望厦，澳门旁边的一个小村庄。1844年7月3日，中美双方在此签订《望厦条约》。其条款除了《南京条约》中的内容外，还将关税问题上升为“协定关税”，也就是说清政府想改变税率，必须获得所有缔约国的同意，中国的经济主权严重受损；对英国人的司法审判权到美国人这儿变为领事裁判权，逮捕、审讯、定罪、惩治等各种司法权一并失去；此外，还有修改条约的规定等等。美国代表顾盛狂喜之下，一下子向国内报告了当时中英两国的差距非常大。从武器方面说，英国使用的是重炮，安装在铁甲军舰上，每一艘英国的军舰上，都可以安放几十门大炮，火力猛，射程远。英国的军舰使用蒸汽机做动力，速度很快，所以威胁力非常大。而中国军队使用的是小木船，完全不能和英国的军舰相比。当时清政府非常腐败，各地官员贪污成风，有些人发国难财，生产劣质的武器提供给军队使用，这就使本来就处于不利地位的中国军队更加不利。英国的军事实力是建立在工业革命基础之上的，当时英国已经完成了工业革命，成为世界上唯一的工业化国家，走上了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而中国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实行专制主义的统治。这些差距就使得战争的结局很明确。
《望厦条约》胜过《南京条约》的16项优点。
当耆英等人还在为回避了与英、美各国发生冲突的危险而沾沾自喜的时候，法国人又找上门来，他们与美国人的手段一样，以上京觐见为由，获得了与英国、美国同样的待遇，包括领事裁判权、协定关税、片面最惠国待遇，以及军舰出入口岸等等。当然，始作俑者的英国也决不吃亏，一条“利益均沾”的条款使它获得了中美《望厦条约》和中法《黄埔条约》中的一切好处。
此后，西方各国蜂拥而来，瑞典、挪威、德国，甚至比利时、荷兰这样的弹丸小国都可以不动枪炮，从皇皇“天朝”获得令他们自己都难以相信的权益。大清帝国在数十年之后才慢慢了解到自己为后世子孙到底留下了点什么：他们曾经坚持的不过是镜花水月般的“尊严”，而他们轻易放弃的恰恰是一个民族和国家赖以维系的根本。
1841年1月26日，英军占领香港岛，登岸的地方便是现在香港的水坑口街，在英文中，水坑口的街名就是“占有”。这标志着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开始，也是血泪斑斑的中国近代史的开始。那片美丽的香港海湾被冠以维多利亚女王的名字，以纪念英国对一个古老文明的胜利。
中国在鸦片战争后的改变1860年英法联军攻入北京—很明显他们造成了很大的破坏—清政府清晰地意识到这并非简单的边境威胁，轻易就能结束，而是威胁到了国家的生死存亡，甚至还有可能威胁到中华文明的生死存亡。政府，那些贵族们，或知识分子们—不管怎么称呼他们—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他们开始呼吁需要了解西方，了解这些入侵国。我们必须承认，中国的国体、中华民族的文明、文化，2000年以来是世界上最成功的。人们并不能很快就认识到需要改变，也并不能很快就意识到过去的办法现在行不通，这个现象或许不足为奇。我想举一个并不相关的例子来说明：当今世界上的气候变化。资本主义是一个非常成功的经济发展模式，尽管它有许多优点，然而如果资本主义可能会毁掉地球的环境的话，那么它也需要改变。但是人们接受起这一点来有些迟缓，并且从思想上接受到真正实行会更慢。
第一部分 第14节：一、断裂(11)
如何看待1840年以后这167年的中国历史在中国的历史课本里，1840年或者是1842年被看作是一个新时代的开始。人们对1842年后的历史有正反两种态度。一方面，中国的解放，推翻帝国主义，推翻腐败政府值得骄傲，特别是1949年以后。但是反面的想法就是将其看成国耻，他们只看不好的一面。为什么中国成为受害者？对我而言，用这种正反交汇的方式看待历史是很有意思的。中国文明的辉煌不能与中国对国耻的恐惧分开。对于这段历史的正反双方面的认识正是思考21世纪中国的方式。一方面，中国很现代，她通过像世贸组织这样的机构和通过加入许多的多边组织向西方靠拢。另一方面，有些人回到1840年以前寻找中国应该是怎么样的，认为我们应该忘掉西方统治世界、管理世界和思考世界的方式，因为中国有自己的方式。
关于中英鸦片战争鸦片战争是中国开国的开始。开国的意思是世界进入了近代。近代是16世纪从西欧开始的，是世界建立资本主义体制的时代。不久扩展到非洲、南亚、东亚等地。到19世纪中期，波及到被西欧称为“远东”的中国、日本。19世纪中期中国签订了《南京条约》，大约十年之后，日本和美国签订了开国的条约。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鸦片战争开创了中国近代史或者东亚的近代史，这是它在历史上的意义。但是从道德上来看，是从英国发动的非正义的战争开始的。近代史是16世纪在消灭新大陆的文明后诞生的。接下来，近代化是随着非洲人作为奴隶被贩卖而扩大的。出于对于奴隶贸易的自我批判，或者说反省，1807年英国宣布废除奴隶贸易。废除奴隶贸易之后，把鸦片运到了东亚、运到了中国。历史上英国的这种行为是不道德的，但同时我们必须承认，这是开创一个新时代的大事。
忽然自九重天坠入地狱的彷徨无奈是可以想见的。对中国而言，鸦片战争成为一块界碑，铭刻了古老中国在枪炮逼迫下走入近代的屈辱、彷徨和困惑。
直到今天，这段历史带给我们的伤口依然隐隐作痛。曾经自尊得近乎自大的民族，由此在100多年的时间里自卑得近乎迷失了自己。中华民族开始了漫长的寻找，寻找失去的尊严，寻找在世界的位置，寻找复兴的道路，也寻找着未来……
第一部分 第15节：二、惊梦(1)
二、惊梦
1841年7月的一天，江苏镇江。两位老朋友相会，本来打算对榻共语，但是他们却没有老友相逢时的愉悦与兴奋，有的只是共同的悲愤与无奈，千万种情绪交织在一起，反而让他们无从说起，只能相对无言，一夜未眠，正所谓“万感苍茫日，相逢一语无”。
第二天，其中一位遣戍伊犁，他就是林则徐，虽然被贬边疆，但仍然惦念着东南烽火，就在去新疆的途中还曾写诗云：
小丑跳梁谁殄灭？中原揽辔望澄清。
关山万里残宵梦，犹听江东战鼓声。
另一位是魏源。
此时中国在鸦片战争中已现颓势，他们希望为中国做点什么。他们用自己的言行第一次回答了关于近现代中国命运的一组大问题：
中国何去何从呢？是排斥外来的一切，还是改革时弊勇于向敌人学习？
他们虽然为中国悲哀的近代史带来了第一抹亮色，但是历史的残酷就在于它不仅不会因为一个民族的苦难而让其向好的方向发展，反而常常令灾难更加深重。当我们翻开那些沉重的书页，经常会陷入一种愤怒与悲凉无从宣泄的情绪：我们看到老屋着了火，母亲还在沉睡，我们无论如何都发不出声，动不了身，叫不醒苦梦中的母亲，满腔的焦急在身体里迸发成一团大火，焚毁了五脏……
这是一本希望创造奇迹最后却没能发挥应有作用的书，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系统介绍西方的中文著作—《海国图志》。其著述者一句简短的话“师夷长技以制夷”，成为后世许多中国人渴望实现的目标。但是这句话在刚成书的近20年间却并没有引起国人广泛的共鸣，《海国图志》的命运同它的作者一样坎坷。
魏源少有才名，但是科考不利。他有济世救国之志，一向关注社会现实。1841年，他进入两江总督裕谦的幕府，参与谋划对英作战，并在前线审讯俘虏，他由此获得了对英国的第一个直观感受。但面对进退失据的清政府、昏聩无能的高层官员，他一怒之下，愤而辞归，立志于著述。他接受了林则徐在广州组织编写的西方国家资料《四洲志》，并开始进一步搜集资料，编著《海国图志》，以唤醒国人，了解世情，挽救危亡。
1年之后，《海国图志》成书。初为50卷，后经修订、增补，到1852年成为百卷本。书中全方位地介绍了世界各国的地理、历史、政治、经济、军事、科技，乃至宗教、文化、教育、风土等各种情况，不少造炮制船这样的近代军事科技资料，也汇聚书中。编书的目的正如魏源所说“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
今天，《海国图志》是中国人说起19世纪的中国必会提到的一本书，它的价值到底在哪里？
魏源以前所未有的客观目光审视着当时的中国与世界。他不仅清晰地点出了中国的问题：“夷烟蔓宇内，货币漏海外，此前代之所无也”，更看到了整个世界大势：“岂天地气运，自西北而东南，将中外一家欤！”他认识到地处东南的中国已不再是中心，远远落后于欧洲，而且世界正在逐步成为难以分割的整体，这是对世界市场日益扩大的直觉反应。
在中国传统文化环境中长大，对中华文化充满自豪的魏源直面中国的落后与西方的强势，开始反思“天朝大国”的迷梦。他看到了坚船利炮的力量，也隐约看到了近代化国家在制度上的长处。他曾盛赞刚刚立国60余年的美国民主制度：
“一变古今官家之局，而人心翕然，可不谓公乎！议事、听讼、选官、举贤，皆自下始；众可可之，众否否之，众好好之，众恶恶之；三占从二，舍独同……可不谓周乎？！”
这也许是中国对于民主制度的第一次惊叹。魏源希望中国可以学习这些好的制度，从而“风气日开，智慧日出，方见东海之民，尤西海之民”。随着时间的推移，魏源对世界的认识日益深刻，他倡导树立更客观的世界观，希望中国人民能够改变心态，认识其他民族的长处，与其他民族平等相处，他甚至对“夷”的说法也提出了置疑：
“诚知夫远客之中有明礼行义，上通天象，下察地理，旁彻物情，贯串今古者，是瀛寰之奇士，域外之良友，尚可称之曰夷狄乎！”
鸦片战争后国人对《海国图志》的态度
林则徐在鸦片战争之前，让人翻译英国人的世界地理大全，译名叫《四洲志》，这本书不光是地理，还有一些历史内容。
之后，林则徐因为禁烟被道光皇帝贬到新疆，在去新疆的路上，林则徐在江苏镇江跟魏源见面了，他把译稿交给魏源，希望魏源在这本书基础上写出一本介绍外国的书。魏源就编著了《海国图志》。《海国图志》主要是介绍世界几大洲
的历史地理，包括美国的议会。《海国图志》有一句名言，我们初中课本就有，叫做师夷长技以制夷，就是学外国的长技抵抗外国人。
魏源这部书当时没有受到士大夫的重视，当然更受不到政府的重视了。当时林则徐去禁鸦片的时候，广东人梁廷()给了很多帮助，他了解外国的情况。魏源的《海国图志》出版以后，梁廷也完成了一部书叫《海国四说》，里头包括四说，四篇文章，一篇是介绍美国的，
一篇是介绍英国的，介绍外国四篇合成一本书叫做《海国四说》。他应该不保守了，但他就很反感魏源“师夷”这个说法，说“师夷”太失体统。
梁廷当时在士大夫里应该是比较开明的，他对学习外国不赞成，其他更保守的官僚就更可想而知了，所以魏源这个书出来之后，在十几二十年以后影响不大，不是完全没影响，也有人看，只是影响不太大，这反映清政府对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是不认同的。
第一部分 第16节：二、惊梦(2)
林则徐编《四洲志》，就等于是我们的内参吧，组织一些人搜集一点材料，把它编成一个本子，魏源就是在这个基础上编著出《海国图志》，他们那个时候真的有一种向西方学习的愿望，而且这种愿望是真诚而迫切的，我认为爱国主义最早的发端就是源于这些人，他们不是一般的义愤，而是一方面反抗侵略，另一方面对侵略者的先进文明确实非常清楚，这是很了不起的。
我认为魏源的思想是了不起的。很多人不愿意学中国近代史，一看到中国近代史就感到屈辱，这个不一定是正确的。其实历史留给人的不仅是有哪些事情，更重要的是经验教训，而经验教训里面包含着很多的智慧。我认为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在中国历史的发展过程中间，理性爱国主义的问题，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也是目前我们最需要的一个东西。所以理性爱国主义应该说是从魏源开始的，不止他一个人，他是一个代表，“师夷长技以制
夷”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命题。
怎样在历史中间，在国家衰落的时候，发现一些非常可贵的因素，特别是一些先驱者带智慧性的见解，这是非常重要的。“师夷长技以制夷”很重要，因为本来认为中国是天下第一，老是天下第一，天下就是中国，中国就是天下，那时候中国没有世界观念，中国也不知道自己有多大，认为自己是一个中心，周边都是自己的属国。但是魏源能够看出中国已经不行了，要“师夷”，这个口号的提出就代表着一种叛逆性。
那么，如何应对这几千年来中国面临的最大变化？魏源主张在广州设立造船厂和兵工厂，延聘法国和美国工程师督造，并教授船只的航行和武器的使用。
他希望满清朝廷能够成立专门机构研究西方各国政经情势，他说：“知己知彼兵家策，何人职司典属国？”他主张引进外国技术与人才，深入学习欧美先进的军事、科技成果。
为了捍卫中国的独立自主，他号召“以甲兵止甲兵”，主张学习西方制造战舰、火械等先进技术和选兵、练兵、养兵之法，改革中国军队。他敏锐地感受到中国受到的威胁不光在东南，北方也有大患，他警告人们勿忘俄罗斯“并吞西北之野心”。
他主张严格限制官员参与经济活动，希望通过参与世界市场的竞争而促进中国经济发展。国家的任务是为经济发展创造条件并保护经济。
魏源对鸦片战争失败的认识仍停留在技术层面，对于制度性的落后虽有涉及，却还没有系统的论述，有些观点不脱纸上谈兵的书生气，对此他自己也承认：“然则，执此书即可以驭外夷乎？曰唯唯否否。”
但必须看到，作为在旧文化环境中成长的魏源来说，一句“师夷长技以制夷”，已带着理性救国的态度，道出了第一代睁眼看世界的中国人对国家前途的思考，这是极其不易的，因为不是每个人都能摆脱生存环境的束缚，也不是每个人都能客观审视敌手的长处。
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指出：“《海国图志》之论，实支配百年来之人心，直至今日犹未脱离净尽，则其在中国历史上关系不得谓细也。”
然而魏源万万没有想到，他寄寓救国图强梦想的《海国图志》遭遇空前的冷遇。
当时中国识字者最少也有300多万人，然而却少有人去读这本书，更别说认真领会书中的深刻内涵。一些看到此书的官吏士绅不屑一顾，有人主张将《海国图志》付之一炬，他们无法接受书中对蛮夷的“赞美”之词，因为他们认为中国只是武器装备不如英国，中国的文化乃至政治制度远在英国之上。
道光皇帝去世7年前，魏源的《海国图志》即已问世，但道光皇帝生前没有看过《海国图志》。《海国图志》问世16年后，兵部侍郎王茂荫上书咸丰皇帝，要求“亲王大臣、八旗子弟”学习《海国图志》，因为“知夷难御，而非竟无法可御”。这个可以抵挡列强的“法”，就是《海国图志》。但这个建议如石沉大海，波澜不惊。
第一部分 第17节：二、惊梦(3)
这本书最后既没有被烧掉，也没有引起太大反响，在国内只印了千册左右。有的时候，没人理睬要比群起而攻更可怕，因为后者至少说明还有关注者，而前者表明人们连轻视的姿态都懒得做。
魏源官至知州，但在1853年以“贻误文报”、“玩视军机”的理由被革职。后来虽然起复，但他已是心灰意冷，以年过六旬、遭遇坎坷为由相辞，潜心于佛学。
1857年，遁入佛门的魏源病逝于杭州的一间僧舍。同时代的一位诗人为之不平：“气壮群推魏无忌，心孤谁识贾长沙……太息绕朝终不用，为君一读一长嗟。”
这不是普通的怀才不遇，魏源的命运意味着中国的命运还在昏昏沉沉地滑向不知底的深渊。魏源没有想到，他的知音者竟在日本。
1851年，一艘中国商船驶入日本长崎港，在例行检查中，日本人发现了3部《海国图志》。据说，这是《海国图志》登陆日本的最早记录。虽然《海国图志》被日本检查官评定为禁书，但很快3部书便被如获至宝的日本官员和学者买去。
此后，在中国销量极差的《海国图志》不断“偷渡日本”，成为一些日本人的案头爱书。海上的炮声已使一些有心人预感到了危机。
两年之后，危机降临日本。美国船长佩理率4艘黑色蒸汽战舰闯入东京湾，德川幕府知道打不过，只得施缓兵之计，约来年再谈。第二年2月，佩理率7舰而至，在当时世界第一流战舰的俯视下，德川幕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条约，此后又与其他西方国家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日本同中国一样一步步向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滑去。
这让日本人感到了莫大的刺激，从一首歌中可以感受到日本人的反应：
“名茶上喜选，只消喝四碗。
惊破太平梦，彻夜不能眠。”
“上喜选”的日本读音与“蒸汽机”相同，四碗“上喜选”就是4艘蒸汽战舰。仅仅“四碗浓茶”就打破了日本人的苟安心理，以不眠不休之志开始救国图强。
国难当头，《海国图志》擦亮了日本维新人士的眼睛。就在佩理到日本的这一年，日本人开始翻印《海国图志》，一共印刷了15版之多。到1859年，价格飙升了3倍，成为日本朝野上下革新内政的“有用之书”。长期流亡日本的梁启超认为，明治维新的前辈们，“皆为此书所刺激，间接以演尊攘维新之活剧”。
日本维新思想家佐久间象山读到《海国图志》后说：“呜呼！予与魏，各生异域，不相识姓名，感时著言，同在是岁，而其所见亦有暗合者，一何奇也，真可谓海外同志矣！”
中国洋务运动和日本明治维新的比较
在各自的社会里面，或者国家体制里所占的关系性来看，是相当不同的。在清朝，是在它原有的统治体制下制造新的东西。与此相比，日本从领导层来说，从管理者来看，要建立的是一个市民平等的新社会，消灭阶级的社会。虽然阶级没有完全消失，但和江户时代、德川时代相比，确实变得自由多了。比如东京大学那样的最高学府，和身份没什么关系，有能力的话就能上。只是，从地方上去东京不太容易，能上的人非常少。不像德川时代那样，武士是武士，现在普通的百姓也可以去上大学，只要努力，也能成为管理者，进入管理阶层。
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是劳动者。日本明治维新以后，一下子就完成了近代教育，这是世界上少有的速度，近代教育重要的地方是以全国人民为对象，是以科学为中心，以新课程的形式教给孩子们。这样的体制在明治维新时期基本上已经确立了，在甲午战争的时候,同样在打仗,其实两国士兵的素质是非常不同的。
林则徐奏折，内容为责令澳门官方驱逐英国不法商人
窄窄的海峡，隔开了中日两国。双方在19世纪中叶本来处于同一状态，也许中国的情况还好一点，可是双方对于耻辱的反应却相差甚大，甚至远比一道海峡宽阔得多。在那边是“惊破太平梦，彻夜不能眠”，而在这一边是“大有雨过忘雷之意”。
第一部分 第18节：二、惊梦(4)
林则徐曾收录朋友来信，成书《软尘私议》，其中有一则这样描述北京战后的情景：“议和之后，都门仍复恬嬉，大有雨过忘雷之意。海疆之事，转喉触讳，绝口不提，即茶坊酒肆之中，亦大书‘免谈时事’四字，俨有诗书偶语之禁。”
战争结束时，道光帝已经60岁了，他希望耳根清静，讨厌听到不好的消息，当得知英军撤出了长江之后，道光皇帝的第一个反应就是下令沿海各省撤军，以节省军费。道光帝从这场战争中总结出来的教训不是如何励精图治，而是“用人不明”。这个“人”指的不是在懵懂中将大量主权拱手相送的耆英等人，而是林则徐，耆英则被道光视为“慧眼识珠”的成果。
大清官场中多是“聪明人”，懂得以皇上的喜恶为好恶，对许多人来说，“前程”比什么都重要。至于“英夷”，不过是帝国曾经面对的小小麻烦，在“圣上天威”震慑下，再稍稍“怀柔”感化一下，敌人不是乖乖退走了吗？不是又可以安享富贵了吗？战争结束了，中国的一切又回到原点，清政府的军政大员弹冠相庆。
19世纪中叶的中国政治气候中还缺乏日本那种向敌手学习的勇气，救国的紧迫性还无法改变传统思维的惯性，1840年的坚船利炮无法惊醒一个传统过于深厚的天朝迷梦，变革连萌芽都没产生就已结束。
文明是需要滋养的，无论底蕴多么厚重，都必须不断吸收新的养分才能保持青春、祛除暮气，获得新的发展。如何看待并继承传统文化和历史？如何借鉴并吸收其他文明的长处？如何处理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的关系？这些都成为中国此后百余年贯穿始终的问题。
中国的海疆似乎恢复了平静。但世界却越发风生水起。
1848年，马克思发表《共产党宣言》，宣称资本主义将被共产主义取代。各国工人运动风起云涌。
1851年5月1日，英国女王维多利亚在伦敦海德公园为第一届万国博览会剪彩，此时的大英帝国，工业制成品占世界的三分之一，铁路里程和机动船舶占世界的一半，英国成为世界最强大富裕的国家。
1862年，日本德川幕府组织人员考察中国，许多日本人考察过中国后发现，曾经威服四方的天朝上国不仅与日本一样处于被西方奴役的状态，而且还不如日本富有进取心。中国在他们眼中的形象迅速缩小，同时放大的是对中国的觊觎之心。
日本江户幕府末期思想家吉田松阴的一位学生高杉晋作写道：
“考虑其如此衰弱的原因，乃在彼不知防夷于海外之道。证据为，彼不能造闯过万里波涛之军舰，不能造防敌数十里外之大炮等，彼国志士所译之《海国图志》等亦均绝版，徒然提倡僻见，因循苟且，空度岁月，不采取对策断然改变太平之心，不制造军舰大炮防敌于敌国之外，故由此而至于衰微也。因此，我日本如不欲蹈其覆辙，宜速造蒸汽船。”
大清的统治者费尽心力也要让社会经济运行于原有的自然经济的轨道上，中国向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近代社会转化的机遇一次次丧失，近代化道路看似近在眼前，实际遥不可及。与此同时，官吏的腐败和剥削让农民日益无法忍受，最终酿成了席卷大半个中国的太平天国起义。到了这个时候，满朝文武才想起洋人坚船利炮的犀利。
1843年，广东花县一位29岁的老童生第四次落榜，连秀才都没有考中。名落孙山的故事在中国千余年科举考试中无数次地上演过，也是大多数读书人都要经历的悲剧。许多人经此打击，要么鼓勇再战，至死方休；要么回乡耕读，或是别操他业。但这位的反应却着实有些与众不同，他沮丧，他愤怒，但并不无奈。他大喊：等我自己来开科取天下士吧！
他向人说起几年前应试后的情形，那时他大病10余日，恍惚间得上天堂，见到穿着黑龙袍、金发及腹的天父和天兄耶稣，天父和耶稣称他为天父第二子，封“太平天王大道君王全”，要他斩妖除魔。病后他写了一首诗以明心迹：
第一部分 第19节：二、惊梦(5)
手握乾坤杀伐权，斩邪留正解民悬。眼通西北江山外，声振东南日月边。
展爪似嫌云路小，腾身何怕汉程偏？风雷鼓舞三千浪，易象飞龙定在天。
据说上帝为他改名，由洪火秀改为洪秀全，而他的族弟名叫洪仁(g坣)。8年之后，洪秀全在广西金田起义，随即纵横大江南北，成为清政府10余年挥之不去的噩梦，对近代中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此时，清朝初期的锐气已丧失殆尽，官场中人考虑的是如何讨好上面，不断升迁，以盘剥聚敛更多的财富，腐败到了触目惊心的程度。对于“冰敬”、“炭敬”之类的准行贿行为，人多不以为非，甚至乾隆帝也说“不败露则苟免，既败露则应问，较之婪赃，究为有间”。在这种态度下，许多人大钻空子，贪腐之风越刮越烈。1781年甘肃王（）望案，涉及全省官员，上下勾连、层层分肥，总计贪污赈济银七八百万两，占清政府年收入的六分之一，数额之大、参与之广、历时之长，世所罕见。
在鸦片战争前，中国可耕田地越来越少而人口越来越多，人口的增长速度使人民生活日益窘迫。18世纪末，经贵州学政洪亮吉的统计与计算，每人拥有4亩田才能维持生活，但到1833年，中国人口近4亿，人均有田不过1.86亩，民生日益艰难。同时，小农经济的中国没有可以吸纳剩余劳动力的工业，解决这一问题只能着眼于传统的开荒拓田。但清政府为维护统治地位和经济利益，禁止人口向东三省和蒙古、台湾迁移，地少人多、贫困滋生的现状使社会日益动荡，清王朝仿佛坐在随时会爆发的火山口之上。马克思认为：在这个国家，缓慢但不断地增加的过剩人口，早已使它的社会条件成为这个民族的大多数人的沉重枷锁。
此外，鸦片战争前，中国物价飞涨，到了“连岁递增，有长无落”的地步。清政府上下进行过深入的讨论，除了普遍认为是人口增长的因素外，没有更深的见解。18世纪末，英国马嘎尔尼使团副使斯当东指出中国物价上涨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大量白银从欧洲流入。据后人分析，18世纪有数亿的外国银元流入中国。
议罪银
议罪银制度开始于1780年前后，由和提议并掌管，是清朝恶政之一。它几乎是为各省军政大员“量身打造”的。
乾隆有一次处罚河南巡抚何裕城，罚款1万两白银，原因不过是何裕城不小心用香灰弄脏了奏折。何深感不安，再请自罚2万两白银。大多数议罪银的原由都是这类轻微过错。但罚款决不轻微，少则1万，多则数十万，最多高达38.4万两。巡抚一年养廉银不过1.5万两左右，总督不过2万两左右，一次罚款足够让一位封疆大吏喝上几年西北风。
一些官员原本“廉洁自重”，到了高位，“动逾千万”，其中有个人操守的原因，但议罪银也是“逼良为娼”的“恶棍”。
那么，这些巨款流向了哪里？议罪银没进国库，而是进了皇帝的“小金库”，乾隆的一些虚荣之举就从议罪银中开销了。具体办事的和也分润不少。一些官员仿佛有了保护伞，甚至先自动缴银，再去办恶事丑行。
一边贪腐风行，乾隆承受着巨大的治贪压力；另一边乾隆直接从封疆大吏身上搜括财富。贪与廉的界限日益模糊，正与邪的分野渐渐混淆。
清代中国社会的经济活动中，银两与铜钱并用。民间和官府多用钱折银来交易，1两银子折钱1000文。面对不断涌入的白银，为维持平衡，清政府大量铸造钱币。其结果是到1814年，一位执掌财政的清官员认为：“康熙、雍正以及乾隆之初，民间百物之估，按之于今，大率一益而三，是今之币轻已甚矣。”也就是说，价格水平上涨了300％。
鸦片战争后，涌入的鸦片、外国商品和大量的赔款使整个中国的经济状况日益恶化，每年进来海量鸦片和其他商品，流出去巨额白银，又造成银贵钱贱。对于老百姓来说，这是致命的。虽然，清政府吸取明朝教训，恪守“永不加赋”的祖训，怎奈随着银贵钱贱的日益恶化，老百姓要付出比以前多得多的钱粮才能完成赋税任务。在19世纪40年代，许多农民不得不用以前3年的钱粮来完成1年的赋税量，3倍的负担使许多农民破产、出卖土地。
第一部分 第20节：二、惊梦(6)
土地兼并也日益严重。早在18世纪上半叶，桐城派创始人、礼部侍郎方苞在札记中说“约计州县田亩，百姓所自有者不过十之二三，余者绅衿商贾之产”。到鸦片战争后，情况更为严重。比如广西金田村，地主占有土地高达85％以上，地租一般是50％到70％，有的甚至高达80％。
1844年，西江春水初涨的时节，一艘小船一路西去，到达广西浔州时已是初夏。洪秀全与同窗好友冯云山开始了在广西的传教活动。其间，洪秀全回广东致力于学习基督教来完善“拜上帝会”的教义、仪规，曾在广州罗孝全礼拜堂学习4个月。而冯云山则主动留在广西开始组织宣传工作。
冯云山家境殷实，先与洪秀全同学，后同做塾师。他涉猎广泛，儒学、兵学、星相都有研读，但与洪秀全一样，始终没有考中秀才。两人志趣相投，对当时的社会状况深为不满。懂得些相学的冯云山认定洪秀全生具“异相”，有王者的风范，于是极力鼓舞洪秀全起事，后又一路追随洪秀全，不辞辛劳。
冯云山性情坚毅，其组织才能和宣传才能也在洪秀全之上，即使后来洪秀全回广东，他仍坚持深入紫荆山区的平在山烧炭者中。
数年之间，“拜上帝会”在广西紫荆山区的几个县里，迅速发展，参与者日众，影响甚至传播到广东，后来李秀成回忆说：“一人传十，以十传百，百传千，千传万，数县之人，……每村或百家，或数十家之中，或有三、五家肯从。……从者俱是农夫之家，寒苦之家，积多结成聚众。”
1851年1月11日，正是洪秀全生日，广西金田村竖起了太平旗。不久，洪秀全称天王，建立太平天国。
太平军入湖南，以杨秀清和萧朝贵的名义发布奉天讨胡檄，其中表达了当时民众的一种普遍情绪：凡有水旱，略不怜恤，坐视其饿莩流离，暴露如莽……满洲又纵贪官污吏，布满天下，使剥民脂膏，士女皆哭泣道路……官以贿得，刑以钱免，富儿当权，豪杰绝望……
太平军兵围南京，再发文告说：“农工作苦，岁受其殃；商贾通往，关徵其税。四海伤心，中原怒目！”
一时之间，太平天国的黄旗遍布东南各地，东南一隅换了新主人。大清帝国赖以维持生命的江南漕运瘫痪，南北交通被截断，它面临着自定鼎中原以来前所未有的重大挑战。
太平军战阵图，其中包含四种战阵，分别为：螃蟹阵、牵线阵、百鸟阵、卧虎阵
1853年3月18日，随着一声巨响，南京仪凤门的城墙被地雷轰塌，殿左一检点林凤祥率部先登仪凤门，无数黄旗迅速由缺口涌入城中，清钦差大臣两江总督陆建瀛被杀。3月19日，太平军破内城，斩江宁将军祥厚、副都统霍隆武等，攻占南京。
3月29日，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杨秀清率领各部将士到岸边恭迎洪秀全，在一片欢呼声中，洪秀全第一次进入南京，从此再也没有离开过。
刚听到这个消息，咸丰皇帝震惊莫名。斋戒之后的他来到北京天坛向上天祷告，忏悔招致天帝愤怒的种种罪过，希望天帝帮助他渡过大清最大的危机。南京上空飘起的太平旗已经取代了大清龙旗，太平旗会不会也遮蔽北京的天空？
初入南京，太平天国大有新气象，整顿部伍，严明军纪，规范秩序。不久颁布《天朝田亩制度》，将中国农民几千年来的土地梦以法令的形式予以颁行。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太平天国比较注重维护农民的利益，许多农民开始感受到了变化。
新气象不止如此。
1854年，石达开等人拟《答复英人三十一条并质问五十诰谕》。他们既不像清政府的许多官员那样对欧洲文明抱有一种敌意和误解，而表现出一种大方的交流和温和的善意，所谓“天下之内皆兄弟”，愿意与各国开展正常的贸易；另一方面，他们竭力维护国家利益，不承认不平等条约，对于列强种种侵害主权的行动和意向坚决抵制。他们禁止吸食、贩卖鸦片，东南烟毒一时禁绝。这也是列强支持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的一个重要原因。太平天国还禁止缠足、禁娼、禁赌、禁酗酒。
第一部分 第21节：二、惊梦(7)
对于这些现象，各国的观察家们说南京变成了“苦力王们的城市”，李秀成却认为这个称号是“最大的恭维”。民心的向背似乎很清楚了。
1853年6月14日，太平天国西征军正向江西南昌疾进，而天国北伐军在河南归德再次击败清军，歼敌2000余人。北京戒严。在这一天，美国《纽约每日论坛报》发表了一篇文章，文中以热情的笔调写道：“中国的连绵不断的起义已延续了10年之久，现在已经汇合成一个强大的革命。”这篇文章的作者是马克思。太平天国开始进入全世界的视野。
然而，万里之外的马克思并不知道此时的太平天国在一派高歌猛进之中有着重重隐忧。
其实端倪早在起兵后不久就已显露出来。在永安城陷于清军重围，前途未定，洪秀全急不可耐地分封杨秀清等五王，似乎要在危亡之际让大家都过一把帝王瘾。这已经不像励精图治的“图大”格局，与“深挖洞、广积粮、缓称王”的传统战略更是相去甚远。
刚进入南京的第二个月，洪秀全就在原来两江总督官衙的基础上，召集万余人力用心营造天王府，但刚建成就失火了。
1854年初，正是寒气逼人的时节，南京城内却一片热火朝天，土木大兴，再建天王府。周遭10余里，围以两丈多高、四尺厚的四面黄墙。府中又分成两部分，外有太阳城，内有金龙城。金龙城内殿阁重重，花草无数，模拟九重天堂。金龙殿内大梁和桩子都用赤金涂饰，并勾画成龙凤之形，四壁刻画了无数龙虎象狮和花草禽鸟，金碧辉煌。
1853年5月15日（阴历四月初八），扬州。原本应当挺进中原、一战定乾坤的北伐主力变成了一支偏师。太平军的两位猛将林凤祥、李开芳率领2万多人一路北去。他们的背影是孤单的，虽然将勇兵精，但把2万多人的部队投入到整个华北实在是太微薄了。
这支孤军最大限度地发挥了自己的能力，牵制了大半个华北乃至蒙古的清朝军队，最后在粮尽援绝中全军覆没。这是洪秀全、杨秀清改变战略布局的第一个直接恶果。此后，为了保卫天京，太平军不得不调集重兵防守。天京到了后期不仅成为“鸡肋”，还成为清军调动牵制天国各部的必救之处。天京成了一个沉重的包袱，直到最后压垮了整个太平天国。
正当北伐军陷于苦战的时候，洪秀全开始在天王府中安享富贵，不仅不再谋划长策，而且多数时间都在天王府内享受地上“天王”的尊荣。部下请求朝见，他的回复是“勤理天事，便是朝见”。从此不早朝的他还做着传于千秋万世的美梦。在天王府中养有一只鹦鹉，每见幼天王洪天贵福，便高咏：“亚父山河，永永崽坐！永永阔阔扶崽坐！”
洪杨大兴土木的行为影响甚广，在戎马倥偬之间，许多高级将领、官员都大兴土木，营建安乐窝，争相攀比。苏州忠王府和嘉兴听王府，历时三四年，直到被清军攻占都没有完工。太平天国诸王的骄奢令他们的对手也不禁感叹道：“千村万落尽焦土，宫中尚挂珠灯红。”
这句诗中包含着一个更大的问题，在前方战事方炽，将士以鲜血和生命捍卫新生的政权，人民在战争中饱受流离失所之痛的时候，作为“吊民伐罪”的一方却比要讨伐的对象堕落得更深，也日益与自己所秉持的“平等”理想越来越远，此时失败也就越来越近，所谓的千秋万世不过是一场无痕的春梦。
巍峨天王府已埋下了某种凶兆。
与此同时，天国最凶恶的敌人也已经出现了。
1853年1月13日（1852年阴历十二月初五），武昌城外，太平军壁垒四起，炮声不绝，猛攻不已。而在湖南湘乡荷叶塘，虽然没有震天的杀伐声，但安静中却透着同样的凝重。这一天，荷叶塘一位丁忧在家的二品礼部侍郎接到了一道皇帝的谕旨。谕旨内容很短，但影响深远：
“前任丁忧侍郎曾国藩，籍隶湘乡，闻其在籍，其于湖南地方人情自必熟悉，着该抚传旨，令其帮同办理本省团练乡民、搜查土匪诸事务，伊必尽力，不负委任。钦此。”
第一部分 第22节：二、惊梦(8)
这个表面“端正严肃”的曾国藩并不迂腐，相反，他有着相当高超的政治敏感性和手腕。他对“团练”进行了新的诠释，他要练出一支可以抵挡甚至击败太平军的精兵—湘军。
湘军由两类人构成，即“选士人，领山农”，也就是以书生为官，以农民为卒。部属由各级军官自选，形成“兵为将有”、“层层私属”的局面，战友、官兵之间常常沾亲带故，战阵之上往往相互援救、效死力战。士兵多由偏远山区的朴实农民组成，“油滑”之辈概不录用。曾国藩对军官的要求是“忠义血性”。
湘军的命运
1864年，随着南京天王府燃起的大火，同治皇帝和曾国藩一样，同时松了一口气，又憋了一口气。
数十万太平军固然已经不足为患，但代之而起的是更为精锐的一支部队—湘军，这30万百战余生的虎贲之师，是腐败的八旗和绿营能对付得了的吗？
同治和慈禧心里没底，曾国藩同样心里没底。中国历史到了这里，似乎到了一个岔路口，该怎么走下去呢？
据说就在曾国藩与李秀成谈完话的当晚，突然有湘军各部将领幕僚等30余人不告而集，求见曾国藩。曾国藩感觉诧异，将正称病的曾国荃也请了出来。人们见曾国藩迥异平常，竟无人敢说话。曾国藩端坐良久，突索纸笔，写就一联，拂袖而去，不着一言。
众人这才围上去看，有的叹息，有的呆立，有的点头，有的流泪，曾国荃厉声遣散众人，不许再谈当日之事。曾国藩写下的对联是：“倚天照海花无数，流水高山心自知。”
若干天之后，清政府的赏赐到了，曾国藩被封为一等侯，曾国荃被封为一等伯。时局越发微妙，曾国藩开始自翦羽翼，把其弟曾国荃的5万精锐部队先行裁撤。
清政府总算松了一口气。但数年后，曾国藩入京见慈禧，慈禧问的主要问题仍是“撤勇”的事。可见清政府对曾国藩的提防。
在野心与名声中间，曾国藩选择了一世忠臣能吏的名份。至于这一选择的冷暖高低，只有他自己“流水高山心自知”了。
1856年5月，天京城南面炮声隆隆，杀声四起，10余万大军鏖战方酣。石达开、秦日纲率部猛攻紫金山等清军营盘，杨秀清出奇兵焚烧清军马队，乘乱破清军20余座营盘，清江南大营崩溃，钦差大臣向荣自缢而亡（一说病死）。千里长江中下游各重镇，一时尽归天国版图。
对于天国领导层来说，似乎澄清江南指日可待，抵定中原亦为时不远，天京城内一片欢声雷动。然而对于洪秀全来说，这场胜利让他欢喜也令他忧。他的不安来自东王杨秀清。早在刚进南京城不久，杨秀清主持的科举考试试题居然是《四海之内有东王》，在杨秀清卫队的驻地门上写有：“参拜天父，永为我父；护卫东王，早作人王”，杨秀清的野心毫不避讳地公之于众。几年来，他又以各种理由压制、打击诸王，甚至曾经假借“天父”下凡的名义杖责洪秀全。
7月，东王部下密告洪秀全一个惊天动地的消息—杨秀清欲杀洪夺位。洪秀全一见形势大恶，密诏韦昌辉、石达开、秦日纲诸王杀杨秀清。
天京事变后，原有的对清朝的战略优势不复存在了，战局急转直下，太平天国再也没有彻底改变过防御的劣势。而在太平天国内部，局势仍在继续恶化。
全家死难于天京事变的石达开率部属出走，出于义愤，数十万部队随他离去，弄得“天兵”为之一空。
石达开出走后，迫于压力，洪秀全免除两位兄长的王位，并选出陈玉成、李秀成为统帅，终于在风雨飘摇之中暂时稳定了形势。但洪秀全不仅没有彻底放权给陈、李两人，还不断分散其权柄，故意将其部下提拔到同位，使两人无法有效施行指挥。
1863年十一月初九，就在天京的最后关头，李秀成建议“让城别让”，另开辟新的战略空间。但是洪秀全却坚决不同意，理由是：朕铁桶江山，尔不扶，有人扶。尔说无兵，朕的天兵多过于水，何惧者乎！
第一部分 第23节：二、惊梦(9)
此时城中部队不过万余人，能战者更少，天兵如水云云表明其完全坠入了臆想中的世界。
李秀成深深失望，以自杀相威胁，说：“求尔将刀杀我，免我日后死在妖手。为主臣子，未闲片刻。今将国事启奏，主责如斯，愿死在殿前，尽心酬尔！”李秀成只差剖心以明心迹，即使这样也没能让洪秀全回心转意。
1864年6月1日，天王府中愁云惨淡，洪秀全病重死去。
不久，天京被湘军攻占，天王府的大火使夜空凄然变色。太平天国为什么会失败？这是一个引发了后世无数学者思考的问题，第一个回答这个问题的人正是李秀成。
1864年8月7日，昏暗的牢房中，41岁的李秀成正在奋笔疾书。一位访客告诉他，他将在当天被处决，而他的反应是“面无蹙容”。傍晚时分，他走向刑场，“谈笑自若”，从容就义。他留下的自述被一些人认为是永远的污点，是背叛的证据。真的如此吗？
李秀成曾为了太平天国的存亡断续，奔走南北战场，一次次将天国从灭亡的边缘拯救回来。他素有“仁慈”之名，攻取苏、常等地后，当地人民执兵刃与他为难，部下建议屠城，他坚决不同意，带少数人深入刀斧之间，苦口婆心，以诚感人，7天之内“不战自抚”。他率部击毙江南大营统帅张国，在尸山血海间遍寻其尸体，找到后厚葬。他的解释是：“两国交兵，各扶其主，生与其为敌，死不与其为仇，此是恤英雄之心。”
然而，历史舞台上的他戴着镣铐起舞，泣血忠告一次次被视为胆怯的象征而弃之不顾，他血战得来的一次次奇迹最终都被糜烂的政局、险恶的内乱、昏聩的君主、朝堂的奸佞抵消了，最终至大局不可收拾。
当湘军破城而入的时候，他带幼天王回家拜别母亲，忠孝之间他选择了忠。他把相随多年的白马让给幼天王，并率残部为其断后，血战一昼夜，直到马力不济，掉队被俘。他的部下有一位英国人，感慨地说：“这正是忠王勇敢、忠诚、豪爽的性格特点。”
李秀成年幼时家贫，靠自学成才，爱读三国，平生用兵喜用智谋，而为人却学足了赵子龙和关云长的忠义、诸葛亮的鞠躬尽瘁，不管受多少打压，不论多少智略不为洪秀全所用，他都做到不离不弃，即使最后时刻仍图谋在清政府与湘军中制造矛盾，为幼天王赢得喘息之机，甚至不惜背上“投降”、“晚节不保”的骂名。
《李秀成自述》是对太平天国运动的整体回顾，他以一腔悲愤写下了太平天国最后的挽歌：“天王失国丧邦，实其自惹而亡！”
太平天国还没能彻底取得成功，就已蜕变成了一个腐朽的封建王朝，直到最后的崩溃，不过10余年。
早在太平天国失败的几年前，万里之外的马克思经过一系列的深刻思考后，曾对太平天国寄予热烈期望的他，写下了以下的文字：
“除了改朝换代以外，他们没有给自己提出任何任务……他们给予民众的惊惶比给予统治者的惊惶还要厉害。他们的全部使命，好像仅仅是用丑恶万状的破坏来对症停滞腐朽，这种破坏没有一点建设工作的苗头。”
徒有一部适应潮流的《资政新篇》，太平天国无法施行，清政府不愿施行，更重要的是没有能够施行的阶层。
但是，正是太平天国起义，使得一部分人终于从“河晏海清”的迷梦中惊醒了。
第二部分 第24节：三、自强(1)
三、自强
“当一个个屋顶倾塌下来的时候，四面墙垣的烈火也渐渐弥漫，喷了大大的、一团一团的浓烟。我们想，对于这个老大帝国的命运，这是一个表示悲惨的预兆，它内部的基础已为自相残杀的内战销毁摧残……”
“殷红的火焰映在纵火军队的脸孔上，使他们看起来仿佛恶魔一般。虽是毁坏他们所不能恢复的东西，却洋洋得意，觉得很光荣……”
“号称‘天子’的宫殿，现在充满了中国最贵重的一切物品的残片。”
这是一位看到火烧圆明园的英国翻译的记述。
1860年，英法联军杀入北京。这是西方世界第二次以鸦片为理由入侵中国。
10月18日，英国公使额尔金下达焚毁圆明园的命令，其理由是“在人们脑海里留下不易泯灭、永远保存的痕迹……圆明园宫殿之为要地，人所共知，毁之所以予中国政府以打击……警醒其迷梦”。这一行动得到了英国首相巴麦尊（第一次鸦片战争时的外交大臣）的同意，他给额尔金的回复是：“若然中国皇帝皇城内的宫殿，都受到同一遭遇，我便会更加高兴。”
暗示额尔金烧毁紫禁城。
大火红透了北京的天空，5000年的文明结晶、百年的诗化建筑和中西文明相结合的象征被付之一炬，只给百年后的世界留下了断壁残垣和不绝于书的愤怒。这座万园之园要用150多年的时光和数不尽的人力、物力才能建起来，但毁掉它只需要一把火和一个野蛮的命令。
12月31日，英法两国的强盗们经过香港，一位美国记者写道：“这些从北京回来的部队，尤其是法国远征军，无不满载着抢劫到的赃物返回欧洲。……直接从清国皇家仓库内掠夺到的战利品，其中的白貂皮和黑貂皮大衣，以及那些用黄金镶边的长袍令人惊叹。这类东西的数量之多，即使把它们装饰在纽约全城妇女美丽的肩膀上，也用不完。”
第二年，法国政府搞了一个“远征中国”展，圆明园的文物成为强盗炫耀暴力和野蛮的战利品。为了寻回、赎回这些被夺走的珍宝，中国人已经再次花了百余年的时光，连1％都没有找回来。法国的良心—雨果曾经沉痛地说：“有一天，两个强盗闯进了圆明园……一个叫法兰西，另一个叫英吉利。”
这一年，外有列强入据京师，内有太平军撼动根基，清政府中的一批人感到危机重重，“振作”与“自强”的音符日益响亮，并在此后三四十年间成为中国为实现近代化的第一次努力。他们能实现自强的梦想吗？
1861年9月的一天，胡林翼赶赴安庆与曾国藩会面。在返程时，胡林翼在高处俯瞰长江水，见湘军水师风帆四起，军威雄壮，不禁豪气顿生，踌躇满志。突然，广阔的长江水面上一艘外国轮船逆流而上，速度奇快，远胜中式舰船。胡林翼脸色大变，口吐鲜血。
9月30日，胡林翼不治而亡。他深刻地感觉到了中西方的巨大差距，虽然这种认识还流于表面，但已经使他感到束手无策的绝望。攻克安庆又怎样？打败太平军又如何？圆明园还不是被英法联军的大火毁掉？
安庆一破，太平军屏障已失，已不足为患。胡林翼耿耿于怀的是西方列强的侵略和中华民族的前途，他的想法代表了一批晚清政坛实力派，内忧外患的时局如一把拔鞘而出的利刃，迫使他们从扑面的刺痛中清醒过来，从传统政治的格局和寻章摘句的生活中走出来，面对残酷而严峻的现实。19世纪下半叶，神州大地满目凄凉：太平天国鏖战东南，捻军纵横于淮北和中原大地，西北、西南民变不断，焦头烂额的清政府借助西方各国的力量镇压，也因此签订了更多的不平等条约，令中国丧失了更多的主权。内乱频仍进一步引起沙俄、英法等国的觊觎之心，大西北、大西南危在旦夕；列强纷纷伸手攫取利益，仅俄国就乘机夺走中国领土达100多万平方公里。
1863年，左宗棠行军至浙江的时候见到了令他难以置信的场景：“此间向湖州一路，山径崎岖，人民死亡殆尽，运粮极难，寇不能来，我亦不能往也。浙中光景已是草昧以前世界。”中国东南沿海受到了空前的重创。14年间，全国人口减少了四分之一，也就是说这场大战让上亿的中国人死去，这是一个令人感到恐惧的数字。山河在厮杀中已经凄然变色，红得发黑的血液让每一寸土地都发出骨折般的呻吟，遍地的尸骨填满荒芜的大地。满目凄凉地曾经都是神州大地最繁华、精华的地区。
大战过后是大荒，200年不遇的丁丑奇荒，北方受灾人口达2亿，死亡人数1300万，到了人相食的地步。人民在饥饿困苦中煎熬，已危及整个民族的生死存亡。
中国像一个无法止血的伤员，只能看着生命力随着血液流走。自1865年至1886年，中国每年要为正式进口的鸦片支付高达3000万两左右的白银，相当于每年全国财政收入的三分之一还多。而历年对外赔款，不计利息就高达7亿多两白银，约等于1911年全国厂矿全部资产的7倍。中国人民的血汗成为欧美各国发展的垫脚石，中国被压榨得骨瘦如柴。
第二部分 第25节：三、自强(2)
历史的扑朔迷离是需要时间的长河来厘清的。这些问题的严重性还很难被当时的人们完全看清。在那个时代，统治阶层更关注的是太平军和列强的军事存在，太平军已使东南半壁不复掌握，英法两国能够轻取京畿重地，任何一方都能颠覆清政府的统治，老大帝国被太平军的战刀和列强的炮火压得喘不过气来。是先攘外还是先安内？用什么来攘外安内？
多大事件交织在一起，清政府被动地确定了挽救时局、挽救统治的方略。
1860年，时局没有给清政府再留下多少辗转腾挪的空间。
9月22日，英法联军兵临城下，咸丰皇帝匆忙北上“谒陵”。留下来与“夷人”周旋的是恭亲王奕和一封谕旨：
“俟该夷酋进城，即行前住画押换约，保全大局，毋再耽延，致生枝节。此时天气尚未严寒，该夷如能早退，朕即可回銮以定人心。”
也就是说，皇帝希望奕赶快在英法两国提出的条约上签字，好让自己早点回北京，以免动摇根本。至于要付出些什么代价，已经不重要了。因此，战败者不惜工本急于求和只能收获一个远比《南京条约》更苛刻的《北京条约》。
执行这项艰难使命的亲王也就是后来在官场和民间都颇有些声望的“鬼子六”，这个称呼极言其狡诈多智，但当时他不过
27岁，对外交事务的陌生、对英法军队的畏惧以及当时险恶的局势，使他的小聪明根本发挥不了作用，他对当时的局势进行过一段颇为有名的分析：
“大沽未败以前，其时可剿而亦可抚；大沽既败而后，其时能抚而不能剿。至夷兵入城，战守一无足恃，则剿亦害抚亦害。……权宜办理。”
所谓权宜办理，就是以出让主权为代价，使英法退出北京，暂时止息外患。
既然外战不堪一击，内战尚可支撑，许多清政府官员自然认为应当先安内而后攘外，也就是奕所说的：“就今日之势论之，发捻交乘，心腹之害也，俄国……肘腋之忧了。英国……肢体之患也。故灭发捻为先，治俄次之，治英又次之。”这成为当时清政府应付时局的基本战略，而这一战略一直执行到19世纪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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