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文人不必皆翰林
唐、宋以来，翰林尚多书画医卜杂流，其清华者，惟学士耳。至前明则专以处文学之臣，宜乎一代文人尽出於是。乃今历数翰林中，以诗文着者，惟程敏政、李东阳、吴宽、王鏊、康海、王九思、陆深、杨慎、焦竑、陈仁锡、董其昌、钱福、钱谦益、张溥、金声、吴伟业耳。其次则夏昹、张泰、罗玘、王维祯、王淮、晏铎、王廷陈、王韦、陈沂、袁、黄辉、袁宗道，虽列文苑传中，姓氏已不甚着。
而一代中赫然以诗文名者乃皆非词馆，如李梦阳、何景明、王世贞、李攀龙，世所称四大家，皆部郎及中书舍人也。
其次如徐祯卿、边贡、杨循吉、柯维骐、王慎中、唐顺之、田汝成、皇甫涍兄弟、王世懋、袁中道、曹学佺、锺惺、李日华、陈际泰，亦皆部曹及行人博士也。
其名称稍次，而亦列文苑传者，储瓘、郑善夫、陆师道、高叔嗣、蔡汝楠、陈束、梁有誉、宗臣、徐中行、吴国伦、王志坚，亦皆部曹及中书行人也。
顾璘、王圻、李濂、茅坤、归有光、胡友信、屠隆、袁宏道、王惟俭，则并非部曹而皆知县矣。然此犹进士出身也。
若祝允明、唐寅、黄省曾、瞿九思、李流芳、谭元春、艾南英、章世纯、罗万藻，则并非进士而举人矣。
并有不由科目而才名倾一时者，王绂、沈度、沈粲、刘溥、文徵明、蔡羽、王宠、陈淳、周天球、钱谷、谢榛、卢、徐渭、沈明臣、余寅、王登、俞允文、王叔承、沈周、陈继儒、娄坚、程嘉燧，或诸生，或布衣山人，各以诗文书画表见於时，并传及後世。
回视词馆诸公，或转不及焉，其有愧於翰林之官多矣！
明中叶才士傲诞之习
明史文苑传：吴中自祝允明、唐寅辈才情轻艳，倾动流辈，放诞不羁，每出名教外。今按诸书所载：
寅慕华虹山学士家婢，诡身为仆，得娶之，後事露，学士反具资奁，缔为姻好。（朝野异闻录）文徵明书画冠一时，周、徽诸王争以重宝为赠。（明焦竑玉堂丛语）宁王宸濠慕寅及徵明，厚币延致，徵明不赴，寅徉狂脱归。（明史文苑传）
又桑悦为训导，学使者召之，吏屡促，悦怒曰「天下乃有无耳者！」期以三日始见，仅长揖而已。
王廷陈知裕州，有分巡过其地，稍凌挫之，廷陈怒，即散遣吏卒，禁不得只应，分巡者窘而去。於是监司相戒，勿入裕州。
康德涵六十生日，召名妓百人为百年会，各书小令付之，使送诸王府，皆厚获。
谢榛为赵穆王所礼，王命贾姬独奏琵琶，歌其所作竹枝词，歌罢，即饰姬送於榛。大河南北，无不称谢榛先生者。（俱见明王圻稗史汇编）
此等恃才傲物，跅弛不羁，宜足以取祸，乃声光所及，到处逢迎，不特达官贵人倾接恐後，即诸王亦以得交为幸，若惟恐失之，可见世运昇平，物力丰裕，故文人学士得以跌荡於词场酒海间，亦一时盛事也。
明仕宦僭越之甚
鄢懋卿恃严嵩之势，总理两浙、两淮、长芦、河东盐政，其按部尝与妻偕行，制五彩舆，令十二女子舁之。（见严嵩传）
张居正奉旨归葬，藩臬以上皆跪迎，巡方御史为之前驱。真定守钱普创为坐舆，前轩後室，旁有两庑，各立一童子给使令，凡用舁夫三十二人。所过牙盘上食，味逾百品，犹以为无下箸处，普无锡人，能为吴馔，居正甘之日「吾至此，始得一饱。」於是吴人之能庖者，召募殆尽。（居正传）
擅挞品官
唐时大吏有擅杖官吏之弊，明制已革除，然权势在手，亦竟有违例肆威者。
王来为参政，以公事杖死县令不职者十余人。（来传）
陈怀镇四川，笞佥事柴震。（怀传）
雍泰为山西按察使，太原府尹珍不避道，泰责之，不服，泰竟笞之，珍诉於朝，下泰狱，释之。泰巡抚宣府，参将李稽坐事，畏劾，乞受杖，泰以大杖决之，稽奏泰凌虐。（泰传）
黄泽为浙江布政使，盐运使丁鎡不避道，泽挞之，为所奏下狱。（泽传）
副都御史周铨以私撼挞御史，诸御史共劾之，遂下铨狱。（铨传）
巡盐御史祝徽、巡按御史毕佐周皆擅挞指挥使，崇祯帝以指挥秩崇，非御史可挞，下部，稽典制：御史无挞指挥例。都御史陈于廷引巡抚提问四品武职敕书对，帝以比拟不伦斥之。（于廷传）
是故事本无擅挞品官之例，而威柄在手，辄肆行之，亦可见是时仕宦之横也。
明乡官虐民之害
前明一代风气，不特地方有司私派横征，民不堪命，而缙绅居乡者，亦多倚势恃强，视细民为弱肉，上下相护，民无所控诉也。
今按杨士奇传：士奇子稷居乡，尝侵暴杀人，言官交劾，朝廷不加法，以其章示士奇。又有人发稷横虐数十事，乃下之理，士奇以老病在告，天子（英宗）不忍伤其意，降诏慰免，士奇感泣，遂不起。是时士奇方为首相，而其子至为言官所劾，平民所控，则其肆虐已极可知也。
又梁储传：储子次摅为锦衣百户，居家，与富人杨端争民田，端杀田主，次摅遂灭端家二百余人，武宗以储故，仅发边卫立功。朝野异闻录，又载次摅最好束人臂股或阴茎，使急迫而以针刺之，血缕高数尺，则大叫称快。此尤可见其恣虐之大概矣！
焦芳传：芳治第宏丽，治作劳数郡。是数郡之民皆为所役。
又姬文允传：文允宰滕县，白莲贼反，民皆从乱，文允问故，咸曰「祸由董二。」董二者，故延绥巡抚董国光子，居乡暴横，民不聊生，故被虐者至甘心从贼。则其肆毒更可知也。
又琅琊漫抄载：松江钱尚书治第，多役乡人，砖甓亦取给於役者。有老佣後至，钱责之，对曰「某担自黄瀚坟，路远故迟耳。」钱益怒，答曰「黄家坟亦吾所筑，其砖亦取自旧家，勿怪也。」此又乡官役民故事也。
其後崑山顾秉谦附魏忠贤得入阁，忠贤败，秉谦家居，崑民焚掠其家，秉谦窜渔舟以免。（秉谦传）时秉谦已失势，其受侮或不足为异。
至如宜兴周延儒方为相，陈于泰方为翰林，二家子弟暴邑中，宜兴民至发延儒祖墓，又焚于泰於鼎庐。（祁彪佳传）
王应熊方为相，其弟应熙横於乡，乡人诣阙击登闻鼓，列状至四百八十余条，赃一百七十余万。其肆毒积怨於民可知矣。
温体仁当国，唐世济为都御史，皆乌程人，其乡人盗太湖者，以两家为奥主。兵备冯元扬捕得其魁，则世济族子也。（元扬传）是乡官之族且庇盗矣！
又有投献田产之例，有田产者，为奸民籍而献诸势要，则悉为势家所有。
天顺中，曾翬为山东布政使，民垦田无赋者，奸民指为闲田，献诸戚畹，翬断还民。（见李棠传）
河南濒黄河淤地，民就垦，奸民指为周王府屯场，献王邀赏，王辄据而有之，原杰请罪献者，并罪受者。（原杰传）
又戒庵漫笔：万历中，嘉定青浦间有周星卿，素豪侠，一寡妇薄有赀产，子方幼，有侄阴献其产於势家，势家方坐楼船，鼓吹至阅庄，星卿不平，纠强有力者突至索斗，乃惧而去，诉於官，会新令韩某颇以扶抑为己任，遂直其事。此亦可见当时献产恶习。此一家因周星卿及韩令得直，其他小民被豪占而不得直者，正不知凡几矣！
由斯以观，民之生於我朝者，何其幸也。
按邓茂七之乱，其俗佃人送租至田主家，茂七倡其侪毋送，令田主自往受租，田主诉於县官，官遣巡检往摄，茂七杀弓兵数人，遂反，陷二十余州县，後大举剿之，始灭。（事见丁瑄传）此亦可见激变之由。然恶佃恃强辄敢拒官倡乱，此风亦不可开，是在长民者，禁势家之欺凌，又惩奸民之凶悍，则两得其平，不至滋事矣！
吏役至大官
梁璟传：天顺八年，修隆善寺，工竣，授工匠三十人官尚宝卿，任道逊等以书碑亦进秩，王诏上疏切谏，工匠授官已滥觞於此。
正德初，刘健等疏中有「画史、工匠滥授官职，多至数百人，岂可不罢？」（健传）
刘瑾擅权，通监纂要成，诬诸翰林纂修官誊写不谨，皆被谴，而命文华殿书办张骏等改誊，骏擢至礼部尚书，他授京卿者又数人，装潢匠役亦授官秩。（见谨传）
世祖时，匠役徐杲以营造擢官工部尚书，其属冒太仆少卿、苑马卿以下职衔者以百数。（李芳传）
又工匠赵奎等五十四人亦以中官请，悉授职。（胡世宁传）
海外诸番多内地人为通事
内地人民擅入外番
明史外国传：洪熙（仁宗）时，黄岩民周来保、龙岩民锺普福逃入日本，为之乡导，犯乐清。
成化（宪宗）四年，日本贡使至，其通事三人自言「本宁波人，为贼所掠，卖与日本，今请便道省祭。」许之。
五年，琉球贡使蔡璟言「祖父本福建南安人，为琉球通事，擢长史，乞封赠其父母。」不许。
十四年，礼部奏言「琉球所遣使多闽中逋逃罪人，专贸中国之货，以擅外番之利。」
时有闽人胡文彬入暹罗国，仕至坤岳，犹天朝学士也，充贡使来朝，下之吏。
正德三年，满剌加（今称麻六甲、马六甲）入贡，其通事亚刘本江西人萧明举，负罪逃入其国，随贡使来，寻伏诛。
五年，日本使臣宋素卿，本鄞县朱氏子名缟，幼习歌唱，倭使悦之，缟叔澄因鬻焉，至是充使至苏州，与澄相见。
又琉球王左长史朱辅，本江西饶州人，仕其国多年，年八十余，彼国贡使偕来，奏明许其致仕还乡。
又佛郎机贡使至，有火者亚三，夤缘江彬，得侍帝侧，自言「本华人，为番所使。」後伏诛。
万历中，有漳州人王姓者，为浡泥国（当今汶莱苏丹国）那督，华言尊官也。
又有海澄人李锦及奸商潘秀、郭震勾结荷兰人贿税使高寀求借澎湖，为互市之地。
此皆内地民阑入外番之明据，然犹未至结队聚党也。
内地人民家於外番
三佛齐国（原室利佛逝(Srivijaya)，即今印尼巨港(巴邻旁)，境跨马来半岛、苏门答腊附近）为爪哇所占，改名旧港，闽、粤人多据之，至数千家，有广东人陈祖义为头目，群奉之。又嘉靖末，广东大盗张琏为官军所逐，後商人至旧港，见琏为市舶长，漳、泉人多附之，犹中国市舶官云。
又吕宋地近闽，闽人商贩其国者，至数万人，往往久居不返，至长子孙。後佛郎机夺其国，多逐归，留者悉被侵辱。（以上俱见明史外国传）
是内地民人且有千百为群，家於外番者矣。
奸民引外番为内地害
及嘉靖中倭寇之乱，先有闽人林汝美、李七、许二诱日本倭劫海上（七修类稿），继有汪直、叶碧川、王清溪、谢和等据五岛，煽诸倭入寇，又有徐海、陈东、麻叶等偕倭人巢柘林、乍浦等处劫掠。（胡宗宪传）内地亡命者附之，如萧显、池南山、叶明等，实繁有徒，凡十年而乱始定。（七修类稿）
是奸民不惟向外番滋事，且引外番为内地害矣。（郑晓传，谓倭寇中国，奸民利倭贿，为之乡道，以故倭人所据营砦皆得要害，尽知官兵虚实，倭恃汉人为耳目，汉人以倭为牙爪。）
嘉靖中倭寇之乱
明祖定制：片板不许入海。承平日久，奸民勾倭人及佛郎机诸国私来互市，闽人李光头、歙人许栋踞宁波之双屿为之主，势家又护持之。或负其直，栋等即诱之攻剽，负直者胁将吏捕之，故泄师期令去，期他日偿，他日负如初，倭大怨，益剽掠。朱纨为浙抚，访知其弊，乃革渡船，严保甲，一切禁绝私市，闽人骤失重利，虽士大夫亦不便也，腾谤於朝，嗾御史劾纨落职，时纨已遣卢镗击擒光头、栋等，筑寨双屿，以绝倭屯泊之路，他海口亦设备矣，会被劾，遂自经死。纨死而沿海备尽弛，栋之党汪直遂勾倭肆毒。（明史朱纨传）
案郑晓今言，谓国初设官市舶正，以通华夷之情，行者获倍蓗之利，居者得牙侩之息，故常相安。後因禁绝海市，遂使势豪得专其利，始则欺官府而通海贼，继又藉官府以欺海贼，并其货价乾没之，以至於乱。郎瑛七修类稿亦谓汪直私通番舶，往来宁波有日矣。自朱纨严海禁，直不得逞，招日本倭叩关索负，突入定海劫掠云。
郑晓、郎瑛皆嘉靖时人，其所记势家私与市易，负直不偿，致启寇乱，实属酿祸之由。然明祖初制：片板不许入海。而晓谓国初设官市舶，相安已久，迨禁绝海市，而势豪得射利致变。瑛并谓纨严海禁，汪直遂始入寇。是竟谓倭乱由海禁所致矣。此犹是闽浙人腾谤之语，晓等亦随而附和，众口一词，不复加察也。海番互市，固不必禁绝，然当定一贸易之所，若闽浙各海口俱听其交易，则沿海州县处处为所熟悉，一旦有事，岂能尽防耶？
外番借地互市
海外诸番与中国市易，必欲得一屯驻之所，以便收泊。
明初暹罗、占城、爪哇、琉球、浡泥诸国皆在广州互市，正德中移於高州电白县，嘉靖中始移香山之壕镜，岁输课二万金，即今澳门也。佛郎机人因得混入其中。後佛郎机并吕宋、满剌加二国，势力独强，诸国人之在壕镜者皆畏之，遂为其所专据，筑城建寺焉。大西洋人来亦乐居此，故市易益广。今番人皆立家室，长子孙，不下数千家，从无不轨之谋，盖其志在市易取利，无别意也。
然海外诸番不一，壕镜所居，大约只数国之人，而他国不与焉，故往往各欲乞地以为永业。如嘉靖中，林道乾遁於台湾，後去而荷兰人即据之。万历中，荷兰人又贿税使高寀，求筑城於澎湖，都司沈有容往谕之，始去。其在台湾者，亦为郑芝龙所逐。芝龙降後，荷兰又据之，郑成功又夺其地。本朝取台湾後，始不复为外番所占。可见诸番互市，必欲得一屯泊之所也。
近日英吉利国遣使入贡，乞於宁波之珠山及天津等处，僦地筑室，永为互市之地，皇上以广东既有澳门，听诸番屯泊，不得更设市於他处，所以防微销萌者，至深远矣。
案珠山即舟山也，四面皆海，昔勾践欲栖夫差於甬东，即此地。宋为昌国城，明属宁波之定海县。倭乱时，据为巢穴。汪直约降於胡宗宪，曾遣其子滶破倭於舟山。徐海死，余党亦窜舟山，为俞大猷所殪。及汪直既降被诛，滶又栅於舟山入寇。（见胡宗宪传）明末总兵黄斌卿据之，鲁王以海监国绍兴，兵败来投，斌卿不纳。先是，舟山田皆属内地大户，至是斌卿尽籍为官田，使民佃田纳租，盖欲占为世业也。顺治六年，斌卿为张名振等所杀，鲁王复来驻。顺治八年，大兵攻之，三阅月始遁去，我朝使巴臣兴镇守。十二年，郑成功遣洪旭来寇，臣兴降之。明年，我兵复其地，始入版籍。可见此山乃浙海中要地，番人得之，即可据为巢穴，固不可轻授也。（明史张可大传：舟山，宋昌国城，居海中，有七十二墺，为浙东要害，可大为参将，条八议，筹战守，皆硕画。）
天主教
意大理亚国在大西洋中。万历中，其国人利玛窦至京师，为万国全图，言天下有大洲五，第一曰亚细亚洲，凡百余国，而中国居其一；第二曰欧罗巴洲，凡七十余国，而意大理亚居其一；第三曰利未亚洲，亦百余国；第四曰亚墨利加洲；第五曰墨瓦腊泥加洲，而域中大地尽矣。大抵欧罗巴诸国悉奉天主教。天主耶酥，生於女德亚，即古大秦国也，其国在亚细亚洲之中，西行教於欧罗巴，其始生在汉哀帝元寿二年庚申，阅一千五百八十一年，至万历九年，利玛窦始泛海九万里，抵广州之香山澳，其教渐行。
二十九年，入京师，以方物献，并贡天主及天主母图，礼部以会典不载大西洋名目，駮之，帝嘉其远来，假馆授餐，公卿以下重其人，咸与交接，利玛窦安之，遂留居不去，三十八年卒。
其年，以历官推算日食多谬，五官正周子愚言「大西洋人庞迪我、熊三拔等深明历法，其书有中国所不及者，当令采择。」遂令迪我等同测验。
自利玛窦来後，其徒来者益众，有王丰肃、阳玛诺等居南京，以其教倡行，官民多从之，礼部郎中徐如珂恶之，奏请逐回。四十六年，迪我等奏「臣与利玛窦等泛海九万里，观光上国，臣等焚修行道，尊奉天主，岂有邪谋？敢堕恶业？乞赐宽假。」帝亦不报，而其居中国如故。
崇祯时，历法益舛，礼部尚书徐光启请令其徒罗雅名、汤若望等以其国新法相参较，书成，即以崇祯元年戊辰历为历元，其法视大统历为密焉。
其人东来者，大都聪明特达之士，意专行教，不求禄利，所着书多华人所未道，故一时好异者咸尚之。其徒又有龙华民、毕方济、艾如略、邓玉函诸人，皆欧罗巴国之人也。
统而论之，天下大教四，孔教、佛教、回回教、天主教也，皆生於亚细亚洲，而佛教最广，亚细亚洲内，如前後藏、准噶尔、喀尔喀、蒙古等部悉奉佛教，中国亦佛教盛行，亚细亚洲外，如西洋之古里国、锡兰国、榜葛剌国、沼纳朴儿国，南洋之白葛达国、占城国、宾童龙国、暹罗国、真腊国，东洋之日本国、琉球国，皆奉佛教。（俱见明史外国传）又增迦剌国、马八儿国俱有佛钵舍利。（见元史亦黑迷失传）其余海外诸番，则皆奉天主教矣。回回教，亚细亚洲内，惟乌什、叶尔羌、喀什噶尔、和阗、郭酣、巴达克山、控噶尔、克食米尔、退木尔沙等国奉之。（见椿园氏异域琐谈）外洋则祖法儿国、阿丹国、忽鲁谟斯诸国奉之。（亦见明史外国传）孔教仅中国之地，南至交趾，东至琉球、日本、朝鲜而已。是佛教所及最广，天主教次之，孔教、回回教又次之。
孔子集大成，立人极，凡三纲五常之道，无不该备，乃其教反不如佛教、天主教所及之广。盖精者惟中州清淑之区始能行习，粗者则殊俗异性皆得而范围之，故教之所被尤远也。试观古帝王所制礼乐刑政，亦只就伦常大端导之禁之，至於儒者所言身心性命之学，原不以概责之庸众，然则天道之包举无遗，固在人人共见之粗迹，而不必深求也哉！
卷三十五 明史
万历中矿税之害
万历中，有房山民史锦、易州民周言等言阜平、房山各有矿砂，请遣官开采，以大学士申时行言而止。後言矿者争走阙下，帝即命中官与其人偕往。盖自二十四年始，其後又於通都大邑增设税监，故矿、税两监遍天下，两淮又有盐监，广东又有珠监，或专或兼，大璫、小监纵横绎骚，吸髓饮血，天下咸被害矣。其最横者，有陈增、马堂、陈奉、高淮、梁永、杨荣等。
增开采山东，兼徵东昌税，纵其党程守训等大作奸弊，称奉密旨搜金宝，募人告密，诬大商巨室藏违禁物，所破灭什佰家，杀人莫敢问。又诬劾知县韦国贤、吴宗尧等，皆下诏狱，凡肆恶山东者十年。
堂天津税监，兼辖临清。始至，诸亡命从者数百人，白昼手锒铛，夺人财，抗者以违禁罪之，僮告主者，畀以十之三，破家者大半，远近罢市。州民万余纵火焚堂署，毙其党三十七人，皆黥臂诸偷也。事闻，诏捕首恶，株连甚众，有王朝佐者，以身任之，临刑神色不变，州民立祠祀之。
陈奉徵荆州店税，兼采兴国州矿砂，鞭笞官吏，剽劫行旅。商民恨刺骨，伺其出，数千人竞掷瓦石击之。至武昌，其党直入民家，奸淫妇女，或掠入税监署中，士民公愤，万余人甘与奉同死，抚按三司护之始免。已而汉口、黄州、襄阳、宝庆、德安、湘潭等处民变者凡十起，奉又诬劾兵备佥事冯应京等数十员，帝皆为降革逮问，武昌民恨切齿，誓必杀奉，奉毫匿楚王府，众乃投奉党耿文登等十六人於江，以巡抚支可大护奉，焚其辕门，而奉幸免。
高淮采矿、徵税辽东，搜括士民财数十万，招纳亡命，纵委官廖国泰虐民激变，诬系诸生数十人，打死指挥张汝立，又诬劾总兵马林等，皆谪戍。率家丁三百人，张飞虎旗，金鼓震天，声言欲入大内，遂潜住广渠门外，御史袁九皋等劾之，帝不问。淮益募死士出塞，发黄票、龙旗走朝鲜，索冠珠貂马。又扣除军士月粮，前屯卫军甲而噪，誓食其肉，锦州、松山军相继变，淮始内奔。
梁永徵税陕西，尽发历代陵寝，搜摸金玉，纵诸亡命旁行劫掠，所至邑令皆逃，杖死指挥县丞等官，私宫良家子数十人，税额外增耗数倍，索咸阳冰片五十斤、麝香二十斤，秦民愤，共图杀永，乃撤回。
杨荣为云南税监，肆行威虐，诬劾知府熊铎等，皆下狱，百姓恨荣入骨，焚税厂，杀委官张安民，荣益怒，杖毙数千人，又怒指挥樊高明，榜掠绝筋以示众，於是指挥贺世勋等率冤民万人焚荣第，杀之，投火中，并杀其党二百余人，帝为不食者累日。
此数人其最着者也。
他如江西矿监潘相激浮梁、景德镇民变，焚烧厂房，相往勘上饶矿，知县李鸿戒邑人敢以食物市者死，相竟日饥惫而归，乃劾鸿，罢其官。
苏杭织造太监孙隆激民变，遍焚诸委官家，隆走杭州以免。
福建税监高寀在闽肆毒十余年，万众汹汹，欲杀寀，寀率甲士二百人突入巡抚袁一骥署，劫之令谕，众始退。
此外如江西李道、山西孙朝、张忠、广东李凤、李敬、山东张 、河南鲁坤、四川邱乘云辈，皆为民害，犹其次焉者也。
是时廷臣章疏悉不省，而诸税监有所奏，朝上夕报可，所劾无不曲护之，以故诸税监益骄，所至肆虐，民不聊生，随地激变，迨帝崩，始用遗诏罢之，而毒痡已遍天下矣。论者谓明之亡，不亡於崇祯，而亡於万历云。
万历中缺官不补
万历末年，怠荒日甚，官缺多不补。旧制：给事中五十余员，御史百余员。至是六科止四人，而五科印无所属，十三道只五人，一人领数职，在外巡案，率不得代，六部堂官仅四、五人，都御史数年空署，督抚监司亦屡缺不补。文武大选，急选官及四方教职积数千人，以吏、兵二科缺掌印不画凭，久滞都下，时攀执政舆哀诉。诏狱诸囚，以理、刑无人，不决，遣家属聚号长安门。职业尽弛，上下解体，内阁亦只方从哲一人，从哲请增阁员，帝以一人足办，不增置，从哲坚卧四十余日，阁中虚无人，帝慰留再三，又起视事。帝恶言者扰聒，以海宇昇平，官不必备，有意损之，及辽左军兴，又不欲矫前失，行之如旧。（方从哲传）
今案叶向高疏言「自阁臣至九卿台省，曹署皆空，南都九卿亦止二人，天下方面大吏，去秋至今，未尝用一人。」又言「今六卿止赵焕一人，都御史十年不补。」（向高传）又孙玮为户部尚书时，大僚多缺，玮兼署戎政及兵部，又都御史自温纯去後，八年不置代，至外计期近，始命玮以兵部尚书掌左都御史事。（玮传）御史孙居相一人兼摄七差，署诸道印。（居相传）观此，可见是时废弛之大概也。
三案
梃击
万历中，郑贵妃专宠，光宗虽为皇长子，而储位未定，朝臣多疑贵妃欲立己子福王，故请建储及争三王并封之议者，无虑数十百疏。迨光宗既立为太子，犹孤危无依，故朝臣请福王之国者，又数十百疏，福王已之国矣。四十三年五月四日，忽有人持枣木梃入慈庆宫（光宗为太子时所居）击伤门者，至前殿，为内侍所执。皇太子奏闻，巡城御史刘廷元讯其人，名张差，语无伦次，状似疯癫。移刑部，郎中胡士相等遂欲以疯癫具狱。提牢主事王之寀密讯其人，名张五儿，有马三舅、李外父令随一老公至一大宅，亦系老公家，教以遇人辄打死。之寀录其语，明日刑部又覆讯，马三舅名三道，李外父名守才，引路老公系庞保，大宅老公系刘成，保、成皆郑贵妃宫内奄人也。中外籍籍，皆疑贵妃弟郑国泰主谋，欲弑太子，为福王也。帝亦心动。贵妃窘，自乞哀於皇太子。帝御慈宁宫，皇太子及三皇孙侍，召阁臣方从哲、吴道南及朝臣入，极言我父子慈爱，以释群疑。命磔差、保、成三人，无他及。群臣出，帝意中变，命先戮差。及九卿三法司会同司礼监讯保、成於文华门，保、成以无左证，遂辗转不承。刑部尚书张问达请移入法司刑讯，帝以事连贵妃，恐付外益滋口实，乃毙保、成於内，三道、守才远流，其事遂止。（张问达、王之寀等传）此梃击一案也。
红丸
光宗即位甫数日即病痢，中官崔文昇进利剂，益剧，有鸿胪寺官李可灼进药称仙丹，帝召阁臣方从哲、韩爌等入受顾命，因问李可灼有药，即传入诊视，言病源甚悉，帝命速进药，诸臣皆不敢决，可灼遂进一丸，帝稍觉舒畅，诸臣退，帝又命进一丸，明日天未明，帝崩。（韩爌传）此红丸一案也。
移宫
光宗初即位，时郑贵妃尚在乾清宫，李选侍为贵妃，请封皇太后，帝已允太后之封，谕司礼监矣，时外廷传言贵妃以美女进帝以致病，御史杨涟劾崔文昇用药无状，并请帝慎起居，因及郑贵妃不宜封太后。越三日，帝召大臣，并及涟，数目视涟「毋听外间流言。」遂逐文昇，且停太后命。涟自以小臣受顾命，誓以死报，帝崩，涟急催阁部大臣同入，临毕，阁臣刘一问群奄「皇长子何在？」东宫伴读王安曰「为李选侍所匿耳！」一大呼「谁敢匿新天子者！」安入白，选侍乃令皇长子出，一等即呼万岁，掖升辇，至文华殿，先正太子位。时选侍在乾清宫，一谓太子不可与同居，乃奉太子暂居慈庆宫。明日，周嘉谟、左光斗等疏请令选侍移宫，光斗疏中有武氏语，选侍怒，欲召太子加光斗重谴，涟正色谓诸奄「太子今已为天子，选侍何得召？」明日，又合疏上，选侍不得已，即日移哕鸾宫，帝乃还乾清。（一、涟、光斗传）此移宫一案也。
梃击
梃击自庞保、刘成死後，浮议已息。明年之寀为徐绍吉劾去。天启中，之寀复官，乃追理前事，上复雠疏，谓「梃击一事，何等大事？乃刘廷元以疯癫蔽狱，胡士相亦朦胧具词，实缘外戚郑国泰私结廷元，谋为大逆耳！」此又梃击一案争端之始也。
红丸
光宗崩，阁臣方从哲票拟，赏李可灼银币，御史王舜等劾可灼，乃改令可灼引疾归。已而孙慎行入朝，追劾从哲，谓「可灼非太医，红丸是何药？从哲乃敢使进御，从哲应坐弑逆之罪。」王纪、杨东明、锺羽正、萧近高、邹元标等疏继之，黄克缵等则为从哲辨，此又红丸一案争端之始也。
移宫
李选侍移宫时，内竖李进忠、刘朝、田诏等盗金宝过乾清门而仆，帝下法司案治，诸奄惧，则扬言帝薄待先朝妃嫔，致选侍移宫日跣足投井，以摇惑外廷。御史贾继春遂上安选侍书，黄克缵入其言，亦附和之，帝怒，削继春籍。已而帝渐忘前事，王安又为魏忠贤排死，刘朝、田诏等乃贿忠贤而上疏辨冤，於是继春等起用，倚奄势与杨涟等为难，此又移宫一案争端之始也。
此三案者，本各有其是，
梃击
梃击虽不能不致疑於郑氏，然安知非庞保、刘成等之行险幸功？故当时孙承宗已谓「事关太子，不可不问；事连贵妃，不可深问；庞保、刘成而下可问；庞保、刘成而上不可问。」此亦善为调停之说也。
红丸
红丸之案，据韩爌具述进药始末，谓「可灼进药时，诸大臣皆在，皆未阻止。」而慎行独责从哲以弑逆，本属深文，故疏出，举朝共觉其过当，特以其援引春秋许世子不尝药之例，其论自不可没。
移宫
至移宫一事，光宗在位日浅，李选侍素无权势，不比郑贵妃之在万历中数十年薰灼也，即暂居乾清，亦岂遂能垂帘称制？特熹宗年尚幼，不可不虑其久而挟制，此杨涟等趣移宫之深意也。既移宫後，自当待以恩礼，乃忽有薄待先朝嫔御之流言，则贾继春之请安选侍，亦未为过。
故倪元璐之论此三案，谓主梃击者，力护东宫；争梃击者，计安神祖。主红丸者，仗义之词；争红丸者，原情之论。主移宫者，弭变於几先；争移宫者，持平於事後。各有其是，不可偏非。此说最得情理之平。
乃此三案遂启日後无穷之攻击者。
缘万历中，无锡顾宪成、高攀龙等讲学东林书院，为一时儒者之宗，海内士大夫慕之。其後邹元标、冯从吾等又在京师建首善书院，亦以讲学为事。赵南星由考功郎罢归，名益高，与元标、宪成，海内拟之三君。其名行、声气足以奔走天下，天下清流之士群相应和，遂总目为东林。
凡忤东林者，即共指为奸邪，而主梃击、红丸、移宫者皆东林也。万历末，东林已为齐、楚、浙三党斥尽。（叶向高传）光熹之际，叶向高再相，与刘一等同心辅政，复起用东林，及赵南星长吏部，又尽斥攻东林者。於是被斥者谋报复，尽附魏奄，借其力以求胜。向高等相继去国，涟、光斗等又被诬害，凡南星所斥者，无不拔擢，所推者无不遭祸，迭胜迭负，三案遂为战场。
倪元璐所谓三案在逆奄未用之先，虽甚水火，不害埙箎；逆奄得志後，逆奄杀人，则借三案，群小求进，则借三案，经此二借，而三案全非矣！
三案俱有故事
光宗在东宫时有梃击之变，固出非常，然此亦有故事。万历元年正月，有王大臣者为内侍服，入乾清宫，被获，下东厂讯，中官冯保欲缘此害高拱，令家人辛儒教以为高拱所使行刺者，锦衣都督朱希孝等会鞫，大臣疾呼曰「许我富贵，乃掠治我耶？我何处识高阁老？」希孝惧，不敢讯，廷臣杨博、葛守礼等力言於张居正，居正讽冯保，保乃以生漆酒瘖大臣，移送法司处斩。（高拱传）是宫禁之变，先已有之。但李希孔疏，谓「王大臣徒手闯宫门，则非张差之持棍肆击者可比，究不知有主使否也。」
红丸亦有故事，孝宗崩，时中官张瑜等以误用药下狱，杨守随会讯杖之。（守随传）御史任惠又请明正张瑜及刘文泰用药失宜之罪。（惠传）世宗晚年，服方士药，及崩，法官坐方士王金等子弑父律。（高拱传）是用药致殒，亦有故事。然高拱谓「世宗临御四十五年，抱病经岁，寿考令终，乃谓为王金等所害，诬以不得正终，天下後世，视帝为何如主？」此又一说也。盖世宗之服方士药，误在平日，故无迹可寻，孝宗、光宗之服药遽崩，误在临时，其迹易见，使崔文昇、李可灼之案，阁臣或仿杨守随杖责之例，则诸臣当亦无异言矣，而反赉以银币，所以招物议也。
至移宫之例，即光宗初登极时，郑贵妃亦尚在乾清宫，为李选侍请封皇后，选侍亦为贵妃请封皇太后，尚书周嘉谟等共诘责郑养性，令贵妃移宫，贵妃即日移慈宁去，是移宫亦已有故事也。第光宗系长君，故郑贵妃不能不移，熹宗则冲主，选侍或以保护为词，同处日久，易启挟制之渐，故涟等早虑之耳。然选侍去而客氏入，卒至与魏奄乱政，盖国运将倾，固非人所能预料也。
张居正久病百官斋祷之多
明天启中，魏阉生祠遍天下，人皆知之，而万历中，张居正卧病，京朝官建醮祷祀，延及外省，靡然从风，则已开其端。
盖明中叶以後，士大夫趋权附势，久已相习成风，黠者献媚，次亦迫於避祸而不敢独立崖岸，此亦可以观风会也。
案明史：居正病，四阅月不愈，百官并斋醮为祈祷，南都、秦、晋、楚、豫诸大吏，无不建醮。
而明朝小史所载更详：万历十年，居正病久，帝大出金帛为医药资，六部大臣九卿五府公侯伯俱为设醮，已而翰林科道继之，部属中行又继之，诸杂职又继之。仲夏赤日中，舍职业而奔走焉。其同乡门生故吏有再举三举者，司香大僚执炉日中，当拜表章，则长跪弗起，至有贿道士数更端以息膝力者。所拜章必书副本，赂其家人，达之相公，或见而颌之，取笔点其一二丽语，自是争募词客为之，冀其一启颜。不旬日，而南京仿之，山、陕、楚、闽、淮漕、抚、按、藩、臬无不醮者。
于慎行笔麈又记：建醮时，有朱御史於马上首顶香盒诣醮所，已而奉使出都，畿辅官例致牢饩，则大骂曰「尔不知吾为相公斋耶？奈何以肉食馈我！」
此等情状，其去魏阉之生祠，亦岂有异耶？
明言路习气先後不同
明制：凡百官、布衣皆得上书言事。
邹缉等传赞，谓：太祖开基，广辟言路，中外臣僚建言不拘职掌，草野微贱亦得上书。沿及宣、英，流风未替。虽昇平日久，堂陛深严，而缝掖布衣、刀笔掾吏，朝陈封事，夕达帝阍，所以广聪明，防壅蔽也。（各列传：如练纲以监生言事，范济以谪戍人言事，聊让以仪卫司余丁言事，张昭以前卫吏言事，贺炀以布衣老人言事。其有职官员，如侍讲刘球谏征麓川，讥切王振，郎中章纶、大理卿廖庄请复沂王储位，翰林罗伦劾李贤夺情，修撰舒芬等谏南巡，杨慎等争大礼，员外郎杨继盛、经历沈链等劾严嵩，皆非言官，明史列传不可数计）
而科道之以言为职者，其责尤专，其权尤重。职官志序，谓：御史，天子之耳目，凡大臣奸邪、小人构党者劾，凡百官猥茸贪冒者劾，凡上书乱成宪者劾，遇考察则同吏部司黜陟，大狱重囚会鞫於外朝，则同刑部大理平谳之，政事得失，军民利病，皆得直言无隐。又有六科给事中，凡制敕有失，则封驳，至廷议大事、廷推大臣、廷鞫大狱皆得预。此可见言官之职掌也。
然统观有明一代建言者，先後风气亦不同。
自洪武以至成化、弘治间，朝廷风气淳实，建言者多出好恶之公，辨是非之正，不尽以矫激相尚也。（如刘球、章纶等所奏，固关国计民生之大。他如天顺中，十三道御史张鹏等共劾石亨、曹吉祥。成化中，给事中李俊等劾佞幸李孜省、僧继晓，御史姜洪、曹鼐等劾大学士万安、刘吉，而荐王恕、王竑、李秉等可大用，御史毛弘以钱太后将别葬，邀百官伏哭文华门，卒得祔葬英宗陵之类。张伦等传赞，谓：是时门户未开，名节自励，未尝有承意旨於政府，效搏噬於权璫，如末造所为者，故其言虽有当否，而其心则公，上者爱国，次亦爱民。）
正德、嘉靖之间，渐多以意气用事。（如正德中，谏南巡，罚跪午门，被杖者百余人。嘉靖中，议大礼，伏哭左顺门者亦百余人，李福达之狱，劾郭勋，被罪者四十余人之类，已多叫呶之习。）张璁所谓「言官徒结党求胜，内则奴隶公卿，外则草芥司属，任情恣横。」此固台谏恶习，然亦有未可概论者，如刘瑾乱政，御史蒋钦疏劾之，廷杖三十，再劾，又杖三十，越三日，又草疏灯下，闻鬼声，钦知是先灵劝阻，奋笔曰「业已委身，不得复顾死，即死，此疏不可易也。」遂上之，又杖三十而死。许天锡欲劾瑾，知必得祸，乃以尸谏，夜击登闻鼓，缢死，而以疏预嘱家人於身後上之。（见各本传）
世宗时，杨最等既以谏斋醮杖死。严嵩当国，又杀杨继盛、沈链等，而御史桑侨、谢瑜、何维柏、喻时、童汉臣、陈绍、叶经、邹应龙、林润等、给事中王韬孟、陈、沈良才、厉汝选等，犹先後疏劾，廷杖谪戍，至死而不悔。（俱见各本传）且帝深疾言官，以杖戍未足遏其言，乃长系以困之，如沈束在狱凡十八年，传赞谓：主威愈震而士气不衰。可见诸臣虽不免过激，而出死力以争朝廷之得失，究不可及也。
万历中，张居正揽权久，操下如束湿，异己者辄斥去之，科道皆望风而靡，夺情一事，疏劾者转出於翰林部曹。（翰林吴中行、赵用贤、员外郎艾穆、主事沈思孝、进士邹元标等）而科道曾士楚、陈三谟等且交章请留，及居正归葬，又请趣其还朝，迨居正病，科道并为之建醮祈祷，此言路之一变也。
继以申时行、许国、王锡爵先後入相，务反居正所为，以和厚接物，於是言路之势又张，张文兴、丁此吕等即抗章劾阁臣，而阁臣与言路遂成水火。
万历末年，帝怠於政事，章奏一概不省，廷臣益务为危言激论，以自标异，於是部党角立，另成一门户攻击之局。（叶向高传：帝不省章奏，诸臣既无所见得失，益树党相攻，未几，争李三才之案，党势遂成。）此言路之又一变也。（如熊廷弼、王化贞一案，朝臣各有所袒，江秉谦谓「今日之事，非经抚不和，乃好恶经抚者不和也；非战守之议不合，乃左右经抚者之议不合也。满朝荐传亦谓：是时辽左尽失，国事方殷，而廷臣方植党逞浮议，全不以国事为急。）
高攀龙、顾宪成讲学东林书院，士大夫多附之，既而梃击、红丸、移宫三案纷如聚讼，与东林忤者，众共指为邪党。天启初，赵南星等柄政，废斥殆尽，及魏忠贤势盛，被斥者咸欲倚之以倾东林，於是如蛾赴火，如蚁集羶，而科道转为其鹰犬。（魏忠贤传）周忠建谓「汪直、刘瑾时，言路清明，故不久即败，今则权璫反藉言官为报复，言官又借权璫为声势。」此言路之又一变，而风斯下矣。（诸附者，在阉党条内）
崇祯帝登极，阉党虽尽除，而各立门户，互攻争胜之习，则已牢不可破，是非蜂起，叫呶蹲沓以至於亡。（袁继咸疏云「三十年来，徒以三案葛藤，血战不己。」吕大器等传论，谓：自万历以後，国是纷呶，朝端水火，宁坐视社稷之沦胥，而不能破除门户之角立，故至桂林播越，旦夕不支，而吴楚之树党相倾，犹仍南京翻案之故态也。熊廷弼疏言「朝堂议论全不知兵，敌缓则哄然催战，及败，愀然不敢言，及臣收拾甫定，则愀然者又哄然矣！」又疏言「臣以东西南北所欲杀之人，诸臣能为封疆容则容之，不能为门户容则去之。」卢象昇亦疏云「台谏诸臣不问难易，不顾死生，专以求全责备，虽有长材，从何展布？」观此数疏，可见明末言路之恶习也。）
明末书生误国
书生徒讲文理，不揣时势，未有不误人家国者。宋之南渡，秦桧主和议以成偏安之局，当时议者无不以反颜事仇为桧罪。而後之力主恢复者，张德远一出而辄败，韩侂胄再出而又败，卒之仍以和议保疆，迨贾似道始求和而旋讳之，孟浪用兵，遂至亡国。谢叠山所以痛惜於兵交数年，无一介之使也。
有明末造亦然，外有我朝之兵，内有流贼之扰，南讨则虑北，北巨则虑南，使早与我朝通和，得以全力办贼，尚可扫除。且是时，我太宗文皇帝未尝必欲取中原，崇祯帝亦未尝不欲与我朝通好。大凌河之役，祖大寿降於我朝，後虽反正，而其子侄已仕於我朝，是宜案以通敌之罪，而帝仍用之，是固欲藉大寿为讲和地矣。（见邱禾嘉传）迨大兵入墙子岭，卢象昇入援，杨嗣昌阴主互市策，象昇见帝曰「臣主战。」帝色变，良久曰「款乃外廷议耳，其出与嗣昌议。」（见卢象昇传）是和议之策，帝已与嗣昌谋之。（何楷传：嗣昌方主款议，历引建武款塞故事，楷与御史林简友駮之。）及陈新甲为兵部尚书，以南北交困，遣使与我朝议和，傅宗龙奏之，大学士谢陞在帝前曰「倘肯议和，和亦可恃。」帝遂以和事谕新甲密图之，而戒其勿泄，是帝更明知时势之不可不和矣。言官方士亮、倪仁祯、朱徽等谒陞，陞告以「上在奉先殿祈签，和意已决，诸君幸勿多言。」士亮等辄群起劾陞去。（见谢陞及二臣传）新甲所遣求和之马绍愉以密语报新甲，新甲家人误发抄，（二臣传如此，明史则云：帝手诏为其家人误发抄。）於是言者大譁，交章劾奏，帝迫於群议，且恶新甲之彰主过，遂弃新甲於市。（新甲传）自是帝不复敢言和，且亦无人能办和事者，而束手待亡矣。统当日事势观之，我太宗既有许和意，崇祯帝亦未尝不愿议和，徒以朝论纷呶，是非蜂起，遂不敢定和，以致国力困极，宗社沦亡，岂非书生纸上空谈，误人家国之明验哉！
案明季书生误国，不独议和一事也，如万元吉疏言「孙传庭守关中，议者谓不宜轻出，而已有议其逗挠者矣；贼既渡河，诸臣请撤关宁吴三桂兵迎击，而已有议其蹙地者矣；及贼势燎原，群臣或请南幸，或请皇储监国南京，皆权宜善策，而已有议其邪妄者矣。」即此一疏观之，可见诸臣不度时势，徒逞臆见，误人家国而不顾也。
明代宦官
有明一代宦官之祸，视唐虽稍轻，然至刘瑾、魏忠贤，亦不减东汉末造矣。
初，明祖着令内官不得与政事，秩不得过四品。
永乐中，遣郑和下西洋，侯显使西番，马骐镇交趾。且以西北诸将多洪武旧人，不能无疑虑，乃设镇守之官，以中人参之。京师内又设东厂侦事，宦官始进用。
宣宗时，中使四出，取花鸟及诸珍异亦多。然袁琦、裴可烈等有犯辄诛，故不敢肆。
正统以後，则边方镇守、京营掌兵、经理仓场、提督营造、珠池、银矿、市舶、织造，无处无之。
何元朗云「嘉靖中，有内官语朱象元云『昔日张先生（璁）进朝，我们要打恭，後夏先生（言），我们平眼看他，今严先生（嵩），与我们拱手始进去。』」
案世宗驭内侍最严，四十余年间，未尝任以事，故嘉靖中内官最敛戢。然已先後不同如此，何况正德、天启等朝乎？
稗史载：永乐中，差内官到五府、六部，俱离府、部官一丈作揖，途遇公侯、驸马，皆下马旁立，今则呼唤府、部官如属吏，公侯、驸马途遇内官，反回避之，且称以翁父，至大臣则并叩头跪拜矣！此可见有明一代宦官权势之大概也。
总而论之，
明代宦官擅权，自王振始，然其时廷臣附之者，惟王骥、王佑等数人，其他尚不肯俯首，故薛瑄、李时勉皆被诬害。
及汪直擅权，附之者渐多，奉使出，巡按御史等迎拜马首，巡抚亦戎装谒路，王越、陈钺等结为奥援，然阁臣商辂、刘翊尚连章劾奏，尚书项中、马文升等亦薄之，而为所陷，则士大夫之气犹不尽屈也。
至刘瑾，则焦芳、刘宇、张彩等为之腹心，戕贼善类，徵责贿赂，流毒几遍天下，然瑾恶翰林不屈，而以通监纂要誊写不谨，谴谪诸纂修官，可见是时廷臣尚未靡然从风。
且王振、汪直好延揽名士，振慕薛瑄、陈继忠之名，特物色之；直慕杨继忠之名，亲往吊之；瑾慕康海之名，因其救李梦阳一言而立出之狱，是亦尚不敢奴隶朝臣也。
迨魏忠贤窃权，而三案被劾、察典被谪诸人欲借其力以倾正人，遂群起附之，文臣则崔呈秀、田吉、吴淳夫、李龙、倪文焕，号五虎；武臣则田尔耕、许显纯、孙云鹤、杨寰、崔应元，号五彪；又尚书周应秋、卿寺曹钦程等号十狗，又有十孩儿、四十孙之号。自内阁、六部至四方督抚，无非逆党，駸駸乎可成篡弑之祸矣！
明史载太祖制：内官不许读书识字。宣宗始设内书堂，选小内侍令大学士陈山教之，遂为定制，用是多通文义。（四友斋丛说则谓：永乐中已令吏部听选教职入内教书，王振始以教职入内，遂自宫以进，至司礼监。）数传之後，势成积重云。然考其致祸之由，亦不尽由於通文义也。王振、汪直、刘瑾固稍知文墨，魏忠贤则目不识丁，而祸更烈。
大概总由於人主童昏，漫不省事，故若辈得以愚弄而窃威权。
如宪宗稍能自主，则汪直始虽肆恣，後终一斥不用。武宗之於瑾，亦能擒而戮之。
惟英、熹二朝，皆以冲龄嗣位，故振、忠贤得肆行无忌。然正统之初，三杨当国，振尚心惮之未敢逞，迨三杨相继殁，而後跋扈不可制。天启之初，众正盈朝，忠贤亦未大横，四年以後，叶向高、赵南星高攀龙、杨涟、左光斗等相继去，而後肆其毒痡。计振、忠贤之擅权，多不过六、七年，少仅三、四年，而祸败已如是。设令正统、天启之初，二竖即大权在握，其祸更有不可胜言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