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知青办规定：按中发〔1973〕30号文件中规定的4种人，不动员下乡。其中凡属明残(如盲、聋、哑、四肢残废)，生活不能自理者，发给"明残留城证"，不按父母身边有子女对待。凡患有各种较严重疾病的，可缓期下乡；如因病不宜参加农业劳动，可以给"因病留城证"，一年以后安置适当工作，按父母身边有就业子女对待；长子长女中弟妹都在12周岁以下的，不动员下乡；有一个以上子女下乡在农村，又无子女就业的，不动员下乡；毕业生中家庭属"特困"的，以及本身是孤儿的，不动员下乡；已有三个子女下乡的，应届毕业的子女允许留城。
贵州省委以省发〔1978〕61号文件转发了《地、州、市知青办主任会议纪要》，按照"四个面向"的原则，对毕业生的留城条件进行了调整，扩大了留城面。除原规定不动员下乡的"四种人"外，无子女工作的多子女家庭，一户可选留一个年满16周岁、中学毕业的子女；有两个上山下乡子女的家庭，也可选留一个子女留城；多子女家庭虽已有病残留城子女的，还可另留一个健康子女；孤儿不动员上山下乡。
从四川、吉林、辽宁、贵州4省的规定可以了解到，各地在掌握留城条件的宽严程度时是因地制宜的，但总的变动趋向又是一致的：其一是按照"四个面向"的原则，通盘考虑，统筹安排，多渠道安置，不再把上山下乡作为毕业生的主要分配方向；其二是普遍放宽了留城的条件。1977年，全国城镇中学68％的应届毕业生上山下乡，1978年，这一比例缩小到19?2％毕业生数字据《中国教育年鉴》，第1006页；上山下乡人数据国务院知青办编：《全国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统计资料》，第13-14页……政策调整幅度之大，据此可知。
国家调整中学毕业生分配政策的出发点，是既要考虑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又要照顾上山下乡政策的连续性，尽管上山下乡的方向还没有被放弃，但是重提"四个面向"的分配原则，明确"逐步、适当扩大留城面"，都使人们感受到政策的明显变化。
在大力缩小上山下乡规模的同时，国家开始多方疏通在乡知青的返城渠道。重要措施之一，放宽病、困退条件。1977年11月8日，国务院批转了公安部《关于处理户口迁移的规定的通知》。通知规定，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因病残或家庭有特殊困难，符合国家规定，需要返回市、镇家中的，经市、县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办公室审查同意，准予落户。在此以前，病、困退制度虽然行用有年，都是各地自行其是。由中央正式形成文件，还属首次。通知下达后，各地陆续放宽了知识青年病、困退条件。1978年，国家又陆续采取招收退休退职工人子女(简称子女顶替)、扩大。"两招一征"名额等措施，为下乡知青返城和就业提供更多的机会。
由于采取了上述措施，使一大批本人或家庭有困难的知青，年龄偏大的老知青，人多地少或生存条件恶劣地方的知青，调离了农村。1978年共有255万知识青年通过"两招一征"，病、困退调出了农村，明显超过了上年的103万人。
第64节：五恢复高考制度(1)
五恢复高考制度
"文化大革命"中文化知识贬值，知识分子斯文扫地的悲剧亘古未闻。1977年初，中共中央开始为知识分子落实政策，为"文革"前17年教育路线正名，将被"教育革命"颠倒的历史重新颠倒过来。随之，恢复被废除十年之久的高考制度成为教育领域中水到渠成的一件大事。
1977年7月，中共十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恢复邓小平职务的决议。在此以前，尚未正式出来工作的邓小平已把教育当作亟待解决的重点问题。这年5月24日，邓小平在谈到"尊重知识，尊重人才"问题时指出："我们要实现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要能上去。发展科学技术，不抓教育不行。靠空讲不能实现现代化，必须有知识，有人才。"他认为，与发达国家相比，我们的科学技术和教育整整落后了20年。基于这种认识，他提出了一系列发展教育的设想：抓科技必须同时抓教育。从小学抓起，一直到中学、大学；办教育要两条腿走路，既注意普及，又注意提高。要办重点小学、重点中学、重点大学。要经过严格考试，把最优秀的人集中在重点中学和大学。一定要在党内造成一种空气：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要反对不尊重知识分子的错误思想《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大事记》（1949-1982），教育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493页……邓小平把发展教育作为实现国家现代化的重要条件，而教育的发展又离不开人才的培养，人才的培养必须要有严格的考试制度，以便把最优秀的人才发掘出来。循着这条思路，"文革"中建立起的从工人、农民、解放军战士中推荐、选拔"工农兵学员"的荒谬做法理所当然地要被否定。
邓小平复出后，主管科技教育工作，使这些"文革"的重灾区率先现出生机。他在这年8月明确提出："今年就要下决心恢复从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招考，不要再搞群众推荐。"《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大事记》（1949-1982），教育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494页。直接招收一部分高中毕业生上大学，最初是周恩来于1972年提出的。那年10月14日，周恩来接见了美籍华人科学家李政道。李政道从关心中国基础科学人才的培养出发，建议要像培养文艺、体育方面的人才一样，从小就参加劳动，从小就进行特殊的训练。周对他的建议表示赞同，并说，你称赞年轻人二十多岁最容易发展，这跟主席思想是一样的。周还说，学生中学毕业后，定期劳动一个时候，比如，一两年，然后选拔好的上大学，另外如果中学生中有研究才能，钻研有成绩的，中学毕业后直接上大学，每年劳动一个时期。这两种办法是平行的。但是，周恩来的指示未能贯彻落实。1974年5月，李政道再次来华访问，重申了他1972年的建议，强调基础科学人员要从年轻的时候开始训练，学习要有连续性。周恩来郑重表示：你的建议我们要研究，重视。并告知：你的信和建议书我已经送呈毛主席了。据说，毛泽东在5月30日接见李政道时，对他的建议表示了赞同。后来，张春桥却声称毛主席的讲话记录有误《刘西尧同志在招生工作会议上的总结》，1977年9月15日……到了1975年冬他们便把周恩来的指示当作"奇谈怪论"，进行攻击。姚文元授意清华、北大两校大批判组，抛出《教育革命方向不容篡改》一文，攻击按两条腿走路的方针，招收一部分应届高中毕业生，是"脱离毛主席指出的方向另搞一套"。邓小平也因赞成周恩来的意见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受到疾风暴雨式的攻讦。1977年，邓小平终于可以无所顾忌地实现自己振兴教育、科技，推进国家现代化的夙愿，把恢复高考作为一项当务之急。
10月12日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文件规定：凡是工人、农民、上山下乡和回乡知识青年(包括按政策留城而尚未分配工作的)、复员军人、干部和应届高中毕业生，只要符合条件均可报考。考生应具有高中毕业或相当于高中毕业的文化水平。招生办法是：自愿报名，统一考试，地市初选，学校录取，省、市、自治区批准。政审主要看本人表现。同时规定，招收应届高中毕业生的比例，占省、市、自治区招生总数的20%-30％。
在这年六七月间召开的高等学校招生工作座谈会上，教育部原提出继续采取前几年"群众推荐"的招生办法，并试招应届高中毕业生4千-1万人直接上大学，仅占全国招生总数的2%-5％。以后因邓小平发出改革高校招生制度的指示，教育部于8月13日重新召开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讨论制定了上述文件。教育部原订招生方案显然过于保守，如果付诸实施，下乡知识青年中一大批被压抑多年的人才势必会因家庭出身以及其他一些个人无法把握的外部因素而继续荒废，以致抱憾终生。
新的高考制度从几个方面对知青上山下乡运动产生了影响：
第一，知识青年第一次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直接报考大学，而不必等待什么"群众推荐，领导批准"，或凭借什么关系通过什么"后门"。考大学--成为知识青年摆脱农村生活的一条最理想最光明正大的途径。
第65节：五恢复高考制度(2)
第二，允许部分高中毕业生直接上大学，是上山下乡规模将逐步缩小的一个明显迹象。随着高中毕业生直升大学比例的逐年扩大，上山下乡人数必将大幅度减少，构成上山下乡运动的重要理论基石--培养和造就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高调也就不攻自破了。它准确无误地向全国人民传达了这样一个信息：世道变了，一个重视知识、尊重人才的时代尽管姗姗来迟，但终于来临了。
第三，长期以来，封建血统论的罗网牢牢束缚着那些"可教子女"的手脚，使他们一举手一投足困难重重。"即使本人表现再好，也难以入学。"1977年招生制度改革时，明确提出"主要看本人的政治表现"，被舆论称为"招生制度进行重大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人民日报》，1978年5月12日……为了在人生道路上获得比较平等的竞争机会，不知有多少被剥夺上学资格的青年望穿双眼，而当它成为现实时，一切又显得那么自然。他们不过是获得了本应属于他们的权利。接着，在招工时也贯彻了"择优录取"的方针，使知青工作中的血统论因素进一步被剔除。
1977年首届高考，全国共有570余万青年蜂拥进考场，其中知识青年约有半数左右。对1000万留在农村的知识青年来说，恢复高考的消息犹如扑面而来的和煦春风，使他们心中蛰伏已久的大学梦重新复活，犹如划破黎明的嘹亮号角，唤醒他们对光明前途的企盼。一位下乡知青在高考作文中这样写道：
坐在这静得连呼吸的声音都听得见的考场，我的心潮像大海一样起伏不平。用握了三年锄把的手，又拿起这支小小的笔头，竟觉得有千斤重。我想说：是华主席挽救了我们青年一代，使我们有机会参加这次考试，更重要的是能够无顾虑地为革命学习了；我想说：是飞速发展的形势和建设四个现代化强国的需要，使我前来参加这次考试--战斗。《我在这战斗的一年里》(作文讲评)，北京出版社1978年版，第120页。
许多知识青年在农村的艰苦条件下，坚持文化学习，刻苦钻研，在高考中脱颖而出。特别是在六六、六七届高中毕业生中，发现了不少被埋没多年的优秀人才。这次高考，共录取了27?8万人。但是，由于"教育革命"的恶果和上山下乡造成的青少年教育过程的中断，也使大批知青考生暴露出知识荒疏、文化基础差的问题。
然而，任何改革，都意味着对某种神圣传统的挑战，也必然会遇到来自后者的阻力。同样，恢复高考制度的做法也受到了来自"左"的方面的干扰。一位知识青年报考大学，考试成绩优良，身体检查合格，只因为家庭出身不好，被淘汰了。理由是："在你的血管里流着的是你反动老子的血液!"《人民日报》，1978年5月17日。因家庭出身问题限制知青报考，或加以歧视、刁难的现象在一些地方仍很普遍。
据说，首届高考结束后，天津市发现根据"择优录取"方针招收的新生，60％以上都是干部和知识分子子女，而工农子女的比例明显下降。于是该市某负责人写了一份报告给邓小平，指责新的高考制度"使新生的阶级成分改变"。邓小平看罢立即在报告上批示："救国要紧。"胡宗华：《邓小平的故事》，《明报月刊》，1978年12月号，总156期。此说不知确否，但把恢复高考提到"救国"的高度来认识应是恰如其分的。"文化大革命"动乱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使成百上千万的青年荒废了学业，使国家整整少培养了数百万高中级专门人才，造成人才青黄不接的恶果。1977年，中国的专业科技人员只有20万，工程技术人员占职工人数的比例，1965年为2?8％，到1973年下降为2?1％。而联邦德国的科技人员，占职工总数的42％。经历"文革"十年以后，中国的科技水平，在许多方面，与世界先进水平比，不是差距缩小了，而是拉大了《刘西尧同志在招生工作会议上的总结》，1977年9月15日……在这种情况下，顽固维护那种带有等级制烙印的"阶级路线"，只能使大批人才继续被埋没、荒废。因此，不管倡导者是多么的自以为是，以政治传统的卫道士自居，实际所起的作用只能是误国、害民。
当年站在"左"的立场上对恢复高考的做法横加指责的人物并不是个别的。有人危言耸听地说：高考实行择优录取，会"扩大三大差别"；有人错误地认为，录取知识分子子女，就是排斥工农子女。会犯"阶级路线的错误"。针对恢复高考后出现的各种谬说和误解，1978年5月1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教育部负责人就去年高校招生制度改革的有关情况答记者问，标题为《改革招生制度的决策是完全正确的》。
知识青年参加高考的阻力不仅来自"左"的思潮影响方面，还来自农村基层单位领导的本位主义。后者认为知识青年准备高考复习，影响了生产任务的完成，所以对准备参加高考的青年不支持、不鼓励，甚至人为设置种种障碍。1978年5月6日，国务院知青领导小组和教育部就积极组织今年报考高等学校的知识青年复习文化课问题，发出联合通知，要求各地给报名参加今年高考的知识青年提供便利条件和复习功课的时间，使他们尽可能地做到生产、复习两不误。通知提出以下几点要求：
第66节：五恢复高考制度(3)
一、知识青年所在的生产队、农场，应热情鼓励符合条件的知识青年报考高等学校，并积极组织他们复习功课，任何人不得歧视、压制，如有歧视、压制者，要批评教育，情节严重的，应严肃处理。
二、凡是准备报考的知识青年，其所在的农场、大队，从接到这个通知之日起到高考为止，应本着劳动、复习两不误的原则，每天给他们安排一定时间，组织他们复习功课，任何单位不得借口农忙而不给考生复习时间。长期擅自脱离生产和工作岗位回城的下乡知识青年，要教育他们回到农村，边劳动，边复习，免得影响生产。
三、各地知青、教育部门，要在当地党委领导下，对报名参加高考的知识青年的复习问题，做出切实安排。要因地制宜，采取多种形式，做好辅导工作，还要协助他们解决复习当中遇到的疑难问题和实际困难。
5月12日《人民日报》刊出联合通知的要点后，农村中歧视和压制知青报考的现象有所减少。与此同时，仍有少数单位的领导人阻挠、压制甚至打击青年报考。他们指责要求报考的青年是"读书做官"、"智育第一"，用许多"土政策"和借口加以刁难。一位知青家长给《人民日报》写信，反映女儿田丰高考受阻的问题。田丰是1977年到辽宁省大洼县新兴农场两棵树大队插队的知识青年，曾因病回城就医三个月，返队后，队里认定她是在家复习功课，违反了队里的"土政策"，因此不让报考。尽管出示了诊治病历，也无济于事。同队一名男知青因父亲住院，回家护理时间长了点也没让他报考。信中还透露，该农场老盖大队青年点，有三十多名知识青年因触犯"土政策"，不能报名。田丰所在的队，对报名参加高考的知识青年，不但不提供便利条件和给他们以复习功课的时间，反而歧视和限制他们：青年点有电视机，但不组织收看"复习讲座"；每天的劳动时间安排得紧紧的，使知识青年没有时间复习功课。队干部和青年点的带队干部把"土政策"当成法宝，直言不讳地说：我们的"土政策"就是这样定的!凡是在家复习的耽误一天工，倒扣一天工分，口粮也扣。青年点的一位剧队长竟说："有本事自己愿意到什么地方考，就到什么地方考，反正连(即生产队)里不给报。"还说："告到哪里去都不给报！"田丰的父亲在信中紧急呼吁中央领导机关采取措施，制止那些"实权单位"对应考知识青年的歧视和压制，取缔一切"土政策"!尽快把党中央的政策落实到各个基层，解决应考知识青年的报考问题!
《人民日报》在刊载这封信的同时发表了署名薛生的文章，批评阻挠、压制、打击青年报考的现象。强调指出，这种做法不仅挫伤了青年的革命热情和学习积极性，妨碍了优秀人才的选拔工作，而且也是违背宪法以及国务院有关规定的。各级党委和招生部门对那些无视党纪国法的人，要认真调查，严肃处理，保证高等学校招生任务胜利完成《人民日报》，1978年6月26日……
"文革"期间，在"推荐"的幌子下，一些文化素质低下的人通过"走后门"进了大学，许多怀才不遇的知识青年，徒有"黄钟毁弃"之叹。这本来是一种极不正常的社会现象，但由于流行有年，屡禁不止，旁观者对这种现象往往见多不怪，当事者更是心安理得。实行新的高考制度，有助于从根本土克服"走后门"现象。不过，至少在最初一段时间里，仍有少数干部和他们的子弟亲友，不愿顺应这一潮流，他们为了达到上大学的目的，不惜上下其手，营私舞弊，党纪国法则置若罔闻。这种做法，同样干扰了高考工作的正常进行。
1977年高考中，发生在山西省雁北地区的严重作弊事件，就是一起有代表性的案例。作弊者王小平，是广灵县作疃公社插队知识青年。1977年11月，他听到新的高校招生制度后，就着手复习功课。他明知自己功课不好，而想上"名牌"大学的心情又非常迫切，于是就产生了"走邪门"的想法。他找到县招生办公室主任王官贵，要求他在高考中"帮帮忙"，后者当即满口答应。他们先后设计了"拆封偷题"，准备两套试卷找人代答试题，雇用"枪手"入场代考等方案，均因担心难以遮人耳目而作罢。
几套方案落空后，王官贵等人仍不死心，又尽心竭力巧安排，终于搞成了考场作弊一案。12月5日上午，考政治时，副监考员谢××将考题传给县招生办工作人员孟××，后者将考题送给广灵中学教师王××答题，答好后传给王小平。当天下午考语文时，又如法炮制，但未传回答案，王小平只好将带进考场的几篇别人所做的"范文"掏出来，凑成一篇作文。第二天上午考数学，王小平将别人代答的题照抄不误。副监考员谢××暗示有一道题答错，结果使王小平把本来抄对的答案改成错的。下午考史地时，除正、副监考员为王亲自做了答案外，副监考员谢××还从资料上剪下几个条子传给他。王小平终于以"优异成绩"混入最高学府北京大学的法律系。
第67节：五恢复高考制度(4)
事后调查发现，这起有预谋、有计划的高考作弊案情节严重，手段恶劣，涉及人员之多，活动范围之大，策划规模之广，都是前所未闻的。牵涉此案的多达二十余人。
王小平不过是个插队知青，何以有这么大的胆量，这么大的能量，调动起一群舞弊者为其鞍前马后奔走效力?原来，他为非作歹所依仗的是父亲的权势。其父王进原任山西雁北地委书记，当时已升任中共山西省委常委。在王小平高考作弊一案中，王进起了很坏的作用。当高考作弊案被《中国青年报》、《人民日报》"曝光"以后，当地干部进一步揭露他搞特权、走后门，安排五个子女招工、提干、入党、升学、参军，即所谓"五子登科"的所作所为。
王进有两子三女。长女原在铁路局任乘务员，1975年11月王进任地委书记后，将她辗转调到由同乡担任党委书记的雁北地区工程公司劳资科管档案，不到6个月，被"推荐"上了大学(北京大学经济系)。入学前的9月1日办妥了入党手续。二女儿长年以工带干。三女儿中学毕业后，和她的姐姐一样，为了避免插队，未成年就找了工作，进铁路局当了报务员。1978年王进调省工作，设法给她转干、解决入党问题。王小平在插队、入党、提干、升学问题上更是一个"走后门"典型。1976年2月，王进为让王小平尽快完成插队"过渡"，让他提前离校(还差一个学期中学毕业)，到广灵县百町南庄大队插队。1975年春，王进曾在这个大队蹲点，临走时把这个点留给他的秘书梁某"代蹲"，紧接着就把梁某提升为县委副书记、书记。因为有这层特殊关系，王小平插队不到五个月就被发展入党，飞升党总支委员、团总支书记，成为凌驾于四个党支部之上的重要人物。一帆风顺的经历，进一步助长了王小平的特权思想。第二年，这个年仅19岁的青年，就利用父母和自己取得的权势，指挥干部，调动教员，在高考中营私舞弊。另外，王小平的弟弟也是"走后门"当了"小兵"，年仅十四五岁。
雁北地委的干部和群众给王进算了一笔账，在他任书记的短短两年零三个月内，他的妻子升了官(原地区商业局机关医务所负责人，后升电业局党委副书记)，四个子女入了党，长女和长子上了大学，两个子女提了干，小儿子当了"小兵"。先后捞了十次"油水"。足见他所信奉的处世哲学是"有权不用，过期作废"。
王小平靠营私舞弊"金榜题名"，在当地群众中造成极坏的影响，一些人向有关部门揭发检举，但由于权力网的庇护，此案未能及时处理。王小平在北京大学的一年多里，报纸上陆续揭露了几起高考作弊案件，人们对此议论纷纷，表示十分愤恨。他却说："那都是些小干部搞的，地委以上干部能查出来几个?"抱着几分蒙混过关的侥幸心理。然而，"万目睽睽难逃脱"，王小平作弊案被群众揭露并经调查证实后，终于被北京大学除名。
为了以惩效尤，制止以权谋私的不正之风，中央和地方报纸对此案的调查和处理情况作了一系列专题报道。《中国青年报》还发表了评论员文章《中国青年报》，1979年4月24日、5月1日、5月15日、6月9日；《人民日报》，1979年4月27日……对舞弊者严肃处理，被提到"伸张党纪国法"，"维护高考制度"的原则上。
如上所述，大学招生制度的改革遇到多方面的阻力和干扰，这种阻力干扰主要源于"文革"倒行逆施给人们思想和行为规范上造成的混乱。随着阻力的迎刃而解，高考制度很快步入了正轨。
1978年6月，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关于一九七八年高等学校和中等专业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意见提出，自本年起高等学校主要招收二十多岁左右的青年，不再限定录取应届高中毕业生的比例。招生第一次实行全国统一命题。这年，全国共有610万应届毕业生和在乡知识青年报考。高等学校录取新生40?2万，比上一年多招了近13万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大事记》（1949-1982），教育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519页……1977年，共有7?9万知识青年入学，1978年猛增至27?1万人，1979年下降至8?9万人。1978年之所以成为知识青年入学的高峰，首先因为这是"文革"结束以来若干年中招生最多的一年；其次，这是考生真正不再讲究家庭出身的一年，一批在上年高考中因政治原因无端被刷的优秀青年终被录取入学。经七七、七八两年高考，文化基础较好的知识青年被大批网罗到高等学府深造。此后，多数知识青年年龄已逾国家规定的招生标准，进入正规大学的人数锐减。
许多知青在返城以后考入了职大、电大、函大，掀起又一次求学热。他们克服了年龄偏大、工作繁忙、居住条件差、子女小、家务劳动重等重重困难，锲而不舍，终于圆了大学梦。
第68节：六平反冤假错案(1)
六平反冤假错案
"文化大革命"十年中，冤狱遍及国中。不少知识青年无辜蒙难，大好年华埋葬在阴冷的牢狱中。"文革"结束后，由于阶级斗争扩大化的极左理论余威犹在，使平反冤假错案工作只能局部地、缓慢地进行。
1978年底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从中央到地方都加快了平反冤假错案的步伐。按照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平反工作规模之大是前所未有的。在三年多时间里，不仅平反了"文革"中的冤假错案，而且还纠正了一批"文革"前乃至建国前的冤假错案。经过大量的艰苦细致的工作，截至1980年年底，全国大规模的平反昭雪工作基本结束。据不完全统计，在此期间，经中共中央批准平反的影响较大的冤假错案有30多件，全国共平反纠正了约300万名干部的冤假错案，47万名中共党员恢复了党籍，数以千万计的无辜受株连的干部和群众得到了解脱中共中央组织部全国组织工作座谈会报告《组织工作的重大转变》(1983年7月)，转引自王洪模等著：《改革开放的历程》，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55页……在此过程中，知青案件也得到全面清理。
(一)将被颠倒的历史重新颠倒过来
"文革"十年积累下来的知青案件不知凡几，要在较短时间内对每起案件重新审理、调查、甄别，其头绪之纷繁，任务之艰巨，可想而知。下面以遗留问题较多但平反工作较有成绩的贵州省作为个案，具体说明复查和平反工作的一般进程。
1979年2月，贵州省委在批转上山下乡知青、劳动工作会议纪要的文件中，明确提出了对下乡知青中的冤假错案进行平反的问题。不久，省委负责人在全省待业人员安置会议上要求各级党委和革委会进一步重视这个问题，尤其各级知青办要当下乡青年的代言人。6月，省知青办召开地、州、市知青办主任会议，具体落实这项工作。除确定专人负责外，还先后派工作组赴麻江、黄平、罗甸等县进行调查，将调查结果向省委、省革委分管知青工作的负责人作了汇报。与此同时，省知青办配合省高级法院对重大疑难案件进行复查，使一些长期蒙受不白之冤的下乡知青平反昭雪。
各地复查工作，大体有几种方法：
1?在县委领导下，以政法部门为主，知青办派人参加，统一领导，分工负责，把知青案件同全县"文革"以来的案件一起进行复查。
2?多数地方以政法部门为主进行复查，讨论知青案件定案时，知青部门参加。
3?个别县将知青案件区别出来，由知青办复查并写出复查报告，再报法院审批。
1979年7月贵州省对下乡知青案件复查工作已有眉目。据黔南、黔东南、毕节、铜仁、兴义、六盘水等地、州和桐梓县的不完全统计，下乡知青被判刑的165人。对其中110人复查结果，无罪释放的22人，占复查数的20％；免予刑事处分的5人，占4?5％；轻罪重判的15人，占13?6％。贵州省下乡知青案件遗留问题多，该省知青办的工作又走在各省的前面，这年8月，国务院知青办在《情况简报》(增刊第39期)中以《贵州省知青中冤假错案不少》为题，通报了有关情况，意在引起各省、市、自治区知青部门对这项工作的重视。
贵州省知青部门在各级党委和政府领导下，为平反下乡知青中冤假错案做了大量认真细致的工作。截至1980年5月，对黔南、黔东南、毕节、铜仁、兴义、六盘水、贵阳等7个地、州、市的221名被判刑的知青，已经复查了156人，占70％。复查结果：无罪平反释放的56人，占复查数的35?2％；免于刑事处分的17人，占复查数的10?7％；轻罪重判减刑的21人，占复查数的13?2％；原戴帽交群众管制现摘帽的4人，占复查数的2?5％；维持原判的61人，占复查数的38?4％。罗甸县下乡知青被判刑的19人，有10人属于冤假错案。麻江县下乡知青被判刑的12人(有3人是由上海捕判的)，由本县判的9人中，有5人属于冤假错案贵州省知青办：《关于纠正下乡知青中冤假错案情况的报告》，1980年5月20日……与1979年7月初步复查结果比，无罪平反释放的人，由占复查数的20％上升到35?2％；免于刑事处分的人，由占复查数的4?5％上升到10?7％。这一变动表明，随着复查工作的深入，尤其是复查人员思想的进一步解放，更多的冤假错案得到了纠正。从复查结果可以看出：该省60％以上的下乡知青案件，不同程度地存在错判、误判、量刑不当问题。如此触目惊心的现象，在全国范围讲应带有普遍性。
贵州省知青办的工作之所以取得显著成效，主要经验有两条：
一是各级党委重视，这是做好复查工作，纠正冤假错案的重要前提。凡是对这项工作抓得紧、进展快的地区，都是在党委领导下，统一组织力量进行的。罗甸县委在研究落实政策，纠正冤假错案时，鉴于下乡知青案件比较多，又多是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刑的，决定提前对下乡知青案件进行复查，并确定不论本人有否申诉，都要进行复查，因而工作进展快。
第69节：六平反冤假错案(2)
二是知青部门积极配合，协助政法部门做好复查工作，这是推动下乡知青案件复查工作及时开展的重要一环。贵州省知青办的一个深刻体会是：一方面有的办案人员在观点上、认识上转不过弯来，复查纠正这些案件有阻力；另一方面被错判的下乡知青多是远离父母的上海知青和外地知青，在原判地区没有亲属，如果知青办不为这些知识青年说话，不主动配合法院抓这件事，就很可能被忽视，而使这些知青仍然沉冤受屈。
无论从贵州一省还是从全国范围来看，在复查并纠正下乡知青冤假错案中，均遇到不小阻力。
阻力之一，是长期以来浸淫人们头脑的极左思想仍在作祟。有的办案人员思想僵化保守，对复查纠偏心存抵触，或者原先直接参与冤假错案的炮制，出于"护短"的心理，对复查工作从中作梗，以致该平反的得不到平反，或者纠正不彻底。贵州罗甸县插队知青张宝杰，因为给毛主席、周总理写信，反映知青中的问题，被当作反革命罪判处死刑缓期执行，投入监狱。1976年，他对反击"右倾翻案风"公开表示不满，在狱中说："邓小平，我不认为他是刮右倾翻案风的总头目。我不认为他是那么坏。邓小平是为了捍卫革命。"都匀市法院为此判定他"为邓小平翻案"，竟从重判处他死刑，立即执行。但这样一起奇案要案一直拖到1979年7月仍未获平反昭雪。湖南知青张扬因撰写《归来》(又名《第二次握手》)差点被置于死地，1978年复查时，曾受到当年主审该案人员的多方阻挠，只是在舆论界的呼吁和中共中央有关领导亲自过问下才获平反。南京知青陈卓然奋起反抗极左派领导人倒行逆施而被野蛮杀害是一起重大政治冤案，1979年对该案复查时仍未完全纠正，直到1981年5月才彻底平反(详见后文)。
贵州桐梓县有11名下乡知青被判刑，地区中级法院提出应予复查纠正，县法院却坚持原判。罗甸县一上海下乡知青，因"反革命罪"被判刑5年。经复查，主罪的事实(收听敌台、呼喊反革命口号)均不存在，县法院就改为"流窜扒窃罪"，将刑期由5年改为2年。寻经省高级法院直接干预，该县才不得不恢复无辜受害者的自由。岑巩县一上海知青，1970年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处8年徒刑。上海市知青办曾三次派人到贵州配合当地政法部门进行复查，确认主要罪状均不能成立。而州、县法院却决定维持原判，直到1979年4月上海有关部门第四次派人到贵州交涉，并经省法院出面做工作，才宣布无罪释放。类似情况，在全国各地并不罕见。
阻力之二，是官僚主义者对受害者表现出的漠不关心、麻木不仁的态度。有的地区纠正下乡知青冤假错案工作进展迟缓，未引起有关部门的足够重视。有的地区连基本情况也未掌握；有的知青部门对这项工作很少过问，认为是政法部门的工作，没有主动配合；有的知青部门虽然提出了复查知青案件的建议，但政法部门却以"任务重"为理由搪塞拖延。在有些地方，当初制造冤案的基层干部往往利用盘根错节的社会关系抵制复查和平反工作，这种行径受到当地一些官僚的庇护纵容。江苏省白马湖农场迫害知青龚悦华事件是一个典型案例：
南京知青龚悦华于1963年到江苏省淮安县白马湖农场劳动，曾被评为先进生产者。"文革"中他和群众一起揭发生产队长周步钧违法乱纪行为，遭到了打击报复。双方发生争斗，龚被诬陷入狱。大队党支部书记、副书记均与周关系密切。农场党委书记对他们的一面之词偏听偏信。淮安县委一些负责人对此案采取了十分轻率的官僚主义态度。1976年9月判处龚有期徒刑一年。龚妻多方申诉，农场许多职工也强烈反对，但有关部门无动于衷，坚持错误判决。
龚悦华刑满释放后，向上级领导部门申诉，有关方面也揭露了农场存在的严重问题，省委负责人指示有关部门调查处理。在调查处理过程中，县委坚持原来的错误意见，并为调查设置障碍；农场和大队的一些干部则诬蔑龚"不服从改造"，"到处告黑状"，召开大会对他进行批斗。只是在省委负责人多次批示督促下，经过反复调查核实，终于弄清这是一起错案。最后，龚悦华得到平反，犯罪分子周步钧被逮捕法办。大队、农场、县委以及法院的负责人也作了检查。
对这样一起情节简单案件的调查处理，本应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但由于当地大大小小的干部官官相护，结党营私，以致问题被人为地复杂化，直到省委领导亲自出面才使受害人得到平反。为了以儆效尤，江苏省委在严肃处理白马湖农场迫害知青事件的同时，向全省发出通报，要求各级党委和司法部门严明法纪，保护广大知识青年，严惩打击迫害下乡知青的犯罪分子，进一步做好知青工作《人民日报》，1979年5月12日……
第70节：六平反冤假错案(3)
旨在排除复查清理工作中的阻力，国务院知青办于1980年9月1日发出《关于转发"贵州省知青办关于纠正下乡知青中冤假错案情况报告"的通知》。通知指出："文化大革命"以来，由于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的严重影响，在下乡知青中制造了大量冤假错案，三中全会以后，各地根据中央指示，对这类案件进行了复查，受到了广大知识青年及其家长的热烈赞扬。但是，目前仍然存在着不少阻力，一些下乡知识青年的冤案仍然得不到平反昭雪，不利于发展安定团结的大好形势。通知强调：各级知青部门是"知青之家"，应该为蒙受冤枉和错误处理的下乡知识青年呼吁、申冤。为此，希望各级知青部门参照贵州省知青办的经验，把复查平反知青当中的冤假错案，当作统筹安排下乡知青、解决好遗留问题的一项重要任务，积极、主动地协助法院等有关部门做好工作；对于一些阻力大的案件，应当及时向党委请示报告，务使知青当中的冤假错案尽快得到平反纠正，并做好善后处理工作。通知最后要求各省、市、自治区知青办结合本地情况，向省委主管知青工作的领导和有关部门进行一次汇报，以便在党的统一领导下，进一步在下乡知青中落实各项政策。
同时，一些省、市、自治区积极推广本地的先进经验。以四川省为例，从1979年至1980年中，对知青案件清理工作的开展情况好坏参差。做得好的地方，案件纠正率达到60％以上，差的地方不过20％左右。1978年底，在全省推广了梓潼县经验。该县对知青案件的改判率达到63?2％四川省知青办：《情况反映》1980年第16期，转引自《光荣与梦想--中国知青二十五年史》，成都出版社1992年版，第350页……
江苏省推广了国营云台农场为知青冤假错案平反的经验。这个农场的党委在复查知青案件中明确了几条原则：
1?解放思想，面对实际，只要是冤假错案，不管是谁搞的，那一级批准的，都实事求是地予以平反。
2?认真调查研究，发现问题，不管本人申诉与否，都按政策办事，坚决纠正。
3?坚持一视同仁，不管在场、离场知青的案子，同样审查，坚决纠正，做到不错一个，不漏一个。
4?坚持原则，不管案情大小，错多少纠多少，既不留"尾巴"，也不搞"一风吹"。做到对每件案情调查清楚，纠正合理，结论明白。
该农场的复查工作做得认真细致，对于政治上受到过不公正对待的知识青年逐一平反，绝不敷衍了事。其中，有关王翔一案的决定足以说明问题。王翔、吴子风等13人是南京市六三届初中毕业生，1964年到云台农场。1969年农场划归江苏生产建设兵团。在1970年的"一打三反"运动中，王翔等13人以所谓"反动组织"的莫须有罪名，分别遭受隔离审查。农场的平反决定中称：
经复查认为：所谓反动组织一事，无有依据，纯属冤案。1970年4月至1973年3月，分别对吴子风等13位同志的隔离审查，是完全错误的。现研究决定，在全场宣布平反，推倒加在以上同志身上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恢复名誉。《江苏省农垦局国营云台农场决定》〔1979〕34号。
1979年3月13日《中国青年报》报道了云台农场坚持实事求是，为知青冤案错案假案平反的经验，对于带动全国各国营农场工作起到积极作用。
为了克服一些地方和单位所存在的阻力，使知青的冤情可以上达，国务院知青办加强了对来信来访的接待工作。1979年是工作最繁忙的一年，共收来信14088件，接待来访者4739人次。其中反映知青被摧残迫害和非正常死亡的占6％，达1100余起。国务院知青办重视重大积案的清理工作，自1975年以来历年遗留的重大积案共282件，在1979年逐件进行分析，并视轻重缓急程度催促地方办理。对有些复杂难办案件，则采取派专人下基层等办法，重点协助和催请有关地区研究处理。到1978年，陈年积案基本得到清理国务院知青办：《情况简报》，1980年4月10日……
(二)重大冤案的昭雪
"文化大革命"期间，极左路线专横恣肆，炮制了一起又一起重大政治冤案，宣之于众，以恫吓人民。"文革"结束后，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后，这些重大政治冤案陆续得到平反昭雪。为了推动这项工作的深入开展，新闻媒介对一些典型案件的平反作了大张旗鼓的报道。
1?为"王亚卓事件"平反
"王亚卓事件"是1974年轰动全国的一宗大案，也是"四人帮"直接插手下制造的一起"文字狱"。极左势力曾经动用多种手段，对三名给黄帅写信的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的知识青年王文尧、恩亚立、邢卓进行政治迫害，并株连他们的亲友。
第71节：六平反冤假错案(4)
1977年初，在全国范围掀起的揭批"四人帮"的高潮中，这起冤案在报刊上首先得到平反昭雪。3月29日，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会大批判组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究竟谁在搞复辟--戳穿"四人帮"制造"王亚卓事件"的阴谋》的文章。此后，王文尧、恩亚立、邢卓也在报刊上撰文，或在一些大会上发言，控诉"四人帮"迫害他们的罪行。12月24日，三名知青在《人民日报》上进一步揭露了事件的真相。
1977年全国恢复高考以后，王文尧以优异成绩考入内蒙古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分到北京国家劳动人事部工作。恩亚立曾当选为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79年调回北京在中国书店任职。1976年邢卓调回保定市在一所中学任教，后调保定地区文联专职创作。1991年他以"王亚卓事件"为背景，推出长篇小说《雪纷纷》，赢得了成千上万的读者。邢卓说："回顾过去，是为了创造未来。"
2?为"共产主义自修大学"案昭雪
1970年8月宁夏回族自治区判处为"现行反革命集团"的"共产主义自修大学"一案，迫害了13名青年，其中吴述森等3人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据说，1973年3月华国锋看到关于此案的申诉信后，立即指示公安部派人到宁夏进行了解。公安部初步调查，认为此案定为"现行反革命集团"的证据不确，向当时的自治区党委主要负责人作了汇报，建议进行复查，结果却不了了之《宁夏日报》，1978年8月7日……粉碎"四人帮"后，中央负责人对此案又作了批示。自治区党委组织力量，在公安部、最高人民法院、国务院知青办具体帮助下，进行了认真复查，确定此案是一起错案，应该撤销原判，予以平反。1978年8月5日，自治区高级法院召开大会为此案平反，为受迫害的青年昭雪。
9月18日，《人民日报》在报道这则消息的同时，发表评论员文章《革命青年的锐气是扼杀不了的》。文章说：在林彪作孽、"四害"横行的时候，以种种罪名打击干部，迫害青年，制造了大量冤案、错案、假案。今天本报介绍的遭到林彪、"四人帮"一伙残酷迫害的一批知识青年，就是其中的一个典型案例。文章充分肯定了这些青年一面在农场、社队、工厂中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一面刻苦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钻研理论，探索真理的精神。赞扬他们勇于独立思考，还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当林彪、"四人帮"的反动面目还没有充分暴露的时候，就对这伙政治骗子的种种谬论和错误做法产生了疑问，进行了抨击，对林彪的"一句顶一万句"公开表示反对。文章强调指出，林彪、"四人帮"手中，有一根十分凶狠的整人的大棒，就是所谓的"恶毒攻击"。不管你是多么无辜，他们可以随心所欲，用捕风捉影，牵强附会、断章取义、无限上纲等等手法，给你扣上"恶毒攻击"的帽子，把你置于死地。文章号召有关部门把类似"共大"一样的冤案、错案一一纠正过来。
参加"共产主义自修大学"的知识青年在极左路线最肆虐的年代里独立思考，勇敢探求，对黑暗势力高举起思想的批判武器。他们的举动当然无法改变当时中国"风雨如晦"的整个局势，而且连自己年轻的生命也被残暴地绞杀了，但他们不愧为一代青年从迷惘、盲从走向觉悟、理智的先驱者之一。他们用自己的生与死，留给人们深刻的启迪，也树立起一座不朽的丰碑。
1978年8月5日，宁夏回族自治区高级法院还同时宣布为王金洪等人的"现行反革命轮奸案"予以平反。1970年4月所定王金洪等人的"现行反革命轮奸案"更是主观臆断、刑审逼供造成的一大冤案。结果错杀4人，错判死缓1人，有期徒刑3人，错作其他处理5人。受害者多是知识青年。为了复查此案，复查组根据"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的原则，重新查阅了原案卷和原林建三师二团的有关材料，向有关人员多方查证，反复核对，查明许多旁证和口供，是通过威胁、引诱和严刑逼供假造出来的；又通过对时间和地点的认真考察，完全否定了作案的可能性；许多旁证说明，根本不存在轮奸的事实。至于定性为"现行反革命"，也是没有任何根据和材料，纯属诬陷《宁夏日报》，1978年8月7日……
3?为张扬《第二次握手》案平反
张扬一案也是在"四人帮"亲自唆使下锻成的，但由于有些部门和当事人人为设置障碍，致使此案在粉碎"四人帮"两年之后仍未获昭雪。直到1978年10月《中国青年报》的一名女记者顾志成收到一封青年工人的来信后，情况才有了转机。
这名青年工人在信中提到，几年前曾读过一部名叫《第二次握手》的手抄本小说，当时正在收缴这本书，自己是怀着一种"犯罪"心理读完的，并被书中生动的故事情节和真实、健康的思想深深地吸引住了。它根本不是什么"反动小说"，而是一本在"四人帮"实行文化专制主义时期实在难得的好小说。这位青年呼吁：迅速调查《第二次握手》及其作者的情况，给予平反，并希望早日公开出版这本书。类似内容的信件，报社已收到非止一二封。顾志成找来《第二次握手》，读完后深受感动，向上级反映了这个问题。为了寻找作者下落，《中国青年报》派出顾志成、中国青年出版社派出邝夏渝，于12月赴湖南调查。
第72节：六平反冤假错案(5)
这时的张扬，由于长期监禁，身体日益衰弱，体重仅剩七八十斤，平反昭雪已刻不容缓。但种种人为的障碍，却使他依旧被囚系在阴冷的牢房中。顾、邝在湖南查阅了张扬一案全部卷宗，找张扬本人作了进一步了解调查，逐步弄清了冤狱原委。然而，当她们找到省公安局预审处主审张扬一案的当事人时，后者却一口咬定："即使《归来》不是反动小说，张扬也是反革命。""其他几条(指所谓"恶毒攻击"等罪，详前文)也是主罪。"顾、邝又直接找到中共湖南省委的一位书记，汇报了调查情况，表明了自己的看法，建议尽快解决这起冤案，释放张扬，并希望将《归来》原稿带回北京。这位书记则答复说：公安局的意见，《归来》原是经湖南省师范学院中文系鉴定为反动小说的，现在必须由他们重新审阅，写出正式意见，才能对该书作出判断。所以人暂不能放，原稿也不能带回北京，要等结案后再说。他还表示，张除了《归来》以外，还有三个问题(指当初罗织的另外几桩"罪状")要重新审查。
面对重重阻力，顾、邝二人于12月31日返抵北京，决心从上层推动案件的解决。在《中国青年报》1979年1月7日的第36期《青运情况》上，她们以《〈归来〉是本好小说--作者张扬应平反释放出狱》为题，向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中共中央和各有关方面反映了这件波及全国、旷日持久的文字狱，呼吁尽快解决。文章除揭露这桩冤案的炮制内幕外，对湖南省公安局《起诉书》中强加给张扬的诸条"罪状"逐一加以澄清。
1月上旬，此案经中央领导人胡耀邦直接过问确认为冤狱，并通知湖南按中央指示办理。1月18日，张扬离开被关押四年之久的监狱恢复自由。在他铁窗生涯的最后一段，从长沙到北京，不少人为他和《归来》的平反奔走呼吁，终于排除了重重阻力，达到了平反昭雪的目的。1月20日，《中国青年报》在头版发布消息：《手抄本〈第二次握手〉是本好书》，并加编者按，公开为张扬恢复了名誉。
不久，著名作家秦牧在《中国青年报》撰文说：这一本书的公开平反，再次拆毁了"四人帮"留下来的一座文字冤狱，充分显示了初步发扬社会主义民主之后带来的崭新气象。老作家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他并未停留在对《第二次握手》一书的品评上，而是从这起案件一波三折的平反历程中总结出必要的教训来：
在"四人帮"被粉碎了两年多以后，张扬和他的小说《第二次握手》的冤案才获得昭雪，说明一个巨大的时代悲剧，它所拖的"彗星尾巴"竟是多么长的一串!这样的事情也敲起了一个警钟：冤案、假案、错案的清理，还有待于加紧进行。无产阶级法制和社会主义民主还有待于进一步完善和发扬。
秦牧先生将极左思潮的残风余响喻为长长的"彗星尾巴"，的确形象之至。"文革"收场了，"四人帮"垮台了，极左思潮及其孪生物却没有完全退出历史舞台。阴魂时隐时现，继续作祟为乱，形成社会进步的阻力。十几年来，中国的社会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改革事业在经历几多风雨后已壮大为不可逆转的潮流。而对秦牧先生当年关于"'彗星尾巴'竟是多么长的一串"的感叹，人们也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4?为任毅和《南京和青之歌》平反
1970年8月3日任毅因谱写脍炙人口的《南京知青之歌》被判刑10年，从此开始了漫长的9年劳改犯生活。多年以后，他这样回忆那段度日如年的炼狱生活：
我都不明白这9年中我是怎么熬过来的。那时监狱的一大特点是以犯人治犯人，甚至是以刑事犯来治政治犯。这里助长人的种种恶劣行径，诸如告密，奴颜卑（婢）膝，恃强欺弱，相互践踏等等。能在这里活下来的人，生命力和意志力都得相当强悍才行。肖明：《访〈南京知青之歌〉作者任毅》，《海南纪实》，1989年第7期。
然而，即使在如此险恶的环境里，任毅依旧感受到人世间的友情。负责看管他的一名解放军战士原是在安徽插队的上海知青。一次他叫任毅将《南京知青之歌》唱给他听，当时，他凝神专注地听，眼中饱含泪水。以后他们成了好朋友。这位战士经常偷偷带一些食物给任毅，在劳动中多方照顾他。人们的关心使他增强了信心，相信"克制就是改造"、"不会一辈子坐牢"。值得庆幸的是：任毅，如他的名字所寓意的，终于以坚忍的毅力熬过那段不堪回首的日子，迎来希望的曙光。
但是，1976年10月"四人帮"垮台后，平反昭雪的企盼并未很快变为现实。这样，他又蹲了两年多的大牢。在此期间，他一再上诉，要求平反，不屈不挠。事后他回忆："我在狱中基本上没受什么虐待，只是在'四人帮'粉碎以后，上诉带来无休止的斗争和饥饿以及肉体上的摧残，我连续每晚被批斗达一个月，白天还得劳动。"寥寥数语，足以概括平反昭雪的艰难。
第73节：六平反冤假错案(6)
1978年4月最高人民法院将任毅的申诉书批转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查处。8月14日，该院作出《关于任毅反革命申诉一案的复查结案处理报告》。报告认为，原判认定其犯有反革命罪并追究其法律责任是不正确的。建议撤销原判，宣告无罪，恢复公民权，立即释放。不过，报告在承认任毅无罪的同时，对他的评价仍不可避免地受到那个时代观念的影响，如认为任毅世界观"是属于小资产阶级的"，"《家乡》(指《南京知青之歌》)是有错误的，小资产阶级情调比较浓厚"云云。但不管怎么说，他重新获得了自由的权利。1979年他终于走出潮湿阴冷的牢房。这时距离十年的漫漫刑期只剩下一年。
任毅出狱后被安排到南京一家丝织厂工作。他曾无比遗憾地说：如果早一年出狱，还能赶上高考的末班车。失去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任毅从普通业务员做起，今天已担任南京纺织工业供销总公司副经理。可谓"失之东隅，收之桑榆"……
5?为陈卓然烈士昭雪
"文革"期间，在极左路线影响下，南京市制造了为数不少的冤假错案。"文革"结束后，"拨乱反正"工作也就显得格外繁重。1978年7月13日《人民日报》以头版头条显要位置介绍了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加强领导，采取措施，"抓紧复查群众申诉案件"的情况。报道内称：经复查宣告无罪的120件，免于刑事处分和减轻刑罚的有18件，合计138件，占复查处理案件的43?3％，尚有未结申诉案136件。尽管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复查工作成绩突出，但因为受到客观因素的限制，当时还不可能就所有的冤假错案都予以平反。陈卓然等"现行反革命"一案共迫害5人，陈本人被冤杀，直到1981年5月才予彻底平反，就是一例。该案的苏小彬，1970年被判15年徒刑，在江苏省第9劳改队服刑。服刑期间被机床弄瞎一只眼睛。"文革"结束后，他不服判决，向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申诉，但由于犯了"恶毒攻击"的"弥天大罪"，以致昭雪之日一拖再拖。
1981年5月13日，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第二刑事审判庭终于就陈卓然一案作出公正判决。刑事判决书说：
原对陈卓然以现行反革命处死，纯属冤杀，对苏小彬、倪寒予以现行反革命论罪科刑，决定对陈美丽、王茂雅教育释放亦是错误的。应予纠正。《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80复(70)军管刑字第102号。
沉冤11年以后，陈卓然等人终于被宣判为"无罪"。历史宣告了他们无罪，历史是人民写的。而那些在"文革"中多行不义的"庞然大物"，则被牢牢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陈卓然烈士是不死的。1993年11月南京市20余万老知青在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举办了隆重的《南京知青上山下乡纪念展》。在展厅中，陈卓然烈士的事迹尤其令人瞩目。许多老知青在他的遗像前长久伫立，缅怀不朽的英灵。在他旁边的题记这样写着：
新一代思想者抬起了沉重的头颅，向如磐的夜气发出了犀利的剑击，尽管一闪即逝，也终将加入了曙光的行列!
"文化大革命"中涉及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冤案假案错案不可胜数，从以上五个案例中可以了解到当年复查平反工作的艰难。而这种艰难，不过是"文革"头几年共和国曲折发展的一段小插曲。为了将被颠倒的历史重新颠倒过来，为了使被侮辱被迫害的青年重新恢复名誉，许多干部、群众、知识青年付出了艰苦的努力。
第74节：七典型人物的归宿(1)
七典型人物的归宿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一场又一场政治运动纷至沓来，席卷城乡。许多知识青年，首先是那些典型人物，曾自觉或不自觉地投身其间。"文革"后期崛起的"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反潮流"典型，更是深深卷入到政治斗争的漩涡中。"文革"结束以后，如何对待这些知青典型，成为人们关注的一个问题。
(一)"反潮流"典型的下场
在众多知青典型中，有极少数人如张铁生、朱克家辈是经"四人帮"亲自简拔而一跃成为政坛新星的。"文革"结束后，他们被定性为"帮派体系骨干分子"、"新生反革命分子"而分别受到法律惩处。
"白卷英雄"张铁生是最先受到点名批判的知青典型之一。1976年11月18日，《山西日报》发表《二月里的反革命噪音》的文章，揭露张铁生于当年2月在山西省煽动"层层揪"所谓"党内走资派"的言行，拉开了揭批的序幕。11月30日《人民日报》又刊载《一个反革命的政治骗局--"四人帮"炮制〈答卷〉作者这个假典型的调查》。调查揭露了"四人帮"制造这个"反潮流典型"的经过及用心。此后，各地报刊纷纷撰文批判这一事件对教育工作和对青少年思想造成的危害。
但张铁生的主要问题还在于他与"四人帮"的政治关系上。1977年9月中共中央37号文件将王、张、江、姚专案组编辑的《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三)》下发全国。其中公布有"新生反革命分子张铁生的材料"，包括"白卷"影印件，中共辽宁省委关于张铁生的审查情况报告。报告称：审查证明，张铁生是"四人帮"及其在辽宁的死党和亲信毛远新等人一手炮制的假典型，真右派，是"四人帮"篡党夺权的一个反革命打手。报告在列举他"疯狂进行反革命活动"的主要事实(恶毒攻击毛主席；反对学习马列和毛主席著作；恶毒攻击周总理、华国锋同志、叶副主席和其他中央负责同志；对党的老干部怀有刻骨仇恨；把矛头指向人民解放军；"四人帮"被粉碎后策划上山打游击，搞反革命武装暴动)后得出结论说："大量的确凿的事实证明，张铁生是一个死心塌地的现行反革命分子。"报告最后举出张铁生生父的历史问题，以证明他堕落成现行反革命，是有深刻阶级根源的。
1975年12月张铁生在法库县作报告时曾慷慨自誓："不怕当少正卯"。又说："现在我在政治舞台上讲演，很可能有一天把我推到历史审判台上批判，这是我早就考虑到了的。"此话或出于一时心血来潮，最终却完全应验了。1983年3月，锦州市中级法院组成合议庭公开审判张铁生反革命案件。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张铁生没有委托律师辩护，拒绝法院为他指定辩护人。他在辩论发言时称自己只是一个不明真相的"小将"，在复杂的路线斗争中，犯了该宽容和谅解的"错误"。他还自我辩解说："我那时头脑简单得像个牛犊子，只会鹦鹉学舌。别说野心，连私心我都严格控制着。我的目的正好与'四人帮'相反。反革命的帽子怎该扣到傻小子头上呢?"法院的判决书则确认，被告人积极追随江青反革命集团，以推翻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为目的，猖狂地进行反革命宣传煽动，策动武装暴乱，妄图把辽宁变成江青反革命集团阴谋颠覆政府的基地，被捕后拒不认罪，继续坚持反动立场，已构成反革命宣传煽动罪、阴谋颠覆政府罪，并依法判处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张铁生不服判决，以没有反革命目的，构不成反革命犯罪为理由，上诉辽宁省高级法院。终被驳回，维持原判有关审判张铁生一案的资料见《辽宁日报》1983年3月26日；《历史的审判》(续集)，群众出版社1986年版，第366-371页……
1977年5月，张铁生的"知青战友"吴献忠、刘继业同时被捕。5月18日《辽宁日报》讯：锦州市和铁岭地区分别召开批斗、逮捕新生反革命分子吴献忠、刘继业大会。两地各有170万群众收听了大会的实况广播。那个一向以"彻底决裂旧传统观念"相标榜，敢于向老将挑战的著名典型柴春泽也在1978年4月锒铛入狱。9月13日《辽宁日报》发表署名共青团辽宁省委大批判组的文章《毒汁四溅的反革命黑信--批判柴春泽利用书信大造反革命舆论的罪行》。柴春泽同样被冠以"新生反革命分子"的政治帽子。
与此同时，曾为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等人器重的上海知青典型朱克家成为云南省揭批"四人帮"运动中的重点对象。1977年3月1日，云南省级党群系统召开批判"四人帮"反党集团大会，集中揭批他"大搞篡党夺权的滔天罪行"。当日《云南日报》的报道，曾用"心惊肉跳，狼狈不堪"八个字刻画他在接受批斗时的神态。以后，他被当作江青集团在云南的亲信和代理人受到关押审查。
如上所述，在1977年至1978年揭批"四人帮"的运动中，这些知青典型均被当作"四人帮"的亲信和爪牙，按敌我矛盾作了处理。但在以后年代里，他们的经历和处境却由于种种原因而各不相同：吴献忠入狱有年，因牢房条件太差，几乎瘫痪。出狱后分配到锦州市农业研究所工作，与一位比自己年轻的农村青年结了婚。相比之下，朱克家则较为幸运。有关部门考虑到他犯错误的历史背景，最终对他进行了宽大处理，后来留在云南沾益的一个煤矿工作，从此销声匿迹。最富戏剧色彩的还是柴春泽命运的大起大落。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着手对历史遗留的各种积案进行清理，国务院知青办出面，提出对"文革"中犯过错误的知青典型予以解脱，让他们重新工作。接着，各省开始落实对知青典型的政策。这时，赤峰市所在的昭盟已划回内蒙古自治区。内蒙古自治区党委研究了柴的问题，认为他不够"新生的反革命分子"，于1979年12月宣布"无罪释放"。接着，他被恢复了党籍，公安部门同时宣布，当时逮捕他是错误的，给予平反。1982年他考入内蒙古广播电视大学赤峰分校，毕业后留校任教。
在当年名噪天下的"反潮流"知青典型中，张铁生是受惩处最严厉的一个。他在监狱中度过了漫长的刑期。1991年刑满出狱。当时，他对世间的巨大变化恍若隔世。最初想依靠有关部门分配"端个铁饭碗"，奔波数月劳而无功。想开个体医疗门诊，又苦于没有职称。后来进入兴城某饲料公司担任办公室主任，终日忙于工作，还学电脑，搞经营，事业上有声有色。他决心要"重新踩出属于自己的一条路"。
事过境迁，20年后的今天，已没有多少人会再纠缠这些知青典型误入歧途时的个人责任，而会更多地探究这种现象之所以产生的社会原因。显然，将这些青年人陷入政治泥淖的原因简单归结为"四人帮"的教唆还是远远不够的。"文化大革命"本身不就是一场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理论指导下的颠倒是非的运动吗?中共十大制定的党章里不是堂而皇之地载入了"反潮流"的内容吗?再进一步讲，这些青年在政治上表现出的愚昧与盲从，偏激与狂热，与他们在学生时代所受的政治灌输又何尝没有联系?我们不妨以吴献忠为例进一步剖析一下这个问题：
第75节：七典型人物的归宿(2)
根据"文革"中有关她的事迹的报道，可知这个出身工人家庭的女青年在读小学时曾经雅好文艺，当时的憧憬是将来成为歌舞演员。小学毕业时获得全优成绩，于是放弃当演员的初衷，立志上大学。"文革"中，她曾怀着忏悔的心情忆及当年的志向，认为这是"由于旧学校里资产阶级成名成家的思想熏染"，同时以感激涕零的语气回顾60年代初轰轰烈烈开展的学雷锋运动，认为正是那场运动的冲击，使她头脑中关于上大学，即"追求个人的所谓前途"的错误思想消失殆尽，开始重新考虑自己的理想和前途。到1966年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时，这个工人的女儿终于找到了实现自己理想和前途的最佳路径，那就是全身心地投入到这场"史无前例"的"大革命"中。接着，她以"闹而优"的战绩在同辈人中显山露水，被提拔为学校革委会副主任和红代会主任，成为全校红卫兵的负责人吴献忠，《当一辈子农民开创一代新风》，《扎根农村大有作为》，人民教育出版社1973年版……这就是吴献忠下乡以前的成长轨迹，循着这条轨迹，才能把握她日后在政治陷阱中不能自拔的来龙去脉。总之，脱离"文化大革命"的特定政治背景，脱离"文革"前政治教育的偏颇，也就不可能理清一些知青典型之所以堕入政治深渊的头绪。
李庆霖虽不是知青，他的沉浮荣辱却与上山下乡运动紧紧连在一起。"文革"中，他大胆为困境中的知识青年鸣冤叫屈，当国家给知青落实政策的同时，他的命运也在不断改变，从小学校的革命领导小组副组长，到县知青办副主任和县教育组副组长直至福建省高招办副组长和国务院知青工作领导小组成员，随着地位上升，他深深陷入那个年代的政治漩涡中。从1973年底选上全国人大代表到1977年初被隔离审查，他大红大紫的时光只有3年多。经历10个月的批斗审查后，1977年11月14日下午，他在福州被正式逮捕。这是经福建省委研究决定，"以英明领袖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批准"，在全省有200万人收听的实况广播大会上当场逮捕的。大会的批斗发言说他："在历史上一贯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及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对党对社会主义怀有刻骨仇恨。"认定他"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漏网右派"。这样一来，当年被省委第一书记亲自拔掉的"白旗"又重新插到他的头上，而且不仅是"白旗"，进一步升级为"漏网右派"。
在逮捕了一年零七个月后，莆田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对李庆霖"反革命案"作出判决。1979年莆地法刑初字第001号的《刑事判决书》说：被告李庆霖积极投靠"四人帮"，多次写信给"四人帮"，诬陷中央、省、地、县委领导。1975年在北京受到江青的接见和赞赏。以后又与"四人帮"亲信派来福建的"联络"人员相勾结。串联"四人帮"在上海的余党，提供了大量颠倒是非的材料，诬陷省、地、县委负责人，诽谤福州军区领导人，狂叫要与省委"对着干"，要改组福州军区和福建省委。1976年10月上旬被告在一次会上竟数十次以极其恶毒的语言点名攻击中央领导人。"四人帮"利用了被告诽谤的材料，打击、迫害省委领导。
判决书还认定他犯有"大搞篡党夺权"；"极力为坏人翻案"；非法建立"民兵指挥部"，"在各地刮起打砸抢妖风"；"在粉碎'四人帮'后，仍坚持反动立场"等罪行。
判决书认为，被告李庆霖积极投靠"四人帮"，是"四人帮"在我省的亲信，是猖狂进行篡党夺权的反革命分子。罪行极为严重，民愤极大，事实清楚，证据确凿。本应从严惩处，但归案后尚能认罪。为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加强社会主义法制，保证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第二条，第十条(二)、(三)款之规定精神，判处反革命犯李庆霖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李庆霖不服判决。他承认有严重错误，但认为是按照上面部署干的，不应判无期徒刑这样的重刑。这种态度当然于事无补，等待他的将是漫漫刑期李庆霖服刑时因"有悔改表现"，先减为有期徒刑十年，再减为八年。今已出狱。徐志耕《是是非非李庆霖》(载《雨花》1994年5期)一文，为全面了解李庆霖其人其事，提供了不少鲜为人知的史料，可参考……
(二)为知青典型落实政策
除了前面讲过的一些经"四人帮"及其亲信赏识拔擢的"反潮流"典型外，其他一些著名知青样板在揭批"四人帮"运动中也多多少少受到冲击。如河南省郏县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人民公社的薛喜梅，"文革"中在极左势力的影响教唆下说过错话，做过错事。粉碎"四人帮"后，薛喜梅深感自己问题严重，多次写材料，并在大会小会上进行检查，经过调查"没有发现她参与'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但仍长期未予解脱。为了及时解决自己的问题，薛喜梅曾多次给河南省委领导写信，均无下文。她又亲自到郑州找省委负责人，等了八天，没人理睬，只得失望而归。她的错误，还影响到妹妹入不了团，并连累了一些同学和他们的家长。一次，薛喜梅途遇一个同学的母亲，被拉到家里坐了一会儿。不料想，这位母亲所在单位即责成她交代与薛喜梅的关系。这种处境，使薛喜梅十分苦恼，感到自己似乎成了"瘟神"《人民日报》，1979年5月23日……
第76节：七典型人物的归宿(3)
一些地方的"派性"加剧了知青典型的窘迫处境。到山西杜家山插队的北京女知青蔡立坚，是闻名全国的典型。"文革"结束后，山西仍旧有"派"，"反大寨"的一派被顺势挂到"四人帮"线上，一些干部为此被关押起来。蔡立坚也被莫名其妙地划入其列，于是新账旧账一起算。地区报纸拿出版面对她进行批判；地区知青办、团委联合召开批判会，中心议题是她怎样由红心变黑心；县委揭批查办公室提出给她以严重警告处分。她的县委常委、省团委常委、省革委委员等职务也被罢免。问题多年得不到澄清龚晓村：《杜家山的梦》，《中国妇女》，1989年第2期……
1979年初，辽宁省一些下乡知青中的老典型到省委上访，反映在揭批"四人帮"运动中，对他们的定性和处理偏严过重，要求重新作出结论。知青典型高晓天在给省知青办的信中写道：
向党组织说说我的心里话。在我任职(注：高曾任生产队长)期间，和贫下中农一起大干，我们小队的粮食产量逐年提高，由过去的亩产一百八九十斤，一年达到八百一十斤，以后又增加到亩产一千三百斤。我对贫下中农和各级领导干部是热爱的。"四人帮"迫害老干部时，我做了抵制。七六年六月"放炮会"，毛远新一伙妄图利用青年整老干部，我一言没发。我由于疲劳过度患腰肌劳损，但自己咬着牙继续大干。七四年毅然放弃了升学。女朋友抽回沈阳时，我坚持留在农村，牺牲了个人利益。
"四人帮"及其死党出于反革命的政治需要，妄图把知青作为借用力量，我当时也被他们搬上了银幕、电台、报纸。对于他们别有用心的那一套，自己缺乏识别能力，没有抵制，也说过一些错话。回想起来很痛心。但我的缺点错误是次要的，应该一分为二。
十二月二十日，开原县清查办来了两个同志，向我宣布结论："犯有严重错误，是四人帮党羽亲信器重的人物，是他们极力培植的一个典型……"看了这些我想不通。说我是典型不假，但我是被他们称为"唯生产力论"的典型。难道我们生产队连续三年超千斤，多打粮有错吗?为什么一些搞清查的同志，不尊重客观事实，无限上纲?党中央一再提出要正确对待因受"四人帮"影响而犯了错误的青年，为什么基层老是落实不了?我要求组织把我的问题调查清楚，做出正确结论。
高晓天的信写得很诚恳，反映的问题也带有一定普遍性。这类知青典型长期生活在农村基层，在领导农业生产中取得了一些成绩。当然，由于政治上的幼稚和愚昧，在极左势力甚嚣尘上的日子里，他们中不少人也曾随波逐流，或盲目执行"上级指示"，说过一些错话，做过一些错事。对此是应该谅解的，而不应小题大做，无限上纲。
辽宁省委对高晓天信中反映的问题很重视，主管知青工作的书记在他的来信上批示：对知识青年中老典型的处理，一定要注意政策。不能随意作"假典型"的结论，犯一般错误的知识青年一般也不要作结论。省委另一位负责人也批示说："对毛远新、'四人帮'路线影响下树的一批典型，要作实事求是的具体分析。要看他们的基本方面，不要过高地上纲上线。必要时可发一通报，使各地注意这一问题。"根据辽宁省委的指示，省知青办发出通知，要求全省对运动中处理的知青典型认真进行一次复查，重新处理，正确作出结论。
辽宁省是"四人帮"集团重要成员毛远新长期控制、经营的地方，知青典型为极左派领导人蒙蔽、教唆、利用的现象也最严重。辽宁省委提出给知青典型落实政策问题，对全国的知青工作都有借鉴意义。在揭批"四人帮"运动中，不少知识青年中的典型人物给国务院写信或上访，反映对他们的处理过重。为此，国务院知青办曾在《情况简报》1978年第21期中以《在揭批"四人帮"运动中正确对待犯错误的知识青年》为题，专门介绍了辽宁省彰武县正确对待犯错误的知识青年的经验。1979年3月，《情况简报》增刊第14期又发表了辽宁省委正确对待下乡知青典型的报道。同时强调指出：对待知青典型，要做客观的、历史的、实事求是的分析。他们中间，确有一些是搞"闹而优则仕"起家，靠追随"四人帮"爬上高位，成为帮派体系骨干分子的，如朱克家、张铁生之流，也有一些堕落成为现行反革命分子和民愤很大的刑事犯罪分子，对他们一定要彻底揭发批判，以至给予必要的党纪国法制裁。这只占极少数。绝大多数知青典型，包括那些下乡早、有干劲、成绩大，但又犯了某些错误，甚至犯了严重错误的知青典型，要注意保护。国务院知青办的文章还规定了保护知青典型的几条原则：可处分可不处分的，不要处分，不要追究个人责任，不要作"假典型"的结论。错误特别严重需要做组织处理的，也要采取"冷处理"的办法，或者调离领导岗位，或者下放基层锻炼，经过一段时间的考察，再按照本人的表现做最后的组织处理。
第77节：七典型人物的归宿(4)
1979年5月23日《人民月报》在刊载本报记者来信《老知青薛喜梅应该解脱》时，发表了编者按。编者按指出，正确对待下乡知识青年典型人物的问题，值得重视。对他们的错误，应该进行历史的分析。对他们说过的错话，不应该揪住不放。只要他们把问题说清楚了，有了认识并以实际行动改正自己的错误，就应该欢迎进步，为其解脱，做出妥当的处理。这样有利于调动他们的积极性，有利于巩固上山下乡的成果，有利于巩固和发展安定团结的大好形势，归根结底，有利于四个现代化的实现。在此前后，其他一些报刊也发表了同样内容的文章参见《中国青年报》，1979年5月8日；《辽宁青年》，1979年7期……
应该看到，提出给知青典型落实政策的问题，不单纯是为了纠正前一段揭批"四人帮"运动中出现的过火行为，同时也是出于"巩固上山下乡的成果"的现实需要。当时，全国知青的返城风已经如火如荼。不久，一些知青典型获得了再度辉煌的机会。
比较宽松的政治环境，虽然给了知青典型以放下包袱、轻装前进的机会，但至少对其中一部分人来说，他们因成为典型而付出的代价是无法补偿的。
典型人物多是年纪轻轻，下乡不久，即被领导看重，多方培养，并委以重任或加以桂冠的。然而一旦形势陡变，身份地位则难免不一落千丈。最令人触目惊心的还是1976年前后历史车轮的急遽转折，一些志得意满时人物因此被狠狠甩了出去，后悔莫及。与普通知青相比，典型人物的经历通常更坎坷，自不待言。
政治上大起大落是知青典型的普遍经历。不但昙花一现的"反潮流"典型如此，像邢燕子、侯隽这样的老知青样板又何曾例外?上山下乡运动处于高潮时，两人总是身兼高职，频频亮相于广播新闻中。1976年，侯隽被提升为国务院知青领导小组专职副组长，7月份调到国务院知青办工作。这中间，仅仅经过三个月，随着"四人帮"的垮台，她作为"有牵连的人和事"，受到审查。起因是，她任职期间，国务院知青办领导小组起草了一份《知青工作调查报告》，主持文件起草工作的是正组长和知青办主任，她作为副组长也参与了其事。粉碎"四人帮"后，中央领导人指出这份报告符合"四人帮"口味。侯隽的问题查清后，被按照"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回原单位工作。1977年底，她回到阔别多时的宝坻县窦家桥，仍旧担任大队党支部书记。
董加耕的名字，在60年代几乎家喻户晓。60年代初，他高中毕业后立志务农，被树为全国的知青典型。他的名言："身居茅屋，眼看全球，脚踩污泥，心忧天下"成为教育青年学生时经常引用的座右铭。他的形象曾鼓舞许多青年喊着"学习董加耕，一心下农村"的口号投身于上山下乡的滚滚洪流。与其他同时代的弄潮儿比，他以后的命运更显得坎坷。"文革"初，他受到冲击，多次受审查，特别在深挖"五一六"运动中被关押三年之久。以后在周恩来亲自过问下才获解脱。他先后担任过团地委书记、县委副书记、共青团九大中央委员、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委。1975年上调北京任共青团十大筹备组副组长，接着又被任命为国务院知青领导小组成员。"四人帮"心腹谢静宜是共青团十大筹备组的正组长。福祸相依，"四人帮"垮台后，董加耕顺理成章地成了被殃及的"池鱼"，受到审查。1977年秋才允许重返盐城荒野：《著名知青董加耕的三十年》，《大江南北》，1991年6期……
1974年，因率领119名旅大知青奔赴昭盟草原而被树为典型的女知青王冬梅，在"文革"结束后，怀着沉重的心情谈到"典型人物"的"代价问题"。为了符合知青典型的"光辉形象"，唯有一次又一次地放弃上调的机会，关于当年的内心活动，她后来在回忆文章《被埋葬的青春梦》中这样写道：
我想上大学，想得发疯，但我心甘情愿不去，我不想扎根农村，我害怕嫁给牧民，但我心甘情愿留下，并且准备在这荒芜、落后、愚昧、贫穷、边远的地方呆一辈子。谁也没强迫我，我自己愿意，我堵死了自己上大学的路，还以为自己是个悲剧的勇士。
几乎每个知青典型都有过放弃上调机丢的经历，换言之，没有这种经历也就很难取得典型的资格。他们的理想与追求，没等开花结果，已在一种窒息个性发展的氛围中过早凋谢了。为此王冬梅曾反问道：
我是那个时代的宠儿、骄子，但这些难道不是那个时代对我的伤害，对我灵魂的深深伤害吗?
当然，并不是知青典型在痛定思痛之余都有王冬梅这样的悟性。就王冬梅个人而言，她所付出的代价远远不止失去上调的机会。由于她的典型身份，父母必须一次次扮演"革命家长"的角色，在报纸广播中不断抛头露面，向广大知青家长进行现身说法。不但违心地将二女儿王玉梅也送往昭盟，最后，连自己也被迁到偏僻的赤峰。由于典型的身份，她本人付出了沉重代价。像她这样的典型，本来就是被时事"制造"出来的。要求上山下乡时，她年仅17岁，1976年受到批判、审查时也不过20岁，1979年才被解脱。多年后她深有感触地指出：知青典型，作为一种"政治道具"，被利用者高高举起，名声显赫。一旦风云变幻，立刻打翻在地，大批特批。而我们在心灵的大起大落中仅仅学到一点政治常识。这，就是典型的悲剧。值得庆幸的是，与其他知青典型比，王冬梅毕竟年龄很轻，这使她在身世浮沉之后，来得及重新设计自己的人生，1979年她考入了大学，毕业后成为一名记者。有的知青典型，至今不改"青春无悔"的旧调，王冬梅则不然，在回忆当年的那段经历时，她感到的只是"痛悔万分！"
第78节：八第二次全国知识青年工作会议的召开(1)
八第二次全国知识青年工作会议的召开
1973年6月，曾在北京召开了第一次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针对有关问题制定了"统筹解决"的办法。会后，积存的问题没有得到彻底解决，反而因下乡青年的继续增加和极左路线影响的加剧而更为严重了。1976年2月，毛泽东在一份反映知青问题的信中批示："知识青年问题，似值专题研究，先作准备，然后开一次会，给以解决。"再次表现出对知青问题的关注。但1976年是多事之秋，天灾人祸频仍。同年10月，江青集团被逮捕，国家百废待举，一系列迫在眉睫的重要问题亟待解决，知识青年问题暂时被搁置起来。直到1978年1月国务院知青办在北京召开省、市、自治区知青办负责人座谈会时，召开全国知青工作会议才重新提上日程。
知识青年问题，涉及千家万户和上千万青年，政策性很强，问题很多，已成为敏感的社会问题。对于这些问题的解决，各级知青办既感到困难重重，又不敢自作主张，担心稍有不慎，酿成事端。所以，都寄希望国务院尽早召开会议，将大政方针明确下来。中共中央、国务院对这个问题当然也很重视，但鉴于问题本身的复杂性和难度，要求国务院知青办充分做好准备再召开会议。这样，原订6月召开的全国性会议就顺延至下半年。
1978年4月13日，中共中央批准《关于调整国务院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领导小组成员和办公室管理体制》的报告，对知青工作管理体制做了更动。为了便于统一协调各方面的工作，决定调整领导小组成员，并将国务院知青办由农林部代管改为劳动总局党组领导。4月21日，中组部任命许世平为国务院知青办主任，以后又兼劳动总局副局长，党组副书记。8月5日，经中共中央批准，调整了知青领导小组成员。陈永贵仍任知青领导小组组长，康永和任第一副组长。将知青工作领导机构的隶属关系由农林部改为劳动总局，显然是为了适应工作重心的转移，即由以往的动员、安置下乡知青，到此后在城市中重新解决他们的劳动就业问题。
但这一工作重心的转移，困难重重，不是在短期内可以完成的。在此过程中，如何引导舆论，避免在乡知青的大举倒流，确是令领导者时时关注的问题。7月12日，李先念在国务院知青办上报的一份书面汇报上批示：
这个问题大，应研究一下。我意要肯定以前的成绩，要号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因为今后几年可能还要上山下乡。但做法确要改变。因此，必要时报纸上应宣传一下为好。否则，动动摇摇不好。
此后数年，报纸广播时时宣传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正确方向，以及决心在农村"扎根"的典型人物，成为这场运动急剧衰落中的一种习见现象。
7月20日，国务院知青办在综合研究各省、市、自治区和国务院有关部门的调查报告的基础上，向中共中央、国务院呈送了《关于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方针问题的请示报告》。华国锋批示："要认真的作调查研究和有关部门共同研究改进措施"。接着，国务院知青办起草了《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问题的汇报提纲》，经国务院、中央政治局主要负责人研究、通过，作为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的一份带有指导性的文件。
1978年10月31日至12月10日，经过充分酝酿筹备的第二次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确定的宗旨是，根据新时期的总任务和国民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调整知识青年问题的方针、政策和措施，稳妥解决现存的问题。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如果从1962年算起，全国已经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了16年。十几年中积累的问题很多，群众的要求与国家的条件又有很大矛盾。粉碎"四人帮"之后，知青工作已成为五个老大难(知青、劳动、工资、物资、物价)问题的头号老大难。社会各方面对此议论纷纷。经过1978年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人们的思想比较解放，也开始能畅所欲言。社会上关于知青工作的各种看法，在会议上得到了反映。当时，社会上议论最多的是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对过去的上山下乡工作怎么看，是做对了，还是做错了?在会议上有两种基本看法：
一种看法认为，过去的成绩应该充分肯定，不能离开历史的具体条件去看这个问题。不然的话，从根本上否定，会引起更大的思想混乱，而且要对1700万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特别是还在农村的860万人，落实政策回城，这是做不到的。
一种看法认为，上山下乡运动劳民伤财，得不偿失。有的与会者直言不讳地说，建国以来，有两件事丧失人心：一是精简下放(指"大跃进"失败后将大批城市职工和居民下放农村)；二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有人指出，"文化大革命"以来，城市青年下乡1500多万，从农村又进城1000多万人，何必搞上山下乡?结果，花了60多亿元，买了"四不满意"(即知青不满意、家长不满意、农民不满意、国家不满意)。
第79节：八第二次全国知识青年工作会议的召开(2)
怎样评价过去的上山下乡工作，事关几百万知识青年的稳定问题，所以，当时的中央领导人都强调要肯定以往工作的成绩。在会议制定的重要文件《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纪要》(以下简称《纪要》)中，体现了这种意图。《纪要》称：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毛主席、党中央的号召，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占主导地位，成绩是主要的"。
第二个问题，今后还实行不实行上山下乡?
会议上有三种主张：一种主张今后若干年还得实行；一种主张到此为止；一种主张实行轮换制。按照领导者的意图，今后若干年内上山下乡还要实行，但是提法要改变，这就是《纪要》中所说的：
随着四个现代化的逐步实现，随着社会劳动力结构的逐步改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人数将逐渐减少，以至做到不搞现在这样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但是，要达到这样的地步，必须有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就全国来说，还要继续动员组织一部分城市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参加社会主义建设。
第三个问题，已经在农村的八百多万下乡知青怎么办?基本上也是三种主张：一是基本稳定在农村；二是基本招回城；三是区别情况，有留有回。与会者认为这个问题最复杂，最难办。这些知青下乡时间不同，安置形式不一(有插队和农场)，有跨省的，又有大批结婚安家的，困难程度也不一样，难以划一办理。何况在确定具体去留政策上，极易引起连锁反应。中央政治局在全国知青工作会议前讨论确定的基本方针是：继续鼓励支持他们安心农村，有步骤、有区别、稳而不乱地解决他们的问题。在具体对策上，除了国营农场的知青要基本稳定外，对插队知青调离农村的条件要进一步放宽。
以上是涉及上山下乡运动的三个基本问题，以及会议对待这些问题的态度。
会议在肯定上山下乡运动的同时，也指出了存在的问题。主要是"统筹兼顾"的方针没有能够得到很好的贯彻落实，城乡劳动力的安排缺乏整体规划，知青工作的路子越走越窄，下乡青年中的不少实际问题长期未能解决，安置人数过多的地方增加了农民的负担。会议的《纪要》把这些问题归结为"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
这次会议的重要变化之一，就是一改"文革"中一味从"反修防修"、"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缩小三大差别"等理论高度任意拔高上山下乡"伟大历史意义"的旧辙，只是从历史条件与现实需要两个方面肯定它的合理性，指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是同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联系在一起的"。
也就是从这时开始，关于"接受再教育"之类的"左"的提法，终于退出了历史舞台。在这次会议召开前夕，即10月9日国务院讨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问题汇报提纲》的会议上，曾谈到放弃"再教育"提法的问题。李先念指出：说上山下乡是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难道到工厂去就不能接受再教育了?知识青年下乡，乡下农民进城，这叫做公公背着儿媳妇过河，费力不讨好。如果只接受农民的教育，那共产党就不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而成了农民阶级的先锋队。所以，这次会议在阐述上山下乡的意义时，基本恢复了"文革"前的做法，即主要联系解决劳动就业、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
这次会议的主要成果是通过了《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纪要》和《国务院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若干问题的试行规定》两个文件，经中央政治局同意，最后形成中发〔1978〕74号文件，传达到全国。会议对上山下乡政策作了几方面的调整：
第一，调整了下乡政策。
一是改变了过去城镇中学毕业生"以下乡为主"的方针，实行"四个面向"(进学校、上山下乡、支援边疆、城市安排)的原则，适应国民经济发展、加速四个现代化的需要。
二是放宽了留城政策。除了1973年规定的"四不下"(独生子女、孤儿、归侨学生、中国籍外国人子女)而外，又新规定了多子女家庭可以选留和家庭困难，本人疾残予以照顾留城的政策。各地还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逐步放宽留城政策。
三是缩小了下乡范围。过去上山下乡的动员对象几乎包括所有城镇户籍的中学毕业生，至此明确提出，矿山、林区、三线企业、小集镇和一般县城，不再列入上山下乡范围(仍属此范围的有190个大中城市，城市人口在10万以上)。并且宣布有条件的城市也可以不搞上山下乡。经此调整，国务院知青办曾估计下乡人数可比前两年减少一半。1978年全国各地计划下乡60万人。年底统计，实际下乡人数48万人国务院知青办编：《全国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统计资料》，第14页。，只相当上一年下乡人数的28％。
第80节：八第二次全国知识青年工作会议的召开(3)
第二，改变了安置办法。
由于实行上山下乡的出发点由以往的组织青年"接受再教育"转变为办事业，创财富，因此，提倡在农村广开门路，集体安置，主要是创办独立核算的集体所有制知青场队和农副业基地。鉴于插队办法利少弊多，提出对知青点逐步整顿收缩，有条件的地方，逐步办成社队企业或独立核算的知青场、队。文件明确宣布，"今后不再搞分散插队"。
第三，逐步解决在乡知青的问题。
对于在乡的860万知青，主张在稳定的前提下，本着"国家关心，负责到底"的精神，实事求是地逐步解决他们的问题。
1?插队知识青年中，确有实际困难不易解决的，要在城乡全民和集体所有制企业，逐步安排他们从事有固定工资收入的工作。
2?1972年底以前下乡插队的130万老知青，优先安排，计划在1978年至1979年内基本上调回城镇安排工作。
3?插队的45万已婚知青，原则上就地就近通过社队和县办企事业，安排有固定收入的工作。
4?跨省下乡的51万人，大多是老知青，由动员城市与安置地区双方协商，共同负责安排。
5?对在国营农场的160万知青，采取稳定方针，同时也开了几个调出的口子：一是有实际困难的，可以商调回城(类似病退、困退)；二是父母退休、退职，可以回城顶替；三是农场劳力多余，可以协商"调工"。
第四，保证统筹安排的几项重大措施。
1?为了支持各地广开就业门路，把大集体企业的劳动指标，下放到省、市、自治区自行掌握。这在劳动政策上是个大变化。
2?为了积极扶植发展集体所有制知青场队和农副业基地，规定在1985年以前实行"三不政策"，即不交税，不上缴利润，不担任农产品统购、派购任务。
3?粮食供应上提供便利：知青场队口粮水平过低的，由国家统销粮中给予补助；从事林、牧、渔业生产和经济作物、外贸加工的知青场队，口粮达不到自给的，由国家补助；城市扩大就业，多安排一些青年，商业部提出"粮食服从政策"。
4?停办"五七"干校，可以转作安置知青的基地。
5?国家原则同意在以后若干年里，下乡人数虽逐渐减少，10亿安置经费不减，重点支持办好知青场队。
6?为了加强对知青工作的领导，要求各地健全知青领导小组；知青机构只能加强，不能削弱；各级知青办仍由党委或革委会直接领导；县级知青部门不撤不并。
第五，其他一些重要措施。
1?关于下乡知青的选调，对于留城青年和下乡知青应当统筹安排。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单位都可以从下乡知青中招工。招工时，要进行考核，择优录取。从下乡知青中招工，要在省、市、自治区革委会领导下统筹安排。合理解决下乡知青招工后的工资待遇问题。参军的下乡知识青年，退伍后不再回农村插队，原则上由父母所在地分配工作。也可由原征集地分配工作。
2?经费问题，1973年政策规定，全国各地的知青，平均每人安置经费将近500元。新政策改为，到集体所有制知青场、队和知青点的，南方各省每人补助580元(原先480元)；北方各省每人补助600元(原先500元)；到牧区的每人800元(原先700元)。均在原标准上提高了100元。此外，对下乡知青探亲路费，也根据具体情况，做了优于以前的调整。
综上所述，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会议基本上是一次成功的、务实的会议。它进一步消除了长期以来极左思潮对上山下乡工作的影响，认真总结了历史经验和教训，决定调整上山下乡方针，中止使用插队落户这一安置下乡知青的主导形式，改为举办集体所有制的知青农场和工厂；同时在城市中广开门路，为扩大留城面、缩小下乡面创造条件。它宣布对广大插队知青，要本着"国家关心，负责到底"的精神，积极妥善地予以安排，给这部分青年带来了返城的希望。这次会议对上山下乡运动的成绩虽然作了过多的肯定，但它宣布缩小上山下乡的规模，并许诺"将来不搞这样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以及"知青工作的路子越走越窄"的观点，都给全国人民首先是广大知识青年传递了上山下乡运动行将收场的明确信号。事实上，早在这次会议召开以前，关于上山下乡政策要收的小道消息在知青中已不胫而走。会议期间，北京等城市均有下乡知青为要求返城、就业举行静坐、上访、请愿。因此，等不到会议文件贯彻落实，一个空前规模的知青返城风潮在各地拔地而起。
震撼全国的返城风
第81节：一前奏(1)
第十三章震撼全国的返城风
第十三章
震撼全国的返城风
1978年以后，由于国家对上山下乡政策做了重大调整，下乡人数急剧减少，大部分中学毕业生被允许留在城市，等待升学和就业机会。国家为改变上山下乡做法所做出的努力，还使一批在农村插队落户多年的老知青终于返归城市，但是，当这些青年为自己的归宿庆幸不已的同时，大部分原先下放到农村的青年仍旧滞留在当地，他们继续为自己的命运而苦恼。当时，国家的整个经济形势还比较困难，各大中城市无不受到沉重的就业压力，很难在短时间内满足近1000万下乡知青的返城和就业要求。结果，1979年前后，全国21个省、市、自治区相继发生上山下乡知识青年集会、游行、请愿和哄闹政府机关的事件，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人们把它称为"爆炸性的问题"。由于各地知青都把"返城"作为基本的诉求，所以这次席卷全国的风潮又被称为"知青返城风"。
一前奏
俗话说："月晕知风，础润知雨"，1978年上半年，知青"返城风"的前奏已在各地悄然兴起。
迹象之一，知青病、困退人数激增。1978年春，各地响应国务院批转公安部《关于处理户口迁移的规定的通知》，相继放松了下乡知青病、困退的限制。有些大城市还进一步简化了办理病、困退手续。如天津市革命委员会知青办和天津市公安局向接收安置过本市知青的各省、区发出了关于商洽"病返"、"困退"简化手续函，提出今后办理本市知青"病返"、"困退"，公安机关不再签发准迁证，只凭市知青办发出的病、困退通知书即可办理有关手续《甘肃省志·农垦志》，甘肃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22页……此通知下达后，立即在一些省、区的天津知青中掀起"病退返城风"。1978年5月哈尔滨市郊区插队的天津知识青年3300人，除了不在点的青年外，都填写了身体检查登记表，等待体检。其中香坊区已于4月1日体检了182人，除4人无病不能办理外，其余178人，均拟病返回津黑龙江省知青办：《情况反映》第1期，1978年5月20日……这样集中地、成批地办理病退返城，很快在知青中引进连锁反应。该省爱辉、孙吴、逊克等县插队的上海知青也兴起病退风。如地处边疆的爱辉县，原有上海知青1800多人，在很短时间里就有500多人办了病返手续。其余的人如坐针毡，为活动"门路"大批返沪。不少青年点的食堂停办，鸡、猪卖光，无法维持正常生产。
1978年春，各地国营农场也拉开了病、困退返城风的序幕。特别是内蒙古地区国营农场管理局，"掌握病退、困退特别松"，有求必应，以致引起动员城市的不满国务院知青办：《情况反映》增刊(2)，1978年3月17日……黑龙江国营农场给知青办病退，最初在人数上限制很严，有的连队只发六张病退表。因为这是属于没有门路的平民子女的返城之路，竞逐者自然很多。有关部门在审批过程中层层设卡，许多知青碰壁之余只好"望洋兴叹"。一些阻挠知青返城的干部因此激起民愤，有的受到意想不到的报复。《红楼梦》有诗云："三春过后诸芳尽，各自寻找各自门。"有门的早就想方设法参军、招工、上学，远走高飞，没门的只能寄希望于病退、困退。
1978年下半年，在辽阔的黑龙江国营农场，知识青年办理"病退"手续，已形成疯狂的高潮。数不清的知青拥挤在各级医院里，跟医生软缠硬磨，涕泪交加，逼着要诊断书。不少医生根据"上供"(贿赂)的多少和私人关系的深浅，决定是否开诊断。知青把"病退"说成是"路退"。谁有路谁回家，谁有本事谁就能开出有病的诊断。最"有路"的多是干部。军川农场某知青在信中说：各连有路子的知青拿出早已准备妥当的诊断书，经场医院象征性的统一体检，终于实现了梦寐以求的愿望。仅机关知青中就有23名(全部为党员)申请病退，并全部填了表。据说这些交际甚广、路道极粗的人们，有些在报名当天上午还没有病历和病史，下午竟奇迹般地开出了诊断书军川农场北京知青明州：《亲爱的党，亲爱的祖国，救救我们吧！》，1978年11月25日……
"病退"犹如山洪暴发一般来势凶猛，严重影响到知青的正常生活和工作。许多知青精神恍惚，整天像苍蝇一样乱碰乱撞。有的用自己几年节衣缩食的积蓄送人情，贿赂医生和干部。没有路子、连礼物都送不上去的青年紧锁双眉，长吁短叹。
办"病退"必须长期凑"病历"，大量青年离开生产岗位到医院看"病"，然后以"病人"自居，变成了长期性和间断性"病号"，不出工，不上班，整天凑在宿舍里打牌、算命、小会餐、睡大觉，上班的寥寥无几。当年的生力军很快被"家属大军"所代替。当然，青年也自有难处，如果每天上班，就会被医生判断为无病，开不出诊断，病退也就办不成了。
一些知青为了捞到医生的病退诊断书不择手段：有的买病人的尿、X光底片，有的往胃里吞铅块、往血管里注柴油。有的有意吃过敏药，吃过量药物，制造高血压、过敏症和心脏病的假象。有的青年吃麻黄素吃得吐血，昏迷事件层出不穷。有的人假病真做，造成终身悲剧。以下是几件骇人听闻的真事：某知青假冒胃溃疡，用尼龙线拴着粗糙的铅片，吞入胃里，将线头系在牙缝里，然后上医院透视。医生通过X光机看到，这位挺胸站在机器前面的青年，胃竟烂掉了4／5！不禁大惊失色。他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忙叫来另几位医生会诊。显示在X光屏上的仍是清晰可辨的铅影。医生惊奇得说不出话来。他悄悄地询问青年："你告诉我，你究竟吃了什么?说实话，我给你开诊断。"青年惨然一笑，解开牙缝里的线头，拽出一串血淋淋的铅块。医生难过得流下眼泪。他说："假如线一断，你就没命了!"
第82节：一前奏(2)
有一位知青已婚，见到同时下乡的同学纷纷返城，实在忍不住了，便跟爱人吵架离婚；批准离婚后，他叫爱人用木棍猛击后背，打成脊椎板裂，到医院说是自己摔坏的，要求病退军川农场北京知青明州：《亲爱的党，亲爱的祖国，救救我们吧！》，1978年11月25日……友谊农场一对夫妻为办病退诊断，男知青让爱人把自己打伤，结果不慎失手打成腰肌劳损黑龙江知青办：《情况反映》第6期，1978年11月28日……
越到后来，"病退"条件越宽。无论是弱不禁风、重病缠身的，还是身强力壮、膀大腰圆的，都把病退当作最便捷、最省力的返城之路。最后，有的病退申请材料里连诊断书都没有。有的诊断书则乱填病名，如有一名男青年诊断患"宫血病"(妇女病)，有的诊断患"风湿性肝炎"黑龙江知青办：《情况反映》第4期，1978年11月26日……
病、困退风愈演愈烈，除了国家放宽政策这个基本原因外，还有其他一些因素：许多地方知青办、医院的工作人员同情下乡青年的遭遇，置有关病退的条文于不顾，为他们返城提供各种便利。一些农村社队和国营农场本来就不欢迎知识青年，遇到青年申请办理病、困退手续，正中下怀，乐得顺水推舟。有些农场干部认为，下乡青年劳动不及农民，每年还要开支探亲路费，经济上不合算。精简一些下乡青年，吸收一些本地农民，是扭亏增盈的有效措施，所以积极放任知青办病、困退。此外，一些地方不正之风盛行，贿赂公行，所谓"送大礼办大事，送小礼办小事，不送礼不办事"，给"无病呻吟"的知青提供了可乘之机。在这种背景下，病、困返城的知青人数猛增，大大超过实际符合条件的人数，是很自然的。
迹象之二，兴起退职、退学风。
在上山下乡的年代里，为数可观的知青陆续上调到当地的工矿企业、商业财贸、政府机关，捧起了旱涝保收的"铁饭碗"。未能回到父母身边，这当然是个很大的缺憾，但是与众多依旧"头枕黄土背朝天"，为着每天几角钱的收入，在田间胼手胝足、流汗受累的"插友"们比，何尝不感到庆幸?不过，人们心中衡量得失的天平，总是随着世事流迁而移动的，当大返城悄然兴起时，一些在职、在学的青年眼瞅着昔日的同伴蜂拥回城市，心理上的失衡也在加剧。于是，他们迫不及待地向有关部门提出退职、退学、恢复知青身份的申请。他们这样做当然不是为了重操锄把当农民，而是为获取返城资格预作铺垫。
1978年下半年，上海、天津、浙江、陕西等省、市知青办相继反映，跨省下乡到黑龙江、陕西、内蒙古等省、区的知识青年，已经在当地通过招工、招生进了厂矿企业、学校的，其中有一部分最近突击办理退职、退学，将户粮关系转入当地生产队，重新作为下乡知识青年，要求病退、困退回动员城市国务院知青领导小组：《通知》，1979年1月8日……这股风一经露头，来势甚猛，迅速波及各地。它不仅影响到各地职工队伍、学生队伍的稳定，还加重了大城市的就业包袱。于是，引起国家有关部门的重视，三令五申禁止，并宣布：对于已经提拔为脱产干部和成为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单位职工的，已不属于下乡知识青年范围，不应采取退职的办法再通过知青部门搞病、困退。对于已经复职的，有关部门要允许他们复职国务院知青领导小组：《通知》，1979年1月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全国安定团结的通知》，1979年2月17日；国务院：《关于准许退职回城青年回原单位复工的通知》，1979年4月30日……
迹象之三，已婚知青请愿不断。
1978年，全国已婚知青已达85万人，以女性居多，而且多是与农民结婚。这部分知青拖家带口，生活困难大，最难安置。他们自知已落到社会底层，前景黯淡，也就不再存什么顾忌，往往带头请愿、闹事。最早的集体请愿活动发生在辽宁省抚顺市。这年4月，一批批已婚知青轮番到市委上访，要求解决工作问题。不久市委作出决定，凡下乡结婚的、受迫害而离婚的、婚后一方死亡或判刑的，均可办理回城。该决定使抚顺市已婚知青皆大欢喜，但同时也为其他城市的已婚知青提供了攀比的口实。沈阳、鞍山等市已婚知青的上访人数因此突增。他们大批进入省委大院，静坐请愿。要求在招工时与未婚青年一视同仁。一些知青打出"结婚无罪，抽调有理"，"我们要工作"的标语牌，成立了"已婚知青联络处"。7月2日，旅大市近千名已婚知青和家长集体到市信访处上访，要求安排工作。这次请愿在插队知青中产生了很大影响，12月10日又酿成更大规模的游行活动《辽宁劳动大事记》（1840-1989），辽宁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95、296、301、305页……"文革"期间，辽宁是极左派苦心经营的省份，上山下乡工作也最有成绩。在29个省、市、自治区中，辽宁省的下乡知青人数高居榜首，达201万人。在"与旧传统观念彻底决裂"口号的煽惑下，10万名以上的知青在农村结了婚，而且多是与农民结婚。这样一来，就为日后知青问题的解决留下了很大麻烦。已婚知青屡屡闹事，只是诸多麻烦的一个片段。
第83节：一前奏(3)
1979年春，各地已婚知青纷纷要求返城，与农民结婚的青年也离心似箭。有的地方对跨省插队的已婚青年未及时作出安排，加剧了他们的不满。有的知青干脆离婚，或者弃家返城不归。有的农民写信给知青办，要求"还我老婆"。还有的地方为此发生自杀、凶杀案件。
上海市几百名已婚知青游行请愿，其中102人在知青办门前绝食4天，并组成"请愿团"，到北京上访。在下乡知青中，已婚知青的重新安置问题尤为棘手，因此，这部分人的请愿活动发起早，结束迟，与"返城风"相伴始终。
迹象之四，大批下乡知识青年倒流城镇。
这种现象的屡禁不止，除了证明广大知识青年人心涣散，已不事生产外，还集中反映了农民对上山下乡做法的不满。知识青年下放农村不乏人多地少的去处，在这些地方，陡然增加了社队负担，减少了农民收入；在举办知青场队出地方，挤占农民土地也是常事，于是引起农民的不满。"文革"中，因有"各地农村的同志们应当欢迎他们去"的语录高悬在上，不满情绪只能尽量压抑，至多通过一些隐讳方式宣泄出来。如农村中屡见不鲜的克扣知青安置费、压低知青工分和口粮标准、对知青工作放任自流等等现象背后，往往有这类情绪在起作用。
在清算极左路线过程中，农民头上没有了"紧箍咒"，不满情绪便无拘无束地喷发出来。不少地方的农村干部公开拒绝接收下乡知青。有的明确表示："现在贯彻湘乡经验，减轻农民负担。而知识青年来了，使我们耕地减少了，奖售粮少卖了，收入降低了，负担加重了，我们再不能接青年了。"黑龙江知青办：《情况反映》第3期，1978年9月15日。许多地方的社队希望知青早走快走，尽快卸掉包袱。社队干部说：过去当政治任务不接不行，现在得算算经济账了国务院知青办：《情况反映》增刊(21)，1979年4月12日……特别是农村经济政策和管理制度发生变化后，各地实行包工到组、五定一奖，农民在划分作业组时都不愿意要知青。于是当知青争先恐后涌回城市时，在农村又普遍出现了用各种手段"撵"、"挤"知青的现象。
1978年秋，辽宁省农村一些社队开始以种种"理由"不给下乡知青分配农活，用放长假办法将他们撵回城，此举使30多万名插队知青(占当时全省在乡知青的1／3)倒流城市，并有继续发展势头。10月27日，辽宁省委向各级党委发出《关于立即劝阻下乡知青"放假"回城》的电话通知。通知指出，大批青年回城，既影响今冬明春农田基本建设，影响今年城镇青年下乡工作，也增加了家长负担，增加了不安定因素。要求各级党委立即采取积极措施加以劝阻，并把已回城的青年动员回农村《辽宁劳动大事记》（1840-1989），辽宁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99页……
农民"挤"、"撵"知青，固然有他们的道理，知青本来无心留在农村，乐得找到一条返城有理的充分口实。在一些国营农场，也出现同样苗头。由于农场老职工的子女已长大成人，面临就业问题，一些原由知青负责的技术性工作、教学工作，便成为他们觊觎、挤占的对象。
1979年春节过后，农业生产进入大忙季节，但多数下乡知青却继续逗留城镇，如陕西省占到2／3以上，山西省归队的多些，仍有近一半的人待在城里。上海跨省下乡的青年绝大部分在沪滞留不归。黑龙江、辽宁、吉林、江西、广东等地，有些知青点空无一人。国务院知青办忧心忡忡地说："这种情况是多年来少有的。"国务院知青办：《情况反映》增刊(21)，1979年4月12日；黑龙江知青办；《情况反映》第6期，1979年3月19日。
农村中排挤知识青年的现象在进一步蔓延，有的地方开始明目张胆地驱赶知青回城。陕西省一些社队动员知青回城自找门路，向生产队交钱领取口粮，直到招走为止。广东省从化县吕中大队31名知青被赶回广州，靠做临时工、买高价粮维持生活。山西省太原市郊西温庄大队曾由各生产队划出400亩地办了一个独立核算的知青队，至此以"行使生产队自主权"为由，不仅收回土地，赶走青年，连知青队盖的房屋也要据为己有，甚至还让青年赔偿占地几年造成的损失费用。有的农村干部扬言："知识青年都要返城了，我们不用管了。"听任农民盗、抢知青点的财物。这种现象在河北、山西、陕西、吉林等省尤为严重。有的知青返回农村后，见知青点早已面目皆非，房子被占，窗玻璃被盗，劳动工具、粮食、蔬菜被分，自己无立锥之地，只好回城。
鉴于问题具有普遍性质，1979年4月24日《人民日报》特意发表了《不要"挤"知识青年》的读者来信，呼吁立即制止这种现象，各地农村、农场应该做好知识青年的安置工作；凡是回来的都要欢迎，关怀他们，使他们感到同家里一样温暖；要保护青年点的财产，要切实解决青年生活上的具体问题；对城市青年和本地青年一样信任，一样使用。像这样"隔靴搔痒"的文字，除了提醒城市里的人们注意到知青在农村的困难处境外，起不到更多的作用。
"山雨欲来风满楼"，返城风日趋强劲，使越来越多的人预感到它的狂暴。1978年10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问题的汇报提纲》时，已有人提出"八百万人闹事谁受得了"的问题。领导者有理由认为，1979年春可能出现闹事高潮。连西方观察家也通过中国刚刚掀开的帷幕一角，认识到知青问题的广泛性和严峻程度。一位驻华美国记者报道说："这可算是历史上人数最多的一次强迫移民。这个措施引起了广泛的不满情绪，一方面来自不能适应苦难而单调的农村生活的青年，一方面来自他们的父母亲。"福克斯·巴特菲尔德：《中国放松青年下放农村的政策》，《纽约时报》，1978年12月5日。
事实说明，"返城风"的骤然兴起，从一开始就不是知识青年的孤立行动。如果没有一个趋于宽松的政治环境，如果不是国家对知青政策作了重要调整，如果没有社会舆论对知青命运的广泛同情，同样，如果没有农民以"挤"、"撵"知青的特殊方式表示出对上山下乡做法的不满，也就不会有这别开的生面。
第84节：二"今夜有暴风雪"--黑龙江农场知青大返城(1)
二"今夜有暴风雪"--黑龙江农场知青大返城
在"返城风"中导演出一幕又一幕动人心魄事件的主要是沿边地区国营农场(生产建设兵团)的知识青年。
1962年以来，全国国营农场先后接收安置下乡知青270多万人，除招工、招生、征兵和病退、困退等离场的外，1978年在场的还有170多万人，约占全国国营农场职工总数的1／3，是农垦事业中一支重要的力量。主要集中在边疆省份，黑龙江省有47万人，广东省19万人，新疆12万人，云南9万人，内蒙古5万人。其中黑龙江省国营农场的知识青年占该省农场职工总数的57％。广大知识青年在发展农垦事业、建设和保卫边疆的斗争中，做出了重要贡献。国营农场在安置和培养教育知识青年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但是，大多数知识青年都不安心。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如前所述，1978年以来，国营农场的病退、困退风迅速蔓延、不断升级，而年底结束的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在给插队知青网开一面的同时，却几乎关闭了农场知青返城的大门，也就是会议文件明确规定的：农场知青一般不办理病退和困退，如家庭和本人确有特殊困难，可通过组织商调。在领导者眼里，农场知青本来就是国营企业职工，基于稳定农垦职工队伍的考虑，这样规定至少是可以讲通的。农场知青则普遍认为，自己背井离乡几千里到边疆屯垦戍边，尝遍种种艰辛，完全是上山下乡运动造成的。如今运动收场了，在返城问题上却与插队知青两般看待，是没有道理的。因此，全国知识青年工作会议后农场知青的返城风不仅没有趋于和缓，反而越刮越猛。
1978年底，黑龙江国营农场知青通过各种渠道调离的已达20多万人。要求返城的申请表继续成千上万地送到领导机关。仅哈尔滨市知青办，1979年3月份收到的申请表就装了五麻袋零一箱。这年第一季度，全农场系统又有7?4万知青返城，另有6万人已报病退材料待批。这就是说，在农场名册上暂时能挂上号的知青只剩10万多人。
著名知青作家梁晓声的小说《今夜有暴风雪》所描绘的，就是这一个冬季里北大荒知青返城中最惊心动魄的场景：
知识青年大返城的飓风，短短几周内，遍扫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某些师团的知识青年，已经十走八九。四十余万知识青年的返城大军，有如钱塘江潮，势不可挡。一半师、团、连队，陷于混乱状态。
70年代末，国营农场系统中，相当一部分领导职务已由知青担任越是基层单位，知青担任领导干部的比例越大。1976年3月2日《人民日报》载称，黑龙江省黑河农场分局18个国营农场的167名领导干部中，有33名是知青，各个分场和生产队的主要领导干部中，分别有40%和60％已经由知青担任。该分局共有知青7万名，担任各级领导的有1800多名。其中，山河农场12名领导成员中，有6名是知青，下属8个分场中，有5个是知青担任党委的第一把手，各生产队的主要领导干部大部分都是由知青担任。，许多关键性岗位由知青负责。大批知青返城，给农场的正常生产秩序和生活秩序带来很大影响。1978年末，军川农场场一级团委书记已走了33％，党员走了30％，团员走了28％。1979年初，全农场系统连职以上干部就走了5000人，技术骨干走了8000人。一些单位出现机器无人开，生病无人看，学生无人教，账目无人算的瘫痪局面。建三江管理局知青占全局职工的80％以上，到3月，知青已返城77％。劳动力奇缺，春种无法进行。该局化肥厂一些知青围攻领导，组织静坐，闹返城，领导不同意，他们威胁要把尿素装置炸掉，领导无奈，只得宣布停产，放知青回城。浩良河化肥厂，1978年底一次返城560人，使很多岗位无人操作，被迫停产。香坊农场的一个奶牛场，因知青大批返城，牛奶没人挤，产奶量大幅度下降。类似情况，不胜枚举。
第85节：二"今夜有暴风雪"--黑龙江农场知青大返城(2)
返城风波所至，给那些剩下来的知青形成越来越大的精神压力。一个连队，原有四五十个知青，后来仅剩下几个。同伴都返城了，集体宿舍里本地青年代替了城市知青，各种娱乐活动自然而然地停止。何况有些平常吊儿郎当、动辄泡病假的青年早早病退回城，而十年如一日，像牛那样干活的忠诚老实的青年却留了下来。回家探亲，看到左邻右舍的青年回了城，面对家人的责难，更令人愁肠寸断，无言以对。他们只有在失望和愁苦中煎熬。
他们不明白：既然国家放宽了对知青返城的限制，既然"病退"的有关规定已形同一纸空文，为什么不能一视同仁地放他们回城，却要继续留下来吞咽辛酸的苦果呢?一位北京知青在给上级的信中这样写着：
我们恳切呼吁：救救知识青年!残留在东北农场的知青，实际上是最老实、最忠诚、最正直、最可怜的年青人。干部子女有后门可走，特殊职业的子女有偏门可溜，我们普通的工农子女能有什么路！！！扎根!不就是一小部分老百姓子女扎根吗?……
打算分期分批解放知青吗?那就应当把意图告诉人民，让他们放下心来，不要再去走邪门歪道，戕害自己的身体，浪费国家的药材！如果说像这样的知青政策是正确的，有门路的返城，没门路的扎根，有人高兴，有大痛苦，那简直是对社会主义的嘲弄！难道国家对我们这一批残留者甩手不管了吗?难道还要逼着我们倒尽钱串、吞吃毒药、磕头求饶地去搞病退吗?难道还要容忍那些贪赃枉法者继续吸吮知青的鲜血吗?难道还要逼出更多的血淋淋的悲惨事件吗?
我们强烈要求不再继续实行极端腐败和不人道的"病退"政策，用公平合理的新政策来取代它，使那些没有路子、勤勤恳恳、辛勤工作的知青也能够回家与家人团圆。军川农场北京知青明州：《亲爱的党，亲爱的祖国，救救我们吧!》，1978年11月25日。
病退过程中发生的"极端腐败"和"不人道"现象并不是局部性的，不仅东北有、内蒙古有、云南有，就全国范围讲也很普遍。不过，这种现象与病退政策本身是两回事，不应该混为一谈。国家放宽病退条件以后，毕竟使大批普通百姓的子弟得以返城，作用还是积极的。问题是当知青返城的势头不可逆转时，本可以及时调整政策，为希望返城的知青提供更多的便利，如果是这样的话，就会大大减少那些贪赃枉法、利欲熏心者依仗权势，吞剥知青的机会。
黑龙江国营农场知青返城风刮得早、刮得猛，除了外省知青多，距家乡远，年龄普遍偏大等原因外，还因为：
北大荒气候寒冷，生活条件艰苦，农场管理方面存在不少问题。如有的食堂、宿舍条件很差；冬天放三四个月假，撵知青回城，不发工资、粮票。住房紧张。文化生活单调，看不到电影、文娱节目。知青在农场苦干多年，变化不大，对前景愈加失望。
知青政策反复多变。忽而说上山下乡是"战略措施"，忽而又说是权宜之计；忽而说可以办病退，忽而又说不办返城，只可调换。有人说："知青政策是朝定夕改，像孙猴子一天七十二变。"这就增强了知青和家长的恐慌心理。1978年全国知识青年工作会议规定国营农场知青今后一般不办理病退、困退。却难以做到。实际上连省委领导和省知青办对这种新形势下的"一刀切"都持有异议。一些知青看到返城仍有一线希望，便像洪水决堤般地往外"冲"。他们说："快办，快办，说不定啥时候又变。"于是带动了一大片。
从省领导到整个社会舆论，对知青返城要求一般比较理解，尽力予以通融、解决1979年3月1日，黑龙江省委鉴于返城风势头过猛，严重影响生产，宣布自即日起，暂停办理农场知青困退、病退手续，于是引起哈尔滨市知青请愿事件。3月1日上午，该市知识青年500余人(一说3000人)在市革委会机关门前集会，要求返城，有青年呼喊"要民主、要自由、要工作"口号。围观者众，堵塞交通达5小时之久。风波到3日始平息。省、市领导认真听取知青意见和要求，研究解决问题的具体措施。知青代表也作了自我批评，表示不再闹事。问题得到了解决……省里多次召开知青工作会议，主要是研究如何安置知青返城。省委书记提出："要像当年欢迎他们下乡那样欢迎他们回来。"著名学者于光远、邢贲思到黑龙江作报告时指出：西方发达国家是农村人口大量进城，而不是扩大农村人口，上山下乡违背历史发展规律，是一种倒退。他们的讲话被一些知青当作要求返城的依据，说："我们要顺应历史发展的规律进城，而不违背历史潮流务农。"一些知青自嘲地把自己称作"三品官"：新生事物的试验品，上山下乡的牺牲品，搞"四化"(四个现代化)的废品。一些知青典型过去上大学不去，招工不走，说了些"大话"，至此感到既吃亏又没脸见人，自卑感代替了昔日的自豪感。在许多农场，"能回城的是英雄好汉，回不去的是傻瓜笨蛋"，成为流行的说法。
第86节：二"今夜有暴风雪"--黑龙江农场知青大返城(3)
许多农场看到知青闹返城，认为是大势所趋，于是放任自流。每人发张返城申请表，谁愿填谁填，谁愿走谁走。镶河种马场把哈尔滨市的一千多名知青分批送回哈市，同时招收四川的盲流顶替知青工作。有的农场采取分配名额、群众投票等办法决定谁返城。一些农场领导认为，知青是"飞鸽牌"的，早晚要走，晚走不如早走。有的农场为保险起见，干脆把一些原在技术岗位上的知青撤下来，换上本地青年，让知青去当农田工。香坊农场成立了一个"返城排"，把要求返城的知青都集中在一起干较累的活。一些知青说："我们不走，在这也没好了，这是逼我们走啊!"有的农场，知青返城去办手续后，集体宿舍被改为家属房，集体食堂散伙了，知青回场无处吃，无处住，只得再返城。有一对知青夫妻，男的是秘书，女的是打字员，其父母来一封信，与他们商量可否办顶替，不料信的内容被领导发现，第二天就宣布这对夫妻当农田工。
扎根与返城，两种思潮的冲击始终伴随着上山下乡运动的全过程，黑龙江省也不例外。最初，扎根舆论压倒一切，涌现出一批又一批立志扎根的知青典型，"天涯何处无芳草，何须马革裹尸还"，铮铮誓言，掷地有声。当时，返城的舆论只是一股暗流。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暗流涌出了地面，涓涓细流汇集成河，终于形成压倒一切的气势。在知青大返城的洪流中，扎根舆论不堪一击，扎根派几乎全军覆没。各级知青干部，包括大名鼎鼎的"扎根典型"，都不失时宜地调整了努力的方向。上山下乡运动鼎盛时期，报纸广播曾大张旗鼓地宣传过金训华为建设边疆贡献宝贵生命的事迹，与他同时下乡的妹妹金士英，名字赫然地出现在报纸上。到1978年，金士英姓名前的职务是共青团黑龙江省委副书记。1979年，知青大返城，她毅然放弃了副厅级待遇，回到上海，当了一名工人。高崇辉，是黑龙江国营农场系统唯一的国家级标兵，也是全国闻名的知青扎根典型。80年代，离开了农场。而那些名不见经传的"扎根典型"和知青骨干，早在他们之前就顺遂了大流。
当波澜壮阔的返城风平息下来后，农场数十万知青已所余无几。
第87节：三云南农场知青"胜利大逃亡"(1)
三云南农场知青"胜利大逃亡"
云南地处西南边陲，素被视作"烟瘴蛮荒"，自古便是"天高皇帝远"的去处，中央政府的统治往往鞭长莫及。"文革"期间，极"左"路线极为猖獗，农场知青深受其苦。1973年全国知青工作会议上，云南生产建设兵团是发现问题最多，屡被点名批评的单位之一。知识青年初到云南，满怀建设边疆、保卫边疆的豪情，八九年后，豪情早已消磨殆尽。令知识青年一筹莫展的有以下一些难题：
(一)性别比例失调，大批青年婚姻问题无法解决。云南农场的知识青年基本是1970年以前上山下乡的"老三届"(66、67、68届)中学毕业生。最大的已经33岁，平均年龄28?3岁。按国家制定的标准：男25岁，女23岁为晚婚年龄。云南农场的5?5万知识青年均早已达到或大大超过晚婚年龄，但由于男多女少，婚姻成为"老大难"问题。1978年的调查结果表明：全农场系统的男知青比女知青多出2?7万人。当时全部知青不过5万之数，足见性别比例失调的严重程度。造成这一问题的基本原因是女知识青年的返城率和离场率均高于男知识青年云南知青办：《情况反映》1978年10月，转引自邓贤：《中国知青梦》，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版……长期以来，农场的女知识青年总是想方设法在场外找对象，为日后返城创造条件。还有一部分女知识青年长期逗留家中，一去不归。另外，农场部分女知青虽年近30岁，仍不愿在农场找对象，安家，对于返城存有希冀。有的男知青沮丧地说：看来不是打光棍就是做和尚了。有的男知青甚至准备到深山老林里找前清充军到当地的汉族后裔结婚。许多男知青为此感到苦闷。
(二)知识青年奋斗多年，农场面貌无大改变，物质条件艰苦，文化生活贫乏。知识青年最早到农场的已10年之久，但仍有50%-70％的人住在阴暗潮湿的茅草屋里。不少草房不能避雨。基本生活条件无保障，长期缺油缺肉少菜，过的是"九(韭)菜一(盐)汤"的生活。
(三)工资待遇低。1978年，青年职工一般是二级工，工资31元；而城市企业的二级工工资是38?5元。不少青年生活拮据：每月工资用于伙食12元，上街买菜和盘缠10元，抽烟少则五六元，多则10元，所剩无几。有的知青探亲回家使家里的旧债未清又添新债。父母问："我们为你操了那么多心，花了几千元钱，为什么你在那里还是这样苦?"
(四)社会地位低。农场少数知识青年打架斗殴、抢劫偷盗，走向堕落，在社会上造成坏影响，累及多数知识青年的名声。几个人结伴看电影，别人就侧目而视，认为是"流氓"。上馆子叫几个菜，被怀疑是偷来的钱。回家探亲，至亲好友询问："怎么还没有离开农场?"有的躲在家中不敢见人。
(五)不断有人离开农场，引起人心浮动。全农场系统知识青年已走了一半。每走一个人就波动一大片。北京和昆明市的知识青年所剩无多，上海、四川知识青年能远走高飞的却很少。据统计，生产建设兵团组建初期，知识青年中，各级干部(含地方、军队县团级或行政十七级以上)子女约占总数的6%-7％，即近1万人。其中高级干部(地、师或行政十三级以上)子女约1300余人。1971年林彪事件后，一大批干部恢复了职务，重新担任领导工作，知青中的干部子女随即远扬。1974年，留在兵团的干部子女仅剩千人。到1978年下半年，这样的知青已不足百人引自邓贤：《中国知青梦》，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版……由于"走后门"之风经久不衰，往往该走的走不了，不该走的却走了，引起知识青年很大不满。知识青年中流传着"高级干部送上门，中级干部开后门，一般干部人托人，老百姓盼望开大门"顺口溜黄基秉：《快要发黄的信》，《青春无悔》，四川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第504页……
(六)伤、病、残现象普遍，非正常死亡增多。知识青年刚到边疆时，热情高，干劲足，劳动强度大，但一些干部不懂爱惜青年人身体，加上生活条件差，青年体质普遍下降，营养不良。有的单位贫血者约占70％；血色素指标：男青年平均9克，女青年平均8克，最低的仅5克。青年几乎百分之百患有胃病、风湿性关节炎、肝肿大。女知青患妇科病的比例很高，不少人在月经期间照样下水田，上山开荒。1976年6月的一份调查报告称：橄榄坝农场八分场伤、病、残者348人，占青年总数的25％。完全丧失劳动力的就有16人。非正常死亡多达9人。该分场前身为水利三团，领导在发动和安排青年多干活上殚精竭虑，青年人的劳动强度令人瞠目。女青年每天挖土不止，要抬千余次土筐装车；男青年来回拉车100多趟，据估计最多的一天拉重车行程80里地，一天下来筋疲力尽，有时还加班加点，青年人难以承受。全农垦系统知识青年非正常死亡人数递增，自杀案件扶摇直上。在农垦总局青年处一年一度的《知青综合情况统计表》上，自杀死亡人数已在非正常死亡项目中名列首位云南西双版纳农垦分局知青问题调查组：《关于橄榄坝农场八分场现状的调查报告》，1976年7月20日……
(七)领导不得力。一些干部水平低，素质差，没有管理知识青年的能力。兵团时期，用管理军队的办法组织生产，工作方法简单粗暴。迫害、殴打、奸污知识青年的事件触目惊心，成为1973年全国知识青年工作会议要求重点整顿的对象。1971年曾组建水利建设兵团，下辖5个水利团。有1400多名北京、上海知识青年参加。有关领导只把这批青年看成是修水库的劳动力，只抓生产，不抓安全施工，伤亡事故接连不断。到1974年，仅水利三团就有100多人在劳动中骨折或扭伤。干部对青年动辄打骂、捆绑、批斗。水利四团一个营自杀事件就有6起；"一打三反"运动中，水利五团将北京知识青年几乎全部打成"反革命小集团"北京市知青办：《余宝臣致文堂、卢禹两同志的信》，1974年9月21日……
由于上述原因，许多知识青年认为留在农场是"浪费青春"。矛盾年深日久，益形尖锐，但农垦系统领导部门却束手无策，只是一味敷衍。
农场早就出现闹事的苗头。水利建设兵团组建时，领导曾经许下诺言，谁先修完工程，就分谁去城市工作。然而一旦工程告竣，领导却自食其言。1974年，水利建设兵团解散，分配知识青年去橄榄坝农场，被集体拒绝。以后4年里，剩下的知青一直处于怠工状态。领导机关两次派工作组去说明，均被赶出。橄榄坝农场党委副书记去动员，被软禁了14天。由于问题多，无人管，被人称作"小香港"。1976年7月，云南西双版纳农垦分局知青问题调查组在《关于橄榄坝农场八分场现状的调查报告》中，就向上级领导机关发出"这种状况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再发展下去，真要出大事"的警告。
1978年10月底，景洪农场的部分知识青年率先发起，由10分场学校教师、上海知识青年丁惠民执笔，起草了《致邓副总理的公开联名信》。
当时中共中央最高领导人是主席华国锋，但《联名信》却避开他，直接写给第二位的邓小平。这样做的原因，与其说是华国锋不孚众望，莫如说他靠"文化大革命"发迹的经历，令身遭"文革"荼毒的成千上万的普通群众--包括广大知识青年--对他缺少亲近感。"文革"结束后，他高举"两个凡是"旗帜，画地为牢，禁止实事求是地清理各种历史遗留问题的态度，增加了人们对他的不信任。与其形成鲜明对照的，则是"文革"中两度遭受劫难终归"东山再起"的邓小平。单凭他个人的坎坷经历和政治舞台上的沉浮，就足以被千百万受过凌辱受过迫害的人们视作自己在政治上的代表；而他在"文革"中的1975年复出期间，大刀阔斧割除积弊赘疣的勇气、魄力，更使他的改革家形象深入人心。
第88节：三云南农场知青"胜利大逃亡"(2)
《联名信》开头写道："敬爱的邓小平副总理：回顾以往的斗争历程，特别是同'四人帮'反党集团的激烈斗争，您那坚韧不屈、敢说敢干敢斗争的坚强性格，给我们广大青年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们敬佩您，信得过您，愿意把自己的心声腹语向您倾诉。"一席话，正是知青心态的真实表露。《联名信》揭露了"文化大革命"期间极"左"路线对知识青年的摧残，反映了知识青年的窘困处境，诉说了要求返城的强烈愿望。这封信共征集到近千人的签名。知青的骚动，最初还带有地域性。它所引起的震荡，暂时还未波及较远的农场。《公开信》寄出后杳无回音；农场领导却因此对签名者百般刁难，实行高压手段。知识青年只好背水一战。
11月16日，他们发出了第二封给邓小平副总理的联名信。信中着重阐述了对上山下乡运动的看法，尖锐指出："在理论上我们听说上山下乡是为了缩小三大差别。事实真是如此吗?也许至今还有一些人这样认为。然而，我们以八年来的亲身经历，对此持完全否定的态度，实践已表明：城乡、工农、脑力体力的这三种差别没有因为我们大批青年来到农村而得到缩小，恰恰相反，在某种程度上还更进一步地扩大了，加剧了。"《热血冷泪--世纪回顾中的中国知青运动》，成都出版社1993年版，第216页。发动上山下乡运动最打动人心的一条理由便是只有城市青年下乡才能缩小三大差别，十几年后，千百万知识青年不是从理论探索中而是从长期社会实践中逐步认识到这种说法的虚妄。第二封联名公开信在从经济方面剖析上山下乡运动得不偿失之后指出：我们坚持认为：第一，搞社会主义建设必须按经济法则办事；第二，必须接受实践的检验，即使是真理也需不断检验，今天是正确的，但明天就不一定仍然适用，事物是在不断地发展，世上没有永恒不变的真理。联名信公布后，不到十天，签名者超过万人，盛况空前。它的实际意义，还在于借助签名活动将景洪一地知识青年的诉求推向整个西双版纳，请愿活动走上高潮。
11月上旬，第一次各农场知识青年代表联席会议在景洪秘密召开。与会的有来自37个分场的40多名知青代表。会议决定成立"西双版纳州农垦分局知识青年北上请愿筹备总组"。丁惠民当选为负责人。这次会议，起到将涣散的农场知青凝聚到一起的作用。
第二封联名信寄出后，仍旧"黄鹤一去不复返"。进入12月，知青们又着手上京请愿书(即第三次公开联名信)的签名征集活动。请愿书是写给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副主席邓小平的。信中写到：我们五万名云南的知识青年，在饱经风霜已达八年之后的今天，奋全力鼓起最后的勇气，庄严地选派有全权资格的代表组成请愿团，前来北京向您们提交这份凝集了我们全体签名青年整个生命热情和寄托了我们全部人生信念的请愿书，或许是种冒失的行动，但确实出于迫不得已，甚至临近绝望，请原谅吧。
信中对社会中的不公平现象表示出极大愤慨：同样是知识青年，命运却截然不同；有权有势的早已远走高飞，得意洋洋；有门路的悄悄溜走，不声不响；有钱有财的买通门路，不翼而飞，剩下的只是我们这些普通工人的子女像一堆被人抛弃的东西丢在这里……接着，请愿书历数了知识青年为返城付出的沉重代价；沉重的劳动、缺盐少油的饮食、枯燥无味的生活；控诉了知识青年受到的种种虐待，领导的辱骂、干部的拳脚、无情的棍棒、狠毒的枪托……
信中委婉地表示了对"文革"结束以来知青问题仍旧得不到解决的失望："一年，两年过去了，拨乱反正的会议一个接一个地开过了；可是，可是我们知青问题却不见动静，音信杳然，八年了，这还不够吗?人生能有几个八年?我们的青春仅残剩两三年了，还能无端地消磨下去吗?"信的末尾再次重申了知识青年的要求："不求金，不求银，只求让我们回到父母身旁吧！"《热血冷泪--世纪回顾中的中国知青运动》，成都出版社1993年版，第228-230页。
请愿书的签名，是从最基层的生产队开始的，逐级征集。为了充分表达自己的意愿，一些地方的知青签名是用血写的。知青第二代--小知青们，也蘸着父母的血署上自己的名。有人估计，在请愿书上签名的有4万知青张力甫：《1978：西双版纳八万知青返城风潮》，《海南纪实》，1989年7期……这个数字可能偏高了一些，但广泛征集签名的活动，进一步发动了知青，当是事实。征集签名的同时，还展开了为赴京请愿团募集捐款的活动。12月8日，为了抗议州委为上访请愿设置种种障碍，西双版纳州农垦分局知识青年北上请愿筹备总组发表了《罢工宣言》，正式宣布：一切签名青年从翌日起举行无限期罢工，以维护人权和尊严。各分场知识青年云随影从，行动空前一致。
第89节：三云南农场知青"胜利大逃亡"(3)
12月16日，首批北上请愿团几经波折终于从景洪启程，共计40人。18日，由丁惠民带队，第二批北上请愿团从景洪登程。20日，首批北上请愿团行抵昆明。云南省委经过研究，组织农场总局、知青办、团省委全力以赴做工作阻止北上，难以奏效。知青代表连日在街头刷大标语，贴大字报，发表演说，募集捐款。21日的座谈会上，省委领导人试图说服请愿团留在当地，解决问题，为后者拒绝。22日晚，请愿团进入火车站，登上了去北京的62次快车。昆明站受命拒绝他们上车。结果火车停开，双方僵持不下。24日晚请愿团强行登车不成铤而走险，采取卧轨的行动。这件事立即成为轰动全国的特大新闻。国外传媒也作了报道。卧轨一直持续到第二天晚10点钟，请愿团被迫撤离。
就在首批请愿团在昆明卧轨，将上上下下注意力都吸引过去的同时，丁惠民的第二批请愿团却在途中使了个"明修栈道，暗渡陈仓"的声东击西计策。他将全团41人分为三组：一组26人，秘密北上；二组8人，奔赴上海；三组7人奔往重庆。后两组准备大张旗鼓地活动，以为北上代表张大声势，并分散有关部门注意力。23日晚，丁惠民带领的赴京组在昆明迤西的一个小火车站人不知鬼不觉地登上了由昆明开往成都的190次特快列车。12月27日，安抵北京市。
此前，云南国营农场知识青年罢工请愿的消息已经传到北京，引起正在参加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领导人的关注。刚刚当选为政治局委员的老农垦部长王震，在会议期间多次通过中央办公厅、国家农垦总局了解事态的发展。12月31日，邓小平在谈到三中全会后的形势与任务时，提到云南知识青年卧轨事件，指示：要安定团结，要把西双版纳的生产搞好。
1979年1月4日新年伊始，国务院副总理王震和民政部长程子华接见了请愿团代表丁惠民等十人。王震的讲话内容当时没有公布。一个月以后，当上海市发生了知识青年为返城卧轨拦阻火车的事件，各大报始以《王震副总理接见云南景洪农场丁惠民等同志--勉励知识青年奋发图强建设边疆》为题，披露了王震讲话的若干要点。王震表达了中共中央和国务院领导对广大知识青年的关切。他回顾了"文化大革命"对老干部的迫害。接着指出：你们本来应当好好上学的，也给耽误了。你们也是受害者。现在要大治了，我们再也不能允许那种动荡不安的无政府状态了。他要求知青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为安定团结、实现四化贡献力量。他批评了请愿活动，指出这样闹影响不好。又表示对这次行动决不追究，但是回去要作自我批评。他告诉代表们，农林部副部长、国家农垦总局局长已经率调查组启程前往云南农场。
针对知识青年的婚姻问题，他说：结婚晚一点有什么不好?我们从前天天打仗，哪里顾得上结婚?有不少同志都是三十多岁才结婚的。他还流露出对请愿后果的担心：全国上千万知识青年，如果都闹起来，还怎么搞建设?在听取代表们关于农场存在的严重问题的汇报后，他表示，有些问题要改，希望代表们回去以后帮助改变农场某些干部的领导作风《中国青年报》，1979年2月10日……
王震对请愿团的批评措辞是严厉的，以致代表们"认为有些地方批评得过重了"，接见后闷闷不乐1979年2月10日《中国青年报》，载丁惠民等人给王震的电文……1月5日，请愿团启程返回云南。全体代表分头到本单位向广大知识青年传达了王震讲话和国家农垦总局的有关文件，自动解散了当初成立的组织。部分单位的知识青年中止了罢工。
不久，以农林部副部长、国家农垦总局局长赵凡为首的中央调查团飞抵云南。经过广泛调查发现知识青年的问题比事先估计的严重。当农垦系统无法保证知识青年的基本生存条件，并且在短期内不可能扭转这种局面的情况下，唯一现实的选择便是允许青年返城。但1978年底颁发的全国知识青年工作会议文件却使这个问题的解决变得更加复杂，文件在为插队知青返回城市打开绿灯的同时，将农场知识青年划入另册，认为他们已是国家职工，应继续稳定在农场。1979年1月，当文件在云南农场传达时，知识青年情绪激愤。调查团受到知识青年的质问。景洪农场部分知识青年首先宣布恢复罢工，声称不达到回城目的决不罢休。接着，与老挝接壤的勐腊农场部分知识青年因返城要求得不到答复，竟砍断了近百株才开割两三年的橡胶树。知识青年要求返城的呼声，早已越出西双版纳，遍及云南农垦总局的各分局和数十个农场。其中勐定农场的请愿事件最动人心魄。勐定农场，是滇西各农场中规模最大、植胶最多、知青最集中的一个。全场7000多知识青年中有成都知青5000多名，占全垦区成都知青的近1／3。《云南农垦纪略》记载说："勐定农场300名知青于1月5日进驻场部；6日，进驻人数增至1500人，有200人宣布绝食。
第90节：三云南农场知青"胜利大逃亡"(4)
至此，勐定农场知青在云南农场知青返城风潮的最后阶段里一下子成了弄潮儿。中共中央办公厅接到勐定农场知青的长途电话，声称已全面罢工，开始绝食，要求答复回城要求。中央办公厅急电赵凡，迅速赶往勐定处理解决。赵凡赶到勐定，迎接他的是1000多名跪在地上的知识青年。他们有节奏地高喊着："我们要回家"的口号。全场哭声震天。赵凡被眼前的情景所深深打动。他向知识青年们表示：一定向中央如实反映情况；相信知识青年的合理要求是可以得到解决的。
1979年1月21日，在中共中央指示下，于昆明市召开了北京、上海、四川、云南等有关省、市领导和知青办负责人参加的紧急会议，商量善后事宜。云南省委第一书记安平生讲话：知青闹事两个多月了，现情况已明，办法有了，解决问题按中央、国务院六条，省委同意，全省七万多知青，尽量做工作，愿意留下的欢迎，上海困难大，最好多留一点，不愿留的都走。他提出解决措施15条：病退可办，父母退休可顶替，分期分批走，平反冤假错案。已结婚的少走。对闹事打砸抢分子要处理。1月份开始拿十一类工资。恢复干部、工人的边疆补贴。家属给予落户。农场医院均由县投资。先拨200万元立即解决住房问题。再拨500万元。工人子女要照顾，多培养教师。
知识青年终于如愿以偿，大返城开始了，知识青年谁愿走谁走，以往可望而不可即的公章高挂在候车室窗户上，任凭知青办手续时使用。短短几个月里，数万知青各奔前程。
云南农场知青的大返城是在戏剧性情节中终场的。1月23日，原赴京请愿团负责人丁惠民等人给王震发出电报，对前一段活动作了自我批评：回过头来看看我们这两个月所走过的道路，所做过的一些事，我们心中无不感到内疚和惭愧，特别在罢工问题上，由于我们年轻，看问题不全面，往往感情用事，为自己想得多，为国家和人民利益考虑得少，所以，当时由于个别领导同志的一些不妥做法，我们就耐不住了，热血一冲，不管三七二十一，草率决定用罢工方式来表示自己的不满。其结果，虽然我们当时的思想动机并没有什么不好，但实际上给国家带来了损失，影响和干扰了安定团结局面。这封电报于2月10日才被《人民日报》略加删改后刊出。第二天，《人民日报》又登载云南农垦总局负责人的谈话说：许多知识青年已开始认识到停工闹事、聚众上访，不利于安定团结，不少人还作了自我批评。
虽然新闻媒介尽了很大努力，云南农场知青胜利返城的消息还是风驰电掣般传遍全国。在上海、浙江、新疆……各地知识青年从中得到了鼓舞。
云南农场知识青年的争取返城活动，几起几落，终于得到一个比较圆满的结局。1978年云南农场知青将近5万人，一年以后，只有70名知青仍留在当地。
第91节：四一波三折的新疆农场知青返城风(1)
四一波三折的新疆农场知青返城风
云南农场知青的闹事风波未平，一场新的波澜已在万里之遥的新疆掀起。1979年初至1980年底，新疆农垦系统以上海知青为主刮起的返城风一波三折，屡仆屡起，前后持续长达两年之久。
前面提到，新疆农场(兵团)知青是都是"文革"前下放的。其中固然有少数政治上一贯积极自愿报名支边的分子，但更多的还是在没有做好充分思想准备情况下被运用各种手段动员出来的。知青到兵团后，发现梦寐以求的参军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回事。到处是戈壁荒滩，地广人稀，生活条件艰苦。但悔之已晚，思乡心绪油然而生。不过，当时兵团纪律严格，知青年轻幼稚，理想与希望尚未破灭，所以能在逆境中坚持。
"文化大革命"十年，对兵团知青是一场劫难。不仅杨永青、鱼珊玲这样的著名典型受到冲击、批斗，许多普普通通的知青也遭到迫害。农一师三团"专政"对象800多人，其中上海知青500多人。该团十八连有个知青因属对立派，被绑上双手用马拖到团部。对他们采用的刑罚多种多样，十分残酷。1972年各团举办"打击流氓阿飞学习班"，对象就是知青。仅三团就有五十多名知青被强制入班，他们中有的只是顶撞了领导，有的在工作、生活上有些小毛病。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给上海知青的心理烙上了难以抚平的创伤。"文革"结束后，上海知青中流行着这样一个顺口溜："老干部平反昭雪坐位子，右派分子摘帽子，资本家补票子，上海青年还是老样子。"表示对现实的不满。
入疆初，许多上海知青在工资三、五、八元(第1年每月工资3元，第二年5元，第3年8元)情况下，由于有老军垦战士艰苦创业榜样为表率，对前途还是充满信心的。他们辛勤劳动，付出了血汗，但年复一年，农场面貌变化缓慢。尽管在生产上拼命干，"百日大会战"、"能手赛"接连不断，业余时间被占用了不少，结果换来的仍是连年亏损。最倒霉的是普通职工和知青。知青待遇普遍偏低，通常在兵团工作十七八年，工资仅44元，而其他新工人只工作了3年工资即达41元。加之距上海路途遥远，探亲往返一趟，往往负债。
经济上连年亏损同时，农场机关却一年比一年庞大。有的团场已达6个职工养1个干部的地步。冗官冗费，促使了官僚主义、军阀作风的盛行。知识青年心情沮丧，看不到出路。即便是地位特殊的知青典型，对此又何尝没有同感?1979年初，鱼珊玲曾对采访的记者指出："上海知青大部分不安心在塔里木。来了这么多年了，总得有些变化嘛。谁不愿意待在好一点的地方?人总有个盼头嘛。可这十多年没有一年不亏损，场领导哪有一点事业心?现代化离我们这里还远呢!大家对前途都丧失了信心。"在另一次谈话中，她还指出：农场的环境令人窒息，干群关系不和，亲近疏远，土政策多，管理方法简单，上海青年的积极性没有得到调动和发挥。知青典型杨永青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也反映过知识青年中存在的种种实际困难。当然，普通知青对官僚主义、军阀作风的不满，要比这些大名鼎鼎的典型更强烈。
农场学校教育质量差，也是令知识青年不满意的原因。这直接影响到他们子女的前途。60年代初进疆的18岁左右的青年，到70年代末已是35岁上下的壮年了。他们在新疆结婚成家，孩子大部分进了农场办的学校。农场的教师多数是从上海青年中选择的，他们本身只有中学程度，既无学历，又无教学经历，所以学校教学质量很差。孩子的家长自己在农场中苦了半辈子，眼瞅着出头无望，又担心子女将来会步自己的后尘，离开新疆的念头日久弥笃。
1978年底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有关部门调整了知青政策，允许"文化大革命"期间下乡的知识青年除少数已婚者留在当地安置以外，大多数返回原居城市重新安排就业。大批下乡知青潮水般涌入城市。这就加剧了新疆农垦系统知识青年的人心浮动。其中，上海青年情绪最大。"文革"前，上海市大批动员离城上山下乡的只有到新疆的近10万人。"文革"中上海市有数十万青年学生被分配到黑龙江、吉林、内蒙、云南、安徽、江苏、贵州等省、区。1978-1979年间，这部分青年基本返回了城市，唯独分配在新疆的上山下乡"先行者"们，在返城之路上却步步荆棘。
再就新疆农场系统内部来看，除上海知青外，还有北京、天津、江苏、武汉等地的青年，在回城风的鼓荡下，其原居城市都陆续向他们敞开了大门。这样，无论就全国、新疆，还是上海市来说，难圆故乡梦的主要就是新疆农场的数万上海青年了。
其实，留在新疆的上海知青也并不都是同样的命运。尽管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场)对知青调回内地有严格限制，但十几年中不断有人利用权力、关系一走了事。"文革"以后，随着给老干部平反、落实政策，干部子弟和一些有门路的人纷纷调回内地。如一师十四团某上海知青，伯父是冶金工业部副部长，专门派了两个秘书，花了几千元钱，带了各种证明，连本地人的妻子一同调走。五团某上海知青，父亲是东海舰队副司令员，只给新疆方面打了一个电话，就打通了关节，该知青后进入西安交通大学，妻子也调到西安市。三团两户知青共8口人，通过其中一个人的父亲(国家总行行长)"开后门"调到山西某厂。该团政治处某干部也是上海知青，数日前还给青年做工作，叫大家安心边疆，言犹在耳，本人却率先拔腿远飏。放着干部职务不要，50多元工资不拿，宁肯回去拿29元。知青们反响很大。新疆上海知青中的干部子弟本来寥若晨星，但他们一走却影响到一大片。知青们质问领导："为什么父母有权，是干部，会拉关系的人的子女，不管符不符合条件，就可以回上海，而我们父母是老老实实的工人、老百姓，就回不去?"领导无法回答。
主要由于以上原因，青年们怨声载道，人心涣散，一股潜在的抵触情绪在涌动在奔流。
(一)赴京上访
上海青年虽远在边疆，在探亲、子女抚养、生活用品供应等方面，始终与上海的父母、亲属间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青年们过去不是不想回沪，但没有想到能回去。1978年底，国家调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政策，决定今后知识青年少下乡，以至最后做到不下乡，同时放宽知青返城的限制。消息传来，青年们开始看到了希望。1979年初，云南国营农场知识青年通过请愿、上访实现返城夙愿的消息迅速传到新疆，加剧了上海青年的骚动。青年们开始认真地协商、串联，从农场的范围扩大到整个阿克苏地区。
阿克苏垦区的前身是兵团农一师。1975年兵团撤销，原农一师所属团场归阿克苏地区直接领导，成立地区农垦局。阿克苏地处南疆西北部。原农一师共十六个团场，分布在阿克苏地区的1市(阿克苏市)5县(乌什县、温宿县、阿瓦提县、柯坪县、沙雅县)，沿塔里木河南北两岸分布。农一师是上海知青比较集中的地区。1962年冬至1965年底，先后接收安置了4万余名上海知青。除历年因种种原因调离、逃跑者外，截至1978年底，还有上海知青近2?9万人。这些人成为闹返城风的主力。
第92节：四一波三折的新疆农场知青返城风(2)
知青们酝酿着举行一次集体行动，并不成文地定下了上、中、下三个解决办法：上策全部返回上海市区；中策去上海近郊崇明、奉贤农场；下策要求分配到工矿企业工作，不再种田。因为有了目的和要求，青年于是组织起来。2月，各团场相继成立"上海青年联合委员会"(简称上青联)，又成立阿克苏地区"上青联总部"，驻扎阿克苏市。
粉碎"四人帮"以后，中共中央对上访工作很重视，在北京的各部门都专门设立了上访接待站(室)。主要是为了平反历史以来、特别是"文革"期间制造的大量冤假错案。上访是公民的正当权利，受法律保护，一时间被群众视为解决问题的捷径。从实际情况看，上访的确解决了不少问题。这股上访风也刮到了新疆。上海青年认识到与其在新疆同当地领导打交道，还不如直接上京，找一个有实权、能根本解决问题的部门，只要他们开放绿灯，知青返城问题当迎刃而解。于是，一个进京上访的代表团很快组织就绪。
1979年春至年底，上海青年先后举行过四次有组织的上访：第一次是3月22日至5月12日；第二次是7月19日至8月24日，只到了乌鲁木齐市，最后被强行收容；第三次是9月1-10日；第四次是12月12-26日。后两次也只到了乌市。下面是上访的主要情况。
第一次上访是在1979年3月下旬，由八个团场的40余名上海知青组成的请愿团启程赴京。为筹划此次行动，阿克苏地区上海青年自愿捐献了人民币1万元。代表团成员办事能力强，熟谙政策，在知青中有一定威信。代表团起程前做了比较充分的准备工作。他们搜集了十余年来上海青年在新疆受歧视、受迫害的材料，并请受害的当事人写了亲笔申诉信；又把多年来政府颁布的有关职工待遇、职工调动规定，而当地不执行的情况加以调查，作为上诉材料。代表团还制订了严格纪律，严禁个人冒用上访团名义发表意见，考虑可谓周详。
请愿团风尘仆仆行抵北京，上访部门是国家农垦总局。上访团向总局反映了上海青年十余年在新疆的情况，提出了希望调回上海的要求。国家农委副主任张秀山和总局领导人接见了知青代表，明确告诉他们：当年从上海动员大批青年到新疆，是完全正确的；有人说当时是受欺骗去的，是个"大冤案"，并因此提出回上海的要求，这种说法是错误的，回上海的要求也是不合理的。并希望青年从国家全局出发考虑问题，不要随波逐流。青年还被告知：上海现有1100万人口，其中市区600万，每平方公里的人口平均密度为3?8万人，比纽约还高一倍。如果上海支援边疆、支援内地的100万人都回去，将给上海造成很大困难，给边疆和内地造成很大损失。如果盲目增加城市职工人数，超过农业的负担能力，就要受到经济规律的惩罚。我们在历史上有过深刻的教训，必须记取。
总之，上海青年认为解决自己的困难只有返城，而政府则认为这样做只会引起一连串消极后果，对青年的返城要求当然难以接受。
请愿团返回新疆不久，农场领导就宣布"上青联"是非法组织，勒令立即解散；并要求今后不准再进行串联活动，否则由此产生的后果由上海青年负责。上访团代表也受到压力。于是第一次上访宣告失败。
7月下旬，上海知青又发起第二次上京请愿活动。在这以前，被勒令解散的"上青联"不仅恢复了活动，且有新的发展。"上青联"的组织原则规定：遵守宪法、法律，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服从总部决定，统一行动；实行民主决议，少数服从多数；"上青联"委员由各单位民主推选；全体委员必须有豁出去的大无畏精神，勇于自我牺牲，等等。设在阿克苏的"上青联"总部发出通知，为配合上访团，要求各团场、各连，就本单位领导对上访团及有关人员是否有进行迫害的情况，以及本单位土政策至今未改的具体情况写信拍电报给上访团，速告中央。
新组建的上访团人数超过上一次，由8个团场的73人组成。上访团起程前，代表纷纷表态："不达目的不罢休。"还有人表示："没有其他特长，有颗心"，"能力差，决心大"。所有代表均由知青们推选出来，其中不少人是克服家庭阻力后受任的。这次活动募捐了两万元。
7月19-22日，上访团代表先后到达乌鲁木齐市。他们在红山商场、火车站等闹市区组织演讲。演讲场地用1米宽、30米长的白布围成圆圈，布上签有一万多名上海青年的名字。7月21日，他们扛着"第二次赴京上访团"大旗，肩披"走、走、走，坚决走"等白布标语，列队上街游行、讲演，还打着十面颜色不同的旗子，上书"为知青铺路"等口号。一幅27米长的"万民摺"则书写着"热血不为亏损洒，壮年回沪献四化"。这次行动来势凶猛，时值7月末，距十一国庆节不过两个月。因为担心上访团到京会产生不良后果，有关做好劝阻工作，说服他们不要到北京上访的指示已经下达。但代表不听劝阻，执意上京，部分代表已登上开往北京的火车。在这种情况下，留在乌鲁木齐市的上访代表被强行收容。已经出发的代表以后也陆续在西安、南京、上海等地被截获，并送回新疆，最后由各人所在的团场派人到乌鲁木齐市领回。至此，第二次上访中途搁浅。这以后，阿克苏等地区上海青年又两次组织上访，但代表们均未能跨出新疆一步。
第93节：四一波三折的新疆农场知青返城风(3)
(二)风波又起
自1979年初阿克苏知青刮起返城风到同年秋，已有成千上万的知青以"病退"、"顶替"、"照顾老弱病残"等理由，通过组织正式办理调转手续，陆续离新返沪。据阿克苏农垦局9月份统计，垦区原有上海知青2?6万多人，上半年办理回沪手续的6000余人，正在办理回沪手续的5000余人，其中持上海发来商调函的就有3000多人。新疆其他各地区农场也有大批上海知青返城。有条件返沪的人自然兴高采烈，但对剩下的人来讲，在心理上却形成更强烈的冲击。所以，尽管农场知青人数减少，返城的呼声却一浪高过一浪。
为了平息上海青年闹事风波，中央有关部门和新疆各级政府尽了很大努力。早在1979年2月4日阿克苏上海青年开始集会时，自治区党委即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5月，以国家农垦总局副局长王孟闲为组长的工作组到阿克苏垦区进行调查。上海知青第一次上访到北京，国家农垦总局十分重视，做了大量工作。7月份又派出以副局长刘济民带领的调查组。阿克苏地区党委也花费很大精力处理这一问题，组织工作组分赴各团场听取意见，召开座谈会，进行说服教育。对到阿克苏的上访知青，每次必见。对知青和其他农场职工、家属中存在的问题(如探亲问题、烤火费问题、房建问题、物价补贴问题)等也在着手解决；同时，投资七百多万元筹建塔里木大桥，以解决交通问题。但各级领导机关对知青闹返城的态度是一致的：知青支边的方向完全正确；"上青联"是非法组织，应立即解散；以回沪为目的的要求是无理的，为此所举行的罢工、怠工、串联、集会等活动都是错误的，必须立即停止。由于双方观点差距太大，政府机关的这些工作收效甚微。
1979年底，阿克苏局势又趋紧张。骚动波及垦区几乎全部团场、工厂，规模越来越大，声势越造越凶。知青有组织地进行静坐、示威、罢工。全垦区发生罢工21次，罢工事件由最初的个别团场、连队蔓延到多数团场、连队。1979年全国知青如火如荼的返城浪潮对上海知青的心理产生强烈刺激。他们看到：云南等地农场知青闹得凶，走得最多。本区内北疆阿勒泰的北京、天津青年闹得凶，问题解决得好；所以尽管多次受挫，返城的劲头丝毫不减。12月19日，十团500多人集会，举行"回沪誓师大会"，大人的口号是"和亲人团圆"，小孩的口号是"要外婆"，"要奶奶"。要求病退、困退的知青越来越多，有的团场知青聚众抢了团部卫生队公章，擅自给自己的病历盖了章，以便使上海方面同意接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