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1年5月，留日学生在东京创办《国民报》月刊，他们呼吁国民的责任感：“今日已20世纪矣。我同胞之国民，当知一国之兴亡，其责任专在于国民。”在第二期的社评《说国民》中，还从多方面把“国民”同“奴隶”的区别作了具体比较。
在20世纪初，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抵抗外来侵略，已不能寄希望于清政府，而要靠国民的共同奋起。人们已不再把国家视为“朝廷”所有，国民才是国家的主人。
1904年8月，孙中山发表《中国问题的真解决》一文，指出只有推翻清政府的统治，“以一个新的、开明的、进步的政府来代替旧政府”，“把过时的满清君主政体改变为中华民国”，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
正如孙中山所说，清政府“可以比作一座即将倒塌的房屋，整个结构已从根本上彻底地腐朽了，难道有人只要用几根小柱子斜撑住外墙就能够使那座房屋免于倾倒吗？”
第二部分 第45节：四、共和(10)
1905年11月，孙中山提出“三民主义”，即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不久，孙中山在东京创办中国同盟会，又把“创立民国”列为誓词的重要内容之一，在国内和海外华侨中流传。
孙中山推翻了帝制，创建了中华民国，使旧民主主义革命取得了胜利。
孙中山和三民主义三民主义是孙中山政治思想的结晶，是他长期进行革命斗争的一个总结，也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出现的、完备的民主革命纲领，孙中山在1905年11月正式公开三大主义，他提出了将三大主义作为革命号召，这就宣告了三民主义的问世。当时中国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加上封建王朝的野蛮统治，国家变得极度的贫弱，山河破碎，人们挣扎在悲惨的死亡线上。整个国家陷入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深渊里，面临被瓜分和灭亡的境地。三民主义就是针对当时中国所面临的亟须解决的三个问改良派和革命派的论争进行了许多年，结果是越来越多的改良派变成了革命党。到了最后，甚至一位亲王公然说：“如果我不是出生在王族，我早就加入革命党反叛朝廷了。”
时局已变，大潮将起。20世纪初的中国，有一个声音越来越响亮，那就是：革命。而且，人们已经有了楷模。
1905年12月的一天，北京一位不识字的小老板含着热泪专门跑到报馆买了一份报纸，说是要拿回去给伙计们瞧瞧，什么才是爱国。那几天中国报纸最醒目的消息是关于一个叫陈天华（字星台）的中国留学生。
1905年11月，日本政府修改中国留学生条例，其轻蔑苛刻令8000多中国留学生激愤莫名，遂形成公议，罢课归国。但是中国留学生总会的负责人却在关键的时候辞职，一些人还想复课，这对抗议行动造成了恶劣的影响。一些日本报章形容中国学生是“放纵卑劣”。
12月8日，31岁的陈天华在日本东京大森海湾走向大海，我们无从知道他在走向大海的时候都想了些什么，但能揣摩到的是拍岸的惊涛、狂卷的飞雪一定难消胸中块垒。如果说一般人自杀是因为生无可恋的绝望，那么他的死则出于警醒世人的希望。他内心的几许激烈、几多狂啸，都化作平静走向大海的步伐。
他在死前作绝命书，说明了慨然赴死的原因并非日本政府修改条例，而是痛心于一些中国留学生的表现。他希望以一死使国人记住八个字：“坚忍奉公，力学爱国。”“爱国”两字是他蹈海自尽的核心，为此，不惜以生命为这两个字加上重点。正如他所言：“恐同胞之不见听而或记忆之，故以身投东海，为诸君之纪念。”
这种激烈的想法，他早已有之。他认为救国不外两途：
“其一作书报以警世，其二则遇可死之机会而死之。”他短短的一生证明这绝非标新立异的虚言。他的《猛回头》、《警世钟》，以其殚精竭虑的爱国情、慷慨悲壮的笔触、浅显易懂的语言风行大江南北。
就在他死后1个月，一位25岁的年轻人在日记中写道：“倒卧于席上，仰天歌陈星台《猛回头》曲，一时百感交集，歌已，
湖南人与中国近代历史
在中国近现代史中，湖南是一个备受关注的地方。三湘大地培养出的众多英杰如此深刻地影响了近现代中国历史，就其深度和广度而言，都是其他省份难以匹敌的。
晚清所谓“中兴四臣”中，有三位出自湖南，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李鸿章虽不是湖南人，却也是从湘军中起家。没有这四个人，清政府不知能用谁镇压太平天国起义。胡林翼死得早，于洋务运动没什么建树，曾、左、李都成为洋务运动的积极推动者，是中国工业化的最早实践者。
戊戌变法六君子中，谭嗣同也是湖南人。
推动共和的志士中，陈天华、黄兴、蔡锷都是湖南人，陈天华堪称以死倡民族精神的英雄；黄兴正如章太炎所说：“无公则无民国，有史必有斯人”，作为共和制度在中国的开创者之一，堪与孙中山比肩；蔡锷则堪称共和制度的捍卫者，他敢于以云南孤军对抗袁世凯称帝，为世人所称颂。袁世凯对他的评价是：“此人之精悍远在黄兴及诸民党之上，即宋教仁或亦非所能匹。”可见其之出色。
第二部分 第46节：四、共和(11)
当然，最有名的湖南人莫过于两位新中国的缔造者和建设者—毛泽东和刘少奇，以及一大批开国将帅。
以此观之，以当年称颂左宗棠的名言来形容湖南在中国近现代史中的地位，并不算太过分——“国不可一日无湖南”。
陈独秀曾在《新青年》上写过《欢迎湖南人的精神》，中间引用诗句云：
“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
1894年11月24日，檀香山。几位年轻人聚首论政，创立“兴中会”。他们庄严盟誓救国：
“方今强邻环列，虎视鹰瞵，久垂涎于中华五金之富，物产之饶，蚕食鲸吞，已效尤于接踵，瓜分豆剖，实堪虑于目前。有心人不禁大声疾呼：亟拯斯民于水火，切扶大厦之倾！用特集会众以兴中，协贤豪以共济，抒此时艰，奠我华夏。……”
其中，有一位28岁的年轻医生。1个多月后，他开始策划在广州发动起义，其好友陆皓东特制青天白日旗。为这一行动提供资金的是他的兄长孙眉，孙眉一次捐出920头牛（一头牛
6美元）充作资金。不料机密泄露，陆皓东被捕就义，成为“中国有史以来为共和革命牺牲之第一人”。他逃亡海外，被清政府悬重赏通缉，在通缉令上赫然写着两个大字——孙文。
由此开始，中国少了一位治病救人的良医，却拥有了一位以铁血手段创建共和的“国父”。一是救人，一是救国，事虽两端，情则一致，共通的是一颗爱国爱民的心。
筹款、起义、失败、流亡、宣传、再筹款、再起义……在十六载屡败屡战的奋斗中，在5次环行海外各国的宣传中，在无数次的死亡威胁和穷困潦倒中，孙文这个名字随着清政府赏格的提升而日益为人们所熟知，越来越多的人被这个医国者百挫不折的精神所感动。
1905年，在同盟会成立大会上，陈天华大呼道：“中山先生是四万万人之代表也，是中国英雄中之英雄也。”此时的孙中山已成为颠覆封建政权、创建共和国家的一面旗帜，成为那个时代最具有进步意义和象征意义的时代先锋。
在创建共和的思想鼓舞下，一批批爱国志士发动了多次武装起义，仅孙中山就亲自领导了10次。在一系列起义中，以黄兴领导的第三次广州起义最为悲壮，其影响也极为深远。
1911年4月27日，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一群年轻人笑着拥抱死亡，他们用自己的牺牲，以碧血黄花高筑起理想主义的丰碑。
下午5点30分，120多人突然向两广总督衙门发起攻击，许多昔日拿惯了笔墨的手操起了枪支和炸弹，其视死如归的气概竟不逊于沙场百战的勇士，守卫总督衙门的清军节节败退，总督张鸣岐逃跑。之后，起义军遭遇清军援兵，寡不敌众，大部阵亡。
主帅黄兴右手失去二指，血满衣襟。突出重围后，一见来赴难的赵声等200余人，痛苦得昏了过去，而文武双全的将才赵声悲愤难抑，于3周后吐血而亡。
清政府任起义者尸体暴露天光雨水之下，4天后，才令各善堂收敛尸骨，已是一派惨然。同盟会会员潘达微暗中活动，将
72具遗骨葬于广州红花岗，红花岗由此改名黄花岗。史称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在这些人中，有很多是留学归来的青年，平均年龄只有29岁。
黄花岗七十二烈士
黄花岗烈士其实不止七十二人，只是当年潘达微收拾遗骸得72具而已，此外能确认的至少还有10余人，如果算上被事后查出来以及误杀的，则更多。据当时在清军中潜伏下来的革命党人应德明说：“凡属没有辫子的、穿黄军衣的以及来路不明的人，一律格杀勿论，制台衙门前伏尸累累，被杀的人约有二三百人之多。所谓七十二烈士者，是有根据可查的烈士，其余殉难的人数约在二倍以上。”
清政府知道新军中多有革命党人，于是刻意搜查，抓到后，即由刽子手用长钉对准头部，手起钉落，即刻丧命。然后抛尸大海，尸骨无存。其惨烈令人心酸。
黄兴曾撰联云：
第二部分 第47节：四、共和(12)
七十二健儿，
酣战春云湛碧血；
四百兆国子，
愁看秋雨湿黄花。
烈士魂化黄花，又岂止七十二朵，不过聊为代表而已。秋雨润花，自然慰藉所有英灵。
林觉民手迹
烈士林觉民在一方白色手帕上写给新婚妻子一封信：
“吾至爱汝！即此爱汝一念，使吾勇于就死也。吾自遇汝以来，常愿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属，然遍地腥云，满街狼犬，称心快意，几家能够？司马春衫，吾不能学太上之忘情也。语云，仁者‘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吾充吾爱汝之心，助天下人爱其所爱，所以敢先汝而死，不顾汝也。汝体吾此心，于悲啼之余，亦以天下人为念，当亦乐牺牲吾身与汝身之福利，为天下人谋永福也。”
这是一封情书，也是一部史诗，是用生命和爱情写成的誓言。要有多少割舍不下的柔情蕴于男儿铁骨之内，又要有多少横溢的诗意才华，才写得出这样光芒四射、有如铁石梅花般的锦绣文字。这封信影响极广，一代代中国人都为之感动、泣下。林觉民曾是报纸的主笔，精通英、德、日语，黄兴称他“科学程度极其高深”。正是这样一位拥有美好爱情的幸福才子为了国家的幸福面带微笑蹈死而去，时年24岁。
另一位烈士方声洞在写给父亲的绝命书中说：
“夫男儿在世，不能建功立业以强祖国，使同胞享幸福，奋斗而死，亦大乐也。且为祖国而死，亦义所应尔也。儿刻廿有六岁矣，对于家庭本有应尽之责任，祗以国家不能保，则身家亦不能保。……他日革命成功，我家之人皆为中华新国民，而子孙万世亦可以长保无虞，则儿虽死亦瞑目于地下矣。”
甚至发生失误。”
针对中国社会结构发生的巨大变化，如何加强党的建设？江泽民对这个艰巨的理论问题作出了创造性的回答：
“来自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军人、干部的党员是党的队伍最基本的组成部分和骨干力量，同时也应该把承认党的纲领和章程、自觉为党的路线和纲领而奋斗、经过长期考验、符合党员条件的社会其他方面的优秀分子吸收到党内来，并通过党这个大熔炉不断提高广大党员的思想政治觉悟，从而不断增强我们党在全社会的影响力和凝聚力。”
江泽民说，目前中国已进入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基于对以往历史的总结，江泽民再一次提醒全党：
“必须看到，实现共产主义是一个非常漫长的历史过程。过去，我们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比较肤浅、简单。经过
方声洞两次赴日学习军事和医学，兄、姐、嫂、妻都是同盟会会员，原本起义名单中没有他，他主动请战，自日本归国赴难。在战斗中，他身中数弹不退，“尤以手枪毙多人”。
这是一场注定失败的战斗，所有参加起义的人都知道这一点，却人人赴死。烈士李晚在写给兄长的诀别书中写道：“此行成败不可知，任其事而怕死，非大丈夫也，余明知无济，只在实行革命宗旨，决以生命为牺牲。”
百年之后读到这样的文字，仍然令人感到血脉贲张。他们的青春、幸福乃至生命，都与国家存亡的时代主题紧紧相连；他们甘愿用自己的一切作为祭品，奉献于中华民族复兴之路。
这一代年轻知识分子与前辈知识分子明显不同，他们珍惜幸福，却愿意拼死一战改天换地；他们热爱生命，却甘愿献出生命来与腐朽同归于尽。这是具有朝阳般气息的一代年轻人，他们的出现意味着老旧中国开始拥有了全新的血液，昏睡百年的雄狮快苏醒了。
孙中山是悲痛的，广州起义10年后，他还痛心地说：“吾党菁华，付之一炬。”孙中山也是欣慰的，他写道：“是役也，碧血横飞，浩气四塞，草木为之含悲，风云因而变色。全国久蛰之人心，乃大兴奋。怨愤所积，如怒涛排壑，不可遏抑，不半载而武昌之大革命以成。则斯役之价值，直可惊天地、泣鬼神，与武昌革命之役并寿。”
第二部分 第48节：四、共和(13)
黄花岗烈士死难６个月后，1911年10月12日，美国科罗拉多州丹佛城，孙中山在为下次起义募集经费。他买了一份报纸，赫然看到了“武昌为革命党占领”的标题，一时欣喜若狂。
两天前，武昌起义爆发，3日内，武汉三镇光复，湖北军政府成立。武汉三镇真正的主力不多，多为临时召集的民军，虽勇猛但并不善战，兵力最盛时不过两万余人。清政府派出了当时中国最精锐的一支武装力量—北洋军。民军虽拼力死战，但仍节节败退，汉口、汉阳先后失陷。但是，武昌起义其实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任务，因为这场战争不是由战场胜负来决定，而是由人心来决定。
武昌起义不到两个月，全国有14个省宣布起义，脱离清政府统治。清政府赖以维护统治的“新军”成为了起义的主力，有
8万多人直接参加各地起义，占新军总数的三分之一。如此大势，哪里是区区北洋六镇可以扭转的，何况北洋军真正的统帅袁世凯还有自己的打算。于是，在看似胜券在握的时候，袁世凯将战场搬上了谈判桌，谋取最大利益。
12月25日，上海外滩十六铺码头，人头攒动，普通民众、各国外交官、新闻记者将码头挤得满满当当。一艘轮船缓缓进港，在轮船的高处，一身黑色西装的孙中山向欢迎的人群挥帽致意。
记者们问孙中山带回多少钱支持革命。孙中山回答说：“予不名一钱也，所带回者革命精神耳！革命之目的不达，无和议之可言也。”
12月29日，在南京的17省代表正式选举临时大总统。在孙中山、黎元洪、黄兴三位候选人中，孙中山以16票当选（共
17票，以象征17个省）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1912年1月1日晚10时，南京细雨霏霏。原太平天国的天王府、清两江总督衙门，如今的临时大总统府，军乐声声，炮声隆隆，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他宣誓说：
“颠覆满洲专制政府，巩固中华民国，图谋民生幸福，此国民之公意，文实遵之，以忠于国，为众服务。至专制政府既倒，国内无变乱，民国卓立于世界，为列邦公认，斯时文当解临时大总统之职。谨以此誓于国民。”
此时，南北双方已经达成了协议：第一，确定共和政体；第二，优待清皇室；第三，先推覆清政府者为大总统；第四，南北满汉出力将士各享其应得之优待；第五，同时组织临时议会恢复各地之秩序。
清政府最大的支柱袁世凯成了最卖力地推动清帝下台的人。
1912年2月12日，清帝发表辞位诏书：“总期人民安堵，海内（）安，仍合汉、满、蒙、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
看似坚不可摧、实行了2000多年的封建专制制度在短短4个多月的时间里土崩瓦解，后世称为“辛亥革命”。中国封建制度已经走到了尽头。当时的人们没有意识到中华民国甚至还是亚洲第一个共和制国家。
列宁曾说：“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具有世界意义，因为将给亚洲带来解放并将破坏欧洲资产阶级的统治。”
辛亥革命是中国人民为救亡图存、振兴中华而奋起的一个里程碑，使中国发生了历史性的巨变。民国取代帝国，是一种前无古人的变化，它打破了历代王朝的更迭机制，否定了整个皇权体制。中国人的思想也由此获得了一次巨大的解放。人们第一次发现原来国家不属于皇帝，而属于每一个中国人；既然
2000多年来被视为奉天承运的“天之子”不过是压在人们思想上的土偶，那么还有什么陈腐的思想、落后的观念、祸国的罪人不可以被推翻呢？
“敢有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的观念里萌动着中华民族第一缕复兴的力量。
但是，中华民国的道路依然坎坷。辛亥革命最大的成果是结束了中国的封建统治。那么，随之而起的民国政府能够带领中国人民走上复兴之路吗？
一个旧制度终于在新世纪的晨曦中消亡了。但是，旧制度的巨大阴影并未随之消失，并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仍影响着国家的前途和命运。不仅如此，自1840年以来不断入侵的列强，仍然奴役着中国。
在中华民族复兴的道路上，推翻帝制只是第一步，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还遥遥无期，中华复兴之路道阻且长，仍需上下求索。
在接下来的岁月中，谁能给中国带来光明？
第三部分 第49节：五、乱局(1)
五、乱局
1912年8月24日，北京前门火车站人群如潮，人们在等待一位已不在位的总统，尽管他仅仅做过4个月的临时大总统，但人们仍然愿意以欢呼和掌声对他致以敬意。
下午5时30分，礼炮声声，欢快的乐曲中稚嫩的童声唱起了欢迎的歌儿。当孙中山出现的时候，掌声雷动，人们拼命挥舞着手中的旗帜和帽子。孙中山坐上袁世凯金碧辉煌的朱漆金轮马车，由30位骑兵开路，从正阳门直入外交部街迎宾楼。当晚即与袁世凯会晤。20多天里，他们会晤达10余次。
9月16日，孙中山、袁世凯、黄兴共同制定《政治纲领》：（1）立国取统一制；（2）主持是非善恶之真公道，以正民俗；（3）暂时收束武备，先储备海陆军人才；（4）开放门户，输入外资，兴办铁路矿山，建置钢铁工厂，以厚民生；（5）倡资助国民实业，先着手于农林工商；（6）军事、外交、财政、司法、交通皆取中央集权主义；（7）迅速整理财政；（8）竭力调和党见，维持秩序，为承认之根本。
纲领一定，孙中山和黄兴认为中国必兴，他俩兴冲冲地南下履行对共和国的使命。孙中山雄心勃勃地要为中国建设20万里铁路；黄兴则回到南京，解散了南方数十万部队之后，解甲归田。
中国的未来似乎一片光明，人们期盼着国家的富强和生活的美好。然而，共和的天空下阴云密布，封建余脉仍在人心盘桓，无尽的野心和权欲搅得神州大地周天寒彻，将中国卷入了新的危机和乱局。
乱局如麻，如何破茧而出？
今天，建造于清末的上海老火车站早已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静静地注视着周遭一日千里的种种变化，就像它曾见证过中国在20世纪走过的风风雨雨、坎坎坷坷一样。它在刚建成4
年之时，就因为一件大事瞬间成了当时整个中国的焦点。
1913年3月21日晚10时45分，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正准备经过检票口，乘火车前往北京。几天前，总统袁世凯邀请他前往北京“共商国是”。宋教仁非常高兴，因为他一心一意要在中国实现的西方式责任内阁制看来可以实现了。
就在宋教仁踌躇满志地要登上火车，为中国人谋求一个辉煌未来的时刻，突然三声枪响，宋教仁倒在了地上。黄兴、于右任、廖仲恺等人急忙将他送往医院。可惜弹中要害，到22日凌晨，终告不治，终年32岁。
临死之前，血泊中的宋教仁致电袁世凯，请求他开诚布公地保障民权，确定宪法，那么，他“虽死犹生”。
宋教仁之死使举国大哗，民主党领袖汤化龙写下了一联：
倘许我作愤激语，谓神州将与先生毅魄俱沉，号哭范巨卿，白马素车无他处；
便降格就利害观，何国人忍把万里长城自坏，从容来君叔，抽刀移笔向谁言。
是啊，是谁忍心杀宋教仁这样的英才呢？
不久，杀宋教仁的凶手应夔丞(字桂馨)、武士英落网，又牵连出内务部秘书洪述祖，多份电报表明此案与国务总理赵秉钧有关。赵秉钧、应夔丞、武士英在1年内纷纷命赴九泉。那么是谁在幕后操纵一切？能让国务总理作替罪羔羊的又有几人？
随着案情的逐步明朗，黄兴在当年4月13日将心中的愤慨凝成一联：
前年杀吴禄贞，去年杀张振武，今年又杀宋教仁；
你说是应桂馨，他说是洪述祖，我说确是袁世凯！
袁世凯为什么必欲除宋教仁而后快呢？仅仅不到半年前，袁世凯还极力延揽宋教仁，他有意让宋教仁任总理，孙中山等人也劝宋教仁就任，而宋教仁坚持不做，一心一意要竞选上台，组织政党内阁。袁世凯曾送宋教仁3000元一套的西服，尺码精准，极为合体；又送银行支票一本，可支50万元。宋教仁离开北京前却请赵秉钧将支票代为送还袁世凯，并留书说：
第三部分 第50节：五、乱局(2)
“绨袍之赠，感铭肺腑。长者之赐，仁何敢辞。但惠赠五十万元，实不敢受。仁退居林下，耕读自娱，有钱亦无用处。原票奉璧，伏祈鉴原。”
另有一说，宋教仁虽然接受了支票，但不为高官厚禄所动，怀着建设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抱负，利用这笔钱，到长江流域各省游说，阐述政见，准备组织真正的国民党内阁。这引起袁世凯的极端仇恨。
早在袁世凯在北京继任临时大总统时，南方的议员们为制约袁世凯，就制定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规定了作为内阁制的政府，总统为元首，由总理处理国家事务，对国会负责。宋教仁正是这一制度的积极倡导者。
宋教仁判断当时形势：“以前是旧的破坏的时期；现在，是新的建设时期。以前，对于敌人，是拿出铁血的精神，同他们奋斗。现在，对于政党，是拿出政治的见解，同他们奋斗。”
他联合五党组建国民党，积极推进议会民主，鼓吹政党政治，认为通过议会竞选，“进而在朝，就可以组成一个党的责任内阁；退而在野，也可以严密地监督政府，使它有所惮而不敢妄为……那么，我们的主义和政纲，就可以求其贯彻了”。
为此，他拒绝了高官厚禄的收买，坚守信念，就这么坦坦荡荡地南下，去传播民主政治的理念，却没有觉察到背后阴冷的目光中萌动的杀机。
宋教仁奔走各省，经湖北、安徽、上海、浙江，到处宣传民主政治，抨击时政，针砭当局，在当时刮起了一阵民主政治的小旋风。他“头脑明细，手段灵敏”，口才如海，直言不讳，总令听众如痴如醉，他曾说：
“我们接得各地的报告，我们的选举运动是极其顺利的。袁世凯看此情形，一定忌恨得很，一定要勾心斗角，设法来破坏我们、陷害我们。我们要警惕，但是我们也不必惧怯。他不久的将来，容或有撕毁《约法》、背叛民国的时候。我们认为那个时候，正是他自掘坟墓、自取灭亡的时候。到了那个地步，我们再起来革命不迟。”
据说这一番演讲被袁世凯得知后曾怒骂其“口锋何必如此尖刻？”但后来历史发展的事实表明，宋教仁的话正中袁世凯痛处，他所担心的问题一一发生。宋教仁正是因为担心会发生这些不可测的恶果，才极力推动政党政治以钳制袁世凯。
宋教仁的才华的确收获了丰硕的果实，国民党在参众两院独得392席，与之竞争的民主党、共和党、统一党，3个大党合计也不过223席。国民党已经胜券在握。国民党竞选成功对当时人们的影响很大，人们没有想到原来政治除了皇帝老子家天下，或是仗着兵权争天下之外，还有如此做法。
宋教仁的宪政救国方案似乎也指日可待，他认为10年后，中国将富强，亚洲可以保持和平，甚至“世界全体亦受利不浅矣”。
1913年3月2日，他在杭州踌躇满志地写下诗句：“徐寻屈曲径，竞上最高峰。”“海门潮正涌，我欲挽强弓。”他走上了人生的制高点。
然而，仅仅19天后，他就走到了人生的终点。
宋教仁的才华曾使袁世凯心折不已，辛亥革命前袁世凯就有意请宋教仁任幕僚。任临时大总统后，又力排众议让年仅30
多岁的宋教仁当总理。之后，袁世凯屡试不爽、将打得晚清高官们招架不住的糖衣炮弹一枚枚地打向宋教仁，可惜宋教仁
“非一般政治人物可比”，品行高洁，软硬不吃，竟没有一点缝隙。袁世凯于欣赏之余又多了几分畏惧，正如谭人凤所说：“国民党中人物，袁之最忌者唯宋教仁。”
袁世凯一世奸雄，终生围着权力打转，本来自恃北洋精锐在手，没把议员们的活动太当回事，但一见宋教仁等竟敢制定法律制约他，玩起了欧美式的政党政治，也有些着慌。他决不愿做一个“虚君”，也决不会坐视头上总是悬着《临时约法》这柄剑，更不甘到手的至高权力又飞了。他与宋教仁之间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因为两个人的理念和品性实在相差太远。
第三部分 第51节：五、乱局(3)
既然无法收买你，那就消灭你。于是上海火车站的枪响了。
孙中山、黄兴听到宋教仁之死讯，始惊复怒，紧急筹划对策。但在采取法律手段还是诉诸武力的问题上争执不下。此时，
袁世凯已经开始动手了，他先是不经国会批准擅自向五国银行团借款2500万为军费，又以大将段祺瑞代替赵秉钧组成战争内阁，之后公开发电嘲讽孙中山和黄兴无能。国民党人发现已无路可走，南方几省通电讨袁，开始二次革命。可惜仓促之下，又无能战之将，不到两月，纷纷败北。开国元勋们又成了“通缉犯”，孙中山项上人头价值20万。
1913年10月6日，北京众议院会场，正式选举中华民国大总统。这天的气氛实在诡异，场外如临大敌，军警密布，另有
3000余人围着会场高喊支持袁世凯。场内，选举从早上8点一直到晚上10点，拥护袁世凯的好吃好喝，而试图制约袁世凯的国民党议员们只好饿肚子。
袁世凯躲在办公室里等待结果，两轮投票都没使他达到法定票数。最后，在外有武力挟持、内有饥饿压制之下，袁世凯总算从议员们手中拿到了他所要的票数。一旦就任，他便把议会抛在一边。
1913年11月4日，袁世凯发布解散国民党令，限令3天内解散国民党的一切机关，国民党籍议员一律驱逐出会。两天里，赶走议员之多竟令国会不足召开会议的法定人数。
1914年1月10日，第一届正式议会被袁世凯正式解散。后来，《临时约法》也被废除，袁世凯宣布总统不仅可以无限期连任，还可以推荐继承人，这与皇帝还有多大区别？
就这样，在西方似乎行之有效的普选制、议会制、多党制一到中国全变了样。宋教仁死后，虽然国民党拥有多数席位，但议会仍然成了袁世凯手中予取予求的“玩具”，所谓的民主和制衡都成了美丽的神话。
黄花岗烈士林觉民、林尹民之兄林长民在为宋教仁写的挽联中，有两句：“政举人存，人亡政息。”一言道尽宋教仁身后功业的幻灭。但这是20世纪中国资产阶级救国方案的一次实践，虽然失败了，它却推动着中国人寻找更适合中国国情的道路。宋教仁的理想，是20世纪留给中国人的一笔重要精神遗产。
2．为权衡利害，
而至不得已接受日本通牒之要求，
是何等痛心！何等耻辱！
1915年1月18日，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晋见民国总统袁世凯，亲手将一份秘密文件交给袁世凯，袁世凯“大惊，一时难以答复”。这份秘密文件就是“二十一条”。
“二十一条”分五部分，第一部分四条是山东问题，要求把胶州湾和胶济铁路及其沿线采矿等权利让给日本，开山东主要城市为商埠。
第二部分七条是东北问题，要求将旅顺、大连租借期限和南满、奉安铁路租借权延长99年；日本在南满及内蒙古东部享有土地所有权、租借权、采矿权；延长吉长铁路管理经营权。
第三部分两条关于中日合办汉冶萍公司，要求汉冶萍公司附近的矿山不得由该公司之外的人开采和经营。
第四部分一条关于日本独占中国沿海口岸的问题，要求中国不得将沿海港口、海湾及岛屿，出让或租给他国。
第五部分七条关于干涉中国内政的问题，要求中国政府聘用日本人为政治、财政、军事等顾问；在中国享有土地所有权，合办中国警察和兵工厂；拥有武昌到九江南昌、南昌到杭州、南昌到潮州之间铁路建筑权；把福建划为日本势力范围。
“二十一条”的内容狂妄而大胆，但这些内容是日本当局仔细斟酌考虑的结果，而且抛出“二十一条”时机也非常好，此时的欧洲已经打成了一锅粥，英、法、俄与德、奥分为两个阵营，互相厮杀，哪里顾得上东方？
在日本，上自天皇、军部，下至普通军人，都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西方列强无暇东顾，因此日本要在大战期间，独占中国，造成既成事实，为日本的世界霸权打下基础。“二十一条”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产生，并成为日后日本侵略中国的战略基础。
第三部分 第52节：五、乱局(4)
多年之后，蒋介石在《中国之命运》中仍提到“二十一条”：
“举凡中国政治、法律、军事、警察、赋税、交通、矿业、盐务、宗教、教育，一切立国所需文化、国防、经济的要素，在精神与事实上，早已在各国累次所订立的不平等条约中出卖、断送、分割无遗了。‘二十一条’乃是把列强所分享的特权，集中而加强于日本帝国主义者之手，而由他来独占，来垄断罢了。”
“二十一条”条件之苛刻、野心之巨大，即使日本人以支持袁世凯称帝为交换，袁世凯也不敢轻易答应。
在今天天津历史档案馆中，我们还可以看到当年袁世凯在“二十一条”的批注：各条内多有干涉内政、侵犯主权之处，实难同意。
袁世凯也曾对日本人大吼：“可让步者自然可以谈判，但不可让步者，诸如第五号诸条，根本就没有谈判的可能性。”
为引起世界注意，中国政府故意将部分内容外泄。
然而，欧美列强并不像民国政府想得那么厚道。3月13日，美国国务卿布赖恩发表声明，表示“合众国坦率地承认，版图的接近造成日本和这些地区之间的特殊关系”。一句特殊关系意味着默认了日本在中国的特殊利益。
5月7日，日本向袁世凯政府递交最后通牒，在山东增兵3万，以战争手段恐吓中国。
5月8日，袁世凯在总统府召集会议，仅段祺瑞表示要以武力抗争，但袁世凯以国力衰弱为名拒绝，政府大员们纷纷迎合袁世凯的意见。
5月25日，袁世凯政府在修改后的“二十一条”上签字。日本为之举国狂欢，一些日本人涌上北京街头，大喊：“大日本帝国万岁！”
这是中国人的奇耻大辱。人人皆知这是日本图谋中国的关键一步。被袁世凯通缉并悬赏捕杀的国民党元老黄兴等人呼吁党内同志，“暂停革命，一致对日”。上海数万人集会抗议。北京各校学生每日课余诵最后通牒一遍，以示不忘国耻。有的青年学生因而自杀，有的断指写血书，有的要求入伍。全国教育联合会决定，以5月9日为“国耻纪念日”。
在长沙，湖南第一师范将反对“二十一条”的言论编印成册，题名《明耻篇》。一位学生读完后，在封面上写下四句誓言：“五月七日，民国奇耻；何以报仇？在我学子！”他就是毛泽东。
在天津，年仅17岁的周恩来疾呼:“莽莽神州，已倒之狂澜待挽，茫茫华夏，中流之砥柱伊谁？”
周恩来的问题是当时所有有良知的中国人的问题，民国已经建立了3年，但中国人依然没有看到前方的出路。
就在民国初立，外蒙古地区180多万平方公里脱离中国，民国政府对此无能为力。
四面楚歌的情形并没有多少改变，外国的战舰仍在中国内河航行，列强在华特权原封不动，租界和占领区依然如故。日本渐成中国心腹大患，试图把中国变成殖民地的野心日益膨胀，如虎在侧，眈眈窥视，成为中国最危险的敌人，令国人寝食难安。
中国的问题决不仅仅是外患。
1912年，随着中国最后一个皇帝的退位，封建制度在中国寿终正寝。然而，中国人民所预期的民族独立和社会进步却没有到来，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显然不能拯救危机深重的中国。他们关注的是权势和富贵，最好能像中国古代封建帝王那样面南坐北地统治“天下”。
戴季陶在《失败之革命》中说：“今则中央政府之已革去者，不过大清帝国四字而已。……中央政府既未经事实上之改造，更未受思想上之淘汰，而遂标榜革命成功，是失败耳，何成功之有！故此次之革命，非能革去恶政治也，所革去者仅满洲皇室之主权耳，专制腐败犹旧也。”
美国学者罗兹曼对此评论说：“人们普遍认为，改善经济和社会状况的关键在于要有更好的政府，但是，到了1915年前后，除了一个各自为政的地区性体系的集合以外，几乎没有什么‘中国政府’可言。由于政府的无所作为引起了广泛的不满情绪，要求中国统一和民族强盛的呼声就压倒了其他社会目标。”
第三部分 第53节：五、乱局(5)
人民也没有体会到什么自豪与幸福。普通的人民关注的是遍及各地的兵变，连北京、南京、沈阳这样的大城市都无法幸免，当时的报刊上常见的描述是“大肆劫掠，惨不忍言”，人民生活在恐惧之中。
国际贸易多操纵于各国租界，商人们注重短期利润，很少有人关心国家的长远发展和人民生活。
李大钊在1913年写的《大哀篇》中沉痛地指出：“共和自共和，幸福何有于吾民也！”
而这一切，不过刚刚开始。
“二十一条”也曾使袁世凯痛彻肺腑，他在国务会议上说：
“为权衡利害，而至不得已接受日本通牒之要求，是何等痛心！何等耻辱！无敌国外患国恒亡，经此大难以后，大家务必认此次接受日本要求为奇耻大辱，本卧薪尝胆之精神，做奋发有为之事业。……则朱使（英国公使朱尔典）所谓埋头十年，与日本抬头相见，或可尚有希望。若事过境迁，因循忘耻，则不特今日之屈服、奇耻无报复之时，恐十年以后，中国之危险更甚于今日，亡国之痛，即在目前。我负国民托付之重，决不为亡国之民。但国之兴，诸君与有责；国之亡，诸君亦与有责也。”
然而，袁世凯虽然没有忘记国耻，但也没有忘记已经落后于时代的野心，他不仅因为日本人暗示支持他称帝而批准“二十一条”，还因“二十一条”之事得出结论，认为中国的屈辱是因为缺少一位皇帝。若干天后，人们才发现，所谓“本卧薪尝胆之精神，做奋发有为之事业”，竟不过是一出奠基于封建迷梦之上的荒唐表演。
不久，应该发生在千年前的黄袍加身的把戏竟在已经实行共和的华夏大地上演。
乱
3．此次举义，所争者非胜利，
乃中华民国四万万众之人格也。
1915年的北京，堪称群魔乱舞。
先是3篇鸿文乱人心。杨度于4月，写下《君宪救国论》一书，极言君主立宪远胜共和政体。接着是来自美利坚合众国的学者古德诺发表《共和与君主》，说以中国的文化传统还是以实行君主立宪为佳。8月，日本学者有贺长雄将《共和宪法持久策》送与袁世凯，说什么君主立宪也是共和的一种。
对于刚刚在共和政体下生活了3年多的中国人民来说，这几位中外学者的言论实在是太骇人听闻了，一时间人心惶惶难安。
8月，杨度、刘师培、严复、胡瑛、孙毓筠、李燮和等人组织筹安会，6人中有名满天下的学者，也有老革命党人，但他们此时所主张的竟是恢复帝制。
9月2日，筹安会组织请愿团，向参议院请愿变更国体。在一些有心人的策划下，一时请愿成风，什么妓女请愿团、乞丐请愿团纷纷招摇过市，劝袁大总统晋位皇帝。
但是在众多的劝进声外，有更多的声音在斥骂这逆流而动的丑行。晚清时的立宪派梁启超发表《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笔锋直指杨度的谬论。《亚细亚报》悬赏3000元征文反驳梁启超，竟无人敢应。更有不少人将所谓“筹安六君子”告上法庭，但在当局的压力下，杨度等人平安无事，总检察厅厅长辞职。
袁世凯一手栽培的北洋大将段祺瑞说：“项城帝制自为的迹象，已渐显露。我当年曾发出采取共和之电，如果又拥项城登基，将何以面对国人？恐怕二十四史中，找不出这样的人物吧！所以论公，我即使死也不会参与；论私，我从此只有退休，决不多言。”
袁世凯多年好友徐世昌则在日记中感叹道：“志为帝王之人多则国乱。”
甚至袁世凯的次子袁克文也作诗相劝：“绝怜高处多风雨，莫到琼楼最上层。”
然而就在这滔滔反对声中，袁世凯于12月12日接受帝位，改元洪宪，登上了他梦寐以求的皇帝宝座，也掘下了逆流而动的坟墓。
此时的他已经忘记了孙中山在就任临时大总统的当天，曾表示要让位于他的赤诚：
“公方以旋转乾坤自任，即知亿兆属望，而目前之地位尚不能不引嫌自避。故文虽暂时承乏，而虚位以待之心，终于大白于天下。望早定大计，以慰四万万之渴望。”
第三部分 第54节：五、乱局(6)
此时的他也已经忘记了当年逼清帝退位后自己通电南京的电文：
“共和为最良国体，世界之公认，今由弊政一跃而跻及之，实诸公累年之心血，亦民国无穷之幸福。大清皇帝既明诏辞位，业经世凯署名，则宣布之日，为帝制之终局，即民国之始基。从此努力进行，务令达到圆满地位，永不使君主政体再行于中国。”
言犹在耳，逆行已肆。只是神州自有豪杰在，哪里容得他放肆胡为？
12月19日，一位将军经过１个多月的艰难跋涉，辗转各地，终于抵达昆明。他叫蔡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