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时，蔡锷本为新军协统。武昌义旗一举，他就在昆明响应，年方30即为云南都督。对于袁世凯，他向来敬重。据梁启超说，袁世凯曾以1000元资助蔡锷留学日本。1912年，袁作为颠覆封建政体的功臣，还曾得到蔡锷的盛赞：“闳才伟略，实近代伟人。”
宋教仁之死令蔡锷对袁世凯心生不满，曾通电谴责，但他也反对国民党诉诸武力，希望保持来之不易的和平，他说宋教仁“生前于南北意见极力调和，若令身后惹起南北恶感，恐九泉之下亦不心安”。
但袁世凯对蔡锷深怀戒心，1913年10月，令蔡锷赴京。蔡锷知道这是是非之地，于是韬光养晦，流连风月场所，以释袁世凯之疑。随着袁世凯称帝的野心日益表露，他与老师梁启超商量对策，两人分工协作，梁启超作文反对袁世凯称帝，就是引领舆论、给袁世凯当头一棒的《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而蔡锷的任务则是暗中联络各部，组织军事力量以护卫共和国。蔡锷不仅组织起了旧部，甚至还与袁世凯的重将段祺瑞、冯国璋等人暗通消息，达成默契。
蔡锷曾与梁启超相约：“事之不济，吾侪死之，决不亡命；若其济也，吾侪引退，决不在朝。”师徒二人决意以死捍卫共和政体，成功的话也是功成身退。其气节之昭昭，令人感动。
1915年11月中旬，蔡锷在小凤仙的帮助下逃出北京，几经艰难，终于抵达昆明。对于蔡锷的行动，袁世凯感叹说：“此人之精悍远在黄兴及国民党之上，即宋教仁或亦非能匹。”蔡锷成为袁世凯称帝最大的敌人。
刚到昆明不久，蔡锷即在昆明护国寺重招旧部，发表演说：
“袁势方盛，吾人以一隅而抗全局，明知无望，然与其屈膝而生，毋宁断头而死。此次举义，所争者非胜利，乃中华民国四万万众之人格也。”
1916年1月1日，中华民国护国军政府在昆明成立。随后蔡锷率领3000人部队北上，以不足两月的给养与袁世凯派出的十数万部队鏖战数月。到后来，即使“衣不蔽体，食无宿粮”,
蔡锷也毫不退缩。他抱定必死之心，将所有的才智激发出来，以一支孤军却在战场上占据优势。他致信妻子，说：“此次事业，较之辛亥一役，觉得更有光彩，而所历之危险亦大，事后思之，殊壮快也。”
蔡锷义旗一展，各地纷纷响应，反对帝制的呼声响彻中华大地。甚至，袁世凯曾经的心腹部下冯国璋也联合江西将军李纯、湖南将军汤芗铭、浙江将军朱瑞、山东将军靳云鹏等5位重将联名通电，要他“取消帝制，以安人心”。
1916年3月，走到众叛亲离之绝境的袁世凯宣布取消帝制，他只做了83天的短命皇帝，就又做回大总统。可是，人们哪里能容得他如此视国家命运如儿戏、翻手为云、覆手为雨？骂声不绝之下，袁世凯死于1916年6月6日。副总统黎元洪继任。
据说袁世凯死前亦有悔意，曾作遗书一封云：“为日本去一大敌，看中国再造共和。”
袁世凯至死才想起日本之威胁、共和之重要，整个中国却已经为他的野心创痛伤重了。
保护共和政体的事业成功了，而作为领导者的蔡锷身患重病，于1916年的冬天逝于日本福冈大学医院，年仅34岁。黎元洪派特使护送蔡锷遗体归国，并举行国葬。
英雄壮年逝，使人扼腕哭。梁启超在挽联中写道：“国民赖公有人格，英雄无命亦天心。”
第三部分 第55节：五、乱局(7)
宋教仁的死，成就了袁世凯的窃国之行；蔡锷的死，衬得中国的政局更加昏暗。
此时的中国是野心家的天堂，有共和之名，而无共和之实，共和成了一块招牌。民国的政坛从此乱不可言，张勋复辟，曹锟贿选（1924年，曹锟用金钱收买国会议员，当上了贿选总统，一时引得世界舆论大嘲，美国时代杂志的报道题目是《仍无总统》）。人们讽刺当时的政治是：“君主专制，贾卖御史；富豪专制，典卖议员！”
军阀们你方唱罢我登场，一幕幕丑剧接二连三上演。名义上有国民政府，实际上是军阀割据，到了后来，从占据半个县到独霸一省或几省，阴谋与政变、战争与混乱是那个时代的主旋律，“城头变幻大王旗”是最常见的场景。
许多军阀为保自己利益，不惜出卖主权以换取外国的支持。
20世纪20年代的一位美国外交官马克穆利说：“在目前中国这种狗咬狗的争斗中，我们并不偏爱谁，对我们来说，他们都一样……”
1916年，天津南开学校的一位学生作诗道：
茫茫大陆起风云，举国昏沉岂足云；
最是伤心秋又到，虫声唧唧不堪闻。
他是周恩来。这首诗反映了当时中国的先进分子对中国命运的担忧。
悲愤的孙中山一次次在南方发动革命，以推翻北洋军阀。10余年里，屡战屡败，屡败屡战，到死也没有看到打倒北洋军阀那一天。
辛亥革命的功臣蔡济民写下诗句说：
无量头颅无量血，可怜购得假共和！
许多人从推翻清政府的盲目乐观中清醒过来。怎样才能救中国？这是那个时代每一个爱国者所思考的问题，对这个问题的求索在20世纪前半叶的中国掀起了波澜澎湃的时代大潮。
4．救中国、建共和，
首先得进行思想革命。
茫茫神州，路在何方？
此时，种种救国学说在中国大地应运而生，诸如教育救国、科学救国、实业救国，甚至军国主义救国等纷纷出现。在1915
年，大多数人并没有注意到上海一份刊物的诞生。
1915年9月15日，也就是“二十一条”引起的怒潮未消，而袁世凯称帝又甚嚣尘上的时候，《青年杂志》创刊于上海黄浦江边。辛亥革命时担任过安徽都督府秘书长的陈独秀在创刊词《敬告青年》中号召国人建设一个青年中国，这个中国应当具有六个特点：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
在这个昏乱的时代，尤其是帝制对共和的反扑使陈独秀等一大批知识分子意识到中国的问题不是简单的政治革命可以解决的。因为中国国民性中对于国家危机“若观对岸之火，熟视而无所容心”，这是“亡国灭种之病根”，
陈独秀认为在中国搞单纯的政治革命没有意义，要想“救中国、建共和，首先得进行思想革命”，使人们从封建思想的束缚中解脱出来。
陈独秀写道：
“这腐旧思想布满国中，所以我们要诚心巩固共和国体，非得将这班反对共和的伦理、文学等等旧思想，完全洗刷得干干净净不可。否则不但共和政治不能进行，就是这块共和招牌，也是挂不住的。”
思想革命渐渐成为当时中国知识分子的共识。一场文化启蒙的运动终于在中国展开。
1年后，《青年杂志》改名为《新青年》。《新青年》在新青年中大行其道，但有趣的是，这一切颇得力于一位老翰林。
1917年1月4日，在一场大风雪中，北京大学迎来了他们的新校长蔡元培。出人意料的是，这位新校长毫无官僚气，他向校工们脱下礼帽，郑重其事地鞠了一个躬，以一个平民的姿态走进中国的最高学府，也走进了中国历史。而中国知识分子也开始从庙堂走向民间，从官场走向象牙之塔、十字街头。
为推翻清政府，这位光绪皇帝御笔钦点的翰林曾经为革命党制造炸弹，但新生的民国让他失望。他秉持教育救国的理念，希望能通过改造一所堕落的大学，用教育和启蒙的方式为中国培养人才。
第三部分 第56节：五、乱局(8)
刚进北大，蔡元培就宣布了“囊括大典，网罗众家，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厉行改革。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力排众议，聘请没有高等学历的陈独秀为北大文科学长。
在一家旅馆，人们经常会看到有趣的一幕。蔡元培几乎天天去看陈独秀。陈独秀起得晚，于是蔡元培便向旅馆借一个凳子，在陈独秀门前等候。几顾茅庐终于把陈独秀请进了北大，《新青年》也随之进入北大。
陈独秀将《新青年》主要撰稿人、26岁的胡适也聘为北大教授，鲁迅等人也开始在《新青年》上崭露头角。
由此开始，当时中国第一流的学者纷纷进入北大，北大拥有了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辜鸿铭、刘师培等等一大批优秀的教师。
正如吕思勉在《蔡孑民论》中说：“孑民先生主持北大，所以能为中国学术界开一新纪元，就其休休有容的性质，能使各方面的学者同流并进，而给予来学者以极大的自由，使与各种高深的学术都有接触，以引起其好尚之心。”
美国学者莫里斯认为，聚集在《新青年》周围的知识分子的重要性是很难估价的。他们的著作铸成了一代年轻学生的信仰和态度，1919年五四运动后，这些学生是政治上的生力军，并成为现代中国革命的领导者。
蔡元培指出：“无论为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有理，持之以故，尚不达到自然淘汰之命运，虽彼此相反，而悉听其自由发展。”
也许就是这种宽容造就了百家争鸣的北大，也进一步在中国激起了新文化运动的浪潮。
1916年初，《新青年》上发表了一篇重量级的文章《文学改良刍议》，提出“八事”主张：须言之有物、不模仿古人、须讲求文法、不作无病之呻吟、务去滥调套语、不用典、不讲对仗、不避俗字俗语。这就是改革文学的“八不主义”。《文学改良刍议》也因此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一声响亮号角，作者胡适被称为“首举义旗的急先锋”。
他认为：“死文字决不能产生活文学。若要造一种活的文学，必须有活的工具……我们必须先把这个工具抬高起来，使他成为公认的中国文学工具，使他完全替代那半死的或全死的老工具。有了新工具，我们方才谈得新思想和新精神等等其他方面。”
但是在当时，胡适的主张是颇受争议的，甚至他的一些好友对其主张也“颇不以为然”。但胡适始终不放弃，对朋友们说“文字没有古今，却有死活可道”。
1916年8月23日，胡适写出一首白话诗：
两个黄蝴蝶，双双飞上天。
不知为什么，一个忽飞还。
剩下那一个，孤单怪可怜。
无心也上天，天上太孤单。
胡适与白话文
胡适是提倡白话文的先行者，但是白话文与文言文孰优孰劣，却总有人置疑。甚至在他发表《文学改良刍议》的18年后，还有人问类似的问题。
一次，胡适在北大上课，兴之所至，大讲白话文的优点，有学生反问：“难道白话文就没有一点缺点吗？”
胡适说：“没有的。”
学生追问：“那打电报的时候呢？”
胡适说：“前几天行政院有位朋友打电报邀我去做行政秘书，我不愿从政，决定不去。为这事，电报回复，白话文写的，也很省事，在
胡适（1891年-1962年），安徽绩溪人
座诸君不妨用文言看如何回复?”
学生们认真思量，答案林林总总，不一而足，字数最少的是：才学疏浅，恐难胜任，不堪从命。
胡适笑着说：“干不了，谢谢！”
这可以算是中国最早的一首白话诗，虽然它还稚嫩得仿佛新生儿，但正是由此开始，才有了郭沫若的《女神》、徐志摩的《康桥》、俞平伯的《冬夜》等等。白话文开始逐渐为国人所接受，一大批文学家开始用白话文表情达意，而这其中鲁迅的《狂人日记》作为中国第一篇用白话写成的小说，无论是形式还是内容，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第三部分 第57节：五、乱局(9)
“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地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
鲁迅用狂人的口说历史的真面目，并用“救救孩子”向整个中国发出呼吁，号召人们群起反封建，而这正是新文化运动最主要的任务。
它意味着中国人开始对古老中国的传统观念进行深入的反思和批判，并使中国的文化精神为之一变。中国人对中国文化和历史的反省从没有如此深入过，而同时引发的社会影响也从未如此广泛过。妇女解放、婚姻自由、家庭革命等口号发展到实际行动，使新文化运动触及的社会面远比辛亥革命更为广泛、更为深入。
5．国亡了，同胞起来呀！
乱局
——德先生、赛先生，也就是民主与科学。陈独秀认为：“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的一切黑暗。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谩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
民主与科学使当时的青年如获至宝，中国文化界也为之气象一新。孙中山先生赞叹这是“思想界空前之大变动”。德先生、赛先生成为中国此后10余年间人们耳熟能详的名词，也成为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旗帜和精神遗产，正是在对民主与科学的不懈追寻中，中国人开始寻找到走出困境的方略。
多年之后，毛泽东说：“在那时，这个运动是生动活泼的、前进的、革命的。”
在北京的中山公园，有座“保卫和平”牌楼。这座牌楼建于20世纪之初，八国联军侵略中国的年代，原名叫“克林德碑”，是清政府为表示向德国赔罪，而为死于义和团运动的德国公使克林德所建。
1917年，此时的世界时局很令中国人高兴。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了，派出20万华工参战的中国成了战胜国。中国人为这一胜利而欢欣鼓舞。
1918年11月18日，新任大总统徐世昌在故宫太和殿广场举行阅兵式庆祝胜利。
人们将“克林德碑”拆除，改建为“公理战胜”牌楼。一时之间，“公理战胜强权”、“劳工神圣”、“民族自决”的呼声拨动着每一个青年的心弦。人们希望可以用战胜国的身份从列强手中收回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挽百十年国际上之失败”，“与英、法、美并驾齐驱了”。
1919年1月，中国代表团向巴黎和会提出了7项要求，希望撤退外国军队、归还租借地和租界，后来在民众压力下又提出取消“二十一条”的陈述书。
然而，在那个时代，公理并没有向中国人民招手，胜利与弱国无关。中国人民的希望变成了失望。真正的胜利者是美国和日本。
美国人从战争中赚了380亿美元，黄金储备占世界40％，掌握了世界经济霸权。而日本则从亚洲，特别是从中国手中攫取了一系列新的利益。
1919年4月，法国总理叫嚣着：“对于战争的胜利者，是不应该没有利益和好处的。”这句话不是对中国人民说的，而是对日本帝国主义者说的。巴黎和会决定由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同时拒绝取消“二十一条”。巴黎和会给中国的只有八国联军侵略中国时，德国从中国抢走的天文仪器。
5月1日，上海《大陆报》登载了一个消息：“关于索还胶州租借之对日外交战争，业已失败。”
不久，《每周评论》上发表了一篇《秘密外交与强盗世界》：
“这回欧战完了，我们可曾作梦，说什么人道、和平得了胜利，以后的世界或者不是强盗世界了，或者有点人的世界的彩色了。谁知这些名词，都只是强盗政府的假招牌。我们且看巴黎会议所议决的事，哪一件有一丝一毫人道、正义、和平、光明的影子！哪一件不是拿着弱小民族的自由、权利，作几大强盗国家的牺牲！”
中国被怒火点燃了。
5月3日晚，北大礼堂内挤满了青年学生，有人以血书写四个大字：“还我青岛。”不少人还写下了遗嘱。他们相约第二天举行示威，以表达愤慨。
第三部分 第58节：五、乱局(10)
5月4日，下午1点，天安门金水桥前汇集着来自北京各高校的青年学生，金水桥对面飘扬着血书“还我青岛”，旁边还有一副对联：
卖国求荣，早知曹瞒遗种碑无字；
倾心媚外，不期章余孽死有头。
随后，学生开始游行示威，2万份《北京学界全体宣言》出现在北京街头，上面写着：
“现在日本在万国和会上要求并吞青岛，管理山东一切权利，就要成功了！他们的外交大胜利了！我们的外交大失败了！山东大势一去，就是破坏中国的领土！中国的领土破坏，中国就亡了！所以我们学界今天排队游行，到各公使馆去，要求各国出来维持公理。务望全国工商各界，一律起来，设法开国民大会，外争主权，内除国贼，中国存亡，就在此举了！
今与全国同胞立两条信条道：
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不可以断送！
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不可以低头！
国亡了，同胞起来呀！”
悲怆的呼号回荡在中国大地。五四运动爆发了。
当天就有32名学生被捕，却因此引起人们更大的不满。各地群众风起响应，从学生罢课发展到工人罢工、商人罢市。其他群众团体也纷纷成立，各种社会力量直接行动起来干预政治，在亿万顺民中突然爆发出强大的愤怒，整个中国沸腾起来了。
6月5日，上海工人罢工，人数超过2万人。几天后达到五六万人，使海陆交通为之中断，举凡运输、印刷、钢铁、纱厂、土木、车夫全部罢工，甚至连娱乐场所也都停业。理发馆上写
着：“国事如此，无心整容，请君不必光顾。”这股风潮迅速延烧全国。
陈独秀起草《北京市民宣言》，强调“强力拥护真理，平民征服政府”，结果在散发传单时被捕。当时许多人给《每周评论》去信，有一封信中写道：
“依政府的主张，我们小百姓痛苦。
依你的主张，他们痛苦。
他们不愿意痛苦，所以你痛苦。
你痛苦，是为我们痛苦。”
周恩来率天津学生赴北京请愿，一位年迈寡居的母亲给参加请愿的女儿写了这样一封信：
“吾女知之，余系孀居。膝下仅有汝侍奉，以慰晚年。因当局昏愦，国势垂危，各界遣派代表请愿中央，以冀救国之危急，除万恶之官吏。余衰矣，不能随诸君代表后，以尽一份国民之责任。仅遣汝随群贤后作秦庭哭。……因有一言寄汝，宁愿汝死于囹圄之中，以救得国家，勿逍遥于庭帏内而为日后之亡国奴也！吾心虽悲，为救国计，亦愿忍痛，汝之尽孝在此，汝之尽国亦在此，……”
这是一个时代的呼声，也是古老中国对中国青年的呼声。
此时，万里之外的法国巴黎也不平静。
在法国巴黎，面对北洋政府同意签字的命令，中国代表团也在激烈地辩论。时年30岁的年轻外交官顾维钧说：“日本志在侵略，不可不留意。山东形势关夫全国，较东三省利害尤巨。不签字则全国注意日本，民气一振。签字则国内将自相纷扰。”
5位全权代表中3人反对签字。
6月28日，在《巴黎和约》的签字现场，人们惊奇地发现中国代表团的席位上空无一人。这是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第一次对列强说“不”。此时的顾维钧乘坐汽车经过巴黎的街头，他用自己的方式表示了愤怒。
这一天的情景后来常常出现在顾维钧的眼前：
“汽车缓缓行驶在黎明的晨曦中，我觉得一切都是那样黯淡——那天色，那树影，那沉寂的街道。我想，这一天，必将被视为一个悲惨的日子，留存于中国历史上。”
1985年，顾维钧去世。他的最后一篇日记中只有一句话：
“这是平静的一天。”当97岁的他离开这个世界时，中国有了足够的力量维护自己的平静和安全，对于这个国家，全世界终于学会了应该怎样尊敬她。
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意味着中国人民的觉醒，但整个政治局面依然一片黑暗。“中国往何处去”这一问题，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使人们感到紧迫，也使人们感到迷茫。
1年之后，瞿秋白这样评述这个历史性的事件：“当时爱国运动的意义，绝不能望文生义地去解释它。中国民族几十年受剥削，到今日才感受到殖民地化的况味。帝国主义压迫的切骨痛苦，触醒了空泛的民主主义的噩梦。……工业先进国的现代问题是资本主义，在殖民地上就是帝国主义，所以学生运动倏然一变而倾向于社会主义，就是这个问题。”
就在中国代表团拒绝签字的几天后，苏俄发表《对华宣言》，声明将废除对中国的一切不平等条约。欧洲，尤其是苏俄的现实使中国的先进分子开始探索一条新的道路。
第三部分 第59节：六、探索(1)
六、探索
1919年初，梁启超到欧洲游历，此时的欧洲一片战后的荒凉景象，人们的心态更是普遍的沮丧和彷徨。梁启超十分震惊，他在《欧游心影录》中描述道：“全社会人心都陷入怀疑、沉闷、畏惧之中，好像失去了罗针的海船迎着风遇着雾，不知前途怎生是好。”
一位美国记者直截了当地告诉他：“西方文明已经破产了。”梁启超的结论是：“社会革命，恐怕是20世纪唯一的特色，没有一国能免，不过争早晚罢了。”
梁启超的认识是敏锐的，他并不知道就在当时，一战的英雄、法国元帅福熙正沉痛地评价巴黎和会：“这不是和平，这是20年的休战！”
那么，中国呢？被中国视为学习对象的欧洲已然是这副模样，中国该怎么办？出路在哪里？
1920年，一群中国青年来到欧洲，其中一位就是日后新中国总理周恩来。几天之后，他为天津《益世报》写了第一篇通讯，其中说道：
“吾人初旅欧土，第一印象感触于吾人眼帘者，即大战后欧洲社会所受巨大之影响，及其显著不安之现状也。影响维何？曰：生产力之缺乏，经济界之恐慌，生活之穷困。凡此种种，均足以使社会上一般人们饥寒失业交困于内外，而复益之以战争中精神文明所得间接之损失，社会之现状遂乃因之以不安。”
就在周恩来留学欧洲的时候，英国著名哲学家伯特兰·罗素来到了中国，他对中国人说：“我以为产业如何发达，若非社会主义行之，必定有不平之事发生，此阶级压制他阶级，苦者益苦，富者益富，弊害丛生。所以必须生产品、器具、土地、利益，皆归之公有，再分配于个人，不为私人所揽有，方为公道。”
罗素通过对传统的中国文化的深层分析，满怀信心地说：
“假若中国人能自由地从我们西方吸收他们所需要的东西，抵制西方文明中某些坏因素对他们的影响，那么中国人完全能够从他们自己的文化传统中获得一种有机的发展，并能结出一种把西方文明和中国文明的优点珠联璧合的灿烂成果！”
罗素的期望即使对21世纪的中国来说依然有意义。
欧洲国家的缺陷已暴露得如此明显，连许多西方思想家对它的信心也发生动摇，这不能不使许多醉心于西方的中国人感到震惊：难道我们还要沿着这条旧路再走一遍吗？
五四运动前后，大量的思潮和主义涌入中国，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新村主义、互助主义、伯恩斯坦主义、基尔特主义等等。有的人试图在中国广大农村建设新村，有的想在城市建设“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工读互助团，但这些美好的愿望迅速破产。人们的目光渐渐聚焦于马克思主义。
五四运动的学生领袖何孟雄的话，反映了不少中国知识分子的心声：
“以欧洲资本主义的发达，工人及中产阶级沦落到不幸的地步，我们中国在产业萌芽的时候，当然要对于欧洲资本主义造出来的罪恶务宜具一种戒心，有了旁的较好的法子，当然采取较好的法子。未见得资本主义是必经的阶段，即是资本主义发展了，将来的革命是免不掉的。难道劳动阶级注定必需受资本主义的痛苦吗？”
这个时候，“马克思主义”这个词渐渐进入了人们的眼帘。
就在北大和《新青年》一起蓬勃发展的时候，十月革命的消息使中国知识界为之一振。正在探索拯救中国方案的一些先进分子翘首北方，把希望寄托在社会主义上。
第三部分 第60节：六、探索(2)
1918年，北京的李大钊发表《庶民的胜利》和《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宣称：“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他将共产主义视为救中国的唯一办法。
人们日益看到：“如果整个社会得不到改造，如果国家和民族得不到解放，个人的问题无法得到根本的解决。而社会、国家和民族的最好出路便是科学的社会主义。”
1920年，陈独秀发表《谈政治》，公开宣布：“我承认用革命的手段建设劳动阶级的国家，创造那禁止对内对外一切掠夺的政治、法律，为现代社会的第一需要。”
此时，湖南的青年毛泽东的思想也发生了变化，当年创办《湘江评论》的时候，他的主张是“呼声革命”、“无血革命”，不希望看到暴力和流血，希望用温和的手段改革社会，当时在湖南影响很大。但他没想到《湘江评论》仅仅发行了4期，就被湖南军阀用武力查封了。
两年后的那个夏天，在北京北长街福佑寺内的一个香案上，毛泽东在奔忙了一天之后，会点起一盏油灯读书。多年之后，他说：“我第二次到北京期间，读了许多关于俄国情况的书。我热心地搜寻着那时候能找到的为数不多的用中文写的共产主义书籍。有3本书特别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他所说的3本书是《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史》和《阶级斗争》。
1920年8月，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公开出版，这是马克思主义基本著作在中国出版的第一个中文全译本。
同月，身在法国的蔡和森致信毛泽东：“我近对各种主义综合审缔，觉社会主义真为改造现世界对症之方，中国也不能外此。”
毛泽东同意这一观点，他认为“用和平的手段，谋全体的幸福”的主张是“理论上说得通，事实上做不到”，并说：“我看俄国式的革命，是无可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的一个变计，并不是有更好的方法弃而不采，单要采这个恐怖的方法。”
多年后，中国学者金冲及先生对此的评价是：有人认为当时的革命是不可取的，甚至以为它对建设起了破坏作用，似乎不发生革命，中国的现代化倒会更早些到来。这种看法实在是十分可笑。忽略了当时的历史条件。事实上，孙中山也好，毛泽东也好，他们投身革命，并不是出于他们的本性对革命有什么特别的喜爱，而是由于中国当时的民族矛盾和社会矛盾实在是太尖锐了，中华民族已处于生死存亡的关头，舍此无路可走。暴力革命是一种不得已的选择。当然，暴力革命绝不能无休止地长期继续下去。
1920年冬天，毛泽东开始走入工人中间，把他们组织起来，他说：“在这项工作中我开始受到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俄国革命历史的影响和指引。”
在法国，年轻的学生领袖周恩来也找到了人生的航向。他郑重地表示“我认的主义一定是不变了，并且很坚决地要为他宣传奔走”。他此后一生的奋斗与荣耀都围绕着这个主义——共产主义。
1922年初的张闻天生动地描述了自己的心路历程：“有什么方法来改造呢？应该改造成什么样呢？这些问题常常横在我胸前面一日不能去的。无抵抗主义呢？反抗主义呢？无政府主义呢？社会主义呢？如江河流水，不绝地引起我的烦闷。但永久不决定是不能生活的。那么，取其长，舍其短，自然不能不走社会主义一条路了。自今日起，我希望能够在实现社会主义的历程中做一个小卒。”
老同盟会会员董必武在经历过辛亥革命前后的无数风云变幻之后，认真研读了许多关于十月革命的书籍，“逐渐了解俄国革命中列宁党的宗旨和工作方法与孙中山先生革命的宗旨和工作方法迥然不同”。于是开始“想俄国与中国问题，开始谈马克思主义”。
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董必武的选择都不是一时头脑发热的结果，而是经过反复比较、深入研究、深思熟虑后的结果，是面壁十年图破壁寻找出来的突围之路，这是一个完全基于对国家责任的选择，没有丝毫的私心杂念，闪动着理想主义的光芒。他们真诚地信仰马克思主义并希望以此来拯救自己的祖国，哪怕付出自己的一切都在所不惜。
第三部分 第61节：六、探索(3)
1920年2月，从北京通州去往天津的路上，一辆不起眼的骡车上有两个商人打扮的人在轻声交谈着。当时没人注意到车里有正被北洋军阀通缉的陈独秀，另一位则是护送他离开的李大钊。就是在这段惊险的历程中，他们计划着组织中国共产党。这为历史留下了“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故事。
同年春，陈独秀致信李大钊，问该给党取个什么名字，是否称“社会党”？李大钊的回信掷地有声：“叫共产党！”
多年之后，李达回忆说：“思想准备、组织准备都有。但是思想准备非常之快，只是二三年的功夫，这是中国的特点。因为中国人民已经经过了多年的教训，完全懂得别的路不行。”
1921年7月23日，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一个标志性的会议召开了。在楼下客厅的中间，放着一张长方形的大餐桌。会议代表13人，他们是上海的李达、李汉俊，长沙的毛泽东、何叔衡，济南的王尽美、邓恩铭，武汉的董必武、陈潭秋，广州的陈公博，北京的张国焘、刘仁静，日本东京的周佛海，代表陈独秀的包惠僧。共产国际的代表马林和尼科尔斯基也列席了会议。
马林指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使共产国际增添了一个东方战友。
30日晚，当他们热烈地讨论的时候，忽然有一个中年男子闯进了会场，会议被迫中断，代表们紧急撤离。十几分钟后，法国巡捕包围了会场。会议显然不能在这里再开下去了，李达夫人建议最后一天的会议移到嘉兴南湖去开。
中国近现代史上翻天覆地的变化就开始于这南湖的烟雨之中。
那一天，微雨中的嘉兴南湖，一艘游船上，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讨论通过了中共第一个纲领和决议。此时的中共党员只有57人。
对于这个党的责任，早在1年前，毛泽东就在一篇文章中指出：“社会的腐朽，民族的颓败，非有绝大努力，给他个连根拔起，不足以摧陷廓清。”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陈独秀说：“作为共产党员首先要信仰马克思主义，其次是发动工人，组织工人，武装工人，推翻资产阶级政权，消灭剥削制度，建立无产阶级专政。”
1922年7月16日，中共二大召开。提出了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最高纲领是：组织无产阶级，用阶级斗争的手段，建立劳农专政的政治，铲除私有财产制度，渐次达到一个共产主义的社会。最低纲领是：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统一中国为真正民主共和国。
这是中国的各种政党中第一个确立反帝反封建历史任务的政党。
这个新兴的政党拥有极强的生命力和组织力，尽管此时中国共产党还处于幼年，但她的党员已经开始深入到下层劳动群众中去，做艰苦的群众工作，举办工人夜校，成立工人俱乐部，领导工人罢工，同下层群众紧紧站在一起，在中国历史上，还没有一个政党曾经如此深入地发动过人民群众。
对于中国民众来说，这是一条崭新的路，也是一条艰难的路。
1922年6月16日凌晨，炮声突然在广州越秀山响起，随后大批军队攻击总统府，短兵相接，战况激烈。孙中山在炮火中脱险，在永丰舰上住了55天。在很长时间里，孙中山的心都沉浸于伤痛之中，因为这是一次新的失败，一次更为彻底的背叛。他已经想尽了办法，为什么还是一次次遭遇失败和背叛？
正如鲁迅在1923年的一次演讲中所说：中国太难改变了，即使搬动一张桌子，改装一个火炉，几乎也要流血；而且即使有了血，也未必一定能搬动，能改装。不是很大的鞭子打在背上，中国自己是不肯动弹的。
在同一次演讲中，鲁迅还提出了一个观点：人生最痛苦的事是梦醒了发现无路可走。这种痛苦对许多革命一生的人来说尤是。
孙中山也有过这样的痛苦。他曾为共和制度在中国的建立而欢欣鼓舞，为此，甘愿将大总统的职位让给袁世凯。
第三部分 第62节：六、探索(4)
可惜，此后10年，挂着共和招牌的民国让孙中山深感心痛。他曾寄予厚望的袁世凯席未坐暖便迫不及待地走上了恢复帝制的不归路，之后张勋复辟，军阀混战，作为共和重要标志的《临时约法》成了一纸空文。
为了再造共和，孙中山奔走南北，八方呼吁，四处联络，希望借助一些地方实力派打倒北洋军阀，然而他收获的只是一次次的失败和背叛，不仅北洋军阀未倒，中国反而乱象更炽。甚至一些老同盟会员也自甘堕落，沦为新的军阀势力。对此种种，他曾痛心疾首地指出：“民国之政治，比之满清尤为不及。”
在中华民国成立的时候，世界各地都有很多人十分激动，因为这是亚洲的第一个共和国。哈佛有很多人都想研究这个新生的共和国是如何出现的。当时有许多政治学家在研究中国，有几个甚至亲自来到中国，就像1989年后许多经济学家前往苏联和东欧去静观其变一样。我要说的是建立一个新的体制很难。光引进一套毫无根基的名称和原则是不行的。举一个哈佛的例子，袁世凯政府曾请求哈佛校长艾略特派遣一名宪法顾问来帮助中国起草中华民国的第一部宪法。校长派来了美国一个德高望重的政治学家，这个人最后只协助起草了两部宪法性文件。第一个是规定袁世凯总统任期终身。第二个是赞同袁世凯复辟称帝。这就是哈佛对中国民主的“贡献”。辛亥革命失败的一个重要原
因是第一任总统袁世凯的品格，这点很重要。美国的成功并不是自然而然的，尽管有些人说美国在民主实验中并没有完全成功。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第一任总统华盛顿。当时有人想推举华盛顿做皇帝，但是他不愿意，当了两届总统后就解甲还乡。没人想让他卸任，他可以当一辈子的总统。但是他没有，他为我们树立了总统的好榜样。袁世凯恰恰相反。
当孙中山寄望于老部下陈炯明的时候，其结果却是在1922年的夏天遭遇到了他一生最大的寒流。痛定思痛，他在上海写道：
“文率同志为民国而奋斗垂三十年，中间出生入死，失败之数不可偻指，顾失败之惨酷，未有甚于此役者……此役则敌人已为我屈，所代敌人而兴者，乃为十余年卵翼之陈炯明，具其阴毒凶狠，凡敌人不忍为者，皆为之无恤，此不但国之不幸，抑亦人心世道之忧也。”
轰击总统府的炮火让孙中山感到道路问题不解决，他与中国都无以前行。对于孙中山和中国来说这都是一个具有转折意味的年代，在痛苦中挣扎，在彷徨中思考，在失败中奋进。
对于应该如何解决中国的问题，孙中山在很长的时间没有找到答案，但他早就认为西方列强的道路和日本的道路都不适合中国的国情。
孙中山曾遍游欧美各强国，对于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的弊端看得很准。他曾说：“资本家既利用机械而增加产额，又以贱价雇用良工，坐享利益之丰，对于工人饥寒死亡之痛楚，漠然视之。”他虽然承认西方的社会进步，却始终对西方的贫富不均感到忧心忡忡。
“欧美今日之不平均，他时必有大冲突，以趋荆于平均，可断言也。然则今日吾国言改革，何故不为贫富不均计，而留此一重罪业，以待他日更衍惨境乎。”他认为既然明知欧美各国的发展模式存在问题，中国就不应该重走老路。
对于社会主义，孙中山并不陌生。早在1903年，他就在一封信中表示，对于社会主义，他会认真思考不会轻易忘记。
同盟会元老、后来的中共党员吴玉章，在辛亥革命后到了法国，他说：“社会主义书籍中所描绘的人人平等、消灭贫富的远大理想极大地鼓舞了我。使我联想起孙中山先生倡导的三民主义和中国古代世界大同的学说。所有这些东西，在我脑子里交织成一幅未来社会的美丽远景。”
无独有偶。当时的孙中山一心致力于建设，他在为英国报纸写的一篇文章中描述了他理想中的中国：
“余所以主张民生制度者，盖欲用一种制度，使国民对于国事发生直接之兴趣，愿全国人民皆享受其生产之结果。余更愿国家对于直接管辖之税源，得到其所产利益之全部。凡铁路、电车、电灯、瓦斯、自来水、运河、森林各业，均应收归国有。”
第三部分 第63节：六、探索(5)
接着，他连作了3天关于社会主义的讲演，他说：“鄙人对于社会主义，实欢迎其得国福民之神圣，本社会之真理，集种种生活之物产，归为公有，而收其利。实行社会主义之日，即我民幼有所教，老有所养，分业操作，各得其所。我中华民国之国家，一变而为社会主义之国家也。”可惜，民国政治的混乱使他将精力集中于一次次的革命中，没有进一步思考社会主义的问题。而且，他认为以当时中国的情况，还不宜于社会主义。
五四运动之后，孙中山认为改造中国的第一步就是要把“旧官僚、武人、政客”像尘土一样“远远抛开”。
十月革命使孙中山大为兴奋，他认为苏俄的道路适合中国：“要赶快用国家的力量来振兴工业，用机器来生产，令全国的工人都有工作。”
陈炯明炮轰总统府之后，沉痛的孙中山曾请人转告苏俄政府的全权代表说：
“在这些日子里，我对中国革命的命运想了很多，我对从前所信仰的一切几乎都失望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