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为中国古代辉煌的青铜工艺自豪和骄傲的同时，从另外一个侧面也不难发现其发展变化的缓慢，其无形态和装饰相对单调和呆板。这当然和技术的传统有关系。因此，研究古代青铜器和青铜技术，也是理解文化和技术传统的一个好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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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体育 崔乐泉.txt
2月28日 中国古代体育 崔乐泉
主讲人简介
崔乐泉，1959年生于山东桓台，先后就读于山东大学历史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成都体育学院和上海体育学院，获历史学硕士和教育学博士，是我国首位体育史专业的博士学位获得者。现为中国体育博物馆研究员、中国体育史学会常委兼副秘书长。近年来主要从事体育考古学、体育史学和民族体育学方面的研究，出版有《中国武术史》《中国近代体育史》《中国古代体育文物图录》等10余部学术专著。
内容简介
在原始社会人与自然斗争的渔猎、采集、生产活动中，在先民祈求神灵保佑的原始宗教舞蹈中，在原始部落之间的征战中，诞生了独具东方特色的中国古代体育。
中华体育文化是与中国社会历代传统文化同步发展的，中国古代的体育运动无论是形式、技法均有着鲜明的东方文化特征，流露出了先民的聪明才智、丰富的想象力和创造精神。丰富多彩的中华体育文化，是支撑世界体育文化辉煌殿堂的重要支柱。从生产实践、战斗技能中转化出来的体育运动项目，充分体现出了中国古代体育的以增强自身体格体能、娱乐为主的体育精神，虽然有些项目在历经朝代更迭后消失了，但它对我国及世界体育的诸多项目有着深刻影响。
在中国古代的词汇中并没有“体育”这个词。这个词是十九世纪从日本传入的。但是，这并不代表中国古代没有体育，只是没有现代意义上的体育。现代体育是时代的产物。在中国古代，表现体育活动的内容，在文献和文物资料中都有体现，包括从远古人类劳动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有关体育活动。当这些体育活动从远古人类的生产劳动中独立出来，并作为一种文化形态存在的时候，即被赋予了游戏的、竞技的、健身的和教育的功效与功能。
中国古代体育可归结为五个方面：第一部分是从生产实践活动和军事战斗技能中转化出来的一系列活动项目。包括射箭、“田径”运动形式，以及水上与冰雪运动项目。第二部分，具有技击和保健特色的武艺、武术与养生活动；第三个方面，娱乐特色的球类运动—蹴鞠、马球和捶丸；第四个方面，在春秋时期已经相当普及的、具有益智特点的盘上棋类游戏；最后一个方面，是具有地域和民俗时令特点的民俗、民间体育，包括龙舟竞渡、还有其他的具有民俗特色的一些体育活动。
当世界绝大部分地区仍处于混沌朦胧状态的时候，以中华民族为代表的中国东方体育文化已经从公元前五千年左右开始逐步向文明社会过渡，并在发展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的个性。而此时，以欧洲及地中海为代表的西方古代体育，这时候才刚刚起步，经过公元前八至五世纪的发展，西方的体育才逐步形成。所以说在早期，还是东方体育占了主要的地位，它对世界体育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作为东方典型代表的中国古代体育，在中华民族漫长的历史上，有的项目虽然在风行一时以后消失了，但是有的随着生命力的增强还是流传下来了。
全文
大家好，今天跟大家谈的题目是中国古代体育。对于中国古代体育，大家有些陌生，因为我们平时接触的都是现代体育。不过，随着北京市申办2008年奥运会的成功，作为人文奥运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古代传统体育也时常见诸媒体，所以大家也比较了解一点。在这里，我所讲的中国古代体育，从时间上来说，是指从体育活动的出现，到十八世纪末西方现代体育传入中国为止的这个时间；从内容上来说，是指在中国古代历史上产生并发展的传统体育活动形式。它既包括了华夏民族的传统体育形式，同时还包括了在历史上民族交往过程中，少数民族以及其他国家的传统体育形式传入我国并发展起来的体育活动。
大家知道，在中国古代的词汇中，并没有“体育”这个词。这个词是十九世纪从日本传入的。但是，这并不代表中国古代没有体育，只是没有现代意义上的体育，现代体育是时代的产物。在中国古代，表现体育活动的内容，在文献和文物资料中都有体现，包括从远古人类劳动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有关体育活动。当这些体育活动从远古人类的生产劳动中独立出来，并作为一种文化形态存在的时候，即被赋予了游戏的、竞技的、健身的和教育的功效与功能。
现在在座的各位，当大家一提起体育的时候，就会想到体育健儿们在赛场上竞争的场面，因为这是现代媒体向大家努力灌输的概念。实际上，中国古代体育主要还是指那些带有竞技特点的技巧娱乐性的活动形式，当然还包括人们为了增强自身的体格和技能而实施的一些自我训练。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尽管中国古代体育的一些形式和现代体育，包括流行的一些体育形式有些相类，但并不代表我们把古代体育的一些和现代体育相类的形式重叠到一块，就讲清了古代体育。实际上，由于文化背景的差异，中西体育之间还是有着不同的宗旨，他们各有各的正面，也各有各的负面。就竞技这一点来讲，西方体育强调的竞技性比较浓厚；中国古代体育强调的是娱乐性。大家从画面可以看得出，一幅是古代奥林匹克运动会上的赛跑图，一幅是中国古代的养生图，画面典型地透视出了中西体育文化之间的差异。
的确，从另一个方面讲，由于中国古代体育本来不太注重竞技性，它甚至并不刻意追求超乎自然常态和令别人叹为观止的体格与体能，它也完全有理由拒绝仅仅用一些赛场上人为的量化指标，去判定人们的健康水准，特别是在人们为了身体某一部分过度发达而损害另一部分的健康成长时。更何况正因为中国古代体育讲究自家的切身体会，不需要别人去评判，无论男的老的少的、强的弱的，都可以身体力行。从这一点上来说，中国古代体育倒反而更接近体育的真精神。当然我这样讲，并不是为了非得要在不同的体育体系之间划分出孰强孰弱来。我强调的是一种理解的观点，因为有了这种观点，才能对一个自成体系的传统体育文化形式，有一个切身处地的了解。从这一点出发，我把中国古代体育分为五个方面给大家介绍。
第一部分是从生产实践活动和军事战斗技能中转化出来的一系列活动项目。这里包括了射箭、“田径”运动形式，以及水上与冰雪运动项目。射箭，可谓是中国古代体育项目的鼻祖了，据考古发现，它在距今两万八千多年前就已经出现了。考古工作者在山西峙峪人文化遗址，曾经发现了一件距今两万八千年前的石箭头，这表明当时人类已经在开始使用弓箭了，这是用石头磨制的箭头，绑在木杆上作为当时射箭的用具。到了商周时期，随着青铜工具的出现，石箭头开始向青铜箭头发展。到了汉代，随着铁制器械的发展，青铜箭镞逐渐地向铁箭镞发展。随着箭头的多样化，射箭的形式发生了很多变化，譬如射箭在周代就被列入当时教育的内容之一，当时六艺：礼、乐、射、御、书、数，其中射箭就是一项很重要的内容。当时，射箭是一种礼仪，射箭活动要喝酒，还要奏乐，这可以说是我国古代历史上最早的射箭比赛了。当时的孔子、荀子以及墨子等等，都是射箭爱好者，而且对学生身体力行，同时也鼓励学生射箭。到了战国时期，赵武灵王曾经提倡“胡服骑射”，把少数民族的射箭技术引入内地，同内地传统的射箭结合起来，把射箭运动推向了一个(禁止)。到了汉代，射箭运动除了在实践上有了很大的发展，在理论上也得到了进一步的总结，仅《汉书。艺文志》记载的射法，就包括《李将军射法》、《魏氏射法》等等有八种六十九篇之多。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射箭出现了专业的比赛，在《魏宗室常山王遵传》里边，曾经记载了这样一件事：当时的北魏孝武帝在洛阳的华林园举行了一次射箭比赛，他把一个能容两升的酒杯，悬于百步之外，让19个运动员进行竞射，最后谁把这个酒杯射着了，谁就把这个酒杯据为己有，这在当时叫“奖杯赛”，在中国体育史上，这可是最早的一次奖杯赛了。
从魏晋南北朝开始一直到隋唐，射箭活动得到了巨大发展。唐代武则天设立了武举制，在武举制里规定了九项选拔和考核人才的标准，其中五项是射箭，包括长跺、马射、步射、平射还有筒射等等。从唐代到宋代，整个射箭在民间更为普及，根据有关文献记载，在当时的河北一带，民间组织的“弓箭社”就有六百多个，参加的人员有三万多，这可以说是我国历史上最早的专业运动员组织了。到了明清，由于满族人入主中原，把少数民族的射箭活动也带入中原，射箭得到了更广泛的开展。康熙61年（1722年），曾经将“木兰秋狝”定为恒制，把承德作为涉猎的一个重要活动场所，提高了整个射箭的开展。当时，由于射箭活动比较普及，加上清代中后期西方的火器在中国进一步普及，射箭逐渐地从军事领域退出去了，演变为一种纯粹的射箭比赛。大家看到的这一幅清代射箭图，是很典型的一幅体育比赛的画面。
下面跟大家介绍一下“田径”。田径，在古代实际上也没有这个词，但是与田径有关的同义词，如跑的同义词“走”，投的同义词“掷”，跳的同义词“逾高”、“绝远”等等经常见之于文献当中，因为田径比赛是现代体育的基础，所以它在整个中国古代体育史上占有很重要的地位。中国古代体育史上，留下了许多很动人的故事，譬如“夸父逐日”、“逾高绝远”等等，这些都是反映当时“田径”运动的一些故事、一些传说。从战国一直到汉代，由于车战改成大规模的兵团作战，所以士兵的走、跑是部队的主要训练方式，具有长跑能力的人，就成为当时军队的重要人才。在汉画当中，大家可以看到这么一种画面，在《车马出行图》前边，往往有两个奔跑的武士，在当时，它的名称叫“伍伯”，因为“伍伯”经常在飞驰的奔马前边跟马一起跑，所以练就了长途奔袭的能力，他们在传递信息或者重大战役当中，往往发挥马拉松的作用。从汉代开始，由于长跑得到人们的重视，到了后来就发展出一种专业的比赛。到了元代，出现了一种长跑比赛叫“贵由赤”，“贵由赤”是蒙古语，就是快行者的意思。当时“贵由赤”比赛是这么一种方式，在元大都，就是今北京一个点，元上都，就是内蒙古一个点，这个距离是180里，赛跑是两个地点同时进行。大家知道，现代马拉松是1896年第一届奥运会创始的，它的距离是42.195公里，这个“贵由赤”比马拉松的距离长两倍多，而且时间上要早六百多年，所以说，中国古代“贵由赤”的长跑赛在体育史上比马拉松的意义还重大。
除了跑，跳、投掷也是田径运动的一项重要内容，在战国兵书，像《六韬》、《吴子》以及其他兵书里边，都有这么一项：选择善投掷、善跳跃的兵组成特殊兵种进行训练，这一项训练方式，促进了田径运动中跑以及投掷、跳跃的发展。南北朝时期，民间曾经流行着一种跳跃运动，叫做“赌跳”，赌就是赌博的赌，赌跳就以跳高为胜，当时刘宋皇帝也鼓励大臣、鼓励军队跳高进行比赛，这对整个军队、对民间跳跃比赛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除了跑和跳以外，投也是田径的一项重要的内容。在战国时期，秦军为了统一全国，曾经在部队当中提倡一种“投石超距”的训练方式，让士兵练习投、练习臂力，这样增强了军队以及士兵的素质，提高了战斗能力。
从汉代一直到唐代，军队对于有投掷技能者都是“具禄封进”，进行嘉奖。到了明清时期，由于投的发展，出现了多种的方式，包括工具都有改进，像蒙古族使用的一种投掷用的“布鲁”，有好多形式，它一是投远为主，一是投准为主，当然还有其他的很多了。所以，投的发展，对现代体育当中包括铁饼、标枪、铅球等等的发展都有很大的影响，这是讲的“田径”。
另一个就是弄潮游泳与跳水。在东周时候，南方各国都提倡水战、舟战，所以水上兵士训练成为一项重要内容。在故宫博物院收藏有一件《宴乐渔猎攻战纹铜壶》，壶壁上就有一幅雕刻水中进行游泳的画面，从这里看出，人与鱼共游是非常明显的，有的像自由泳，有的像蝶泳，整个画面给人以很清新的感觉。秦汉以后，游泳活动得到了进一步的推广，到整个南北朝时期，游泳活动在全国各地普及，北方地区以及西北地区游泳都还存在，敦煌莫高窟就有一幅很典型的画面，这个画面是敦煌257窟里的一幅《弄潮游泳图》，从画面上四人游泳的姿势来看，跟现在的游泳姿势基本一致。当时，南方游泳主要集中在端午节五月五日举行，主要在钱塘江，还有一些比赛。整个游泳在当时得到很大发展，也受到了众多民众的喜爱。唐代一个著名的诗人李益，曾经写过这样一首五言诗，他说：“嫁与瞿塘贾，朝朝误妾期；早知朝有汛，嫁与弄潮儿”。就是说一个商人遗弃的妻子，竟然去嫁与一个在大海中弄潮游泳的好手，这说明弄潮游泳的健儿已经成为当时的“体育明星”了，受到人人的尊敬。从魏晋南北朝一直到宋朝，整个游泳在南方是比较普及的，特别到了宋代，整个弄潮还是以南方的浙江之潮为主。当时钱塘江之潮，在全国都是挺有名的，南宋词人辛弃疾，曾经把当时在南方弄潮游泳的壮观景象用一首诗作以表达，这首诗是这么说的：“吴儿不怕蛟龙怒，风波平步，看红旗惊飞，跳鱼直上，蹴踏浪花舞。”游泳健儿在水上活动的场景跃然于纸上。到了明清，游泳在全国各地比较普及，在西藏的布达拉宫就有这么一幅画面，反映当时的人在水中游泳、跳水的画面，而且非常形象。
与游泳有关的，还有跳水、泅水。跳水在民间叫“扎猛子”，它主要是流行于民间，直到隋唐，随着游泳技术的改进，跳水的技术也得到了一定的发展。特别是到12世纪的宋代，在跳水项目中出现了一种叫做“水秋千”的跳水活动，当时“水秋千”怎么跳呢？就是在大海当中的船上树两个很高的竹竿，竿上扎上秋千，当跳水运动员荡到跟秋千的横梁齐平的时候，突然一个跟斗从秋千上跳入水中。由于这种方式比较惊险，而且高度也比现在高，所以它要求运动员不仅要有高超的技艺，同时还要有一定的耐力和勇气。但是从整体上来说，这种跳水毕竟是民间的一种跳水活动，到了20世纪30年代，随着现代西方跳水运动传入中国，整个国家的跳水运动才缓慢地发展起来。
第一部分最后一个方面，我想给大家说说古代的冰雪运动。我国古代冰雪运动在隋唐时期就已经存在了，而且是北方的少数民族首先掌握的。当时，在东北地区的女真族曾经发明了一种竹马滑冰，人踏在竹马上，手执一根曲棍，向前滑行，这是最早的一种滑冰的方式。在《隋书》里，记载了距今一千四百多年前，大兴安岭的“室韦人”曾经“骑木而行”滑雪，它是脚踏在两个滑板上，相当于现在的雪橇，进行滑雪。从宋明以后，冰上运动更为兴盛，据文献记载，明熹宗五年（1625年）正月初二，东北建州女真的首领努尔哈赤，在太子河上举行了一次盛大的冰上运动会，他进行的第一个项目是冰球，然后又进行花样滑冰表演。当时规定，凡是冠军获得者赏银二十两，亚军十两，这在中国历史上是有文献记载的第一次冰上运动会。到了清代，随着满族人入主中原，把他们的一些冰上活动也带入内地。规定：每年从全国各地选拔近千名“善走冰”的人，入宫进行训练，每年从冬至到三九在太液池，就是现在的北海和中南海进行训练、进行表演。当时的画家金昆、程志道曾把这个壮观场面作了一幅《冰嬉图》，从《冰嬉图》中我们可以看到，当时表演有花样滑冰的金(又鸟)独立、哪咤闹海等等。还有杂技表演的弄幡、爬竿等等，另外有军事训练冰上射箭，还有一种冰上踢足球，这都是当时滑冰表演的各种项目。所以这个形式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比现在的花样滑冰还丰富得多，这是第一部分。
下面我给大家介绍第二部分，具有技击和保健特色的武艺、武术与养生活动，同时我把角抵与相扑，还有马术也一块儿给大家介绍。武术，在中国古代体育的历史上应该包括三个方面，一个是器械，一个是拳术，一个是器械演练。武术器械在商周时期已经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其实它最初是从生产工具和军事兵器发展演化过来的，商周时期的一些青铜兵器，像戈、戟、钺、矛、斧、刀、剑、铩、殳等等都是最早的武术器械。秦汉，随着铁制武术器械的发展，整个武术器械的内容、范围和种类更加多样化了。在中国古代，由生产工具、军事器械发展出来的武术器械，有这么几大类，一个是钩击类器械，有戈、钩形器、戟、吴勾等等；击刺类器械，有矛、剑、铩、殳、枪、叉等等；劈砍类器械，有刀、斧、钺；砸击类器械，有棍棒头、鞭锤等等；卫体类器械，有护臂、护甲以及盾。器械的发展，促进了整个武术器械走向多元化，可以说我国古代武术器械多样化都是从这几类演变发展过来的。
除了器械，拳术也是武术当中一项重要内容，最早在《诗经。巧言》当中，就有这样的记载：“无拳无勇，职为乱阶”，说明当时的拳术已经出现萌芽了。到了汉代，拳术活动有了很大的发展变化，仅《汉书。艺文志》收录的，就有《手搏》六篇，这是最早的有关拳类著作的记述。在画像石上我们可以看到有关拳术演练的画面，这是出在南阳的一幅汉代画像石，上边表现的人与人之间进行拳术相斗的画面比较形象。从汉代一直到隋唐，整个拳术在民间比较普及，特别是在宗教寺院，在其他的宗教圣地，拳术成为一种武术演练形式。在敦煌 莫高窟，就有一类以拳术演练为主的图案，而且这种图案表现非常多，说明了当时与武艺有关的内容在整个民间是比较普及的。到了明清，拳术、拳法得以总结，因为经过长时间的发展，理论性的总结上升到一个高度，像戚继光的《纪效新书》，就曾经记载了宋太祖的“三十二式长拳”。明代，拳术已经出现了内外家，内家是以少林武术为代表，外家是以张三丰创立的武当武术为代表。到了清代，几大拳系已经逐渐形成了，当时文献记载的拳系有几十个，拳套路有几百多种。这里展示的一幅关于少林寺《拳术演练纹》的壁画，就很形象地展示出在清代拳术已经非常普及了。
除了拳术，器械演练也有很大发展。实际上，器械演练是随着武术器械的丰富和拳术的发展而出现的。到了秦汉，适应“近战决胜负”之需要，器械演练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汉画像石就有许多表现器械演练的画面，这是在河南出土的汉画像砖，上有两个人在击剑。除了击剑，当时还有其他器械的技法，剑对钩镶、剑对戟等等多种，有单人训练，也有双人训练。所以说器械演练除了实战的，在民间互相之间的演习也非常普及。到了三国时候，这项活动也普及到民间，普及到一般老百姓当中，像三国吴朱然墓里边曾经出土了一个漆盘，上面有两个小童进行对棍表演的画面，这叫棍术，在民间都有存在。从宋元一直到明清，出现了一个关于器械演练的统称，叫“十八般武艺”，其实“十八般武艺”并不是一个固定的数字，它本身是一个器械演练的统称，它可以是十八般，也可以更多，这个名称本身并不是限定某个数字，表示了中国器械演练的技术已经相当丰富了。在明清绘画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有关器械演练的场景。
与武术相关的还有一大类是古代的养生，保健养生被称为中华武术之魂，也可以叫做中国整个古代体育的基础。保健养生在古代主要分这么三大部分，一个是导引术，一个是行气术，还有一个按摩术。
行气，又叫吐纳，又叫胎息，又叫练气。行气起源什么时候，现在文献记载还不是太明确，但是从考古资料来看，在天津历史博物馆存有一件《行气铭玉杖首》，这是一件玉器，它上面刻有四十余个字，用“三字诀”的形式，把行气的要领跟功能做了全面的描述，这可以说是我国历史上目前发现最早的行气养生文献。1973年考古工作者在长沙马王堆汉墓发现了一件写在缯帛上的《却谷食气篇》，也是一件文献，它的内容要更详细，这说明行气术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与行气术有关的导引术，是以引伸肢体为主的一种锻炼，当然它也配合呼吸。导引术最早的资料也是见于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这是一件《导引图》，它跟前面的那件《却谷食气篇》，是同绘在一个画面上，这个画面比较丰富，它反映了四十多个人物徒手、执器械进行各种养生练习锻炼的情景，这个方式比较多样化。这可以说是我国最早的保健养生体操。汉代以后，导引养生术常盛不衰，1900年发现于敦煌藏经洞，现存法国巴黎国家图书馆的一件编号为P.3810的《呼吸静功妙诀》，是当时很典型的一件行气文献，还有一件是南宋传下来的《文八段锦》，它以八个形式反应了当时的行气、导引的功法过程，是很珍贵的资料。
与导引、行气发展的同时，以舒筋活络为主的按摩术在明清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中医研究院藏的清人绘的《导引图》、中国医史博物馆藏的《十二度按摩图》，就很典型的把整个按摩的形式做了描绘，像画面展示的这幅《十二度按摩图》，就从12个角度把这按摩的各个形式做了描述，当然这是其中的一幅。与此相关的，在故宫博物院及其他博物馆，还存有明清时期的按摩器，这都是按摩术盛行的标志。所以说，无论从行气，还是导引，还是按摩，它在历史上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我们现在讲究的有关保健养生的一些体系，与古代的发展有很大的关系，可以说它是在古代保健养生体系的基础上，逐渐完善起来的，这是我讲的保健养生体育。
再就是摔跤，摔跤基本上是沿着角力、角抵和相扑、摔跤这几个形式发展过来的，最早起源于古代“蚩尤戏”，“蚩尤戏”是为了纪念与黄帝逐鹿中原的蚩尤而在北方流行的一种民间的竞技活动。到了东周时期，这种角抵戏比较普及，特别是北方少数民族中非常多见，考古工作者在陕西发现了一件铜牌，上面就有两个人在摔跤角抵的画面，这是比较典型的。在《史记？李斯列传》里也曾经记载秦二世胡亥在甘泉宫观看角抵的情景，所以角抵从东周一直到秦代还是比较普遍的。到了汉代，由蚩尤戏发展过来的角抵的形式，有很大的文化意义，当时有一出戏叫《东海黄公》，这个戏的大概意思，就是黄公的父亲被老虎吃了，黄公为了报仇，跟老虎进行相搏，就是角抵，当时跟老虎相斗的黄公也是有道具的。这跟前面讲的蚩尤戏，是一个体系发展下来的，而且它在表演性质上占有很大的一部分因素，具有很大的文化内涵，可以说后代戏剧当中的武打，与它们的发展有很大的联系，《东海黄公》可以说首开中国古代武打戏的先河。与此相关的汉代的角抵，也在各地有了发展，像出土于山东金雀山汉墓里边的一幅帛画，中间两个摔跤角抵人物正在跃跃欲试，整个动作都很典型，旁边站着的一个应该是裁判。
角抵经过战国秦汉的发展，到晋代出现了另一个名称，叫相扑。整个宋辽金元，它的发展占主要地位，宋代的一部有关记载角抵的书，叫《角力记》，它是一个署名调露子的人写作的。它把宋以前有关角抵的形式做了记录，可以说是我国体育史上最早的一部著作了。宋金元发展出来的相扑有了很大的发展，这个时候它有两种形式，一种是正式比赛的，就像打擂台。这种形式，我们大家看过《水浒传》的都知道，在《水浒传》第七十四回的“燕青智扑擎天柱”，这个过程就是描写相扑正式比赛的一种性质；另一种相扑，是在表演场合进行表演的，它是给人看的，当时在东京，还有其他地方，在其他场合都有这种表演，而且表演的服装基本延续前代。大家看到的这幅画面是金代的砖雕，现存于陕西省博物馆，这个画面就很典型的反映了两个力士在相扑前的一个瞬间，这个画面是上身赤裸，下(禁止)光腿赤足，仅在腰间系一个兜裆。这个相扑跟现在日本的相扑完全一样，也就是说相扑从中国晋代以后，逐渐通过文化交流传到日本去了，它基本上把这个形式保留下来。
明清时候出现了另一个名称，就叫做摔跤。现在所称的摔跤就从原来这个体系发展出来的。明末清初有一个叫陈元贇的，他在抗清失败后，曾经东渡日本，把中国的摔跤与中国的拳术进行糅合，在日本授徒传技。最后经过日本人士的辗转传播以后，发展成了日本现在的柔道。所以说，包括我们刚才谈的日本的相扑，日本的柔道，都与中国古代的摔跤有着很大的关系。到了清代，摔跤在宫廷当中有了很大的发展，特别是满族人入主中原以后，摔跤是本民族很传统的活动形式。当时的摔跤有两种，一种是“官跤”，摔跤的人叫做“布库”，当时宫廷专门设立了一个机构叫“善扑营”来管理，善扑营的布库分一二三等，每年按等领取钱粮。每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在养心殿御前进行摔跤表演。说起布库，在历史上它还起过很大作用，看过电视剧、历史书的都知道，少年康熙皇帝擒拿鳌拜，就有他所训练的一帮布库们的功劳。清代的摔跤，除了在民间，在军队当中也作为一种练兵的方式，大家看到这幅画面是乾隆时期的一幅《塞宴四事图》，四事之一就是摔跤，尽管画面极力宣染其中的艺术色彩，但也难以掩盖其中的一些竞技气氛；除了“官跤”，在民间还有一种摔跤叫“私跤”，私跤就是老百姓进行的一些游戏活动。当时在北京东四、西四、东单、西单、日坛、月坛、地安门等等，都有当时的“跤窝子”，老百姓叫跤窝子，就是摔跤的场所，每到有关节日、有关集会的时候、休闲的时候，几对大汉就在跤窝子里进行摔跤。这是民间的一种形式，中国现在的摔跤在很大程度上与古代的摔跤有着一定的渊源关系，它是有很深的文化底蕴的。
马术活动，在中国古代也是一项很重要的体育运动，包括赛马，还有马戏等等。在内蒙古乌拉特中旗的岩画里边就发现了史前的赛马术，在郑州也发现了有关画像砖上的《赛马图》，这是很典型的描写赛马的一个画面。除了赛马，马戏也是当时百戏活动的主要内容之一，而且马戏的表演惊险绝伦，在汉画像石、画像砖以及壁画、漆画当中曾经留有下了无数著名艺术家对当时马戏的精妙刻画。这里展示的是在山东沂南出土大型百戏壁画当中的一个画面，是小孩在进行马戏表演，非常惊险。到了明清，马术表演除了民间，还作为军队训练的一项重要内容，清宫画家郎士宁曾经描绘了一幅反映清军进行马术训练的《马术图》，表现了清军在马术训练当中的各种动作、各种方式，非常引人入胜。
下面我再给大家介绍第三个方面，娱乐特色的球类运动—蹴鞠、马球和捶丸。当然，中国古代的球类运动是比较丰富的，其他的像十五柱球、还有板球、还有曲棍球等等。这里，我主要给大家介绍这三个球类。
蹴鞠也就是中国古代的足球，了解足球历史的也可能了解这一点。中国古代的蹴鞠，在战国时期就已经在民间普及了。司马迁《史记》曾经记载当时大政治家苏秦，在向魏王介绍他所看到的齐国首都临淄的繁荣景时说，临淄的居民生活富裕欢乐，经常斗(又鸟)、走狗、蹴鞠，所以说蹴鞠在市民当中是一项很典型的游戏活动，这说明了在北方各国蹴鞠是比较流行的。实际上南方也是很流行的，像刘邦建立西汉以后，他的老家是楚国，他把他的父亲刘太公搬到宫里去了，结果刘太公整天闷闷不乐，刘邦就非常奇怪，派人去打听说为什么呢，原来他老父亲在楚国丰邑，也就是在家乡的时候经常跟一帮老邻居、老哥们儿，一块踢球、斗(又鸟)、打六博等等，来到这儿虽然生活很幸福，吃得好、穿得好，但是比较郁闷，刘邦说这好办，就在首都仿照刘太公的丰邑新建了一座城—新邑，把刘太公的老邻居全都一块儿迁过来，一块儿踢球、斗(又鸟)、走狗，从此以后，刘太公又高兴起来了。这说明了当时的蹴鞠活动在民间是非常普及的，而且也非常流行。
蹴鞠既然发展了，它形式就会有多样变化。汉代的蹴鞠有两种形式，一种是以音乐伴奏为主的蹴鞠，河南郑州的一幅蹴鞠图，是在音乐伴奏下进行，是靠踢技巧，踢出动作来，这个蹴鞠图是一个女子蹴鞠，这可以说是我国历史上最早的女子蹴鞠了；除了以音乐伴奏为主的蹴鞠形式，还有带球门的蹴鞠比赛。带球门的形式是一种竞技性的比赛，当时的蹴鞠设有六个球门，汉代有一个叫李尤的，他曾经写过一首诗，叫《鞠城铭》，他就把蹴鞠的规则以及裁判、比赛当中遵守的一些道德规范记录下来，他说比赛双方各设六个球门，而且各有六个守门员，还有正副裁判。这种竞技性蹴鞠除了在民间，也影响到军队中，著名大将霍去病在塞外征战的时候，在战争之余以蹴鞠来训练士兵，就是靠这种形式。当时的球场叫做“鞠城”，球门叫做“鞠室”，是在地下挖的球门。到了唐代，蹴鞠又发生了重大变化，什么变化呢，第一个是球的变化，过去的蹴鞠用球是实心的，在动物尿胞里面，或在其他皮制器物里面塞上毛发，作为一个实心的球踢。到了唐代，发明了充气的球，它这个充气球怎么做的，中间的芯是用动物的尿胞，冲上气，周围用八片皮子缝起来作为足球，跟现在的足球基本上一样，这是一个球的改进。二是球门的改进，当时也是两种形式的球门，一种是两个球门的形式，就像现在的球门一样。像画面上展示的示意图，就在场地两端，各竖两根竹竿，上面扎网作为球门，这是一种非常讲究对抗性的竞技比赛的足球。另一种，就是在场地中间竖一个球门的形式，在竹竿上扎上网子以后留一个球门洞，这个球直接对抗性不是太强烈，讲究的是技巧性，只要把这个球踢进了球门洞里，落入对方场地，这就算胜了，这是另一种形式，讲究技巧性。这也是中国古代体育的一个特点，讲究技巧，而且竞技性比起西方体育来说稍微逊色一点。
到了宋代，蹴鞠基本上延续着前代的形式，主要的还是单球门的形式。需要指出的是，蹴鞠在唐宋以后随着文化的交流也传入日本，虽然古代蹴鞠到清代以后逐渐消亡了，但是到日本却一直流传着，这个就是日本蹴鞠的一个画面。宋代蹴鞠除了球门的形式，还有一种是“白打”。球门就是我刚才说的唐代的一个球门的形式，“白打”就是踢出花样，可以一个人，也可以十个人一块踢，讲究技巧性，就相当于现在足球当中的颠球。有一幅画，上海博物馆藏的，叫《宋太宗蹴鞠图》，它表现了宋太祖赵匡胤，太宗赵光义，还有大臣赵普等等，进行“白打” 蹴鞠的情景，一个很形象的反映。大家看过《水浒传》的、电视剧都知道，《水浒传》里边描写的那个高俅，就是因为踢得一脚好球，得到了宋徽宗的赏识被提拔做了高官，这些都是蹴鞠盛行的一个标志。从宋元一直到明清，在中国古代流行了几千年的蹴鞠，逐渐走向衰落，它的特点就是从竞技性的蹴鞠，当然竞技性不太明显，逐渐转变到儿童当中，再就是妇女当中踢足球。这个特点比较明显，慢慢的娱乐性增强了，竞技性衰退了，它的存在的能力、影响逐渐的变小了。特别是近代，随着西方足球逐渐传入中国，中国古代的蹴鞠，到了清代末年基本上消亡了，现在基本上看不到这种运动形式了。
球类运动除了足球，还有一项就是马球，马球运动起源于什么时候，现在还有争议，但是在公元三世纪，曹植在他的《名都篇》里有这么一首诗句，叫做“连骑击鞠壤，巧捷惟万端”。这个“击鞠”实际上就是对古代马球的一种描写，说明在汉末的时候，马球就已经存在了。马球运动从汉代一直到整个隋唐都有很大的发展，特别是唐代曾经风行一时，还出现了专门的马球场。考古工作者在陕西长安唐长安大明宫曾经发现了一个奠基石，上面就记载着关于马球场建立的情况，刻的是 “含光殿及球场等大唐太和辛亥岁乙未月建”，它是马球场建立的一个见证。除了球场，当时有关马球的画面表现的非常丰富，陕西章怀太子墓里边就有一幅很宏大的打马球的画面，其中球的形式、马球杆的形式、人的动作都表现的维妙维肖。除了这种画面，有关马球的陶俑也经常见诸于各地，这件马球俑是存于新疆的。另外在其他国家许多博物馆也经常有打马球的唐代陶俑出现，中国体育博物馆前几年在国际奥委会洛桑博物馆举行了一次中国古代体育文物展览，其中有一部分文物是从其他国家调入的唐代的马球俑，所以唐代马球俑在其他国家存着很多，在国内的许多博物馆也有，这证明马球运动在中国历史上，特别是在唐代是非常盛行的一项运动形式。现在马球运动是西方传入的，中国古代马球到了清代基本上消亡了，不过它的一些形式，跟现在马球还是一样的。
球类运动的另一类是捶丸，捶丸最早起源于什么时候，元世祖至元19年（1282年），一个署名宁志斋的老人写的一本书叫做《丸经》，他就记述说捶丸最早在宋徽宗的时候就出现了，在宋元明的时候曾经大盛。关于它的形象资料，早期的时候见得不多，但是很典型的一幅资料是山西洪洞水神庙这幅画（《捶丸图》），把击球者的动态、球窝、球杖还有整个地形描写的比较形象，这是我国历史上最早的一幅《捶丸图》。到了明代，捶丸在民间比较流行，但是在宫廷当中还是一项高雅的运动，现存故宫博物院的《明宣宗行乐图》，其中表现的就是明宣宗进行捶丸的画面，这个场面包括地形、地貌、还有球的形式、击球的动作，跟《丸经》、跟前面说的《捶丸图》是基本一致的，从整个捶丸的形式、它运动规则来看，跟西方现代的高尔夫有很大的相类。关于这个问题，体育史学界、还有历史学界很多专家进行了考证，大家都有这么一种观点，就是中国古代的捶丸与西方的高尔夫有着一定的渊源关系，现在西方的高尔夫最早见于苏格兰，它出现的时候，中国古代的捶丸已经比它早三四百年了，而且两项的规则、运动方式基本上一致。所以说，从整个历史上来说，两者之间肯定有着渊源的关系。当然有很多因素，元代蒙古大军西征，是不是把中国古代的捶丸带到西方去，这也是一个观点，当然还有其他的。所以说它们之间这种渊源关系是不可否认的。
下面我给大家介绍第四个方面，就是从春秋时期已经相当普及的，具有益智特点的盘上棋类游戏。其实从根本上来说，棋类也脱不尽演化自古代战争的痕迹，即使撇开仍然保留着将、士、象、车、马、炮、卒等等具有军事术语的象棋不谈，就是以抽象形式出现的“黑白”、“方圆”等等围棋这一类的别称，也正如东汉马融所说的：“略观围棋兮，法于用兵；三尺之局兮，为战斗场；阵聚士卒兮，两敌相当；怯者无功兮，贪者先亡” .这类古往今来征引不尽的“以弈喻棋”的说法，令人想到尽管疆场上的斗勇已转化为棋盘上的斗智，但是它们仍是中国本土固有的棋类游戏当中最有竞技性的一类益智活动。实际上，中国古代盘上的棋类游戏，在发展中也具有了一种陶冶身心的活动形式，如围棋在中国后来就具有“烂坷”、“坐隐”之称，而其本意恰恰是让弈者忘却时光的流失，作为排遣消闲、娱乐养性的一种工具。
围棋，根据文献记载，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流传了，《左传。襄公二十五年》曾经记载，魏国的大夫大叔文子曾经用“举棋不定”这个术语，来比喻政治上的优柔寡断，说明围棋在当时已经很流行了。考古资料所见是东汉时期的围棋盘，这个棋盘在河北望都发现的，棋盘呈方形，上面有十七道，下面有四个足，这是当时围棋的具体形制。围棋在历史上一共发现了两次重大变化，第一次是魏晋南北朝时期，根据敦煌石窟发现的《碁经》记载，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棋是“三百六十一道，仿周天之度数”，就是说这时候的围棋已经有十九的棋盘了，跟现在的一致。从这一点来看，当时的棋盘已经流行十九、十七道两种形式的，这是一种变化。另一种，就是在魏晋南北朝时候，梁武帝为了推进围棋的发展，设立了“棋品制”，授予与棋艺相当的棋士为品格，当时棋品定为“九品”，这种“九品”后来传到日本，形成现在的“九段”，所以日本的段位制就是从中国的“九品”制传过去的；第二个变化是在隋唐时期，隋唐时期围棋主要的变化是十九道的围棋基本定型了，这个画面是出土于新疆的一个唐代的《仕女围棋图》，就是反映唐代的仕女弈棋，它也反映了唐代围棋的普及情况。在唐代，陕西、还有新疆一直包括日本的正仓院，都存有当时的围棋盘，而且它都是十九道的。这件棋盘在日本正仓院，由中国皇帝送给日本孝武天皇的，它也是十九道的，说明这时候围棋已经基本定型了。到了明清，围棋的发展主要是流派增多，有关棋谱也更为多样化。但是总得来看，到了清代末年，围棋的水平还是有所下降，它与社会的发展有很大关系。
与围棋相关中国象棋，一般认为起源于兵家，据说是与春秋战国时期部队的遣将布阵有很大的关系。象棋最早称为“象戏”，因为唐以前没有象，甚至唐代传入日本的“将棋”也没有象，是为什么称为象棋呢？有人说因为当时的象棋子是象牙做的，所以把它叫象棋。象棋发展到了唐代，它的形制上有了很大的变化，出现了王、军师、马、炮、车、兵这几个棋子，其中砲是比以前多出来的，所以唐代的象棋比以前局制有很大的改进。
到了北宋时期，象棋基本上定型了，为什么这么说呢？无论从制度上，还是象棋子的特点上，都基本上跟后代没有大的变化。河南省的考古工作者，在洛阳曾经发现了一副瓷质的象棋子，黑、白象棋各十六枚，棋子的类型跟现在象棋基本上一样，所以说宋代的象棋基本上完全定型了。
在棋类当中，还给大家介绍一个六博棋，六博棋大家知道得可能少一点。这个棋，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出现了，实际上在古代的棋类史上它是比较早的一类棋，像我前面讲的苏秦在向魏王介绍关于齐国的繁荣景象时，也曾经提到临淄的居民在下“六博”。所以说，六博就跟当时的蹴鞠一样，也是比较流行的一种活动形式。根据有关文献，还有考古发现的资料，六博棋主要包括哪些呢？一个是棋局，一个是棋子，还有鱼、还有箸、还有博筹，它是掷采行棋的一种方式。战国到秦汉，曾经发现了许多与六博棋有关的棋局，画像石上的有关刻画等等，有些铜镜上也有六博，这都是当时六博普及盛行的一种标志。但是，汉代以后，六博逐渐地转化为一种赌博的形式了。随着丝绸之路，六博曾经传入西方，东晋十六国的时候，曾经传入印度。但是隋唐以后，传入印度的这种六博棋也逐渐消亡了，因为它的生命力已经没有了，所以棋类同其他文化现象一样，生命力没有了，存在的价值也就逐渐消失了，这是讲的棋类。
下面我给大家介绍最后一个方面，就是具有地域和民俗时令特点的民俗民间体育，这里包括龙舟竞渡，还有其他的具有民俗特色的一些体育活动。
据考古发现最早的资料，有关龙舟竞渡在春秋时候就出现了，在浙江鄞县出土的一件青铜钺，它表面的纹饰就是龙舟竞渡，而且人戴着羽饰，动作整齐划一，把竞渡的场面描写的比较形象。另外考古工作者在西南地区发现的相当于战国中期到东汉的石寨山式铜鼓上，好多画面也是表现竞渡赛的，所以说这种运动在当时是比较流行的。
秦汉魏晋以后，龙舟竞渡经常在民间盛行。特别是隋唐以后它的竞赛时间比较统一了，一般都定在每年的五月五日端午节期间。这幅画就是宋代画家李嵩绘制的一幅《中天戏水图》，这是当时龙舟竞渡的一个画面。直到现在，龙舟竞渡还在全国各地非常普及，每年在一定节日举行，而且作为一种群众习见的形式。
除了龙舟竞渡，在具有地域和民俗时令特点的民俗民间体育活动当中，还有一类是依据民俗节令的变化而兴起来的、带有规律性的一种体育活动。这种活动形式就是在节日期间、在民俗节会期间举行，而且每当节日期间必须举行这类活动。它具有一定的依附性，像春节、七夕、清明等等，这些期间都有民俗体育活动举行。因为长期在节日之间，这种活动就演化为一种体育游戏节，现在许多少数民族当中都存在着这种节日。因为它是一种例定性的、每年的活动，所以说这种活动就比较普及。还有一点，就是民俗节令体育是一种休闲娱乐的活动形式，因为它多在民俗节令期间举行，所以说能使人们在劳动之余，一张一驰、一劳一逸的转化中发展身体，增进健康，这是民间体育活动的一大特点。从这一特点出发，典型体育项目主要有这么几种：像拔河、秋千、踏青、登高、高跷、放风筝、元宵观灯、跑旱船、舞龙以及踢毽子等等，这些都是一些很典型的民俗性的传统体育活动。中国古代体育史上这些通过民俗节令而发展起来的体育活动形式，由于它形成的历史背景和环境的影响，具有较强的生命力。当代，经过历史的洗练而流传下来具有民俗特点的体育活动，仍拥有众多的参与者，而且成为全民健身的重要活动形式。
从上面讲的整个中国古代体育史的发展表明，当世界绝大部分地区仍处于混沌朦胧状态的时候，以中华民族为代表的中国东方体育文化已经从公元前五千年左右开始逐步向文明社会过渡，并在发展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的个性，制定了与后世各项运动相关的规矩，也叫规则。而此时，以欧洲及地中海为代表的西方古代体育，这时候才刚刚起步，经过公元前八至五世纪的发展，西方的体育才逐步形成。所以说在早期，还是东方体育占了主要的地位，它对世界体育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作为东方典型代表的中国古代体育，在中华民族漫长的历史上，有的项目虽然在风行一时以后消失了，但是有的随着生命力的增强还是流传下来了。从对大众健康来说，对整个社会发展来说，东方体育本身的意义还是非常大的，现在经常在街头、在公园见到老百姓的锻炼，许多活动方式实际上都是我们民族自己创造的。而且对老百姓身心有很大益处的，还是我们民族的体育。
我的演讲到这儿，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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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3日 中国建筑文化的研究与创造 吴良镛
主讲人简介吴良镛，1922年5月7日出生于江苏省南京市，1944年毕业于重庆中央大学建筑系，获工学士学位。1948－1950年在美国匡溪艺术学院建筑与城市设计系学习，并获硕士学位。
1950年回国后在清华大学建筑系任教至今，历任系副主任和系主任；1984年筹建清华大学建筑与城市研究所，任所长；1995年筹建清华大学人居环境研究中心，任主任。1980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1995年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吴良镛教授长期从事教育工作，为培养建设人才和师资队伍做出了杰出贡献，多次获得国内外嘉奖，1996年被授予国际建协教育/评论奖。此外他主持参与多项重大工程项目和科研课题，如北京图书馆新馆设计、天安门广场扩建规划设计、广西桂林中心区规划、孔子研究院规划设计、京津冀北地区城乡空间发展规划研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九五”项目——可持续发展的中国人居环境：基本理论与典型案例研究、滇西北人居环境可持续发展规划研究、东北亚地区城市化发展新途径研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八五”重点项目——发达地区城市化进程中建筑环境的保护与发展研究等。其中他主持的北京市菊儿胡同危旧房改建试点工程获1992年度的亚洲建筑师协会金质奖和世界人居奖，2000年获得国家建设部颁布的首届“梁思成建筑奖”。先后出版了《中国古代城市史纲》（1985，西德英文版）、《城市规划论文集》（1986）、《广义建筑学》（1989）、《北京旧城与菊儿胡同》（1994和1999，中英文版）、《迎接新世纪的来临》（1996）、《建筑学的未来：世纪之交的凝思》（1999）、《人居环境科学导论》（2001）、《北京宪章——建筑学的未来（中英文版）》（2002）、《京津冀地区城乡空间发展规划研究》（2002）等著作以及近200篇学术文章。他参与创建了中国建筑学会等多个全国性专业学术团体，担任副理事长、理事长等职，并担任建筑和城市规划专业杂志和刊物的主编。在国际学术界享有较高声望，担任过多个学术团体的领导人，被美、日、英等国的建筑师学会聘任为荣誉资深会员、俄罗斯建筑科学院外籍院士，并获法国政府颁发的法国文化艺术骑士勋章。
内容简介吴良镛院士此次讲座的题目名为《中国建筑文化的研究与创造》，从三个方面阐述了他自己的观点。
首先，吴院士分析了新时期的建筑文化危机。这种危机主要表现在欣欣向荣的建筑市场中地域文化的失落，从建筑界国际竞争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切入，阐述了他自己的观点，直言目前中国建筑师正面临新一轮的力量不平衡甚至不公平的竞争，而且中国建筑师对本国建筑文化缺乏应有的信心。另外，城市“大建设”(禁止)中对传统文化的“大破坏”，也是造成建筑文化危机的原因之一。吴院士也认为在全球化的形势下，处于“弱势”的地域文化如果缺乏内在的活力，没有明确的发展方向和自强意识，没有自觉的保护与发展，就会显得被动，有可能丧失自我的创造力与竞争力，淹没在世界“文化趋同”的大潮中。他认为失去建筑的一些基本准则，漠视中国文化，无视历史文脉的继承和发展，放弃对中国历史文化内涵的探索，显然是一种误解与迷茫。
在“城市黄金时代”与城市振兴的机遇这一段中，吴院士首先从基本国外出版的建筑书籍谈起，引出城市黄金时代的概念，并指出中国城市的黄金时代已经来到，各地建设市场的空前活跃就是明证。在这里吴院士再次重申：我们在全球化进程中，学习吸取先进的科学技术，创造全球优秀文化的同时，对本土文化更要有一种文化自觉的意识，文化自尊的态度，文化自强的精神。
最后吴院士分五点阐述了开拓性地、创造性地研究中国建筑文化遗产的问题：1、着眼于地域文化，深化对中国建筑与城市文化的研究；2、从史实研究上升到理论研究；3、追溯原型，探讨范式。
4、以审美意识来发掘遗产，总结美的规律，运用于实践5、推进并开拓文物保护工作在讲座最后吴院士指出：时代在前进，我们追求的目标必须不断随之向高处发展，难点在于这移动中的目标本身就需要不断寻觅，不能固步自封，学术思想总在原地踏步。文化是与时并进的，积极关注中国建筑文化的提高必然要提到我们的议事日程，中国建筑与文化研究的(禁止)必然到来，我们要及早地从多方面入手。中国建筑研究需要放眼世界，总当以东方的思想情操、美学境界启发新的创造，倡建中国学派，并汇入世界建筑文化洪流中，未来不可限量，难于管窥，要有“大海波涛现代人”的胸怀去开拓进取，当然，还必须清醒地认识到，道路漫长，跬步千里，我们必需艰苦努力。
全文
当前，中国经济快速稳步发展，建筑设计、城市设计的“市场”欣欣向荣，非常热闹。大小竞赛不断，并且似乎非国际招标不足以显示其“规格”，影响所及，国际上一些建筑事务所纷纷来中国的主要城市“抢滩”，进行一场“混战”（说它是混战，因为出题往往未经过深入的可行性研究，发标、评委组织匆匆忙忙）。由于目前中国建筑师新生力量在茁长，设计机构在重组，经不住大型竞赛的诱惑，因此只能被动地参战，这不免令人联想到1920－1930年代中国建筑事务所在上海等地的租界争一席之地的情况，尽管经过半个多世纪以来的大发展，过去与今天已不能相提并论，但目前中国建筑师正面临新一轮的力量不平衡甚至不公平的竞争则是无疑的。
繁荣的建筑市场中的设计竞赛，表面上看，是技术与经济的竞争，实际上也是一种地域文化的竞争。一般说来，技术与经济竞争的目标和要求较为明显，“指标”具体，而建筑文化的竞争、设计艺术匠心的酝酿则较难捉摸，但非常重要。目前，一般商品市场的竞争战略观念已经从产品竞争转变到智能竞争，要求掌握“核心专长”，即要拥有别人所没有的优势智能。有人说21世纪竞争将取决于“文化力”的较量，对建筑来说，颇为确切。中国建筑师理应熟悉本土文化，能够赢得这方面的竞争，但事实上未必如此，兹举首都博物馆的例子说明。应该说首都博物馆设计不是一般的建筑设计，它本身是文化建筑，又建在中国文化中心、首位历史文化名城中的主要大街上，建筑构思理应追求更多一些文化内涵和地方文化特色，事实很令人失望，从参赛的一些方案包括中标的方案中，我们并不能得到这种印象。这并不是孤立的现象，在国家大剧院设计竞赛中，由于操办者的偏颇以及中国某些同行们的哄抬，那位建筑师扬言“对待传统的最好办法就是把它逼到危险的境地”，今天试看到处“欧陆风”建筑的兴起，到处不顾条件地争请“洋”建筑师来本地创名牌，甚至有愈演愈烈之势……，种种现象都反映了我们对中国建筑文化缺乏应有自信。
浙江绍兴原是一个规模并不大、河网纵横、保存得也相当完整的历史文化名城，与苏州分庭抗礼，分别是越文化与吴文化的代表，对绍兴不难进行整体保护，甚至有条件申请人类文化遗产，可决策者却偏偏按捺不住“寂寞”去赶时髦，中心开花，大拆大改，建大高楼、大广场、大草地，并安放两组不伦不类的庞大的近代建筑，不久前我旧地重游，叹惜不已。这种遭遇何止一地？在“三面荷花一面柳，一城山色半城湖”的济南大明湖，现在因为湖边高楼四起，在湖中只能看到残山剩水，已失去昔日烟波浩渺的诗情画意。目前，中国城市化已经进入加速阶段，在大建设的(禁止)中，这类“建设性破坏”已经时有发生，北京从1980年代后期兴起的危房改造，确实改造了一些危旧房，但拆个不停，现已从旧城边缘拆到历史保护地段的城市中心精华地区，眼看雕梁画栋、绿荫满院的住宅，一夜之间夷为平地，不禁为之黯然神伤。
上述两点危机绝非孤立现象，尽管情况错综复杂，其共同点则可以归结为对传统建筑文化价值的近乎无知与糟蹋，以及对西方建筑文化的盲目崇拜，而实质上是所谓全球化（不是真正的）与地域文化激烈碰撞的反映。
全球化是一个尚在争议的话题，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交通传媒的进步，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到来，从积极的意义来说，其经济方面可以促进文化交流，给地域文化发展以新的内容、新的启示、新的机遇；地域文化与世界文化的沟通，也可以对世界文化发展有所贡献，连美国塞缪尔。亨廷顿也说：“在未来世界上将不会出现一个单一的普世文化，而是将有许多不同的文化和文明相互并存……在人类历史上全球政治首次成了多极的和多文化的……”。但是，事实上，全球化的发展与所在地的文化和经济日益脱节，面临席卷而来的“强势”文化，处于“弱势”的地域文化如果缺乏内在的活力，没有明确的发展方向和自强意识，没有自觉的保护与发展，就会显得被动，有可能丧失自我的创造力与竞争力，淹没在世界“文化趋同”的大潮中。源远流长的中国文化当然不能算是弱势文化，但是由于近百年来中国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缓慢，科学技术落后，建筑科学发展长期停滞不前，虽然在1920－30年代涌现出近代建筑的先驱者，努力不懈地介绍西方建筑，整理中国遗产，创建名作，功不可没，但1950年代后，由于国内政治经济形势影响，对世界建筑思想的发展缺乏全面的了解，甚至仍在为过时的学术思想等所支配，如对国际式建筑、现代建筑拳拳服膺。现代形形色色的流派劈天盖地而来，建筑市场上光怪陆离，使得一些并不成熟的中国建筑师难免眼花缭乱；与此同时，由于对自己本土文化又往往缺乏深厚的功力，甚至存在不正确的偏见，因此尽管中国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面对全球强势文化，我们一时仍然显得“头重脚轻”，无所适从。
失去建筑的一些基本准则，漠视中国文化，无视历史文脉的继承和发展，放弃对中国历史文化内涵的探索，显然是一种误解与迷茫。成功的建筑师从来就不是拘泥于国际式的现代建筑的樊笼，美国建筑师事务所设计的上海金贸大厦就是一个证明。可惜我们自己建筑师队伍对中国文化认识还不够，钻研还不深。
城市文明与文化一直为学者们所倡导。在1940年代，美国评论家、在历史人文社会多领域著作等身的学者芒福德（L. Mumford）鉴于资本主义社会城市的兴起与当时的社会现象，曾撰写《城市文化》（The Culture of Cities）一书，后意犹未尽，又进一步发展为《历史中的城市》（Cities in History），受到国际、国内学术界的关注。在上个世纪末，英国城市学家霍尔（P. Hall）在写《明日之城市》（Cities of Tomorrow）之后，又撰写《城市文明》（Cities in Civilization），进一步选择西方2500年文明史中的21个城市，细评其发展源流、文化与城市建设特点，指出城市在市政创新中具有四个方面的独特表现：①城市发展与文化艺术的创造，②技术的进步，③文化与技术的结合，④针对现实存在的问题寻找答案。他指出，在城市发展史中有十分难得的“城市黄金时代”现象，这特别的窗口同时照亮了世界内外，如公元前5世纪的雅典，14世纪的佛罗伦萨，16世纪的伦敦，18－19世纪的维也纳，以及19世纪末的巴黎等等，清晰可见。为什么它形成在特定的城市，并在特定的时期内，突然地显现其创造力？为什么这种精神之花在历史的长河中短暂即逝，一般在十几年、二十年左右，就象它匆匆而来一样又悄然逝去？为什么少数城市能有不止一个黄金时代？为什么又难以捕捉并创造这智慧的火花？在此我们无法对这本巨著所涉及的城市作摘要叙述，对书中的观点未必全然同意，且作者声明，这本书并不试图说明一切，对5000年的中华文化等尚未涉及，这就从另一角度促使我们思考自己的文化史、城市史，中国黄金的城市时代是什么？对唐长安、洛阳、北宋汴梁、南宋杭州、元大都以至明清北京等一般的情况学者们大体有所了解，我们可以从中再发现什么？（说到这里，我很懊悔自己当年林徽因先生在病榻上与我聊汴梁的时候，我未能一一记录下来。）我们不一定象霍尔那样得出同样的结论，但是这些城市确有极盛一时的辉煌，它的发展规律等待我们去发掘和阐明。
事实上，今天的中国城市无论沿海还是内地都处在大规模的建设(禁止)之中，可以说已经进入城市的黄金时代；并且，依笔者所见，与西方可能有所不同的是，中国可以有若干城市同时塑造它们的黄金时代。在此情形下，关键就看我们如何在国家或主管部门总的建设纲领的指导下，审时度势，及时地根据当地条件，针对自己的特有问题，利用技术进步，创造性地加以解决。每个城市如果真正地深入地研究自己的历史文化，总结其历史经验，捕捉当前发展的有利条件，创造性地制定发展战略，不失时机地调动多方面的条件包括文化优势，等等，城市发展必将大有可为。最近苏州召开“吴文化与现代化论坛”，研讨会就颇有创意，首次公开向社会公开招标，征集研究课题，把研讨会当作过程来办，促成了营造社会氛围和抓好研究成果的互动；我大致浏览该论坛的文集，觉得它给我们的启发还不仅在对吴文化本身的历史发展（从吴越文化到六朝及以后的江南文化等），还在于通过对吴文化价值的新认识，将吴文化研究的主题从历史推向了现代。鸦片战争后，上海开辟租界，“海派文化”的兴起，至少使我国江南文化推向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反过来又影响江南文化的发展，至今上海及长江三角洲的发展仍然具有巨大的活力。不久前，上海召开“中华学人与二十一世纪上海发展国际研讨会”，美国百人会常务理事、百人会文化协会主席杨雪兰女士指出，“文化是上海发展的原动力”，“上海具有丰富和多彩的文化历史，并且已经开辟了特定的文化基础的通道，上海目前需要的是一个全面的、战略性的计划去推动和促进其充满活力和独创的文化，从而来显示上海在中国和世界的独特位置。”
在《城市文明》一书中，霍尔批判了斯宾格勒（Spengler）所说的“西方文化的衰落”（也包括对芒福德的批判），在斯宾格勒预言的80年后，芒福德预言的60年后，霍尔以本人的著述为证持有异议，在世界大城市中都一直保持着持续的创造力与持续的再创造，而整个过程似无尽头，无论西方文化或西方城市都无衰微的迹象。中心的问题是，为什么城市生命能自我更新，更确切的要问，点燃城市之火的创造的火花的本质是什么？我们可以思考霍氏所提的问题，但更要反躬自问，难到中国建筑文化传统真的成为“弱势文化”？处在“危险的边缘”？在燎原的全球文化下，就如此一蹶不振？面对中国如此蓬勃的建设形势，除了吸取西方所长外，就如此碌碌无所作为？我们不能不反求诸己。
在此，我想再次重申曾经说过的一句话：“我们在全球化进程中，学习吸取先进的科学技术，创造全球优秀文化的同时，对本土文化更要有一种文化自觉的意识，文化自尊的态度，文化自强的精神。”
综上所述，我们迫切需要加强对中国建筑文化遗产的研究并向全国学人及全社会广为介绍，这是时代的任务。中国史家对建筑文化的研究不遗余力，1940年代，梁思成先生首著《中国建筑史》；1960年代，经刘敦桢、梁思成、刘秀峰等人的倡导，曾组织当时全国的建筑研究力量，编纂《中国建筑史》，八易其稿；1980年代，十年动乱刚结束即着手编纂《中国古代建筑技术史》，《华夏意匠》也问世；嗣后，《中国大百科全书》之“建筑。园林。城市规划”分卷中，中国建筑部分以其严谨的内容，光彩照人；近年来，一系列大型中国建筑图书编辑出版，亦为盛事。如果说1960年代《中国建筑史》的编纂是第一代、第二代建筑史家结合的盛举，文革后的《中国古代建筑技术史》是第二代的成果，那么近几年来除了第二代的建筑史家力著相继问世外，一系列中国建筑新图书的出版，如《中国民族建筑》、《中国建筑艺术史》，以及《古建园林技术》杂志等，青年史家脱颖而出。应该说中国古建筑研究经过三代之努力已经蔚为大观，功绩卓著，形势喜人。
但是，从现实要求看，已有的工作还远不能适应时代需要。一般讨论建筑文化，每每就建筑论建筑，从形式、技法等论建筑，或仅整理、记录历史，应该说这方面的努力有成功、成熟与开拓之作，这是一个方面。今天，建筑与城市面临新的发展形势，我们宜乎以更为宽阔的视野，看待建筑与城市文化问题。过去，我不惭浅陋，对建筑与城市文化方面曾作了一些评论，如对城市文化、地域文化、地区建筑学的提倡，在建筑创作中提高文化内涵等理论的阐述，此处不再重复了，现针对经济与城市化大发展，以及欣欣向荣的建筑市场，对建筑与城市文化发展作一些新探索。
一、着眼于地域文化，深化对中国建筑与城市文化的研究。
文化是有地域性的，中国城市生长于特定的地域中，或者说处于不同的地域文化的哺育之中。愈来愈多的考古发掘成果证明，历史久远的中华文化实际上是多种聚落的镶嵌，如就全中华而言，亦可称亚文化的镶嵌（mosaic of subculture），如河姆渡文化、良渚文化、龙山文化、二里头文化、三星堆文化、巴渝文化等，地域文化发掘连绵不断。地域文化是人们生活在特定的地理环境和历史条件下，世代耕耘经营、创造、演变的结果。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哺育并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地域文化；各具特色的地域文化相互交融，相互影响，共同组合出色彩斑斓的中国文化空间的万花筒式图景。
如果说中国古代建筑史研究在通史、断代史方面已经做了大量的、开创性的工作，相应地，在地域文化研究方面则相对不足，甚至有经缺纬（地域文化不是没有人做，但分散而不平衡）。多年来，本人提倡地区建筑学，其理论与实践不能没有地域文化研究的根基，否则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这次去西藏就深感对地域文化的再发现，很惭愧年迈八十方初窥宝库，相见恨晚，西藏幅员之广阔，文化之深厚，民族之纯朴，实给我以极大的教育，亦坚定我对地域文化研究之责任与信心。
前人云“十步之内必有芳草”，地域文化有待我们发掘、学习、光大，当然这里指的地域建筑文化内涵较为广泛，从建筑到城市，从人工建筑文化到山水文化，从文态到生态的综合内容。例如，中国的山水文化有了不起的蕴藏，中国的名山文化基于不同哲理的审美精神，并与传统的诗画中的意境美相结合，别有天地，在我们对西方园林、地景领域中有所浏览之后，再把中国园林山水下一番功夫，当更能领略天地之大美。
另外必须说明的是，地域文化本身是一潭活水，而不是一成不变的。有学者谓全球文化为“杂合”文化（Hybridization），地域文化本身也具有“杂合”性质，不能简单理解为纯之又纯，随着时代的发展，地域文化也要发展变化；另一方面，随着本土文化的积淀，它又在新形式的创造与构成中发挥一定的影响。这些都属于较为专门的问题，此处不多申述。
（2）从史实研究上升到理论研究中国建筑文化研究向来重史实，这是前贤留给我们的一个很好的传统，但理论建树必须要跟上。对建筑文化遗产研究要发掘其“义理”，即对今天仍然不失光彩的一些基本原则，如朴素的可持续发展思想，环境伦理思想，“惜物”等有益的节约资源的观念。从经典建筑群中，我们可以总结建筑规划茁长的艺术规律，例如举世闻名的布达拉宫中，顺治初年的三座殿堂，后来又经过不同时代断断续续的添建，从中可以领悟建筑群递增的规律（growth development）与自组织现象。
在理论研究中，不可忽略的一个方面是对中国近代建筑文化的研究。中国近代本身就是中与西、新与旧、成功与失败、革新与保守交融的时期，从历史经典的作品，建筑师本人的身上，也可以找出时代发展的轨迹。以前文已述及的“海派文化” 为例（建筑部分），这里充满传统与革新、碰撞与融合、理论的困惑与矛盾，又有中西合璧“石库门”建筑的实践，其探索对今天仍不无启发。因此，可以说抛却近代历史，建筑与城市理论研究也就不完整。
就理论研究来说，我们有必要加强“西学”与“中学”根基。我已多次介绍过王国维先生的名言：“中西之学，盛则俱盛，衰则俱衰。风气既开，互相推动。且居今日之世，讲究今日之学，未有西学不兴而中学能兴者，亦未有中学不兴而西学能兴者。”当前中国建筑师在国际竞赛中处于弱势，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西学”与“中学”根基都不够宽厚。相比之下，“中学”的根基尤为薄弱。就素质来讲，我们的学生是非常优秀的，我倒不愁他们对当前国际建筑成就吸收的能力，当然需要有正确的观点和方向，辨别精华糟粕，但同时更希望善为引导他们在“中学”上要打好基础，在科学上要有整体性理解，在艺术修养上要达到高境界，在思想感情上要对吾土吾民有发自内心的挚爱。最近我成行西藏，动力就来自对祖国“宝藏”补课的愿望，它激发我对祖国文化宝藏进一步学习和发掘的信心，因此我也联想到中国建筑文化的“文艺复兴”，我无意低估西方建筑师在中国的可能贡献（例如在近代上海就曾经出现过“万国博览会”），但中流砥柱，有理由更寄期望于我们的学人，打好根基才能与时并进。当然，加强“西学”与“中学”根基，并不是要求每个人都能象梁思成先生、童寯先生那样融会贯通，但我们在治学的态度和方法论上，也应该向这个方向努力，把历史和现实中纷繁的、似乎“孤立”的现象连缀为线索，渐成系统，并作东西比较研究，这是提高文化修养，激发对新事物的敏感，促进创作意匠的关键之点。
（3）追溯原型，探讨范式。
为了较为自觉地把研究推向更高的境界，要注意追溯原型，探讨范式。建筑历史文化研究一般常总结过去，找出原型（prototype），并理出发展源流，例如中国各地民居的基本类型、中国各种类型建筑的发展源流、聚居形式的发展以及城市演变，等等。找出原型及发展变化就易于理出其发展规律，但作为建筑与规划研究不仅要追溯过去，还要面向未来，特别要从纷繁的当代社会现象中尝试予以理论诠释，并预测未来，因为我们研究世界的目的不仅在于解释世界，更重要的是改造世界，对建筑文化探讨的基本任务亦在于此。历史和现实留存了许多尚待解决的问题，如当前全球文化与地域文化的关系并未弄清楚，作为研究工作者，总要有一种看法与见解，当然随着形势的发展可以不断修正、充实、完善，也有可能否定。如果继续深入研究，就不仅是一种看法，甚至可以提高到对某种范式（paradigm）的建构，可以促使我们较为自觉地把理论与实践推向更高的境界。这是我们观察事物的着眼点、立足点，这样可以促使我们开阔视野，激发思考，我们的历史研究就必然逐渐从专史到史论，从单纯的历史、文化研究到关注现实，关注未来，并以多学科的视野寻找焦点、生长点，探索“可能的未来”。其实，有创见、有贡献的中西方学者多是这样一步步走来的，现实也要求、迫使我们非如此不可，时代在前进，我们要随时代改进我们的学习。
（4）以审美意识来发掘遗产，总结美的规律，运用于实践。
科学和艺术在建筑上应是统一的，21世纪建筑需要科学的拓展，也需要寄托于艺术的创造，艺术的追求是无止境的，高低之分、文野之分、功力之深浅等一经比较就立即显现。如果我们在研究中能结合建筑与城市设计创作实践，以审美的意识来发掘其有用的题材，借题发挥，当能另辟蹊径，用以丰富其文化内涵。
例如，我们在山东曲阜孔子研究院的设计创作中，对这样建立在特殊地点—孔子家乡的特殊功能的建筑物以研究和发挥儒学文化为内容的建筑，它必须是一座现代建筑屹立在这文化之乡，同时自当具备特有的文化内涵，果然在对孔子同时代―战国时代的建筑文化，及对中国书院建筑的发展沿革、形制，进行一番探讨之后，从建筑构图、总体布局、室内外造型上，包括装饰纹样等都作了一定的探索，既选择其内在的“含义”（meaning），又予以现代形象表达，创造一种“欢乐的圣地感”（sacred space），因此整个设计能独树一帜，被誉为该市的现代标志性建筑。
象中国这样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家，除列入保护名册的历史名城与历史地段外，可以借题发挥大做文章的城市、地段几乎所在皆是，就看你如何去因借创造。有了丰富的历史、地理、文化知识，就好象顿生慧眼，山还是那个山，水还是那个水，但有了李、杜题韵，东坡记游，立即光彩照人，“落花流水皆文章”，涌出了无穷的想象力，促使建筑师、规划师以生花之笔钩划出情理兼融的大块文章。
（5）推进并开拓文物保护工作中国古建筑研究的先驱者如梁思成等在从事历史研究的同时，即重视文物保护工作（修缮、复原设计以至历史名城保护，抢救因城市发展行将被拆除的文物等），据理力争，做了大量工作，并形成了较为系统的思想理论体系。改革开放以后，文保工作的情况发生很大变化，建设规模变大，内容变多，时间紧急，保护规划工作一般跟不上，并且由于投资者各种方式幕前幕后的介入、法制的不完善，这项工作的复杂性与日俱增，破坏文物的行为此起彼伏，几乎日有所闻，文物保护工作异常艰苦，收效不一。当前的客观情况要求必须积极推进并开拓文物保护工作，包括扩大保护工作的内容（从古建筑园林到城市，从人工建筑到自然景观），研究符合实际的可供操作的保护措施（例如适当地再利用等）；争取更多的专业工作者合作；吸取社会各阶层热心人士参与，唤起全社会的认识与关注，以至争取决策者的秉公支持，力挽当前混乱局面。在所有这些工作中，出于专业职责和对历史与后人负责的考虑，文物学术界有识之士在发掘史实，参考国际成功经验与理论，密切与规划工作者结合，投身实际，提出切实措施等方面，更是当仁不让，义不容辞。
时代在前进，我们追求的目标必须不断随之向高处发展，难点在于这移动中的目标本身就需要不断寻觅，不能固步自封，学术思想总在原地踏步。文化是与时并进的，积极关注中国建筑文化的提高必然要提到我们的议事日程，中国建筑与文化研究的(禁止)必然到来，我们要及早地从多方面入手。中国建筑研究需要放眼世界，总当以东方的思想情操、美学境界启发新的创造，倡建中国学派，并汇入世界建筑文化洪流中，未来不可限量，难于管窥，要有“大海波涛现代人”的胸怀去开拓进取，当然，还必须清醒地认识到，道路漫长，跬步千里，我们必需艰苦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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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术语的形成 冯天瑜.txt
12月30日 中国近代术语的形成 冯天瑜
主讲人简介冯天瑜：1942年3月生，湖北红安人，武汉大学历史系教授，专门史博士生导师，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武汉大学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湖北省社联学术委员会副主任。1986年国家科委授予国家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称号。
长期从事中国文化史及湖北地方史研究，著有《中华文化史》、《中华元典精神》、《明清文化史散论》、《张之洞评传》、《辛亥武昌首义史》等书，曾获中国图书奖、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湖北省政府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近年侧重探讨中国文化近代转型、中日近代文化交互关系。1998年至2001年三年在日本讲学，著有《千岁丸上海行——日本人1862年的中国观察》（商务印书馆2001年10月）。
目前正主持的教育部社会重点项目“明中叶至清中叶中国文化近代性研究”；从事“中、日、西文化互动与近代术语形成”研究，拟以术语为切入口，探讨近代中国与欧美、日本间文化复杂的三边互动关系，从文化传播学和文化发生学角度，考察中国近代文化的形成与发展。
内容简介
1.何谓术语？中国近代术语是如何形成的？
清末民初，文化上的古今转换、中外交会，其规模和深度更远超战国和汉唐。此间发生了一种对雅文化和俗文化具有重大影响的事态，这便是新术语层出不穷。术语，指各门学科的专门用语，基本上都是名词，所含概念与某学科和某专门领域的整个概念系统相联系，并受其限制。术语的出现虽然是近代的事情，是近代科学兴起、学科分野明晰、思维日益精密的产物，但术语又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和广阔的文化背景，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一个术语就是一部文化史，只有考其源流方能真正把握术语，并透过术语窥探社会—文化的变迁。术语与普通词既有区别又相互渗透。随着西方近代学术文化的大规模入华，汉语的固有词汇不足以表述，新术语便如雨后春笋一般涌现。19世纪末叶以来西方术语的大量入华，其输入渠道，一是直接译自西书， 二是以日译西书为中介。故中国近代新术语既是悠久的汉语词汇史发展到当下的表现，也是中、日、西三种语汇系统互动的产物。
2.中日汉字文化的双向“互动”
汉字文化圈内的中日两国，以汉字为媒介，近两千年来展开了颇有广度和深度的文化交流。因发展的不平衡性，不同时期“师生关系”有所置换。总的说来，古代主要是从先进的中国流向日本，汉字及汉字文化自秦汉以来长时期、大规模传播到东瀛，使日本人在弥生时代实现从野蛮到文明的飞跃。后来日本人创制的拼音符号——假名，也从汉字偏旁和草书脱出。至今日本使用的常用汉字在2000字以上，沿用汉字语汇词义的也很多，如日本围绕天皇和皇室的一系列专用语，几乎全部套用中国汉字词，如玉音、玉座、（禁止）、圣体。此外，汉字词汇在日本社会生活的诸多侧面都打下深刻的烙印。如日本三大名园——金泽的“兼六园”，冈山的“后乐园”，水户的“谐乐园”，皆得名于中国古典。时至近代，学习西洋取得实绩的日本人成为中国“攫取西洋文化的走廊”。中日之间汉字文化的传播方向，发生了戏剧性逆转。
3.日本译介西洋术语的(禁止)。
日本从19世纪50年代被欧美列强胁迫“开国”起始，尤其是明治维新以来，其引进、吸纳外国文化的方向，已由中国转为欧美。学习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的科技、文教、学术思想、政治法律乃至生活方式。在这一形势之下，译介反映欧美近代文明的新概念、新术语，成为明治时代日本新知识界的一项重要任务。日本出现了创制汉字新词以译介西洋术语的(禁止)。
4.日制汉语新词大量涌入中国。
明治维新使日本成为非欧美国家实现现代化的成功范例。这一点对于中国是有很大的刺激和启示，自清末以来，一股学习日本的热潮在中国兴起，近代日本人创制的译介西学术语的汉字新词大举涌入中国。而这些日制汉字新词大多是按汉语语法构造的，易于被中国人接受，日制汉字新词成为近代中国汲纳外来语的重要源泉，许多西学术语是通过日制汉字新词传入中国的。日制汉字新词不仅给中国增加了反映西学内容的新概念，而且也推动了汉语大发展。从而丰富了汉语系统，并为文言文向白话文转变准备了条件。另外，日制汉字新词带来了后缀句式，如“……力”（生产力、战斗力等）丰富了现代汉语。
5.中国创制译介西学术语新词汇与日制汉字新词入华的同时，中国学人也在从事创制译介西学术语新词汇的工作。如 “理学” 译哲学，“玄学” 译形而上学，“格治学”译自然科学，“平准学” 译经济学，“名学” 译逻辑学等等。而日制汉字新词此时一般都经过几十年选择、提炼，趋于定型，入华后往往取代尚处游移状态的中国自制译词。如“哲学”取代“理学”，“形而上学”取代“玄学”等等。还有一些中国人音译的西洋术语，也被日制汉字音译词所代替，如“葛郎玛”改为“文法”，“德律风”变为“电话”等等。日制汉字新词在中国短命的，也不在少数。如“写真”、“切手”、“放送”等日制新词曾一度传入中国，却被中国人自创的汉译词“照相”、“邮票”、“广播”所代替，因为后者更明晰易懂，自然被民众所接纳。19世纪末、20世纪初二国共创、同享的汉译西洋术语，作为宝贵的历史遗产，是中日两国与西洋文化互动的不朽铭记。
全文
大家晚上好！我今天做的这个讲课的题目就是：《中国近代术语的形成》。如果要做一个更完整一点的表述，可以这样说，就是中西日—中国、西方、日本文化的互动与中国近代术语的形成。大家都知道，语言它由三个部分组成，就是语音、语汇（就是词汇）、语法。在语言的这三个组成部分当中应该说语汇就是词汇它是更具有活性，它更直接地更敏锐地追随着社会生活的变迁而发生变化。那么语汇当中有一类，那就是叫做术语。这个术语它是反映具体的一些特定的学科的一些专门用语，它基本上是由名词组成，而术语我们可以借用这样一个说法，一般说范畴是思维的纽结，好像思维是一个网络，通过范畴才能够把这个思维形成一个网络。
那么术语也可以说，是组成一个特定的学科的思维网络理论体系的一些纽结。所以有的学者曾经这样说过，我是赞同这种说法的。就是一种文化、一种学术的新的发展，它的体系，它的理论的新的发展是通过术语来界定的。因此关于术语的研究是我们剖析文化，剖析学术史的一个重要的很好的切入口。我们中国的近代是思想文化的一个古今中西的一个大转换，一个大转型的一个时期，在这一个特定的时期，语汇就是词汇也随之发生着这个很多变化。术语呢同样也发生着很多的变化。
而中国近代术语的形成，它就是在古与今；中与西；或者说中与外文化的这样一个复杂的互动的过程当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我们现在各个学科，无论是政治学、经济学、文学、艺术、科学技术领域里面，所使用的大量的新的术语。大量的术语都是在清明之际，就是从晚清到民国初年，这一段时间当中逐步形成起来，当然后来还再进一步发展。而在这个过程当中是发生着中国文化，与中国文化里面的语汇和西方文化—西方文化里面的语汇。日本文化，日本文化里面的语汇的，一个复杂的一种三角关系的互动过程当中形成起来的。
我今天要讲的重点内容是摆在中国和日本。但是中国和日本的语汇的互动又都是就近代而言，它又都是面向着接受消化西方文化的输入。所以实际上是这样一个中、西日的一个互动过程，当然中国具有近代性的术语的形成，也不完全是从清末民初才开始。如果要追溯得早一点的话，这个过程在明清之际，就是明末清初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明末清初的时候，具体是说就是从明代的万历以后，西方的耶稣会士，耶稣会这是西方旧教的一个重要的教派，一个教会团体，耶稣会士就是。比如像利玛窦、艾儒略、庞迪我、汤若望等等。这一批人，在明末清初纷纷来到中国，他们在中国传教的过程当中摸索出了一套办法，就是叫做所谓的学术传教，就是通过介绍西方的科学技术和人文学的一些知识来征服、吸引中国的士大夫。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来传教，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利玛窦等，这一批西方的耶稣会士跟中国的西学派的士人。中国西学派的士大夫结合起来，开始了对西方学术文化的译介工作，就是翻译介绍的工作，在这个过程当中，就开始用汉字或汉字系统，来翻译、介绍西方的学术术语。
最著名的例子那就是，这个所谓叫做《泰西利玛窦口授吴淞徐光启笔受》。就是他们两人结合在一起翻译的西方的数学名著，就是《几何原本》，这应该说是利玛窦，西方传教士和中国的西学派士人徐光启结合在一起翻译《几何原本》。在这个过程当中，就通过利玛窦把西方的数学知识介绍给徐光启，徐光启有很深邃的中国文化，包括语言、汉字，汉文的表述能力。就创制了一批数学的术语，譬如体、面、线、点；直角、锐角、对角线。这些至今在中国以及在日本这样一些汉字文化圈里面，至今还在使用的一些术语。是在那个时候就是明末的时候就已经确定下来了，这是随便举一个例子，另外譬如像气象学就是明末清初的。西方传教士也跟中国的西学派士人翻译了很多西方的气象学的一些著作。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现在仍然在使用的一些气象学的术语，在那个时候就已经确定下来了。譬如像寒带、温带、热带；寒流、暖流这些概念，都是那个时候确定下来的。曾经我们中国的一些语言学家，在谈外来语的时候，曾经把这些概念都看成是日本人明治维新以后传入到中国来的。后来日本的学者自己经过了研究，认为不是，这是早在明末清初的时候是在中国发生的，就是西方传教士和中国人—读书人结合在一起翻译，后来传到日本。但是在中国当时没有传开来，是在日本传开来了。到明治维新以后，中国的留学生到日本去了以后再把这些概念带回中国，中国人在一个阶段曾经数典忘祖。不知道这个原来是在我们中国发生的，我把这种词叫做侨词来归，“华侨”的“侨”，这个词是“侨民”，本来是我们自己的，“出去后” 现在它又回来了。所以如果要追溯一下还可以从近代的，前近代的时候。在中国的前近代，在西方已经进入近代的早期了，这个过程就是这个西方的这些术语，用汉字词来表述传入中国的这个过程。在17世纪已经开始明末清初的时候，当然19世纪初叶，这个17世纪以后当中曾经中断过一段，这就没有时间去详细说了。从康熙到雍正到乾隆，这段时间由于“教仪之争”，导致了中西文化传播的一个中断，所以这些术语，这个译介也中断了。那么到了19世纪初叶，又一批西方的传教士来到中国，这个时候不是旧教，不是耶稣会士，而是什么呢？是新教，主要是美国的或西欧的新教传教士，譬如像马礼逊这一批人以及后来晚一点的到19世纪中后叶以后的，林乐知、李提摩太这一批人。这一批人从马礼逊开始，马礼逊是从澳门进入中国，他们也同样是跟中国的一些西学派的士人结合起来，后来像李提摩太、林乐知这些人，是跟中国的一些，近代西学派很杰出的一些人物。比如像徐寿、华蘅方等等这些人又结合在一起翻译了很多西方的科学技术的，人文学的，社会学的一些著作。在这个过程当中，也创造出了一批术语，就是用汉字创造的词汇来翻译西方对应的，这样的一些词汇，这些词汇同样没有，在中国传播开来，只是在很窄的范围，你像马礼逊他们当时的一些英汉词典呢，这样一些东西反而是传到幕末、江户、日本江户幕府末期，简称就是幕末。以及到后来的1868年以后的明治维新以后，就是幕末明治时期，西方传教士跟中国的西学派士人叫做“汉译西书”，用汉文翻译西书。在日本的传播情况比在中国的传播要广泛，相应的这样一些词汇日本人吸收得更多。
当然到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开始了大规模地学习西方文化。这是它的明治维新的三大政策当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文明开化”，就是大量地学习西方文化。在这个过程当中就系统地翻译、介绍西方的著作。那么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日本人就用汉字词来翻译、介绍西方的相应的术语，就进行了这样一项很浩大的工作。简单说一下为什么日本人要用汉字来创造词汇来翻译西方的术语，这就是因为日本跟中国一样，它是同属于汉字文化圈，它在一两千年前以前就已经开始在使用汉字。而且日本人对于汉字至今一直保持着很崇敬的心态，现在好多日本的语言学家，至今还是这样认为。认为汉字是士大夫的文字，他们日本自己的文字。就是假名，那是农民的文字，那个是没有什么文化厚度的，而且他们日本人觉察到汉字具有极强的造词能力，汉字有极强的活性，就是每一个汉字它有很强的活性，它有极强的造词能力。甚至于可以这样说，汉字造词，就是今天也好今后也好，世界上发生的任何新的变化，它都绝对可以造出一个词。你比如以前电灯、电话，现在多媒体这些东西出现—电脑，你以后凡是发生的什么东西，汉字绝对可以造得出词来。而且这个词还相当传神，所以日本人这就发生一个表面上看起来好像一个很矛盾的现象，就是明治维新以后，日本人是曾经一再地刮起西风，但是他们也同样是在做着大量的用汉字来造词，来翻译西方的术语。其原因就是我上面说的这个，他们认为汉字有它的很多的优势，造词的功能非常强，所以日本从江户幕府末期以及特别是明治时期，当然了大正、昭和这些时期呢，都还一直在做。但是高峰就是用汉字造词，来翻译西方术语的高峰。是明治时期到大正、昭和，特别是昭和以后到今天平成那就更不用说。就逐渐逐渐转成以音译为主了，那就用假名拼音，意译那就是用汉字，西方的术语意译的时候就用汉字来造词。
那么日本人在以明治时期为核心的这样一个时期，当然前可以延伸到这个幕末，后可以延伸到大正、昭和。但主要是明治这个40多年，用汉字词来译介西方的术语，主要有五种方法。因为今天时间的限制，我侧重谈其中最重要的两种。一种就是借用中国的古典旧词来翻译西方的术语。里面又有三种情况，就是一种情况是这个中国的古典旧词跟要翻译介绍的，西方的这某一个术语，含义基本上是完全相当了，所以这样就是直接对译。你譬如像政治，政治来翻译西方的Politics，这个含义基本上是相通的。就是另外比如像，伦理、消费等等这些词汇，都是属于这种情况，这种情况我就不多讲了。
第二种情况稍微复杂一点，那就是中国借助的这个中国的古典旧词跟西方要翻译的那个术语，在意项上大体是一致的。但是在翻译的过程当中又做了重大的引申，或者是缩小或者是放大，或者是进行了改造。你譬如像物理，物理翻译这个Physics，但是这两个含义有一点相近的地方，因为物理在中国的古典的含义是指的一切事物的道理，这是一个很泛的含义。然后翻译这个Physics的时候，那就是把它收缩了，那就是具体是指的这个物质在没有发生分子改变，发生分子改变，那就是化学了。那种它的相互关系或它的运动过程这是物理，变成这样一个比较狭窄，又比较有特指的一个概念，但是它仍然跟那个，物质“理”那个含义，在意项上有某种相似之处，这是收缩了。另外譬如像社会，“社会”在中国古典意义上是指的祭祀土神或者土地神的那样的一种集会，本来是这样一个含义，后来在中国的古典意义上本身就引申了，就引申为志同道合或者专业相近的一些人组成的一个团体这叫社会。然后这样的一个意项之下，去翻译西方的这个Society，那么这个含义呢，又让它确指了，这就有这样一个变化。
另外譬如像“革命”，“革命”这是中国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著名的古典词，这是从中国的《易经》里面来的。“汤武革命”顺乎天，应乎人。认为革命，所以以前毛泽东说，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的革命传统的一个国家。我看这个悠久，一直可以追溯到三代，追溯到《周易》那儿。“汤武革命”顺乎天，应乎人。认为革命是一件正义的事，顺乎天意，应乎人心。但是在我们中国，这个“革命”的本义是什么东西呢？“命”是指的“天命”，是指的一个王朝。它的权力的得来是上天授予的，那么要推翻这个。已经腐朽的前面那个王朝，那就要革除它的天命换到另外一个上面，这就叫做“革命”。所以在中国的古典意义上的这个“革命”，主要还是指的改朝换代，变革天命。那么用它来翻译这个Revolution这个含义，又有所升化和演变。当然这个就很复杂，有人曾经专门写过一本书，就是最近刚出的，我觉得那个书写得很好。就是专门谈这个“革命”的，那个含义的变化，在西方的“革命”，它有两大系统，你比如像英国系统革命带有一种改良的意思，法国革命带有一种暴力革命，跟中国古典意义的革命，就用暴力推翻前面的政权。这一点上又比较相通，所以这个“革命”的含义，翻译它在意项上有相近之处，但是又发生了引申或者是缩小，或者是放大，或者是加以了改造，这是第二种情况。
第三种情况，这都是借用古典旧词来翻译西方的术语。第三种情况就是古典旧词和要对译的那个西方的术语，含义完全不一样，甚至于相反。那么你譬如这个例子，像这个你譬如像“经济”，“经济”的古典意义是“经世济民”，“经邦治国”。就是“治国平天下”的意思，我觉得它比较接近于 “政治”的意思。后来是日本人用“经济”来翻译这个Economy，这样含义就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但是中国近代也曾经翻译这个Economy的时候，曾经用过“富国学”“富国策”，用过“平准学”，这是从《史记》的《平准书》书这儿来的，还有这个“计学”。这样一些，我觉得中国人自己翻译的这些还比较接近那个Economy那个含义，而用“经济”这个是中国的这个“经济”的含义，是指的“经世济民”。你像曾国藩在我们中国传统学说的三个方面，义理、考据、辞章。他认为还应该加上，一个“经济”，这个“经济”绝不是我们今天理解的这个生产啊，消费啊以及节俭啊 这个事情，这样办事比较经济，曾国藩那个“经济”，绝不是那个意思，都是指的“经世济民”“经邦治国”，实际上是“政治”的意思。但是日本人用这个“经济”来翻译Economy 那个含义，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但是我个人认为日本人的这个翻译是不成功的，但是后来在传入到中国的过程当中。我后面要讲的被中国人所接受了，现在“约定俗成”了，也就无法改变了，那就用下去，也就这样就行了。
另外譬如像“民主”，“民主”是中国的一个古典的旧词。中国古典里面，比如像《左传》，你譬如像这个《史记》，里面大量出现“民主”，中国这个“民主”是什么呢？“民之主”就是指的国君是统治人民的人，这个跟我们要翻译的这个Democracy，后来我们又把它翻译成 “德谟克拉西”这样的一些词，那么这个含义是完全是相反的。这个“民主”如果用林肯对“民主”，一个大家比较认可的，一个界定是“民有、民享、民治”。特别是“民治”，人民自己有权自己来治理，而中国的那个“民主”，恰恰是治理人民，是“民主制”，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经济”也好，“民主”也好，用这个古典旧词，来翻译西方的术语，那只不过是借用了中国古典旧词的词形，而抛弃了它的词义，但是这也是一种情况。
所以简而言之，就是用中国古典旧词，来翻译西方的术语，也这样三种情况。
下面是第二种主要的方法，就是日本人当时翻译用汉字词来翻译西方术语。第二种方法就是当无法找到相应的中国古典旧词来翻译西方术语的时候，那么它就用汉字来创造新词。但是这个创造的时候又不是随意创造，而是仍然是利用中国固有的汉字的造词法。譬如什么动宾结构，偏正结构，主谓结构等等。我们中国的学者，中国的翻译家，譬如像严复这些人也曾经做过很多的努力，譬如对于这个Philosophia ，曾经翻译成为过“理学”“性理学”“形上学”。这个“行上学”，我觉得翻译得还是有水平的，是从《周易》上面来的，“形而上谓之道，形而下谓之器”，行上之道呢，那就是指的哲理。所以用这个来翻译哲学也不错，以后亚里士多德有一部著作就叫做《形而上学》，《形而上学》不是我们现在说的那个孤立的片面的，静止的那个形而上学，我对这样来界定“形而上学”，跟它这个字面意义是很相不吻合的，这是一个失败，形而上学它翻译那个亚里士多德的那个形而上学，那是翻译得很好，因为亚里士多德，写了一本《物理学》，他是《物理学》之后，那就是《形而上学》。“物理学”是形而下的谓之器，研究“器”的问题，形而上谓之道，那就是研究哲学问题，研究规律、法则，那就是哲学。所以亚里士多德的这个形而上学实际上就是他的哲学，包括他的一系列的范畴体系都在这个书里面，所以用形而上学翻译他的这本书的名字，就是翻译得不错的。所以中国人曾经做过这样一些努力，这些努力都是很可贵的，很不错的。但是日本近代的一个重要的启蒙思想家叫做西周，他经过了多年的思考，他在他的一部著作叫做《百学连环》里面，谈论这个过程，最后终于决定用“哲学”来翻译Philosophia，我觉得他这个Philosophia这个翻译得是很好，因为Philosophia它就是智慧之学，是从古希腊过来的，而“哲”就是睿智，大家翻一下辞典，“哲”就是睿智，哲人，哲人其萎啊。一个很了不起，很有思想的人去世了，大家写悼文呢，经常说哲人其萎，他死了就是哲人这是很有智慧的人，哲思就是智慧之思，哲学就是智慧之学。那就用它来翻译Philosophia，应该说在含义上非常贴切，而且“哲学”这个词，也非常带有中国汉语，特别是古汉语那种韵味，所以我觉得这个翻译，是非常成功的。所以传到中国来以后，中国人也都接受了它，像这样的创造的新的汉字的术语，翻译西方的还很多。比如像“抽象”“客观”，“主观”“否定”“民族”，“动员”“动产”“命题”等等，在这一系列的一些术语，都是日本人用汉字以及汉字造字法创造出来的，但是这是主要的这样两个方法，当然其他还有几个方法，我略微提一下。譬如有一些是利用日本人自己的固有的词汇，它们叫做固有语，日本的固有语，它古代就有，中古就有，他用它来翻译一个对应的。比如像“干部”等等，像“取缔”，这都是从日本那儿过来的，但是它也不是创造出来的，它是在中古就有，原来是一种一般的生活用语，用它来翻译相对应的法学的或者是哪个领域的一种术语，这也是一个方面。另外就是日本人还创造了一些汉字，日本人在日文当中还有一些日制的汉字。也就是说从19世纪的中叶，那么到了20世纪的初叶，日本人用上面的这样诸种的办法，创造了汉字的词汇来翻译西方的术语。这一项工作到19世纪末期20世纪初期，已经大体完成，基本成型。而恰恰是在这样一个时候，在中国兴起了一场规模空前的，不仅是在中国文化史上是规模空前的，而且这是研究留学生运动的，一些专家得出的结论，就是在世界文明史上，也是一次空前的，大规模的留学生运动。那就是中国从19世纪末期，具体地说就是从1896年开始，为什么是1896年？就是在中日甲午战争，1894年到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以前，中国人没有把日本人看在眼里，所以中国人近代在被西方人击败以后，船坚炮利的西方人击败以后，慢慢地认为要学习西方。哪怕就是，“师夷长技以制夷”也好，或者是怎么样也好，反正认识到要学习西方，以洋务派为代表，所以留学生运动应该从19世纪的70年代已经开始了。那么中日甲午战争，中国人居然被一向，被中国所瞧不起的小小的东洋人打败，所以说就这次对中国人的震撼之大，梁启超说了中国人真正地觉醒起来，感觉到危机，危机感，忧患意识，大大地焕发起来，觉得中国要改弦更张，是什么时候开始，并不是第一次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国这个国家太大，文化的惰性也太强，仅仅是第一次鸦片战争或第二次鸦片战争，还不足以使中国人比较多的中国人清醒起来。真正是大清醒是从80年代的中法战争，尤其是19世纪90年代，都是19世纪的中日甲午战争，那么这个之后，中国认为要学西方，有一个捷径是中国人当时认为是一个捷径，那就是日本人。因为他学习西方有成效，所以呢中国人就去，通过日本人来学西方，所以这点要搞清楚，就是即使是甲午战争以后，中国从1896年开始，到20世纪初期，到1905年 1906年那个时候，达到高峰，派学生留学日本，也要搞清楚尽管是派了，加起来可能有几万人留日学生。但是仍然不是去学日本，而是学日本人所学的西方，西方文化，这是中国人的一个概念。是把日本作为西方文化的一个“二传手”或者叫做“走廊”，有些学者把日本明治时代作为中国人接受西方文化的“走廊”。所以这样就大批的留学生到日本去学习，另外还有一种人，那就是梁启超他们这一批，康梁、康有为、梁启超，当然康有为呢，由于思想已经越来越僵化，他到日本去以后，倒没有学多少，很多的新东西传进来，应该说康有为的贡献主要在前面，但梁启超到日本，梁启超当时还年轻，另外梁启超这个人的思想非常活跃，他经常是以“今日之我”，否定“昨日之我”，他是经常在改变观点，但是不要把他看成，说他这个人是很轻佻，不是他确实是在不断地探索。
那么梁启超，这一批政治流亡者，外加大批的留日学生在19世纪末期20世纪初期到达日本，来如饥似渴地学习，日本人所学到的西方文化，在这个过程当中，这个就是这样的两个现象。一个是借用这个张之洞的《劝学篇》的外篇，上篇是谈的“中学为体”，这是内篇“中学为体”，下篇是谈的“西学为用”，在他的外篇或者是叫做下篇，外篇里面有两篇，一篇叫做《游学篇》，一篇叫做《广义篇》，广泛地翻译，留学，而且他认为，要学习西方文化，就要游学，要出去留学，我至今认为，“游学”这个词比“留学”要好，“留学”到那儿去了就不回来了，“游学”到那儿“游”，学好了东西，回来报效祖国，所以我主张“游学”好，我主张大家多多地“游学”，“游学”回来以后，报效我们的国家，当然留在那个地方也好，也有它的好处，那就是你学得更深一些，但是作为一个世界公民，但是还是不要忘记，报效我们这个多灾多难，但是又文化非常渊深，极有前景的国家，我们不要忘记这个。
这是他的《游学篇》，认为要“游学”，而且同时张之洞提出来了，游学东洋，比游学西洋划算。就是说游学西洋不如游学东洋，他为什么要游学东洋好呢？一个地近，就是相距很近，所以日本是中国的什么东西，是跟中国之间是一衣带水，就像一条衣带那么窄，很近。而且叫做“一苇可航”，“苇”就是一个“芦苇”，就是你乘着一个芦苇，都可以飘过去，形容其近而已，这是地近。同时与文字也相近，那么在广译东书的过程当中就把日本的大量的日本人翻译，我前面所说的，这样的大量的术语介绍到中国来，所以在清末民初在中国出现了一种什么现象呢？出现了一个新名词满天飞的，这样一个局面，正像我们现在，特别一个社会转型的时候。经常是新名词满天飞，当时就是说，日制新词就是日本人制造的新名词，在中国到处满天飞，所以面对这样一个现象，中国人当中，有几种不同的态度。一种人就是非常反感，当时有一个留日的学生曾经写了一篇文章，叫做《盲人瞎马之新名词》，认为这些新名词，就好像是“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是非常危险，而且他写了几万字。这个小册子后来我在日本好不容易找到了，我看了一眼。而且是他也写得当然有他一定的道理，但是总的来说，他就是对这个现象，他是持一个反对的态度，就是认为这些新名词很不好，这是一种态度。另外就是包括像张之洞这样的人，张之洞本来是游学东洋，以及翻译广译东书的提倡者，但是一个人他往往是理智向着未来，感情向着过去，像张之洞这样的人，他有非常深厚的中国文化的底蕴的人。他一方面认为要救中国，中国要富强起来，要赶紧学习西方，包括要学习日本，所以他游学广译。但是真正这些东西进来了，这就有点叶公好龙，那个龙要是来了以后呢，他又很反感，所以张之洞看了一些人写的著作。他派手下一个人就是要马上要出差，就跟他打报道，就说我要出差，就说我现在正在办手续，然后办完了以后就向大帅来报告。这个手续和报告都是日制新词，张之洞非常反感，后来张之洞就认为这些人是满嘴胡说，后来专门起草了一个文件来批判这种现象。就说今后写文章，说话都要注意，就是不要用日本名词，后来他的幕僚，张之洞的幕僚就说，大帅啊，这个“名词”二字，也是日本新词。所以这个就说明当时已经无法逃遁新名词的包围，所以这是一种类型，就是对这个现象比较反感，但是也无可奈何。
另外有一种人，对这个问题采取一个分析的态度，有一种简单的分析态度，你比如像章太炎或林琴南，他们就提出一种观点。就是认为凡是在中国的古典当中找得到根据的，日本创造的，譬如像前面我们说的，“革命”“共和”。这些这个我们可以接受，凡是日本人现在生造的，我们要一概排斥，其实这也没有道理。对这个现象，就是对日本人翻译西方术语的这样的一些汉字新词进入中国，持一种比较科学的理性的分析态度，我觉得最出色的那就是王国维先生。王国维，不要看到王国维拖着一条辫子，就是辛亥革命以后，最后居然还投昆明湖自沉。好像是为清王朝殉葬，实际上王国维他也是个非常矛盾的人物，他在政治上当然他是守旧的，但是这个人在学术上是有很多很先进的东西，包括对待新术语。他有很高水准的看法，他写了一篇文章，就是关于《新学语》，他当时不叫“术语”，“学术”的“学”，《新学语》的这篇文章，他就是高度肯定这样一个现象。认为这个现象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极其必要的。而且他对这个现象做了一种历史主义的分析。他比如说中国古代，中国本身是有很丰富的词汇，但是总是不够用的。譬如当在魏晋南北朝、隋唐，这个佛教以及佛教文化传入中国，那么伴随着佛教和佛教文化传入中国，大量的印度系统的，术语和词汇传入中国，这个佛教词汇传入中国，这是中国语汇史，也可以说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现在我们使用的，很多重要的概念词汇，是来自于这个渠道的，譬如我们现在的世界、时间、空间，这些重要的词汇，一刹那，你这个人糊涂了，我当头棒喝，这些都是从佛教里面来，至于那些成语就更多，瞎子摸象等等。天女散花了，那就太多了。所以赵朴初先生说过一句话，赵朴初先生，当时就说那个牢骚话，因为那个时候，是20世纪70年代他说的。因为那个时候，有些人要取消佛教，要消灭佛教，他就说了，如果在我们中国要把佛教和佛教文化取消的话，那么我敢说一句话，中国人无法开口说话，一开口就是佛教语言。因为我上面说的那么重要的一些概念，是从它这儿来的。而王国维先生在谈到近代，就是从包括日本，翻译、介绍西方的术语进入中国，他认为 他把这个现象跟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伴随着佛教和佛教文化进入中国，大量的印度系的这种语汇进入中国，像“比拟”，而且认为更胜一筹，更有必要，因为现在是包括西方的科学技术，西方的那种高度发达的文化，我们要接受它，你就不可避免地而且必须要把人家的这些概念。人家的这些术语要拿过来，所以王国维先生，我们不说他别的很多很先进的思想。仅仅就是他对新术语的这样一个态度，我觉得都是十分了不起的。那么应该说这样一个过程，就是用汉字词译介、翻译，介绍西方的术语的这样一个过程。我们现在还在这个过程之中，当然了后来中日在这个问题上有一点分途就走上了不同的道路，日本呢从大正、昭和，特别是昭和的后期，就是二战以后，日本人在翻译西方的术语的时候，主要是音译，就是用假名，片假名或平假名，翻译西方的术语，就很少在继续地用汉字词来新创造汉字词来翻译。但是我们中国还继续在这样做，还在继续地用汉字词来翻译西方的术语，而且中国人有一种对意译有一种偏好，认为这样更有助于理解和传播。所以我们简单地回顾这样一个过程就会发现，对于我们中国，近现代新文化的，发展、传播和升华，已深入到我们民族的心里的，深层结构里面来，在这个过程当中西方的术语的进入，应该说是功不可抹的，而西方术语的进入，它丰富了我们的文化，而这个进入的过程，又是一个相当复杂的，就是在中西之间，中日之间，日西之间，这一个复杂的三角关系的，而且又是一个互动的一个过程，新术语的确立，我们既要抱一种积极的态度，这是一件好事，同时又要有一种慎重的科学的态度，就是文化的现代转型。它的很多的内涵是通过若干个术语来界定的，如果你这个术语界定得不准确，带来的后果很严重。而这项工作应该说是责无旁贷的，落在我们知识分子，特别是人文知识分子的肩上，应该认真地对待它，因为今后还要不断地创造，术语的形成和发展，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对文化的进步非常重要，同时这里面有很多很重要的工作，要我们认真地去做。我今天的讲座就讲到这个地方，下面同学们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我们还可以一起讨论一下。
提问：我对一个现象比较好奇，就是您刚才谈到，就是日本自大正、昭和之后对西方术语的翻译方式，产生了一个转变。由以前的意译方式向音译方式转变，是以音译为主了。而中国仍然坚持着意译的传统。我就想问一下，同为汉字文化圈的，中日两国都使用汉字，为什么会存在着，这么一个大差异。然后还想问一下就是对一个外来词汇的翻译，是以意译更好一些，还是音译更好一些，意译和音译，这两种翻译方式之间，是否存在一个孰优孰劣的问题？
答： 在汉字或汉字文化，传入日本的时候，日本自己已经形成了稳定的语言系统。它跟中国不是一个语言系统，中国一般是从语言学分类的时候，属于汉藏语言系统。它日本呢，当然有不同的说法，它倾向于认为它是阿尔泰语言系统，所以日本的语言，虽然文字是跟中国有所谓的日本人也宣传过。中国人有些人自己也很得意地说，是同种同文，文字有些相通的地方，但是语言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这样一来呢？这些汉字和汉字词对于日本来说，它仍然还是一种外来文化，所以它不一定像中国人这样有那么一种强烈的要一直把它坚持到底的那样一种民族心理，这个是有一种差异。另外，由于它的发音和我们的汉字词的那个发音又不一样，所以它用汉字词，来翻译西方的术语的时候，里面要转好几个弯。所以也有它的困难，所以当它的这个近代文化成熟了以后，它认为它就慢慢地要摆脱这个当中的一些麻烦，所以从明治以后到大正、昭和就慢慢地转为以音译为主。还认为音译比较简单，但是中国为什么一直到现在，当然中国现在也有音译，也有意译。但是中国人仍然更倾向于意译，意译。因为中国的这个汉字，它是一种表意文字，而且中国人长期以来，已经形成了这样一种思维习惯。一看到一个字的时候，除了它的读音以外，更重要的是想到它的一个意思。而且中国之所以能够统一，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统一了文字，并没有统一语言。东北人到广东去，包括我们到广东去，好像是听外国话一样，特别到福建，福建话比广东话还要难懂。所以如果中国没有一个统一的文字，书同文呢，如果没有秦始皇，那个时候的书同文，那中国的这个统一，恐怕还很困难。所以一个汉字对中国人来说，除了读音的意义以外更重要的是它的意义。所以中国人在看一个词的时候，除了它的读音以外，总想从这个字面的含义当中对他有所启发。他就更容易记住，也更容易使用，所以由于这样一个原因，这跟日本人不一样，因为日本这个当中它还隔着一点，而中国人所以就倾向于，更倾向于意译。我估计这个倾向，还会继续延续下去，所以近代以来，中国人也音译与意译同时进行，现在也是在进行。但是往往一些意译词，后来慢慢地还是被意译词取代了。你譬如像我觉得像我们这种年龄的人，你像50年代，那时候跟苏联关系好，那时候穿的连衣裙叫布拉吉。但是布拉吉当时还是很流行，连衣裙叫布拉吉，这是从俄语里面来的，但是布拉吉没有什么生命，后来还是叫连衣裙。你比如像“电话”好像原来也是德律风，后来还是“电话”传神，所以意译主要就是因为在中国文化当中已经生了根，更重要的是中国这个汉字，它是个表意文字，所以意译在中国更容易被群众接受或传播。至于说意译或音译之间谁优谁劣，我觉得好像不好简单地断定，要具体分析，有些词我觉得意译还是好的，有些词呢，用音译可能比较简便，我估计今后肯定是两条腿走路，甚至于中国人的智慧，还表现在这个上面，一些音译的词，他也尽可能地让它，富于一些意译的含义，比如像“奔驰”这个汽车，这是翻译德语的Benzi.曾经开始的时候，是用“本茨”两个字，“书本”的“本”，上面一个草字头，下面一个“次要”的“次”， “本茨”，后来觉得“本茨”不过瘾，因为没什么意思，后来搞了一个谐音，“奔驰”那个车开得很快，因为德国这个车很好，叫“奔驰”，它本来是一个音译的词，但是也想办法给它，赋予某种意译的意思，包括“艾滋病”都是这样的，它本来这个“艾滋”，是一个音译，但是他也想办法，找这几个字，能够从里面体味出一点意思，这就便于记忆。可能大家都学外语，可能都有这种经验，你比如学英语，特别开始学的时候，学日语都是这样，你总要搞几个汉字，把它对译一下，这就是什么东西呢？这就是中国那个汉字的特点，他就是从这个表意文字，他总想从里面抓出一个意义来，这样便于他记忆加深他的理解，不知道这个问题说明白了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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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空间科学 （潘厚任）.txt
10月28日 中国空间科学 （潘厚任）
主讲人简介
潘厚任，中国科学院空间中心研究员，参与我国航天事业的创建工作，多年来一直在航天部门从事项目研究，曾任“神舟3号”飞船副总指挥，在国内外刊物发表论文60多篇。
内容简介
太空科技由三个部分组成，一个是科学，一个是技术，一个是应用，所以我今天主要给大家讲中国的空间科学，讲一些概况。
我们国家前年已经公布了航天的白皮书，我们在“神舟”载人飞行以后，还要进行发射空间实验室，甚至于建一些太空站，甚至于还要探测月球，还要进行行星际的探测，在这些各种飞行器上面，以后都会有科学探测的有效载荷，进行各种各样的探测，另外我们国家的应用卫星也会不断地发射，在这些卫星上，我们还将继续利用它的条件来进行太阳辐射等研究，特别是为航天工程配套的需要在上面进行单粒子事件这些实验，直接为航天工程服务。
那么总的来说，咱们太空科学的研究跟国际上来说，还是有很大的差距，因为我们也仅仅是对一些有限的目标，对我们航天工程急需的一些参数来进行重点的探测，实际上像太空科学的一些基本研究，对未来的发展，这些都是一个基础，所以我们今天的太空的应用，实际上是昨天的科学研究，那么今天的科学研究，实际上就是明天的太空应用。
全文
今天给大家讲的题目，是中国的空间科学，大家都知道，太空科技由三个部分组成，一个是科学，一个是技术，一个是应用，所以我今天主要给大家讲中国的空间科学，讲一些概况。
空间科学到底是什么含义，空间科学是利用太空探测手段，对宇宙的天文、物理、化学、生命等自然现象及其演变规律的探测研究，在国外，还（被）称为基础太空科学，就是basic space science，这是一个狭义的定义，那么实际上，它可以分为空间天文学，空间物理学，日地物理学，空间化学，空间生物学，空间考古学等等，它的研究对象从地球中高层大气，近地环境，日地空间，太阳系，一直到浩瀚的宇宙空间，研究内容，包括太阳系，跟宇宙的构成，起源跟演化，生命起源跟地外生命，宇宙射线，高能现象，等离子体和电磁场效应，太阳活动和日地关系，近地环境及其变化，电波传播、行星及其卫星的地质构造和气候变化，另外还有小行星、彗星和微流星体，轨道碎片跟太空污染等等都是它的研究内容。
它的手段包括火箭、卫星、飞船航天飞机、空天飞机，以后各个国家都要发展的太空站，以及各类升空探测飞行器，甚至于还包括高空的飞机跟气球。
太空科学的广义，讲起来它有三层意思，第一层就在第四环境对整个宇宙包括地球本身的探测和利用改造研究，什么叫第四环境，人类最早在地球上是在陆地上活动，叫第一环境，海洋叫第二环境，那么1903年开始进入了大气层，是人类活动的第三环境，那么大气层外的太空就是第四环境，第二层意思，就是利用在第四环境内所处的位置的特殊条件，比如像飞行器在飞行的时候处于微重力状态，太空，是超高真空 超净，辐射很强，因为没有地球大气跟地球磁场的保护，所以这种环境里所进行的各类科学的领域的一些研究，都属于空间科学的广义的范围，包括力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医学药物学等等。
第三层意思，就在这个基础上对第四环境资源的开发应用，以及改造的一切研究，比如以后开发月球资源了，改造月球表面、火星的一些局部的环境，使得以后人可以到那儿进行一定的工作，居住，我们国家的空间科学是从中国科学院开始发展起来的，最早的时候就在1957（年）到1958年，就是国际地球物理年的时候，当时，咱们国家科学院就开展了人造卫星轨道运行的一些计算，当时成立了科学院的“581组”，另外筹建了国际上有的沿北纬38度，建立好多地面观测站，中国当时建了两个，在北京的一个是宇宙线观测台，在天津是一个观测地球北极运动的，极地运动的这么一个观测站，到了1958年，就是开始进行的第一批空间探测仪器，就是有效载荷的研制，像大气参数 微流星，开始进行了火箭探空的准备工作，以及为以后我们国家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当时已经开始准备了，搞了那些人造卫星上天以前，要做的环境试验设备，像大气的真空罐，振动台那时候已经开始做了，当时赵九章所长还专门成立了一个，领导年轻人成立了一个磁暴理论的研究小组，1958年紫金山天文台开始进行了太阳活动的预报，到1960年，60年代，那么还运用地物波谱仪在青藏高原进行测量，这是为以后的遥感应用做准备的，另外也开始进行了空间生命科学的研究，1965年上海技术物理所，还制成了我们航空用的红外扫描仪，为现在的包括“神舟三号”上面进行的遥感仪器的研制打下了基础，1968年北京天文台还成立了太阳活动的预报中心，一直到现在，这个预报中心每当我们国家有航天活动，或者有其他活动的时候都可以做出预报，空间化学，主要是在中国科学院原来的贵阳地球化学研究所，在欧阳自远院士的领导下，当时已经开始了研究，到1977年我们国家才发展高空科学气球的探测系统，这个跟国外，有点次序不大一样，咱们先进行火箭探测，卫星探测，然后再发展了气球探测，国外，一般是先气球探测，火箭探测，再卫星探测。
1979年大家都知道，邓小平先生当时访问美国，签订了协议，就是引进了我们遥感卫星地面站，到1986年12月正式建成，所以可以提供了美国落地卫星的很多遥感信息，当然现在这个站已经扩充到法国“SPOT”卫星，我们的资源卫星的数据，等等都可以接收 处理，包括还有加拿大的雷达卫星，1983年，上海天文台开始参加了全世界的地球动力学的研究，叫“LAGEOS”，这个就是用激光来跟踪卫星的轨道，可以很精确，反过来可以测量地球上的目标的经纬度，海拔高度。
当然天文台系统还建了几个“VLBI”，就是“甚长波段”的一个天线，大天线，在新疆也有，在云南可能也有一个，在上海有，进行综合的观测，1984年当时的里根总统来访问，那么当时开始中美两个国家一块讨论太空科技方面的一些合作，后来，由于1986年1月28号，挑战者号航天飞机的失事，这个事情就暂停了，惟一当时完成的一个合作项目，就是1992年双方共同做了一个仪器，测量电场的，在美国的火箭上进行了实验。
从1987年开始，从我们国家第九个返回式卫星开始，我们就开始在我们国家的遥感卫星上进行微重力科学的试验，到1997年配合我们载人航天工程，在科学院空间中心就建立了有效载荷的应用中心，这个就是大致我们国家的空间科学发展的简单历史。
主要的研究领域有这几个方面，一个是基础空间科学，就是这个表上列了一些，包括轨道碎片，或者叫空间（垃圾），微重力材料科学，空间生命科学，遥感，另外，航天部发展运载火箭，发展火箭导弹的时候，有许多配套的一些研究，像特殊的材料，涂层，特殊的元器件 部件，还有一些特殊的工艺，高能的燃料，还有辐射效应，怎么样来加固一些电子元器件，使得它能够在太空的强辐照的情况下能够正常工作，这些也还属于空间科学的广义领域。
从空间的观测来说，最早还是从地面台站开始的，我们国家最早的地面台站就是上海蛇山地磁台，（就）是现在的上海天文台，最早的一个地方，是1874年，那时候就建立了，那么到现在我们国家已经有国家天文台，另外，地磁台站已经有36个，电离层观测站有10个，宇宙线站有两个，还有50来个生态站，现在在南极已经建立了两个站，这些地面观测站的好多数据，跟太空的探测数据结合起来，使科学家能够更全面地了解我们地球附近的环境，地球的一些变化。
主要的观测内容，这些台站包括太阳活动 日地关系，地磁场的变化，磁暴，电离层一些异常，还可以测声重波，宇宙线等，在（20世纪）90年代开始我们国家也建立了微重力的地面试验设备，包括微重力的落管，火箭探空，到现在为止，我们国家研制的探空火箭，已经超过十种，发射的总数超过300枚，用于空间科学的有七种，现有的海南岛（基地）是中国科学院火箭探空的一个基地，1958年9月8号，我们国家第一枚“东方号”探空火箭是由北京工业学院于河北宣化机场发射成功的，这是我们国家最早发射的第一枚现代火箭，到1960年8月份一共发射了16个，最大的高度达到78公里，1958年9月22号，到10月3号，北京航空学院，就（是）现在的航空航天大学，也研制了“北京2号”探空火箭，那么在白城靶场一共发了6次。
从1960年1月份开始，探空系列的火箭，“和平号”系列的火箭，和“振宇”系列的火箭就发展得相当快，这个主要是由原来的航天部，国防科技大学，中国科学院空间中心等单位合作研制的，这些火箭探测的主要项目是由中国科学院581组，现在的空间中心来承担，主要是探测高层大气的参数、温度、压力、风向、微流星体，太阳的短波辐射，就是X射线，紫外射线的辐射，还有电离层的电波传播等等，我们国家实际上做了比较多的还是卫星的探测系统，到现在为止我们已经发射了有好几个科学卫星，第一个就是“东方红1号”的卫星上面，已经上面有“太阳角计”，另外由于“东方红1号”卫星设计的时候，已经考虑到，把它做成功一个多面体镜（的）球形，这样的话，根据它轨道运行的数据，还可以来计算大气密度，作为科学研究，这是我们“东方红1号”的卫星的外形，所以基本上像一个球体，所以它在大气里边运动的时候，受的阻力在轨道上基本上可以看作变化不大，所以可以用它可以来反推轨道跟踪数据，可以用它来反推大气密度，想到我们国家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1号”的时候，我特别觉得印象很深，因为当时我还是刚从学校出来，参与这个工作，当时的国际形势，就是美国 苏联都对我们国家是封锁的，技术专家 苏联都撤走，很多情报资料（得到）也是很困难，当时我们国家，毛主席在1957年提出，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在这个精神的鼓舞下，当时大家从来没有搞过这件事情，来搞，当时搞卫星打个比方来说，就像你想要吃馒头，都要从开荒种地做起，没有现成的馒头可以买到，也没有面粉可以来做馒头，等于要开荒种地，（从）种小麦做起，所以当时这个环境条件是非常困难。
可是我们国家，在全国人民共同的努力下，我们“东方红1号”上所有的元器件 材料都是国产的，没有一个进口的，而“东方红1号”第一个卫星，一次就发射成功，所以我们剩下来的备份星后来才把它加了太阳能电池，加了三个小仪器，变成我们国家的第一颗科学卫星“实践1号”，当时搞“东方红1号”的时候大家有几个指标，一个就是要上得去，上去了以后，要抓得住，而且用眼睛还要看得见，耳朵还要听得见，为了完成这几个指标，当时大家也是想了不少办法，比如说整个卫星抛光虽然抛得很亮，它的直径也（就只有）1米左右，在地面上看起来，在几百公里高度的话，也就相当于一个六等星，大家实际上，要把它看见是非常困难的，当时在研制过程中间，当时钱学森先生，就住在二楼，我们在五楼，晚上就把我们叫下去，说到底能不能看得见，后来因为计算下来，也只有六等星的亮度，觉得不够，所以后来在末级火箭上加了一个反光的“裙子”，可以撑开，发射上去撑开以后，实际上，后来大家看到的比较亮的，实际上还是末级火箭的（“反光的裙子”所反射的光）为了抓得住，当时利用我们国家最新的计算机，“119”，第一个半导体计算机进行计算，算一圈轨道，差不多要花两三分钟，（加）上模拟各种数据来算，使得我们国家卫星上天以后，能够把它抓住，能够跟踪上，一个卫星1米左右，放到几百公里的高度，当时赵久章先生就说，就像几公里以外看一个苍蝇是很不容易的，所以当时我们国家年轻一些专家就主张采用“多谱勒”， “多谱勒”就是频移测速系统，来测量我们国家卫星的轨道，当时在世界上来说，频移测速这个技术还是刚刚开始用，所以我们国家从第一个卫星开始，当时就采用了世界上比较最先进的一些技术，来进行研制。
为了听得见，当时在我们遥测信号的调制上面，请上海的“国光”口琴厂的老师傅协助下，我们把东方红（歌曲）的第一句去掉，调制在遥测信号上，所以大家使全国人民当时都能够听到东方红的乐曲声音，所以这一些都是当时在开论证会（论证的结果），当时为了论证第一个人造卫星的方案，我大概是一辈子参加的最长的一个会议，就在现在的友谊宾馆，当时一共开了42天会议，白天大家讨论方案，晚上进行计算，是最长的一次会议，当时我们国家研制第一颗人造卫星的时候，比起当时的美国 苏联来说，还有一个困难就是美国在全球各个经度，各个区域都有地面站，都有这些设施，苏联整个国土跨的经度的范围很大，咱们国家地理位置还是不错，可是它所占的整个地球的面积即使全部布满（地面）站，实际上也只有12％的时间能够看到我们自己国家的卫星，所以在当时，就是我们一方面尽量把站（分）布得比较靠边境，像新疆的喀什地区，东北的长城地区，厦门地区，包括南方，同时，当时也知道，我们国家以后要发展一些跟踪的船，才能够使得在我们国家境外的时候也能够收到卫星的数据，所以到现在为止，结合“神舟号”的载人航天工程，我们国家已经有四艘远洋的船来跟踪，来测量卫星的轨道，同时也可以接收到遥测数据。
另外，当时由于科学数据需要不断地能够收到，可是（卫星）飞进我们国家的时间比较短，所以当时我们已经开始在研制一些存储器，使得我们科学探测的数据在国境外面探测到的数据都能够记录下来，完了飞经我们国家的时候，再把它回放出来，所以这些对我们国家来说，当时也是相对来说一开始要做到这些也是比较困难。
1971年3月3号，就是发射了第一颗科学卫星，“实践1号”，“实践1号”上有三个仪器，“实践1号”是这样，它跟“东方红1号”的外形上一样，可是它上面布了一些太阳能电池，所以它一共在轨道上工作了8年，当时我们单位在上面放了三个仪器，一个是测量太阳X射线辐射的，还有一个测量地磁场， 还有一个测量宇宙粒子的，“实践2号”，第二个科学实验卫星，是1981年9月20号发射的，上面一共有9种11个仪器，包括（测量）太阳的一些辐射，地球大气的背景，近地的环境等等一些仪器，这张照片就是“实践2号”在总装车间进行调试的情况，那么实践2号发（射）到轨道上去，太阳能电池帆板撑开以后，这个外形就是这样。这张照片就是“实践2号”上放的一些仪器，主要的探测仪器。
1990年9月3号我们还搭载放了两个气球卫星，叫“大气1号”跟“大气2号”，实际上也是用它来测量高层大气密度的，1994年2月8号在发通信卫星的时候，当时搭载发射了“实践4号”的卫星，“实践4号”的卫星这个轨道是个大扁度，远地点两万多公里，所以它这样测的环境数据就更加多，这个就是“实践4号”卫星。这个就是“实践4号”卫星上面放的好多科学仪器。
最近一个科学卫星是1999年5月10号发射上天的实践5号卫星，它主要是做了微重力条件下的流体科学实验，另外也测量近地环境，这个就是“实践5号”科学卫星的外形，这个黑的是升出来太阳能电池帆板，这个金光颜色的是“穿的”温度控制的“衣服”了，除了发（射）专用的科学卫星以外，我们也利用国内发射的各种各类的应用卫星，上面搭载了科学探测的有效载荷，来进行观测，那么像通信卫星，气象卫星，地球资源卫星，上面都有各种各样的科学仪器来探测，另外这个是气象卫星“风云1号”，这个是“风云2号”气象卫星，上面都搭载了一些测量地球环境的数据，包括有些是（测量）太阳辐射的一些数据，，资源卫星这是上面也有（我们）搭载的科学仪器。
从这些气象卫星，资源卫星上面拍到的一些图（片）对国家来说，国民经济中间也是很有应用的（价值），比如说像1998年洪水，你从这一张东北的图（片）上可以看得很清楚，蓝颜色就是本来正常的，没有洪水的时候，水的一些面积，水的分布，红颜色是洪水泛滥以后的一些面积，所以从遥感图上可以比较准确地计算受灾的面积跟它的变化，这个是洞庭湖附近。
1998年那场大的洪灾，使我们国家损失了差不多2600亿人民币，占我们整个的，一年国民经济的总产值的3％到6%左右，受灾的面积，光长江流域就达到1万1千平方公里，从1987年8月5号，我们第9个返回式卫星开始，中国科学院，（和）院外的一些单位，利用微重力条件做了50多种微重力材料科学试验，跟三百多种生命科学的实验，我给大家可以举一些例子。
这个就是当时搭载着返回式卫星上面的一个高空的太空用的冶炼炉，在上面可以进行半导体材料，金属材料 合金材料的，利用微重力条件下的一些冶炼 生长，当时材料加工炉的主要的实验的项目，包括半导体晶体，合金，包括一些复合材料，甚至于还含一些超导的材料，做了不少，比如我们再举一个例子，比如砷化钾，砷化钾是一个非常有用的材料，通信卫星上的放大器，用砷化钾材料做的元器件，它就耐辐照比较好，而且速度比较快，这个就是我们国家第一次在太空做的砷化钾样品的一个照片，那么从砷化钾样品，把它剖开来以后，利用电子显微镜，其他一些各种各样的仪器来判断它内部的结构，可以发现在太空生长的 砷化钾晶体，它的杂质比较少，性能比较好，用它做二极管三极管它的性能比地面上做的砷化钾材料要好得多，下面这些图，大家可以看到就是我们生命科学实验的一些主要的样品，包括蛋白质晶体，好多可以治疗一些特殊病的，药物的材料，还有昆虫 动物细胞 植物，各种各样的微生物，包括饲料，就是喂动物的一些饲料，在太空也进行了实验，还有一些藻类。
大家都知道，1999年11月20号，我们国家发射成功了我们第一艘无人飞船，“神舟1号”，到现在已经发射成功了三次，那么我们在“神舟（系列）”无人飞船上面，也搭载了好多科学实验，包括空间天文，近地环境，生命科学，微重力材料，对地的遥感等等，那么这个就是“神州3号”飞船的外形，一共有三个部分组成，中间那个是返回舱，前面那个是留轨舱，是留在轨道上可以工作半年以上，这个在太空工作几天就回来，好多要回收的一些科学实验的项目，都是放在返回舱里的，一些长期观测的项目是放前面的留轨舱（里）的，我们除了用自己的卫星，科学卫星，应用卫星进行空间科学的研究以外，我们还利用了一些国外的一些条件来进行研究。
比如说利用美国的航天飞机，美国的航天飞机到现在已经成功发射了一百多次，那么咱们根据跟美国的合作，我们订购了美国的10个“搭载桶”，这些“搭载桶”有时候放在航天飞机的货舱里边，带到太空去，完了可以回收回来的，利用这个进行材料科学生命科学 流体物理，还有一些捕获宇宙层的这些装置，那么航天飞机，在太空可以飞，一般7天到15天，最长可以飞31天，上面除了完成它的主要任务以外，它在航天飞机货舱里边可以放一些“搭载桶”，每个“搭载桶”大概90公斤左右，可以做相当的实验，这个就是航天飞机图。
从1977年开始我们就开始发展了我们国家自己的高空科学的探测气球，这种气球是零压式的，自然形（状）的，跟一般低空用的气球不大一样，这个可以一直放到差不多40公里的高度，整个球体的容积最大有60万立方米，所以可以差不多把两吨的东西带到高空去进行探测，这个探测的项目可以像大气成分，温度压力 风向 气溶胶，包括地球的返照，地球背景的辐射，还进行了红外天文的观测，非太阳X射线源的观测，脉冲星观测，宇宙线的观测，另外还有上面我们还专门研制的微重力落舱，利用微重力落舱，把气球带到高空，割断（绳索）以后它慢慢下来，利用这个微重力环境也可以进行一些微重力科学的实验，当它这个微重力时间很短，是秒的量级，可是它的价格比到卫星上去做要便宜，而且可以多次重复进行做。
为了配合载人航天工程，咱们在科学院的空间中心专门建立了一个有效载荷应用中心，他们有一个11.28米的接收天线，还配套了好多计算机，像我们“神舟飞船”上面的科学探测的数据，就可以通过大天线，可以直接传到我们空间中心的实验室边，那么这要大大加快了 提高了，咱们进行科学探测实验的一个水平，有时候还可以进行一些设施的调整，给上面的仪器进行一些调整。
刚才讲的中国空间科学都是已经基本上做过的事情，今后随着我们国家航天科技的不断发展，随着我们国家经济的不断发展，以后我们也会进行更多的实验，比如说像我们前年，国家已经公布了航天的白皮书，我们在“神舟”载人飞行以后，我们还要进行发射空间实验室，甚至于（建）一些太空站，甚至于我们还要探测月球，还要进行行星际的探测，在这些各种飞行器上面，以后都会有科学探测的有效载荷，进行各种各样的探测，另外我们国家的应用卫星，像气象卫星，资源卫星，通信卫星，也是会不断地发射的，在这些卫星上，我们还将继续利用它的条件来进行太阳辐射，进行地球环境，日地关系这些研究，特别是为航天工程配套的需要在上面进行一些单粒子事件，一些辐射效应 这些实验，直接为航天工程服务。
我想今天要跟大家讲的主要的内容只是一个概况，从这个主要内容里边，大家可能，也可以了解到咱们国家几十年来在太空科学方面所做的一些工作，所取得的一些成绩，那么总的来说，咱们太空科学的研究跟国际上来说，还是有很大的差距，因为我们，也仅仅是对一些有限的目标，对我们航天工程急需的一些参数来进行重点的探测，咱们国家，现在有好多下岗的人，（在）教育方面，还需要很大的投资，经济各方面财力就不可能用很多的钱，用在太空科技的发展方面，所以我们跟外国比，咱们国家，一个非常（明显）的特点，就是要用有限的经费，来进行有限科学目标的研究，希望能够取得更好的成果，像国外，像美国，每年在太空方面的投资差不多300亿美元，近十几个年，基本上都一个量级，它一半经费是美国的国家航空航天局，民用的，另外一半经费是国防部，都是军用的，还在发展很多太空的武器方面，实际上像太空科学的一些基本研究，对未来的发展，这些都是一个基础，所以我们今天的太空的应用，实际上都是昨天的科学研究，那么今天的科学研究，科学实验，就是为以后的应用打基础的，所以可以说是明天的太空的应用，我们国家现在在这方面的投资还不到美国的百分之几，所以我们不可能做很多的事情，可是即使用了这些有限的经费，在有限的人力物力上面，经过大家的努力，已经取得了，还是比较可喜的成果，特别是现在几个“神舟号”的无人飞船的科学结果，以后会陆续地发表，我想大家以后都会在各种刊物 电视上面会看到一些报道，我想我今天讲的主要是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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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7日 中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 董克用
主讲人简介
董克用：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博士1. 国际劳资关系学会（IIRA）会员2. 中国劳动学会副会长3. 中国人力资源管理教学研究会会长4. 中国人力资源开发研究会副秘书长5. 中国劳动法学会副秘书长1. 2001年6月——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院长2. 1995—2000 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 院长3. 1985┅2001.6 ： 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A. 著作 （ 部分 ）
1. 中国转轨时期薪酬问题研究，中国劳动保障出版社，2002年；2. 薪酬管理（译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3. 人力资源管理（译著）， 中国劳动保障出版社， 2000 4. 社会保障概论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0 5. 养老保险，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0 6. 欧盟一体化中的劳动力市场与社会保障政策— 中欧比较， 1998， 中欧高等教育合作项目最终报告7. 西方劳动经济学教程， 中国劳动出版社， 1995内容简介什么是中国的社会保障制度？社会保障是政府为主体，依据法律，通过国民收入的再分配，帮助公民在暂时或者永久丧失劳动能力，或者由于各种原因，在生活发生困难的时候，给予物质的帮助，也就是说它是在公民生活困难的时候，我要通过这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来给予你物质上的帮助；同时要通过一些福利项目，提高全民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两方面的作用。社会保障它的范围很广，和我们日常生活中理解的那些社会保障的定义有些什么样的不同呢？范围是些什么呢？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它的经济发展水平不一样，所以它的社会保障所谈的范围也是不一样的。我们中国目前和大多数国家的社会保障基本上是相同的，包括了社会救济，社会保险和社会福利这三大领域，社会救济，社会保险和社会福利，这三大领域，构成了我们今天讲的中国的社会保障。
在社会保障中，最低的层次是社会救济，它的对象是社会中的最弱者群体，或者讲是群体公民中的最弱者群体。它的覆盖面是全体公民遇到困难的时候都能够享受，但是真正享受的人应该是很少的，这是最低层次。
第二个层次就是社会保险，包括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它的对象和社会救济不一样，它的对象主要是劳动者，以及劳动者的家庭，有的时候涉及到劳动者家庭。
社会保障的最高层次是社会福利，它的涉及范围很广，因此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家，不同经济体制的国家，在社会福利这个范围上，有很大的不同。
本期播出的《百家讲坛》，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董克用教授，将为您详尽阐述《中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
全文
那么今天我很高兴有这样一个机会给大家简单地做一个讲座，我讲的题目是《中国城镇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我今天讲这么三个方面，那么我们要讲社会保障制度首先要给大家讲一讲什么是社会保障制度和它的作用是什么；然后我第二个问题会给大家讲一讲，中国社会保障制度是一个什么样的演变过程；然后第三个方面的问题我给大家讲一下社会保障制中的核心问题，也就是社会保险制度，在中国做了哪些改革，现在它面临什么样的问题和困境。三个问题，一个是什么是社会保障，一个是中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做了一些什么改革，一个是最核心的社会保险制度做过一些什么改革。
那什么是社会保障？大家一定很关心，来听讲座，一定要搞清楚自己听的是什么。但是我很遗憾地告诉大家，关于社会保障的定义，不但在国内学者之中，有很大的争议，在国外的学者中不同国家对这个概念的争议也非常大。我给了大家一个定义，那给了一个定义是不是说就都是公认的呢？不是的，只是我们总结了国内外的一些学者的说法，那么大家比较认同的是这样一个定义。社会保障是政府为主体，就是不是企业为主体，依据法律，通过国民收入的再分配，作用是什么呢？帮助公民在暂时或者永久丧失劳动能力，或者由于各种原因，在生活发生困难的时候，给予物质的帮助。也就是说它是在公民生活困难的时候，我要通过这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来给予你物质上的帮助，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要通过一些福利项目，提高全民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两方面的作用，一方面是生活中给予帮助；另一方面是提高生活质量。那么从这个定义里就可以看出，那你要讲到社会保障显然它的范围很广，和我们日常生活中理解的那些社会保障的定义有些什么样的不同呢？范围是些什么呢？包括什么呢？我们说，虽然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它的经济发展水平不一样，所以它的社会保障所谈的范围也是不一样的。但是我们中国目前和大多数国家的社会保障基本上是相同的。也就是说，我们包括了社会救济、社会保险和社会福利这三大领域。社会救济、社会保险和社会福利，这三大领域构成了我们今天讲的中国的社会保障。如果你到欧洲去，它更多的谈到的是社会福利，它更多地谈到没有劳动能力的老人、遗属、残疾人，它更多谈到是这方面。所以中国我们讲是讲社会救济与社会保险和社会福利，那这三个领域和整个的社会保障是什么关系呢？
它是一个不同层次的关系，那么最低的层次在社会保障中，最低的层次是社会救济。它的对象是谁？它的对象是社会中的最弱者群体，或者讲是群体公民中的最弱者群体。他们是因为自身的原因或者因为一些不可抗拒的外因，生存处于困难了，就是不能生存下去了。那么对一个文明社会来讲，遇到这样的问题，这社会中的公民，不能生存下去怎么办，必须由政府来出面，通过一些社会救济，来帮助他们能够得到基本的生存条件，得到基本的生存条件，这就是社会救济。社会救济是以政府为主体的，也可以政府通过一些政策，来鼓励民间团体、社会甚至企业来帮助这些最弱者的群体。但是主体上是政府，所以从这一点大家可以看出，社会救济在社会保障这个体系中，那么它的历史上看怎么样，并不是现代社会才有的。因为古代社会自从有了政府，特别是中国，我们自从有了中央集权的政府，那个时候我们就开始对一些出现的灾荒，政府就采取措施，给予救济，所以社会救济这一点，从社会保障来说是最基本的、最基层的。但是也是历史最悠久的，那么今天我们讲的社会救济当然不同于古代社会的社会救济，它是一种现代社会政府出面通过各种政策措施，来帮助社会的最弱者群体。虽然它的覆盖面是最广的，但是一个社会来讲，往往它的覆盖人数是很少的，我们一个社会不可能靠社会救济维持一个社会的运行。所以它的覆盖面是全体公民遇到困难的时候都能够享受，但是真正享受的人应该是很少的，这是最低层次。
那么第二个层次是什么？第二个层次就是社会保险，社会保险又包括什么呢？又包括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它的对象和社会救济不一样，它的对象主要是劳动者，以及劳动者的家庭，有的时候涉及到劳动者家庭，有的项目并不涉及。各国的制度不一样，但是它主要对象是劳动者，就是说要通过劳动者才能涉及到他的家庭，如果他不劳动，没有参加到劳动者队伍中，那么这些保险项目往往是不起作用的。所以它的目的是帮助劳动者在暂时或者永久丧失劳动能力的时候，仍然能够保障基本生活水平，他仍然能够保障基本生活水平。刚才我们讲救济的时候是什么，是生存。那么社会保险的对象是劳动者，也就是说，他平时要提供劳动，那他在遇到困难的时候，他不能劳动了，比如说生病、失业、出现工伤等等，或者老了。我干了一辈子要退休了，那么这个时候我不能劳动的时候，我当然不能只有一个生存水平，我要有一个保证我的基本生活水平，所以不同于社会救济。它是社会保障的第二个层次，范围的对象是劳动者，它依据什么来产生的？就这样一套制度，它不是像社会救济一样，是自古而有之的，有了政府就有社会救济。那么社会保险这套制度，是工业化的产物，它依据的原则是大数定理、大数法则。就是说用大多数的人来分担少数人的风险，用这种办法来制定了这样的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当然这里边制度上还各有特点，我们后面会讲到。那么这一部分实际上是社会保障的主体部分，各个社会都一样。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最关注的是社会保险问题，因为跟劳动者相关。一个社会中劳动者是主体，因为劳动者遇到问题的时候那是最重要的时候，就像我们今天说为什么就业问题这么大，失业问题这么重要，为什么？因为劳动者发生问题的时候，是一个社会就会发生一些不稳定的时候。所以各个社会都非常关注的是社会保险这个领域。那么我们一会儿我们也要重点地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国家改革以来，在社会保险方面，我们做了哪些改革？取得了哪些成就？有什么问题？这是第二个层次。
社会保障的最高层次是什么？是社会福利，当然我们这里讲的社会福利不同于大家平常听到的社会福利。我们平常听到的一些社会福利，有些属于社会福利范围，有些并不属于这个范围。比如我们听到的养老院，那是一种社会福利；但是我们有的时候听到福利工厂，说残疾人福利工厂也是一种社会福利吗？不完全是社会福利的概念，它更多的有救济性质。所以社会福利是社会保障的一个最高层次，它的对象仍然是全体公民，所以一个社会福利它的涉及范围很广。因此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家、不同经济体制的国家，在社会福利这个范围上，有很大的不同。我们都听到过说北欧是福利社会，那么它就实行的这样的理念来提供它的福利。那么有些国家，不太提供各种福利，它以社会保险为主，它经济发展水平再高，它也不以社会福利这种方式来提供给公民，因为它认为这样的制度会造成一些养懒汉的制度。所以各种国家在社会福利上面的差异非常大，也就是说，这三个层次社会救济差异不大，发生天灾人祸，都要出面。社会保险几个项目差异不大，差异在制度上、差异在运作方式上，而差异最大的是社会福利，就是根据你的经济发展水平，以及你的国家的理念。就是说不同文化不同的理念，我们到北美去看北美的制度，我们到欧洲去看欧洲的制度，到北欧看北欧的制度。当时我们说得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北美人也大部分从是欧洲过去的，是欧洲移民为主，那么为什么同样地欧洲文化过去之后，两种制度不一样呢？为什么这些社会福利制度非常不一样？包括里边的失业保险制度、养老制度也很不一样。道理何在？还是取决于一个国家形成之中它的整体这种文化的差异。不同国家之间哪怕美国这样一个国家，是不同文化构成的。那么它有一些主导的文化在里面，构成了不同的制度，它用不同的理念形成了不同的制度，所以社会福利上面差异是很大的。那么大家听完了说社会保障包括这么广，从社会救济到社会福利。那么大家就要有问题，为什么要有一个社会保障制度？那么它确实有作用。
一个作用就是抵御风险；市场经济抵御风险，就是市场经济和过去自然经济抵御风险的方式不同了。因为在自然经济条件下大家想一想，家庭劳动者遇到了风险你个人或者一个劳动者遇到风险，谁来帮助你呢？依据的主要是家庭，或者说像中国家族。随着市场经济工业化之后，那么这个劳动者离开农村进入城市，这种家族首先消失了，那么紧接着家庭也变成小家庭，变成核心家庭了。那么对一个家庭来讲往往是一两个劳动者他要抚养他的有时候有老人，有时候有孩子，遇到风险的时候，不能再依靠家庭。而且劳动者和生产资料，那种天然的生产资料相分离。因此的话，它已经靠家庭无法抵御这样的风险，那这个时候，谁来帮助抵御风险？必须由政府来出面，建立这样的社会保障制度，来帮助劳动者抵御风险。
那么第二点作为社会保障是必要的，就在于它是维持市场竞争的需要；社会保障制度是维持市场竞争的需要。为什么这么讲？因为市场经济怎么才能够竞争持续下去呢？必要条件之一，是应该让那些失败者能够回来再竞争，虽然我们是优胜劣汰，但是市场竞争对于人来讲，对于劳动者来讲，我们这种淘汰是怎么样？是暂时的失败，一个现代社会市场竞争要能够持续必须能够帮助弱者，能够使他重新回到竞争岗位上、回到竞争中来；他能够重新参与竞争、加入竞争，这个竞争就是可持续的，否则就不可持续。因为市场竞争是很激烈的，所以风险总存在。那么要让这种竞争能够持续性，必须有一种机制，来使这个暂时的失利者回到竞争中来，怎么办？社会保障制度。
第三个为什么要有社会保障呢？是克服市场经济这种周期的需要；就是搞市场经济一定有周期；有繁荣的时候，有衰退的时候，一定是有的，只不过这种周期大小而已，也就是说，这种经济周期是不可避免的。
最后一个社会保障的功能就是要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也就是说，一个社会它的发达、它的成果、它的成就不是一代人的，是多少代人共同努力的结果。那么好，那么这个成果，社会发展的成果，应该是怎么样？应该是共享的，在这个社会当中的公民应该共享的。这一点就是社会福利这一部分之所以要产生的理论基础。就是说，社会经济发展了，要共享，包括在座的和我们的父母，他们可能退休了，退休了我们也应该他们能够共享经济发展。原有的固定资产，并不是一代人积累的，是几代人积累的。所以社会保障要能够让他们共享这种经济发展成果。那么我回头来看一看，中国我们自己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是一个什么样过程？
先看一看计划经济体制下，我们的社会保障，再看一看我们是怎么来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的社会保障制度的。有人讲说我们总是听说我们刚建社会保障制度，我们怎么计划经济体制下还有社会保障制度呢？说我们没有，原来根本就是没有的，所以我们今天才建呢？这种说法不完全正确。如果我们真是原来什么都没有，是一张白纸，那么我们今天来建立社会保障制度就容易了。我们之所以今天遇到那么多的麻烦，就在于原来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中国有，有一个社会保障。它是在计划体制下，它是在城市中的一部分人，哪一部分人呢？所谓全民所有制的那一部分人，他们有非常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那个时候我们的特点是什么呢？叫做广就业，就是城镇中人人都有一份工作；低工资，工资是不高的，就是很低的货币工资。但是高福利，高福利体现在住房、医疗、教育全有。正因为这一部分社会保障制度集中于一小批人，所以当时我们也不能把它称为社会保障制度。全民的劳保福利，叫劳动保护和福利，后来我们甚至发展到了企业内的服务。就是原来是国家管慢慢转化到企业内部去管，叫企业内的福利。简单讲就是这么一个计划体制下是这么一套非常窄范围的、非常高水平的社会保障制度。那么这个的影响，到今天的改革仍然受到了影响。因为什么？因为在旧体制之下，我们承诺了很多东西，那么到了体制变革的时候，特别是某个具体制度变革的时候，那阻力就非常大。我们后边会看，哪些阻力影响的具体。
我们先来看一看改革二十年来，我们国家的社会保障制度有哪些发展？有哪些变革？从社会救济方面来看，的确扶贫减困方面我们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我们的贫困人口迅速下降，我们在社会保险的各个领域，都做了深刻的变革。特别是养老、医疗和失业这三大保险的基本框架中国已经建立了。基本框架已经建立了，正像我们“十六大”里讲的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十六大的报告是对它的评价也是很高的。但是我们说它是基本的框架，为什么这么说？我们后面给大家讲。那么我们的社会福利也正在从暗补转为明补，从隐性化走向显性化。怎么叫从暗补转为明补呢？过去社会福利也是一小批人享受的，城里人享受，城里人享受到了物价的补贴，城里人有各种各样的票，买什么都有票，这个票是什么，粮票、布票这些票就是一种福利。后来发展到了这些票变成第二种货币，可以拿票去换东西。它就是一部分人享受到了福利。那么经过价格体制的改革，经过住房体制的改革，各种方面制度的改革。那么这种过去只有小部分人能够享受到的这种社会福利，也就是说价格补贴只补给一部分人，而另一部分人不能享受这种制度已经通过价格体制改革消失了，已经逐渐地从这种暗补转为明补，社会福利正在转变。
那么我们中国的刚才说的三个方面，救济保险和福利，最重大的转变，对劳动者、对今天的社会影响的最大的转变是什么呢？是社会保险制度改革，所以我们把我们的时间更多地花在这方面。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三大领域，养老、医疗和失业。
第一个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养老问题不仅涉及你们，还涉及你们的父辈，这个制度的变革，不仅对目前的劳动者，对你的一生，甚至养老制度的改革，国家专家评价，会对整个国有资产的变革，对整个所有制的变革，都会产生影响。为什么这么说？我们下面给大家简单地来解释一下，为什么对大家都非常重要。一旦你参加工作，你马上就进入这个制度，马上就进入，我们讲养老保险制度改革。但是我们今天在中国严格意义上我们还没有养老保险制度，我们有的是什么呢？我们有的是退休制度，养老跟退休有什么关系？养老说是人总是要老的，老了就要给他帮助。很多发达国家，年龄到达一定年龄，比如你70岁，70岁以上的老人因为你有特殊需要，你可能身体不好，需要别人照顾，你可能需要特殊的医疗服务；那么只要你到这个年龄，不管你曾经就业和没有就业，工作过或没有工作过，到这个年龄我都给你一点补助，国家出面，给你养老金，让你养老。有的国家要看一下你的财产，你财产太多了高过一定程度了就算了。但是，一般的人都可以得到这样养老的服务，这叫养老。就是说社会对老人的尊重，你到老了你有特殊需要了，我们来共享经济发展，这叫做养老金制度。我们想没有吧，我们今天没有啊。那有的外国专家也曾经建议中国干脆都来吧，赶快来老人都给吧。后来一想给不起呀，我们有多少老人给不起。说城市给吧，说农村不要管了，就给城市吧，也给不起。我们今天经济发展没到这个水平。所以我们谈的是什么？是退休制度。是你先工作然后到了一定年龄退出劳动队伍，你拿到的退休金。但是这个领域中都叫养老金制度改革，所以我们也只好这样称呼了。但是大家心里要知道实际上我们只有在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之后，可能达到全面小康社会之后，二十年之后，中国可能能建养老金制度，现在仍然是养老保险制度。好，养老保险制度是一个什么样的制度呢？过去世界各国都一样，很长时间这个都是叫做现收现付，现收现付制度，什么叫现收现付制度？就是在座的年轻人，工作的年轻人养老一辈，工作的年轻一代养老一代。那么这个制度有没有问题呢？只要这个社会的人口年龄结构不发生大的变化，没有什么问题。因为总是干活的人比较多，那真正老了，比如60岁、65岁退休；那么一个社会的期望寿命比如70多岁，那么好那么多工作的人养这一批退休的人，没有什么问题，这个制度运转良好，叫现收现付制度；但是后来，首先出现在发达国家，出现了一个问题，这个制度遇到麻烦了，什么问题呢？它人口年龄结构发生变化了，首先一个人活得更长了，老人长寿。老人长寿当然是好事，我们每年回家，都说希望老人健康长寿。老人健康是好事，但是现收现付的养老金制度受不了，你25岁工作，60岁退休，一下活到了95岁，你的工作年增短，退休之后的那些年代那么长。并且第二个问题呢？是年轻人生孩子越生越少，有些还不要孩子。所以发达国家遇到一个人口年龄结构发生变化，这个变化对现收现付的养老金制度是巨大的挑战。也就是说在职的人，他的工资相当大的一部分，要拿出来缴养老金，拿出来给老人支付养老金。那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得越快这个问题越大。那么大家知道，世界上哪个国家人口年龄结构将变得最快呢？中国。中国的老龄化按专家们预测该是世界上老龄速度最快和60岁以上的老人数量比重最大的国家。为什么？就是我们建国以后那激增的一两代人。我们有大量人口迅速增长，迅速增长的人口，人口金字塔，它往上走。就是我们这一代人到了60岁的时候，我们预测那就是相当大，孩子越多，到时候老人越多；因此中国将面临一个相当大的人口老龄化的挑战，当然这个挑战不是我们先遇到的，是发达国家先遇到的。那么在发达国家遇到这样老龄挑战的时候，怎么办呢？就要改革这种养老保险制度，不能再用现收现付来解决了。所以大家就研究了，世界上有几种来养老的办法？支付养老金的办法？那么一般意义上讲有那么三种，一个就是收现付，它叫做代际抚养。年轻人养老人，它的优点是什么呢？它没有基金风险，它有多少钱，收上来征税，每个人都要缴税，给老人发养老金，没有基金上的风险。因为你无论怎么样你社会怎么发展，你实际上对一个社会来讲，某一点来讲，都是干活的人来养不能干活的人，不管它基金怎么运作，它都是这样的。所以这样现收现付是没有基金风险的。但是它的问题就是如果是人口年龄结构发生变化，那么干活这一代人将不堪重负。底下要养孩子，上面要养老人，因此这种现收现付是必须要改革的。
那么第二种形式，学者们研究了，说第二种形式世界上出现了，这种形式叫完全积累的。就是说你这个劳动者一开始干活的时候，就把这钱存出来，你就自己存你自己的，到你老的时候，你用存下来的钱，自己养老。那么这种基金积累制度，优点是什么呢？是自我平衡，没有代际负担，我自己攒的钱，我自己养老；缺点是什么？缺点就是这个钱呀，这个基金这是有风险的；这种资本市场金融家它产生了很多各种各样的这种新的现象，加上电子化时代，资金的流动越来越快，很多没有被人们所把握的，没有认识到的，没有把握得住的一些规律的问题，所以基金是有风险的。世界银行做了一个研究报告，在1994年提出来，多支柱模式，它认为那种方法单一的现收现付不行，单一的资金积累也不行，希望是多支柱的。也就是说把养老保险分为基本养老保险和补充养老保险。那么用统筹的办法，就是社会统筹的办法，也就是现收现付的办法，来支持这种基本的养老保险。而用个人帐户就给你每个人建一个帐户，用个人帐户来积累，来支持这种基金克服老龄化危机。那为什么说，实现积累的基金能够克服老人化危机呢？因为有一个国际大的投资公司，它们做了一个研究，就是研究了一下，20世纪，从1910年一直到2000年研究了20世纪这一段时间中，任何切割其中的十年，就把这些年代，任何切割七其中的十年，他都发现那么资本市场的回报高于储蓄的回报，这是他的研究成果。当然我们没有去验证，这是他的研究成果，任何切割十年，那么它的资本市场回报高于储蓄回报。那什么意思？也就是说，同样的钱如果用到资本市场上去运作。因为这个社会还是资本短缺的，那么可以得到更高的回报。也就是说，你可以用同样的钱，如果你投入资本运作，那么你可以用比较少的钱，将来能活比较舒适的生活。也就是说，对整个社会来讲，它的养老成本怎么样？会降低。也就是说，如果你现收现付，你不搞积累，你就是这样代际来抚养，那个钱就是干活人收走，给不干活的；那么那种方式呢，我搞个人帐户，我拿出一部分钱积累下来，这个钱又资本市场生钱，这个社会还是资本短缺的，运作好之后它的回报会高于你的储蓄，那这样的话当然在你退休的时候，你的个人帐户有一大批的钱，你就能够享受比较好地来享受你的养老老年生活。所以他认为这是第二支柱来支撑。
第三支柱，那么就要有一些政策，鼓励这些老百姓，自己去储蓄，或者去买商业保险，来自己养老。因为有些人可能对他老年生活非常在意，认为老了一定要活得很舒服，有些人就不太在意，我的期望寿命也不高，反正到时候有饭吃就行了。那你基本就够了，补充就够了，那你就不用花更多的钱，所以有多个支柱，它讲这个房子怎么才能稳固呢？有多个支柱来支撑，这样就稳固了，所以它提出来，希望建立多支柱的养老保险。并且通过一种多组合的投资方式来降低这种基金风险。优点很清楚，缺点也很明显，我们国家养老金制度改革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了。20世纪80年代开始改革的时候，随着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也开始改，过去都是各个企业来负担自己的退休人员，那么就是说有的企业退休的人多，就负担沉重；有的企业新建的，没有退休人员那负担就很轻。所以一开始我们还是恢复到社会统筹，就是每个企业不管你人多人少，按一定比例交上来，干活的人把钱交上来，然后支付给那些退休人员。并且当时国有企业负担很重，非国有企业没有。所以也进一步地把这种制度推广到城镇中的所有企业，但是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时候，我们就意识到，中国如果仍然实行现收现付，我们同样会面临发达国家面临的老龄危机，我们老龄危机来的时候，我们的负担比它们的还重，就是我们是工业化过程和老龄化问题同时出现，它们是先工业化后老龄化，我们是工业化过程就是老龄化，所以我们的负担更沉重。怎么办？1993年中央就提出来，我们也要建立多层次的社会保障体系，养老和医疗保险也要来共同负担实行这种社会统筹和个人帐户，到了1997年我们就建立了一套中央就发文来把企业的养老保险制度统一了。也就是说你一开始工作就要交养老金，那养老金是怎么样？是两部分构成的，一部分是企业缴纳，企业缴纳20％，相当于工资总额的20％，那么个人也从工资的4％开始缴纳，然后建立一个个人帐户，就是每个人你去工作都去建立一个帐户，然后把你的钱搁进去，然后再把企业的一部分也搁进去，已成了相当于11％的个人帐户，慢慢地企业的部分下降，个人的部分增长，个人从4％到8％。然后企业逐渐退缩到3％，现在全国大部分地区仍然实行这种办法。这个办法就是那你说这种制度一变革了是很大的一个变革，今后怎么办呢？这个制度就提出来，老人是老办法，就是已经退休的人用原来的办法，我们父母一代还按照原来的办法；那么新人，就相当于在座的诸位，你参加工作那天，这个制度已经有了，你进去就叫新人，新人就是新办法。那么将来你的养老金就相当于两部分，一部分是按照你当时的平均工资20％来支付，基础人人都一样。整个城市你比如北京整个城市人人都一样，这一部分没有差异。第二部分就是你的个人帐户是存在的钱，以及你个人帐户是投资增值的钱之合，构成你的养老金，这个养老金你逐月领取。那大家问题就来了，那这个制度这么清晰地划完之后，这个制度建立之前就就业了，然后这个制度建立之后才退休的人怎么办？这个人叫什么呢，叫中人，像我们都叫中人。为什么？因为我们20世纪60年代就参加工作，很早。那制度呢？它刚才统一的制度是1997年，我们相当于有30年的工龄了。那30年，再过10年我们退休的时候，就有一个问题了。我们帐户的钱怎么样？很少。那问题就来了，就是说，那我们这部分怎么办？那个30年怎么看待，于是我们的制度中就建立了一套制度，叫做过渡性养老金，也就是说，你是制度前一天退休的，你比如说你一个月一千块钱退休金，那么我制度建立后，我明天退休了，你不能说我就变成20％了，平均工资的20％，就二百块钱了，那我帐户上刚存了一个月十块钱没有意义，那我必须有一个过渡性的原则，这个过渡性的原则前一年退休的，我们俩差不多，它是采取了这样一种过渡的办法，说的很清楚，叫过渡性的办法。
2000年我们国家新世纪的时候，就出台了一个新的很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方案。在辽宁省进行试点，它在养老保险制度上就明确了几个非常重要的政策，就是分离了。社会统筹帐户和个人帐户分离，就是用于社会统筹的部分，就用于老人。个人帐户部分不能随便花了，要存下来保值增值来帮助渡过老龄危机。那么从2001年在辽宁开始试点，那么同时个人帐户就是确定为8％实帐运行，不许动，不许随便动那个钱。所以养老金制度改革不是简单地只对老人有关，是对每个人都有关，从世界各国发达国家的情况来看，也证明了这一点。
那么第二方面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医疗保险制度的改革。那么现在还没有一个国家，敢拍拍胸脯向各国介绍经验，我的医疗保险制度最好，来吧，学吧，没有。还没有一个国家敢这样做。为什么？因为医疗保险制度比养老复杂得多。第一它的风险不确定性；养老是很有确定性的，说人们有一个期望寿命表，大概有个死亡率表。大概知道百分之多少人大概能活到多少岁，这大家都很清楚。当然你能不能活到这么大，取决于你自己的遗传基因了。那么大体它知道风险在哪里？医疗不知道，你既不知道你大概什么时候会生病，也不知道你能得什么病。对每个个体来讲，这种风险不确定性，要远大于养老；第二医疗成本增长，世界各国都看到医疗的成本越来越大。因为什么呢？好治的病能治的病都治完了，剩下那些不好治的病都是疑难病症，所以不能不花大量的投入去研究它，去研究新医药，新的仪器设备、新的医药、大量的投入。第三个需求增长，说过去人们理念是什么呢？是有病了去医院。那么现代不一样了，说城里人改了，不是有病去医院，是没病的时候才去医院，没病的时候要定期检查一下，看看自己有什么问题没有，而不是说急了再去。特别是没病的时候，30岁以后，这些人要定期地检查，医疗的需求增长，这样的话，医疗体制涉及的面就非常广，不是卖方双方的问题。所以包括了患者、医院、医生。我们的医院和医生的利益，我们的医药制造企业，我们的保险代理机构，我们的政府等等，有七八个主体在医疗问题上在驳议。就是各种各样的利益，都在那里交叉在一起，非常复杂，远远复杂于养老保险。所以人们说要研究社会保障问题，在医疗上面去多动点脑筋，但是医疗上记住到迄今为止，没有一个专家能够夸口说这套最好，确实很复杂。
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对医疗进行分类，有各种各样的医疗，今天就不多讲了，有商业型的、有政府型的。像英国完全政府提供的，美国基本是以商业保险医疗服务的。那么过去我们国家的城镇的医疗保险制度，它的问题是什么呢？我们的问题很大，我们的覆盖面很窄。过去我们也一样还是有，不是没有，但是它的覆盖面非常窄，全民，甚至全民中有些企业都不行了，企业不行就不覆盖了不报销了。所以看病，所以很多城市中的贫民，他不是不干活，中国人很勤劳，很多贫是因为因病致贫，是跟病相关，因病了没有办法劳动，没有办法劳动了，恶性循环，越没办法劳动了；医疗费又支出大，又不能去挣钱，又得花钱。那么因病致贫所以覆盖面很窄，那么它的医疗费用增长很快，我们医疗资源分布不合理，那么大城市占据了很多的医疗资源。我们的医疗保险制度改革城镇是在1998年开始的，建立的城镇职工的基本医疗保险制度，那么这个制度现在正在全国在逐渐地推广。那么这种制度我们也建立的是一种低水平广覆盖，就是保障基本医疗需求的这种制度。
那么它的费用是由单位和个人，用人单位和劳动者个人共同负担的，也建立了一个社会统筹和个人帐户相结合的制度，就有点模仿了养老保险制度。也有一部分是在社会统筹，一部分是个人帐户；同时，合理确定这种基本医疗保险的范围。
那么第三失业保险是我们这些制度中严格意义上讲，目前来说，和世界各国接轨来说，基本是国际接轨程度化比较高的制度。那么失业保险世界各国都一样，它是要由于劳动者非本人原因失去工作，中断收入的时候，由国家和社会来保障基本生活的一种社会保险制度，注意是由于非本人原因。那么在发达国家，它的失业保险大多数是在二次大战以前建立的，发展中国家二次大战以后建立的；中国的失业保险制度，我们在建国初期，有失业保险制度，因为建国初期中国不是计划体制，有很长一段时间，还是我们在过渡阶段，所以那时候失业问题很严重。我们有失业保险制度，后来计划体制确立之后城里人每人都有工作，就认为社会主义没有失业了，要失业制度干吗？就没有了。1986年我们国家引入了合同制，要求签定合同制，员工再到企业中工作变为合同制员工，而不是终生制，固定了。那么合同制相应的同时就有失去工作的风险，于是就建立了待业保险制度，不敢叫失业，叫待业；到了1999年，国务院才颁布了失业保险条例，在中国可以说建立了失业保险制度，那么这个失业保险制度，目前覆盖范围是城镇的企业和事业单位，包括我们，像我们都被这个制度所覆盖，而且这个制度单位要交，我们也要交，就是我们每月的工资中也要缴纳失业保险，这些制度都是跟国际上来对接的。
那么这样一个失业保险制度，大家说它完善了没有呢？也可以说特仍然存在问题，存在什么问题呢？存在是确定谁是失业者，远远不这么简单，这样一个问题，大家说这还不好确定吗，谁是失业者？没活干不就是失业者，但是下岗问题和失业问题严格意义上讲不是同一个问题，下岗是我们在经济体制转型中遇到的一个时期性的问题，短期的问题，而失业是今后市场经济中，不可避免的现象，好今天就到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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