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逃到威海卫的北洋海军全军覆没，不愿投降的丁汝昌、刘步蟾等人自尽以全节。日军逼近京师。
一手打造了北洋海军，又一手把北洋海军送上穷途末路的李鸿章，又一次走上了谈判桌。
这场战争使日本获得战争赔款库平银2.3亿两，加上日本掠夺的大量舰船、武器、物资，折合日元5.1亿元，相当于日本全国一年财政收入的4.5倍。借这笔巨款，日本进一步发展工业，扩军备战，迅速成为世界级的强国。在《马关条约》的签署地，现在日本下关地区新干线路旁庞大的钢铁工业，就是以这笔带血的资金起步的。辽东半岛和台湾、澎湖列岛被割让给日本（在列强施压下，清政府以3000万两赎辽费赎回辽东半岛）。
旅顺大屠杀
1894年11月22日，旅顺大劫难。日军屠城四天三夜，死者2万余人，数十年后在南京发生的事，其实早已在旅顺发生，一位英国人记下了这样寒意森森的文字：
“……我第一次看到日军紧紧追赶逃难的人群，凶狠地用步枪和刺刀对付所有的难民，像魔鬼一样刺杀、劈砍那些倒下的人们。”
“……日军把无数的难民赶到湖中，从四面向他们开枪，并用刺刀把那些力图挣扎逃出湖面的难民赶回湖水中去。湖面漂浮着尸体，湖水被血染红了。”
“新的受害者不断被赶进湖中，直到不久湖里再也没法容纳更多的人才罢休。……”
“……当日军手提灯笼晃来晃去时，他们那付鬼样子被灯光映得更可怕。屠杀没有丝毫减弱的迹象，到处是枪声、喊声、尖叫和呻
吟。街道的景象可怕极了：地被血水浸透了，遍地都是残缺不全的尸体，而一些狭窄的街道完全被尸体堵住了。”
“……在灯光下这些残尸的样子难以形容的可怕。直到临终那天，我将怀着丝毫不减的恐惧记着这些残尸骇人的形状。这就是日军发狂似地屠杀和鞭尸、强奸和疯狂地抢劫中国人时所犯下的不堪形容的暴行。”
世界舆论为之大哗，一本杂志写道：“日本是披着文明的皮而带有野蛮筋骨的怪兽。日本今天已经摘下了文明的假面具，暴露了野蛮的真面目。”
对于全世界的谴责，伊藤博文的对策是置之不理，为大屠杀辩护。至今，那个所谓的“靖国神社”仍供奉着113年前的杀人犯们的鬼魂，依然在挑衅着世界公理的耐心。
由此一战，日本摆脱了半殖民地的地位，也日益成为中国近现代史上最大的侵略者。洋务运动失败了，中国堕入更为深重的苦难。大清帝国的无能进一步鼓舞了列强的野心，甲午之后，英国人夺取威海卫，德国人占领胶州湾，俄国人进一步蚕食西部边境，中国再无一刻安宁……
天地苍茫，中华故土，喑哑呜咽，国魂何在？
关于“文明”的扩张问题
近代就是这样的一个时代，近代的文明是从消灭新大陆文明开始的，从那里掠夺的黄金成为西方发展的基础。不久有了贩卖黑人的贸易，最后是鸦片贸易。欧洲在先进的文明发展阶段，先进者是不把落后的人当人看的，奴隶贸易就是这样，这是最明显的。这就是近代的体系。但是，到了一定阶段以后，表面上就不能那样做了。
为什么呢？从根本上来说，人权就是谁也不能被侵犯，这是建立近代的原则。其中重要的就是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当时的欧洲，却仅仅把自己纳入那个范围。到了20世纪前期，从整个世界来说，不再是“只有白人最优越，过着自由自在生活的时代”了。
当然也不能说完全消失了，现在还是以别的形式存在着。他们认为自己比别人先进，比别人优秀。所以，今后我们应该考虑的是，是否是真正意义上的尊重人权。各个国家的内部，和其他国家的关系，是否最终达到相互理解、相互尊重。只有建立了这样的关系，才会有新的、现代的、真正意义上的自己的人权。自己的人权得到保障，也就是同时也尊重别人的人权。
第二部分 第36节：四、共和(1)
四、共和
1867年7月21日晚，两江总督衙内。曾国藩与幕僚赵烈文密谈。
曾国藩忧心忡忡地说：“京中来人云：‘都门气象甚恶，明火执仗之案时出，而市肆乞丐成群，甚至妇女亦裸身无。’民穷财尽，恐有异变，奈何？”
赵烈文回答说：“天下治安一统久矣，势必驯至分剖。然主威素重，风气未开，若非抽心一烂，则土崩瓦解之局不成。以烈度之，异日之祸，必先根本颠仆，而后方州无主，人自为政，殆不出五十年矣。”
曾国藩问道：“然当南迁乎？”
赵烈文说：“恐遂陆沉，未必能效晋、宋也。”
曾国藩反驳说：“本朝君德正，或不至此。”
赵烈文说：“君德正矣，而国势之隆，食报已不为不厚。国初创业太易，诛戮太重，所有以天下者太巧。天道难知，善恶不相掩，后君之德泽，未足恃也。”
曾国藩良久无言，最后说：“吾日夜望死，忧见宗(sh?。”
就在洋务运动风声水起的时候，清政府声望最高的封疆大吏曾国藩却对时局十分担忧。赵烈文认为虽然还可以支撑，但如果中央政府先烂掉，那么中国就会崩溃，陷入军阀混战的危局，清政府即使想像东晋、南宋那样划江而治也做不到，因为虽然历代皇帝都不算太糟糕，但却不足以使之支持下去。清王朝离最后的崩溃也不会超过50年。
赵烈文所言具有极强的预见性，44年后，大清帝国的龙旗落下了。
1879年，美国南北战争的名将，第18任美国总统格兰特在离任之后访问中国。他致信李鸿章，认为中日两国：“人民灵敏有胆，又能勤苦省俭，如能参用西法，国势必日强盛，各国不敢侵侮……如广行通商，则人民生计，国家财源，必臻富庶”。他“甚盼中国亟求自强”。
但是，中国没有像他所说的那样做，而日本却这么做了。日本变法之后蒸蒸日上的局面，让他对中国的落后很担心。作为身经百战的军事统帅，格兰特认为：“中国不及日本远甚……
以日本一万劲旅，可以长驱直捣中国三千洋里，而为中国所不能抵御也！”
15年后，格兰特的话不幸言中。
甲午战争，同样装备着坚船利炮，同样有留学国外的指挥官，也不乏以身殉国的统帅、死战不退的勇士、同归于尽的英雄，却依然一败涂地，还是败于日本这个与列强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弹丸小国，这是国人无论如何都难以接受的。这次战争的失败带给中国人心灵的创痛，是历次失败所无法比拟的。中国遭遇了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机。
洋务运动的成果何在？甲午之败仅仅败于军事吗？这些问题存于每一个人的心中，人们在寻找答案。
1894年11月7日9时许，一乘耗银76913两的金辇在盛大的仪仗伴随下出现在紫禁城东边的皇极门外。一个保养极佳的妇人盛装步下金辇，在大群太监的伴随下走入皇极殿。贺表声起，夸尽她的“高功厚德”。随后，光绪皇帝率妃嫔及满朝文武三跪九叩，山呼“万岁”，《海宇升平日》的乐曲响起，这一切使得“老佛爷”笑容绽放。就在此时此刻，日军兵锋已经逼近大连，无数的人民在恐惧之中哭喊着祈求上苍的怜悯和“王师”的拯救。
第二部分 第37节：四、共和(2)
典礼结束的时候，心急如焚的翁同（）等军机重臣听到了一个令他们目瞪口呆的命令和一句“名言”。慈禧“赏赐”皇帝和大臣们听戏3日，一切军国大事暂时放下。她还放言威胁
“今日令吾不欢者，吾亦将令其终生不欢”。
就在北京刻意营造的3天“太平日”，日军夺大连，兵锋直指旅顺，10余日后制造旅顺大屠杀。
“吉野”号，日本海军的主力战舰，原本是英国船厂为北洋海军所造，可惜清政府不同意购买，英国人把它卖给了日本人，使这艘时速23海里的快速巡洋舰成为日本海军的利刃，北洋战舰中没有一艘能达到这样的速度。
在战争前，日本海军多已装备速射炮，是清军克虏伯大炮施放速度的5倍至10倍，眼见日本海军战力逐渐超过北洋水师，朝鲜局势日益紧张，李鸿章应北洋海军之请，请求拨款60
万两银子，购速射炮20门，但没有哪个部门愿意出这笔钱。李鸿章只能从北洋后勤经费中挤出20万两银子，购买普通速射炮12门。
自1888年成军以来，北洋海军就没有再增添过任何战舰。1891年，“户部奏准南北洋购买外洋枪炮、船只、机器暂停两年，即将所省价银解部充饷。”钱都到哪儿去了？
清廷为筹办慈禧六十大寿，除要求各级官员捐纳外，还提用户部饷银和边防经费，甚至挪用海军军费。专为慈禧“颐养天年”而修的颐和园，工程预算为1000万两白银，其实耗费远过于此，到底是1000万两白银还是1亿两白银没人能说清。
清政府要求李鸿章每年从海军经费中拿出200万两银子用于颐和园。1887年到1894年的7年间，北洋水师本应获得拨款
3000余万两白银，实际只拨付1400万两，仅兴建颐和园，就从中挪用了750万两。另有一说，颐和园共挪用海军经费达3000万两白银。
付出代价的还有铁路。直奉铁路建设工程本有银3000万两，慈禧挪用其中1000余万两，导致铁路中途停工。为了筹措修园的费用，各部门甚至卖官鬻爵，两三千当县官，四五千做知府，七八千为道台，这一行径成为世界级的笑料。得款数百万，又投入颐和园。
颐和园建成后每天维持费用达1万两以上，1年三四百万两，相当于整个北洋海军1年的经费。为办一个万寿庆典，光用彩绸装饰建筑物，就用银14余万两，装修庙宇、搭建彩棚、修饰各处建筑又费银240万两。
要知道，此时中国1年收入不过8000余万两，当年筹建福州船政局不过用银47万两，世界第一流的“定远”、“镇远”两舰相加也不到300万两。也就是说，仅挪用海军军费一项，按最少算都够买5艘“定远”或“镇远”舰，或者是250门最好的速射炮，或者15所兵工厂。那么，整个颐和园够买多少战舰？
现实是北洋海军连枪炮弹药都不许买了，黄海之战到了最激烈的时候，许多中国战舰弹尽，邓世昌、林永升等忠勇将士只能以身为弹，驱舰撞敌，原本可以用来痛击倭寇的炮弹变成了颐和园中开不动的石舫，省下的军费变成了万寿庆典上飘扬的彩绸。那么，这些巨款就这么容易被挪入颐和园吗？
1886年11月19日，户部尚书翁同在日记中写下了两句话：“盖以昆明易渤海，万寿山换滦阳也。”昆明指的是颐和园中的昆明湖，渤海指的是北洋海军；万寿山是颐和园中最高处，滦阳指的是承德避暑山庄。意思也就是说，用颐和园来取代国防（北洋海军）、用享乐来取代自强精神（避暑山庄为清代历朝皇帝培养子弟尚武精神的地方）。
就在这一天，翁同知道了一个秘密，慈禧和醇亲王以在昆明湖训练水军的名义修建颐和园。这一秘密不久就为世人所知，弄得群言汹汹。
远在旅顺修建军港的袁保龄讽刺说：“昆明习水战，赋绝好题目。借款得所藉手，挥洒较易。”直接点出了“习水战”云云，不过是为浪费公帑找到了一个绝好的掩饰。清政府干脆以
“孝”的名义公开大修颐和园，文武百官敢怒不敢言。
第二部分 第38节：四、共和(3)
其实，这些巨额的款项多数流入了私囊。据说当时“宫中兴作，以三成到工为正例”，也就是说，按正常的情况，十成经费用到正事上有三成就不错了，其余七成被各级克扣。这还是好的，更恶劣的甚至只能用到一两成。
当战云密布之际，清朝大小官员考虑的头等大事是给“太后老佛爷”送什么礼，生怕触怒慈禧。就在战局不利的10月19
日，户部请求举债1000万两，同一天老佛爷迫不及待地要大臣们进献礼物：“所有应进皇太后六旬万寿贡物之王大臣，以及外省各大臣等，均着于本月二十五日呈进，其蒙古王公等于二十六日呈进。”
翁同、李鸿藻（同治的老师）没钱办礼物，只能求助于庆典工程的承建者立山，请这位内务府大老板帮忙。立山办事妥贴，很快就将几色礼物办好。翁同感叹道：“此等事，非此君不办也。”
上下其手、层层贪墨的结果就是甲午海战中那一枚枚打不响的假炮弹，就是卖官鬻爵、搜括百姓，就是人心大坏、国力日衰。
在中国用10年的时间为老佛爷的生日忙乱的时候，日本明治政府在改革国家制度，实行君主立宪制，建国会，举行众议员选举。大力推进“殖产兴业”和“富国强兵”，注意各类工业同步发展。大力扩军备战，用近代欧洲军队的方式改造日本军队，财政收入的60％用于军备。到1892年，日本海军排水量已达7.2万吨，超过北洋海军不少。即使这样，日本高层仍嫌不够，山县有朋说：“古今之最大急务，在于整顿海军。”
明治天皇决定从供应皇宫开支的内库每年拨款30万日元，作为海防补助费。他还亲自发起捐款运动，从每月的薪水里捐款建造军舰，在天皇的影响下，皇后也将部分首饰捐出，变卖后用于购买军舰。满朝文武薪金的十分之一都用于建造军舰。
甲午战争时，中国的军机大臣们无人奔赴前线，北洋大臣李鸿章本人也缩在后方。黄海大战时，南洋水师的一艘战舰奉命北上，它的任务不是增援北洋舰队，而是给慈禧太后送荔枝。
日本明治天皇则在战况激烈的时候，下令将大本营西移到广岛的第五师团司令部，以更加靠近前线指挥。明治以会议室为卧室和办公室，拒绝一切装修，一住就是7个月，直到中日谈判开始的时候还在广岛。
明治维新的重臣、原首相、日本议会议长、号称日本陆军之父的山县有朋大将一再请战，决意赴朝鲜指挥平壤之战。他激励部下说：“万一战局极端困难，也绝不为敌人生擒，宁可清白一死，以示日本男儿之气节，保全日本男儿之名誉。”
《纽约时报》评论说：“是日本人打开了世界的眼界，让人们看到大清帝国真正的无能……清国政体是一个明显失败的政体……”
“镇远”号铁甲舰上的主锚，北洋舰队失败后，被日军掳去
1895年3月20日下午2点30分，中日双方谈判代表在马关春帆楼进行第一次会谈。其间，李鸿章与伊藤博文有一段耐人寻味的对话。
伊藤博文问：“变革之事，10年前，我在津时已与中堂谈及，何至今一无变更？本大臣深为抱歉。”
李鸿章无奈地回答：“……我国之事，囿于习俗未能如愿以偿。当时贵大臣相劝云，中国地广人众，变革诸政，应由渐而来。今转瞬10年，依然如故，本大臣更为抱歉，自惭心有余力不足而已。贵国兵将，悉照西法，训练甚精；各项政治，日新月盛。此次本大臣进京，与士大夫相论，亦有深知我国必宜改变方能自立者。”
伊藤博文以过来人的得意口吻说道：“天道无亲，唯德是亲。贵国如愿振作，皇天在上，必能扶助贵国如愿以偿。盖天下之待下民也，无所偏倚，要在各国自为耳。”
就在这屈辱的场合，73岁的李鸿章面对55岁的伊藤博文含蓄地道出中国失败的缘由，也总结了日本得以胜利的原因。
甲午一战，使一直以泱泱大国自居的大清帝国遭遇了最大的心灵创痛。中国民众第一次如此普遍、真切地感受到了亡国的危机。
第二部分 第39节：四、共和(4)
洋务运动的探索未能挽回清政府的颓势。那么，究竟什么才是救亡良方？谁将是下一次探索的领导者？
就在甲午战争结束的1895年，瑞典科学家诺贝尔在遗嘱中设立了和平奖；
俄国文学家托尔斯泰在自己的庄园办学校，对农民的儿子进行普及教育，为维护农民利益充当调解人与陪审员；
美国的新闻记者们开始曝光社会的阴暗面，推行进步运动；
此时在中国，第一批具有近代意义的知识分子因为国辱，终于从旧思想束缚中摆脱出来，开始担当起对社会和国家的启蒙责任。
《马关条约》的相关消息传来，举国为之大惊。
郑孝胥扔掉手中的笔，大声喊道：“吾今为虏矣！”
在大连，市井间人人说着同样的口头禅：“国破家亡，死了干净。”
广东诗人黄节写诗云：“草木尤春荣，世运何大异！东望春可怜，千里碧血渍。”
1895年5月2日，北京、河南、山东、湖北、浙江、江西等大批举人纷纷集会，一天有15起公车上书和官员上书，坚决反对《马关条约》，要求自强。
在北京宣武门外松筠庵，一批举子大集，人人脸上都透着怒意，一番痛骂之后，人们在一份奏折上签下自己的名字。此文一万八千言，是广东南海人康有为一夜之间写就，由弟子梁启超抄写。文笔雄健，声气慷慨，一时传诵京师。
康有为提出了挽救时局的四大策：“下诏鼓天下之气，迁都定天下之本，练兵强天下之势，变法成天下之治”，希望清政府全面地进行变法，此书就是历史上有名的《上清帝第二书》。此书虽没送达中枢，但康有为已经走上了中国的历史舞台，他曾7次上书皇帝，其中对国势的沉痛、对救国的迫切、对变法的热衷、对自强的思虑，百年后读来，仍可以感到一颗中国心脏中强劲的力量。
这次公车上书意味着晚清知识分子第一次大规模介入国家政治，虽然没有被清政府接纳，但也给予了清政府非常沉重的压力。
“昔时人已没，今日水犹寒。”
1895年，邓世昌阵亡1年后，他的同学，才华横溢而又“不与机要，奉职而已”的北洋水师学堂总办严复，从怀才不遇的痛苦中挺身而出，发表《救亡决论》，喊出：“今日中国不变法则必亡”，第一次向国人提出“救亡”的口号。
1898年，康有为再次上书光绪皇帝，希望自上而下，“以日本明治之政为政法”，建议学习日本的立宪君主制。在他看来，明治政府的立宪君主政体是使日本强大的最重要因素。
甲午战争成为检验明治维新与洋务运动结果的试金石，中国知识分子开始思考日胜中败的深层原因，一时之间，东渡日本的中国留学生远过留学他国，有志之士皆想实际看看明治维新的成功之道。
1898年，中国最轰动的出版物是严复所译《天演论》，它向中国人介绍了达尔文的进化论思想，提出“物竞天择”的规律。《天演论》影响极为深远，在10年内再版30多次。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物竞天择”和“适者生存”广泛为中国青年所接受，甚至很多人以此作为自己的字，比如胡适，字适之。
甲午海战的血雨使严复深刻反思技术救国的失误，他痛陈专制政体的弊端，反驳中体西用之说：“有牛之体则有负重之用，有马之体则有致远之用，未闻以牛为体以马为用者也”；他呼吁“自由为体，民主为用”，力争“开民智，新民德”。
此时，一些知识分子已经认识到了封建制度的问题。有一部为时人所关注的书出自一位湖南书生之手，书名《仁学》，人名谭嗣同。谭嗣同痛骂2000年来的封建专制制度是“大盗”之政，专制君主是“独夫民贼”，一切罪恶的根源。他认为“君”
不过是“民”根据需要所选举，“君”不为“民”办事，可以废掉。
《仁学》内容丰富，它既有旧学的浓厚味道，也有西方思想的极大熏染，两者并行，合成了一部独特的书，也反映了一个独特的人。正如一位学者所说，它依然可以视为晚清思想界“先锋式”的标本，反映了中国知识分子由传统向现代转变的急剧行程和思想状态，体现出传统文化下的中国知识分子向现代转变的艰难。
第二部分 第40节：四、共和(5)
不管那个时代的先行者们思想中有多少不足和缺憾，都弥足珍贵，因为他们使中国人从数千年来的旧格局中看到了一个全新的世界，并开始寻找新与旧、东与西的结合，这一切都在挥舞的变法旗帜下张扬出别致的历史风情。
对于变法的迫切，康有为在一次演说中这样说：“吾中国四万万人，无贵无贱，当今日在覆屋之下，漏舟之中，薪火之上，如笼中之鸟，釜底之鱼，牢中之囚，为奴隶，为牛马，为犬羊，听人驱使，听人宰割，此四千年中二十朝未有之奇变。”
如何才能改变被列强瓜分的命运呢？维新派提出要学习现代政治制度。中国人用近半个多世纪的时间终于认识到：打败中国的并不只是西方的坚船利炮，仅仅“师夷长技”是远远不够的，中国需要从政治、经济到文化、教育的全方位改革，事关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
在紫禁城中，也有一位苦读“西学”的人，在1892年就开始学习英语，他是光绪皇帝。任职于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张元济回忆说：“光绪喜欢看新书，常常写条子到总理衙门要书，这件事都由我经手办理。那时候黄遵宪做了一部日本国志，光绪指名要这部书看，也是由我取来送进去的。”光绪锐意改革的态度得到了当时很多知识分子的支持，像谭嗣同这样对皇权本身不满的人，也对光绪抱有好感，并投入了变法运动。
戊戌变法的背景
在鸦片战争前后中国的经济据说是世界经济的三分之一，或者和美国如今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有可以相提并论之处，但是西方当时已经进行了启蒙运动，18世纪、19世纪，特别是在工业革命以后发展得非常神速。
中国一方面对西方无知，无知本身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利玛窦之后双方在17世纪、18世纪已经没有真正的学术文化交流和互动的可能，在这样一个情况下，中国官员除了无知以外，另一方面还非常傲慢。无知加上傲慢非常危险，因为西方带来的不仅是坚船利炮，不仅是政治制度，还有一些比较深刻的思想价值都因此而无法得到重现。
戊戌变法，只是光绪皇帝希望能够有改变，光绪皇帝后面的整个官僚制度，整个政权基本上是无知和傲慢的，因此要推动变法非常困难。
1898年6月11日，光绪皇帝颁布“明定国是”诏书，宣布变法开始。
维新派试图不动摇封建统治基础，照搬西方制度进行社会改革。在103天的时间里，光绪发出了110多条诏令，涉及科举、工业、商业、军事、文化、教育等多个领域，试图全面革新。但这些诏令应者寥寥。
甲午战争后的中国精英们仿佛走在阴暗的历史隧道中，前面能看到光明，但四周的黑暗压得人喘不过气来。
长期无法掌握实权的光绪皇帝背后，还有一位执掌朝政30
余年的老佛爷，一向视权如命的慈禧绝不会把权力拱手让人，哪怕这是在为日暮西山的中国乃至大清朝廷争取最后一丝希望。西方人士认为：“慈禧的顽固和冷酷无情为整个大清国带来了最不幸的后果。”
如今的北京菜市口充满了现代都市气息，但在109年前那个烦闷的夏季，菜市口见证了旧制度对近代化的最后一次胜利，刽子手挥刀砍下六颗人头，也砍断了清政府最后一缕希望。
光绪被囚瀛台，于四面湖水中蹉跎岁月，任冷酷的岁月之刃切割他的雄心壮志和单薄的身体，他只剩下了一件武器，那就是自己的生命，他希望以此与慈禧相抗衡，看谁先死。他小看了慈禧的冷酷，最后他以不可知的原因死在慈禧之前，相隔时间还不到24小时。
虽然那是一个只有百余天，而且甚少实迹的变法运动，但到了今天，仍给我们留下了最深刻的印象，关于一群立志救国的文弱书生的印象。
百年前，在人烟稠密的北京城，几位雄姿英发的人物如饥似渴地从各国变法的事迹中汲取力量，希望挽狂澜于既倒，支大厦于将倾。但是，在那个“戊戌”年，他们失败了，或暴尸京城街头，或逃至海外东瀛。
第二部分 第41节：四、共和(6)
死则死矣，去则去矣，可在北京城的古树、红墙、琉璃瓦、石碑、马道上，依然能强烈感受到作为代表的他的存在。他，高吟“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慷慨赴死。他以“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劝梁启超远走东瀛，将生留与同志，将死留给自己。日本使馆为他提供保护，他傲然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
是的，他是谭嗣同，一个有重整山河之志的奇男子，一个可以作为历史坐标的大丈夫。谭嗣同有豪侠之气，有燕赵慷慨悲歌之血性。但其视死如归的气概绝非江湖之勇，如果说他死前还有什么牵挂，那就是后人是否为他的鲜血所激励了，他在绝笔书中说：“嗣同不恨先人而死，而恨嗣同死者虚生也，啮血书此，告我中国臣民，同兴义举。”
面对这翰墨纵横、正气凛然的文字，让人顿生仰望泰山、遥对长城的肃然之敬。慈禧用菜市口行刑来打击他的抱负，他却在这万千头颅滚落尘埃的地方爆出了生命的惊雷：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
谭嗣同等六君子使中国近现代史在沉郁了58年之后，有了崭新的诠释，以炽热的血液浇灌富强与自尊的花蕾，也使得中国知识分子不再是深锁于红墙大院的点缀，而重拾起浩然长存的气脉和风骨。
对于中国来说，失败同样宝贵。戊戌变法虽然被扼杀了，但作为中国近代的第一次启蒙思想运动，它所传播的西方政治学说和自然科学知识，将统治中国人几千年的封建思想打开了缺口。正是这些新的思想，伴随古老中国走进了一个新的世纪。
1900年，人类用欢呼声拥抱新的世纪之年。
1月26日，在美国美亚商会的第二次新年宴会上，中国驻美公使伍廷芳一口流利的英文演讲引发了一阵阵笑声和掌声，他说：
“……我在这里的唯一目的，就是要将两国人民的友谊拉得更近些，将连结两国人民的纽带粘连得更牢靠。”
3．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
寰海尘氛纷未已，诸君莫作等闲看。
“……当你们在上海或北京活动时，请记住你不是在华尔街，不要吓唬和威胁我的同胞。”
“……你们必须在拿走的同时也要付出，而不是拿走我们所有的东西，而没有任何的付出。”
“……美亚商会是由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们组成的，你们有责任告诉这里的人民，我们需要什么？怎样对待我们才算是平等相待？”
听这场演讲的除了美国的商人们，还有原美驻华公使、日驻美公使以及一些美国参议员。
伍廷芳热情地邀请各国商人到华投资，但他没有想到的是，来到中国的是一群强盗，中国人民迎来了历史上最黑暗而伤痛的岁月。
这一年，八国联军侵入中国。
1900年的北京，气氛十分紧张，义和团成为中外瞩目的焦点。
自鸦片战争以来，各国传教士纷纷来到中国，他们所秉持的宗教和文化观与中国的传统格格不入，有的对中国传统宗教和生活习俗横加指责，有的干涉地方行政，有的干脆披着宗教外衣行间谍之实。天长日久，教会在中国普通民众的心中变成了外国侵略势力的代表，产生了一系列冲突。从1860年到1900
年间，发生各类教案800多起。
随着甲午之败，列强加大了瓜分中国的力度，德国以山东作为势力范围，英国以长江流域作为势力范围，法国以云南、广西、广东作为势力范围，俄国以东北作为势力范围，日本更是贪心炽烈，将福建划为势力范围，还试图向中国内陆及东北发展。
面对日益艰难的生活、列强疯狂的侵略，在山东、直隶等地，许多乡民相聚习武，力图自卫，到后来开始攻打教堂、惩治教徒，最终形成了义和团运动。
义和团的宗旨是“扶清灭洋”，其身上兼有反抗侵略的进步性和维护封建传统的落后性。他们对于西方的一切都抱持着一种反对的态度。义和团相信可以将中国神话传说中的神仙佛祖、英雄好汉都请入凡世，附在身上，“刀枪不入”，抵挡洋枪洋炮。
第二部分 第42节：四、共和(7)
义和团入城后，曾有数十名义和拳民在两位亲王的带领下到皇宫，欲搜寻光绪以杀之，因为这位皇帝也好西学，最后被慈禧喝阻。
1900年4月6日，各国公使发布照会，要求清政府在两月之内，剿灭义和团，否则将自行出兵剿灭。为耀武扬威，英、法、美、俄各国的军舰开到了大沽口外。
5月20日，英、法、美、俄、德、日、意、奥、西、葡、比11国公使共同调兵到北京。
此时慈禧太后非常矛盾。一方面列强于她是如梗在喉，不去不快，尤其令她不满的是列强对“废立”大事的干涉。她原本计划令光绪让位给溥隽。消息传出，各国公使纷纷表示只承认光绪，不承认新皇帝。一向视朝政如禁脔的慈禧为之气结。
另一方面，她又怕义和团势大，进一步激怒列强。于是她在列强与义和团之间摇摆不定，一会令山东巡抚袁世凯和直隶总督裕禄对义和团严行镇压，一面又希望借助义和团的力量对抗列强。她对袁、裕二人一再强调：“慎之又慎，不可一意剿击，致令铤而走险，激成大祸。”
在整个庚子国变期间，慈禧朝令夕改，战战停停，如同儿戏。
有必要指出的是这位老太后一直竭力回避战争。早在义和团入城前，在列强的压力下，她曾勉强同意各国各派30名武装人员进入各使馆防卫，不想一下子有近千名各国军队入城。在义和团进京的前一天，大沽口外的列强部队又派2000余人向北京进发。
义和团入城后，她曾下令约束，并派正规军防卫外国使馆。但是，义和团和列强都不会随着她的指挥棒起舞，局势日益失控。6月20日，德国公使克林德途经东单牌楼时被击毙。这一事件被各国宣称为侵入中国的直接原因。其实在这一事件发生的3天前，列强已经向大沽炮台发动攻击，3000
名中国守军喋血。克林德事件不过是一个令联军喜出望外的好借口罢了。
局势已不可扭转，6月21日，慈禧以光绪的名义颁《宣战诏书》。大战开始了。这是一场注定失败的战争，一边是根本没有做好近代化战争准备的国家，一边是武装到牙齿的世界八大强国的联合部队。
但是这场战争也使列强真正认识到中国的力量。日军攻击由9000名清军布防的北仓，日军甚至发射了毒气弹，但守军仍然一次次击退日军的进攻。直到英、美等国军队加入攻击，才使清军撤出阵地。
联军一部曾被清军官兵及义和团包围，围攻不已。联军阵亡200余人，辎重全失，英国远东舰队司令西摩尔中将说：“义和团所用设为西式枪炮，则所率联军必全军覆灭。”
在甲午战争中就表现英勇的聂士成在此战中死战不退，腹部被炮弹炸开，肠子都流了出来，他一手塞住肠子，一手扬刀指挥，直到阵亡。
当看到无数普通百姓举起大刀、长矛面向机枪、大炮冲锋的时候，列强为之心悸不已，德国皇帝威廉二世在得到战报后说，“这使欧洲人在亚洲人面前丢了脸”，一些欧洲政治家确认中国是一个可以打败而无法统治的国家。
8月14日，第一枚炮弹飞向北京，联军开始了总攻。中国军队使用着极其简陋的武器顽强阻击。在据城而守的中国军人中，有一位姓舒的士兵阵亡了，他有一个1岁多的儿子，他的儿子长大成人后为自己取笔名为老舍，并在自传中直白地写下了童年最深的记忆——我们恨八国联军！
8月15日晨，慈禧穿着蓝布大褂仓皇西行避难，却将北京城和诺大的中国抛给联军。
8月16日，中国军队仍在城中与八国联军巷战，一位美国人说：“此皆性质坚毅，遇攻不退，死而犹烈者也。”晚上，联军占领全城。各国指挥官下令大掠3日。北京的劫难开始了。
八国联军掠尽皇宫和颐和园里珍藏多年的宝物，无数的文明结晶都成为侵略者炫耀武力的证明，至今这些国宝依然散落在各国博物馆中。仅日军从户部一处就抢走白银300万两。联军统帅瓦德西承认：“所有中国此次所受毁损及抢劫的损失，其详数将永远不能查出，但为数必极重大无疑。”
第二部分 第43节：四、共和(8)
那些太和殿前存水的铜缸记录着中国人在20世纪第一年所遭受的国耻，一缕缕刀痕割出千百万同胞的血泪，牢牢刻在中华民族的记忆深处。
北京街头尸积如山。一位西方记者写道：“一队法国士兵将一群拳匪、兵丁、平民相与掺杂的中国人逼进城内的一死巷内，用机枪扫射约10到15分钟，直到不留一人。”
英国人记载说：“北京成了真正的坟场，到处都是死人，无人掩埋他们，任凭野狗啃食。”
德国人说：“北京今天已成为一个强盗世界。”
侵略者们在北京城划区驻扎，要求所驻区域的所有中国人家必须悬挂占领国国旗。先农坛升起了美国旗，美国旗的北面不远处是奥国旗，天坛升起了英国旗，天安门以东升起了德国旗，东南是俄国旗，西边是法国旗，西北是意大利旗，北面是日本旗。一时间，中国的心脏扬起的是8个国家的旗帜。8月28日，八国联军进入紫禁城阅兵。在那一刻，整个中国仿佛被撕裂了。
国之大耻莫过于此！
逃亡路上的慈禧令李鸿章收拾残局，并下令屠杀义和团。
李鸿章的部下及亲属劝其以马关之耻为前车之鉴，不要奉诏。无奈慈禧一再催促。1个月后，李鸿章抵京，与八国联军议和。
外国人说他“实际上是受到礼遇的俘虏”。
1901年9月7日，李鸿章代表大清国与11国签订了《辛丑条约》，赔款４.5亿两。100多名官员被杀，还有无数的普通民众被作为“拳匪”处死。
签字回来后，李鸿章大口吐血。1901年11月7日停止呼吸前，几滴浊泪流过面颊。据说，他在死前曾写下一诗，希望有志之士能纷纷起来救中国：
劳劳车马未离鞍，临事方知一死难。三百年来伤国步，八千里路吊民残。
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寰海尘氛纷未已，诸君莫作等闲看。
他既哭个人之悲哀，又伤心国家之不幸。李鸿章镇压农民起义，办洋务，办外交，一生苦斗，希望国家能走上富强之途，但大清帝国却病入膏肓，一日不如一日，他自己还背上卖国贼的骂名，死前还被俄国公使逼迫签订不平等条约。李鸿章的悲哀是时代的悲哀，他的悲剧也是中国的悲剧。
可惜慈禧也许永远无法明白他的心意，她还在对列强感恩戴德：“今兹议约，不侵我主权，不割我土地，念列邦之见谅，疾愚暴之无知，事后追思，惭愤交集。”她的表态是一句被钉在耻辱柱上的“名言”：“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
此时的清政府已经无力回天，丧尽民心。清政权已成为中华民族复兴之路的障碍。国家的命运不能再指望它的自我调整了。那么，谁能担负起救亡图存的历史任务？
1898年9月，在慈禧绞杀戊戌变法的黑暗时光中，从大清帝国的翰林院里走出一位光绪皇帝御笔钦点的翰林，他抛官弃职，回南方兴办教育，开始了一生的教育启蒙和革命生涯，刚开始他在学生心中播下革命和共和的种子，后来他又在中国人心中埋下民主与科学的种子。
为推翻没落的封建王朝，这位翰林一边教书，一边学习，尤其是学习化学，他用化学知识来为革命党制造炸弹，希望用暴力将封建专制制度炸个粉碎。他叫蔡元培，日后的北大校长。
堂堂翰林造炸弹，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但是清政府实在是太迟钝了。直到慈禧西逃的时候，才开始把光绪皇帝在戊戌年的政策拿出来。然而，历史留给这个王朝自救的时间已经不多了，中国人经历了太多的苦难和太久的等待。
在危机中，虚幻的自大和麻木不仁已经无法延续下去，救亡成为所有爱国者心中最紧迫的问题。这是中国人在思想上空前的变化。
面对山河破碎，列强虎视眈眈的惨烈局面，中华民族的危机感到了一个高峰，有人高呼：“我四百余州地宁可碎，四亿人之头宁可断，而国民独立之精神必不可少屈，此余以之自誓，而愿我同胞共誓者也。”
中华民族已被逼到了生死存亡的境地，被逼到绝地之后反而焕发出强烈的自信，仁人志士相信只要奋起图存，勇于变革，一定能够找到一条走出困境、再造乾坤的路，中国不会亡。
第二部分 第44节：四、共和(9)
以王朝更替的方式延续了几千年的社会变迁，在一次次的失败和屈辱中最终断裂了。那么，应该如何实现民族的独立和人民的解放，是采取激烈的革命手段，还是温和的改良方式？
对于这个问题，曾有过激烈的争论。革命派认为清政府不可能推行任何改革，不推翻它，中国没有希望。而改良派则认为这样的政府还有救，革命只会造成内乱，造成列强瓜分，万万要不得。梁启超甚至说：“今者我党与政府死战，犹是第二义，与革命党死战，乃是第一义。”
在革命与改良之间，清政府的选择自然是改良。
1901年1月29日，在被英国舰炮打开国门的61年后，清政府的改革终于开始了。慈禧在西安发出了一道上谕，称：“世有万古不易之常经，无一成不变之治法。……法令不更，锢习不破，欲求振作，当议更张……”
1904年1月13日，《奏定学堂章程》颁布，新学堂和新的教学体系开始建立。
1月21日，中国第一部公司法——《公司律》颁布。
1905年9月2日，清政府停止科举考试。
然而，此时清政府依然不愿触及改革的根本——立宪。
1905年，日俄大战爆发。各方人士高度关注，不光因为这场战争发生在中国境内，更因为这场战争被视为两种政体之战，日本代表着君主立宪，而俄国象征着传统的君主专制。改良派认为这场战争意味着：“国家强弱之分，不是由于种而是由于制”，将使国人“悟世界政治之趋势，参军国之内情，而触一般社会之噩梦。”
日本获胜了。改良派呼吁说：“以小克大，以亚挫欧，赫然违历史之公例，非以立宪不立宪之义解释之，殆为无因之果。”立宪的声浪日益高涨，“乃如万顷洪涛，奔流倒注，一发而莫之或遏。”清朝八大总督中竟有5位主张立宪。
1906年，清政府宣布“预备仿行宪政”，并废除科举制度。但这个日落西山的王朝仍不愿放弃手中的权力，立宪磨磨蹭蹭，到慈禧1908年去世时仍看不到前景。清政府最后一个挽救时局的机会也失去了。
早在甲午战争的1894年，一位广东人北上天津，希望拜见李鸿章，表达自己“以和平之手段、渐进之方法请愿于朝廷，俾行新政”的主张。这位广东人叫孙文。
若干年后，毛泽东说：“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正规地说起来，是从孙中山先生开始的。”然而孙中山投身革命，正是因为他曾经温和的改良请求被李鸿章拒绝。
同年，彻底失望的孙中山在夏威夷成立兴中会，明确规定以“振兴中华，挽救危局”为宗旨。把“振兴中华”这个影响了几代中国人的口号提了出来。
那么靠谁来振兴中华呢？
被逼入绝地之后，中国人的民族意识空前觉醒，梁启超提出中华民族的概念，希望“合汉合满合蒙合回合苗合藏，组成一大民族”。
汪康年在《时务报》上鼓吹“中国为一人”的思想，强调整个中华民族有着休戚与共的共同利益和共同命运：“今使一人之身，而右手为人所伤，左手仅自庆其无恙焉可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