缺少爱情基础，通常是这类婚姻的致命伤。女知识青年牺牲了自己的爱情和应有的尊严，换取一张进城的门票。有的女知青为了返城，违心地与城市下来的招工人员达成协约：与后者建立恋爱关系，条件是后者利用手中的招工指标，在短期内将她调回城市李育麟：《酒》，《知青档案》，四川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566页……然而举凡"降格"寻找下乡知青为妻的城镇职工，以在城里择偶难者为多。难点所在，或因相貌丑陋，或因工作不理想，或因家境贫寒，或因身体残疾。发生过这样一件悲喜剧：某女知青经"月老"牵头，嫁给了城里一工伤致残的工人。厂方经多方努力，将她的户口、粮食关系办回了城市。厂方成全了这桩婚事，又卸去了对致残者长年照顾的责任；男方以残缺之躯，终圆"洞房花烛"之梦；女方则实现了返城的夙愿。有关三方各有所得，皆大欢喜。但唯一缺少的恰恰是作为婚姻基础的爱情《风潮荡落（1955-1979）--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史》，海天出版社1993年版，第252页……在特殊的社会条件下，婚姻的本质受到最粗暴的蹂躏，它不再是伊甸园中青年男女纯真爱情的升华，却蜕变为赤裸裸的利益交换的手段，由此埋下数不清的苦果。
某上海女知青相貌俊俏，插队落户时在当地被称为"一枝花"。父母爱女心切，为她在城里找了个工人当对象。她在返城无路的背景下与之完婚。男方文化低，个子矮而胖，绰号"小皮球"。婚后不久，"一枝花"就想离婚，但男方积极为她的调动奔走，复经父母劝说，婚姻得以维持。等回到上海，有了孩子，两人真正共同生活在一起，女方感到与丈夫实在没有感情，又提出离婚。男方认为经过百般努力，家庭终归破裂，活着没有意思，坚持离婚时儿子判归自己，否则与儿子一起去死。女方自酌年龄不轻，也不肯放弃孩子，双方相持不下，孩子夹在中间备受痛苦《一天的奇迹》，《中国妇女》，1991年12期……这都是无感情婚姻所酿成的苦果，不得不由三个人来吞咽分享。类似这样的悲剧，在当年是不少的。
知识青年与农民的结合在全部婚姻中涉及面最广，酿成的苦果也最多。这种婚姻类型又包括男知青娶女农民，女知青嫁男农民两种形式。一些资料显示，女知青嫁给农民的人数明显超过了男知青娶女农民的人数参考河北省保定地区知青办：《已婚知青住房情况》，该地区与农民结婚的2042名知青中，属男知青与女农民结婚的有658人(占32?2％)，属女知青与男农民结婚的有1384人(67?8％)。另据黑龙江省知青办《上山下乡简报》1979年第1期：呼兰县与农民结婚的290名知青中，属男知青与女农民结婚的有98人(33?8％)，属女知青与男农民结婚的有192人(66?2％)……因此，考察女知青嫁农民的现象，应作为透视知识青年婚姻问题的一个重点。
第33节：三婚姻的类型(2)
女知青嫁农民，本来是知青多种婚姻中的一种形式，然而在连婚姻也被高度政治化的"文革"年代里，唯独这种形式被舆论工具赋予了重要的社会意义。这种举动被吹捧为"扎根农村"、"彻底决裂旧传统观念"、"敢于反潮流"的具体表现，缩小"三大差别"的"实际行动"。如果穷原竟委的话，这种做法在50年代末已见端倪。1957年，天津市女7中高中毕业生王培珍到河北省静海县团泊洼赵连庄农业社当了农民，两年后与当地青年农民恋爱结婚。她的举动受到种种非议，有的人嘲讽她是"傻子"。对于这种压力，她毫不介意，并在日记中表示：心甘情愿做一个对人民有利、对国家有利的"大傻子"《知识青年的革命道路--奋战在农业战线上的知识青年》，中国青年出版社1964年版……王培珍显然认为自己的婚事具有重大政治意义，这种精神支柱使她面对舆论的压力处之泰然。70年代对白启娴事迹大张旗鼓的报道，在更大程度上使女知青嫁农民一时成为时髦。白启娴扬名后，地位陡然变化，先由地委书记介绍入了党，继而被增补为第四届全国人大代表，擢为河北省知青办副主任，地区文教办副主任，公社党委副书记。在很短的时间内，她收到了全国各地两三千封热情洋溢的来信，各行各业的人们表示了对她的鼓励、支持，许多知识青年决心以她为榜样像"文革"中昙花一现的许多英雄、典范一样，白启娴的归宿是可悲的。"文革"结束后，她的事迹失去了宣传价值，诸多官职被免去，调到沧州师范专科学校教务处任副主任。1982年11月煤气中毒致死，年仅39岁……
与此同时，一批白启娴式的女知青在各地脱颖而出。湖北树立了"敢于破除旧传统观念"的喻利华。喻是武汉市知青，1969年12月到洪湖县插队落户，与贫农青年相爱，面对人前背后的闲话与嘲笑，据说她从毛主席《青年运动的方向》中汲取了与农民结合的精神力量，并勇敢地迈出了与贫农结婚的一步《湖北日报》，1974年2月11日……辽宁则宣传了"决裂旧观念，青春献人民"的刘秀兰。刘于沈阳市第9中学高中毕业后到苏家屯区插队，1969年与一农民结婚。从年龄上推测，她结婚时至多不过22岁，在知青中当属早婚之列《沈阳日报》，1974年3月19日……浙江推出了徐春娟。她是金华市3中的68届毕业生，下乡后推荐上大学不去，决心扎根农村，最后嫁给了农民《浙江日报》，1974年3月19日……湖南表彰了张国清。张是1963年高中毕业后下乡插队的老知青，四年后与一贫农结婚，随即发展入党。"文革"中擢升省妇联副主任《人民日报》，1974年3月20日……一时间风云际会的这类典型还有杭州女知青缪惠敏，青岛女知青李春梅、王金华，上海女知青郭惠、万宁林等等，不一而足《浙江日报》，1974年5月6日；《青岛日报》，1974年3月17日；《吉林日报》，1974年12月21日；《解放日报》，1975年1月27日……
关于与农民结婚的理由，当时的舆论工具杜撰出种种冠冕堂皇的说法来。白启娴认为"这对于缩小三大差别、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反修、防修，都具有很重要的意义"。徐春娟把它提到"走什么道路"的政治高度来认识，认为；找个什么样的对象，不单单是个恋爱婚姻问题，而是关系到自己走什么道路的问题，如果把家安在城里，将来三天两头往城里跑，就会动摇扎根农村的决心。还有的女知青着重强调了毛泽东关于知识青年应与农民"相结合"思想的指导意义。当年风行全中国的毛泽东语录："尽管他们(指农民)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成为一些女知青嫁给农民的理论依据作为当时最时兴的理论，最初是由白启娴在那封著名的申诉信中加以征引的，以后便辗转传布，参见《沈阳日报》1974年3月19日刘秀兰的文章《谈谈我为什么和农民结婚》……毋庸讳言，女知青嫁农民的举动之所以被一再夸大、拔高、渲染，首先是与"文革"期间对知识分子的歧视、丑化、贬低乃至打击的做法联系在一起的。上述说教的共同特点，是用某种政治上的需要给这类婚姻镀上一个夺目的光环，换言之，结婚只是为了完成某种政治目的，而恰恰应该当作婚姻主弦的爱情反而被略而不提。
尽管宣传调门一再拔高，知识青年们却几乎无不知晓："结了婚要一辈子当农民"，"也别想再选调了"《南方日报》，1975年7月10日；《人民日报》，1975年1月28日……与农民结合，意味着将终生厮守脚下那一方土地，意味着完全割断与城市生活藕断丝连的联系，一切关于前途的憧憬，以及对招工、招生、返城的企盼也将随之化为齑粉。既然如此，为什么仍有为数不少的女知青走上了这条前景并不光明的道路呢?确乎有少数知青(如上举知青典型)，她们与农民的结合不是被动的，除了真心实意地把这视为革命的"洗礼"外，也不排除彼此感情契合的因素。不管怎么说，农民的本质是淳朴、善良的，对于处在困境中的下乡知青，许多农民给予过各种形式的宝贵帮助。有的知青在极端沮丧之余，从农村青年的热情关心帮助中体察到世间温情，进而产生爱慕之情，是很自然的关于这方面的报道可参考毛弟：《苦涩的恋情》，《辉煌的青春梦》，湖南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塔琳：《她依恋阿拉坦合力》；周兴国：《他说，他不是鹰，是风筝》，《草原启示录》，中国工人出版社1991年版……
第34节：三婚姻的类型(3)
但就多数知青来说，她们走上这条道路是出自被动的选择。究其原因，首先是女知青难堪农村艰苦劳作的重负。著名影星刘晓庆当年曾在贫困的四川宣汉县当过知青，她回忆说：
我每天在幻想与破灭之间挣扎，我第一次渴望着"爱情"：如果有这么一个小伙子，他能够每天来帮助我挖地，只要坚持八个月，我就一定嫁给他。《我的路》，《文汇月刊》，1983年6期。
刘晓庆企盼的小伙子终究没有出现，现在来看未尝不是一件幸事，但当年确有不少女知青，正是在这种心态下走上了一条陌生的人生道路。男知青有强健的体格，较强的群体意识，与艰苦环境抗争的能力，在这些方面，女知青都逊色一筹。一些地方知青集体户的破裂直接强化了女知青的困境，处在孤立无援的境地，更需要别人的爱抚、友情、关心、帮助。尤其是当下乡初的热情冷却，幻想破灭，她们很容易为农村青年的慷慨帮助所打动，成为婚姻的俘虏许惠英：《18岁的幻灭》；林小仲：《"女俘"》，《草原启示录》，中国工人出版社1991年版……农村女孩子出嫁早，长期在地里与男劳力一样干活的往往就剩下一帮女知青，当她们结婚后，起码免去了农田的沉重劳作。用农民的朴素语言来表达："过门当了媳妇，用不着沉锤大镢地下坡干活了，安安稳稳地在家过日子。"《青岛日报》，1974年4月17日。这算是付出沉重代价后的一点补偿。
促使女知青走上这条道路的另一个原因是"血统论"的压力。最早一批与农民结婚的女青年，很多是对前途丧失信心的所谓"黑五类"(地、富、反、坏、右分子)和"走资派"的子女。不少知识青年因家庭出身问题受到百般歧视。"出身不由己，配偶可选择"，在广阔天地里，他们毅然选择贫农子女为配偶，以期改换门庭文质：《和农民结婚的知青们》，《传记文学》，1991年1期……
"文革"十年间，封建的"血统论"不仅在城市中跋扈恣肆，同样扫荡于乡间。农村物质生活的贫困、文化教育的落后，社会环境的闭塞，以及千百年小农经济基础酿造出的等级意识和狭隘、愚黯的社会心理，都为"血统论"的飞扬提供了适宜的条件。"文化大革命"初，在湖南道县、北京平谷县农村发生的对"五类分子"的大屠杀，殃及子孙，乃至襁褓中的婴孩，便是这种劣根性发作时最令人触目惊心的一幕。在几十年里，农村的阶级成分始终具有世袭的性质：贫农的子女就是贫农，地富的子女就是地富，清浊分明，不容混淆。与此同时，农村又是一个父权观念牢不可破的社会，社会关系一向依男性血胤扩展延伸，并为判断每个人出身的高低贵贱提供了基本的依据。在家庭成分依男性家长而定的传统面前，没有哪个贫农家女儿会傻到嫁给地富家的儿子，因为这会玷污自己的清白，甚至沦为政治上的贱民，但地富家的女儿却可攀援贫下中农的儿子，这种结合通常不会有损后者的良好成分，却能使前者的社会地位大为改观。无论如何，她的子女将继承丈夫的好成分，她的出身耻辱也会因此而淡化。明乎此，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家庭出身有"污点"的女知青在选调无望的情况下要与农民结婚，并且无一例外地要选择贫下中农家庭的青年了。
一些地方蔓延的对下乡女青年进行诱婚、逼婚的风气，也促使她们沦为畸形婚姻的俘虏。"文革"中的上山下乡运动，是在"接受再教育"的口号下大张旗鼓进行的。"接受再教育"，就应该与贫下中农"相结合"，也就是要和农民结婚，一些农村基层干部和青年就是这样发挥他们的理解力的。丘引《圣妓》(下放知青的感情悲剧)一文中回忆：1968年9月10日，北京某中学30个18岁的女学生在内蒙古乌兰察布盟一个村子落户。4个月后，旗委书记参加一个女知青与当地农民的婚礼时，热情地宣布：知青与农民结合，表明了知青听毛主席的话，扎根农村的决心，旗委支持这一新生事物。半年后，这30个北京姑娘中有10人嫁给了农民。
有些偏远地区的农村基层干部，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也有他们实用主义的解释。内蒙古哲盟("文革"中划归吉林省)科左中旗西伯花公社的大队干部，当得知北京知青来到时便兴高采烈地奔走相告说："毛主席给我们送大姑娘来了，知道我们这个地方缺姑娘的苦处，没有毛主席送来的大姑娘，我们就结不了婚。"说着说着就喊起"毛主席万岁"来了。像这样愚昧无知的干部当然是极少数，与此相比，对女知青进行逼婚的问题要严重得多，普遍得多。哲盟巨流河公社兴隆地大队集体户的9名北京女知青，在队长的诱逼下，两年时间就有8名结婚出户。奈曼旗东明大队某女知青因拒婚被逼得没饭吃，一度跑回家去，归队后照样不给口粮，最后只好与人同居。开鲁县大榆树公社某大队党支部书记利用职权诱逼了3名女知青在当地结婚，其中一个给自己做了儿媳妇。以上事件是1971年北京市革委会下乡知识青年工作学习团走访哲盟北京下乡知青点时了解到的吉林省知青办：《关于北京市委来我省检查北京知青》……在全国同类事件中无异于九牛二毛。上山下乡运动初期，大批知青下到农村社队后没有房住，只好分散插住到农户家中，也助长了诱婚、逼婚的现象。1970年5月12日中发26号文件及1973年中发30号文件这两个有关知青政策的纲领性文件中均强调了严禁对女青年诱婚、逼婚，恰恰说明这种现象屡禁不止，且带有普遍性。
第35节：三婚姻的类型(4)
农村青年通常认为娶知青是很合算的。"文革"时期的广大乡村，传统的婚姻习俗照旧流行，男方娶妻要付出一大笔彩礼，还要举办婚礼筵席。陕北农民娶妻少说要花千八百元，二三百斤粮食；山西一些地方娶妻用斤称，身体越重彩礼越多，双眼皮的体重一斤合20元，一个媳妇的彩礼(实即买卖婚姻的身价)需一两千元，这对日工值仅几角几分的农民来说，不啻是个天文数字。娶女知青则无须付彩礼《青岛日报》，1974年3月17日；《浙江日报》，1974年5月6日；《辽宁日报》，1974年11月10日……不仅节省了一大笔开支，还可因娶到城市的姑娘而炫耀乡里，难怪会被乡邻们视作"好福气"《回首黄土地》，沈阳出版社1992年版，第66页……
对于女知青嫁农民这种现象应如何估价？这究竟是历史的进步还是倒退？答案一目了然，本来无须多费笔墨，但是有鉴于直到今天仍有人为其大唱赞歌杜鸿林著：《风潮荡落（1955-1979）--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史》（海天出版社1993年版）指出："诸如白启娴这样的婚姻选择其社会价值是应予肯定的。""这少数人是知青大军中的勇敢者。"并反问说："当今，又有多少城市知识青年敢于同贫困落后地区的农民结婚，在那儿成家立业呢?"(第199页)作者在列举了若干与农民结婚并一直生活美满的例子后又指出："这样的美好婚姻多不胜收，不管时代怎样变幻，都应将赞歌献给她(他)"，因为她(他)们在缩小工农差别、城乡差别方面做出了贡献(第210页)。，在这里做一个简短的评论就显得必要了。
笔者认为，女知青嫁农民，作为"文革"的特殊背景和上山下乡运动具体场合下出现的畸形婚姻，从整体来看，无疑是不值得肯定的。
首先，这种婚姻始终笼罩在"左"的理论之下。女知青嫁农民曾被吹嘘为是"与传统观念彻底决裂"、"扎根农村干革命"、"缩小三大差别"、甚至与邓小平的所谓"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对着干"的具体行动。事实上，在成千上万白启娴们的婚姻中，得到阐扬的是极左理论的教条，酿成的却往往是女知青终生的懊悔。
其次，这种婚姻的缔结多数缺乏感情基础，或者是为了实现某个政治目的，或者是迫于外界的某种压力，因坎坷经历或特殊背景，女知青与农民逐渐产生恋情并结婚的只是少数。婚姻双方在文化水平、生活习惯、价值观念、家庭背景、兴趣爱好、社会经历等方面的差距却是很明显的。那么，主要是一种什么动机促使女知青超越这重重障碍的呢?人们不会忘记80年代中叶闻名全国的"遇罗锦离婚案"。无论遇罗锦后来的行为怎样，她的婚姻悲剧毕竟是一个历史的影子。她在谈到嫁给第一个丈夫(是位农民)的动机时说：虽然自己是"右派"的女儿，"现行反革命"(指遇罗克，《出身论》的作者，1968年被杀害，"文革"后平反)的妹妹，可还得活着。活下去毕竟是人生的第一欲望。同遇罗锦一样，许多女知青做出这种婚姻选择时，实际上只是为了"活着"，为了在困难环境下继续生存下去。在这种动机驱使下，得到的只能是婚姻的躯壳，失去的却是它的真谛。
在人类社会里，婚姻从不仅仅是涉及男女双方的私事，而是一种社会性行为，因此，始终要受到特定时代和具体社会条件的制约。在封建专制主义的淫威下，弱肉强食的法则横行，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常遭风雨摧凌的厄运，这种摧凌，与对个性的压抑，对人权的践踏是相辅而相成的。青年人的婚姻自由被不可抗的外力压缩到很小的程度。
恩格斯说过，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人们的恋爱在许多情况下受到了限制。婚姻成了买卖或金钱的交易。女子不能自主地寻觅知音。她们经常不得不压抑自己爱的激情。所以，解放人的爱就成了革命的事业。他在指出这种历史前景时写道：
因此，结婚的充分自由，只有在消灭了资本主义生产和它所造成的财产关系，从而把今日对选择配偶还有巨大影响的一切派生的经济考虑消除之后，才能普遍实现。到那时候，除了相互的爱慕以外，就再也不会有别的动机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95页。
在这里，恩格斯正确指出了婚姻自由与社会发展间千丝万缕的联系，指出了理想的婚姻就是除了男女双方的情爱外不应再掺杂有其他动机，而实现这一理想的基本前提则是人们在社会关系上的平等。他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又曾精辟指出："只有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才是合乎道德的。"人们不禁要问：在女知青与农民的婚姻中，以爱情为基础的究竟有多少？当女知青在各种非感情因素的作用下做出抉择时，是否合乎道德?显然，毫无爱情的婚姻终究是不道德的，只是造成这种不道德的责任不应简单归咎于知青或者他们的农民配偶。这种反常现象毕竟是"文化大革命"特殊背景下的产物。
第36节：四已婚知青的窘境(1)
四已婚知青的窘境
一旦知青在农村安家落户，各种新的困难便接踵而至。有些困难是他们所共有的，有些则因人而异。
首当其冲的问题，在农村结婚的青年经常受到来自各方面的歧视。不少农村干部把插队知青看成是生产队的"包袱"，当知青在农村结婚成家后，往往顺势将他们划出"知识青年"的圈外。有的农村干部认为，招工去不了、升学没人要、过筛子剩下一些没出息的人，才在农村结婚。"没出息"、"傻瓜"是习见的说法。由于城乡之间、工农之间无所不在的巨大差别，由于千百年来"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一类观念深入人心，很多农民对自己的处境产生自怨自艾的心理，进而对那些落入到他们群体中的知识青年也轻视、看不起，甚至认为这些人是："把根子扎到石头缝里了"吉林省知青办：《关于已婚知识青年问题的调查报告》……在人多地少的农村，知青的"扎根"使村民的户籍上永久地增添了额外人口，更不是一件受欢迎的事情。
与农民结婚的知青还受到特殊的压力。几乎所有的父母对子女违背自己的意愿在农村"扎根"都不会淡然处之，断绝经济资助，以中断家庭关系相要挟，将子女长期扣留在家中，是常见的压力手段《青岛日报》，1974年3月17日；《沈阳日报》，1974年3月19日；《吉林日报》，1974年12月21日；《解放日报》，1975年1月27日……已婚青年回城探亲，有时也遭到来自亲友、邻居、老同学们的冷嘲热讽，甚至连他们的孩子也受到歧视。在各种有形无形的压力下，许多已婚青年觉得"低人一等"。
虽然报纸上关于已婚知青在农村"大有作为"的报道连篇累牍，实际状况却大谬不然。辽宁省海城县到1974年已接受了4?8万知青，其中有些人在农村安了家，-位已婚知青曾给县委反映说：队里干部把已婚青年不再当下乡知识青年看待，青年点的理论学习、政治活动等都不叫参加，生产和生活上也不大过问了；有的队干部认为，下乡知青结婚以后，人离开了青年点，就不用管了《人民日报》，1974年11月23日……长春市郊区的7个社(或镇)、40个大队中，除1个社(镇)、6个大队对已婚知青做了一些工作外，其余6个社(镇)、34个大队，基本上处于"不管"状态。1976年调查时发现：在559名已婚青年中，竟有310人不参加学习；在117名团员中，有12名脱团；结婚前有35人被选进领导班子，婚后留在班子里的只剩26人吉林省知青办：《关于已婚知识青年问题的调查报告》……已婚知青工作处在基本上无人过问的状态。
然而，若与生活中遇到的各种难题相比，已婚知青在政治上受到歧视，待遇上受到冷落就显得无足轻重了。对于已婚知青的疾苦，一些地方的基层领导往往听之任之，使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虽然中央的知青主管部门一再要求各地抓紧知青住房尤其是已婚知青住房的建设，成果却很难令人满意。据1976年底的统计，在全国插队知青中，没有建房的有95万人。已婚青年住房困难更大。江苏、安徽、四川、吉林四省调查表明，已婚的22万知识青年里，没有建房的达10万人之多省、市、自治区知青办负责人座谈会《简报》(1)1977年12月21日……
在已婚知青中，由于婚姻类型不同，住房困难程度也有轻重缓急，大体分为三种情况：第一种，知识青年与知识青年结婚的，双方无积蓄，住房困难最大；第二种，男知青与当地女青年结婚的，困难要比上者小一些；第三种，女知青与当地男青年结婚的，住房困难通常更小，但有些与女知青结婚的农村青年，是弟兄多、找对象困难的户，婚后一分家往往没有房子住。
1978年5月河北省保定地区知青办上报的《已婚知青住房情况》(数字截止于1977年底)，为了解上山下乡运动以来农村插队已婚知青住房紧张的程度提供了有益的参考。报告称：全区已婚知青共计2685人，2501户(按双知青结婚的为一户，与农民、职工等人员结婚的为一户计算)，住房4663间。其中：
自建房499户1215间知青点建房5户12间知青旧房137户227间租房57户96间借房1165户1164间祖业房638户1399间上述资料表明，该地区1222户(占总数的48?9％)借房、租房的已婚知青都属于无房户。按照该地区知青办估计，要达到国家规定的标准尚需建房的有1888户4828间，包括新建房1351户3622间，扩建323户503间，改建房197户590间。为此除动用现存建房费94?6万元，尚差89万元。各地情况大同小异。
国家财政显然没有能力完全负担为知青建房的庞大开支。为此各地根据实际情况，分别采取了一些对策。吉林省制定了"依靠个人积累、家庭资助、社队扶持、国家给予适当补助"的原则。就是说，解决已婚知识青年住房问题，首先要靠知识青年本人积蓄和家庭资助，国家不能采取全包下来的办法。对于个人有积蓄或家庭有资助能力的，社队出人力、运力予以扶持；对于个人无积蓄、家庭也无资助能力的，除社队扶持外，国家补助建房基本材料费(木材款)吉林省知青办：《关于解决下乡知识青年结婚住房困难问题的报告》……
第37节：四已婚知青的窘境(2)
辽宁省海城县《热情关怀已婚下乡知识青年的成长》的经验指出：已婚下乡知识青年，特别是男女双方都是知识青年，生活上最迫切要解决的是住房问题。该经验主张采取两个办法：1?将已经空闲的青年点房子腾出，优先分配给已婚知识青年居住；2?根据"自筹、群帮、公助"的原则，有计划地组织已婚下乡知识青年建房。尔后，各地又陆续推出一些内容大同小异的经验《安徽日报》，1977年6月16日；《新华日报》，1975年8月30日……
问题的关键，还是"群帮、公助"的原则难以落实。所谓"群帮"，即要求知青所在大队、生产队无偿地提供人力、物力、运力，属于"平调"、"摊派"性质，农民们对此态度消极是合乎情理的。普普通通的已婚知青，没有"知青样板"一类的招牌，若想得到"公助"，由县知青部门提供建房资助，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决定这种资助的，有时并不是申请者困难的程度，而是与有关部门干部私交的深浅，人情的厚薄。因此，真正落到实处的通常只有"自筹"。"自筹"的来源有两个，一个是知青自己的多年积累，一个是父母的资助。但各地已婚知青生活上多数不能自理拿素称富庶的"天府之国"四川省来说，1978年已婚知青达4?7万余人，生活普遍困难，约3?37万余人接受困难补助。参见四川省知青办《情况反映》1978年第25期，转引自《光荣与梦想--中国知青二十五年史》，成都出版社1992年版，第363页。，再指望他们"自筹"盖房资金又谈何容易?其结果，所谓"自筹"不过是被迫东挪西借、剜肉补疮，成为经济上的沉重负担。
吉林省知青部门《关于已婚知识青年问题的调查报告》称，长春市郊五社两镇490多户已婚知青中，由于盖房、买房等原因，有231户欠债。欠债总额5万余元，最多的一户达1千余元。一份关于黑龙江省呼兰县解决已婚下乡青年困难的简报提到：该县已婚知青多因盖房欠债。长岭公社已婚知青14人，共欠债5千余元，少者欠150元，多者达2千余元黑龙江省知青办：《上山下乡简报》1979年1期……以上只是类似反映中比较典型的两个例子。因建房、修房举债的，以双知青户为多。他们既乏知青集体户的支持，又因没有当地亲族关系的维系，得不到农民的热情帮助。他们虽然经过农村劳动锻炼，但与农村青年比，无论在体力、农活技术上都不免逊色。在经营家庭副业、自留地、菜园等方面，更不能与后者相提并论。所以，在生活中用度有裕者少，入不敷出者多。
在已婚青年中，女性占大多数，一般而言，她们付出的代价最沉重，命运也最值得同情。为了塑造这一类女青年光彩夺目的形象，宣传喉舌在不同的年代树立过邢燕子、侯隽、张国清、白启娴等等女知青的典范。但这类样板的宣传意义远远大于实际的社会意义，关于她们结婚后如何如何有"作为"的报道，与其说是数十万已婚女知青生活的缩影，毋宁说是对后者普遍的"无所作为"的一种嘲弄。对于成千上万普通女知青而言，在农村结婚，并不会成为一条可资炫耀的政治资本，不过是彻头彻尾农民化的开始。在农村青年眼里，娶女知青除了不必付出大笔彩礼外，与当地人的婚姻并没有大的差别。婚后的女知青"入乡随俗"，通常不会在家庭里享受到优于农妇的"特权"。承担家务、孝敬公婆、服侍男人、生儿育女，是她们天经地义的义务参见白描：《苍凉青春》，工人出版社1988年版，书中如实记述了五名与农民结婚的北京女知青的经历……此外，还要种自留地，养猪、喂鸡，从事家庭副业，"起早贪黑地干"《人民日报》，1975年12月23日……这种处境曾令大多数未婚知青望而生畏，也是他们矢志不在农村"扎根"的原因所在。1973年，一位平日表现积极的先进女知青在谈到"扎根"问题时就开诚布公地说：
在农村结婚，抱孩子，围锅台，有啥意思，贡献太小了。去年走了一个女生去结婚，生了一个孩子，啥劳动也不能干，家庭还不和……我们也生她的气，恨她太窝囊了，谁叫她去结婚的。一想到这些，有些女生就闷着，也有的顶烦；一天天过去，咋办?再过几年，不扎根也得扎根，反正就那样"混"吧。说真的，扎根问题，很多人都没有解决。国务院知青办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学习调查组：《一个下乡女青年谈扎根思想》，1973年5月。
这位女知青的想法是很有代表性的。她们不愿在农村结婚，终生去扮演农妇的角色，然而她们的力量毕竟太单弱了，似乎无力改变这种命运，只能无可奈何地眼瞅着那个日子一天天临近。
为了打消这些青年的顾虑，著名知青典型侯隽写过一篇文章《坚持乡村就是胜利--和下乡女知青谈谈扎根农村的问题》，发表在1974年4月17日《吉林日报》上。她在文章中大发宏论称：
第38节：四已婚知青的窘境(3)
在社会主义的历史条件下，还存在着"三大差别"，这差别，要靠我们去缩小，要靠我们去消灭。要都想离开农村，共产主义咋实现呢?说因为不愿当一名农村家庭妇女，而不愿在农村干一辈子，其根源不在于不愿当农村家庭妇女，而根本问题是有没有在农村扎根一辈子的思想，有没有彻底决裂旧观念、坚决走与工农相结合道路的决心。
按照她的夸夸其谈，每一位女知识青年都应该心甘情愿地成为"农村家庭妇女"，因为这是"彻底决裂旧观念"的具体表现，缩小"三大差别"的实际行动，而且关系到共产主义能否实现的大目标。事实上，单凭这种将婚姻政治化的说教是无法掩饰问题的真相的，因此也就无助于打消女知青们的疑虑。农村妇女与城市妇女在家庭生活乃至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的显著差距，是城乡差别、工农差别的一个侧面。它深深植根于现实社会中不同的经济、文化基础上。这种差别，只有在大力发展农村的经济建设、文化建设，变革其落后社会关系和陈旧传统观念的过程中，才可能逐步弥合，而绝不是借着一些力量单弱的城市女子与青年农民的结合所能缩小的。大量事实证明：女知青成为农村家庭妇女后，不但没有在改变当地落后面貌方面有所作为，反而为"大有作为"之类的宣传付出了青春和爱情的沉重代价。70年代末，面临知青"返城风"的猛烈冲击，这类婚姻鲜有完好如初者，多数以破裂告终，正应了"覆巢之下安有完卵"的古话。
政治冤案
第39节：一"一打三反"运动中的冤案(1)
第十一章
政治冤案
"文化大革命"中，极左路线猖獗，法制受到践踏，封建专制主义肆虐无忌，冤狱遍及国中。下乡知识青年，处在社会的基层，也难逃其殃。不少知识青年，无辜蒙冤，身陷囹圄；更甚者，因反对极左路线倒行逆施而被处以死刑。关于历史中这最沉重的一页，应从"文革"初的"一打三反"运动追溯。
一"一打三反"运动中的冤案
1970年1月3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认为当时的国际和国内形势是："苏修正在加紧勾结美帝，阴谋对我国发动侵略战争；国内的反革命分子也乘机蠢动，遥相呼应，这是当前阶级斗争中值得注意的新动向。"因此，要求全党："放手发动群众，打一场人民战争，掀起一个大检举、大揭发、大批判、大清理的高潮。"2月5日，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指示》和《关于反对铺张浪费的通知》。根据上述指示和通知，在全国开展的"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铺张浪费"的活动，简称："一打三反"。
这场运动的重点是"打击现行反革命分子"。据统计，1970年2-11月的短短10个月间，全国共抓捕了"反革命分子"等28?48万名《中国国情总览》，山西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249页……按照运动的要求，在对"现行反革命分子"坚决镇压时，要大张旗鼓地进行宣传、动员，杀、判之前要交给群众讨论，要召开群众大会，公开宣判，立即执行。虽然也提出"要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但在错误的形势估计和极左路线的影响下，必然会制造出大量冤、假、错案。1970年8月20日，辽宁的张志新因反对林彪、"四人帮"，被以"现行反革命"罪名判处无期徒刑，后又遭杀害，是其中一个典型的案例。一些下乡知识青年，也在这场恐怖活动中遭到野蛮摧残和无情杀戮。
(一)遇罗克之死
遇罗克大概是"一打三反"运动中惨遭杀戮的第一位知识青年。1970年3月5日，北京工人体育场内座无虚席，举行10万人参加的公判大会。在一片高昂的口号声中，在10万人高举毛主席语录的红海洋里，19名犯人被推到主席台下听候宣判。其中包括遇罗克。所有男犯人都被剃光头，胸前挂着大牌子。所有宣判词的结语全是一句话："该犯罪大恶极，民愤极大，依法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在这个阴霾迷漫的日子里，遇罗克为了捍卫真理，壮烈地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年仅27岁。
出身的高压、苦难的逆境、历史的责任，把才华横溢的遇罗克的生命化成一团奔突的地火，促使他将批判之剑最先指向极左路线的权威人物。1966年1月，他完成了一篇约3000字的评论《从马克思的一封信想到的》，借题批判了当时报刊上赫赫一时的"姚文元的机械主义观点"，即姚反对吴晗的《海瑞》，认为历史上无所谓清官。为了驳斥姚文元的谬论，他还写了《从〈海瑞罢官〉谈到历史遗产继承》一文寄给《红旗》，却被悄无声息地退回。他不肯罢休，转寄给《文汇报》，于2月13日被摘要发表。后者居心叵测地加了《和机械论者进行斗争的时候到了》这样一个标题，将它作为工人和农民口诛笔伐的"反面教材"。遇罗克未曾畏惧，他在2月15日的日记中充满自信地写道：
天下之大，谁敢如我全盘否定姚文元呢?谁敢如我公开责备吴晗不进一步把海瑞写得更高大呢?……真理是在我这一边的，姚文元诸君只是跳梁小丑。
在日记中，遇罗克还尖锐批判了"文革"爆发前夕全中国急剧升温的现代造神运动。2月6日，他在嘲弄陈伯达一向鼓吹个人崇拜，"亦不可称为高明理论家"之余，反问道："人民的力量何在呢?"在5月3日的日记里他尖锐指出：共青团中央号召，对毛无限崇拜、无限信仰，把真理当成宗教。任何理论都有极限，所谓无限是毫无道理的详见遇罗锦：《乾坤特重我头轻--回忆我的哥哥遇罗克》，《花城》，1981年4期……遇罗克对封建主义在中国大陆病态发作所进行的批判是犀利的，他所进行的理论探索也是多方面的，代表作当然是那篇惊世骇俗之作--《出身论》。
封建"血统论"的可怕株连，不仅是遇罗克个人的梦魔，而且是一个带有普遍性的严重社会问题。他看到，1957年反右运动中，错划了大批右派，摧残了许多人才和家庭，并株连他们的子女。至于在农村，地、富家庭出身的男女青年，遭遇更加悲惨。他通过多次社会调查后发现：地富子女，在政治上不能进步、入团，在经济上不能同工同酬，在人格上低人一等，政治上一有风吹草动就成为批判对象。许多地富子弟，即便体魄健壮、相貌堂堂，也找不到对象，他们连恋爱结婚的权利都没有。地富子弟即使结婚，生下的孩子，也得戴着地富出身的帽子。"四类分子"的子女未尽，再加上"右派分子"的子女，一代复一代，株连的范围越来越广。
遇罗克在"1967年的总结"中这样写道：反动血统论如此猖獗，"是'社会主义'时期一个奇怪的现象。以中国之大，竟无一人大胆的抗议、强烈的控诉，实在是时代的耻辱"。"我知道与强大的传统势力宣战不会有好结果的。但我准备迎着风浪前进"宋文郁等：《他有了真正的金色衣裳--年轻的马克思主义战士遇罗克纪事》，《中国青年》，1980年8期……经过长期的酝酿和准备，他在1967年1月正式发表了那篇振聋发聩的力作《出身论》。
《出身论》通篇一万多字，立论严谨，事实充分，语言辛辣，文章阐述了两个大问题：一、社会影响大于家庭影响；二、重在表现。后一个大问题包括四个小题：1?出身和成分完全不同；2?出身和表现关系甚小；3?出身好坏和保险与否毫无关系；4?受害问题。文章尖锐指出，封建血统论之所以猖獗一时，有着深刻的思想根源和政治根源：
有些干部所以承认并且推行了这一套反动的政策，在理论上是无知的表现，他们分不清什么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论，什么是封建地主阶级的门第论；在认识上是暧昧的表现，他们分辨不出青年的哪些表现是本质的，哪些表现是表面的；在工作上是软弱无力的表现，他们不会给青年人提供表现政治思想的机会，他们不会做政治工作，以致把出身当工具，打击一些人，鼓励一些人，以推进工作；在政治上是热情衰退的表现，他们不愿做细致的调查研究，满足于用出身当框框；在革命意志上是怕字当头的表现，他们不敢提拔真正表现好的人，怕负责任。于是这些东西一起推波助澜，形成了在我们的社会制度下。在我们党的身边所绝对不能容忍的现象。
《出身论》一问世，立即在社会上引起巨大震动，牵动了千万人的心。它先后重印3次近10万份，每次都一抢而光。各省、市相继出现复制本，抄成大字报贴在街头的形式更为普遍。它是鞭挞封建"血统论"和专制主义的战斗檄文，在千万人心中引起强烈共鸣，因此也就受到极左路线代表者的残酷迫害。1967年4月14日，戚本禹在一次讲话中宣布："《出身论》是大毒草，它恶意歪曲党的阶级路线，挑动出身不好的青年向党进攻。"在强大的高压下，《中学文革报》被迫停刊。
1968年1月5日，遇罗克锒铛入狱，在监狱里备受折磨。连续不断的审问、戴背铐、关禁闭……都不能使他屈服和抛弃理想。他始终坚信《出身论》的观点是正确的。1970年，原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市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刑字第30号判决书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处他死刑，立即执行《乾坤特重我头轻--回忆我的哥哥遇罗克》，《花城》，1981年4期……
(二)"共产主义自修大学"案
"共产主义自修大学"(以下简称"共大")是由13名六六、六七届大、中学校毕业不久的学生(其中5名共青团员，3名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于1969年11月在银川成立的自学组织。他们最大的26岁，最小的只有21岁，平时就比较注意理论学习，在"共大"成立以前，有人就将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的心得笔记刻印出来，互相传阅。为了进一步交流学习体会，探讨理论问题，成立了"共大"。在"共大守则"中明确提出要"培养和造就一批真正地而不是形式地、踏实地而不是虚浮地、勇敢地而不是怯懦地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发展，有政治远见、具有独立的思想和工作能力，富于牺牲精神，探索并了解现代社会的运动规律，誓为世界上绝大多数人谋利益，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的坚强的革命战士"。由于成员不在一地，所以"守则"还规定，"共大"是以"刊物为中心，通过自修与交流讨论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学习"。这个组织成立后，自筹经费刻印过两期"学刊"，刊登了"社论"等6篇文章和3篇农村调查报告。
第40节：一"一打三反"运动中的冤案(2)
这些文章和一些书信，有对马列主义基本理论学习的体会，也有一些针对极左路线的批判言论。结果在1970年3月招来了一场震惊宁夏全区，涉及北京、湖南的大逮捕。
在具体办案过程中，办案人员是主观主义先入为主，案件没有审查清楚，就轻率地定性为"反革命"，并据此捕人，审讯，找材料；对"共大"的性质及成立的目的没有认真审查，对其成员所写的文章、书信没有认真分析，就断章取义，无限上纲；对其成员则片面强调家庭出身，根本没有作全面、历史的分析。在办案和审查过程中，当有人提出不同看法时，他们不但不认真听取，反而指责这些人"思想右倾"，"跟不上形势"。这样一个青年自学组织，竟被打成了"打着研究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旗号，进行旨在推翻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的一个反革命组织"，"有组织、有纲领、有计划、有策略、有言论、有行动的现行反革命集团"，"是一个十足的帝、修、反的别动队"。
原判的主要"罪证"，是所谓"共大"成员"反动文章和书信"。一些办案人员为了罗织"反革命"罪名，任意断章取义，牵强附会，无限上纲，将其中的正确观点，作为"反动言论"和定罪的依据。如吴述森在《迎接七十年代第二个春天》这篇"学刊"社论中写道："革命就是批判，包括精神的和物质的批判，揭露矛盾，正视斗争，批判现实中不合理的内容，在批判旧世界的基础上，开创一个崭新的社会。"竟然被判定为"阴谋以反革命的暴力推翻我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一条"罪行"。
这13位青年中的吴述森、鲁志立、吴述樟3人以"反革命罪"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陈通明被判处无期徒刑；徐兆平被判处15年徒刑；张维智被判处8年徒刑；张绍臣被判处3年徒刑；其余6人受到拘捕关押和在本单位隔离、批斗。其中22岁的女青年熊曼宜被逼含恨自杀《宁夏日报》，1978年8月7日；《人民日报》，1978年9月29日……
(三)陈卓然"二·一二反革命案"
陈卓然别名许卓然、陈巅，1968年自南京市八中高中毕业后赴江苏省洪泽县人河公社插队落户。家庭和个人的坎坷经历促使他的思想很快成熟起来。他与一同插队的好友苏小彬(苏晓兵)聚在一起时，经常交换对"文化大革命"和接受"再教育"的看法，对极左路线摧残文艺、迫害知识分子的种种行径强烈不满，为大批老干部遭受迫害鸣不平。
"文革"中的南京，作为"中华民国"时代的首都，成为抓阶级斗争、揪阶级敌人的重点地区。"四人帮"及其在江苏的代理人、追随者曾散布"潜伏在南京的敌人有几个师，反革命多如牛毛"的谬论。他们利用手中的权力乱捕乱押，搞法西斯式的审查方式，用棍棒和酷刑打出了许多"反革命"。他们把一些反对林彪、"四人帮"的志士诬为"反革命"，定罪判刑；把一些早已定案处理过的老账，翻出来重新加重处理；把一些无意损坏领袖像、错喊口号、错写字句的人无限上纲，定为"反革命"；甚至对精神病患者的胡言乱语追究刑事责任，作为"反革命"惩办；还有的无中生有，以莫须有的罪名判刑。浦镇车站某工人因为说了"毛主席红光满面，林彪骨瘦如柴"这样一句话，就被定为"反革命"，判刑五年。南京铁路建筑段某工人在一座土窑西侧工作，窑里冒烟，因为刮东风而弄得他满身烟灰，他说要刮西风就好了，于是被扣上与"东风压倒西风"的主席语录唱反调，判处管教三年。此类冤案，为数不少《人民日报》，1978年7月13日……冤狱频兴，使人们三缄其口，道路以目，勇敢者则忍无可忍，奋起抗争。
1970年2月12日《新华日报》头版重新发表"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语录，以及该报评论员文章《迎头痛击阶级敌人的进攻》，号召"掀起一个大检举、大揭发、大批判、大清理"的高潮。处在"黑云压城"的险恶形势下，陈卓然、苏小彬决心起来斗争。当天夜里，他们用剪刀剪下报纸上的字，拼合成六条标语，贴到南京市的主要街道上。标语的主要内容有："查金华烈士永垂不朽!""我们要真正的马列主义!""打倒林彪!""打倒江青！"等。查金华烈士是南京市"一打三反"运动中第一位殉难者，仅仅因为他组织了一个马列小组，用马列主义的观点对现行政策提出了一点怀疑，就被处以极刑。
标语的内容鲜明而激烈，犹如刺向如磐黑夜的利剑。它言人之欲言而不敢言，极富鼓动性，因此成为限期侦破的大案。3月6日，两人被捕。一个卑鄙的知情者为了保全自己告发了他们。
在4月28日公判大会上，陈、苏等人镇定自若，当陈卓然看到那个卖友求生的告密者时，愤怒斥责道："总有一天要跟你算账!"突然正义之声中断了，看守狠狠抽紧了勒在他脖子上的一根尼龙绳，这也是70年代的新刑具。大会宣布，陈卓然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苏小彬被判有期徒刑15年。同案受牵连的还有王茂雅(陈卓然女友)，陈美丽(陈卓然妹妹)，倪寒予等人。后来，王茂雅因精神失常而自杀身亡，苏小彬在劳改期间被机床弄瞎一只眼睛。
第41节：一"一打三反"运动中的冤案(3)
在"文化大革命"的无数冤狱中，陈卓然、苏小彬等人不是最早的罹难者，但他们对极左势力奋起斗争的勇气和斗争的鲜明政治性质，在一代知识青年中，是出类拔萃的。
(四)任毅《南京知青之歌》案
"一打三反"运动所锻造的政治冤案，并非都是事出有因，其中相当一部分，纯属无中生有，任意罗织。在这方面，《南京知青之歌》案是很有代表性的。
1969年，一首歌曲在江苏省江浦县一个南京知青的小茅屋里诞生。从此，它在知青中辗转流传，从寒冷的塞北草原到西南的热带雨林，从西北的戈壁沙碛到东海之滨的盐碱荒滩，哪里有知青栖息的足迹，哪里就可以听到这首歌的歌声。这就是曾在全国知识青年中普及最广的《南京知青之歌》。就歌曲本身来说，这当然是极大的幸运，但它带给作者的并不是鹊起的声誉，而是沉重的镣铐、无情的批斗、暗冷潮湿的牢房和死亡的阴影。
歌曲作者任毅(又名任安国)，南京市八中六六届高中毕业生，1968年12月到江浦县永宁公社插队落户。最初，知识青年们对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必要性深信不疑，每天起早贪黑地苦干。但是不久以后他们发现：农民并不欢迎知识青年的到来，后者的到来似乎给农村增加了新的负担。而且，几乎所有生产队在给知青盖房时都偷工减料。一般农户盖房都要七架梁，而给知青盖房时只用五架，剩下的用知青安置费购买的木料被队干部私分了。当时知青中流传起几句顺口溜以讽其事："几根木头梁，泥巴糊成墙，一把烂稻草，盖成大草房。"1969年夏收之际，任毅在门上贴了这样两段语录："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这是毛泽东在不同时间、场合说过的两句话。50年代他曾经主张，在将农民引导上社会主义道路时，应该加强对他们的思想教育。而当1968年数届高、初中毕业生壅滞城中无法就业时，他又发出要他们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号召。城市知识青年去接受被教育者的"再教育"，究竟意义何在?任毅用隐讳的方式表达了自己的疑问肖明：《访〈南京知青之歌〉作者任毅》，《海南纪实》，1989年7期……
随着上山下乡初那种狂热激情的消退，失望情绪在知青中蔓延。情绪低落的知青感到前途渺茫，用弹唱歌曲排遣心中的忧虑和思乡的情愫。1969年5月下旬，任毅在一首名叫《塔里木，我的第二故乡》的知青歌曲(此歌歌词为南京赴新疆支边的知识青年高世隆所作，根据《丰收农场之歌》的曲调谱成)基础上，重新填词，并对原曲做了较大幅度的修改，创作出一首表达知识青年思乡情绪的新歌《我的家乡》。全曲深沉、缓慢：
蓝蓝的天上白云在飞翔，美丽的扬子江畔是可爱的南京古城我的家乡，啊长虹般的大桥直插云霄横跨长江，威武的钟山虎踞在我的家乡。
辞别了妈妈再见了家乡，金色的学生时代已载入了青春的史册一去不复返，啊未来的道路多么艰难多么漫长，生活的脚步深浅在偏僻的异乡。
跟着太阳起伴着月亮归，沉重地修理地球是光荣而神圣的天职我的命运，啊用我们的双手绣红地球赤遍宇宙，憧憬的明天相信吧一定会到来。
任毅写这首歌时的心情是很沉重的，他当然不敢称之为《知青之歌》，因为其中并没有豪情壮志，也没有宏大的理想，它只是表达了一种缠绵的思乡情绪，一种美好生活失去后的无奈，表达了知识青年作为一种非工、非农、非军、非学的特殊阶层而产生的强烈失落感。这种情绪是绝对不允许公开流露的，当时只允许歌颂伟大领袖的丰功伟绩，只允许表达"东风吹、战鼓擂"的革命豪情，只允许为上山下乡运动高奏凯歌。任毅的创作一旦完成，当即被人拿去传抄。同年七八月份，江浦县以及苏北宝应县等地遇到特大洪水的侵袭，在自然灾害面前，有些知青返回城市，另外，部分知青因经济上不能自给也倒流回城。各地知青返城后，相互间往来接触的机会增多，因此出现了广泛传抄、学唱《我的家乡》的情况。尔后，知青又陆续返回农村，这首歌又在未回城的知青中进一步流传。在满耳皆是欢乐的虚假歌声中，唯有这支歌以一种忧郁的曲调倾诉出许多知青的衷肠。知青们唱它、传它，将它视作真正属于自己的歌曲而重新命名为《知青之歌》。
这年8月，苏联莫斯科广播电台的华语广播播放了这首歌，他们称之为《中国知识青年之歌》。当时正值中苏两国因边境争端和意识形态分歧而处于严重对立的非常时期，莫斯科广播电台频繁演唱这首歌，无异于将任毅推入绝境。一个月后，南京街头的大批判专栏开展对这首歌的口诛笔伐，它已被定性为"反动歌曲"，"说出了帝、修、反想说的话，唱出了帝、修、反想唱的声音"。
第42节：一"一打三反"运动中的冤案(4)
11月份，江浦、宝应等县开始组织人员对《我的家乡》进行批判。任毅的母校在组织力量追查歌曲作者的同时，将情况向《新华日报》作了汇报。任毅预感到"自己的青春将要葬送在这莫名其妙的歌声中了"，就向公社、县负责知青工作的干部承认了自己是《家乡》的作者，写了书面检查并批判了在创作思想上的"错误观点"。
如果不是"四人帮"的主要成员江青、姚文元、张春桥亲自出面过问此事，因《家乡》引起的风波也可能会渐趋平息。1970年春节前夕，上海市普陀区回沪过春节的部分知青在里弄里哼唱这首歌，被逐级汇报到上海市革委会。后者又立即向中央报告，姚文元、江青作了"要抓紧意识形态的阶级斗争，要查清作者情况，要对黑歌进行批判"的"指示"，张春桥则要求上海市革委会成立专门小组负责此案。这样一来，在"四人帮"的直接干预下，《家乡》的作者开始大难临头。
随着"一打三反"运动的兴起，形势变得更加剑拔弩张，到处刷出"该管的管！该关的关!该杀的杀！"的大标语，"镇压现行反革命"成为当务之急。2月12日，上海、南京两市公检法军管会开始对《家乡》一案进行联合调查，南京市文教局根据市委书记的指示组织了专案组。2月19日，阴历正月十五，即"元宵节"的当晚，武装军人以"创作反动歌曲、破坏知青上山下乡、干扰破坏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战略部署"的罪名，将任毅扣留。
任毅被羁押于南京市公检法军管会看守所，作为"重大的反革命专案"进行审理。审讯者逐字逐句地审查《家乡》的歌曲，牵强附会，无中生有，上纲上线，罗织罪状。审讯者指出，歌词的第一段是通过写景来掩盖下面两段的反革命实质。"告别了妈妈，再见了家乡"，是燕雀的啾啾哀鸣，是留念城市，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反动；"金色的学生时代……"，是为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统治的17年招魂，鸣冤叫屈；"未来的道路……"，是在散布悲观情绪，是对祖国前途的恶意诽谤；"生活的道路……"，是对革命者四海为家的反动，是对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恶毒攻击。"跟着太阳起……"，是渲染农村劳动的艰苦，对广大贫下中农大干社会主义，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披星戴月劳动场面的恶意中伤；"光荣而神圣的天职，我们的命运"，实质是把知识青年到农村去说成无可奈何，形势所逼，是悲观情绪的进一步流露，再一次为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招魂叫屈；"用我们的双手……"使用革命的词藻是为着掩盖其"憧憬的明天"，明天者即资本主义复辟也；"一定会到来"，即资本主义的明天一定到来，充分暴露了希望资本主义复辟的迫切心情。可谓反动透顶南京市法院：《关于任毅反革命申诉一案的复查结案处理报告》，1978年8月10日。此件为任毅先生向笔者提供……"文革"中有些办案人员一味穿凿附会、上线上纲的"本领"，从上述审讯内容中可见一斑，而多少冤、假、错案也就经过这些人轻而易举地锻成。
任毅在乡期间曾说过："现在学生天天学政治学毛主席语录，学不到文化知识，是挂名的中学毕业生，今后中国科学技术靠他们怎么行?""美、苏宇宙飞船上天，我是十分关心和羡慕的，人家都到月球上去了，我们还在一锄一锄地干活，太落后了。"这些为祖国的前途担忧，对极左路线摧残文化、教育事业的罪行深表不满的话，都被办案人员作为认定他"攻击社会主义制度"的证据。
1970年3月21日，《新华日报》社革委会向江苏省委呈送了关于《家乡》"出笼"的专题报告，并拟定了批判《家乡》的报道计划。与此同时，对任毅在本市范围内组织批判会数十场。从入狱到8月3日被判决的5个月中，他3次被拉去在公判大会上为死刑犯"陪绑"。在当时那种滥开杀戒的恐怖气氛中，足以使所有"陪绑"者有一种末日将临的感觉。因为他们事先并不知道，在同遭厄运的人们中究竟有谁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1970年5月20日，南京市公检法军管会向市委呈送的《关于现行反革命犯任毅的结案处理报告》中称：任犯出身反动家庭，长期收听敌台广播，散布反革命言论，污辱宝书、宝像(这里指毛泽东的书、像)，发展到严重破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流广毒深，罪大恶极，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狠狠打击现行反革命破坏活动，经研究判处现行反革命犯任毅死刑，立即执行。6月6日南京市委研究何意市公检法军管会意见，报省委审批。至此，任毅的性命已处在高悬的达摩克里兹利剑之下而危在旦夕。所幸者，省委在批复中决定判处他十年徒刑，并于8月3日的公判大会上宣布。在那个草菅人命的年代，这简直可以算是一个轻刑了。
按照"文革"办案"走群众路线"的惯例，任毅的案子也曾放到群众中"讨论"，得出的一致意见却是"该杀"。不应该忘记，当遇罗克、张志新辈志士仁人的案件在交由群众"讨论"时，也曾受到同样的"判决"。在专制主义淫威的镇慑下，几乎人人自危，噤若寒蝉，自顾尚且不暇，又怎能顾及他人?！专制主义窒息了人们的良知，同时也就使他们变得自私、麻木，多少暴殄天物的罪恶得以假"群众"之名以行。"文革"留下的这个教训，是很沉痛的。任毅后来之所以被判刑十年，据说是因为省委主要负责人考虑到他年纪轻，经历简单，并亲自作了批示。此后，任毅在狱中备尝苦难，1979年才重见天日。
"一打三反"运动，将无辜者的青春乃至宝贵的生命打得粉碎，而极左路线的肆虐，并未因这场运动的结束而收敛。在以后的年代里，各地发生的政治冤案仍层出不穷。
第43节：二现代"文字狱"(1)
二现代"文字狱"
在历史上，封建统治者为了防止和镇压知识分子的反抗，往往故意从作品中摘取字句罗织罪名，构成冤狱，叫"文字狱"。统治者大搞"文字狱"弄得人人自危，清人龚自珍《咏史》诗中因有"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之句。"四人帮"兴起的现代"文字狱"，至少在涉及范围上有过之而无不及，它以无辜群众为对象，而不管你文化知识的多或少。一些知识青年，也遭其荼毒。
(一)王亚卓致书黄帅
这起冤案的导火索是报纸刊登的一封小学生的来信。1971年，"四人帮"炮制了流毒深广的"两个估计"，全盘否定"文革"前17年的教育工作，把广大知识分子说成"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认为教育领域"右倾复辟势力泛滥成灾"。从此，学校的教育工作者被戴上了"紧箍咒"，终日谨小慎微，逆来顺受，举手投足之间仍不免获咎。
1973年12月，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一小五年级学生黄帅因与班主任有隙，经家长捉刀代笔，给《北京日报》写了一封信。信中用夸大的语句叙述了与班主任发生矛盾的缘由，末尾反问道："难道还要我们毛泽东时代的青少年再做旧教育制度'师道尊严'奴役下的奴隶吗?"
12月12日，《北京日报》以《一个小学生的来信和日记摘抄》为题，发表了她的信和日记摘抄。日记摘抄是报社按反"师道尊严"的需要摘编而成。这个材料先是刊登在《北京日报》的一个内部刊物上。当时控制国务院科教组的"四人帮"心腹迟群、谢静宜见到后，如获至宝，立即接见了黄帅，并由谢指令《北京日报》加编者按发表。《北京日报》编者按说："这个十二岁的小学生以反潮流的革命精神，提出了教育革命中的一个大问题，就是在教育战线上，修正主义路线的流毒还远没有肃清，旧的传统观念还是很顽强的。""黄帅同学提出的问题虽然直接涉及到的主要是'师道尊严'的问题，但在教育战线上修正主义路线的流毒远不止于此，在政治与业务的关系、上山下乡、工农兵上大学、'五七'道路、开门办学、考试制度、教师的思想改造、工人阶级领导学校等问题上，也都存在着尖锐的斗争，需要我们努力作战。"编者按还耸人听闻地提出："要警惕修正主义的回潮。"
12月28日，《人民日报》全文转载《北京日报》发表的黄帅来信和日记摘抄以及编者按，又另加了篇按语，赞扬黄帅"敢于向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开火"，并提出"要注意抓现实的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两种思想的斗争"。此后，各地报刊、电台、电视台广为传播。一个被极左派所利用的黄帅在经过官方喉舌的大力吹捧下成为红极一时的"反潮流典型"。
国务院科教组还用电话通知各省、市、自治区教育局，组织学校师生学习这些材料。于是，在全国各地的中小学中迅即掀起一股"破师道尊严"、"横扫资产阶级复辟势力"、"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的浪潮，有些地方还树立了本地的黄帅式的反潮流人物。在这股浊浪的冲击下，学校为建立正常教学秩序所采取的措施，教师对学生的教育管理严格要求，统统被指斥为搞"师道尊严"、"复辟"、"回潮"；许多教师被迫作检查、受批判；一些学校又陷入"干部管不了，教师教不了，学生学不了"的混乱局面；一些学校桌椅被拆毁，门窗被砸坏，玻璃被打碎，学校财产遭到损坏。所有这一切反常现象，不能不引起社会上的强烈反响。
1974年1月，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十九团政治处的三名知识青年王文尧、邢卓、恩亚立在闲谈中共同流露出对黄帅所作所为以及新闻媒介藉此煽风点火的不满。他们认为，对黄帅的赞扬加剧了师生间的对立，学生动不动就给老师提意见，简直成了"学道尊严"。而且，《北京日报》不应该登这封信。于是他们决定以3个人的名义给黄帅写一封信，阐明自己的观点，对黄帅进行教育，替老师们说几句公道话。他们天真地认为，即便不能说服黄帅，也可以在报纸上展开辩论，完全没有想到此举可能招致的严重后果。
第44节：二现代"文字狱"(2)
1月14日，由邢卓执笔写就了给黄帅的信。信中写道："看了报纸上你的信和日记，我想了许多问题，归根一点，对于你的信和日记中所反映的问题，觉得未免有些逼人太甚!""老师和学生是同一战壕里的战友，老师不能把学生当敌人，那么学生就能把老师当敌人吗?""你的信和日记，细分析起来，很多地方不通理，关键是矛头指错了。""请设身处地地为老师们想想吧。他们大多忠诚党的教育事业，为培养革命后一代努力地工作着。""他们多么希望同学们满腔热忱地协助搞好工作啊！他们欢迎的是诚心者，不是'造反派'，不是师长式的学生。"信最后说："我们要看的是批判修正主义的文章，不是看指责老师的文章，有些老师在认识问题上可能有错误，在路线问题上他们没罪，有罪者是刘少奇、林彪一类骗子。"《人民日报》，1977年12月24日。信末落款："内蒙古生产建设部队十九团政治处王亚卓"。"王亚卓"系从三人姓名中各取一字，作为笔名。
1月29日，王亚卓收到了黄帅的回信。信中的口吻是比较谦和的，表示从对方的来信中得到了"教益"，对提出的意见和批评"正在认真考虑"，并希望进一步展开讨论。谁知这些表示只是"虚晃一枪"。黄帅父亲在接到王亚卓给其女的信后立即复写了两份，将其中的一份直接寄给科教组负责人迟群。王亚卓的信既对小学生黄帅进行了批评和帮助，又对极左派教唆煽动学生以"反潮流"为名，破坏师生关系，破坏教学秩序的卑劣做法进行了谴责，因此触怒了迟群。他在信的第一页上批道："有反革命，还要革命，革命就是要革反革命的命。"在后面一页上又批："完全是资产阶级复辟势力的语言。"《内蒙古青年》，1978年第11期。一句语就将王亚卓的信定为"反革命"性质。
紧接着，他们通过《人民日报》，精心策划了以黄帅名义发表的复王亚卓的公开信。1974年2月7日，《人民日报》将《公开信》、本报编者按语，连同王亚卓的来信呈送"四人帮"之一的姚文元审阅。后者当即批示："拟同意发表黄帅驳王亚卓的公开信(王亚卓的信的主要论点已有，可不发)，这封信回答了一些责难。写得也有力。"其实，这封所谓"公开信"并未反映王亚卓信中的主要观点。王亚卓信中反复强调要正确处理师生关系，这个贯穿全信的基本观点，也被公开信有意删除了。姚文元之所以主张不将原信公布于众，而听凭公开信对它断章取义，除了担心它会在社会中引起广泛共鸣外，用意还在于隐瞒事实真相，以便对来信作者任意上纲上线，强加罪名。
公开信在经过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圈阅同意后，于2月21日在《人民日报》头版头条位置发表。以黄帅名义发表的这封公开信一反她上封回信中愿"很好学习"的表示，态度上前后判若两人，把来信升级到"资产阶级老爷的悲哀嚎叫"，是"别有用心"，是"资产阶级复辟势力的语言"这样吓人的高度。《公开信》歪曲王亚卓的原意，蛮横地强加上一把革命师生引向分裂"，"引向刘少奇、林彪利用孔老二搞资本主义复辟的邪路"等莫须有的罪名。《人民日报》的编者按语还说是"教育战线两条路线两种思想的斗争"。"四人帮"调动了他们所控制的各种舆论工具，采用种种手段，发动了一场思想的大讨伐。据不完全统计，一个多月时间内，仅中央和省市级地方报纸上就发了近百篇批判文章。甚至连备受侮辱的黄帅所在班的班主任也违心地加入到对王亚卓围剿的行列。
随着公开信的发表，立刻开始了对王亚卓的政治迫害。2月12日，即公开信广播的第二天，专门处理"王亚卓"事件的工作组就开到十九团，并且做出了"发动群众，掀起批判王亚卓右倾思潮的高潮"的决定，指出"王亚卓是资产阶级复辟势力的急先锋"，"批林批孔联系实际就是批王亚卓"。公开信发表时，王文尧正在天津家中休假，随即收到兵团加急电报，令其火速归队。一出火车站即被工作组用专车接到团里隔离。邢卓是给黄帅写信的执笔人，与恩亚立也同时被隔离。工作组责令他们交待问题。给黄帅的信写毕寄发，未留底稿，工作组查问信的内容，3人分别凭记忆追忆，多有出入，日久不能落实。工作组对3人以外还有什么人参与、指使，颇感兴趣，反复查问，未得满意结果。2月16日，十九团党委上报了《关于对王亚卓错误思想检查认识的报告》。同日，兵团党委拟出了《关于二师十九团政治处"王亚卓"写信攻击革命小将黄帅问题的报告》。3月1日，二师党委上报了《关于对王亚卓同志严重错误的检查认识》。与此同时，对王亚卓展开了各种形式的批判。批判中，"否定文化大革命，攻击新生事物"，"把矛头对准党中央、毛主席"、"气焰嚣张，立场反动"等数十顶政治大帽子扣在他们头上。甚至把他们同林彪、孔老二相提并论，编出"孔老二要复礼，林彪要复辟，王亚卓要复旧"的顺口溜。
第45节：二现代"文字狱"(3)
但正义的呼声是钳制不了的。王亚卓的遭遇得到许多人的同情。《公开信》发表时，十九团中心学校的部分知青教师，正在北京探亲，他们听到广播，义愤填膺，立即找到北京市教育局，要求同黄帅就教育革命问题展开辩论。随后到《人民日报》社，对该报发表《公开信》提出不同意见。在连队，王亚卓得到不少知青在吃、住、劳动等方面无微不至的关照。有的鼓励他们"要顶住，前途是光明的"。一些兵团战士贴出大字报质问："为什么不坚持批林批孔大方向，偏偏揪住王亚卓不放!"全国各地，都有人致书有关部门，对"王亚卓事件"制造者表示不满、反对、抗议。仅王亚卓所在单位就收到180多封对他们表示支持、同情的信件。这些信虽然没有达到他们手里，但人们的态度和政治倾向，他们是了解的。
黄帅则收到上千封反对她的信。一位工人在给她的信里说过这样的话："请你想想那些把你捧起来的人都是些什么玩艺儿?为什么拿一个五年级的小学生做文章，又为什么竟借题发挥?当然，你还小，容易受坏人影响，但是相信随着历史的演变，你一定会明白，而那伙独夫民贼，窃国大盗，早晚会被人民押上历史的绞架。"历史已经证明了他的预言。
1974年4月5日，王亚卓在经过二十多次批判会后，被分别送到三个条件最差的连队进行"劳动改造"。同时在组织上做出处理：给予王文尧党内警告处分，恩亚立团内警告处分，邢卓团内严重警告处分。内蒙古兵团党委对王亚卓的处理意见是，"在未查出是属于别有用心或其他政治问题之前，暂时按思想问题、世界观问题对待。主要是进行批判，促使他们提高觉悟，改造世界观，进行认真的检查，坚决改正错误。"在"四人帮"直接插手和巨大政治压力下，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党委对他们做出了在当时看来较轻的处分，也是难能可贵的。
在当时的形势下，王亚卓的家属也受到种种歧视、打击。邢卓的妹妹只有14岁，正在上初中，听说哥哥被打成了反革命，精神上受到极大刺激，积郁成疾。1974年9月，邢卓获准回家探亲，妹妹哭着问他"挨整了没有?""到底是不是反革命?我该不该同你划清界限？"说罢昏倒在床，送到医院一直昏迷，18天后死去。年老多病的母亲听说儿子被打成反革命，痛苦万分。逢人就讲："邢卓只写了那么一封信，怎么就遭那么大罪呀，我死也不相信我的孩子是反革命!"从此病情恶化。女儿的死，对她更是突如其来的沉重打击。数日后，老人悲愤而亡。
"四人帮"制造这起轩然大波的目的是杀一儆百，谁若对他们的倒行逆施不满，谁就是"复辟势力"、"反革命"，难免要遭到与王亚卓相同的厄运。事件发生后，新闻媒体一片声讨，"反潮流"、"反复辟"的口号甚嚣尘上。灾难深重的教育部门更加凋敝，恶劣影响波及社会的其他领域。
(二)张扬与《第二次握手》
张扬是"文革"前下乡的老知青，"文革"中两度入狱，几陷不测，他的经历在不胜枚举的现代"文字狱"中是很有代表性的。
张扬的舅父周昌龄，曾任北京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所副研究员。1963年，年仅19岁的张扬，在舅父家里认识了一些科学家，听说了一些科学家如吴有训、钱学森等从海外回到祖国、从事科研的故事，使他深受感动。回到长沙，他根据这些故事，写成一篇5000字的小说，名曰《浪花》。1964年，他把《浪花》重写，改名《香山叶正红》。
1965年，高中毕业的张扬来到湖南省浏阳县大围山区中岳人民公社南岳大队书塘生产队插队落户。不久，"文化大革命"爆发。1967年夏季，武斗的枪炮声传遍三湘四水，他躲在生产队的土屋里，继续改写《香山叶正红》。
1970年初，在轰轰烈烈的"一打三反"运动中，他成了追捕对象，并第一次锒铛入狱。起因是：浏阳有位知青罗孟寅，很赞佩张扬的文才，两人相互通信，引为知己。罗在给张的信中写道：我是多么高兴地看到中国的牛氓利锐笔刺向那些骑在人民头上的"吸血鬼"和"寄生虫"，我更指望在祖国的大地上有真正的猛士举起斧头把那些"林立的偶像"砍倒，或者像鲁迅先生那样铁面无情地揭开那蒙泰尼里人的虚伪面纱。信中还抨击了"非神学的圣经"。这些话的含义一目了然："林立的偶像"指"文革"中的个人崇拜潮，所谓"林立的"，也可以理解作"林彪搞起来的"；"非神学的圣经"，则影射当时弥漫在全中国的"三忠于""四无限""早请示、晚汇报""背诵老三篇"等教条主义、形式主义的舛谬；而那个蒙泰尼里式的人物(见英国女作家伏尼契的小说《牛氓》)则指"副统帅"林彪。
张扬年长于罗，阅历较多，对这封锋芒毕露的信，他没有正面答复，也未予揭发。但他曾在通信中提醒罗不要保存信件。罗不听，竟保存了一千多封。实际上罗早受到监视，"一打三反"运动中终被抄家。搜出成捆的"黑信"，其中有张扬的几封。于是罗被定为"反革命集团"首犯，张扬也在劫难逃。张扬竭力逃避这次意外的打击，在朋友的掩护下开始了东躲西藏的漂泊生活。在逃亡的日子里，他重新改写书稿，加以充实，改名为《归来》，以喻书中女主人公丁洁琼教授不仅人从海外来归，最终连心也真正"归来"了。
第46节：二现代"文字狱"(4)
1970年2月下旬，张扬被公安部门缉获。书稿《归来》因预先藏在一位知青朋友家幸得保全。此后，他在浏阳县公安局看守所"蹲"了近三年大狱，罪名是"反革命"、"恶毒攻击文化大革命"、"恶毒攻击林副统帅"，但始终没向他出示过拘留证或逮捕证。1971年9月13日林彪外逃身亡，"攻击林副统帅"的罪名不能成立。一直拖到1972年12月29日，他才获释，重返大围山区。
1973年，他在肺病、肝炎折磨下，第五次修改书稿。至此，《归来》一书大体成形，脱稿后共20万字。其间，《归来》已不胫而走，首先在当地知青中辗转传抄，接着手抄本从湖南扩散到华北、东北、西北、北京等地，又经过许多无名读者的修改润色，衍生出不同的本子。有的本子将书名由《归来》改为《归国》或《第二次握手》。
《归来》(正式出版时更名《第二次握手》)的主要情节：青年男女苏冠兰与丁洁琼在海湾的一次风暴救助中相识、相爱。由于家庭反对、社会动乱和小人离间，两人被迫离散。二十多年后，丁洁琼作为著名核物理学家不顾帝国主义阻挠，返回祖国效力。她却发现化学家苏冠兰已经与其干姐叶玉菡结婚，当丁洁琼悲伤地要离开北京时，周总理亲赴机场进行说服，丁洁琼决心留在祖国。5年后，中国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
就是这样一部以爱国知识分子的恋爱故事为主线，突出周总理对知识分子关心爱护的普通手抄本小说，成为"文化大革命"中"四人帮"直接下令立案追查的大案。1974年，湖南有关部门已经在情况汇报中反映了"坏书"《归国》的传抄情况，但尚未着手调查作者。
1974年10月，《北京日报》编印的《内部参考》第960期，反映了手抄本《第二次握手》在北京一些单位群众中传抄的情况。10月12日，姚文元看到这期内参后立即批示："请找一本给我，并查一下作者在哪里！"14日下午他又打电话给报社："你们的内参反映一本坏书《第二次握手》，今天把书送来了。我翻了一下，这是一本很坏的东西，实际上是搞修正主义，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它写了一个科学家集团，以\[如\]郭老、吴有训，写了许多人，如果不熟悉情况，不可能写出来。还写了与外国的关系，如写了吴健雄。不是一般的坏书，也决不是工人能搞出来的。要查一下，作者是谁，怎么搞出来的?必要时可请公安部门帮助查。"姚文元命令查这本书意在打击陷害一批知识分子。在《北京日报》960期《内部参考》上，还有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主任丁国钰的批示："请传新同志(刘传新，北京市公安局局长，后因参与镇压1976年4月5日"天安门事件"，于"文革"后畏罪自杀)一阅，似应查出此书是出自何人。"
继姚文元批示之后，新华社《国内动态清样》1974年12月7日第3297期，也以《北京市发现许多单位秘密流传手抄本反动小说〈第二次握手〉》为题，反映了《归来》的流传情况，并指出："这本书的中心思想是宣扬资产阶级恋爱观--爱情至上，鼓吹资本主义国家科学先进，散布崇洋媚外的洋奴思想，鼓吹个人奋斗、成名成家的资产阶级白专道路"，"欺骗性很大"，"流毒很广"。
北京日报社将姚文元的指示雷厉风行地传达给北京市公安局，公安局成立专案小组追查。他们查明作者是张扬后，立即给该省公安局发函。后者遂于1975年1月7日将张逮捕。为了向姚文元等权势炳赫的大人物献媚邀功，办案人员竭力给他罗织种种莫须有的罪状：第一是"反党"；第二是吹捧"臭老九"("文革"中对知识分子的蔑称)；第三是鼓吹"科学救国"；第四是描写"爱情"。
为了在法律上"站住脚"，他们先给书中人物分别"定性定案"。女主人公丁洁琼教授是"叛徒"，另一位女主人公叶玉菡是"地主阶级的少爷小姐"，男主人公苏冠兰教授是"特务"，中共老干部鲁宁是"走资派"，老天文学家苏凤麒是"反动学术权威"、"洋奴买办"，美国神甫查尔斯是"帝国主义分子"。
张扬被定为"反革命"，亲属好友广受株连，办案人员在他插队的地方，组织召开"声讨会"，挨家挨户收集农民的印章，编造所谓"控诉书"，盗用"广大贫下中农"的名义一致要求将他判处死刑。
1976年6月，湖南省公安局向省法院起诉，建议对张扬从严惩处。《起诉书》宣布他的主要罪行是：出于反动阶级本能，躲在阴暗的角落里写出反动小说《归来》，变本加厉地、非常露骨地鼓吹"叛徒哲学"和"天才论"。文字越写越冗长，内容越写越反动。这本反动小说的要害是要资本主义"归来"，为反革命复辟制造舆论；为刘少奇、林彪翻案，反对文化大革命；捧出地主、资产阶级和一切牛鬼蛇神的亡灵，在意识形态领域里搞和平演变，为刘少奇、周扬文艺黑线招魂；美化资本主义制度；攻击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宣扬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毒害青少年，同无产阶级争夺接班人。这本黑书的主人公都是叛徒、特务、反动学阀、洋奴买办、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地主资产阶级的少爷小姐。《起诉书》认为《归来》突出歌颂周总理是"打着红旗反红旗"，并指摘他"攻击中央首长张春桥同志"，"矛头直指无产阶级司令部"。
第47节：二现代"文字狱"(5)
除主罪外，《起诉书》还罗织了其他一些罪状。1967年10月，张扬曾与另外三个知识青年合写过一篇题为《刘氏上山下乡运动是对毛主席青年运动方向的彻底背叛》的大批判文章，登在一派群众组织的小报上。当时，在浏阳地区群众组织中，有人提出"赶走长沙佬"、"杀死长沙佬"的口号。张扬等来自长沙的知青感到受排挤，加之知青工作中确实存在种种问题，他们不满，因而在大批判文章中讲到知识青年在农村受苦，上山下乡是"新型农奴制度"。这就构成了"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罪行。
张扬的祖父是地主，父亲张效立在阎锡山部队办的"民族革命第九中学"当过教员，后因反对军官逼婚女学生，受迫害，逃到河南长葛县，办了一所学校，进行抗日宣传，组织过一个农业合作社。1949年1月，张扬出生仅一个月，张效立被当地地主"黑枪"打死(凶手已在解放初期被政府镇压)。张扬之母连夜携子逃离河南。尔后张扬靠寡母养活成人。"文革"中，张因父亲这段历史，被算成"恶霸地主"出身。入狱后，就被认定是"猖狂进行阶级报复"。
此外，《起诉书》还编造了"烧毁《毛泽东选集》"，"顽固不化，不认罪服法，实属不堪改造的死硬分子"等罪名。这时，张扬的处境已十分危险。公安局的《起诉书》给他锻造了一系列重罪，要求对他严惩，一旦罪名成立，他必死无疑。
值得庆幸的是，省法院负责审理本案的审判员为人正派，办事一丝不苟。他不能认定《归来》是反动小说，又发现提交的判刑依据不足，于是采取拖延的办法，迟迟不提出审判意见。一个多月以后，恶贯满盈的"四人帮"被一举逮捕，形势陡变，张扬才摆脱死亡阴影的笼罩。
"文革"中大批冤、假、错案，并不都是"四人帮"亲手铸成的。归根结底，是极左路线肆虐横行、法制受到空前践踏的产物。然而，极左路线的淫威只能钳制人们的言语，却不能禁锢人们的思想，也正是通过一起又一起的现代"文字狱"，越来越多的青年认清了极左路线的反动本质。
第48节：三知青觉悟的历程(1)
三知青觉悟的历程
"文化大革命"初，当全民族都空前狂热地崇拜一个神时，只能是理智受到戕伐。知识青年身上，既有追求革命理想的热忱，又有向政治偶像顶礼膜拜的虔诚，由此投入上山下乡的新生活。在农村，他们多有坎坷的经历。有比较才有鉴别，经过对正反两方面经验的总结，以及勤奋学习和独立思考，他们终于走出盲从的误区，在思想上逐渐成熟。
(一)接受"再教育"
知识青年在上山下乡以前接受的是所谓"全红"教育，指教育者(包括学校、家庭、社会)以偏激的情感向被教育者灌输的是清一色的社会主义"尽善尽美"的思想。教育者没有把社会的落后面和阴暗面如实地披露给被教育者，以致被教育者的心灵自幼便打下了社会主义"完善"的烙印。知识青年深入到农村以后，才真正发现了一个新的世界：贫困、落后、愚昧、封闭，空中楼阁式的理想与现实的巨大反差令他们惊愕，引起他们的反思。一位在"文革"初期颇有影响的北京红卫兵在回忆他下乡后的感受时这样写道：
我当初参加红卫兵，真诚地相信，戴上红袖标，喊几声"反修防修"的口号，在社会上冲几冲，就能破坏一个旧世界，建设一个新世界。当初，我是从"天上"看世界。到陕北的山沟沟，住进破窑洞，我第一次发现，中国还有这么落后、贫穷的地方！那些曾为革命洒过鲜血的老红军、老贫农，仍在吃糠咽菜，看到这些，我留下了眼泪。还搞什么"文化大革命"，和人民的愿望相去十万八千里!这时，我是站在地上看世界。《中国青年报》，1986年8月29日。
农村中司空见惯的贫困、落后、愚昧之所以令知识青年感到震惊，首先是因为严峻现实将"全红"教育浇铸的根基轻而易举地打得粉碎，一向以"解放全世界三分之二受苦受难人民"为神圣天职的青年第一次发现，贫困与落后，愚昧与无知，还远远没有与广大农村绝缘。这是他们下乡后首先受到的"再教育"，尽管这种教育的内涵与毛泽东所说的"再教育"风马牛不相及。
上山下乡为知识青年思想上的反省提供了充裕的时间和天地，与农民接触越多，对人民公社制度困厄下广大农村那并不"光明"的一面了解得越透彻。对许多地方的农民来说，最令他们谈虎色变的倒不是"文革"初的大动荡，而是"大跃进"造成的大饥荒。当农民忆及那段历史时，往往流露出劫后余生的庆幸。正是从农民的言语中，知青们认识到"三年灾害"主要并非天灾，实在是由于错误政策所造成的"人祸"。由此举一反三，对"庐山会议"的那场风波，对被列为刘少奇"罪状"的"三自一包"，对"文化大革命"中的种种倒行逆施逐渐有了新的见解。
"文化大革命"的理论与实践，是和林彪的名字分不开的。"文化大革命"把从中央到地方的一大批老干部从政治上打翻在地，为林彪一跃成为经中共九大党章"法定"的接班人扫清了障碍。当红卫兵小将们虔诚地高呼"敬祝伟大统帅毛主席万寿无疆"口号时，必然要同时高呼"敬祝林副统帅身体健康！永远健康!"在个人崇拜达到近乎疯狂的年代里，这两句发自亿万人肺腑的口号构成了时代的最强音。林彪作为那场造神运动中跃升最快，并奠定"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显赫地位的一尊"大神"，成为全中国人民"学习的榜样"。
然而，1971年9月13日林彪等人仓皇出逃，在蒙古人民共和国温都尔汗坠机身亡事件的发生，却使现代造神运动成了历史的笑柄。当这个消息闪电般传到各地知青中后，他们陷入了茫然、困惑，不少人对刚刚发生的事件表示难以置信。这个被写入党章的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这个整日手擎"小红书"，高喊"万寿无疆"，信誓旦旦地扬言谁反对毛主席"就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的"副统帅"，为什么要加害毛主席，并在阴谋败露后叛逃出国呢?在以后一段时间里，不管上级传达的文件如何煞费苦心地解释，都无法削弱这一事件给全国人民心理上的巨大冲击。尤其是年轻的一代，他们首先感到的是自己对领袖的赤诚之心和圣洁之情受到了亵渎，认为自己上了当，受了骗。当他们因受骗而备受煎熬时，当他们因失去理想主义的精神支柱而四顾彷徨时，一种近乎绝望的心理往往攫住了他们的心。1974年，知青诗人郭路生写下了《疯狗》一诗。这首诗虽然只是个人情感的宣泄，却惟妙惟肖地映现出知青中普遍的心态：
受够无情的戏弄之后，
我不再把自己当成人看。
仿佛我就成了一条疯狗，
漫无目的地游荡在人间。
我还不如一条疯狗，
狗急它能跳出墙院。
而我只有默默地忍受，
我比疯狗有更多的辛酸。杨健：《"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文学》，朝华出版社1993年版。
疯狗犹能跳墙，精神上受到沉重打击的知识青年却只能默默地忍受。沉重的代价不过是对以往盲从轻信的惩罚。有人在评价《疯狗》时恰如其分地指出：当多少人在颂歌中晕眩，在"主人翁"的口号中陶醉的时候，他却对蒙着红光的暗夜发出了反叛的嘶叫，这不是丧失理智的哀鸣，恰恰是最可宝贵的清醒的呻吟杨健：《"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文学》，朝华出版社1993年版……摆脱精神痛苦的途径只有使思维跳出早已习惯的窠臼。林彪事件是一副清醒剂，使许多知青从轻信和盲从中惊醒，尽管还不曾使他们大彻大悟，至少，他们僵化已久的大脑又开始重新恢复思维的活力。
为了寻绎扑朔迷离的政治风云的真正底蕴，也为了避免重蹈受骗上当的覆辙，许多知青开始求助人类文化的结晶--书本。无论是在农村社队，还是在兵团、农场，知识青年中读书风气明显上升。他们涉猎的读物不再囿于早已熟读成诵的"红宝书"，而是闯过各种人为的"禁区"，阅读古今中外的文学、历史、哲学、政治经济学以及其他可以搜罗到的书籍。在一些文化素质较高的知青中，研读马列主义原著也蔚成风气。列宁的《哲学笔记》、恩格斯的《论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等等哲学著作，成为特定环境下知识青年寻找批判武器的重要方式。
"天高皇帝远"的偏僻环境，为知青们交流学习心得提供了便利。在当时"万马齐喑"的压抑气氛下，如果说还有一片可以自由交流思想的"绿洲"的话，也只能存在于插队落户的知青群体间了。这种曾被有些知青自嘲为"躲在黑屋说黑话"的交流方式，的确起到了启迪发凡、析疑解惑的作用。
(二)"思维的本性就是怀疑"
怀疑，是摆脱盲从的第一步，然而要迈出这关键一步，对许多知青来讲却相当艰难。农村封闭的环境和传统观念的弥漫，往往不利于知识青年接受新鲜思想。他们思想的逐步成熟，除了受益于坚持读书自学、彼此交流心得外，主要还是通过长期的社会实践。丰富的阅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使他们的头脑逐渐变得复杂起来，于是以往奉若神明的东西开始受到质疑，一贯恪守的准则被打上了问号。"文革"后期，极左教条已无力束缚广大知青的头脑，一个突出表现是怀疑论的普遍流行。
1976年4月26日和8月28日，《北京日报》以《两封针锋相对的通信》为题，连续两次刊登下乡知识青年黄一丁与刘宁的通信。在通信中，这对昔日的好友就"扎根"、"农业学大寨"、政治理论与实际生活的关系等等问题展开了辩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高潮中进行的这场"讨论"，当然不是一场公平往来的唇刀舌剑。在报纸上，代表正统观点的刘宁的两封长信均被全文刊载，持"怀疑论"观点的黄一丁的两封信却被大加删削。前者的信虚张声势，套话连篇，但依仗政治后盾，犹如不战而胜；后者的信实实在在，不乏真知灼见，但观点或被曲解，或被阉割，又没有畅所欲言的起码条件，在对方的猛烈攻击下，很快宣布"缴械投降"。但这场"讨论"很难以形式上的成败论英雄。人们正是通过这场轰动一时的"讨论"，对知识青年中广有市场的怀疑论的基本观点，有了较多的了解。而怀疑论的一些基本观点，也借这次"讨论"得以阐扬。
第49节：三知青觉悟的历程(2)
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黄一丁与刘宁自幼相熟，从托儿所到小学，又到中学，一直是形影不离的好友。1969年，随着上山下乡运动的洪流，他们一同从北京到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安家落户。以后，刘宁上调团政治部宣传队，黄一丁始终留在基层连队。1975年黄病退回京后，承刘母之托，给刘宁写了一封信，劝他尽快想办法回城。作为老朋友，他在信中无所顾忌，对一些社会现象表示了怀疑和困惑：
关于"农业学大寨"，他表示支持和理解，但对这场旷日持久的运动是否有足够的力量实现预期的目标表示怀疑：
我觉得，如果乐观一点看，它也许能够决定今后农村的命运，也决定我们兵团的命运，也许我们农工们会不再像今天这样受人愚弄，被人瞧不起，被人随意摆布了。因此，也决定我本人的命运。我常想，有许多的不能令人满意的事情是不能再继续下去了，可农业学大寨运动有没有足够的力量呢?
关于大张旗鼓的"扎根"宣传，他也表示了异议。对当时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树立的"扎根"典型高崇辉的事迹，他认为有些地方很敬佩，可有些地方并不想仿效。
对那些长期束缚青年头脑的政治教条，他用一种含蓄的口吻表示质疑：
有些政治教条，我们总是凭着激情一厢情愿地相信它，实际上并不明白，任何一种政治原则，拿到社会上去总是打折扣的。我们接受它的方法却常是错的。我们手中的信条未必能替我们解决实际生活中哪怕很小的一个问题。
黄一丁信中的看法，应是他矛盾心理的真实表露，他曾经虔诚地参加过"农业学大寨"运动，鼓吹过"扎根"农村的大道理，也深切地体验到"文革"以来社会上的种种丑恶现象；他自幼接受的是工农当家做主的教育，面对的却是农工任人摆布的命运。政治的信条经不起社会现实的撞击，难怪他要对其可靠性产生疑问了。
他将这些解释不清又想弄明白的疑团诉诸笔端，不过是希望得到好友的点拨，谁知却因此酿起一场风波。他的信是1975年11月29日寄出的，大约半个月后，刘宁给他回了一封洋洋数千言的冗信。信中斥责黄一丁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今天的又一悲剧"。并用耸人听闻的语气警告说："同志，好好想一想吧，在今后的道路上，我们究竟是同志还是敌人!!!"如果这只是朋友间私下里坦诚进行的思想交锋，倒也无可厚非，问题是刘宁在复信的同时却把双方通信的复本作为入党思想汇报的资料上交领导了。政治嗅觉异常敏锐的团党委立即从黄的信中发现了政治异端气味，将这件事作为"阶级斗争新动向"上报师政治部，后者也不甘寂寞，又当作重大事件上报兵团政治部黄一丁：《我和刘宁》，《北大荒风云录》，中国青年出版社1990年版……
尽管事态不断扩大，受到伤害的黄一丁却仍旧蒙在鼓里。接到刘宁来信后，他意犹未尽，又给刘宁寄了一封长信。信中对刘宁的喋喋说教颇不以为然，对受其攻讦的怀疑论反而推崇备至。他强调说："人思维的本性就是怀疑的……而且我请教一声，难道现实中的许许多多的不能令人满意的事情和一些让人百思不解的问题的存在都不值得怀疑吗？仅仅轻描淡写地用'这是前进中的问题'不能说服。"他还用以往的教训驳斥了对方的指责："我们以前被社会左右得这样厉害，难道不正是因为太少怀疑的缘故吗?社会本身是辩证的(马克思主义正是这样教导我们的！)而人的怀疑只不过也是尽可能地辩证一些的自然要求罢了。总而言之，怀疑怀疑，天塌不下来，没有怀疑，马克思主义是不能前进的。"
"文化大革命"中不可一世的极左势力，最容不得的就是人民对他们的怀疑和不满。"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就是他们给芸芸众生定下的"天条"。在思想专制主义的淫威下，反复申说"怀疑"的必要性、合理性，主张对社会现象独立思考，实事求是地分析，这无疑是知识青年中一种积极的动向。他们只有从怀疑起步，才可能达到理性的彻悟。
黄一丁在信中还坦言相劝对方；别用信奉宗教的态度来信仰马列主义。理想必须来源于现实，来源于大多数人的生活实践。
黄一丁的基本观点虽无可非议，在当时的政治形势下还是被归结为三大错误：反对学大寨；反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散布反动的"怀疑论"。其中以最后一条性质最严重。1976年初，极左派的风云人物谢静宜从《北京日报》的内参了解到黄、刘的通信，认为是反击"右倾翻案风"和"返城风"的好材料，主张公开见报。于是4月26日《北京日报》以《两封针锋相对的通信》为通栏标题，将黄、刘二人的第一次通信刊出。同时发表的《编者按》将两人的观点分歧说成是"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两种思想的激烈斗争"的反映，并称赞刘宁的复信"生动地表现了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锻炼的青年一代的战斗风貌"。
第50节：三知青觉悟的历程(3)
这时的刘宁早已志得意满。他先被团党委授予"先进青年"的称号，又作为特邀代表参加了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农业学大寨会议，实现了入党的夙愿。不久，即作为专吃"政治饭"的先进典型荣归北京，以便对黄一丁展开工作。生产建设兵团政治部和组织部也派人找到黄，意在要他返回兵团。每星期，黄一丁都要多次到《北京日报》"谈思想"，承受到越来越大的压力。
对怀疑论的围剿并没有到此鸣金收兵。8月26日《北京日报》又刊出被删节的黄一丁给刘的第二封信和刘的复信。刘在复信中继续就怀疑论大兴问罪之师：
我以为你怀疑的不仅是个"力量"问题，你实际上(不管是意识没意识到)在怀疑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能否实现，怀疑群众革命运动的伟大实践，怀疑马克思主义能否解决现实问题……如果这样发展下去，你就会完全不相信马克思主义，和党离心离德，和群众的革命实践格格不入。这样危险的后果，你想到没有?
这场"讨论"的结局以黄一丁在《北京日报》上被迫发表《我对"怀疑论"的认识和批判》而落下帷幕。文中，黄自称在接受"深刻教育"后开始"猛省"，"看到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争夺青年激烈斗争的刀光剑影"，进而批评了"怀疑论"的五种"骗人手法"。这些违心之沦，只能表明思想专制主义的可怕。
对"怀疑论"的批判当然不是针对黄一丁个人的。黄的一些观点，在知识青年中是很有代表性的。正因为如此，这场所谓的"讨论"才在知青中引起强烈反响。刘宁的复信空洞无物，热衷于无限上纲，加之将好友私信上交邀功的行径有玷为人行止，故被广大知青所不齿。黄一丁的书信则完全是推心置腹式的，不乏真诚，何况道出许多知青的真实感受，在充斥"假、大、空"的新闻报道中读来令人耳目一新，所以他的遭遇赢得广泛同情。云南西双版纳某农场机关在组织各队知青讨论刘宁和黄一丁的通信内容时，大多数知青公开与官方舆论唱反调，认为"黄一丁的信有水平"，符合现实；而刘宁"太激进了"，"唱高调"，"动机不纯"北京市云南西双版纳农垦分局知青问题调查组：《关于橄榄坝农场现状的调查报告》，1976年7月20日……黄一丁收到了数以千计的来信。人们不顾舆论的压力，向他致意或表示支持。
(三)真理的呐喊
"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得金。"追求真理，犹如披沙沥金，只有锲而不舍者，才有望得到它。在农村简陋的棚屋里，在昏暗的油灯下，始终有一些知识青年孜孜不倦地从事理论的研究和探索。苦斗于社会最基层的经历，不但没有消磨他们追求真理的热情，反而促成了其思想的成熟。在一个不允许思想的年代，有思想便是一种名副其实的"罪过"，思想者受到迫害也就不足为奇。但历史已经证明，他们是新时期思想启蒙运动的先驱者，是一代青年中最富理性、有思想、最具批判精神的精英。
在知识青年中，较早深入理论研究，并且提出独立见解的代表人物，除了前面提到的遇罗克外，还有罕为人知的张木生。张原是中国人民大学附中学生，1964年初中毕业。在"文化大革命"即将开始的1965年7月，他和同样出身高干家庭的同学陈伯达之子陈小农，以及李秋梦等人带头到内蒙古巴盟临河县插队落户。当时，他们已约略得知毛泽东与王海蓉、毛远新关于教育革命谈话的一些内容。在校期间，他们就大量阅读马列著作，课程学习反倒置于次要位置。他们一心取法毛泽东青年时期的革命实践，坚信凭着一腔热血可以改变农村落后面貌，这就是他们主动要求上山下乡的原因。刚下乡，为了表决心，张木生写了一首诗：
耕云播雨塞疆，沙漠变成粮仓。
绿波依依草地，白云缕缕绵羊。
野坳处处绿装，层林处处果香。
任它个血汗滴滴，待它个白发苍苍。
平生志已足矣，换得人间天堂。
诗中抒发了对未来的美好憧憬和自己的志向。陈小农批评这首诗意境不够高，政治性不够强，没有"赤遍环球是我家"的精神。
初到农村，他们就发现农民有"反动思想"吴思：《陈永贵沉浮中南海--改造中国的试验》，花城出版社1993年版，第154页……农民中间尽是这样的顺口溜："想社会，盼社会，社会来了更受罪"，以及"今年盼着明年好，明年还穿破小袄，十六七年过去了，让人咋说共产好"之类。当地农民把社会主义叫"社会"，多年缺吃少穿，才逐渐生出许多怨言。
张木生等人拼着命干了一年，所在大队的日工值更低了。产量没有多大提高，却多了十几位知青参加年终分红，分值自然降了下来。"赤遍全球"的抱负严重受挫，内心有了许多矛盾和动摇。不久，"文化大革命"掀起狂澜，张木生和陈小农等人回到北京闹革命。
第51节：三知青觉悟的历程(4)
张木生理论观点的初步形成，与他和其他一些知青所进行的两个乌托邦试验的破灭有关。1966年秋，他和几名中学生设想在湖北大别山兴办一个"半农半读毛泽东思想讲习所"，经北京市委书记与湖北省委联系，决定把"讲习所"设在农安。办这所学校的动机，一是对旧学校的教育制度不满，二是想直接改造农村。他们认为，"斗、批、改"的口号终归要落实到"改"字上。结果，上海"一月风暴"的雷响，把他们的设想震得粉碎。
张木生败兴而归，并未死心。回到临河县后，他和几个知青选择全县最贫困的一个大队，自己集资，办起了农场。当地地旷人稀，知青相对集中。他们创办了一个刊物叫《新思潮》。同时组织学习、办学校，从事科学实验，对知青进行培训，推动农田基本建设。这个农场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只好散伙。他们后来把此举戏称为："在斯大林的迷梦上打了一针毛泽东的麻醉剂。"陈小雅：《北京知青历程回顾》，《海南纪实》，1989年3期，第156页。
回到原先插队落户的村子，张木生却发现了一个奇迹。"文革"初期天下大乱，李秋梦在他兼任队长的生产队组织了小包工，还增加了各户自留地的面积，结果增加了十几万斤粮食。同时，又组织泥瓦匠、皮匠、鞋匠、画匠出去搞副业，队里又办起了磨坊、油坊，利用市场，工分值也提高了。这个变化对张木生的教育很深，"老百姓不是不能干，政策稍微改一改就能这么好。"吴思：《陈永贵沉浮中南海--改造中国的试验》，花城出版社1993年版，第156页。
于是，他开始带着一大堆疑问拼命读书。"雪夜无人读禁书"被称为"天下第一快事"。禁书中包括供内部批判用的国际共运史上的一系列"灰皮书"，如布哈林、考茨基、伯恩斯坦、德热拉斯等人的著作，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的秘密报告；有一系列中国右派的作品，马寅初的《新人口论》，储安平关于党天下的发言，四大卷右派言论和向党交心的报告。丁玲的《三八节有感》和王实味的《野百合花》。此外，还有俄国的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雷波夫的著作和毛泽东五卷本的内部讲话。读书过程中，他常和几位插友彻夜讨论读书心得。他发现自己学识根底太浅，又回过头去读《资治通鉴》，读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最后干脆研读《资本论》、《列宁全集》。
有比较才有鉴别，张木生将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的报告和毛泽东的讲话对照来读，最后理出一条思路，认识到中国的问题绝不是一个简单的"阶级斗争为纲"所能解决的，应从体制上研究社会主义，包括资本主义的运动规律。农村生活的亲身体验，使他对彭德怀的所谓"反党意见书"有了全新的认识。而1975年的大右派林西翎的向党交心材料，给他留下的印象尤深。林本人是北大法律系学生，她对于苏共二十大的叙述，对斯大林的评价，对民主、法制问题的看法，令他耳目一新。用张木生一个朋友的话来说："我们现在争来争去，还不如1957年右派看得深看得透。"
在大量读书和反复思考的基础上，张木生于1968年秋写了一篇三万字的文章《中国农民问题学习--关于中国体制问题的研究》。全文分为六部分。
第一部分从批判斯大林开始。他认为斯大林一生的事业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三位一体。集体化、工业化和肃反扩大化就是三位一体。要成为强国就必须搞重工业，搞工业化要搞原始积累，就必须剥夺农民，搞集体化。遇到任何阻力都要粉碎，于是就有了肃反扩大化。斯大林虽然建立了一个强大的工业基础，但是却不会带来马、恩所说的原来意义上的社会主义。
第二部分论中国的农业发展史。将合作化以前与大跃进作了对比，对后来的体制提出了疑问。认为解决农村发展的关键问题是体制，实质上是认为人民公社体制存在缺陷，又指出对"包产到户"不能简单否定。张木生还借毛泽东自己说过的话："价值规律是一个大学校"，违背它就会碰得头破血流，进而说明：我们有列宁所批判的主观社会主义的东西、民粹派的东西、乌托邦的东西。
第三部分是讲学大寨。当时还不敢对学大寨运动说得一无是处，只是说学偏了，评工分是奖懒罚勤，劳三人七的分配比例不是多劳多得。
第四部分分析1957年以后大说假话的根源。
第五部分论机械化和农民积极性问题。要消灭城乡差别，病根是积累问题，剥夺农民问题。农民的一切都统购统销，统收统分，哪有价值规律?农民永远低收入、低效益。
第六部分，知识青年问题。认为农民应是受教育的对象。让知识青年受受教育者的再教育，不知他们能教出什么结果来。为了提供理论依据，他援引了列宁关于农民，他的善良和残忍，他的勤劳和自私，他的聪明和狡诈是分不开的观点。并指出，确定谁先进、谁落后，应以所代表的生产力为标准。知识青年为什么不能接受工人阶级的再教育呢?有关观点见陈小雅《北京知青历程回顾》与吴思《陈永贵沉浮中南海--改造中国的试验》，花城出版社1993年版，第157-158页。
第52节：三知青觉悟的历程(5)
张木生的见解新颖、大胆，论文在青年中不胫而走，出现了手抄本，接着又有了油印的小册子。知识青年有表示赞同的，也有奋起批驳的。1970年4月内蒙古突泉县学田公社解放、胜利、西沟等大队的北京插队知青在自编自印的小报《广阔天地》中，对张木生的论文进行了集中批判。一篇叫做《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批判稿为张木生"顽固地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向我们党、向我们社会主义制度，向文化革命，向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展开猖狂的、全面的、恶毒的进攻"而大动肝火，义愤填膺地宣布"他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知识青年，而成为资产阶级、地富反坏右，被打倒的从彭德怀到刘少奇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者的代言人了。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敌人了"。还有一篇叫做《贫下中农批张木生言论》的报道，借"贫下中农"的名义，斥责一些知识青年下乡后经过一番"调查研究"，得出一套"极其反动"的理论，并且广为散布。
无独有偶，当时热衷于社会调查和理论探索的还有原北京四中学生赵金星等人。在被阶级斗争搅得昏天黑地的年代，赵金星居然提出了"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众所周知，直到"文革"结束后，人们痛定思痛，才认识到"人道主义"的可贵，并在理论界展开了有关"人道主义和异化"的讨论。而赵金星早在"文革"初期就提出这个问题，显然是太超前了。曲高和寡，难怪他的论文《历史哲学》会被思想激进的知识青年斥骂为"狗屁洋文"。还有一位叫徐浩鸳的知青，因"装乞丐调查社会阴暗面"也遭到迎头痛击见内蒙古突泉县学田公社北京插队知青油印小报《任重而道远》、《广阔天地》，各第9期、第5期合刊，1970年4月……这说明，早在上山下乡运动兴起之初，一些有头脑的知识青年已经开始结合自己的农村实践，展开对社会现实问题的理论探讨。张木生是这批青年中的佼佼者。
张木生的文章和某知青的上告纠举信，后来被一并载在内参上。当时罢官家居的胡耀邦读到这篇论文后评论说："讲得有道理。"据说周恩来阅后批了一段话，大意是知识青年在探讨一些问题，不应当作为反革命看待。张木生在罗网密布的年月侥幸逃脱"反革命"罪名，与周总理的批语或者不无关系。1972年，张木生终归还是被逮捕，关进监狱。
林彪事件后，严峻的现实和深刻的思想危机促使更多的青年走上独立思考的道路。一些青年已开始从理论上对"文革"作出批判的反思。1974年末，广州几位知识青年在街头张贴的、署名李一哲的大字报《关于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集中反映了这种追求真理的勇气和批判的精神。
大字报虽然抽象地肯定了"文革"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却几乎具体否定了"文革"以来的一切做法。它第一个公开批判林彪的"天才论"，指出"天才论"的要害就是"几百年几千年才出一个天才无限崇拜天才绝对忠于'天才'一切照天才的意志办事谁反对天才就打倒谁"，于是"不准思想、不准研究、不准探索、不准对任何一个问题'问一个为什么'，'天才史观'简直取消了八亿个大脑"。这实际上提出了必须破除思想禁锢的问题。
大字报并未停留在对现代迷信的批判上，而是进一步剖析了产生这种现象的社会历史条件，提出了反对"封建的社会法西斯专制"的命题，大字报一针见血地指出："封建的法西斯专制是我们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危险"，"反对封建依然是我们继续革命的一个重要内容"。大字报针对林彪的法西斯统治，强调了建立"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的迫切性和重要性。这是大字报的主题。"李一哲"对民主的理解是：允许政治上的反对派公开存在，以防止林彪垮台以前，批评林彪的人惨遭政治迫害的悲剧重演。为此，他们要求用社会主义的法制来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
1974年，在林彪体系的极左实质基本没有受到批判，而"四人帮"甚嚣尘上的时候，"李一哲"能公开地、尖锐地提出以上看法，是难能可贵的。他们从批判"林彪体系"入手，实际上对"文革"的理论和实践作了全面的批判。这表明知青精英在理性认识上实现的飞跃。虽然这批判来自普普通通的三个青年，但真理的锋芒却使权势熏灼的"四人帮"大为恼火。据说王洪文曾气急败坏地指示要动员100万人"批判"这张大字报。当时的广东省委组织了专门的班子"宣集文"来对付"李一哲"。尽管"宣集文"有来自省委乃至政治舞台上的庞然大物"四人帮"的支持，掌握了一切必要的组织力量和宣传手段，但真理的力量是不可战胜的。"李一哲"的大字报在群众中辗转传抄，产生了很大影响。这张大字报随即被广东省委宣布为"反动大字报"，作者则受到围攻、批斗以至逮捕。
张木生、李一哲等人是知识青年的思想先驱。他们独立思考、执著探索的举动，虽然无法改变当时的整个形势，但发出的真理呐喊还是唤醒了更多的人们。"文革"末年，极左货色已遭到知识青年的普遍唾弃。他们的觉悟，为历史性变革的到来做好了思想准备。
知青问题的"拨乱反正"
第53节：一华国锋坚持"过去方针"(1)
第十二章
知青问题的"拨乱反正"
粉碎"四人帮"的重大胜利，标志着我国历史的发展迎来一个加快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但是，在如何总结"文化大革命"灾难的历史教训方面，中国共产党及国家领导人内部的认识很不一致，在一些重大原则问题上存在着严重的分歧。华国锋等领导人坚持毛泽东晚年的错误，以及相当一批干部的头脑仍旧受着"左"的思想禁锢，形成一股妨碍"拨乱反正"的阻力，导致新时期头两年步履艰难的局面，同时延缓了知青问题的解决。
知青问题涉及千家万户的切身利益，涉及一代城市青年的命运，涉及安定团结的局面能否尽快实现。一劳永逸解决知青问题的唯一途径，只能是中止上山下乡运动，并允许在乡知青返回城市，然而正是在这一点上，却面临着两大障碍。首先一个是政治上的障碍，上山下乡运动是一场在激进理论指导下的运动，中止这场运动必须在理论上做出新的解释，对于被毛泽东亲自选定为接班人的华国锋来说，要迈出这关键的一步却是不可能的。再一个是经济上的障碍，停止这场运动意味着将近1000万知识青年大举倒流，并对城市就业以及住房、生活必需品供应、交通、治安形成前所未有的压力。显然，克服这两个障碍需要时间，需要有一个过程，确切说，需要有一个新的政治环境和经济环境。这样一来，就决定了知青问题的解决不可能一蹴而就，而必然要走过一波三折的艰辛历程。
但不管怎么说，结束这场旷日持久的运动，既是民心所向，也是社会正常发展大势所趋。随着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主张改革的中央领导人在政坛上取得主导地位，随着思想解放的大潮在全国范围内奔腾涌起，知青问题的彻底解决终于显露出曙光。
一华国锋坚持"过去方针"
"四人帮"在政治上垮台后，由毛泽东生前选定的接班人华国锋出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国务院总理，党、政、军大权集于一身，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以来所仅有。在当时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中，华国锋是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渊源较深，关系较密切的一位。他对这项工作的态度，他在指导这项工作时所积累的经验，不能不对"文革"以后上山下乡运动的走向产生直接影响。
早在60年代初，华国锋在湖南工作期间，因长期负责农业工作，就经常与回乡、下乡知识青年接触。据说，他十分注意教育知识青年到农村去，鼓励他们虚心向贫下中农学习，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贡献力量《华主席热情支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华主席关怀青少年》，中国青年出版社1977年版，第51页……1961年，他在湘潭地委工作时，山西省有个老战友给他写信，谈到自己的孩子中学毕业后，想找工作的问题。华国锋回信劝导这位老战友：把孩子送到农村去，到农业战线上去。农业战线很需要有文化的青年。那种轻视农业的风气，认为念过书再务农是丢人的看法，应该改变了。
1977年共青团湖南省委的一篇文章回顾说：华国锋同志坚决地捍卫毛主席关于青年运动的光辉思想，一贯地引导知识青年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他就十分注意动员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在广阔天地里锻炼成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华国锋同志更进一步把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看作是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建设社会主义，培养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重大战略措施《领袖华主席关怀着青年的成长》，《华主席关怀青少年》，中国青年出版社1977年版，第4页……湖南省革命委员会诞生后，华国锋作为革命领导干部的代表，被结合进革委会。1968年8-9月；益阳三中一批红卫兵组成"支农兵团"，要求上山下乡。华国锋当即指示以省委名义给他们写贺信，随即又签发文件，号召全省师生向支农兵团学习。这年12月，毛泽东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的指示。华国锋闻讯后连夜召开湖南省革委常委会会议，决定立即在全省掀起学习、宣传、贯彻毛主席指示的热潮，来一个大动员，同时，要求各级领导干部积极响应毛主席号召，带头送子女下乡。会上，他第一个表示，把自己第二个儿子送到农村去。在他的带动下，省革委的许多领导干部都主动送子务农，全省很快掀起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高潮。
第54节：一华国锋坚持"过去方针"(2)
作为一名高级干部无论是于公于私，华国锋在认真贯彻、执行毛泽东有关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指示方面，似乎都可以说无懈可击。就在华国锋第一个给儿子报名下乡以后，有人曾建议送他儿子去当兵，被他谢绝。当时，从中央到地方，许多领导干部托门子、找关系，通过"后门"送子女当兵，同时也就反映出他们对毛泽东指示阳奉阴违的态度。华国锋却不但送子下乡，而且教育他严格自律，不要搞特殊化，以致当地农民不知道他是华国锋的孩子，认为跟自己的孩子没什么两样《华主席热情支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华主席关怀青少年》，中国青年出版社1977年版……华国锋调北京工作后，再次主动送子女上山下乡，他的女儿小莉，曾在北京一一六中学就读，1974年即将高中毕业。当时他身边只有这一个最小的女儿，按政策可以留城，他却支持她到农村去，走毛主席指引的上山下乡的道路。不久，小莉和同学们一起到京郊平谷县乐政务公社许家务大队插队落户。
在以身作则，把子女送往农村的同时，华国锋在工作中也比较关心知青上山下乡问题。特别是调到中央工作以后，对这项工作更加重视。1973年，国务院召开了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时任国务院业务组副组长的华国锋亲自主持了这次会议，领导制定了有关文件，对"文革"后期上山下乡运动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也正是从这时开始华国锋进一步密切了与上山下乡工作的关系。
1975年9月召开的第一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华国锋曾向全国知识青年发出号召，和贫下中农一道，"用我们的双手艰苦奋斗，改变我们的世界，将我们现在还很落后的乡村建设成为一个繁荣昌盛的乐园"。
如上所述，华国锋的政治生涯与上山下乡运动有着长期的渊源，他始终把这一运动看成是毛泽东的重大战略措施，并且竭忠尽智地去贯彻执行。应该看到，华国锋在主持1973年知识青年工作会议期间，对"左"的理论和一些极端做法所造成的严重恶果是有所察知的，并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制定了一些矫正措施。但他这样做的目的，归根结底还是为了将这场运动引导上健康发展的轨道，因此当他成为全中国人民的"英明领袖"以后，也就顺理成章地要继续坚持这一方向。而这种坚持，与他在政治上倡导"两个凡是"的方针，又是相辅相成的。
所谓"两个凡是"，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是当时的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和副主席汪东兴经过深思熟虑后提出，并经1977年2月7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联合发表的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而公诸全国的。"两个凡是"方针的实质，就是对毛泽东的言论采取教条主义的态度，对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说过的话，决定过的事继续当作不可移易的"金科玉律"，不承认毛泽东晚年犯了错误，反而要继承那套"左"的理论、方针和政策，从而在新的形势下为拨乱反正工作设置了障碍。
华国锋等人刻板、僵滞的政治立场及坚持"文革"一系列"左"的错误的态度，在上山下乡问题上得到了立竿见影的反映。1976年12月，华国锋在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宣称：1977年的中心任务是继续搞好教育革命、文艺革命、卫生革命、科技革命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此后，这场运动继续被说成是"社会主义新生事物"。毛泽东在"文革"中提出的"再教育"思想，是在否定建国17年教育制度、教育工作者的前提下提出的，已为千百万知识青年的长期社会实践证明是完全错误的，但华国锋却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赋予它权威的地位。1977年8月，他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代表大会政治报告中指出：
知识青年是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又有文化，我们应当把他们培养成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生力军。毛主席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必须坚持贯彻执行。对于具体工作中存在的种种问题，则应当按照统筹解决的方针，切实解决好。
华国锋的这段话，在以后一段时间里被奉为"知青工作的根本指导思想"《各省、市、自治区知青办负责人座谈会汇报提纲》，1978年1月13日……尤其应该注意的是，至少在华国锋等人眼里，"再教育"的思想并没有过时，必须继续"坚持贯彻执行"。毛泽东病重期间，曾谆谆叮嘱自己选定的接班人"照过去方针办"。华国锋的确未曾辜负毛泽东的一番重托。当然，在这种情况下，也就谈不上知识青年问题的真正解决。
1977年12月12日至1978年1月13日，各省、市、自治区知青办负责人座谈会在北京召开。这是"文革"结束以来有关上山下乡工作的第一次大型会议。会议内容是为计划于1978年上半年召开的全国知识青年工作会议进行调查研究，搜集材料，研究和确定工作会议所要讨论和解决的问题。
第55节：一华国锋坚持"过去方针"(3)
当时，社会上对上山下乡的方向议论纷纭。有些人认为上山下乡是"四人帮"搞的，有的说"打倒'四人帮'，知青不下乡"；"打倒'四人帮'，回城有希望"。有些下乡青年认为自己是"四人帮""极左路线的牺牲品"。有的说："过去表示扎根农村，是上了'四人帮'的当，今后还是要争取回城。"有些原来决心扎根农村的青年，对自己的选择产生怀疑。有的知青先进集体，把墙上挂着的奖状、锦旗都摘了下来。一些已经在农村结婚安家的青年，情绪消沉，感到后悔。社会上纷纷议论说："现在宣传少了，典型倒了，扎根不提了，政策要变了，知青办要撤了，上山下乡快收场了。"有的地方，下乡青年的家长干脆找到知青办，往回要孩子。从事知青工作的干部中，普遍感到围绕这项工作的"冷风大，谣传多"，压力大，思想混乱。有的说，现在矛盾集中，弄不清上面的精神，说不服下面的群众，左右为难。有个地区九个县、市知青办主任都申请调动，要求干别的工作《知青战线的一些思想动向》，载《省、市、自治区知青办负责人座谈会简报》(3)，1977年11月14日……显而易见，随着"四人帮"极左派退出政治舞台，许多群众已开始从新角度审视上山下乡运动，并且准确预言了它行将"收场"的结局。凡此种种，都是这场运动的不祥征兆。
社会上的种种议论，在座谈会上也有所反映。有的与会者提出了对上山下乡工作应怎样估价的问题："四人帮"插手了知青战线，工作中又有不少问题，究竟主流是什么?还有人提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到底是为了什么"的问题。对于"扎根农村干革命"的口号还要不要提的问题，也是众说不一《省、市、自治区知青办负责人座谈会简报》(4)(7)，1977年12月17日……更有人大胆指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个"怪胎"河北省知青办：《关于全国知青工作座谈会的简要情况》，1978年1月20日……抨击之尖锐，莫过于此。这些迹象表明，在从事知青工作的各级干部中，对上山下乡的方向同样存在着惶惑、动摇甚至否定意见。
不过，座谈会上的种种离经叛道的看法很快被统一到"坚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正确方向"上。所谓"怪胎"论，则受到国务院负责人的严肃批评：十一大报告(指华国锋在中共十一大政治报告中关于"必须贯彻执行"毛泽东有关"再教育"指示的内容)不是讲得很清楚吗!这不是否定十一大路线?怎么叫高举毛主席的旗帜呢?你说你认识不清可以，你不能否定一切，否定一切那不同"四人帮"一样了吗!这不是思想问题，是个政治问题《关于全国知青工作座谈会的简要情况》……否定上山下乡的成绩就有否定十一大路线之嫌，就是否定一切，否定一切就与"四人帮"一样，因此就成了政治问题。经过如此这般的"推理"--实即上纲上线--之后，人们只有统一口径，继续为这场举步维艰的运动齐唱赞歌。
座谈会认为，知青问题虽多，但不难解决，要鼓劲，把工作抓上去。为此又提出，加强对知青工作的宣传报道，表扬、鼓励好的典型。
为了防止揭批"四人帮"活动产生不利于上山下乡运动的影响，座谈会强调，批判"四人帮"要注意准确，批什么，立什么，今后怎么办，思想上要明确，不要东倒西歪的，防止副作用。如不要只批"拔根复辟"，因为今后多数人还是要下乡，批得不好，就会把那些有志气、在农村扎根的青年批得不安心了。大学生同农民结婚也不能批，因为同农民结婚应该提倡。批"挑重担"(指辽宁省把一些知识青年放到各级领导岗位上)也成了问题："你批'挑重担'，难道叫他挑轻担吗?"总之，批"四人帮"不能把上山下乡的方向批掉了，方向批掉了，问题就大了，自己给自己背了包袱，自己给自己出难题。究竟批"四人帮"什么问题，要理一理，不一定像文教战线批"两个估计"那样，有什么批什么《关于全国知青工作座谈会的简要情况》……
在上述思想指导下，座谈会将"推行反革命政治纲领，另搞一套，极力篡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方向"、作为"四人帮"干扰、破坏知青工作的要害。并提出，抓住这个要害，联系实际，重点批判四个方面：
一、揭批他们用资产阶级腐朽思想毒害青年的罪行，坚持用毛泽东思想培育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
二、揭批他们诬蔑工农、反对工农的罪行，坚持知识青年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
三、揭批他们反对知识青年学大寨，反对又红又专的罪行，坚持把知识青年培养成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生力军；
四、揭批他们大搞形而上学，把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同按党的政策招工、招生、征兵对立起来的罪行，坚持党的"统筹兼顾，全面安排"的方针《省、市、自治区知青办负责人座谈会汇报提纲》，1978年1月13日……
第56节：一华国锋坚持"过去方针"(4)
1977年，全国揭批"四人帮"的活动如火如荼，如教育领域批判"两个估计"、文学艺术领域批判"黑线专政论"，越批，极左货色越声名狼藉；越批，群众的情绪越高涨。反观上山下乡领域，领导者在部署揭批"四人帮"时却是顾忌重重，什么能批什么不能批，无不预先划定框框，设定禁区，不准越雷池一步。结果，在上山下乡领域这个深被"左"祸的重灾区，极左货色并没有遭到比较全面的清算，一些重大问题上的是与非自然也很难澄清。
座谈会提交的《汇报提纲》把"肯定成绩，坚持方向"摆在了首位，说知青工作的形势大好。十多年来，全国共有1680多万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现在农村的950多万下乡青年已经成为建设现代化农业的一支重要力量。事实证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在知青战线始终占主导地位，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方向完全正确，广大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在三大革命运动中的作用十分显著。
《汇报提纲》提出，当前的中心任务是，认真贯彻执行党的十一大路线，继续深揭狠批"四人帮"，落实华主席关于知青工作的重要指示。
为了开好定于5月召开的全国知青工作会议，《汇报提纲》就会议的指导思想、会议的主要任务、会议的准备工作、出席会议人员等分别提出了意见，并拟定了需要调查的11个问题供各地参考。这11个问题是：1?关于深入揭批"四人帮"的问题；2?关于城镇中学毕业生的分配问题；3?关于安置下乡青年的布局问题；4?关于下乡青年的安置形式问题；5?关于推广株洲厂社挂钩、集体安置下乡青年经验的问题；6?关于青年点(队、场)的建设问题；7?关于把下乡青年培养成生力军的问题；8?关于提高下乡青年文化科学技术水平的问题；9?关于统筹解决下乡青年的实际困难问题；10?关于整顿安置经费、物资管理使用的问题；11?关于加强党对知青工作的领导问题。
上述问题大多是长期以来未能很好解决的难点问题。座谈会希望通过比较广泛的调查研究，发现一些有效的经验，以推动运动的进一步开展。
这次座谈会历时一个月才结束。1978年1月15日，《人民日报》披露了座谈会消息，同时发表评论员文章《坚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正确方向》。文章称：十几年来，特别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广大知识青年积极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一批又一批地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这对于移风易俗，树立社会主义的新风尚；对于推动农业学大寨运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都发挥了十分显著的作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在知青战线始终占主导地位，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方向完全正确，成绩很大。
至此，领导者对于"文革"以来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以及支撑这场运动的"再教育"理论，继续给予了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而这种肯定与评价，与事实真相是存在很大出入的。造成这种局面的主要原因，一方面，是因为坚持"两个凡是"方针的领导人在政治舞台上仍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另一方面，相当多干部的头脑，还没有从极左思潮的长期禁锢中解放出来。
第57节：二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1)
二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
1977年7月，中共十大三次会议终于恢复了主张改革的资深领导人邓小平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文革"中两度遭到严重政治迫害的邓小平之所以未能在"四人帮"垮台后及时复出，与华国锋等人坚持"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有关。恢复邓小平的领导职务，对于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对于清理以前的"左"的错误，具有重要意义。针对"两个凡是"的错误，邓小平在中共十大三次会议发言中提出，完整地、准确地理解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恢复毛主席倡导的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的作风。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真正破除了长期以来禁锢人们头脑的种种思想枷锁。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了时任中央党校副校长胡耀邦亲自主持定稿的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文章论述了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的观点，主张任何理论都要不断接受实践的检验，在实践中不断增加新的内容。文章发表后，引起强烈反响。在邓小平等中央多数领导人的引导支持下，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在全国范围迅速展开。
"一湾死水全无浪，也有春风摆动时。"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第一次破除了在上山下乡这一曾被高度政治化、神圣化的社会问题上的种种禁忌。社会科学家走在了思想解放的前列。有学者直截了当地指出，上山下乡违反社会发展规律，捅开这个马蜂窝，有好处。于光远在理论务虚会上讲："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确是一个严重问题，应该承认这是十多年错误做法造成的。"邢贲思在《关于真理的标准问题》的报告中也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每年国家要花十多亿\[元\]，包括各种各样的补助、耗费，花这么多钱，结果到了农村还跟农民争粮吃，农民并不欢迎中国社科院哲学所资料室整理，1978年10月10日……这些犀利的言语，在社会上激起层层波澜，特别是在广大知识青年中引起强烈共鸣，但也受到某些人的指责。
人民群众一旦走出"两个凡是"的阴霾，也开始无所忌惮地对上山下乡问题直抒己见。有些单位的职工在学习讨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时，经常触及上山下乡这个牵连到千家万户的话题。于是有人总结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经不起实践的检验。第一，农民不欢迎，和农民争口粮，争土地；第二，单位背包袱，负担重，既拿钱又拿物；第三，青年下乡后家长不放心，有的还增加了家长的经济负担；第四，青年不安心，贻误了青年的前程。哈尔滨市黑龙江大学一位教师给动力区干部辅导学习讨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当讲到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不是方向，从现实来说，农村人口要减少，城市人口要增加，邓副主席也讲了这个问题时，竟引起全场热烈鼓掌黑龙江省知青办：《情况反映》第3期，1978年9月15日……这段小插曲，真实反映了民心的所向。
长期以来，各种"左"的教条，像无形的锁链，束缚着青年人理性的翅膀。然而，初春的残雪，遮不住充满生机的绿意。思想解放的春潮泛滥所及，广大知识青年--无论是刚刚返城的，还是仍旧留在乡间的--的思想日趋活跃。
上海团校部分学员在讨论真理问题时，提出应该用实践检验一下"上山下乡到底对不对"?有的学员联系到农村插队落户的经历说：我们去时真是满腔热情，农民病了没有药，把自己带的药送给他们吃；天气冷了，农民棉衣不够，把自己的衣服送给他们穿。我们和贫下中农肩并肩干了十多年，但是，农村的面貌还没有改变。实践告诉我们：林彪、"四人帮"在农村推行的极左路线不改变，仅凭我们知识青年的双手是根本改变不了农村面貌的上海市团校：《教学情况简报》第5期，1979年……一位青岛知青，在致《人民日报》的信中明确指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对国家的经济、群众的思想都划不来，并起着混乱的作用。他算了这样一笔账：自掀起上山下乡运动以来，全国成立了许多专门的机构，调动大量的基层干部管理这些工作，造成了大量的干部浪费。青岛一市，每年给知识青年带队的干部就是几千人。如把这几千人建立一个大企业，一年可以为国家创造多少财富?青岛有四五万下乡青年，每人安家费500元，此项费用就达几千万元，另外还有工具费等等，加在一起就更多了。如用这笔钱办工业，能建立多少工矿企业呢?《人民日报》《群众来信摘编》第639期，1978年12月6日。青岛市只是全国一隅，在推进上山下乡过程中已造成巨大浪费，就全国而言，各种有形无形的浪费更难以估算。
1978年11月，一名已经返城的北京知识青年在题为《迎接祖国美好的春天》的大字报中，就"文革"以来若干重大问题发表了自己的见解。其中有关上山下乡运动的看法相当精辟，反映了那个时期知识青年认识的最高水平：
经济规律是一客观的规律。对于经济规律的遵守与否，是检验一个革命者是否承认实践第一的试金石。
人们还记得十二年前震撼全国的上山下乡运动吧?短短十年时间，全国一千万青年浩浩荡荡奔赴农村，作为一个运动，确是伟大而可观。但看看后果，却不敢乐观，是我国的农村真的需要这么多的青年吗?是青年离开农村就不能成长吗?--不是，这个上山下乡运动，说近了，是国家经济衰退，不得已安排劳动力的权宜之计；说远了，是对历史进程，对经济规律的一种倒行逆施。
了解一些历史发展的人们知道，资本主义的发展是伴随着农民的大量破产而前进的。我们的教科书上把这一发展说成是对农民、对历史的犯罪。但是，只有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辩证的\[地\]来看，这只是产妇临产之前不可避免的阵痛。资本主义这个婴儿正是在这一阵痛之后脱胎于母腹--封建社会。当然，我们不会走让农民破产的老路。然而，从农村到城市，从农民到工人是经济规律的体现，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在我国，提高工业化水平，加强农业机械化，解放农村大量劳动力，是缩小工农差别、城乡差别的必由之路。
违反经济规律就要受到经济规律的惩罚。胡乔木同志的文章已讲的\[得\]很清楚。因为我当过知识青年，谈这点认识。
今天，很少会有人认为，把上山下乡作为解决城镇就业问题的长期政策，是符合经济规律的。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证明，在走向现代化的进程中，劳动力总是从农村向城镇转移，从农业向非农业转移。而不是反其道而行之。中国城镇人口比例不大，只要政策得当，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城镇新增劳动力是可以自行消化的。这一点，也已为十几年来城市中不断深化的改革所证实。然而，当宣传机器仍在反复强调"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毛主席、党中央的号召，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占主导地位，成绩是主要的"时，敢于站出来道出一个真理，是很需要一些胆识的。
第58节：二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2)
思想解放运动使各种"左"的思想、理论第一次受到冲击。它给人们干涸的头脑注入了理性清泉，它还营造了一个比较自由、宽松的政治环境。没有这样一个环境，就谈不上公开表达对上山下乡的不满，或揭示它的弊端。
在趋于宽松的气氛下，还有一些青年，利用文学的形式，批判性地触及上山下乡运动的不良后果。1978年6月11日，《文汇报》发表了卢新华的短篇小说《伤痕》。卢是1977年考入复旦大学中文系的学生，曾有多年插队劳动的经历。在小说《伤痕》中，以"文化大革命"为背景，叙述了女知青王晓华与其母亲的畸形关系。王晓华出身革命干部家庭。"文革"初，她妈妈被定为"叛徒"。为此，她没有毕业就报名上山下乡，以断绝与"叛徒"妈妈的母女之情。但是，到农村后，她始终无法挣脱那个"叛徒妈妈"的家庭"给她套上的绳索"。在"血统论"的沉重压力下，她下乡4年才勉强入了团；她不得不中断了与恋人的爱情，她灰冷痛苦。妈妈的政治历史问题，是压在她心头一块沉重的铅块。可悲的是，她在受到政治歧视迫害的同时，因为思想上受到极左思潮的困厄，长期同她的母亲实行"决裂"。事情就是这样地令人痛心：正当"四人帮"迫害王晓华的妈妈，同时也摧残王晓华的心灵的时候，王晓华的"决裂"行动，客观上无异于帮同极左势力在妈妈的心灵上"戳"下了一道深深的伤痕，而她却一直认为这样做是完全正确的，是符合革命需要的。
小说主人翁王晓华只是一个虚构的人物，但小说揭露的社会现象则是完全真实的。小说所写的"血统论"对知识青年的打击、摧残，极左思潮对青年人心灵的腐蚀、毒害，是不少人曾经身受的，卢新华的小说，暴露了"文化大革命"和上山下乡运动中的一些阴暗面，突破了长期以来文学创作只准"粉饰"、"歌颂"，不准反映生活真实的禁区，因此成了思想解放潮流影响下，文艺领域异军突起的"伤痕文学"的典范。
1978年到1979年初，各地青年自发刊印的文学刊物一时称盛。一些作品，集中描写了知识青年的坎坷命运，反映一代青年从狂热、迷茫，走向彻悟的思想转变历程，叙述了他们的痛苦和欢乐，成功与挫折；这些作品在充分肯定世间的真、善、美的同时，有力鞭挞了那些贻害无穷的假、恶、丑。不论作品的具体内容和主题思想是什么，它们所描写的典型环境和历史背景，大都是那场使我们国家濒于绝境的"文化大革命"。
政治迫害，是"文革"中许多知青经历过的可怕梦魇。刘峰的短篇小说《默默祝福》讲述了几名出身"黑七类"被看作"狗崽子"的知识青年，在走投无路情况下，准备偷渡香港的故事。在小说中，作者并不满足于对血统论的鞭挞，而是积极探索了下乡知青在社会底层所经历的心路历程：插队初期，他们也曾设想过在农村安家，为农村的建设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然而，不久现实便粉碎了他们的幻想。农村的大多数地方，无论是生产方式、经济状况、文化生活、思想风俗都极为落后，这一切，借知青的力量是无法改变的。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一系列事实使他们逐步认识到，要青年们到农村插队落户，无非是要丢包袱，即处理掉城市中这一大批过剩的劳动力。艰辛的生活，使知青们的思想有了新发展。对于那些喋喋说教，有的人投以怀疑的目光，并勇敢地进行新的探索；更多的人则为了生存，各自去寻找出路。至于在悲观绝望之极弃世轻生的也屡见不鲜。
化名燕女的短篇小说《凋零》，述说了一名北京女知青与男知青同居怀孕被抛弃，而终于坚强活下去的故事。小说谴责了男知青的自私，企图奸污女知青的大队长的暴虐与愚钝，愚昧村民对女知青遭遇的冷漠。此外如署名澜的长篇小说《灵光》，以一个下乡知识青年的个人遭遇为线索，表现一代青年的思想状况，他们精神上的苦闷与彷徨和生活上的凄楚与悲凉。
广东知青华岳在短篇小说《你话点算》(系粤语)中，用一位知青家长的口吻，向人诉说了子女插队后的种种遭遇：知青被分派到一个穷地方插队，农民不欢迎。于是将他们集中赶到山里，给几块瘦地办个知青场。"唔讲食菜，食米都艰难，几年中从未分过一分钱，买咸菜都靠我给钱。"后来，当地"土皇帝"又规定，知青一律返回广州市做临时工，一个月交10元钱归队，队里挂名出勤不给工分。广州市里做工机会少，有的知青生计无着，只好重返农村，却发现连住处的床板都被人搬走了。"文革"中插队知青大部分生活不能自给，如果再受到当地农民的冷遇或歧视，处境自然很惨。
这些普通知青的创作，艺术上的功底或显不足，人物关系的处理失于简单，对社会的观察还缺少深度。至少对某些作者来说，他们所关注的与其说是作品本身的精雕细琢，不如说是借助文学形式来阐明对上山下乡运动的反思。当时，下乡知青的坎坷经历往往不为局外人所理解，知青身份常受到歧视，窘迫处境长期得不到改观，返城要求更遇到重重阻力，所以要诉诸笔端，引起世人的重视。事实上，这些作品之所以能给予广大读者--首先是知识青年--以强烈的触动和感染，主要是其批判现实主义的力量，而并非艺术手法上的炉火纯青。
第59节：三一篇振聋发聩的评论员文章(1)
1978年12月北京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一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会议。它进一步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强调必须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高度评价了真理标准的讨论，确定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就历史上一系列重大事件、人物给予重新评价，拨乱反正，昭雪冤案的同时，对以往的知识青年政策也进行了检讨。会议认为：知识青年是受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迫害的一代，广大知识青年是无辜的、他们的处境值得同情，困境是需要及时解决的《胡耀邦同志关于待业青年问题的讲话》，1982年3月2日……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主张改革的中央领导人掌握了拨乱反正的主动权，有步骤地解决了建国以来许多历史遗留问题和实际生活中出现的新问题。这为知青问题迎刃而解准备了至关重要的政治条件。
三一篇振聋发聩的评论员文章
1978年下半年，知识青年问题迅速升温，成为社会关注的一个"热点"。当时，社会上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问题议论纷纭。这件事，不仅直接关系千百万知识青年的利益和命运，而且牵动千家万户，影响整个社会。11月23日，在"文化大革命"中被禁锢十年之久，刚刚恢复出版的《中国青年报》，以本报评论员的名义发表了《正确认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问题》的重要文章，将这场讨论推向高潮。
这篇文章审时度势，对上山下乡的缘起、历程、得失，以及指导理论的正误，进行了多方面的阐述和分析。它高扬"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旗帜，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第一次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真相公开袒露在全国人民面前。
上山下乡发端于50年代中叶。关于它的缘起，相沿已久的解释一向是着眼于政治意义上的拔高。直到1978年11月召开的第二次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仍说它"是同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联系在一起的"，是同1955年毛主席发出"一切可以到农村中去工作的这样的知识分子，应当高兴地到那里去。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号召分不开的《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纪要》，1978年12月10日……与这种冠冕堂皇的解释不同，评论员文章主要从经济的角度揭示了上山下乡滥觞的缘由：50年代中，随着城市人口的迅速增加和教育事业的普及发展，中小学毕业生的数量急剧上升。由于城市工业和其他行业还没有能力全部吸收不能继续升学的城市知识青年，为了使青年们能各得其所，除了鼓励来自农村的青年回乡参加生产和工作以外，开始动员一部分城市青年去农村和边疆，为社会主义建设作出贡献。这说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一定阶段的产物。与以往的解释相比，评论员文章将上山下乡的起因归结为城市就业压力的加大，显然比较符合事实。
"文革"期间，毛泽东为什么要发动规模空前的上山下乡运动?正统的解释一向是强调它的政治目的。在这一点上，1978年《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纪要》的说法仍未改变。《会议纪要》称：1968年，毛主席根据当时革命和建设的实际状况，发出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广大青年热烈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形成了轰轰烈烈的上山下乡高潮。与这种振奋人心的基调格格不入，评论员文章揭示给人们的，则是发动这场运动黯淡而真实的背景：
文化大革命之后，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规模迅速扩大，甚至出现了"连锅端"的现象。这显然是不正常的。究其原因，一是由于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国民经济长期发展迟缓，以至走到崩溃的边缘，城市各行各业能够吸收的人很少。二是由于他们全盘否定教育战线的十七年，大肆砍杀各类高等学校，使大学招生人数大大下降；同时又无视教育事业发展的规律，强行禁止中学毕业生直接上大学。这样一来，大部分城市知识青年，除了上山下乡，别无其他出路。
"文化大革命"中上山下乡运动的发动，实际上还是基于城市就业的压力，只不过在极左路线的严重破坏下，使这个固有的压力急剧增大。就是这样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在"文革"结束后的若干年里，却一直为舆论工具所讳言。
如何估价"文化大革命"中的上山下乡运动，因为涉及800万在乡知青的稳定，而成为一个特别敏感的问题。当时，知识青年返城活动正处在"风乍起"的起步阶段，已引起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为了防止出现"闹事"的连锁反应，在各种场合反复强调上山下乡的"成绩是主要的"，"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占主导地位"，就成为当务之急。与这种主要基于策略考虑的做法大相径庭，评论员文章明确指出，充分肯定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热情和贡献，并不等于可以掩盖上山下乡的真实情况，不去揭露和解决"四人帮"一伙在这方面制造的许多严重的问题。文章在列举林彪、"四人帮"人为地制造出许多矛盾，把一些知识青年引入歧途，将上山下乡搞成一个谁也碰不得的"禁区"之后，就上山下乡的严重后果作了如下说明：
第60节：三一篇振聋发聩的评论员文章(2)
多数知识青年生活不能自给，不少人婚姻、住房、疾病等问题无法解决，很多地方缺少学习政治和文化科学知识的起码条件，弄得许多知识青年消极低沉，群众怨声载道……混进知识青年战线和基层干部队伍中的少数坏人，肆无忌惮地乘机谋取私利。他们侵吞和挥霍知识青年工作经费，收受贿赂，勒索礼物，大发"知青财"；他们压制知识青年的民主权利，以泄私愤，摧残知识青年的身心健康，以遂私欲；他们利用窃取的决定知识青年抽调去留的大权，搞交易，做买卖，"掉包"顶替，安插亲信，使"走后门"等不正之风盛行。这种种腐朽丑恶的现象，极大地毒化了社会风气，腐蚀了一部分青年的思想意识，诱惑甚至胁迫其中极少数无知的人走上了邪路。总之，林彪、"四人帮"对经济、教育、作风等方面的破坏及其恶果，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个问题上得到了集中的反映。
评论员文章发表后，在社会上产生很大震动，并引起国外的重视。《纽约时报》据以判断说："作为减轻生活当中的苦难和强制成分的新的广泛努力的一部分，中国正在静悄悄地撤销不得人心的强迫城市青年下乡安家落户的政策。"《纽约日报》，1978年12月5日。
反应最热烈的当然还是广大知识青年和他们的家长。1个月内，报社就收到读者来信100余封，在信上署名的300多人。许多知青在信中表示，坚决拥护党中央关于统筹解决知青问题的决定；认为多少年来，报上只说空话、假话，这次评论员文章说了实话，说明真正关心我们疾苦的还是党中央。当读者普遍认为评论员文章"说出了千万知青的心里话"时，也有个别人对文章的观点提出异议。湖南省两名小学教师在信中称：知青走与工农相结合道路，主要还是个方向问题。抛开这个前提谈知青上山下乡，意义就不完整。至于下乡知青在生活、婚姻、住房、医疗等方面遇到很多困难又得不到解决的说法，"据我们县里的情况以及耳闻目睹的事实来看，并非尽然"。他们强调说，毛主席号召的青年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是真理。与此相反，一位北京读者在肯定文章"说了许多群众的心里话"的同时，又批评它"还是说了一些不符合实际情况的话"，"比如'这些年来，千百万知识青年怀着高昂的革命热情'，'增长了才干，茁壮地成长起来'云云"，"都歪曲了事实"。这位读者还在信中中肯地指出："把这些年来上山下乡的异常情况都归到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也是不对头的。"
尽管评论员文章有其不足，仍不失为解放思想大潮中涌现的一篇好文章。在有影响的大报上，对上山下乡历史真相进行过全面剖析的文章，仅此一篇。这篇文章还用犀利的笔锋驳斥了长期以来有关上山下乡运动的一些"左"的理论教条。
正是受到这篇文章的影响，一些地方的知识青年在返城风中理直气壮地提出："否定文革，就要否定知青上山下乡"的口号。文章的社会影响还不止这些，由于它明确指出"文化大革命"十年来的上山下乡，是林彪、"四人帮"造成的"恶果"，下乡知识青年成了林彪、"四人帮"修正主义路线的"受害者"和"牺牲品"，使下乡知青认为找到"回城有理"的依据。他们要求像给右派"摘帽"和给冤假错案平反那样，为知识青年落实政策。1979年初，各地知青闹事此起彼伏，致使有的领导人大为恼火，批评这篇文章起了"火上加油"的作用。对这篇文章最感不满的当然还是被"返城风"弄得一筹莫展的国务院知青办，后者很快向所属单位发出通知，说这篇文章并不代表国务院知青工作会议的精神。
《中国青年报》的文章说了实话，也惹了麻烦。这以后为了稳定住众多在乡知青，遏止住"返城风"的强劲势头，新闻媒介继续被要求统一口径到"充分肯定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成绩"上来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文章是国务院知青领导小组办公室理论组撰写的《统一认识，做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红旗》，1979年8期……
第61节：四知青政策的调整(1)
四知青政策的调整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上山下乡运动中根深蒂固的矛盾和长期积累的各种严重问题，并没有随着极左派退出历史舞台而消失。从当时情况看，主要问题包括：许多下乡知青生活上长期不能自给，在住房、婚姻方面困难突出；"走后门"之风经久不衰，下乡知青的上调机会不平等；将大批知青安置到人口较多的农村社队，加剧了人多地少的矛盾，农民不满，排斥知青现象进一步发展；下乡知青受迫害，特别是女知青受摧残问题仍旧相当严重。在这些问题中，最紧迫的还是下乡青年生活困难问题。具体说，又包括三个方面：
第一，生活不自给的比例大。据27个省、市、自治区的统计，有13个省、市、自治区下乡青年生活不能自给的比例在50％以上(自给标准120-180元)。其中云南、贵州、四川、福建、甘肃等省高达70%-80％。跨省插队的老知青困难最大。如上海市在外省插队的22?4万知识青年，有13万名生活不能自给省、市、自治区知青办负责人座谈会《简报》(1)，1977年12月21日……有个女知青因此自杀(经抢救未死)，她在遗书上写着："二十几岁的人了，连粮草都做不出来，还要伸手靠家庭，只好离开人间。"家长普遍感到负担重，压力大。有的说："下去一个孩子，等于降低一级工资。"子女结婚了还得抚养孙子、外孙。上海第十二毛纺厂职工子女下乡后共生154个小孩，有130个送回上海抚养。职工们说："过去养儿防老，现在养儿到老"，"养了老插队，还要养'小插队'"。四川广汉县对61名已婚青年进行调查，年收入在50元以下的有30人，倒挂的21人。
不能自给的原因：据辽宁对3800多人的典型调查，一是由于生产发展缓慢，分配收入低，不能自给的占68％；二是以短养长暂时没有收益的占12％；三是本人有病或因家庭有特殊困难出工少的占15％；四是本人参加劳动少的占5％。
另外，在同等生产条件下，下乡青年同农民相比，有五笔收入基本拿不到：自留地收入没有，养猪、养鸡的收入没有，投肥工分没有，家庭小副业没有，技术活、高工分的收入没有。
同工不同酬的现象仍然存在。有的地方流传"男十分，女八分，知识青年还要少两分"。江浙等一些人多地少的地方，还限制下乡青年出工。
第二，住房困难的青年多。据1976年底统计，在农村插队的青年中，没有建房的有95万。广东河源县1972年以前下乡的628名青年中，尚有390人没有建房。已建的房屋因国家给予的补助标准低，质量差，相当一部分已经破旧，需要翻修。特别是已婚青年住房困难更大。据江苏、安徽、四川、吉林4省统计，已婚的22万知识青年，有10万人没有建房。国营农场系统大龄知青结婚无房现象也很严重。1978年5月，国务院派赴黑龙江农场工作组的报告中称：当地有2万对已婚知识青年没有住房，还有28岁以上的知识青年15万人，多数也要在一两年内结婚，需要解决住房。按每户30平方米，每平方米材料费60元计算，最近两年内共需建青年结婚住房270万平方米，需要投资1?6亿余元，以及相应的三材和玻璃、小五金。当年从开荒投资中划出1千万元盖青年结婚住房，只能解决5600户国务院派赴黑龙江农场工作组：《关于黑龙江国营农场情况的报告》，1978年5月24日……农场盖房实际能力与知青需求间的巨大缺口，据此可知。该省山河农场的建房计划，上级机关只批准每年建3000平方米，照此速度，需28年才能解决结婚青年的住房问题。如此怵目惊心的前景，并非无稽之谈。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则是一些基层干部超标准建房国务院知青办：《情况简报》增刊(2)，1978年3月17日……
第三，大龄未婚现象突出。"文革"结束后的1977年，全国已婚知青的人数达到创纪录的86?1万人，占同期在乡知青总数的10％。但在这两个简单的数字背后，却掩藏着一个严峻的事实：成千上万进入晚婚年龄的男女知青未能完婚，才会导致如此低下的婚姻率。另外，考虑到大批未婚青年已陆续调入城市而已婚青年却基本滞留乡间的现实，下乡知青的实际已婚率应该还要低于10％。
"文革"初期全国城镇的"老三届"初、高中毕业生共有400余万，其中半数以上被送往农村接受"再教育"。至1977年，他们的年龄介乎25岁至30岁之间，这意味着其中年龄最轻者也已步入晚婚年龄。尽管知青的已婚者主要出自这部分人，但不少事实却说明，"老三届"中的未婚者仍数量惊人。1978年河北省保定地区知青办关于历年下乡知青婚姻情况的调查称：本地区尚有1972年底以前下乡的老知青4650人。在这个主要由"老三届"组成的群体中，北京知青1525人，天津知青2006人，外省市知青422人，本省知青697人；他们中已婚者2505人(占总数的53?9％)，未婚者2145人(占46?1％)；在未婚者中，女性1276人，男性869人河北省保定地区知青办：《1972年底以前至1975年底下乡的在乡知青人数统计》1978年9月30日……从全国范围看，大龄知青，尤其是未能完婚的女知青，已经形成愈演愈烈的社会问题。1977年国务院知青办对7个省的统计结果表明：26岁以上的未婚知青有59万人，年龄大的已过30岁。进入晚婚年龄而没有结婚的知识青年，仅黑龙江一省就达30万人；江苏省达到晚婚年龄而没有结婚的知识青年占全部人数的2／3；在第一大城市上海跨省安置的70多万知青中，多达90％以上的人属于上述情况省、市、自治区知青办负责人座谈会《简报》(1)，1977年12月21日……
70年代以来，由于国家大力提倡晚婚，使男女青年的初婚年龄逐步提高。以女青年为例，50年代的平均初婚年龄为19?02岁，到70年代，提高到21?50岁《当代中国的人口》，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332-333页……同期，男青年的平均初婚年龄略高于女青年。据此，不难发现下乡知青与同代青年在婚姻方面的显著差距，一方面是他们的婚龄普遍滞后，另一方面是许多大龄青年未能解决婚姻问题。这两方面因素交织在一起，导致了知识青年已婚率的过低水平。
造成大龄知青婚姻问题难以顺利解决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从知青主观意愿来考察，在"文革"十年中，已婚知青是被排斥在招工、招生、征兵对象之外的。在农村结婚无异于与"扎根"划了等号，这被大多数知青视为作茧自缚。此外，生产建设兵团和国营农场知青一旦结婚，就不能享受病退、探亲假等待遇，所以许多知青不愿意在农场结婚。
第62节：四知青政策的调整(2)
其次，缺乏结婚安家的物质条件。除插队知青普遍收入偏低且不稳定，很大一部分人在经济上捉襟见肘，入不敷出，住房困难更是农场知青、插队知青决定结婚时首当其冲遇到的问题。
再次，男女性比例失调。这一问题由来已久，具体表现形式则因地而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云南生产建设兵团中"男多女少"的矛盾尤为突出。反之，内蒙古自治区、黑龙江省等地国营农场则受到"女多男少，女大男小"问题的困扰。在各地插队知青中，"女多男少"的矛盾越来越尖锐，这主要是由于历年招工、征兵时男女比例差距大造成的。在吉林省怀德县，1970-1975年招工中，男知青共走了5000多人，女知青仅走了2000多人，占招工总数的28?9％。截至1976年，全县还有1970年下乡的老知青1645人，其中26岁以上的大姑娘1010人《国务院知青工作调查组胡梦洲、刘德胜同志在怀德县调查结束后和县委领导同志的谈话记录》，1976年6月30日……随着一些地方的男知青被抽调一空，越来越多的集体户成了"三八点"(3月8日是国际妇女节，此处意指集体户由清一色女性组成)。该省辉南县1976年还留有1973年下乡的知青465人，其中男的只有38人，女的多达427人，形成了14个"三八户"，女知青占70％以上的集体户有43个吉林省知青领导小组：《关于知识青年问题的调查报告》，1976年8月……1978年河北省保定地区知青办在一份报告中忧心忡忡地指出：仍旧留在乡间的20508名知青中，女性占2／3。"为什么这么多?主要是历年招工、征兵要男不要女"；女知青本人没有"扎根思想"，因年龄大，招工招生征兵又不要，"是工作中的一大负担"。
无论在兵团(农场)还是社队，越来越多的大龄知青，首先是女知青，在为姻缘难觅而倍感苦恼。韶华易逝，光阴不再，许多老知青从未体验过初恋的激情，青春便已离他远去。上山下乡运动，以其无形的利爪制造了许多并非自愿的旷男怨女，他们用热血青春殉了那个理想主义的神坛。
下乡知青中的种种棘手问题究竟如何解决?由于领导者的指导思想不同，采取的对策也不一致。
一种做法，是在继续坚持上山下乡方向的前提下，采取一些补救措施。如1977年底召开的省、市、自治区知青办负责人座谈会建议，通过以下办法，解决下乡青年的生活困难问题：
第一，因地制宜地兴办一批亦工亦农的青年场、队，把分散的青年适当集中起来，在资金方面国家给予一定支持。
第二，通过招工和顶替，收回一部分年龄大、生活困难的下乡青年，特别是女青年。对于多子女在农村插队的，优先给予照顾。同时也可以安排一些到社队企业。
第三，下乡青年重大病残的治疗和已婚青年的建房，国家要给予一定补助。
第四，下乡青年找的对象不在一起的，婚后允许到另一方农村落户。在农场的符合条件，可以吸收为职工省、市、自治区知青办负责人座谈会《简报》(1)，1977年12月21日……
以上建议是否得到全面落实，不得而知，至少一部分大龄或生活有困难青年的返城条件有所放宽。但这毕竟是治标不治本的办法，不能扭转知青工作中的被动局面。
再一种做法，则是改弦易辙，放弃上山下乡的安置模式。这是一劳永逸解决知青问题的唯一途径，但由于知青问题的广泛性和复杂性，又注定了这条途径充满风险。1978年3月28日，中共中央副主席邓小平在一次谈话中指出：要研究如何使城镇容纳更多劳动力的问题。现在是上山下乡，这种办法不是长期办法，农民不欢迎《当代中国的劳动力管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441页……就目前所知，这是上山下乡运动发端以来，高层领导人第一次对这种做法明确表示了异议。千百万城市青年的长期社会实践充分证明，用组织上山下乡的方式解决城市就业问题是行不通的，合理的途径只能在城镇中寻找。这年7月，胡耀邦在同国务院知青办主任许世平谈话时也指出，上山下乡这条路走不通了，要逐步减少，以至做到不下乡，这是一个正确的方针，是可能的。安置去向，主要着眼于城市，先抓京、津、沪三大城市《当代中国的劳动力管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442页……胡耀邦的思路与邓小平完全一致，只是表述得更明确，构想更清晰。
自50年代起，特别是60年代初以来，国家始终把农村作为安置城市剩余劳动力的场地，至此转而提出由城市自身来消化这部分劳动力，这无疑是指导思想上一个带有战略性的转变。不过，在如何"使城镇容纳更多的劳动力的问题"上，暂时还没有具体方案，所以邓小平指示"要研究"。后来的事态发展表明，在高度集中计划经济体制和"统包统配"的劳动管理制度下，在城市中国有企业"一花独秀"的格局下，劳动力就业问题是无法解决的，只有在把经济改革步步推向深入的进程中，才可能摸索出一条解决劳动就业问题的合理途径。
第63节：四知青政策的调整(3)
当主张改革的中央领导人预言在不久的将来给上山下乡运动打上一个沉重的句号的同时，有关部门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政策做了新的调整，主要宗旨是逐步缩小上山下乡的规模。
首先，适当调整中学毕业生的分配政策。"文革"以来，上山下乡始终被当作毕业生分配的主要方向。1978年5月，国务院知青办就有关应届毕业生的分配方针问题通知各地说：今年应届毕业生分配，请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从实际出发，按照"四个面向"的原则统筹安排。方法上可考虑采取逐步、适当扩大留城的办法，是选留或是放宽留城条件由各省、市、自治区定黑龙江省知青办：《情况反映》第2期，1978年5月29日……各地相继做出了一些新规定：
四川省规定，年满17周岁的高小毕业生不再列入动员下乡对象，也不办免下手续；一些少数民族地区的知青不再下乡；两千人以下未正式成立相当于公社一级镇革委的场镇中学毕业生，可以不再下乡；一户有两个子女下乡，可再留一个子女；一产有两个子女在乡，同时又有两个年满17周岁的中学毕业生，都可留城。
吉林省确定，应届毕业生分配，实行升学一部分，城市安排一部分，下乡一部分的办法，避免过去的"大上大下"；同时放宽留城条件，扩大留城比例；林区、矿区、野外地质勘探部门、铁路沿线小站及小三线工矿企业职工子女中学毕业生不列为下乡对象，由本部门自行安置；机关、企业、部队自办的农副业基地安置知识青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