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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关村——浦东发展对话论坛（下） 段永基等.txt
11月22日 中关村——浦东发展对话论坛（下） 段永基等
主讲人介绍
段永基，四通集团董事长、中关村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总裁。
郭为，神舟数码中国有限公司总裁。
梁桂，上海市浦东新区科技局局长。
沈伟国，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开发公司副总经理。
内容简介
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给我国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带来新的机遇和挑战，新的形势要求我们破除地域界限，强调有效的合作与交流。今天，中国最受瞩目的两个地区，中关村和浦东的政府官员与企业家坐到一起，展开对话，探讨两地合作与交流的有效途径。
在论坛开始，中关村资历颇深的段永基先生首先回顾了中关村发展的三个阶段，作为历史的见证人，段先生阐述了自己对中关村发展的感慨。
在论述中，段先生引用了纳斯达克总裁的一句话对中关村的发展提出自己的建议，他认为世界上任何国家和地区，大规模的产业发展，特别是大规模的高新技术的发展，一定伴随着大规模的资金集中。纳斯达克就是一个资金集中的平台，如果没有这个平台，绝对不会有硅谷，中关村没有这个平台，你永远成不了硅谷。要发挥中关村的核心价值，把这种中关村在世界罕见的高质量人才的聚集，它的核心能力就是创造力、创新精神和创业精神，要把这个东西发挥出来，就一定要形成一个资金集中平台。他的一席话引起场上与会代表的热烈掌声。
郭为作为在中关村创业发展中的一员，也表达了自己对中关村的深厚感情以及期盼中关村跨越式发展的迫切心理。
郭先生在比较中关村和浦东的差异时，他认为中关村是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而在浦东是尊重资本，尊重人才。两地不同的文化观，为两地的发展提供了各自应走的道路。
沈伟国先生介绍了张江高科技园区新的机制，就是“一点二”的机制，张江是一个开发公司的运行，在组织规划就是实施这个园区的开发的功能，同时张江又成立了一个陈良宇市长、周禹鹏和严隽琪副市长，各个委、办、局参加的一个领导小组，站在上海高新技术发展策略的这个高度，总体来规划、推动、支持张江的发展。同时对下面有一个办公室，上海市和浦东对张江领导小组办公室给予最大的授权，在一个楼里所有的章都盖了，在一个楼里什么事情都办了，所以我们是一个政企合一的一个机构。
梁桂先生则从官员的角度，阐述了自己为浦东高新技术发展鞠躬尽瘁的服务意识。他认为他所在的科技局是小政府大社会，一个部门同时兼有信息办、科委、知识产权局、科协等的职能，四个职能合在一起16个人。他感到没有太多的精力去关注他们到底多少利益被出卖了，他只感觉到有多少的企业在他们这么小的一个组织下，在那么多园区的配合下成长起来，这是他的最大的欣喜。
论坛进行中，中关村“第一人”陈春先先生还回顾了他创办合作社时的情形，为大家倾情阐述了人的创造力的伟大，还就中关村和浦东的合作提出自己美好的祝愿。
四位嘉宾还就与会人员提出的中关村创业门槛提高导致的贵族化趋势的问题展开讨论。他们认为，怎样帮助中小企业创业和发展，成为摆在两地面前的重要问题，还就此提出了具体的建议。
全文朋友好欢迎各位光临《中关村浦东发展对话论坛》，这场嘉宾呢，我要逐一来介绍一下，有很多人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朋友了，首先要介绍的是中关村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总裁段永基先生，还有一位是我们非常熟悉的神舟数码中国有限公司总裁郭为先生，还有两位远道而来的朋友，从上海来的，一位是浦东新区科技局长梁桂先生，还有一位是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开发公司副总经理沈伟国先生，欢迎各位的光临。
我们首先介绍了段先生，因为您在中关村真是资历非常老，那么能不能先给我们简单地说一下您认为中关村发展到现在，可以划分为几个阶段？
如果从行政划分应该是三个阶段，最开始就是电子一条街，后来上升为海淀区的开发区，成立了管委会，那么后来上升为中央直接批复的科技部和北京市人民政府，这么三个阶段。
这是行政阶段，还可以别的标准来划分吗？
从别的标准来划分，开始大概就是根据因为中关村的多数企业是民营科技企业，民营科技企业又分两类，一类是民有民营的，这个比较少，一类是叫做国有民营的，这个比较多，在开始的时候，民营经济没有地位，都是乡镇集体所有制企业，或者是叫做知青型的乡镇集体所有制企业，那么后来民营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特别到了1987年左右，国家科委宋健同志提出了“民办经济转民营经济”这个口号，民营经济地位就起来了，这个时候中关村的企业就有了很大规模企业数量的增加，和生产规模的增加，那么到了1999年以后呢，中央很重视，江总书记很重视，特别是李岚清副总理亲自抓，所以中关村获得了很高速的发展，现在想想18年前，19年前完全是不可同日而语了。
那么刚才您讲了不同时代的特点，到了现在您觉得中关村的特点在海淀在全国的特点是一个什么样的？
我认为中关村的核心价值是什么？到现在没有发掘出来，近一百年来中关村的核心价值是它的创新能力和创造力，这种创新能力和创造能力的形成，是因为这个地方可能没有预先设计，就不期然地就兴办了很多大院和大所，兴办了大院大所，就集中了全中国最优秀的人才在这里学习和工作，那么最优秀的人才，他的最本质的特点就是创造力非常强，创新能力非常强，但这种创造力，这种创新力一直没有被认识，被发掘，只认为这个地方就是产生技术，产生文化，能不能把这种技术和经济结合，把这种文化和经济结合，这应该是邓小平同志或者江总书记这两代领导人才开始看到，才开始重视。
2002年4月份我陪纳斯达克的总裁在中关村地区调查，他后来见到贾庆林书记他说了一句话，他说纳斯达克是什么，他说任何世界上任何国家和地区，大规模的产业发展，特别是大规模的高新技术的发展，一定伴随着大规模的资金集中，他说纳斯达克就是一个资金集中的平台，如果没有这个平台，绝对不会有硅谷，他说你中关村没有这个平台，你永远成不了硅谷，要发挥中关村的核心价值，把这种中关村在世界罕见的这种高质量人才的聚集，它的核心能力就是创造力，和创新精神，和创业精神，要把这个东西发挥出来，就是一定要形成一个资金集中平台，这样的话这个地方才能发挥出来。
请教郭为先生，您在中关村这不同的阶段当中，您觉得那个阶段是让您最满意的？
其实不同的阶段它是有不同的环境，像最早期，20世纪80年代初期，促进了国家政策的改变，改革先有一个实践者，然后1988年，“18条”出来以后，也就是说从一个前一阶段我觉得还是以贸易为主，带有一点技术，就是加一点的技术，第二个阶段我觉得是技贸结合，大家做贸易同时大量地搞技术，应该说从国家搞中关村园区建设以后，我觉得其实大多数的企业是偏向于走以技术为主导，真正地把技术作为企业生存和发展的一个根本，我觉得从这样的角度来看，实际上我觉得中关村的企业也是在腾飞，也是在不断地发展，所以，哪个阶段好，我觉得很难讲，与时俱进，不同的阶段应该有不同的条件，但是呢，我非常同意段总讲，一方面一个真正的我们叫中关村也好，叫硅谷也好，它的建设，不仅仅是靠一点点的技术，它是需要一系列的配套，不仅是国家一种简单的政策配套，确实需要金融方方面面的行业的配套，这个我觉得是非常重要。
另外一个其实今天的话题是跟浦东（对话），那我觉得中关村可能是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是它的很大的特点，可能上海呢就是尊重资本，尊重人才，可能有这样的特点。
这真的是一个有趣的现象，你看包括现在很多知名的企业当年是在中关村落地生根，开花结果的，现在可是有的甚至把总部都要迁出去，在全国各地开发区都有自己的大量企业，但是最后还是打的这张中关村牌，打的还是感情牌，以感情维系，那是可见中关村的魅力。那么像上海张江高科这样的新的发展区域，它要打的什么样的牌。
我想张江要打的第一个是浦东牌，因为浦东是我们国家开发开放的一个象征，所以呢，我们要打的是一个浦东的牌，同时我想浦东它的意义在于第一个是一个开放的政策是先行先试的一个地方，第二是一个多种的功能配套发展的一个地方，比如说在浦东的话，它不仅有张江，而且呢在浦东的话还有陆家嘴金融贸易区，有外高桥自由贸易区，还有金桥的出口加工区，所以在张江的话就是打的一个浦东的牌。
沈先生我看您这个头衔特别有意思，叫上海张江高科技开发公司副总经理？
对。
你这个开发公司副总经理您相当于行政什么级别？
我想我始终都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同时呢，也不知道是一个什么级别，我知道在上海的话，是在逐渐地是强调市场运作，淡化官本位，我想这可能也是很多企业喜欢上海，喜欢浦东的一个原因，就是说我们的很多的运作，它是根据市场的运行机制来做，根据企业发展的内在机制来做，那么当然，现在政府的话，它会强调它的服务，强调对企业的支持，所以呢可能我不太知道是什么级，我觉得这也不太重要，那您这个开发公司能代行政府职能吗？
现在在张江的话，它用了一种新的机制，就是“一点二”的机制，就是首先张江是一个开发公司的运行，在组织规划就是实施这个园区的开发的功能，同时呢，张江又成立了一个陈良宇市长，周禹鹏和严隽琪副市长，各个委、办、局参加的一个领导小组，那么这个领导小组就是站在上海高新技术发展策略的这个高度，总体来规划来推动来支持张江的发展，同时呢，对下面有一个办公室，上海市和浦东对张江领导小组办公室给予最大的授权，在一个楼里所有的章都盖了，在一个楼里什么事情都办了，所以我们是一个政企合一的一个机构。
这真是上海一百多年城市发展这种契约精神非常非常宝贵，我不知道，但是您回头见了梁局长是什么关系？
见了梁局长有两个关系，第一个是我们要遵守政府的法规，第二个呢我们要根据政府的整体的规划来运行，那么第三个我要争取他的支持，我要尽多地把他拉到张江来，解决张江的问题，尽多地挖他口袋的钱，为园区的企业发展，来支持。
但是梁局长您要到张江去就比较别扭了，过去要是有个管委会，有个政府部门，您就可以政府和政府部门说发一个文件就完了，现在它是一个公司，或者叫一个商人，政府和商人又如何合作，同样又是一个新的模式？
刚才段总他说了中关村的发展的两个阶段，事实上浦东从刚才开始，我们国家20世纪90年代初的发展，浦东的发展不是一个张江高新技术园区，有陆家嘴，刚才沈总提的，有外高桥，有金桥，不同功能的区域，但是张主持，我们的做法都是说刚开始我们的政府模式，就是说委托一些权利，让开发区，那么政府组织呢，做一个刚开发，刚开始时候的准政府的组织，一直到2000年建立浦东政府的正式的政府组织，这两者之间是一种配合关系，我们政府没有自己的企业，所以我们的一切，可能从20世纪90年代初我们就是服务于企业，我们没有自己的本体，所以您刚才一直问的这个官本位问题，我们可能更多是说如何让这个区域，不仅仅张江，金桥，外高桥的创新创业，更加红火，我们的经济更富有动力，这是我们科技的一个责任，所以对于沈总来说我是他的仆人，是他的服务者，作为政府的园区办，办公室，它在行使一门式的服务过程中，更多的是全面的free of charge，就是免费的这样服务，但是很多人可能很难去tolerate（忍受），很难去忍受这样的一个情况，可能并不是因为过程更长，而是因为他可能熟悉他生物医药的试剂，他的试瓶，他可能不熟悉政府这样的一个情况，我委托一个专业的机构来做。目前呢在张江、在浦东很多民营机构都在作为政府的服务上能够使得这个过程不仅单是成为一个高的平台，一下到一个低地，而是中间充满了专业的服务，我认为这个可能作为一个区域的政府环境的造就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认为，我们在做的一个工作就是说，使得我们整个区域的科技环境更加好，我们作为一个科技局，我们是小政府大社会，有信息办的职能，有科委的职能，有知识产权局的职能，有科协的职能，四个职能合在一起16个人，我们没有太多的精力去关注我到底多少利益被出卖了，我只感觉到，我可能有多少的企业，在我这么小的一个组织下，在那么多园区的配合下，成长起来，这是我的骄傲和我的一种欣喜。
你看过去这个京剧北京是发祥地，但是上海也唱京剧，上海一唱，京剧就形成了海派了，也挺受欢迎，那么您再看看上海这种形式，是仅仅适合海派呢，还是在全国可以推而广之？
上海的商业文化非常好，这种商业文化是市场经济里边的一个润滑剂，是市场经济必须的一个氛围，所以上海的商业文化应该是全国所有凡是想把经济搞好都应该学习的。
那郭先生除了您对中关村的感情之外，看到这么优惠的政策，这么好的服务态度的官员，会不会动心，在上海驻足？
我们在上海已经有比较大的投入，而且应该说跟上海市政府还有一些承诺，就是每年都会有一些新的项目去做，其实刚才我真的是觉得有的时候为中关村着急，因为不管怎么样，自己在这个地方生活，工作还是非常有感情的，还是希望这个地方能够成为世界的焦点，整个全球的焦点，因为它确实蕴藏了非常大的宝藏，这个人才没有地方来比，包括硅谷，也比不了中关村的条件，它无法聚集这么多的人员，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就是非常希望它能发展壮大起来，因为只有它的发展壮大我觉得才能够真正能够看到这个中国经济的一个希望，所以我是觉得反过来讲它的压力就在于刚才段总讲的，就是这种服务的意识，比如说政策法规的条件来说，北京应该说在全国肯定是最好的，但是执行起来，这个态度就不一样了，另外一个我觉得其实从某种意义上讲，北京的地位也是别人无法取代的，我们讲，中国的企业如果你想成为一个中国的面向全国的企业，就是如果你不在北京肯定不行的，你一定要在北京有一个据点，有一个基地，但是北京的企业要想走向全中国，或者走向全世界，你如果不到上海，也是不行的，因为实际上华东非常大的市场，而且华东有它得天独厚的一些条件，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相辅相成的一个过程，但是确实我自己人在中关村，我是真的为中关村还是比较着急，因为我是感觉到上海的速度，确实比北京某些方面要做得好。
你看段总非常有意思，很多问题表面看可能是直接原因来自于政治，来自于经济，但是最后投射到都投射到文化层面上，那么现在中关村要大发展，是不是也有一个文化的瓶颈？
我觉得是应该是两个问题，一个问题就是金融支撑体系的问题，中关村是全世界罕见的这种创造力最凝聚、最集中的地方，全世界罕见，刚才郭为说的，但是这种创造力如何发挥，这得有两个问题，一个是金融支撑体系的问题，这种体系不建设，绝对没希望，第二个是创业文化的问题。
那是硬件，这就是软件了？
对了，那么一硬一软。
那么创业文化里头，中关村地区比较自由，自由地讨论问题，这种氛围是比较好，但是呢，中关村文化里头，整个普遍的，服务意识比较差，所以这个意识我觉得变不过来的话，中关村的创业文化里总是缺那么一块，这么好的资源，全世界都看重的资源，你说哪个大公司不在中关村开研发机构，我们自己如果不尽快用起来的话，确实是我们很着急。
那现在就是这么一个客观环境，要改变的话，还得一段的时间，因为它是一个很大的文化背景，文化状态，那么我们作为这里边的生存的企业，要营造自身的文化是适应它，还是要营造新的文化去改变它？
我觉得两者都有，一个作为就是说你一个企业你要创新，你还离不开大环境，如果大环境不允许的话，你创了半天你会失败的，但是你又不能向环境完全地屈服投降，还得不断地希望这个环境能够往前走，往前改进。
上海的企业家两大特点，一个是“见风使舵”，一个是“见缝插针”，那么这是上海的企业氛围，经营商业氛围，但是这个文化传统呢，恐怕完全依赖于它现在也不够用，那么上海包括高新园区还要建立什么新的文化？
浦东呢，是浦东的发展呢应该是说利用了整个上海的综合优势，但是浦东它是全国的浦东，我举个简单的例子，刚才我们知道给大家的印象，可能浦东净是穿西装的，但实际上浦东还有将近三分之一左右的这种投资是来自全国各地的，只是不同的是浦东没有太多属于自己的企业，和什么别的，自己创立的名牌企业，对，所以浦东就是说在整个舞台上，我们怎么样为全国的为世界的，各方面做好服务，那么，您刚才说的文化，那么可能如果说您说的是真的话，可能在浦东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是一个来自安徽的，从复旦毕业以后在浦东工作，那么，20世纪90年代初我跟段总说过，我也创业过，也是科技企业，当时开始做计算机从搬砖头开始，刚开始有利润，后来发现没利润，开始还不知道什么原因，后来才知道，现在知道了，是没有比较竞争力，这样的一个东西，所以要发展科技，转过来为科技企业，科技的环境造就，做好服务，那么，在我作为一个外地人，现在可能还没有完全被同化的这样一个外地人的感觉，应该是说浦东主人翁的感觉非常强，没有感到很多说可能是胡雪岩小说给大家留下的比较灵活的商人机制，我想上海大概作为企业家来说，给大家留下优势印象是守约诚信，但是同时另外一块是我科技这块是最要创造的，是活力的东西，就是创业，那么，中关村提供了这么好的创新平台，我不认为中关村要有怎么样的完全的齐备，浦东是很好的创业的平台，我们这两个机构组合在一起，这是中国最好的一个发展的一个哑铃式的模式，所以我们想今天的对话会更有意义，那么两地的文化确实不同，但是因为五彩斑斓，而让我们感觉到生活的意义。
我觉得在上海应该非常倡导的是一种就是创新和创业的一种文化，因为我在开发区这么多年，给我一个很深的一个印象，就是说在北京的话，它的创新和创业的精神它是非常地积极，所以我看到一个数据，就是去年（2001年）中关村区域，兴办的创新企业就有2800家，这是一个很巨大的数字，那么在上海来说呢，就是好像有一种白领文化，就是一些非常优秀的人才，他宁可去一个大公司就业，而好像不是非常积极地出来办一个公司，所以我在开发区，我发现一个现象，就是在开发区里很多创新的创业者，老板，都是全国各地来的人，而上海的当地人多数都是做员工，做一个非常好的工程师，或者是跟别人一起创业，而不是主动地在创业，所以，上海要成为一个高科技产业一个发展的一个重镇的话，有它的优势，但是从文化来说，我就觉得创新的文化创业的精神，是应该大力地鼓励和培育的一个文化。
真的是中国老话，一方水土一方人，虽然看我们上海的外部环境比较宽松，然后大家在外部环境比较宽松的情况下，都是侬拎得清，阿拉拎得清，彼此拎得清，但是拎得清的时候，大家比较遵守契约，然后内心的创造力就不够了，而北京外部环境看似很不自由，但是内心那种抗争力，自由的拼搏精神，却鼓舞和创造了更新的外部环境。
我有一点不同的意见，我觉得上海就是上海，如果上海学了北京，变成北京上海，这个就不是很好，中关村就是中关村，所以我觉得不要强调互相学习，你北京就走自己的路，应该强调如何合作，如何互补优势，然后呢，叫做分工深化，然后合作发展，应该强调这个，高科技园区的发展，一定要这种创造力量，这种产业化，创造力经济效益的实现，一定要有金融，还有一个创业文化，创业文化包括民间的，我觉得中关村已经足够了，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关村文化不等于北京文化，但是中关村文化是北京文化的一部分。
第二个就是，北京文化怎么样支持中关村文化的问题，也就是说，政府官员各个服务机构你怎么来支持这种中关村文化，它能够健康地成长，然后转化，我觉得应该强调这个，要互相学习，学来学去都成“四不像”了。
我非常赞同段总的意见，就是两个地区不是趋同，而是要做强，做实，它原有的特点和优势，比如说从中关村来说，它聚集了有213家的各个研究科研单位，而且是国家级的，有58家的高等院校，这个优势可能从全国来说，世界来说是很难模拟的，那么从上海来说，它从通商到开始，已经有了一两百年的历史，它的金融贸易产业它的历史的沉淀，也是经过了很长时间才形成的，所以我觉得中关村是怎么样利用这里的人才优势，和知识的优势来做好技术的创新而在上海来说怎么样来做强做实我们产业的优势，我们产业和创新的结合，来做好我们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这样一个大旗，所以我觉得浦东和中关村的发展对话的来说，是交流各自的优势，来寻求双方的合作。
好今天到我们现场还有中关村民企第一人，陈春先先生，你看人家名字起得多好，春先，春天的先行者，人家在中关村用了三百块钱，办了第一个民间企业，我们请陈先生来谈谈您的看法好不好？
我想已经过了20年，我回过头来，冷静想一想，中关村早期的创业，就是实际上可能比较类似的就是安徽凤阳的小岗村，两个“村”，这两个“村”的一个创业的共同特点，就是一个要把这个人的积极性创造性解放出来，我们早期那一个服务部现在看来根本够不上一个公司，但是它触动了中国社会改革最敏感的一个神经，就是能不能用自己的知识来创造财富，而且自己还分享一部分财富，我想那个时候1983年1月份，中央的批示里头最主要就是把这个桎梏解开了，可以而且是方向，应该那么做，所以说当时中关村有很多公司雨后春笋一样，出来以后电子一条街，以后开发区，以后科技园区，这个过程我觉得说明了就是说现在一个是资本，一个是人，这两个因素怎么结合起来，这个最基本的人的创造力我想预言在21世纪也会是起主导的作用的，在这个财富的增值因素里头，人的增值这一块可能是最重要的，我想中关村优势潜在的力量也在这里，我想北京市中关村园区我想都认识到了这一点，我对于中关村跟浦东的合作，我相信会有一些大手笔，就是说在一些大的问题上，会把两者的东西结合起来，会创造更大的奇迹。
谢谢陈先生，我们下面再请我们在场的一些企业家的朋友，有什么自己的观点，愿意和我们这些台上的嘉宾交流，请提问。好请。
最近听到有这样的一个说法，就是中关村现在已经“贵族化”了，它以前是弱势群体在这里创业的天堂，但是现在硬件变好了，所以就贵族化了，这些弱势群体没有资金，只有创新意识，或奋斗理想的人在这里找不到自己安家的场所，不知道在座的诸位是不是有同感？
最近网上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叫做《失去的中关村》，“失”就是“消失”的“失”，它讲了几个观点，它说20世纪80年代的时候，中关村第一有技术，比如说方正的照排技术，联想的汉卡技术，四通的文字处理技术，后来（20世纪）90年代又有财务软件技术，第二个呢有产品，就是自己品牌的产品，第三个有公司，全国在同类产品占的市场份额（很大），好像最近几年就没有了，第一你什么技术出来 中关村，第二个呢，就是新的公司很少，现在还是像老的，说老柳（柳传志）和我都老掉牙了，还创新呢，创什么新呢，可是一看，我们段总现在牙还非常好。我觉得他讲的有道理，刚才他讲的，我觉得这个问题，所以我觉得中关村的管委会也好，区里边也好，市里边一定要想办法，支持中小企业，支持中关村这将近几十万全中国百里挑一，千里挑一，万里挑一出来优秀人才的创造力的发挥，那么所以呢，具体的措施，第一要尽快开放民间投资，第二个投了之后出口问题，这样的话，我觉得这个问题能解决，如果这个问题，就是说金融支撑体系，大量的创业投资基金设立，出口没有，税收不降低，也没用，你说什么话也没有用。
它可能有时候不想贵族化，但是门槛又自然很高？
对，自然就那样。
郭先生您继续回答他的问题。
我觉得应该是两个方面来讲，我觉得确实是从一方面讲，由于中关村这几年的发展，导致比如地价很贵，在这边可能租房子比东方广场还贵，在中关村租房子，那你创业型企业就很痛苦了，因为它本身就是需要低成本运作，现在你比最贵的地方还贵，这个可能是包括环境的变化呀，包括这些，都带来成本的提高，所以就带来投资或者说金融的门槛低，所以就变成一个要有一定的条件。另外一个呢，我确实觉得也是也有中关村本身自身人员素质上的问题， 怎么样来提高自身的素质，另外一个我是觉得还是要有一个另外一个积极层面来看这个问题，也就是说，发展了大家要富裕起来了，所以自然的，很多条件，自然条件要好一些，你不能老用一个极低的标准来要求，说大家今天还非得骑自行车上班，所以这就不贵族化了，我觉得是要从两个方面来做，所以，我想就是说比如我们在香港就看到有钱人他照样去坐地铁，花钱还是很仔细，该花钱的地方他还是要大手笔地去做，我觉得这个才是避免贵族化的倾向，我觉得这是一个方面，当然另外一个方面，确实怎么样能够使这个地方的运作成本更低可能这是市区两级政府，中关村管委会，要怎么样去改善，因为现在你像西区的土地价格已经到3900块钱每建筑平米，那你实际上建起来大楼肯定得超过1万块钱了，那我想作为一个创业的公司，说要买比如100平方米的话，1万块钱1平方米，就100万，那可能大家觉得不舒服，所以这些可能对于投资环境，都带来很大的不利的地方，那这个时候可能需要中关村管委会可能再找一个这样的地方，能够适合中小企业，比如现在搞孵化器也好，搞创业也好，我想可能走是往这个方向去走。
上海是不是愿意在这方面降低门槛或者吸纳更多的人？
我谈一个观点，就是刚才在提贵族化，那么可能他指的那个就是意思就是说中关村这个成本，抬高了，是啊，没有那么多钱你进不来，但是我知道，在硅谷地区，它的房价是最贵的，它交通有点堵，但是呢，那里开的车也很好，但是呢，它那里的创新能力还是很强，所以我觉得呢，怎么样去看这个现象，一个呢我就觉得，可能这里就是繁荣了，繁荣了带来的就是后面的那个现象了，大家都觉得成本有点高了，但我觉得这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第一他有没有创新的活力，第二他能赚多少钱，他如果能赚钱多的话，他可以多花钱，我觉得也在情理之中的，那么，刚才主持人提到上海怎么样降低门槛的事情，我觉得首先要降低成本，要作为一个目标，但是我觉得首先要培育的是他的创新能力，我觉得现在有一种倾向就是说什么事情都要政府来支持，最好很多东西都免费，我觉得，这和现在的那个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则可能不是非常符的，你想很多的运行都是要成本的，你不付钱就要有人付钱，如果说不是用市场的手段来调配，而是用行政的手段来免除的话，就不能做到用有限的资源集中到最具创新能力的这个源泉上去，所以我觉得呢，就是很多事情在我们即使在发展高科技，即使要培育创新创业的话，也要引进市场的机制，也要引进创新的机制，那么为什么说硅谷即使这么贵，还有创新活力那么强呢，它是因为引入了风险投资的那个机制，只要你有好的想法，就有人给你投钱，有人给你投钱了，你就应该花钱，你花了钱，你可以取得成果，迎来企业的发展，取得商业的利润，那你可以引进更多的资金，你可以花更多的钱，所以这是一种良性的循环，而不是说，我有一个想法，就是我要创业，你什么事情都免费，什么事情都是一种计划地来做，那么这样的话，只会引进一个创业的死胡同，而不是带来创业的繁荣，那么，比如说刚才说，到张江来注册的话，你要有一部分的代理费，我可以帮你做好，那么可能有人在想你是不是可以不要代理费呢，你就免费你给我做了，不是来创业的人更多了吗，我觉得这是一种契约，就是我不能无理地收费，但是我一旦收费以后，我就给你一个责任和承诺，我把你这个事情办成了，那你应该效率更高，你这个资源更好地利用，当然，在你创业的同时，浦东有很多基金，上海有很多支持，你再从支持这方面来弥补你这个开销，所以我觉得关键的是建立一种良性的循环，而不是一种原来的计划的一种做法，行政的做法。
这个无论是科技园包括是创业园，决不是乌托邦式的家园，也不是慈善园，但是一定要找一个平衡点，那么政府如何找这个平衡点？
我想刚才这个先生提的问题非常好，高新开发区的一个贵族化问题，实际上我们赞美硅谷获得的伟大，不是在于它多大的产值，而是它每年产生多少比较强的发展能力的科技型的公司，高速的增长，所以我的看法就说，一个科技园区，它的活力可能是最重要的，那么考虑这样一个事情，政府对这个环境要有理解，所以我在考虑的话，我们个人的看法是说这个高新技术园区它成一个火山，要是一个活的火山，而且要持续地喷发，所以中关村园区和浦东这样的一个园区我们都在考虑持续地喷发的问题，浦东我们发展时间比较短，8年的时间我们主要城市的建设，高沉积产业的导入，一直到1998年左右，我们开始注重完全有能力来注重创新和创业，因为我们的环境和路径跟中关村不一样，我们可能依靠的是更多的产业。
刚才沈先生说了，在张江集中很大的微电子基地，这样的话，微电子的设计机构跟产业机构，有个很好的配合。所以这是用产业诱导的，一种创新和发展。中国我认为，从高新技术产业化的层面上看，有四个层面，叫 research（研究）R，D development（发展），C是commercialization（商业化），M是manufacture（制造业），就是R D C M.那么在中关村和浦东这两个区域，我们的优势可能在这四个环节下，大家可以看出来，有各自的不同，中关村在R（研究）方面很强，我们的浦东可能比较弱，但是我们在注重，以企业为先导的研发机构，在D（制造业）这块，在C（商业化）这块，我们利用上海的优势，尤其这两年，我们在推动创新和创业。最近我们有一个，浦东的创新创业周，我们中间打了一个最大的展览，我们称之为，原创性技术的转化平台，我们为全国服务。
我们向中关村学习，在这一点上我跟段先生，还是不同意见的，我说我们学习中关村，我当时一直从木樨地到320，到中关村过来的时候，我们久仰中关村这么多的学府，和这么多的巨子，这是我们学习的东西，然后我们在浦东、全国各地，能商业化、产值化，所以判断浦东的成功，未来也是看，多少企业从浦东，走向全国，走向世界，我想这一切可能都是，中关村人和浦东人的梦想，我们都是作为政府官员，作为企业家，我们的创新精神，我们对社会和历史的责任。所以我想“活”化的问题，真的是非常有意思，这个贵族化，可能是我们未来的阻拦，不仅仅代表租金的高低。
主持人：好，谢谢。那么最后呢，我们几位朋友能不能用一句话里结束这个论坛？
郭为：中关村现在我觉得就是最重视技术发展而且技术非常大的一个突破性的进展的时候，所以我觉得走向世界是指日可待的事。
好，谢谢。
沈总：那么张江作为上海的一个聚焦点，作为一个高科技产业的发展的一个点，它会形成一个平台，为全国为全世界的创新来服务，那么，中关村是一个创新源头，最有活力的地方，所以我希望张江这个创新和创业的平台，这个产业链的平台，为中关村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来贡献我们的力量。
梁局长：高新技术产业化的整个路径，中国要希望能够后来者居上的话，我认为，注定取决于两个环节，第一个环节，政府环境的营造，第二个环节来自于企业家精神，职业企业家队伍，这样的话我认为可能有更好的未来。
段先生：希望浦东和中关村能够分工合作，互补互动，成为支撑中国高科技产业发展的两个擎天支柱。
主持人：真的是我们由衷地祝愿，无论是中关村还是浦东，都能够增加自身的活力，抓住机遇，比翼齐飞。再次感谢各位嘉宾，感谢观众朋友，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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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藏族英雄史诗　（降边嘉措）.txt
2002年8月8日　中国藏族英雄史诗　（降边嘉措）
主讲人简介降边嘉措，藏族，中共党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格萨尔》研究中心主任，中国《格萨尔》学学会会长，美国哈佛大学客座教授。1938年10月出生于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巴塘县，1950年9月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1951年随军进藏，1956年调入中央民委翻译局民族出版社从事翻译，编辑出版工作直至1980年。曾先后为十世班禅、喜饶嘉措大师等民族宗教界上层人士担任过翻译。1980年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主要从事少数民族文学的研究工作，重点是藏族英雄诗史《格萨尔》。同时，也从事文学创作和当代中国西藏问题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出版了《〈格萨尔〉初探》、《格萨尔王全传》、《〈格萨尔〉与藏族文化》、《〈格萨尔〉的历史使命》、《格桑梅朵》、 《十三世达赖喇嘛》、《班禅大师》等著作。
中国藏族英雄史诗与世界上其它一些著名的英雄史诗相比，藏族英雄史诗《格萨尔》有两个显著特点：第一，它世代相传，至今在藏族群众、尤其是农牧民当中广泛流传，是一部活形态的英雄史诗。第二，它是世界上最长的一部英雄史诗，有120多部、100多万诗行、2000多万字。仅就篇幅来讲，《格萨尔》比上述五大史诗的总和还要多，堪称世界史诗之最。
《格萨尔》这部英雄史诗，通过主人公格萨尔一生不畏强暴、不怕艰难险阻，以惊人的毅力和神奇的力量征战四方的英雄业绩，热情讴歌了正义战胜邪恶、光明战胜黑暗的斗争。像一根红线，贯穿了整部史诗。正因为《格萨尔》反映了人民的疾苦，表达了人民的心声，在深受苦难的藏族人民当中引起强烈共(又鸟)。这是《格萨尔》这部古老的史诗世代相传，历久不衰的重要原因。
在《格萨尔》的流传、演变和发展过程中，那些才华出众的民间说唱艺人，起着巨大作用，他们是史诗最直接的创造者、继承者和传播者，是真正的人民艺术家，是最受群众欢迎的人民诗人。在他们身上体现着人民群众的聪明才智和创造精神。若没有他们的非凡才智和辛勤劳动，《格萨尔》这部伟大的史诗将会湮没在历史长河中，藏族人民、乃至整个中华民族，将失去一份宝贵的文化珍品。
2001年10月在巴黎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卫生组织第31届大会上，《格萨尔》诞生千周年活动一致通过此项提案。这是2002年—2003年度我国所获得的唯一一个项目。它充分说明我国的《格萨（斯）尔》事业得到国际社会的承认和高度评价，同时也在学术文化领域为我国赢得了国际声誉。
深入开展《格萨尔》诞生千周年纪念活动，不但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而且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政治影响。可以促进和推动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提高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培育爱国主义情操，振奋民族精神，增强祖国大家庭的凝聚力、向心力和亲和力，对于促进边疆地区的社会稳定、加强民族团结、维护祖国统一，都将产生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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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科学文化的现代价值　（王渝生）.txt
2002年7月30日　中国传统科学文化的现代价值　（王渝生）
主讲人简介王渝生，男，汉族，中共党员，1943年8月8日生于重庆。1966年毕业于四川师范大学数学系，1968-1978年在重庆六中任数学教师、数学教研组组长。1981年毕业于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科技史专业，相继获中国科学院理学硕士、博士，德国慕尼黑大学博士后。
1981-2000年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室工作，先后任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1993年起任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副所长、所学术委员会委员、学位委员会主任，享受政府特殊津贴。曾任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常务理事兼秘书长、中国数学会理事、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数学哲学委员会委员。
2000年调入中国科学技术馆任馆长、研究员，社会兼职为国际博物馆协会科技馆委员会执委、国际科学联合会中国委员会委员、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普及委员会主任、中国反邪教协会常务理事兼秘书长、中国联合国协会理事、中国无神论学会理事、中国科技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四川师范大学等高校兼职教授、博士生导师。
从事科技史研究和科学普及工作多年，著有《自然科学史导论》、《科学寻踪》、《科技百年》、《中国文化通志。数学卷》等书籍，主编《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历史人物。科技卷》、《中国科学家的崛起》、《数学大师》、《天文泰斗》、《回顾与展望——20世纪重大科技成就和21世纪科技发展前景》、《诺贝尔科学奖百年启示录》、多卷本《中国数学史大系》、《西学东传人物丛书》等，主译李约瑟《聆听大洋彼岸的回声和反响——回顾跨越太平洋两岸的科学文化交流》等书。多次荣获国家图书奖、优秀科普著作暨科技进步奖等。
中国传统科学文化的现代价值2002年4月14日至15日，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栏目在中国政法大学举办了“新世纪名家讲坛”系列讲座第一期，中国科学技术馆馆长王渝生研究员做了题为《中国传统科学文化的现代价值》的专题讲座。
王渝生研究员首先介绍了中国传统科学的发展。他说，四五千年以前，如果说世界文明是“四分天下”（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印度和古代中国）的话，中国有其一；到了2000年前，可以说是古希腊、罗马和古代中国犹如两颗璀璨的明珠，在世界的东方和西方交相辉映；1000年以前，在公元3世纪到13世纪之间中国的科技文明可以说在世界上一枝独秀；公元14世纪开始，中国逐渐落后了；当代中国则处在崛起之中。
王渝生研究员重点讲解了他关于中国传统科学文化的现代价值的观点。一，要学习中国传统科学当中，过去起了很大作用，但是在近代科学当中被淹没掉了，而在现代科学中可能会有用的那样一些思想方法，那样一些合理的内核；二，中国古代的科学文化里边，有一种整体的系统思维的思想；三，中国古代的“天人合一”的宇宙论体现了一种人与自然协调发展的思想；四，中国古代关于自然现象的很多记载有特殊的历史价值。
王渝生研究员最后说，对我们中国传统的科学，从思想方法到它的一些理论，到它的一些史料，我们在今天都可以抱着一种古为今用和批判性的继承的态度来对待。我们中国的科学技术将会在21世纪有一个大的发展，中华民族将永远自立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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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公共财政建设 高培勇.txt
9月12日 中国公共财政建设 高培勇
主讲人简介
高培勇：中国人民大学财经学院教授、博士，多年从事经济学研究，在国家审计学理论及中国公共财政建设理论方面有丰富的经验。
内容简介
在今天，公共财政的概念已经被广大百姓所认识，重点结合中国社会的公共财政的特征，详细阐述了公共财政在当今中国的重要作用。
第一，叫着眼于满足社会公共需要，也可以把它简称为“公共性”。就是讲，公共财政的职能范围要严格地按照满足整个社会的公共需要的口径去加以界定，而不能局限于或立足于满足哪一个阶级、哪一个集团、哪一种所有制性质的需要。而应把全民的利益囊括其中，而不再是过去的那样一种满足于国有制经济单位，全民所有制经济单位，公有制经济单位的这样一种需要。
那么按照社会公共需要的这样一种口径，哪些项目公共财政是必须涉足，必须担负的呢？第一叫生产或提供公共物品，公共物品是我们现实社会当中，每个人都不可缺少的那样一种物品或者服务。
第二个事项我们叫调节收入分配。说到调节收入分配，我们特指的是调节居民个人之间的收入分配，应当说公共财政介入于居民收入分配的调节，是市场经济和公共财政赋予财政税收的一项新职能和新任务。
第三个事项，那就是促进经济的稳定发展，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宏观调控。市场经济本身是不能保证自动的稳定长期地增长下去，它会有波动、它会有周期。而政府作为经济生活当中的一种重要的经济力量是有可能通过一定的手段来达到熨平经济周期，保证经济稳定发展的这样一种可能性的。
公共财政的第二个基本特征我们可以把它归结为立足于非盈利性，也可以简称非盈利性。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只是表明公共财政下的政府收支的运作，要始终坚持以公共利益的极大化，作为自己的取舍目标，作为自己的出发点和归宿。而绝不能以投资赚钱、投资牟利作为自己的行为趋向。
公共财政的第三个基本特征叫做收支行为规范化，也就是可以简称为规范性。它指什么呢？指的是政府的财政收支运作一定要讲规矩、有规矩、守规矩；而不能不讲规矩、没有规矩、不守规矩。
《中国公共财政建设》 （全文）
我觉得选择中国的公共财政建设这样一个主题呀，是非常必要的。之所以做出这样的选择，我想到了两件事：一件是如果说中国的老百姓对于公正财政这样一个话题还比较生疏的话，那不是源于公共财政和我们每个百姓日常生活的距离，而是源于我们的体制环境。大家其实都知道，所谓公共财政其实就是指政府的收入与支出；而政府的收入与支出同现实生活当中的你我他都有着密切的关系，起码政府的收入源于从你我他口袋中掏的那些税收、起码政府的支出要花到与现实生活中的你我他利益密切相关的公共物品或服务上。所以我们说公共财政说到底，说穿了就是一种和大家的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那样一种公共的财政、大众的财政。现实生活当中我们的老百姓，从对公共财政的这样一种生疏，本身就说明我们必须想方设法大力的宣传公共财政，让我们的老百姓，能够充分地认识公共财政。
我还想到了另外一件事情，最近的一段时间不断地有人问我，说从1998年以后，新一届政府在财政税收领域推出了很多的改革举措。那么，你说比较重要的、比较主要的、对中国的社会经济生活影响比较大的项目是什么？我说那可以列出一个长长的清单，但是如果时间不够，如果要寻找出一条主线，并且以这条主线来涵概几乎所有的改革事项，那么我们说那就是公共财政的建设。
过去的五年，中国政府围绕着财政税收所推出的一系列的改革举措，事实上都是在公共财政的框架之内来完成的。我们还可以把眼光追溯到改革以来的这23年，正好像我们的改革尽管没有正式宣布，但事实上我们一直是延着市场化取向的改革道路走过来的一样。我们在财政税收领域当中所推出的各个项目的改革举措，事实上从一开始就是以公共财政的框架作为改革的取向的。大家还可以往前看，说今后的五年、今后的十年以至更长的时间，我们的财政税收工作要做什么？我们要做的无非还是要积极地推进公正财政框架构件的过程。这样说来，就说明公共财政同我们的经济社会生活，同现实生活当中的你、我、他，我们每一个人的密切关系。但是可以跟大家这样讲，公共财政尽管如此重要，公共财政尽管应当让我们如此频繁的去提及它、去重视它，但过去我们并不是使用这样一个名称，在过去我们更多的是使用国家财政，或简单的称之为财政这样一个提法。
据我的印象，如果不做过细的考察，从改革开放以后，我第一次见到公共财政这个提法，大约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大概是1982年或1983年的样子。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出版了美国经济学家阿吐。爱克斯坦所写的一本小册子，取名叫《public finance》。不过这一次译者并没有使用以往的译法，把它称作“财政学”，或“财政”，而是在“财政学”、“财政”前面加了两个字“公共”，把它译为《公共财政学》，公共财政学相对于过去的财政或财政学而言，应当说是一个不小的变化。但是，也许在那个时候人们并没有意识到在“财政”前面加上“公共”两个字，所蕴含的深刻的经济内涵。人们只是把它作为一种译法的改变，而忽略掉了。尽管后来在不少经济文献上，也会不时地看到有关公共财政的提法，但是人们至多把它作为一种直译，而没有给予特别的考究，我特别地思索。
事情到了20世纪的90年代初期，公共财政这个提法又被人们提到议事日程了。当时的背景是这样子，大家可能还记得从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期，我们一直为一个事情着急，那就是中国的财政一天比一天困难。财政困难说到政府收支困难大家自然会想到，那么收入肯定是少了，支出可能就多了。但是在当时的条件下，人们想到的所谓增收节支的措施，是很难派上用场的，我们都知道从1980年之后，中国的政府收入占所谓GDP的比重一个劲地下滑，而且大家已经看到，在短时间之内，要想扭转这样一个势头，是徒劳无功的，是很难有所作为的。既然收入一方解决不了太多的问题，大家的视野自然而然地就转到了支出。也就是想办法去压缩政府的支出，但大家都的懂得一个道理，压缩一个个人支出，说你上个月一个月是三千块钱的工资，这个月只有两千五百块钱，那自然而然你会压缩五百块钱。但是对于政府是很难做到这一点，要压缩从整体的政府支出规模，恐怕没有人去反对你。但是这个总体的支出规模最终要落实是到哪个单位、哪个人、哪个企业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于是我们就得想一些理由，那么想到什么理由呢？大家看到说中国的财政支出规模之所以庞大，源于中国的政府财政管的事情过多，要压缩财政的支出规模，大家也看到说西方国家的财政支出规模相对于中国政府的支出规模而言，是小而窄的。于是有人提出，说能不能按照西方国家的财政支出结构来改造中国的财政支出结构。正好像在那个时候，人们已经把公共财政和西方财政等同起来一样。在那样一种背景条件下，人们就接受了一种提法，那就是要按照公共财政的支出结构来改造中国的财政支出结构。所以在当时的背景条件下，公共财政就被重提了。
事情又到了1994年，大家可能还记得，那一年我们进行了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税制改革，税制改革的主导思想就是要按照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的体制来调整中国的税收制度，建立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新的中国的税收体系。那么，当时的税制改革，事实上就已经赋予了它一个特殊的内容，既然都是以市场经济体制作为改革背景，那么，税制改革自然而然也要纳入到公共财政框架的体系当中来。因此那个时候提法也经常会这样来使用，就是税收制度改革要纳入到公共财政的框架当中去。比如说当我们进行财政支出改革的时候，表面上我们是在进行支出结构的调整。但是大家都知道，财政的支出事实上反映着政府的活动、反映着政府的职能。说你某一方面支出应当减下来，但是由于干这些事的政府机构还在、政府的编制还在，事实上你是很难把这笔钱压缩下去的。
这样一来，我们又看到一件事情，政府支出结构的调整，事实上要牵扯到政府职能范围的调整。认识一旦提升到这样一个层次，人们已经不再满足于过去那样一种零敲碎打形的、局部性的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两个意义的调整。而是把它的改革推进到更高一个层次，那就是对整个的政府收入、整个的政府支出制度进行整体性的变革。也就是在这样一种背景条件下，1998年底的“全国财政工作会议”，正式提出了中国要建立公共财政基本框架这样一个目标。也可以讲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中国的财政改革与发展，明确地把目标定位在公共财政建设这样一个目标上，一旦我们越来越多地使用公共财政，而不再使用或很少使用“财政”或“国家财政”这个名称的时候，大家就要有问题了，这期间究竟有哪些变化？我们讲用公共财政来替代过去那样一种简单的财政的称谓并非仅仅是定位，而有着实实在在的变化。
比如过去我们在计划经济体制条件下，经常使用的财政一词，事实上用一句简单的话语来讲，那是定位在国有制财政，或全民所有制财政这个意义上。我只想举三个方面的例子：第一计划经济体制条件下的财政收入结构；1978年如果以那一年的全国财政收入作为100％的话，那么大家有机会可以查查当时的文献，来自于国有制经济单位的缴款份额达到了86.8％，也就是说在全部的财政收入当中有86.8％的钱是从国有制经济单位那里获得的。如果在此基础上加上来自于城市大集体，也就是我们所称的准国营经济单位的缴款，这个比重就会提升到将近95％。所以，我们用现在的眼光来形容当时的财政收入结构，可以把它称作“取自家之财”。
再看我们的财政支出结构，同样是1978年，那一年如果以全国的财政支出结构作为100％，那么来自财政投向基本支出项目下的支出份额就达到40.4％。基本建设支出表明什么呢？大家都知道，由财政、由政府拿钱搞的基本建设，肯定是要形成国有资产的。也就是说，它肯定是注入到国有制经济单位领域。在此基础上，我们再加上政府投向于国有制经济单位的增拨流动资金支出、挖潜改造资金支出、科技三项费用，以及为国有企业拨付的诸如幼儿园、托儿所、子弟学校、社会福利设施等等方面的支出。那么可以这样讲，在当时的背景条件下，政府投向于国有制经济单位的钱，大体要占到整个财政支出规模的90％以上。那么在那个时期，政府是不是也向国有制经济单位之外拨付些钱呢？是有的，也拨付的，但是且不说它的额度非常之小，就连它的名称也体现着国有制财政的这样一个特殊的特征。
比如那时候政府也向农业、农村、农民那里拨付一些款项，但是一旦沾上“农”字，一旦财政把钱往“农”字方面去拨付的时候，大家想一想，我们是用什么样的一个名称来涵盖它的意义呢？叫“支援农业支出”，什么叫支援？意思是什么呢？这不是我份内的事情，这是我支援你所干的一些事情。因此，如果同样用现代的眼光来衡量、来描述当时的财政支出结构，我们可以这样描述，那是“办自家之事”。所以当时的财政收入结构和财政支出结构，我们今天是这样描述的，叫做“取自家之财，来办自家之事”。
我们还可以看一看当时的财政税收政策的取向。很多人都研究过中国公共政策的发展史。但是你如果只是关注或者你如果更多地关注计划经济体制年代的我们的公共政策的取向的时候，特别是我们的财政税收政策取向的时候，那么那个时候老师也会告诉你，叫什么？叫“区别对待”。什么“叫区别对待”？表现在税收上，那就是私营企业的税负要重于集体企业，集体企业的税负要重于国有企业。那是一种典型的按照所有制性质的不同，而制定的税收政策。如果你想考察一下当时政府的财政支出政策取向，那么前面也已经告诉你，政府财政的钱大量的是用于国有制经济单位的拨款，政府财政事实上已经被赋于了一种培育发展国有制经济，消灭以至铲除私有制经济这样一种特殊的历史使命。
考察完当时中国的财政收支结构之后，我们再来看一看改革以来我们正在构建中的所谓的公共财政的这样一种收支结构以及它的政策取向。我们还是可以用数字来说明。先看我们目前的财政收入结构，2001年，你可以看到如果同样以整个的财政收入作为100％的话，那么你去观察整个的财政收入结构，你也可以观察某一个省份的财政收入结构，甚至某一个很小的地区财政的收入结构。尽管可能全国的情况有些差异，但总的格局是来自于国有制经济单位的缴款和来自于非国有制经济单位的缴款，已经达到了两分天下的格局。而且事实上从1998年开始，我们已经正式对外宣布，就整体而言，中国政府的收入格局是国有制经济单位和非国有制经济单位两分天下。从1998年以后的这四、五年间，中国的非国有制经济发展的势头非常迅猛，伴随着这一迅猛的势头，中国非国有制经济给予中国政府收入的贡献度也在提高。所以，如果仍然用过去的语言、过去的术语来描述现实的中国政府的收入格局，我们说目前已经不再是“取自家之财”，而是“取众人之财”了。
再看我们的支出结构，2001年在中央一级的财政支出结构当中你会看到政府用于基本建设的支出也就是投向于基本建设支出领域支出不足15％。如果在资金上剔除掉政府为了执行所谓机制财政政策，而以国债的发行收入搞的那些基础设施和一些公共设施，那么真正的本来意义上的基本建设支出，已经不足8％。由40.4％一路下滑到不足8％，这表明什么呢？这表明政府投向于国有制经济单位的款项，在大幅度地下降。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伴随着政府对国有制经济单位拨款数额的减少，结构性的变化，哪些支出项目增加了呢？我们可以看一看我们身边的学校，我们可以说科教文卫事业方面的支出增长了，这些年它已占到了财政支出的20％；还可以看一看我们身边的父母、我们周围的人群，哪些支出增加了呢？社会福利方面的支出增长了、城市低保收入的支出、还有养老金的支出、什么抚恤性的支出等等，它已经占到我们财政收入的18％；还有哪些支出增长了呢？我们的国防支出在增长，我们行政事业单位在增长，我们的周边城市基础设施的建设支出在增长，我们的环境保护方面的支出在增长。一句话，政府用于公共事业领域的支出在增长。那么在今天这个时候，我们再来描述我们现在的财政支出结构的时候，恐怕已经不再能使用过去那样一种“办自家之事”而是要做一个替换，“办众人之事”，也就是说伴随着市场化的进程，伴随着公共财政的建设，我们在财政的收支结构上已经实现了由“取自家之财，办自家之事”，到“取众人之财，办众人之事”这样一个历史性的跨越。
还可以再看一看我们当前的财政税收政策取向，今天中国的公共政策已经不同于计划经济年代的公共政策。在计划经济年代，如果你说区别对待，恐怕没有人去反对你，但是当今天我在这个场合说我们仍然要执行“区别对待”政策，恐怕没有一个人会赞成你。我们现在执行的政策是什么呢？大家都知道，叫“国民待遇”，意思说什么呢？说不仅仅是给予外国人待遇，要按照给予中国人的待遇那样去进行，而且指的是只要是中国人，不管你是哪样一种身份、不管你属于哪样一种所有制性质，那么只要是中国人都要享受同等的待遇，这就说明我们今天的公共财政的格局，正在逐步地形成。好了，现在可以讲中国的财政已经由过去的传统意义的国家财政，在向公共财政的方向在转变，尽管在这个过程当中，还有很多的事项没有推出，还有很多的任务没有完成，但不管怎么样，我们已经踏上这样的一条道路。这条道路不能去小看它，它应当说对于中国的经济社会是一种革命性的变化，为了能够更充分地更清晰地认识中国的公共财政所具有的特殊意义，我们不妨分析得稍微细致一点，那就是我们可以从哪些方面来把握公共财政的基本点，也就是说，把握了哪几个基本点我们就可以把握整个的公共财政框架本身。应当这样讲，尽管理论界和中国的政府部门对于公共财政的认识还处在不断的深化当中，还处在讨论和研究状态。但是，在公共财政的基本特征这个问题上，认识已经逐步趋于一致。就今天的情况看来，我们说中国要构建的公共财政，起码可以归结为三个方面的特征。
第一，叫着眼于满足社会公共需要，也可以把它简称为“公共性”，那是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讲，公共财政的职能范围要严格地按照满足整个社会的公共需要的口径去加以界定，而不能局限于或立足于满足哪一个阶级、哪一个集团、哪一种所有制性质的需要。也就是说到今天这个时候，我们的公共财政的职能范围的定位已经把全民的利益、整个社会的利益囊括其中，而不再是过去的那样一种满足于国有制经济单位、全民所有制经济单位、公有制经济单位的这样一种需要。按照这样一个线索，那就是凡是属于公共利益的项目、凡是属于社会公共需要领域的项目，公共财政就必须涉足、必须去保证；凡是不属于或不可以纳入社会公共需要领域的事项，公共财政就坚决地要退出、坚决地要不涉足它。
好了，那么按照社会公共需要的这样一种口径，哪些项目公共财政是必须涉足，必须担负的呢？可以把它归结为三个方面。第一叫生产或提供公共物品，公共物品是我们现实社会当中，每个人都不可缺少的那样一种物品或者服务，我们都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生活在现实生活当中，除了能够从市场上买到的那些所谓的私人物品或服务之外，我们同样需要政府提供的公共物品或服务。因此在这样的条件下，谁来保证公共物品和服务的提供，恐怕没有别的什么其他的途径，只能是政府的提供、政府的生产。政府拿什么去生产和提供公共物品，只能通过政府的财政收入、只能通过政府的财政支出，这是一个事项。
第二个事项我们叫调节收入分配。说到调节收入分配，我们特指的是调节居民个人之间的收入分配，应当说公共财政介入于居民收入分配的调节，是市场经济和公共财政赋予财政税收的一项新职能和新任务。在以往的计划经济年代，我们的财政是不担负这样的职能的，那个时候大家可能也会想到，说也使用“调节”，也使用“分配”这样的字眼，但那个时候的调节那个时候的分配，单纯指的是调节国有企业之间的利润分配水平的那样一种分配、那样一种调节。而不是像今天这样特指居民个人之间的收入分配，之所以要有公共财政来担负起调节居民个人收入分配水平这样一种新职能、新任务，是因为我们的市场经济制度选择了按资本劳动技术等生产要素的贡献度来分配的这样一种分配原则。这是市场经济规律的特殊要求，我们没有其他的选择。但是大家都懂得一条，只要实行按要素分配，那就免不了人与人之间收入分配差距的拉大，而人与人之间收入分配差距的拉大，在一定限度之内，可能会有利于经济效率的提高和经济的高速增长。但是，如果差距扩大了，它就会可能危害整个社会的稳定发展，一旦整个社会的稳定发展面临来自与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的危险，这个时候，不管是穷人，也不论你可能是一个富人，所有的人都会要求政府出面来调节收入分配。也就是到这个时候，调节居民个人之间的收入分配，已经演化为一种社会的公共需要。但是，由谁来调节居民个人的收入分配，恐怕大家都知道，在我们的公共部门经济学当中，收入分配始终是被视为市场失灵的一个领域的，只要是市场经济、只要是市场经济的制度，在这个框架之内，不可能找到解决收入分配的办法，而只能寻求非市场的方式。而非市场的方式我们有什么样的选择呢？在当前的背景条件下，当前的社会经济生活当中，政府所能把握的、所能操作的无非是税收和财政当中的转移支付两个方面的手段，几乎所有的税收都具有再分配的功能，而不管是扭转税还是直接税，只要是你消费的份额比别人大，只要你消费的物品的档次比别人高，你就得比别人多付税、多缴税。而且，政府通过税收拿来的钱，还可以通过财政支出当中的转移支付项目，再分配给那些需要救济、需要照顾的一些收入比较低的群体。因此，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收入分配的职能和任务，是要由公共财政来担负的。
第三个事项，那就是促进经济的稳定发展，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宏观调控。各位都知道一条，市场经济本身是不能保证自动的稳定长期地增长下去，它会有波动，它会有周期，而政府作为经济生活当中的一种重要的经济力量是有可能通过一定的手段来达到熨平经济周期，保证经济稳定发展的这样一种可能性的。那么好了，在现实生活当中政府靠什么手段去调控经济？靠什么手段来促进经济的稳定发展呢？你也可以去寻找，但是我们可以告诉你，没有别的其他什么手段，只能是财政政策手段和货币政策手段。这就说明财政政策或者说公共财政和经济的稳定增长之间那样一种密切的联系，这是公共财政的第一个基本特征，我们说叫着眼于满足社会的公共需要。
公共财政的第二个基本特征我们可以把它归结为立足于非盈利性，也可以简称非盈利性。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只是表明公共财政下的政府收支的运作，要始终坚持以公共利益的极大化，作为自己的取舍目标，作为自己的出发点和归宿。而绝不能以投资赚钱、投资牟利作为自己的行为趋向。这恐怕是一个需要极大的转变观念的一个重要的问题，在计划经济年代，我们的政府既是企业，也是社会管理者，因此政企不分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那个时候有人要提出说政府不要管企业、不要想着投资盈利，恐怕没有人会赞成你，没有人能够允许你。但是，随着我们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之后，政府的角色定位就发生变化了，可以在任何场合询问任何人，你问他什么是企业？他会毫不迟疑地告诉你企业就是以利润极大化作为行为动机的一个经济实体，但是把这个答案放在一边你再继续问他，什么是政府？恐怕就没有那么多的人能够说的明白了，我们说政府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之所以会存在，是因为它具有着不同于企业的行为动机和行为的轨道。同企业要追求利润极大化，有所不同的是政府应当是一个以追求公共利益的极大化，作为行为动机的一个实体单位，政府部门产生存在和运转的惟一理由，就在于他要为我们去追求公共利益。以此为基础，也可以说到政府的收入，应当是本着追求公共利益极大化的这样一个线索去获取，政府的支出也始终要延着、要瞄准保证满足整个社会的公共需要这样一个线索去拨付。
所以到了这个时候，如果你再说政府要拿钱，去搞一些盈利性的、投资性的能够给企业带来某些利润的那样一些投资项目，我们说它就不应当是公共财政的所作所为了。过去我们在学校的时候，说政府的支出、政府的钱应当花向何方？我们脑子里总想到一件事情，那就是投资回报率多高、投资回收期多长，我们的潜台词就是政府的钱一定要花到那些投资回报率高，投资回收期短的建设和生产项目当中去。但是，今天我们可以告诉你，这样的理念已经不适合中国的公共财政这样一种框架，不适合公共财政建设的这样一种背景，因为中国的财政已经被赋予了公共性的特征，而公共性就决定了它和盈利性是水火不相容的。因此花到财政支出领域的钱，我们经常说它是有去无回的。公共性的支出，不可能同时带来盈利；还可以有另外一种思考方式，我们很多人都学过会计，大家都懂得一条，企业的会计和政府部门的会计帐户的设置，有很大的区别，企业的会计帐户的设置是资产负债表，它假设的是企业的资金流动是一种循环的资金流动，有投入也有产出。但是，政府部门的会计它的设置是经费来源、经费使用、经费的节余，它的流动是一种单向的直线的流动，它假定政府只有投入没有产出，我当然并不排除一些少许的例外，政府的某些支出项目，可能会带来一些盈利，可能会带来少许的盈利，但是说它盈利，可能并不那么贴切，它可能只是少许的一点收入，这点收入相对于整体的政府的支出而言是微不足道的。因此在公共财政的格局条件下，必须确立一种理念，那就是政府财政的钱，必须投向于非盈利性的非竞争性的领域当中去。
公共财政的第三个基本特征叫做收支行为规范化，也就是可以简称为规范性。它指什么呢？指的是政府的财政收支运作一定要讲规矩、有规矩、守规矩；而不能不讲规矩、没有规矩、不守规矩。乍一听到这样一句话，可能觉得说的过重，但是我要想跟大家解释的是，在我们传统的财政收支格局条件下，我们那个时候，尽管不能说没有规矩，尽管不能说不讲规矩、不守规矩，但是大家注意一个基本知识，那个时候的财政收入“取的是自家之财”，那个时候的政府支出“办的是自家之事”。因此在那个时候所有的规矩都是在自家的院落之内制定的，就好像一个家庭，说给大儿子结婚用的钱，小儿子上学急需，可以很自然地拿来挪用一样。政府财政的钱在那个时候也是在自家的院落之内随意地去摆布。但是一旦我们走向了“取众人之财，办众人之事”这样一条道路，那么我们的财政收入的运作、财政支出的运作，就必须要纳入众人的视野，按照众人的意愿来进行。这个时候必须得讲规矩、必须得守规矩、必须得定规矩。那么怎么才能做到政府的收入与支出讲规矩、有规矩、守规矩呢？我们也可以提出三个方面的标志。
第一叫以法制为基础，也就是政府的收入和政府的支出必须建立在法制的基础之上；第二，全部政府收支及预算也就是讲所有的政府收入和支出不管你是哪样一种性质的、不管你是哪样一种形式的、不管你是哪样一种项目的，都要统统纳入到政府预算所覆盖的范围当中去；第三个标志叫做财政税务部门统揽政府收支，按照政府部门的职能分工的基本原理、按照规范化的要求，能够从企业和居民那里取得收入的只能是专门掌管政府收支的财政税务部门，而不允许其他的政府职能部门也从老百姓那里去取得收入、取得集资、取得摊派、取得罚款，否则大家可以想见企业和居民的负担就无从把握，政府的收入的量，也无法统计。说到这里，我们想，满足于社会公共需要，立足于非盈利性，再加上收支行为规范化。
这三个基本特征，我们已经给大家展现了一个有关公共财政的运作的基本格局，这样的一种公共财政的格局，究竟有什么用呢？它和我们的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和我们每一个家庭究竟有什么样的关系呢？它究竟对于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具有怎样的意义？会发生怎样的影响呢？就目前的状况讲，公共财政建设的积极意义，至少存在于三个方面：第一我们已经发现，公共财政的建设已经并正在推动着中国政府部门职能格局的转轨；第二个方面的的积极意义，那就是公共财政的建设已经并正在推动着政府收支行为的规范化；第三个积极意义，我们说公共财政的建设，已经并正在推动着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建设。所以，总而言之一句话，中国的公共财政建设已经对中国的经济社会生活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意义，并且将极大的推动中国经济社会的稳定发展，我们在这样的背景条件下，没有别的选择，那就是要介入到这样一种公共财政建设当中，要把它和我们每个家庭每个社会成员的日常生活联系起来，从我们的角度、从我们的个人定位上，去积极地推动公共财政的建设步伐，我就先说到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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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兵器 杨泓.txt
2月19日 中国古代兵器 杨泓
主讲人简介杨泓：男，满族， 1935年生于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文物》月刊编委会委员。1953年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大学毕业后留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工作至今。
主要研究方向：中国汉唐考古学、中国美术考古、中国古代兵器考古。
主要学术专著：《中国古兵器论丛》、《美术考古半世纪》、《汉唐美术考古和佛教艺术》内容简介当我们远离古战场刀光剑影、血火交并的嘶杀呐喊，尘封几千年的斧钺勾叉、刀枪剑戟把我们的思绪拉回了久违了的战火弥漫的岁月。古代兵器见证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见证了社会历史的变迁。
我们这里讲的中国古代兵器是指在中国古代特别是从史前时期一直到清朝末年，也就是1840年鸦片战争为止这个历史阶段里边，中国古代国家军队使用的各种兵器和总的装备情况。
一般来讲，在中外研究古代兵器把火药用于兵器作为一个历史的分期阶段，也就是说，在火药发明以前，军队里使用的兵器我们称它为冷兵器。火药发明以后，火药开始使用于战争以后，就出现了火药制作的兵器，就是火器。这时候是冷兵器和火器并用时期。中国古代兵器大概可以分成三个阶段，首先是史前时期，从考古学来讲叫石器时代，我们称这个阶段是石器时代的兵器。
开始青铜冶铸后，这时候兵器的主要材质就开始变成了青铜的。我们称这个时期的兵器为青铜时代的兵器。人们懂得了金属的冶炼后，这时候军队使用的兵器的主要材质也改为钢铁做的了，就进入了铁器时代的兵器。
到了北宋时期，火药开始用于兵器。中国是火药的故乡，中国的军队是最早使用火药武器的军队。在北宋的《武经总要》里边讲了三种配方，即蒺藜火球，霹雳火球、火炮火药法。当时用火药做成了用抛石机发射的炮弹，当然抛石机最早的使用，就是炮的出现可能在东周晚期。
南宋时候出现了竹筒火器，陈规的《守城录》里面讲到，开始用竹筒，里边放上火药能够往外喷火，或者能烧伤敌人。还有就是把长矛下边安上一个药筒，也可以喷火，当时也叫火枪。就是说开始出现管形的火器，这是出现最早的火器。
火药传到西方以后，由于社会制度的变化，特别是和资本主义萌芽联系在一起，它有一个极大的发展。所以当时荷兰、西班牙这些商船到了中国，带来了当时西方先进的枪炮过来，明军才看到自己的落后，所以才开始注意到这个问题，就开始引进了西方的枪炮的制作技术。鸦片战争以后，清朝开始练新兵，袁世凯练新兵等等，开始引进新的西方的枪械以后，中国古代兵器的历史就结束了。
全文
我今天给大家讲一下中国古代兵器的情况，我们这里讲的中国古代兵器就是指的在中国古代特别是从史前时期一直到清朝末年，也就是1840年鸦片战争为止这样一个长的历史阶段里边，中国的国家的军队，使用的各种兵器和装备的总的情况。
一般来讲在中外研究古代兵器来说呢，把火药用于兵器作为一个历史的分期阶段，也就是说，在火药发明以前，这个阶段军队里使用的兵器呢我们就一般称它为冷兵器，对着火器来讲的，火药发明以后，火药开始使用于战争以后，就出现了火药制作的兵器，就是火器。这个时候就形成了一个新的时期，就是古代兵器里边，就出现了冷兵器，和火器并用的时期。那么在中国古代，这个分界线，这个分水岭在什么时期呢？就是在北宋时期，那么在火器发明以前，中国古代呢，兵器大概可以分成三个阶段，首先就是史前时期，那个时期呢，从考古学来讲，就叫石器时代，因为当时主要的生产工具是用石头做的，所以我们就称这个阶段是石器时代的兵器。
那么接着开始发现了青铜的冶铸，就是人们懂得冶炼金属了，这个时候兵器的主要材质就开始变成了青铜的。那么这个时代，在历史上也有人称做是青铜时代，所以我们就把这个时期的兵器称为青铜时代的兵器，以后出现了进一步对金属的认识，就开始了懂得金属的冶炼，冶铁和炼钢，这个时候军队使用兵器的主要材质也改为钢铁做的了，就进入了钢铁时期的兵器，就是铁器时代的兵器。
那么在冷兵器阶段，基本上就这三个阶段，可以说分成这么三个阶段。如果说过去的，按照社会发展史来说，也就是说石器时代的兵器，基本上是在原始社会的时候，那个时候战争也可以说是种原始的战争。也就是说它们原来是作为生产工具用的，那么到了氏族之间发生激烈的矛盾，需要武力来解决的时候，这些有锋刃的生产工具就被用来杀人，这个时候开始就出现了兵器的萌芽。那么最早的，在狩猎工具里边，人们发现最早的一个最古老的狩猎工具就是弓箭。那么在中国通过考古发现，我们现在发现的弓箭，可能出现最早的时期，就是旧石器时代的晚期，现在屏幕上放出来了一个石头的箭头，就是在箭上边绑上一个箭头，这个古代就叫镞，就是金字边一个民族的族字，叫镞，这个是在山西的峙峪发现的，它相当于旧石器时代晚期，大概最迟也是距现在两万五千年以前生产的这样一个狩猎工具。但是，发现了箭镞还不能够说明这些箭镞真正能用来杀人，那么在考古学上，我们发现的真正就是说古代的用石头做的箭镞，或者用骨头磨的箭镞真正用来伤人的材料，已经是更晚一些时候的材料。那就是说在江苏一个遗址里边，新石器时代的大墩子遗址里边，发现了一个墓葬，里边有一个死者，就是发现了人骨了，被一枚骨头做的箭头射中了，到他死那个箭头还插在腿骨，说明这个人，看来这个人很可能就是中箭不久就死了，这一个材料说明在当时新石器时代的后期，弓箭确实用来伤人的，也就是说它真正从生产的狩猎的工具转化成兵器了。
我们知道在石器时代，有一个工具，就是当时生产工具里边特别常见的，就是石斧，在有些石器时代遗址的墓葬里，比如说大汶口，男人的墓里边就放石斧，女人的墓里边就有其他，比如骨针，纺轮这些，这样的社会分工。所以在当时，男人的生产工具，这个石斧是最重要的，而这个呢，也就是最早变成在格斗中出现的兵器，就是斧。石斧的样子，因为它是适于生产的，它的刃部比较厚，但是作为伤人就比较不太适应了，于是把石斧就做了很多的加工，把刃磨得很薄，而且选择特别坚硬的石料，而且呢把刃磨得很宽，有时候把两边的刃尖就翘起来，这样呢就是后来说的钺，斧钺，钺就是斧子的刃开始开阔了。
那么我们看这个就是当时已经用玉做的一个钺，这个时候两边的刃呢，已经翘起来了，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呢是在良渚文化里边发现的一个玉钺，在这个钺上边上角有一个神人的像，可以看到，是一个带着冠的神人，底下骑一个兽，那个兽的两个大眼睛，有人认为它就是个老虎，那么在它的下角还有个神鸟的像，这样的玉钺，就是当时出现在身份很高的人墓葬里边的，那么就说明它既是当时已经形成的专门的兵器，也是身份的象征。
进入阶级社会以后，战争出现。那么兵器才正式地脱离开原始状态，也就进入了它的发展期，也就是从材质来讲，这个时候青铜已经开始出现了。那么当时社会上最高的生产工艺，当时就是青铜冶炼。所以呢，为了取得战争的胜利，就把当时社会生产最尖端的这些工艺用来制作兵器，在青铜时代，我从中国历史上，就是夏商周这个时期吧，国君最主要的两件事情，在《左传》里面记录的，总结得很简练的几句话，就是说“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就是祭祀和作战，戎作战。
现在我展示出来的就是一个在二里头发现的铜戈，在中国青铜时代，军队装备的最标准的兵器，就是和现在的制式兵器步枪和自动步枪的一样的兵器就是戈，当时是每一个战士都要装备的，由于这个兵器呢是最普通的军队里必备的兵器，所以大家可以看到，目前我们文字里边凡是和战争有关的字都缺不了“戈”字，那么戈呢它是一个使用起来呢，是勾杀的。就是说，它垂直地装上把，它的整个形状就跟现在的镰刀有点像，因为这种兵器它的特点是勾杀，所以这个兵器形状的改进，就是从夏到商，一直到周，这么漫长的青铜时代，这个兵器就不断地改进，但是恰恰就这种兵器就是中国古代的典型的兵器，而且一直延续到整个青铜时代。
那么在商代军队主要的作战方式是车战，所以当时的兵器从它的设计和制造都是为适应车战需要的，那么当时战车上的方式它就是中间一个人是御车的，专门为驾车，右边这个人，也叫“车右”是拿长把的兵器准备和对方的车做交手仗，左边这个战士也叫“车左”，他主要是拿弓箭的，负责射箭的。当时作战的时候，如果远了是射箭，远射用弓箭来射对方，当两个车到一块儿的时候，它不能头对头，头对头两边马搅在一块儿，车仰马翻，谁也打不着谁。所以这两个车对面驶来的时候，一定要用你的车的右边去找对方车的右边，因为两个拿长兵器的人都站在右边，叫车右，就是说你错车毂的时候，就是你拿你的右边错它的右边，然后俩人拿长把兵器的人就来一下，这叫一个回合，呼一下，谁也没有打着谁呼就开了，跑走了。而且战争跟礼节有关系，你看到对方国君了，要从车上跳下来，要把头盔摘掉，免胄，把头盔摘掉。然后再戴上帽子跳上车跟他打，在邲之战里边，晋人到楚人那儿去挑战，挑战完了之后，他驾车回去了，回去人家追，他射箭的车左，射的就只剩一只箭了，一看人家还在追，怎么办呢？看见前边跑来一个麋鹿，一箭射在麋鹿的龟上，就是背上了，然后回过车去，车右下了车，拿着这个麋鹿过去献给对方的主将，说是现在打仗了，没有什么东西可以送礼，那么把这个送给你，可以给你的手下去吃，对方的主将一看，说，哈，他“其左善射”，他左边这个善射，把他们的人射死好多，其右有辞，他这个车右会说话，好，你走吧。他回车走了，把他放走了。这是打仗。
所以和当时的社会制度，当时的战争方式，当时的礼制联系在一起，所以当时的这些兵器都是和这个连在一起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为什么像戈这样的兵器，虽然它不合理，但是始终占主导地位。所以我们想看中国古代的兵器，它和中国古代的文化、战争各方面，都联系在一起，它不仅仅是一个兵器的问题。
防护的装具呢，就是甲胄，当时虽然青铜兵器都是青铜生产的，但是这个时期的甲胄主要是皮的，所以我们考古发掘出来的铜甲，铜的甲也有些材料，主要就是皮的，特别是在南方的楚墓里，大量出的最好的皮甲就是在曾侯乙墓里出的，那么皮甲呢，当时呢就是说，是采用“合甲”的方式，就是把皮子做成片，然后几片皮子合在一起，比较牢靠，然后穿起来，这样的甲呢，青铜的兵器是完全可以阻挡住的。那么还有大的盾牌，当时的盾牌呢，是木头的，有的外面蒙上皮，上面有铜的饰件，主要的部位有铜的饰件可以挡住。此外，还装备有一些小的刀，那就是最后实在是车仰马翻以后，两个人抱在一块儿，才能使用的卫体的兵器吧。基本上是这样一种状况。
那么到了西周时候，就出现了这种整铸的戟。它是把一个矛头和一个戈用把给它结合在一起。这就是从战国以后，一直到秦到汉初的戟，是这个样子的。那么这种兵器出现以后，因为它具有戈和矛两种兵器的用处，所以逐渐地它就在军队的装备里边，基本上取代了戈和矛，就变成了战国时期军队里边，每个军人都要装备的制式兵器，就是戟。所以大家看古代的史书里边，这时候，有时候称士兵就叫“执戢”。从东周时期，另外一种兵器就开始出现了，那就是剑。当然剑最早出现的形态比较短，在商代晚期一直到西周的时候，发现的还都是青铜的，比较短的剑。现在放的剑是一个早期的短剑形态，是在三门峡的虢国墓里，西周墓里出的，这是一个很特殊的东西，是一把铁剑，剑的茎，就是剑的把是铜的，把外边还裹上了玉。最早出现在兵器上的铁刃，是利用天然的陨铁，就是从天上掉下的陨铁，把这个陨铁做成兵器的刃，在商代已经有了，那么真正是人工冶炼的钢铁做成兵器，现在我们放的这一件可能是一个最早的例子，这是西周时候的。
那么下边我们就看一下剑，最早的宝剑是吴越时期，有关铸剑的这些传说，比如干将、莫邪。在吴越地区它是水网地区，战车是不好走的，那么笨重的战车在南方是没法作战的，而且吴和越的军队主要是步兵，那么步兵格斗就要靠剑，所以铸最精良的剑当时是在吴越地区，这是跟当时的军队有关系的。吴王夫差到北方来争霸的时候，他的军队是五个方阵都是步兵，所以这种情况和北方中原地区车战还是不完全一样的，所以剑这种兵器，在南方它就发展比较快，那么以后，从春秋一直到战国时期，也在北方就逐渐传开了，而且特别是当战国晚期，步兵和骑兵的野战出现之后，就是车战逐渐衰落的时候，剑在北方，也就是整个军队的装备里面越来越重要了，变成了一个不可缺少的兵器了。这是一个发掘出来的越王墓里的剑，那么大家可以看到那个剑刃的两个弧曲度是很漂亮的。这个更是一把名剑。就是越王勾践的剑，因为越王勾践的故事，“卧薪尝胆”的故事大家都知道。勾践自己做的剑，上面有六个鸟篆的铭文，铭文中的“鸠浅”就是“句践”，就是越王勾践自做用剑。越王勾践的主要的对头就是吴王夫差了，这是吴王夫差做的一个矛，同样制作得很漂亮，上面也有暗纹，同时也有吴王作的铭文。所以这对兵器正好是，一方面是王做的兵器，另外呢，也正和很多历史故事，可以结合在一起，是我们从考古发现非常名贵的两件兵器，那么当时的主要远射的兵器，就是弓箭。我们现在看到是一张弓的样子。那么弓呢？最早我们说的，像石器时代的弓都是单体弓，拿一个木材或者竹材给它弯起来，加上弦就是弓了，那么到了这个时期中国弓的特点第一是复合弓，第二，它是有弓弣的，设在弓体的中间，整个弓的形状是两度弧曲的，西方的弓是没有弓弣，没有中间这个弓弣.中国的弓，当你不使用的时候把弓弦放开，弓就翻过来了，就翻成一个圆圈形，西方的弓不是这样的。这就是当时使用的箭，箭头呢安着铜镞，下边是箭杆，后边有羽毛，后来就把这两翼式的箭镞变成了三棱的箭镞了，那射的劲就更强了。那么青铜器兵器的使用，一直到后来，到了秦代我们从秦俑坑里发现了兵器，还主要是青铜，那么这个是在秦俑坑里发现的一个铍，看着样子像是短剑，实际上它安上长把以后，就是长刃的一个矛，叫铍，就是金字边一个“皮”，这个从战国到汉代，到西汉时期最常使用的一个阔刃的矛。那么战车的使用，秦俑坑里可以看到，一号坑里主要还是以战车为主的编队。这个铜车的车箱的前边呢，搁着有弩，有一个弩，还有箭囊，还有盾牌，这就是当时的战车的一个比较形象的材料。那么说到弩呢，由弓发展的一种远射兵器，大量使用强弩是在战国时期开始出现的，有人认为战车的衰落跟弩的使用有关系的，因为弓是靠人的臂力张开的，所以它有一定强度。所以射程它就靠人的臂力射出来的，就是不能射得过远。弩呢就不是了，弩是把弓张在木头做的弩臂上，可以延时发射，就是你把箭放好了，瞄准好了，等到敌人出现了才扣扳机。弓就不成，因为人拉开了弓等着，没那个劲，无论如何他也坚持不了的。所以弩的使用常常改变战争的面貌，虽然就是简单地把它安了弓臂，木头的弩臂，可以改变战争面貌，所以大家知道的故事就是庞涓和孙膑斗智，最后庞涓死追，追到了马陵道，孙膑当时已经准备好了埋伏，就是靠弩，他是把弩兵埋伏好了，都张好弩等着，等到庞涓到那儿，一看，树上有字点着火看看吧，孙膑告诉部队，你们一看见火光就射弩，所以他一点火，马上万弩齐发，一下子就把他，整个给全军覆没，所以弩在战国晚期大量装备军队以后，使战场的面目就改观了。
那么现在我基本上介绍了青铜时代兵器和战争，也就是配合着车战来使用的各种兵器，兵器基本上成了钢铁冶炼。刚才已经讲到了，在西周时候已经出现了人工冶炼的钢铁，但是大量使用钢铁的兵器，比较多的使用，用在兵器上，就是到了战国晚期，那么一直从战国晚期到了汉代，到了秦到了汉，一直到东汉时期，那么钢铁的兵器才取代了青铜兵器，作为中国古代兵器的主要的材质。当时军队主要装备是戟，就是铁戟。但是戟这种兵器，在钢铁兵器里边，到了南北朝的时候就基本上不见了，就消失了，就被淘汰了。为什么？就因为这种兵器它的横支也主要是勾的和戳的，但是钢铁的铠甲越来越制作得好、精良，就需要穿透这个铠甲，就需要一种力量，那么这样的戟就不太好使了。同时呢，到了南北朝时候，不但人穿铠甲，马也穿铠甲，是重装骑兵，所以戟对付重装骑兵就不太好使。而且锻造起来困难，还得做出一个旁支来，最后呢就都改成了长的马槊，就是丈八长矛，马矛了，长刃的马矛，这样穿透力强，所以逐渐地戟就消失了。所以到了南北朝以后，军队里边就不见戟，看不到。所以古代的兵器常常是随着时代，随着材质的变化不断地消失，到了这个时候，我们就把在火器出现以前，中国古代军队里边使用的冷兵器做了一个比较概要的介绍。
那么到了北宋时期，火药开始用于兵器。那么大家都知道，中国是火药的故乡，所以，在中国的军队里边是最早使用火药武器的军队，那么在北宋的《武经总要》里边讲了三种配方，就是蒺藜火球，霹雳火球，还有就是火炮火药法，主要就是当时用火药做成了砲弹当时用抛石机发射，当然抛石机最早的使用，就是砲的出现可能在东周晚期就开始了。大家知道，曹操和袁绍在“官渡之战”的时候，曹操就使用霹雳砲，霹雳砲就是这种砲，这种砲是用大的石头弹，用杠杆作用把它扔出去，这边呢有一个皮兜，把石弹放上去，然后几十个人合力把它拉起来，靠杠杆作用把它摔出去，石弹就一个抛物线的形状就打到敌人那边去了，主要用做攻城，或者是守城时打击集合起来的对方的军队，因为这个砲有这样一个特点，就是它是打抛物线的，所以像陈规的《守城录》他讲，可以采取隐蔽射击，就是守城的不一定把砲放在城墙上，可以放在城墙里边，在城墙上面站一个人观察，然后呢，看到敌人在哪边，然后通知这个砲，它就可以隔着城墙打出去，因为打的抛物线，打到敌人。所以一直到现在我们中国象棋里边的炮还是这种打法，它一定要隔一个子打一个，就是反映这个砲的样子。而宋代的象棋上图形，砲就是一个抛石机，这个咱们已经发现了。那么最早的火药兵器就是靠这玩艺儿，这种抛石机把火药弹扔出去。
那么大概到了南宋的时候，开始出现了竹筒火器，陈规的《守城录》里面讲到，开始用竹筒，里边放上火药能够往外喷火，或者能烧伤敌人。开始出现了这种火枪。还有就是把长矛下边安上一个药筒，也可以喷火，当时也叫火枪。就是说开始出现管形的火器，这是出现最早的火器。那么后来呢，据记载呢，已经出现了用巨竹做的这种火筒，然后放进火药，可以出大声，然后就把里边装的东西给射出去，但是到现在我们也没发现这种火器。因为考古发现发现不了，所以也不知道，到底最早的射击火器是什么样子的。那么真正地用金属做的管状的射击火器，就是枪炮的前身，是到了元代才出现的，这个是在中国历史博物馆藏的一个元代至顺三年的一个火铳，火铳就是中国最早的金属管形的射击火器，金属的管形射击火器，那么它的后边呢，是有一个可以安把的銎，安着一个木把的，前边呢有一个药室，上面一个洞可以放药捻，从口先把火药塞进去，塞到药室里边，然后装上药捻，然后前边放上石头等等这些东西，点了捻就可以把它射出来了，这是最早的管形射击火器，就叫火铳。特别到了元末明初，在明代的军队里边，朱元璋军队里头在大量生产使用。所以现在我们可以看到的这种青铜火铳，很多都是洪武年间的铭文，所以那个时候这种火药兵器，在明代的军队里边已经是普遍装备的一种兵器，所以在朱元璋统一全国，这样的战争里边，火铳也起了很大作用，当时在世界上这是最先进的。口大的、大口径的火铳就是后来的炮的前身。这个小口径的呢，那就是后来枪的前身。这是最原始的枪和炮。
但是这些火药兵器和火器的使用呢，还取代不了冷兵器，所以一直到明清，军队主要的兵器还是刀、矛，比如戚继光的《练兵实纪》里边讲，主要还是这些东西，腰刀、长矛这些东西，附以火器。
火药传到西方以后，由于和社会制度的变化特别是和资本主义萌芽联系在一起，它有一个极大的发展。所以当时荷兰、西班牙这些商船到了中国带来了当时西方先进的枪炮过来，明军才看到自己的落后，所以才开始注意到这个问题，那么就开始引进了西方的枪炮的制作技术。那么当时明和清兵的作战里边，在东北作战里边，就开始使用“红夷炮”，当时红夷炮还起了很大作用。后来清兵吴三桂开进山海关，清兵进关之后取得了明朝的红夷炮以后，装备军队，但是呢，因为当时汉人说少数民族是“夷”，所以清人看到这个炮名他不太满意，这个“红夷”不好，“夷”就是骂他自己了，所以就改叫“红衣炮”，就是红衣服的“衣”。而且这个炮，因为这种炮在战争里边起了很大作用，就封它为“大将军”。所以“红衣大将军炮”，就是这种炮。所以在清初的时候，火器营装备已经很好了。鸦片战争前后，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来了，那么我们中国的军队还装备的是红衣大炮，那和当时英法军队装备的这些新式的枪炮就完全没法抵抗了，武器的装备完全落后于人家，战争的胜负当然就很明显了。所以到了这个时候，中国古代兵器历史发展进程就结束了。那么鸦片战争以后，清朝开始练新兵，袁世凯练新兵等等，开始引进新的西方的枪械以后，中国古代兵器的历史就结束了。那么我基本上，简单地就把中国古代的兵器介绍了，就是这样一个发展的过程，那么最后它的结束就在清朝末年。那么我们的中国军队改变了之后，那么这些古代的、使用过的兵器，就随着它历史发展的不同，就不断地被新的品种取代，到最后就完满地结束了它的历史使命。那么随着整个社会历史的变化，后来呢，当时军队的装备的那些古代兵器呢，已经被人们所遗忘了。所以到了现在，很多人只是从电影戏剧里边，对古代兵器有了一些认识。实际上这种被遗忘也是很正常的，因为兵器是随着社会发展不断地被淘汰，不断地更新，所以旧东西自然就被人遗忘了，那么我的讲演就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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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的简牍与石刻.txt
2月24日 中国古代的简牍与石刻
主讲人简介
赵超 ，男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1948年10月26日生于中国北京，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中国汉画学会副秘书长。个人撰写出版学术专著等书籍14种，合作撰写出版学术著作6种，独自与合作整理出版古籍15种，合作编写工具书7 种，发表论文等文章76篇。曾任英国牛津大学、法国学术院汉学研究所访问学者，日本明治大学客座教授，在美国芝加哥大学东亚系与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等地作学术讲座。
内容简介
邓小平同志讲过“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今天一切发达的现代文明能够有这样伟大的成就，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是最根本的因素。我们作考古的习惯追溯人类历史的根源，那么追溯科学技术发展的根源，就应该归结到古代的人类发明文字。很明显，有了文字，才能够把文化知识与科学技术记载下来，通过不断的积累与创新，发展科技，推动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发展，才能达到今天的文明程度。古代简牍的出土成为二十世纪最重要的考古发现之一。可以说，每一次重要的简牍发现，都引发一次国际汉学界的地震。在近一百年的时间中，已经发掘出土了100多批古代简牍，它们都得到了很好的保护与研究。从春秋战国时期直至晋代的简牍材料，反映了近千年的古代历史。有人统计过，到二十世纪末，出土的简牍总数大约有二十万枚。这里面有很多内容丰富，影响巨大的发现。石刻是一种全世界都曾经使用过的文字载体。相对来说，中国大量使用石刻的时间要晚一些，从现有材料看是在汉代才开始，但是后来居上，中国的石刻不仅数量多，而且使用的范围十分广泛，成为中国古代文化的又一个重要载体。
文字是文明发展的根本因素。讲座中概要介绍中国古代文明中重要的文字传播工具——出土发现的简牍与石刻。包括它们的形状、内容、主要的发现情况与数量，以及它们在古代文明与考古学研究中的价值。另外列举几个例子分别说明一下简牍文书对历史研究的作用，墓志外形在古代思想史的意义，新发现的古代石刻在研究古代学术、中外交通上的作用。大致顺序为：1、 介绍古代文明中使用的各种书写材料。
2、 使用简牍的历史。
3、 简牍的发现与研究，从孔壁古书到二十世纪末的长沙吴简。
4、 石刻的类型与发现。
5、 墓志在思想史上的意义。
6、 石经与王玄策题记的发现。
全文
大家好，我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下，中国考古发现里的古代简牍和石刻。邓小平同志有一句名言，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个就说明我们今天一切发达的现代文明，能够有现在这样伟大的成就呢，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是最根本的因素。我们做考古的往往习惯去追溯历史的根源。那么我们也追溯一下科学技术发展的根源，就应该归结到古代的人类发明了文字。很明显，有了文字，我们才能够把文化知识和科学技术记录下来，通过不断地积累和创新，发展科技，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才能够达到今天这样的高度的文明程度。文字的发展呢，是一个很长的过程，可是在我们中国古代历史里边，往往是习惯把这些重大的发现都归到一个人身上。
那么中国古代传说里边，发明文字的，是一个叫苍颉的贤人，汉代的《淮南子》这本书上记载，在苍颉制造文字的时候，是“天雨粟，鬼夜哭”。这个出现这种非常特异的现象，就是说制造文字的时候，天上往下掉粮食，下粮食雨，鬼神都在夜里边痛哭流涕。拿我们现在的话说，是一个“惊天地，泣鬼神”的这样一个壮举。我觉得这个记载是非常有意思的。这就说明我们古人，已经很清楚地认识到文字在人类历史上的重要意义。文字创造以后，人类呢他就能够掌握自然力，逐渐地成为世界的主人了。文字创造出来以后，那么就必须要把它书写下来，这才能够传播，这就需要有一些良好的书写材料。今天我们使用纸，大家都很方便，拿过来就写。可是造纸术，我们知道是比较晚的发明。在中国汉代我们的祖先呀，通过大量的长期的生产实践才总结出经验，创造了造纸术造福社会。可是在这之前呢，世界上各地的人们就使用多种多样的一些来自自然的书写材料来记录文字。在世界上主要的古代文明中，我们发现很多古代人，人们使用的书写材料，比如古代埃及人使用纸草，纸草是当时尼罗河流域生长的一种植物，当时人们把它劈成薄片，叠到一起捶打，制成了薄薄的纸草书，纸草上面书写文字。
在古代亚述人，古代两河流域，他们使用泥板来记录文字。另外像古代印度僧侣用贝叶来书写经文，古代的西亚地区和古代欧洲，曾经大量地使用羊皮来书写文字，这些都是有很多世界各地的重要的考古发现给我们证明了。可是在古代的中国，用竹子和木材制成的简牍是主要的书写材料，通过出土发现的简牍实物，我们可以看到，简牍它是比较薄，比较窄的长条，一般呢宽度不超过1厘米，长度从十几厘米到六七十厘米，一般的是20厘米左右的比较多见，那么这么窄窄的一根简牍上书写不了多少文字，所以古人们呢，就把一根一根的简牍，用绳索把它串联起来编成册，这样呢就产生了我们现在还能见到的“册”这个文字，它就是表现简牍编起来写成的文书。
在甲骨文里边，商代的甲骨文中，我们就能够看到“册”这样的象形文字。大家可以看到，左边这个文字是“册”，它是一根一根的简牍，然后中间用绳索编起来的一个象形字。右边是“典”字，用两只手举着这个简牍编成的册。在中国比较早的古代典籍《尚书》的《多士篇》里边，它记载“惟殷先人有册有典” .那就是说在殷商时期，人们已经使用了简册来记录文书，记录日常使用的文字。这个可以说是中国古代使用简牍的最早的证据，大约就是在距今3000多年，就已经有了使用简牍的记录。我们想文字和书写文字的历史，比我们现在掌握的材料可能还要更早。那么4000年左右就可能有简牍的存在，只是我们现在考古发现中还没有发现这个时候的实物。
到了汉代发明纸以后，这个纸才逐渐地取代简牍。这个过程我们现在也有大量的考古发现加以证实。当然了，简牍不是古代惟一的书写材料。中国是丝绸的故乡，所以古代也有用丝帛来书写的文书，考古发现中也出土过大量的古代的帛书。比如20世纪的30年代，在长沙的子弹库一座楚墓里边，发现了著名的战国楚帛书。在很有名的长沙马王堆的汉墓里，发现了大量西汉初期的帛书。这些都是古代帛书的发现，但是由于帛书它的价格比较高，丝绸的价格比较昂贵，一般的老百姓是不能使用的。所以在很长的时间里边，简牍是我们中国古代文明的主要载体。很早以前，中国就有过简牍的发现，大概2000多年前，在汉武帝末年，鲁恭王他要扩建自己的宫殿，鲁恭王的封地是在现在的山东曲阜，挨近孔子的故居，所以他扩建宫殿的时候就把孔子的故居给拆毁了。在这个墙的夹壁中间发现了一些以前人存下来的古代的简牍。当然有人推测它可能是秦始皇焚书的时候，这些人为了保存这些儒家的经典，把它藏在夹壁里的。那么起码这些简牍文书就应该是战国时期的作品。当时有个孔子的后人叫孔安国，他在朝廷里做“文学”这个官，所以他就对这批简牍进行了整理和研究，经过对比，这些书籍和当时流行的同样的书籍存在着一定的差别的。比如说，在孔壁里出土的《尚书》，它就比当时流传的《尚书》多出16篇来，而且有700多个文字不同，还有几十个文字是脱漏的。所以后人就把孔安国整理的这批文书叫做古文经书。它和当时汉代流传的今文经书呢，就形成了两个不同的学派，这在汉代有很大的影响。
在晋武帝的太康二年，大概是公元前281年，现在河南的汲县，这个地方当时叫汲郡，这里有一个人叫不准，他去盗墓，结果从墓里边盗出来了几十车古代的简牍。这个墓有人说它是战国时期魏襄王的墓，也有人说它是魏安僖王的墓，还没有能确定。这批简牍里边，有很多当时已经看不到的那种书籍，也有一些当时还在流传的书籍。所以晋国的这个中央就命令了一些官员去整理。比如当时著名的学者束皙，他们去整理这批材料，从现在角度来看，当时整理这批文献是很成功的。因为这批整理中间，虽然大多数整理出来的书籍后来也遗失了，但是还有几种像《穆天子传》，像《古本竹书纪年》，这些东西流传到今天，我们还能够看到一些。这批整理出来的书籍，叫做“汲冢竹书”，它是我们中国古代历史上一次很重要的古代文献出土。
以前这些重要的出土简牍都没有能够保存下来，根据它们整理的这些书，大多数也已经亡佚了。在这以后，根据历史上的记载，有一些零星的简牍出土，可是都没有引起当时人们的重视。这样一直到了20世纪初，西方的一些探险家，像斯坦因、斯文赫定，他们在我们国家的新疆楼兰、尼雅这些古代的遗址，还有甘肃的敦煌等地做探险、调查活动，发现了一些古代的简牍。这批简牍引起了中外学术界的注意，在当时是给予学术界以很大震撼。因为中国的学术界当时还是传统的这种，传统的史学观念，传统的史学研究方法。这些新的材料的发现，让学者们能够从全新的角度来研究和认识古代社会。这样在很大程度上它就推进了新的研究方法和新的学术思想的深入普及。从这时候开始，简牍的出土就成为中国20世纪最重要的考古发现之一。可以不夸张地说，中国每一次重要的简牍出土，在国际汉学界都等于引起一次地震，这将近100年的时间里边，中国已经发掘出土了100多批古代的简牍，它们都得到了很好地保护和研究。这些从春秋战国时期直到近代的简牍材料，反映了将近1000年的古代历史。有人曾经统计过，20世纪末，到长沙走马楼出的那个三国简牍这批为止，那么这一世纪里边出土的简牍总数将近20万枚，那么上面记载的文字要超过150万字。这里边有很多内容很丰富，影响巨大的发现，我们在这里只能够非常简略地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出土的捆扎成册的木简，大家看，一根一根的简牍就是这样编结成册的。这是在长沙马王堆汉墓的槨室里边出土竹简的情况。我们可以看到，在几个漆器的上边堆放着一些简牍，这是当时简牍出土的时候原始的情况，错乱摆着的情况。这是在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简牍，竹简经过整理以后的情况。它是作为遣策记录当时墓葬里边随葬品的内容，这里我们看到了我们考古发掘中出土简牍的情况。这样的经过科学发掘出土的简牍。大概1957年，在河南信阳长台关的楚墓中出土的那一批，可以算是比较早地引起大家注意的战国竹简。这批战国竹简一共有148枚，里边包括古代的佚书和遣策这么两大类，后来经过研究，认为这些出土的古佚书里边，有属于思孟学派的这些思想著作。
1978年在湖北随县曾侯乙墓中出土的竹简，是我们现在可以看到的年代最早的简牍。后来在湖北的江陵、荆门，其他地方很多处楚墓中都发现了内容丰富的竹简。比如像望山、九店、包山、郭店这些地方的楚墓中出土的竹简都是非常有名的。在湖北云梦睡虎地的秦墓里，人们首次发现了秦代的竹简。因为虽然简牍的发现，我们刚才说了，在2000多年前就有了，但是历来出土的简牍里边，从来没有见过秦代的简牍。云梦睡虎地里是第一次出现秦代的简牍，这批简牍一共有1155枚，我们这里看到的是云梦睡虎地出土的秦简里边的一部分。它是记录《日书》的，关于《日书》这个内容，我们下边再具体说一下。以后在甘肃天水放马滩、江陵的王家台其他地方也出土了秦代的简牍。在天水放马滩的秦墓里边，还出现了很精彩的秦代的地图，绘在木板上的地图。在这些发现的简牍里边，很多都可以说是学术史上的第一次的发现。比如说，在湖北江陵张家山的汉墓里，这个竹简里边，我们发现了有现在我们能够见到的最早的《算术书》，在安徽阜阳双古堆的汉墓竹简里边有《周易》、《诗经》呀，以及一些从来没有见过的，像《万物》这样的古代佚书。从山东汉墓的竹简里边，我们第一次发现了《孙膑兵法》。这里我们看到的，现在看到的这个图，是荆门郭店楚墓里出土的竹简，可以看到它的保存是非常完好的。除此以外，还有一些数量非常巨大的，大批的古代木简和一些关于记录官方文书的，这样的成批的文书档案的出土。
像内蒙居延出土的汉代简牍，甘肃敦煌出土的汉代简牍，和湖南长沙走马楼出土的吴国的简牍，这些的数量都超过了10000件。比如在居延， 20世纪30年代，第一次在那里进行调查的时候，曾经出土过11000件汉代的简牍，在20世纪70年代，甘肃省文物研究所在那儿做再次发掘的时候，又清理出来将近20000枚简牍，通过识读这些简牍的内容，我们可以看到出土的大量简牍材料，都是古代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实际使用的。它们内容非常丰富，这里边有文人儒生学习用的书籍，这些书籍呢，从开蒙识字用的那些识字课本，像《苍颉篇》、《急就篇》，直到《诗经》、《仪礼》、《论语》这样主要的儒家经典，里边还有很多的诸子百家的思想著作，比如像《老子》、《易经》、《孙子》、《晏子春秋》、《文子》。这些主要的诸子经典在这里边都能够发现，特别能够引起人们注意的是，里边还有很多早已经遗失了的古书。刚才我们已经提到了阜阳双古堆有这样遗失的古书，其实在很多的简牍发现里边，都见到了以后没有见到，我们现在见不到的古代的这些书籍。像最近大家比较关注的荆门郭店的楚墓里边，它就出土了有《唐虞之道》、《五行》这样的古代佚书。这里边还有大量的实用书籍，有当时人使用的方术书，进行占卜的卜筮书，《日书》这就是其中的一种，《日书》有点类似我们后来的这个皇历，它能够记载每天的禁忌啊，还有一些这个驱除邪恶，避邪的办法。另外有天文历法的书籍，大量的《历谱》，有关于医药养生这方面的书籍。在居延、敦煌这些地方，就发现过很多记录当时的时日的这个《历谱》，这样的东西在南方的各种楚墓里边，西汉墓里边出土的那些简牍，我们也能够发现，像在张家山汉墓里边，出土了有《脉书》和《引书》两种古代的医药书，这在古代医药史研究上都是很重要的。在出土的简牍里边还有大量实用的法律、诏书，还有各种官方文书、档案、簿籍、地图，有民间百姓日常生活中使用的契约、书信、账簿、名刺、笔记，我们可以看到涵盖了，我们整个日常生活中各种使用的文字材料。另外还有一部分就是像我们刚才提到的，在长沙马王堆汉墓中出土的，这样的记载随葬品用的遣策。这也是简牍中占着很大比例的一个部分。这些遣策是放在墓里边，专门记录随葬品和别人赠送的这些礼物的这种名册。这样我们大家就能够很清楚地看到，出土的简牍它能够真实地反映古代的思想、政治、经济、军事。一句话吧，反映当时各方面的社会状况，这是非常宝贵的历史资料，特别是这些实用材料它反映的内容，大多数在我们现在能够看到的，古代历史文献里边都是找不到的。所以呢，这样从研究角度上来说，它的价值就更加提高了。
比如说，简牍里边能够看到古代的官方行政和法律文书，这个在西北居延、敦煌等地出土的这些简牍中是非常多的。整理这些材料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的行政、司法、规章是非常严格、十分完备的。通过它我们能够了解古代中国的法统，了解古代的行政制度。而且能够看到中国的这个法律体制对于古代东方的法律和世界的法律的影响。学术界曾经讨论过一个问题，就是中国封建社会为什么能够持续这么长，我们通过这些行政文书也可以看出来，中国古代的行政管理它有自己独特的方法，而且有很大的合理性，所以这可能对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延续，也是一个起一定作用的原因。所以直到17、18世纪，欧洲的启蒙主义学者们还很推崇中国的这个行政管理制度，比如法国的伏尔泰，他曾经把中国的这个行政当成一种典范。
在发现简牍以前，我们对于中国古代的行政管理、规章制度这方面没有很多的材料，只能够在石刻里见到有限的几种。简牍出现以后，人们就能够从各个方面，非常全面地了解中国古代的这个行政管理、法律规章。这里举一个具体的例子，这是武威磨嘴子汉墓出土的王杖十简，这是1959年在甘肃省武威县的附近，有一个叫磨嘴子的地方，这里清理了一个汉代的土洞墓，在墓里边发现了一个鸠杖，鸠杖上面呢，缠着10枚木简，这就是很有名的，我们叫它王杖十简。这个木简上它就抄写了西汉时候，汉宣帝、汉成帝他关于优待老人专门下的诏书，还有给老人授以王杖的文书。另外附了几个案例，这些案例呢，都是记载怎么处罚犯不敬罪的罪犯的。1982年的9月，在甘肃省武威县有一个农民，他捐献了一批简牍，这些内容呢和王杖十简上记载的内容基本相似。上面记载了5份诏书，记载的内容也是有关于尊老、抚恤鳏寡、孤独、照顾残疾人，还有授以老人王杖的。所以这是我们看到中国古代社会，拿现在的话说，属于一种社会福利保障的这样的法律制度。在这个简册的后面还写着“右王杖诏书令”几个字，表示这一套是完整的关于王杖的法律文书。那么通过这些材料的识读，我们就能够了解汉代的时候，这个官方文件它处理的程序。怎么样从地方报到中央，中央怎么审批，审批以后怎么下发。更重要的呢，是我们通过它可以了解汉代有关尊老养老的这方面的法律制度。在这个诏书里边，记载对于70岁以上的老人，要授以王杖，从出土的这个实物来看，王杖是一个顶端上刻一个鸠鸟的这样一个手杖，它又叫做鸠杖。为什么给老人授这样的手杖呢，按照《汉志》上的记载，古人说这个鸠鸟吃东西，它不会被噎着，所以给老人送这样的杖，是表示对老人的一种祝愿，祝愿老人健康。另外一种说法呢，说是项羽和刘邦打仗的时候，刘邦打败了逃走，藏在树林里。项羽追他的时候，听到树林里有鸠鸟叫，所以就以为不会藏人，这样让刘邦逃了一命。所以刘邦就认为鸠鸟是一种幸运鸟，这样刻在手杖上来赠送老人。但是具体哪一种说法可靠，我们到现在没法确定，只能够做个参考吧。我们在汉代的画像石里边，也可以看到手持这种鸠杖的老人形像，所以可以反映出来，在汉代这种尊老敬老的传统，这种尊老敬老的法律制度，是严格地执行的。这样我们可以看到，到现在我们说，尊老是中华民族的一种传统美德，那是有很深的历史根源的。现在我们知道的，出土简牍里边数量最大的一批呢，是在湖南长沙走马楼出土的吴国简牍，这也是一批古代的官方文件。它是1996年7月到11月，由湖南省长沙市文物工作队，在这儿做抢救发掘的时候，从一个叫编号为J22的这个古井里边发现的。根据他们的统计，这批简牍现在一共有136729枚，那么总字数可能达到150万以上，为什么当时能在这批古井中间，我们发现简牍呢，人们推测可能是当时的人，用早已经废弃的仓井来放这些用过的官方简牍文件。也就类似一个档案库，这批简牍主要是吴国长沙郡等地的官府档案，这里边我们看到一些很罕见的大型的木简，长度达到54.3厘米。这里边的内容呢，有券书，券书呢那就是我们现在说的合同契约。比如说，当时租田地用的券书，官府之间各个机关调拨钱粮、器物用的交接券书，还有官府文书和司法文书，有户籍登记簿，还有名刺、账簿等，很多这个具体的文书材料。这些呢对于了解当时的社会活动，对于行政管理体制认识都是非常重要的。比如从当时缴纳租税的文书中，我们可以看出来，当时一亩田的租米呢，要高达一斛二斗。按照对于古代度量衡的这个研究，晋代时期的这个实物测量，当时一斗相当于现在的2500毫升左右，那么这个一斛二斗呢，就是要折合现在的公升有将近30升，所以可见当时农民的租税的负担是非常沉重的。
简牍的考古发现，我们可以说是越来越多，大家都知道刚进入本世纪，我们就从报纸上看到，又有一批很重要的秦代简牍的发现。这是在湖南湘西土家族自治州的龙山县有一个里耶古城，这里发现了大量的秦代的官方文书。这些材料呢，现在正在整理中，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对于中国古代简牍的发现和研究，今后还会越来越多，可以说是任重而道远的一个工作。
上边我们说的是中国古代的简牍，简要地给大家介绍了一下主要的一些发现。下边给大家介绍一下中国古代的石刻，如果说简牍具有中国的特色，那么石刻呢，它是全世界都普遍使用过的一种文字载体。我们先不来考虑在几万年以前，人们在石头上画那个岩画，这样的一种信息表达工具，不考虑这个图画石刻。我们就看文字石刻，那么古代埃及，在大约5000年以前，已经有了这种文字石刻，相对来说中国的文字石刻出现的时间就比较晚。我们从现有的材料来看，大规模地使用文字石刻，基本上是在汉代以后的事情，但是后来居上，中国的石刻不但数量多，而且它使用的范围非常广泛，成为中国古代文化的又一个重要的载体。有文字的石刻。大多数呢，都是有固定的外形和用途的。比如大家常见的碑，碑呢我们可以看到，它下面有一个龟形的这样的底座，有时候这个底座呢是长方形的，底座上面有碑身，碑身上面有刻着螭龙花纹的碑首，这样形成一个我们常见的碑的这个外形。另外还有墓志，它大多数是覆斗形的，专门埋在墓里，来记录死者的生平事迹。有和佛教、道教的这个造像刻在一起的造像题记。另外还有摩崖，有人们在山石上留下的题名。有汉代的画像石，以及后来佛教使用的舍利石函、经幢，刻在各种建筑材料上的文字，这样有很多类型的石刻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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