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知青史·大潮
作者：刘小萌
红卫兵吹响进军号
第1节：一上山下乡，如箭在弦
第一章
红卫兵吹响进军号
由于红卫兵的积极参与，上山下乡运动被赋予了激进的政治意义。它似乎不再是将城市"剩余劳动力"无情地向乡村倾泻的一种手段，而是成为革命青年在红色祭坛前奉献赤胆忠诚的极端形式。这种戏剧性的变化，是以"文化大革命"疾风暴雨式的政治运动为先导的。
一上山下乡，如箭在弦
1966年夏季，随着毛泽东"炮打司令部"一声令下，"文化大革命"这只"潘多拉的盒子"被一下子打开。文化教育、工农业生产和其他各行各业，都受到猛烈冲击。8月在各大中城市掀起的红卫兵运动和尾随其后的"大串联"，将"造反"的狂潮迅速推向全国。
1967年1月，在张春桥、姚文元等人策划下，上海市一部分"造反派"组织夺了上海市委、上海市人委的领导权，宣布成立"上海市人民公社"(后改称"上海市革命委员会")。这一事件被官方喉舌誉为"一月风暴"，它标志着"文化大革命"进入"全面夺权"阶段。同时，"革命委员会"这种在极左路线卵翼下产生的权力形式，成为"文化大革命"中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权力机构的基本模式。
"一月风暴"咆哮所至，从中央到地方，一大批党政军领导干部被揪斗，"靠边站"，甚至"被打倒"，各级党组织和政府陷入瘫痪和半瘫痪状态。伴随各地"造反派"夺权任务的实现，"文革"的领导者着手建立各级革命委员会控制下的新秩序。针对教育部门，首先向全国发出了停止外出串联，大、中、小学开始"复课闹革命"的号召，促使桀骜不驯的红卫兵们回到学校，置于纪律的约束之下。3月7日，毛泽东在给《天津延安中学以教学班为基础实现全校大联合和整顿巩固发展红卫兵的体会》的材料所作批示中提出：军队应分期分批对大学、中学和小学高年级实行军训，并且参与关于开学、整顿组织、建立三结合领导机构和实行斗批改的工作。毛的批示和有关材料经中共中央批转，要求各地参照执行。
军训团(有些地方又称军宣队，即中国人民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简称)进入学校，师生陆续返校，解散了为数众多的跨班级、跨部门、师生混合的群众组织，实现按教学班为基础的大联合。接着开展"革命大批判"，解放干部，组建学校的临时领导机构，即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军训团进校，对结束学校的混乱秩序是起了一定作用的，但同时也把林彪在军队中搞的一套工作方式和作风带入学校，助长了空头政治、形式主义、命令主义和极左思想理论的传播。许多学校撤销教研室(组)，取消班级建制和班主任制，将师生按班、排、连的军事建制编队，设立连队委员会，政治指导员。"早请示、晚汇报"，"天天读"，"讲用会"等等"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及"突出政治"的做法风行大、中、小学校。这对"文革"期间的学校教育和历届学生分配产生了很深刻的影响。
中共中央宣布"复课闹革命"后，各地的形势发展大多一波三折。一些地方的大、中学生，依旧滞留校外，与社会上形形色色的"造反派"纠集在一起，以致武斗升级，流血事件层出不穷。7月22日，江青提出"文攻武卫"的口号，对武斗升级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许多学校遭到破坏，秩序开始稳定下来的学校，重新陷入混乱状态。为此中共中央于9月23日发出紧急通知，要求在外地串联的学生以及其他人员，立即无条件地全部返回原地、原单位。此举最终使迁延一年之久、已完全处在"无政府"状态的红卫兵大串联销声匿迹。
10月14日，中共中央再次发出"复课闹革命"的通知，要求全国各地大学、中学、小学一律立即开学。在此以后各地学校陆续复课。
中学普遍复课后，一个严峻问题很快突显出来："文革"爆发不久，所有大专院校就停止了招生，小学毕业生升入初中、初中毕业生升入高中的工作同时中断，使毕业生的升学道路完全堵塞。另一方面"文革"引发的大动乱造成1967年生产大幅度滑坡，工农业总产值比上年减少9?6％(其中工业产值减少13?8％)。各地工矿企业大多苦于派性争斗，生产步履维艰，接纳新工人入厂的工作尚无从谈起。这样，中学毕业生就业之路也变得异常狭窄了。当时全国中学积压的1966、1967年两届初、高中毕业生多达402万人《中国教育年鉴》(1949-1981)，中国大百科出版社1984年版，第1001页。，大批毕业生分配无门，终日无所事事，成为学校恢复教学和招收新生的障碍。1967年10月22日，教育部在关于复课闹革命情况的材料中，将毕业生分配作为亟待解决的首要问题，指出：毕业生不分配出去，新的学生进不来，而今年毕业和招生人数又比往年多一倍以上，这不仅涉及教师和校舍问题，还需要解决这些学生是一批毕业出去，还是分批毕业的问题。
尽管毕业生分配问题迫在眉睫，但全国许多地方还为严重动乱所困扰，一些地区因不断的武斗处在失控或半失控的状态。当许多地方还未建立起革命委员会的情况下，像中学毕业生分配这样一项涉及面很广，需要不同地区和单位协同合作，自上而下周密计划、布置的工作还不可能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因此，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文革在12月15日有关教改问题的批示中，要求大、中、小学校继续将"教育革命"作为学校工作的中心，复课闹革命，搞好革命的大批判，搞好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搞好本单位的斗、批、改。进入1968年，解决中学毕业生分配的问题已经刻不容缓，积压在校的毕业生除1966、1967两届，又加上1968届的598万人，三届毕业生(以后习称"老三届")共达1000万人。
如此众多的毕业生积压在校，他们的出路何在?在以后若干年里，高中和大学停止招生，升学道路被完全堵死。而整个国民经济又呈现继续衰退的形势，1968年工农业总产值在上年已经下降9?6％的基础上，再降4?2%，只相当于1966年的86?2％。在这种令人沮丧的形势下，对绝大多数工矿和基层单位而言，招收新职工根本提不上议事日程。"老三届"毕业生实际上已经成为城镇的剩余劳动力。于是，一场声势浩大、旷日持久的上山下乡运动开始崭露头角。
第2节：二第一声号角(1)
二第一声号角
"文革"中的上山下乡活动，最初并不是政府动员组织的结果，而是由首都北京的一些"老三届"中学生自发倡始的。
"文革"十年，与"老三届"中学生息息相关的有两场运动，即红卫兵运动和上山下乡运动。红卫兵运动曾如摧枯拉朽的飓风扫荡全国，震惊世界。它将一批年轻气盛、富于革命激情的青年学生推上政治舞台。1967年8月18日，当毛泽东身穿绿军装，佩戴红卫兵袖章，向欣喜若狂的革命小将高呼"我支持你们"时，年轻的红卫兵们天真地认为，自己似乎已成为决定中国前途乃至世界之命运的主宰。但是，随着10月3日《红旗》第13期社论号召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进而把群众运动的矛头进一步引向各级领导干部，以干部子弟为中坚的红卫兵运动便失去了前进的动力。与此同时，江青、陈伯达、张春桥等极左派控制的中央文革领导小组结束了对老红卫兵(为与尔后兴起的"造反派"红卫兵，又称新红卫兵相区别，将这一时期的红卫兵称"老红卫兵")的利用，转而扶持运动初期受到"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迫害的"造反派"学生，并以他们为核心重新组建了在各级革命委员会有效控制下的红卫兵组织，即所谓"造反派"红卫兵(新红卫兵)。在此基础上，建立跨学校、跨地区的"中学红卫兵代表大会"(简称"中学红代会")。中学红代会的建立，标志着"老三届"学生领袖的"改朝换代"。然而，无论是老红卫兵，还是新红卫兵，是所谓"保守派"还是"造反派"，他们的政治取向、思想观念大都如出一辙。1967年9月发轫于北京的上山下乡活动，就是由雄心勃勃的"造反派"红卫兵头头率先组织起来的。他们天真地认为，自己在发动一场"继续革命"的新长征。
(一)真诚的探索者
早在1966年6月"文革"爆发初，在全国每一所大、中学里，大字报、大标语，铺天盖地；声讨会，批判会，通宵达旦。6月6日，北京女一中高三年级的几十名学生率先提出："彻底砸烂整个旧的教育制度"，其中包括废除旧的高考制度。她们认为，旧的高考制度"突出业务，突出分数，贬低政治标准"，"排斥工农子女"，"扩大三大差别，和封建社会考状元没什么两样"。最严厉的批判莫过于"它助长个人奋斗的资产阶级思想，引诱青年走白专道路，实际上是为复辟资本主义服务"！于是，义愤填膺的女学生们决定给毛主席写信，请求废除旧的高考制度。信中写道：
高中毕业生应该到工农兵中去，和工农相结合，在三大革命运动的风浪中锻炼成长……这是一条新路，是一条通向共产主义的新路。我们一定要，并且一定能走出这条无产阶级自己的路。
亲爱的党呵，敬爱的毛主席，最艰苦的地方，要派毛主席身边的青年去。我们整装待发，就等着您一声令下。
6月7日，湖南长沙一中的一个共青团支部向全国高中毕业生发出倡议，彻底摧毁"升学考试"这个资产阶级的顽固堡垒，并列举了它的21条罪状。6月10日，北京男四中毕业班的学生也写出一份题为《敢教日月换新天》的倡议书。他们更加鲜明地提出，今后的大学生要"大量从工农兵中吸收在阶级斗争中经过考验的革命者入学"。并且无比自豪地宣布："我们打碎的决不仅仅是一种考试制度，我们打碎的是几千年来套在人民脖子上的文化桎梏，我们打碎的是产生修正主义的温床。"清华大学附中等编写：《毛主席的红卫兵》，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1976年版，第22-23页。青年学生的倡议得到了"文革"领导者的支持。6月23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出通知，决定改革高考制度。
第3节：二第一声号角(2)
废除旧的高考制度，只是"无产阶级教育革命"的一个环节，随之而来的，是更广泛、更深入的全面批判，所谓"反动的招生路线"，"封、资、修的教学内容"，"束缚学生思想的教学方法"，"冗长的旧学制"均在扫荡之列。
1966年下半年，当红卫兵运动正处在"破四旧"、"大串联"的如火如荼阶段时，已有一些"老三届"学生在意识到原先考大学、当专家的道路被否定之后，更热衷于脚踏实地地探索新的人生道路。由于"文革"前学校教育的大量灌输，这条新的、革命化的道路对他们并不陌生，那就是"与工农相结合"。他们从一踏入中学校门起就经常被组织到农村参加生产劳动。大约在1965年以后，许多中学在每个学期都要组织一次下乡劳动，时间一般在1周至10天不等。同时，积极开展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宣传，尤其是电影《军垦战歌》、《生命的火花》以及邢燕子、侯隽、董加耕等知青先进典型，给予"老三届"学生以深刻的印象，促使他们自觉不自觉地朝着这个方面进行探索。
"文革"初期学校停课，"夺权造反"热火朝天，中学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活动自由。应该看到，在当时卷入"大串联"的学生中，目的并不相同，有的是热衷于到各处参加运动，"煽风点火"；有的乘机免费旅游，寄情于青山绿水之间；还有一些学生，真诚地想利用这一机会，摸索与工农相结合的途径。
探索的方式多种多样。有些人的兴趣是在乡下从事社会调查，有的则尝试创办像毛泽东青年时代那样的自修大学和农民运动讲习所。1967年元月5日由一群知识青年自发组织的湖南共产主义战校将校址设在澧县七里湖农场。战校的《宣言》声称：这是一所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南、在中国共产党的绝对领导下，以抗大和解放军为榜样，面向工农，培养共产主义战士的新型学校。
通过对"资产阶级教育路线"的批判，许多"老三届"学生对17年教育制度产生很大反感，希望尽快投身于农村、边疆，在探索革命化道路的过程中真正干出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来。1966年底，北京市的一些红卫兵发起组织了红卫兵农垦战斗团，曾与长期在广东省担任领导职务、"文革"初调赴中央工作的陶铸联系到海南岛去。在此前后，几批北京红卫兵自发前往云南、河南、东北等地的农场和农村。还有些学生，把"文革"前的下乡知识青年，当成了社会调查对象。如北京一所中学的学生曾数次到河北省宝坻县(今属天津市)去访问邢燕子和侯隽，并与那里的下乡知识青年共同生活了一段时期。有的学生在深入到河北易县等老革命根据地时，对当地的插队知青产生了兴趣，便进行了调查并写出调查报告。还有些学生更直截了当一些，早在1966年，就有学生利用"大串联"机会前往新疆，要求留在当地参加军垦；有些学生串联途经某个山乡，便不想再回学校，要求留在那里与农民一起"战天斗地"，如后来被广为宣传的北京长辛店中学的蔡立坚，就是串联路过山西一个小山村时决心留下务农的。虽然不久就被学校召回，但当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大潮涌起之初，她到底还是返回到那里。首批到云南西双版纳安家落户的北京知识青年，也曾有过到该处串联的经历。
(二)"飞向草原的雄鹰"
在再度掀起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中充当了开路先锋的北京25中学生曲折等人，实际上就是上述那些热情、单纯的探索者中的一部分。他们也曾想创办红卫兵大学，进行有关教育革命的尝试，后来学习了毛泽东有关青年运动的论述后，认为：学生的阶级属性是没有进行彻底思想改造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以必须实现思想革命化，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于是申请到条件艰苦的内蒙古牧区插队。为此，当时的《红卫兵报》把他们誉为"飞向草原的雄鹰"。
曲折等人所以最先跨出这一步，是与当时所处的特殊地位分不开的。"文革"爆发，曲折带头成立了全校第一个学生造反组织"东风"。不久，当时在北京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等人决定派工作组进入各校，以期稳定日趋动乱的局势。在各个中学，数目不详的一批应届高中生被工作组打成了"反党分子"、"野心家"。曲折和他的同班同学李冬民(后来的北京市中学红代会主要负责人)也在其内。他们在校内被批斗达四十余天。7月18日毛泽东回到北京，严厉指责派工作组的做法，指出运动犯了方向、路线错误。随即，全国形势陡然一变。曲折等人的罪名一扫而光，"革命左派"的桂冠则从天而降。这段起伏跌宕的经历无疑增加了曲折及其造反派战友对毛泽东的虔诚、热爱和感激的心情。"是毛主席解放了曲折，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解放了曲折。"《飞向草原的雄鹰--记到内蒙插队的第一批首都中学红卫兵》，《兵团战报》、《中学红卫兵报》合刊，1967年11月1日。这的确反映了他发自肺腑的呼声。1967年3月，北京中学红卫兵代表大会(简称中学红代会)成立，一批著名的造反派学生跻身于它的领导机关。李冬民担任红代会的主要负责人，曲折作为红代会政治部负责人，主管红代会的报纸--《兵团战报》。以后，因为对学生中旷日持久的"派仗"感到厌倦，曲折等人于7月发出了关于创办红卫兵大学的倡议书，进而认识到实现思想革命化，只能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
第4节：二第一声号角(3)
在选择"与工农相结合"的具体方式上，曲折等人深受60年代初期树立的上山下乡先进人物的影响。而广大农村缺乏知识，农民养活了知识分子而又迫切需要知识青年的现状，也促使他们做出走上山下乡道路的决定曲折：《发端：1967年10月9日》，《草原启示录》，工人出版社1991年版……此外，1967年初官方旨在动员返城老知青重新回到农村而开展的有关上山下乡伟大意义的宣传，对曲折等人的选择也产生了直接影响。5月4日《人民日报》社论《知识青年必须同工农相结合》强调"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广大的知识青年与工农群众相结合开辟了最广阔的道路"。当曲折等人向北京市革委会提出自己到边疆插队的志愿时，就是以这篇社论为依据的。
曲折等人的行动从一开始就得到北京市革委会的全力支持。10月8日，北京市革委会及有关部门负责人在座谈会中赞扬他们是"开路先锋"，预祝他们打好第一炮，以后把经验写回来，"发动不少的人再到那里去"《北京市革委会领导接见首都第一批插队知青座谈会原始记录》，1967年10月8日……足见官方对他们的支持，是与解决中学毕业生分配的棘手问题联系在一起的。1967年下半年，北京乃至全国各大中城市已经普遍感到六六、六七届中学毕业生大批滞留学校造成的压力，所以，官方急切地希望曲折等人的行动，能够带动更多的毕业生到农村和边疆去。另外，还有一个鲜为人知的考虑，就是希望通过这次行动，打退"那些意志薄弱的人"(指倒流回城的老知青们)所造成的社会影响，"把那股歪风打下去"。在北京市革委会负责人的讲话中，与倒流回城的老知青们展开的斗争被夸大为"两条路线的斗争"。
当时，毛泽东尚未发表那段关于必须由贫下中农给知识分子、青年学生以"再教育"的著名指示。所以，在对上山下乡的提法上，侧重的仍是发挥知识青年的主观能动性，改造社会的积极作用，而不仅是消极、被动地接受改造。
在北京市召开的座谈会上，有的负责人希望知青把毛泽东思想带到牧区去，把所在之处办成毛泽东思想大学校，改造落后的东西，并强调向牧民灌输集体经济思想的必要性。他们将这次行动比喻为一次新的长征，勉励知青像革命前辈那样，经受往长征的考验，成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不做可耻的逃兵。毛泽东在阐明红军长征的重大意义时，曾将它形象地比作"宣言书"、"宣传队"、"播种机"，高度评价长征对中国革命做出的巨大贡献。"老三届"学生，通过革命传统教育，对长征的历史、尤其是红军战士跋山涉水辗转二万五千里历尽艰辛的光辉业绩，无不耳熟能详。将上山下乡比作又一次长征，增强了青年学生上山下乡的自豪感和使命感，坚定了他们经受艰苦环境考验的决心和必胜的信念，使他们有理由相信，这是继红卫兵运动之后，又一场声势浩大的革命。
10月9日，曲折和九名同伴启程离京。临行前，他们曾列队来到天安门广场，在上千人的欢送队伍前，向着天安门城楼上的巨幅毛泽东像庄严宣誓。誓词说："为了毛泽东思想赤遍全球的伟大事业，上刀山，下火海，我们心甘情愿!""我们遵照您的'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的伟大指示，迈出了第一步，我们将循着这条革命大道一直走下去，走到底!永不回头！"曲折十人在掀开上山下乡历史崭新一页的同时，还创造了这种独特的政治仪式。如果不是有过亲身经历的知识青年，未必能够理解在一篇由颂誉之辞和豪言壮语编织的誓文中，会凝聚着那么多虔诚、真挚、圣洁的情感，那么强的自信与盲从。从此，一批又一批北京知青在奔赴农村和边疆以前，都必须到天安门广场上举行这样一场仪式。
曲折等人动身前往内蒙古牧区时，声势造得很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人民日报》、《北京日报》都及时进行了专题报道，充分肯定了他们选择的道路。《北京日报》的短评号召一切可以到农村去的知识青年向他们学习。中学红代会机关报《兵团战报》高兴地预言："在他们的带动下，全市、全国一个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高潮正在轰轰烈烈地兴起。"《兵团战报》、《中学红卫兵报》合刊，1967年11月1日。实际上，在当时的政治形势下，不可能存在纯自发的行动。而曲折等人在当时，也并非全然没意识到自己行动的意义。
"老三届"学生上山下乡热潮的序幕就此拉开了。从这时起到1969年"老三届"学生离京，这场运动可以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1967年10月至1968年春，是带有自发形式的上山下乡阶段；第二个阶段，1968年夏到当年12月21日，是各省、市、自治区开始有组织地动员毕业生上山下乡阶段；第三个阶段，从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传达了毛泽东"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以后，至1969年春，此时"老三届"剩余的毕业生大部分已被送到农村。在前两个阶段离校的，大多是对上山下乡方向持积极或比较积极态度的学生，特别是1967年率先下去的几批。
第5节：二第一声号角(4)
(三)"做一颗红色的种子"
北京市革委会的期望并未落空，确有不少中学毕业生在曲折等人行动影响下，主动申请上山下乡。同年11月11日，又有1200名中学毕业生启程奔赴内蒙古草原和东北"北大荒"等边疆地区安家落户。在这批学生中，最引人注目的带头人有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委员、中学红代会常委、北师大一附中的高中毕业生何方方。
何是"文革"初期中学生最著名的造反派之一。从奋起造反，到带头上山下乡，她的经历在"老三届"学生中不失为一种典型。她出身于革命干部家庭，初中时加入共青团。"文革"爆发前为师大一附中高三学生，担任班里的共青团书记，她与同班同学陈永康，是学校领导培养的学生骨干。"文革"风暴袭来，校领导很快被打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何、陈等人顺理成章地受到株连，被斥为"党支部的红人"、"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苗子"，承受到压力。
1967年6月初，刘少奇派出工作组进驻大、中学校，由于他的女儿刘平平也在师大一附中读书，所以从一开始就关注着该校的政治动向。工作组进校时，他亲自指示：师大附中党支部已经烂掉，下去要重组班子，要在学校中划分左、中、右，阶级阵线搞清了，再依靠左派打击右派。何方方所在班是学校原党支部进行"教育改革"的试点，工作组一进校，又把该班当作运动中的试点。全班13名干部子女中，一些人的家长(包括何方方的父亲)已成为"文革""揪斗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活动的第一批受迫害者，另一部分主要出身革命军人家庭的干部子女，则依然保持着出身的纯正。工作组把后者当作运动依靠的"左派学生"，而何方方等人则被划入"右派学生"之列。何方方与同班六名干部子女对工作组的种种做法非常不满，又从内部小道消息获知：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党的上层出了问题，加之《人民日报》6月6日社论明确号召"放手发动群众，彻底打倒反革命黑帮"，于是在6月20日联名贴出反对工作组的大字报《揪出钻进我们肝脏的牛鬼蛇神》。这份充满火药味的大字报扬言："毛泽东思想是我们一切行动的惟一准则，谁要胆敢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毛主席，反对党中央，反对社会主义，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不管他是什么人，他的后台有多大，他的魔爪有多长，他的伪装有多么隐蔽，我们都要把他揪出来，砸个粉身碎骨。"大字报之所以引起巨大反响，主要不在于它对工作组进行了一连串猛烈攻击，而在于它的矛头明目张胆地指向了工作组的"后台"。既然工作组是在刘少奇直接关照下派驻的，刘平平又是工作组中唯一一名学生成员，所谓工作组的"后台"究竟指谁也就不言自明了。
大字报立即被反映给刘少奇。刘指出：何等人"是右派打着红旗反红旗"、"敌人出洞了，这个蛇出洞了，你们消灭他就容易了，要把这张大字报讨论好再斗争"。随后，何方方等人不断受到大批师生的围攻和有组织的全校性批斗。直到7月毛泽东回到北京，各校工作组撤出学校，何方方等人才重见天日。
平反以后，何方方担任了学校革委会副主任、北京市中学红代会常委、市革委会委员等职。但她不安于充当抛头露面的"学生领袖"，招摇过市，而是奔走于内蒙包头、山西太原等地，积极参与当地的造反派活动，1967年秋才回到北京。9月，她听说曲折等人筹备往内蒙草原插队落户的消息，立即行动起来，着手本校上山下乡的发起和组织工作。她认为：当红卫兵造反的使命光荣结束后，走毛主席指引的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到边疆插队落户，是摆在自己面前的一条最为革命的道路。在学校的一次会议上她明确告诉大家：准备到内蒙古牧区插队落户；在校内不进行公开动员，完全依据自愿原则，谁愿去谁报名。同时强调草原条件非常艰苦，去了要做好吃苦的准备，要在那儿插队落户扎根一辈子。她说，"我们要做一颗红色的种子，在内蒙古大草原生根、开花，永远同草原上的贫下中农同战斗，共呼吸。"《紧跟红司令毛主席奋勇向前--记优秀的红卫兵女战士何方方》，《红卫兵报》，1968年5月29日。
在何方方这样一批学生骨干的带头下，北京中学生掀起"文革"中第一次上山下乡的热潮。在短短几个星期里，各校报名人数达到3500多人。最后被批准到内蒙牧区和东北落户的有1200人。未获批准的学生中，有的是因为家庭确有困难，有的是因为本人身体有病，有的则因为家庭存在政治问题被淘汰，理由是边疆地区"不适合"。
据当时的《红卫兵报》报道：这项工作得到了中央文革领导小组和北京市革委会的大力支持，由市委计划组和有关省、区的安置办公室派人进行了组织。这表明，当一大批毕业生自愿申请到边疆地区安家落户之际，一场方兴未艾的上山下乡运动已镀上鲜明的官方色彩。截至1967年底，北京市已有4000名六六、六七届中学毕业生自告奋勇前往东北、内蒙等地插队、插场(指到国营农场)。这在全国的确先声夺人。
第6节：二第一声号角(5)
何方方、曲折等人，都是"文革"初从中学生中脱颖而出的"造反派"。正是在他们的发起带动下，上山下乡运动焕发出前所未有的生机。
(四)"尽染东方一片红"
1968年3月首都中学红代会的机关报《红卫兵报》刊载了赴滇知青"赤忠"的一首诗《赠战友》：
挥手豪情别红城，跨步河江万里行。
统帅扬笔雄文赤，小兵执行毕生忠。
滇边种胶歌正起，塞外迎春曲更兴。
斜眸向西笑禁锢，尽染东方一片红。
署名"赤忠"的赴滇知青集体由55名高、初中毕业生组成，为首者叫李镇江。1967年底当一批红卫兵骨干率先奔赴内蒙、黑龙江等北部边疆省份安家落户之际，李镇江等人则标新立异地将自己上山下乡的目的地选在了更为遥远的西南边陲。
1966年红卫兵"大串联"中，李镇江和几名同学长途跋涉到了风景旖旎的西双版纳。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位于云南省西南边境，地处亚热带，终年绿树葱茏，果木芬芳，花开四季。纵贯全州的澜沧江滋润着两岸的肥沃土地。一幢幢傣家竹楼，掩映在高大的椰子树、贝叶树、槟榔树和奇花异果下面；一座座爱尼人、布朗人山寨，荫蔽在铁力木、凤尾竹等热带树木汇成的绿海碧波中。到达这里的红卫兵无不为奇异的南国风光所陶醉，同时又深深感到当地经济、文化的落后，于是萌生了到西双版纳安家落户、开创革命大业的念头。返回北京后，他们的打算得到更多志同道合者的赞同。
1967年11月27日，李镇江等55名初、高中毕业生以"首都红卫兵赴云南边疆农垦战士"的名义给周恩来总理递交了请示报告。报告写道：
我们是北京中学红卫兵，我们决心遵照毛主席的教导，走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道路，坚决到云南边疆参加三大革命运动。
革命的道路已经选定，我们就坚决走到底。我们在去年年底和今年十月份两次赴云南边疆进行调查，联系。
我们经过几个月的实际调查和亲身体验，深切地了解到云南边疆非常有开发前途，尤其是四大工业原料之一橡胶生产更需要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人去开发。我们向毛主席、向党、向人民、向革命前辈立下誓言：为加强国防、保卫祖国、打败美帝国主义，为了给中国和全世界人民争气，我们自愿到云南边疆做一名普通的农垦战士，为祖国的橡胶事业贡献自己的毕生精力!
我们现在已经在组织上、思想上，以及各方面做好充分准备，只等中央首长一声令下，我们就奔赴战场!请中央首长下命令吧!我们再次坚决请首长下令！！
此致
革命红卫兵的敬礼!
首都红卫兵赴云南边疆农垦战士
周恩来在当日做出批示："富春、秋里同志，可考虑这个要求，请与北京市革命委员会联系一下。"《红卫兵报》，1968年3月20日。李富春、北京市革委会负责人丁国钰、牛连壁均做了批示，并于12月1日责成市计划组办理。
1968年2月8日，李镇江等55名红卫兵离京启程，他们来自20多所中学，内有高中生43名，初中生12名；男生31人，女生24人，2月21日抵达西双版纳的东风农场。由于有过与中央领导人接触的一段插曲，以后关于他们的事迹越传越神。据说他们在北京时曾向周总理写了血书，当总理接见他们时，他们向总理表达了扎根边疆的决心；传闻又说他们中多数是高干、高知的儿女，在边疆各个表现突出《红土热血》，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48页；参见邓贤：《中国知青梦》，《当代》1992年5期，第48页；费声：《热血冷泪》，成都出版社1993年版，第62页……以上传闻扑朔迷离、无从印证。不过55名北京红卫兵的行动的确开启了大批知识青年赴滇参加边疆农垦建设的先河。
1968年3月20日，首都《红卫兵报》以《西双版纳来信了！》为题，报道了首批赴滇的红卫兵小将的消息。信中表示，决心做一颗红色种子，在边疆生根、开花、结果；献身于祖国的橡胶事业，给我们的红司令毛主席争气，给中国人民争气。信中汇报了当地"阶级斗争非常复杂"的种种现象：国民党残匪、缅甸反动派时常派人来破坏；当地是和平土改，土司、头人以前还有势力，经过"文革"被打倒了。傣族青少年起来大破四旧，寺里的和尚都出来劳动，泼水节等旧风俗也已经破除。表示"抓住阶级斗争这个纲，在阶级斗争大风大浪里锻炼自己"。信中倾诉了准备经受任何斗争考验而决不动摇的坚定信念，"虎豹毒虫浑不惧，开天斗地创新宇"。而这封信最引人注目的地方，是它向全市高中、初中毕业生发出倡议："立下革命志愿，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乐在天涯战恶风'。"这表明，作为中学红代会喉舌的《红卫兵报》，希望用赴滇知青的榜样来加快上山下乡的步伐。这实际反映了当时官方的意图。
第7节：二第一声号角(6)
(五)杜家山上的新社员
曲折、何方方、李镇江等人都是以集体组织的方式到边疆插队、插场的，与此同时，一名普普通通女学生却选择了一条更为彻底的"农民化"道路，她就是前文提到过的蔡立坚。一个缺少生活经验的城市女学生，孤身一人到偏僻贫困的小山村落户，遇到的困难自然比集体下乡要多，但蔡立坚却毅然决然地走上这条远非平坦的道路。
蔡立坚，原名蔡玉琴，下乡时为表示立志扎根山村干革命，遂改名立坚。改名是那个时代青年中的一种时髦。旧的名字，因为被认为缺乏革命含义，甚至包含封、资、修的毒素，多被摒弃不用，并代之以锋芒毕露的革命化名字。最著名的例子当然是老红卫兵风云人物宋彬彬，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红卫兵代表时，对她的名字颇不以为然，并意味深长地说道："要武嘛。"从此，宋彬彬改名宋要武。不过，当时最流行的名字还是"文革"、"卫东"、"向阳"之类，大有泛滥于天下的气势。等上山下乡运动崭露头角，又给了青年学生一次展示革命风采的机会。像曲折(原名不详)，启程往内蒙草原前，为表示在各种考验面前永不动摇，决心走曲折的路而更名"曲折"；何方方为显明继承革命传统，紧跟毛主席干革命的心迹而更名"铁军"等等，与蔡立坚的改名，可谓异曲同工。
蔡立坚选择一条艰苦的人生道路绝不是一时冲动。她出身工人家庭，父亲是北京铁路局的劳动模范，"文革"初又成为"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家庭的熏陶，父母亲在旧社会含辛茹苦的生活经历，使她从懂事时起便对毛主席、共产党充满热爱。
1965年8月，她从北京市长辛店中学毕业。当时，毛泽东关于"一切可以到农村去工作的这样的知识分子，应该高兴地到那里去。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教导，已经给她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侯隽、邢燕子等一些老知青的事迹报道，曾经使她感动得彻夜难眠，于是萌生了踏着她们的足迹前进的念头。但她递交的要求到农村插队的申请书却被学校领导拒绝了，理由是"上级没有这个规定"，"学生应该争取升学"。一旦"文革"爆发，校方的这种态度被说成是"走资派"阻挠她走与工农相结合道路的罪状。
1966年12月，蔡立坚和三个红卫兵战友，学习毛泽东当年徒步考察湖南农民运动的榜样，在严冬季节，擎着"红卫兵不怕远征难"的红旗，走上以革命圣地延安为目的地的长征路。途中路过一个叫做杜家山的村子。该村位于山西榆次、太谷、和顺的交界处，海拔1500米，是榆次县境最偏僻的山村。全村只有5户16口，劳动力只有4人，其中最年轻的劳力也有40多岁。全村耕地180亩，地广人稀，土地贫瘠，生产落后，农民的贫困可想而知。因蔡立坚等人的到达，这个封闭的小山村沸腾起来。而农民的质朴热情，又使蔡立坚等人有宾至如归的感觉。第二天，当她们告别乡亲，继续踏上征途时，蔡立坚已经对杜家山产生了难以割舍的深情。几天后，她毅然告别同伴，在崇山峻岭中只身返回已经离开280多里的杜家山。不久毛泽东发出"复课闹革命"的号召，远在北京的学校来信催她迅速返校，参加"斗，批、改"。行前，她把全部行李寄存在一个农民家，以示在当地"战斗一辈子"的坚定决心，只身回到北京。当时的学校，仍陷于派性组织的争斗中，她厌烦了这种人斗人的场面，写出"到农村去"的大字报，表达到杜家山寻找革命道路的渴望。
1968年3月蔡立坚终于回到杜家山。从此，她每日起早贪黑地与农民并肩劳动，胼手胝足，投入到山区建设上。两个月后，从她的母校又来了四名同学，有的还是打派仗时的"对头冤家"。殊途而同归，当轰轰烈烈的红卫兵运动陷入沉寂以后，她们却在一个贫穷偏远的小山村重新聚首。这种令人感慨的插曲实际上浓缩了"老三届"学生的普遍经历，从为"毛主席革命路线"冲锋陷阵的红卫兵小将，到上山下乡道路上的知识青年，乃是他们走过的共同道路。
蔡立坚没有曲折、何方方等人那样辉煌的红卫兵"造反"史，没有赴滇首批红卫兵那样蒙着传奇色彩的经历，也没有说过"世界是我们的"之类大而不实的豪言壮语，但她对上山下乡的追求却是执著的。她不仅能吃苦，而且在形象上刻意追求"农民化"的效果，以便真正与农民"打成一片"。于是她穿起农民自织自染的粗布衣，腰间系一条白羊肚手巾，如果不是那张因终日劳作而被烈日曝晒得黝黑的瘦脸，显示出与当地妇女的截然有别，与农民的气质简直惟妙惟肖。
蔡立坚所选择的彻底与农民结合的方式，对国家具有重要的宣传价值。很快，她不怕艰苦，到山区落户，立志当一辈子农民的事迹，就经《人民日报》的报道传遍了全国《杜家山上的新社员--记北京知识青年蔡立坚到农村落户》，《人民日报》，1968年7月4日……
第8节：三"老三届"的足迹(1)
三"老三届"的足迹
曲折、何方方、李镇江、蔡立坚为代表的上山下乡运动的先行者，都是"老三届"的高中毕业生，而且都有过当红卫兵的经历。从叱咤风云的红卫兵闯将到勇往直前的知识青年带头人，从他们非同凡响的人生足迹中，反映出"老三届"一代人独特的成长道路。
"老三届"学生是新中国的同龄人，也曾是新中国教育出来的最成功的一代。他们对上山下乡运动所倾注的狂热，至少在初期，丝毫不亚于对红卫兵运动的参与。这不仅与"文革"前城市青年的普遍消极态度形成鲜明对照，而且为以后的历届中学生所罕见。这种现象的产生，与他们所受的系统教育和"文革"初的特殊经历是分不开的。
他们是从建国到"文革"这17年教育成败得失的集中体现者。在他们身上，这种教育中积极的、进取的一面，与盲从、狭隘等消极的一面，都表现得非常鲜明。国内外研究中国"文革"问题的学者，多认为"文革"期间红卫兵种种异乎寻常的表现与17年的教育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甚至认为这种教育是引发"文革"动乱的重要原因。今天的人们，也仍在从"老三届"学生的人生道路中，不断反思17年教育的利弊得失，希望从中探索可资发扬或引以为戒的经验教训。
无论对17年教育(这里主要是指政治灌输和品德培养)持肯定还是否定态度，有一点是为人所公认的，那就是它曾经成功地塑造了一代甘愿为革命理想而奋斗而献身的青年。这种理想，首先是基于对共产党和毛主席的深厚感情。"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幸福，他是人民的大救星。"这代青年呱呱落地时起，耳畔回旋的便是对领袖的颂歌。入学时学写的第一句话就是"毛主席万岁"。近乎胎教的灌输，对他们以后的成长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这种理想的形成，还基于日臻完备、系统的政治教育。他们跨出家门迈进校门，不仅是走向社会的第一步，同时也是政治化的开始。学校教育除了传授系统的文化科学知识，还包括经常的、大量的政治学习，包括多种多样的诸如听报告、讲时事、上团课、下厂下乡劳动、参加军训、忆苦思甜等活动形式，包括英雄事迹的感染和熏陶。刘文学、向秀丽、雷锋、王杰……英雄业绩的感召，给他们的思想打下了鲜明的理想主义烙印。像英雄那样生活，为崇高的共产主义理想而献身，是那个时代的最强音。在如此浓烈的政治气氛下，学生普遍具有神圣的使命感和强烈的政治参与意识。这种意识，在毛泽东发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号召，并提出关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五条标准以后，变得益发浓厚起来。
在以阶级教育、革命教育为主的前提下，17年教育注重培养的是青年的集体主义精神，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品德和勤奋、刻苦、勇敢、向上的素质。"老三届"中很多人在经历"文革"及以后上山下乡的种种人生困厄和磨难时，能够以坚忍的意志和互相扶助的精神与命运抗争而不甘沉沦，与他们受到的教育是有很大关系的。
但是，17年教育的两重性，也使整个国家乃至受教育者本身尝到了苦果。首先，对雷锋等英雄人物献身精神的宣传，是与对领袖的盲目崇拜联系在一起的。随着学毛著、背语录成为时髦，随着新闻媒介把对领袖的尊敬和忠诚绝对化，青年学生对领袖的情感被愈演愈烈的个人崇拜所扭曲，最后发展到如醉如痴的狂热地步。再者，关于做"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教育，同"反修防修"、"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原则紧密结合在一起，学生们的政治热情被引上歧途，蜕变为一种盲目、狭隘、偏激、具有破坏性的力量。20世纪60年代上半期，整个思想理论界极为封闭，政治观点日趋偏激，青年学生除了被动接受之外并无鉴别、思考的余地，在"反修防修"、"解放世界上三分之二受苦受难的人民"、"做世界革命的促进派"之类豪言壮语的背后，隐蔽的是对人类社会发展进程、对人类文化价值的极端无知。这直接导致了"文革"中红卫兵运动的种种暴力和破坏行为，对尔后兴起的上山下乡运动也产生了深远影响。
另外，17年教育关于集体主义的宣传是与对青年个性的压抑联系在一起的。在革命理想主义化身的雷锋身上，突出宣传的是"甘做革命螺丝钉"的思想。从本意上说，把个人比作社会这架大机器中的一颗螺丝钉，立足于本职工作，努力为人民多做贡献，是没有什么值得非议的。但把它加以极端化的导向则使事物超越了"度"而变质。当年风行一时的名言"个人的事再大也是小事，集体的事再小也是大事"，便是扭曲个人与集体关系的一个"杰作"。而"文革"中倡导的"我是一块砖，东西南北任党搬"的口号，则是"螺丝钉"口号的发展。这类宣传所塑造的心理状态是：只要于社会有利，哪怕是些微的利益，个人付出再大的牺牲也在所不辞。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中，一切维护自身正当权益的言行，都被等同于个人主义、利己主义(一般还要在前面冠以"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定语)的表现。而这种偏见，却是当年"老三届"学生的共识。青年人的个性不但没有伴随文化知识的增长而获得独立发展，反而被压抑至等同纤尘，导致畸形人格的形成。无条件地、盲目地服从集体的化身，也就是最高领袖的个人意志，是这种畸形人格的集中体现。因此，虽然他们表面上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主人翁意识，实际上却把自己的责任和权利无保留地让渡给了集体的最高代表--神一样被尊奉的最高领袖。
第9节：三"老三届"的足迹(2)
在这种教育下成长起的一代青年学生，早在学校时期已不甘寂寞。毛泽东对毛远新、王海蓉等人发表的抨击"旧教育制度"的几个谈话，很快在部分中学生中暗暗流传，其立论的新鲜大胆，使青年人的心激动难抑，他们中的敏感者已经嗅到了"山雨欲来"的气息，预感到一场大的政治风暴即将平地而起。
1964年、1965年前后，有关批判资产阶级的活动已经在北京、上海、武汉等大城市的中学内小范围地展开，一些干部子女组织起独立于学校党、团的小组织。
1965年，北京市西城区曾发生一起"四六八学潮"，是一次比较典型的事件。当时，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即"四清"运动在全国范围已掀起高潮，教育部门也抓了不少忽视德育的典型，提出一些问题。这引起一部分学生的关注。北京四中、六中、八中的部分学生以干部子女为主，进行了串联，组织了罢课，给中共中央写了"进言书"。主要要求有两条：
一条是真诚地希望到现实的阶级斗争中经受锻炼和考验。在这方面，毛泽东对毛远新的谈话无疑是一个公开的号召。毛指出："阶级斗争是你们一门主课，阶级斗争是一门必修课。""学习马列主义就是学习阶级斗争，阶级斗争处处都有，你们学院就有。"青年学生完全接受了上述观点，上阶级斗争"主课"的愿望十分强烈，并戴着"阶级斗争"的有色眼镜观察周围的事物，发现"阶级斗争"不仅存在于社会每个角落，也存在于学校中。于是要求向中学派"四清"工作组，要求亲身参加"四清"运动，到阶级斗争的大风大浪中锻炼成长。
"进言书"的第二条，是尖锐批评现行教育制度，认为它是在鼓励学生为分数、为考大学而学习，而不是为革命而学习；培养的目标是"学而优则仕"，是成名成家，而不是引导学生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由于教育方针有问题，造成学校中不讲阶级路线，地主资产阶级子女、高级知识分子子女因学习好受到老师的赏识，在学习和入团等方面都受到照顾。这些青年学生强烈要求在学生中推行阶级路线，并在学校建立类似于贫协的阶级组织。"四六八学潮"是极左思潮在青年学生中的一场骚动，实际上是红卫兵运动的一次预演"四六八学潮"并不是孤立的事件，此外如清华附中预科班学生于1965年10月28日贴出《造反精神万岁》的小字报，鼓吹："对我们学生来说，什么教学制度、学习方法、纪律规章、天地六合，都藏有旧东西，对待它们，只有一种精神：造反！"。
一年后"文革"狂飙乍起，率先冲锋陷阵的就是"老三届"中高干子女组织的红卫兵。红卫兵运动并非事发偶然，某种意义上说，它正是17年教育之树结出的一个硕果。而不久上山下乡运动的发起，则是红卫兵运动的延续。
前后衔接的这两场运动，在内容、形式、宗旨、作用上迥然不同，然而，由于它们都是以"老三届"学生为主体，并以若干激进学生领袖为先导的，所以不难发现两者间在指导思想、动员口号乃至行为方式上的雷同。
在红卫兵运动中，与"造反有理"相辉映的口号，始终是"反帝反修"、"解放全人类"。这些口号，无不脱胎于"文革"前卓有成效的政治教育。无独有偶，当"老三届"中另一拨激进学生发起上山下乡运动时，在他们高高擎起的旗帜上，书写着同样的口号。这反映出"老三届"学生一以贯之的思想。曲折等人在天安门广场的誓词中，就有"为了毛泽东思想赤遍全球的伟大事业，上刀山，下火海，我们心甘情愿"之类的响亮口号。他们行抵目的地后，在致同学的信中又提出："战争爆发之后，我们就作插向修正主义肺腑的尖刀。战争不打，二十年内改变全蒙面貌。"《飞向草原的雄鹰--记到内蒙插队的第一批首都中学红卫兵》，《兵团战报》、《中学红卫兵报》合刊，1967年11月1日。区区十个人的先遣队，下乡伊始夸下如此海口，立下如此壮志，在后人眼里固然滑稽可笑，又何尝不是当年青年学生自命不凡、雄心勃勃神态的真实写照?1967年底，中苏关系濒于破裂，剑拔弩张的紧张局势波及中蒙边界。到牧区插队的知识青年，感染到这种气氛，从而赋予上山下乡以更为强烈的政治意义。他们天真地认为，自己的举动将推进世界革命的进程。于是以一种极度夸张的口吻宣布："草原是属于我们的，祖国、世界是属于我们的。"这与赴滇知青"斜眸向西笑禁锢，尽染东方一片红"的思想也如出一辙。
保证国不变色、党不变修，曾是青年学生投身于红卫兵运动的重要动机。自60年代初起，随着"阶级斗争"的观念弥漫到包括文化、教育部门在内的社会生活各领域，所谓"亡党"、"亡国"、"资本主义复辟"等耸人听闻的警语不再被看成是无稽之谈。"文革"的爆发，红卫兵运动的兴起，使青年学生以为，身体力行捍卫革命事业的时机终于到来。当上山下乡的先行者们踏上漫漫征途时，头脑中萦绕的仍是这个念头。如火如荼的批斗"党内走资派"狂潮，显然强化了他们的"反修防修"意识和责任感。既然连那些爬雪山、过草地、出生入死的老红军、老干部们都成了蜕化变质的"走资派"，对没有吃过苦的青年来说，如何反修防修，不是一个摆在面前的更为严峻的课题吗?沿着这个思路，不由得感到毛主席关于知识分子必须与工农相结合的论述有着深刻的含意。并且认为，解决反修防修问题，首先必须解决世界观问题。于是，抱着改造世界观，肩负反修防修任务的决心，自愿报名上山下乡。
第10节：三"老三届"的足迹(3)
无论是充当毛主席的红卫兵，"像勇敢的海燕一样"在"文革"风暴中翱翔，还是自告奋勇到祖国"最艰苦的地方"安家落户，"老三届"学生矢志以求的都是锻炼成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因为谁都知道，毛泽东曾就培养接班人途径做过明确说明，即这样的接班人只能在群众斗争中产生，在革命大风大浪的锻炼中成长。1967年11月，当北京千余名中学生报名奔赴内蒙和东北时，就有人向《兵团战报》记者表示："内蒙、东北是反修前哨，环境最艰苦，阶级斗争最尖锐复杂，也正是需要人去改造，去斗争，只有在艰苦的环境里才能锻炼出坚强的接班人。"
不过，许多学生当初未必认真思考过，"接班人"的真正含义是什么。实际上，毛泽东所指的"接班人"，并不是普通的工人、农民，而是可以信赖的掌权者，是领导干部。所以他的关于接班人的五条标准规定：他们必须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是全心全意为中国和世界的绝大多数人服务的革命者；必须是能够团结绝大多数人一道工作的无产阶级政治家；必须是党的民主集中制的模范执行者；必须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富于自我批评精神，勇于改正自己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在以后的日子里，尽管培养"接班人"始终是大事宣传的上山下乡运动的目的之一，但它对青年人的吸引力却消失殆尽。事实一清二楚，绝大多数青年下乡后只是充当简单劳动力，真正能成为"接班人"的却寥若晨星。
对毛泽东的迷信与崇拜，也是"老三届"学生积极卷入红卫兵运动和上山下乡运动的重要精神动力。前文提到，青年学生这种人格上的缺陷在"文革"前已经铸成，"文革"的到来，只不过给它提供了恶性发作的机会。在这方面，倡导上山下乡的"造反派"学生领袖表现得尤为淋漓尽致。在运动初期，他们都有过一段受"迫害"、身陷囹圄的经历，只是由于毛泽东力挽狂澜，才使他们在政治上获得"新生"，一跃成为令人钦佩的"革命造反派"。这种颇带戏剧性的变化无疑增加了他们对毛主席感恩戴德的深情。所以，红卫兵报纸在报道曲折、何方方等人主动下乡事迹时，总是会画龙点睛地提到："是毛主席解放了曲折"，是"毛主席把何方方等革命小将从白色恐怖的深渊里解放出来"《兵团战报》、《中学红卫兵报》合刊，1967年11月1日；《红卫兵报》，1968年5月29日……
的确，以他们为代表的"造反派"学生对毛泽东的热爱最初也是比较抽象、比较概念化的。一旦毛主席号召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并为他们平反后，才真正从内心感到他的英明、伟大，才会发出"革命方知北京近，造反才觉主席亲"的感慨。这种个人崇拜，不能不带有鲜明的政治功利色彩。因此，当他们认定上山下乡是毛主席指出的"最革命道路"时，便会毫不犹豫地跨出关键的一步。其实，即便是普普通通的学生，当他们主动申请到边疆落户时，又何尝不是把这视作向伟大领袖"献忠心"的具体行动。一位署名"毛主席的红卫兵"的毕业生在诗中这样写道：
红卫兵，志气大，千难万难咱不怕，
主席思想来指引，天大困难征服它。
树雄心，立壮志，誓在边疆把根扎；
祖国需要是理想，主席指哪哪安家。
红卫兵，心最红，紧跟统帅毛泽东；
一字一句不走样，一言一行无限忠。
天不怕，地不怕，为革命献身没有啥；
哪有困难冲向哪，最最幸福只是它。《红卫兵报》，1968年7月24日。
与冲锋陷阵、叱咤风云的红卫兵一样，在第一批投身于上山下乡运动的弄潮儿中，用"阶级斗争"的有色眼镜看待周围世界的仍大有人在。在赴内蒙古前夕，何方方曾激动地向毛主席发下誓言："要继续发扬革命造反精神，彻底肃清草原上最大走资派乌兰夫的流毒，用鲜血和生命捍卫毛主席。"于是，狂热的青年学生一到草原，便迫不及待地投入"火热的阶级斗争"。在短短几个月里，就经历了复查阶级、重新划分阶级、整顿贫协等几项大的政治活动，并把"暗藏的阶级敌人一个又一个地揪了出来"《红卫兵报》，1968年5月29日……甚至像红卫兵搞过的"破四旧"、抄家之类的极端做法也被原封不动地移植到草原《红卫兵报》，1968年11月20日……
无论是狂热不羁的红卫兵领袖，还是上山下乡一呼百应的带头人，在他们身上存在着一些共同的气质。一般说来，他们大多是学生中的佼佼者。学习成绩好、政治素质较高，有的是班、年级、学校的学生干部，有一定的威信和较强的组织能力。而他们的优点与缺点并陈，又往往与"文革"前的教育息息相关。至于说到最先卷入上山下乡运动的普通学生们，情况却相当复杂：他们来自不同的学校；年龄相差悬殊，从16岁直到20岁出头；本人政治面目，家庭出身，以及"文革"初的经历，更是形形色色。只是基于上山下乡的共同愿望，才使这些素昧平生，本来应有不同人生道路的青年学生走到了一起。
第11节：三"老三届"的足迹(4)
不过，在共同愿望的背后，每个人的考虑却各式各样：有的"造反派"学生是为了在一场新的革命运动中"再立新功"；有的老红卫兵自以为前段时间犯了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错误，真诚地希望在三大革命运动(即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中"弃旧图新"；家庭出身不好的学生在"文革"初受过冲击或羞辱，他们希望通过下乡，在艰苦的环境中，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以取得加入革命队伍的资格。诸如此类的考虑，从不同角度折射出以往思想教育潜移默化的深刻影响。另外，长年"逍遥"在家，感到无聊之至；明知在城市升学、就业之路被阻死，不如早走为佳，等等，也都是促使一些学生主动报名下乡的动机。在当时社会氛围高度政治化的条件下，这样的动机当然不会公开展露出来，而是用各种炫目的革命口号包装得严严实实。
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往往越是"文革"前的重点学校，学生中报名下乡就越踊跃。
原因之一，重点校学生总体素质高，而且生源以干部子弟和知识分子子弟居多。这些子弟，学习成绩多属上乘。干部子弟的特点在于，有早熟的参政意识、敢想敢为的勇气和较强的活动能力。由于学校、社会给予他们以特殊的信任和器重，因而使他们形成了强烈的接班人意识和政治上的优越感。他们认为，要成为合格的"接班人"，必须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并为此做好吃苦的思想准备。至于知识分子子弟，由于60年代初在学校中大力贯彻"阶级路线"的结果，他们身上的孤傲习气早已澌灭殆尽。"文革"前，他们的出路主要在于升学，加之家庭环境的濡染，大多勤奋好学。尽管在政治上时有压抑之感，但在学校政治教育的灌输陶冶下，也不乏革命热情。他们较多书生气，考虑问题远不如深知柴米油盐之艰辛的工农子弟实际，所以面临上山下乡的选择，往往不瞻前顾后。
原因之二，重点校报名下乡的学生较多，是这类学校高效率政治教育结出的一个硕果。以北师大一附中为例：60年代初校方即认定，学校里走"白专道路"的学生多，必须大抓思想政治教育。随即在学生中广泛开展多种形式的"思想革命化"活动，反复宣扬侯隽、邢燕子等人事迹，积极提倡"一颗红心，两种准备"，大力培养"又红又专"的样板。"功夫不负苦心人"，当上山下乡运动呼之欲出之际，该校的"旧党总支的红人"、班级学生干部、学生中的"红专"典型、与剥削阶级家庭划清界限的榜样等等，多数加入到上山下乡自愿者的行列，足见政治思想教育卓有成效。北师大一附中的情况，在当时的重点学校中应是有代表性的。
红卫兵们对上山下乡表现出的狂热和执著与"文革"前的老知青们形成截然不同的对照。60年代初学校中宣传的是"一颗红心，两种准备"，在升学和下乡两种准备中，升学是第一位的，下乡是第二位的。国家明确规定，上山下乡的基本对象是那些高考落榜、在城市中又无法就业的青年。这些青年只好以城市升学就业竞争失败者的身份走向农村，不可避免地带有羞辱的标记，自然也就很难踌躇满志，振作起精神。"文革"爆发，一时赋予上山下乡运动以崭新的面貌。它被看作是继红卫兵运动之后一场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被说成是革命青年走与工农相结合道路的最激进形式。由于升学、就业之路基本被堵死，主动要求上山下乡的学生们不仅不会萌生老知青那种难堪的被淘汰感，反而会以时代弄潮儿资格睥睨一切。当"文革"前的城市青年高呼着"大有作为"口号走向农村时，很多人是言不由衷的。但"文革"中的这批弄潮儿每当诵读到毛泽东的那段著名语录："我们这一代青年，将亲手把我们'一穷二白'的祖国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将亲自参加埋葬帝国主义的战斗，任重而道远。有志气有抱负的中国青年，一定要为完成我们伟大历史使命而奋斗终生"时，却无不热血沸腾，壮怀激烈，他们在下乡时以搏击长空的雄鹰自比，以划破暴风骤雨的海燕自励。他们天真地以为，在长江后浪推前浪的革命洪流中，自己勇敢地站到了最前列。
下乡知青的安置
第12节：一地点的选择(1)
第三章
下乡知青的安置
一旦决定了动员大批城市青年到农村去，一个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如何妥善地安置他们?具体些说，这个问题又包括：安置地点的选择、安置费的使用、安置的组织模式，等等。安置问题不仅与每一个下乡知青的切身利益息息相关，而且直接关系到上山下乡运动的兴衰成败。难怪它会成为社会上上下下普遍关注的问题。
一地点的选择
同样是到农村去，知识青年的走向却迥然有异，有的千里迢迢奔赴边疆，有的却在距家门口不远的郊县落户。一般说来，各大城市头几届毕业生在留城还是下乡问题上虽然没有丝毫选择余地，但在下乡地点的选择上还拥有相当的自由度。一些毕业生真心实意地要求到"最艰苦的地方去"；或受到集体生活、先驱角色以及具有军队特征的生产建设兵团生活的吸引，会主动要求到遥远的边疆或者外省、区的贫困地区去。1967年秋冬，北京市4000名中学红卫兵主动申请到条件艰苦的内蒙古牧区和东北北大荒安家落户，使"到最艰苦和最需要的地方去"的口号，一时飞扬大江南北、戈壁荒滩。1968年，广州市许多中学红卫兵，其中包括干部子弟，自愿选择去了海南岛的生产建设兵团；南京市的一些红卫兵组织了"下乡上山串联会"等组织，进行串联，最后带动一千余名毕业生到内蒙边疆最艰苦的地区插队落户，都是青年人中勇于到边远地方艰苦奋斗的典型。一些特别向往革命圣地的学生则会选择到陕北延安或江西井冈山插队落户。仅陕北地区的北京知青就有2?6万之多。延安是革命战争年代中国共产党领导机关所在地，有着光辉的历史。北京知青曾自豪地表示：延安人民对中国革命做出了杰出贡献，我们要继承和发扬延安精神。他们的这一要求得到北京和延安地区两方面领导及有关部门的赞赏和支持《人民日报》，1975年4月22日……这类情况一般都是成批人的集体行为，而革命圣地几乎无一例外的贫困，又为他们的选择成为现实提供了必要前提。
不过，许多青年在选择安置地点时，确实认真考虑了到某地下乡可能给自己在物质及其他个人利益方面带来的得失利弊。多数人自然倾向于选择距家较近或生活较有保障的地方。广州市的学生多不愿去海南，主要是因为该岛距广州太远，与外界声息难通。广东省北部的一些县向以贫穷落后著称，当然也不是理想的安身之地。但有些家境贫寒的学生并不介意路途的远近或条件的艰苦，而愿意到地方国营农场或边疆生产建设兵团落户，在这种地方，至少在经济上有些保障。对上海知青来说，条件最好的是市郊农场，距家近，物质条件较好，可以经常往返，容易招工，只是名额有限。条件次一等的是到生产建设兵团(黑龙江、云南)，尽管一南一北，两个极端，但均属国营单位。当时最乏吸引力的是到农村插队《文汇报》，1974年2月28日。许多知青家长也认为"插队落户不如到军垦农场。插队落户生活艰苦，没有固定工资，也没有福利待遇"。见《分水岭集体户日记选》，上海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5页……
毕业生若想对落户地点有所选择，主要的办法就是及早自愿报名下乡。以北京"老三届"毕业生为例，安置地点依次为：内蒙牧区、农区，东北北大荒，山西、陕西、云南等地，滞留城市的时间越长，选择的余地也就越小。
在1968年的上山下乡动员工作中，一些青年千方百计地利用当时执行的"投亲靠友"政策。这项政策允许青年到有朋友和亲属的村子去插队，原则上需经有关队、社同意。这就为那些选择条件优越的落脚点、特别是大城市郊区的青年提供了可乘之机。1968年12月，针对要求到北京市郊区插队的本市和外省市中学毕业生日益增多的现象，北京市革委会安置就业办公室向各区、县革命委员会发出《北京市和外省市中学毕业生到郊区、投亲靠友参加农业建设的规定》，其中规定要求到本市郊区、县农村投亲靠友的，必须是在北京市郊区、县有直系亲属或原籍在郊区、县农村而有其他亲属的；外地毕业生来京插队，必须是原籍在郊区、县农村并有直系亲属的，经队、社同意后才可接收《北京劳动大事记》（1948-1990），中国工人出版社1993年版，第180页……1968-1969年间，上山下乡人数众多，加之学校分配工作杂乱无章，都助长了"投亲靠友"政策实施过程中的混乱。据说，基于上述原因，广东省曾在1969年一度取消了"投亲靠友"政策\[美\]托马斯·伯恩斯坦：《上山下乡》，警官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137页……
"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是当年毕业生中最爱引用的一句豪言壮语。农村的天地固然广阔，毕业生在选择落户地点时却往往难以随心所欲。首先是家庭出身的影响，在选派到边疆地区落户的毕业生时，负责分配的人往往要筛汰那些政治"不可靠"的报名者。
其次是派性的影响。"文革"中一些省、市派性武斗严重，矛盾错综复杂，以后由于军队"支左"，胜负才见分晓。卷入失势一派的学生，在下乡地点的选择上难以自主。据说，"文革"中参与过武斗的广州市中学红卫兵，特别是失势的"红旗派"红卫兵，就被送到了海南的生产建设兵团，因为在那里对他们的管理更容易一些\[美\]托马斯·伯恩斯坦：《上山下乡》，警官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137页……广西壮族自治区建立革委会后，掌权的一派在大搞冤、假、错案，制造一起又一起骇人听闻的流血事件的同时，将知青下乡插队、干部下"五七干校"、城市居民下放农村落户与"社会清队"结合进行，作为诛除异己的手段。所谓"黑五类"、"二十一种人"、"站错队"的"坏头头"和知识青年等等共二十多万人，先后被下放农村《广西文革大事年表》，广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41页……
1968年2月，来自北京的首批知识青年抵达滇南。年底，北京、上海等市的一批批知识青年陆续进入新组建的云南生产建设兵团。与此同时，云南本地的红卫兵仍处在"划线站队"的酷烈绞杀中。这年8月，云南省革命委员会宣告成立，旋即大兴清查运动，一派群众组织被打成"反革命"。据1975年统计，受到各种刑讯、逼供、审查、监禁的达30万人，其中3?7万余人死于非命。昆明地区的中学红卫兵至少2万人被认定"站错队"，上山下乡被适时地利用为一种大规模的处罚运动。至1969年春，迟来的下乡动员带着血腥味。昆明市第8中学的"站错队"红卫兵曾经咬破手指写血书，要求离校，但不予批准。只是在将他们中的70人隔离并反复刑讯逼供一个月以后，才陆续释放其中"问题较少"的人，让他们带着满身伤痕踏上插队的路程。一些红卫兵头头，直到1969年9月才取得上山下乡的资格。按规定，因有"严重的政治问题"，不能到滇西边疆插队。其中有的知青，为了洗刷自己蒙受的政治耻辱，最后选择了到缅甸参加游击战的危险道路黄尧：《缅共游击战中的中国知青》，《海南纪实》，1989年6期……
第13节：一地点的选择(2)
在某些派性严重地区，新成立的革命委员会还将推进上山下乡作为稳定局势的手段。1969年，河北省保定市将热衷派性武斗的4000名中学毕业生(包括个别大学生)"一锅端"到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两派学生按派划线，分头组织，出发日期也错开数日。"红楼"派学生分在一师、二师，"工总"派分在三师、四师。启程之日，车站上武装军人戒备森严，对每名下乡青年行李严格检查，以防夹带武器。当时，两派学生虽水火不相容，紧跟毛主席干革命的愿望却是一致的，所以下乡的热情很高。下乡以后，大家地位相当，同病相怜，派性成见逐渐消泯，最后都成了一派，即"知青派"。
当然，在知青安置地点上起主导作用的还是国家的规划。由于国家将知青安置地点的远近与其所居城市的行政级别、规模大小联系在一起，结果形成了与知青走向相关的一个总体特征，即知青的安置地具有政区的层次性。
第一个层次，跨省安置。
在1962年至1972年上山下乡的873万城镇知青中，属于跨省安置的有135万(占总数的15?5％)。其中，1966年以前19万人，1967年以后116万人本篇研究时限为1967-1973年，但有关数据来自1973年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的附件，时间上限为1962年，下限为1972年。时限上虽有差异，不会影响研究结论的准确性，因为大规模的跨省安置集中在60年代末70年代初……跨省安置表3-11962-1972年城镇知识青年跨省区下乡人数统计表单位：万人动员地区安置地点全国总计北京市天津市上海市浙江省四川省江苏省山东省湖北省河北省陕西省辽宁省吉林省合计134?7524?4726?1966?078?234?101?822?020?800?660?230?120?04其插队65?5810?4616?7935?682?530?12中兵团69?1714?019?4030?395?704?101?702?020?800?660?230?120?04黑计39?9010?406?7016?985?82龙插队6?200?371?622?691?52江兵团33?7010?035?0814?294?30吉林插队5?211?001?002?380?83辽宁插队0?250?25新疆兵团12?160?908?270?491?700?80陕西插队2?622?62甘肃兵团2?111?160?720?23青海兵团0?740?74宁计0?830?450?200?18插队0?210?030?18夏兵团0?620?450?17内计10?714?043?470?790?910?120?560?660?120?04蒙插队3?611?351?980?160?12古兵团7?102?691?490?630?910?560?660?120?04河计12?860?9911?87插队12?260?9911?27北农场0?600?60山西插队4?774?130?64安计13?9813?98插队12?8312?83徽兵团1?151?15江计11?1911?19插队9?909?90西兵团1?291?29江苏插队3?503?50浙江插队2?202?20云计10?660?845?724?10插队0?960?96南兵团9?700?844?764?10贵州插队1?061?06注：1?本表是按安置地区所报数字统计的。引自1973年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的附件。
2?农场数字含在兵团中。
的知青包括三市九省，即三大直辖市北京、天津、上海，以及浙江省、四川省、江苏省、山东省、湖北省、河北省、陕西省、辽宁省、吉林省。九省中，除浙江、四川两个人口稠密省份跨省安置人数较多外，其余各省人数很少。而三大直辖市跨省安置知青将近117万人(为全部跨省安置人数的86?7％)。这就充分说明，跨省安置的主要对象是三大直辖市的青年。
"文革"初三大直辖市的青年学生中，基于革命热情而一味要去"天涯战恶风"的大有人在，但国家安置部门极力将三大城市的青年大批分发到外省、区，则始终出自非常实际的考虑：市郊农村地亩有限，人多地少，无法承受大批下乡人口。将这批青年源源不断地输送到地旷人稀的边疆或者贫困落后的内陆地区，既可减轻大城市就业的压力，又可推动偏远地区的经济开发、特别是边疆地区方兴未艾的军垦事业，一举两得，又何乐而不为?于是，由国务院牵头，经三大城市知青安置办与有关省、区协商，共同制订计划，将一批又一批知识青年送往四面八方1969年2月，国务院决定由10省(区)接受京、津、沪、浙下乡知青110万人(据《辽宁劳动大事记》第247页)。在此前后，边远省、区接受内地省、市知青的任务显著加重。以黑龙江省为例，1968年6月10日曾同意为京、津、沪三市安置知青3?5万名；12月25日决定，1969年将接收三市知青23万人，不久又同意接收浙江省知青3万人；到1969年4月19日，又提出本年接收外省市知青30万人的计划。见《黑龙江历史编年》，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918、921、924页……
由于大多数知青跨省安置，城市郊县农村的安置人数被最大限度地压缩了。表3-2是三大直辖市本地安置与外地安置的比例情况：
第14节：一地点的选择(3)
表3-2三大直辖市知青本地安置与外地安置情况(1962-1972)单位：万人类项动员地安置人数其中本地安置%外地安置%北京29?384?9116?724?4783?3天津30?984?7915?526?1984?4上海89?7723?7026?466?0773?6合计150?1333?4022?2116?7377?8注：表中数字据国务院知青办《1962年至1972年全国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人数统计表》和《1962年至1972年城镇知识青年跨省区下乡人数表》。
在三大直辖市中，上海市跨省安置人数最多，天津市跨省安置比例最大，都不是偶然的。自50年代以来，上海市就已人满为患，不仅城区人口密度大，郊县农村地少人多的矛盾也非常尖锐。60年代中叶，上海市郊县面积为5987?4平方公里，人口439?3万人，平均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734人，是世界各大城市郊县人口最稠密的地区之一《中国人口·上海分册》，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7年版，第174页……安置众多下乡知青，不得不倚重外省、区。随着上山下乡运动轰轰烈烈的开展，该市跨省安置的知青越来越多，分布地域越来越广，包括黑龙江、吉林、辽宁、新疆、内蒙古、安徽、江西、江苏、浙江、云南、贵州等11个省、区(请参见表3-3)。
表3-3跨省知青安置情况(1962-1979)单位：万人安置地共有下乡知青其中跨省知青占比例(%)来源地黑龙江192?2240?3020?97北京天津上海浙江四川吉林105?266?125?81北京天津上海浙江辽宁201?800?460?23北京天津上海新疆41?6613?9033?37天津上海浙江江苏湖北陕西49?032?725?55北京甘肃26?431?917?23天津山东宁夏5?750?8314?44北京天津浙江青海5?100?7414?51山东河北51?0513?2725?99北京天津内蒙29?9310?5535?25北京天津上海浙江山东江苏河北山西31?294?8615?53北京天津安徽72?5514?9020?54上海江西62?2511?8018?96上海江苏86?125?105?92上海浙江59?593?205?37上海云南33?9110?6631?44北京上海四川贵州22?411?064?73上海合计1076?45142?3813?29911532211注：本表据《全国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统计资料》第2、16-25页有关数字编成。
天津市自1949年以来，行政区域和行政隶属关系几经变迁，郊县面积盈缩不定见《中国人口·天津分册》，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7年版，第2页……50年代初是中央直辖市。1958年改为河北省省辖市，1967年恢复为中央直辖市时，面积仅4994平方公里，约相当今天天津市的不到一半。在1972年8月国务院将河北蓟县、宝坻、静海、宁河、武清等五县划归该市以前，郊区幅员狭小，根本无法容纳源源不断的下乡知青。这应是该市下乡知青跨省安置比例最大的主要原因。该市知青的足迹遍及黑龙江、吉林、辽宁、甘肃、宁夏、河北、内蒙古、山西、新疆等九个省、区。
相比之下，北京市郊县面积大，人口密度较低，在三大城市中人口压力是比较小的北京作为国家的首都，辖区面积不断扩大。60年代中叶，北京市面积16808平方公里，人口720余万。每平方公里人口密度：城区2?7万人，近郊区2000人，远郊县在50-700人之间。见《中国人口·北京分册》，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7年版，第12、61页……尽管如此，该市跨省安置知青的分布，仍涉及黑龙江、宁夏、吉林、陕西、河北、内蒙古、山西、云南等八个省、区。
在将近135万跨省安置知青中，除"文革"前分往新疆、甘肃、青海、宁夏等省、区的19万人以外，绝大多数是60年代末70年代初的"老三届"学生。
接收外省、市知青的省份一共有17个(参见表3-3)，按不同情况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为地多人少、有待开发的边疆或偏远省份，如黑龙江、新疆、内蒙古、云南、贵州、甘肃、青海、宁夏、吉林，安置的外省、市知青总计近84万人(占全部跨省、区安置知青人数的62％)。其中黑龙江省安置的人数最多，将近40万人；其次为新疆、内蒙古、云南，人数均在10万人以上。第二类为内地贫困落后、或者有一部分贫困落后地区的省份，如陕西、山西、河北、安徽、江西、江苏、浙江、辽宁，安置的外省、市知青共计51万人(占全部跨省、区安置知青人数的38％)。除了少数例外，跨省安置的知青处境都比较艰苦。由于半数以上的跨省安置知青被编入半军事化的生产建设兵团(或农场)，所以"艰苦"的含义对他们而言，不仅是物质生活的匮乏、体力劳动的繁重，而且还包括组织上的严格约束、思想文化上的有力钳制。
第二个层次，在本省内跨地区安置。
各省、自治区的首府所在地和省、区内若干大中城市的知识青年，除少数在市郊农村落户外，多数在本省范围内安置。下面通过若干具体例子来说明：
第15节：一地点的选择(4)
湖北省会武汉市，从1968年起，分配毕业生实行"区(市属区)区(地区)对口"办法，即作为动员一方的市属区与作为安置一方的省属地区长期挂钩：江岸区毕业生前往襄阳地区；江汉区的毕业生前往黄冈地区；硚口区的毕业生前往孝感地区；汉阳区的毕业生前往宜昌、咸宁地区；武昌、青山区的毕业生前往荆州地区；洪山、汉桥、东西湖三个郊区的毕业生留在本区内安置《武汉劳动志》，1991年铅印本，第288页……
江苏省会南京市，除1000余名"老三届"学生自愿前往内蒙古鄂托克等旗插队、6000余名去国营农场落户外，亦实行类似武汉市的"区区对口"安置办法，即要武区、遵义区与镇江地区；朝阳区与扬州地区；红卫区、浦口区、棲霞区与六合地区；延安区、东方红区、雨花区与淮阴地区彼此挂钩，安置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南京市革委会下乡上山办公室：《知识青年去农村插队分布情况一览表》(截至1969年4月21日)……
云南省会昆明市，大部分毕业生安置到滇西南的保山地区和德宏州插队；少部分安置到云南生产建设兵团和市郊农村；另有少量毕业生进入"五七"干校《中国人口·云南分册》，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9年版，第266页……
上述三省会的毕业生分配模式在全国同类城市中应是有代表性的。另外，省内若干大中城市，因毕业生较多，也存在跨地区安置现象。譬如，内蒙古包头市一部分下乡知青被分配到锡林郭勒、乌兰察布、巴彦淖尔等盟农、牧区；河南开封市部分毕业生安置到周口地区、驻马店地区、商丘地区农村落户。福建省内人口较多而土地较少的市，知青除就地安排外，一部分安排在其他地区，如厦门、泉州两市知青的安置地主要在三明和龙岩地区。这种现象相当普遍，无须赘述。
如果说前面提到的跨省、区安置是在国务院有关机构统一指导下进行的话，省内跨地区安置则是在省计委、知青办、劳动、文教等部门通盘规划下的产物。这就体现了知青安置工作中的计划性。
美国学者托马斯·伯恩斯坦指出，上山下乡运动是在"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的口号下展开的，这涉及该运动与农村发展的关系。所谓"最需要的地方"是指那些最不发达、最穷、最落后的地区，也就是指西部和边疆的省份或者那些偏僻多山的省份，而不是那些位于平原的较为富裕和发达的地方。然而事实却是，一部分青年确实被安排到了落后、偏僻、贫穷的地区，但也有更大量的青年被安排到了更现代化、更发达、更繁荣的地区\[美\]托马斯·伯恩斯坦：《上山下乡》，警官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71、75页……
作者的观点是无懈可击的，并且触及上山下乡运动中的一个带有根本性的矛盾，换言之，即发展贫困落后地区的宗旨与将大量知青安置到较发达较富庶地区的做法的矛盾。这一矛盾虽在1973年以后才凸显出来，它的端倪却可以径直追溯到运动之初。对此，武汉、南京、昆明三市的知青安置走向提供了佐证。
湖北全省八个地区中，以鄂东北的郧阳、鄂西两地区经济相对落后，以山地为主，且地旷人稀，而武汉市恰未在这两个地区安置知青。该市知青均安置在平原或丘陵为主的地区。这些地方交通便利，经济亦比较发达。
江苏省南京市于1968年至1969年4月间，将6?6万余知青分往镇江、扬州、六合、淮阴四专区插队南京市革委会下乡上山办公室：《知识青年去农村插队分布情况一览表》……这些地区大多是比较富庶的"鱼米之乡"，而且除淮阴地区在地理上距南京市较远外，其余三个地区与该市毗邻。
至于云南昆明市知青安置的主要地区--滇西南的保山地区和德宏州，水土条件优越，谷地开阔，且富森林和热带、亚热带生物资源，地处边疆，交通不便，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远落后于内地，是该省开发的重点地区。但该省最艰苦的地区位于滇西北，当地高山峡谷，多高寒山区，人烟稀少，生产以林、牧为主，经济上最落后。
看来，上述三省会知青基本未安置在条件最艰苦的地方。领导者在选择安置地点时，是将开发农村的宗旨与当地实际承受新增人口的能力综合起来考虑的。那些条件恶劣不具备开发条件的地区通常被排除在计划安置之外。
实际上，被安置到"最艰苦地区"的大多是跨省、区分配的知青，而各省、区在安排本省知青时则较为务实。十多个省、区在安置自己的知青时，还有责任接收一部分外省、市知青。至少有些省、区，在安置外来知青时，更倾向于将他们放到偏远或者贫困的地区去。如江苏省，在将本省知青安排在条件较好的地区时，却将大批来自上海的知青安置到条件比较艰苦的苏北。在北方省份吉林，1969年接收京、津、沪、浙知识青年4?2万余人，主要安置到沿边人少地多地区白城、哲盟、延边，后两个地区还是蒙、朝等少数民族聚居区；而同时下乡的本省知青，半数以上安置在交通便利、经济较发达地区据吉林省知青办1972年《全省人口、户数、面积和下乡青年集体户等情况表》中的数字，可知3?8万外省知青中的83?1%安置在白城、哲盟、延边地区；而本省17万知青中的62?5％即10?6万人安置在长春、吉林、四平地区，其余6万余人分布在通化、白城、延边、哲盟等地……大量事实证明，令跨省知青最苦不堪言的，往往还不是当地生活条件的艰苦，而是在升学、招工等方面与当地知青相比而处的明显劣势。由于"近水楼台先得月"的原因，几乎在所有外来知青与本地知青共居的地方，后者的上调率都要高出于前者。
第16节：一地点的选择(5)
第三个层次，本地区内跨县安置。
属于这种情况的是地区领导机关所在城市的知识青年。地级市基本是人口数十万的中小型城市，下乡知青较多，不可能全部集中在市郊，而是疏散到所属各县。
第四个层次，县级市镇的下乡青年在本县所辖各公社内安置。
从知青安置地域所具有的政区层次性特征中可以看出：行政级别越高、人口越多的城市下放的青年，分布范围越广；反之，行政级别越低、人口越少的市镇出来的青年，其分布范围越狭小。三大直辖市的下乡青年浪迹天涯，而县镇下乡青年只能局守家门前一隅，其间差别是很明显的这当然是就总体情况来说的。在江浙、四川等省份，也有一些人满为患的中小市镇，按统一规划，将知青作了跨省安置。如四川自贡市，近5万知青遍布在全国的5个省、区，9个地区(自治州)，42个县，少数安置在市郊。见《自贡市劳动志》，1994年铅印本，第337页……
然而，运动的领导者苦心孤诣建立起的上述安置模式未能比较长期地坚持下来，事实上跨省安置计划在70年代初即受到严重挫折。1973年国务院召开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曾制订出新跨省安置计划，但不久就被束之高阁(详见后文)。为了缓和上山下乡运动的强大阻力，运动的领导者不能不将越来越多的大城市知青就近安置在郊区，辉煌一时的动人口号"到最艰苦和最需要的地方去"随即成了昨日黄花，而这种变动的后果之一则激起了市郊农民的普遍不满，因为当地已经人满为患。领导者所面临的两难选择，是这场运动内部矛盾无法解脱的反映之一。关于这方面问题，将在有关章节详细讨论。
第17节：二安置经费及物资补助
二安置经费及物资补助
城镇知识青年在农村没有任何生活基础，下乡后会在住房、口粮等方面遇到各种具体问题，国家在知青下乡时拨付一定安置费用，并采用一些补助措施，都是为了使知青能比较顺利地渡过生活上的难关，尽快在农村稳定下来。
插队知青与兵团(国营农场)知青的所有制形式不同，安置经费的数额与拨付途径始终各有成规。
"文化大革命"前，国家有关部门已就安置经费形成一套比较完整的制度。1968年底上山下乡运动一下子掀起高潮。在国家没有及时就安置经费与物资补助做出统一规定以前，各省市已参照"文革"前的旧例制定了本地的补助标准。如江苏省南京市规定，城镇知青单身插队、插场(指到农场)的，安置费平均每人220元；成户插队的平均每人130元。主要用于建房，其余用于学习材料、旅运、生活补助、生产、生活用具、合作医疗等。城镇回乡人员的旅运费由动员地区发给，安家落户确有困难的，由安置地区酌情补助，平均每人40元江苏省革命委员会：《关于下乡上山工作中几个问题的通知》，1969年2月13日……南京市规定的安置费标准，略低于"文革"前的国家规定。吉林省规定，对下乡插队知青，每人拨安置费250元；对插场知青，每人拨安置费400元《吉林省劳动志》，1992年铅印本，第80页……湖北省规定，对下乡插队知青，每人拨安置费230元《武汉劳动志》，1991年铅印本，第290页……两省分处南北，故插队知青的安置费略有差异，但是都沿用了"文革"前的旧章。这应是多数省、市、自治区的做法。
1969年国务院召开的跨省、区安置协作会议上，对知识青年安置的开支标准，制定出几条原则。同年，在全国计划座谈会期间征求了意见。尽管这些原则的具体内容不详，但从后来出台的正式文件可以得知，不过是"文革"前旧制的翻版。1970年8月，财政部综合各省、市、区的意见，根据一年多来运动的进展状况，经与主管部门研究，对安置费的开支项目和标准，作出统一规定：国家拨付的安置费，主要用于城镇下乡人员的建房补助、生活补助、工具购置补助、旅运费和学习材料费等。安置费以省、市、自治区为单位计算，平均每人不超过下列标准：
单身插队、插场的，南方每人230元，北方每人250元。
成户插队、插场的，南方每人130元，北方每人150元。
参加新建生产队、新建扩建国营农场和集体所有制"五七"农场的劳动力，每人400元(含部分建设资金)。
家居城镇回乡落户的，每人补助50元。
不难看出，除进入国营农场(包括生产建设兵团)知青的安置费由从前的1000元至250元改为一律固定在400元外，有关插队知青的安置费标准与"文革"前规定如出一辙。
同时，对知识青年跨省安置的路费、到高寒地区插队的冬装费重新做了规定：组织跨省、跨大区下乡的，每人分别另加路费20元、40元，从关内跨省到高寒地区插队的，每人补助冬装费30元(到国营农场的，由本人自理)财政部：《关于安置经费的开支标准和供应渠道的试行意见》，1970年8月20日……
安置经费属国家专款专用，由各省、市、自治区财政部门按照已经下乡的人数，规定的开支标准和实际花钱进度，分期分批地进行拨付。除动员地区使用小部分外，其余归安置地区县、社统一掌握使用，不发给个人，不准挪作他用。并提出，在一个省、市、自治区范围内，最好按照不同地区的经济条件，规定几个不同的补助标准，不要平均分配。
安置费中动员地区使用部分又称动员费，主要用作知青下乡时的交通费、途中食宿补助、困难补助等。各地标准不一，约在15-35元左右。安置地区使用的部分主要用于建房，以及购置小农具和家具，粮、油、医药等生活补助。生活补助原则上为一年如福州市知青，安置费每人230元，其中动员费35元，分到安置地区的经费为195元，用于下乡第一年的生活补助，购买农具、家具，建房，医疗，以及生活困难补助等(见国务院知青办调查组：《福建省上杭县古田公社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情况调查》，1979年5月17日)。又如武汉市知青，安置费每人230元，其中动员费(交通费和衣被补助费)15元留市，其余215元由省拨接收地区，交生产队掌握使用(见《武汉劳动志》，1991年铅印本，第290页)……
为了管好用好安置费，国家还制定了"财务公开，民主管理，群众监督"的原则。要求下拨到生产大队的安置费，由党支部和革委会领导下的"三结合"小组负责进行监督；安置经费要单独立账，专款专用，严格收支手续。对于安置经费的收支情况，要定期公布，接受贫下中农和下乡知识青年审查监督中央安置办公室、财政部军管会、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军代表：《关于加强安置经费管理使用的通知》，1970年6月23日……
加入生产建设兵团(国营农场)的知识青年，按国家规定每人安置费平均400元，跨省、区者分别远近增补旅费20、40元，其安置费的用途与插队知青有别，除用于支付旅费、发放津贴费、伙食费、购置个人物品外，建房费统一纳入兵团(国营农场)基建计划以甘肃省农建11师为例，自1964-1969年的6年间，国家共拨给安置费2496万元，其中60%用于基建，15%-20%用于生产，20%-25％用于安置。见《甘肃省志·农垦志》，甘肃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84页……在各兵团，国家拨付的知青建房投资是列入行政用房计划合并下达的。因此，即使国家拨付的知青建房费不能及时到位，因各兵团均领有巨额基建投资，所以并不至于妨碍知青住房的建设进度。以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为例，1969年共接收知青5万余人，应拨付安置费2000万元以上，实际只拨款1152万元。尽管安置费未如期兑现，加入兵团的知识青年基本都有房住，原因是"国家给兵团基建投资中安排了一部分连队用房"何岚、史卫民：《漠南情》，法律出版社1994年版，第24页……兵团(国营农场)知识青年安置费用中占很大一部分的建房费，因与国家下拨的基建投资混在一起而难以理清。不过，虽然他们的住房质量普遍较差，毕竟还都有房住，比起许多插队知青因没有房子住，而不得不借农民房、住牲口棚或分散住到农民家中的情景，实在是强了许多。
除拨付安置经费，在日用品供应、口粮供应、食油供应方面也做出相应规定。
日用品供应。"文革"期间，生活日用品匮乏，购买棉布、棉花等物均需票证，限量供应。为了照顾下乡知青，各地都免票供应一定数量的棉花、棉布、蚊帐等物资。如四川省1968年规定，凡下乡知青每人免票供应棉絮一床，棉花2市斤，棉布23市尺，单人纱布蚊帐一床，由商业部门设置专柜，凭上山下乡光荣证优先供应《自贡市劳动志》，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59页……
口粮供应。插队知青，原则上由国家供应一年，或由下乡青年到农村的第二个月起，一直到接上当季或下季的粮食分配时止，由当地粮食部门，按照他们所在生产队一般社员的实际吃粮水平(包括公社生产队分配的口粮、超产奖励粮和自留地收获粮的粮食总平均数)和国家统销价格，从统销粮中安排供应。
食油供应。也按当地城镇居民食油标准供应一年，或从到达接收地的第二个月起，一直到接上当季或下季的食油分配时止。
下乡知青到国营农场(生产建设兵团)落户的，食粮食油按所在场职工和家属的标准供应参见粮食部：《关于城市下乡青年粮油供应工作的几项规定》，1964年3月20日。"文革"初继续沿用该规定……
上述措施表明，国家为开展这场运动确实殚尽心思，而且花费巨大财力。1967-1972年，全国共动员了747万城镇知青上山下乡，支出经费约在17-18亿元左右官方统计前后略有差异。据1973年7月国务院知青办《知识青年下乡经费使用管理方面存在的问题》一文称，从1962年到1972年，国家共拨付城镇知识青年下乡经费25亿元，实际开支21亿元，结余4亿元。另据1981年3月国务院知青办《全国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统计资料》第86-89页：同期中央财政拨款25亿元，实际开支19?9亿元。"文革"前城镇下乡知青129万人，按每人安置经费230元估算，约开支3亿元。扣除这部分，即为1967年到1972年间开支的经费……然而，支出巨额经费，并没有解决下乡知青的安置问题。由于对知青经费管理松弛，相当一部分钱被农村基层干部贪污挪用；另外，插队知青的安置费标准偏低，使插队知青没房住的问题变得突出起来。这些问题动摇了知识青年留在农村的决心。
第18节：三安置的方式(1)
三安置的方式
从上山下乡运动发端初，对城镇知识青年就有两种主要安置方式，一种是到国营农、林、牧、渔场(或生产建设兵团)当农业工人(或兵团战士)，一种是到农村社、队插队落户当农民。两者的生活、劳动条件、经济收入方式乃至社会身份，是存在明显不同的。从1962年至1972年的10年中，全国共有873万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其中到农村插队落户的有666万人(占总数的76％)，到国营农、林、牧、渔场和生产建设兵团的207万人(占总数的24％)国务院知青办：《1962年至1972年全国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情况》，1973年6月……因此，到农村插队落户是安置下乡知识青年的主导方式。
(一)插队知青的安置
下乡插队的形式可以追溯到50年代。1957年动员城市中小学毕业生下乡参加农业社生产，性质相当于后来的插队，只是当时农村集体所有制组织叫农业社，而不像1958年实现人民公社以后一律称生产大队、生产队。农业社规模小，容纳的人口有限，下乡知青一般采取单身住进农户的安置形式。
1960年以后，城市又开始组织城市青年到农村插队，同时插队的形式趋向多样化，主要有单身插、集体插、投亲靠友。投亲靠友也是单身插，有的部门最初对这种安置形式颇不以为然，认为效果不理想，如投靠近亲，并短期在农村还可以，若投奔的是远亲，或者长期在农村，则有问题。对于分散插队，却给予了过于积极的评价。1962年共青团重庆市委在给团中央的报告中，将分散插队的好处总结为：1?耕地、住房、农具、生活等具体问题好解决；2?国家投资少，见效快，下乡知青容易实现自给自足；3?与农民一道劳动，容易掌握劳动本领；4?安家落户以后易于巩固。但时隔不久，分散插队弊病就暴露无遗：知青单身一人，劳动之余还要从事家务，负担过重；生活单调，缺乏文化生活和娱乐；对知青工作难以管理，以致放任自流，导致了一系列问题。所以，从1963年起，对插队知青进行集体安置的做法得到大力提倡。
集体插队的基本方式是选择有条件的公社和生产队，安置三五人，六七人，组成一个小集体户，集体生活，分散劳动。以后，一些地方还兴建了包括十几人、几十人的大型集体户。集体户的优点被概括为：知青力量集中，可以成为生产上的突击力量；适应青年喜欢合群的特点，便于互相照顾、帮助；吃、住问题容易解决；容易管理和组织；能比分散插队节省30％左右的安置经费。
一旦"文化大革命"浊浪拍天，"再教育"理论成为指导上山下乡运动的金科玉律，在公社或大队建立知青集体户(又称"知青点")的做法，首当其冲受到了批判。1968年12月6日《人民日报》以辽宁省新金县革命委员会名义发表的文章《下乡知识青年必须由贫下中农给以再教育》中，斥责在公社、大队建立"青年点"使知识青年脱离了政治，脱离了贫下中农，仍然是"出门一大群，不问阶级事，三叔二大爷，仍是一家人"，丧失了阶级斗争自觉性。文章还批判"青年点"使知识青年"从'旧学校'的深宅大院刚冲出来，就又被关进大队'青年点'的深宅大院"。结果，跟贫下中农"扯不上筋，挂不上骨，没有靠帮"，致使贫下中农不能掌握"再教育"大权。1964年，湖南沅江县星火公社曾把66名下乡知青单独组成一个新建队，为他们盖了房，修建了球场。"文革"初，这种集体安置方式也被当作"黑典型"在《人民日报》上受到口诛笔伐，理由是使知识青年"脱离贫下中农，脱离阶级斗争，只讲生产出工"《人民日报》，1969年8月24日……
随着旧经验被否定，"文革"初期上山下乡运动的领导者试图建立起与"再教育"理论相吻合的安置插队知青的方式。这种方式的基本原则是使下乡知青能够与贫下中农保持频繁接触和密切联系，便于贫下中农对他们进行"再教育"。官方大力推广的"新经验"主张，停止在公社、大队建知青点，应把知青点建在生产队上，认为这是一种"既有集中又有分散的插队落户形式"。具体做法是把下乡知青编成若干人的小组，安排在各生产队的自然村，集中吃住，并参加生产队的集体劳动。这种做法的好处据说是：既避免了以大队为单位集中吃住所造成的知识青年成堆，不便于贫下中农管理的问题，又解决了知识青年在吃、住等方面的困难《人民日报》，1969年11月16日；参见同报1968年12月6日……
"文革"前已被实践证明是失败的分散插队(即单独一人到生产队落户)经验，因新闻媒介的鼓吹而重放异彩。1968年单枪匹马到山西省杜家山落户的北京女知青蔡立坚，成为"文革"中第一颗冉冉上升的知青新星，就是一个很能说明问题的例子。正是通过对她的公开表彰，为广大知青提供了一种分散插队的成功方式。
第19节：三安置的方式(2)
在"再教育"理论的笼罩下，更为激进的安置方式则是单独一人到贫下中农家中"插户"。当时，不少下乡知青抱着虚心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满腔热情，主动要求到贫下中农家"插户"。新闻媒介的宣扬，助长了此风的蔓延。到内蒙古牧区插队的北京知青，下乡伊始，为了克服与蒙古族牧民在语言、习惯上障碍，密切与贫下中牧的感情，积极要求到贫下中牧家"插包"(蒙古包)。内蒙古自治区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先进集体和积极分子代表会议代表、北京知青吴小明在《人民日报》上撰文说：
今年春天开始接羊羔的时候，我们十个人要分别住到十家贫苦牧民的蒙古包里去。分开时，大家都有些恋恋不舍，但是，跟贫苦牧民共同生活了一两个月以后，大家就再也不愿意回来了。《人民日报》，1969年8月22日。
一个蒙古包，不过七八平方米的面积，却是一户牧民生活起居的全部天地。一名女知青再加入进来，语言不通、习俗隔膜，对牧民和知青双方来说，都会有种种不便，且容易酿成矛盾在内蒙古牧区，男女同室是历史上游牧生活留传下来的习俗。有的牧民毫无恶意地将插户的女知青与自己的儿子安排在一室，结果招致男知青对牧民儿子的一番痛打。见傅子恒：《误会》，《难忘鄂尔多斯》，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81页。某知青在牧民家"插包"，为了报答主人对自己的关照，特意将千里迢迢寄到的大虾仁奉上以表示感谢之意。岂料牧民将虾仁倒在地上，惊呼"虫子不能吃！"对知青大为不满。见韦立：《虾子的"委屈"》，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13页。两起纠葛皆因风俗不同酿成……但牧民淳朴善良的天性与知青本身"永远做贫苦牧民的好儿女"的一片赤诚，往往能在一段时间里成为化解矛盾的黏合剂。
然而，光阴荏苒，许多问题却在意想之外。牧民按自己的观念"教育"知青。男知青整天外出放牧，女知青如牧民妇女一般，成天待在蒙古包里烧茶、做饭、拉水、捡粪(牧区以干牛粪为燃料)、缝缝补补、挤奶。一些知青对这种生活不满，与牧民渐生嫌隙。加之文化学习无法保障，一段时间以后，对"插包"已兴趣索然。于是重归集体户的越来越多。有的知青还找到北京安置办公室反映"插包"的问题《草原启示录》，中国工人出版社1991年版，第626-627页……牧区知青"插包"的失败，集中代表了风行一时的"插户"风的归宿。它向知青们揭示了理论上的"再教育"与事实上的"再教育"是多么迥然不同。知青也就通过这种对比逐步理解了"再教育"的真谛。
话说回来，60年代末70年代初，知青下乡人数过多，势头过猛，令许多农村社队应接不暇，安置工作跟不上，青年点的房屋无法落实，也推动了分散插户现象的扩展如福建龙溪县，自1968年至1973年共接收下乡知青三千余名，均实行分散安置，住在农民家里或生产队部。1974年开始建青年点，这种情况才有所改观。见《龙溪县志》，福建省地图出版社1989年版，第516页；参见《南川县志》，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61页，文中提到同一现象。又，内蒙古敖汉旗"文革"中接收各地知青六千多人，有单人插队落户的，也有集体插队落户的。其中，以单人插队的最多。见《敖汉旗志》，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60页……分散插户，又有长期、短期之别。短期插户的时间为三个月到半年不等。官方舆论将这种做法誉为"一种很好的再教育学习班"《人民日报》，1969年11月16日……
总之，60年代末70年代初"再教育"理论所向披靡时，知青集体户出现了由公社、大队建点向生产队建点的转变，知青点的规模呈现小型化，与此同时，插队知青的分布趋向疏散，单人插队，三四人插队的现象相当普遍。
青年点设在生产队上，确实有利于密切知青与农民的交往。知青吃、住、劳动、学习都在生产队，增强了对农村和农民的了解。不过这种方式对知青带来的不利影响还是主要的。
首先，使下乡知青在农村的处境更加捉摸不定。与公社、大队干部相比，生产队干部的文化水平、政治素质、管理能力更低，对国家有关知青政策也更加隔膜；他们的任务主要是组织本队农民从事生产，主持分配，按时向国家交纳公粮。他们更加关心的始终是农民的利益。当知青的到来只影响农民的收入而没有产生什么实际好处时，他们会比公社、大队领导表现出更多的不满。这当然会强化下乡知青的窘迫处境。
其次，随着青年点设在生产队，国家拨给下乡知青安置费的大部分也下拨到生产队。生产队账目本来就漏洞百出，上级部门又难以清查，以致各地生产队任意挪用、侵蚀知青经费的现象层出不穷。
第20节：三安置的方式(3)
再次，当知青的生活天地完全被限制在生产队时，集团力量单薄，无力抗拒外部压力，权益更易于受到损害。与农民同工不同酬，居住条件差甚至没有住房，生活不能自给，是众所周知的抱怨。因为缺乏管理，一些知青集体户如一盘散沙，不少分散居住的女知青沦为逼婚或者坏分子渔猎蹂躏的对象。
由于上述积弊，1973年全国知青工作会议决定中止分散插队，要求发展知青集体户和公社、大队兴办的独立核算的集体所有制知青场(队)。
对大多数插队青年来说，集体户也就是他们在农村的"新家"。显而易见，集体户有别于人们通常意义上所理解的"户"。后者是从户籍制度角度来指称的家庭，是以婚姻关系和血缘关系为基础的社会单位，包括父母、子女和其他共同生活的亲属；集体户则是由一群未婚男女知识青年组合的社会单位。当然，像真正意义上的"户"那样，集体户也拥有自己独立的户籍(户口本)和户主(户长，即一户的负责人)。
通常，集体户的成员只是集中食宿，他们参加生产队的集体劳动则是分别记工，并按个人实际劳动日(一个劳动日为一个工)和工分标准计算报酬。性别、体质、劳动态度上的种种差异，造成收入的差别。家庭经济状况的好坏，也直接影响到知识青年的生活水平。有可靠经济资助的知识青年不必为衣食操心，无家庭资助或少有资助的知识青年则往往为收入菲薄和囊中羞涩忧心忡忡。但无论这些差异多么鲜明，他们却要在集体灶(集体户统一办的伙食)合伙吃饭，同时还要分担集体户维持正常运转的各项开支。男女知青在饭量上的差异显而易见；集体户成员探亲回家或因病误工更是普遍现象。种种差异造成了集体户内部经济关系的复杂性，增加了集体户履行生活管理职能的难度。
在上山下乡运动初期，许多集体户的知识青年是按他们在学校中受到的有关共产主义、集体主义的教育来处理现实生活中的经济问题的。甚至像陕北那样非常贫困落后的地区，一些知青集体户也曾试行过"小共产主义"的制度。所谓"小"，是指"共产主义"的范围仅限于本集体户，而这种"共产主义"的实质则是极端艰苦条件下人们在分配上实行的平均主义的原则。集体户内，口粮和工分统算，轮流驮水做饭，成员没有什么"私有财产"，就连偶尔收到的家里寄来的包裹(糖果香烟之类)也是平均分配牛角：《片笺波澜》，《回首黄土地》，沈阳出版社1992年版，第245页……当时，许多集体户是在原先同一学校甚至同一班级基础上自愿组合的，关系比较融洽，增强了"小共产主义"的可行性。
往往哪一个地方的知识青年在思想上愈富理想主义，行动上愈富实践精神，文化素质与道德水准愈高，其集体户的"公有"色彩就愈鲜明。一名陕北知青在回忆录中将自己所在的知青小组说成"理想主义的一群"，过的基本上是"战时共产主义"或"共产公社"的生活。大家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只是可供分配的东西太少)。每个人都尽力参加集体生产劳动；每个人(不分男女)都轮流做五天饭；每个人轮番参加公社、县、地区、省里的会议；工分也是集体户统一结算、集体分配。唯一的区别，每个人的工分是由生产队的记工员记在个人的记分册上郑秀满：《那时，我们还太年轻……》，《回首黄土地》，沈阳出版社1992年版，第381页……
在长期革命战争年代里，老一辈革命者对"战时共产主义"的生活并不陌生。当他们为着一种理想的追求不惜抛头颅洒热血时，又有什么必要去计较物质利益上的微小得失呢?同样，当一批批满怀豪情的知识青年在贫困落后的乡村重新尝试"战时共产主义"的生活时，精神上是基于同样一个理想的支撑。
在"文革"极左思潮的影响下，无论是在城市还是农村，平均主义的分配原则时髦一时，被吹嘘为"限制三大差别"的一项重要措施。它也助长了"共产"风在知青集体户中的蔓延。因此毫不奇怪，平均主义的种子有时会突破集体户的壁垒，在更大范围发芽开花。
1969年11月16日《人民日报》介绍了井冈山小通大队在知识青年中试行"合作互济"分配方法的经验，即把每个知识青年的劳动所得和国家发给他们的安置费集中起来，统一管理、统一使用、统一安排生活。由于这些知识青年到农村不久，劳动收入还不很多，又不善于安排生活，实行"合作互济"后首先是保证每个青年都能获得基本生活费用，其余作为积累。知识青年患病和家庭困难需要补助，经知青们讨论，由大队批准。这篇经验认为：这个分配办法，充分体现了阶级友爱，知识青年可以在不增加国家负担，不增加贫下中农负担，不增加家长负担的情况下，解决到农村后遇到的一些经济困难，更好地接受再教育。经验还认为："合作互济"的分配方法，培养了青年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革命精神。很多青年积极劳动，为"合作互济"提供了可靠的经济基础；高度的集体主义精神，是"合作互济"的思想基础。
第21节：三安置的方式(4)
小通大队经验的特点之一，是打破了同大队各知青集体户经济上的畛域，以大队作为一个统一的分配单位；特点之二，是典型的"大锅饭"(即平均主义)做法，与按劳取酬的原则则格格不入。应该承认，当知识青年在农村立足未稳之际，实行这种"大锅饭"分配方法，对于保证每个知识青年的基本生活需求，使他们尽快稳定下来，是会奏效一时的。不过，由于这种做法完全脱离农村的经济条件，也不考虑知识青年本身存在的差别和实际利益，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就注定了它虎头蛇尾，难以为继的结局。
一些地区的知识青年曾经自发地试行过类似于"合作互济"的经济管理办法，无不以受挫告终。内蒙古锡林郭勒盟东乌旗阿尔山宝力格的36名北京知识青年，在1969年初第一次年终分红时就组织了以大队为单位包括若干集体户在内的所谓"小共产主义"的经互会。经互会宗旨是：发扬阶级友爱精神，统一管理劳动所得，按照大家的实际需要支配。经互会设经委会，选出三人管理小组。经委会的六条公约是：经委会是在自愿基础上成立的群众组织；自愿加入，退出自由；每一个成员都要积极参加集体劳动；每人每月十元生活费，大件东西由集体统一置办；提倡勤俭节约，反对浪费；健全财会制度，定期公布账目。经委会成立后，除每月十元生活费外，还负责支付知识青年探亲路费、伤病者医药费、服装费。然而，知识青年思想状态本来不一样，有的自觉，有的不够自觉；个人情况也不同，有的年年探亲，有的二三年才探亲一次，在家逗留时间也长短参差；有的人爱惜衣着，有的则不太爱惜，个别人认为，坏了没关系，反正有经委会。这样一来，个人的实际收入与支出明显脱节，长此以往，就在"小共产主义"的躯壳内打入了分裂的楔子。所以，尽管经委会的管理小组恪尽职守，知识青年们还是感到在经济生活上过于受拘束，要求解散的呼声渐起。在宣布解散以前，这个经委会竟坚持了三年之久李仿：《小共产主义》，《草原启示录》，中国工人出版社1991年版，第51页……应该说已是一个奇迹!
知青集体户中一度流行的"共产"风，是在特殊条件下产生的一种社会现象。首先是历史的条件，主要是指长期以来学校中按部就班实行的理想主义教育、革命传统教育、集体主义教育、阶级友爱教育；其次是现实的条件，主要是指"文革"初期平均主义思想在社会各领域的高扬。最终，知识青年的这种"乌托邦"倾向被严峻的现实生活一扫而光，他们的头脑也比较清醒起来。而曾经洋溢在知青集体内的互相理解、互助互爱、同甘共苦、扶贫济弱等等高尚品性，至今仍为人们津津乐道。
当"共产"风陷入沉寂后，集体户知识青年普遍依照"按劳取酬"的原则领取个人报酬，同时共同分担集体户的必要支出。与此同时，知识青年间因为闹纠纷，导致集体灶散伙，每人"出门一把锁，进门一把火"，劳动、生活自顾自的现象益发普遍了。
(二)农场(兵团)知青的安置
早在50年代中期，就有一些知识青年参加农场建设。1962-1966年，国营农场累计接收安置了42万城市知识青年此据国务院知青办编：《全国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统计资料》，第3页。《当代中国的农垦事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64页则说有25?7万人……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规模迅速扩大。截至1972年底，到国营农场和生产建设兵团的知识青年已有200万人，约相当全国城镇上山下乡知识青年总和的1／4此数字系1962-1972年合计。目前两组数据略有差异。一组是国务院知青办《1962年至1972年全国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情况》(1973年6月)提供的，称全国城镇知青上山下乡总数为873万人，内到生产建设兵团和国营农场的207万人(占总数的24％)；一组是国务院知青办编：《全国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统计资料》(1981年3月)提供的，称全国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总数为845万人，其中到生产建设兵团和国营农场的196万人(占总数的23?2%)……这以后，多数农场、兵团人员极度饱和，安置知青人数剧减。整个"文革"期间，安排到国营农垦系统的知识青年近250万人(约为下乡知青总数的18％)此据国务院知青办编：《全国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统计资料》，第2-3页。《当代中国的农垦事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65页则说有220万人……各垦区接收知识青年的人数是：黑龙江垦区55万人，广东垦区36万人，上海市农场32万人，辽宁垦区22万人，新疆、云南、内蒙古垦区各10万人，江西垦殖场8万人，江苏、湖北农场各5万人，湖南、安徽和北京市农场各3万人，其他省、区的农场在2万人以下。
第22节：三安置的方式(5)
到国营农垦系统的知识青年中，有60万人是跨省、区安置到边远地区国营农场和生产建设兵团的。他们主要来自京、津、沪三大城市和浙江、四川两省。跨省安置的走向基本上依照"文革"前的旧轨而因时因事有所变通：北京青年12万人，大部分到黑龙江垦区，少部分到内蒙古垦区；上海青年27万人，其中12万人到黑龙江垦区，近10万人到新疆垦区，4万人到云南垦区；天津青年8万人，半数以上到黑龙江垦区，其余主要到内蒙古和甘肃农场；浙江青年4万人，大部分到黑龙江垦区；四川青年4万人，绝大多数到云南垦区《当代中国的农垦事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65页。个别数字不准确。如上海市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知青为9?7万人，书中却说有8万人……
60年代后期，全国大部分省、区相继以国营农场为基础，组建了一大批生产建设兵团或农建师，划归各大军区或省军区领导。生产建设兵团是带有军队编制特点的大型国营企业，内部保持着军队师、团、营、连的建制和与之相关的政治工作机构和制度。由于"文革"期间进入国营农场系统的知识青年近半数被安置在生产建设兵团，遂使这种组织形式与轰轰烈烈的上山下乡运动形成不解之缘。
生产建设兵团体制肇建于50年代初。1954年，经中共中央批准，组建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兵团以平战结合、寓兵于农，"屯垦戍边"为宗旨，实行以农为主，多种经营的方针，在发展农垦事业的同时兼有巩固边防的作用。
60年代初，毛泽东和周恩来曾有过将1／3以上的军队改建为生产建设部队的设想，为此，向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负责人做过详细调查和征询。1962年，中苏关系剑拔弩张，新疆数万边民越界外逃，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在周恩来指示下，在千里边防线上建起一条边境农场带，屯垦戍边。在当时的形势下，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地位进一步得到加强。
1966年2月，周恩来在一次会议上指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把新成立的"西北农垦兵团"和"西北林业兵团"也管起来，即用该兵团雄厚的物质力量和大批有经验的干部，支援这两个兵团的建设。西北两兵团的筹建，意味着兵团体制由新疆推广到陕西、甘肃、青海、宁夏。但不久，对这个计划又做了调整。西藏的有关领导向周总理报告说，各地青年都愿意到新疆去，我们动员不到知识青年到西藏来。周总理当即指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负责人，组成1000多人的一个团，由知识青年组成，动员到西藏去。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青年听说让他们去西藏，3天之内报名的超过了3万人，最后派去了2000多人张仲瀚：《周总理的光辉形象永远矗立在军垦战线上》，《人民日报》，1979年1月18日……这年9至10月，河南开封市约2000名知青和社青，千里迢迢奔赴新组建的西藏生产建设兵团。这成为"文革"前上山下乡的尾声。
"文革"前，大批安置城镇知青的唯有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新疆古属"西域"，晚清正式建省。幅员辽阔，沿边旷土多未垦辟。新疆紧靠苏联，有着上千公里的边境线。新疆又是汉族与维吾尔、哈萨克等少数民族混居地区，有史以来民族问题比较复杂。主要基于开发边疆、保卫边疆的考虑，国家自50年代起陆续组织大批内地人口迁徙新疆。1954年，以复、转军人和国民党军队起义人员为主体创建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新疆紧靠苏联。60年代初苏、中关系急剧恶化，新疆的战略地位益显重要。与此同时，"大跃进"的失败导致国民经济凋敝不堪，百业萧条，农村饥馁遍地，发生了饿死人的现象。在这种情况下，全国各大城市一下子涌现出数量庞大的失学待业青年。尤其是上海市，就业问题相当尖锐。仅需要安置的初、高中毕业生就有十几万人。于是以这批青年为主要对象，制定了一个新的、大规模向新疆移民的计划。
上海市委根据周恩来的指示，派工作团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1师和农2师塔里木垦区作长期安置计划的考察，把该垦区作为安置上海知青的基地。这项计划曾得到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的支持，他指示："将童男童女分别组织部队，生产打下了基础，劳动熟练了，有对象结婚，就在边疆安家。"鼓励上海青年在新疆安家落户，既缓解了大城市的就业压力，又可起到屯垦戍边的作用。一举两得，是有深远考虑的。1963年9月，农垦部长王震在一次会议上充分肯定了将知识青年编入生产建设兵团的安置办法，他说：采取征兵组织生产部队的形式，首先是保证青年学生在吃穿用上面相等于步兵士兵的待遇(每月津贴费可比士兵略低)，每人每年伙食、服装、津贴等费用约需250-300元，三年后再评定农工工资等级，这样就能够巩固住。其次是参军可以激发青年革命精神和保卫祖国建设祖国的荣誉感和责任感，军队形式的组织纪律性强，便于对青年进行管理和进行政治、生产技术教育，能够较快地成为有文化有生产技能有社会主义觉悟的产业军王震：《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发言》，1963年9月……由此可见，当初是将生产建设兵团视作安置城市知识青年的一个理想场所。军队在长期革命战争中建立的殊勋，它在建国以后享有的崇高荣誉，以及它在年轻人心目中居有的神圣地位，都使这一设想变得切实可行。
第23节：三安置的方式(6)
生产建设兵团领导在上海做动员时，曾许愿进兵团就是参军，发军装；不满16岁的，到新疆可上技校，毕业后愿回上海的就回上海，吸引了不少青年学生报了名。到"文革"以前，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共接纳上海知青9?7万。据说，平均不到四户人家中就有一个知青到边疆落了户。加上来自北京、天津、武汉、浙江、江苏等省、市的知青，总数多达12?7万人。他们到新疆后，被分别安置在南起塔里木河南岸，北到中、蒙、苏边境的阿勒泰，南北相距2000公里的地方。
知识青年到兵团后，在"屯垦戍边"方面做出了贡献。1965年7月，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副总理出国归来路经新疆时，视察了石河子垦区。他们看到垦区良田棋布，渠道纵横，林带葱郁，工厂林立，非常高兴。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在石河子接见了上海知识青年杨永青等11人。周恩来指着陈毅对知识青年们说："这是你们老市长，他关心你们，特意来看望你们。"张百顺等：《上海女知青采访录》，《新疆日报》周末版，1993年1月9日。杨永青的父亲是香港的资本家，她不留恋家庭富裕的生活，坚决要求到边疆扎根。周总理知道这一情况说，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和有复杂社会关系的人，都要看他们现在的表现和立场。只要能同原来的剥削阶级家庭划清界限，全心全意地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服务，就会有光明前途《中国农垦》，1965年第9期……周的这段话，对于众多出身不好的知识青年曾是一个很大的鼓舞。周还引用"埋骨岂须桑梓地，人生处处有青山"的诗句教育兵团干部战士扎根边疆。
但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使蓬勃发展的农垦事业受到沉重打击。农垦管理系统很快陷于瘫痪，各地垦区混乱不堪，加之漫长的中苏边境上形势日趋紧张，战争大有一触即发之势。为了在较短的时间内恢复农垦系统的秩序和生产，同时也为了加紧进行备战，中共中央决定在沿边各省、区和一些内陆省份，以国营农场为基础大批组建生产建设兵团和农业建设师，划归各大军区和省军区领导。兵团的师、团、营，甚至连一级主管干部，都由各军区调入的现役军人担任，用带兵打仗的办法管理企业。大规模组建生产建设兵团，为安置潮水般涌出城市的下乡知青开辟了一条重要途径。
从1968年到1971年，全国新组建的有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兰州生产建设兵团(在原甘肃、青海、陕西、宁夏农建师基础上建立)、江苏生产建设兵团、福建生产建设兵团、广东生产建设兵团、云南生产建设兵团、山东生产建设兵团、湖北生产建设兵团、浙江生产建设兵团、安徽生产建设兵团、江西农建师、西藏生产建设师，加上前设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共计12个生产建设兵团、3个农业(生产)师，分布在18个省、区(参见附录表4)。
与到农村插队落户当农民相比，去生产建设兵团应是比较理想的选择。在兵团，生活待遇有基本的保证，有固定的经济收入，医疗卫生条件较好，组织上有人管理。这几点尤为知青家长所看重。知青本人则往往为兵团属于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序列"所吸引，对于众多因种种原因不能加入到解放军那所"学习毛泽东思想大学校"锻炼成长而沮丧不已的热血青年来说，参加兵团，"屯垦戍边"，在"反修的前哨"当"不戴领章帽徽的解放军"，未尝不是一种心理上的慰藉。因此，当这种兵民合一、军政一体的庞然大物于60年代末在中国大地炫煌一时之际，立即成为面临下乡抉择的青年的首选甚至许多没有分配机会的青年也踊跃报名加入。如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自1969年3-9月半年间，就接待了要求加入兵团的中学毕业生、退役战士、插队知青1?1万余人次。见《漠南情--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写真》，法律出版社1994年版，第21页……
然而生产建设兵团的性质与任务，决定了它在接收知识青年时必须贯彻阶级路线，严格政治条件，而不能像对待到农村插队的知青那样，可以来者不拒，不分"良莠"。至少在运动初期，对于报名者感到应接不暇的兵团"招兵"人员，采取的政审标准是比较严格的。原则上应是符合民兵条件方可加入，"黑五类"子女表现不好的，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派、现行反革命分子等"文革"中落难者的子女，以及直系亲属被镇压者、有海外关系或社会关系复杂或不清楚者，均在拒收之列《漠南情--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写真》，法律出版社1994年版，第6页……有的青年只好隐瞒不良的家庭出身，得以如愿以偿王川娅：《归途已断》，载《红土热血》，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44页……一些被"政审"淘汰的学生用写血书等极端方式表达自己要求加入兵团的迫切心情。有的知青虽百般争取，仍被拒之门外，最后只得"降一格"到农村插队当农民李士杰：《不是我不爱北大荒》，载《北大荒风云录》，中国青年出版社1990年版，第173页……但一般说来，在当时滚雪球般迅速膨胀的兵团队伍中，出身不好的知青还是为数很多。
第24节：三安置的方式(7)
下面是安置了大批知青的一些生产建设兵团的基本状况：
1?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文革"爆发，兵团饱经动乱，生产遭受严重破坏，未再大批接收外省、市的知识青年。1971年全兵团共有10个师、149个农牧业团和181个独立的工矿企业单位。农一师位于南疆西北部阿克苏境内；二师位于天山南麓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境内；三师位于塔克拉玛干大沙漠西缘的叶尔羌河、喀什噶尔河流域；四师位于伊犁河谷；五师地处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境内；六师地处天山北麓准噶尔盆地东南部，昌吉回族自治州和乌鲁木齐市境内；七师地处准噶尔盆地西南部，天山北麓山前平原；八师地处天山北麓中段，准噶尔盆地南缘；九师地处准噶尔盆地西部边缘的塔额盆地一带；十师位于新疆最北部，横跨阿勒泰、塔城两地区。
70年代初，兵团总人口200万人，其中职工91万人，主要成分包括复转军人、国民党军队起义人员、支边人员、自动流入人员以及知识青年。原先的12?7万知识青年中，除因各种原因倒流回关内者外，当时留在兵团的尚有7万人农林部、国家计委劳动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调查组：《关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牧工人现行分配制度的调查报告》(1971年8月20日)。又一说为：稍晚时候有知青十万人，见1973年5月10日《人民日报》……在兵团庞大的职工队伍中，知识青年虽然仅占1／12，却是其中文化素质最高、年龄最整齐的一部分，成为兵团不可或缺的一支骨干力量。
2?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黑龙江是中国的东北边陲，地广人稀。特别是在黑龙江、松花江和乌苏里江汇流区域的三江平原和大、小兴安岭以南的松嫩平原以及从完达山到兴凯湖的牡丹江平原，有纵横千里的大片荒原。人们对这片气候严寒，交通不便，人烟稀少的大荒原统称"北大荒"。老作家聂绀弩在他所写的《北大荒歌》中写道，"北大荒，天苍苍，地茫茫，一片衰草和苇塘……大烟儿炮，谁敢当?天低昂，雪飞扬，风癫狂。无昼夜，迷八方。雉不能飞，狍不能走，熊不出洞，野无虎狼。"这首歌真实地反映了北大荒荒凉的自然环境。然而这里地势平坦，有广阔的肥沃土地和丰富的自然资源。50年代初，国家即组织力量开发北大荒。1955年一批铁道兵复转官兵在虎林县境创建了八五○农场，这是在北大荒建立的第一个军垦农场。1958年7万转业官兵进军北大荒，掀开北大荒开发史上最壮丽的一页。到"文革"前，在纵横千里的北大荒上，一大批国营农场建立起来。这些农场大部是以生产粮食和大豆为主的机械化农场，成为国家重要的商品粮生产基地，北大荒成了北大仓。
1965年，中苏关系趋于白热化，黑龙江省的边境局势酝酿着危机。中共中央东北局向中央提出报告，建议组建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1966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军区10万余名转业干部和战士(其中干部511人)分批到达东北农垦总局、省农垦厅、省水产局所属29个边境农场插场插队，组建了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黑河农建一师和合江农建二师。不久，"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动乱使这项工作陷于停顿。1967年底，黑龙江省局势趋于稳定，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军区和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报请国务院和中央军委重组兵团。1968年7月1日，兵团正式成立，共接收国营农场93个，合编为5个师，辖58个团，76个营，1300个连队，职工25?5万人，耕地面积1280万亩。一师在黑河地区，二师、三师在合江地区(以松花江为界)，四师在牡丹江地区，五师在嫩江地区。1969年，兵团大规模开发三江平原东北部的抚远，在当地又增编了第六师。
兵团的组建，主要是为了加强东北边疆国防建设，以及进一步开发边疆。为此，将本来属于地方政府主管的文教、政法、金融、商业、外贸、税收等部门完全接收过来，统一管理，成为党、政、军合一，工、农、兵、学、商一体的一个大而全、相对独立的社会实体和半军事化组织。
兵团主要领导干部由黑龙江省军区负责人兼任，以下师、团(场)的主要干部由现役军人担任，在兵团内部，干部有现役、非现役之分，劳动力也有兵团战士、兵团职工、兵团职工家属之别。他们之间，政治、物质待遇不同，相互关系错综复杂。
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规模仅次于新疆兵团，安置知青的人数高居各兵团之首。1968年夏秋，北京、上海等地三万多名知识青年怀着建设农村、保卫边疆的热情，进入刚刚组建的兵团。年底，毛泽东号召知识青年下乡接受"再教育"后，北京、天津、上海、杭州、哈尔滨、齐齐哈尔、佳木斯、宁波、温州等大中城市的知青便蜂拥而至。1969年，全兵团接收知识青年19万余人，加上上年安排的3万人，共22万余人，总数已达兵团成立前原有职工人数的80％以上。到1972年底，仅仅3年多时间内，兵团就安置了知识青年31万余人，占职工总数的50％(当年兵团职工60万人)《黑龙江省国营农场经济发展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15页；财政部行政事业财务司调查组：《关于新疆、黑龙江、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财务的调查》，1972年7月21日……"文革"期间兵团安置知识青年近40万人。
第25节：三安置的方式(8)
3?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内蒙古自治区位于北部边疆，北部和东北部与蒙古、苏联交界。全区土地面积仅次于新疆、西藏而居全国第三位。内蒙古自治区水草丰茂，土地辽阔，畜牧业发达，素有"风吹草低见牛羊"的美景。50年代以来，国家在黄河河套、辽河平原、松嫩平原以及著名的呼伦贝尔大草原、锡林郭勒草原和科尔沁草原兴建了一系列国营农牧场。
1966年2月，为了加强北部边防，中共中央华北局和内蒙古自治区党委指示由中国人民解放军内蒙古军区负责筹建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经中共中央批准，于1969年5月7日正式成立，同日，将原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建设兵团职工、干部(包括300多名现役军人)3000多人并入内蒙兵团。同年秋，通过接收北京、天津、上海、浙江、河北、山东等省、市以及本区呼和浩特、包头、巴彦淖尔盟、乌兰察布盟的知识青年而迅速膨胀起来。兵团编为6个师、41个团(其中6个工业团)。一师、二师、三师设在巴盟，四师、五师、六师设在锡林郭勒盟。1971年5月兵团发展到14?5万人，其中现役军人5600人，职工10?1万人，家属3?8万人。知识青年7?6万人，占职工总数的75％农林部、财政部、国家计委劳动局：《关于生产建设兵团和农场工人工资问题的调查报告》，1973年……这一比例，在诸兵团中是最高的。不久，兵团知青增至近10万人。
4?云南生产建设兵团。云南省地处中国西南边陲，位于远离赤道的热带北缘，是重要的热带作物产地。50年代中，大批复员转业军人被组织到滇边组建农场，昆明市也组织了青年志愿垦荒队分赴各军垦农场，或组建青年农场。50年代末60年代初，为发展橡胶及其他热带经济作物，从湖南等地抽调了数万农村青年支援云南农垦建设。1961年，昆明市知识青年400余人到了思茅地区的农场。第二年，又从昆明市下放了2000余名学生和社会青年。1965年，四川支边青年被动员到德宏、临沧、红河等垦区，他们来自成都和重庆，同时，湖南省的农民大量流入。"文革"中北京首批到云南农场落户的知青于1968年2月8日出发，2月21日抵达西双版纳的东风农场。不久，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热潮波及充满神奇色彩的南国热土。
1969年10月6日，中央军委批准组建云南生产建设兵团，以云南农垦系统和华侨部门的20多个边境国营农场共9万余人为基础。兵团辖4个农垦师，一师驻思茅地区(西双版纳)，二师驻临沧地区，三师驻保山地区，四师驻红河地区。下设团、营、连建制。兵团建制庞大，并不严格按军队编制，有的团下辖20多个营，有的营下辖10多个连。每连虽定员109人，但初期皆不足数，为接收大批知识青年留有余地。
兵团借着大批安置城市知青迅速壮大。至1973年，已接收知识青年近10万人。其中，1968-1971年共有8385名北京知青安置在滇南的红河州、西双版纳的兵团各农场。四川知青41068人是集中在1971年到达的。这些知青是该省在"文革"中培养的首批初中生。他们大多于1969年春季入学，两年学制共学完一本《毛主席语录》，一本相当于初中一年级的《数学手册》和数量惊人的学工、学农、学军课，从而实现了由学生到知识分子的"飞跃"，达到下乡接受农民教育的标准。成都知青16652人，安排在滇西的瑞丽、陇川、芒市、盈江、宾川、沧源等处农场；重庆知青24400人，进入滇南勐腊、景洪、河口、弥勒、文山、金平、勐海等地农场。上海知青为数最多，4年中共有47575人加入兵团。以上接收外省知青共97000余名。加上昆明知青7038人，总数超过10万人云南省档案馆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档案》卷129，转引自《中国人口·云南分册》，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9年版，第210、226页……
兵团组建时从昆明军区抽调2000多名现役干部。昆明军区颁布的《云南生产建设兵团编制表》规定了现役军人配备比例：兵团机关占80%-90％，师、团机关占50%-70％，营、连只配两名主管干部。兵团总人口约30万，干部、战士、职工18?8万人《热血冷泪--世纪回顾中的中国知青运动》，成都出版社1993年版，第204页……这就是说，知识青年占兵团职工的一半以上。
5?广东生产建设兵团。广东省地处华南，气候炎热，50年代初，国家抽调两万多名军队干部战士，组建林业第一师、二师，在海南岛、雷州半岛开荒，建立橡胶农场。经过十几年的开发，到1966年，海南岛等边远地区已是国营农场星罗棋布，农场内橡胶园、茶园，还有剑麻、香茅、咖啡、可可、胡椒、油棕、椰子……一片连着一片。
1969年4月，成立了广州军区生产建设兵团，接管了原海南、湛江的国营农场和华南热带作物学院、研究院。兵团组建时接收了大批本省知识青年和退伍军人。1971年兵团辖10个师(海南7个师、湛江3个师)，148个团(橡胶团131个，茶叶团3个，剑麻团2个，油棕团2个，谷物团8个，水果团2个)。职工43万人，其中知识青年12万多人，以及社会青年、复转军人、归国难侨和移民等。兵团成立后，各级机构和部门的主要领导由现役军人担任农林部、国家计委劳动局调查组：《关于广州军区生产建设兵团橡胶工人工资问题的调查报告》，1971年5月25日……
第26节：三安置的方式(9)
6?江苏生产建设兵团。1969年2月江苏省革委会发出通知，遵照毛泽东"五七"指示以及备战、备荒、为人民和知识青年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教导，组建南京军区江苏生产建设兵团，加强沿海地区的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使两者很好地结合起来。于是，将江苏沿海各农场，包括新浦、北云台(林场)、云台、东辛、南云台(林场)、黄海、滨淮、滨海(牛场)、淮海、临海、新洋、弶港、新曹、海安、如东(棉场)、南通、江心沙、东方红，以及部分劳改农场共25个农场(林场、牛场、棉场)划归兵团管辖。兵团辖4个师41个团。营以上配备现役军人干部。兵团知青约有8万人，号称"五湖四海"，主要来自南京、无锡两市，还有上海、杭州、北京等市知青不断调入。
7?兰州生产建设兵团。是唯一一个横跨西北甘肃、青海、陕西、宁夏四省、区的兵团。西北数省、区地大人稀，农业劳动力不足，自50年代中期起，国家多次组织内地农民到当地移垦，因计划不周，缺乏经验，均以失败告终。1964年以后，仿照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模式，在上述地方实行军垦。
甘肃省的河西走廊，是古代"丝绸之路"东段，酒泉地区是当时东西交通的要道，"丝绸之路"的咽喉，敦煌是东西交通的总枢纽，嘉峪关是万里长城的终点。上述地区海拔高，日照长，虽然降雨量少，但有丰富的祁连山雪水和石羊河、黑河、疏勒河三大水系的数十条河流可供灌溉，适于发展农业生产。1964年，以河西国营农牧场为基础，组建了农建十一师，同时调进大批复转军人和知识青年。到1966年，共安置天津、西安、兰州、张掖、武威、山东淄博、青岛等城市的知识青年近2?5万人，占职工半数以上。1965年，青海以原劳改农场--格尔木农场为基础，成立农建十二师。同时，从山东青岛、济南等八个城市接收知识青年7000余人，从西宁市接收知识青年1200余人。于是，以山东知识青年为主体，加上部分复转军人，共计1万余人，实行军队编制，采取供给制办法。同年，4800多名北京知识青年和2000名天津、杭州知识青年到宁夏参加军垦建设，于1966年元月成立了农建十三师。另外，在陕西省组建了农建十四师。当时，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下辖十个师，上述四省各农建师即依次顺排，并受其物资、干部、技术人员的支援。
各农建师组建不久，即遇"文化大革命"，经营管理混乱，经济入不敷出。1968年7月3日，周恩来指示兰州军区，要成立生产建设兵团，统管陕、甘、宁、青四个省、区的农建师。1969年4月，兵团正式成立，下辖6个师，57个团场。原甘肃农建十一师和水土保持建设师改编为农建一师、农建二师、林建师，分布甘肃省内；原青海农建十二师改编为农建四师，仍驻青海省境；宁夏农建十三师改编为农建五师，仍驻宁夏境；陕西农建十四师改建为农建六师。兵团组建后，主要安置了陕、甘、宁、青四省区的城市知识青年。
除以上7个生产建设兵团外，其余安徽、福建、浙江、山东、湖北5个生产建设师(生产师)也于1969-1971年相继成立。知识青年无一例外地成为骨干力量。1972年，全国兵团系统职工292万人，其中知识青年100余万人总参谋部、农林部：《关于生产建设兵团领导管理体制问题的调查报告》，1973年2月8日……
同样是上山下乡，接受"再教育"，兵团知青与插队知青的安置环境是存在明显差别的。
首先，两者隶属的所有制形式不同。人民公社是集体所有制(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到社、队插队的知青，被置于类似农民的地位，挣工分吃饭，一切花销自理，国家不提供任何生活保障(至少在开始时是这样设想的)。除到牧区插队的少数知青收入较高外，大多数插队知青的日工值只有数角钱，最低的如陕北一些穷队，劳动一天只能挣几分钱《回首黄土地》，沈阳出版社1992年版，第37、156、323、447页……知青干一年，还填不饱肚子，没钱买衣袜，更别提回家路费。兵团知青，通称"兵团战士"，身份上属国营企业农工。内蒙古兵团知青，前三年实行供给制，平均每人每月33元，其中基本生活部分，包括伙食费、被服费和5-7元(第一年5元，第二年6元，第三年7元)的津贴，共29元，另加医药、烤火等费4元。三年后改行工资制，实际收入比以前提高10元以上。黑龙江兵团接收城市知青，一律定为农工一级，每月工资32元，劳保福利等各项待遇与原农场职工同。广东兵团对知青第一年发给生活费20-22元，一年后定农工一级，月工资24-26元。各兵团分配制度虽然有种种差异，但知青的收入都比较稳定，物质生活得到基本保证。
第27节：三安置的方式(10)
再者，知青集体的内部环境有别。插队知青集体户，一般由同一城市，甚至同一学校的学生组合而成，文化背景、生活习性接近。兵团知青却的的确确来自五湖四海。排是安置知青的基本单位。有的排由清一色知青编成，有的则与老职工混编。但同一排的知青总是朝夕相处，生活劳动在一起。所谓"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他们虽来自山南海北，却水乳交融地生活在一处，这成为上山下乡运动中的一大文化景观。
其次，生活环境有异。插队知青尽管经济拮据，半数以上不能自给，但生活环境比较宽松。乡村中社会关系普遍疏散，即便是标榜"工、农、兵、学、商"集于一体的人民公社也缺乏强有力的干预机制，对插队知青无从控制。一般说来，生产队干部对知识青年管理松懈，多数放任自流。知青参加劳动多少，回家探亲的频率和居家时间的长短，主要取决于个人。兵团知青多数安置在边疆地区，生活条件、劳动条件相当艰苦。兵团半军事化生活和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加上劳动强度高、纪律严格，没有不工作的自由，令许多知青难以承受。
兵团的政治气氛也更令人窒息。对知识青年进行"再教育"的任务当仁不让地落在贫下中农出身的现役军人、复转军人、老职工的身上。评比"四好连队"、"五好战士"，组织"天天读"、"讲用会"、"忆苦思甜"、"一帮一，一对红"等等一整套形式主义、教条主义的军队政工经验，以军事化的组织系统为依托，得以大范围推广，保证了"再教育"工作持久开展。相形之下，农村社、队的"再教育"工作大多虚应故事。兵团战士中广泛流传的一首顺口溜说：
部队当兵光荣花，工厂工人幸福花，
农村插队向阳花，兵团战士苦菜花。
"兵团战士苦菜花"虽是一种比喻，一种幽默，却有一些道理。中学毕业生参军当兵，既神圣且光荣；进工厂做工不但免遭风吹日晒诸般劳作之苦，而且留在城市，可以享受天伦之乐；插队知青生活固然更清苦，但行动比较自由。至于兵团战士，肩负"屯垦戍边"重任，既种地又进行军事训练，亦兵亦农，遍尝两者的艰辛却得不到两者的实惠，难怪要生出种种牢骚。
婚姻--一个日愈凸显的新问题
第28节：一婚姻政策(1)
第九章婚姻--一个日愈凸显的新问题
"文革"后期，越来越多的知识青年遇到了婚姻问题。上山下乡的特殊场合，使这个问题有别于一般意义上的社会婚姻，而成为运动中纠结着诸多矛盾的一个焦点问题。剖析这个问题，有助于加深对运动性质和一代青年悲剧性命运的了解。下面从知青的婚姻政策、知青婚姻率、知青婚姻类型、已婚知青的窘境四个方面展开讨论。
一婚姻政策
知青下乡以后或迟或早都会遇到婚姻问题，而这个问题能否得到妥善解决又直接关系到上山下乡运动本身的命运，因此无足奇怪，当该问题刚刚显露头角时便受到了决策者的关注，并及时制定了相应的对策。
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是运动的高潮期，新闻媒介为了给这场运动大造声势，不厌其烦地宣传在农村"扎根一辈子"的思想。虽然，使下乡知识青年"扎根"在农村的有效手段莫过于鼓励他们在农村结婚，安家落户，但有关部门却把提倡晚婚作为知青工作的一个重点。1969年6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的评论员文章《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中强调，对于下乡的男、女知识青年，都要提倡晚婚。翌年3月在北京召开的延安地区插队青年工作座谈会，以及同年4月国家计委军代表提出的《关于进一步做好知识青年下乡工作的报告》中重申了这项政策。
与此同时，报纸广播积极宣扬下乡青年"带头移风易俗，为革命坚持晚婚"的事迹。1970年5月14日《人民日报》报道了贫下中农积极教育插队知识青年，正确处理婚姻问题，劝导他们实行晚婚的消息。在这则消息中，是否坚持晚婚，被耸人听闻地提高到"阶级斗争"的高度加以认识，而一些地方出现的早婚苗头则被斥责为"阶级敌人"破坏知识青年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一股"妖风"。不久，就有河南省延津县小店公社的13名知识青年致书《人民日报》，认为实行晚婚决不单纯是生活小事，而关系到能不能更好地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彻底改造世界观的大问题，进而向全国的知识青年倡议：带头移风易俗，为革命坚持实行晚婚。1971年1月30日《人民日报》在"为革命大力提倡晚婚"的醒目标题下，刊登了这封书信，在全国范围内产生了一定影响。从信中可以得知：有些地方的插队知青，在下乡两三年后已开始考虑自己的"终身大事"；有的家长也不失时宜地为儿女的婚事操心。
从政府决策及其宣传喉舌的角度来考察，可以确信，在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的若干年里，上山下乡运动的指导者是把倡导晚婚摆在一个很重要位置的，尽管这种做法不利于知青在农村的稳定。那么，作为其决策的背景又是什么呢?要而言之，起码有三点：
第一，下乡知青尚未大批进入合适婚龄，"文革"中率先下乡的"老三届"(即66届、67届、68届)初、高中毕业生，1968年时的年龄在16-21岁之间。1950年颁布的婚姻法所规定的法定婚龄为：男不得早于20周岁，女不得早于18周岁(直到1980年才做了修改，比原定婚龄男女各提高了2岁)，然而法定婚龄只是法律允许结婚的最低年龄，并不意味着青年到了这个年龄就一定结婚。何况国家从70年代初起加大了宣传晚婚的力度，晚婚受到鼓励，晚婚的年龄划定在：城市青年为女25岁，男28岁；农村青年为女23岁，男25岁，即比法定婚龄高出5-8岁。既然提倡晚婚的出发点是试图限制人口的急剧膨胀，也就难怪会将晚婚年龄视作理想的婚龄。按照适用于农村青年的标准，知青中年龄最大的66届高中毕业生中的女性应在1970年达到晚婚的年龄。步其后尘，每年都会有一批青年加入到适龄者的队伍。而在头几年里，真正感到婚姻问题迫在眉睫的仍是为数较少的"老三届"女高中毕业生。因此，在决策者看来，婚姻问题尚未凸显为上山下乡运动中的一个棘手问题。
第二，政府希望通过知识青年的表率作用，在农村开风气之先，移风易俗，切实推进晚婚和计划生育政策。"文化大革命"的爆发，一度使中国的人口增长失去控制，酿成1949年建国以来又一次人口出生高潮期。进入70年代，全国形势趋于安定，计划生育作为国务院日常工作中的一项当务之急又被提了出来。1971年国务院批转了卫生部、商业部、燃化部《关于做好计划生育工作的报告》，提出：要加强对这项工作的领导，深入开展宣传教育，把晚婚和计划生育变成城乡广大群众的自觉行动，力争在"四五"期间城市人口自然增长率降到10‰左右，农村降到15‰以内。1973年，国务院成立了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同年，在周恩来主持的全国计划工作会议上，第一次把人口增长指标纳入了国民经济计划。这些步骤都预示着：推进晚婚和计划生育，已成为举国上下涉及千家万户的一项旷日持久的群众性活动。
这项活动遇到的巨大阻力主要来自封闭落后的农村。千百年来，"多子多福"、"人财两旺"、"重男轻女"、"养儿防老"等传统小农经济的生育观在广大农民中保持着根深蒂固的影响力；农村中落后而繁重的手工劳动方式，以及农民年老后依靠子女养赡的古老生活方式，为传统生育观的绵延存续，提供了适宜的土壤。要在较短时间内扭转这种局面，仅凭农民自身的力量显然是难以胜任的。方兴未艾的上山下乡运动，将成千上万的城镇知识青年播撒到全国村村寨寨，这使国家的领导人有理由相信，在推进农村的计划生育工作中，找到了一支可以信赖的骨干力量。
1973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成员接见参加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的全体代表时，周恩来明确指出："计划生育，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分不开。城镇青年下去以后，要做模范。"他还特别夸奖女知青代表徐敏光是晚婚的"模范"。徐17岁时还乡务农，此时已经28岁，还没有结婚。周恩来指出：
晚婚，计划生育，下乡青年提倡，造成风气，更有力量。每年100多万人到农村去，到处讲，这是最好的推广。《中央政治局同志接见参加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和总后党委常委扩大会议的同志时的讲话》，1973年8月6日。
下乡知青既被赋予此项光荣任务，当然要身体力行。因此，在各种场合积极鼓励知青晚婚，是顺理成章的。
第三，为了缓解知青住房困难，也只能提倡晚婚。下乡知青要结婚成家，必须解决住房问题。但每名知青下乡时，国家拨给的安置经费中，用于建房的不过一百余元。由于拨给经费不足，农村社队又不愿或者无力额外贴补，以致许多青年下乡后没有房子住。他们或者"打游击"，居无定址；或者租农民房住，得过且过；栖身破庙、牲口棚的事也时有所闻。在这种情况下考虑结婚成家，无异于眺望海市蜃楼。
1973年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上，主持者在周恩来的指示下特意邀请了老知青典型邢燕子、侯隽到会，向她们征求意见。在讨论到"一个知识青年在农村扎根落户究竟要花多少钱"的问题时，她们发表看法说：一般情况，知识青年下乡三年就可以生活自给。但是，一到结婚年龄，就又有困难了。在知青小组集体里凑合能过，从集体户出来，要另外安家，盖房子，买家具，需要不少钱。她们还根据当地情况算了一笔账，一个下乡青年，建房一间要用400元(材料按国家价格，用工由队里摊派，不管饭)；小农具、生活用具、家庭副业铺底约70元；伙食补助第一年大约100元；第二年大约三四十元；到结婚安家时，补助几十元；再加上书报、医药费等，每人约需700元左右《邢燕子、侯隽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和有关农业生产的一些意见》，1973年7月……邢、侯的估计似乎乐观了些，对一大批被安置到贫困地区插队的知识青年来说，下乡三年乃至更长的时间，并不足以改变他们窘迫的处境；何况多数知青始终也没领略过一个人一间屋的喜悦。即便如此，她们的估计有助于说明，下乡青年在头几年里是不具备成家立业的物质条件的。
第29节：一婚姻政策(2)
也就是在这次会议上，周恩来专门谈到知青"晚婚"与房子的关系。他说：要提倡晚婚。刚下去，不到20岁，下去后头七八年，十来年，可以不发生住房的问题。以后他可以自给了，有了积累，再给点补助，到结婚时就可以另盖房子了《中央政治局同志接见参加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和总后党委常委扩大会议的同志时的讲话》……周恩来显然了解知青住房问题的普遍性和严重程度，所以才会提出解决结婚住房，只能依靠知青自力更生，用七八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去一点一滴地积累。在这种形势下，知青的晚婚应是势在必行。当时的新闻媒介，一个劲地鼓励知青在农村"扎根落户"，同时却又不遗余力地倡导"坚持晚婚"，知青普遍缺乏安家的物质条件，是一个必须考虑到的经济因素。
不过，国家所制定的知青婚姻政策在受到上述因素制约的同时，还受到了多变的政治风云的牵制。这种牵制，很快使政策偏离了既定的轨道。尽管在1973年8月全国知识青年工作会议上，有关人士还在积极提倡"晚婚"，但第二年年初，新闻媒介对知青婚姻基调却发生了显著转变。转变的开端是由白启娴投诉报纸引起的一场风波。白启娴原是河北师范大学的毕业生，1968年被下放到河北省沧县阎庄公社相国庄大队"插队落户"。1972年与同队一小学文化水平的农民仓促成婚，婚后生活平淡已极。她努力适应由大学生向农妇的角色转变，烧火做饭、喂鸡饲鸭、操持家务、侍奉公婆、生儿育女，构成了日常生活的主要内容。丈夫虽为人厚道，但不乏根深蒂固的夫权观念，无故挨丈夫的打很快成了她的家常便饭。他们之间本来缺乏感情基础，草率成婚，加之在文化程度、生活习惯上的鸿沟，她的婚后生活毫无美满可言丛聪：《"红"牌坊--白启娴婚姻问题调查追记》，《中国妇女》，1987年第8期……她的婚姻受到父亲的反对，也不断遇到周围人们的冷嘲热讽。
1973年底，在一次口角中，与白启娴同在公社执教的一名教师将这起婚姻说成是个"丑(闻)"。白在盛怒之下连写几封信寄给各家报社。信中称，"有人说嫁个农民没出息，依我看，那种贪图个人享受，看不起嫁庄稼汉的人最可卑"；"有人说，落在农村没前途，我坚信在广阔的农村奋斗终生大有作为，前途无量"。为了驳斥各种非议，她不惜美化自己并不如意的婚事，将偶然凑合的婚姻说成是"决心扎根农村干一辈子革命"的自觉举动。白启娴的信适逢其时，当时以江青为首的极左派领导人竭力推波助澜的"批林、批孔"运动刚刚拉开帷幕，正需要造就白启娴这样的"反潮流"典型。
1974年1月27日《河北日报》以《敢于同旧传统观念彻底决裂》为通栏大标题，发表了她的来信和《编者按》。《编者按》吹嘘她的信是"一篇生动的批林、批孔和进行路线教育的好教材"，并"希望涌现出更多的敢于与地主资产阶级的旧思想、旧传统观念决裂，敢于反潮流的人物，这对于反修、防修，对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有其深远意义的"。不久，《人民日报》全文转载了她的事迹。
随着白启娴名声的鹊起，全国各地竞相树立自己的"白启娴"式人物。意味深长的是这些人物为清一色女性，而且大多是在下乡头一两年就嫁给当地农民的。当初的舆论压力可想而知。但物换星移，昨是今非，曾几何时，本来招致非议的人生抉择却成了赢得种种美誉桂冠的政治资本。以这种戏剧性变化为枢纽，宣传喉舌关于知青婚姻政策的重心迅速由倡导晚婚转向鼓励知青在农村结婚。这一重心的转移，主要是与极左派领导人大张旗鼓地将女知青嫁农民的现象加以政治化，并任意夸大曲解的做法呼吸相应的。同时应看到，大批"老三届"青年陆续步入婚龄毕竟成为事实，这对婚姻政策的调整也会产生直接影响。
作为婚姻政策调整的一个明显迹象，1974年11月23日《人民日报》刊载了辽宁省海城县《热情关怀已婚下乡知识青年的成长》的调查报告。与当时充斥报端的有关白启娴一类"与旧传统观念彻底决裂"的典型人物事迹的报道相比，这份调查报告的基调平实得多，只是说：下乡知识青年在农村结婚，安家落户，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的一个成果。这份报告很可能是在知青主管部门主持下完成的，所以比较关注解决已婚青年的实际困难，较少空洞干瘪的政治说教。《人民日报》发表的《编者按》强调了"随着有些下乡知识青年年龄的增长，需要引导他们正确地对待和解决婚姻问题"的重要性。同时指出：鼓励下乡知识青年带头实行晚婚，对改变早婚这种旧的风俗习惯，是个有力的推动。在青年们结婚以后，要教育他们认真搞好计划生育。虽然这篇指导性文章仍兼顾到实行晚婚的必要性，但从1974年起，知青婚姻政策的重心显然转向了鼓励青年在农村结婚。
1976年上半年，是极左派活动最猖獗的时候，也是知青工作受其影响最严重的一段时间，国务院知青办对地方部门提出："邓小平搞拔根，你们就是搞扎根，这就是对着干。"青年在农村"扎根"必须解决婚姻家庭问题，换言之，解决了婚姻家庭问题也就迈出了"扎根"的关键一步。至此，一个本来属于个人私生活范畴的问题被居心叵测地与"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的政治目标紧紧联系在一起，极左思潮披靡所至，知识青年在农村成家立业的举动得到更积极的支持和大力宣传。
综上所述，"文革"期间知青婚姻政策是有明显变化的，前期政策以提倡晚婚为中心，主要是基于国家经济建设、推进计划生育的需要，以及下乡知识青年普遍生活状况的考虑，应该说还是比较务实的；后期政策转向积极鼓励青年在农村结婚，与其说是为了适应大批青年步入婚龄的现实需要，不如说是受到极左派领导人政治行为有力牵制的结果。从1974年的"批林、批孔"运动，1975年的学习"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理论的运动，到1976年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与极左派领导人对国家政治生活变本加厉的干预如影随形的，是知青婚姻的高度政治化，知青在农村结婚成家被不失时宜地贴上"与旧传统观念彻底决裂"、"坚决限制'资产阶级法权'"、"与邓小平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对着干"等蛊惑人心的政治标签，至于这种鼓动会给知青带来怎样的后果显然无人问津。
然而，婚姻政策的转变是一回事，贯彻实施的成效则是另一回事。这是因为，后者不仅取决于决策者的努力，而且在更大程度上取决于知识青年本身的意愿。
第30节：二婚姻率的分析(1)
二婚姻率的分析
下乡青年对待婚姻的态度，除了受到政府行为的影响外，还受着诸如生存条件、家庭背景、文化程度、年龄大小、价值取向等因素的左右。就绝大多数知青而言，在下乡的头几年，恋爱婚姻还没有提上日程表。"文革"前的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成功地塑造了这代青年人清教徒式的恋爱婚姻观。一种风靡的观念是：优先考虑个人问题与革命的大目标是格格不入的。许多青年憧憬的是为解放全人类、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事业奋斗献身，认为沉湎于个人的卿卿我我，意味着失去献身的资格、禁欲主义的幽灵肆无忌惮地在青年中间游荡。不少人认为：男女之爱是肮脏的，只有同志和战友的革命情谊才是可宝贵的。对于过早恋爱的知青，大家往往嗤之以鼻。在这种气氛的挤压下，坠入情网的知青往往会产生负疚感，自惭形秽，甚至产生离群索居的念头。于是，紧闭初开的情窦，将求爱者一口回绝者有之；将热情的情书交给领导者有之；将隐秘的情爱之火熄灭在革命祭坛前者亦有之。
生产建设兵团政治环境也助长了禁欲主义的弥漫。在最初几年，知青谈恋爱属于不可越雷池一步的禁区。舆论认为，知青到兵团的任务是"屯垦戍边，反修防修"，谈情说爱被看成"资产阶级的思想"。极左思潮笼罩下的兵团，将"男女大防"奉为金科玉律，任何"越轨"行为常受到惩办。有的连队自定土政策；掌灯后男女青年接触，必须有"领导"陪同；有的干部专门稽查男女知青幽会，私拆情书，并拿到大会上宣读，作为"阶级斗争的反映"《北大荒风云录》，中国青年出版社1990年版，第133、195页；《红土热血》，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81页。，或者扣上"侮辱妇女"的罪名。对人权的公然践踏，时常激化矛盾。有的青年不堪其辱，逃出境外，成为罪不可赦的"叛国犯"，甚至万念俱灰，走上绝路《北大荒风云录》，中国青年出版社1990年版，第10-12、181-183页……
相形之下，农村插队青年所处的环境则宽松得多。农村的社队组织缺乏高度集中统一的行政干预机制，况且农村早恋早婚的习俗源远流长，农民对渐染此俗的知青不但不以为异，有的反因后者能入乡随俗增添了几分亲近感。于是，知青中第一批结婚者在受到知青群体冷落之余，通常能从当地淳朴敦厚的农民中寻找到慰藉。数年过后，下乡知青的生活态度变得越来越实际，对个人的终身大事虽或处理谨慎，对他人的婚姻已颇能宽容和理解。与此同时，官方政策由提倡晚婚转为积极支持青年结婚。甚至在生产建设兵团，各级领导的态度也明显转变，率先结婚的青年受到表彰，被树为"扎根"的典型《北大荒风云录》，中国青年出版社1990年版，第3页；《辉煌的青春梦》，湖南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第267页……此举旨在遏止知青中迅速蔓延的思乡情绪和通过各种关系调离农村转回城市的风气。但不管怎么说，知青已婚人数确在逐年增长。1974年末，全国已婚知青有48万人；1975年增至61?4万人；1976年为72?6万人；1977年达到创记录的86?1万人，占全部在乡知青的10％。在这以后，随着运动迅速退潮，在乡知青大举返城，已婚青年的人数逐年递减(其间起落的态势详见本书附录表10)。
第31节：二婚姻率的分析(2)
进一步对插队知青和兵团(农场)知青两个群体考察，前者的已婚率要低于后者：1975年末，在乡插队知青的已婚率为7?9％，国营农场为8?7％；到1977年末，在乡插队知青的已婚率为8?2％，国营农场知青的已婚率为17?3％(详见附录表10)。若就安置插队知青和农场知青最多的省份之一黑龙江省的统计资料看，两者已婚率差距更为悬殊：1975年末，该省在乡插队知青的已婚率为2?9％，国营农场知青为9?1％；到1977年末，在乡插队知青的已婚率为3?8％，而国营农场知青的已婚率为22?7％李德滨、石方：《黑龙江移民概要》，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05页……造成上述差距的原因之一：插队青年的生活条件通常比较艰苦，生活水平差，自给率低，经济收入极不稳定；国营农场的知青收入不高但有保障，居住也比较集中。原因之二：插队知青流动性较大，每年都有大批应届毕业生下乡插队，同时又有一部分在乡青年上调工矿企业，势必会降低知青的平均年龄和已婚率；而国营农场的知青队伍则比较稳定，多数是"老三届"学生，年龄偏大，已婚率自然偏高。新疆、宁夏、甘肃三省国营农场的情况尤为特殊：1977年，知青已婚率分别高达63?1％、57?1％、55?9％国务院知青办编：《全国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统计资料》，第51页……究其原因，三省国营农场安置的绝大部分是"文革"以前的老知青。
尽管存在着一些复杂情况，从全局来看，大批适龄青年未能完婚已成为带有普遍性的社会问题，而且这个问题在70年代末达到极其尖锐的程度。关于这方面问题，留待后面再说。这里所要强调的是：虽然国家从1974年起积极鼓励知识青年在农村结婚，并且苦心孤诣地培植了一批"扎根"典型，实际上收效不大。换言之，鼓励知识青年在农村安家落户的政策，以及与之交相辉映的大张旗鼓的宣传远不能说是成功的。
第32节：三婚姻的类型(1)
三婚姻的类型
"文化大革命"的政治背景和到农村安家落户的独特形式注定知青婚姻关系的缔结无法依循生活的常规。
知识青年的婚姻大致分为三种类型：双知青类型(夫妇双方均为知青)，知青与农民类型，知青与国家职工(军人)类型。这三种类型各占知青婚姻的多大比例，没有全国性的统计，只能借助以下三份局部性资料对插队青年的婚姻类型进行一个粗浅的了解：
第一，1980年吉林省的统计，已婚青年中，与农民结婚的占74?9％；知青之间结婚的占21％；与城镇职工结婚的占4?1％《吉林省劳动志》，1992年铅印本，第85页……
第二，1978年河北省保定地区的统计，已婚青年中，与农民结婚的占75?5％；知青之间结婚的占15?2％；与职工结婚的占9?4％河北省保定地区知青办：《已婚知青住房情况》，1978年……
第三，1976年吉林省怀德县的统计：在已婚青年中，与农民结婚的占74?8％，知青之间结婚的占17?9％；与职工结婚的占7?3％吉林省知青办：《怀德县知青基本情况统计》，1976年……
以上三份统计资料在时间上不尽一致，统计单位分别为省、地、县，不具有可比性，其价值在于：从不同层面反映了三种类型在知青婚姻中所占的主从地位，即知青与农民结婚是主导性婚姻类型，其次是双知青类型，最后是知青与职工类型直至公社、大队一级基层组织，司空见惯的同样是这种现象。如《南方日报》1975年7月10日载：三水县乐平公社海州大队，26名已婚知青中，与农民结婚的16人(61?5％)，双知青结婚的6人(23?6％)，同外地城镇青年结婚的4人(15?4％)……这种排列，应该反映了全国插队知青婚姻类型的基本状况。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在城市郊区插队青年中间，婚姻类型的关系略有不同。1976年有关部门对长春市郊区五社两镇的调查表明：已婚知青中，知青与农民结婚的占51％；知青间通婚的占24％；知青与城镇职工结婚的占25％吉林省知青办：《关于已婚知识青年问题的调查报告》，1976年……在这份个案中，与农民结婚的类型要低于全国的平均水平，此缩彼盈，与城镇职工结婚的类型则相应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毗邻城市的地理条件，使知识青年(主要是女知识青年)较易于缔结与城市职工的婚姻，是不言而喻的事实。不过，纵使在这类密迩城市的地区，知青与农民的婚姻仍为主导类型。这或者有助于说明，知识青年下乡后，由城市户口转为农业户口，同时也就失去了城市市民享受的一应生活补贴和福利。在城市人眼里，他们是"新型农民"，深浚的城乡差别、工农差别的壕沟，增加了缔结婚姻的难度。
生产建设兵团(国营农场)知青的择偶环境与插队知青差别明显。生产建设兵团一般地处边疆，区域开阔。兵团的连队自成一方天地，与别的连队相隔有一定距离，有的甚至独自一隅，四周皆是无边的原野。一个连队实际上形成了一个相对封闭的择偶范畴张持坚：《甜蜜和苦涩的融汇》，《文汇报》，1994年11月7日……聚集在这一方天地的知青通常来自天南海北的各个城市。虽然操着南腔北调，毕竟命运相同，旨趣相投，朝夕相处，感情日笃。自然而然，双知青结婚便成为兵团中的主导性婚姻类型。
在三种婚姻类型中，知青与知青共结连理一般具有较为坚实的感情基础。知青间的恋爱萌生于艰苦的岁月，动荡的年代，或基于寻求心理上的慰藉，减轻生活中的沉重压力；或缘于同病相怜的命运。同甘共苦的经历是一个最起码也最重要的前提。"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更何况是相濡以沫的男女知青。共同的文化背景，共同的遭遇，共同的语言，使两颗年轻的心灵相互碰撞，迸发出爱情的火花。从道理上讲，这一类型的婚姻应是知青中最为理想的结合形式，但农村艰窘的生活却给这种"理想的婚姻"蒙上浓重的阴影。许多知青婚后只有菲薄的收入，经济上无以自立。若再生儿育女，对捉襟见肘的生活无异于雪上加霜。一首知青歌曲唱道："人家的丈夫，当官拿数数(四川方言：钱)；知妹(四川对女知青的简称)的丈夫，年终要倒补。""人家的丈夫，都有楼房住，知妹的丈夫，光呀嘛光屁股!"用艺术的夸张，强烈的对比，活衬出男女知青婚后生活的艰辛。
知青与城市职工(包括军人)的婚姻多数具有几个共同特点：知青一方为清一色女性；婚姻由父母包办或亲友撮合，缺乏感情基础；夫妻分居城乡，从一开始就成为"牛郎织女"。农村生活与城市生活的强烈反差，促使一些女知青及其家长将择偶的目光投向城市，使这种婚姻具有了为返城准备条件的明确目的。上海女知青郭慧是家中的独生女，1968年高中毕业后到吉林省延吉县插队。母亲希望她调到离家较近的地方，托人从老家江苏海安县给她介绍了一位中学教师为对象郭慧拒绝了母亲的安排，执意与一青年农民恋爱结婚，被树为本省知青典型。见《吉林日报》，1974年12月21日……上海女知青夏美珍，在贵州绥阳县插队。她的父亲想方设法为她在老家宁波市附近镇海县的一个农具厂找好工作，并替她在宁波市物色了一个对象，认为这样做可以使她回到城市，而且距离上海较近《南方日报》，1975年7月10日……一些女知青，家中无权无势，返城无路，眼看着同伴一个接一个地远走高飞，只得把自己的命运压在与城市职工订婚上。虽然国家有关政策不允许农村户口的妻子和子女迁入男方所在的城市，但这种结合毕竟为女知青提供了长期探亲，与城市建立稳定关系的保障；女方还可从丈夫的工资中获利。尤为重要是，国家政策在限制农村人口流入城市的同时，为城乡两地长期分居夫妇的团聚仍留有一些活口，这使在农村的女方或迟或早能返归梦牵魂绕的城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