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闹事，造成整个垦区的动荡不安，以致老职工子女闹上调，老职工闹工资，复员军人闹"哪儿来，哪儿去"，家属闹就业，"要工作"，刑满人员闹"补发工资"，劳教人员不服管理，有的干部遭围攻，被殴打。
知青不断闹事，使垦区工作近于瘫痪，生产受到严重损失。粮食生产比上一年锐减3800万斤，全垦区荒芜土地6万亩。到年底，因骚乱加剧，粮食停放场院未入库的达3200万斤，棉花遗在地里未回收的达400万斤。全年财政亏损2300万元。
知青的不断闹事以及产生的连锁反应，迫使当地领导的态度有所转变。一些干部认为：一年来的实践证明，要使这些青年继续安心边疆已经不可能。目前尽管继续做着努力，情况仍十分严重。再这么闹下去，明年吃饭都难以解决。因此，必须采取果断措施。并提出：凡愿意留下的欢迎，坚决要走的不留，坚决放走。与此同时，一些团场大批印制商调函件，发给知青，以"特困"为理由填发上海。
鉴于阿克苏地区的形势日趋紧张，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府于1月21日发布《通告》。《通告》在肯定上海知青对新疆建设的贡献后指出：
从1979年2月以来，阿克苏垦区一些农场的部分上海支边青年，在个别人的策划和唆使下，组织"阿克苏垦区上海青年联络总部"和"上海青年联合委员会"("上青联")，以胁迫和欺骗等手段，煽动停工停产，聚众闹事，冲击机关，抢劫公章，伪造证件，搞"打砸抢"，殴打、侮辱和围攻干部，限制人身自由，诬陷，诽谤领导同志，等等，搞了一系列违法活动。近一年来，自治区、阿克苏地区和农垦系统各级领导干部，对他们进行了长期、耐心地教育、帮助。但他们置若罔闻，继续制造动乱，进一步扩大事态，严重破坏了社会主义法制，破坏了正常的生产秩序，危害了安定团结，使阿克苏垦区的生产建设，遭到严重的损失。
《通告》要求：立即解散"上海青年联络总部"和"上海青年联合委员会"以及类似的非法组织，停止一切非法行动。违者依法处理。主要组织者必须主动进行检查，承认错误，争取从宽处理；如果执迷不悟，屡教不改，继续破坏捣乱，则要从严惩处《阿克苏报》，1980年2月4日……
第94节：四一波三折的新疆农场知青返城风(4)
配合《通告》的发布，《阿克苏报》自2月4日至15日短短11天中接连以"本报评论员"名义发表了5篇政论文章《阿克苏报》，1980年2月4日、6日、11日、13日、15日……文章批驳了青年关于"上青联"是"合法组织"，符合宪法"结社自由"条文的观点；斥责"上青联"成员为"无政府主义者"、"极端个人利己主义者"，信奉"四人帮"鼓吹的"闹而优则仕"谬论，以及"反对党的领导"、破坏"安定团结"、干扰"四化"等等。
阿克苏地区局势长期动荡不安，工农业生产遭受严重损失，与上海知青的闹事确有关系。但问题的解决，显然不应乞灵于几顶沉甸甸的政治帽子。开设"帽子工厂"，只有在"文革"的特殊政治背景下才可能奏效。知青闹事事出有因，而绝不是"要反对党的领导"，也正是基于对党和政府的信任，才会在1979年一而再、再而三地上访、请愿。他们闹事的动机最简单不过，用"回家"两字足以概括。这与"四人帮"的"闹而优则仕"完全风马牛不相及。解决问题的正确态度，只应是灭火徙薪，反之，假以辞色，无限上纲，只会压而不服，无助于问题的解决。
《通告》发布后，阿克苏地区形势更加复杂。青年们认为，阿克苏出现动乱，主要是因为知青政策不落实。"蔡文姬十二年归汉，在当时来说是了不起的，我们十六年没有回上海，也是有很大贡献的，华侨在外国住了几十年还想回国，何况我们呢?"知青批评《阿克苏报》的评论员文章，所谓上海青年搞打、砸、抢的说法不符合事实，将垦区财政亏损都加在知青头上也不合理。《通告》中将上海知青改称"支青"，也引起很大反响。他们说，入疆时的录取通知单，以往的慰问信，1979年鱼珊玲参加全国知识青年代表座谈会时，都承认是知识青年，还一次次广播周总理、陈毅副总理在石河子接见上海女青年的那段故事，也说是知识青年，没有讲过是支边青年(以往专指移边垦荒的内地青年农民)。"我们都是初、高中毕业参加边疆建设的知识青年，这是不能抹杀的历史事实，不能进疆时称为知识青年，'文化大革命'中说成是'社会渣子'，现在又成为移民，支边青年，这样新疆还有什么奔头?!"强烈要求恢复知识青年的说法。
"知识青年"与"支边青年"的名称之争，实际上还是上海青年有无返城权利的争论。70年代末80年代初，全国知青大返城已是既成事实。在这种形势下，新疆的上海知青自然要求同样对待。硬说他们是什么"支边青年"，意图不言而喻。但这种节外生枝的做法，无助于矛盾的缓和。
这之后，知青返城风开始呈现新的特点：
第一，"上青联"虽被解散，但在"坐等三个月，落实政策回上海"的口号下，消极怠工现象越来越严重，并从知青中间蔓延到老职工和新参加工作的青年学生，严重影响了当年的春耕生产。
第二，倒流回沪人数激增。一部分具有"顶替"条件的知青认为返城渠道已经打通，现在是"八仙过海，各找门路"的时候了，于是大批请事假、探亲假，回上海找门路办理顶替手续。截至3月初，请假回沪的知青多达4000余人。不具备顶替条件的，也千方百计钻营困退、特困的门路，使返沪人数日益攀升。
第三，"上青联"名亡实存，活动频繁。知识青年于3月召开了"阿克苏上海知青代表第一次联席会议"，重新选举常委。各团场原"上青联"改头换面，重新组织起来，并打出"落实上青政策敦促小组"、"落实上青政策代表小组"等名义。同时积极发动知青写特困报告，有的团场闹"特困"的多达千人。截至3月初，全垦区要求困退的已有5000余人。
(三)阿克苏事件
1980年秋，阿克苏垦区形势再度剑拔弩张起来。11月中旬，三四千名知识青年涌入阿克苏市，并占据农垦招待所。他们举行游行示威，争取舆论支持，要求合理解决遗留问题，"返沪"仍是基本目的。接着，事态迅速扩大。知青进占了地委、行署大楼和农垦局大楼。同时，上海青年开始从塔里木河两岸的农场有组织地涌入阿克苏。所有人自带行李，准备长期闹下去。
闹事知青再次组织起来，总指挥是十四团的欧阳琏。他是上海青年，自告奋勇站出来，要众人听他指挥，统一行动。11月下旬，闹事知青举行了100小时的绝食活动，从23日上午10时开始，提出"户口不到手死在阿克苏，坚决回上海"等口号。为显示决心，上海青年还在绝食现场摆放了三口棺材。参加绝食的知青以欧阳琏为首，从最初的近600个逐步增至1300人。27日下午2时，绝食宣告如期结束。期间因体力不支昏迷的有200多人，被送入当地医院治疗。
26日，阿克苏地委曾向绝食知青传达国务院电报四条精神：(1)肯定上海青年参加边疆建设十多年来做出了贡献；(2)明确今春解决上海青年问题的三方会议纪要继续有效；(3)上海青年有什么问题可以反映；(4)上海青年在阿克苏组织绝食是不对的，要立即返回原单位。
第95节：四一波三折的新疆农场知青返城风(5)
电报传达后，知青并没有散去。他们一面在阿克苏集结，一面又组织声势浩大的"大篷车"队，搭乘卡车，准备赶到乌鲁木齐市扩大影响。初次出发的二三十辆卡车行至途中不幸发生翻车事故，3人死亡，20余人受伤。队伍只好返回。
阿克苏大规模绝食活动后，阿克苏等地同意发给上海青年户口，满足他们的返沪要求。青年们回到自己农场，变卖了家私，每人又领到户口准迁证及200元搬家费。有的团场在领导主持下召开欢送大会，会上肯定了上海青年对建设边疆、保卫边疆做出的贡献，希望返沪后继续为"四化"努力奋斗。
阿克苏上海青年闹事，迅速波及南疆另两个上海青年的居住地区--喀什和库尔勒。喀什农垦局位于塔克拉玛干大沙漠西缘的叶尔羌河、喀什河流域。这里曾是古丝绸之路的要冲，是唐代和唐以前大规模屯田的地方。当地知青(以上海青年为主，还有少数北京、南京青年)在阿克苏上海青年影响下提出返城要求。库尔勒市是天山南麓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首府。库尔勒垦区各团场原隶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二师，该垦区上海知青于12月初大批进入库尔勒市，有的团场汽车全部被上海青年控制，他们在市内游行，各人身带白布，上书"要户口、回上海，为什么走后门的能回上海，我们不能回"。大部分团场处于瘫痪和半瘫痪。上述地区领导迫于压力也放宽了对知青返城的限制。
闹事知青以为问题得到解决，兴高采烈，沉浸在即将回城的喜悦中。殊不知形势又陡然变化。新疆农垦系统一些单位擅自决定为知青返城开放绿灯，并未得到上级机关批准。将大批知青一下子放回，使上海市受到巨大压力。结果，发出的户口准迁证被宣布无效。上海市表态，不予报进户口，不做工作安排。鉴于南疆农垦系统长期混乱，严重影响工农业生产，只有出动军队宣布戒严，以恢复秩序。据《人民军队在新疆》一书记载：为了迅速平息事端，新疆军区奉国务院、中央军委命令，派出东疆军区部队。陆军第四师、第十一师各一部，至上海知青集中地区和交通要点。在5个多月中，制止、劝阻和收容了1万余名争取回沪的支边上海青年，稳定了4万余名上海知青的情绪，打击了策动闹事的骨干分子，恢复了闹事团场和阿克苏地区、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的1市5县的社会秩序另据《阿克苏市志》(新华出版社1991年版)第59页载称：1980年12月26日经国务院批准，逮捕农垦团场进城闹事的"上青联"总部为首分子9人，收审骨干分子43人……至此，持续两年之久的上海知青返城风开始平息下来。
(四)善后措施
新疆农垦系统上海知青闹事时间长，规模大，涉及面广，造成一系列遗留问题。
1980年底，全系统知青还有近6?9万人，其中上海青年有4?9万余人。到翌年初，倒流回沪势头凶猛。春节前夕，属于非正常探亲、公出而回到上海的青年达1?5万之多。情况最严重的如巴州农垦系统的上海知青，返沪者已占2／3。不少人是变卖家产后，拖儿带女返沪的，给个人生活和上海市政带来诸多困难。新疆和上海方面通力合作动员青年重返边疆。新疆农垦部门为安置这批青年做了物质准备，并再三申明：对参与闹事者，不咎既往，与其他人一视同仁，对回归者适当照顾以解除其后顾之忧。至于事件的组织者和个别趁乱打劫者，则逮捕法办。12月23日，由阿克苏地区行政公署及阿克苏地区公安局联合署名，张贴布告，宣布于众。
在新疆的上海知青闹事，引起中央的重视。1980年12月中央工作会议通盘考虑，决定采取切实可行办法，坚决把上海知青的大多数稳定在新疆。
1981年3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上海市政府根据国务院指示，在北京举行会议，研究解决新疆农场上海知青问题。会议认为：解决上海知青问题一定要根据中央关于在经济上实行进一步调整、在政治上实现进一步安定的重要方针，从实际出发，既要考虑新疆和上海的具体困难，又要顾全大局，考虑全国的情况，坚决贯彻把大部分上海知青稳定在新疆的方针，防止引起连锁反应，防止再刮起"回城风"，实事求是地把问题解决好。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上海政府双方经过协商，议定了《关于解决新疆垦区农场上海支边知识青年问题的具体规定》。《规定》指出，从开发边疆、建设边疆和巩固国防的重大战略意义出发，应继续采取把大多数上海知青稳定在新疆的方针。但是，考虑到新疆农场和知青本人或家庭的实际困难，也要在现行政策允许的范围内，分期分批地把一部分符合本规定的知青商调回沪或迁回上海落户，或调剂到上海市所属的外地农场。具体规定是：
第96节：四一波三折的新疆农场知青返城风(6)
(1)在沪的父母退休、退职，其子女是未婚的新疆农场工人(含1978年以前离婚及丧偶的，不含退干的人员)，可以商调回沪；已婚的，如配偶也是上海知青，并符合这种条件，或符合"特殊困难"和"特殊照顾"条件，也可同时商调。
(2)家庭符合"特殊困难"条件之一的农场职工可以商调回沪。这些条件是：1?父母在沪的独生子女；2?父母在沪，身边无子女或虽有子女，但子女均已丧失劳动能力、生活不能自理的；3?在沪父母十年动乱中受迫害致死现已平反昭雪的。
(3)家庭需要"特殊照顾"的农场上海知青可以商调回沪。属于这种情况的有：1?父母双亡，弟妹在沪均未成年，需要照顾的。2?在沪父母身边虽有子女，但在远郊成家，实际无法经常照顾父母的。3?兄弟姐妹有二人以上在新疆的，准予商调一名农场工人。4?父母长期(三年以上)在国外工作，家庭有困难需要照顾的。5?革命烈士子女。6?中国籍外国人，外国籍中国人，港、澳、台胞及华侨子女。个别已担任农场干部的上海知青，如符合上述条件，困难较大的也可参照办理。
(4)因工、因病致残，经地、州医院证明，团场领导审核，完全丧失劳动能力或因精神病等不能参加劳动的农场工人，准办理退休或退职手续，由原单位按月发给退休费或生活费，迁回上海落户，不再安排工作。
(5)本人原是上海郊区农村青年的农场职工，可办理离职手续，回原籍落户。
(6)从1979年1月1日起至1980年11月1日止，已批准调回上海的知青，其配偶也是上海知青现留在农场的(含离婚又复婚的)，可将其配偶商调到上海市所属农场。
(7)已婚夫妇，一方符合上述(1)(3)两项条件的，可从1982年开始，将夫妇双方逐步调剂到上海所属外地农场。
(8)以上商调回沪或迁回上海落户的农场职工，准备有计划有步骤地、分期分批地进行。
(9)对已返沪的上海知青，要区别情况予以处理。凡符合各项条件的，办理合法手续，由上海市逐步加以安置；凡不符合条件的，律动员迁回新疆农场。
上述《规定》对知青"顶替"、"特困"、"特殊照顾"、"病退"、离职等返沪条件作了详细说明，进一步放宽了返城限制。按会议估算，在新疆农垦系统4?88万上海知青中，符合条件的约1?5万人，不符合条件的约3?38万人。
会议还商定，对现在新疆农场的上海知青，新疆方面将加强对他们私自返沪的控制新疆自治区政府、上海市政府：《关于解决新疆垦区农场上海支边知识青年问题的报告》、《关于解决新疆垦区农场上海支边知识青年问题的具体规定》，1981年3月30日……
到1984年4月，经上海、新疆两地共同努力，已办理符合调、迁回沪条件或调剂去上海农场的知青近1?6万人。同时，上海市动员盲目倒流的1?7万名知青返回新疆。留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1982年新疆农垦正式恢复生产建设兵团建制)的上海知青尚有3万人据《新疆通志·民政志》(新疆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25页：1985年底，兵团尚有知青41200人，除30000名上海知青外，还有北京知青3100人，天津知青3100人，武汉市知青2300人，江苏省知青1300人，浙江省知青1400人……
三万上海知青最终留在了新疆。在1700万城市知青中，像这样的结局是绝无仅有的。上海知青为了返城，尽了极大努力，却未能完全如愿以偿，是多方面原因造成的。上海市人口压力在全国首屈一指，对迁入人口不能不严格限制；新疆战略地位重要，民族关系复杂，基于开发边疆、建设边疆、巩固边疆的大局，需要把一批知识青年留在兵团。这部分青年，文化素质、工作能力在兵团中均属上乘。在以后的年代里多数人成为各单位工作、生产、管理中的骨干。另外，这批知青下乡时间早，年龄大，70年代末，多数已在当地成家立业。家室所累，增加了返城的难度。有些上海知青是与外地知青或当地青年结为姻缘的，不符合返城条件。许多青年虽希望"叶落归根"，但耳闻目睹上海市在住房、就业方面的紧张状况，只好打消了返城的念头。
第97节：五城市飓风(1)
五城市飓风
1979年前后席卷全国的返城风主要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在下乡知青集中安置地，首先是在沿边地区的国营农场；再一种是知青的原居城市，大批知青倒流回城后，自发集结起来向政府请愿，目的同样是返城。当时，全国各大城市或多或少都受到这股风潮的冲击，特别是上海市，始终处在风潮旋涡的中心。
(一)上海市"二五"卧轨事件
早在1978年11月，上海市街头已出现知识青年请愿、游行活动，要求返城。12月10日，各地返沪知青举行集会、静坐，提出"我们要工作"、"我们要饭吃"的口号。形势日趋动荡。
上海是全国人口最多的超大型城市，青年就业、升学一向比较困难。"文革"十年，动员上山下乡的知青人数高达100余万，且具有跨省安置多，进入边疆国营农场(生产建设)兵团多的特点。迁往外省的70多万知青分布在东北三省、新疆、内蒙、云南、安徽、江西、江苏、浙江、贵州等省、区。在城市1100万人口(其中市区600万人)的巨大压力下，再想为100多万下乡知青(何况他们中相当一部分人已结婚生子)让出一块生存空间来，难度实在是太大了。这就注定了上海知青返城之路更为艰辛坎坷。
上海市知青闹返城的活动历时长，规模大，其中轰动中外的是"二五"卧轨事件。
1979年春节在即，上海市迎来了数十万回家探亲过节的知识青年。节前，上海市有关部门举办了内容丰富的慰问活动，以期安抚情绪不稳的返城知青。然而，节日期间的走亲访友，为知青们沟通信息，彼此串联提供了便利。躁动的情绪藉以蔓延。
2月5日，即春节后的第九天，一大批知识青年(包括部分已在外地就业的知青)在一个所谓"行动委员会"的带动下，走上街头，集会游行，高呼"返沪"的口号，要求市委领导人接见。因要求未得到满足，部分青年于当日下午聚集到上海站共和新路道口，情绪激愤，竟采取了卧轨拦截火车的行动。大批围观者将上海车站通往南京、杭州方向的咽喉要道堵得水泄不通。有的建议：如果市委不解决，将乘46次列车北上北京。一些青年高擎着白布横幅，墨笔大书"坚决要求市委彭冲、王一平接见"，"不达目的，决不罢休"，"我们要回上海参加四个现代化建设"等口号参见《事实真相不容歪曲--二月五日一些人违法拦阻列车纪实》，《解放日报》，1979年2月11日……上海铁路局的几位负责人奉命到现场，劝说卧轨知青撤离铁路，后者不为所动。
当晚，四名知青代表到上海铁路局办公大楼，请路局向上转达要求市委领导接见的意愿。并表示，只要同意接见，愿意撤离铁路。当获知市委书记、市革委会副主任严佑民同意在市革委会接见的消息后，代表们便返回共和新路道口叫群众撤离。至此，剑拔弩张的形势有所缓和。但知青的聚众请愿，只是一种自发的行动，没有一个领导核心，更没有什么组织，一哄而起，"群龙无首"，所以一旦面临何从何去的抉择，势必意见分歧，行动上也无法保持一致。于是，有态度过激者斥责代表是"叛徒"，又有人得寸进尺，提出市委领导人到现场接见的要求。最后，"强硬派"意见占了上风，卧轨行动继续进行。不久，严佑民在市革委会接见知青代表，批评了他们阻拦列车、中断铁路交通、影响铁路运输的行动《事实真相不容歪曲--二月五日一些人违法拦阻列车纪实》，《解放日报》，1979年2月11日……
铁路大动脉被阻断的消息很快惊动了中央领导部门。6日凌晨，国务院下达了电话指示。随即，部分卧轨青年撤离铁道。至清晨4点，仍有少数盘踞铁路，坚持不走。在这种情况下，市公安局只好调动民警和消防警察前往肇事现场，驱散人群，将少数人扭送公安局。轰动一时的"二五"卧轨事件至此结束。
卧轨事件从5日下午5时开始至翌日凌晨4时30分终止，使作为交通枢纽的铁路大动脉中止运行12个小时。关于这次事件的过程，尤其是造成的损失情况，《文汇报》、《解放日报》、《中国青年报》均作了详细报道。这次事件造成损失包括：上海站共有29趟列车不能出站，31趟列车不能进站；沪宁、沪杭两路全线陷于停顿；8万多名旅客(其中包括千余名外宾和华侨)不能进站、出站。并且，搞乱了津浦、浙赣等几条铁路线的运行秩序，长途列车误点波及全国，需要一周时间才能恢复正常。有关部门精确算出：客车始发晚点和停运晚点累积达632小时27分钟，仅此一项就损失219?56万元《中国青年报》，1979年2月13日……总之，这次事件造成了严重的经济损失和不良的政治后果。
为了消除这次事件的影响，防止类似事件再度发生，上海市委于2月7日召开电视广播大会，号召知识青年做维护安定团结的模范。粗略统计，在不到半个月的时间里，在《文汇报》、《解放日报》、《中国青年报》、《工人日报》、《人民日报》上发表的谴责这次事件的文章达20篇之多。2月6日《解放日报》发表的评论员文章，将这起卧轨事件与"文革"中"那种捣乱社会公共秩序的行为"相提并论，强调对"继续捣乱的人"要进行法律制裁。这家报纸在16日又发表了题为《坚决制止"回沪"风》的社论，对知识青年中"颇有市场"的4个口号："我们要骨肉团圆"；"我们要求落实政策，有错必纠"；"我们要解决实际困难"；"这是我们的民主权利"逐一批驳，最后引导出"千道理，万道理，刮'回沪风'是没有多少站得住脚的道理"的结论。
第98节：五城市飓风(2)
春节前后，在其他一些大中城市，同时发生了知青请愿、游行、聚众闹事的事件。
1月25日上午，200多名农场知青在南京市委门口集会，要求回城工作。这次集会是由苏北东辛农场的一些知青发起的，他们串联了14个农场的知青，利用春节返城的时机，集体运动，要求市委解决他们的问题。
南京市委派秘书长和知青办主任等20多人接待了知青代表。代表们反映的问题有：工资太低，一般是每月20元、28元，最高33元；不少农场干部作风恶劣，打人、骂人是常事，还进行各种体罚。他们对1978年74号文件有关农场知青的规定不满意，要求给他们插队知青的待遇(因为可以上调)，不要全民所有制的职工待遇(这样只能商调)。主要原因是因为农场知青回城的难度大于插队知青。
少数知青不听劝阻，在墙上刷标语："还我户口，还我青春，结婚无罪"；有的把矛头指向"走后门"进城的农民工，提出"开后门上来的农民滚回去，把农民工非法占有的招工指标退出来，安插农场知青"。这突出反映了知识青年对农民工大量进城，增加知青返城和就业困难的强烈不满。还有的知青在市委门楼上大书"望乡"两字，以表达回城的迫切心情。下午，一些知青结队到市中心鼓楼、新街口等交通要道。他们拦截汽车，在车身上刷标语，交通堵塞近3个小时。
这一天，南京市委召开了两次区委书记会议，要求做好农场知青工作：1?做好个别头头的说服工作；2?市、区、街道、居委会层层做过细的工作；3?采取多种形式，稳定知青家长；4?各区成立接待办公室，负责人亲自接待上访知青，听取意见；5?进行家庭访问，组织节日慰问。由于南京市委的耐心、克制，及时进行细致的说服和疏导，使这次请愿活动很快平息下来。
在浙江省会杭州市，一些在省内外农场工作的知青，以及一些在当地就业的原知青，趁着春节大批返城的机会，成群结队到市委大院请愿，要求返城。据说，一些人在请愿时"大吵大闹"，有的举着横幅堵住大门，有的不听劝阻擅自敲钟，有的强行闯进办公室，有的撞破市委印刷厂的玻璃，严重影响了市委机关办公。2月5日起，一些青年在解放路、延安路口聚众集会，拦阻车辆，堵塞交通，以致市公交车停开数日《浙江日报》，1979年2月8日……为此，2月8日《浙江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要顾全大局，要安定团结》。经过有关部门做工作，逐步平息了这场风波《浙江日报》，1979年2月12日……
在江西省会南昌市，百余名在芙蓉农场落户的铁路局职工子女，春节期间回城度假时聚集起来，到铁路局机关上访，贴标语，要求铁路局把他们安置到铁路系统工作。他们"一度围攻铁路局的领导同志和冲击列车"，在社会上造成了一定影响《人民日报》，1979年2月13日……
在西南最大城市重庆，一些上访者少则数十人，多则数百人，连续围攻市劳动局干部，甚至把管图章的干部强行拉走，致使机关工作不能正常进行。2月17日《四川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谴责极少数人以发扬民主为借口，互相串联，采取"四人帮"过去那一套做法，冲击政府机关，阻塞交通，任意围攻和挟持领导干部，致使正常的工作秩序、生产秩序和社会秩序受到严重影响。文章强调：这是完全错误的，也是党纪国法所不能允许的。
在天津市，2月7日发生了严重的聚众闹事事件。据报纸披露，这天下午，在繁华商业区和平路人民商场附近，聚集了许多闹事者。他们尖叫起哄，推翻马路中心的岗台、便道的垃圾果皮筒；拦阻往来车辆；和平路、滨江路一带的交通为之断绝，附近商店被迫停业关门；闹事者还推挤、侮辱过路行人，受害者达百人之多。这起事件被称为"一起破坏社会主义法制、破坏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的严重事件"《天津日报》，1979年2月15日、21日……
从上述情况可以得知，1979年春节前后，返城风冲击了一系列城市。卷入这股风潮的成分比较复杂，除下乡知青及其亲属外，还包括城市待业青年、已在外地就业的知识青年，至少在某些场合，少数流氓地痞混迹其间，伺机滋事。这样一来，就加剧了局势的动荡，并给问题的解决带来了更多的困难。
为了刹住变本加厉的返城风，制止越轨行为，维护社会正常秩序，2月1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全国安定团结的通知》。接着，北京、上海、天津等大城市相继发布关于维护社会秩序的《通告》或《布告》。规定，集会游行必须听从民警指挥，不准拦截火车，不准冲击机关，不准煽动闹事，除指定地点外不得在公共场所、建筑物任意张贴标语、海报、大字报，不准印制出售反动书刊画册。违者，根据情节轻重，分别给予警告、拘留，直至追究刑事责任《人民日报》，1979年3月26日……通知的颁行，对防止再度发生卧轨之类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事件是起到很大作用的，但知青为争取返城而展开的宣传、请愿、游行等活动，却仍旧一波连着一波。
第99节：五城市飓风(3)
(二)风波再起
1979年6月下旬，因上海市有关部门宣布停办农场知青病退、困退回沪工作，引起新的闹事浪潮。市里几乎天天都有知青游行、宣传，少则二三十人，多则三四百人。这些知青包括两部分来源。一部分来自市郊农场。市郊农场原来实行"进进出出"的方针，自1972年起每年都有万余名知青调回市里，同时接受新下乡知青，知青情绪比较稳定。1978年上海市委为了优先安置本市在外地插队的知青，暂停了市郊农场的招工上调工作，农场知青的思想开始波动。1979年春节前后，上海市实行顶替政策，市郊农场的27万知青职工一下子顶替走了12万人，剩下的知青动荡不安。6月宣布不再招工上调后，许多知青认为返城无望，情绪波动更加强烈。有的知青抱怨"社会太不公平了，干部子女走光了，上调就不搞了"。由于绝望，有的精神失常，被送进医院。在消息传开的一个多月中，各农场陆续有人自杀。怠工、罢工现象迅速扩大。回城闹事的也在增加。
闹市返城的另一部分知青，主要来自黑龙江、新疆和云南国营农场。他们中间，有从黑龙江回沪交涉病退或者等待商调的；有从云南回沪交涉病退、困退或退职回沪的；还有少数已婚的插队知青和一些与京津知青结婚的农场知青。这些知青表示不满，一个重要原因是有关部门的工作没有做好。如与京、津知青结婚的上海知青的安置问题。开始，上海市委派代表赴京、津协商，商定各市知青由各市自行负责安置，以后再逐步商调。京、津两市都按协议安置了与上海知青结婚的本市知青，但上海市后来又不同意这些青年调沪。于是，这些上海知青因爱人已离开农村，自己带着孩子，无法维持生活。又如1978年底云南农场知青一哄而回。云南水利二团干脆给每名知青发300元退职费，将3000名知青全部退回原省市。尔后，四川和北京都安置了本地子弟，上海市却不同意安置。当这些青年中有人要求重回云南时，云南又不收。这些青年说："同是一个共产党领导，为什么有两样政策?"
这一时期的知青请愿活动，也发生了一些新变化：
(1)从分散到联合。以往，不过三五成群，分散活动，没有组织，至此趋向于联合，成立了"知青遗留问题联合委员会"；每个区设立了联络员，募集到一定经费；每次活动，先在区里集中，然后奔赴指定地点。
(2)着重于宣传，扩大影响，争取舆论同情。如有的知青采用乘车不买票的方式，向售票员和乘客诉说他们的困难；他们要求每个知青动员一名家长加入行动，年岁越大越好；他们还扬言要天天组织活动，直到市委领导主动去找他们谈判。
(3)为了解决生活费来源，采取了一些措施。如组织去安徽、浙江、广州或上海远郊区长途贩运副食品；组织人从事木匠、修理五金用具、编结绒线、刺绣等手工活；或做小买卖。据说，也有个别人搞违法活动的。
针对知青要求返城的强大呼声，有关部门也提高了宣传上山下乡伟大意义的调门。1979年6月15日，复刊伊始的上海《青年报》在"志在四方，重返边疆"的标题下，刊登1957年周恩来为祝贺上海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给该刊的题词。1957年12月，周恩来得知上海有4500多名青年上山下乡，曾专程赶到上海郊区，探望插队学生，并应上海《青年报》的要求题词。题词中希望知识青年"在同农民共同劳动和过集体生活中，建立起自己的劳动观点和群众观点，把自己逐渐锻炼成为既有政治觉悟又有文化知识的集体化农民"。该报在为此发表的评论中称：二十多年过去了，我们可以自豪地说，上海青年没有辜负毛主席、周总理的期望。在两百多万(这一数字应包括部分郊区农村青年)奔赴边疆、内地的青年中，涌现了一大批像杨永青、鱼珊玲、顾雪妹、梅继林那样的先进人物。该报呼吁那些不符合政策回沪的知识青年"迅速返回自己原来的战斗岗位，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告慰于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敬爱的周总理"。
几个回沪就业后又要求重返边疆的知识青年顾生发、陈静芳、钟洪森等人，被树立为新楷模。1979年3月上旬，陈静芳从贵州湄潭茶场回沪，顶替父亲进了工厂。据报道，她返城以后，目睹有些人一味从个人利益出发，刮起"回城风"，给上海造成不必要的困难；有的人为了达到回城的目的，不讲最起码的道德风尚，抛弃恋爱多年的对象等社会现象，颇为气恼。陈静芳原与一个当地青年缔结恋爱关系，为了返城，只好舍他而去。返城以后，又为此懊悔不已。最后，她考虑再三，决定不能给国家增添麻烦。于是放弃顶替，重返第二故乡，在那里安家落户上海《青年报》，1979年6月15日……
第100节：五城市飓风(4)
钟洪森是上海市六九届初中毕业生，1970年到云南省景洪农场，成为一名割胶工人。1978年底，农场刮起"回城风"，他曾"带头参加闹事"。第二年3月，离开了云南。回沪后"整天待在家里，心中非常苦闷"。他在表示重返边疆的决心后曾这样写道：
有人讲我会后悔。要说后悔，那就是去年年底"回城风"中我参加闹事，做了一件对党、对人民都不利的事。我要拿出实际行动来改正这个错误，返回云南，建设边疆。上海《青年报》，1979年6月15日。
其实，许多知青在返城前后的心态都是很复杂的。一方面，因返城夙愿终于实现，欣喜若狂，另一方面，对那些关心、帮助过自己或在艰辛岁月里共患难的农民，在感情上又难以割舍。但对绝大多数知青而言，这种感情上的依恋远不足以构成他们脱离农村的羁绊，当然也有个别青年，返城后已难以应对人生道路的新挑战，他们或者在喧嚣的都市中找不到自己的位置，或者在农村文化长期熏陶后无法适应城市文化的氛围，或者在求职、住房等方面屡受挫折，或者竟是与农村的恋人旧情难断，或者基于其他什么原因，反正是"心里非常苦闷"，最终选择退回农村的道路。这样的知青，在整个群体中无异于九牛一毛。纵然如此，人们也应该理解他们的处境，尊重他们的选择。不过，这种尊重并不意味着一定要否认大多数知青同样有重新选择生活道路的权利。
更可笑的是，有的报纸为了宣传上的需要，不惜对来稿削足适履，任意剪裁。下面是一个典型的例子。1979年3月7日上海某报刊登了本市知青、当时在齐齐哈尔电视台工作的章琦的一封来信，题名为《我要继续战斗在大兴安岭》。章琦阅后大为不满，为此先后给报社和中共中央领导人胡耀邦写信，反映问题。他在致报社的信中说：
今年三月七日，《××报》在一版发表了署我名的一封读者来信，一看标题，我的心就凉了半截，看完全文，我的心就全凉了。
我不得不遗憾的指出，贵报编辑这样想当然改稿做法，是实在要不得的。不能为了宣传就不顾事实，随意改写，这对党的新闻事业会造成严重的损害。请你们把我的原稿和报上发的稿核对一下，里面几乎没有我的原话了。我真难以相信，这篇稿是我写的。容我直率地说，这是一篇编辑摘取我稿中的只言片语，凭"合理"的想象编造出来的稿件，此稿违背了我的原意，并与客观事实不符。
在我的原稿中，根本没有"我要继续战斗在大兴安岭"的字样，连这个意思都没有，可是这句话不仅成了标题，而且成了文章的中心思想。我原稿说："按照有关规定，我爸爸已向厂里提出了申请，厂里已经把申请报上去了，不久就能批复。"可是编辑却改为："父亲的厂里也同意招收我进厂，只等我作决定了。"我原稿根本没说："但是一想到就要告别生活和战斗了十年的大兴安岭，心中又有点舍不得"，"大兴安岭比上海更需要我"，"于是我决心继续战斗在大兴安岭"等等。我原稿的意思是明明白白的，主要是劝说知识青年别闹事，要珍惜安定团结局面，要往远看，要向周总理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学习。为了表明我的决心，我决定不回上海接班，但不回上海并不等于就在大兴安岭啊!如果说"我要继续战斗在黑龙江"，则还可以。
章琦原信表示自己不回上海接父亲班，并希望知青不要闹事，要珍惜安定团结局面。但编辑仍觉不不满意，于是大笔一挥，连编带造，硬是要塑造出一位立志扎根边疆的知青光辉形象。胡耀邦在章琦的来信上作了批示，指出编辑同志刊登读者的来信，在文字上作点修饰是可以的，但更改事实是很不好的。一定要尊重事实，向一切读者负实事求是之责。
围绕章琦来信展开的小小纠葛说明，"文革"中舆论宣传习于说假话、空话、套话，甚至随意歪曲事实的歪风，并没有随着"四人帮"退出历史舞台而完全消失。对个别编辑者来说，"文革"中那种实用主义的工作方式早已驾轻就熟。然而，他们恰恰忘记了，报纸的生命力所在，是"向一切读者负实事求是之责"。
从1979年春节过后到第二年夏季，报纸上关于"扎根"的报道连篇累牍，城市中的返城风也经久不衰。从3月1日至3日，哈尔滨市下乡知青，每天聚集数千人至数百人不等，在市革委门前请愿，要求解决回城、安置就业问题。
请愿知青主要对国营农场宣布从3月1日起停办病退或困退手续的做法表示不满。哈尔滨市委对此事很重视，及时召开了各区知青办负责人、各大工厂负责人会议，强调加强对本区、本厂下乡青年及家长的思想教育工作，要求他们以大局为重，珍惜安定团结的局面。市委领导在接见请愿代表时，明确表示不赞成集会闹事，并重申市委的意见：按照政策，有计划、有步骤地安置知青返城。3月8日，市委领导和知青办负责人再次与知青代表进行座谈，希望青年顾全大局，克服暂时困难，安心本职工作。在这次风波中，一些闹事知青一度采取了拦截无轨电车、推翻小汽车等过激行动，但由于省市领导从全局出发，对知青积极说服教育，进行对话，使事件很快平息下来，闹事知青基本上返回原单位。当然，关于从3月1日起停办病退、困退的"一刀切"做法也得到纠正。
第101节：五城市飓风(5)
这年9月，三千多名浙江农场知青集体到省委门前请愿的事件曾产生较大影响。这些知青多数是"文革"初下乡的，时间长的已14年。他们返城无门，加上有关部门在返城政策上出尔反尔，引起这次历时近1个月的请愿。其间，知青们举行了静坐、游行。据说34名知青绝食、绝水4天，生命垂危后被送入医院。
这次请愿活动事出有因。1979年1月浙江省委根据中发〔78〕74号文件，派出包括省委常委、农垦局局长在内的联合调查组，专程赴知青比较集中的省五七农垦场听取干部、知青意见，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帮助解决实际问题。调查组在认真听取知青意见后，针对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根据中央和省委有关规定，制定了三项措施：1?对于在农场的知青职工，如果家庭和本人确有困难，根据统筹安排的方针，逐步解决他们的实际问题。
2?对于继续留场的知青职工，千方百计地提高他们的经济收入，农场实行"四定一奖"制度和岗位津贴等办法。
3?改善劳保福利条件。对农场职工一律实行全劳保，待遇同全民单位一样《浙江日报》，1979年2月11日……
此后不久，省委又作出决定：1966年进场的知青，上半年调出，1969年进场的知青，下半年调出。2月6日，省革委会根据中央〔78〕74号文件制定了浙革20号文件正式下达。文件第5条说：对家庭和本人确有困难的职工，组织上应积极协助商调，以解决他们的实际问题。1979年先将进场时间在10年以上，年龄大、困难多的老知青调出。
2月11日，《浙江日报》报道了省委、省农垦局着手解决农场知青问题的消息。知青们听说后无不欣喜若狂，奔走相告。农场也根据上级政策制定了年内将场里多余的一千多名知识青年职工调出的计划。但是，"天有不测风云"，5月26日省委宣布，20号文件收回，理由是1979年5月14日国发132号文件第6条规定：已经在国营农场或其他单位就业的知识青年，不再另行安置。农场知青翘首以待的返城一下子成了泡影。当初希望抱得太大，没有丝毫应变的思想准备，一旦破灭，自然会引发不满情绪。于是，农场知青打着要求落实20号文件的旗号，多次向省委申述自己的意见。对知青的申述，省委难以作答。最后，农场知青发起了请愿活动。
在请愿过程中，知青们散发了《我们被迫请愿的由来》、《告全市人民书》、《我们的三点要求》等资料，将请愿缘起和基本要求公之于众。三点要求是：1?要求省委接见上访请愿知青；2?要求省委拿出解决问题的办法和具体时间；3?对上访知青在政治上、经济上都不能打击报复。三点要求是在9月8日提出的，但二十几天过去仍没有下文。
应该承认，上访知青还是比较理智的。9月10日，省五七农垦场机械场机械队的知青们即加入请愿队伍，尔后考虑到农场8000亩水稻尚未收割，为了避免给国家财产造成损失，又宣布退出请愿，于21日回场参加收割。只是看到解决问题的日子遥遥无期，机械队的知青才决定于10月5日举行罢工。
在请愿活动中，知青们编写了不少顺口溜、越剧小调、短诗，以宣泄不平。其中一首诗，抚今追昔，不胜感慨，认为上山下乡的宏图犹如"南柯一梦"，但悔之已晚。诗中还对"走后门"等不平等社会现象进行了鞭挞：知青知青，幼稚年青，满腔热血，愿为国尽，垦荒围田，谁不拼命，植棉种田，多少干劲，精力耗尽，南柯梦醒，回忆往事，多少教训，补补修修，学业丢尽，年过三十，孤帆只影。
多少同学，伶俐聪明，留城进厂，"三级稳定"，工资奖金，六十挂零，携妻带子，漫步柳荫，同路"乾儿"，猴子成精，七十二变，绿装红领，三年一到，西湖留影，娇妻爱子，温暖家庭。
有钱有路，后门出进，有父有母，也能顶职，孤儿寡女，怎不痛心，泪向黄泉，讨我双亲，同去几万，今日几影?此情此景，谁不冷心，实在无奈，坐地请命，各位"大人"，万望怜悯。
1979年各地知青大举返城犹如洪水决堤，一些大城市试图暂时停办病退、困退手续，以缓轻冲击，结果却引发新的知青闹事。事态发展到这种地步，也只有疏而不堵了。
知青大闹返城，受到报纸上一些文章的批评。有的认为他们只考虑个人利益，不考虑国家困难；有的认为他们是在革命道路上动摇和后退。一首写给新疆上海知青的诗歌，以朋友的口吻教训道：也许因为早春寒气料峭，有人筋骨单薄开始颤抖、动摇。
"四人帮"的浩劫使人悲叹前途渺茫，
第102节：五城市飓风(6)
难道就不能杜绝裙带、后门、官僚……?
怀疑在你心中播下迷惘。
你抱怨命运苦涩不逢时，
不愿再举起南泥湾的镢头，
钢铁的誓言随着岁月遗忘。
不，蠢虫必将被鸡啄。
朋友，对党的信念不容动摇！乐晨、连晖：《五月遐想》，《阿克苏报》，1979年5月12日。
这样的批评教育毕竟还是和风细雨的，至少还体谅到知青们的苦衷，承认"返城风"事出有因。但也有文章，只是一味指责知青"无理取闹"，"受了'四人帮''闹而优'的影响"。
1979年2月下旬，著名作家巴金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曾就知青闹事现象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对这个问题要两说。一方面，对他们的极端行动要引导教育；另一方面也要看到他们的苦处。好多人都30多岁了，还没有房子，结不了婚。30年了，连最基本的生活条件都没有保证，就容易产生一种幻灭的感觉。有些青年进了大学，条件改变了，他们学习是很勤奋的，很刻苦的。这说明，我们不能光责备青年应该怎么样，要反过来多想想我们的社会该给青年创造点什么条件，包括最基本的生活、学习和工作条件。如果这个问题不痛下决心解决，是不行的。
有些知识青年从插队的农村上调到当地，也是走后门，行贿赂办成的，很费了一番力气，吃了苦头。现在其他人困退、病退回来了，这些人吃了苦头还留下来，就有了想法，不是没有一点道理的。
现在青年有几种，有的奋发向上，有的产生幻灭的感觉，觉得生活没有意思。对这些问题，我们要从更深刻的社会意义上来考虑青年的处境。现在农村里边还有大量的包办婚姻、买卖婚姻的事情。城市青年也有住房、就业、婚姻各方面的问题，很尖锐的，你不处在他那个具体环境里，你就不知道他的日子每天都不好过。过去，"四人帮"搞封建法西斯专制，不让青年讲话，他们感觉受压迫很厉害。现在，我们在这方面为青年们讲了多少话?为他们反封建的要求讲了多少话?有些事情是逼出来的。
巴金先生是中国文坛的巨擘泰斗，"文革"后出版《随想录》五集，总结一生经验教训，对"文革"中种种丑恶现象鞭挞尤力。他像一位公正的法官，严格审视自己在"文革"中的一言一行，强烈的自劾自责意识力透纸背，使千千万万的读者从中受到启迪，由"文革"梦魇联想到每一个人的历史责任。他在书中一再倡导"讲真话"，那句"人只有讲真话，才能够认真地活下去"，已成为众所周知的座右铭。正因为他对"文革"的悲剧以及它的缘起有着深刻的认识，所以他在分析知青闹事现象时，并不像某些人那样只是对闹事知青一味地指责，而是探究造成这种现象的社会原因，进而强调社会的责任，当他说"我们不能光责备青年应该怎么样，要反过来多想想我们的社会该给青年创造点什么条件"时，正触到问题的实质。
第103节：六几段插曲(1)
六几段插曲
知青返城风席卷城乡，吸引着全社会的注意力。除了成千上万命运坎坷的城市下乡青年为了自己的前途在奔走呼号外，另外还有许多人曾经自觉不自觉地予闻其事，当然，他们对这场风潮的态度、在其中所起的作用，有时是大相径庭的。这里记载的，就是当时的几段插曲。
(一)关于《骗子》的风波
1979年上海发生"二五"卧轨事件不久，发生过一起下乡知青冒充某大首长儿子的所谓"骗子事件"。上海的几名作者沙叶新、李守成、姚明德在很短时间里赶写出一部六场话剧《假如我是真的》(又名《骗子》)。
主要剧情是：市郊东风农场知识青年李小璋因出身工人家庭，没有任何权势的背景，在农场里一待就是8年。眼瞅着周围的同学一个个走后门调走，他与已返城的情人却难成眷属，不禁心急如焚。本来他也有过按政策上调的机会，不想又被别人挤掉。从此变得消沉起来，整天抽烟喝酒，混日子。因为看不到前途，破罐子破摔，痛恨自己，又想捉弄别人。某日受到俄国剧作家果戈理的名剧《钦差大臣》的启示该剧说的是，俄国彼得堡的一个普通十二等文官，路过一个城市。该市市长误以为他是钦差大臣，百般逢迎，溜须拍马，送钱送物，还要把女儿嫁给他。，于是化名张小理，冒充中央首长的儿子，在官场上招摇撞骗，并借官员们竞相邀宠、假公济私的卑劣心理，为他从农场上调疏通关节。然而，就在他办妥一切手续，只等第二天到全市第二流的大工厂去报到，大功似乎已经告成时，骗局却因那位中央首长的到来而彻底暴露，李小璋被送上审判席。
这部话剧以上山下乡运动中经久不衰的"走后门"现象为抨击对象，用夸张的笔调对领导干部以权谋私的丑态进行了辛辣的嘲讽。剧作者还通过李小璋恋人之口向人们提出了一个值得深思问题：
你不满意现在的你。其实我也不满意现在的我。我们最初去农场的时候，都曾有过理想，有过热情，可是后来胸中的火熄灭了，甚至--比如你甚至变成了一个不诚实、不正直的人，多可怕呀！这究竟是谁的罪过呢?
对于这个问题，该剧并没有给予直截了当的答案。但是联系剧作者的创作意图不难得知，造成许多青年理想破灭，乃至自暴自弃的原因，除了"文革"中"四人帮"为代表的极左派的倒行逆施外，与一些干部依仗权势，大搞不正之风也是分不开的。这一点，突出反映在知识青年上调问题上。"文革"结束了，"走后门"之风在许多地方并没有得到遏制，难怪各地下乡知青在闹"返城风"时，无不众口一词，提到"走后门"的严重后果。因此，此剧一上演，立即在一部分观众中引起共鸣。
然而，尽管剧作者借剧中人物即那位中央首长之口指出，我们党"完全有能力克服这些弊病"，这部戏还是受到一些"正统"人士的攻讦。他们指责作者"是把支流当成了主流，没有真实地反映人们在各种社会关系中的本质；没有表现时代前进的要求和历史发展的趋势；没有用社会主义思想教育人民，从而给他们以积极进取、奋发图强的精神"。他们还以一些知青在城市里闹事为依据，指责这部戏助长了社会秩序的混乱，对某些错误思潮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离间了党和人民的关系漠雁：《文艺作品要有益于振奋人们革命精神》，见中国社科院编：《中国社会科学》《未定稿》第51期，1980年1月……总之，帽子一大堆。事实上，助长社会秩序混乱，造成知青骚动，并且"离间了党和人民的关系"的，正是"走后门"等不正之风的猖行，而不是对这种不正之风进行大胆暴露的《骗子》一剧。而横加指责者却将这样一个简单的因果关系完全颠倒了。
这部戏是当年唯一一部大胆剖露知青返城问题的有影响的剧作。虽然它上演不久就停演了，但留给人们的印象是难以忘却的。
(二)女垦荒队员的呼吁
70年代末，当北大荒农场知青正在上演《今夜有暴风雪》里那动人心魄的大返城一幕时，上山下乡运动的先驱者，50年代中期由内地到北大荒安家落户的女垦荒队员们发出了要求落实政策的呼吁。
问题的起因要回溯到20多年前。1955年秋和1956年春，团中央和北京市团委组织了北京青年志愿垦荒队，先后有220多人奔赴萝北垦荒。在他们的影响下，又有天津、河北、哈尔滨等地组织了几批青年到萝北，他们大多是城市和一般城镇的男女知识青年。50年代中，这些青年按政治条件和文化条件来讲，在城里找个较为舒适满意的工作并不难，但他们却选择了一条最艰苦的道路--奔赴祖国的东北边疆进行开发建设。
1955-1956年，他们初到萝北时，北大荒还是茫茫无际的一片处女地。是他们自己动手支起第一顶帐篷，同蚊子、小咬，同零下40℃的严寒进行斗争，一犁一犁开出了成片的良田。垦荒队员创业时期的生活异常艰辛，1956-1958年整整3年，每人分到手的钱合起来不足5元，甚至连买张邮票都犯愁。这以后，垦荒队员的事迹一再见诸报端，感动了更多的城市青年，决心踏着他们的足迹前进。
垦荒队员中包括不少女青年，当她们离开城市奔赴边疆时，曾被当作时代的英雄受到盛大的欢送。对未来，她们有过美好的憧憬，也有过艰苦奋斗的思想准备，却完全没有想到会遭遇被迫离职的厄运。
1959年初，萝北县建立了国营农场。各青年垦荒队所在的北京庄、天津庄、河北庄、哈尔滨庄，都划归国营农场，青年垦荒队员全部转为国营农场的正式职工。然而到了1964年，农场里开始大量压缩职工。按国家精简职工的条例，精简对象是：连续工作不满一定年限，年老、体弱不能从事原工作的，本人自愿退职作退职处理。当时农场精简职工方案〔64〕青农曹字31号文件第二条第三款也规定："垦荒队员一般不作退职处理。"但在实际执行中，农场领导却一意孤行，逼迫着许多女垦荒队员退职。
北京青年志愿垦荒队女队员徐春华16岁报名到北大荒，1963年结婚后有了孩子，农场即强迫她退职。她不愿退，农场领导叫她在数九严冬把刚满6个月的婴儿扔在家，到很远的地方修水利。她万般无奈，只好退职。河北庄女垦荒队员赵锦卓，本来是拖拉机和康拜因驾驶员。1963年孩子刚满月，场里硬让她去上夜班，又派她上山打石头，她走投无路，只好听命退职。
为了强迫女垦荒队员们退职，有的农场和生产队领导使出各种"残酷"的手段。他们把幼儿园解散，迫使女青年回家抱孩子。女青年仍然坚持上班，他们就让她们每人每天收两垧半地的庄稼，完不成就赔偿损失。有的给怀孕的女青年规定打草定额，打了草还要亲自背回来。有的领导还强迫女青年和男青年一起下到河里沤麻，让男青年光着屁股在女青年面前干活，迫使女青年回家。有的女青年不肯就范，领导就向她的丈夫施加压力，以开除党籍相威胁。为此，北京垦荒队的发起人之一杨华不得不带头让自己的爱人退了职。
第104节：六几段插曲(2)
当初，她们自愿报名到北大荒，不是因为在城里找不到饭碗，是怀着美好理想，为开发边疆而来的。创业中历尽艰辛，没犯任何错误，却被强令退职了。有些人被迫退职后不敢告知内地家人，以免他们得知亲人在北大荒落到这般田地而伤心。
"文革"结束后，女垦荒队员曾为此事写信给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胡是当年青年志愿垦荒活动的倡始者，以后一直关心着垦荒队员的命运。他希望解决垦荒队员的遗留问题，将此事转请黑龙江省委调查处理。省委责成合江地委、合江地委又责成垦荒队员所在的向阳农场党委调查解决。农场党委提交的报告称：当年农场共有118名垦荒队员和支边青年从正式职工中被压缩出来，同时被精简的还有另外800多名职工。如果解决垦荒队员的复职问题，那么其他职工的复职问题也要一并解决。
其实，后者的情况与垦荒队员是不能混为一谈的。他们主要是1959年国营农场建立后，才从各地投亲靠友或盲目外流到当地的职工亲友和其他人员，有的被不合法地吸收为农场职工。而垦荒队员全部是有组织到边疆的，建场前即在当地创业，建场后又第一批成为农场的正式职工。但这样一个了若指掌的问题却被农场领导搅得糊涂一团，使复职的希望仍旧渺茫。
以后，这些老队员又给当初组织她们到东北的团中央等部门写信反映，要求落实政策，也没有得到明确答复。
1979年6月，《中国青年报》记者到黑龙江省萝北县采访50年代北京青年志愿垦荒队的事迹时，几乎每天都有一些当年的老队员(多数是北京、天津、河北等庄的女垦荒队员)反映"被逼退职当家属"的问题。这些60年代初大精简政策的"牺牲品"对在农场范围内解决问题已不抱任何幻想，她们恳请记者将自己的心情、要求转告有关领导、有关部门。
当时，各地知青都在为返城而请愿、而上访。但这些知识青年的先驱者们，在当地安家落户年深日久，早断了返城的奢想。她们表示：只要复了职，就会安心在边疆一辈子。各地知青尤其是北大荒知青为返城焕发的巨大能量显然给这些碰壁之余、心情沮丧的老知青以某种有益的启示，重新燃起希望。她们向记者表示：如果问题实在还不解决，我们就上北京。扛着志愿垦荒队的大旗，从哪儿来回到哪儿去。我们这些人决不胡闹，我们通情达理，大家会凑些钱到北京去，直到问题解决。1979年6月13日《中国青年报》第63期《青运情况》报道了她们"强烈要求复职"的消息，使更大范围的人们了解到这批垦荒队员可悯可叹的命运。
然而历史遗留问题的解决往往比它的产生要复杂得多，困难得多。报社的呼吁仍未给垦荒队员们带来企盼的佳音，她们似乎也没有像扬言的那样扛着大旗赴北京上访请愿。于是只有继续等待。1984年9月15日，共青团北京市委在《关于慰问北京青年志愿垦荒队情况的报告》中旧话重提，再一次反映垦荒队员的复职要求，"使他们近30年的垦荒历史得到一贯的承认"《荒原上的足迹》，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第207页……
(三)回乡知青的要求
返城风中，一些地方的回乡知青也受到影响，要求国家为他们落实政策。
上山下乡活动的发起和初澜，主要是与回乡知青联系在一起的。直到"文化大革命"爆发以前，正式报道从未讳言回乡知青是上山下乡活动的主体。然而，随着60年代末城镇知识青年掀起上山下乡高潮，回乡知青明显受到舆论工具的冷落。
从1968年夏季各地着手动员"老三届"毕业生上山下乡时起，所有农业户的毕业生就被要求"一律回乡参加农业生产"。如果说"文革"以前少数农家子弟尚可通过艰苦努力考入高等学校，从而改换"农业户"门庭的话，那么，当旧教育制度毁于一旦，高等学校停止招生后，他们在毕业之余的唯一出路就只有子承父业了。
他们从农村中来，毕业后又要回到农村去，对这个似乎顺理成章的规定，许多农民子弟并不愿接受。即便是下放农村，他们也希望能够享受城镇居民子弟的待遇--顶着"下乡知识青年"而非"回乡知识青年"的名义。下乡知青固然带着接受"再教育"(即接受改造)的重任，但作为一种特定的身份，所享有的待遇，非回乡知青所能企及。动员时，他们可以申请到国营农场(或生产建设兵团)当农工(兵团战士)，挣工资；下乡时，国家按人头拨给安置费；尤为重要的一点，在未来的招工、招生时，比回乡知青有更多的机会和选择。因此，也就不难理解，一些农业户学生，何以要利用与负责分配工作的军训人员或学校行政干部的良好关系，想方设法冒入"下乡知识青年"队伍。若干年后，正是凭着这种身份，他们有幸获得重新分配工作和进入城市的机会。当然，有此幸运的为数很少，在乡务农成为大多数农家子弟命中注定的归宿。
第105节：六几段插曲(3)
一个引人注目的变化是：从60年代初到70年代中的十几年中，农村的普及教育获得了长足的进展。回乡知青的人数因此猛增。他们一部分来自县镇一级中学，更多的则来自遍地开花的农村中学《中国教育年鉴》(1949-1981)，中国大百科出版社1984年版，第1006页……
"文革"十年中，下乡的城镇知青共有一千四百余万，回乡知青的人数则数倍于此。具体到每个省、自治区，乃至地、县，无不如此。1975年4月10日《人民日报》载："文革"中河南先后有36万城镇知识青年、500万回乡知识青年奔赴农村。7月19日载：1968年以来，宁夏已有50多万回乡知青，14万多城镇知青下乡。不久，又宣布说，江苏省下乡插队的城镇知识青年有5万多人，回乡知识青年达24万多人《人民日报》，1968年11月15日……
60年代末，旨在夸大上山下乡工作的成绩，壮大声势，吸引更多的中学生响应号召，宣传媒介在公布知识青年下乡数字时，有时将回乡青年也包括在内\[美\]托马斯·伯恩斯坦：《上山下乡》，警官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22-23页……以后，又试图通过对邢燕子、程有志、徐敏光、韩志刚、吕玉兰、赵云英、芦忠阳、张大暖、王美季等一批回乡知青的表彰，为上山下乡运动增添光彩。然而，当国家召开有关知青工作的专门会议，制定具体政策时，却是以城镇下乡知青为对象的。实际上回乡知青问题并未引起应有的重视，而回乡知青的疾苦也不属各级知青办关心的范围。特别是1973年国家对知青政策作了重大调整后，下乡知青与回乡知青身份上的差距便进一步拉开了。
"文革"期间，回乡知青同他们的父辈一样，被牢牢束缚在脚下的那片土地上，当然也没有机会倾诉他们的不满。
70年代末，下乡知青大举返城之际，国家迫于城市就业的巨大压力，在想方设法、广开就业门路的同时，采取了严格控制从农村招工、大量清退城市农民工等措施。1978年初明确提出："今后城镇用工，基本上不从农村招收。"需要补充职工时，主要是招收按政策规定留城的知识青年，也可以招收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国务院知青办：《关于中学毕业生分配政策等方面的问题给江苏、广东省知青办的复函》，1978年5月15日……1979年3月，国家计委制定了《关于清理压缩计划外用工的办法》，要求各地把来自农村的劳动力清退回农村后，生产和工作确实需要的，经省、市、自治区劳动部门审批，可以补充城镇待业青年和上山下乡青年。所谓"计划外用工"，主要是指工矿企业从农村中招收的合同工、临时工。当时仅河北一省就有这类用工60万人《河北省劳动就业、知识青年安置工作会议纪要》……就全国而言，必是一个很可观的数字。此后，各地展开严厉清退农民工的活动。此举凸显了农村青年与城市青年、回乡青年与下乡青年在就业方面的不平等。当农村青年流入城市就业的"瓶颈"被行政命令再次卡紧时，一些回乡知青的不满情绪加剧了。
1979年8月，贵州兴义地区安龙县十多名回乡青年在县城贴出一封致全县回乡知青的公开信，集中表达了他们的不满。公开信说：解放前，我们农村贫下中农在暗无天日的反动统治下，没有上学读书和当工人、当干部的机会。解放后，在党和毛主席英明领导下，我们这一代青年都上了学，掌握了一定的科学文化知识，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做出了贡献。但是近几年来，在就业、升学、当兵等问题上，对上山下乡知青和回乡知青都分别对待。"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只钻洞"的封建思想仍然存在。
公开信呼吁回乡知青积极行动起来，要求改变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坚决按照毛主席上山下乡和回乡知青要一样对待的政策办"。公开信贴出后，轰动了县城和各区、社，许多回乡青年表示支持。大部分区社干部也表示同情，因为他们的子女中很大一部分也是回乡青年。县委则认为这种做法是错误的。
公开信的一些措辞有失偏激，但是点出了一个带有普遍性的问题。当时，不断有回乡知青投书《中国青年报》等报刊，提出各种各样令他们感到不满的问题。主要有：
"为什么不重视回乡知识青年?"一些回乡青年尖锐质问：去年(指1978年)召开的全国知青工作会议对城市知青都做了具体安排，为什么对几千万回乡知青却只字不提?同样在党的领导下，为何竟有不同的对待?有的青年认为，回乡知青人数多，有一定文化，是农村从事生产、科学实验、教育、卫生工作的生力军；许多回乡青年在农村担任了基层领导职务，发挥了很大作用；他们中间的先进人物，为改变本地落后面貌做出了贡献。但报刊、电台报道下乡知青消息多，报道回乡知青的成绩和活动少，使他们感到切身利益和政治要求被漠视。
第106节：六几段插曲(4)
"政策上为什么区别对待?"70年代末的普遍现象是，下乡知青无论能力多弱，表现多差，最终也能招工、招干；回乡青年表现再好，能力再强，却只能在家务农。1979年贵州省安龙县发生过这样一件事，县里从下乡知青中招收了28名国家干部，大部分是多次升学、招工被淘汰，文化基础差，表现又不太好的青年；而多年担任半脱产干部的回乡青年中，却没有一人被正式转为国家干部。这引起一些基层干部、回乡青年的怨言。有的人认为上级机关"只怕下乡知青闹回城，不怕回乡知青闹事"；有的人说：手心和手背都是肉，对下乡和回乡知青应一视同仁；有的青年则自怨自艾，"投错了胎"，"命中注定招工、招干没有份，学了文化照样玩泥巴"。
回乡知青与下乡知青间的不平等，归根结底是由于城乡差别和高度集中统一的经济、行政体制造成的。在这种体制下，逐步形成一个城乡分割的二元社会结构，即以市民为主体的城市社会和以农民为主体的农村社会。其轴心是严格的户籍制度。这种制度将全国人民划分为"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两部分。
与户籍管理制度相联系的，还有住宅、粮食、副食品、燃料供应、教育、医疗、就业、保险、劳保、婚姻、征兵等项制度。在所有这些方面，非农业户(城镇户)均享有国家提供的一些待遇，是农业户可望而不可即的。
两种户籍，不仅是居住地的区别，也不仅仅是就业、工作性质、生活方式等方面的区别，而且是一种身份限制。这种身份还具有继承性。城镇青年下乡时，虽由城镇户口改为农业户口，但在他们身上，仍承受着国家予以非农业户的余泽。他们名义上是"农民"，却保留着档案，有专门的管理系统，有安置费、补助款，有国家平价补助的粮食、燃料，有招工、招生时的专门指标。乃至最后，国家按照对城市人口实行"统包统配"的旧模式，将他们收回城市重新分配了工作。而回乡知青"先天不足"，只因他们的父辈是农户，所以他们也就天经地义地被认为应该务农。
许多回乡知青渴望改变这种千篇一律的命运，他们憧憬用自己的智慧和勤奋缔造更灿烂的明天，然而在旧体制的包容下，这种理想不过是海市蜃楼。80年代以来的改革开放，才逐步冲破了城乡间的森严壁垒，也为农村知识青年施展自己的才智提供了越来越广阔的空间。
第107节：七最后的风采(1)
七最后的风采
1979年8月17-30日，国务院知青领导小组在北京召开了部分省、市、自治区上山下乡先进代表座谈会。当时，席卷全国的知青返城风气势正盛。召开这次会议的主要目的，就是配合新闻单位作好宣传报道，进一步发挥先进典型的社会影响，宣传上山下乡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于是，肯定上山下乡的正确方向，宣扬知识青年"扎根农村不动摇"，便成为会议的基调。
座谈会邀请了21个省、市、自治区的33名下乡、回乡知识青年。他们是：邢燕子、侯隽、程有志、蔡立坚、邱家恒、周秉建、洪调研、何营、王朋森、戈克俭、赵军翔、高崇辉、张志龙、纪庆勤、严洪华、高康良、周学俊、谈龙如、王老虎、张克难、刘敢庭、曹小平、陈跃文、招汉铨、戴彩润、傅衍彭、辛温、居元、刘裕恕、张革、孙立哲、鱼珊玲、肉孜古丽。会议开幕后，又补入河南省的薛喜梅。代表中，女知青11人，男知青23人；回乡知青2人，城镇下乡知青32人；"文革"前下乡、回乡的知青11人，"文革"中下乡的知青23人；年龄最大的39岁，最小的23岁；下乡10年以上的老知青就有28人《人民日报》，1979年8月23日，8月30日……因此，这是一次以老知青为主的座谈会。代表中，既有邢燕子、侯隽、程有志、鱼珊玲、蔡立坚、孙立哲、辛温这样早已闻名遐迩的人物，也不乏多年默默无闻的后劲新秀。大多数代表的名字对全国知识青年来讲还是陌生的。
座谈会的高潮在26日。这天下午，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副主席李先念，以及王震、余秋里、胡耀邦、王任重等领导人，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34名知青代表并合影留念。华国锋讲话中称：大家很关心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搞对了，还是搞错了?我们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对的。无论是从实现四个现代化的需要来看，还是从加强国防来看，都需要动员知识青年到农村和边疆去。如果说过去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有一些缺点和毛病的话，那么，我们加以改进就是了。李先念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毛泽东同志提出来的，是正确的，取得了很大成绩，效果是好的。当然，缺点也不少，特别是大规模的上山下乡，各方面管理得不好，出现了不少问题。但不能因为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就否定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胡耀邦则将知识青年在中国历史上的巨大作用归结为四条：(1)为中国青年找到了一个为祖国、为社会主义、为人民服务的正确方向。(2)促进了中国社会风气的进步。(3)为发展社会主义农业贡献了巨大的力量，为人民创造了财富。(4)向农村传播了知识。他也批评了知青的返城风，说他们"自己把自己的光荣历史丢了"。
尽管在此以前，中共中央的一些领导人在谈话中多次提到，上山下乡"这种办法不是长期办法"，"这条路走不通了"；1978年中发74号文件也承认：知青工作的路子越走越窄。这一次的公开表态则很明确，即上山下乡的方向正确，成绩很大，不能否定。但是联系到当时返城风越刮越猛的社会背景，对座谈会的召开和所要突出的重点，也就不难理解了。
据报载，与会代表在受到中央领导人接见后，以非常喜悦的心情表示了坚持上山下乡道路的决心。1958年回乡务农的邢燕子为自己当年带头走这条路，并再次得到中央领导的肯定激动不已。她径取自己的名字自喻，表示"要和千千万万只燕子继续展翅高飞"。侯隽的文化底子比较厚，思路也就显得独出心裁，她竟把上山下乡比喻为"一个好孩子"。按照她的说法：不能因为"四人帮"插手破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就把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说成是"四人帮"反动路线的产物。正如一个很好的孩子，不能因为他沾了一点灰尘就把他丢掉了。洗掉了身上的灰尘，他照样是个好孩子嘛!刚刚被"落实政策"不久的知青典型薛喜梅也表态说，尽管不少人劝她离开农村，但她"决心沿着毛主席、周总理和华主席指引的这个方向坚定不移地走下去"!当年从北京长途跋涉到杜家山落户并成为全国青年学习楷模的蔡立坚，发言依旧那样掷地有声，她坚定表示，要在上山下乡道路上走到底，"八条黄牛也拉不回头"。参加座谈会的一些老典型们，与上山下乡运动的利害关系毕竟太深了，她们的青春理想系于斯，人生价值系于斯，光荣历史系于斯，政治沉浮系于斯，所以也就难怪，要利用这次宝贵机会，作如上的表态。
8月31日，《人民日报》刊登了以座谈会全体代表名义写的"给全国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一封信"。信中除了提到这次会议让他们"心情舒畅，精神振奋"之外，主要是肯定上山下乡的巨大成绩，号召全国知识青年坚持这条道路。强调：我们不能因为知青工作做得不够理想而迷失方向，否定这条正确道路，否定自己的光荣历史，更不能打退堂鼓。我们一定能够排除干扰，克服困难，使上山下乡这项大有前途的革命事业继续巩固和发展。
这是上山下乡运动史中表彰知青先进人物的最后一次全国性会议，赴会代表人数之多，规格之高，宣传声势之大，都是没有先例的。但是，不论与会代表们多么振奋，会议并未如预期的那样在知识青年中造成很大影响。有些仍在农村的老知青还写信给《中国青年报》，表示听到座谈会消息后"思绪万千，对知青上山下乡有很多问题想不通"。概括起来，"想不通"的问题主要有：
1?知识青年为什么要上山下乡?现在为什么还要继续上山下乡?
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大方向是正确的"，这个"大方向"是指什么?是指以主人翁的姿态扎根农村，建设农村，同时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还是国家在安排就业能力上有实际困难，需要把城市多余劳动力转移到农村?这和广开就业门路有什么联系?
知识青年还需要继续上山下乡，这究竟是广大知青的要求和老百姓的愿望，还是因为经过实践检验，证明知青上山下乡有继续的必要?如果说是前者，为什么绝大多数知青对回城急不可耐?
知识青年到农村和边疆有哪些大的作为?对四化有何益?一批批下去又上来的知青究竟得到了什么锻炼?又受到了哪些再教育?
知识青年下乡挤占了生产队田地，农村干部和广大社员是真的"热情欢迎"和"全力支持"知青下乡吗?
厂社挂钩是否受欢迎?
国家每年对上山下乡知青究竟付出了多大经济代价?是否收到了应有的效果?
2?高、中级干部子女上山下乡的为什么极少?
在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中，为什么只有极少数高、中级干部的子女和亲属?而且有些人在其父母官复原职后立即开溜了。这种现象的根源究竟在哪里?
各级大小领导干部是怎样对待自己子女的下乡问题的?他们在执行党的政策上，是否给广大"群众家长"们起了带头作用?
3?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否和下放干部一样受迫害?
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和下放农村或干校的干部有什么区别?有人说，干部是国家的财富，下放他们就是对他们的迫害。如果说这是迫害的话，那么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同样也是不情愿的。
4?应该怎样对待那些不执行知青政策的人?
以往的知青工作遭受了莫大的损失，根本原因何在?除了"四人帮"是罪魁以外，还有哪些部门、哪些人应负责?对那些不执行党的政策的人，应该怎样对待？
这些知青实际上是以质疑的方式，表明了对上山下乡运动的否定态度。长期以来，由于这场运动缺乏起码的透明度，普通百姓不可能从全局上了解其问题的严重程度。但知识青年是这场运动的实践主体。特别是老知青，在农村多历年所，除亲身体验外，又耳濡目染了许多，对运动的看法早已不可移易。思想解放的潮流，也有助于他们认识的深入，可以从更开阔的视角和较高的层面上审省这场运动。
第108节：七最后的风采(2)
对于这次座谈会，有些在乡知青更加坦率地表达了自己的看法。如郑州市郊柳林公社和花园口公社知青农场的知青们，告诉来访的《中国青年报》记者说：虽然中央十分重视这次座谈会，破格接见代表，但在知青中反应不强烈，许多人漠不关心。有的知青认为：这次会不过是三十多个知青尖子的事，人家早已是干部，与俺处境不同，解决不了俺的具体问题，与俺无关。有的人直言不讳地指出：知青工作是四不满意--知青不满意，家长不满意，农民不满意，对口单位不满意，名声很坏，像一只泄了气的破皮球，现在拼命打气，也蹦不了多高。据记者调查，总共176名知青，没有一名愿意在农村继续干下去。
"瓶水之冰，而知天下之寒"，这反映了知识青年中的普遍态度。
在谈到座谈会的结局时，不应忽略的是知青典型们后来的归宿。从他们的走向，同样可以看到社会发展的大势所趋。虽然"扎根农村不动摇"的誓言仍余音袅袅，他们中的不少人已踏上进城的道路。参加座谈会的辽宁代表戈克俭的变化，很能反映知青典型决定顺应潮流时的基本心态。
戈克俭是1968年从鞍山市下乡到海城县感王公社插队的知识青年。他身有残疾，十多年中，多次放弃当工人、上大学的机会，被树为市、省、全国的先进知青典型，是省里的劳动模范。在辽宁省广大青年中颇有影响。"文革"以后，他是全省知青典型中继续留在农村的少数人之一。担任大队党总支书记后，于1977年同本队一农民结婚。戈克俭所在大队经济条件较好，1979年夫妻两人收入1800元，分粮3700斤，还种了自留地。但是，在参加座谈会以后，目睹上山下乡运动的回落和整个形势的变化，已不愿继续留在农村。1981年1月他正式向市、县领导提出，要求调离农村，到城市工作。主要理由：
1?当初带头"扎根"，是为带动广大知青安心农村干革命。现在知青下乡这条道说不准对不对，下乡知青大多数回了城；已在农村结婚的，也逐步安排到社办企业。自己留在大队当"典型"，没有意义。
2?现在的典型，很可能成为将来的落伍者。"四化"需要科学知识，光有革命精神不行，趁还年轻学点东西，否则，悔之晚矣。
3?由于自己是外来的，爱人是当地的，自己担任党总支书记，工作中经常牵涉到一些家族问题，不好处理。
戈克俭要求调离农村的三条理由中，至少前两条，同样适用于其他知青典型。俗话说："皮之不存，毛将附焉"，典型本来是为表率广大知青设立的，知青既已纷纷回城，典型的价值自然无从谈起。再者，知青典型中，十之八九，原以富于"革命精神"见长，但在实现"四化"的进程中，至关重要的已是科学技术的动力，也就是说，只有掌握科学文化知识，才能赶上时代的节拍，否则就可能落伍。戈克俭有这种紧迫感，说明一些典型人物的思想观念在新形势也产生了积极的变化。
座谈会的组织者原本希望，通过对典型人物的大张旗鼓的表彰，遏制来势凶猛的返城风。事态的发展却是，代表们关于"扎根"的宏论很快就成了过眼云烟。知青返城势头丝毫未减。这年8月，在乡知青尚有500万人，到第二年6月，只剩下150万了。
这次会议，成了上山下乡运动中知青典型们最后一次展示风采的机会。
以上，只是"返城风"的一些梗概，更全面的阐述仍有待来日。
俗话说："物极必反"，上山下乡运动不顾客观效果地长期推行，酿成的社会问题积重难返，才会导致"返城风"这样巨大的反弹。
前面提到，上山下乡运动中前后爆发过两场返城风。70年代末爆发的这场返城风，无论就规模、范围还是社会影响而言，都令前者望尘莫及。结局更是迥然不同："文革"初的返城风潮，是在极左思潮泛滥的年代里，打着"造反"的旗号进行的，由于权力机构的压制、缺乏比较广泛的群众基础，知青们的努力很快付诸东流。第二次返城风则声势浩大，此伏彼起，最终以下乡知青大举返城而落下帷幕。所以有此结局，主要是基于以下原因：
1?社会舆论的广泛同情。"文革"十年，上山下乡运动高潮迭起，内部矛盾也暴露无遗。许多知青陷入困境而无力自拔，知青问题如一根高度敏感的神经，联系着社会的方方面面，牵动着亿万人的心。在农村受到伤害的，不仅有众多普通百姓的子女，还有许多高中级干部的子弟。"文革"中"打倒一切"的极端做法，使从中央到地方的一大批干部蒙冤受难，"株连九族"的政治传统使他们的子女难逃厄运。后者在山穷水尽的情况下被送往农村、边疆。即便如此，其中不少人仍未能摆脱无中生有的打击和迫害。共和国主席刘少奇被强加上"中国头号走资派"的罪名迫害致死，其子被下放到山西省一个贫困村庄插队。别的知青在农村是接受"再教育"，他却在贫下中农监督下接受"改造"。无休无止的批斗令他无法忍受。三四年后，其他知青相继调离，只剩他形影相吊。在这里，他生活了七年郭家宽等：《前国家元首之子的荣辱人生》，《中华儿女》，1993年第1期……全国"第二号最大的走资派"邓小平被打倒后，几个子女下放的下放，插队的插队，均漂泊东西。邓的小女儿后来回忆：插队后一个人走南闯北，"6年的时间里，没有得到多少人关心和爱护"毛毛：《缅怀胡子叔叔》，《人民日报》，1993年4月4日……在农村时，险些被打成"反革命"邓小平女儿的日记曾被当作"反革命罪证"上交国务院知青办，后者认为罪名不实，邓的女儿才幸免罹难。此事系原国务院知青办干部顾洪章先生见告……类似刘、邓两家情况的干部子女在"文革"中盈千累万。十年"文革"在将上山下乡运动推向高潮的同时，也培养了否定这场运动的深厚社会基础。难怪当"返城风"拔地而起后，会得到全社会上上下下的广泛理解和同情。
第109节：七最后的风采(3)
2?"拨乱反正"的政治背景。1978年摧枯拉朽的思想解放春潮，荡涤了长期禁锢人们头脑的陈腐教条，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使长期支撑上山下乡运动的"左"的理论不堪一击。只有在这个前提下，广大知青才能公开地否定这场运动，才能理直气壮地提出返城要求。
3?日趋宽松的政治环境。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发扬民主，解放思想，彻底结束那种动辄乱扣帽子、乱打棍子，以致弄得人人自危的反常局面，并说"当前这个时期特别需要强调民主，强调民主与集中的辩证统一关系"。此后，民主气氛得以伸张。1978年12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重要社论专门谈到发扬民主与安定团结的关系问题，批评有些干部一看见有人贴大字报，给领导提了意见，或者看到有些大字报，问题提得不太妥当，就说成是妨碍安定团结。安定团结，不是不要民主，只有发扬民主，才能造成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才能安定团结。在中共中央负责人的指示下，新闻媒介一再强调做好接待上访人员工作的重要性，要求接待者不要计较上访者说的一些过头话，体谅他们"冤未伸、愤难平"的苦衷，决不能把他们拒之门外《人民日报》，1979年1月27日评论员文章……
"文革"结束后，到各级党政机关上访，要求落实政策、平反冤案的人多如过江之鲫。开始时，由于"左"的思想继续束缚着不少干部的头脑，以致许多上访者经历了种种挫折和磨难。有的干部对上访者动不动就认为"无理取闹"；有的部门习惯了把解决问题的责任推来推去。结果，许多干部、群众不得不长途跋涉，甚至风餐露宿，到首都北京上访《人民日报》，1979年4月29日……上访者有增无减已经超出正常的范围。这种现象引起中央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后，被逐步扭转。当时，北京的全国妇联、国务院知青办、农林办、农垦总局不断有知青上访、请愿。各地知青还广泛利用了大字报、游行等宪法允许的公民权利。比较宽松的政治环境，使广大知青第一次有了表达自己的真实意愿，并且争取这种意愿尽快实现的可能。这也就是知青大字报中用朴素语言来表达的：广大下乡青年向何处去，是我们青年的命运问题，我们应当掌握这个命运。邓副总理让群众讲话，让群众讲心里话，这个民权是粉碎"四人帮"之后党给我们的未署名大字报《下乡青年向何处去》，载黑龙江省委知青办《情况反映》第2期，1979年2月9日……
4?各级政府对知青要求的理解和大量艰苦工作。在返城风中，虽然也发生过一些纠葛、风波，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是由于广大知青的迫切要求，与国家能够满足这种要求的实际能力之间，存在着明显差距。但在"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这一基本点上，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领导与广大知青是有共识的。这正是矛盾屡屡得以化解的关键所在。前者充分认识到广大知青也是"文革"的受害者，体谅他们的困难，理解他们迫切要求返城的心情。因此，并未计较一些闹事知青的过激言行甚至越轨行动，而是反复进行说服教育。197
9年2月1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全国安定团结的通知》说：群众要求迅速彻底解决这些问题的心情，是党和或府所理解的，而党和政府限于经济力量不能同时迅速彻底解决一切问题，只能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步解决这些问题的苦衷，也是广大群众所理解的。像这样苦口婆心的说服工作，在当时做了很多。如果在"文化大革命"中，这是不可想象的。当然，也有一些地方的领导，用高高在上、麻木不仁的官僚主义态度对待知青的疾苦，以致激化了矛盾。但从总体来看，各级政府在返城风的推动下大大加快了解决知青问题的步伐，为此克服的各种困难，付出的艰辛努力，自不待言。
知青"返城风"无疑引起了一些地方社会秩序的动荡，给某些地区和单位的工农业生产，造成程度不同的损失。但作为一场有着合理目标的、自发的群众活动，它的作用远不是可以用"消极的"、"破坏性的"这样一些判断所能概括的。它的积极作用在于，不仅导致了上山下乡运动的提前收场，为广大知青特别是老知青重塑人生赢得了宝贵的时间(如果再拖下去的话，后果不堪想像)，而且借助对城市就业形成的巨大压力，为城市经济体制的改革创造了一个历史性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