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兴之路>
第一部分 第1节：序一 穿越历史的道路
序一穿越历史的道路
中央电视台台长
历史没有剧本，但却深深地吸引着人们书写它，记录它。
在最近5个世纪的时光里，人类收获了空前的发展和进步，走出了无尽的精采与风情，也遭遇了激烈的冲突与动荡，流淌了巨量的鲜血与眼泪。多少的跌宕起伏，多少的波谲云诡，多少充满戏剧性和转折性的关键时刻，将整个人类舞台演绎成悲喜交加的时代正剧。
在这幕长剧中，东方的中国是当之无愧的主角之一。没有一个民族像她那样在那么短的时间里经受了那么多的苦难与伤痛，也没有一个民族能像她那样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更没有一个民族能像她那样拥有无穷的向心力和忍耐力。
从“天朝上国”变成了“劣等民族”的迷茫与愤慨，从“东亚病夫”向“少年中国”的奋进与努力，从“站起来了”向“猛虎在加速”的飞跃与巨变，中华民族不屈的意识和向上的情操点燃了昏暗岁月，铺垫了复兴之路上的一座座里程碑，使人类惊叹于这个文明古国的生命力和创造力，也使世界文明殿堂多了一段自强不息的传奇。
一代代矢志于民族复兴的中国人，前赴后继。1911年，
1949年，1978年，仿佛一场接力赛，每一次都使中国到达一个新的更高的起点，去探求并续写新的辉煌。
今天的中国，站在了自1840年以来的最高点，盛世阳光下，幸福显得如此珍贵；而只有曾经历尽苦难的民族，才更加懂得幸福的意义。
生逢盛世是我们的幸运，但每一个时代都有每一个时代棘手的问题，迎难而进，克难而胜，为下一代人铺垫出一个更高的台阶，是历史赋予我们的任务。
回首向来，我们的昨天，深深地镌刻着成长的烙印。我们不仅需要铭记，更需要思考，一路走来，我们经历过怎样的坎坷，做出过怎样的抉择？我们因何走到今天，我们如何走向未来？
历史不可以假设，历史不可以割裂，历史更不能背叛。追问历史是为了关照现实，更是为了在思考中廓清发展的方向。
怎样在历史与现实之间架起一道桥梁，是中央电视台作为国家级媒体的社会责任，我们有义务将“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的精髓呈现于方寸银屏，正所谓“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嘉善矜恶，取是舍非。”
我们愿意用游动于千家万户的影音符号来传承文明，开拓创新，为国家发展、民族复兴、人民福祉思考并发出自己的声音。
正是带着这样的责任感，2006年12月，刚刚完成《大国崛起》的创作团队开始了一次更为艰难的跋涉。这一次，他们尝试着穿越历史的迷雾，在10个月的时间内，透过三个视角，用6集的篇幅去丈量中华民族160多年的历史：
整体视角：从160多年历史的整体出发，系统观照各阶段、各阶层对中国发展道路的探索与实践；
现代视角：从中国社会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近30年来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出发，回望160多年中国的历史变迁；
全球视角：在全球视野内观察中国发展道路的创新对世界的意义，同时关照世界格局的变化和国际环境对中国发展的影响。
这是一次巨大的挑战。与其说这是一次影像和文字的旅行，不如说是一次思想的游历。
以历史为经，以现实为纬，电视工作者和中外百余位专家学者的思考，最终凝结成了六集电视纪录片《复兴之路》。同时，针对不同对象的特点，我们又编撰了三卷同名图书。
纪录片《复兴之路》是我台第一次尝试全面梳理中国近现代历史，同名图书是电视人就同一主题进行跨媒体传播的又一次实践，无论观众和读者赞同还是批评，我们都将仔细聆听诚恳接受，并心怀感谢：你们的观看和阅读，是对我们最大的鼓励与鞭策。
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说：如果我们放弃历史，那么对历史的每一次超越都成了幻觉；世界周围没有道路，历史周围没有道路，而只有一条穿越历史的道路。
我们期望着观众和读者朋友们可以通过《复兴之路》，体味到这条穿越历史的道路，追往抚今，汲取力量，共同创造……
人总是要老的，而一个民族的心是不会老的。我们每一个没有浪费的华年，都将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积淀能量。光荣属于中国人民！
第一部分 第2节：序二 这是我们的工作
序二这是我们的工作
中央电视台副台长
一部凝练的电视片，一套厚重的同名图书，《复兴之路》，散发出一种独特的气质。冬去秋来十个月，它是我看着成长出来的果实，它芬芳吗？它甜美吗？它能令人有所得吗？这些问题应该由观众和读者们来回答。我所能说的只是见证它孕育的心路历程。
今天的中国和中国人，已经站在了一个历史的新高度上，却还不是如醉春风、高歌辉煌的时候，因为前方还有峰峦如聚、无限风光，而最壮丽的风光须在巅峰方能一览无余。
这是一个不允许放慢脚步的时代，这是一个必须放眼未来的年代，也是一个必须从过往汲取力量和经验的历史时刻。
创造明天，先要读懂昨天。一个有责任的媒体永远不应该停止对历史和现实的思考，并将思考的成果告诉公众，以正世道人心，以聚民意士气，以利家国天下。于是我们趟进了时光的河，试图追寻已远的岁月。
透过167年的风尘，我们看到了什么？
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在1840年遭遇了亘古未有的奇变，自此开始的百余年中，黑云压城，群敌环伺，危如累卵，险逾危崖，其种种艰难险阻前所未有。纷纷扰扰中，泥沙俱下，龙蛇同现，风云际会，复杂之致。
既有守旧者鸵鸟般顽固的抗拒，即使被时代打得头破血流也不愿睁眼看世界；更有先行者痛苦的探索，即使被遍地荆棘刺得体无完肤，也要拓出前途。
既有野心家私欲膨胀，在国家危难之时谋取个人的权位与利益；更有理想者微笑着走向死亡，一次次化鲜血与赤诚为复兴之路上的块块石子。
既有思想者用犀利的思之刃剖析自己与他人的心灵，去糟粕，存精华，唤醒民众；更有践行者以厚重的史之手驱散黑暗，点燃光明，推动我们民族执着地前行。
每一个个体都是一段人生，一段故事，每一个故事都像一把沉甸甸的锁挂在历史殿堂的深处，我们永远也无法获知全部的密码来打开它们，面对绵延千年的历史长河，个体生命的行动往往渺小如沧海一粟。然而，集合千万颗水滴即可汇成一条汹涌的大河。167年来，中华民族正是这样，一步步在风雨如磐的神州大地绘出了一幅慷慨奋进的时代画卷，凝望时，我们清晰地看到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
这是一条没有前人的道路，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循。我们曾以世界为师，认真汲取他人之长，并在辽阔的土地上进行实验，但一次次失败告诉我们无论是西方的“上帝”，还是东方的“佛祖”，都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以使中华民族走出困境和衰落。一切都必须植根中华大地，与历史中国、现实中国相结合才能使我们破围而出。时至今日，历167年的探求，我们终于可以坦然一笑，中国人民的学习精神与创新精神使我们看到了一个基本结论：在走向复兴的进程中，中国必须走自己的道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这是中华民族收获的历史之果，也是《复兴之路》剧组的基本认知，并一一呈现于六集纪录片和三卷同名书籍之中。民族复兴是伟大而艰辛的事业，《复兴之路》的创作是一项困难而复杂的工作。《复兴之路》剧组在喧嚣而浮躁的环境中沉下心来，让历史与影像、思想与文字并肩而行，力图用冷静而客观的镜头与笔触梳理历史、表现沧桑、绘制巨幅。
认识历史，需要求证，也需要见识和胆略，更需要平和的心态。媒体人绝不是被动纪录历史的工匠，而是历史进程的思考者、参与者、建设者。一位外国记者在70岁生日时这样说道：
“我们以由外及内、由近及远的探求为己任，我们去推敲、归纳、想象和判断内部正在发生什么事情，它的昨天意味着什么，明天又可能意味着什么。这就是我们的职业，一个不简单的职业。我们有权为之感到自豪，我们有权为之感到高兴，因为这是我们的工作。”
是的，这是我们的工作。
第一部分 第3节：引子
引子
如同生命一样，一本书总要有一个起点。本书也需要一个起点，或者说是切入点。
当我们试图在中国近现代史中寻找到一个真正具有历史深度、厚度和广度的点，来引发百余年所酝酿的所有情绪和思考，总会陷入一种无力的感觉，我们不知从何说起，不知从哪里开始描述中华民族在传统与现代彼此撕扯中的无奈与悲鸣，在农业文明与工业文明两者角力中的徘徊与突围，在沉沦与复兴相互碰撞中的挣扎与前行。
人生总要有几个坐标来规划或者标识生命的阶段与质量，国家也一样。19世纪以来的岁月对于中华民族5000年的文明长度来说，不过是一个小小的时间点。但这个节点对中华民族的重要性却无与伦比，百味交糅，是沉重，是耻辱，是鲜血，是伤痛，是从天空坠入地狱的恐惧与沮丧，是在暗夜找寻光明的彷徨与曲折，是从低谷向巅峰攀登的艰辛与壮丽，太多太多的往事与情怀足以让辩才无碍的智者无语凝噎。
从某种程度来说，是那个大时代打碎了中华民族的血肉骨骼，中华民族以绵延5000年的生命力量开始重新塑造自己，使自己拥有了新的创造力和新的可能性。
未曾生我谁是我？生我之后我是谁？一个从古老母体中诞生的新生儿应该怎样看待历史与现实、传统与现代、自我和世界？怎样更好地延展中华血脉的生命力，创造一个打上自己烙印的世纪？对于这些问题，我们已经花了160多年的时间，直到现在仍在奋力探寻。
对此，世界也很有兴趣，因为历史昭示着未来，也因为今日之中国是整个世界都无法忽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人们试图通过历史中国，尤其是近现代中国来了解当今中国，为新世界格局中的生存与发展寻找可供借鉴的资料。
对于中国的解读，人们常常喜欢从北京，从天安门说起。其实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同样具有坐标性质的城市还有南京、广州和香港，这3座城市所发生的事件同样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的历史。但不管怎样，从北京和天安门切入中国近现代史，总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北京自古繁华。进入21世纪后，她已是国际大都会。
天安门，北京的中心。天安门的红墙与苍拔的纪念碑相对静默。从1里之外的水泥森林踱进两者之间，仿佛跨越了时间长廊，被一片古典的庄重风貌雕刻出肃然悠远的心境。在广场上寻觅许久，不经意间一回眸，会感到一种别样的情绪，不管有多少人在她的怀抱里制造喧嚣，都无法掩饰她来自历史深处的冷静气质，在一派热火朝天中辟出凝重，并以一种默然的姿态存在着，让人无法回避。
天安门上巨大的铜钉像是深邃的老眼，冷看潮起潮落，云卷云舒，几代兴亡。横淌于门外金水桥的是时间的河，河面上的浮光掠影，荡漾着岁月的悲喜浮沉。这是一扇历史之门，历史苍凉的背影，久久盘旋于天安门的上空。
宫门深深锁九重，在历史上多数时间天安门是关闭的，隔开民众卑微的视线，以彰显“天之子”的尊荣。如今，天安门是敞开的，任中外各国的人们来抚摸一个民族心灵深处的律动，容许别人深入地了解自己，这是一种成熟，也是一种自信。我们可以由此话如烟往事。
第一部分 第4节：一、断裂(1)
一、断裂
1842年5月1日，大清帝国道光皇帝在北京收到了浙江前线的一封奏折，据说可以审讯俘虏了。于是道光抛出了一系列问题：
“咭（英吉利）距内地水程，据称有七万里，其至内地，所经过者几国？”
“该女主年甫二十二岁，何以推为一国之主？”
“该国制造鸦片烟卖与中国，其意但欲图财，抑或另有诡谋？”
道光帝的困惑和急躁溢于言表，但前线仓促之间很难回复他想要的答案。他不知道，其实他的皇宫里就有答案。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南怀仁（比利时人）早在多年之前就为他的高祖父康熙绘制了世界地图——《坤舆全图》，但这份精美的地图被束之高阁，蒙尘已久。骑着毛驴找毛驴，怎么会这样？
4000多年前，在黄河流域，一个叫做夏的国家诞生了。此后，商代夏，周代商。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建立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此后秦汉两代创立了中国2000多年封建社会的基本模式：
以个体家庭为单位的小农经济，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思想文化体系，以高度中央集权为特征的君主专制,当然，还有发达的农业文明，以及沉静平和的精神世界，人们追求伦理道德和内心的安宁，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这些特质维系了中国封建社会的稳定和延续，但却无法回避周期性的危机。
历代王朝的开国者总是在一片废墟上学习汲取历史教训，轻徭薄赋、与民休息，往往能造就一段时间的“盛世”。但随着时间推移，政治腐败、土地兼并、人民困苦，社会矛盾日益尖锐，社会发展逐渐陷于停滞。农民为求生存而起义，扫荡旧的统治秩序，在乱世中重新分配土地，直至新的王朝诞生。
几乎每个王朝都跳不出这个从兴起到盛世，到衰落，直到灭亡的“周期率”。似乎历史只是一部“浪花淘尽英雄”的王朝更替史，历史和现实的危机，不过是一个个王朝的危机。
但无论王朝如何更替，外敌如何强大，内乱如何严重，中华文明却以其博大和坚韧薪火相传，从未间断，生生不息。中华文明强大的凝聚力和自强不息的精神塑造了中华民族，尽管历尽沧桑，国家的统一和各民族的交流与融合始终是历史长河的主流。
历史似乎可以永远按照“周期率”演进下去，而无需考虑其他因素。然而，到公元1500年前后，情况开始发生变化：
1．人们可以支配自己的命运，
如果我们受制于人，
那错不在命运，而在我们。
哥伦布准备离开西班牙海岸去远航
公元1492年8月３日，哥伦布从西班牙扬帆西去。
从这一天开始，欧洲的航海家们在利益的驱动下，通过船帆征服了海洋，逐渐联结起了整个世界。他们的出发点并不高尚，充满了铜臭和血腥气，但是新世界就这么闯了出来。从此开始，世界的联系日益紧密，没有哪个国家可以无视逐渐扩展到全球的贸易大潮。伊丽莎白一世时的英国已经声称“左右商业的人左右世界的财富，因此也就控制了世界”。
人类的舞台因为视野的开拓而广阔，从葡萄牙和西班牙开始，一个接一个欧洲国家开始在全球范围内谋求自己的兴盛发展之路。
沉寂的大海日益喧闹，却少了中国人的身影。中国明朝水师七下西洋之后再不见踪影，因为仅仅为了宣扬天朝上国的威严而进行的大巡游实在代价高昂。从商业原则来看，这是一个有投入无产出的行为。为了不让后人再做航海梦，给国家财政增加负担，珍贵的航海资料被付之一炬，要求民间“片板不许下海”的政策执行了数百年。虽然几次开禁，但都如昙花一现。
中国的皇帝们始终认为国家的命脉在农业，而不是商业和贸易。对于世界的状况和其他的国家、民族，“天之子”们缺乏了解的兴趣，在他们的脑海中，中国是“中央之国”，富有四海，其他国家不过是仰“中华上国”鼻息的“蛮夷”，有什么必要去了解他们？
在中国内部，自宋朝开始，程朱理学将中国传统的文化观念发展到了一个极端的程度，而且成为中国统治阶层的指导思想。“存天理，灭人欲”，力图使人消融于对伦理纲常的道德追求中，排斥自然欲望，人的生命力和创造力在四书五经中消耗殆尽，种种的发明被视为有悖伦常的“奇巧淫技”，对世界的新认识被视为异端。即使民间刚刚出现一点新见识的萌芽，也在统治者的高压和文化钳制下被扼杀。知识阶层的人们尚空谈、轻实用，文化观念日益保守，思想的创造力日益低下。
此时的欧洲各国已开始走出中世纪的阴影，先后进行了文艺复兴运动和科学革命，一系列新知识、新技术被逐步推广。更重要的是在这一过程中，科学精神日益得到推崇，极大地推动了人类理性的发展，从而为工业化时代的到来奠定了思想基础。
第一部分 第5节：一、断裂(2)
17世纪初，莎士比亚在戏剧中极富预言性地高喊：“人们可以支配自己的命运,如果我们受制于人,那错不在命运,而在我们。”他的戏迷—伊丽莎白女王并没有因他说出戏剧对白“脆弱呀，你的名字是女人”而龙颜大怒，更没有兴起文字狱把莎士比亚送上断头台。倒是40多年后，要求实行君主立宪制的英国议员克伦威尔把他的国王查理一世送上了断头台，欧洲舆论一片哗然。
这一历史性的事件没有引起中国的一丝一毫反应。中国正忙于又一次政治大轮回，大明王朝的末代皇帝在北京煤山（今景山）自尽，清兵入主关内，建立了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这是两个在性质上完全不同的事件，中国是传统式的改朝换代，正是百代犹行秦制度，而英国则是资产阶级革命，为资本主义的确立开辟了道路；中国换了一个“坐天下”的姓氏，而英国换了一种国家管理和发展的模式；一个仍停留在封建社会，而另一个已经迈进了近代，并向着现代飞奔。
1688年，英国发生“光荣革命”，确立君主立宪政体。1689年，英国人第一次选举产生了自己的国王威廉三世，君权不再神授，而是民授，“朕即国家”的时代在这个岛国率先结束了。
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为资本主义的大发展奠定了基础。可以与这一事件相提并论的是牛顿在1687年发表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一书，宣告了科学时代的来临，人类站在了“现代”的门槛前，而牛顿头上的光环甚至超过了一个真正的君主，这在中国是不可想象的。
在中国，金圣叹已经死了26年，这位著名才子反对地方官刑讯逼粮的恶行，和100多位学生、1000多名百姓到孔庙大哭，却被视为冲撞了祭奠顺治皇帝的仪式，最后被斩首示众。
在中国的邻邦俄罗斯，彼得一世经过政治斗争，夺得大权，开始通过学习西欧来推进俄国现代化进程。1717年，彼得大帝初步建成了一个面向欧洲的窗口—圣彼得堡，它是俄罗斯敢于抛弃某些弊规陋习、学习先进科技文化以及努力向现代国家迈进的象征。
此时的中国，康熙皇帝正鏖兵西北，平定准噶尔叛乱，中国封建社会最后一个盛世—康乾盛世已经到来。康熙皇帝粉碎了俄国对中国东北的领土野心，对于远在天边的咭，则是知之不详，更不用说像彼得大帝那样向它学习。他因为与罗马教廷的礼仪之争下令禁止基督教在中国传播，同时停止了翻译7000部西方书籍的计划。
康熙一统台湾后，曾经下令开放江、浙、闽、粤海关。后来，清政府认为江浙一带士民反清意识较强，与外国商人过多接触，会进一步引发反清情绪，影响统治，所以便以“防微杜渐”为由要求地方官员加强防范，对开放渐持保守态度。
1748年，法国人孟德斯鸠写下《论法的精神》，认为自由是做法律所许可范围内的一切事情的权利；3年后的中国山东潍县，县令郑板桥写下条幅“难得糊涂”，不久辞官归隐。
1757年，乾隆试图通过提高关税的办法限制外商，但中外贸易巨大的利润以及广州海关名目繁多的陋规使外商对民富物丰的江浙一带趋之若鹜。了解到这一情形之后，乾隆本来心有所动，打算再次开放浙江海关。但数月之后，政策突然大变，乾隆严令只准外商到广州一地通商。英国人大惊：“准许在中华帝国东部口岸贸易的时代宣告结束了！”
据说广东方面的官员曾上奏折辩称：“办理维谨，并无嫌隙。”虽然乾隆明知广东各级官员早已将外贸事务作为不愿他人分享的禁脔（），其间黑幕重重。但是广州海关已经形成了一整套可以严密控制外商与国人交往的体系，这是江浙海关比不了的。从统治的安全性考虑，已经执政22年的乾隆做出了只许广州单口贸易的决定，使本来可以逐步走向世界的贸易趋势再次中止，直到外力打开国门，中国丧失了自主开放主动权和进行社会结构良性调整、解决人口就业和通胀的一个好机会。
1789年，法国发表《人权与公民权公约》，高呼自由、平等、博爱，以人权和法制作为新秩序的奠基石。此时的中国知识分子正小心翼翼地审视自己的文字，生怕掉进文字狱的罗网中，噤若寒蝉的人们“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只为稻粱谋”。“笔墨招非，人心难测”、“时刻留心、免贻后患”成为官场中人的共识，即使像刘统勋这样的朝廷大员，也不敢轻易给人写信，一些有字的废纸即刻焚毁。用龚自珍的话说，这一切是“积百年之力，以振荡摧锄天下之廉耻”。
第一部分 第6节：一、断裂(3)
此时如果从外太空看地球，我们会发现俄国从北面、英国从南面对中国形成战略潜在威胁；在太平洋东岸，一个新生的国家—美国开始积蓄实力，不久将成为世界不可忽视的一员。不过，由于欧洲战略形势此时处于大体平衡状态，不久又因为法国大革命引发的欧洲动荡而暂时没有人能对中国的安全形势产生具体的影响。但是危机已经非常严重，因为到18世纪末，中国与英国的差距已经开始拉大，中英制造业所拥有的世界份额比达到了6∶16。
18世纪末，英国工业革命、美国独立战争以及法国大革命，深刻地改变了人类文明的进程，没有哪个国家可以无视这股时代大潮。中国仍沉浸在康乾盛世之中，全然不知此时已身处封建社会末世的落日余晖之中，更不知世界已经天翻地覆，欧洲各国正在全球范围内开展贸易、争夺利益和霸权，中国已经成为他们锁定的目标，3000年未遇之大变局即将到来。
在百余年的艰苦奋争中，民族独立与人民解放的重任将使一代代中国仁人志士为之求索与奋斗，复兴成为中华民族心中沉沉的痛、深深的梦……
1840年4月7日，英国国会一片争吵声，彬彬有礼的英国绅士在用民主的方式讨论一个野蛮的议题：是否对中国开战？辩论进行了3天，看起来似乎是由两种植物引起的。
很久以前，中国的茶叶就为西方所青睐，大量的白银因为茶叶的出口而流入中国，中国几千年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传统，使之很少需要向西方世界购买什么，正如乾隆皇帝对英国马嘎尔尼使团所说：天朝无所不有。在英国人看来，货币的单向流动实在不能算是贸易，而且长此以往，英国也无法打开并独占庞大的中国市场，一个封闭的中国绝对不符合“日不落帝国”的利益。
英国的外交官们试图说服中国进行通商贸易，却因为拒绝向中国皇帝叩拜而被赶出中国。英国的走私者们则干脆在中国人中制造了一种需求—鸦片，以鸦片的收入补偿进口茶叶的支出。从1813年至1833年，中国的茶叶出口只翻了一番，但
英国人蒙哥马利·马丁写道：“同鸦片贸易比较起来,奴隶贸易是仁慈的；我们没有摧残非洲人的肉体,因为我们的直接利益要求保护他们的生命,我们没有败坏他们的品德,没有腐蚀他们的思想,没有扼杀他们的灵魂。可是鸦片贩子在腐蚀、败坏和毁灭了不幸的人的精神世界后,还摧残了他们的肉体。”
随着吸食者日众，甚至清朝皇室中都出现了鸦片吸食者。在得知庄亲王和镇国公吸食鸦片的消息之后，道光帝为之震惊。
贸易顺差变成了逆差，而且流出去的白银是为了购买腐蚀自己的毒品。国力凋敝，大清帝国的根基摇摇欲坠。
湖广总督向道光皇帝警告说：“若犹泄泄视之，是使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这位总督就是林则徐，他奉诏入京，被道光皇帝召见了19次。异乎寻常的礼遇预示着异乎寻常的任务。
1839年1月8日，冬日温暖的阳光照在北京正阳门，正阳门下许多衣冠楚楚的大清官员聚在一起，他们来送钦差大臣林则徐南下,林则徐将由此直奔广东。谁也想不到，林则徐此去掀开了中国近现代史的序幕。
对于如何禁烟，道光帝和他的大臣们曾经进行过广泛的讨论，但却很少从源头来思考问题。虽然有人奏报鸦片烟来源于英国，而且提到，“其国法有食鸦片者以死论，故各国只有造烟之人，无食烟之人”，但中国的多数官员始终认为这是一场内部事务，不屑于了解“外夷之事”。他们不认为禁烟的关键在英国，而认为是中国地方官员和执法人员的懈怠和受贿，以及“狡猾”之民的走私，才酿成了鸦片的泛滥。
在广州，干练的林则徐终于认识到了禁烟的关键是英国商人。1年多来，他打击中国贩私者的禁烟成果，加上此前两广总督邓廷桢的成果，一共收缴鸦片83.5万两，这已经是全国之最了。但这一时期运入中国的鸦片高达8.1万箱，也就是说林、邓的缴烟成果不到总数的1％。
第一部分 第7节：一、断裂(4)
时局把中国推到了这样一种境地：要么对英国商人开刀，并导致战争；要么放任英国鸦片走私者们不停地给中国放血，使国家日益虚弱，最终的结果比战争好不到哪儿去。正如林则徐后来所说：“……鸦片之为害甚于洪水猛兽，即尧舜在今日，亦不能不为驱除……而天下万世之人亦断无以鸦片为不必禁之理，若谓夷兵之来系由禁烟而起，则彼之以鸦片入内地者，早已包藏祸心，发之于此时，与发之于异日，其轻重当必有辩矣。”
林则徐把目光盯在了英国商人身上，而英国商人则把这位钦差大臣收缴鸦片的训令视为索贿的暗示，没放在心上。对此，林则徐下令：中止一切中外交易，封锁商馆，撤退仆役，断绝供应。350名外国商人被软禁在广州城外的商馆区。这一行动显出了效力，英国驻华商务总监义律敦促英国商人上交鸦片20283箱。1839年6月3日，在虎门不绝如缕的硝烟中，共230余万斤的鸦片被焚毁，占1838年到1939年运入中国的鸦片总数的60%。
林则徐禁止英国船只进入广州港，停止同英国人一切贸易的行动，符合中国传统的外交哲学。中国古代长期将通商视为“怀柔远人”的恩惠，对于蛮夷的冒犯，很重要的一项惩罚措施就是停止贸易。林则徐的行动与现代国与国之间经济制裁的手段没有太大的区别。对于触犯法令的外国人，林则徐完全可以把他们审讯定罪，但当时仅仅软禁了47天，停止生活供给也不过4天，并在交出鸦片后将对方驱逐出境，这算是相当宽和了。
林则徐还致信英国维多利亚女王：“闻该国禁食鸦片甚严，是因明知鸦片之害也，既不使为害于该国，则他国当不可移害，况中国乎？……外国所必需者，易可胜数。而外来之物，皆不过以供玩好，可有可无……且闻贵国王所都之吨（伦敦）……等处，本皆不产鸦片。唯所辖印度地方……连山栽种……贵国王诚能于此等处拔尽根株，尽锄其地，改种五谷。”
林则徐试图教会女王“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道理。但是他并不知道此时在大英帝国占上风的是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逻辑，很少有人有兴趣领略中国的智慧和道德观念。林则徐禁烟的行动在英国引起了轩然大波，许多工业城市要求英国政府采取坚决行动来维护贸易权，有人高喊：“给中国一顿痛打，然后我们再解释。”
一位英国历史学家甚至用民族尊严来调侃大不列颠的好战心理：“记住古罗马的先例，他们的公民在世界各地都受到了罗马公民权的保护。”
于是，在1840年的中国和英国出现了这样一种情况：北京认为问题的实质是一场反毒品的内部司法工作，而伦敦却回避贩卖毒品的现实，认为这“涉及到经商自由的神圣权利”。
在冠冕堂皇之下，难掩英国侵略与殖民的野心。中国的邻邦印度此时已经变成英国掠夺原材料、倾销工业品的殖民地。在英国看来，富饶的中国无疑比印度更有诱惑力，是滋润大英帝国最好的养料，足以满足工业革命后英国越来越大的胃口。对于工业革命后生产能力激增的英国来说，扩大市场是它最急迫的愿望。资本主义追逐利益的本性使它不可能放过外强中干的中国，它需要将中国纳入其全球贸易体系，至于手段，并不重要，道德对一个野心勃勃的国家并没有约束力。鸦片战争是一场不可避免的战争。
事实上，在英国也有大量的声音反对因为鸦片而对中国动武，一位英国议员气愤地说：“大英帝国的这面旗帜将会变成一面海盗旗，保护臭名远播的鸦片贸易，我不相信英国政府会怂恿国会进行无耻、不义的战争。”
鸦片战争时期的英国我们自认为是一个强大的国家，但事实上，人家可不这样想，我们觉得这是耻辱，这也只是中国皇帝的印象。
我们当时正在提出自以为是合理的要求，比如要求自由贸易等，但这些却遭到了中国政府的拒绝。归根结底是英国已不满足于国内的市场。当时关于自由贸易的争论持续着，为了扩大市场，英国付诸于鸦片战争，也就是说过去用枪炮才能打开的市场，现在用鸦片攻打就可以了。
第一部分 第8节：一、断裂(5)
但是，人类道德的自律精神在这一刻完全败给了一个新兴帝国对利益和鲜血的追逐。事实上，在此后很长一段时间，世界的游戏规则是顺着达尔文的手在运动，公理与正义的话语权操于强者。西方史学家在回忆这段历史时说：“心有内疚者被忽视，正人君子被藐视，怀疑主义者被嘲笑。”
最后，战争议案以9票的微弱优势在英国议会投票通过，刚刚登上王位才3年的维多利亚女王在文件上签了字。
战争已不可避免。但是令人奇怪的是，英国很少有人谈论这场战争能否获得胜利，他们派到中国的不过是一支由40艘战舰和7000名士兵组成的军队，凭这些就足以击败中国这个庞然大物吗？
1832年，一艘英国商船“阿美士德”号遍游中国沿海要地，6月20日，该船进入吴淞，甚至游弋于吴淞炮台周围，尽窥守军虚实。船上的一位传教士说：“如果我们是敌人，那么这里的军队的抵抗不会超过半小时。”
虽然中国政府一再下令驱逐该船，当时中国的政治家和军人如林则徐、关天培等，甚至道光皇帝都被惊动，但没人能对这只小小的商船采取有效措施。这艘船在最后的报告中说：“全中国一千艘战舰，不堪一小战舰一击！”
时局已如此险恶，但堂堂天朝无人以此为忧，无人知晓危机已迫在眉睫，与世界的疏离和盲目自大正是清帝国最大的危机。在鸦片战争爆发之前，几乎没有中国人意识到这种差距。在闭关锁国的几百年中，中国人同时封闭了自己的眼睛和心灵，甚至出现了十分荒唐的认识。
3．一个民族不进则退，最终将重新堕落。
此时的中国对世界所知甚少。士大夫乃至整个朝廷对世界的无知到了令人震惊的程度。一位文人汪仲洋是这样描述西方人的：他们的长腿不能弯曲，因而他们不能奔跑和跳跃，他们碧蓝的眼睛畏惧阳光，甚至在中午不敢睁开。
两江总督裕谦认为英国人不能弯曲腰身和双腿，如果他们挨打，便会立即倒下。
在广东前线抗敌的林则徐也相信：只要断绝了对西方人茶叶和大黄的供应，他们就会因为消化不良而死。
在今天的故宫里坐落着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保存有大量的清代档案。其中一部分档案被称为“上谕档”，也就是记录皇帝谕旨的档案。不过，奇怪的是道光皇帝对鸦片战争的谕旨，却不在这里，而在“剿捕档”。
“剿捕档”抄录的是平叛事件的谕旨。将与英国的战争等同于平定叛乱，这就是当时清政府对鸦片战争的认识。在他们看来，中国不是世界的一部分，她根本就是一个世界。天下就是中国，世界就是华夏，像英国这样的国家不过是来进贡的蛮夷小国，应该如同各国一样称为“夷”，并在国名上加“口”边，比如英国应该写成“国”。出于这种不着边际的自大，帝国拒绝与对方发生平等的外交关系。
对于英国可能因此而引发的反应，很少有人提及，清政府上上下下根本就没有把禁绝鸦片与中英关系联系起来，人们对此时世界通行的国际关系规则一无所知。即使林则徐也不认为禁绝鸦片会引发什么“边衅”。鸦片引起的最多只是纠纷，不可能引发战争。
与中国对外部世界的茫然无知相比，英国对中国的了解要深刻得多。在1793年被赶出中国的马嘎尔尼使团中有一位叫托马斯·斯当东的随从在1800年翻译了《大清律例》。这位曾深得乾隆喜爱并得到乾隆赏赐的人正是1840年的英国主战派之一，他在下议院演讲说：
“当然在开始流血之前，我们可以建议与中国进行谈判。但我很了解这个民族的性格，很了解对这个民族进行专制统治的阶级的性格，我肯定，如果我们想获得某种结果，谈判的同时还要使用武力炫耀。”
了解中国的西方人不光是一个托马斯·斯当东。马嘎尔尼认为：“一个民族不进则退，最终它将重新堕落到野蛮和贫困的状态。”而一位英国士兵则非常怀疑到底是不是中国人发明了火药，因为他发现几个中国人见到一门大炮空放时被吓得魂不附体。
第一部分 第9节：一、断裂(6)
法国启蒙运动思想家伏尔泰认为：“使中国人超过世界上所有民族的东西是：无论是他们的法律，他们的风俗习惯，或是他们所说的语言4000年以来都没有变过。”
马克思认为：与外界完全隔绝曾是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而当这种隔绝状态在英国的势力之下被暴力所打破的时候，接踵而来的必然是解体的过程，正如小心保存在密闭棺木里的木乃伊一接触新鲜空气便必然要解体一样。
另一位法国伟人则对中国更有信心，因滑铁卢之败而被囚禁在荒岛上的拿破仑对一位英国人说：“要同这个幅员广大、物产丰富的帝国作战将是世上最大的蠢事。可能你们开始会成功，你们会夺取他们的船只，破坏他们的商业。但你们也会让英国对中国可以说有比较深的了解，而且这样一个了解过程，持续的时间很长。且不说18世纪的西方盛行中国热的时候，西方很多在华的传教士，把调查中国的各种情况，迅速向西方进行传播。从18世纪末，英国政府两次大规模派遣使团到中国来。他们精心策划组织使团，当时马嘎尔尼使团就带了100多人，100多名各个方面的专家，甚至包括植物、动物的，还有很多机械方面的，可以说各个方面的专家和科学家都带了。
他们一方面向清政府展示他们的实力，他们的强大；另一方面也是借机会让各方面的人，全方位对中国进行了解。这些使团在北京，在天津，在中国的东南沿海临时做了很多调查，甚至包括植物种子的种类、中国的民歌，我们现在说的《茉莉花》也是马嘎尔尼使团用现代的音符进行标示传到西方的。所以现在我们国内好多研究音乐的人，研究民间音乐，就知道《茉莉花》最早的曲谱，是马嘎尔尼使团里面的成员，比如说巴罗，他们写的很多书里留下了这个记载，所以对我们今天研究中西文化交流，特别是中国当时的民间音乐方面有帮助。
他们这些人可以说是多才多艺，对中国方方面面的了解，回去以后都写了各种报告，写了很多关于中国的著作。当时在西方轰动一时，成为18世纪末，西方中国文化热退潮的一个重要因素。因为这些书大量揭露和暴露了中国的衰落，中国落后的一面，特别是马嘎尔尼一行，他们认为中国当时就像即将沉没的大船，破了，千疮百孔，英国很容易就能打败中国。他们对中国沿海的军事力量很了解，因为他们经过了中国东南沿海的关口，当时的炮台，他们都看过了，他们认为当时的中国军队的实力是不堪一击的。他们觉得可以打败中国，这就是英军敢于冒险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他们明白自己的力量。他们会思考，然后说：‘建造船只，用火炮把它们装备起来，使我们同他们一样强大。’他们会把炮手从法国、美国，甚至从伦敦请来，建造一支舰队，然后把你们击败。”
但遗憾的是，在19世纪按照拿破仑的方式成功的是日本，而不是中国。这个历经苦难的国家还要经受更多的苦难。
这是一个寻求变化、追求发明创造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中国已经落后得很远了。
鸦片战争中，大多数中国军队只能靠两条腿行军，邻省调兵要三四十天，隔两省约50天，隔4省则在90天以上。小农经济低下的供给能力和狭窄的道路，只能保证每次向二三百人提供补给，当四川的部队增援到浙江前线的时候，整整用了4个月。
如果说中国军队用双腿丈量出的是封建社会的速度，那么，英国军队则用工业革命的成果丈量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速度。他们坐着蒸汽轮船跨越重洋，从英国本土到中国也只需4个月，从印度调集援兵和军需品，来回只要两个月。科学技术的劣势使清军丧失了本土作战的优势。
技术的差距只是冰山一角，更大的差距在于社会生产力和社会制度。
英国在15世纪和16世纪的生产率是19世纪中国的2.8倍，当英国工业革命的大火勃然而起的时候，中国还没有一家近代工厂，只有家庭手工业，至于与现代化工业相匹配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制度更是全无踪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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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的中国，社会基础仍然是男耕女织的小农经济，主体是租佃农和自耕农，粮食和纺织品构成了社会的主要产品。一家一户、自给自足的生活构成了中国专制制度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马克思认为这“始终是东方专制制度的牢固基础”。
此时的英国，生产性人口600万，但工业革命造就的生产力已经达到手工劳动6.5亿人的生产力，大工业生产和手工劳动生产率的比例是108∶1。
当英国人用新的方式管理国家，甚至管理君主的时候，大清帝国的权力依然牢牢掌握在皇帝手中，科举制度选出来的大多数官员奉行“多磕头、少说话”的官场秘诀。官员们想要建功立业，首先要学会的是揣摩上意，只求讨好而不顾事实。
皇帝和大臣们统治国家的依据不是事实本身，而是2000多年前圣贤说过的话。即使这些话的一些内容仍有意义，但以此来衡量一切显然很不合适，除非2000多年来这个国家没有发生任何进步，这显然不符合人类社会最本真的规律。
中国的封建统治在清代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皇帝的威权无与伦比，所有大权都操于其手，“宰相”这个名称像西方国家的“恺撒”一样成了一个尊称，被称为“相”的大学士们更像是皇帝的秘书班子，按照皇帝的意思上传下达。内部终于再没有一种力量可以威胁皇权，而外面的世界根本就不在中国皇帝的眼中。
中国统治者们死守“华夷之辨”的天朝大国思想，拒绝与外部世界平等交流，也失去了吸收世界先进文化的良机和自我改造的能力。1731年，一位欧洲人写道：“他们体制的恒久不变并不证明他们的优越，因为这阻止了他们取得任何进步。”12年后，一位海军上将建议对中国采取炮舰政策，那时距离鸦片战争还有整整100年。
中国是以中世纪的军事、中世纪的政府、中世纪的社会以及中世纪的人来对抗已经走向近代化的敌人。马克思在批判鸦片贸易罪恶的同时，也指出：这是两种文明、两种制度的碰撞，先进的资本主义制度必然战胜落后的封建制度，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来欺骗自己，这样一个帝国终于要在这样一场殊死的决斗中死去。
对于中国来说，挟海风而来的第一柄利刃已高悬头顶，前所未有的大灾难才刚刚开始……
1840年7月5日，这一天，道光皇帝与往日没什么不同，他处理了几件日常公文。但对中国来说，大变局以一种狂暴的势态到来了。这一天，东海之滨，舟山群岛的定海已是一片硝烟弥漫。下午2时30分，英国远征军的19艘战舰向定海守军发动攻击。9分钟之后，守军战船和岸炮失去战斗力。当天夜里，部队溃散。
此后两年，英军多次在广东、福建、浙江、江苏等地发起进攻，烽火在万里海疆处处点燃，呈送战报的马蹄声常常踏碎天子脚下的宁静。最后，屡战屡败的清政府被迫议和。历史学家将这场战争称为鸦片战争，中国近代历史的大幕由此拉开。
清朝拥有80万军队，而英国派出的远征军初期只有7000人，到战争结束时也不过2万人。以武力立国的大清王朝面对坚船利炮无能为力，屡败于远道而来的英军，中国的虚弱一展无余。除上文提到的一系列令人沮丧的落后之外，社会各阶层的作为更令人感到痛心：英雄战死沙场，懦夫苟全性命，汉奸张牙舞爪，官吏谎报军情,民众置身事外。
4．英雄战死沙场，懦夫苟全性命，汉奸张牙舞爪，官吏谎报军情,民众置身事外。
第一个进入我们眼帘的群像是军人。17世纪中叶，数万八旗南下，建立大清王朝，然而承平日久，八旗和绿营全然不复往日骁勇。后世的西方历史学家曾如此描写当时的清朝军队：
“花名册上尽是弄虚作假；为了应付点卯，就匆忙地招募市场的苦力；也举行定期军训，但重在观瞻而不讲究实际，注意搞戏剧舞蹈般的剑术程式动作。每当发动大战役时，原由互相猜忌的各地指挥官分别统率而互不配合的部队必须置于一个统帅统一指挥之下，而这位统帅常常是对他所领导军队的特点竟是毫无所知的非军人。在实际战斗中，队伍很可能不是开小差就是劫掠农村，结果是使本国人而不是使敌人害怕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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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大的差距在军事技术和军事理念。当英军充分展示火器的犀利的时候，清军仍处于冷热兵器混用的时代，整整落后了200余年。清军在战争全过程中未能击沉英军一艘战舰，自己的阵地却被打得千疮百孔。战争样式已经残酷且陌生得让中国军人无法相信，这不再是光凭借勇气和正义就可以取得胜利的时代，科技的重要性掩盖了冷兵器时代个人的风采。
关天培，一位即使敌人也为之动容的军人。一位英国人曾这样写下关天培悲剧性的战斗：
“作为一个勇敢的人，公正的说法是，提督的举止配得上他的地位……当他起锚后，很可能是斩断或解脱锚链，以灵敏的方式驶向女王陛下的战舰，与之交战。这种毫无希望的努力，增加了他的荣誉，证明了他行动的决心，然而，不到3刻钟，他和舰队中尚存的战船便极其悲伤地撤回到原先的锚泊地。”
关天培的作战方式非常古典，他试图靠近敌舰，与敌肉搏，然而在英军猛烈的炮火下，这一目的始终没有实现。
面对防不胜防的万里海疆，清朝军队只能固守要点，以炮台与英军相抗衡，炮口固定在敌军的正面。英军的战术也始终没变，那就是以炮舰正面轰击，以陆军从炮台的侧面登陆，抢占制高点，两面夹击。关天培死于这一战术，定海三总兵同样死于这一战术，短兵相接的中国军队一次次败于这一完全相同的战术。
在浙江，清军组织了一次精心准备的反攻，其指导思想是“五虎制敌”，也就是在虎年虎月虎日虎时，由一个属虎的总兵指挥战斗，试图“驱虎吞羊（洋）”，但是中国古老的风俗并不能保佑身处近代化战场的中国军人，其结果可想而知。与我们如今对鸦片战争的沉痛感觉颇为不同的是，在当年战败的清朝官场里仍然有着喜气洋洋的欢声笑语。
1841年夏，道光皇帝的谕旨传到广州，赏“靖逆将军”奕山白玉翎管，并“交部优叙”。奕山也十分“厚道”，一下子保荐“功臣”500余人，使广州官场几乎人人有赏。其实，此时连广州城都是靠600万两银子赎回来的。奕山们得到的赏赐都是靠“编剧本”骗来的。
明明是用钱赎回的城池，奕山在奏折中却说是“夷目”（英军指挥官）在城下脱帽行礼，恳求“大皇帝开恩，追完商欠，俯准通商”。
在奕山等人笔下，耀武扬威的侵略者变成了苦求恩赐的弱势群体，将英军装点得谦卑懂礼，赚得道光龙心大悦，于是同意了“夷目”的要求。奕山一看情况不错，将“情节”推上了高潮，他在奏折中活灵活现地描写英军“额庆欢忭，免冠感伏，声言永不敢在广州滋事”。
这实在很合道光的脾胃，于是“妙笔生花”的奕山们自然人人加官进爵。
但假的就是假的，不久之后，英国人不满意这点收获，战舰北移，试图从中国得到更大的好处。道光皇帝终于发现，他成了一个被默契的部属共同欺骗的冤大头。
用中世纪的战法应战近代工业化条件下的战术，关天培的勇毅令人感动之余，也令人扼腕不已。当关天培的家人领走他的遗体的时候，英军战舰鸣炮相送。另一批数量宏大的中国军人不仅让敌人嘲笑，也让自己人齿冷。在虎门之战中，一些清军将领率先逃跑，愤怒的士兵打响了第一炮，但这一炮不是打向侵略者，而是打向自己的指挥官。
鸦片战争中的第二个值得关注的群体是老百姓。在英军攻击广州的时候，河道两边的山上，往往聚集着大量的百姓，他们以一种极其冷静的目光注视着英军对本国军队的攻击，“壁上观”的姿态令英军大为诧异。
不久之后，同样在广州城郊，三元里的人民自发聚集起来，在大雨中愤然向英军发动进攻，并取得了不逊于清军的战果，其舍生忘死的勇悍同样令英军大感诧异。
中华民族具有国际普遍标准的民族精神是在外国侵略者一次次打上门来的羞辱中一步步强大起来的。她成长于五四运动，煅烧于抗日战争，成熟于中华民族重新站起来的时期。中华民族之魂将在一次次的血雨腥风之中重新塑造。三元里人民在大雨中的血战，为近代以来的中华民族骨骼里揉进了坚韧的钙原素。
第一部分 第12节：一、断裂(9)
鸦片战争中的第三个值得关注的群体是清军统帅们。林则徐、琦善、耆英、伊里布、杨芳、奕山、奕经、裕谦、颜伯焘、牛鉴等等。在鸦片战争中，统帅们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
统帅们本来多是主“剿”派，都没把“化外乌合之众”放在眼里，纷纷向皇帝打包票。但一旦亲临前线不久，在英国的大炮轰击下，就完全找不到应对之道，大多数统帅的主张就从“剿”变成了“抚”。战不能胜，和不敢言，更怕皇帝追究责任，于是往往编造谎话和战绩，将一场场惨败粉饰成大胜，将求和掩饰成施恩。
由于统帅们对世界的隔膜和无知，使敌人得到了许多从战场上没有得到的东西，类似于天上掉馅饼的好事一再落到了西方各国的头上。
1842年8月29日，南京江面的水波不改往日潋滟，但却有一种苦涩荡漾在空气中，也荡漾在清朝官员耆英、伊里布的心头，英国人在战舰“康华利”号上布置了一场盛大的仪式，作为焦点的耆英、伊里布在《南京条约》上签下了名字。
《南京条约》共有13款。之所以将它称为不平等条约，是因为它割地、赔款、赦免汉奸。另外三项规定：五口通商、废除行商和新定税则，从内容来看，这可以促进中国对外贸易，似乎是实现从小农经济向市场化的工商经济转变的有利手段。但是英国人不会替中国人谋福利，英国的目的是为了将中国纳入由它主导的世界贸易体系，使大不列颠的大老板们谋得更大的好处，这也正是他们发动这一战争的初衷。事实上，仓促开放市场的中国成为西方国家的淘金矿，蒙受了巨大的痛楚，阵痛延续了上百年。
5．千秋万世何以善后？
他们也恐惧于历史的名声，担心“千秋万世何以善后”，但是他们担心的内容与我们现在的看法大相径庭：他们担心的是“夷夏之防”，最令他们生气的并不是割地赔款，而是“夷妇与大皇帝（也就是英国女王与道光帝）并书”。
北京，紫禁城里的道光皇帝也深为不满，他在圣旨中说：“览奏忿懑之至！朕自恨自愧，何至事机一至如此？”他觉得这份条约的内容实在与他的想象差距太大，但南京就在英军炮口之下，英舰虎视于海，随时可以北攻京畿，虽然远隔千里，他仍然感到了英军战舰的咄咄逼人，只能同意签约。但又极不甘心，于是要求耆英等人继续交涉，挽回一些颜面。
南京，两江总督府里的耆英也在思考下一步的问题，他同样对条约不满，并希望做一些补救。南京条约签订后的第三天，他向英军送出了一份照会，提出了12项交涉内容。
关于撤军、保护中国人的问题在《南京条约》中已有明文规定，再商此事，显然耆英等人对英方会不会履行条约心中无数。
最要命的是，关于英国人在中国触犯法律的问题，为了避免引发外交事端，耆英竟主动建议：“此后英国商民，如有与内地民人交涉案件，应即明定章程，英商归英国自理，内人由内地惩办，俾免衅端。”这就是贻害中国百年的领事裁判权的开始，中国司法对于在华犯案的外国人失去了任何约束力，这是对中国主权最严重的打击！
对于逃入英国船的中国犯人，耆英要求英国人自动交出。话看起来没错，但实际是将到英国船上搜查、逮捕中国犯人的权力拱手相送。
对于关税，耆英把原本按照国际惯例该由中国政府自行处理的事情，拿去与英国商量，相当于倒持利剑，把剑柄交到他人手中，本身就已经损害了中国的利益。当时的中国官方普遍对此事背后的意义没有更深的理解，中国向来不把对外贸易的收入作为国家财政的一项重要收入，对于此事的态度是只要不因此引出纠纷就好，至于外贸收入那是次要的，却不知这是此后中国向现代化迈进过程中很大的桎梏。
英国代表璞鼎查收到照会，如获至宝，一番研究后，他为大英帝国找到了更大的利益。璞鼎查引诱着对国际游戏规则一无所知的中国谈判代表一步步走入陷阱，大谈本就应由中国自行决定的一系列问题。
第一部分 第13节：一、断裂(10)
10月8日，中英签订《虎门条约》。大清帝国糊里糊涂地再次接受了一根绳索，并将它套在自己的脖子上。英国战舰获得进泊通商口岸权，破坏了中国的领土主权。它们在“约束侨民”的幌子之下，将黑洞洞的炮口时时面向中国，成为随时可以向清政府施压的利器；将在华英国人的司法审判权送到英国手中，破坏中国司法主权；谈判决定26类160余种货物的税率，中国失去了单独改变税率的权利；片面的最惠国待遇，使英国可以享受中国政府给予其他国家的一切权利，“利益均沾”。
事情并没有结束，中国的虚弱和中国政府对国际游戏规则的无知落在了各国的眼中，而且英国代表“无私”地将与中国打交道的经验传授给了各国外交人员。美国以战舰耀武，又以觐见中国皇帝相要挟。中国政府刚摆脱战争，按传统又不愿拉下面子接见一个既不为朝贡而来、又不跪不拜的“蛮夷”，于是中国谈判代表耆英的底线是只要美国人答应不去北京觐见，那么万事好商量。美国代表顾盛用一纸觐见中国皇帝的国书换来了英国耗时两年、征战万里海疆所得到的一切，甚至犹有过之。而清政府因为对互派大使、觐见驻在国元首的国际惯例的误解和恐慌，付出了令人无法想象的巨大代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