就在双方紧张谈判的时候，蒋介石唆使阎锡山突袭上党地区，以求占据战略优势，却被刘伯承、邓小平率部夺回失地，使阎锡山损失其总兵力的三分之一。上党之败让国民党在谈判桌上的气焰低了不少。
得知消息的毛泽东神色如常，不以胜局傲人，谈判仍在继续。
9月27日，毛泽东接受路透社记者甘贝尔的采访。甘贝尔在采访完后对毛泽东说：“看来你是一位温和的共产主义者，你给我留下了美好的印象。”
毛泽东的回答出乎他的意料：“记者先生，我是一位扎根在中国土壤中的共产主义者，我首先是一位中国人，然后是一位共产主义者。我得把强国富民放在第一位。”
为了中国人民的和平和建设事业，中国共产党可以先把共产主义的美好理想放一放，同国民党及各民主党派一起建设国家。
10月10日，国共两党签署“双十协定”。协定提出，和平建国的新阶段即将来到。
然而墨迹未干，烽火又起。1945年10月12日，国民党军队和日伪军20万向豫北解放区进攻，先后攻占八路军从日军手中拼死解放出来的8个县城。结果是赔了夫人又折兵，不仅损兵11万，而且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新八军军长高树勋率部起义，成为全国解放战争期间第一个起义的国民党高级将领。毛泽东、朱德联名向高树勋发出贺电：“闻吾兄率部起义，反对内战，主张和平。凡属血气之士，莫不同声拥护，特电驰贺。”
国民党又回到了谈判桌上。
1946年1月10日，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开幕，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推动政协会议达成五项协议：改组国民政府，成立政府委员会，中央政权的体制相当于英国、法国的议会制和内阁制等等，有力地冲破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实现民主政治，和平建国。这是中国共产党对于民主制度的一次努力。
一时之间，政协协议得到各界的热烈支持，在一个时期内，是否忠实履行政协协议，成为人们衡量政治是非的重要尺度。然而人民再次失望。
1946年2月11日天津《大公报》发表文章：《陪都怪现象：铁棍打散民众集会》：在重庆各界庆祝政治协商会议成功的万人大会上，五六百人突然手持铁棍挥舞殴打进步人士，李公朴、郭沫若等60余人被打伤。警察多人在场，不加制止，反将参加会议的工人捕去，失踪者亦不少。
这就是后来历史上所说的“校场口惨案”。
目击这一幕的冯玉祥用自己的笔记录了他所见到的事实：
开个庆祝会，本来是很对。会竟没开成，民众被打退。
对着主席团，居然发大威，有的破口骂，有的砖石飞。
章乃器被打，李公朴被毁，郭沫若受伤，施复亮挨捶。
有些挨打者，打伤两条臂。还有受伤者，打坏一条腿。
拳打和脚踢，施君伤为最。……
“革命”政府地，这种行为太不对。
定是被人哄，自己不知罪，任意打伤人，外人皆落泪。
人家不讥笑，国家名誉毁，如何站得住，四强之一位。
第三部分 第83节：七、抗争(14)
丢脸太丢脸，自抹一鼻灰！
气坏有识者，志士落血泪。治安负责者，应快去认罪。
军警管何事？难免无法推，食民之脂膏，不能装着睡！
真理是真理，是非是是非，不可手遮天，胆大胡妄为！
还望从今后，人人大觉悔。
法西德、日、意，从根被摧毁；
再去仿效他，实在自找罪。东西法西犯，无处可逃避。
快醒快快醒，做“人”最可贵。
这一事件暴露了国民党的真实用心。五项协议意味着国民党一党独裁的地位会失去，他们自然不愿意看到这一幕。它使各界群众增强了对中国共产党的了解，懂得了什么人应当对这场战争承担责任。
1946年3月召开的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上，蒋介石命令部下对政协决议“妥善补救”。实际上是要以扩大内战的行动，使政协协议成为一纸空文。
中共代表团李维汉于返回延安的当天，在日记中写道：“国共谈判破裂了，但我党满载人心归去。”
1946年6月，内战全面爆发，国民党完全走向漂亮口号的反面。和平难产，战争却迫不及待地来了。
国民党参谋总长陈诚扬言：“也许3个月，至多5个月，便能整个解决中共部队”。
陈诚并不完全是信口开河，他的观点有一定的事实依据。
国民党控制着全国几乎所有的大城市和主要交通干线，几乎全部的现代工业，以及全国76％的土地和71％的人口。中国共产党只占土地的24%和人口的29%，除哈尔滨外没有一个大城市，经济上主要依靠农业，缺少工业，交通运输只靠人力背、大车拉、小车推。国民党的兵力是共产党的3倍，而且占据海陆空的全面优势。
战争爆发了，发动战争的手无法左右战争的结局，更无法控制历史的车轮前进的方向。胜负其实早在战争前就已注定。
1944年，美国外交官谢伟思在与毛泽东进行了一次持续
6小时的谈话后，认为：“我的看法和大多数自由主义的美国人的意见是一致的。中国共产党的纲领—他们的统一战线政策和联合政府，被很多美国人，无疑还有我自己，认为是最好的政策。”
联合政府逐渐成为当时中外舆论共同认可的中国未来之路。
在战争结束前，中国共产党提出了组建联合政府的建议，不过对于提出此建议的共产党参议员林伯渠和其他6位中共参议员，从1938年开始，国民党给予他们的名义不是党派的代表，而是文化界代表。这一现象耐人寻味。
1928年，国民党通过《中华民国训政纲领》，规定国民党享有一切权力，此后又进一步规定国民党以外的任何其他政党都是“非法党”。公民和其他所有政党都不享有包括选举权在内的一切政治权利。这也就是林伯渠们成为“文化界代表”的原因。
1929年，国民党确立了一党独裁的理论基础，其荒谬到了难以自圆其说的地步：
“中华民国人民，在政治的知识与经验之幼稚上，实等于初生之婴儿；中国国民党者，即产生此婴儿之母；既产之矣，则保养之、教育之，方尽革命之责；而训政之目的，即以保养、教育此主人成年而还之政，为其全部之根本精神；故训政纲领开宗明义即以中国国民党依照建国大纲，训练国民使用政权。”“于必要时，得就人民之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等自由权，在法律范围内加以限制。”
结果，这一训练长达近20年，国民党仍认为中国人民没长大。一直到1948年，眼看败局日显，才由“训政”改为“宪政”，这也不过是换汤不换药，在原来的苦药上撒了一点糖。喝起来有点甜，实际上还是老样子。
随着与地方实力派的战争不断地胜利，蒋介石在国民党内威权日重，他坚持“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执政理念，干脆把一党独裁变成一人独裁，一切党政军大权均操于己手。曾经与他相处了数年的美国将军史迪威在日记中对这位
“中国领袖”进行过深入的分析。
第三部分 第84节：七、抗争(15)
1943年1月26日，史迪威记下了一顿无趣的晚餐，他对蒋介石唯我独尊的派头进行了细致的描写：
“很简单的饭菜，没有什么仪式，但是天啊！那种气氛。在这个至高无上的人面前没人敢说一句话或发表一个观点。沉默一直延续到一颗智慧之珠落下，或是某个鲁莽的外国人询问西瓜是否出自哈密。你从僵直的姿势和紧张的神情可以想见，汗水正从这些家伙们的后背淌下。……没有争论，没有提问，只有毫无表情的脸和冰冷的端庄举止。”
这是充满封建意味的一幕，但是实际上蒋介石的独裁效率低下，对具体事务的控制力很弱，因为人人都在阳奉阴违，“到处都在扯皮、瞎忙……我面对的只是拖延、虚伪、懒散、迟钝和麻木不仁。此外还有阴谋、对抗、欺骗和阻碍。”
在史迪威的笔下，蒋介石是权力欲与实际控制力、组织力并不匹配的人。他发现了真相：
“‘花生米’（指蒋介石）其实算不上独裁者。他发布命令，每个人都鞠躬说‘是’。但谁也不干什么。他了解盗窃和腐败的全部情况，但他没有治愈这一问题的力量……他也了解全部恶劣条件，但他做不了什么……挽救中国的不是军队进行的战争，而是国家的辽阔面积和交通的不便（说的虽是抗战，实际上解放战争也一样）。”
虽然蒋介石娶了个在美国政治环境中长大的宋美龄，但其实宋美龄在政治观念上也颇受蒋介石的影响。据说，抗战时期宋美龄出访美国，罗斯福总统的夫人非常喜欢宋美龄，一次两人一起用餐时，罗斯福总统夫人问，中国如果发生了示威游行会怎么办？这位美丽的东方女子优雅地用手指划过自己的脖子，令老夫人心惊不已。
蒋介石更是缺乏民主思想和民主意识，控制一切的欲望使他根本想不起还有民主这回事，当他想到的时候，也是用其来装点一下民国的政治。
1945年，人们还在提醒民国政府实行真民主，《新华日报》发表文章称：“中国人民为争取民主而努力，所要的自然是真货，不是代用品。把一党专政化一下妆，当做民主的代用品，方法虽然巧妙，然而和人民的愿望相去十万八千里。中国的人民都在睁眼看，不要拿民主来欺骗我们啊！”
1年之后，这个政府的所为就打碎了人们的美好愿望。
1946年2月1日，茅盾在《新华日报》发表看法说：
“20年来，尤其是最近几年，我们天天见的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政府所颁布的法令，其是否为人民着想，姑置不论。最使人愤慨的是连这样的法，政府并未遵守。政府天天要人民守法，而政府自己却天天违法。这样的作风，和民主二字相距十万八千里！所以民主云云者是真是假，我们卑之无甚高论，第一步先看政府所发的那些空头民主支票究竟兑现了百分之几？如果已经写在白纸上的黑字尚不能兑现，还有什么话好说？所以在政治协商会议开会以前，我们先要请把那些诺言来兑现，从这一点起码应做的小事上，望政府示人民以大信。”
可惜，谆谆之言犹在耳，蒋介石已撕毁协议，全无信义，勿论民主！
这是蒋家王朝土崩瓦解的重要原因。
1945年，随着胜利的钟声响彻世界，各国政府开始引领人民重建家园。然而，此时与世界各国弥补战争创伤、加快恢复国力的普遍行为相比，中国却出现很不寻常的现象，这一现象所导致的结果极其严重。
随着大批国民党军队开始接收被日军占领的各大城市，有几个名词变得很时髦，那就是接收大员和五子登科、有条有理、无法无天。
1945年9月，上海成立“敌伪机关及资产接收委员会”，此后与接收有关的机构越来越多，从军队到各部、各政府都有“办事”机构专门接收“伪产”。有的为了争夺“伪产”，还闹得架起机枪。所谓“伪产”其实有很多是敌伪夺自普通公民的私产，如今一“接收”，不问出处，概不负责，只管夺走。
五子登科是房子、女子、金子、车子、票子照单全收；有条有理指不管是汉奸还是日本人，只要有金条送接收大员，都有理可讲，汉奸定罪轻重，以送礼多少来定；无法无天是指不怕犯天大的罪，只要有等身的黄金，不管办什么事，都要向当事人要钱，有了金条，一切迎刃而解。
第三部分 第85节：七、抗争(16)
起初，大后方的法币与沦陷区的货币实值相差不大，但国民党政府规定将法币与伪币的兑换率定为1∶200。一纸命令下来，沦陷区经济迅速崩溃，在重庆只能买四根油条的钱，可以在上海的酒楼摆上两桌酒席。携带大量法币的接收大员们发了大财，而沦陷区的人民顿成赤贫。
当时有一位诗人极为生动地写出了这堕落的浮世绘：
发票贴在印花上，寇丹揭在脚趾上，
水兵出巡马路上，吉普开到人身上。
黄浦氽到阶沿上，房子造在金条上，
工厂死在接收上，鸟巢做在了烟囱上。
演得好戏我来看，重税派在你头上，
学生募捐读书钱，教师罢工课不上。
仓库皮子一把火，仓库馅子没去向。
廉耻挂在高楼上，是非扔进大毛坑。
民主涂在嘴巴上，自由附在条件上，
议案协定归了档，文章写在水面上。
学生游行坐卡车，面包装在吉普上，
自由太多便束缚，羊枣优待故身亡。
脑袋碰在枪弹上，和平挑在刀尖上，
中国命运在哪里？挂在高高鼻子上。
米粮落入黑市场，面粉救济黄牛党，
财政躺在发行上，发行发到天文上。
上海跳舞中国饿，十九个省份都闹荒，
收购军米免征粮，树皮草根啃个光。
百姓滚在钉板上，汉奸坐牢带铜床，
曲线软性是救国，地上地下往来忙。
南京复员拆篷户，广州迎驾砖砌窗，
力气使在市容上，四强之一叮叮当！
人们说起了无奈的顺口溜：“想中央，盼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
1945年9月，上海《大公报》发表社评《莫失人心》：“在热烘烘、乱嚷嚷中，这二十几天时间，几乎把京沪一带的人心丢光了……”
1949年初，日落西山的蒋介石对部下们说：“……在接收时，许多高级军官大发接收财，奢侈荒淫，沉溺于酒色之中，弄得将骄兵逸，纪律败坏，军无斗志。可以说，我们的失败，就是失败于接收。”
国民党政府中负责经济接收的重要人物邵敏麟也看不下去了，向蒋介石进言：“像这样下去，我们虽已收复了国土，但我们将丧失民心”，其结果使政府“基础动摇，在一片胜利声中早已埋下一颗失败的定时炸弹”。
后来，国民党机关报《中央日报》在《革新运动的纲领》中阐述实行民生主义，说：
“谈到实行民生主义，那就必须立刻伸出打倒官僚资本的铁拳。这铁拳当然是从党内打起，然后再打到党外。我们应该查一查：党内的官僚资本家究竟有若干？他们的财产从何而来？是‘国难财’的累积，还是‘胜利财’的结晶？是化公为私的赃物，还是榨取于民间的民脂民膏？”
这一主张看起来虽然解气，实际却没有可操作性。
当国民党政府的经济日益崩溃的时候，“太子爷”蒋经国到金融中心去整顿，试图“打几只老虎”来力挽狂澜。不料一打就打到了表兄弟的头上。蒋经国倒是想做一回铁面无私的包青天，却不料宋美龄赶着来说情，见没什么效果，又鼓动蒋介石放下正打得不可开交的徐蚌会战（即淮海战役）来救驾，终于从蒋经国手里把人救了下来，可是上海的经济就再也救不了了。
其实，早在1940年，著名经济学家马寅初就痛批过国民党的腐败：
“前方抗战，百十万之将士牺牲头颅热血，几千万之人民流离颠沛，无家可归，而后方之达官资本家，不但于政府无所贡献，且趁火打劫，大发横财，忍心害理，孰甚于此！”
马寅初骂得痛快，却因为这些话被关进集中营近两年。
还有一幅漫画上，一个人从坐下吃面到起身付账，价格涨了3倍。这是当时国统区的真实写照。1948年8月，法币发行额比1937年增发47万倍，物价上涨700多万倍，人民买块肥皂也得用麻袋装钱。1947年，各地饥民达1亿人以上，占国统区人口的四分之一。
第三部分 第86节：七、抗争(17)
1947年底，国民党官方经济专家黄元彬说：“每过一个年关，物价必上涨一倍到四倍。而且这个倍数率也是逐年递增的。……估计到明年农历正月元宵节时，物价将可能比今天上涨十倍。……经济发展有其本身的规律，绝不是警察和铁甲车所能阻止得了。中国经济是加速度往崩溃飞奔了。”
连当时国民党公职人员也难以维持生活，上海高检处的书记官1个月的收入只够每天买一瓶半开水，到1949年2月，国民党军队中下等兵每月薪饷只够买15个烧饼，而上将的薪饷也只够买1担多米。饥民遍野，大城市街头到处可以看到冻饿而死的难民。
人民活不下去了，普遍开展的反内战、反饥饿、反独裁运动，与战场上国民党军的溃败共同演绎着落花流水春去也的故事……
1948年11月20日，《观察》杂志发表文章检讨国民党在东北的失守说：“不是林彪太凶，而是国军太糟，政府太无能，剿人不成，反把自己剿了……”
美国记者白修德在晚年所写的《探索历史》一书中，做了这样的描述：“不论你在何地进行采访，也不论你是在重庆或是在外地了解情况，结论是：政府机关、医院、军队司令部、大学、省政府等一切机构都是形同虚设，或者是行将崩溃。这种崩溃的过程是在无声无息中进行的。”
1949年8月，美国发表美中关系白皮书，比较尖锐地数落了国民党政府的腐败。蒋纬国对此的理解是：“中国大陆的沦陷，是由于中国政府的腐败无能，美国不负任何责任！”
1946年，20年代的狂放诗人、40年代的“民主斗士”闻一多被国民党暗杀。
九一八事变后，面对高涨的爱国学生运动，闻一多曾经反对学生罢课，主张开除学运积极分子。学生也将矛头对准闻一多，甚至发表《驱闻宣言》，认为他是“准法西斯主义者”。西安事变时，闻一多与清华大学的一群教授们发电指责张学良叛变，而电文的执笔者也正是10多年后“宁肯饿死，不食美援”
的朱自清。
在20世纪40年代初，闻一多依然视蒋介石为英明领袖，但
1943年蒋介石发表《中国之命运》一书，公开宣扬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专制主义，这令闻一多异常失望，他说：
“《中国之命运》一书的出版，在我个人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我们英明的领袖原来是这样想法的吗？五四给我的影响太深，《中国之命运》公开向五四挑战，我是无论如何受不了的。”
而此时延安只有4个警察的报道，使他印象极为深刻，他通过多方途径了解解放区的一切，他认为“只有在那样的新社会秩序下，青年人才可以毫无阻碍地接受民主的教育”。1944年，他表示“将来一定请求加入共产党”。可惜这个愿望没有完成，闻一多就死在了国民党的枪口之下。而朱自清得知闻一多被害，义愤填膺，写诗道“你是一团火”，“烧毁了自己，遗烬里爆出了新中国”。
1948年8月12日，朱自清弥留之际留给妻子一句话是：“有件事要记住，我是在拒绝美援面粉的文件上签过名的，我们家以后不买国民党的美国面粉。”
对于国民党的执政，中国知识分子们伤透了心。
曾自称“我是一个温和的改良主义者，当然没有革命的意识”的中国著名美学家朱光潜痛批国民党：“已往官场贪污是例外，今日官场不贪污是例外。”
“目前许多危害国家的事，像贪污枉法，囤积居奇，扰乱金融，侵犯人民基本自由等等，莫不先由军政要人作俑。”
章乃器，在抗战胜利后参加民主建国会，试图在国共双方以外形成“第三种势力”，他在《我想写一篇小说—二十年一梦》中说：
“中国的平民，向来不爱过问政治，认为政治只是那些大人先生们争权夺利的把戏。但是大人先生的争权夺利，无论是和平榨取，和平分赃，或是暴力抢夺，军事斗争，结果被牺牲的总是多数平民。当前的内战，就是最明显的例证。”
第三部分 第87节：七、抗争(18)
他的愿景是：
“我们愿以纯洁的平民的协力，不右倾，不左袒，替中国建立起一个政治上和平奋斗的典型。”
然而，他美妙的愿景在独裁者眼中不值一哂。
对于一些曾经主张在国共之外走第三条道路的民主党派人士来说，闻一多之死是一个非常不妙的信号。不久，继闻一多、李公朴之后，多名民主党派人士被逮捕、绑架、暗杀。到1947
年，国民党当局干脆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强迫解散。各高校特务横行，经常有师生被捕、失踪，这就使“在蒋介石统治下进行任何和平运动、合法运动、改良运动的最后幻想归于破灭”。第三条道路失败，民主与自由的理念在蒋介石的独裁统治下碰得粉碎。
面对如此种种，中国的知识分子面临着人生的抉择。
据后来统计，1948年选出的81位中央研究院院士中，57位留了下来，占总数的70％。国民党原有将北大、清华、复旦等大学南迁的打算，都被各校制止。
对于新生共和国的期许使许多中国知识分子留了下来。这令夏衍有些不太明白，他在《懒寻旧梦录》中感慨地说：
“十月革命以后，俄国的大作家如蒲宁、小托尔斯泰，以及不少演员都跑到西欧和美国，连高尔基也在国外待了10年。而中国呢，1949年新中国成立，不仅没有文艺工作者‘外流’，连当时正在美国讲学的老舍、曹禺，也很快回到了刚解放的祖国。”
问题并不复杂，作为所有有良知的中国人，作为不忘鸦片之耻、甲午之耻、庚子之耻、九一八之耻、南京大屠杀之耻的中国人，使自己的祖国走上复兴之路是无数知识分子多年的梦想。多少强国富民的构想，多少建设发展的宏图，多少在昏暗的岁月里捂得泛黄都难得一用的计划，在眼看着新的国家就要建立、发展的时刻，谁不愿以心香一瓣致于复兴之基呢？
有一些老知识分子则在一个更为广阔的历史空间中体味着世事变迁。他们的选择也许更有说服力。
张元济，这位戊戌变法的亲历者，这位一生不忘中国近现代以来的一桩桩奇耻大辱，一直致力于寻求中国富民强国之途而不可得的老人，曾经自称“问题中人”，甚至不相信有生之年还能看到中国统一。当他在1949年看到五星红旗升起的时候，兴奋不已地给毛泽东写信，并专门送上一套林则徐的文集，他说：
“昨日会推元首，我公荣膺之选，为吾人得人庆也。英伦三岛昔以鸦片强迫售我，林文忠焚毁，乃愿辄于半途，酿成辛丑条约之惨。桎梏百年，贫弱日甚，后虽设禁，终多粉饰。我公发愤为雄，力图自强，必能继前贤，铲此毒，一雪此奇耻。”
他认为中国共产党的三大历史功绩是：全国统一，国权树立；引入了几千年来所缺乏的团体生活；“透出了人心”。他为自己写的挽联是“及身已见太平来”，他为自己能在有生之年看到中国得享太平而兴奋，其喜悦之情完全不像是在写挽联，着实透着点得意和欣慰。
1948年6月4日，章乃器执笔写《在港各界民主人士响应中共“五一”号召的声明》，认为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真太合时了。一定可以使大家感到非常快慰，这证明了中共的领导人物，不但是政治经验丰富，而且能高瞻远瞩，把握住每一个阶级的人民期望。”
1949年元旦，章乃器在《华商报》发表《新的转折点》一文，称：“人类历史亦翻到更光荣灿烂的新页，……整个亚洲大局，将于今年到了一个新的转捩点。”
早在20世纪30年代后期，毛泽东就开始撰写一批重要的理论著作，系统阐明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
毛泽东总结了中国革命的经验和教训，从中国的实际出发，用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分析中国的具体问题，提出了一系列正确观点。在1945年4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毛泽东思想被确认为党的一切工作的指针。
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中国的前途和道路日渐清晰。就在1945年夏天，民主人士黄炎培来到延安。他与毛泽东进行了长达十几个小时的促膝谈话。
第三部分 第88节：七、抗争(19)
黄炎培希望毛泽东找出一条新路，跳出历史上王朝兴衰周期率的支配。
毛泽东回答道：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这条新路，就是民主。毛泽东所说的民主新路，正是推翻两千年封建专制后，中国人民一直盼望实现的道路。
在向着这一理想前行的同时，解放区的实践正在把一个延续了两千年的关于土地的梦想变成现实。
有张真实的图片，一个农民工工整整地在土墙上抄写着《中国土地法大纲》。
1947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颁布执行《中国土地法大纲》，它旗帜鲜明地规定：“废除封建性及半封建性剥削的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
两千年来，中国历朝历代农民梦寐以求的“耕者有其田”在中国大地上轰轰烈烈地推行着，当年孙中山先生逝世时仍念念不忘的“耕者有其田”在广大的中国农村变成现实。
1年之后，1亿人口的解放区内，近9000万农民分得了土地。这是中国农村社会的大变动，是一场真正意义上的大革命。改革的力量直指每一个中国农民的心头，而无数中国农民的力量正是可以决定中国命运的力量。
当时许多解放区的农民表示：“解放军打到哪里，我们就支援到哪里！”淮海战役，解放军官兵60余万，支前民工230万，百万雄师过大江的时候，在身后的是3倍的支前民工。陈毅在《记淮海战役前线见闻》中描绘了一幅壮丽的画卷：
“几十万，民夫走不动。骏马高车送粮食，随军逐西东，前线争立功。担架队，几夜不曾睡，稳步轻车访伤兵；同志戴花最高贵，疼痛可减退？”
这是一场摧毁中国封建制度根基的社会大变革，不废除地主土地所有制，便没有彻底的反封建可言，也没有什么中国的现代化可言。中国共产党领导土地革命的这个事实，使讲求实际的中国农民看清了谁代表着他们的愿望和根本利益，从而得到了他们的全力支持，这是一个足以排山倒海的力量，仅当时的合江省两年内就向东北野战军输送子弟兵6万余人。
在国统区，《中国土地法大纲》引起了广泛反响。国统区的一家刊物公开出了一个特辑，题目就叫：《把握解决时局的关键—研究中国的土地改革问题》，它不仅登出了土地法大纲原文，还刊登了狄超白、陆诒等五位学者的意见：
“中共新颁土地法的内容是很现实的……其目的在消极方面是废除封建剥削，积极方面是挖掉中国社会的病根，使农民生产力得到解放……然后才能发展工作。”
“中国旧有土地制度，正是封建统治的基础；也是受帝国主义侵略压迫的根源。只有把这不合理的反动制度连根拔除，才能一劳永逸地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任务。”
1948年，国民党当局也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限田减租”成了一致呼声，但却下不了彻底废除土地所有制的决心。
8月5日，国民党政府与美国签订《复兴中国农村协定》，通过在浙江等地设立实验区，进行农耕改革，建立保健制度，推行乡村教育，促进农产品出口。
可惜农村的元气已被耗尽，修修补补的临阵磨枪已无济于事。
1949年4月2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南京，当青天白日旗悄然坠落的时候，国民党台湾省主席陈诚宣布“台湾私有土地租用办法及实施细则”，并开始执行“三七五减租”。国民党执政22年都没有做的土地改革在解放军的炮声中拉开了序幕。
美国学者邹谠认为：“大刀阔斧的改革将对统治集团中的既得利益集团不利，并很可能摧毁它的权力基础。”那么它的权力基础是什么呢？美国外交官谢伟思说，国民党是“一个主要兴趣在于维护个人权势，排斥外来人才，为争地位而互相倾轧的保守政治集团”。它立足于“农村的地主绅士、军人、较上层的政治官僚阶层、与政治官僚阶层有密切联系的商业银行家这一狭隘的基层”。
曾经被蒋介石掘开花园口制造的黄泛区，成为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的通道；曾经被蒋介石轻易扔给日本侵略者的东北敲响了国民党集团的第一声丧钟；曾经上演过“五子登科”丑剧的南京、上海一一回到人民怀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