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有人会问，政府故意留难，不予批准又如何呢？故意留难自然是可能的。在中国这样非常欠缺民主自由传统的国家，更大有可能。真正碰到这种情形的时候，准备示威的民众如果不愿意退让，不愿意暂时放弃原定计划，只有拿出实力去同那些专制官僚硬碰，不理会当局的阻挠，走上街头去。在这种情形下，正义是在示威民众方面的。真正违法（违反保障自由权的法律的精神）的，是政府，而非示威民众。不过，自然，这样做的时候，第一，示威者要确信自己的申请是合理，不应该被拒绝的；第二，要把现实的政治形势考虑清楚，断定大多数民众会同情自己这方面；第三，要准备作出牺牲，甘愿冒暴力镇压的危险。这时，示威行动增加了一层新的意义，就是以事实否定政府当局拒绝批准示威的行政裁决，维护保障自由的宪法精神。民众这样做的结果，政府有可能被迫让步，不使用武力把示威驱散，也不控告示威者。这样，示威者就得到了一次胜利。不过，反过来自然也大有可能：政府可能采取高压手段对付这次被它宣布为非法的示威行为。那时结果若非示威民众遭受一次失败，就是民众同政府的斗争升级；甚至会不断升级上去，一直发展到官逼民反的顶峰：革命。
所以，在组织示威的时候，负责任而且有理智的领导者要慎重考虑多方面的条件和可能后果，选择适当的进退决策。现在中共政府正式宣布承认民众有示威的合法权利，开辟了一条合法申请的门径，而所规定的具体手续和期限也不算不合理，应该承认这是一个进步。准备示威的人们应该首先按照规定去申请。这才是文明的也是聪明的做法，而决不是胆小软弱的表现。反过来，根本蔑视任何法规，幻想可以无限度地自由行动，那是太幼稚了。在今天的中国，这种幼稚的表现，会马上令人联想到文革的灾祸。这对于争取自由民主的事业是大大不利的。按照民主原则，人民自然有权反抗专制统治者。但是大多数民众只有到了忍无可忍的时候才会实行必要的反抗。只有到了那时，反抗才可以成功。群众运动领导者的责任，就是使所策划的每一步行动都是群众觉得必要，忍无可忍的；而反过来，对于每一步真正必要的行动，都敢于去发动。示威不是开玩笑，革命更不是开玩笑，不是少数人可以随心所欲去干的。
我们还没有看到京沪示威法规的全文，不能对它们作全面的评论。但是，据报载，北京规定，人民大会堂、中南海等的周围地区划为游行禁区。这是极不合理的。上述地区正是几十年来官方所组织的无数游行的中心地区，为什么对于民众自发的游行却要成为禁区呢？民众示威的对象正是政府，为什么不许示威接近中央政府的所在？这岂不是封建专制统治者的作风表现吗？如果因此激起政府与民众之间的激烈冲突，那责任是在政府方面。
安定团结和文革的鬼影
这次的民主运动，整个地看起来，是人民自发的合理的争取改革的运动，并不带有极左和破坏的特色，同文革的性质根本不同。但是官方一开始就利用文革的鬼影来防碍和限制它的发展，最近更明显地趋向于更多使用高压手段了。这一切都是在维护安定团结的幌子下进行的。
安定团结是抽象的概念，可以有种种不同的了解，可以赋予各式各样的内容。奴隶被锁住不能动弹，是十分安定的；锁链紧贴地团团围绕着手腕脚踝，也可以说是一种团结状态。专制统治者打着安定团结的旗号来压制民众争取自由民主和种种改革的积极行动，他们所保卫的，正是这一种安定团结。但在奴隶和一切被压迫人民看来，只有解脱一切专制的锁链，实现自由，民主和社会平等，才谈得到安定团结。在今天的中国，真正防碍安定团结的，不是争取自由民主的民众，而是压制民主运动的官僚专制统治者。
人所共知，今天中国大陆上一切正常的言论出版机构都还牢牢地抓在中共统治者手中，只要是官方不喜欢的言论，就极难有机会发表出来。正是这个原因使民间的呼声不得不主要靠贴大字报的方式来发表。正如北大一张大字报所说：“假如我们被禁止张贴大字报，还有什么言论自由可言。”但是中共官方却把文革时代毛林四人帮利用大字报来进行诬陷迫害的罪恶当作一切大字报所共有的罪恶，宣布“对于大字报必须一律废除”。十二月二九北京日报特地为此发表题为“大字报不受法律保护”的社论。他们提出了什么理由呢？无非是文革时期大字报曾经造成很大祸害，而今后大字报也容易被利用或滥用来造成祸害。这理由根本是不值一驳的。大字报不过是一种发表意见的工具（媒介），而且是一种很原始、传播能力很低的工具。这种工具的形式同意见的内容根本无关。无论是好的、坏的、正确的、错误的、革命的、反动的意见，都同样可以使用这种形式发表，正如使用正常报刊广播等等工具发表一样。大字报与正常报刊的主要分别，不在于所装载的内容，也不在于大字报的威力特大（事实恰恰相反，是威力比正常报刊小得多），而在于大字报容易让人民，让力量弱小者使用。有时一张大字报发生震动全国甚至全世界的作用（文革中这种例子最多），这并不是因为大字报这种形式使它产生如此强大的威力，而是，第一由于恰恰这张大字报的意见内容是适合当时潮流，容易引起响应的（假定这意见不是首先以大字报形式发表，而是在正常报刊或广播中发表，也一样会引起强大响应，而且更快一步）；第二，由于它的意见被某一有力集团认为值得广为传播，于是利用该集团手中的正常传播工具加以传播（在文革时期，常常是由于被毛林四人帮采纳）。所以，说一旦容许人民贴大字报，就无法防止泛滥，就无法有效地对抗在一些大字报中发表的有害意见所产生的坏影响，这是完全不合事实，也完全不合理的。事实上，在文革时期，毛林四人帮一方面利用大字报犯了许多罪恶，另方面也曾有效地压制了许多表示不同意见的大字报（那自然也同样是罪恶）。所以大字报这工具并没有什么神秘特大的威力，它本身也无所谓善恶，为善为恶都在乎使用它的人，以及怎样使用它。
文革的惨痛教训是必须吸取的，但中共官方借用文革的鬼影去唬吓争取自由民主的人民，禁止人民行使贴大字报的自由权利，那并不是清除文革遗毒，反倒是延续文革的罪恶。中共统治者自己并不是真正害怕文革的鬼影——因为只有统治者自己才有力量发动第二次文革——他们所害怕的是人民的自由呼声，连通过大字报这样狭小的孔道透露出来，他们都怕得要死。
民主、宪法、四项原则
这次运动的初期大学生们所提的要求，一方面是笼统的自由民主，另方面是一些局部性的具体的改革要求，其中许多是很小很低的。但是运动很快深入发展，到十二月二八日就在北大出现大字报要求废除一党专政，实行多党制。本来，民主和一党专政是不可并存的。在一党专政之下就谈不到民主政治；民主政制必须是允许两党以上并存，平等竞争的。无论在事实上还是理论上都显然如此。民主就是人民自己作主。根本不许人民自由组织政党，也不许人民选择主持国家大政的党派，人民怎能作主？所以人们在民主运动中要求废除一党专政是十分自然的事情。可是中共却震惊暴怒了。人民日报立刻发表评论员的文章来表态，题为“讲民主不能离开四项基本原则”。他们所谓的四项原则里面包含着坚持中共一党专政的特权这一项反民主的原则。为什么讲民主不能离开反民主的原则呢？他们没有答复，也没办法答复。他们根本不觉得需要用道理答复，因为他们有更好的对付办法，就是挥动棍子、剌刀、锁链和枪杆。北京师大有张大字报说：“让基本原则去他妈的蛋”。用下流话不论骂人还是骂什么东西都是不值得提倡的，不过这一骂情有可原。因为对方根本不讲道理，依仗暴力，十足恶霸的态度，而且几十年一直是这种态度，实在令人愤慨。
不过，师大那张大字报把四项基本原则统统一齐骂了，却很不公平，也不合理。其实，四项原则的内部矛盾大得很。大家知道，另外三项原则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社会主义道路和民主制度一样，同一党专政根本是死对头，不可并存。社会主义要给人民极大的自由，最高度的民主，还要消灭一切社会不平等。一党专政却否定自由民主，让一个党成为统治的贵族，永享特权。实行社会主义就要一党专政（以及其它许多坏东西）滚蛋，而实行一党专政就要社会主义滚蛋。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都从来没有说过走社会主义道路要实行一党专政，反倒说过许多关于社会主义道路一定要很自由，很民主的话。用一党专政来假冒社会主义，是苏联专制魔王斯大林的罪恶发明。毛泽东、邓小平等等都是他的徒子徒孙。明白了这些，也就可以明白毛泽东思想根本不是真正的马列主义，两者基本上是互相冲突的。
人民日报的评论员文章为了压制反对一党专政的言论，把宪法的权威抬了出来。它说：“四项基本原则……已经加载宪法。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言论是违宪的言论，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行动是违宪的行动”。中共自己常常不遵守宪法，尤其是从来不实行宪法上保障人民自由权利的条款，却想叫人民心悦诚服地拥护宪法规定的一党专政原则，结果只能心劳日拙。
至于说什么“违宪言论”的话，反映出那个评论员连最起码的民主法制的认识都没有。在稍微有一点点民主自由的国家，法律（宪法和平常的法律都一样）都只是禁止做出违反法律规定的行为，而没有禁止发表批评法律的言论的。做出法律禁止的行为，叫做违法行为。但是，如果有人发表言论指责某条法律的规定不好，要求废除或修改，只要这条法律的内容并没有说禁止人们批评它，也没有另一条法律一般地禁止批评法律，就不能说那人做出了违法行为（现在这行为就是发表言论），不能把这言论叫做违法言论。中国宪法尽管很不民主，却并没有规定禁止人们批评宪法，另方面还有保障言论自由的条文。所以，人们发表言论批评宪法中的四项基本原则，要求取消它们，并没有违反宪法的规定，因此也就不能叫做违宪言论。如果这叫做违宪言论，宪法就永远不能修改了。因为在讨论修宪问题时无法避免有“违宪言论”。试问：一九八○年九月取消当时宪法中保障大字报等自由权的规定之前，中共中委会等讨论这个修改问题的时候，是不是发出了“违宪言论”呢？这样修改宪法是不是违宪呢？只会挥动棍子、帽子和枪杆子的人，一谈法律就无法不闹笑话。
民主运动的前途
中国的经济改革要成功，必须实行政治改革。如果不废除一党专政制度，则所谓政治改革只是无济于事的微小修补而已。现在大学生的民主运动已经提出废除一党专政的要求，实在是抓住了问题的关键。可是，自从这个问题一提出来，中共政府对这运动的态度就强硬凶恶起来了（起初还有人猜测这运动是当局暗中支持的呢）。现在不难看出：民主运动继续发展下去，难免有激烈的斗争。引致激烈斗争的原因，不是争取民主的群众过火，而是中共当局死硬抗拒必要的改革。无论如何，要求民主的人们一定要准备作漫长而艰苦的奋斗。
学生运动常常担任改革运动的先锋。但是一定要全国民众广泛参加奋斗，改革才会成功。大学生要得到民众响应，除了靠一个正确的中心口号和勇敢而又合理的行动榜样以外，还要有一整套关于各主要方面的改革主张，而且要使这一切主张都让民众普遍熟知而表示拥护。废除一党专政可以作为中心口号。其它方面的改革主张，在民主运动里面还没有提出来，恐怕还有待讨论确定。而这一切要让全国民众熟知而且拥护，更需要做许多探讨和解释的工作。前一阶段的示威和贴大字报所起的作用，是在全国人民面前揭开盖子，把问题提出来。这一步已经成功了。这实际上是一步思想上的冲剌行动。下一步最需要的是更深入、更广泛的思想工作，使彻底的政治改革以及全面改革的要求深入人心，成为全国大多数人民一致的要求。凡是伟大成功的改革，一定在人民里面有广大而坚固的思想基础。光靠一哄而起的猛烈行动，可能改变一下统治者的人选，却不足以造成制度上深入广泛的改革。今天中国所需要的改革尤其是如此。我国今天要解决一些在世界历史上都是新鲜的问题，我们要建设真正优越的社会主义新社会，而这是至今还没有任何国家完全成功，甚至还没有大体成功过的。这个伟大的任务对人们提出特别高的要求：不但要有极大的勇气，还要有极高的理智。我们不但要做许多轰轰烈烈的事情，还要做许多耐心细致的事情。我们认为，这点是值得民主运动的先锋分子特别注意的。
对于以邓小平为首的中共领导集团，我们想提出善意的奉告。彻底的政治改革，包括废除一党专政，是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如果你们肯顺应潮流，还政于民，那将是对人民，对历史的真正伟大贡献，比过去打倒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反动统治的贡献更伟大。历史将纪录下你们所领导的现代化改革的伟大成功。而在人民通过这个和平改革的途径取得民主权利以后，多份会衷心地拥护你们继续担任领导。反过来，如果你们死硬地抓住一党专政的特权不放手，就只有迫使人民行使最高的民主权利：革命权。你们凭借武力，自然可以给革命造成许多困难，许多牺牲，但是革命终归是会胜利的。那时你们将丧失过去的一切光荣而遗臭万年。何去何从，为善为恶，选择权现在还在你们自己的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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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按】
显然，十年前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在维护人民示威自由权的见解上还不够彻底。那时我没有根本反对示威须经政府批准的制度。现在看来，这种不彻底的见解是错的，当时所依据的理由也不能成立。
示威无须事先由政府批准，并不等于自由示威者可以任意破坏社会秩序（阻碍交通等等）。如果示威者真正有了破坏社会秩序的行为，政府自然有理由干预，甚至依法提出控诉。但是没理由事先认为有可能破坏社会秩序，就加以禁止。如果有一小撮示威狂热者天天示威，这少数人的行动，只要不变成故意捣乱，就不会真正对社会秩序造成破坏。香港最近几年的情况可以证明这点。至于很大规模的示威，对于街道交通自然难免造成一些影响。但既然有那么多的居民觉得必要采取这行动，就表明一定是涉及很重大的问题，那么，比较起来，街道交通受到一时的影响，就变成较小的问题，应该是公众可以容忍的了。
我们不能假定政府一定是真正关心公众利益，所以把维护社会秩序的全部权力都交给它；反过来，也不能假定民众是自私的、冲动的，所以必须受外力约束。原则上我们不能否定政府有维持社会秩序的适当权力，但不应是无限的权力。况且，政府至少要由人民自由选举出来，而且不断接受人民的监督，才有资格成为公众权力的代表。
1997年5月12日
反自由化就是再来一次折腾
向青
1987年2月23日
在去年十二月到今年一月之间中国局势所发生的急剧变化，轰动了世界。先是要求自由和民主的学生运动突然在各大城市兴起，中共当局采取前所未有的温和手段应付。然后是中共突然变脸，发动严厉的反自由化攻势，不但把三个自由思想最著名的知识分子开除党藉，连总书记胡耀邦也被迫辞职了。最近一两年来显着地令人感觉“宽松”的空气，被一阵猛烈的冷风驱散了。现在中国人普遍的心情是不安、忧虑、畏惧、失望和愤怒。这一切变化的主要原因是什么？会产生什么重大后果？中国的前途是乐观还是悲观？这些问题，中国每一个有心人都要去深思。而香港的中国人还要考虑：这些变化对香港会有什么影响。
学运起落的原因和后果
十二月至一月的学生运动来得快，也去得也快。尤其是起来得那么突然，发展得那么迅速，很令人感觉意外。原因究竟在哪里呢？短期内，比方二月下旬寒假完毕各大学复课以后，运动会不会重新兴起呢？
中共官方认为学运闹得起来主要“是几年来反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坚决的结果”。邓小平就是这样说的（见八七年一号文件）。把大学生要求自由民主断定为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这当然是不能接受的，理由下面再谈。如果说现在中国的大学生已经享有充分的自由，他们起来闹事，要求更多的自由，是因为不知足，不懂事，娇纵坏了，那自然也是专制统治者的歪理。但是，认为这次学运兴起得这么快的重要原因之一，是中共政府过去几年容许人民（尤其是知识分子）享有稍微多一点的自由，这种见解却是正确的。近几年的中共政策，不论对内对外，都比较开放，因此，人民有机会比较清楚、比较全面地看出许多落后和腐败的现象，尤其是看出官僚专制是这一切坏现象的总根子。这样，大学生们就深深感觉到自由民主的重要性。而知识分子所受束缚比较宽松一点，令他们的自尊心和自信心都提高了（方励之的论调是个明显的例证），那些年轻的大学生更容易觉得这种宽松状态是合乎自然规律的状态，而且理应日益进步。正因为有这些有利条件，十二月初的学生示威行动才容易发生。而初期统治者继续采取宽松的政策对待示威的学生，于是学生的自信更高了，甚至会以为统治层之中的改革派欢迎他们这样来支持政治改革。结果学生运动就相当容易地扩大起来。这种种关系，统统是很明显，很容易了解的。所以，站在专制统治者的立场上，邓小平断定学生运动闹得起来的根本原因是绳子放得太松了，那是很自然，大有道理的。邓小平的看法是客观真理的曲折影象，放大反映了真理的一个侧面。
正因为学运迅速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当初统治者的压力不大，所以到了中共政策转为严厉以后，运动就很快停止了。元旦的天安门示威和当晚要求“还我同学”的继续行动，可以说是退兵的一战。这一役，一方面表现出北京学生的英勇精神和强烈的责任感：甘冒巨大危险，一定要以漂亮的行动表明中国人民争取自由民主的誓不屈服的决心；另方面也表现了学生们了解到形势的不利，适可而止。适可而止的意思包括两方面：一方面是指两次行动中所提的口号十分克制，应付警察干预的技巧也十分高明，结果连有些警察都感动了（官方的压制政策也有所克制，自然也是一个原因）；另方面是指往后再没有行动了。这一役打得十分成功。付出代价很小，而目的完全达到：表明了人民不怕官僚压制，坚持有在革命圣地天安门示威的自由权，并且宣告争取自由民主的运动将来一定要继续。
至于开学后学生运动会不会很快再起，看来大概不会（除非有新的有利因素出现，但目前并无征兆）。客观上，在今天的中国，自由民主是迫切需要的。只有实现了自由民主，各种必要的改革才可能顺利进行。但是，目前统治者的压力太大，而群众的力量不足。中共统治者已经表明坚持专制、压制自由的决心和高度的警惕性。工农群众同学生打前锋的自由民主运动相结合的条件还没有成熟：不但工人群众（更不用说农民了）对学生运动还没有响应，学生方面也没有积极争取工人参加，而中共官僚对于防止工人参加特别注意。在这种情况下，孤立的学生运动是无法在政府压力下坚持下去的。何况十二月的学生运动本来并没有估计到中共方面有这样强烈的反应，现在必须重新思索，认清新的形势和考虑怎样办。因此，应该估计学生运动大概短期内不会再起。即使有个别的、小规模的行动，也很难再像十二月间那样迅速发展，反而会受到更无情的镇压。这并不表示学生民主运动欠缺社会基础，根本脆弱无力，起不了重大作用；而只表示民主运动迅速发展并取得实际成果的条件现在还没有成熟罢了。事情本来就不是那么容易的。
这次学生运动的总目的，是促进中国现行的改革，尤其是促进政治方面的改革。大多数参加运动的学生，还是支持中共内部的改革派的（已经了解到应该废除一党专政制度的，只占很少数）。可是，结果却使中共里面最支持自由化的党员（方励之、王若望、刘宾雁）遭受重大打击，被开除党籍，连胡耀邦都丧失总书记职位，并且引起中共在全党全国都发动反自由化的斗争。可以说，这次学运对中国的改革是帮了倒忙。有些拥护自由制度但是一贯反对采取群众行动去争取自由和民主的人，就根据这个事实再一次振振有词地反对群众民主运动。这种可怜的态度和见解，显然是不值得接受的。理由其实很简单。凡是奋斗都有可能失败，失败了就可能暂时陷于比原先更坏的情况。好比一个生意人把他的生意扩大或者革新，结果既可能是赚大钱，也可能是反而亏本。有志气的生意人决不会因为见到有人亏本就不敢去扩大和革新。历史上，人民的政治改革运动遭受失败，结果处境比发生运动前更坏，更是常有的事情。凡是重大的政治改革都难免经过许多波折和失败。任何国家的自由制度都是经过人民屡败屡战，付出重大代价才争取到手的。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丧失了这种奋斗的精神，就表示它已经衰老腐败到极点，快要被淘汰了。一百多年来的中国人民，虽然命运坎坷，多灾多难，却幸而没有丧失这种奋斗精神。这正是中国人可以自慰和值得自傲的地方。有人整天教人放弃对专制统治者的斗争，想靠温良驯服来讨取统治者大发慈悲，不把人民原有的生活方式弄得更坏。这种人不论有怎样的思想感情，在客观上连真正的爱国者都够不上。
事实上，所谓对改革帮了倒忙，并不是这次学生运动的全部后果。这次运动还有其它方面，属于积极性的影响。例如迫使中共政府增加消费品的供应，限制物价上涨，藉以缓和人民的不满。
自由和民主是资产阶级的东西吗？
十二月的学生运动初起的时候，中共的处理方法比较温和，主要使用疏导的办法。那时官方对学运的指责是妨碍安定团结。接近月底的时候，感觉情况严重了，就抬出四项原则和宪法。这表示中共对学运的定性正在从“人民内部的矛盾”转化为“敌我之间的矛盾”了。到了一月中旬，决定采取严厉的压制政策，于是把自由民主运动定性为“搞资产阶级自由化”。既然变成阶级斗争的问题，就有理由使用专政手段了。“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含义，据中共解释，就是否定社会主义制度，主张资本主义制度，而核心是否定共产党的领导。人们要求实行多党政治，主张个人和大学都有思想的独立性，指出共产党的腐化现象，对现行的改革不满，要求保障人权和自由，主张民众有权用示威等方式向政府提出要求，这一切统统被判定为搞资产阶级自由化。
几十年来，在中共统治下，自由都被当作资产阶级的坏东西。七九年以后，中共政策比较开放，渐渐有人尝试发表意见，替自由恢复名誉。但他们一直受到中共里面一派人的反对，他们的主张被当作精神污染。现在反自由化斗争一发动，邓小平干脆宣布：“没有无产阶级自由化，只有资产阶级自由化”（三号文件）。这在中共来说，不过是更明确地重申多年的老传统立场而已。值得特别注意的是，香港许多自称拥护自由的人，也同意中共的观点，认为自由和民主是资产阶级的东西，而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是不要自由民主的。难道真是这样的吗？
社会主义思想并不是中共所独有，也不是它首创。中共自称是马克思主义者。应该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比毛泽东和邓小平更有资格宣布社会主义对自由的看法。一八四七年马恩合著共产党宣言（有人称它为共产主义者的圣经），在第二章末尾的地方，用下面一段话来描写社会主义的新社会：“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到了恩格斯的晚年，一八九四年，一份名为“新纪元”的周刊编辑请求他写一段题词，用简短的字句来表述未来的社会主义新纪元的基本思想，以别于但丁曾说的“一些人统治，另一些人受苦”的旧纪元。恩格斯为他摘出了上面所引的共产党宣言里的那段话，并且说，没有比那更合适的了（见马恩全集，中文版，第三十九卷，一八九页）。由此可见，社会主义决不是不要个人自由的，反倒是把个人自由摆在第一位，在这方面要同资产阶级社会成为对比的。中共反对自由化，正好证明他们所走的根本不是社会主义道路。还有一点值得特别指出来，就是，中共有时也不公然反对自由，而表示拥护自由，但他们马上解释道，个人的自由必须以集体的自由为前提。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恰恰相反，认为个人的自由是集体的自由的前提。请那些惯于把斯大林、毛泽东、邓小平的丑恶言行归罪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人睁开眼睛看看事实吧！
资产阶级在同封建地主阶级和专制王朝斗争的时候，曾经建立了比较自由民主的制度，这是历史上一大进步。但是，自由民主的制度既不是资产阶级所专有，也不是它所首创。在古代希腊城邦里，在原始氏族社会和奴隶制社会的基础上，早已有过自由民主制度。奴隶社会的民主制度自然只让奴隶主享有，没有奴隶的份。早期的资产阶级民主制也同样是公然排斥工人（即工资奴隶）的。后来在欧洲开始废除对于参政权的财产资格限制，实行普选制，那是工人阶级向资产阶级进行了艰苦斗争的结果，并不是资产阶级自己所实行的。历史事实就是如此。到了今天，在香港，整个资产阶级，还有许多以社会精英自命的中产阶级分子，还一直在拼命反对普选制。所以，说什么只有资产阶级才是自由民主的伟大旗手，无产阶级根本不需要甚至反对自由民主，真是胡说八道！反对自由民主的，不是无产阶级，而是骑在无产阶级头上的反动官僚。
社会主义的原则是把一切大规模企业收归全民公有，不让少数人垄断，消灭一切社会不平等。如果不让人民享有充分的自由和最高度的民主，怎能真正成为全社会产业的主人？如果让一个党独占政权，怎能消灭社会不平等？
在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下，庄严地宣布了人人平等的各项自由权利的原则，但是由于经济地位的不平等，只有富人才可以真正享受到那些权利，而大多数整天忙于谋生的劳动者实际上很少享受得到。因此，为了实行社会主义，必须除了保持那些权利平等的原则以外，还要把一切大产业收归公有，而且大大改善劳动者的生活条件，缩短工时，这样才保证劳动者可以实际上享有那种种权利。对于资产阶级民主制所保障的自由权，一般都要保持或者扩大，只有财产权要加以限制，为了不让少数人占有庞大的企业来剥削劳动者和造成经济上的无政府状态。无产阶级所反对的资产阶级自由权，就是这种财产权。这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主张。现在学生、工人以及其它民众所争取的自由权，主要是社会主义制度下所应有的公民自由权（人身自由、思想自由、言论自由、新闻自由、集会结社自由、游行请愿自由、罢工自由……），中共横蛮地加以拒绝，对于资产阶级的剥削自由，却越来越开放了。所以，中共的所谓反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是伪善的、反动的、针对劳动人民的行动。
正因为中共打着社会主义的旗号，做出许多反自由、反民主、反社会主义、反劳动人民的罪行，宣扬许多歪理谬论，所以造成人民的思想混乱，有些人就怀着善良的愿望而提出了拥护资本主义、反对社会主义的主张。但这并没有成为群众运动的主流，也不是中共那种虚伪的反资产阶级自由化所能够克服的。只有废除官僚专政，实行无产阶级民主，才能够克服。
党内整肃的意义
关于胡耀邦下台的原因，不少人特别注重个人或派系权力冲突的因素，认为决定性的因素是胡耀邦表示过赞成邓小平退休。我们不赞成这种观点。个人或派系争权的因素在政治上自然是有作用的；越是不民主的国家，这种因素的作用越大。因此，在中国政治上，这种因素是不能忽视的。但是，随时随地都把这种因素当作第一重要的因素，却是很错误的。站在人民的、积极的立场（这就是说，为了维护和争取人民的利益，而不是以观众的态度去欣赏政治舞台上的好戏或者丑剧），尤其不该这样看问题。胡耀邦赞成邓小平退休，大概会使邓小平生气，也有可能这就是邓小平决心撤换胡耀邦的重要原因之一，甚至可能是最重要的原因。但这方面没有可靠的证据，也很难找到可靠的证据。不管怎样，站在人民的立场，这根本不是最重要、最值得研究清楚的问题。就算权力冲突是胡耀邦下台的主要原因，这件事也还有政治方面的原因和意义，而政治方面的意义才是同人民的切身利害有重大关系的。
中共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公报指出，胡耀邦下台是因为“在重大的政治原则问题上”有所“失误”。这“失误”显然就是所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坚决”。中共中央八七年一号文件上记载着邓小平说：学生运动“闹得起来的地方，都是那里领导态度不坚决，旗帜不鲜明，这不是一个两个地方的问题，也不是一年两年的问题，是几年来反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坚决的结果。”应该由谁来对好几年来全国各地普遍存在的政治错误负责呢？自然是总书记。中共二号文件和三号文件进一步证实了这点。胡耀邦在扩大会议上作“永不反悔的检讨”，首要的一项就是反自由化的态度不坚决，旗帜不鲜明。所以，胡耀邦下台的主要的政治意义，就是中共要加强反自由化。
香港的政论界流行着一种说法：胡耀邦下台显示中共内部派系斗争的尖锐化，而保守派（或称反改革派）占了上风。我们认为，正确的了解应该是恰恰相反。这个事件证明：中共最高统治层里面并不存在着明显的、确定的两派对立，胡的下台并没有经过尖锐斗争。所谓两派尖锐斗争，结果改革派战败了，只是那些政论家的有色眼镜染上去的色彩而已。胡总书记自己乖乖地作“永不反悔的检讨”，其它所有的人一致批评他所承认的政治错误，然后一致通过让他辞职——难道这也应该算是斗争，而且是尖锐的斗争吗？人家打了你的左脸，你把右脸也送上去给他打，这种“基督精神”算不算斗争精神呢？
如果刘宾雁、王若望、方励之被开除党籍心中不服，而且在今天他们还能够自由说话的圈子里表示抗议，还继续发出他们那些拥护自由化的言论，如果事实如此（可惜我们对于实际情况所知太少，只知道他们大概并没有屈服，更没有衷心“悔改”），那表示在开除他们之前，中共党内确实存在着政治斗争（不过他们三人似乎并未结合成派，而且并不属于党的上层）；而现在，这几个前中共党员与中共之间，也还存在着政治斗争。至于中共最高统治层里面，在反自由化这个问题上，是很一致，根本没有两派斗争的。不但一致赞成反自由化的原则，连反自由化斗争今后应该比前一时期加强，都是一致同意的，连胡耀邦也包括在内。
在去年十二月底邓小平“召见”胡耀邦等人之前（这次召见中邓小平谈话的中心思想，构成八七年一号文件的内容），关于反自由化的具体做法，胡耀邦与政治局其它委员之间有较大的分别，而他是比较最“宽松”的。现在，虽然我们已经没办法知道胡个人目前的见解是怎样，我们有理由相信胡以及其它各人之间的见解仍旧会有些差别，有人主张反自由化斗争的严厉程度和范围比较大一点，有人主张小一点。但是，认为去年年底以前中国和中共党内都太自由了，今后必须加紧限制自由，尤其是限制中共党员的思想和言论的自由，在这个重大原则问题上，胡耀邦和邓小平、彭真、陈云、李先念等等最高负责人，统统是一致的，没有分歧，更没有斗争。模仿中共的语调，应该说：一致是主要的，分歧是次要的。许多政论家完全不去指出他们的基本一致性，却把那些小分歧夸大成为派别斗争，正合了那句熟语：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这种观点，客观上等于自欺欺人。
十二月的学生示威中，提出了“结束独裁”和“打倒专政”的口号，引起中共极大的震动。虽然学生本身当时的力量不大，但是发展的趋势和对民众的示范作用很值得统治者忧虑。邓小平在十二月三十日说：“学生闹事，大事出不了。但看问题的性质，是一件很重大的事件”。他特别提到波兰团结工会的先例，赞扬“波兰领导人当时头脑清醒，态度坚决……用军事管制控制了局面，证明了没专政手段不行。”他要求加强反对自由化：“要下决心，我们如后退，以后麻烦更多。”还指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至少要搞二十年”（以上全部引自一号文件）。邓小平的看法和主张，得到政治局全体委员赞成，包括胡耀邦在内。胡耀邦的自我检讨和提出辞职，表明他觉得过去的宽容政策是错了。由此可见，经过十二月事件以后，中共最高领导层里面，至少在反自由化这个问题上，不是分歧扩大，斗争尖锐起来，而是分歧缩小，比过去更为一致了。
胡耀邦很可能并不愿意离开总书记的宝座，倘若没有受到强大压力，他会保持权位。因此，个人之间的争权斗争很可能发生过，而且可能还在继续进行。不过，第一，这方面并没有确实的证据，胡耀邦真心引咎辞职并非不可能的；第二，这问题根本不是要点所在。要点在于：胡耀邦在辞职前后，是否为维护自己的不同政策，向新近施行的加强反自由化的政策进行了斗争？根据官方文件，答案是没有。而且相反，胡耀邦做了“永不反悔的检讨”，承认自己“犯了重要错误，对党和国家的危害是严重的，辜负了人民、党和老一辈革命家的期望”（见三号文件）。那些大谈中共上层内部斗争尖锐化的评论家们，也没有提供这方面的事实根据。既然没有政策上的分歧和斗争，那么，纯粹个人权力的斗争有也好，没有也好，根本不重要，不值得人民关心的。如果胡耀邦继续担任总书记，由他执行现行的加强反自由化的政策，中国人民的处境还是同现实一样，或者差别极小。不该把这极小的差别来强调，而忽略极大的一致性。在实际上，倘若中国人民把改革的希望寄托在一个稍微好一点点的专制统治者身上，前途就太可悲了。
胡耀邦下台，刘宾雁等人被开除，在党内全面加强反自由化，表明中共本身是中国政治改革（政治现代化、民主化）的最大障碍。整个中共统治集团非常坚决，非常一致，带有高度的警惕性，保卫着他们的极权统治。
假定胡耀邦的自我检讨根本不是真心话，他已经被剥夺了说话的自由，那么，又应该得出什么结论来呢？那时，对胡耀邦个人的结论需要改变：他同邓小平、彭真等人不一致，反对现行的反自由化斗争，甚至有资格担任真正的民主改革派的领袖。但是，对整个中共党的结论仍旧一样。一个统治党，连总书记一旦有了不同意见，都被剥夺说话的自由，这个党自然是自由和民主的死敌，是改革和进步的最大障碍。
反自由化才是折腾
反自由化一开始，就搞得人心惶惶。人们思量：是不是几年来实行的改革要剎车了？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的政策要放弃了？政治运动又来了？学术研究和文艺创作的自由又要收紧了？中共负责人和新闻机构赶紧提出保证，作出解释，叫人放心。从官方一再表态和种种实际迹象看来，现在已经可以断定，中共的决策是把斗争限制在党内，主要在政治思想方面进行，并且以“正面教育”为主，避免过激。本来已经拖延下来的政治改革，现在更不用提了。至于经济改革，因为那是整个统治层都支持的，而且是富国强党所必需，相信基本上照旧进行。人们起初所担心的新的大灾难，看来不至于降临。但这并不表示反自由化没有大害。
反自由化本身就是政治上的倒退运动。除了三个著名的有自由思想的党员被开除和胡耀邦下台以外，还有以宽和著名的中宣部长朱厚泽也被撤换，几种最开放的报纸被封闭，天津学生林杰以莫须有的泄漏国家机密的罪名被捕，驱逐法新社记者麦乐仁来向外国记者示威，人民文学编辑因刊登一篇作品被令停职检查。总之是像刘宾雁所说的，继续逼使知识分子做庸人，做投机分子，把中国人的精神水平压低。
至于经济改革方面，多年来已经暴露出，那些充满了政企机构的专横、无知、贪鄙、狭隘、懒惰的中共官僚，是最大的障碍物，必须利用自由民主的洪流来冲洗干净。现在由于政治改革放下不提，反倒重新强调“党的领导”，官灾的惨烈程度一定有加无已。
靠农民战争马上得天下的中共官僚，充满了真命天子的狂妄思想，总以为没有他们坐朝廷就要天下大乱。邓小平说：“搞自由化就是来一次折腾”（一号文件）。其实，反自由化才是再来一次折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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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折腾兼有翻来覆去、浪费和折磨的意思。
看今日学运 想当年五四
向 青
（1989年5月1日）
最近半个月惊天动地的北京学生运动，很自然地令人想起七十年前的五四运动。当年的五四运动，是中国人民为了自救，为了能够生存于现代世界而进行的一次巨大的奋斗，尤其是一次巨大的现代化思想运动。四十年前，当中华人民共和国刚成立的时候，那些欢欣鼓舞的人们普遍认为，这可以说是五四运动终于结成的一个伟大成果；而且相信：此后三、四十年，中国一定有光辉灿烂的发展。然而，事实上，今天中国的有心人却不能不仍旧像五四时代一样，为中国人民的悲惨命运而忧伤，而且比起五四时代的人物，心中有更多的疑惑。五四时代企图解决的那些重大问题，除了摆脱外国压迫和提倡白话文以外，到今天统统还没有解决。人民始终没有得到自由和民主的权利，统治者像过去一样地专制、腐化而且愚昧，各种迷信仍旧弥漫于社会中，科学的知识和精神并没有普及。为了迎接德先生和赛先生，中国学生仍旧要冒着流血的危险走上街头。在这“四?二七”刚过、“五?四”七十周年的前夕，有许多问题值得我们思索和谈论。为了便于把问题展开，我还是采取常用的虚拟对话的形式写出来。
客：中国一下子发生这么大规模的学生运动，你是否感觉很意外呢？
向：意外的感觉当然有，但是，从根本上说，我不觉得这是出乎意料之外的事情。说得清楚一点：一直到二十七日早上，我还没有猜想到（当然更不知道）北京学生已经下了那么大的决心，没有预料到那天会有这么壮大的游行而且这么成功。不过，这种可能性我并没有忽略。中共那种只偏重经济上开放的改革路线，早已造成重大的恶果，使大多数人民越来越难以忍受。我一直认为中国需要有大规模的群众行动来干预政治，同时相信群众迟早会起来行动。只由于不敢那么乐观，更没有灵通的消息，才预料不到那惊天动地的行动四月二十七日就出现了。在这次运动爆发之前，不少人以为中国人民已经普遍对政治冷淡，再也不肯去干那种傻事情了。我一直认为他们的看法是错的。他们太看不起群众，或者是把自己的倾向当作了历史的倾向。
客：中共在四月二十六日人民日报社论中显露出严厉镇压的态度，但后来又说这并不是针对学生群众的，并且开始同学生对话了。你认为中共是不是改变态度，采取开明政策了呢？
向：中共对学生运动没有施行镇压，这点自然值得欣慰。可惜我们并不能认为中共已经采取开明的政策了。关于四月二十日警察在新华门前殴打学生的事件，当局并没有进行调查，新华社也没有就歪曲报导认错道歉，反而是那坚持新闻自由的世界经济导报被中共上海市委非法接管了，同时真实的新闻报导照旧到处受着干涉。学生的新三点要求中，只有对话一点被接受了，可是学生自己组成的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没有被承认，高校联会的主席不能到官方称之为对话的座谈会上去表示态度，学生领袖受到各种各样的威胁和干扰。从这些现象看来，只能说中共当局面对这样声势浩大但是和平自制的群众运动不敢采取镇压手段，因为恐怕收到反效果，却不能说中共已经改变政策了。
客：那么，你看前途如何呢？真正的对话会不会展开呢？
向：我觉得，初期群众要求对话是很自然的。这次学生运动的起源，是群众哀悼胡耀邦。群众借哀悼活动来表示抗议当局的压制民主自由，希望迫使当局对一九八六年的学潮和所谓胡耀邦的错误平反。起初，官方对群众这种要求置之不理，只顾筹备官方自己的追悼会和草拟作为盖棺论定的悼词。在这种情形下，群众所要求的对话，是争取影响悼词内容的一条途径。但是，到了追悼会开过之后，学生与其继续要求重新评价胡耀邦和八六年的学运，倒不如直接提出当前需要的民主改革了。官方到这时候才接纳对话的要求，却又不承认这次运动中产生出来的学生领袖为学生代表。我觉得这实际上是耍手段。这种手段可能起的作用，第一是把学生分化，官方可以拉一派，打一派；第二，利用对话来阻止学生采取进一步的行动；第三，在漫无边际又没有结果的对话中迷惑学生，浪费学生的时间；第四，尽量拖延时间，拖到学生厌倦的时候，整个事件就不了了之。因此，我认为，学生方面要避免上当。
客：学生会不会上当呢？怎样才能够避免上当？
向：从这几天高校联主席吾尔开希的态度看起来（他根本不承认官方一手操纵的那个座谈会是学生本来所要求的对话），学生大概不轻易上当。我觉得，除了坚持代表必须是学生民主选出的之外，还需要赶快确定学生的具体要求和这场对话的范围，才可以避免陷入漫无边际的空谈。
客：为什么要限定范围？广泛对话，尽量沟通不好吗？
向：照理，学生选出代表去同政府代表对话，目的应该是让政府了解并且接受学生目前具体的要求。如果政府接受，任务就完成了。如果不接受，达不到协议，学生就要考虑下一步怎样做：是采取进一步行动，还是暂时罢休。学生没有许多空闲时间去进行无了无休的空谈。在这次学生集体地提出来的具体要求范围以外的问题，学生们还没有形成一致的意见和集体的要求，可以留待以后各自去用各种方式发表意见，不适宜摆在这次正式的对话中。这样，这次对话才可能是有益有建设性的。
客：既然政府当局并没有改变态度，学生代表同政府的对话岂不是很难有什么结果吗？
向：要政府接纳学生的要求，相信很不容易。不过，如果有正式的对话，学生至少比较容易弄清楚政府的立场和是否有对话的诚意，然后根据这种了解来决定下一步怎么办。
客：如果对话没有结果，或者根本不能展开，你估计下一步的演变怎样？学生运动是再向上发展还是低沉下去？
向：我看学生们不会这么轻易放弃，大概还要继续奋斗。北京高校的罢课还在继续中，学生准备五月四日再次游行。如果在五四之前学生的任何要求都没有达到，连正式的对话都没有开始，五四的游行大概就会举行。而五四那天学生行动的成败和政府的对策，可以显示出以后演变的趋向。
客：七十年前的五四运动后来扩大成为全国性的罢课和罢工、罢市，这次北京学生运动会不会也有同样的发展呢？
向：至少有些北京学生曾经发出过这样的号召。不过，到现在为止，北京以外的学生响应罢课的规模都很小，罢工和罢市更谈不到。我看，发展到“三罢”程度的可能性不大。当年五四运动的直接目标是救国性的：反对签订损害中国主权的巴黎和约。那时中国人民感受到“亡国灭种”的威胁已有好几十年，五四运动的“外抗强权，内除国贼”的口号全国人民都很容易接受，南方各省的政府更利用这种口号来加强本身对抗北京政府的力量。同时中国工人运动恰恰具备了一些有利于萌发的条件（如大战期间中国工业的较大发展，此时重新感受到外国的威胁，有大批吸收了欧洲工人运动经验的参战华工回国）。因为具备这些有利条件，才促成全国性的罢课和罢工、罢市。今天中国虽然问题很多，人民的不满也很普遍，却还没有普遍认识到一个公敌、一条出路和一个眼前的具体目标。连北京学生运动的领袖们都没有号召全国罢工和罢市的决心。中共镇压群众运动的力量却比当年的北京政府强大。这次学生运动发展到“四?二七”大游行那样的程度，不但超过了任何人的预料，恐怕也达到群众现有的承受力的最大限度了。所以我猜想再升级的可能性不大。
客：那么，反过来，运动遭受暴力镇压，或者过后再像一九八七年那样，来一次反自由民主的逆流，这种可能性又有多大呢？
向：我看，这种可能性也不大。前面已经谈过，由于这次运动的声势浩大，但要求却很低，群众在行动上又十分和平而克制，所以令中共当局觉得很难下手镇压。全国民心所向和当前的国际环境，也令中共对镇压行动有所顾虑。因此，我相信，直接对群众施行暴力镇压的可能性相当小。如果上次反自由化运动的失败还没有给中共足够的教训，他们再来一次，一定也还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而且砸得更痛。现在已经有许多新闻工作者以及其它公务人员公开反对政府的作为了。
客：你先说学生的要求很难得到政府接受，现在又说学生运动受到打击的可能性也不大，那么，你认为最大可能的结局究竟是怎样呢？
向：全部要求一下子得到接受是很难，但部份要求被接受的机会却比较大。我认为，最大的可能性，也许是群众所要求的达不到，但是也没有受到打击，运动就暂告一个段落，所有问题都留待以后解决。如果结局是这样，我觉得，在一定的意义上也可以说是群众胜利了。因为，这是四十年来第一次，群众公然违抗中共的禁令，进行大规模的政治行动，而没有受到镇压。这对于未来的民主运动，是一个很大的鼓励。
客：你是不是认为民主运动的胜利要在相当长久之后才可以达到呢？
向：是的。中国的专制主义传统非常强大，中共的专制主义更是集古今中外之大成，它的机体比过去任何专制制度都更庞大。要想用民主制度来代替它，中国人民必须经过长久的奋斗和锻炼，发展到力量非常强大才可能办到。
客：中共当局认为这次学生运动是有计划的政治动乱，有后台，有黑手。你的看法怎样呢？
向：把群众运动指为少数人阴谋制造出来的东西，这是一切专制统治者的惯例。这一方面是统治者欲加之罪故意使用的借口，另方面也常常是巨大的群众运动所引起的统治层内部分裂现象在统治者眼中所形成的倒像。在中共应付这次学生运动的过程中，可以看出统治层里面是有分歧的。邓小平不满意悼词把胡耀邦说得太伟大，暴露出最高层里面也有不少的裂痕。也许邓小平对他原先依靠的第二根擎天柱（赵紫阳）也失望了。上层的裂痕多少助长了群众运动的发展，这也是放诸四海而皆准的规律。不过，把群众当作少数人的傀儡，根本上总是荒谬见解。
客：七十年前的五四运动成为划时代的群众运动，是因为它大大推动了当时的新文化运动。“四?二七”运动会不会起同样伟大的历史作用呢？
向：有这种可能。我希望它会。这次学生运动那么快就发展到那么大，除了因为中共那种愚昧专横的政策起了促进作用之外，群众近十年感染到和滋生了新的思想，也是一个重要的（而且是更重要的）原因。新思想是对中共正统思想的逆反。四十年前，中共领导解放战争胜利，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解除了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束缚，消灭了半封建的地主阶级，为中国人民打开了一条新出路，因此在人民心目中建立起无比强大的新的权威，中共官方思想也成为新的正统思想。中共自命代表最革命、最进步的思想，起初人民也普遍相信这是真的。其实，中共官方思想（即所谓毛泽东思想）是一种很特殊的混种杂交的产物，其中既有一些革命的、进步的因子，也有专制、落后的因子，而基本精神是非科学、反民主、教条（武断）主义的。起初，中共政权和毛泽东思想对中国所起的作用以进步方面为主，推动了种种改革和建设，落后和倒退的方面是次要的。往后，正负两种作用的对比逐渐逆转。可以说，一九五七年的整风运动（起初是大鸣大放，后来转变为反右）是分界线。在此之前，中共的作用基本上是进步的，往后就变成反动的了。但是中共正统思想的支配地位却一直保留到文革时期，而且一般人一直把它当作革命思想。一九七八年底中共三中全会之后，这种正统思想的支配力量才开始动摇，新思潮才开始出现。一九八六年的学运，是新思潮影响下的群众运动的初露头角，而这次北京学运可说是新运动成熟的标志。我们有理由相信，这次行动会反过来大大促进新思潮的发展。
客：你认为现在中国的新思潮的科学性和民主性有多高呢？同五四时代相比怎样？
向：现在和五四时代一样，把外洋先进国家五光十色的思想都引进来，同时批判中国原有的正统思想。五四时代中国的正统思想就是儒家思想，而现在中国的正统思想有新旧两套，旧的还是儒家思想，新的是中共的毛泽东思想。对儒家思想的态度，是各种程度的批判和继承都有，大体上类似五四时代。可是敢于对毛家思想公开彻底否定的还很例外，而阳奉阴违、暗自否定的较多。五四时代的全盘西化派，一开始就多数是激进的民主派，不久，主要分子陈独秀等人又演变为社会主义（马列）派，创立了中国共产党。现在，即使是全盘西化派，在争取民主方面也不算激进。至于社会主义，简直没有一个有声望的思想家是真心拥护了。造成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是中共正统思想自命代表社会主义，而中国的思想界还远远没有认清中共官方思想同真正马列主义的基本对立性质。在思想方法上，现在中国新派思想家许多人都仍旧没有摆脱那种图式主义的社会发展观点支配。不过，他们不再像斯大林和毛泽东那样，图式主义地断定现有的所谓社会主义制度天然地比资本主义优越，却像考茨基那样主张中国不该跳过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了。他们抛弃了毛泽东对资本主义世界一味抹黑的描写，却同时连资本主义真正的黑暗面和深刻危机也不加注意了。对于毛泽东思想的反动方面，他们不了解它真正的社会根源（国有财产基础上的新官僚层），却以为是传统小农经济的产物。因此，我认为今天中国的新思潮运动还很不健全，科学性并不高，在基本上并不算新，其实相当旧。我衷心盼望不久之后，中国出现一股能够正确了解当代中国和当代世界的真正当之无愧的新思潮。要有这样一股新思潮，才能够帮助中国人民找到真正的出路，完成五四时代开始的事业。
中国民主与中国革命
刘宇凡
1989年7月20日
一九八九年全民民主运动暂时失败了，可是，任何人都看到，中国社会的根本矛盾并未曾解决，反而因大屠杀而更形尖锐了。矛盾的再度爆发，只是迟早问题而已。那时候，民主运动一定会再度兴起。一切民主派从现在起就要为第二次的民主运动作积极准备，其中尤以思想准备为要。现在第一个大问题要思考的是：究竟中国应当走改良主义还是革命的道路？如果要走革命的道路，那么，这是一种怎么样的革命？革命的性质是什么？
改良主义还是革命
八九民主运动虽然规模庞大，而且民众下了极大决心去争取自己的要求，可是，那些要求本身并不高（最有挑战性的要求不过是新闻自由罢了），而且一直采用最和平的方式，甚至从头起就坚持“骂不还口、打不还手”的甘地主义。所以，这个运动的主流方向是改良主义的；领导者反对采用武力，更反对推翻中共（这个立场到六四以后才多少有了转变），只是企图用压力迫使中共软化，使之最终能接受民众的要求。这样的一个运动，本来不会根本威胁中共的统治。然而，中共却居然以大屠杀来回答民众！这难道还不能证明中共已经完全不能自我改良吗？
直到六月九日邓小平亮相之前，人们都一直寄望中共党内的“改革派”能够扭转乾坤。事实证明，以赵紫阳为首的“改革派”不仅不能阻止屠杀，而且自身难保，一下子就被打下了台。这说明了，中共的顽固反动势力是占了多大的压倒性优势！要知道，赵紫阳为首的“改革派”其实完全不代表真正的民主改革派；它不过是官僚层中的温和派而已。称之为官僚温和派比称之为“改革派”更适合。（事实上，赵紫阳同邓小平并没有根本分歧。大家都要坚决捍卫官僚层制度。所分歧的只是统治方式略有不同罢了。他从来没有赞成取消一党专政；他甚至不曾支持过学生所提出的全部非常合理的要求。他最突出的一点，也不过是愿意承认学生的爱国行动，和反对四．二十六社论罢了。而且，即就这点而论，他也不过是表了态而已，并没有采取任何实际行动，更没有公开号召全党党员起来反对邓小平。）
然而，可悲的是，中共连这样一个温和派都不能接受，而且不能容忍，还要除之而后快。现在，中共已经宣布清党了。党内那些已经不多的富于独立批评精神的党员一定会被清算。换言之，今后中共在朝向更腐败更堕落的官僚党的方向又跨前了一大步。今后中共官僚党同人民的矛盾一定会更尖锐；它阻碍中国继续进步的坏作用更明显。在这个情况下，一切民主派都要丢掉改良主义幻想，下定决心，起来革命，推翻中共官僚党的统治。
我们并不排除中共将会在压力下作局部的改良的可能性。或者统治危机再度爆发，或者群众运动再度兴起，在这些情况下，都有可能使中共党内温和派再抬头。如果邓小平一死，这种可能性就更大许多倍。不过，如果这种情况出现，革命者有可能需要暂时在行动上放弃革命的鼓动，可是，这丝毫不代表要在原则上放弃革命路线。因为，中共有可能在压力下暂时局部改良，但这并不代表它会自动放弃特权，相反，它定会坚决捍卫它的统治。要知道，“温和派”和顽固派之间并非隔着一条万里长城；它们彼此间可以随时互相转化。温和派可以变成顽固派，顽固派可以变成温和派；客观地看，他们有对立的一面，但更有互相补充的一面。统治者这样软硬兼施，恩威并重，才能达到痳痹人民的目的。邓小平就是最好例子。邓小平一九七八年后复出的时候，他不是打着改革开放的旗帜吗？他不是为了打倒华国锋和缓和危机，而曾经支持过西单民主墙吗？在他统治下，中国不是进行着巨大的改革，思想控制不是“宽松”了吗？后来又怎样了呢？这个“改革派”的急先锋不是一变而为顽固派的总舵手了吗？如果将来赵紫阳能够再上台，难道他不可能变成第二个邓小平吗？有什么制度上、法律上的保证足以有效监督他呢？统统没有。只要中共仍然一党专政。那么，它随时可以单方面作改良，也随时可以单方面收回一切改良，人民永远只能俯仰由人，永世为奴。所以，仅仅在最高统治集团中拿“温和派”代替顽固派，是不能彻底解决问题的。只有采取革命路线，根本推翻官僚统治，才能使中国有真正的进步。
革命的结局都只是重建暴政？
经过了几十年中共式的“社会主义”的经验，再加上文革这种假革命的洗礼，中国人不仅怀疑社会主义，而且怀疑革命。许多人认为，中国近代以来已经发生过许多次革命了，为什么中国革命最后总是以暴政重新建立为结局呢？这是不是说，中国的革命总是跳不开所谓“皇朝循环”，永远只能在专制——革命——专制之间往复呢？我们在这里不能作深入探讨。我们只想指出：固然不是任何一种革命都能真正推动历史进步。中国古代的农民革命的确只能形成皇朝循环。但是，西方资产阶级革命却建立过民主。事实上西方民主就是革命所促成。而且，自从近代社会化大工业和世界市场形成以来，中国早就和世界市场结合，早就有了初步工业化，它近百年以来的革命早就不是农民革命，而是像西方那样的资产阶级革命和工农革命了。自然，辛亥革命和四七至四九年的革命并没有建立起真正的民主政府。可是，从中能得出什么结论呢？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并不是任何一次资产阶级革命或工农革命都能够直接建立民主政府，但不能反过来证明任何这样的革命只能以建立暴政为结局。有些革命是这样，有些却不是。就算是那些建立了暴政的革命，它也不是一点进步作用都没有，一点都没有推动民主。人类历史常常都是充满曲折、充满反复的。西方的民主制度，也不是经历一次革命就建立起来的，而是经历过好几次革命，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才建立起来的。法国一七八九年的革命的直接结果是什么呢？它立即建立了稳定的民主制度么？都不是。不到几年它就演变成专政，以后就变成拿破仑称帝。法国以后要再经历一八三○年和一八四八年和一八七一年的革命，才比较稳固地建立了民主政府。我们可以说，法国共和政体是一八七一年之后才稳固地存在的。而这个成绩是纯粹依靠那一年的革命的吗？不是。如果没有一七八九年的大革命，没有它对封建主义的经济基础作根本性破坏，王权就不会如此急剧衰落，民主力量就不会得到壮大。有些人认为，中国如果要革命，也应当学习英国一六八八年的不流血的“光荣革命”，即实质上的宫庭政变。固然“光荣革命”多少推进了民主，可是，如果没有一六四○的流血大革命，如果它不是已经大大破坏了王权，大大提高了国会的权威，往后的“光荣革命”能够成功吗？前人耕耘，后人收获；这在革命的历史来说尤其如此。我们决不能如此短视，如此忘本，以为西方民主制度是依靠和平感化统治者或别的什么戏法而换来的。
迎接中国第四次革命
事实上，今天中国革命能够最终争得民主，这种可能性，已经比过去大许多倍了。这是因为，中国的第三次革命（四七至四九年）尽管还是重建了专制，可是它毕竟建立了中国初步的工业化的基础，毕竟多少推进了历史进步。中国的学生、知识分子、工人阶级——他们掌握了现代科技和社会化大生产的技术，比农民更有力量争得民主——人数尽管多么不足，毕竟比几十年前多了许多倍，民主的力量不是小了而是大了。有人说，中国无知的农民仍占多数，怎能争得民主呢？这些人忘记了：西方早期的民主革命，农民不是比现在中国所占的人口比例更大许多吗？知识分子不是更少些吗？当时不是差不多完全没有现代工业吗？为什么它们终于能成功呢？其实，关键不在于农民是否占多数，而在于那最先进的社会集团、知识分子、学生、工人，能否对人民进行正确的教育，尤其是否能提出一条正确的奋斗路线。
八九民运的性质和历史地位
向 青
1989年9月11日
六四大屠杀一百周日这天，世界各地都会有群众性的哀悼表示。最近几个月，支持中国的民主运动，谴责中共的血腥镇压，全球华人表现了极大的一致性，但是在怎样了解这次民主运动的意义方面，却有重大的分歧。为了促进民主运动的继续发展和最后胜利，我们必须承认这种分歧的存在，并且通过探讨找出正确的结论。
八九民运是革命运动
有不少人认为这次民主运动纯粹是和平的请愿和示威；它最可贵的特色也在于始终坚持和平手段，不使用暴力去对抗暴力；而中共当局主要的罪恶是镇压过火，造成不必要的大量流血。我们觉得这种看法是不正确的。这看法最明显的错误，当然是它暗示着：如果中共的镇压手段“文明”一点，就不值得谴责了。但错误不限于这一点。我们认为，它对八九年民运性质的判断也不正确。不错，在这次运动中，群众没有主动地采用暴力手段，一百几十万人的大游行等等都秩序好得令人惊叹。但是，曾有个别参与屠杀人民的兵士被激于义愤的北京市民打死，上海有一列火车在压死卧轨市民后被市民烧毁，这也是众所周知的事实。难道这种激烈行动不是整个群众运动的一部份吗？难道这部份行动是不正当，不值得同情的吗？难道中共当局把“反革命暴乱”的罪名加在这些行动者头上，残酷地施行报复，反而是正当的吗？世界历史告诉我们：从专制统治过渡到民主政治，中间没有不经过人民暴力革命的。因此，人民在受到专制统治者暴力镇压的时候，不应该拒绝使用暴力反抗的手段。人民的民主权利里面，应包括革命权。作为八九年中国民主运动主力的北京学生，虽然没有采取革命起义的行动，却在六四屠杀开始后，以北京高自联的名义，在告全国同胞书中发出了打倒邓李杨反动政府的革命号召。我们今天纪念八九民运和六四屠杀，不应该抹煞北京高自联这个最后宣言的重大意义。
其实，六月三日以前的北京的群众行动已经不是普通的请愿、示威和抗议，实际上已经带有革命的意味了。拿运动的目标来说，如果以为学生只不过要求对话而已，这种看法是不够全面的。不但打倒总理李鹏的口号一再呼喊出来，而且学生领袖们屡次说明，他们所要求的不是撤换政府里个别人物，而是建立民主的政治制度。这不是属于革命性的要求吗？再看运动的方式。中共官方说什么“暴乱”、“阴谋”，当然是诬蔑之词。但群众公然蔑视中共政府的禁令，一再举行示威游行，长期占据天安门广场，这种做法使群众行动带上了和政府激烈对抗的性质，这点是不能否认的。这些行动隐含着否认政府权威，群众自己要掌握社会的最高权力的意义，也就是带有革命意义了。什么叫做革命呢？不正是人民群众否认原有政府的权威，把维持社会秩序的最高权力强行夺取过来吗？到了李鹏宣布戒严以后，群众阻止军队入城，劝说军队不执行上级的命令，那革命意味就更明显了。所以，我们认为，八九年的中国群众运动已经不是普通的请愿和示威一类，而是革命性的运动。说得准确一点，是初期阶段（没有充分发展）的，而且没有充分自觉，尤其是还没有抛弃和平幻想的革命运动。
中国革命新时代的开始
今年的民主运动是一场震动全国甚至震动全世界的巨大的群众运动，中共既不肯接受它的合理要求，又不能把它控制住，最后只能用大屠杀来把它镇压下去。这明显不过地表明，中共已经不是革命党，不是代表进步的力量，而是阻碍中国进步的力量了。同时也表明，中共原先所具有的对中国群众运动的支配力量已经丧失了。这个转变有划时代的意义。
七十年前的五四运动，开创了中国群众运动大发展的时代，使中国革命运动成为群众运动（以前的革命运动只是少数人的阴谋活动），同时也促成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当时的群众运动很快就同中共牢不可分地结合起来，终于使中共获得政权（一九四九）。可以说，五四以后的差不多七十年，是中国群众运动受中共支配的时代。大约前三十五年，中共以领导者的身份支配着群众运动，以后是以统治者的身份支配着（操纵，利用，限制）。今年四月至六月的民主运动标志着中国群众运动受中共支配的时代确定地结束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八九年的群众运动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可以同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相比。
本来，中共丧失了革命党的性质，再不能领导中国革命向上发展，反而成为进步改革在政治上的主要障碍物，成为群众运动的压迫者，很久以前已经是事实了。那个转折点是在一九五七年，就是中共发动“反右”运动，压制“大鸣大放”的时候。不过，这个转变并没有马上让群众了解，能够很快了解的只有极少数人。群众的了解，在六四大屠杀之后才终于达到。群众的认识这样远远落后于现实，原因在于中共过去长期领导革命运动而且得到巨大的胜利，在群众的意识上形成非常强大的权威。一九四九年新中国的成立，实现了一百多年中国人民摆脱外国压迫的渴望。中国一方面成为全世界被压迫民族解放运动的指路明星，另方面与苏联并列，成为世界帝国主义最畏惧的敌人。中国人民失去了一百多年的自豪感，这时恢复了。中共政府所推行的土地改革和其它改革，大大提高了工农群众的社会地位，改善了劳苦大众的生活，并且让人民看到一个光明的前途。同过去中国的实际状况比较起来，大多数人民觉得中共是为人民服务的统治者，也承认现实的制度是民主制度（新政府主动地邀请劳苦大众参与公共事务和提出意见，大众觉得这就是民主了）。当时的世界形势也让中国人民相信社会主义代表世界上新生的力量，而资本主义是腐朽没落的力量。总而言之，群众相信中共是工农阶级的领导者，看到中共某些不好的表现也不至于根本动摇这种信仰，甚至连中共某些实际上是反动的价值标准也接受了，例如对一党专政的评价。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不难利用革命和工农阶级的旗号去欺骗群众，达到继续操纵群众运动而维护官僚特权的目的。五七年的“反右”运动就是这样轻易取胜的。“文化大革命”更是一场史无前例的大欺骗，假革命，真反动。
物极必反。文化大革命期间毛派欺骗群众的手段发挥到顶点，同时也促成了文革末期群众的觉悟。于是有一九七六年四?五的天安门行动。群众摆脱了对毛泽东和四人帮的迷信，却没有摆脱周恩来和邓小平所代表的中共传统的束缚。邓小平重新上台，提出改革路线后，厌倦于动乱的群众更对中共新路线产生了很大的新的幻想。最近三四年，这种幻想逐渐被现实打破，于是民主潮流或明或暗地不断增长。今年四月至六月的群众运动就是在这个背景下涌现的。参加这次运动的群众起初还以为强大的和平示威和绝食之类的行动可以迫使中共实行政治改革。等到看出镇压不可避免的时候，也以为镇压的程度大概同八七年或七九年差不多。六四大屠杀和至今仍在进行的大搜捕、大迫害，给群众一次宝贵的教训。中共的反动面目在全国人民面前彻底暴露了。即使它可以掩饰屠杀的真相，把数字低折到几千几万分之一，也绝对无法掩饰它自己死硬拒绝政治改革的真相，无法再使任何人相信它是革命或者改革的领导者。它甚至比几十年前的国民党政府或北洋军阀政府更公然地、不以为耻地宣告决不把政权交给人民。这等于向人民提供最好的清除改良主义思想的教育，主动教导人民必须用革命来推翻它。不管那些胡涂的理论家怎样继续说梦话，我们相信中国的工农和知识分子群众会不难接受这个十分明显的真理。无论如何，中共过去控制群众的特异功能已经丧失了，它阻止中国革命再向上发展的神秘武器失灵了。中国革命的新时代已经开始，人民民主的胜利之期当在不远。
中国民主运动能依靠“中产阶级”吗？
刘宇凡
1989年11月10日
今年三月，正当国内知识分子发起签名要求特赦政治犯的时候，一些知识分子已经在思索民主运动要依靠谁的问题了。当时已经有人主张，知识分子要同企业家集团联盟，中国才有前途。当时我们却提出了不同意见，认为所谓“企业家集团”根本不是民主动力。民主运动要依靠的是民众，尤其是工人，而不是“企业家集团”。
不久，八九民运爆发了，两个月之后又被残酷镇压了。尽管它如此短命，可是，在广度和深度上都是令人惊叹的。然而，曾经被一些人寄予厚望的“企业家集团”，究竟在八九民运中起过什么重大作用呢？没有任何重大作用。反倒是无数市民、工人，最初还只是热心同情者，不久居然后来居上，坚决支持民运，堵截军队，成为民主先锋。
可是，八九民运的经验并没有使这些人改变他们的看法。恰恰相反，那些流亡海外的知识分子，不少人比以前更热切地把民主前途寄望于“中产阶级”呢。
他们所说的“企业家”，包括了新兴的资本家，也包括国营企业的经理；然而，在他们眼中，二者并不是等量齐观的。他们所寄望于国营企业经理的，就是他们赶快向新生资本家学习，赶快转化为真正的独立的企业家。在这个意义上，他们所谓企业家，不过是资产阶级的代名词。至于“中产阶级”云云，指的其实也是资产阶级。“中产阶级”一词，由来已久；在学术界中有些人指的是资产阶级，有些人指的是小私有主，有些人指的是战后资本主义国家的数量急剧发展的白领。中国并没有这样的“白领阶级”，所以“中产阶级”不可能指的是白领。中国小私有主很多，城市中的个体户和农村农民都是小私有主，但那些知识分子指的并不是他们，至少不是以他们为主体；所以，“中产阶级”云云，其实也是指资产阶级。
中共对“资产阶级”、“资产阶级自由化”等等的谴责，令不少支持民主的人觉得资产阶级就是民主和自由的旗手。我们的看法跟中共不大相同。我们的意见恰恰是：资产阶级不是民主的旗手，如果要争取民主，不能依靠资产阶级。
经济自由与民主
认为资产阶级是民主旗手的其中一个重要论据，是：私营经济越发展，就会使越多的经济活动脱离中央控制，从而削弱了集权官僚制，促进了经济多元化。这又会剌激起政治多元化，并对集权官僚制起着制衡作用，逐渐达至民主。
这是一种无比机械而且错误的看法。任何一种政治制度，尤其是民主制度，都不是直接决定于经济的。一个社会阶级会否要求民主，它要求的又是一种怎样的民主，它自己又是否有能力争取民主——这些都是由许多因素及其互相作用所决定的，决不仅仅是经济的作用。就私营经济而论，情况尤其如此。第三世界许多落后国家的资产阶级已经有很久的历史了，可是他们有成为民主先锋吗？有建立真正的民主的决心和力量吗？大多没有。香港的资产阶级又有要求民主吗？可以说，有些资产阶级（主要是西方近代史上的早期的资产阶级）曾经是民主先锋，但越是往后的资产阶级，更多并不是民主先锋，甚至是反民主的。所以，不能说资本主义经济自然地要求民主。自然，资本主义经济本身并非没有一个内在、统一的政治要求，这还是有的。在法律上，它们天然地要求保障种种经济自由（财产自由、贸易自由、经商自由、买卖自由）；政治上，它们天然地要求政府尽量少干预经济（如果市场调节的机能足以自我调节的话；早期自由主义者都是这样看的），或者如果要干预的话也是在保障资产阶级利益的情况下干预（如果市场机能出现问题的话，后期的自由主义多数都有了这个转变）。如果它们已经有了相当实力，它们也必然要提出分享一部份政权的。这一切才是资产阶级所或迟或早要追求的东西。在这些要求中，也并非没有进步的要求，并非没有多少能促进人权的东西，尤其如果我们拿一个像中国那样高度官僚集权的国家作对比，上述的一些要求就好像显得文明和进步了。不过，这些要求还非民主要求。这些要求如果实现了，只意味着资产阶级的地位的上升，并不表示民众的地位的上升。（恰恰相反，只会因更多人成为雇佣工人而地位下降），而且，要满足这些自由主义的要求，并不一定需要民主，不一定需要真正的、平等的、人民能当家作主的民主。经济自由本来就不是非要由民主政制赋予不行的。中外历史上，由一个开明君主承认和保障资产阶级的经济自由，比由一个民主政制去赋予这些自由，来得更普遍、更正常。总之，要保障资产阶级的经济自由，一个开明专制政府就已经足够了。一八七○年以前的法国是这样，早期英国是这样，德国是这样，以前的中国以致现在的香港都莫不是这样。
对分权的美丽的误会
中国当代资产阶级很迅速就学会了西方自由主义的那一套东西，大谈权力制衡了。这当然不是偶然的。事实上，分权、权力制衡等等，从历史上看，的确也是天然地属于资产阶级的要求。有些人把分权看成为民主。从广义来看，这当然也是民主要求。但那是一种怎样的民主要求呢？是一种古老的、过时的、非常狭窄、非常低级的民主。为什么呢？因为分权原则只是反对绝对集权；它并不一定根本反对不民主的政体，因为三权分立的原则并不一定包括平等普选权。一个国家可以实行严格分权，同时又可以实行高度受限制的选举权（例如规定有产者才可投票；又或者像香港那种“功能团体选举”）。所以，一个实行分权的国家，固然一定不是绝对集权的国家，可是，同时它也并不一定就是真正民主的国家。事实上，三权分立的最初设计的原意，并不是要建立以普选权为基础的现代民主国家，而是建立开明君主制。那时候资产阶级并不反对君主制，只是认为君主不应集中一切权力，认为立法权应当分离出来，该以资产阶级为主体的议会掌握。至于行政权，资产阶级认为那是君主的专利呢。总之，古往今来，许多实行分权的国家往往并不很民主，而许多民主政体也并不是实行分权。所以，单就分权本身而论，那是一种过时的、低级的民主，不是现代民主。现代民主的内涵已经远远超出三权分立这个旧范畴了。以普选权为基础的现代民主，可以（但不一定）包括分权，但反过来，分权却不能包括现代民主。所以，要求分权，并不一定就表示要求现代民主。勿宁说，光是要求分权，顶多不过是稍为改良一下专制主义而已，而不是根本反对专制主义。
在一个根本没有民主的国家里，首先要求的不是权力归人民，不是真正的民主制，而光是要求分权——这，对于人民来说是危险的。这样做客观上等于叫人民承认专制政府的权力；所要求者不过是把它的一部份权力转移出来，再分给另一些人。这样的结果，顶多不过是产生开明专制，或者出现社会的上层阶级、“精英”与原来的统治集团联合专政的局面而已，就像西方早期君主、贵族与资产阶级在分权基础上联合专政一样。人民始终没有获得权力，始终沦为被统治者。所以中国资产阶级如果不旗帜鲜明地高举真正的民主要求（到今天我们还没有看到），而是大谈什么分权，什么权力制衡，那么，我们就有理由怀疑他们只是要求分享中共的权力，而不是真正要求民主。在我们看来，人们应当要根本废除专制者的全部权力，而不是要求和它分权。
有些人承认，分权还不是充分的民主，但是，他们认为，第一步总不能就要求普选权；因为这是不现实的；反倒是提出像分权那样一个比较低的要求，才是更现实的。
其实，他们所说的“现实”，并不是真正的现实，不是包括了民主与专制的全部力量对比的现实，而是仅仅着眼于专制统治者，着眼于他们的“承受力”。他们无非是说，要求太高，中共是不能接纳的。这里所暗含的最大谬误，就是以为，较低要求（像分权）中共就较有可能采纳。事实当然不是这样。站在专制统治者的立场来看，不论要求高低，都是对它有害的东西，都要加以反对。八九民运所提出的要求比要求分权更低得多，但结果又怎样呢？总之，如果把希望寄托在统治者的自我改良，如果把自己的要求自限于它能接受的程度，那么，不要说真正民主，就是连民主的第一步都不可能迈出的。唯一能迫使统治者让步的，就是群众力量。如果群众还没有力量，不论要求多么谦卑，统治者也不会答应。反过来，如果群众有了力量，并且直接向统治者挑战，最顽固的统治者都要作出惊人之举，作出巨大让步。最近波兰和东德的例子都一再证明这点。所以，关键其实在于怎样积聚力量。我们当然不能预先排除，在特定局势下会提出一些较低要求；但同样地，我们更不能预先就为自己穿上紧身衣，不管将来局势如何，不管群众的力量发展得多快多大，都预先把自己的要求局限于分权要求。只要时机来临，只要群众已经有了觉悟，我们都应当随时准备争取真正的民主制。
中国当代资产阶级是民主旗手吗？
其实，那些资产阶级代言人之所以拿分权来当作是真正民主要求，又或者拿“照顾现实”的借口来反对争取充分的民主制，说穿了，是因为他们不愿意实行真正的民主制。为什么呢，因为，第一，这个新生资产阶级从头起就是拜中共“改革派”即走资派的路线所赐才发展起来的。他们的现成利益，需要这个现成的统治集团的保护（尽管为此要付出不少“保护费”）。根本推翻中共统治，这样会带来动荡、不稳。新的政府会保护他们的财产吗？这是没把握的。所以，他们现在不会根本反对中共，只会要求中共自我改良，尤其要求中共“改革派”上台。所以，万润南他们这样赞美赵紫阳，并不是偶然的。他们之反对推翻中共，同样也不是偶然的。何况，在一个宪法上明文规定工农当家作主、生产资料属于全民所有的国家里，资产阶级如果要发展起来，就要公然违反宪法，就要防止工农群众起来要求政府贯彻而不是违反宪法；而资产阶级能够依靠什么人保护呢？除了中共，他们现在没有其它更可靠的保护者了。所以，在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里，资产阶级只有在工人处于政治无权的状态中，换言之，只有在维护现成的（但经过改良的）政权中，才能防止工农群众起来要求经济平等及政治平等。第二，中国新生的资产阶级，从它诞生的时候起，就处于不利条件；在国内，他们要在占主导地位的国营企业的夹缝中，尤其在官僚压迫的夹缝中求存；在世界市场上，他们有强大的西方和第三世界的更富有和技术装备更先进的资产阶级作为竞争对手。在这个情况下，土生资产阶级要发迹，非要一方面跟中共官僚集团拉拢不可，另一方面又非要大大提高对工人的剥削率不可（近年私营企业中工人超时工作、童工、工伤严重等问题时有披露）。所以，资产阶级并不愿意争取让工人也有平等政治权利的民主制度，并不愿意中共政权被一个真正民主政权所代替。他们并不是民主运动的旗手，而是一个依附权势的无力的忠实反对派。
六四屠杀能否避免？——八九民运反思之一
向 青
1990年4月25日
从四月中旬开始，全世界华人（而且不限于华人）都在纪念去年的中国民主运动。最有意义的纪念方式之一，自然是联系着反思过去而探讨今后的路向。在四月十八日的记者招待会上，有人询问最近逃亡到法国的柴玲：天安门广场的学生坚持不肯撤退，是否要为六四的大流血负上责任？柴玲认为，流血的责任要由中共负，不该由学生负。柴玲这种看法，我完全同意。不过，我觉得，这个问题虽然已经有不少人谈过，但并没有完全谈清楚，所以在这里再提出我的一些看法。
大流血学生没有责任
那些人认为学生也要为大流血分担一部份责任的理由是这样：如果学生预先从天安门广场撤退，那里就不会有大屠杀了；既然学生不肯撤退，他们就不免要为大流血分担一部份责任。这道理显然是讲不通的。好比有个凶残劫匪在街上胡乱开枪，许多路过的人被他杀死了。如果那些人不在那时走过那条街，自然不会被那匪徒杀死。但能够说他们自己也要分担被杀的一部份责任吗？
认为学生也有责任的人，假定了中共政府不应该或者不可能接受学生的要求（平等对话等等），而必须采取强力镇压的政策。这种假定根本是不合理的。除了专制统治者和他们的狐群狗党之外，谁都不能同意。
即使认为学生长期不肯撤退逼得中共政府要用强力在天安门清场，也不能因此就说大屠杀也是学生逼出来的。事实上，到了军警和坦克开进广场的时候，在候德健等人居中调停之下，学生终于决定了按照军警指定的方向撤退。这时军警清场的目的已经可以达到。在这种情形下，军警还要向学生开枪，并且用坦克辗过去。有什么理由说学生也要为流血负责呢？
六四血洗天安门的责任，百分之一百在中共政府身上，广场上的学生和市民一丝一毫责任都没有。把责任分派给学生，客观上是替凶手洗脱，帮助专制政府打击民主运动。
至于学生是否应该趁早（比方在五月底）撤退，如果那样，实际的结果是不是会好一点，那是另一个问题，是学生方面的策略问题。关于这个策略问题，当时和事后都有不同的意见。这些不同意见可以分为对的和错的，需要冷静而仔细的讨论，却不涉及立场问题，也不应该影响到对流血责任问题的判断。
应否趁早撤退的问题
大家知道，在去年五月下旬，就是李鹏宣布戒严之后，在天安门广场之内和外面都屡次有人主张撤退。五月二十八日甚至传出决定在三十日撤退的消息，全世界各地担心着广场群众遭受暴力镇压的人们松了一口气。但这个决定马上被推翻了，静坐又坚持下去，一直到六月三日的半夜。大屠杀之后，有更多的人发表意见，认为没有趁早撤退是失策，但也有人认为坚持是正确的，柴玲是其中之一。柴玲在记者会上提出了两点理由。第一，中共残酷成性，学生撤退与否，屠杀都会发生。第二，如果撤回校园，屠杀秘密进行，连消息都被封锁。我觉得，这两点理由都不令人信服。即使中共无论如何也要进行屠杀，如果学生不是继续聚集在天安门，而是早已撤退分散，屠杀的方式和规模总会有所不同，没有理由根本抹煞这种差别。至于说，如果学生退回校园才被屠杀，连消息都会封锁住，也是不能令人信服的猜想。事实上，不论六四之后还是之前，在校园中发生的逮捕和其它迫害行动，中共封锁消息常常并不成功。怎能断定中共能够一面派兵到校园实行大屠杀，一面封锁消息不让世人知道呢？
如果群众趁早从天安门撤退，分散到各处去了，即使中共仍旧要实行屠杀，也不能像在天安门一样，在那么短促的时间内造成那么大量的伤亡，要想同时遮掩住那许多个屠杀现场，也比较困难。这种想法比柴玲的想法合乎情理许多。所以，我认为，应该承认学生没有趁早撤退是不幸的失策。
趁早从天安门撤退并不一定是整个运动的结束或者全线撤退，那也可能是策略上的重大改变，甚至可能是极大的进取。作为一次和平抗议行动，在天安门绝食和静坐可说是选择了最好的方式和地点。和平抗议的合理目标包括两方面：第一，让人民和政府都注意到抗议的内容；第二，政府接受要求。第一个目标早已达到了。但是第二个目标，在四二六社论和五一九戒严之后，已经显然不能达到，除非群众采取更强有力的行动。在五月下旬的开始，大规模的游行示威似乎还有可能迫使中共叫李鹏下台，让群众得到一定程度的胜利。到了接近五月底的时候，形势已经非常清楚，中共决不会让步，一定要施行暴力镇压。群众继续在天安门静坐下去，只能是等待在暴力镇压下失败。既然中共和它的政府已经充分表明，他们是民主的死敌，是死不悔改的极权统治者，继续向这样的统治者作和平抗议就毫无作用了。这时群众可以选择的出路只有两条：第一是开始准备武装起义，第二是暂时罢手，等待更有利的时机再来。当时准备武装起义并非绝无可能。后来罗马尼亚事变的发展是一个新的例证。事实上中共当局就是按照对付武装起义的方式来布署流血镇压的。但是，学生方面绝对排斥了这个选择，他们当时的思想感情根本不可能在短期内转向这条路。这样，剩下唯一较好的选择，就是结束天安门的行动，化整为零，转向全国各地和各阶层里面去进行广泛而持久的宣传鼓动工作。如果学生选择了这条路，八九民运的结果就会比较好：群众的损失没有这么惨重，全国人民对北京民运的真相会了解得更多，中国民主运动往后的发展会比较顺利。可惜当时学生连这点都做不到。当时做不到，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到了今天，如果还迟迟不能看出当时的弱点和错误，尤其是如果还不肯认真地、冷静地去思考这个问题，那就太可悲了。
悲剧的根源
学生要能够作出趁早从天安门撤退的决定，必须有一个胜任的领导力量，这个领导力量既对整个政治形势和运动的远近目标都有清楚的认识，又在群众中有足够的威信。但事实上并没有这样一个领导力量，而且当时不可能迅速地产生这样一个领导力量。整个运动是自发的，而且以超乎任何人意料之外的速度扩大起来。这反映出社会上的矛盾既广泛又深刻。但是那些领导人物都是临时出现的，没有政治经验，甚至在这次运动发生之前一般根本没有认真研究过政治问题。他们深深感觉到中国需要政治改革，但改革的目标和方法都模糊得很。他们最初只想利用追悼胡耀邦的机会表达对改革的迫切要求，希望官方同他们对话。官方死硬的态度令他们越来越愤激，同时群众的广泛响应给他们越来越大的勇气。政治认识的不足令他们根本不考虑革命的道路（既不考虑立即准备武装起义，又不考虑深入社会去进行长期的革命准备工作），但群众的热烈支持又使他们不甘心空手而回。这样，他们的目标就显得很不明确，而行动方式只有始终坚持在天安门静坐，甚至把这种和平抗议的方式神圣化，连带地把纯粹牺牲也神圣化了。曾经有人提出撤离天安门的正确意见，但是很快被多数否决。甚至北京学生和市民在五月二十八日作出撤退的决定，也马上被新来的外地学生的相反意见压倒。
一九八九年的中国已经有了充足的条件产生惊天动地的巨大的群众民主运动，但是还来不及产生一个能够领导民主动运取得胜利的力量。这就是八九民运不可避免失败，甚至避免不了大流血惨剧的根本原因。学生领袖欠缺正确的政治认识，这不仅是由于他们本身太年轻，欠缺政治经验，而且由于当时中国的整个改革思潮根本有致命的弱点，那就是，没有一位著名的改革思想家能够指出中国唯一的出路是政治革命；一切民主奋斗，一切策略，都应该是为了促成政治革命的实现，为革命作最好的准备。当时群众运动的领袖们对奋斗的远景还没有清楚的认识，所以不能在策略上作出正确的选择。
民运战士的流血牺牲当然不是白费的。这个事件起了极大的震动人心的作用，使人们比较容易彻底打破对中共反动统治的幻想，容易了解革命的必要性。但是，为了真正不辜负烈士们的牺牲，为了使烈士的鲜血真正帮助民主果实的结成，现在还需要作许多思想上的探讨工作，而不能简单地歌颂牺牲精神的伟大。
必须回忆，不可忘记
——纪念六?四两周年
向 青
（1991年5月30日）
“六?四”两周年快要来到了。去年此时流行着两句话：“不想回忆，未敢忘记”。也许这两句话很恰当地描写了许多人的心情：他们对一九八九年中国民主运动结局的心理反应主要是悲哀，其次是愤怒。他们大概觉得这个结局很难以了解，也不想去了解。因此他们不想去回忆——谁想去重新品尝悲哀呢？至于未敢忘记，那是用不着解释的。只有李鹏之流才敢忘记，而且希望别人也忘记。这两句话差不多在去年一切纪念六?四的场合都显着地标写出来，我觉得这不是个好现象。这两句话表现一种消沉的心情。它纯粹是哀叹，而没有表现奋斗的决心。不想回忆差不多等于想忘记。但是，对于六?四屠杀这样惊天动地的大事件，是应当再三思索，常记在心的，怎可以不回忆呢？仅仅哀悼那些死难者和关心一切未死的受难者，是不够的。甚至仅仅记住那些凶手，立誓清算他们的罪恶，都还不够。造成六?四惨剧的，到底有哪些原因？除了统治者的反动和凶残之外，群众本身有没有重大的弱点和失策？民主制度到底是否适合中国？中国人民是否已经成熟到可以实行民主？为了促使民主运动早日复兴和保证它的胜利，现在应当努力做些什么？……这里有许多问题，是必须深深思索，再三讨论的。为了思索，为了讨论，就少不了许多回忆。如果不想回忆，不去回忆，往事就会渐渐模糊，渐渐就会忘记了。八九民运不但对于北京和各地其它城市直接参与的民众是一次非常重大的经历，对于香港和海外参与了支持运动的华人也同样是非常重大的经历。回想当时我们的作为和想法，理智地重新评价，看看有什么新的重大教训，这是无论内地还是海外的华人都可以做到，而且十分值得去做的。
八九民运兴起的迅猛超过任何人的预料，结局的惨烈也超过人们的预料。大屠杀惨剧发生后，许多人都叹息为什么天安门广场的学生不趁早撤退。现在人们可以看到更多的数据，更清楚六?四之前有不少属于改革派的知识分子曾以各种方式向学生建议撤退，都没有被接受。加以现在群众运动的复兴显得渺茫无期，流亡海外的许多著名民运人士日益令人失望，于是有越来越多的人批评八九民运中的学生，而称赞那些“稳健”的知识分子。对于这种看法，我是无法同意的。我并非认为当时学生坚持不撤是正确。但我认为当时学生不肯趁早撤退是可以理解的（这个问题许多人都谈过，我自己也曾在“六?四屠杀能否避免”一文中谈过），而稳健派知识分子的意见包含非常错误的大前题，学生拒绝接受是大有理由的。如果学生把撤退的策略建议（这是正确的）和稳健派的原则立场一起接受，也许暂时的流血损失可以减少一点，但长远的政治损失反而更大。换句话说，我认为，学生不肯趁早撤退，除了因为学生本身的不成熟之外，还有根本得不到真正合理的劝告也是重要的原因。
无人向学生提出合理劝告
稳健派知识分子劝告学生撤退，所根据的理由有两方面。第一，希望避免民众的牺牲。第二，他们根本反对民众与政府激烈对抗，强调政治稳定的重要性，认为中国的改革必须得到现有的统治层合作才可以实现。这两方面都被学生认为是软弱与保守的表现。学生们虽然并不主张打倒中共统治，但是不害怕必要时激烈对抗，在这次运动后期的行动，己经带上了革命的意味（蔑视政府的权威，自行掌握维持社会秩序的权力）。这是中国人民的民主意识上的重大发展。虽然运动是失败了，但这种精神留下长远的影响。假使学生接受了稳健改革派知识分子的原则，等于是自己否定这次运动最有价值的一面，阻碍中国人民摆脱对反动统治集团的依赖性和畏惧心。所以，我认为，可以批评学生不曾趁早撤退是失策，却不应该责备学生没有接受稳健派知识分子的意见。看不起那些不敢同中共官僚统治层决裂的知识分子，是学生的优点，不是弱点。那些不懂得“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这个重要道理的知识分子，尽管读过许多书，最多只能算是半个知识分子，倘若不是愚不可及的话。
想要说服学生作出趁早撤退的策略决定，只能凭政治形势的正确分析和善用革命策略的道理。以邓小平为首的中共官僚统治集团，从头起就表现出镇压民主运动的决心，只因为形势不利，才把镇压行动一再拖延。到了五月二十日宣布戒严的时候，中共已经表明了不顾一切，非向人民开战不可的态度。这时能够粉碎中共反革命图谋的唯一方法，就是人民的武装革命起义。如果作为当时民运先锋的学生不愿意走这条道路（事实上他们一直都从原则上拒绝这条道路），或者认为当时做不到这点，那么就应该趁早撤退，化整为零，深入民间去为下一阶段的革命运动作准备工作。这是对撤退策略唯一合理的解释。当然，人人都知道，在当时情况下，这个意见佷难让学生接受，但这是唯一合理的意见，当时应该有人向学生提出，让他们去考虑。可惜事实上并没有人提出来。那些同学生有接触、愿意帮助他们的知识分子，见解统统不是这样。海外（包括香港在内）的支持者，也没有提出这种见解，甚至一般根本没有想到除了支持之外，还应当同学生一起研究策略问题。所以，我觉得，海外华人除了批评当时学生的失策之外，还要批评自己的无能和失责。如果当时有人把上述意见向学生提了出来，即使当时没有实际效果，也会在六?四以后帮助大家思考。
在这里我想谈谈一个小故事，就是当时新苗社和周围一些朋友的想法和做法。
一个小故事
前年北京学运一开始，新苗社就密切关注，而且不限于参与普通的支持，还特别注重研究民运的策略问题，屡次公开发表意见。我们认为内地的民运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事业，虽然我们居住在香港，直接参与的程度有限，但我们也有责任用一切可行的办法去促使运动胜利，包括提出策略性的意见。五月二十日以后，我们已经看出：只有革命行动才能够战胜中共的镇压，但是当时的群众运动，尤其是那些领导者，明显地既不愿意又不大胜任实行革命，所以剩下唯一实际的出路就是趁早主动撤出天安门广场，保存实力，为下一次运动作准备。再继续坚持绝食和静坐，等于坐以待毙，把主动权完全交给正在精心部署暴力镇压的专制魔王。我们迫切希望北京学生能够了解这个形势，渴望这种看法能够让他们知道并且加以考虑。但是我们是个极为弱小的团体，我们并没有门路去和北京学生接触，我们一直所能做到的只有在香港散发传单和召开最多不过百多人参加的公开座谈会，而这些已经使我们的社员和临时应征的义工朋友们筋疲力竭了。我们曾经非常为难地左思右想，多方面考虑过。一方面认为劝告北京学生从革命的观点去考虑在目前主动撤退，这是最迫切需要做的一件事。另方面又觉得这个问题只适宜在民运阵营内部（甚至限于核心圈子里面）提出讨论，而这偏偏是我们没有能力办到的。如果我们用传单之类的方式公开表示撤退为上策的意见，恐怕难免让人误会我们是在向群众施压力，促使他们屈服。在这样两难的困境下，我们只好在公开发表意见的时候不提主动撤退的策略，单纯解释只有武力反抗才可能战胜武力镇压。我们明知，希望当时的学生领袖准备武力反抗，比起希望他们决定主动撤退，是更难实现的，但我们只能提出前者而不能提出后者。所以当时我们非常苦恼：眼见灾难迫近，完全无能为力。
事后回想，虽然始终可以断定，不论我们怎样做得好一点，对于实际结局，尤其是直接的结局，大概都不会有所改变，但其实我们有可能做得好一点。
首先，如果当时我们对于直接向天安门广场的群众和领导人提出意见这件事充分重视的话，我们未必不可能挤出一点人力和找到门路去接触他们。应该承认，我们当时有点安于本份的想法，过份肯定我们的呼声只能直接在香港的范围内传播，要靠偶然的机缘才可以由别人代我们传达到内地去。
其次，关于主动撤退的策略，其实也有办法公开提出来（比方写成文章发表在传单上）而避免让人误会为企图迫使群众屈服。事后想来，这个表达的技巧问题是可以解决的。当时把这方面的困难当作无法克服的客观困难，是不对的。只能怪当时自己的头脑不够灵活，或者攻关克难的决心和魄力不够强大。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上面这个小故事，不论对于新苗社自己还是对于其它民主派的人士，都应该有点意义。
对话和和平演变
五月二十八日报载流亡海外的著名民运人士和知识分子联名发表一篇为六?四两周年致中共的公开信，签名者已有柴玲、吾尔开希、李录、王超华、严家其、苏晓康、戈阳、万润南、陈一谘、朱嘉明等五十余人。这封题为“我们的立场与主张”的公开信的主要内容是呼吁中共与海外民主运动和不同政见者对话。
在这六?四两周年前夕，或者过去两年内，有什么迹象让人们觉得中共会与不同政见者对话呢？公开信并没有指出来，事实上也没有。对话只不过是那些签名者的“立场与主张”，他们“相信，这一天总会到来”。他们还“坚信，中国政府对八九民运作出合理评价，六?四悲剧所遗留问题的解决，只是时间问题。”但是，在中共统治者的眼中，“合理评价”早已作出，那就是“反革命暴乱”。“所遗留问题”也在今年年头“解决”了：王丹、任畹町、王军涛、陈子明、罗海星等人都被定罪判刑。其中政治意见最温和的王军涛和陈子明（一贯主张知识分子与官僚合作，八九年五月间极力劝告学生停止绝食，撤离广场，妥协解决），被判的刑罚最重（监禁十三年）。面对着这样死不悔改的中共反动政权，这些流亡海外的人士只能表示愿意无条件地同它对话，指望同它谈出实现中国民主化的办法。这些人士以后能够对中国民主运动作出什么贡献呢？最值得注意的是，他们所要求的只是中共同“海外”民运，以及大陆“之外”的各种政治力量展开对话，并不要求中共同大陆之内的民主人士对话，更不用说要求首先释放那些被囚禁的民主人士了。这些流亡人士究竟要把大陆的民主人士以及一般人民置于何地呢？他们又以为凭什么可以使中共当局觉得需要和他们对话呢？他们想要打破的“政治僵局”，究竟是中国的僵局还是他们自己的僵局呢？
东欧各国的和平演变，是许多民主人士希望中国也有一天通过对话而取消一党专政的根据。他们不敢面对现实：中共从东欧和平演变中汲取的教训，正是万万不可以放弃一党专政，不可以对政治自由的要求让步。即使将来，等到老一辈的中共统治者死掉以后，晚一辈的中共负责人有可能走戈尔巴乔夫和雅鲁泽尔斯基的道路，东欧的现状也表明了：那远远不是自由、民主和经济发展的康庄大道，大多数人民的政治权利和物质生活并未得到保障，各阶层、各党派、各民族的利害冲突始终要在斗争中解决。那些流亡的民主人士满足于东欧式的和平演变，甚至满足于仅仅是期待将来有机会那样演变，证明他们真正关心的只是政客们和中外大小资本的活动自由，而不是大多数人民的政治权利和生活保障。他们宁可去和中共专制统治者寻求共识，也不愿意群众起来斗争。
民主奋斗还是“下海救国”？
刘宇凡
（1994年5月8日）
中国大陆上的贫富悬殊、官僚贪污腐败之猛烈，不断使最高领导人发出“亡党亡国”的警号。公款吃喝一年吃掉一千亿（是教育经费的三倍），公款旅游，公款购物，“三乱横行”，借检查、编书、办学习班、评比、考察、考试之名向下级摊派搜刮－－这是人尽皆知了。
但有一点我们要特别指出来。那就是随着走资的“改革”日益大胆，各级官员种种化公为私、权钱交易、官商勾结就更厉害，以致大大冲击了原有的官僚在享受上的等级限制。从前等级森严，什么级可以坐飞机，什么级可以坐车子，甚至车子本身也分等分级－－那是人所共知的。这种规定自然令人作呕，但是多少对中下级官员的私欲作了一点限制。但是，在官员普遍经商谋私、或权钱交易的情况下，即使小如一个镇长、乡长、也可以坐奔驰、住洋房、出洋考察了。十五年的市场化改革，结果是越改官僚越贪污，胃口越大。
从前的官员只能把追求物质享受寄托在升官上面。升官才能发财。但是，现在，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档箭牌下面，一切都可以“大胆试、大胆闯”，于是权力再加上买卖自由，各级官员便可以随时变着戏法去化公为私，大办公司，大炒地皮、外汇，大搞投机倒把等等，甚至跑到香港大炒房地产，令本港楼价步步高升。
市场弱化国家论
对于这种普遍腐败，不少人认为，解决办法就是“深化改革”。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深化市场改革，通过市场力量去弱化国家职能，逐步做到“小政府、大社会”。新的口号就是：一切商品化，货币化。权力万能由金钱万能代替，据说是一个历史进步。一位经济学家说：旧时代的“特权阶层”，因为其“消费特权受到（货币）冲击”，所以“往往设法限制”货币的作用。例如“我国到一九九三年六月才取消购飞机票的关于身份证明的介绍信（局级以上干部或高级职称科技人员）；过去红旗牌轿车只有国家领导人才能乘用。相比之下，金钱万能和金钱面前人人平等不能说不是一种历史性的进步。但这又引起了另一种不平等，富人和穷人的不平等……然而，比较利弊得失，钱带给全社会的利益远大于它的弊端”。（注一）
这种观点同一些所谓民运人士的观点不谋而合。一个民运人士说：现在中国人不应走东欧、苏联的路，也不应走八九民运的路，而是应当跟着中共走和平演变的路。
不论“东欧苏联的路”与“八九民运的路”有何不同，至少有一点是相同的，那就是公开争取民主化。这个人所说的，就是反对再从事政治抗争和民主抗争，主张应当把精力集中在利用经济自由去经商，逐步扩大市场经济（尤其是私营经济），同时逐步弱化中共专制。据说这就是最保险的道路。我们姑且把这种路线称为“下海救国”论。
外国的经验
笼统地说“市场经济弱化国家权力”，本身就大有商榷余地。我们看看外国经验，便不难发现，所谓“小政府、大社会”的自由竞争时代早就一去不复返了。自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世界上绝大多数市场经济的国家，其国家权力都是增加而非减少。一九一四年以前，资本主义国家预算通常只占国民生产总值的5%至7%，但是战后一般高达 20%~35%，即使经过八十年代的私有化浪潮，七大工业国的政府支出仍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39%，这事实究竟算是国家强化还是弱化？
退一步说，即使这个论断能一般成立，也丝毫证明不了单凭市场的自发力量就可以解决国家专制的问题。因为，这个论断并没有告诉我们，市场能把国家权力弱化至何种程度。弱化90%，也是弱化；弱化1%，也同样可算弱化。究竟那些人指的是哪一种？如果说它能大大弱化，又有何根据？其次，问题的关键更在于，市场能弱化那一部份的国家权力？是弱化它最坏的部份，例如它的镇压功能，还是弱化它比较有用的部份，例如它负起社会保障的作用，又或是对私营企业在环保、劳动等方面的监察？
回头看我们的神州大地，就不难发觉，虽然十五年的市场化改革，的确有弱化国家的一面，但是，同样不能否认，它也有强化国家的另一面，而且更要承认，往往是不该弱化的，它大大弱化了，而不该强化的，它却大大强化了。
最明显的就是，现在各个部门，中上级别的官僚，都实际上享有不同程度的投资权、引进外资权、输出资本权、甚而是借债、集资权。一些地方（上海等），连官员收受回佣也合法化了。而沿海的、高级的、有关系的官僚，自然实权更多些。这种状况，是“改革”前所绝对没有的。官倒、官商、官股之遍地开花，不正证明，国家权力在经济活动上的强化吗？同过去所不同的只是，从前（四九至七八年）国家权力的强化主要是表现在行政上、思想上的控制的加强，而现在则表现为国家机关率先经商致富，各级官员拼命在市场中兴风作浪，大肆搜刮。从前是权力万能，条子比金子更有效力，而现在呢，则是权钱结合，官商一体。中共官僚通过市场－－畸型的、受操纵的、没有自由竞争的市场——剥削去最大部份的国民收入。这究竟是官僚国家的强化还是弱化？随便一个小官，甚而一个警察，都可以乱罚钱乱收费，这究竟是官僚国家的弱化还是强化？
市场化与国家强化并驾齐驱
事实上，市场化改革越深入，国家机关的规模不是越缩小，相反，而是越来越扩大。一九八○年中国干部人数已达1476万人，到了一九九一年，再跃升为3400万，增幅达130%。为此，每年需开支一千亿元，占国家财政总支出的30% 。单就中央政府而论，其机构规模据说比美国大三倍，比日本大九倍。而官僚机构日益臃肿，结果就是人所共知的效率下降、条块分割更严重、互相扯皮、文山会海。而尤其荒谬的是，越是贫穷的地方，冗官便越多。全国有六成半的县入不敷支，需要国家补贴，而入不敷支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机关冗官太多。例如西北某省游牧区的一个县，人口不足七千，但供养的官已近九百人，占全县总人口的12.8%，造成财政入不敷支。
由于机关既多又大，自然也造成行政管理费年年突破预算，会议费年年创新高峰。一个不断侵吞更多国民收入的官僚机关，能够说不断弱化吗？
放弃对社会保障的承担
不该弱化的国家权力，却在“一切商品化、货币化”的口号下逐步削弱。最明显的就是中共逐步放弃对人民负起就业保障、社会保障的责任。在“砸三铁”的旋风下，失业被宣称为企业改革的灵丹妙药。新的医疗保险制度，使广大职工丧失了泰半的医疗保障。八十年代成立的养老保险基金和失业保险基金，规定工人要供款（从前不必供款也可有相当的保障），而在低工资政策下，这如同是剥削工人。住房在“商品化”的政策下，廉租住房渐成过去，而工人又没有钱买商品房。至于对企业，尤其是私营企业在环保、劳动安全、儿童妇女的保障等各方面的监管，就更加日益松懈（只要想想去年的葵涌大火就可想而知了）。
中央政府弱化，地方政府强化，这也是市场改革的后果。然而，这样一种变化，也不见得就有利无害。这种局面使各地官僚为了争学四小龙而大上项目，造成投资过热，经济混乱，浪费资源。对于官僚和那些投机商人来说，这种情况自然可喜可贺，但对于饱受通胀之苦的普罗大众来说，这种中央政权的弱化，不见得就值得支持。
“下海救国”对谁有利？
诚然，市场化改革所带来的经济自由，多少减弱了国家专制。但是，能够真正大大利用这种经济自由的，主要还是官员和新生资本家，普通人无钱无权，“下海”简直是梦想。他们顶多能利用一下兼职自由、摆摊自由吧了（自然要以受到有关部门的官僚剥削、刁难为前提）。然而，对人民来说，经济自由化同时也意味着有“自由”失业，有“自由”吃通胀之苦，有“自由”丧失住房权利，有“自由”买那高不可攀的商品房。
总之，我们所目睹的，就是市场并没有那种神奇力量，能够真正弱化中共的专制国家。相反，在政治上，国家的权力和压迫不仅没有削弱，反而是大大加强了。自从八九年六?四以来，中共五年来都在释放部份民运人士的同时，又不断搞新的逮捕、新的监禁。最近更在美国国务卿访华前后大举逮捕民运人士。尤其讽刺的是，这种政治上的镇压，是同更彻底的市场化改革并进的。“市场弱化国家”论又作何解释？
那种拿“经商救国”来代替民主奋斗的路线，固然反映一部份民运人士的消极情绪，但是，另一方面，它也反映社会上的新生资本家的真正愿望。对于那些只顾发财，甚而是企求官商勾结的资产阶级来说，“下海救国”论最合他们的胃口。而所谓“金钱制约权力”论，其实也只适合资本家的口味。因为，普罗大众根本没有多少钱可以去制约权力；何况，也不是任何一个铜板都具有等份的力量。只有当金钱能化为资本的时侯，才能多少起到对权力的制约。而一旦这样一种制约出现了，人民未必得到很多好处，而坏处却有不少。因为，现在广泛流行于全世界资本主义的金权政治，将会以十倍的丑恶出现于神州。事实上，从“领带大王”当选人大常委，从无数港澳大小资本家与大陆官僚互相利用互相勾结的现况看来，说“金钱制约权力”，不如采用流行语更适合，那就是：权钱交易，权钱结合。对于资本家来说，那的确是福音。世界的（包括原大陆上的）资产阶级，五十年代以来用尽一切政治，军事手段都无法使中共恢复资本主义，而现在呢，却目睹中共自行和平演变了（指经济上的和平演变，那就是走资）。不费吹灰之力便能达到目的，那么，还需要什么抗争呢？同流合污、沆瀣一气还来不及呢！
结语
虚症宜补，实症宜泻，才是对症下药。今天，中共所代表的官僚集团，已经成为中国人民身上的大毒瘤。必须使用政治抗争的办法，把这个官僚集团根本铲除，建立真正属于人民的民主政权，才有可能拯救中国。
那些主张跟着中共和平演变，反对进行集体的民主抗争的人，无非是害怕牺性，害怕流血，害怕动乱。他们也像中共那样，把“稳定压倒一切”挂在口边。但是，一天腐烂的中共政权仍然存在，一天中国就不会有真正的稳定，真正的长治久安。官僚日益通过经济自由去侵吞更多国民收入，这本身就是不稳定的根源。期求在中共治下可以达到长治久安，那无疑是缘木求鱼。中国人民必须打破那种寄希望于统治者的幻想，真正拿出主人翁的气概，大胆进行民主抗争，才能打开出路，才有可能最终得到长治久安。
自然，今天中国的状况，使政治抗争不易，但不易为不等于不能为。事实上，今天同十多年前相比，政治抗争的空间并不是小了，而是多少大了。自然，公开的、集体的政治抗争现在很困难，但是分散的、隐蔽的，尤其暂时限于探索、学习、研究、宣传的政治活动，却不算很困难，而其中尤其需要探索总结的，就是八九民运的经验，东欧苏联的经验。要研究：这些经验是否真的证明，公开的民主抗争与群众运动是不好的？是否和平演变才是出路？
此外，近年来在各地出现的零星的群众性经济抗争（农民抗税，工人反对失业、反对剥削），既反映社会矛盾已经高度尖锐化，也反映人民的自信心和觉悟都比过去提高了。所有以民主奋斗为职志的人，都有责任同群众这些正义的自卫反抗结合起来，并且逐步将他们引导到更高的民主抗争的目标上。如果有了正确的目标，群众运动就是一个最有力，最有建设性的力量，是新社会在腐败的旧社会中的真正代表者。
后八九中国工运初探
楚风
1995年8月
八九年的民运，由学生首先发动，继而引发了整个社会的广泛声援和参与，而这些声援组织中最富有意义的要算是北京工人自治联合会，及各地迅速冒生的工自联。在短短数十日内，北京工自联已演变成具有自主工会的雏型。不过，随着政府的武力镇压及其后的白色恐怖，工自联跟学生组织一样迅速被瓦解。虽然工自联在八九民运中被视为“配角”，然而后八九的社会运动中，工人阶级愈来愈占据重要位置。而八九年学生的躁动情绪很快地消弭掉，更多的大学生投入了经济大浪潮之中，他们在拥护经济“改革”的大方向下，努力开拓个人的经济事业前程，努力融入正在冒起的中产阶级乃至资产阶级的队伍之中，而他们不少人相信“自由经济”有助中国民主化，却无视“自由经济”的工业关系中的反民主，以及资本对社会关系的宰制。
另一方面，工人阶级的不满情绪却愈来愈浓烈。企业为工人提供的生活保障，被政府视为包袱正被大幅削减；飞升的通胀；忽略工人权益的经济政策等等。这一切迫使工人作出反抗，各地集体上访，罢工事件不断发生。而八九年后，亦有不少独立劳工组织涌现。虽然这些组织人数不多，组织并不成熟，且与全国各地的罢工事件未必有直接的关联。但这些组织的主张和纲领却值得我们高度重视。因为这代表一些有意推动中国工运的人士的看法，预示着未来中国工运的某些可能面向。本文将介绍数个后八九的独立劳工组织的主张或纲领，并就其某些面向作探讨。不过，由于数据不足，本文的探讨将是初步的，而且不够全面。
中国自由工会
中国自由工会（注一）筹备委员会成立于1991年12月，筹备人员宣布他们的工作对象是所有的劳动者，现阶段主要以国营（国有）企业的正式工人为主，并以行业划分为不同的系统，主要针对重工业（机器制造业）以及公共交通系统。工人中则偏重于中下层，即收入低，劳动条件差劣的工人。
中国自由工会主要发起人是刘京生、胡石根、李全利等人。而刘京生同时又是地下组织中华进步同盟的核心成员，胡石根则是自由民主党的主要领导。中国自由工会成立后于前二者，三者关系密切。
中国自由工会的主张和诉求可以从《中国自由工会筹委会倡议书》，及在国际劳工组织（ILO）的书面发言中看出。在《倡议书》中，中国自由工会猛烈抨击中华全国总工会（全总）及中共，指出中共是实行一党专治的独裁统治，工人阶级的最大压迫者和削剥者，全总是其帮凶。《倡议书》中宣称，中国自由工会将致力保护工人阶级的经济权益（如工资、福利、扩大社会救济、充分就业及自由择业等）、政治自由（信仰、言论、集会和结社自由）。
中国自由工会于国际劳工组织的书面发言（1992年5月15日）中，指出自1978年以来中国工人的地位并未得到根本改善，相反权益问题愈来愈严重。中国自由工会对现行经济“改革”提出了质疑，并指出这“改革”只是为了挽救中共的统治权力而进行。
不过，中国自由工会对经济改革如何进行，从笔者所能获得的数据，似乎并无具体主张。只是强调反对改革中牺牲工人的经济权益。但是，在《自由论坛》（由中华进步同盟的部份成员所出版）的一篇《也谈改革》的文章中，或许能从侧面反映中国自由工会部份成员对改革的态度。在《也谈改革》一文中，作者指出“必须让改革朝着使工人真正成为企业的主人、国家的主人的方向前进，而那种打着社会主义旗号却将工人变为少数人升官发财的剥削压榨对象的‘改革’则将遭到工人阶级的坚决反对。”但作者又说：“如果你们非要卖资本主义的狗肉却还要挂社会主义羊头的话，那不如干脆挂上资本主义的狗头，我们将根据社会主义国家财产归人民所有的原则取回属于我们自己的那一份，大家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基础上进行公平的竞争。”“总之，不管你搞甚么主义，能给多数人带来好处，能使国家发展的更好、更快，我们工人就支持，反之，我就反对。”
一方面，《也谈改革》的作者大山认为社会主义应有利于工人的政治经济权利；但是，另一方面却又不坚持社会主义，只宣称若搞资本主义，就在国家财产中取回工人应得那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