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明园
真实的圆明园占地5200亩，建筑面积16万平方米，无数的花草、建筑、雕像、异兽散布其间……现在它只剩下一片断壁残垣和人们无尽的想象，如果想要再见圆明园，那只能从故纸堆中去寻找，让我们看看一位从未见过圆明园的伟大心灵梦中的圆明园吧：
请您用大理石、汉白玉、青铜和瓷器
建造一个梦
用雪松做屋架
披上绸缎
缀满宝石……
这儿盖神殿
那儿盖后宫
放上神像
放上异兽
饰以琉璃
饰以黄金
施以脂粉
……
但是，不管是安内还是攘外，都必须以自身的强健为基础，中国终于响起了一个早就应该响起的声音：自强。中国古代典籍中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咸丰皇帝逃出北京城后，一头扎进了承德避暑山庄，再没有离开过。
避暑山庄只是一个婉转的说法，它最大的功能之一是为木兰围场服务，也就是为每年秋天举行的大规模“围猎”服务，通过围猎训练部队、演习军事，康熙希望借此保持八旗子弟的尚武精神和进取心。
事实证明，康熙的担心是有道理的。“八旗雄风”到了咸丰年间早已被雨打风吹去，变成只知守着“铁杆庄稼”、不识战阵的无能之辈，与“八旗子弟”相搭配的伙伴已经从“铁骑”这类雄风凛凛的词，变成了“纨绔”这类让人鄙夷的词。木兰围场已经许久没有看到驰骋呼啸的骑士和漫天的箭矢了，直到咸丰皇帝被英法联军逼进了这里。不知道当他看到山庄里历代先祖留下的遗迹会有怎样的感受？特别是康熙笔墨间纵横的自信与雄风、乾隆记录十全武功的碑文中淋漓的得意与自豪，应该会使他感到惭愧和压力吧？
12月24日，就在圆明园被焚66天之后，胡林翼死前10个月，体弱多病的咸丰皇帝发布了同样弱不禁风的大清帝国向西方学习先进技术的第一个“上谕”。
第二部分 第26节：三、自强(3)
10多天后，也就是1861年1月11日，奕、桂良、文祥等在北京与“洋鬼子”周旋的文武官员上了一道折子
—《通筹夷务全局折》，其中第一条就是“京师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以专责成”。
9天之后，咸丰皇帝批准成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任命奕为首席总理大臣，和大学士桂良、户部左侍郎文祥等人负责该部事务。由此，总理衙门成为自强运动，也就是后人所说的“洋务运动”的领导机关，而奕成为洋务派在清政府中央的代表，也成为晚清政坛上炙手可热的人物。正如左宗棠所说：“洋务关键，在南北洋通商大臣，而总理衙门揽其全局。”
这就是今天我们所说的洋务运动的开始，帝国中枢提出了“自强”的办法，奕说：“查治国之道，在乎自强，而审时度势，则自强以练兵为要，练兵又以制造为先。”
值得注意的是，“自强”的愿望不仅出现在清政府的中枢，也出现在各地封疆大吏的吁请中。此时距离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和魏源完成《海国图志》已经过去了近20年，“师夷长技以制夷”终于开始为人们所接受。不过，给他们最直观的教训，或者说他们最好的老师恰恰是老对手—太平军。
1853年，清政府发现太平军向洋行购买洋枪洋炮，这使得清政府大为紧张。到了后来，太平军各部几乎都有洋枪洋炮。左宗棠说：“从前贼匪打仗，并无外国枪械。数年以来，无一支贼匪不有洋枪洋火。”那么洋枪洋炮的威力如何呢？
1862年，李秀成率部解围天京，枪械精良，“洋枪洋炮子密如雨，兼有开花炸炮打入营中”，使湘军各部“惊心动魄”。
战争是最好的教员，即使像曾国藩这样原本怕使用洋枪洋炮会“以夷变夏”的人，也不得不承认胜利“实赖洋炮之力”。
面对沙场决胜、将士浴血，只好四处采购军火送上前线。
1862年4月8日，原本对军械不太注意的李鸿章率淮军到达上海。20天后，他的观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亲眼见到了洋枪队进攻时制造的巨响、蔽日的硝烟、城墙上炸开的大洞。不久，李鸿章致信曾国藩，兴奋地说：
“其落地开花炸弹，真神技也！”
“其大炮之精纯，子药之细巧，器械之鲜明，队伍之雄整，实非中国所能及。”
李鸿章没有曾国藩那么多疑虑，下令多置军火，密令部属跟在洋枪队后面参观见学，“学其临敌之整齐静肃，枪炮之施放准则，亦得切磋观感之益”。
淮军很快就成为当时中国军队中火器最多的部队，1865年，
5万淮军竟拥有三四万支洋枪。虽然作战方式仍没有跳出陈旧的观念，但李鸿章已逐渐成为洋务运动的主要倡导者和推行者之一。更多的人都是从战争中领略到了“自强”的意义。
从1861年开始，清政府的中央和地方不约而同出现了一股自强的潮流。虽然，最初的目的是消灭太平天国,但随着太平天国的失败,学习列强以自强、对抗列强以自保就逐渐成为题中应有之义。
1861年，中国政坛波谲云诡，除了洋务运动这个新鲜事物悄然登场外，还连续发生了三件大事，让人们眼花缭乱。
8月22日，咸丰帝病逝。
9月5日，湘军将领曾国荃包围安庆，安庆陷落。太平天国危机凸现，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转折点。
11月2日，辛酉政变。咸丰死了不到3个月，他任命的托孤大臣便被自己的皇后和弟弟除掉了。一个27岁的年轻女人走上了中国政坛，这个精于政治斗争、却无治世之才的女人，将执掌朝政达40余年，直到大局崩颓。她令朝中满汉大员战战兢兢，也让中国为她的种种愚行付出沉重的代价。晚清官场多以“老佛爷”称呼她，但在历史上人们更多地称她为慈禧。
慈禧的军机统领四大员
自19世纪60年代以来，晚清政局除了一以贯之的慈禧之外，入值中枢的军机统领堪称中国最有权势的人，在半个世纪的时光中，先后统领百官的主要有4位，他们是恭亲王奕、礼亲王世铎、荣禄和庆亲王奕。有人用“权位势利”四字对应他们从政的特点，可称恰当：
第二部分 第27节：三、自强(4)
“谓恭王初议政，可称有权，迨罢后复起，及礼亲王入值，仅保位而已。荣禄善于迎势，而不能阻拳乱，足见其难。至庆王唯知为利，愈趋愈下，更无论矣。”
奕虽然被曾国藩称为“极聪明而晃荡不能立”，但他能推进洋务运动，还算有所作为；世铎入军机，也就是能处理日常事务而已；荣禄善于秉持上意（慈禧），却没有处理危机的才干和本事；到了奕，根本不把朝政放在心上，所谋只有
利益罢了。所谓麻绳换草绳，一代不如一代。
其实此时中国并非没有人才，张之洞堪称干才，至于严复、郑观应等人早就从所谓盛世之中看出了危机，也有因应之道，但没有一个脱颖而出的环境，却让奕之流把持朝政，足见其整个选拔人才的机制已经渐渐失效。
还有另一个原因。越是危机时刻，慈禧就越不敢放权于汉人，宁可重用无才无德之辈，于是4位军机统领都是满人。
1863年12月20日，安庆附近的长江江面上，寒气逼人，一艘很小的木壳小火轮推波逐浪。船头上赫然坐着一位清廷大员，在他严肃的面孔上难掩兴奋和好奇。他就是两江总督、钦差大臣，督办江南军务的曾国藩，他坐的小火轮是中国第一艘自行制造的蒸汽轮船。
在当天的日记中，他写道：“船长约二丈八九尺，因坐至江中，行八九里，计约一个时辰可行二十五六里。试造此船，将依次放大，续造多只。”
这段看似平淡的笔触中隐藏着一个鸿鹄高飞的梦想，所谓
“依次放大，续造多只”意味着这只小火轮不过是一支宏大舰队的雏形和试验品，对于洋务运动乃至中国工业化进程来说这是一个阶段性的成果。
两年前，也就是湘军刚刚攻占安庆不久，硝烟还未散尽，曾国藩就急不可待地成立了安庆内军械所，内设火药局、火药库、造船局三部分。他在日记中说：“欲制洋人，……欲求自强之道，……以学作炸炮，学造轮舟等具，为下手功夫。但使彼之所长，我皆有之。顺则报德，有其具；逆则报怨，亦有其具。”
要想“有其具”，先得有其人。曾国藩大力访求人才，一时之间，在设备简陋、条件草创的军械所聚集了一群当时中国少有的科技人才，如精通化学、电学的徐寿父子，数学家、天文学家李善兰，数学家华蘅芳，制造炸炮的黄冕、龚芸棠等。
徐寿和华蘅芳联手用一年时间制成了中国第一台蒸汽机，与当时世界上相当先进的“往复式蒸汽机”类似，“火愈大则气愈盛，机之进退如飞，轮行亦如飞”。曾国藩高兴地写道：“窃喜洋人之智巧我中国人亦能为之，彼不能做我以其所不知矣！”
1868年8月，一艘战舰在黄浦江中劈波斩浪，它长达18丈，每小时行驶37里，配炮9门，一时轰动上海滩。曾国藩试航后的评价是：“尚属坚致灵便，可以涉历重洋。”他满怀信心地向清政府报告说：“将来渐推渐精，即20余丈之大舰，可伸可缩之烟筒，可高可低之轮轴，或亦可苦思而得之。……中国自强之道，或基于此。”
曾国藩为这艘战舰取名“恬吉”，取“四海波恬，厂务安吉”
之意。虽然制造这艘战舰的江南制造局此后多灾多难，中国的海疆不仅长期难以安宁，而且外国战舰如入无人之境，但这个名字显示了中国人已经开始编织远航异域、征服大海的梦想。
历史与现实的碰撞经常激起人们对于“沧海桑田”的感叹，在福建马江北岸中岐乡的一个小镇尤其会带给人们这种感觉，这里离江很近，两岸形势险要，距海只有50里，实为天然良港。
2006年，小镇上的一个造船企业迎来了自己140岁的生日。
在工人们的敲敲打打中，又一艘新船将飘洋过海。对于今天中国这个世界第三大造船大国来说，马尾造船厂只是行业中一家十分普通的企业，但造船远航无疑是它的开创者和几代中国人曾梦寐以求的。
140年前，马尾造船厂的建立是一件关乎国家命运前途的大事。
第二部分 第28节：三、自强(5)
1866年8月19日，大清帝国闽浙总督左宗棠从福州城出发勘查地形。在马尾，他看到了一个天然良港，他将在这里建设第一个也是当时中国最大的近代船舶修造厂。
左宗棠认识到那是一个炮舰政治横行的时代，说：“泰西诸邦均以机器轮船横行海上，英、法、俄、德又各以船炮互相矜耀，日竞其鲸吞蚕食之谋。乘虚蹈瑕，无所不至。”
此时的世界诸国纷纷争夺势力范围，强国们每天筹划着从亚非等落后国家攫取“阳光下的地盘”，彼此之间的竞争愈演愈烈，到了“无所不至”的程度。其结果就是数十年后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与中国隔海相望的日本，也已开始悄悄地学习欧洲技术优势乃至社会制度。
而中国的情势却是“水师直同虚设，船炮全无”，而且，列强凭借其先进的运输手段及各类工业品对中国脆弱的小农经济造成了巨大冲击，结果将是左宗棠所说“彼此同以大海为利，彼有所挟，我独无之。譬犹渡河，人操舟而我结筏，譬犹使马，人跨骏而我骑驴，可乎！”也就是说，制船技术已不仅是军事安全的问题，还涉及到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如果再不学习制船之技术，那么欧洲各国将继续骑着骏马奔驰，一日千里，把中国远远抛在后面；中国却仍懵懂地骑着小毛驴蹒跚踱步。
他希望中国人掌握制船的核心技术，哪怕再艰难，哪怕多花点钱也值得，正所谓“虽难有所不避，虽费有所不辞”。因为掌握了这些技术，还可以发展出其他各项技术，这是一个可以生生不息的大好事。他说：“借不如雇，雇不如买，买不如自造。”
虽然左宗棠不久就改任陕甘总督，但他在马尾的想法没有落空，他的继任者叫沈葆桢，是林则徐的女婿。沈葆桢会同一些有志之士以“一腔血诚，不避嫌怨，视公事如家事”，于七八年间，使马尾诞生了当时中国规模最大的近代船舶修造厂。
严格来说，这个工厂不是一般的工厂，它更像一所学校。工厂附设艺局，聘请西洋技师，派中国工匠、学员学习西洋语言文字、标法画法等，为中国培养造船、驾驶人才。
福州船政局先后造出了40艘近代舰船，装备了福建水师的全部，北洋水师的五分之二、南洋水师的三分之一。其中为南洋海军建造的3艘2400匹马力、排水量2400吨的巡海快船，是由以上的军工厂制造。甚至到了20世纪上半叶，在抵御外侮的历次作战中，还经常能看到这些工厂出产的枪械。
随着军事企业的发展，民用企业也开始出现。在长江中下游和东南沿海地区，终于响起了轰鸣的机械声，高高的电线杆冒出了地平线，地底的煤炭开始逐渐得到开发，用蒸汽机作动力的火轮出现在大江大河乃至沿海各地。由此，逐渐形成了煤铁矿务的开采与冶炼、纺织工业、电线电报、轮船航运等四大洋务民用工业企业。
不过，洋务运动的成就正像它的缺陷一样突出。
到1894年为止，全国工业、采矿和交通运输业的资产总值6749万元，其中官方资产占到70％，而在官办企业中，轻工业只占官办企业总资产的10.3％。
更糟糕的是官办企业与市场脱节，失去了自我发展的活力，再加上管理阶层把种种官僚习气带入企业，不懂现代企业管理而又贪污成风的官僚集团使这些企业效率低下，成果不多。
洋务运动
中国在鸦片战争以后刚开始和西方列强打交道的时候，情况是很复杂的。人们要记住的一点就是，西方帝国主义者来中国时并不是一个整体。他们中包含着不同的群体。有些是官员，有些是商人，还有的是文化人。不同群体追求着各自的利益，所以情况就变得复杂。当时进步的官员和外国的传教士和英国驻华官员共事，洋务运动就是这种形势下的产物。由于不同群体采取的方法不同，所以关于中国现代化道路的思想和主张也有所不同。但是我们可以发现他们对于所谓的现代化做出了尝试，而不是单纯地效仿西方。
没有相应的新式文官制度和审计监督制度，于是个人发财，国事衰败。这些新式企业生产的炮弹因为偷工减料，有的甚至干脆没装火药，这些恶果在甲午战争时使中国军队吃尽苦头。
第二部分 第29节：三、自强(6)
洋务运动的领导者们，如曾国藩、李鸿章等人局限于自己所处的位置，他们不敢也不可能进行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的全面革新，他们虽然带领中国向近代化蹒跚前进了好几步，但在那个时代，少数几个人，即使手握重权，也只能为腐朽的天地带来一缕清风而已。
官办企业暴露出来的决不仅是技术层面的问题，而是洋务运动领袖们在思想上的不足，他们的原则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意思是用西学来维护封建制度。所谓西学主要是三个方面：造船、造炮、养兵练兵之法，没有涉及到制度层面。曾国藩、李鸿章等人一再声称：“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于西人之上，独火器不能及。”
1876年，李鸿章接见日本驻华公使森有礼，李鸿章对日本改穿洋装的举措很不以为然，一面讥嘲日本失去根本，一面自诩中国绝不变换衣冠。不料森有礼直言不讳的一顿揶揄打得李中堂方寸大乱：谁能保证不变衣冠？贵国人士400年前也不穿阁下这样的服装吧？清兵入关时，强迫汉人改变服装发型，贵国人士最初不也反感吗？
当“西学”与传统“中学”发生矛盾的时候，要罢“西学”以维护“中学”。这样一来，洋务运动的发展空间就显得非常有限。
洋务运动的领导们并不是完全不知道资本主义制度的优势，曾任军机大臣的文祥认为议会制度“事事必合乎民情而后决然行之”，是个好制度，但“中国天泽分严，外国上议院、下议院之设，势有难行，而义可采取。”
“势有难行”是对现实的无奈，“义可采取”是对未来的期望。洋务运动的成败不仅取决于自身所能达到的思想高度，更在于整个社会对它的需要程度。
1862年6月的北京政坛开始了一场争论，其缘由是一个新鲜事物—同文馆。设立同文馆的目的是培养一些擅长外语的人才，5年后同文馆打算从已经拥有功名的人员中培养天文、算学人才，以补充严重匮乏的人才。洋务运动的领袖们已经认识到，仅凭四书五经难为强国之策。
但是他们没有料到小小的同文馆竟然在中国政坛掀起了轩然大波，大批官员将同文馆视为势不两立的异类。一时之间，中国士大夫们都以进同文馆为耻。大学士倭仁上书抗议：“立国之道，尚礼仪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
御史张盛藻说：“朝廷命官，必用科甲正途者，为其读孔孟之书，学尧舜之道，明体达用，规模宏远也。何必令其习为机巧，专明制造轮船洋枪之理乎？”
甚至出使过英法各国的刘锡鸿竟也说：“御英夷之不恃乎船械。”
3．属而和者几人，只能向深山穷谷中一唱三叹焉耳！
在这个变革年代，洋务运动的倡导者们不但没有成为引领潮流的弄潮儿，反而成了被传统士大夫围剿的对象，很多人坚决反对新式学校，也反对中国人学习西方科学技术。有人直接撰联讥嘲恭亲王奕等军机大臣：
诡计本多端，使小朝廷设同文之馆；
军机无远略，诱佳子弟拜异类为师。
甚至有人痛骂洋务运动倡导者：“必皆无耻之人。”
恭亲王奕等人反驳说：“天下之耻，莫耻于不若人。”他们认为：像日本这样的小国，还知道发奋学习，而中国因循守旧，不思振作，不以不如人为耻，却以学人为耻，安于不如人的现状而始终不学习，怎能洗刷耻辱！批驳虽然有力，但仍然没有成为多数人的共识，即使以朝廷的名义相号召。
在守旧派强大舆论干预下，报考天文、算学的人中，科举出身的寥寥无几。奕等人不得不放宽投考者的条件，以扩大生源。结果考生质量低劣，“其中尚堪造就者不过数人”。
对于修建铁路、架设电线，更是举国一片反对声。
于是，在欧美各国进入以电气化为主的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时候，绝大多数中国青年仍在四书五经中寻求人生的价值，在中国人已对坚船利炮有深刻认识的时代，武举考试的内容竟然还是弓马骑射。
第二部分 第30节：三、自强(7)
1875年7月6日的《纽约时报》直接指出：“把人的知识来源限定在这些古代经典大师们的身上，是大清国教育制度最大的弊端……把教育模式限制在如此狭窄的道路上，致使人的心智就像清国妇女的小脚一样被挤压而萎缩。”
对于中国人，美国人的评价是：“他并非弱智，也不乏理性，但就是没有创造性。在人类智力发展的进程中，他们是世界上最教条、最刻板的人……很难脱出既有的条条框框、缺乏进取心，厌恶一切创新和改革。”
这些话很不中听，但那个时代的中国一再验证了外人的看法。
洋务运动期间，中国自主修建了第一条铁路，起自河北唐山，止于胥各庄，名为唐胥铁路。1881年建成后，清政府却认为火车震动了东陵的先王神灵，因而禁止使用机车，只准以骡马拽引车辆，人称“马车铁路”。
而邻国日本，1872年由英国人建成第一条铁路，明治天皇亲自参加了通车典礼，国人纷纷前来，在月台上脱去鞋子，小心翼翼地登车参观庆贺。7年后，日本已经开始自己设计和修建铁路。
洋务运动在阻力重重的背景下，每前进一步，都非常艰难。
1876年，中国的第一位驻外公使走马上任，然而这并不是一次荣耀之旅，不仅没有鲜花和送行的人群，而且背着“卖国贼”的名声上路，他叫郭嵩焘。他是何许人呢？
郭嵩焘是曾国藩的好友，也是湘军中的元老级人物，官至广东巡抚。第一次鸦片战争时，他在浙江为抗战效力；第二次鸦片战争，他帮助僧格林沁办理防务，两人虽不和，但在战局一触即发之时，郭嵩焘依然驰至，堪称“见利不趋，见难不避”。
郭嵩焘主张发展私营企业，与洋人在商场角逐，他认为这比发展军事力量更重要，他说：“使商民皆得置造火轮船以分洋人之利，能与洋人分利，即能与争胜无疑。”左宗棠在10年后才认识到官办企业的问题：“官办之弊，防不胜防，又不若包商开办，耗费少而获利多也。”
郭嵩焘认为民富才能税多，国家才能真正富强。他希望国人能够放弃对“言利”的鄙夷态度，积极创造财富，这样才能建立一个强大的中国。
郭嵩焘主张培养专门的外交人才，考察国际形势，正确认识列强和中国的强弱，他痛苦地承认欧洲各国在“政教风俗”上已经远超中国，列强看中国就像中国古代看待“夷狄”一样。
不过，他被视为“卖国贼”并遭到唾骂的原因还不是宣扬这些思想，而是同意担任驻外公使。消息刚一传出，故乡的秀才们竟打算捣毁他的住宅，他的朋友也为他惋惜，当时有一副专门骂他的对联写道：
其乎其类，拔乎其萃，不见容尧舜之世；
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
中国的第一位驻外公使就这样背负着心灵的包袱和身后的骂名走马上任。郭嵩焘竭力在狭窄的外交领域里为中国拓展生存空间，他试图学习并依照国际法和外交惯例开展外交活动，他艰难地为中国外交打下了一个基础。
但是，郭嵩焘在外交领域越成功就越引起国内的非议，清政府甚至还派了一个副使来监视他。他按规定呈送日记《使西纪程》，其中有客观分析西方长处的字句，顿时被朝野上下大骂，说“嵩焘之为此言，诚不知是何肺肝”。清政府直接下令将已刻行的《使西纪程》立即销版。
副使弹劾他的十大罪更是荒唐得令人难以置信，什么看到巴西国王擅自起立，什么穿着洋装参观炮台，离谱的是参加音乐会看节目单也成了不可原谅的大罪。
更离谱的是清政府竟真的因此对郭嵩焘查办治罪，最后靠李鸿章上下活动，才以“七万里之行，似尚慷慨”的理由勉强过关，将他打发回家，接替他的人是曾纪泽（曾国藩长子）。但是归隐的郭嵩焘仍然没有摆脱掉种种骂名，死后清政府没有按规定赐谥，也不准国史馆立传。
对于郭嵩焘的遭遇，曾纪泽非常同情，他曾一再为郭嵩焘辩解，说郭是拼着名声为国家办事，希望慈禧予以保全。慈禧表示了谅解，但谅解的方式是将郭嵩焘投闲置散，最后又夺走了他作为一个士大夫的死后哀荣。
第二部分 第31节：三、自强(8)
去世前，郭嵩焘写下了一首诗，句中说：“流传百世千龄后，定识人间有此人。”他自信后人和历史会给他以公正的评价。
在外患东来，内乱不绝的关键时刻，举国的时尚竟以耻谈或痛骂洋务为荣，在许多人看来，洋务就是卖国，很多人宁可向上苍祈祷消灭洋人，也不愿看一看西方列强到底强在哪里。民众的麻木不仁、知识精英的鼠目寸光，到了令人恐惧的地步。
保守势力想用封建主义打败资本主义，用伦理道德击垮坚船利炮，用科举制度对抗新式教育，这些思想意识中隐藏着更大的危机，抱残守缺的后果更加严重。
与这些陈腐之见形成鲜明对比的，是19世纪60年代、70年代的世界大潮：
1866年西门子发明了发电机，宣告了电气时代的到来。德国挟统一之威，抓住了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历史机遇，迅速超过英国成为欧洲首强，创造了后发国家赶超的典范；
美国结束了南北战争，进入高速发展阶段，在1894年占据了工业产值世界第一的位置；俄国开始了自上而下的农奴制改革，竭力追赶列强的步伐；日本从1868年开始明治维新，以全国上下一心的姿态进行全面社会变革，其《五条誓约》之一是“求知识于世界”；1889年，日本颁布了第一部宪法，虽然日本的君主立宪制存在很多问题，并在多年之后暴露其反人类的面目，但在明治时代，却使这个岛国的面目为之一新。
第二次工业革命使世界重新布局，这是历史给各国的又一个机会。这是一个少有的允许后来居上的时代，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这样的机会实在是太少了。
路虽然很漫长，但要紧处就是那么几步。国家和民族也是如此，人走错关键的几步，要受到社会的惩罚；国家与民族走错了路，甚至只要延误一步都要受到历史的惩罚。
4．电飞宰相和戎惯，雷厉班师撤战回。不使黄龙成痛饮，古今一辙使人哀。
1872年3月12日晚7时至9时许，南京两江总督府内一位老人在椅子上静静地逝世。前一日他还写下了人生中最后一篇日记：“通籍三十余年，官至极品，而学业一无所成，德行一无可许，老大徒伤，不胜悚惶惭赧！”
他是曾国藩，死后谥“文正”，虽然生前为三朝重臣，死后清政府为之辍朝3日，但他对自己的评价却非常低，不知是失望于自己一生功业未竟，还是绝望于晚清政局？
曾国藩之死意味着后世一些史学家所说的“中兴四臣”只剩下李鸿章和左宗棠两人。作为晚清政坛上执牛耳的人物，李鸿章、左宗棠都想通过洋务运动强国。
1849年，左宗棠还只是一个隐逸在家的举人。抱病归乡的林则徐途经长沙，邀左宗棠在湘江舟中长谈，林写下“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诗句，连同亲手绘制的新疆地图送给左宗棠。他对左宗棠说：“吾老矣……欲将此重任托付！”
当时，英、俄支持中亚浩罕国派阿古柏率军入侵新疆。
1874年，英国与阿古柏签订条约，并向其提供可以装备6万人的军事装备，使阿古柏气焰更炽。时局险恶，西北告急，东部面临新一轮的海上威胁，日本侵略台湾，俄国军舰虎视京畿重地。
左宗棠率领6万湖湘子弟西出兰州，打响收复新疆之战。漫漫戈壁的新疆大地，白雪皑皑的天山脚下，猎猎长风卷起大纛（）。来自水乡的湖湘子弟纵横大漠，浴血激战。
1878年1月2日，新疆全境收复,夺回六分之一国土。其间，无数湖湘子弟埋骨大漠，以血肉打牢了中国的疆域。
为了抵御俄国侵略，左宗棠曾抬棺出战，誓与俄军死战到底，使俄国不敢妄动。对于被俄国侵占的伊犁，清军的策略是：“先之以议论，委婉而用机；次决之阵战，坚忍而求胜。”
此时，崇厚已经与俄国签订了丧权失地的《里瓦几亚条约》，人称“崇约”。面对条约已定的严峻形势，左宗棠与曾纪泽相互配合，一方面枕戈待战，保持军事压力，另一方面灵活运用各种外交手段与俄方谈判，对于“崇约”，曾纪泽说：“一
第二部分 第32节：三、自强(9)
张白纸已涂了墨，现在中国另换一张纸写字。”
1881年2月24日，中国从谈判桌上夺回伊犁及特克斯河流域1.9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李鸿章平生待人做事多用权术，于帝后之间游刃有余，于湘淮之争中颇占上风，是国际外交界最有名的中国人。李鸿章才气纵横，21岁入京参加乡试，赋《入都》诗10首，其中一诗为世人传颂，声名几达海外，据说后来的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对此诗激赏不已，引为知音：
丈夫只手把吴钩，意气高于百尺楼。
一万年来谁著史，三千里外觅封侯。
后来，李鸿章入曾国藩门下，曾国藩多次感叹道：“汝才胜我。”
虽然后人对李鸿章毁多誉少，但不能不承认他是晚清政局中不可或缺的人物，他能清楚地认识到当时中国所处的恶劣环境，提出“外须和戎，内须变法”之策。“变法”的主张使他成为洋务运动的领军人物之一。他积极推进海防建设，几番辛苦，多年筹划，四方奔走，屡次上书，以10余年心血建成堪称远东第一流的北洋海军及旅顺、威海等海军基地。
1891年5月23日至6月9日，从威海卫到大连的环渤海海域，李鸿章航行3000海里，耗时18天，检阅北洋海军。夕阳下铁甲舰硕大而泛着金色的甲板和巨炮使当时许多中国人一展愁眉。事后，李鸿章得意地向清政府报告：“……综核海军战备，尚能日异月新。目前限于饷力，未能扩充。但就渤海门户而论，已有深固不摇之势……”
北洋海军赴日访问，使日本大为震惊，日本军方的评价是
“大显威容”，据说排名仅次于英、法、俄、意、德、西、美七大列强。这些都令中国人为之自豪。但是人们没有注意到，一个衰弱的国家突然有了一支强大的海军，就像一个老人突然拥有了一只肌肉盘虬贲张得如同钢铁一般的年轻手臂，他能挥舞得动吗？不对衰老的肌体进行全面更新，不用新思想更换他的大脑，不用近代化的工业模式更换他的骨骼，不用繁荣的商业贸易更换他的血液，不用日渐富裕并具有相当文化素养的民众更换他的细胞，仅仅满足于一只拥有金属外壳的强壮手臂，又能发挥多大作用呢？
普通日本人震惊于北洋海军的船坚炮利的时候，内行人则有另一种看法。日本东京镇守府参谋长东乡平八郎上舰参观，发现清军在舰炮上晒衣裤，他冷笑说，这样的舰队不堪一击。
不过，北洋海军仍可以算是李鸿章一生最得意的事业，后人也多予以褒奖。李鸿章的名声其实多坏在“外须和戎”上。
李鸿章似乎对中国的军事力量严重缺乏自信，说什么“败固不佳，胜亦从此多事”。他认为中国即使胜利一时，迟早也要被对手击败，与其那时付出更惨重的代价，不如早早屈服，可能代价还小点。
1884年，中法战争爆发。李鸿章的立场一如上文，主和。其言行甚至令法国总理茹费理感到吃惊：“我快乐地体验了这位中国的政治家是用和我们自己相同的观点去考虑两国利益的。”备受鼓舞的茹费理因此更加下定了“必须征服那个巨大的中华帝国”的决心。
左宗棠认为时局于中国有利，“法国人欺弱畏强，实躁急而畏难。近时国内党羽纷争，政无专主。吾华果示以力战，持之期年，彼必自馁。况且虚悬客寄之师，劳兵数万里之外，势难持久，此议和之应从患也。”
其实，此时的法国还没有从普法战争的惨败中缓过气来，国内政局不稳，侵略越南、威胁南中国的举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弥补损失、挽回颜面，其实法军战力不强，战意不高。中国军队经历多年战争，对西式武器及其作战方式已不再陌生，也产生了一批初步经过近代战争陶冶的将领。刘永福率1000余人就可以在河内大败法军。但主和的声音操纵了外交战线。
左宗棠立军令状请战：“不效，则请重治其罪，以谢天下。”一时震动京师。
可惜李鸿章仍然消极避战，数次放弃扩大战果的时机。在马尾海战中，拒派援军也就罢了，竟禁止部队阻止法国舰队，眼睁睁看着敌军靠近。福建水师最后在法国舰队的突然袭击中全军覆灭。左宗棠和沈葆桢多年的苦心经营毁于一旦。
第二部分 第33节：三、自强(10)
广西前线，左宗棠西征军旧部王德榜与老将冯子材、刘永福死战不退，连战皆捷，一直反攻打到谅山，使当时整个世界为之震惊，法国茹费理内阁全体辞职。这是自1840年以来中国在对外战争中少有的重大胜利。然而，在中国军队扩大战果、欲将法军赶出越南的时候，李鸿章紧急喊停，使前线全体官兵为之怒骂，以剑斫地不已。时人将这一行动比作南宋赵构招回岳飞、将北伐大局毁于一旦的愚行，大骂李鸿章：“电飞宰相和戎惯，雷厉班师撤战回。不使黄龙成痛饮，古今一辙使人哀。”
不久，李鸿章拿着新条约向国人炫耀，这是中国第一份没有割地赔款的条约，但仍是一份不平等条约。因为中国同意将
“藩邦”越南交给法国，而且中国修筑铁路要与法国商办。
胜仗败约令左宗棠盛怒之下，在条约签订后10天辞官。1885年9月5日，一生心气极高，欲以一力挽狂澜、支大厦、造强国的左宗棠逝于福州。
1894年7月17日，日本东京皇宫内军政要员云集，气氛非常紧张。这里将举行所谓“大本营御前会议”，这是日本天皇第一次参加类似的军事会议。此后，日本在向世界挥舞狰狞的军刀前，几乎都有这样的一幕。这次会议通过了对中国开战的一系列议题。由此开始，日本成为世界公理和人类道德在20世纪最凶残的敌人，它以蹂躏亚洲和世界的方式把自己拖入了深渊。
5．我不相信单靠正义可以成事，
正像我不相信单靠一根筷子可以吃饭一样。
我们必须要有第二根筷子—实力。
1882年，朝鲜发生壬午兵变，朝鲜士兵攻击日本使馆。日军出兵借机攻占朝鲜几座岛屿。当时李鸿章为母奔丧，两广总督张树声代理北洋大臣。张树声一接报立即派北洋3舰入朝，这一决定得到了总理衙门的认可，张树声再遣吴长庆率3000人入朝，迅速平定朝鲜兵变，并以武力威慑使日军停止军事计划。在这次行动中，一位青年将领脱颖而出，他叫袁世凯。
1884年，朝鲜发生甲申事变。这一年，中法战争爆发。日本乘机挑动朝鲜亲日势力发动暴乱，拘禁国王李熙，并要求将李熙押送东京。朝鲜举国大哗，大臣们奔赴清军军营求援，朝鲜军队与日军相持，人民相约“杀尽倭奴”。清军驻朝鲜的吴兆有、袁世凯等三将刚开始不知所措，后来见时局紧张，袁世凯建议当机立断，不再坐等上级命令。清军遂与朝鲜军民会攻日军和叛军，救回了李熙。日军遭受重创。但是，在李鸿章主持的和谈中，中国再次将优势地位与敌人分享，默认了日军在朝鲜的军事存在。
日本整军备战，“速节冗费，多建铁路，赶添战舰”，集10年之力，打造了一支亚洲第一的近代化军队。1894年，朝鲜发生东学党起义。朝鲜请求清政府出兵，日本也强遣军队入朝，军力超过清军，到了6月中旬，军力是清军2倍。战争已不可避免。
就在日军源源不断地登陆朝鲜的时候，北京紫禁城的一角也有一群人在紧张地工作着，不过却与当前紧张的战局无关，他们忙着排练一首祝寿曲《海宇升平日》，以献给大清帝国皇太后慈禧的六十大寿。
当然，忙乎的不光是几个乐师，整个中国都被老佛爷的生日折腾得鸡飞狗跳。就在日本人竭力发展国力、军力的10年间，慈禧先是在北京大修北海和中、南海，后又修颐和园。她不希望战争打扰她的寿礼，虽有光绪帝等主战派力争，却无济于事，
“和”成为清政府的主旋律，一开始就站在消极被动的位置。但是紫禁城里的老太太不明白战争是不由退让者决定的，那反而会促使敌人下定战争的决心。
与此同时，北洋大臣、驻朝中国军队的真正指挥官李鸿章还在继续执行“和戎”政策，在国际间四处作揖，将和平的希望完全寄托于诸列强的干涉，迟迟不派兵增援前线。
在甲午之战前，日本间谍发出的情报说：“内廷正在举办万寿庆典，原本不好运用干戈。”这让日本天皇和将领们为之心怀大定。
第二部分 第34节：三、自强(11)
1894年7月22日，威海军港。“广乙”舰管带林国祥请示提督丁汝昌，如果日军攻击该怎么办。此时的北洋海军已经知道日本连续两次发布对清“绝交书”，这明显的宣战信号竟还不能使北洋舰队的将士们下定战争决心，可见“和戎”误人之深。
大清帝国的总税务司赫德（英国人）对此看得很清楚，他说：“日本是根本没有什么正义可言，除非借口代别人打抱不平而自己捡便宜也可以算作正义。正义完全在中国方面。但我不相信单靠正义可以成事，正像我不相信单靠一根筷子可以吃饭一样。我们必须要有第二根筷子—实力。但是，中国人却以为自己有充分的正义，并且希望能够以它来制服日本的铁拳，这种想法未免太天真了。”
李鸿章不知英、法、俄、德等国各有各的算盘，各国都希望在这次战争中攫取更大的利益，最差也要分一杯羹。所谓的国际公理和道义只不过是列强谋利的招牌。英国在7月16日与日本签订《日英通商航海条约》，签约的第二天，日本就召开了大本营御前会议部署战事。法、德两国一面对中国说什么
“东亚和平”之类敷衍的废话，扭过脸就对日本外相陆奥宗光说：“为使中国从过去的迷梦中觉醒过来，非有人给以当头一棒不可。”
当头一棒很快就来了。
1894年7月25日7时45分，朝鲜牙山湾丰岛，炮声突起。埋伏已久的日军“吉野”、“浪速”、“秋津洲”3舰向北洋海军
“广乙”、“济远”两舰发动突袭。甲午战争爆发。
8时20分，“济远”舰击中日军主力舰“吉野”号的关键部位，但令日本人意外的是炮弹没爆炸，事后才发现炮弹里面居然没有装火药。这一幕一再在甲午战争中出现，洋务运动的种种弊端终于使中国军人在战争的第一天就饮下了一杯苦酒。
寡不敌众的“济远”和“广乙”两舰且战且走，但仍能击伤“吉野”舰，日军不敢紧追，转而围攻运输船“操江”号和租借英国商船以运兵的“高升”号。“操江”号不战而降，3000
支步枪、20门大炮和20万两银子落入日军手中。
在“高升”号上，清军军官高继善持刀大喝欲投降的英国船长：“敢有降日本者，当污我刀。”一时，全舰官兵皆誓言不降。日军突然对“高升”号施行攻击，“高升”号上的清军以枪还击，直到一个半小时后沉没于汹涌波涛。日本水兵逐个射杀落水的清军官兵，800余人殉难。
西方评论家评价道：“日本海军以其精华，突袭中国二等慢舰‘济远’舰及辅助舰，而最速之‘吉野’竟受重伤，在‘济远’舰上外籍引擎师称：日炮多不准，实非日本海军之胜。”
就在日军向北洋海军攻击的时候，日本陆军开始向驻朝鲜的中国军队攻击。中国军队撤退。率先撤退的清将领叶志超竟因为错误的战况报告而被委任为全军统帅，令“一军皆惊”。
八九月间，光绪皇帝一再下令反击。当时，日军遭到朝鲜军民的不断打击，处境困难，正是中国军队出击之机。但是在李鸿章授意下，叶志超阳奉阴违，按兵不动，整日饮酒淫乐，白白错失大好战机，直到日军完成部署。
9月13日，日军以近3倍的优势兵力进攻平壤玄武门。中国将领左宝贵率部血战，日本人后来写道：“（中国）指挥的士官悉数战死……闻名的（日本）勇士，亦稍形减色。”左宝贵身受重伤仍指挥作战，直到战死。他已给予日军沉重打击，日军感到无力苦撑。但此时中国的将领给日军帮了个大忙，叶志超令部队撤退，日军随后追击，清军大败。叶志超这一逃就是500
多里，将朝鲜拱手相送。
与此同时，黄海爆发第二场海战，再次上演一出勇士战死、懦夫奔退的悲剧。战斗刚开始，旗舰“定远”被炮弹击中，海军提督丁汝昌受伤，北洋水师因此指挥混乱。“致远”舰在战场中左冲右突，虽然舰体多处受创，“致远”舰仍然拖着浓烟攻击日舰。弹尽之余，“致远”号战舰管带邓世昌仍想扭转战局，他说：“倭舰专恃吉野，苟沉此舰，足以夺其气而成事。”他号召部下说：“吾辈从军卫国，早置生死于度外，今日之事，有死而已！然虽死，而海军声威弗替，是即所以报国也！”
第二部分 第35节：三、自强(12)
“致远”舰官兵将自己化作了一枚巨弹，一柄残刃，掷向“吉野”号，日军为之胆寒，纷纷发射鱼雷。“致远”舰沉没，邓世昌不愿偷生，自沉大海。
此时，“济远”管带方伯谦、“广甲”管带吴敬荣先后逃跑。当此危难之机，“经远”舰管带林永升追随邓世昌，以舰撞舰，结果也被日舰鱼雷击沉。“定远”、“镇远”、“靖远”3舰仍鼓勇奋战，其他各舰渐渐聚集。日军不敢再战，首先撤离战场。
北洋官兵算得上骁勇善战，“炮术极佳”，但再高的炮术也挡不住假弹纷纷，许多日军战舰中弹后往往不发生爆炸，因为中方的许多炮弹裹的不是炸药，而是沙砾。
这不是一场败仗，也可以说是一场败战。说它不是败仗，是因为虽然开战不利，损失偏大，但仍能相持到敌军主动退出战斗，并没失去再战之力。说是败战，是因为李鸿章更加张皇失措，下令北洋海军龟缩军港，放弃了制海权。
这使日军另组第二军，大摇大摆地登陆辽东花园口，包抄旅顺。日军第一军猛攻鸭绿江和辽河一线，完成整个战役布局。
清军节节败退。黑龙江将军所部12个营甚至被日军一阵枪就吓跑了。最后，旅顺落入日军手中，日本军队在此首次展现了他们完全禽兽化的特性，做出了43年后他们的后辈在南京所做的一切，四天三夜间虐杀城中2万多军民，只留下36个中国人处理尸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