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刻和简牍不一样，简牍是实用的材料，石刻它的实用性就相对少一些。因为我们谁也不可能背着一大块石头文书到处跑。所以很多石刻都是具有纪念性的，或者是为了永久保存才制作的，有很多种石刻，本来它就是立在地面上的，比如像碑、摩崖、石窟题记。这里边很多都能够流传到现在，我们下边看一下，这个是近代的墓表的拓本，这是埋葬在墓葬里的，这是北魏的佛教的造像的拓本。上边是图画，刻了一个佛像。还有有关的类似供养人礼佛图啊，或者帝后这样的图像，这里是供养人的出行图。下边是刻写的这个造像题记的文字，这是唐代的《开成石经》，我们看到，它是用石碑形状来刻写儒家的经典的。这批石经现在很完好地保存在西安的碑林博物馆里，这是汉代的画像石，这是隋代的一件墓志，它的外形，我们画的线图。
下边我们具体来介绍，等一会儿介绍这个墓志的内容，这些石刻里边有很多很珍贵的文化遗产，比如历代名人书写的碑石，我们现在大家学写大字用的字帖，都是这些碑石上来的，大家都比较熟悉了。又像北京房山云居寺这个石经呢，是佛教的大藏经，这是世界上最完整的石刻的大藏佛经。应该在这个世界的佛学界享有盛名。另外我们还可以看到，大家很熟悉的山西大同的云冈石窟，河南洛阳的龙门石窟，这样的古代石窟造像和里边的石窟造像题记，它都是非常珍贵的文化宝藏。所以说石刻呀，可以说是数以万计，里边蕴含着非常丰富的文化资料。这些文字材料呢，是我们认识中国古代社会的重要的证据，特别是在考古发掘中，大量出土的一些古代石刻，这是特别引人注意的。因为这些古代石刻呢，大多数都是我们前所未见的宝贵资料，在考古发现中出土的石刻，主要有墓葬里边出土的历代墓志，有建筑墓葬用的画像石，就像我们刚才看到的汉代画像石，有塔基里边埋设的舍利函。这些呢都是在考古发现中，新出土的石刻文字材料。
比如说，我们拿比较多的墓志来说，它在最近50年里边，已经公布的墓志材料有将近2000件，如果把历代被盗掘的这些墓志也算上的话，就能够达到七八千件的数量。那么七八千件墓志上边记载的文字史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一般的墓志它上边刻的文字，从300字到1000字、2000字不等。我们取一个中间数，就拿800字一件来算的话，那么七八千件墓志，就记录了有600万左右的这个古代文字资料，600多万字。我们比较一下古代文献，一部《史记》加上后来历代人所做的注解，不过才200多万字。所以我们可见石刻这些材料，是一个多么丰富的文化宝藏。那么考古发现的古代石刻，学本身的研究，比如在一个墓葬里边发现了有纪年的石刻，我们就能够通过它来确定这个墓葬的时代。帮助我们呢，对出土的器物墓葬进行分析研究。另外它所记载的史料还可以帮助像历史学、文字学、宗教学等各方面的社会科学研究。而且不仅仅是文字记载重要，石刻的外形和图案纹饰，它也有很高的研究价值。在研究古代社会上，它的作用呢是无法替代的。这里边我们举一个，通过墓志外形去了解古代思想史的例子。就是我们现在看到这个线图，中国古代的墓志大致都是这种形状。世界上有很多国家都使用墓志，可是中国的墓志和它们都不一样。第一，中国的墓志都是埋在墓里的。第二，从南北朝以来，大多数的墓志都是做成这种盝顶形的，像一个翻过来的斗。为什么中国的墓志要做成这么特殊呢，我们可以说，它实际上反映了中国古代人的宇宙观念。现在针对这个高科技社会带来的种种社会问题，比如像环境恶化，像这个人口膨胀，自然条件退化这些情况呢，世界上很多国家的学者，就开始注意我们中国古代天人合一的这种思想。这种思想实际上和中国古代人的宇宙观念是分不开的。中国古代对于宇宙自然的认识，有一种比较典型的代表说，就是“盖天说”，“盖天说”是把“地”看成一个方形的平面。把“天”看成一个圆球形的盖子，天圆的盖子覆盖在那个“地”，这个方的平面上。然后人们呢，在这个认识的基础上，他就把自己的日常的生活活动，日常的这个房屋建筑、宫殿建筑，甚至墓葬建筑，都和这个宇宙概念联合起来。《老子》里边曾经讲过，“人法地，地法天”。那就是说，人效仿大地，大地是以天为模范。也就说人效法天地，这种思想它是在先秦的时期已经形成，在汉代得到广泛普及的一种社会观念。这种模仿天地的意识呢，它一直渗透到古代人的一切社会活动中来。比如陕西西安，附近有这个汉代的阳陵，在阳陵发掘里边人们发现出的一个叫做罗经石的这么一个建筑遗址，它四周是回廊，在它的中心埋设了一块大石头，上面是圆的，下边是方的。有人解释它可能就是表现了这么一种“天圆地方”的宇宙概念模式，实际上在古代人的思想里边，他认为人死了以后是到地下的另一个世界去。那个世界和人在生的时候，活的这个世界没什么区别，大同小异，只不过不是在地面上，所以他修这样墓葬的时候呢，他也要模仿人生在世时候那个宇宙环境，模仿这个社会来给他造一个缩小了的象征性的地下宇宙。由于建筑材料和建筑技术的限制，盖这种圆形的穹顶，它要求的材料和技术比较高的，所以人们就用我们看到的这种覆斗形的这样的顶来代替穹顶。所以我们看到从西汉末年到南北朝时期，墓葬建筑里边采用那种覆斗形墓室顶的或者说是穹窿顶的是非常多见，有一些这样的墓葬？里边有壁画，我们就可以看到在它的这个墓顶上，画的是代表四方的四神，这四神是东方青龙，西方白虎，南方朱雀，北方玄武。有些墓葬的顶上，还画有一些星象图画，有星空。那很明显就表现了这个小小的墓室，上面是天空，下边是大地，体现了阴阳五行概念的这样一个宇宙模型，这种概念。我们在汉代的画像石墓里边也可以看到，画像石墓里边，都是用各种各样的刻着图画的石头，砌成墓室的。那么我们分析这个汉代人，建筑画像石墓时候的那个整个的图像分布，大家又可以看到，人们当时是有意识地把这个墓室布置成一个完整的宇宙模型，它的顶上都是表现天空，刻一些星象图，像我们刚才看到的那张汉代画像石图，实际上就是一个星象，表现一些星图。还有刻四神，一些天神、仙人这样的图画，都放在屋顶，在墓室的四壁就来表示地面上的人间，所以在这里看到一些宴饮图，车马出行图，表示历史故事的图画，还有表现人们的生产生活劳动的这样的图画，像这样的表现古代宇宙模型的材料，我们还在古代的墓葬中发现有式，也叫它式盘，式盘是古代一种很重要的占卜工具，它实际上也是古代人的一种宇宙模型的体现。
比如1977年，在安徽阜阳双古堆西汉墓里，出土了一件西汉初年的漆木式盘，这个式盘有上下两个盘，上盘是圆形的，象征“天”；下盘是方形的，象征“地”。在它的周围呢，刻上干支12个月和28宿这样的名称，地盘上同样是刻天干地支和28宿来表现4个方向。那么针对我们刚才说的这些宇宙模型，我们再来看这个墓志，就是这里介绍的隋代马樨墓志，它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我们看到，在它的墓志的顶面刻了8卦，在它的4个斜坡上，我们叫它斜杀，四个斜面上。在四杀上刻了天干地支。类似这样的布局，类似这样的刻画，我们正好在式盘上可以见到，有两个现存的例子，一个是在1925年，在朝鲜的乐浪遗址，有一个王盱墓里出土了一个漆木式，它上边画的八卦和天干地支的这个排布方法，正好和这个墓志上的排布方法一致，同样还有一个上海博物馆收藏的六朝的晚期铜式，这都是从它的安排布局，绘画上都是完全一致的。所以我们说墓志，这样的覆斗形的墓志，做成那种形状，它可以说是一个缩小了的一个墓室，也可以说是一个放大了的式，它们的概念都是一样的，是表达古代的宇宙模型，表达古代的天地这个宇宙观念，所以在中国古代，这种墓志外形长期使用，可以表现这种概念，长期地占据着中国古代人们的思想。这也是中国古代的宇宙观，长期停滞不前的一个具体体现吧。
这是我们从石刻的形制上探讨古代文明，而从石刻的文字内容中，我们能够说明更多的问题，比如著名的汉魏石经，汉魏石经是指东汉汉灵帝的时候刻成的熹平石经和曹魏的时候刻制的正始石经，我们现在看到的图，是曹魏时刻的三体石经的残石，这两种石经先后都树立在，当时首都洛阳的太学里边，关于它们的文献记载呢，就不是很确切了。一般认为汉代的石经有46座碑石，刻了7种儒家的经书。曹魏的石经有25座碑石，刻写了2种经书。但是这些碑已经完全被破坏了，到了唐代，就只能够见到一些残石了，所以人们对它的认识是很模糊的。近代以来，在河南偃师汉魏故城南郊的太学遗址，就开始陆续出土这些石经的残片。1922年，在这里曾经发现一块最大的汉魏石经的残石，这块石头上面呢，保存了1800多个字，以后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这里又进行过考古发掘，曾经出土过661块打成碎块的汉魏石经残石。那么通过这些残石，我们可以复原当时汉魏石经，它的每块碑石上面是刻了哪些经文，是怎么刻的，这些碑石排列的顺序。而且能够通过它我们认识汉魏时期啊，太学教育的这种兴盛状况。特别是通过这些残留的文字内容，我们可以和现存的儒家经典进行对照，了解一下当时的经典内容，这在中国古代学术史的研究上也是很有意义的。
石刻上的记载大多数都是确凿的历史事实，对于考证中国古代社会的历史情况，宗教情况，社会的风俗，当时的交通情况，当时的政治疆域，都是非常难得的第一手资料。
例如，1990年西藏文物普查队在西藏的吉隆县，曾经发现过一个唐代的大唐天竺使出铭，这件石刻是当时唐代著名的外交家王玄策，他出使天竺，就是现在的印度，在途经这里的时候留下的刻石。保存得比较清楚，王玄策这个人呢，这个中外学术界都曾经很重视，他曾经多次出使南亚各国，对于稳固唐代的边疆，加强中外的文化交流，做出过很大的贡献，据说他在出使天竺的时候，中天竺有一个臣子叫？，这个人呢他篡位，所以就把这个唐朝去的使节都扣留了，把他们带去的礼品都抢走了，王玄策就逃走了，逃到吐蕃，然后在吐蕃召集军队，召集了1200个精锐士兵，然后呢带上泥婆罗国，就是现在尼泊尔的这个参加的士兵，一共有10000人左右，去和这个中天竺国的这些叛臣进行作战，连战三天最后取得胜利。最后把那伏帝阿罗那顺俘虏了，带回长安。这等于是稳固了，当时也稳固了唐代和天竺国家的这个文化交流，通过这个题铭呢，我们就可以证实，唐代确实有王玄策这个人，而且确实出使天竺经过这里。通过它我们还能够认识当时唐朝经过现在的尼泊尔，通往天竺的这个道路的状况。根据当时调查现在还在使用，这样对于了解中外交通的价值是很大的。所以这件石刻发表以后，立即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高度重视。
中国古代简牍石刻里边包含的内容是非常非常丰富的，我们这里没有办法给大家一一介绍，只能够简单地描述一个轮廓，当然在现代人眼里边，对于简牍石刻的这样的研究是很冷僻，很艰深的一门学问，可是我们还是希望，我们有这么丰富的文化宝藏，应该有更多的朋友来研究它、利用它，让这批文化宝藏发挥光和热，让我们中国古代的文化能够发出更灿烂的光芒，好，我就介绍到这儿，谢谢大家。
提问： 赵老师您好，您刚才说了中国古代简牍中包含的内容是十分丰富的，我想问就是对于一个普通人来说，如果他想学习研究中国古代的简牍他需要具有什么样的基础知识呢，谢谢。
答： 那么想学习研究古代简牍，因为我们现在看到的简牍材料，一般看到的简牍材料都是经过学者整理和研究的。这样能够给你一个比较完整的比较简明的初步印象，但是要想深入地研究呢，往往得需要自己去看这个原来的简牍，去识读一下。古代的简牍书写的文字呢，从战国时期一直到晋代这个之间，文字有所变化，我们知道战国时期的文字呢，还是属于古文字的范畴。汉代呢使用的基本上是小篆，和后来的隶书，所以这些文字跟我们现在使用的文字都不太一样，这样你要想认字呢，就需要有一些古文字学的知识。另外，你要想了解简牍里边的内容，那我们想应该有古代历史学和古代文献学的基础知识。比如说，你要看到一批简牍，想把它和古代的这个典籍来对照一下，看看它是来自古代那些典籍，那么就需要对于古代的典籍有一些基本的认识。因为出土这些简牍，可以说都是残乱不堪的，整理它、恢复它的面貌是一个非常困难、非常艰巨的工作。所以没有这样的古文字学、古文献学的基础知识，要想去了解它、认识它，一般来说是比较困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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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的青铜器.txt
3月3日 中国古代的青铜器
主讲人简介
王世民，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工作研究员汉族。1935年生于江苏省徐州市。195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同年至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工作，累任至研究员。兼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考古系教授、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理事暨学术委员、中国考古学会理事、中国郭沫若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古文字研究会理事等职。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研究领域主要为中国考古学史和中国古代青铜器，曾参与编撰《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卷 《中国历史地图集》《中国青铜器全集》《中国音乐文物大系》等大型图书，承担夏商周断代工程中西周青铜器研究工作。主持编纂的多卷本《殷周金文集成》，获国家优秀图书奖、古籍整理图书奖、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研成果奖等多种奖项。最近，合著的《西周青铜器分期断代研究》一书，又获郭沫若中国历史学奖。
内容简介
中国古代青铜器源远流长，绚丽璀灿，有着永恒的历史价值与艺术价值。传世和近年发现的大量青铜器表明，青铜器自身有着一个完整的发展演变系统。自夏、商、周至秦、汉整个青铜器发展史，大约可以分为十三期：即夏为二里头文化期，商、西周、春秋各为早、中、晚三期，战国分作早期和中、晚二期。秦、汉为青铜器发展史的余辉。
一、青铜器起源与青铜器时代断代1、二里头文化期 公元前1900-前1600年二里头文化期得名于河南偃师二里头文化遗址的发掘。二里头遗址发现了相互叠压的四个文化层次，发掘了墓葬和宫殿遗址。目前二里头发现的青铜器不多，是一些小工具和兵器矢镞及戈、戚等，但是发现了青铜礼 器爵，爵的整个数字虽还不足十件，但在铸造史上极为重要。从铸造简单的兵器、工具到铸造容器，在技术上是一个飞跃。中国古代青铜器以礼器为主体。青铜礼器是青铜时代的主要征象。二里头文化中青铜礼器的发现。表明历史已进入具有古代中国特色的青铜时代。
2、商代早期 公元前16世纪——前15世纪中叶相当于商二里冈文化期。郑州商城夯土中木炭测定碳14年代为公元前1620年，正合于商汤立国的时期，但是二里冈文化的下限还不大清楚。二里冈遗存分上下两层，上下层青铜器的差别不是属于风格方面，而是上层比下层的器类有更多的发展。商代早期青铜器在郑州出土很多，这是由于郑州商城是商代早期的都邑之故。重要的有二里冈、白家庄、张寨南街、杨庄，南关外、铭功路、二七路等地的墓葬或窖藏。大体分布在商城的南面和东南角。在城的东北和西面，也有埋青铜器的墓地。在河南北部发现了商代早期青铜器多起。在湖北黄陂盘龙城、安徽嘉山泊岗、江西清江吴城等地也有重要的发现。以上遗址和墓葬中发现的商代早期青铜器，以二里冈上层的居多。
综合各地出土的器物，计有：鼎、大鼎、大方鼎、鬲、甗、瓿、簋、爵、管流爵，觚、斝、罍、提梁壶、瓠形提梁壶、中柱盘、盘等，包括了饪食器、酒器和水器等门类。较早的器类比较简单，但是爵、觚、斝组合的一套酒器，已普遍出现。二里冈上层青铜器的器形更为发展，商代青铜礼器的体制业已形成。属于二里冈下层的青铜器，器壁普遍很薄，二里冈上层的青铜器，有的器壁巳相当厚重。
3、商代中期 公元前15世纪中叶—前13世纪在商二里冈文化期和殷墟文化期之间，有几批青铜器出土。这些器物有某种商代早期的特点，然而已有较多的演变；也有某些殷墟时期青铜器特点的肇始。比较典型的是河北地区藁城台西下层墓葬中出土的一批青铜器，北京平谷刘家河商代墓葬中出土的青铜器，安徽阜南和肥西地区出土的青铜器。在豫西的灵宝东桥，也有出土。殷墟文化一期有这类器物发现，如小屯232号墓所出土的一组青铜器，和小屯331、333号墓等所出土的部分青铜器。但这一类器物在殷墟发现并不多，而在其它地区有的反而比殷墟的更为典型而精好，现在还找不出像二里冈或殷墟那样生产这类青铜器的商代大都邑。盘庚迁殷之前的商都在奄，更早在庇和相，但是在二里冈期之后，殷墟期之前这批青铜器是客观存在。由于这类青铜器具有早期至晚期的过渡特点，所以有的将之断在二里冈期，有的断为殷墟文化早期。这类青铜器的分布具有一定的广泛性，而其时生产它们的中心又不在殷，因而完全有必要在二里冈文化期之后，和成熟的殷墟文化期之前，划出一个称之为商代中期的阶段。商代中期的上限不易确定，下限约在武丁之前。
这一时期接近早期的器形有爵、觚、斝等。爵尾虽然与早期相似，但流已放宽，出现的圆体爵是放所未见的。斝在空椎状足之外，出现了丁字形足，底多向下臌出，平底已较少见。早期虽已出现了宽肩的大口尊，这类器形在此时有较大的发展，像阜南的龙虎尊和兽面纹尊这样厚重雄伟的造型， 在商代早期是从未出现的。
4、商代晚期 公元前13世纪至前11世纪自武丁至于帝辛。段墟文化的考古分期一般采用邹衡的四期说，即第一期盘庚至小乙，第二期武丁至祖甲，第三期辛至文丁，第四期帝乙帝辛。以后的发现，大体上都没有越过这个界限。而殷墟的青铜器分期则有张长寿的三期说，即第一期盘庚至武丁，第二期祖庚至康丁，第三期武乙至帝辛。此外，还有—些其它的说法。
《史记。殷本纪》载盘庚至武丁时较详，阳甲时，殷衰，盘庚五迁，至小辛复衰，至武丁得到了傅说为相，而后才能使“殷道复兴”。所谓殷衰，是指商王对诸侯失去控制力，诸侯不朝，即政治不从属，经济上不贡赋，因而国力衰微。而殷墟高度繁荣的青铜文化，必需在武丁的武功文治经营相当时期方能达到，武丁—即位不可能立即出现殷墟青铜文化的高度发展。因此，这个时代，可能是商代中期青铜器和晚期青铜器的交替时期。
二、青铜器的名称及种类三、青铜器的仿造、伪造与辨别伪造青铜器主要是为了牟利，而仿造青铜器则是出于对古代文化的尊重与爱好，或是出于复古以宣扬传统礼教之目的，所以仿古与伪造二者制作的目的与性质均不同，由此在器物上也表现出某些不同的特点，有必要加以区别。唐代以来各个时期仿古作伪的情况大致可概括为四句话：唐宋为仿，元明是变，清代在改，民国是骗。现将其基本情况概述如下。
1、古代青铜器的仿造仿造先秦青铜器的历史约可以追溯至宋代，当时金石学兴起，公私皆以收藏商周青铜器为乐事，宋宫廷曾据内府所藏商周青铜礼乐器大量仿造，以为郊庙之用。特别是政和年间，由于徽宗酷喜古物，常命良工仿制新得之古器，故所制尤多（见翟耆年《榴史》）。但南宋之后，铜器常被销毁铸币，宋代仿制古器传至今日者为数较少。但宋代仿古之风延续至元、明、清时代。元代时诏修诸路府州邑县之庙宇以供春秋祭祀。元成宗时为此设置了出蜡局（《元史。祭祀志》），以仿制古祭器。明代的仿造规模甚大，留传于世者亦较多。明宣德年间，宣宗朱瞻基因见郊坛宗庙及内廷所陈设之鼎彝均非古制，遂生复古之心，于是在宣德三年敕諭工部仿照宋人《考古图》、《博古图》诸书所记商周青铜器器形，铸造仿古铜器，此外亦令仿造内府所藏名窑四款式典雅者铸铜器 . 2、青铜器器的伪造与辨别青铜器伪造历史之概况。
本世纪青铜器辨伪之主要成果。
伪造青铜器之主要类型与辨别。
全文
我今天讲课的内容是《中国古代的青铜器》。在正式讲这个题目以前，先讲讲基本的概念性的东西。首先要讲一下青铜和青铜时代。大家知道铜是人类最早利用的一种金属材料。在开始的时候使用的是红铜，就是自然铜。这个自然铜由于它的熔点是很高，它这个熔点是1080多度，很不容易熔化。所以在开始的时候，只能是用锻打的办法来制造一些小件的一些工具、一些装饰品。在世界上发现最早的红铜的器物是土耳其和伊朗，距离现在是9000多年。那个时候人类使用的工具绝大多数还是石器。所以这个时候在考古学上称为铜石并用时代。经过相当一段时间的摸索，生产的发展特别是制陶技术的这个发展。因为对陶器来讲，烧陶器的温度可以达到1000度。那么这样的话就对熔铜就不困难了。在经过相当时间的摸索，逐渐地就认识到了在铜料当中掺上锡和铅可以降低它的熔点可以降到八九百度。那么这样就很容易了，这样的话就可以铸造用它来铸造更多的工具和武器，铸造一些器皿。这样就被称为青铜。
在公元前4000年到3000年左右的这个时间，很多地区都已经进入了青铜时代，但这个时候，青铜还不能够完全代替石器，完全代替石器只有到了铁器出现以后。所以这个时期呢，就被称为青铜时代。我们中国目前所发现的青铜器和红铜器，最早的是公元前3000年到公元前2000年这段时间。发现的一些地点，从甘肃到山西，到河南，到山东，都有发现。发现的时候，这个阶段，就是青铜和红铜同时就出现了，同时出现了。应该是更早的时候，有个时期使用，很长时间使用红铜这样一个时期。那我们国家呢，这个时期我们考古啊是一个，是发展得是比西方国家晚了将近100年的时间。随着最近几十年的考古学的不断地深入，不断地有新的发现，不断地改变了我们的认识。我们相信一定会能够发现，比公元前3000年，更早的这个红铜，使用红铜比较多的这样一个时期。
下边再讲一点，总的讲一下中国古代青铜器的特点。中国古代的青铜器有个突出的特点，就是它广泛应用于当时贵族生活的方方面面，种类和数量都在人们的生活当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对于当时的物质生活和政治生活起了很重大的影响。当时的人们的饮食起居用的这些器物，就是所谓礼器，礼器，青铜的，乐器。一直到车马上面的装饰，建筑上的装饰，到武器。那么前面讲的这些都是维护着当时的等级制度的。那么武器嘛，就是直接和国家机器、军队直接相关的。所以古书上讲“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祀”就是“祭祀”，“戎”就是打仗。所以这些呢，“祀”和“戎”，这就和青铜有密不可分的关系。中国的青铜器在世界文明史上占着重要的地位，这么样地广泛地使用，应该说是少有的。它同当时的生产、科技、艺术这些方方面面，都有着密切的关系。所以各个国家的博物馆，凡是收藏有中国文物的都是以青铜为很突出的。那么美国的弗利尔博物馆，英国的不列颠博物馆，日本的东京国立博物馆，这些都有着相当数量的中国的青铜器，国外也还有的博物馆，就是专门收藏中国青铜器的，收藏中国青铜器的。现存的数量可以说是数以万计，就拿《中国青铜器全集》这一部书，一共是16本，它是集中了国内外博物馆的，收藏了中国青铜器的精华，一共16本，就是收藏了2700多件。说到《中国青铜器全集》，我们今天提到的只能提到1％。
下面我想讲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青铜器是商周时代生产科技和艺术发展水平的集中反映。青铜器是怎么样铸造的呢？铸造青铜器，首先要用泥巴塑一个模型，这个泥料怎么样。那还很复杂，今天限于时间不讲了，然后把它翻成一个范，要在上面加工，刻花纹，刻铭文，然后再把范合起来进行浇铸。浇铸，当然这个范怎么做，内范外范这都很复杂了。然后进行铸造，铸造了以后再进行修整，大体上这么一个过程。夏代和商代初期，这个时候就是中国进入青铜时代还不久，铸造业还不够发达。我们现在所发现的主要是些扁平的工具、武器，器皿这一类东西呢只有那么三四种，发现最多的就是这种东西，叫爵杯，爵是一种酒器。这个时期的铜器，它的体积一般都比较小，大概一般都是十多个厘米到二十多个厘米。器形也比较单纯、比较简单。同样一种器，它的器形形状都差不多，器壁很薄、素面。或者只是装饰一点圆点或者圆饼或者是有几道单线。
到了商代的前期，那么社会有了很大的发展。那么在河南的郑州偃师都发现了当时的都城，相当规模的都城和宫殿的基址。那么这个时候的铸铜业也有了显著的进步，工具和兵器以外，容器这类东西已经发现了有十多种，有做烹饪的东西，做盛食器，酒器、水器。像这个，这是在郑州一个窖藏里边发现的铜鼎，这个铜鼎已经有1米高了。一个窖藏里面发现了还不止一件铜鼎，好几件铜鼎，还有些别的东西。这个时期的合范的技术，有了相当的水平。器壁都比较均匀，花纹还是很素朴的。当然它这个当中是有这个一般地还是有这个兽面纹，花纹都很清晰，但是显得很粗犷。
到了商代的后期和西周时期，这是中国青铜器的鼎盛时期。这个时期的青铜器，器类齐全、铸造精细、纹饰华丽。有很多是成套的大件的东西，商代的后期，我们知道都城是在现在的河南的安阳。这个地方，在近代盗掘出土的青铜器是很多。后来又盗掘出土了甲骨文，引起了学者们的注意。所以中国的学术机关的考古发掘，就是1928年从这个地方开始的。而早期被盗的青铜器，那可以说遍布国内外的博物馆。国外的一些博物馆有很多大件的东西都是民国初年那个时候出去的。这个时期发现过当时的大型的宫殿，发现过那个时候的王陵，也发现过那个时候的铸铜的遗址。现在我们发现的最大的这个商代后期的青铜器，就是这件司母戊鼎，收藏在天安门的中国历史博物馆，它的重量是875公斤。这个时候，因为被盗的关系，被盗掘的关系，有很多墓挖了以后，挖了这个时候的王陵，王陵大部分都是空的，剩下的东西很少。
从1928年到1937年，在解放以前，那个当时的这个学术机关做过15次发掘。那个时候发掘的青铜器加在一起，一共只有170件，170件东西。而我们在1976年，曾经发掘过一个墓，叫“妇好墓”，她是一代商王的一个妃子。她当时又是一个武将，可以带兵打仗，甲骨文里面有记载，“妇好”。这一个墓就出了400多件青铜器。这种容器，像鼎这一类的东西，我刚才讲的170多件呢，不算那小东西，就是鼎这些大件的东西出了170件，而这一个墓就出了210件，一共加起来有1600多公斤。这是这个墓出的最大件的东西，叫三连甗，它是上面是三个蒸锅，就是三个屜啊，下面是那个底，底部是个篦子一样的东西，这个中间放上水，这样可以蒸东西。这是另外一个地方出土的，这个叫簋，是盛这个食品的。这也是妇好墓出土的酒器叫尊，妇好的方尊，这是它出的一个鸟形的，一个猫头鹰形的一个尊。这个时期铸造技术已经相当成熟了，可以说各种门类的东西都已经齐备。它这个时候的花纹，刚才我们看到前期的郑州发现的它是很单线的那种花纹。这个时期的花纹一般地来讲是比较华丽的，都是三层花纹，怎么叫三层花纹呢？它是这个突出的这部分。下面还有个底子，底子是什么？很细的很细的一种回形的这种纹，我们叫它云雷纹，这种突起的花纹呢！花纹上面，表面上还有很细的花纹，所以这样子叫三层花纹。这个时期最流行的兽面纹，这个时期已经有了分铸的技术了，分铸是怎么样呢？先铸造一个器身，然后再把它的零件，铸的零件，局部再搞一个模子，像这件东西，那些小东西，就是这样铸进去，还有先把那个零件铸好，然后把它插在那个大件的东西那个范上，然后怎么把它再铸接连起来。这个时期不但在它的首都，而在地方上一些地方也有了相当的发现，就是地方青铜的生产有了相当地发展。
这是在湖南发现的这个象尊，这种鸟兽形的东西发现得很不少，造型是很生动的。这是在北京，北京出的一个西周墓出的当时的酒器，叫方罍。这是妇好墓的叫方斝，读做jiā，“家庭”的“家”。这是发现当时的武器嘛，这是当时的钢盔，这是在山东发现的。这是钺，这个钺个很大，大概有这么30公分长宽，这个斧头，把脑袋一下能砍下来是不成问题的。这是在四川广汉三星堆发现的这个铜人，这个铜人呢，单单这个，不算底座，单单人这一部分，就一米七高，加上底座是2米多。西周时期，当时的都城它开始的时候，西周建国以前，就是武王伐纣以前，那是本来是在陕西的扶风、歧山这一带，后来呢就到了长安，现在的西安的东南。先是在丰京，后来在镐京。在这个武王伐纣以后呢，为了巩固对东方的统治呢，又在洛阳搞了一个陪都。所以这个西周的这个都城呢是在周原、丰镐和洛邑这3个地方，这3个地方都是西周铜器的主要的出土地。我们知道周初的时候呢，一个是分封诸侯，一个是制礼作乐，把他的这个周天子的子弟封到各个地方。然后由周公制礼作乐，制定当时的一些典章制度以巩固他的统治秩序。这个时期青铜器铸造业是对于商代的一个继承和发展，同时又形成了自己的逐渐形成自己的风格。西周时期很多的青铜器都有着长篇的铭文，早年周原和洛阳出土的铜器，有很多也是流传到国内外，最近的三五十年，周原这一个地方出土的青铜器，出土的是最多的。单那有铭文的，据统计就将近400件。在扶风一个地方，一个窖藏一次就出了103件，这103件当中有很多长铭文，重要的铭文。这是西周时期的一件很大的鼎，这件大鼎高度是一米二，重量是220多公斤。这是叫一个大克鼎，西周晚期的，现在收藏在上海博物馆，里面有长篇的铭文。还有个大克鼎，还有小克鼎，小克鼎的铭文比它简单一点，一共有7件。这是在北京琉璃河出土的一个鬲，叫伯矩鬲。伯矩是个人，这个铜器当中就记载了伯矩这个人怎么样受到燕侯的赏识，这件东西陈列在就是琉璃河的那个燕都博物馆，这个琉璃河发现的东西就提到。有另外的铜器就提到，周王怎么样封召公到燕做燕侯，所以讲北京建城多少周年，就是因为琉璃河的考古发现，但是到后来嘛又发现了西周的甲骨。
西周的青铜器在形状和纹饰上是更加规范化，它具有一些朴实的风格。这个凤鸟嘛是很突出，这个可能和这个所谓“凤鸣歧山”，可能有一定的关系。除了王室的东西以外，在这个都城以外，在它各地的诸侯国也不断地有所发现。北京的琉璃河燕国的墓地发现了一批铜器，特别是在山西曲沃的晋侯墓地，就发现了从西周早中期之间开始，一共是9组19座墓，若夫妻两个，两座墓并列，这么合葬的，中间有一个是一个侯两个夫人，所以是一共是9组19座墓。这是故宫博物院收藏的一件，很大的一件鬲，这件鬲是鬲当中最大的，它有半米高，将近40斤重。这是周武王时候的一件铜簋，这个西周的时候呢，这种方座的东西很多，它经常是那种，尾巴卷起来的这种，张着嘴卷起来这种。这是另外一件簋，上面是鸟，那个鸟呢鸟头上面还有个垂冠，所以是这个凤凰一类的东西。那个你看两个耳朵也是鸟，这是上海博物馆收藏的一件无己其簋，它是西周晚期的。这是簋当中最大的一件，叫害夫簋，这个字呢读音是读做hú，这是西周的周厉王的名字，周厉王的东西。周王亲自，属于他的别的都是，好多都是属于下面的贵族，属于周王的东西，有数的几件，这一件是他的一件簋。这一件是一件興壶，就是我刚才讲的在扶风，一个窖藏出了103件，这是中间的一件，你看这个花纹啊，已经是图案化了，很朴实的一种花纹。这种花纹我们叫它波曲文，像波浪一样的。这是在天安门历史博物馆的一件盘，这件盘，它是长度是一米三，将近一米四，重量是215公斤，简直像个洗澡盆似的。这个出土以后，后来在民间流传，后来重新发现的时候啊，被人当做喂马的槽子，这就是很有名的一件东西。这是一个盘，这个盘，刚才那个盛水，这个盘和我们下面要看的这个叫匜，盘匜这东西是配合着使用的，是怎么使用呢？贵族在举行典礼的时候，祭祀的时候，旁边有3个人伺候他，一个人手里捧着盘子，一个人手里头拿着这个匜，匜里面盛着水，他们要洗洗手，就一个人给他倒水，一个人拿盘子把水擎着，旁边再有人拿手巾给他擦手，这样使用。
下面再讲一下春秋战国时期，春秋战国时期。这个时候周天子的势力已经衰微了，列国兴起。所以各地在经济上、政治上都发展起来，青铜铸造业也有了新的发展。这个时候我们知道，中国是从西周发现了最早的铁器，是西周晚期，那么经过一个春秋，到了战国的时候，铁器的使用就越来越多了，随着铁器使用的广泛，中国从战国时候就进入了铁器时代，但刚刚开始的这段时间呢，这个青铜器呢，在社会生活当中还占有相当的比重，所以这样有了铁器也就导致了一些新的工艺的出现，而适应着所谓“礼崩乐坏”的这样一个局面，青铜器的这种神秘色彩逐渐地也就蜕变为，生动活泼的这样一种新的风格，形成了一个新的技艺的高峰。这个前后在若干个地方，有过一大批的发现，在早年，在1925年，在河南新郑这个地方。就发现过郑国的国君的大墓，出土了有上百件，大件的东西，在安徽寿县就发现了，楚王在灭亡前不久的一座楚王的这个陵墓。仅仅这个安徽省博物馆，现在收藏的就有700来件，还有流散的就不算了。特别是湖北随州的曾侯乙墓，这个墓里面，大大小小的青铜器就出了有6000多件。有大件的，有一些很小的包括到箭头一共用铜据统计用了有10吨重的铜，就这一个墓地。它连棺材，棺材外面那个椁啊，架子也是铜架子，铜架子上面再镶上木头板。这种礼器，鼎啊什么，这一类的礼器，就出了100多件。
我们下面来看，这件呢，这是在山西太原一个晋国的一个高级的贵族的一个墓里出的，一个鸟尊。你看鸟的羽毛都是栩栩如生的。这是刚才我讲到那个河南新郑郑国的国君的墓出的，这个莲鹤双壶，这个一件在北京，一件在郑州。这是还在淅川那个墓出的，淅川墓出的这个铜禁，铜禁是一个，就等于一个炕桌，弄个台子上面放酒器的，这个边上这个花纹你看着很细，这是用一种新的方法，叫做失蜡法来铸造的，因为这么细啊，要用那个泥范合范，是没办法合范的。它是怎么？先做个蜡模子，就做出这样的模子，然后外面搞成泥范，完了铜汁浇灌进去，以后呢，那个蜡就熔化了，就是这样铸造出来。过去只知道中国呢出现得比较晚。可能到了开始呢，可能认为是到了唐朝，后来因为云南的考古发现，把这个年代 提早到，战国末、西汉初这个时候，因为有了这个墓的发现，这种铸造方法在中国，在春秋的时候就有了。这种铸造的方法到现在，还是精密铸造所采用的方法。这是件吴王夫差剑，这在湖北江陵发现的吴王夫差剑，这个铭文呢是错金，这种方法如果没有铁器，那是很难想像的。它不但错了铭文，还有些铜器的花纹，也是采取这样的办法。这是在洛阳发现的一件铜鼎。它这个花纹错进去了金和银，这个是曾侯乙墓出的一个尊盘，一个尊、还有一个盘。这样连起来。它这个也是采取失蜡法铸造的。
大家看这件铜器，它是这种花纹是攻战的，水陆攻战的这种花纹，很生动的。这个时期呢，不但一些铜器的花纹程式化，像这种花纹，它有了一定的范本，怎么一定范本，我们发现在不同地点，不同地方出的，那个图像是几乎完全一样，它如果没有一定的范本是不可能的。像这件，是曾侯乙墓出的一个大件的铜器，这件铜器呢，它的高度是一米二六，重量是327公斤。这一个墓里边出了两件，一件调到北京的中国历史博物馆了，湖北还留了一件。这个时期，我刚才讲了，这个各地的经济政治都有相当的发展，所以这个时候呢，各地的青铜器有了不同的风格。我们根据现有的材料可以进行分区，知道这个地区能够分作几个地区。它的花纹，这个从器物的形状到花纹，都有所差别。而这种花纹，它的程式化，它是当时有一定的印模，它不是一件一件地来设计、刻。有一定的模子，然后把它拍到那个范上去，这样子。
那么从西周晚期开始，铜器的铭文也都是像活字一样，我们从铜器上可以看出来痕迹。当时是一个一个字拍上去的，不是整体这么写下来的，这么刻的，这个应运用是活字最早的这个渊源了，这是第一个问题。
下面讲第二个问题，青铜器的组合是商周礼乐文化的实物例证，商周的礼乐文化的核心是“明贵贱，辨等列” 就贯穿个等级制度。这个商代的青铜器的组合的等级情况，因为目前限于资料的所限，我们还说不太清楚，就像那个妇好墓，那样完完整整的墓，这样的墓毕竟还是发现太少。我们知道这个墓，它是大个的方鼎，像司母戊鼎那样的大个方鼎，出了两件，一件大的圆鼎，那是中号的这种鼎出了2组6件。但是别的墓呢？你现在材料还很难对比，它是很难对比，它是我们还看不出这样的等级情况是怎么样，一定有一定的等级，那么到了西周中期以后，到春秋的时候，这种规范化的组合，就非常明确，就是鼎，是9件鼎配8件簋，当然还再加上别的铜器，7件鼎配6件簋，5件鼎配4件簋， 这都和当时的等级，他的身份有关系。根据有铭文的材料，知道呢，像9件的是诸侯，那么7件5件的吧，是比他低一点等级，不但它这些礼器，而且这个编钟也有一定的组合关系，组合关系，这个一般地是只能出一套，到国君这一级可以出2套，有编钟，还有编磬。再有车马，最高一等的是有真车真马，几辆车几匹马，这个中间有个等级问题，没有真车真马是把这个车马的零件，给它摘下来，放在墓里边，再低的嘛连零件也没有，零件也没有，所以这样呢，从青铜器我们研究当时的礼制是很重要的这个实物资料。
下面再看，这里曾侯墓出的这个编钟，这个编钟是现在出的件数最多的，这套编钟，它是钟连那个钟架子，我们有好多在博物馆看那个陈列，那是复原的。这个它是钟架子，都是原来的架子，在墓里边的那个架子，还摆得好好的。那些零件和那个旁边那个铜人，这么托着，铜人连那个挂钩，这些都是原来的，上面都有铭文，根据这个铭文啊，记载它的部位，部位在什么地方。这是北京保利艺术博物馆藏的一套西周的编钟，西周晚期的钟，西周从西周中期开始，典型的就是八件一组，从第三件开始是发两个音，中间敲中间和敲边上和敲右侧，发两个音。这个时候，西周的钟是四声音节。中国一直到后来的，长期后来的这个民乐，请教他们搞民乐的一直都是五声音阶。
下面讲第三个问题，这个青铜器的铭文，是商周时代历史事件的真实记录，商周时代的铜器铭文，大多是铸成的，少数是刻成的，或者凿成的。据我们统计，我们在《殷周金文集成》这部书里面，著录的铜器铭文是将近12000件，因为这个书，是1994年出齐的，在这些年，各地还有不断地有出土，现在呢，总数超过12000件了。有铭文的。商代后期一般呢只有一两个字，多的四五个字，直到商代的末年，才有四五十个字的这样的，也只有几件东西。西周时期就有很多长篇巨制了，字数最多的是现在在台湾故宫的毛公鼎，497个字，我刚才讲了12000件，100个字以上的大概有100件左右，150个字的也大概有20多件，那个几十个字的那就很多了。这些铜器的铭文的内容，就包括了周天子的诰命，记载当时的征伐、宴享、田猎，一直到土地转让，婚姻关系等等。可以说一些长铭文的统计，长铭文的统计，这一篇一件器的铭文就相当于《尚书》中间的一篇。当然到了东周时代一般的铭文都比较少，有的只有这个工名，工人的名字，但是也有个别的长铭文的，像河北平山就是西柏坡，不是在平山县嘛，平山县是战国的时候的，中山国的都城所在就从这一个墓里边，出了三件铜器，长铭文的铜器，这个一件鼎，就460多个字，一件一件方壶是450个字就记载了这个中山和燕国之间的一些历史事件。
我下面举几个例子，这件是，这个叫利簋，这是在陕西临潼就在华清池附近，那个临潼县博物馆收藏的。这件铜器就记载了这个周武王，武王伐商的事情。这个铭文一开头第一个字就是武，这个武在铜器铭文中，这个文武的武是带个斜玉旁的。“武征商，维甲子朝”，在甲子这一天，维甲子岁鼎克闻，“鼎”做“当”讲，这一天这个太岁是正当空，这是第一件。刚才我前面讲过一件，武王的器物，那是过去是唯一的，现在又有了一件。这件是有了确切的年代，就是武王伐商的时候铸的。这件叫何尊。这在宝(又鸟)，宝(又鸟)在文革前出土的一件东西，在宝(又鸟)博物馆。文革以后，筹备第一次中国的青铜器出国展览，出国展览，这件东西拿到北京来，这个筹备展览，到上海博物馆，马承源先生他负责筹备，他是青铜器国内有数的专家，数一数二的专家。看这件尊的内底，看着边上好像露出点笔道，后来一去锈，去出来这么长一篇铭文，这篇铭文就记载了什么，记载了周成王营建洛邑，在洛阳这边建一个陪都，这样的重要的历史事件。再看这件，这件叫史墙盘，这就是在扶风那个窖藏，103件当中出的这件东西，这件东西啊这么长篇的铭文，前一半就记载了西周文武成康昭穆，还有当时在位的这个周天子恭王，七代，每一代呢讲那么两句话，他的突出的这个历史功绩是什么。后一半就讲他自己本家族几代的事迹，所以这件东西这个历史价值是非常高。因为它这个窖藏出的东西，不是一代人的东西，根据这件铭文，给它串起来，对于西周中期铜器，过去这个时期的铜器啊，标准的器物比较少，所以对这个时期的铜器的断代，有非常重要的价值。铜器的铭文有很多史事可以和文献资料相对照，甚至可以补充不足。
不久以前，这个报刊上都介绍，北京保利艺术博物馆，新进了一件铜器，一件壶，这件壶就讲了大禹治水，第一行讲大禹治水。下面整篇铭文就讲怎么样以德治国，这样的思想，大禹治水我们过去知道，只有在春秋的时候铜器当中，有两件铜器提到禹，还没有提到治水，这一下子把这个大禹治水，这个是确切的事件，提早到了西周晚期，提早了几百年。在夏商周断代工程当中，夏商周断代工程嘛，最基本的是个西周的王的年的断代，因为841年共和元年这个我们是知道的，《史记》上记载知道，就是往上推，往上推，第一部就是推西周的每一个五多少年，首先第一部就是要它根据考古发现，根据碳14的测定，根据青铜器的断代，青铜器的断代的基础上，天文学家再来推算哪一个时候哪一个年和它比较符合。他如果推的，如果过去的来讲相当长的时间，一些天文学家他不管铜器的年代，这个互相不结合的，这次结合，他推的年代，他说个年代讨论，我们讨论不行，你这个年代早了，没那么早，他再算，这么样算出来的，那么像刚才那个，上海博物馆收藏那个晋侯墓地出的那套钟，那套钟提到了这样的年代，提到了七个历日。那么在同一件器上提到，那当然这个学术价值就非常高了，所以总的来说就是中国古代的青铜器的内容是非常丰富的。今天是限于时间，只能这么很粗略地这么说一说，我就讲到这里。
提问： 王教授您好，我看了您这么多的图片，感觉到鼎有大的，有小的，数量非常多，因为当时夏商周的时候，他们的生产力比较低下，科技也不发达，我不仅对它的原料来源产生了疑问，我就想请您介绍一下，它铸造这些铜器的原料来源情况。
答： 好， 铜矿在中原地区是比较缺少的，我们知道，大概在山西，山西晋南有铜矿，那在长江流域，铜矿很丰富，从湖北大冶有个铜绿山，大治不是现在还是铜绿山，在长江流域发现最早的，春秋时期，后来不断地发现了，从湖北经过江西经过安徽，一直到，可能都临近到南京了，这一路都有铜矿，都有铜矿。像这个在江西，有的铜矿年代可以早到商代，早到商代，所以这批铜呢，就是从那个地方，来通过一定的交换关系，输入进来的，刚才我不是介绍这个保利艺术博物馆这套钟，在过去呢，我们是知道的，在宋朝的书上，宋朝的这个著录铜器的书上，讲过一件铜器，这是春秋早期的，就讲了，怎么样到这个河南安徽这一带去换铜去。这套编钟的铭文，它也是它8件是连起来一篇铭文，150多个字就讲了一件事情，叫戎生这个人，他是和晋国有关系的，除山西不知道，山西运城地区不有个盐池吗，盐池产盐卤、产盐，用山西进贡的这个盐，装了多少车，运到繁汤这个地方，再就是河南的东南部这个地方，当时可能是一个贸易的集散地，到那个地方去换铜，换了铜回来就铸的这个钟，我们在有的地方，有的遗址呢就发现过铜锭这些原料，可能那边经过初步冶炼，输入进来是铜锭，这一点恐怕大量地是从长江流域运来的。
提问： 王老师您能不能介绍一下战国以后的青铜器的情况呢？谢谢！
答： 我刚才讲到这个战国时期呢，那么已经进入铁器时代了，那么从战国和战国以后，从这个工具和武器来讲，那主要都是用钢铁的东西，那么人生活用的这些器皿，这些东西，器皿这些东西，那么到汉代呢，从战国开始，到汉代，是个贵族用的东西，这个漆器占了很重要的地位，铜器呢也还有，像我发现汉代的一些王的墓，徐州的楚王墓，什么还有写河北满城的那个中山王墓，那铜器吗还有相当的铜器，但是他在生活当中的这个地位就有所不同，这个铜器一般的都是素面的，铜是大量用来做什么呢？用来铸造铜镜，铸造钱币。那么从这个铜器，汉代以后，瓷器又发展起来了，瓷器金银器这些又发展起来了，所以这个铜器所占的位置，就有所不同，当时像编钟这一类的东西，汉代的编钟也还有。那么到了这个魏晋，铸造佛像，有很多铜的造型，有的鎏金的，当然铜这种东西，这个一直到后来，一直到故宫、颐和园的铜狮子，圆明园的水龙头、猴头、马头，一直到民间铜壶铜盆。那个四川的茶馆用的大铜壶，这些也还用铜，还有香炉、蜡台，但是它和商周时期。这样在生活当中方方面面这个就有所不同，所处的地位在整个社会中间所占的地位不同，因为社会总要往前发展的，是吧！到后来到近代不但瓷器，玻璃器，塑料器那么这个比重就不一样了，我是这么认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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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7日 中国古代的生产工具与古代文明 白云翔
主讲人简介
白云翔：1955年生于山东省淄博市，1978年毕业于山东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同年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工作，先后从事田野考古、学术期刊编辑和考古研究。曾参加陕甘地区泾水和渭水流域的考古调查，甘肃镇原常山、庄浪徐家碾、陕西长武碾子坡、隋唐洛阳城、香港大屿山扒头鼓等遗址的发掘。1990年和1994年先后在日本筑波大学历史人类学系留学和在日本奈良丝绸之路学研究中心研修，就中日古代生产工具和中日文化交流进行学习和研究。研究方向主要为秦汉考古、生产工具考古和中外文化交流的考古学研究。首次提出了“生产工具考古学研究”的命题并进行研究的实践，使之初步形成体系。现任考古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兼任《考古》月刊和《中国考古学（英文版）》副主编、研究生院考古系教授。
内容简介
工具是人们日常生活中、生产劳动中广泛接触和广泛使用的东西，生产工具是人类的伴生物，始终与人类相伴随，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认为：人类社会区生产别于动物界的特征是劳动。劳动是从制造生产工具开始的。
法国的思想家拉法格曾经讲过：按照富兰克林的说法，人是制造工具的动物。的确，工具使人同动物区别开来，只要人类存在一天，生产工具就存在一天。生产工具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重要的指示器，马克思讲过：“劳动手段是人类劳动发展的分度尺，机械性的劳动手段，它们的总和称为生产的骨骼系统和肌肉系统”。生产工具又是最为主要的劳动手段，因此生产工具的发展水平，成为我们判断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 生产工具是一种重要的社会因素，生产工具是生产资料的重要组成部分。按照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原理来讲，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在生产关系中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因此生产工具的制作使用成为我们认识社会经济形态的重要标志。因此马克思讲：生产工具所代表的劳动手段是“劳动所在的社会关系的指示器”。
生产工具是一种文化载体和文化现象，是整个古代文明的重要内涵。在它身上就包含着人类的智慧，人类的技术，成为人类物质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生产工具的制作、使用、废弃等等，也同样凝聚着人们的一种思想观念，都被打上了人类精神文化的烙印。
根据考古发现、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古代的生产工具，大体经历了三个大的发展阶段。第一个发展阶段是生产工具的石器时代，或者说是生产工具的非金属时代。第二个大的发展阶段，进入了青铜器时代。第三个大的发展阶段，即铁器时代，或者说叫古典机具时代。生产工具是人类为了生存和不断改善生存状况的产物，是人类利用和改造自然界的产物，是社会生产力不断发展的标志，是人类社会不断地由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前进的一个缩影。生产工具是古代社会发展的重要的物质基础，同时呢，它的发生和发展，又受到了社会发展进程的影响和直接制约。
生产工具本身就是物质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就是物质文明重要的组成部分，同时被人们赋予了文化的意义，成为人们观念形态的反映。生产工具是文化艺术表现的重要内容。生产工具作为古代文化的重要内涵，作为古代文明的重要内涵，既是一种物质文化，又是一种精神文化。
全文
朋友们好。今天我讲的题目是：《中国古代的生产工具与古代文明》，讲到这个题目，我想大家首先问的一个问题是什么是生产工具？我想生产工具就是从广义上来说，是人们在生产劳动中作用于劳动对象的人工制造物。举个例子来说，我们现在走到大街上会看到弹棉花的弹弓，它是生产工具，我们走到工厂里边，看到各种机械设备是生产工具，那么走到建筑工地上，看到各种吊车也是属于生产工具。也就是说，生产工具是人们日常生活中，生产劳动中，广泛接触和广泛使用的东西，生产工具呢是人类的伴生物，始终与人类相伴随。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认为，人类社会区别于动物界的特征是劳动。而劳动呢，是从制造生产工具开始的。
我们知道法国的思想家拉法格曾经讲过，按照富兰克林的说法，人是制造工具的动物，按英语说是Toolmakinganimal，的确，工具使人同动物区别开来，在地球上只要人类存在一天，那么生产工具就存在一天，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生产工具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重要的指示器，马克思讲过：“劳动手段是人类劳动发展的分度尺，机械性的劳动手段，它们的总和称为生产的骨骼系统和肌肉系统”。那么生产工具又是最为主要的劳动手段，因此生产工具的发展水平，成为我们判断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举一个例子，我们同样一个人，用石斧砍伐树木和用铁斧砍伐树木其劳动生产力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个道理非常简单。
第三，生产工具是一种重要的社会因素，生产工具是生产资料的重要组成部分。按照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原理来讲，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在生产关系中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因此生产工具的制作使用成为我们认识社会经济形态的重要标志，因此马克思讲：生产工具所代表的劳动手段 “是劳动所在的社会关系的指示器”。
今天我要强调的另外一点是生产工具它是一种文化载体和文化现象是整个古代文明的重要内涵。我们知道生产工具是人工制造物，它们既然是人工制造物，在它身上就包含着人类的智慧，人类的技术，成为人类物质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生产工具的制作、使用、废弃等等，也同样凝聚着人们的一种思想观念，都被打上了人类精神文化的烙印。很显然生产工具与我们人类社会是息息相关的，只要我们人类生存一天，那么生产工具就会存在一天。
那么我们要问了，我们为什么要研究古代的生产工具？大家知道，正如同世界上一切事物一样，生产工具也有它自身的历史。在我国生产工具的发生，可以上溯到两百万年前。无论是以18世纪的世界的产业革命为其下限，还是说在中国1911清王朝的灭亡为其下限，生产工具的历史已经有两百多万年。那么在这两百万年的历史上其中绝大部分属于古代生产工具的历史阶段，所以我们研究生产工具就必须研究古代的生产工具，我们研究古代的社会历史，那么就必须研究古代的生产工具。
那么我今天来考察古代文明，同样离不开对古代生产工具的考察。下面我想主要地根据考古发现和近一个世纪的研究成果来看一下中国古代的生产工具，究竟经历了怎样一个发展历程？它在人类社会历史上发生了什么样的作用？它在古代文明中占了一个什么样的地位和作用？。
谈到古代生产工具，大家首先遇到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古代生产工具发生在什么时期，它是一个什么样子？其实啊！我们作为研究来讲，研究古代生产工具，首先也是要搞清楚生产工具的发展历程，根据考古发现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古代的生产工具，大体经历了三个大的发展阶段。我们想，第一个发展阶段呢是生产工具的石器时代或者说是生产工具的非金属时代。前面讲到，人同其他动物的最后的本质的区别是劳动，而劳动又是从制造生产工具开始的。因此人类从制造第一件生产工具开始，从动物界脱离出来以后，那么，生产工具呢，就登上人类社会历史的舞台，也就开始了生产工具的发展历史。根据考古发现，在我国已经发现了距今两百万年前后的最为古老的生产工具。因此，我们说我国的古代生产工具的历史已经有了两百多万年。下面我们看一下画面。
这是一百七十万年前的生产工具，也就是打制的石器。那么最初的生产工具，我们可以说是最简单的打制的石器以及还有用树枝木棒砍削而成的最简单的生产工具，这是两百万年前生产工具，石锤，这是两百万年前的刮削器。大家知道丁村是中国非常有名的旧石器时代遗址，那么这是丁村出土的生产工具。距今有二十万年到十万年前，那么从两百万年前生产工具的发生，到大约五万年前，虽然生产工具也发生了一些变化，也有所改进。但是，生产工具总体上说呢，属于单体生产工具时期，也就是说，它是握在手里头直接使用的，而且制造的工艺非常简单。经过一百多万年的发展，到了大约距今五万年前后开始，生产工具发生了它的历史上的第一次飞跃，即弓箭为代表的复合工具登上了人类历史的舞台。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山西朔县峙峪出土的两万八千年前的小刀，它是镶嵌在骨柄上或者是木柄上使用的，那么这是两万八千年前的石镞，石镞呢它的发现表明了弓箭的存在，这是著名的山西沁水下川遗址出土的三万六千年前到一万一千年前的石镞，我们讲到石镞的发现，表明了弓箭的存在。恩格斯讲：“弓箭对于蒙昧时代，正如铁剑对于野蛮时代，和火器对于文明时代一样，乃是决定性的武器”。弓箭的发明标志着复合工具的出现，即先制作生产工具的各个部件，然后再组装在一起。这是生产工具发展史上的第一次大飞跃，从而生产工具的发展，进入到了石器时代的复合工具时期。
大家知道，距今一万年前后，人类历史上发生了第一次的大变革，从考古学上来说叫新石器革命，从历史上学上来说叫氏族公社革命。这个革命以后呢，人类历史就进入了新石器时代。远古的生产工具呢，就进入了石器时代的磨制石器时期，磨制石器的出现。为什么出现磨制石器？那么现在学术界虽然有不同的意见，但是我们综合起来看，它与人类的定居、人工住居的建造，农业的产生，树木的砍伐有直接的关系。也就是说，磨制石器是伴随着定居人工住居的建造和原始农耕的出现而发生的。
从我们刚才展示的图片可以看到，在磨制石器时期生产工具达到了非金属生产工具时代的最高峰，它表现在磨制技术不仅应用于石器的制作，而且应用于骨器等等的制作，穿孔技术，榫卯技术逐渐地发达，以镶嵌、捆绑、榫卯、套合这种工艺制作的各种复合工具成为生产工具的主流，那么生产工具中除了大量的石器之外，还有用骨头、蚌壳做的生产工具，也还有用木头做的生产工具。
生产工具的种类增多，开始出现专门化的趋向，譬如用于砍伐树木的有斧、锛、凿，用于耕种的有铲、锄，用是收割的镰刀铚刀，用于狩猎的鱼镖、石球，还有用于纺织的纺轮、针、锥，用于粮食加工的石磨盘，石磨棒，杵、臼等等。另外考古发现表明，六七千年前的河姆渡已经发现了桨的遗物。木桨的遗物表明呢，当时已经有了船，当然这种船应该属于独木舟。
那么以上我们说的是石器时代的生产工具的基本状况。那么石器时代之后是什么时代呢？按照我们考古学上的说法是：石器时代以后属于青铜时代。那么实际上生产工具呢，也随之呢又进入了它的第二个大的发展阶段，进入了青铜器时代。中国进入青铜器时代，应该是从四千年前后开始的。当时国家出现在了中华大地上。青铜器，逐步深入到社会生产的实际生活领域，那么生产工具也随之进入到它的青铜器时代，在我国实际上青铜生产工具的出现，我们目前最早可以上溯到五千年前后，也就是说，甘肃东乡林家发现的青铜刀是我们目前所知年代最早的青铜生产工具，但是青铜生产工具在实际生活中，得到一定的应用，是四千年前后开始的，也就是二里头文化中发现的各种青铜生产工具。我们可以看到它包括了木器加工的斧、锛、凿，用于渔猎的鱼钩，还有箭头，各种刀具等等，年代是距今三千九百年，到三千六百年前后，说明青铜生产工具在实际社会生产中已经有了一定程度的应用。
那么进入青铜时代之后，各种非金属生产工具，是不是就立即退出了社会历史的舞台。我们回答说是没有，而是继续在大量的使用。同时呢，青铜生产工具产生以后，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青铜工具在形态上完全模仿非金属生产工具制作的。青铜生产工具的发展是从距今三千六百年前后，才进入一个比较快的发展时期，也就是商代。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商代的青铜生产工具，这个是江西新干大洋洲商代墓葬出土的生产工具，那么青铜生产工具发生以后，在生产工具本身结构上，形态上所发生的变化，主要表现在什么地方呢？我们可以说，它两个方面，一个是形态发生了比较大的改变，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就是由原来没有銎，就是装柄的时候是捆绑的，那么现在出现了竖銎。因此，生产工具，它的安装技术应该说是大大地前进了。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就是种类的增加，从青铜生产工具产生以后，在非金属生产工具的基础上，其种类大大地增加了，而且效率呢，大大地提高了。青铜生产工具发展的高峰时期是春秋时期，并且从春秋时期开始青铜生产工具开始了向铁器生产工具的过渡。那么青铜时代生产工具除了它本身的形态的改变结构的改变之外，那么当作为一个时代来讲，生产工具还有一个重大的发明，那就是马车的发明和牛耕的出现。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安阳殷墟出土的商代的马车，那么在中国马车出现于什么时间？历史文献上有记载，说：大禹治水的时候，说是“陆行乘车”。那么从文献记载上看，夏代应该是有车的，但是考古发现目前还没有见到马车的实物。
考古发现年代最早的是商代的马车，尽管当时马车主要用于战争或者贵族乘用，但是车作为一种陆路的交通工具，毕竟登上了人类历史的舞台。标志着生产工具的一次大的飞跃。也就是说，在我国生产工具就是马车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三千三百年前的商代中期。同时牛耕出现了，就是用牛来拉犁这种技术出现了。
关于牛耕的发展历史，过去根据文献记载，认为商代就有了牛耕，但是我们考古发现也没有见到牛耕的实物证据，我们现在一般认为牛耕的出现是春秋时期，但不管怎么样，作为青铜时代来说，就生产工具的发展来说，牛耕的出现，马车的出现标志着人类开始了牲畜动力使用，也应该说是人类的生产劳动，不仅仅借助于劳动本身，而且开始了畜力的使用。
那么经过青铜时代以后，生产工具的发展进入了它第三个大的发展阶段，即铁器时代，或者说叫古典机具时代。在考古学上，青铜时代之后是铁器时代，生产工具的发展继承也同样是如此。在我国，铁器的出现可以追溯到三千三百年前的商代中期，比如说在河北藁城、北京都发现了三千三百年前后的铁刃铜钺，那么这个铁刃铜钺呢，它的刃部是用铁来制作的，但是我们要说明的是当时的铁是自然陨铁，而不是人工冶铁，那么根据考古发现，我国最早的人工冶铁制品，出现在两千九百年前后的西周晚期，那么人工冶铁出现以后，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也就是到两千五百年前后，也就是春秋战国之际，铁器呢已经有了斧、锛、凿各种刀具，那么呢，从而社会历史进入到铁器时代。
一般认为春秋战国之际是铁器时代的开始，铁器的使用是古代生产工具发展史上的最后一次大的飞跃。恩格斯讲：铁“是在历史上起过革命作用的各种原料中，最后和最重要的一种原料。铁使更大面积的农田耕作，开垦广阔的森林地区成为可能；它给手工业工人提供了一种极其坚固和锐利的非石头或当时所知道的其他金属所能抵挡的工具”。战国时期，冶铁业获得迅速发展，铁制生产工具在各个生产领域迅速普及开来，到战国末年，初步完成了铁制生产工具取代各种非金属生产工具，以及青铜生产工具的历史进程，是古代生产工具的发展时期。
考古发现的战国铁制生产工具我们现在看到的有砍伐工具，有斧、锛、锯、凿、刀等等，手工工具有削刀、锥、钳、砧等，农具呢有犁、镢、锸、锄、耙、镰、铚等，画面上显示的呢都是战国时期的铁制生产工具。
那么到了秦汉时期，铁制生产工具走向了全面成熟，铁制生产工具的成熟，一方面是类型的多样化。和器具形态的变革，譬如说从战国时期开始，竖銎结构逐渐改变为横銎结构，大家看到的这个铁镢就是一个非常大的变革，原来竖銎 的时候，柄是一种曲尺形的，那么横銎镢出现以后，柄成了直柄，这是在生产工具结构方面一个很重大的变化。
秦汉时期生产工具的多样化我们从画面上可以表现出来，由于横銎的出现，使器具的装柄更为简单化更为牢固。另一个方面呢铁制生产工具在社会生产的各个领域的普及和广泛使用，譬如举个例子，就锯来说，它不仅用于我们一般认为的是木器的加工，而且考古发现证明，在秦汉时期，锯已经用于金属的切割，因此我们可以说秦汉时期是我国以铁制生产工具为代表的我国古代生产工具体系的形成时期。
那么说到我国古代生产工具体系的形成，除了刚才说的，铁制生产工具的全面成熟之外，另外一个重要的方面，是古典机具的发展和基本成熟。那么我们根据考古发现可以看到，在当时的古典机具，耕地的和播种用的以牛和马为动力的犁发明了，耧车也发明了，提水和灌溉用的桔槔、辘轳也发明了，还有翻车，我们画面的右侧我们看到是在画像石里面反映出来当时桔槔的结构，那么在粮食加工中，除了原来的杵、臼之外，这时候发明了石磨。当然，石磨的发明我们可以追溯到战国时期，但是，它的普及是汉代。那么这个画面上表明的是当时粮食加工所用的踏碓，所谓踏碓就是用人体的重量借助人体的重量用脚来踏，大大地提高了劳动生产效率，另外画面的右侧所反映的是当时一种风扇，这种风扇就是通过人体来摇，进行去除谷物的壳，这是当时的风车，这是东汉时期的，但是根据考古发现表明呢，西汉晚期，至少是西汉晚期这种风车呢，已经在黄河流域广泛地使用了，大家可以看到从画面上，它风车的一侧是一个踏碓，另外一侧是一个风车，也就是把粮食从上面的入口倒进去，通过里边风叶的旋转然后去除谷糠，在南方实际上现在有些地方还在使用这种风车。
这个画面显示的呢是冶铁的情况，这个画面的左侧大家可以看到，它表明是当时冶铁中已经使用了皮囊这种鼓风的技术。这是当时鼓风皮囊复原的图，这时纺织中出现了织机，最开始纺织是非常简单的那么到了秦汉时期，已经发展成了有这种立式的织机，那么这儿也特别需要说明的是：马车自商代发明以后，在很长一个时期，它主要是用于战争和贵族乘用，而在结构上它主要是单辕。刚才我们看到的画面它是单辕车，那么从战国开始，马车由单辕向着双辕发展，而且出现了各种不同用途的结构上有不同特点的车辆，而车的动力呢，也由原来的马发展到有牛车，还有驼车，这表明车在当时的社会生活中，社会生产中开始广泛使用了。那么这是贵州出土的东汉的马车的模型，铜马车模型。另外就是汉代还发明了独轮车，我们现在这种独轮车在很多山区还在继续使用。船我刚才讲到六七千年前的河姆渡文化时期就有了独木船，经过几千年的发展，到了汉代，船发展得已经比较完备。从我们现在发现的船的模型可以看到，当时不仅已经有了桨，而且有了舵。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就是秦汉时期，随着铁制生产工具的全面成熟，古典机具也获得了高度的发展。因此我们说从战国秦汉时期及其以后不仅是生产工具的铁器时代，而且是生产工具的古典机具时代。
那么秦汉以后，生产工具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它这个时期的特点主要表现在虽然在技术上在结构上也有某些改变。但是，从根本上来说它没有大的变革。当然宋元时期，有一些不少的发明和改进。但是，秦汉时期形成的生产工具的基本体系没有改变，秦汉时期所形成的很多生产工具都在继续使用，甚至使用到今天。我们现在画面上看到的是魏晋时期的，也就是距今一千七百年前后的，当时耙地的图画，这是一千七百年前后魏晋时期犁地的模型，我们跟现代的云南地区犁地的图像比较可以看出，那么秦汉时期形成的犁的基本结构跟现在没有发生大的变化。那么这是唐代墓葬中出土的俑女士推磨的情景，跟现在有些农村使用推磨情景还是一样的。到了元代王祯《农书》中所记载的曲柄的辘轳这个在解放前后还在大量使用。这种人力翻车已经不太多见了，但从文献记载可以发现到了明清时期在很多地方，在河边是在使用这种人力翻车的。这是一种水转翻车，通过水做动力，来提升水，这是王祯《农书》中所载的牛转的翻车。用牛拉一个转盘，然后进行提水。
总之，秦汉时期所形成的铁制生产工具以及古典机具，一直延用到明清时期，甚至在我们现代生活中，在现代某些地区还在使用。以上我们简要地介绍了我国古代生产工具的发展里程，以及在生产工具发展过程中的一些重大的发明。使我们看到经过两百多万年，尤其是五万年前复合工具产生之后，中国古代生产工具的一些发展和变化，那么如何认识古代生产工具是古代文明的重要内涵这些问题呢？我想下面我们分三个方面来讲一下。
首先我们讲从本质上说，生产工具是什么？从本质上说生产工具发展改进的根本动力是什么？我们说，生产工具是人类为了生存和不断改善生存状况的产物，是人类利用和改造自然界的产物，是社会生产力不断发展的标志，是人类社会不断地由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前进的一个缩影。人类从制造第一件生产工具开始，从而从动物界真正地脱离了出来。从此以后，生存成了人类面临的最根本的、第一的问题。同时不断地努力改善生存状况，按照我们现在的话说叫生存得更美好，成了人们的本能，成了人们最根本的需要。于是，最初的人们为了生存、能够制造简陋的、简单的打制石器，以及木器进行采集和狩猎活动。能够制造皮的衣服来进行裹体，通过采集狩猎获取简单的食物进行充腹，并且抗击野兽的侵袭。
但是当这单体生产工具不能满足人类生活需要的时候。那么人们发明了复合的生产工具。也就是说，在五万年前开始，人们就已经学会了把好钢用在刀刃上这个道理，实际上复合生产工具的发明，主要是说，根据不同的需要，利用了不同的材质。为了能够生活得更稳定一些，原来那种移动的游来游去的那种生活方式，已经不能满足人类社会发展的需要。于是，人们希望相对永久地定居在一个地方，需要从向自然界攫取转向食物的生产。于是人们发明了磨制石器，以及骨头制的、蚌壳制的工具，用来砍伐林木，挖掘洞穴，建筑永久性的住居，开垦土地进行种植，而且进行纺织。
但是，各种非金属生产工具虽然很容易制作。而且，材料也遍地都是，但是它有一个最大的弱点，是容易破损，而且效率非常低下。那么人们在实践中，就学会了冶炼青铜。这里需要说一下，就是冶炼青铜为代表的冶金术的发明，是人类历史上开发和利用自然资源第二次大飞跃。第一次大飞跃实际是制陶术，制陶术的发明，标志着就是说人们原来的对自然界的物体进行物理加工，转向化学的加工。那么，冶金术发明以后，标志着人们开发和利用自然资源，达到了一个新的广度和深度。但是，青铜资源，毕竟还是有限的，而且青铜器在技术不是很发达的时候，它的坚硬程度是不够的。于是人们又学会了制作铁制的生产工具，铁制生产工具的出现和使用，使社会生产力获得了全面的发展，我们知道战国时期是中国古代兴修水利的第一个(禁止)时期，不管魏国的漳水十二渠，还是说秦国的都江堰，韩国的郑国渠，还是秦王朝时期修建的灵渠，这些大型水利设施的建设，都与当时铁制工具的使用有直接的关系，并且标志着人们开始了对水的改造和利用。
那么刚才我们讲的这些发明和创造，这些生产工具基本上是靠人体本身来进行劳动的，那么人们在生产过程中间，有一个很大的愿望，就是说不仅生产得要快，而且还要不断地减轻劳动强度。那么在这个过程中，人们就开始发明了畜力的使用，利用牲畜，利用动物来作为动力，来进行生产。同时，人们还想在生产工具的发展过程中间，不仅靠人体本身直接进行劳动，而且发明了各种机具，刚才我们讲到的各种桔槔也好，踏碓也好，石磨也好，风车也好，这些都是一种原始的机具或者原始的机械。它们这些生产工具的发明，不仅改善了人们的生存状况，提高了劳动生产力，更使人体本身直接能完成的生产劳动，原来不能完成的，现在可以完成了。
东汉的时候有一个叫桓谭的，他有一本书它就讲，讲到踏碓它的功效是十倍于原来的杵舂这种方式，那么水碓呢，它的功效呢，百倍于杵舂。另外，新的生产工具的发明，还改变了人们的生活状况，我们现在大家经常吃面粉，小麦是北方地区的主食之一，在我国小麦的历史也有五千多年了，但是小麦真正的发展是在战国及其以后。为什么呢？与石磨的发明有关系，因为大米是可以进行粒食的，我们煮一煮，蒸一蒸可以吃，但小麦不行，石磨发明以后，面食呢成为人们一个主要的饮食习惯。小麦的种植业也大大地发展了起来。说明生产工具的发展，不仅对生产本身而且对人们生活方式也是有很大的改变。
而水碓的发明，水排的发明，标志人们在利用畜力的同时，还开始了自然力的利用。总之，人为了生存为了生存得更美好，需要不断地发展生产力，需要从更广更深的层次呢，去开发和利用自然资源。这就需要不断地改进生产工具。因此说呀，生产工具发生和发展的根本动力，或许就在这里。当然这里有一点需要说明，生产工具的发生和发展，并不是孤立的，人类在发明和改进各种生产工具的过程当中，受到了诸多主观和客观因素的影响，譬如说人类知识的积累，生产的技术，对自然界的认识程度，科学技术发展的整体水平，还有不能忽视的一点就是自然环境的制约，那么这是我们讲到生产工具是怎样发展过来的，它的本质是什么。
那么下面我们讲生产工具在古代社会生活中，究竟发生了什么样的作用，具有什么样的地位。我们认为，生产工具是古代社会发展的重要的物质基础。同时，它的发生和发展，又受到了社会发展进程的影响和直接制约，首先从理论上来说，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认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又决定上层建筑。而生产工具又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重要标志。因此可以说，生产工具是古代社会历史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因此马克思有一句名言，他讲：“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那么从我们历史发展的进程上来看，从实践上来看、从生产工具发展历史与古代社会历史发展这种关系上来看，也的确是这样。当人们仅仅能够制造简陋的打制石器的时候，其社会组织结构，处于原始群和血缘公社这么一个时期。随着复合工具的出现，也就是大约五万年前后，五万年前开始，复合工具出现了，人类社会的组织结构开始由血缘公社向氏族公社转变。在氏族公社时代，生产工具又发展到了以磨制石器为代表的，非金属生产工具时代的最高峰，社会组织结构处于一个氏族公社时代。当时的社会经济形态，是生产资料共有，共同劳动，共同消费，这样一种原始共产制度。我们知道，我国古代金属生产工具的出现呢，大约是五千年前的事情，而恰恰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社会组织结构，也开始了由氏族公社向着王国时代的转变。那么我们刚才讲到，说我国国家的出现，以夏王朝的建立为标志的话，是距今四千年前后的事情，而生产工具由非金属时代转变到青铜时代，也是从四千年前后开始的，这个恐怕不是偶然的巧合。
尽管说国家的起源，文明的起源，其因素是很多的，其过程也是非常曲折和复杂的。但是，冶金术、青铜生产工具的发明和使用应该是国家产生的重要的因素之一，尤其是重要的物质因素之一。同时我们还看到，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古代社会的又一次大变革时期，开始由王国时代向帝国时代转变。恰恰是这个时期，铁制生产工具获得了较大的发展，这样恐怕也不是一种偶然的巧合。我们在学习历史的时候都知道，关于古代史的分期，郭沫若先生所主张的是春秋战国封建制，就是从春秋战国之际开始进入封建时代，那么它的重要的根据之一，就是铁器的使用。
秦汉时期，中央集权国家的成立，帝国时代的到来，从经济基础上来说，与当时铁制生产工具的成熟，和古代生产工具体系的形成，也是有直接的关系，比如说我们文献记载上说汉初的时候，南越国跟中央的汉王朝、汉朝廷发生关系恶化，汉王朝是采取禁止向南越国输出铁器作为制裁手段的，说明铁制生产工具在当时的经济生活中，具有多么大的作用。
很显然生产工具呢，在古代社会历史的发展过程中的物质基础地位和作用，是非常明显的。马克思也有句名言，他讲：“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为首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为首的社会”。当然这有一点需要说明，就是生产工具的发展，对于社会历史的发展的推动作用也好，制约作用也好，基础地位作用也好这个关系是很明确的。但是这种关系不是一种简单的对等关系，对应关系，而是一种“区间”关系。那么下面我们要说的是生产工具在对古代社会的发展，起着非常大的作用同时，那么古代社会历史的发展进程对生产工具的发展，也有很明显的制约作用，这儿呢，通过两个例子来说明。
一个例子，我国古代生产工具进入青铜工具的时期是从四千年前开始的，那么青铜生产工具的发生我们可以上溯到五千年前。为什么中间有一千年的时间发展的时间差，其主要原因之一，就是说，在国家产生以后，由于国家政权由于国家的机器管理，手工业生产的发展更趋于专门化，青铜的冶铸成为一种独立的手工业生产部门。而且在国家机器的管理下，远距离的青铜原材料的开采运输成为可能，而且冶铜技术在提高，规模在扩大。同时我们还可以看到，在我国青铜时代，青铜的礼器、车马器，青铜的兵器，发展的程度要大大高于青铜的生产工具，而且在各种青铜生产工具当中，农具又非常少，而青铜的手工工具相对的又比较多，那么这是为什么？这与当时的社会结构也有直接的关系。当时的青铜冶铸业完全掌握在贵族的统治者手中，贵族来说它本身是不参加生产劳动的，在他脑子里边所注重的是什么，叫“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就是说为了一个国家的统治，最根本的是什么呢？一个是祭祀，一个是军事，因此呢对统治者来讲，它把当时代表生产力发展最高水平的青铜冶铸业主要是用于与他生活有关系的，与当时的王国统治有直接关系的、政治军事有关系的一些青铜礼器、车马器和兵器的制作上，而不太关注生产工具的改进，这是一个方面。
另一个方面，为什么青铜的手工生产工具发展比较快？而青铜农具发展相对迟缓呢？这与当时的社会结构也有关系，就是说进入王国时期以后，手工业生产部门和农业生产部门，分别独立为两大生产部门。手工业生产工具的改进，是发生在手工业生产部门这一个部门内部，而农业生产工具的改进，是发生在两个生产部门之间。当时，商品交换，就是产品的交换又非常地不发达，因此，制约了农业生产工具的改进。我们根据考古发现可以看到，我国青铜器时代的青铜农具发展的高峰是春秋时期到来的，这与当时的商品经济的发展也有直接的关系。
在这个问题上，过去学术界有的人从观念出发，从理论上出发，认为说农业在古代世界是具有决定性的部门，而青铜器又是生产力的最高代表，要发展生产就必须投入大量的青铜生产工具，青铜农具。因此认为商周时期大量地使用了青铜农具，实际上这种说法呀是缺乏历史根据的，在理论上可以推过来，但是在实践上是得不到证明的。
那么另外一个例子，就是秦汉时期，我们讲到是我国铁制生产工具的成熟时期，是古典机具的大发展时期，又是我国古代生产工具体系的形成时期，其社会原因呢，也在于当时中央集权的统一的帝国成立以后，对生产工具的发展，起了非常大的促进作用。
比如说随着汉王朝对周边地区的经营和开发，随着秦王朝统一六国，大量先进的生产工具，传播到了周边地区，比如说现在的像福建广东、云南、广西，这些地区它的铁制生产工具是随着秦统一六国的进程，随着汉代对这些地区的经营而发生的，那么有的同志或许会问，秦汉以后，同样是中央集权的统一的帝国，为什么秦汉以后，生产工具的发展相对迟缓了呢？我想这个呢，与当时的社会经济结构，社会政治结构也有直接的关系，就秦汉以后的社会历史来说，从经济生活上来说呢，我们简单地讲，它的生产呢，不管在农业生产领域，还是在手工业生产领域，它的最根本的特征属于小生产，不管是地主经济还是自耕农经济，它们主要是一家一户的生产方式，经济生活主要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农业生产上它的生产技术方式是属于精耕细作为特征，而秦汉时期形成的生产工具完全能够满足当时生产方式的需要，完全能够满足当时生产关系的需要。那么在手工业生产领域，不论是官府手工业，还是说私营手工业，民间手工业，虽然它们的规模有所不同，产品有所不同，但是从本质上说都是属于个体生产，以及协作生产，属于作坊生产，那么秦汉时期所形成的手工业生产工具也基本能够满足这种生产方式下生产的需要。因此，生产工具的发展进入迟缓发展的时期。从社会文化思想上来看，我国古代历来是重农抑商，重本抑末，那么也就是说，在当时商品经济并不是太发达，也制约了生产工具的发展。当然，就是秦汉时期定型的很多生产工具，我们刚才讲到在现实生活中，在很多地区，在某些生产领域还在大量使用，我们现在看到木工使用的生产工具呀，很多还是秦汉时期所形成的，没有发生大的变化。在有些山区，农业种植所采用的生产工具呢，很多也是秦汉时期所形成的，这是为什么呢？就是说当时所形成的生产工具，无论从结构上，从功能上它能够满足社会生产需求的时候，它本身就不会发生变化。因此，两千多年前形成的很多生产工具，不仅现在在使用，在今后一些时期，在有些地区，有些生产部门里头还会得到长期地使用。
那么最后呢，我们要讲一下，为什么说生产工具是古代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古代文明重要的内涵，它为什么说代表和反映了古代文明。关于这个问题，我想从以下三点来简单说明。
第一，生产工具对于社会文化的发展来说，具有基础性的意义。那么文化艺术呢，发生和发展需要物质生活做基础，而物质生活需要物质生产，物质生产又离不开生产工具，因此说，不同的时代，产生不同的文化，而不同的经济呢，产生不同的文化，而生产工具在经济生活中，又有基础性的地位和作用，因此呢我们说，生产工具对于古代文化的发展，对于古代文明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基础性作用。
譬如说我们原始社会的原始信仰，原始宗教与当时以石器为代表的低下的生产工具和低下的生产力有直接的关系，就是说不同的时代产生的是不同的文化。
我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讲，我们可以看到，古代社会中，古代很多文化现象，其文明的组成部分，它的发生和生产工具还有些直接的关系，四千多年前广西南部地区，流行着一种大石铲，我们画面上看到的，它的长度最长的可以达到七十多厘米，那么这种石铲七十多厘米的石铲制作得非常精致，显然已经不是实际生产中所使用的工具了，但是它的确是从生产工具中的石铲演化出来的。
再举一个例子就是商周时期代表王权的，代表君权的有一种钺，有铜钺，有玉钺，它当然是从兵器里头直接演化出来的，但是追本溯源的话，它的祖先它的祖型是石斧这种东西，也就是说很多礼器仪仗用品，它实际上是从生产工具中演化出来的。
我们很多人可能会对古代的钱币感兴趣，东周时期的三晋两周地区有一种布钱，实际上从古代的青铜铲演变出来的，燕国、赵国、齐国的刀币实际上是从铜刀演变出来的，也就是说生产工具它本身不仅都有基础性作用，而且对于很多古代的文化有直接的衍生作用。我们知道秦汉时期在我国出现了一种大型的岩洞墓，在山里头凿一个洞穴来埋葬死者，而且出现了大量的画像石墓，那么这些属于一种文化现象来说，它的产生其根本物质基础的话，与当时铁制生产工具的普遍使用是有关系的，有直接的关系。如果没有铁制生产工具的普遍使用就不会产生这种大规模的石洞穴的开凿，包括汉代晚期出现了石碑，也实际上与铁制生产工具使用有直接的关系。魏晋以后，随着佛教传入中国以后，各地开凿大型石窟，要开凿大型石窟，也离不开铁制生产工具，因此我们讲，就是生产工具对于古代文化的发展，精神文化的发展，实际也有基础性的作用，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我们说生产工具本身就是物质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就是物质文明重要的组成部分，同时被人们赋予了文化的意义，成为人们观念形态的反映。当然生产工具跟其他东西不一样，它首先需要的是实用功能，就是说我要做一件生产工具。首先是要能完成我的生产劳动，我要能省事，而且生产率要高，这是它本质的东西，但是在保证生产工具实用功能的同时，人们还追求生产工具的美，在生产工具的结构也好，形态上也好，实际上凝聚了人们的一些思想观念和精神意识。举一个例子，复合工具产生五万年前后开始发生的。那么也就是说，在骨柄上、木柄上镶嵌石刃以形成生产工具，就像画面上所看到的这样。距今一万年前开始，这种复合的生产工具，在黄河中下游地区，迅速地消失了，但是在我国的西北西南东北地区还在大量地流行，成为我国东北西北西南地区半月形文化圈一个重要的物质文化现象。春秋战国时期，在长江中下游地区有一种很有特色的生产工具，叫齿刃铜镰，它的镰刀的头部是用青铜来制作的，刃部有锯齿，而表面还有很多线纹，那么这种生产工具它主要分布在长江中下游地区，成为这个地区农业文化的一个突出的特征。
第三点我们讲生产工具是文化艺术表现的重要内容。因此，我们说从这个方面也可以说生产工具是古代文明的主要组成部分，我们知道文化艺术来源于生活，而生产工具又是人们日常生产和生活中广泛使用和接触到的东西，很自然呢，在文化艺术作品中，会有很多的反映。这儿举两个例子，一个是我们在河南汝州的阎村发现了六千年前的一件陶缸，这个陶缸的腹部画了一只鸟，然后在这个鸟边上画了一条鱼，画着一个石斧，对于这幅画可以进行不同的解释，有人认为是图腾，有人认为是当时社会生活的表现，不管怎么样，就是说从六千多年前开始，人们在绘画艺术中，已经把生产工具纳入了表现的范围里头去。另外我们知道，《诗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那么在诗经中间大量的诗歌涉及到了古代的生产工具，因为什么呢，要描写劳动场面，就离不开生产工具的描写。我们知道汉代的画像石里边，壁画里边，汉代以后的壁画里边大量地描绘了当时的生产的场面和生产工具。秦汉以后的很多文学艺术作品里边，也有大量的描写。
总之生产工具作为古代文化的重要内涵，作为古代文明的重要内涵，既是一种物质文化，又是一种精神文化。因此我们说呀，我要研究古代文明的话，应该是离不开研究古代的生产工具。研究古代生产工具，跟我们研究古代社会历史是一样的，并不是我们现在闲下来没事了，“发思古之幽情” ，看看究竟古代有什么东西好玩？恐怕不仅仅是这个，也不仅仅是说我们搞清楚古代生产工具是怎么过来的，它还有很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也就是说我们通过研究古代生产工具，跟我们现代的人提供一些什么样的历史的借鉴和历史的启示，我想关于古代生产工具发展历史对我们的启迪、历史启示我想至少有四点。
第一点就是说要发展社会生产力，就必须重视改进和发展生产工具。这个在我们刚才讲到的很多方面都表现出这一点。我们要建设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就必须下大力气改进和发展生产工具。更进一步说，我们想生存得更好，生活得更美好，就不能忽视生产工具的改进和发展，我想这是一个历史的启示。
第二点呢，就是说我们如何来发展生产工具，发展生产工具必须与整个社会的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你落后了不行，但是超过了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也是不行的，发展生产工具呢，还要与社会经济、政治、文化、自然环境的各种条件相适应。
那么第三点我们现代来说生产工具要加快发展进程的话，应该是加强生产工具的专业研究发展和商品化进程，应该说呢，商品化进程是发展生产工具的重要途径，尤其是现代社会来说，为什么青铜时代，青铜农具的发展迟缓？为什么秦汉以后，古代生产工具的发展相对迟缓，很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缺乏生产和使用中间有一个商业桥梁，如果没有这个桥梁的话，就很难促进生产工具的发展。
那么最后一点启示就是，我要说一下，生产工具的发展趋势是什么，从生产工具发展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到，生产工具发展的趋势呢主要有两大趋势，一种趋势是叫生产工具功能的专门化，就是生产工具发展越来越细，使用得越来越专门化，从上百万年前的万能手斧，到后来逐渐的，比如说用于雕刻的刀子呀，锯东西的锯呀，敲东西的锤子呀，它就开始越来越专门，这是一个趋势，但另外一个趋势呢叫生产工具的通用性。，也就是说它基本结构上应该是带有通用性的，只有这两方面结合起来，生产工具呢，才能既符合专门生产的要求，又能在社会生活中得到广泛的推广和使用。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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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的天文与人文 冯时.txt
2月26日 中国古代的天文与人文 冯时
主讲人简介
冯时：1958年10月生于北京。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毕业。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考古学报》副主编，中国古文字研究会理事。从事古文字和天文考古学研究，发表论著、论文70余种。入载英国剑桥国际传记中《世界名人录》及美国传记协会《世界五百名人录》。
冯时在天文考古方面将中国天文考古学有确证可考的历史自过去的公元前1000年提前至公元前4500年。所撰《中国天文考古学》在理论与实践方面初步建立了中国天文考古学体系。为中国文明起源的研究开辟了新的途径。
内容简介
当黄昏送走天边的最后一抹云霞，一个斑斓的银河世界便悄然降临了。徜徉在浩瀚的星空里，好奇的琢磨着静谧的宇宙，似身背猎枪的猎户老人，似摆动巨尾的天蝎，多姿多彩的星空勾起人们无限的遐思，但人们或许并不知道，我们的祖先对星汉世界的了解其实一点儿也不在我们之下，从远古时代开始，他们就创造出了一个又一个人类科学史上的奇迹。中国古代天文学对中国传统文化有着深刻影响，走进尘封六、七千年的岁月，仍有许多难解之迷等待我们去开启我们探索古代的文明对于科学史的研究有很重要的意义，长期以来呢，中国的天文学一直都被认为是巴比伦天文学东传和影响的结果，因为我们对于公元前一千年以前的中国天文学的情况几乎一无所知，那么现在天文考古学的发展，已经大大改变了我们的一些认识，中国的天文学在公元前四千五百年的时候，实际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成就，而且形成了相当完备的体系，因此可以说，它的起源的时间，还可以向前追溯得很远，因为这个过程必然经历了一个相当漫长的一个发展时间，而巴比伦的天文学我们现在虽然可以追溯到公元前三千年，或者是更远一些，但是我们目前所看到的实物资料，比它的起源的时间要晚得多，这意味着我们必须重新地去看待中国天文学史在世界科学史中的进程，重新评估中国的古代文明在人类文明史中的地位。我们探讨古代天文学对于古代文明起源的研究具有一定的意义，中国的古老文明实际上是天文学发端最早的古老文明之一。因此我们可以认为，天文学的起源和文明的起源大致是处在同一个时期，所以天文考古学的研究，实际上为我们提供了从天文学的角度去探讨古代文明起源的一个新的途径。古代的人类、先民们已经对天象有了非常精深的了解，对于宇宙有了丰富的知识，并且由此呢产生出了朴素的数术思想，原始宗教的思想，乃至哲学思想，这都表明当时的人们已经具有了极高的智慧和文明，所以说呢，如果我们懂得了古代人类的宇宙观，实际上我们就在一定程度上把握了文明诞生，和发展的脉络，因此呢，这个天文考古学的研究，为古代文明的探索，带来了很多新的见识。我们说人类的历史其实并没有成为历史，我们常常有这样的感觉，古代的气息，会沿着岁月的长河飘落到我们身边。我们的很多想法，我们的所思所想，有很多早已被我们的先人想过，甚至感觉过，而且比我们感觉得可能更细腻，更周到，虽然我们今天享受了很多新的文化，掌握了很多新的技术，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有资格自诩比古人高明。因为历史是传承的，我们今天熟悉的一切，又何尝不是数千年文化的积淀呢？所以我们只有清晰地了解了我们的过去，了解了我们的历史，才能正确地看待我们的今天，认识我们的今天，也才能够更客观地预见我们的未来，我们不应该忘记这样一句名言，了解过去的五千年，是为了掌握今后的一百年，这大概就是我们探索古代文明的真正价值。
全文
好，非常高兴今天有机会和大家一起聊天，我今天这个演讲的题目叫《中国古代的天文与人文》，我们为什么要关心这么一个题目？因为我们感到古代的天人关系实际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问题。因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很多方面，我们现在都可以追溯到天文学，就是天文学实际上现在可以看做是中国文化的一个渊源，那么了解天文和人文的关系，目前天文考古学的发展为它提供了一个得天独厚的条件。我们知道考古学是通过对古代人类留下的实物资料的研究来重建古代历史的科学，那么这个重建工作实际是包括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两个层面的内容。天文考古学实际上是通过对古代人类所遗留下来的天文的遗迹，遗物以及它的文献的研究。进而重建古代人类文明历史的科学，那么它更侧重是探讨古代的精神文化的一个层面。那也就是说，天文考古学不仅有利于探索古代的科学成就，也有利于探索它的文明的成就。因此，它对于我们理解天文和人文的关系是很有帮助的。
今天我想就两个话题来谈谈这个认识。首先我想讲一讲我们怎么样来理解中国古代天文和人文的关系？天文和人文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我们知道，在人类历史上起源最早的科学实际只有三种，也就是最古老的科学，只有三种，这就是天文学，数学和力学，这三种科学为什么古老呢？因为它们都和古代人的生活是有关系的，它都是一种实用的科学，那么人们需要居住，他就要建设自己的房屋，因此力学就发展起来，那人们要为适时地从事农业的生产，为了适时地去举行祭祀和庆典，因此观象授时呢！决定时间就是一个首要的工作，所以天文学就发展起来了。那么天文学的发展，以及力学的发展，发展到一定程度，它就需要精确化，因此数学就发展起来了。那么在中国古代从他们的传统认识考虑，数学呢，更侧重于和天文学的关系，因此在中国古代天数是不分的。那么首先，我想我们可以从天文学的起源以及王权政治的形成，这个关系来理解古代的天文和人文的关系。
我们知道当人类开始摆脱原始的狩猎采集经济，而进入到农业文明的时候，掌握天象知识，掌握天文学的知识，就是一个必要的前提。换句话说，我们不可能想像一个没有任何天文学知识的民族，可以创造出发达的农业文明。因此，天文学的起源事实上是和农业的起源息息相关的，那么天文学的起源，天文学它对于农业的作用，首先就表现在它能够为农业生产提供准确的时间服务。因为农时对于农业生产来说，要求是非常严格的，大概有过农村经历的朋友都知道，在一年中，适合播种和收割的这个时间实际上只有短短的几天，因此我们经常会说抢农时，当然我们也可以通过观察物候的一些变化，来了解时间的变化。但是这个时间反映的是粗疏的，它不可能满足古人对于农业生产的要求，因此在没有任何计时设备的古代，观测天象规律就是决定时间的惟一准确的标志。
那么在古人来看，他们观测天象虽然没有我们今天所使用的这些先进的仪器，但是自然条件是非常好的，因为那个时候空气没有污染，大气的透明度非常好，夜晚也没有更多的人工光源的干扰，因此观测是非常容易。所以，如果有人能够发现天象的运动和时间可以建立起联系，并把准确的农时，并通过这种观测把准确的农时告诉给人民，这个活动就叫做观象授时。观象授时从表面上似乎只是一种天文学的活动，其实不然，它从一开始就具有强烈的政治意义，这一点其实并不难理解。因为在生产力相当低下的远古社会，假如说有人通过自己的智慧和他的辛勤的实践，发现了天象和时间的某种联系，掌握了天象运行的规律，这本身就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因为在古人看来，在绝大多数人看来，天象运动是神秘莫测的，因此，天文学的知识在那个时期就是最先进的知识，它只能为极少数的人掌握。而人们一旦掌握了天文学的知识，他就可以通过观象授时这样一种形式来实现他对整个氏族的统治，为什么这样说？因为观象授时它直接的作用就是会决定农业的生产，观象授时的正确与否会影响到一年的收成，这个在我们今天看来好像没有什么困难，不是什么问题。因为可能我们农业生产很丰富，我们有储备，但是在远古社会这就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假如说观象授时错了，那么一年可能就会颗粒无收，你的氏族就没有饭吃，所以观象授时实际是决定整个氏族命运的一项活动。因此对于农业经济来说，作为历法准则的天文学知识具有首要的意义，谁能把历法授予人民，他就有可能成为人民的领袖，这个观念在当时是作为一种共识。因此在远古社会了解天象的人也就是被认为是了解天意的人，或者是被认为是可以与天沟通的人，当然这种沟通并不是某一个人他可以和天去对话，而是他可以把天象运动的规律告诉给人民，把时间告诉给人民，这是他和天沟通的一种形式。
因此，如果他要是把时间准确地告诉人民了，那么他就必然会赢得整个氏族对他的尊敬，对他的敬仰，这就是王权的基础，这就是最早的王权的基础。孔子在编订《六经》的时候，其中有一篇叫《尧典》，这个《尧典》开篇就叙述帝尧命令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要敬授民时，所以看来古代的帝王对于观象授时的工作是非常重视的，他们要兢兢业业地去做，这是一项非常严肃的工作，因为这是关系到他们自己的统治地位的问题。所以在古人看来，谁掌握了天文学，谁就获得了统治的资格。所以《论语》上说：帝尧当时禅位给舜的时候他就说了一句话“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什么意思？就是天时和历法必须由你亲自来掌握，你要好好地把握住你手中的这个圭表，“允执其中”就是你把握住，中就是圭表，古人决定时间，是靠立表测影来实现的，他们了解时间是靠立表测影来了解的，因此，圭表是最早的一种天文学仪器，“允执其中”你要好好地把握住这个圭表。
甲骨文中就有关于立中的记载，就是立表测影，这些都是可以看出天文学和王权的一种关系。所以说最早的天文学，实际是一种政治天文学，而天文学实际最早也就是一种政治统治术，它并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科学，它是被统治者所利用的。因此，中国天文学的官营的性质，就是早期天文学的一个非常显著的特点。
我们现在可以看一幅图，这个图像是夏代晚期的一个铜钺的图像。我们知道青铜钺，这是王的一个权杖，是王权的象征，这个甲骨文和金文的王字就是它的一个象形字。我们把它立起来看，调转九十度去看，就是像一个“王”字，现在的“王”字最下边的这一横，实际就是描写的铜钺最下边这个钺刃，这个铜钺上我们看绘画了一个图像，这个图像是用绿松石画了一个同心圆，两个同心圆。我们知道古代最基本的图形实际就是圆和方两种图形，这圆和方实际是有它的象征意义的，圆形是天的象形，而方形是地的象形，这两个同心圆实际就有这种意义，我们再看两个同心圆之间还有用十字组成的这种绿松石的图像，外圈一共有十二个，内圈有六个，我们说它“十”字纹，我们说这个纹是“十”字纹，这实际是我们今天的概念，而古代的“十”字不这样写，古代“十”字就是一竖，就是十，而像这样一横一竖，这是古代文字的“甲”字，甲乙丙丁的“甲”，“甲”字，那么“甲”是什么，“甲”实际就是人们立表测影所得到的东西南北的四个方向，那么它的一横就表示东西，它的一竖就是表示南北，它要作为十个天干的第一个字，就是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的第一个字。我们知道，古代人计时，是用天干和地支配合起来计时的，就是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和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这二十二个字配合起来计时的，这就是我们熟悉的六十甲子，那么“甲”字也就是可以看成是计时名词的第一个字，那么现在这个图像上用“甲”字绘成十二个甲字一圈，这十二个甲字也就是十二时，十二时是什么，就是十二月，那么内圈有六个，六正好是十二的一半，它是什么意思呢？实际是表示着历月阴阳的这样一种概念。我们知道，古人是把月份和十二律相配合起来的。十二律就是把一个八度分成十二个不完全相等的半音，这样的一种律制，那么处于单数的这个律，都是阳律，而处于偶数的这个律，都是阴律，这十二个律要跟十二个月配合起来，所以每个月也都要分出阴阳雌雄，所以这个六就是表示着有六阳月，又有六阴月，是这样的一种概念。而有两层十字也正反映了这样一种阴阳的观念，所以通过这个铜钺，我们就可以看出来，在王权的仪仗上，绘刻了记时的天文学的一种历法的一些内容，它就明确地显示了天文学和王权的这样的一种联系，这是我们从第一个侧面来理解古代天文和人文的那种关系。
那我们还可以从另外一个侧面，就是古代的天文学和古典哲学的关系和古典哲学的关系。我们刚才说了中国古代是天数不分，如果要使天文学的一些精密的计算是要通过数学来完成的，所以天数不分。那么古人对于数字的理解，实际有他们自己独特的深刻的思想，非常深刻的思想，最基本的理论在古代有两种：就是古人对于数字的理论，有两种，一种是生成数的理论，生就是基本的，成就是完成，有这样一种生成数的理论，这种理论实际体现一种比较早的进位制的思想。我们知道进位制，实际上是人们对于生物学上的一种简单的联想，我们伸出一只手来我们就可以知道五，伸出两只手来就可以知道是十，那么这意味着五可能就是作为一个最原始的进制单位。人们可以对一只手所给予的五来计数，这就是一二三四五，那么十，也就是六七八九十，这个阶段的数字是怎么得来的呢？人们认为是根据生数，也就是一二三四五这五个生数，就是基本数，再加上一个基本的进制五就可以得到了，比如一加上一个五就可以得到六，二加上五就可以得到七，如此类推，这就是生成数的理论。一二三四五就是生数，六七八九十就是成数。这是一种理论。
另外还有一种理论就是阴阳数的理论，阴阳数的理论。我们知道数字可能是无限的，数字是无限的，但是数字再多，实际它只有两种性质的数字，一种是奇数，一种是偶数。这在古人看来，这种现象和世界万物可以用阴阳两种概念去平分它，去分配它是完全一样的。因此，古人就建立起来了奇数就是阳数，偶数就是阴数这样一种思想。同时，阳数也就是天数，而阴数也就是地数，那么凡是奇数就都是阳数，凡是偶数就都是阴数。只有这两类数字，这个阴阳数，也就是奇偶数，它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它是可以转换的，也就是说，奇数如果加上一，它就可以变成偶数，偶数如果加上一，它也可以变成奇数。而这种转换也就恰恰可以表示为阴阳的转换，可以用来说明阴阳的转换，这样就产生了一种数字和阴阳一种结合的观念，这种思想实际就是中国易学的一个思想基础，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早期的易卦的材料，包括商代的甲骨文里出现的易卦的材料，还有两周的金文里边所发现的易卦材料，以至于更晚一些到战国的竹简上出现的易卦材料，全部都是用数字写成，都是用数字写成。我们可以看这样一幅图，这个是发现在殷墟的一个易卦材料，我们看这个龟甲的四个角上刻了四个卦，这个卦全部是用数字写成的，因此说，易的本质不仅是数，就连它写卦的形式也是数，所以这个数的观念直接影响到后来人们的哲学思维。
我们看这样一个材料，这个呢是在湖北荆门郭店战国的楚墓里边出土的竹简，学术界把这个竹书呢称为《太一生水》，这篇文章实际上直接关系到对于老子哲学的解释，我们知道老子哲学的核心思想是道，那么道是怎么来的，老子为什么会产生这样一个道的观念，这篇文章上对这个思想有非常精辟的论述，这个《太一生水》的开篇就是在讲宇宙的生成，说太一生了水，水呢然后反辅太一又生了天，天又反辅太一又生了地，然后接着再往下生，生成，统统讲的都是一个宇宙的生成过程，那么这个宇宙的生成过程和古典哲学和道家哲学有什么关系呢？我们先来解释一下“太一”是什么？太一在古文献里边又可以写成“天一”，天地的天，天一实际就是“一”，就是天数“一”，我刚才讲数字有阴阳的观念，有天地的观念，那么凡是奇数都是阳数，也都是天数，所以它所强调的只是“一”而不是天，天只是对“一”的属性的一个解释，它是天数的一，所以太一生水的本质实际就是一生水。实际就是一生水，这个太一，当然在古代它的内涵有很多，它可以指极星，我们说天上的极星，古人也可以叫它“太一”，也可以叫它“天一”。那么为什么呢？实际上古人认为极星是天神上帝居住的地方，它就和地上的人王居住在宇宙的中心是一样的，我们知道商代的甲骨文里说，商王自己自称叫“余一人”，就是我一个人，就是一，天神上帝叫太一也是这个意思，天下惟我独尊，只有他一个，所以这是“一”，那么“一”的本质是个数字，就是指的数字“一”，那我们现在来进一步地分析，我们说水是一个物质的东西，对吧。我们明确可以承认是一个物质的东西，那么在老子哲学的系统当中，水是作为它的物质生成的一个基础，这个实际上和古代哲学的五行相生的理论是相同的，水它是一个物质的一个要素，同时它也是五行中的一个，那么在这个五行理论中，水是作为一个基础，它是生成其它的一个基础，但是如果人们要问：水是怎么来的？是什么生成的水？这个理论是没有办法回答的，如果只是把宇宙的源头追溯到水的话，那么它没有办法回答它自己的来源，所以也就是说，水可以作为物质生成的基础，但是它没有办法作为它自己的出现的一个基础。显然呢，如果古人要想描述物质从无到有的这样一个过程，或者是追溯出“有”出现之前的那样一种“无”的状态，那么他们就必须要找出一个比物质的水更抽象的一个概念来表示那个“无”，表示那个“无”的状态。这种情况是水没有办法做到的，于是他们就想到了数字，我们知道数字比物质的水显然是抽象的，显然要抽象，而且数字“一”呢，它是作为一个万数的基础，我们说数字再多再多，它的基础是什么呢？只有“一”，数字再多，都是“一”积累而成的，所以一是万数的基础，同时呢，我们刚才用天地数，生成数的理论都可以看到一还有其他的属性，在阴阳数和天地数的系统中呢，“一”是作为一个阳数，因此呢，它也有去解释阴阳的这种概念，而在天地数的系统中呢，“一”是作为一个天数，它有解释天地的这样一个概念，而在生成数的理论中，它是生数，它又具有解释生成的这样一个概念。因此一它实际上是可以具有解释、确切地解释天地、阴阳、万物的生成乃至一切物质生成这样最起码的条件，它具有这样的条件。于是，古人就把这个抽象的数字一作为水的一个基础，作为一个物质生成的基础，这个是非常合适的。所以我们通过这个可以看到古人的逐渐追溯物质起源的这样的思辨过程。而且非常重要的还在于呢，一和水同样都是物质的基础，我们说数字一是数字的基础，而水是物质的基础，这个性质它们是相同的，但是，“一”所抽象出来的，具有表示“有”出现之前的那种“无”的状态，它可以表示这种状态，这种特性呢，是水所不曾具备的，因此，才有古人这种哲学观念，才有这种一生水这种哲学观念，才创造出这样一种观念，但是这里存在一个问题，从一生水，这个逻辑过程建立起来，虽然建立起来，但是它只是人们从具体到抽象的完成了这样一个思辨的过程，完成了从具体到抽象思辨的一个过程，它并没有达到从无到有这样一个完美的过程，所以人们就必须要创造出一个宇宙中比“一”更为本质的东西，要建立这样一个东西，也就是说，要建立“一”本身来源的这个哲学基础，这就是道，于是出现了道，道是什么意思，道就是无，什么都没有，虚玄，你不能描述的这样一个东西，这就是道，所以通过这个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老子的哲学是在不断地追求物质起源的那种原始状态，这就提示给我们，古典哲学的一个根本问题，就是在对于物质起源的这种原始状态的追溯和解释，这种原始状态实际就是物质生成的一个基础，那么宇宙的起源呢，实际上是人们借以探索物质起源的惟一的途径。
所以说呢，古典哲学的萌芽实际就是人们有意识地对于事物对于宇宙起源和它的本质的探索从这儿开始的，一种朴素的天文学研究，实际就是哲学研究的前身，所以我们通过天文学和王权的这种关系，以及天文学和古典哲学的关系，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古代的天文学，对于中国的传统文化，有着非常深的影响，当然了，它对于其他方面，古代文化的其他的层面，也是有非常深的影响，比如说原始的宗教，古代的祭祀，包括它本身所提供的一套数术的思想，就直接影响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方方面面。
下面我想讲第二个问题，就是中国古代的天文学成就。我们研究天文考古学嘛。当然最直观的结论，就是要看到上古时代的天文学成就。中国的天文学到底能够古老到多久？这是一百多年以来，世界科学史上非常关注的一个问题。那么，中国天文考古学的研究呢！现在呢！已经彻底改变了我们过去的不成熟的认识，我们现在先看一个图，这个图像反映的是1987年在河南濮阳西水坡发现的一个新石器时代的墓葬，它的碳十四测定年代是公元前四千五百年左右，我们再看一个比这个更详细的一个线图，这是一个照片，这个图的左侧，就是它的一个平面图，这个墓葬的平面图，我们看这个平面图，非常奇特，反映到这个墓葬非常奇特，在仰韶文化中，在当时四千五百年前，这种形式的墓葬我们从来没有见过，它这个墓葬的方位呢是上南下北，左东右西是这样一个形式，我们看它的南边是形成一个圆弧的形状，而北边是一个方形，东西两侧还有一个弧形的这么一个龛，靠南的中央是墓主人，他的头是向南的，墓主人的身旁，东西两侧，还有他的脚下，他北侧有三具殉人，据人骨的研究，墓主人是一个老年的男性，而这三个殉人是三个孩子，尤其奇特的是在墓主人的两侧和他的脚下，有三组由蚌壳组成的图像，用蚌壳摆放的图像，其中在墓主人的右侧，也就是靠东的方向，是一个蚌龙，在西侧也就是靠左的这个方向，是一个蚌虎，而在墓主人的脚下，是有一个蚌摆成的一个三角形，类似梯形那样的，一个三角形，另外在三角形的东侧还摆放了两根人的胫骨，这个图像到底说明了什么？是非常耐人寻味的。
我们来看另外一个图，跟它对比一下，我们可能会有一些了解，我们看这个图，这个图呢，是出土在湖北曾侯乙墓的战国初年的一个漆箱盖，这个箱盖上画了古代的二十八宿星图，这个箱盖的中央我们看到的是一个特别大的一个斗字，就是北斗，它表示北斗，是个“斗”字，这个斗字的周围，斗字的四周一个圆形的，书写的是二十八宿的宿名，另外在箱子的东侧也就是靠左手的这个位置是一个龙，而他的西侧是一个虎，我们把这个图像和刚才发现的那个濮阳西水坡的墓葬图像把它比较，我们就可以发现，这两个图像所反应的内容是完全一致的。我们还可以注意一些细节，我们看下边这个图可能会更清楚一些，我们可以发现在右侧这个虎的腹部的下边，有一个类似于火焰一样的形状，我们再看这个濮阳的这幅星图，我们看在右侧这个虎的腹下也有一堆蚌壳摆放的这么一个东西，只是由于它可能散乱了，我们现在看不清楚它的形状，证明当时这儿也有一个图形。所以这些细节就是完全加强了两者之间的联系，证明这两幅图像的内容是完全一致的，但是不可思议的是它们俩相差了四千年。
现在我们能够清楚地认识到，濮阳的这幅星图，濮阳的这个墓葬，蚌壳的内容所反映的实际就是我们今天所能够看到的最古老的星图，它也是目前世界上所能见到的最古老的星图，当然了，濮阳的这个星图，这个蚌塑遗迹，它所能够告诉我们的，还有很多细致的一些内容，比如说我们看这个北斗，人们可能会问，这个北斗为什么不全部由蚌壳来摆放，为什么要特意还配两根人的胫骨呢，这种设计是非常奇特的，它就和古人的观象授时的方法有直接的关系。
我们说中国的古代天文学有这样一些特点，因为观测者地理的纬度是在黄河流域，也就是北纬35度左右，所以他重视的天区，他所重视观测的天区，只有两个部分，一个是北极所在的北天区，还有一个就是黄道和赤道附近的星，这个黄道和赤道是天球的黄道，天的黄道和天的赤道。那么北极附近重要的一个星官就是北斗，古人就是通过看它来决定时间，这个和古人的一些独特的一些文化理解是有关系的，我们刚才说了，极星可以叫帝星，古人很早就发现天上星星的运行总是围绕着一个极点，一个点来运转，而这个点不动，这个点就是极，就是北天极。那么古人用最靠近北天极的一个星，来表示它，这就是极星，那么天上的星都是在围绕这个极点，这种运动的现象，就如同地上的人群、人臣，在围绕着帝王运动一样，所以，这个极星人们也叫它帝星，北极的地方，极星也就是被认为是天神上帝居住的地方。而北斗呢，在中国历史上的一段时间，充当过极星，因为岁差的缘故。北斗的位置比今天更接近北天极，我们看这个图上，右边这个图，就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
我们可以看到今天的北极是围绕着一个黄极在做一个圆周运动，今天的北天极就是在十字交叉这个位置，而公元前2400年前的北天极呢，是在它的西北的方向，就是我们右上的这一个方向，我们可以比较一下，这两个极点和北斗的位置，我们明显地可以看出，在那个时候，北斗比今天要更靠近北极。因此，北斗呢！在历史的一段时间曾经充当过极星，古人就把它认为是天神上帝居住的地方，而北斗围绕着北天极做周日和周年的运转，就像天神上帝坐着车子，在天上巡游一样，随着地球的自转，北斗围绕北天极它可以做周日的运转，它的斗柄在每天晚上不同的时间就会围绕着北极做旋转，它的方向就会改变，人们就通过这个可以知道夜间时间的早晚，又由于地球的公转，围绕太阳的公转，那么北斗围绕北天极呈周年的旋转，那么北斗呢，又会在一年中，不同的季节改变方向，人们看到这个现象，就可以根据这个现象，来决定一年的季节的更替。这样，古人就建立起了最早的授时系统。我们看看古人对于北斗认识的这个时间是非常早的。我们看这个，这幅图是河姆渡文化，发现的一个木制的北斗，它的时间距今是七千年，七千年以上。是在那么早的时候，人们已经认识了北斗，并对它有了很认真的观测证明，这幅图是发现在陕西延安的一个石刀，这个石刀非常大，50多公分，磨制得非常精良，我们看这个石刀上刻着七个孔，这七个孔你们把它连起来就是北斗的形象。这幅图反映的是商代的甲骨文里边，商人对于北斗的一些祭祀的内容，这幅图是东汉时期的武梁祠的石刻画像，它反映就是北斗帝车，北斗帝车的图像，我们看到北斗上坐着一个人，那个人在当时就是被认为是天神上帝，所以《史记。天官书》上就说：“斗为帝车，运于中央、临制四乡。分阴阳，建四时，均五行，移节度，定诸纪，皆系于斗”，所有的这些时间都是要靠它来定，所以北斗呢，是天文学上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星官，我们知道北斗只有在夜晚才能看得到，如果人们想了解白天的时间，或者是更准确的时间的变化，怎么办，于是人们就学会了一种新的记时的方法，这就是立表测影，最原始的表呢叫做髀，就是一个人骨的骨字，右边一个尊卑的卑，叫做髀，它实际就是一根直立在平地上的木杆，这就是中国古代最早的天文学仪器，那么人们根据这个髀所投射的日影的变化，就可以决定时间，因为日影从早到晚，它会不断地改变方向，人们观测它就可以知道白天时间的早晚，这个方法后来就直接发展成为日晷，就是古代记时用的日晷，另外呢，日影在每天的正午的时间，随着不同的季节，它的长度，日影的长度又会不断地改变，人们根据这种变化就可以知道季节的更替。在中国的古代文献中，对于这个“髀”字含义的解释有两点非常值得注意。第一他们认为这个“髀”字既是人的腿骨，同时又是测量日影的表，它有双重意义，有一个意义就是人的骨，腿骨。另外一个意义就是测量日影的表，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呢就是髀作为测量日影的表，它的高度统统都规定为八尺，这恰好等于一个人的身高，所以这些线索呢，就使得我们知道了，早期人类通过立表测影这种方法，实际上是通过人身自己认识自己的影子来得到的，也就是说，人体在作为一个生物体的同时，其实还曾经充当过最早的测影工具，因为他们可以看到自己影子在一天中不同时间的变化，最后学会了立表测影，因此圭表实际是从人体测影发展来的。因此早期圭表的设计，也就必须会模仿人的高度设计，它都是八尺，而“髀”字的本义，也就必须会具备人骨的这样的一个意义，那么说到这儿，我们就可以理解了，为什么这个北斗用两根人骨来表示它的斗的那个斗柄的部分。这恰恰就是古人对于用北斗计时和立表计时这两种方法的结合，这种设计是非常的巧妙的。这个墓葬中由于有北斗的存在，那么，它的全部的蚌塑的星象的含义我们用天文学去解释它，应该是毫无问题的，因为所有的蚌塑必须被视为一个整体，那么有北斗了，其他的龙和虎也就一定具有天文学的意义。
这个龙虎看起来要比北斗形象一些，但是它的天文学的意义，可能并不是像北斗那样广为人知。我们来解释一下，这个龙虎在天文学上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们知道天文，天文是什么，天文实际就是天象，这个“文”字实际就是纹样的“纹”的古写，天象也就是天上的图像，那么古代人认识星并不是一个一个单独去认识它的，而是他观测天上的不同的星星组成的一个图像。并且用这些图象所像的那些物去命名它，这就是图像天象，这就如同今天西方天文学的星座一样，我们在西方天文学经常可以讲，这个星星像一个熊，叫大熊星座，是吧，那个像猎户，那叫猎户星座，也是图象，古代中国也是这个样子，不过他们有自己的一套命名的方法，最主要的当然就是二十八宿，那北斗它也是一种图像，二十八宿都有自己的命名，那么在中国传统的天文学体系当中，最重要的象有四个，就是龙虎，还有鸟另外还有鹿，那么鹿这一象后来到晚期发展成玄武，玄武就是龟蛇合一，龟蛇结合这样一种图像，这种东西我们现在在史前的天文学里都可以找到，就是它们这一些变化的痕迹，我们现在都可以把它们梳理出来，那么古人为什么会重视这四个象，因为它们在历史上的某一段时间，曾经充当过时间的指示星，它指导人们的时间，那么古代的时间最重要的实际就是四个点，就是两分，和两至，春分，秋分，夏至和冬至，就这四个点，而这四个象就曾在历史上的某一些时期，充当过这四个点的标准星象，实际上它们当时都是一些要么是某一个很小的一个象组成的，要么是一个若干星座组成的一个比较大的象，比如说我们看右边这个星图，我们看北斗那个勺柄指向的那个方向，就是右手的方向，就有角、亢、氐、房、心、尾，这样几个星，这几个宿，实际在古人就把它认为是龙宿，龙星图，而这六个宿的宿名，它的名称都是得自于龙的身体，角就是龙的角，尾就是龙的尾巴，都是得自于龙体。而在斗的斗魁的那个部分，向左指，我们可以有觜和参两个宿。这个参宿是由七个星组成的，而觜呢是在参宿的上边，你看到它实际上就是一个，古人就把它就认为是一个虎象，就像挂在夜空中的虎皮一样，觜的本义就是嘴，就表示虎的嘴部。所以最早为人们认识的象实际就是这些，后来四象扩大，用它来指示二十八宿所分配的四个宫，又和四方和四种颜色配组起来，就形成了二十八宿的东宫苍龙，西宫白虎，南宫朱雀、北宫玄武这样一个完整的体系，所以我们看呢，45号墓西水坡这个墓葬里边，所体现的龙虎图像实际反映的就是我们刚才从星图上所能看到的东宫的某些星宿，和西宫的某些星宿，当然了这个墓葬所反映出的问题，其实还远远不止这些，所以通过这个图，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内容，至少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的人已经学会了立表测影，因为斗柄，那个斗柄，人骨可以表现出这个，已经学会了立表测影。
他们不仅已经知道了白天时间的早晚，而且根据每一天正午时期影子长短的变化，他们可以最终认识回归年，这个就为他进一步认识已经提供了条件，很可能那个时候人们已经认识了回归年。另外北斗存在，我们可以知道，他们已经学会了观象授时，已经学会了观象授时，不仅如此，他们不仅认识了北天区附近的北斗的星官，而且认识了天球赤道附近的星另外呢，我们可以知道，由于四象的存在，所以呢，当时人，至少已经认识了两分两至，这使当时原始历法的产生都不是没有可能，因为两分两至产生了，历法就可以出现，我们可以通过墓葬的形状可以复原出它的“盖天”理论，就证明当时的人已经不仅具有天圆地方朴素的思想，而且建立起了“盖天说”的一种理论的雏形，我们还通过墓葬的年代计算了当时的实际星空的样子，我们发现这个墓葬这个星图所反映的情况，就是当时的实际星空，就是当时的真实的星空的样子，这个对于探讨古人的观象授时的方法都很有意义。另外呢我们根据这几个殉人我们可以看到最下边的这个殉人，它不是一个正东西摆放的，它有一个角度，为什么会这样，我们通过濮阳所在的那个地理纬度的，做过计算，发现它正好指向冬至时期的日出方向，所以它和《尧典》所提供的主持分至四时这四子是非常有联系的，因此它有非常浓厚的非常深厚的文化含义，这个是汉代瓦当上边所发现的四神的图像，这是汉代所形成的青龙、白虎、朱雀、玄武这样一个四神的图像。
这个遗迹是20世纪80年代发现在辽宁建平牛河梁的一个祭坛，同时发现的还有一个方形的祭坛，我们可以看这个，在右侧的这是我们刚才放的圆形的祭坛，左侧呢是一个方形的祭坛，这个祭坛是用粉红色的圭状的石头组成的，三个，中间高四边低的这样一个迭起的同心圆的圆坛，为什么要有三个同心圆，这直接就体现了古人对于宇宙的一种理解。我们知道，一年四季变化，太阳在天上的行走的路线我们视的、我们眼睛看的、行走的路线是不一样的，冬天呢太阳会升得很低，从东南升起来，从西南落下去，而夏至的时候太阳又会升得很高，从东北升起来，从西北落下去。而到春分和秋分这两天的时候，太阳是从正东升起来，又从正西落下去。因此在这四个时点上，两分两至这四个时点上，实际上太阳，用我们肉眼去看，在天上划出了三个弧线，划出了三个弧线，这三个弧线实际上就是后来盖天家所形成的七衡六间图的一个基础，他们用它来解释宇宙，也就是最古老的盖图，就是盖天家的一个图，盖图，那么这三个弧线把它延长，就是三个同心圆，那么最里边的这就是古人用它来表示夏至的日道，夏至那一天日行的轨迹，而中间的这个圆，古人用来表示春分时期和秋分时期的日行的轨迹，而最外侧的这个同心圆，古人是用它来表示冬至时期的日行轨迹，更为有趣的是这三个同心圆的实测数据我们现在可以量出来，它的内圆的直径是11米，外圆的直径是22米，正好是内圆的倍数，中间这个圆的直径是15.6米，那我们做一个排比，用外圆的直径去比上中间那个圆的直径，就恰恰等于中间这个圆的直径去比上内圆的直径，恰恰等于，而它们的比呢？恰恰又等于根号，一个正方形，如果它的边长等于一，那么它的对角线就是√2，这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勾股数，我们说勾股、勾股、勾股定理，勾三股四弦五，这是《周髀算经》，也就是讲“盖天”理论的这个书里边，讲的就是这个问题，而“盖天”理论讲的也是勾股问题，所以通过这个线索我们实际上就已经知道了，古人是采取一种什么方法来得到的这三个同心圆，这就是我这张图上所示意的，它们可以连续做一个正方形的内切圆，和它的外接圆，连续做这样它的碳十四测定的年代是公元前三千年，在那个时代，中国的天文学和数学的成就已经发展的非常高了，这是过去我们所不能想像的，像这样的三环图形，后来我们也发现过，这个呢是出土在安徽含山凌家滩的一个新石器的一个玉璧它就设计成三环的样子，时间是在公元前三千年以下，到公元前两千五百年以前，是这样的一个时代，这幅图显示的呢，是巴比伦的一个三环的一个星图，是巴比伦三环的星图，看来当时的人们都是具有这样的一个对于两分两至的一个认识，但是呢，过去，人们有这样一些想法，就是巴比伦的天文学可能对中国有影响，其中这一个是一个比较重要的证据，那么现在看来可能事情并不是这个样子，因为巴比伦这幅星图，这个平面星图，它虽然有三环，但是它的时代也就是公元前14世纪左右，比我们刚才提供的那两个图像都要晚得多，这样的三环图像实际在中国古代是一直承传了下来。我们现在所了解的天坛，祈年殿，祭天的场所，祈年殿，上边就是三层的顶子，它的祈谷坛也是三层，三层环的顶子，那么它祭天的圜丘，我们看它祭天的圜丘，也是三层坛，这个思想就直接可以追溯到公元前三千年的红山文化三环石坛。我们举的这些例子呢，当然都可以说明中国的天文学呢，在公元前四千五百年的时候，就已经达到了相当的高度。
下边我想对我们研究古代文化的意义做一些概括，第一，我想就是我们探索古代的文明，对于科学史的研究是有很重要的意义的，长期以来中国的天文学一直都被认为是巴比伦天文学东传和影响的结果，因为，我们在对于公元前一千年以前的中国天文学的情况，几乎一无所知，那么现在天文考古学的发展呢，已经大大改变了我们这样的一些认识，我们看到，中国的天文学在公元前四千五百年的时候，实际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成就，而且形成了相当完备的体系，因此我们可以说，它的起源的时间，还可以向前追溯得很远，因为这个过程必然经历了一个相当漫长的一个发展时间，而巴比伦的天文学我们现在虽然可以追溯到公元前三千年，或者是更远一些，但是我们目前所看到的实物资料，比它的起源的时间要晚得多，这意味着呢，我们现在必须重新地去看待中国天文学史在世界科学史中的进程，重新地评估中国的古代文明在人类文明史中的地位，这就具有重要的意义。
第二，我们探讨古代的天文学对于古代文明起源的研究也具有一定的意义，中国的古老文明实际上是天文学发端最早的古老文明之一。因此，我们可以认为天文学的起源和文明的起源大致是处在同一个时期，所以天文考古学的研究，实际上为我们提供了从天文学的角度去探讨古代文明起源的一个新的途径。我们刚才已经看到，在那么早的年代，古代的人类、先民们已经对天象有了非常精深的了解，对于宇宙有了丰富的知识，并且由此产生出了朴素的数术思想，原始宗教的思想，乃至哲学思想，这都表明当时的人们已经具有了极高的智慧和文明。所以说如果我们懂得了古代人类的宇宙观，实际上我们就在一定程度上把握了文明诞生和发展的脉络。因此，这个天文考古学的研究，为古代文明的探索带来了很多新的见识。
第三，就是我们探讨古代的文明，探讨古代的天文学。对于我们今天建设精神文明的这个意义，我们说人类的历史其实并没有成为历史，我们常常有这样的感觉，古代的气息会沿着岁月的长河飘落到我们身边，我们的很多想法，我们的所思所想，有很多早已被我们的先人想过，甚至感觉过，而且比我们感觉得可能更细腻，更周到。虽然我们今天享受了很多新的文化，掌握了很多新的技术，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有资格自诩比古人高明。因为历史是传承的，我们今天熟悉的一切，又何尝不是数千年文化的积淀呢？所以我们只有清晰地了解了我们的过去，了解了我们的历史，才能正确地看待我们的今天，认识我们的今天，也才能够更客观地预见我们的未来。我们不应该忘记这样一句名言，了解过去的五千年，是为了掌握今后的一百年，这大概就是我们探索古代文明的真正价值，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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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9日 中国古代的咏怀诗 孙明君
主讲人简介孙明君，西安陕西师大文学博士，北京大学首届文学博士后，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韩国国立釜山大学客座教授。出版有《汉末士风与建安诗风》、《三曹与中国诗史》、《昨夜星辰——中国古典诗歌品鉴》等著作，发表论文70多篇。
内容简介
所谓咏怀诗即吟咏诗人怀抱、情志之诗。咏怀诗有三种：一、淑世情怀1.哲学基础：儒学。以天下为己任，责任感，使命感。
2.屈原、曹操、曹植、李白、杜甫、白居易、陆游、辛弃疾等人一生积极入世，写出了许多表现拯世济民之志的诗歌。
二、超世情调1.超世情调即其精神超越于污浊的世俗之外，进入到一个逍遥自在、自我陶醉的世界。超世情调主要来源于道家思想，特别是庄子思想。
2.阮籍、王维、李白、马致远等诗人都具有超世情调。
三、游世情趣1.出现于汉末的《列子。杨朱》是游世者的宣言。
2.《古诗十九首》、李白的部分诗歌流露出浓厚的享乐主义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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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好，我今天跟大家要谈的是，《中国古代咏怀诗》，中国古代的诗歌类型非常多，大家比较熟悉的。有爱情诗友情诗，亲情诗咏怀诗咏史诗，也有山水诗田园诗咏物诗，今天我要讲的是，这其中一个比较重要的类型，中国古代的咏怀诗，什么是中国古代的咏怀诗，所谓咏怀诗就是，吟咏抒发诗人怀抱情志的诗，它所表现的是，诗人对于现实世界的体悟，对于生命存在的思考，对个体生命的把握，对未来人生的设计与追求，中国古代的咏怀诗，如果要再进一步分类的话，我感觉到，可以分为以下三个类型。第一个类型是淑世情怀，第二个类型是超世情调，第三个类型是游世情趣。我们先来看第一个类型，第一个类型，我们所讲的是淑世情怀，淑世也就是积极入世的意思，积极入世这样一种情怀，它所表现的是忧国忧民，志在通过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来实现自己的生命的价值，这样一种是淑世情怀，它有一个思想基础，它的思想基础的来源，就是中国传统的儒家学说，儒家学说它的发展，经历了不同的阶段，我们大家知道，在孔子孟子的时代有儒学，这个时候的儒学呢，我们称为先秦儒学，或者是原始儒学，然后到了两汉，到了董仲舒时代，就由以董仲舒为代表的两汉经学，第三个阶段，到了宋明时代，有宋明理学，然后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时候，出现了现代新儒学。我们现在所说的儒学，主要指的是原始儒学，原始儒学以孔子和孟子为代表，它所张扬的是，一种天下意识 一种忧患意识，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他们都具有一种忧患意识，这种忧患意识，从孔子、孟子就开始一直（发展），我们知道范仲淹，在《岳阳楼记》写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样一种就是古代诗人，所表现出来的忧患意识，在《易经》里边，所表现的一种思想呢，叫做“天行健 君子当自强不息”，那我们就可以看到，中国古代的士人，中国古代的诗人，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把自己和自己的，民族、国家、天下联系起来，他们的诗歌最主要的是，在表现这样一种精神。我们说中国古代伟大诗人的时候，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准，就是看他是不是关心社会，是不是关心人民，是不是关心国家，是不是关心天下事，如果要是他没有关心，以上我们所说的，这一切内容的时候，他可以是一位优秀的诗人，但是他不是伟大的诗人。我们来看看中国古代诗歌史，在中国古代诗歌史里边，有些是帝王将相，比如说像刘邦，他是很少做诗的，但是他有一首诗流传下来，《大风歌》，“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另外像曹操，大家都非常熟，曹操在他的《短歌行》里边写道，“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脯，天下归心”，他们所表现的是，帝王的一种胸怀，那么对于普通的知识分子，普通的士大夫呢，是不是也有同样的情怀呢，我们的回答是肯定的，他们同样也有这样的情怀，他们也用诗歌表现他们，自己以天下为已任的情怀。比如辛弃疾在他的，《破阵子。醉里挑灯看剑》里边写道，“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这样一种思想，不是一位两位诗人的思想，而是中国古代所有的，重要诗人的共同的思想，我们看到，从屈原开始到曹操 到曹植，到李白，到杜甫，到白居易，到陆游，到辛弃疾，他们都是积极入世，关怀民族、国家、天下的，他们写出了很多，表现拯世济民之志的诗歌，这其中最突出的是，我们的诗圣杜甫，我们知道唐代的诗人，非常重要的有李白，他是诗仙，杜甫他是诗圣，诗仙和诗圣对于我们来说，都是值得我们敬重的，但是在长久的中国封建时代，研究杜甫喜爱杜甫的人非常多，这其中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把杜甫看成一位诗圣，看成诗坛上的圣人。在封建时代，杜甫的地位非常高，对杜甫的评价，认为杜甫最主要的是忠君，苏东坡说杜甫是，每饭不忘君的，而到了建国以后，我们对杜甫的评价依然很高，这个时候，我们说杜甫是一位人民诗人，表面上看起来，他是忠于皇帝的呢，还是他是热爱人民，似乎是对立的，但实际上在杜甫这儿是统一的，因为杜甫他就是，有一颗仁者的心，他用仁者的心来看待社会，来看待自然，他对所有的人，都是怀着一颗仁者的心去看待的，这是我们所讲的第一个方面，是淑世的情怀。我们想要讲的，第二个方面是超世，从士人、诗人的，个体生命的历程来观察，在社会政治黑暗的时代，在诗人的身心受到了，压抑、创伤、挫折的情况下，诗人容易出现超世的情调，所谓的超世的情调也就是说，他的精神超越于污浊的世俗之外，进入到一个逍遥自由的境界，前边我们说了，淑世的情怀，最主要来自儒家的思想，而我们现在所说的超世的情调，毫无疑问，它是来自于道家的思想，特别是庄子的思想。庄子对于中国艺术，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庄子一生都在追求逍遥的人生，庄子所追求的一种境界就是。“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的，这样一种精神的逍遥游的境界，庄子告诫士人，希望士人的，在于让我们从混乱的，污浊的人世间超越出来，从狭小浅陋的自我中超越出来，进入到一个空静澄明的，这样一种境界，庄子说“吾丧”。 吾丧掉了我，后边所说的我，就是一个自私的我，一个斤斤计较的我，一个世俗的我，我只有丧失了，这样一个我以后，我才能够成为一个，精神上自由的我。在庄子以后，受到庄子影响的，中国古代的诗人非常多，比如说阮籍，阮籍在他的《咏怀诗》里边写道，“愿登太华山，上与松子游。”，松子就是赤松子，陶渊明在他的诗歌里边写道，“静念园林好，人间良可辞。”，他感觉到园林、田园是最好的，而人间尘世是可以离开的，王维在他的诗歌里边写道，“晚年惟好静，万事不关心。” 李白在他的诗歌里边写道，“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这样一些诗人，这样一些诗歌，非常明显，都是具有庄子的精神，他们所追求的，是一种逍遥的超越的，这样一种精神境界。第三个方面，我想要讲的是游世。 游世呢，也就是具有享乐主义精神的，这样一种情趣，游世者的人生哲学，是以个人为本位的，以物质的享乐，为人生的最高价值，对现实、对人生，采取一种游戏的态度，客观地说，享乐和自私都是人的天性，每个人的灵魂的深处，都有贪图安逸，追求享乐的倾向，但是我们作为一个人，每一个人呢，都是具有理性的，每一个人都具有社会性的，所以生活在社会当中的人，都是能够正确地对待，自己和他人的关系。极端的享乐主义思潮，在任何时代都不会受到提倡，在封建时代，正统的文化也是排斥，这样一种享乐主义思潮的，但是我们又说，享乐主义的思潮，在任何时代都有，在诗歌里边都有这样的表现，我们所看到的，在魏晋时代有这样一篇文章，是《列子。杨朱篇》，列子是战国时代的，庄子写进他的书里边的，这样一位先秦诸子之一，《列子。杨朱》这一篇文章，它并不完成于战国时代，它完成于魏晋时代，完成于魏晋时代的《列子。杨朱篇》，可以说是游世者的宣言，他宣扬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就是为了享乐，他有这样一段话，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他说：“百年，寿之大齐，得百年者千无一焉。设有一者，孩抱以逮昏老，几居其半矣。夜眠之所弥，昼觉之所遗，又几居其半矣。疾痛哀苦亡失忧惧，又几居其半矣。则人之生也奚为哉？奚乐哉？为美厚尔。为声色尔。”他是给我们算了这样一笔账，就说活一百年的人，在一千个里边也没有一个，假设现在有一个人，他是可以活一百年的，那么从他在孩抱时代，一直到他年纪老大以后，他身体不好，变得昏昏沉沉的时候，这两个时候，小的时候和年纪老大以后，几乎占到了一半，那么几乎占到了50年，那么人生美好的时光，只剩下了50年，剩下的50年里边，晚上要睡觉， 中午要午休，又占掉了几乎一半。剩下的50年里边，现在只剩下了25年，在剩下的25年，还有亡失忧惧，还有疾病哀苦，又几乎占掉了一半，所以人生在世，美好的时光只有十几年，一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只有十几年，比较好的时光，那么在这样的时光里边，人生应该怎么样度过呢，《列子。杨朱篇》的作者，就告诉我们说，“为美厚尔，为声色尔”，大家都要追求美厚，都要追求声色，他是把这样一种享乐主义，作为一种思想，一种理论基础，在中国思想史上非常少见的，这样一种享乐主义的思潮，在魏晋时代是非常盛行的。在《古诗十九首》里边有反映，比如《驱车上东门》，其中就写道，“服食求神仙，多为药所误。不如饮美酒，被服纨与素。”。另外在李白的诗歌里边，表现的享乐主义的倾向，是非常明显的，李白在《将进酒》里边写道，“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李白《答王十二寒。夜独斟有怀》写道，“人生飘忽百年内，且须酣畅万古情。”，李白在《月下独酌》中写道，“三杯通大道，一斗合自然。”， 李白在《忆旧游寄谯郡元参军》中写道，“黄金白壁买歌笑，一醉酹月轻王侯。”，那我们都可以看到，他是具有游世的，这样一种情趣，我们说他仅仅是，具有游世的情趣，它并不是一个，完全的享乐主义者，我们前边说到了，假如诗人只是一位，纯粹的享乐主义者，那他在中国诗歌史上，不会成为伟大的诗人，李白之所以是李白，就说他具有享乐主义的倾向，但是从总的方面来讲，李白并不是一个完全的享乐主义者。以上跟大家一起所谈的，这是中国古代咏怀诗，它的思想基础和中国古代咏怀诗的大体的情况。
在下边的时间里边，想跟大家一起来欣赏五首非常好的中国古代的咏怀诗，现在首先我们来看的是，《古诗十九首。回车驾言迈》，《古诗十九首》在中国诗歌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有人把《古诗十九首》，称为中国古代诗歌的诗母，母亲的母。钟嵘在他的《诗品》里边说，“《古诗十九首》惊心动魄，一几乎可谓一字千斤。”，现在我们所要看的，《回车驾言迈》，我想要一位同学朗诵一下这首诗，“回车驾言迈 悠悠涉长道，四顾何茫茫 东风摇百草，所遇非故物 焉得不速老，盛衰各有时， 立身苦不早。人生非金石，岂能长寿考，奄忽随物化，荣名以为宝。”好 谢谢，现在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首诗，这首诗一开始写道，回车驾言迈， 悠悠涉长道，我不知道在座的同学，有没有读过《阮籍传》，《阮籍传》里边写道，阮籍他经常独自坐着车，一任牛车走到车辙所穷的地方，阮籍下车来大哭一场，然后调转车头回到自己家里去，我们读这首诗的时候，我们首先想到的，可能就是阮籍的这样一种形象，这位作者他说他自己回车，然后走在悠悠的长道上，开始的两句呢，就给我们一种空旷的，凄清的这样一种感受，四顾何茫茫， 东风摇百草，所写的季节是春天的季节，就是我们现在的季节，在这样一个季节里边呢，是一个杂花生树、 群莺乱飞的，这样一个季节，应该是非常美好的，但是诗人所写的是，四顾茫茫，东风正在摇动了所有的草，这样一种意境，这样一种意境让我们，感觉到非常悲凉，本来是春天应该让我们，感觉到非常快乐，但是现在呢，我们感觉到非常悲凉，吴淇在他的《选诗定论》里边， 说过这样一段话，宋玉悲秋， 秋固悲也，屈原之后的伟大的楚国的，非常著名的文学家宋玉，他有一篇叫做《九辨》的，这样一篇赋，《九辨》一开始就写道，悲哉， 秋之为气也，这样一种悲秋的意识，对于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宋玉悲秋，秋天本来是值得让人悲伤的，但是这首诗，反而将一片艳阳天气，写得就如同，跟秋天的景色一样，他的这样一种写法，就可以移人之情，我们读了这两句以后，我们感觉到诗人所写的，虽然他身处的是春天，但实际上在他的心理感受上，跟冬天是一样的。所遇无故物焉得不速老，这两句给我们一种茫然的惊异的怅惘的，这样一种感受。《世说新语》里边写道了，一位士人叫做王孝伯，王孝伯呢在京行散，他有一次在行散的时候，就问他的哥哥，您认为古诗里边，哪一首诗是最好的，他的哥哥正在思索，没有回答的时候，王孝伯就说他觉得最好的就是，我们刚才所看到的，所遇无故物 焉得不速老，这两句，盛衰各有时 立身苦不早，盛衰都是有时的，他所强调的是一个“时”，每个士人在这个世上，都想要建功立业，但是立身苦不早， 苦于不早，“苦”透露出来的是无奈，人生非金石 ，岂能长寿考，考也就是老，人生不是金石，金石是可以永存的，人生是(禁止)的，人生不可能长寿考，很快的时候，人生就会随物化，人身就会(禁止)就会消亡，人就会离开这个世界，那么在这样一种情况下，诗人认为他应该追求荣名，他以荣名为宝，以光荣的名声，作为自己所追求的对象，我们在这首诗里边看到，诗人终于找到了一种，他要追求的东西，就是荣名，但是古人也有人说，清人陈祚明这样说的，他说，有所托以自解者，其不解弥深，他的意思呢就说，他好像找到了一个，生命可以寄托的东西，好像得到了解脱，而实际上这个让他找到的，可以让他解脱的东西，从侧面证明，他是没有得到解脱的，反而说他不解是更加深刻的，这是第一首诗。第二首诗，我们要看的是曹植的《美女篇》，曹植在中国诗歌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三曹处在由汉末到魏晋发展，这样一个阶段，他们是建安时代的，非常著名的诗人，曹植在中国诗歌史上，在六朝时期的地位是非常高上的，当时的人把曹植看成诗圣，我们后来说杜甫是诗圣，但是当时的人，把曹植看做诗坛的圣人，谢灵运他是非常自负的，他说天下的才共一石，曹子建独得八斗，我谢灵运得了一斗，剩下的一斗，从古至今，古往今来的诗人们，大家去共分剩下的一斗，他对于曹植是如此推崇，而曹植的作品呢也确实，他是有一个承前启后的，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曹植的一生可以分为两个时期，曹植在他的前期，在曹操活着的时候，曹植深受曹操的宠爱，几次曹操都想要立曹植做太子，但是后来曹植没有做成太子，这个其间的原因，最根本的在于曹植自身，因为曹植自己呢，不自雕励， 饮酒不节，所以后来失去了曹操的宠爱，后来立了他的哥哥曹丕做太子，在曹丕做了太子，做了皇帝以后，曹植受到了严酷的迫害，曹植虽然名义上，是一个诸侯王，但是实际上跟一个囚徒一样，在如同囚徒一样的生活里边，曹植他并没有放弃自己，把自己和自己的民族、国家，联系起来的这样一种精神，他在后期的，非常艰难的处境里边，还是想要建功立业，我们现在所看到的《美女篇》，就是曹植后期的代表作，美女妖且闲 采桑歧路间，桑条纷冉冉 叶落何翩翩，攘袖见素手 皓腕约金环。头上金爵钗 腰佩翠琅玕，明珠交（禁止） 珊瑚间木难，罗衣何飘飘 轻裾随风还，顾盼遗光彩 长啸气若兰，行徒用息驾 休者以忘餐，借问女安居 乃在城南端，青楼临大路，高门结重关，容华耀朝日， 谁不希令言，媒氏何所营 玉帛不时安，佳人慕高义 求贤良独难。众人徒嗷嗷，安知彼所观，盛年处房室 中夜起长叹。一开始就写到了美女，有一位美女妖且闲，这个妖字，在我们今天是贬义词，但是在曹植的时代是褒义词，妖就是美好的意思，美丽的意思，闲是娴静，有一位美女她是很美丽，同时也是很娴雅的，她在歧路间正在采桑，然后写她周围的环境，桑条纷冉冉，落叶何翩翩，写出一种动态的美，攘袖见素手，抬起她的袖子，我们看到了她的素手，也看到了她的手腕，皓腕约金环，用了一个动词约，就可以看出这个美女呢，她是比较丰满的，她不是很瘦弱的那样一种美，她的头上带着金爵钗，她的腰中佩着一种美玉，明珠交（禁止），交是缠绕的意思，在她的身上缠着各种明珠，有珊瑚也有木难，木难是一种宝珠，这个时候 微风吹来的时候，美女的罗衣飘飘，她的裙子随着风正在旋转，我们看到就是有一种动态的美，她在顾盼之间，好像就可以流光溢彩，她出的气非常芳香，如同兰花的幽香一样，那么我们知道，白居易在他的《长恨歌》里边，描写杨贵妃的时候呢写道，回头一笑百媚生， 六宫粉黛无颜色，也是抓住了杨贵妃的笑，她回眸一笑的时候，这首诗所写的顾盼溢光彩，也是用了同样的描写手法，有同样的效果，下边的两句，行徒用息驾， 休者以忘餐，它的来源是，《汉乐府》的《陌上桑》，曹植的这首诗，整个都在模仿学习《陌上桑》，但是曹植他并不是，完全地照抄《陌上桑》，他发展了《陌上桑》，我们刚才说了，这首诗里边，前边曹植的描写，具有一种动态的美，这是《陌上桑》所没有的，现在我们所看到的两句呢，他是化用了，《陌上桑》里边的八句诗，这八句诗是这样写的，行者见罗敷，下担捋髭须，少年见罗敷，脱帽著帩头，耕者忘其犁，锄者忘其锄，来归相怨怒 但坐观罗敷，诗人用八句来写秦罗敷的美，那我们注意到，这个描写是非常高明的，他没有写秦罗敷是多高，也没有写秦罗敷，她的脸上是什么样的颜色，她的眉毛、她的眼睛，都是什么样子，诗人都没有去写，诗人在描写的时候，他是用了一种，用美的效果来表现美，他是通过这个美，到底美在什么地方，这个美产生了什么效果，那大家在读了以后呢，没有人怀疑秦罗敷是不美的，诗人在写的时候呢写道，行者 走路的人看见秦罗敷以后，就放下了自己的担子，古人在行路的时候，要走长路可能都会挑着担子，因为那个时候交通工具很不发达，自己要挑着自己的行李，走路的人看见秦罗敷以后，放下担子捋髭须，这样一个捋髭须的动作，少年人看见秦罗敷以后，就脱了自己的帽子，在整理自己的头巾，在汉代的时候，男士也是包着头巾，头巾的外边戴着帽子，少年人呢，本来他的头巾戴得很好，他的帽子也戴得很端正，但是当他看到秦罗敷的时候，他感觉到秦罗敷实在太美了，他想要多看一会儿，但是他不好就站下来，眼巴巴地看着人家，所以呢他就假装自己，正在整理自己的帽子，正在整理自己的头巾，借这样一个动作，来掩饰自己观看秦罗敷，耕田者忘掉了自己的工作，锄田者也忘掉了自己的工作，我们可以想到，这可能是兄弟俩，兄弟俩在田间劳作的时候，突然看到秦罗敷走过来，他们一直在跟着秦罗敷，在看着秦罗敷，等到回家以后呢发现，今天一个早上什么活也没有干，于是兄弟俩就互相埋怨，你看你一个早上都没有干活，都在干什么呢，那另外一个说，你说我呢 你自己干了什么，所以来归相怨怒，所以都是观看秦罗敷，没有干活。曹植的这两句诗，就把刚才我们所说的，《陌上桑》里边的八句话用过来，后边呢，就是曹植自己的，他不是从《陌上桑》里边学来，学《陌上桑》到此为止，后边是曹植，用这样一个美女的形象，来写自己的理想，他就接着写，请问这位美女住在什么地方，她是不是住在很偏僻的地方呢，不是， 她是住在城南端，在古代，城南端都是繁华热闹的地方，青楼临大路 高门结重关，这个青楼就是大户人家，如果说曹雪芹的《红楼梦》，是完成于魏晋南北朝时期，那应该是《青楼梦》，荣华耀朝日 谁不希令颜，她非常非常美丽，她的笑脸呢就好像是，这个早晨的太阳一样，大家都非常喜欢看她的美貌，媒氏何所营， 媒氏在做什么，为什么不及时地送来，说媒的礼物呢，我们知道，在中国古代的时候，有没有媒是非常重要的，在男女要结婚的时候，有媒为娶 无媒为奔，有媒就是明媒正娶，如果要是无媒的话，只是自由恋爱，跟他走了 这是私奔，所以现在这位佳人，她要找到自己的意中人，必须要通过媒氏，曹植现在说，媒氏在做什么，为什么对如此的美女，不来给她提亲呢，曹植在下边解释这个原因，原来是，佳人慕高义 求贤良独难，这个佳人呢，她是想要找一位，具有高义的这样一位知识分子，这样一位士，她不会轻易地把自己嫁出去，一般的人 大家都在乱嚷嚷，不知道这位美女的心心理状态，虽然如此，这位美女她正当生命的盛年，她独自处在房室当中，在半夜的时候她会起来长叹。我们看到这首诗表面上是在写，一位美女年龄已经很大，但是由于没有适当的，有高义这样的士，所以她没有出嫁，但实际上曹植借这首诗，所表现的是自己，他自己就如同，盛年处房室的一位美女一样，他希望为了国家，为了民族要有所作为，这首诗前人评价非常高，认为这首诗是千古绝作，那我们可以看到，他是从《陌上桑》里边学习模仿来，他又提炼升华了《陌上桑》，最后取得了这样一个效果。
我们一起来看的第三首诗，是阮籍的《咏怀诗》第三十二首，阮籍是竹林七贤的代表人物之一，他是竹林七贤中的领袖人物，阮籍所生活的时代，正是司马氏集团将要篡夺，曹魏政权的这样一个时代，阮籍在他的早年，是想要有所作为的，但是他看到，天下多故 名士少有全者，这样一种现象以后呢，阮籍于是他就经常，以酣饮为常，经常喝酒，不再关心时事，他有时候关起门来读书，十天半月都不出去，有时候他走出门去，几个月又不回到自己家里去，他经常喝酒，他喝酒的时候，可以大醉六十余日。
现在我们所看到的是，他的《咏怀诗》的第三十二首，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朝阳不再盛 白日忽西幽，去此若俯仰 如何似九秋，人生若尘露 无道邈悠悠，齐景升丘山 涕泗纷交流，孔圣临长川 惜逝忽若浮，去者余不及 来者吾不留，愿登太华山 上与松子游，渔父知世患 乘流泛轻舟。
在这首诗里边，阮籍为我们写道，朝阳是不会再盛的，一天朝阳只会升起一次，在一天之内，很快就会白日忽西幽，太阳就会西下，那么对于人的一生来说，时光也是非常匆忙的，去此若俯仰 如何似九秋，就一年四季来说，刚刚我们感觉到还在春天，但是马上就会到了秋天，一天一天是非常非常快的，一年一年四季的运行，也是非常快的，一个人的生命，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也是非常快的，所以阮籍说，人生若尘露 天道邈悠悠，我们每一个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就如同尘土 就如同朝露，很快地就会消失，而天道呢它是永恒的，天道是永久的，这两句诗就写出了，阮籍对于人生的洞察，对于天道的思索，表现出一种人性的觉醒。
最后一首，想要跟大家一起学习的。是李白的《将进酒》，现在我想要大家一起来，跟我一起来朗读一下，李白的《将进酒》，我说《将进酒》 我们一起开始。将进酒，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
现在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首诗，这是李白的代表作，李白在中国古代诗歌史上是一位非常有名的诗人，他是盛唐时代的代表诗人，他跟杜甫一起是我们中国古代诗诗歌史上两位最为大家所熟悉的诗人，前边我们说过杜甫是被视为诗圣的，李白是被视为诗仙，我们读李白的作品，发现李白的作品有两个大的倾向，李白有一个类型的作品就如同我们刚才所读的将进酒一样，我们在读的时候都是可以发现，有一种扑面而来的感觉，这样的诗给我们的是一种审美感受，李白还有另外一个类型的诗，就是非常小的诗，比如说李白在他的诗中写道， 窗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李白的后一个类型的诗歌在我们读来都是非常清浅的，这样一些诗歌，好像李白是在不经意之间写成的，轻轻的吟出来，就是非常美好的诗，这样一种非常美好的诗，看起来很简单，很亲切，但是别人不能模仿的，只有李白都可以写出来，我们读李白的时候，就会发现李白非常爱写的有三件事情，这三件事情分别是饮酒，我们现在要读的将进酒，还有李白非常喜爱月，他有很多写明月，写月光的诗，还有呢李白是非常喜爱旅行的，李白喜欢走到不同的地方去，当自己身处一个陌生的环境的时候，对于一般人来说由于陌生还害怕，但是对于李白来说，只有他当身处陌生的环境的时候，才能够刺激他的诗情，他才能够写出更新的，更美的诗，所以我们看到李白经常是走在祖国的名山大川。
现在我们看到的《将进酒》，是李白的代表作，一开始呢李白就写道，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连用两个君不见。连用这两个君不见以后呢，就拉近了诗人和读者之间的距离，我们感觉到，就是李白面对着我们，他对我们说你难道看不见吗，这样向我们提问，一下就感觉到，我们和诗人之间距离很近，我们感觉到，诗人就在我们的面前，我们觉得非常亲切，然后呢李白写道，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这个境界是非常壮阔的，黄河之水不是从天上来的，黄河之水是从青海来的，但是李白说，黄河之水就是从天上来的，假如说黄河之水是从青海来，那是地理课的填空题，李白是诗人，他所写的黄河之水，就是从天上来的，而且黄河呢，奔涌而来又奔涌而去，一直到大海不复回，这一句李白所写的是空间，他把空间一层一层地放大，第二句，高堂上边明镜前，有老人正在悲白发，高堂我们知道，后来就用高堂，来代替高堂二老，代指自己的父母，但是在这首里边，高堂指的就是一般的老人，一般的老人，他正在镜子前边照镜子，他非常悲伤，在早晨的时候，他的头发还是如同青丝，到了黄昏的时候，他就满头白发，在一朝一暮之间，就会产生如此大的变化，这一句呢，李白把时间紧紧地压缩，上一句把空间层层放大，而这一句是，把时间紧紧地压缩，这样描写以后呢，就可以突出来时光是永恒的，但是生命是渺小的，面对着如此大的，一种自然的规律，诗人感觉到一种无尽的伤感。所以诗人接着写道，人生得意须尽欢 莫使金樽空对月，人生在得意的时候，就放纵情怀恣意享乐，不要让酒杯空着，我刚才说了，李白所写的是，不要让酒杯空着，如果说不要让酒杯空着，这是大白话， 这不是诗，而李白所写的是，莫使金樽空对月，这才是诗，这个酒杯是金樽，它不能空空地对着月，应该盛满了酒，我们一起来饮酒，他把饮酒这样一种，非常世俗的日常化的生活，就做了诗化、雅化，天生我材必有用 千金散尽还复来，这是典型的李白的语言，李白对自己是非常自信的，他说我是有才的，我的才是天生的，天生的我的才，是一定会有用的，我身上有很多钱，这个钱我不会珍惜它，千金我有 我挥霍，挥霍完了以后还会再有，李白对金钱是这样一种态度，他对自己也是非常非常地自信，当安史之乱爆发以后，唐玄宗逃跑到了四川以后，永王璘征召李白加入他的幕府，李白在他的诗中写道，但用山东谢安石，为君谈笑静胡沙，他写的是山东谢安石，他实际上用谢安石， 来代替诗人自己， 来写我，我们发现李白的诗歌里边，有很多写到我， 写到李白，有一些诗呢，虽然没有写到我，没有写到李白，但是他所写的都是一些，他所非常喜爱的历史人物，比如我们刚才所说的谢安石，这样的历史人物，实际上就是李白自己的化身，他所写的历史人物，他自己感觉到，他就是那样的历史人物，所以他说，但用山东谢安石，但用了我李白的话，我在谈笑之间，就可以平定安史之乱，他是不是能够平定，是（另）一回事，但是我们可以看出来，他是非常非常自信的，他对自己在政治上的才能，有一种极度的自信，在中国诗歌史上，从屈原开始到曹植到李白，很多诗人都对自己，在政治方面的才华极度自信。烹羊宰牛且为乐，会须一饮三百杯，李白在大碗喝酒，大块吃肉，他是不拒绝世俗的享乐的。
岑夫子 丹邱生，将进酒 杯莫停，岑夫子 丹邱生，是跟李白一起喝酒的两个人物，根据后边的，“主人何为言少钱”来看，这一次是别人请李白的客，李白呢，在这个时候反客为主，说岑夫子 丹邱生喝酒喝酒，不要让杯子停下来，将进酒就是请喝酒，按照古代汉语应该读qing，今天大家也可以读成将进酒，将进酒就是请喝酒，请喝酒 不要让杯子停下来，岑夫子 丹邱生，请喝酒 杯莫停，这个完全是李白，把日常生活当中，在喝酒的时候，酒席上的语言放到诗里边，非常世俗化的语言，但是放到诗里边，跟李白的诗融为一体，天衣无缝的，与君歌一曲 请君为我侧耳听，你们不仅要喝酒，而且要听我要给你们唱歌，下边李白还在唱歌，钟鼓馔玉不足贵 但愿长醉不愿醒，李白说钟鼓馔玉就指的，过有豪侈生活的那样的人家，过着钟鸣鼎食的生活，比如说像《红楼梦》里边的贾府，他们所过的是钟鸣鼎食的生活，馔玉是非常精美的食物，这样的一种贵族的生活，在李白看来是不足贵的，李白说自己只是愿意，长醉不愿意醒来，李白在一首，赠给他妻子的诗里边，《赠》内这首诗里边写道，三百六十日 日日醉如泥，李白是天天过着，酩酊大醉的生活。李白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李白说，古来圣贤皆寂寞 惟有饮者留其名，从古到今，那些圣人贤人谁知道他们呀，他们的声名是很寂寞的，我们都不知道，我们所知道的，历史上谁喝酒喝得多喝得好，我们才知道他，这也是非常典型的李白的语言，惟有喝酒的人才留下他们的名字，陈王昔时宴平乐，斗酒十千恣欢谑，用了一个典故，用了陈思王，也就是曹植的典故，曹植当年在平乐观，大宴他的朋友的时候，喝的是美酒，斗酒十千的美酒，恣意地纵情地享乐纵情地喝，现在我们看到了，主人何为言少钱，就是请客的人他说，是不是我们今天，就喝到这儿为止了，我今天带的钱不多，李白就说，你为什么要说钱少 接着喝，径须沽取对君酌，我们再接着来喝，李白说，五花马 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消愁万古愁，李白所骑的是五花马，李白所穿的是千金裘，那我们看到李白，是一个非常时髦的形象，如果要是李白，生活在今天的社会，我们可以想象到，他是驾着国际名牌车，他也是穿着国际名牌服装的，这样的一种形象，但是李白之所以是李白，什么五花马千金裘，他都是可以随时舍弃的，为了喝酒一切都可以放弃，五花马我不要了，千金裘我也不要了，都拿出去给我换钱来，我今天要喝酒，我要跟你们一起来消愁，我今天要消的愁，不是一点一滴的愁，我要消的愁是万古愁，我要消万古愁的时候，我如果要不饮它，三百杯四百杯的话，这万古愁能消掉吗，所以他说，与尔同消万古愁，万古愁又照应了开始，升华了愁的内涵，我们看到李白，在这首诗里边他所写的，是一种人生非常短促，我们应该及时行乐，这样一种主题，这样一种主题，跟《古诗十九首》，我们前面所看到的，不如饮美酒 被服纨与素，是一样的，但是这首诗并不是，仅仅写了享乐的主题，李白在这首诗里边，还有别的内涵，李白在这首诗里边，有强烈的自信，有怀才不遇的愁闷，有政治失意的牢骚，他把这样的一些东西，都揉进了他的诗歌里边，这样就是他跟，《古诗十九首》的作者，就有了明显的区别。
另外李白的诗歌在描写的时候，他具有一种豪放的气概，有一种雄肆的风格，他的语言是以七言为主的，但是其中也有三言，也有五言 也有十言，他的语言是层次错落的，给我们一种尽情挥洒的，这样的一种韵味，这样就是李白的诗歌，从形式上到内容上，都超越了《古诗十九首》，好 今天关于，中国古代咏怀诗的讲解，我就讲到这儿，谢谢大家。
（问：第一个就是您如何评价享乐主义，就现在来讲，快乐也是一种收益，有快乐的经济学，还有经济学有福利经济学这些，然后看您如何评价享乐主义。
答：，好，由于时间关系我就来回答第一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呢，这位同学所问的是我如何看待享乐主义，我自己感觉到，就像我在前边所讲的，享乐主义作为我们人类来说，大家都会有一些享乐主义这样的倾向，但是我们作为一个社会的人，我们作为一个理性人我们应该是适度的享乐，但是不要过渡的享乐，我们的享乐不要建立在伤害别人的基础上，我们应该这样的享乐，适度的享乐是可以的，但是如果要是过渡的享乐就不好了。
就是在我国魏晋南北朝时期，黄老思想是非常盛行的，所以在文化上，没有那种儒家的大异同，表现出一种多元化，但是它对现实人来说，一提到道家的黄老思想，人们都认为它是比较消极的，可是据我自己看，比如老子写道，屈则全 满则盈，他是讲了一种辩证，和一种相对意义上，我们如何处事，人们普遍现在认为，它是一种消极，但是实际上他不是，您认为，作为我国古典传统文化的，这种道家思想有没有，它的现实意义，尤其有没有它现实的积极意义。
刚才这位同学所说的，在魏晋时期，黄老思想盛行，这个表述实际上不是很正确的，黄老思想的盛行，应该是在汉初的时候，经过了多年的楚汉战争，汉初的统治者，他们在汉初，当时社会是民生凋敝，当时社会非常贫穷，所以在这样的一种社会现实下，统治者不得不实行了，黄老无为而治的这样一种思想，那么经过了汉代社会的，几十年的发展，经过了文景之治以后，到了汉武帝的时代，汉帝国就强盛了，所以他所实行的是，罢黜百家 独尊儒术的，这样一种思想方针，于是在两汉时期所盛行的，都是儒家的思想，当然这个儒家的思想，最主要的一种是儒术，它跟原始儒学的思想，是有出入的，那么道家的思想庄子的思想，在什么时候兴盛起来呢，它就是到了汉末的时候开始兴盛，到了魏晋时代，道家的思想，老庄的思想就开始兴盛，我们注意到，黄老并称是在汉初，而老庄并称是在魏晋时代，我们国家的哲学思想的，最根本的理论呢就是玄学，玄学有三玄，三玄分别是，《周易》《老子》、《庄子》，而《老子》和《庄子》之间，在魏晋时期进入到学者的，这个思想里边的时候，是《老子》在前，《庄子》在后，有一个由老入庄的这样一个过程，老子跟庄子是并列的，但是老子跟庄子也是有区别的，他们的区别在什么地方呢，简单地说，共同的地方就在于，他们都是在追求道，在追求自然，老子说，人法地 地法天，天法道 道法自然，最高所要效法的是自然，这样一种对于道的追求，对于自然的追求，庄子也继承了下来，但是老子的学说，从根本上来说，是一种社会政治学说，而庄子呢他所追求的，是一种精神的境界，庄子他 是可以说，老子的思想是为统治者，提供了一种治世的方式，而庄子的思想是，为知识分子指出了，一条追求精神自由的道路，庄子他所选择的，这样一种道路，人生的道路，就是一种精神上的自由的道路，那么到了今天，老庄的思想特别是庄子的思想，是不是已经过时了呢，我自己感觉到它完全没有过时，在我们当今的社会里边，社会的竞争是非常激烈的，老子的思想特，别是庄子的思想，他让我们要顺应自然，让我们要有所为 有所不为，特别是庄子的思想，让我们要进入到一个，逍遥的这样一种境界里边去，那么对于今天这样一个，日益竞争非常激烈的社会，对于一个非常功利化的社会来说，庄子的思想我感觉到，今天不会过时，而且以后也永远不过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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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7月15日 中国古代历法概说 （陈美东）
主讲人简介陈美东，1942年2月生，福建省连江县人。1964年毕业于武汉测绘学院天文大地测量系，1967年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生毕业，后历任该所副研究员、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曾任该所副所长、所长、所学术委员会主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与上海交通大学兼职教授，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副理事长，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国际东亚科学技术与医学史学会副主席，国际科学史与科学哲学联合会理事等职。
著有《古历新探》、《中国科学技术史》（天文卷）、《中国天文学史大系》（中国古代天文学思想卷），主编《简明中国科学技术史话》、《中国古星图》、《自然科学发展大事记。天文学卷》，参与编著《中国古代科技成就》、《中国科学技术史稿》、《中国天文学史》、《中国古代科技史话》、《中国古代科学家传记》等著作，发表中国天文学史和科技通史方面的论文200多篇。
中国古代历法概说2002年3月30日至3月31日，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栏目在现代文学馆举办了自然科学史系列讲座，8位在自然科学史、科学普及等方面颇有建树的专家参加了这次讲座，陈美东研究员以《中国历法概况》为题做了讲座。
陈美东研究员介绍说，归纳起来，中国古代历法有四个方面的要素，即天文数据、天文表格、天文方法和天文理论。
天文数据：人们在对日、月、五星的长期观测中间，发现日、月、五星的运动有它自己内在的规律性，有许多周期性。不断发现这些周期值，并使之趋于准确与完善，是古代历法家孜孜以求的目标。中国古代的天文数据有朔望月、回归年、冬至时刻、交食周期、交点年长度、赤道岁差、黄赤交角等等，总数不少于33种。
天文表格：对日、月、五星在更小时段内运动状况进行数量描述的载体，是天文周期数据的一个细化的结果。包括月离表、日躔表、五星盈缩表等等，总共不少于21种。
测量与计算方法：天文数据与天文表格的测量与计算方法。中国古代最主要的数学方法有内插法、等差级数法与高次函数法。
历法理论：中国古代的历法有自己的一套理论，它不是一般的定性地来描述日、月、五星的运动，而是定量地来描述，来进行推算。它的基本理论就是你所给出的历法必须符合天象的实际运动，必须接受天象的不断检验。包括“先之以精测，继之以密算”，也包括“当顺天以求合，非为合以验天”，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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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7月18日 中国古代青铜技术与艺术 （苏荣誉）
主讲人简介苏荣誉：主要研究经历1986年 陕西宝(又鸟)西周早中期弓鱼国墓地青铜器研究1988年 河北平山中山王墓青铜器研究1990-1991年 江西新干大洋州青铜器研究1996年 中国冶金术的起源、特质研究1999年 四川广汉三星堆青铜器研究2000年 陕西城固、洋县商代青铜器研究2001年 美国弗利尔艺术馆馆藏中国古代青铜器研究主要著作：《中国上古金属技术》、《中国科技典籍研究》等专著七部。
中国古代青铜技术与艺术中国古代青铜器的发明虽然未能先声夺人，较美索不达米亚和苏美尔等地区为晚，但其发展却后来居上，以其别致的造型、独特的纹饰、发达的工艺而蜚声后世。这些中国古代匠师杰出创造的结晶，不仅成为人类文化艺术宝库中的瑰宝，也是中国先民技术创造和创新的铁证。
中国冶铜技术的发仞的时间，目前还是一个有待探索的问题。中国冶铜技术的发生，虽然有可能早到仰韶文化阶段，距今大概6000-5000年范围，随着中国新石器时代晚期文明的进步，在龙山文化晚期，大约距今4000年前后，已经迈进了青铜时代。
和其他地域文明不同，中国的青铜时代的标志不一定是工具、农具的制作，而可能是礼器和兵器的出现，《左传》所谓的“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就是中国早期历史趣向的概括，当然也就成为青铜工业生产的重点。中国青铜时代的含义，从技术上讲，则是铸造青铜器物占据统治地位，这和其他文明的青铜器以锻造成形截然不同的。
商朝的建立，使得青铜工业得到迅速发展。发展到商晚期，青铜器的纹饰更为精致和繁复，一些超大型的青铜器开始问世。代表作是河南南阳出土的司母戊方鼎。长度达到130厘米，重量达875公斤。一些成组的器物开始出现，如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的器物。但是，这时青铜器的分布地域远不如商代前期广阔，表现出收缩的倾向。
从西周时期到春秋中期，青铜器从装饰上虽然有所变化，但基本沿袭了尚代的风格。春秋晚期以后，随着社会基础的变革，青铜器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在装饰上，细密精致的蟠龙纹代替了过去的兽面纹，错金银、鎏金银、包金银和镶嵌红铜的几何纹饰乃至写实的生活场景都出现在青铜器上，由于铁器的出现，钢铁工具用于加工青铜器物，镂刻的纹饰和铭文也为数不少。在工艺上，虽然铸造依然是最重要的生产方式，但分铸基本上取代了浑铸成型，失蜡铸造工艺以其极其精湛的技艺表现了出来。河南淅川下寺楚春秋楚墓出土的铜禁和湖北随州擂鼓墩曾侯乙墓出土的尊盘，不仅是当时达到极致的青铜艺术品，即使是在2000多年后的今天，其工艺的精湛也是难以望其项背的。
战国时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货币的需求迅速增长，一次浇铸多个甚至数十个钱币的叠铸工艺应运而生。成为中国青铜工艺史上又一朵奇葩。
秦汉时期是古代青铜工艺的余续，虽然也生产出一系列杰出的器物，如秦始皇陵出土的铜车马，河北满城汉墓出土的长信宫灯和博山炉，但技术上创新不多。汉代以后，青铜器已经不再具有尊宠地位，加上瓷器技术日益成熟且廉价，青铜工艺虽然一直持续下来，但创新不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