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言之，中国自由工会批评中共政权独裁及压迫工人阶级，其选择正面（虽是地下形式）抨击的方式。中国自由工会主张保障工人权益，亦明白社会主义在意识形态上有利于人阶级。但是，却对具体的经济制度没有明确主张。由于中国自由工会对中共的猛烈批评，以及和其它地下政党密切相关，终于一起遭严厉镇压，胡石根被判有期徒刑20年，刘京生被判有期徒刑18年，李全利判处管制2年。
劳动者权利保障同盟
劳动者权利保障同盟筹委会（劳盟），主要等备人员包括刘念春、王仲秋、袁红冰等，劳盟宣称凡是为社会精神财富和物质财富的创造付出了智力和体能的人都是劳动者，其成员包括工人、知识分子、企业家、商人。故此，严格来说，这不能算是自主工会组织。不过，劳盟宣称特别关注社会中下层劳动者权利的确立和组织力量的形成，又声明协助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建立独立的利益集团组织。因此，我们仍可称劳盟为劳工组织。
劳盟的纲领和主张比之中国自由工会较为完备。劳盟有四大纲领：社会正义、政治民主、经济自由、民族复兴。内容包括保障劳动者结社、罢工、集会权利，建立社会保障体系，抑制贫富悬殊的扩大，打击党政干部贪污腐败的行为，实行私有制和市场经济等等。
劳盟与中国自由工会有个很大差别，就是劳盟对“改革”大加歌颂，它认为中国自80年代初以来的“改革”，取得了一个重要成果，那就是：“一定程定上确立了市场经济的观念。”在《劳盟四大宗旨》中，其所谓的经济自由，便是主张私有制和市场经济结合，并主张将大量国有企业私有化。劳盟在其《宣言》中，除了提倡私有制和市场经济外，花了超过1/4的篇幅去反对它所说的“极左思潮”，它宣称近年来“极左思潮”出现了一个值得全社会严重关注的动向，那就是表现出对劳动者权利的“关怀”，对腐败现象的“愤怒”。劳盟称此种“关怀”和“愤怒”的实质是否定“改革”，企图把中国拉回到计划经济体制、绝对平均主义及重新肯定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原则。劳盟宣称它反腐败，也强烈反“极左思潮”，而其反对腐败，“是为了使改革开放不死于腐败”。
劳盟实质上是主张以私有制为主导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而它对工人的关怀，不过是一种救济式的“人道”的关怀；它虽主张建立社会保障体系，却无视大规模私有化对工人所将来的冲击和剥弱工人的经济权利。（注二）
劳盟极力主张“经济自由”，它主张国有工商业资产全面股份化，部份分配给劳动者；确立农民的土地所有权。但是，无论工人、农民可分得多少股份或土地，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下，很快就会被资本家兼并其股份，而所谓摊分部份股份给劳动者只是私有化的一个环节而已（值得引以为鉴的是俄罗斯大力推行私有化政策，并把大量国企私有化，部份股份更分配给工人，而结果却是工人阶级的普遍贫困化，贫富悬殊。而得益的只是少数的暴发户，换上新脸孔的旧体制下的官僚，以及外国资本家）。
劳盟主张政治民主，但它对经济民主却无甚兴趣。劳盟宣称关注工人的权利，但《宣言》、《纲领》、《宗旨》中，对中国宪法及法律之规定工人享有的民主管理得不到落实只字不提。劳盟崇拜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它认为工农阶层（劳盟不用“阶级”二字去形容工人，或许是基于其所谓的“极左思潮”）投入资本主义机制，可摆脱贫穷，只要有“人道”的关怀，“普遍的幸福”将会降临。然而，却无视东欧国家步上西方资本主义道路后，工人的普遍贫困化。而资本主义之下的利益竞争，工人是注定处于弱势的位置，即使完全打倒了官僚特权，给予工人“人道”的救济，资本家的金钱权力在竞争游戏中，仍将处于宰制的位置之中。
劳盟的主张虽与现行国家制度有很大差异，但它却极力宣称不打算挑战中国政府的政治原则并正向政府部门递交成立劳盟的申请书。不过，其主要成员亦终于遭受拘捕，部份更被判处劳动教养（最高三年）。
打工者联合会
打工者联合会（打工联）是一个并不著名的独立工会。不过，它却尝试较为切实地去做组织工作，而中国极可能有为数不少的这类组织。打工联是由一批刚从大学毕业出来不久的大学生和工人所组成。他们在深圳出版地下工人刊物《打工广场》、《打工通讯》，尝试组织工人，其主要的组织对象是外来工（主要为民工）。
打工联的刊物对深圳外来工的处境有强烈的针对性，它列举一些个案，说明工人权益如何遭受侵犯。它批评资本家残酷剥削工人，官方偏袒资方，并呼吁工人看清资本家的本质，起来争取自己的应有权益。打工联的刊物中没有全面的纲领、主张，但在文章中却显出浓烈的阶级意识。它指出：“打工者就是无产阶级，就是受剥削、受压迫的人。所以，打工者天生就是斗争者，因为不斗争就看不到生活的希望，不斗争就没有做人的权利。”（《打工通讯》P.1）
打工联最终亦难逃过被镇压的命运，打工联三名成员于1994年5月被公安拘捕，至今下落不明。
国有企业工人的抗争
由于外界对国有企业工潮所能获得的资料很少，所以本文只能对国有企业自发的组织活动作简略的探讨。
官方刊物及香港传媒的报导中，可以看到国有企业的工人具有甚高的抗争意识，而他们也有一定的组织能力（也许有些组织知识是由文革等政治运动搞串联而传承下来的）。他们亦会籍一些网络（如工人互相会）进行集体行动的组织动员。据日本《朝日新闻》透露，现时中国有14个省自治区有工人自发组织的自力救济式的劳工组织，他们多由国企工人组成。
国企工潮中，工人的诉求一般可归为以下几点：要求发放求欠薪；要求生活保障；抗议管理人员滥用权力；要求更换企业领导人；反对贪污腐败等。有些人在提出诉求时，指责官方声称工人是国家和企业的主人翁，但却名不符实，他们要求工人能真正民主地管理企业。
国企工人是经济“改革”受到直接冲击的一群，过往企业还存在着形式上的民主管理，现时转换经营机制，不少国企连这些形式也省掉。而现时城市不少新政策（如住房、医疗）亦对工人十分不利，政府把以前不少由企业提供生活保障剥夺掉。因此，国企工人普遍对政治、经济地位的下降感到不满。正因为这样，他们成为对抗政府不利于工人阶级政策的主要力量，而且他们不少具有经济民主的意识。
结语
后八九的工运，工人的抗争力量有愈来愈强大的趋势。然而，工运前景并非一片光明。波兰团结工会的经济是值得我们深思的，波兰团结工会在其初期还主张经济管理的社会化（经济民主、企业民主），但是，它作为波共的对立力量，最后产生了一个右派政府（现已落台），牺牲工人利益，大力推行私有化政策。最后背离了工人阶级的立场，而一些波兰团结工会的基层工会亦终于起来罢工反对其政府政策。
中国工运是否会步上团结工会的后尘，目前尚不能下判断，然而情况却是令人担忧的，部份崇拜西方资本主义的右翼知识分子开始表现出对工人运动的浓烈兴趣，他们倾向把工人阶级视为利益群体，他们虽声称争取工人的罢工权、组织独立工会等权利，但却对资本家与工人之间的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毫无兴趣，或者把之视为一种简单的交易关系，在这种交易关系中只要对工人稍加保障便没有问题了。虽然这类知识分子还没有强大的基层组织力量；虽然他们的口号比全总体制内改革派（主张企业民主管理，外资及私营企业实行集体谈判、认同罢工权及工会自主等）还要落后，但是，他们在意识形态的领域中却有很大的市场。而他们之所以这么看重工运，其根本原因是他们视工运为对抗所谓“保守派”，打破中共的以工人“当家作主”的意识形态神话，突破中共政治僵硬体制的一个有力工具；而不是工人阶级的政治及经济权利作为出发点。
不过，情况也许没有那么悲观。中国工人具有强烈的反剥削、反特权、反压迫传统，这在四九年以前、五十年代、文革之中，均曾显现出来。一旦这种力量串联起来，它将有力地促进社会平等和公义，提高工人阶级的经济及政治的民主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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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注一：“自由工会”这个名称其实具有相当的东西方冷战时期的味道。一些反共工会往往喜欢自称为“自由工会”，以别于共产党国家受官方控制的御用工会。国际自由劳联（ICFTU）便是“自由工会”的国际阵营，以别于以前受共产党控制的世界工联。不过，事实上除了国际自由劳联在欧业的属员具有较高自主性外，国际自由劳联在第三世界国家的所谓“自由工会”阵营，很多并非植根于工人阶级的工会，有不少要么是政府的御用工会，要么是亲资方的“黄色工会”，如印度尼西亚、台湾、南韩的全国总工会，其角色可说是政府、资方透过其控制工人，多于为工人争取权益。因此，在现实中“自由工会”反共的意味多于其它，并不能表达工人自治工会的意思。反之，一些“自由工会”的对立工会，如台湾的自主工联、南韩的独立工会联盟，甚至一些亲共产党的工会，如印度、尼泊尔，更能植根工人阶级。由“工人自治联会”到“自由工会”，这在名称上是一种退步，而非进步。
注二：笔者并不反对市场经济，只要它是以基层人民为主导的。笔者反对的是以资本家为主导的市场经济。
4.思潮篇
河殇与中国出路的问题
向 青
1988年11月14日
北京的电视片集《河殇》期望“播出后引起广泛的关注和讨论”（撰稿人苏晓康语），这目的是充分达到了。它所引起的评论盛况，至少在中国电视片来说是空前的。许多人称赞它忧国忧民的热诚和批判传统的勇气，也有人批评它某些见解的偏激不当，甚至有大官僚骂它“诽谤伟大的中国人民”。我觉得，在电视上出现这样一套“呼唤全民族反省意识”的片集，自然是一件值得欢迎的事情。那些官僚统治者骂它“诽谤”，只能再一次暴露出他们自己的不可救药。不过，就思想内容而论（摄制者有意“把思想这个元素放在第一位”“把各种理论、思考的信息大剂量地引入电视屏幕”，使它的播出“成为对民族历史、文明、命运的全面思考”），我认为《河殇》没有多大价值。我下这样判断，不但因为它的主要见解很成问题，而且因为它并不能真正帮助人们去深入思考和找到出路。
《河殇》促使人们思考两个中心问题。第一，几千年居于文明先进地位的中国，为什么变成了世界上一个落后的国家？换句话说，为什么中国迟迟不能转化为工业社会，远远落在西欧后头？第二，为了促使中国现代化，必须打破哪些主要的障碍？前者是理论的问题，后者是根据理论所定出来的实际路线问题。这两个问题提得很好。这正是最迫切需要中国人深入思考的大问题。但是，大家知道，这并不是什么新问题。不但不是《河殇》首先提出来，而且不是最近十年（在这所谓“新时期”里）才提出来的。事实上，一切有思想的中国人早就在思考这两大问题，尤其是那个实际行动的问题。这至少已经有九十多年，最晚甲午战争过后就开始了。人们不但思考过，而且作出过结论，还根据各自的结论实际行动了，有过很激烈、很大规模的行动，而且不止一次造成了中国相当重大的改变，只是到今天还没有把问题解决。我们来看看，《河殇》对这两大问题有什么见解，对前人的见解和行动有怎样的评论吧。
《河殇》接受西方一种历史观点，认为人类文明分为内陆文明和海洋文明两大单元，现代工业社会，包括自由、民主和科学，就是海洋文明的产物，而中国则是内陆文明的一个优秀的代表者。《河殇》利用美术的技巧和类似诗歌的语言极力歌颂海洋，埋怨内陆。诗歌和美术都容易激发感情上的共鸣，但决不能作为解决理论问题的工具。把一篇讨论既复杂又深奥的大问题的论文写成好像浪漫的抒情诗，它的价值不会比彷佛科学论文的诗篇更高。
按照《河殇》那种海陆史观，人类最伟大的文明应该发生而且一直维持在太平洋那无数海岛上（例如《河殇》所提到的复活节岛），至少是现代工业社会（即资本主义）应该首先发生在那里。但事实并非如此。《河殇》的海陆史观把海洋、贸易、近代工业、科学、民主互相之间的关系夸大到距离事实太远，简直把它们融成一片了。第六集《蔚蓝色》的解说词里有如下一段话。
“近代西方资产阶级革命的社会前提，也正是欧洲海外航线的开辟。从十五世纪开始航行于海天之间的那些帆船，既揭开了世界贸易和殖民活动的帷幕，同时也运载着科学和民主的希望。蔚蓝色就像这小帆船，获得了现代世界命运的象征意义。”
这段话的头一句大体上没有问题（我们不想计较小问题，例如航线的开辟怎算是“社会”前提。航线的开辟本身是一种社会制度或者社会集团吗？），跟着的话就实在令人惊讶了。十五世纪从欧洲开出来的那些远航帆船上面载着“科学与民主的希望”吗？船上谁的伟大头脑里装着这种希望？当时近代科学和民主都根本还没有诞生（伽里略都要到十六世纪下半才诞生），就有人在“希望”着了？谁这么伟大？是那些海盗与商人二位一体的船长和船员，还是那些被可爱的海洋文明“邀请”来的内陆人——黑奴？也许船上运载着的是超乎人体之外的“希望”的“灵光”或者圣灵吧？就像《河殇》解说词里面屡次出现的那个伟力无边、有情有性但是虚无飘杳的“历史”一样。
从十五世纪开始的西欧航海事业的大发展（远洋新航路的大发现），无疑是资本主义发展的重大因素之一。但是，像《河殇》那样，以为哪个国家首先大大发展了海外贸易，从中积聚了大量财富，它就首先工业化，却是不合历史事实的。大家知道，世界上第一个工业化的国家是英国，但是海外贸易和殖民事业的巨大发展却是西班牙、葡萄牙、荷兰都早于英国。无论从欧洲去美洲还是绕过非洲南端来亚洲的新航线，都是西葡两国人开辟的，他们占领的殖民地也最多。在公元一四九四年和一五二九年，西葡曾两次签订条约，把全世界划分为分属两国的发展殖民地的范围。但这两个商业资本的强国无论在本国还是在殖民地都没有采用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在本国仍旧是封建农业和小手工业，在殖民地用奴隶去经营种植园和采矿）。跟着荷兰兴起，从西葡手中夺取了许多殖民地，成为最强大的海外贸易国。当时荷兰国内的工场手工业也相当发达，一直到十七世纪中叶，荷兰都是欧洲经济上最先进的国家。但是工业革命毕竟是发生在英国而不是商业最发达的荷兰。其中道理主要在于：商业资本主义同工业资本主义之间有不小的冲突，荷兰一直到英国发生工业革命的时候都由商业资产阶级支配着，而英国的商业资本家势力不那么强大，没有障碍住工业资本的发展。如果依靠海陆史观，这一切都无法解释。可见，即使是欧洲各国的兴衰，也不是海陆史观解释得了的。
《河殇》的作者们对中国落后的解释是够简单的：
“十五世纪对于整个人类来说，是非常关键的一个世纪。人类开始把眼睛从大陆移向海洋。不管是对东方，还是对西方，历史都公平地让它们进行了一次选择。无论是太平洋、印度洋，还是大西洋，都对大陆上的民族敞开着胸膛。”中国人并没有谨遵孔夫子“非礼勿视”的教训，不是对那美丽的胸膛不肯一顾，事实上比西欧各国更早就到那海洋的胸膛上探险了。那就是一四○五年开始的“三保太监下西洋”，比欧洲的“地理大发现”还早了八九十年。可惜的是，这支比后来欧洲的探险船队强大许多许多的船队，并没有像欧洲船队那样给祖国带来金银财货和殖民地，却把这一切利益都留下给欧洲人去拾取。“历史选择了中国人，而中国人却不能选择历史”。“曾经在这个星球上遥遥领先的中国文明，也因此不得不准备接受屈辱和被动的命运。将近五百年后，北洋水师在……甲午大海战中全军覆没。……其实早在……郑和的时代就已经注定了。”
一种恰像广东俗语“执输行头”那样的悔恨心情活现在《河殇》的解说词中。但是这种心情对于深思和理解并没有帮助。倘若没有十五世纪开始的海外贸易和掠夺，就不会有后来十八世纪西欧那样的工业革命（工业革命大概要推迟，具体的过程也会不同），这点是毫无疑问的。但是，《河殇》认为错过了十五、六世纪向海外发展的机会这一个因素，就足以决定中国后来的长期落后，在十九和二十世纪陷于那样的失败和屈辱，那却是另一种见解，决不是前一见解的合理推论。《河殇》特别用甲午战争来指出中国的落后和失败，却忽视了下述的重大有关的历史事实。甲午战争的胜利者日本，尽管是个岛国，却和中国一样并没有在十五、六世纪向海外发展。十七世纪开始的德川幕府统治，特别尊崇朱熹的儒学思想，并且采取了锁国政策。后来日本在和西方势力重新接触中，正像中国一样地被动。西方资本主义来到日本“叩关”，比来中国还晚了十年以上。但是日本马上实行维新，才三十年就实现资本主义化了。为什么十五世纪的历史对于四百多年后的中国命运有那么强硬的决定作用，甚至连一个战役的结局都预先注定了，对日本却大大不同呢？难道这可以用什么“情有独钟”之类的话来解释吗？
日本并不是唯一的反证，我们还可以从欧洲找出更多的反证。前面已经指出了，首先发展工业资本主义的英国并不是十五世纪向海外发展的倡导者，优先并且充分利用了十五世纪的是西班牙和葡萄牙，这两国不久以后，尤其是到了工业资本主义时代，却大大落后了。再拿德国和俄国来看。它们完全没有利用十五、六世纪到海外去发展，它们在英国工业革命之后很久才资本主义化，但是都比中国成功得多。
为什么在英国工业革命之后欧洲和北美许多国家都能够跟着实行工业化成功，而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各国一般都长期落后，但亚洲的日本却成为例外？想找出合理的解释，一方面要考虑各国的历史、地理、经济、政治等等的特点，另方面也要懂得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每一个国家的资本主义发展或不发展，都是资本主义经济成份（尤其是资本主义生产的成份）和前资本主义经济成份交互作用的结果，也就是资本主义成份的生长和扩大（对前资本主义成份的侵蚀、改造、取代）的成功或失败或半途停滞的表现。这两种成份的交互作用不但在一国之内进行，而且在国际之间进行，有时国际间的交互作用成为决定性的因素。海外贸易和掠夺对于英国资本主义的成长有极大的帮助，反过来也是各殖民地的长期保持落后状态的决定性原因。欧洲和北美的后进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统统受到英国和其它较先进国家的影响（既有剌激、帮助，也有竞争、阻碍），但是后进者没有沦为先进者的殖民地，或者很快独立（如美国），先进者不能用暴力任意掠夺后进者和阻碍土著资本主义的发展，因为当时先进者本身经济实力有限，也不能用经济力量把后进者完全控制或窒息。因此欧洲和北美许多比较后进的国家都能够发展成功。日本和印度的最大分别就在于印度沦为殖民地而日本没有。中国也没有沦为正式的殖民地，但中国这块大肥肉对资本主义各国的吸引力太大，列强对中国的侵略真是不遗余力，虽然由于互相竞争而任何一国都没有做到正式把中国收为殖民地，却分工合作地把中国变成了半殖民地，实际上可说是各国共管的殖民地，或如孙中山所说的次殖民地（比单独属于一个主子的殖民地还不如）。在中国近邻的瘦小的日本，对那批资本主义海盗的吸引力相对小得多，而海盗们当时的实力也还有限，同时日本的封建统治对于维新的阻抗力又没有中国那么顽强，这一切因素合起来，就造成了日本和中国资本主义发展成败的不同。《河殇》完全忽视了先进国侵略这个巨大无比的因素（它只偶然提到海洋文明与内陆文明之间的“文化对抗”），也抹煞了一百多年来中国种种现代化思想和实际奋斗的存在，才得出那种浅薄可笑的结论，把儒家思想、内陆文化甚至人的素质当作终极原因，甚至一再宣扬五百年前已经注定的宿命论观点。
如果《河殇》的见解错误限于历史解释方面，问题还不很严重，更不幸的是，它根据同一错误的观点，对今天中国的出路问题也提出了很错误的意见。
有人觉得《河殇》把中国描写得一团黑暗，其实它对中国过去的描写也许是太黑暗了，对中国的现状（尤其是中共现行的路线）的描写却相当美好。尽管几千年中国都受那“保守”“内向”“听天由命”的内陆文化笼罩着，“在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八日这一天”，由于中共三中全会的决定，中国的“新纪元”开始了，中国接受蔚蓝色的海洋文明的邀请，走上开放的光明大道了。对于现行改革政策，《河殇》大体上都满意，只希望改革路线撤底执行，抛弃担心中国人变成不是中国人的心理，再进一步去改革公有制，而且“不再捉弄中国的知识分子”。
错过十五世纪的历史机会已是追悔莫及，好在“命运正在把又一次千载难逢的机会赐予我们”。什么机会呢？“日本正在向美国和亚洲四小龙提出调整经济结构的建议。西太平洋正在成为世界经济的新舞台”。“我们今天也终于懂得了要去参加国际大循环”，“要去搞外向型经济”。我们再不可以“捂着自己的市场”，再不该“担心肥水外流”，“要让世界走进中国，否则，我们将再一次坐失良机！”如果我们（不是《河殇》）用简单一句话把这条路线总括起来，就是“加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
“十年前，当我们终于打开封闭的篱墙重新回到世界上的时候，在‘穷过渡’的贫困和文化专制的寂寞中生活了很久的中国人，是多么惊讶地发现，资本主义的西方和日本竟那样发达，人们竟生活得那样富裕！”所以，知识水平不高的普通民众向往于资本主义是不足怪的。但是，“摧毁愚昧和迷信的武器操在他们手里”的中国知识分子，应该看得更全面、更深、更远，应该懂得资本主义的固有矛盾，懂得当代资本主义贫国与富国尖锐对立的根源，以及这种对立在资本主义范围内的不可克服性。拉丁美洲几百年来都够开放，够外向，可是始终挤不上先进国之列。这些国家也有相当程度的工业化，尤其是二次大战之后，但是始终摆不脱新殖民地的地位，外债高筑、国内贫富悬殊、没有民主……台湾和南韩也有不少的问题。香港和新加坡确很繁荣，但是解放前上海也很繁荣，比当时的新加坡和香港更繁荣，可惜无法带领全中国都繁荣起来。香港至今仍是正式的殖民地，另外三小龙也都是新殖民地。一个十亿人口的中国，居然想去效法亚洲四小龙或者阿根庭、巴西、墨西哥一类拉美国家，想去同它们竞争，甘愿让美日等帝国主义渔翁得利！讲什么气节和国格，也许像传统文化一样属于过时了，但相信这条道路的学者精英们的历史眼光和经济理论到底属于什么牌子呢？大慨在他们看来，关于帝国主义、殖民主义、不等价交换、资本主义剥削等等理论统统变成早该抛弃的传统文化了吧！这也是“辛辛苦苦几十年，一觉回到解放前”现象的一部份。
斯大林、毛泽东式的伪社会主义自然可以把国家弄得比许多新殖民主义国家更悲惨，但不能由此得出结论：不如就选择甘为新殖民主义国家的道路吧！财产国有制可能陷于官僚专制，但决不是必然陷于官僚专制。真正的工农国家理应比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更民主，理应让劳动人民有最大的自由，最有机会发挥每人的才智，把一切资源作最高程度的利用，把全体人民的生活作最大可能的改善。因此，人民去同时争取真正的全民所有制和这一切，是可以成功的。反之，资本主义表示一定要让不小的一部份财富被资本家浪费和抽到外国去，同时表示劳动人民普遍的受压制。如果把中国现有的国有制改变为私有制，决不表示经营效益必定提高，而是表示国有的财产马上被那些官僚、资本家和“倒爷”（不事生产的商业投机者）正式霸占，表示劳苦大众连现有那一点可怜的生活保障都失去。对外资全面开放的结果，决不是外资全面涌入，经济全面繁荣，而是一切最有利可图的部门都被外资操纵，成为外资的吸血管，而一切与外资利益冲突的部门都被窒息。已经发展到晚期帝国主义阶段的世界资本主义，早已有足够力量对中国或任何一国做到这样的全面占领了，只要你完全开放就行。这种“改革”所能够确实保证的自由，就是在饿死与接受残酷剥削两者之间自由选择。其实，落后国家既不应该采取闭关锁国的政策，也不应该对外完全开放，而要在全国统一计划之下，有控制地进行对外贸易和利用外资。像《河殇》那样主张完全开放，结果只会令中国再次沦为半殖民地。
对于上述的一切，《河殇》一点也没有帮助大家去认识和思考，反而无形中推动大家朝向那陷阱走去。所以，对于《河殇》的播出，应该说“河殇何伤？”，对于它的思想内容，却不能说“何伤之有！”
富田事变：毛泽东初次大杀同志
向 青
1993年11月18日
毛泽东临死时认为他自己一生所干最有价值的两件大事，是推翻国民党政权和发动文化大革命。在文化大革命的当时，不论在中国还是外国，确实有许多许多人士（而且决不限于支持或同情中共的人士）把这场运动当作一件伟大的事业。但是，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实行后不久，由于文革的真相大大暴露（尽管至今还有许多极为重要的真相被隐瞒着），人们很快就知道了，文革并不是什么伟大的革命运动，而是一场史无前例的大悲剧、大动乱、大阴谋，其中包含了毛泽东大规模杀害党内同志和党外人士。现在一般人（尤其是中共党内的革新派分子）都认为，文革是毛泽东晚年重大错误的顶点和集中表现，而这些晚年的错误同他中年以前的伟大性明显不同，而且尖锐冲突。其实，只要仔细研究一下历史，就会明白，这种把毛的一生分为伟大的前大半段和错误的晚年阶段的看法，是不正确的。现在我们来谈谈一个例子，表明毛泽东大杀同志并非晚年在文革中才开始犯的罪恶。这个例子就是六十多年前的富田事变。
当初的说法
中共历史上有名的富田事变，发生在1930年12月。按照中共官方的说法，这是红军第二十军在江西富田地方公然反叛，随后受到坚决镇压的事件。在事变的当时，那些所谓反叛分子被称为“ＡＢ团”分子。所谓ＡＢ团，就是“反布尔什维克团”的简称，这是当时流行的名称。当时在江西、湖北、福建等省的所谓苏维埃区里面，据说发现有大批ＡＢ团反革命分子猖狂活动，于是中共施以大规模严厉的镇压。镇压富田事变就是其中最著名、最厉害的一宗。杀死的人数，估计有两千以上。1936年毛泽东同美国记者斯诺进行那次著名的谈话的时候，也提到这个事变。他那时的说法是：当时李立三路线（就是命令红军进攻大城市，企图在一省或数省首先取得革命胜利的路线）还没有彻底埋葬，红军里面有很大的危机。在红三军团（彭德怀所率领的军队）里有一部份人主张继续执行李立三路线，要求红三军团脱离其它红军部队。彭德怀极力和这倾向斗争，保持了军团的统一和服从上级领导。但刘铁超领导下的红二十军公然反叛，1930年12月初在富田把江西苏维埃的主席以及许多军政干部都逮捕了，并且根据立三路线攻击毛泽东等领导人。这事件引起很大的震动，许多人觉得这次斗争的结局关乎革命的前途。结果刘铁超和其它叛徒被抓起来并且消灭了。毛泽东认为战胜刘铁超等ＡＢ团是粉碎国民党对苏区第一次围剿的三个条件之一。
现在，中共方面的党史研究证明，富田事变根本是个大冤案，当时在苏区里面闹得风声鹤唳的所谓ＡＢ团的活动也根本是假的。以下是现在揭发出来的真相。
ＡＢ团早已不存在
ＡＢ团是在北伐时期（中共称为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国共合作还没有破裂，连蒋介石的四月十二日政变都还没有发生的时候，江西省一部份国民党分子为了同加入了国民党的中共分子争夺党内领导权而组成的一个右派团体。1926年11月8日，蒋介石率领的北伐军攻占了江西南昌，发现国民党的省、市党部完全由中共党人“把持党务”，于是指示国民党的中央特派员段锡明组织一个右派组织去夺取党内领导权，这样就产生了ＡＢ团，而且闹得很厉害。但是，1927年4月初，ＡＢ团就被左派群众力量彻底打垮了。以后， 虽然蒋介石的右派国民党更凶猛地反共，7月中以后连左派国民党也变成反共了，但并没有恢复ＡＢ团这个组织。ＡＢ团“寿命仅三个月”。所以，1930年在苏区里面以ＡＢ团的罪名滥捕滥杀，根本是乱加罪名。
北京出版的《中共党史研究》89年第2期上一篇文章《论ＡＢ团和富田事变》里说：“从革命队伍里一批又一批肃出那么多ＡＢ团，造成数以万计的冤假错案。是怎样肃出那么多ＡＢ团来的呢？最主要最根本的方法，就是多种多样的严刑拷问，受刑不过就乱供，供了又抓，抓了再用刑，恶性循环，ＡＢ团越肃越多。”“仅在四万红军中就肃出4400人之多。”
富田事变经过
富田是江西省吉安县的一个大村庄，当时中共江西省的领导机关“行动委员会”就设在那里。1930年12月初，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即总前敌委员会，是代表中共中央领导前线作战的机关）从所谓ＡＢ团分子的口供中，得知江西省行委内有一个ＡＢ团省总团部，立即派肃反委员会主任李韶九带兵去捉拿。12月7日在行委办公室内捉了段良弼、李白芳等八人，立即开始刑讯，边审边抓。到12日晚上，共抓了一百二十余人。11日还处决了二十四人。
红二十军政治部主任谢汉昌在受刑讯时，胡乱招了174团的政委刘敌也是ＡＢ团。刘敌奉召带一营部队到东固（军部所在）。他从李韶九（已回到东固）口中得知被人招供为ＡＢ团，但用言词使李韶九软化，让他回到营部。他越想越觉得李韶九是借抓ＡＢ团搞阴谋。12日早晨就和营长张兴、政委梁学贻紧急商议，决定采取行动，迫使李韶九等讲出阴谋。他们发动一营包围军部，抓起军长刘铁超，释放了谢汉昌等所谓ＡＢ团犯人。但李韶九闻风逃走。为了救出省行委那些被诬为ＡＢ团的同志，刘敌同谢汉昌带兵当晚冲往富田，包围省行委和省苏维埃，把李韶九日前所带去那一排人缴械，误捕了中央提款委员易尔士，释放了日前被捕的近百名同志。主持肃清ＡＢ团的省行委古柏、鲁山等逃走。这就是富田事变。
13日上年，事变领导人召开士兵大会，揭发控欣李韶九刑讯逼供的罪行，同时放出误捕的易尔士。14日把红20军拉到赣江以西的永阳市。15日召开省行委第一次扩大会议，决定派丛允中随易尔士往总前委，派段良弼往党中央，报告事变经过，请求处理。红20军在永阳住到春节后，由事变领导人带到永新一带同国民党军作战。
中共对富田事变的处理
富田事变发生后，毛泽东担任书记的总前委认为“叛逆的原形完全现出来了”，把它定性为“ＡＢ团取消派合作的叛变”，决心消灭“叛逆”。但是当时刚刚成立，由项英担任代理书记的中共苏区中央局的看法有些不同。中央局在1931年1月16日发出通告，《对富田事变的决议》，虽然表示“完全同意总前委对富田事变所采取的斗争路线”，并且决定把事变首领段良弼、李伯芳、谢汉昌、刘敌、金万邦五人开除党籍，但并没有确定这事变是ＡＢ团取消派合作的叛变，只强调它客观上是反革命行动。决议同时批评了“过去反ＡＢ团取消派斗争中的缺点和错误”，强调“今后必须根据一定事实和情形，绝对不能乱打乱杀”，“也不能随便听人乱供乱咬加以逮捕”，“党在每个斗争中都应以教育方式来教育全党党员”。
2 月19日，苏区中央区再发出通告，其中说：“中央局根据过去赣西南党的斗争历史和党组织基础以及富田事变客观行动事实，不能得出一个唯心的结论，肯定富田事变是ＡＢ团取消派的暴动，更不能有事实去证明领导富田事变的全部人纯粹是ＡＢ团取消派，或者说他们是自觉的与ＡＢ团取消派即公开联合战线来反党反革命。”通告宣布：“除段良弼等首要五人业己开除党籍外，其余附合的人在证明未加入反动组织（ＡＢ团等），承认参加富田事变的错误，绝对服从党的决议等条件之下，应允许他们重新回到党的领导下来”。
中央局认为事变的双方都有错误，应当用教育的方法、会议的方法来解决。根据这种看法，项英一面责成事变时在家养病的红20军政委曾炳春过赣江，去作说服教育工作，把红20军带过河东来，另方面叫肃反工作的领导人和富田事变的领导人双方都到中央局来开会，分清是非，解决矛盾。
4月间，事变领导人遵照中央局通知去开会，结果被一网打尽，先后处决。7月间回到河东于都县的红20军副排长以上干部，也一律作为ＡＢ团骨干，缴械关押，并且大都先后处决。连事变后奉令曾为教育20军服从命令作出重大贡献的曾炳春和继任军长萧大鹏也未能幸免。红20军战士被编入红7 军。这就是富田事变的最后结局。
谁是黑手
如果读者现在才初次认识富田事变，大概会以为苏区中央局用诡计把事变分子骗回河东加以杀害。事实不是这样。当初说要用教育方法和会议方法来解决问题的，是项英主持下的中央局；后来实行大批屠杀的时候，中央局己经改由毛泽东主持了。中共苏区中央局在1931年1月15日根据中央政治局（在上海）的决定，在江西宁都县小布地方成立，委员由中央指定为周恩来、项英、毛泽东、朱德、任弼时、余飞、曾山等九人，周恩来为书记。其中周、项、任三人在30年10月接受委任时不在苏区，还在上海。当时决定，在周恩来到达苏区之前，由项英代理书记。项英在31年1月上旬到苏区。周恩来因在苏联和上海有许多任务，12月底才到苏区。从30年10月到31年6月之间，中共中央的领导权发生了重大变化。
30年10月中旬，中共政治局决定设立苏区中央局的时候，李立三的领导地位刚结束，由瞿秋白代替。不久，瞿就被指责执行一种对李立三路线调和的路线，领导权转到国际代表米夫和他所一手扶植的王明等年轻的留苏学生手中。米夫12月10日到上海。12月23日，政治局发出“坚决执行国际路线反对李立三路线与调和主义”的通告。31年1月7日开四中全会，瞿秋白下台，王明补选为中央委员，同时进入政治局。4月24日，中共特务机关负责人顾顺章（政治局候补委员）被捕叛变，中共中央在上海处境日益困难，尽量少开会，工作上分头负责，指定周恩来负责军事和苏区的工作。6 月22日，总书记向忠发被捕叛变，随即被杀。中央政治局由常委王明临时主持工作。9月，因王明决定去莫斯科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周恩来也将去苏区，于是在上海成立临时中央政治局，由王明的亲密合作者博古（秦邦宪）负责（不设书记职位）。
随着在上海的中央机关的权力转移，苏区的中央局里面的力量关系和处事方法也起了变化。31年3月18日，开苏区中央局第一次扩大会议。这时还未得到1月7日的四中全会文件，不知道会议的精神，只能传达30年10月的共产国际来信（当时苏区还与上海中央之间还没有无线电联系，靠人带信，消息阻隔）。在这次会议上项英作报告，还说在处理富田事变的问题上，“用教育同志的方法是对的，我们应该认识清楚，所有参加富田事变的人不一定个个都是ＡＢ团取消派，如果否认这一点是错误的”。但这时中央的新决定和享有全权的代表团己经快来到，改变对富田事变的处理方法了。
2月23日，中共中央发出《中央给第一方面军总前委、江西省委、各特委、各地方党部的信》，说：“中央决定立即派出代表团前往苏区组织中央局，并委托代表团以全权调查与解决这一问题。”3月4日，政治局决定由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三人组成中央代表团，立即动身往苏区。代表团还没有去到苏区之前，政治局于3 月27日开会讨论富田事变。会上，周恩来报告了共产国际远东局对富田事变的意见。次日，发出《中央政治局关于富田事变的决议》，指出：富田事变“实质上毫无疑问的是阶级敌人以及他们的斗争机关ＡＢ团所准备所执行的反革命行动”，“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的总前委，坚决反对阶级敌人的斗争路线，实质上是正确的”。
4月17日，任弼时等组成的中央代表团到达江西宁都的青塘，与苏区中央局的成员会合，立即开会，作为3月间中央局第一次扩大会议的继续。会议通过了《关于富田事变的决议》，明确地说：“富田事变是ＡＢ团领导的，以李立三路线为旗帜的反革命暴动，更清楚的说：富田事变是ＡＢ团领导的与李立三路线的一部份拥护者参加的反革命暴动。”因为作出了这样的定性，就把原先奉中央局之命来开会的事变领导人一网打尽了。
5月，苏区中央局改组。中央局会议责备项英在解决富田事变中“完全错误”，“因此丧失信仰，工作能力不够领导。”于是撤销项英的代书记职，“决定以毛泽东为代理书记，请中央批准。”对红20军的处理，就是这次改组以后在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央局的丰功伟绩。
北京的《中共党史研究》1989年第2期上面有一篇《论ＡＢ团和富田事变》，它详细论证了富田事变不是反革命暴动。它指出事变的领导人同ＡＢ团毫无关系。刘敌、谢汉昌、段良弼、李百芳、曾炳春等都是大革命时期参加革命，革命失败后在赣西南组织暴动领导革命斗争的骨干。毛泽东亲自指挥的红一方面军，有相当一部分兵源就是他们动员输送来的。29年1月，毛泽东率红4 军主力离开井岗山，经过极端艰苦的转战，幸而得以在东固休息整顿一星期，也靠他们竭力支持。后来毛的主力红军离开赣西南，该区和区内地方红军得到巩固和发展，也都是他们努力的结果。富田事变后，他们派丛允中跟随中央特派提款员易尔士去总前委报告。他们听易尔士说国际从30年8月起不再给中共经济接济，中共中央经费困难，就马上决定筹集200斤黄金送给中央。易尔士向中央的书面汇报中，也证明有此事。刘敌在31年1月11日写了相当长的信向中央报告事变经过，承认错误，并且请求中央给以处分。易尔士指出他们提出打倒毛泽东的口号错误，他们接受意见，并作了自我批评。后来又遵令到中央局去开会。这一切都证明他们是始终忠于中共党的。那文章的结论如下：“纵观富田事变及其处理的全过程，是非常清楚的，原定性是错误的。……在敌我斗争十分尖锐、战争极端频繁的时代，保持高度警惕性是应该的，在肃反斗争中出现一些错误也是难免的。但像中央苏区肃清ＡＢ团和富田事变中，错杀那么多人，而长期不给予平反，实在是不应该的。现在已时过近60年，‘ＡＢ团领导的反革命暴动’的定性结论，应该纠正了。”
本文关于事实的论述，除根据上述那篇文章外，主要根据下列几本书：
《中国共产党创业三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
斯诺：《红星照耀中国》
施拉姆（Schram）：《毛泽东》
毛泽东是不是伟大的革命家
向 青
1993年11月22日
大概许多读者会觉得我在这里提出了一个不成问题的问题。难道毛泽东算不算一个伟大的革命家还需要讨论吗？古今中外曾有几人达成了像毛泽东那么大的革命事业？毛泽东生在一个平凡的、只略为富裕的农民家庭，只有中级师范的正式学历，后来从事工农运动，经过二十多年艰苦的奋斗，成为中国共产党和解放军的享有无限权威的最高领袖，在整个中国大陆夺取了政权，实行了天翻地覆的社会改革。他所领导建立起来的政府，是中国历史上最强有力的政府。一百多年来，中国在外国侵略之下沦为半殖民地，受人欺负和看不起，在他领导下才变成外人景仰或畏惧的对象。毛泽东领导中国人民干了这么伟大的革命事业，称为伟大的革命家，难道还有疑问吗？
评价的标准
如果把中国革命的历史任务，也就是毛泽东的革命目标，仅仅了解为民族革命和土地革命，即解除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束缚和铲除地主阶级，那么，毫无疑问，毛泽东已经完成了革命任务，是个有辉煌成就的伟大革命家。可是，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他和整个共产党都宣称信仰马克思、列宁的共产主义；他们所提出来号召群众的革命目标，远远超过民族解放和铲除那剥削农民的地主阶级，而是首先建立工人阶级领导着农民对一切剥削者实行专政的政权，然后使整个社会朝向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前进。因此，评价毛泽东，应当根据共产主义革命的标准，看看他一生的所作所为，在推进共产主义革命的事业上成就了多少，尤其要看是否符合这个历史方向和基本原则。谁都知道，共产主义还没有（也不可能）在中国实现。所以，我们就要研究：毛泽东是不是始终都忠于共产主义的事业呢？是不是始终都为工人阶级和一切劳苦人民服务呢？是不是选择了现实条件下最好的道路去朝向共产主义这远大目标前进呢？
在那些反对或者不再拥护共产主义的人看来，毛泽东是不是忠实的共产主义革命家这问题并不重要。他们反倒觉得，如果毛泽东不坚持共产主义，那才是难得、可贵或者伟大之处。但我们是共产主义者，今天中国和全世界的形势让我们更坚决相信只有真正的共产主义（而不是中国、苏联等国曾经实行过的那种假冒的共产主义）才是出路，所以，我们要拿这个标准去评价毛泽东。况且，不管实际上怎样，毛泽东和他的门徒（邓小平以下）始终自称为共产主义者，并且凭着这个资格要求人民服从他们的“领导”，所以，研究清楚他们真实的政治身份，即使对于并不相信共产主义的人也是有用的。
毛泽东对革命路线的贡献
毛泽东一生事业中最辉煌、最不容怀疑的成就，自然是打倒国民党政权，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是实行一切进步的改革，朝向共产主义前进的先决条件。这一步成就是经过长期艰苦的奋斗才得来的。自从中国出现共产主义者小组，筹备建立共产党的时候起，他们就认定必须首先打倒原有的反动政府，建立劳动人民的政权。怎样做到这一点，是中共首要的路线和政策的问题。在二十多年的奋斗历史中，中共不但要同强大的外面的敌人（北洋军阀、国民党、帝国主义、地主、资本家）战斗，而且要解决许多内部的路线争执，克服许多本身的错误政策。它曾经走过不少不必要的弯路，付出沉重的不必要的代价。大家都知道，毛泽东并非从头到尾都掌握着党内领导权，也不是从头起就懂得他后来行之有效的那条路线的。他的路线和领导权在一九三五到三八年间才确立起来。那时以后，中共才有迅速盛大的发展，一直达到四九年成立新中国。
在一九二五至一九二七年（七月中旬）之间，中共执行共产国际的路线，加入国民党，实际上丧失了自己的政治独立性，变成替资产阶级国民党服务的苦力；经过一度发展后，在国民党“清党”打击下遭受惨败。在这段时期，毛泽东虽然也是党的领导人之一，但既不是中心人物，也不是有什么独特主张、特别受人注意的人物。对于当时中共屈服于国民党的整个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他也没有提出过反对意见。后来中共大事吹捧的一九二七年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服告》，毛在其中赞扬农民的革命行动，驳斥右派对“过火”的指摘，不过反映当时中共群众工作者里面相当普遍的起码的革命意识而已，并没有达到反对当时由共产国际所决定的那整个右倾路线的程度。到了武汉的左派国民党政府已经开始反共行动，但还没有彻底公开清共的紧急关头，毛泽东只不过于七月四日在中共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农民武装可以上山或者投到亲共的军队中去，以保存革命实力而已。这意见并不能解决怎样挽救整个革命失败的问题，当时也没有受到重视。
一九二七年七月十五日武汉国民党中央正式通过反共清党的决定，次日公布。这标志着一九二五至二七年的中国第二次革命的失败，也是中共路线的转变点。当时中共和共产国际的领导并没有了解到整个政治形势已经转变为反革命，并不是采取退守的路线，保存实力，整顿队伍，检讨革命失败的教训，为将来革命运动的复兴作准备，反而以为革命转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到处拼命发动冒险的暴动，结果使党和工农群众遭受更惨重的损失。最荒谬的是，那时整个国民党，除了宋庆龄和邓演达等孤立的个别分子以外，都公然反革命了，共产党已决定进行“独立的工农阶级斗争”，而且要通过暴动来建立自己的军队和政府了，却足足有两个多月还继续打着国民党的旗号，企图复兴左派国民党。一九四九年新中国成立后正式规定八月一日为解放军建军节。现在大家都知道，选择八月一日，是因为一九二七年的那天中共首先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可是一般人不知道，当时南昌暴动是在国民党的旗帜下举行的，暴动后并不是宣布成立工农红军或者人民解放军，而是成立一个国民党革命委员会，连国民党的将军张发奎（他并没有参加暴动，反而正在庐山同汪精卫等开会，商议反共军事策略）的名字都写进委员名单，希望能把他争取过来。在这样模糊的政治基础上举行暴动，令群众连敌我旗帜都分不清，自然更难逃失败的命运。对于这一切重大错误的看法和政策，毛泽东都没有提出异议，反而是积极的拥护者。他参加了确定新路线的“八七会议”，直接领导九月上旬的秋收起义。只到了秋收起义的队伍经过五天激战，损失惨重，原定下一步攻打长沙的计划显然没有成功希望的时候，他才果断地决定放弃了，而不像当时直接负中央领导责任的瞿秋白和李立三等人那样不顾一切地坚持盲动政策。
从一九四二年起，一直到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共一步步构造毛泽东的神话。现在一般人都听惯了毛泽东一贯正确，在各个历史阶段同党内左倾或右倾的错误路线斗争的故事，尤其是说：二七年革命失败后全靠毛泽东确立了以乡村包围城市的农民革命路线，才能够得到一九四九年的胜利。历史真相同这些神话之间是有相当距离的。在一九二七至三七这段时期，毛泽东的路线比起瞿秋白、李立三、王明、秦邦宪等人先后领导下的左倾冒险路线，自然是高明一点。因为毛路线比较符合现实环境，冒险的程度不那么高。在军事上毛泽东是真正的能手，令将领们衷心拜服，所以终于在二万五千里长征途中的遵义会议上（一九三五年）确立了毛的领导权。但在政治路线上，毛泽东和他党内的对手一样，始终没有超越共产国际的战略路线的框框。在上次革命已经失败，新的革命形势还没有到来的时候，企图用武装力量打倒国民党，建立苏维埃政权，以此作为当前的首要任务，这根本就是左倾冒险路线，注定不能成功，陷于孤立，付出极为沉重的代价。毛泽东比党内别人高明一点的地方，不过是执行同一错误的战略路线时采取比较聪明的战术而已。倘若一直任由瞿秋白和王明等人领导，大有可能中共的农民军在三十年代里被消耗干净，至少也要比抗日战争开始时候的实际力量更微弱得多。在这方面毛泽东对中共的贡献是无可争论的。
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
毛泽东不但实际上取得了农民军的领导权，最后以此为主要凭借而夺取了整个中国大陆的政权，而且创造了他的一套以农民军为主力的所谓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成功是最好的论据。所以，不但中共自己确认这套理论的伟大性，许多其它发展落后的国家里的革命者也都学习它，连并不同情这种革命的人也有不少承认它是有效的。但简单以成败论英雄和论是非都是浅薄之见。既然毛泽东自己也把新民主主义革命当作只是共产主义革命的前期阶段，就更不能单凭这一个阶段的成败来评论它的正确与否了。
不可能在这篇短文里全面分析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实际行动和理论。现在首先指出一点：它在中国的成功并不足以证明它正确，换句话说，并不足以证明它是唯一可行或者最好的路线。
新民主主义革命论是在反对中国共产主义运动里面其它路线的斗争中形成的。按照毛泽东自己的说法，主要是一方面反对陈独秀所代表的右倾错误，另方面反对主要由王明代表的左倾错误而形成的。左倾错误支配中共党的时间比右倾长久，损害也更大。上文已经指出，左倾错误的出发点是不承认一九二七年中革命形势已成过去，那些冒险、盲动的政策就是从这里产生的。毛泽东的红色武装割据的路线，同样是以革命形势仍然存在而且继续向前发展为前提，所以同样属于左倾冒险的路线，不过程度上和某些具体策略上和瞿秋白、李立三、王明等人的路线有差别而已。在全国的范围上，这些红色根据地是非常孤立的，得不到全国广大群众的支持和了解。一九三四年十月，华中的中央苏区不得不放弃，红军开始以西北为目标的长征了。到达陜北后，仍没有改变孤立的处境，最后不得不取消红军和苏维埃政权的称号。这证明执行了十年的红色武装割据路线是行不通的。事后中共把这十年称为土地革命时期，使这时期的行动显得比较合理，其实这是对真相的掩饰。实际上，当时拚全力去做的，不仅仅是在局部地方实行土地革命，而且是着手建立全国的苏维埃政权。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在江西瑞金开了中华苏维埃全国代表大会，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这个不切实际的左倾路线，毛泽东也是主要负责人之一。
一九四五年四月中共中央委员会通过一个《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是统一党内思想、确认毛泽东的一贯正确性和正统领导地位的文件。它当然反映那发展到当时为止的毛泽东思想，尤其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他们明确承认了一九二七年革命是失败了，不是“不断高涨”或继续发展，那时应当“组织有秩序的退却”，“有计划地保存革命阵地和收集革命力量”，而不应“命令少数党员和少数群众在全国组织毫无胜利希望的地方起义”。它说：“大资产阶级叛变革命之后，自由资产阶级仍然和买办资产阶级有区别，要求民主尤其要求反帝国主义的阶层还是很广泛的，因此必须正确地对待和尽可能联合或中立各种不同的中间阶级……凡此都是新民主主义的基本思想，而”左”倾路线是不了解和反对这些思想的。”这样看来，革命失败后托洛茨基和陈独秀等人提出退却路线，提出以普选全权的国民会议为中心口号的整套民主政纲，反对武装起义的冒险路线，岂不很正确吗？一九三七年以后中共不正是采取了类似的路线才打破孤立，取得公开合法地从事抗日活动的机会吗？但这并不妨碍毛泽东他们在这文件中继续诬蔑陈独秀和托派为“取消派”、“反革命”。
如果毛泽东是个真正伟大的革命家，在一九二七以后那十年里就不会提出红色武装割据和建立苏维埃政府这种盲动路线，他应当提出类似托派那样的整套纲领，而在他所专长的农民运动和武装斗争的领域里，可以组织农民自卫军、土地革命委员会以及某某地区（或边区）的民主政府之类。这样，凡是当时能够做到的革命行动，都照样可以做到；他和一班同志在所谓苏区里实际做到了的一切积极的、有益的事情都可以做到，却消除了幻想，避免了盲动和不必要的重大损失，而更重要的是，这一切都容易被全国人民了解和支持，容易同城市的群众运动结合起来，互相支持，互相促进。
不妨在这里顺便说一下：当时中国托派有一套正确的、适合客观形势的纲领（那主要是大革命家托洛茨基为他们拟定的），却不会具体运用，尤其是对毛泽东等人在偏僻山区里所搞的苏维埃运动过份轻视，只有消极批评，而没有积极的关心和建议，甚至有时有个别人加以不应有的斥骂，这也是不容否认的事实和极为严重的错误。正因为这类严重毛病长期没有克服，所以中国托派在后来胜利发展的革命中根本起不了作用，徒然继续遭受中共无理的残酷打击，而得不到群众同情，甚至根本不能引起群众注意。
抗日战争的路线
一九三五年以后，一方面由于在华中苏区失败这个重大打击，另方面因为共产国际在全世界转向“人民阵线”的路线，中共逐步放弃了左倾盲动的路线，转向争取停止内战，要求国民党合作抗日。一九三六年底的西安事变是个转折点。中共在事变中做出了正确的决策，劝告张学良和杨虎城释放蒋介石，而以蒋答应停止内战、合作抗日为条件。从最后的决定来看，毛泽东在这事件中所做的是对的。但事变刚发生时，他的最初反应却不是利用这机会迫蒋抗日同时打破中共的孤立，而是要杀掉蒋介石这个反革命头子。毛泽东和中共许多领导人后来改变态度，其中一个很重大的因素，是斯大林把捉蒋（更不用说杀蒋了）当作反革命、替日本帝国主义服务的行为。对斯大林这个态度的评论不属于这文章的范围。他的反动、荒谬行为太多了。不过这次却可算是坏事变好事，促使中共作出正确的决定。但毛泽东在这事件中明显地没有英明伟大的表现，只不过在强大国际压力下及时回头，没有一错到底而已。
中共大大利用了抗日战争这个机会，到抗战末期已经有力量同国民党争夺全国政权了。这明显是毛泽东路线的胜利。毛泽东的一切优点在这时期发挥尽致，而缺点表现最少。在这八年里，他即使在党内也并非一帆风顺的。抗战一爆发，共产国际就把王明送了回来。王明以钦差大臣、党的最高领袖自居，顾盼自豪。毛泽东初期至少表面上也对他很恭敬，而且谦让。一时间党内党外都有不少人觉得王明才是真正的领袖。王明领会斯大林的意旨，忠实执行要中共第二次为国民党当苦力的路线。毛泽东反对这种“合作高于一切”和“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原则，起初在党的上层居于少数。到一九三八年的六中全会上，毛泽东才稳占上风。这次会议开得很长，从九月二十九日到十一月十七日。王明路线受到不指名的详细批判，毛泽东的路线和政治权威确立起来。王明在会议上没有抵抗。这是因为毛的领导地位已经得到共产国际批准了。三八年三月，任弼时奉派去莫斯科，专门报告中国抗战的形势和中共的工作，特别说明毛泽东的领导作用。几个月活动的结果，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在六月间举行专门会议，通过了任弼时的报告，肯定中共政治路线正确，支持毛泽东为中共领袖。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还在会议上公开批评王明缺乏实际经验又拉帮结派，想当领袖。同一时间王明方面也在莫斯科活动，却争取不到支持。
在抗战期间，中共的军队名义上成为国民党政府属下的部队，原苏维埃政府改为国民政府属下的地方政府，实际上都仍由中共自己掌握。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停止了，改为减租减息。中共虽然对国民党作了许多让步，却吸收了上次合作的教训，基本上保持了政治独立性，组织上更完全独立，特别注重发展自己的武装力量。这条路线虽不能说是尽善尽美，总算是基本上符合革命的需要，而在当时明显地行之有效，尤其显出中共是当时中国唯一现实存在的代表劳动人民、又富于战斗力、朝气勃勃的抗日力量。因此中共的实力大大膨胀。尽管国民党用种种办法对它打击、封锁，它在全国人民以及同盟国之间的名誉也升高得很快。这一切都证明了毛泽东的领导能力。往后中共取得全国政权的基础，就是在这八年抗日战争中奠定的。前十年的武装斗争当然为中共的抗日战争工作提供了有利条件。但是这点不足以证明前十年毛泽东的路线完全正确。
内战和胜利
毛泽东从一九四四年起显然已经知道政权在望了。日本宣布投降时，他立刻动手同国民党争夺接收沦陷区，对蒋介石的禁令强硬反抗。由于他所意料不到的斯大林对蒋介石的支持，不得不改为同蒋妥协，去重庆与蒋会谈，然后举行政治协商会议，签订停止军事冲突、合作建国的协议。但和平幻想维持不了多久，内战终于全面展开。一面与国民党对抗，一面应付苏联的压力，毛泽东显出他的立场坚定，手腕灵活。这时期中共逐步恢复没收土地分配给农民的政策，大大提高了战斗力。但由于受到毛泽东的农民革命论的限制，中共对于城市的群众运动始终只作有限度的利用，不再像二七年以前那样尽力发动了。结果各大城市都是被农民军解放的。工人只被付予保卫产业，阻止国民党和资本家迁移和破坏的责任。所有新解放的地方都实行军事管理。所有群众组织和新闻机构都受到严格控制。各大城市里的空气一点也不像在进行着工农革命，连一九二七年革命中途失败前的广州或武汉都比不上，反倒像是刚刚迎来了替天行道、吊民伐罪的王者之师。这证明所谓工人阶级领导革命，根本是一句空话，差不多等于以前的皇帝自称“奉天承运”一样。在举世瞩目中，四九年十月一日，毛泽东登上天安门，接受人民欢呼万岁。
凡是知道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政治和战后国共谈判的真相的人（只要知道明显的、基本的事实就够了，并不必要知道许多细节和内幕），都不会对中共的胜利感觉意外。很有讽刺意味，世界上关心中国政治而对中共胜利最感到意外而且尴尬的，竟是这两种人：苏联统治集团（至少是斯大林自己）和当时中国的托派。前者是由于立场太反动，出卖中国革命和中共，太长时间把赌注押在蒋介石身上，后者是由于太脱离实际斗争，对理论的误解妨碍了他们认识现实，熟读托洛茨基的著作却连有些写得十分鲜明的话都不能领会。
社会主义革命的实践
按照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和新中国成立时所宣布的政策，新政权是四个阶级（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在内）的联合专政，本质上和无产阶级专政不同，社会主义改造是几十年以后的事情。但事实上一九五三年就开始大张旗鼓地对私营企业和资本家实行“限制、利用、改造”了。五六年所有私营企业都改为公私合营，资本家的管理权完全被剥夺了，只拿定息。五四年制定的宪法，正式规定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时候起，就属于朝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期。在一九五六年的中共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上，又正式宣告：新中国一开始就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中共对不断革命论咒骂了二十年，结果他们所领导的胜利发展的革命却是按照不断革命论所指出的基本路线进行的。五八年起，不断革命变成他们的口头禅了。这些事实一方面证明中共在毛泽东领导下确实保有无产阶级革命性，另方面也证明毛泽东不能算是有充分历史眼光的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在毛泽东领导和催迫之下，社会主义改造的速度越来越快。一九五二年才在全国完成分配土地给农民，五三年就开始全面推动合作化，建立初级合作社，五五年全面建成。五六年又全面改为高级社。五八年又一下子全面建立起人民公社了。同一期间又把所有工商业个体户组成合作社。建设事业也快马加鞭，“多快好省”。大建水利工程，全民大炼钢。同时还不断地进行着什么思想改造运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人民透不过气来，物资供应也紧张到不得了。后来连中共官方也承认了，这些都是不顾实际的过左偏向。
最后出现了史无前例的由最高统治者亲自发动的大动乱──文化大革命。毛泽东自认文革是他的两大杰作之一，同打倒国民党并列。关于这场假革命、真反动的文革的记忆犹新，现在还有继续增加着的许多出版物加以评述，这里不用多说。
经过文革，毛泽东清除而且害死了许多忠实而且密切合作的同志，把个人权势提升到古今中外所未有，同时也把“独夫”这个古老名词体现到极致。深深浸渍于传统文化、具有“天人感应”观念的毛泽东，最后大概难免因天安门事件和唐山大地震感受到极大的心理震撼，于是自以为“去见马克思”了。
结 论
看过上面极为简略的夹叙夹议之后，凡是稍微懂得一点马克思主义真相，至少是知道社会主义同民主、自由的不可分割的关系的读者，都不难得出如下结纶：如果把毛泽东摆在一般的革命家之列，也就是并列于资产阶级或者农民的革命家之间，他是当之无愧的。但他显然不够资格称为无产阶级（共产主义）的伟大革命家。他为无产阶级做出相当大的贡献，建立了中国第一个无产阶级性的国家。但这国家从头起就带有严重的变态，就是官僚专制，一直不肯把最高权力交给工人和一切劳动人民。这是模仿堕落后的苏联的结果，也是长期主要依靠军队的结果。这样的国家如果不经过补充的革命，铲除官僚专政的制度，就绝对不可能真正向共产主义前进，反而越来越阻碍这条道路。他那专横凶暴、任意诬害异己的行为，明显地与共产主义道德不兼容。
大概不少人会想到“三七开”这说法。我认为，不论哪方面算三，哪方面算七，都不是适当的说法。不同性质的单位不能互相加减。不同性质的事情也不能互相抵消。皇帝有时会替臣子的功过算帐，对某些功臣赐给若干面免死金牌。工农群众没权赐给人家免死金牌，自己反倒需要死里求生。群众需要从历史中吸收教训，需要评价过去和现存的政治人物，以便决定在行动中怎样对待他们。据此，我们要说，前期，一直到五七年开始大鸣大放的时候为止，毛泽东是革命的，进步的。一九二七到三七之间，他坚持革命路线，但犯有严重的左倾冒险错误。所谓“枪杆子出政权”和“红色武装割据”，不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创造性的运用，而是农民战争和武装的民族革命的老传统的继承。抗日战争开始后，他的路线虽然未能免除右倾机会主义的缺点，但在基本上是正确的，值得批评地支持的。晚年时期，从他以反右运动取代大鸣大放的时候开始，他是反动的，应该打倒的。要打倒他所代表的官僚专制，才能够保卫、改良和发展中国的无产阶级专政。
伟大的革命家以天下为己任，但是决不以天下为己有。相信“天下为公”是起码的条件。资产阶级的大革命家不以天下为己有，却以天下为一个阶级、一个集团所有。毛泽东既以天下为己任，又以天下为己有，所以虽然成就了伟大的革命事业，却不能算是伟大革命家。
最后需要说的是：毛泽东的错误和反动的一面，尤其是理论和作风方面的，便利了今天的中共走向资本主义。他在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的名义下犯了无数罪恶，致令人民和中共官僚都宁可选择资本主义，连资本主义基础上的开明专制都显得是一个进步。新民主主义理论中对资产阶级所抱的幻想和反对不断革命论的立场，成为今天资本主义复辟的理论根据。
为人民社会主义奋斗
新苗社1993年社员大会决议（1993年9月11日通过）
（新苗社即先驱社前身）
一九八九年开始，世界形势发生了非常巨大的变化。一直到现在，无论从全世界、全中国还是香港地区着眼，急剧的转变都仍在进行中。虽然一种符合劳动人民的利益和需要的新秩序未必很快产生，新的群众运动未必很快取得胜利，但旧秩序无法维持并且引起群众愤恨已经是十分明显，而且日益明显。
一、苏联东欧的剧变
近年世界形势最大的变化，自然是苏联等许多国家共产党政府的倒台。这不仅招致过去的社会主义革命成果的丧失，而且使社会主义思想（尤其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声望堕地。然而，如果认为这几年的世界形势演变可以简单称为资本主义战胜了社会主义，那是决不符合事实的。实际上，这几年的历史是一段任何人都没有清楚预见到的、极其复杂、充满矛盾的进展。一方面有明显的重大倒退，另方面也有进步。我们托洛茨基派几十年前已经指出，苏联等号称社会主义的国家，在斯大林主义的支配下，其实只是在反动官僚极权统治下的变态工人国家，并没有实现社会主义的伟大理想，仅仅维持着国有财产制度（这是将来实现社会主义不可缺少的基础）而已。官僚统治者维持国有制，禁止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复生，在这点上可算是为工人阶级服务，有进步作用。但在另一方面，官僚以极端专横暴虐的方式，肆意压榨工农大众，滥用并且侵吞国家财富，却事实上成为实现社会主义的一个直接的巨大障碍物，而且是社会主义名誉最大的败坏者，在这方面可说它是为资本家和一切剥削阶级服务的。正因为共产党官僚政府是这样一个充满矛盾的怪物，所以它现在被多少自由化的资本主义的政府取代（或者本身转化为资本主义的政府），也带有倒退和进步两方面的意义。这一方面表示过去革命的成果进一步丧失，另方面也表示社会主义革命事业的巨大障碍之一扫除了，劳动人民取得了一些政治自由。事实上，在扫除共产党官僚政府的过程中，劳动人民的奋斗是起了相当作用的。但是旧政权的倒台，并没有给这些前工人国家带来繁荣安定。由于新政府采取恢复资本主义的路线，反倒令劳动人民陷于生活更没有保障，因而在总的趋势上迫使人民越来越不能不过问政治，并且不得不在资本主义和他们国家原先那种官僚社会主义制度以外去找寻出路。
二、资本主义的祸害
资本主义在战胜了官僚社会主义（变态工人国家在反动官僚极权统治下的那种以国有财产为基础的制度）之后，本身并没有显出一片好景，反而纠缠在深刻的危机中长久不能脱身。世界性的经济衰退长久不能克服。 落后国有大量人口缺少粮食和其它必需的消费品，甚至饿死，生产资金也非常欠缺，所有工业化的资本主义国家却陷于生产“过剩”的危机，许多基本的工业部门都减产或局部关闭，许多农地闲置，大批失业者长期存在，许多年轻人从未得到就业的机会。这些工业国本身的贫困人口也日益增加，社会福利却不断削减。法西斯主义和种族主义重新抬头。拉丁美洲在八十年代初期爆发的债务危机始终没有解决，继续成为生活困苦和动乱的根源。东亚少数国家和地区有较大的经济发展。这主要是世界资本转来这里追求较高的利润率的结果，并不能改变整个世界经济不景气的情况，而且本身隐藏着未来危机的因素，恰像过去拉丁美洲迅速发展的例子一样。在生产事业不振的情况下， 金融投机活动却高涨到过去无法想象的程度。现在每天有价值一万亿美元的资金二十四小时不停地在世界金融市场上交易，其中只有百分之一是有关货物和劳务买卖的正常商业金融活动，其余纯粹是投机活动。因此在经济衰退中通货膨胀仍不断发展，劳动人民和所有的生产事业都饱受剥削。 这是资本主义私有财产制度已经在破坏生产力发展的明显证据，也是群众斗争兴起的客观有利条件。福利国家制度已宣告破产，什么永久繁荣的“人民资本主义”也没人谈论了，现在越来越多人谈论的是“回到三十年代”，就是回到世界资本主义最严重的危机时代。
在国际关系上，东西冷战的结束并没有带来世界和平，反倒出现更多的战乱。美国成为唯一的超级军事强国，肆意侵犯别国，横行霸道，没有一个强国出来阻止。
在地球的自然条件保护（环境保护）方面，科学技术的研究已经取得不小的进展，充分揭示了问题的严重性，也提供了不少挽救和预防的方法。但唯利是图的资产阶级宁可继续在军备和其它方面大量浪费，而不去为保障人类生存提供必要的资金。
三、中共改革的失败
从一九七八年起，中国大陆进入了一个深刻而急剧的转变时期。过去二十多年人们已经习以为常的那种生活方式，现在开始大大转变了。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共统治集团对原先那种官僚社会主义制度信心动摇，开始摸索新的出路。初期的改革开放政策主要是对内放松对个体经济活动（首先是农民）的控制，对外不再闭关自守，这很快既带来经济的活跃，又赢得了人民的好感。邓小平的声望在一九八四年达到顶点。八五年起，中共改革的限度日益暴露出来，同时整个国民经济日益明显地转向资本主义道路。平等主义被指为“左祸”，少数人发财受到官方公开的鼓励，官僚专制原封不动，又出现了猖狂的官倒、官商和种种贪污腐化的风气。改革初期最显著的成绩是在农业方面，但八五年起农业也出现危机。农民因农产品收购价格提高而收入增加，但生活消费品和农业生产数据的价格上涨使农民的支出也增加。两项相抵；在七九至八四年间农民人均净收益增加 29.6元 ， 在八五至八八年却减少4.30元。农业集体化的政策中共完全抛弃了，农民只能在狭小细碎的土地上沿着小农经济的道路挣扎。结果农业生产（尤其是粮食生产）发展缓慢，本来已经太少的耕地进一步减少，务农成为最没出息的职业，出现“天兵天将跑商业，杨门女将搞工业，虾兵蟹将搞农业 “的现象。再加以重重摊派，“白条”泛滥，最近连中共最高当局都看到农民造反的危险了。
工人的生活在改革初期，因为增加了工资和消费品的供应，曾有所改善。八五年以后，第一由于物价高涨，第二由于重新出现了财大气粗的阶层，第三由于官方和半官方的改革派越来越把工人的权益（就业权、社会保障等）当作改革的重大障碍，所以工人的处境明显地日益恶劣。国营企业的工人觉得朝不保夕，在新兴的私营企业和乡镇企业（大部份是变相的私营）中，连起码的劳动保护（如工时限制和安全保障等）都没有。工人里面争取民主自由的活动和活跃分子，受到中共特别凶恶的镇压。
八九年的民主运动证明人民对中共政权的反感是多么普遍而强烈。当时群众的行动实际上已经达到了革命开始的程度，但是群众（包括那些临时涌现出来的领导者在内）并没有革命的目标和决心，所以在中共凶残镇压下立刻失败了。然而引起群众反感的种种矛盾并没有解决，反而日益加深。中共政权完全丧失了道义上的权威，它与人民之间的敌对关系变得更明显了。现在整个社会的生活方式的转变远未完成，群众日益缺乏安全感。在邓小平新的冒险政策下，新的通货膨胀危机已经出现，中共比过去更没有办法根治。群众的局部斗争已经在增长中。邓小平等老人继续生存掌权的时限越来越迫近。这一切因素都表明中国大陆正大步走向新的政治危机。真正的问题不是有没有危机，而是危机爆发后能够打开出路，得到革命性的解决，还是仅仅造成一场动乱和破坏。
四、唯一的出路
资本主义和官僚社会主义都是少数特权者压榨大多数人民的制度。资本主义让资本家占有大规模的生产数据和交换工具（工厂、土地、运输工具、银行等），同时利用经济势力操纵政权。在官僚社会主义制度下，国家实际上是官僚集团对劳动人民施行极权统治的机关，因此那号称全民所有的国有财产，其支配权也完全在官僚集团手上，官僚可以像财产主人一样任意从中取利，却不用承受任何亏损的恶果。这种制度可以变成比资本主义更坏，更不利于劳动人民的生活和经济的发展，因此不但被人民厌恶，最后连共产党官僚统治集团也抛弃它，转向资本主义的轨道了。但资本主义的回头路决不是劳动人民的出路。只有劳动人民自己掌握政权，把一切早已社会化了的大规模企业都收归人民公有，按照人民的利益和意愿去实行计划经济，才是大多数人民的出路。
现在许多人认为，官僚社会主义的破产已经足以证明，以财产公有为基础的计划经济是行不通的（妨碍经济发展，而且使人民陷于极权统治下）。其实，既然官僚极权统治下的国有制并不是真正的社会公有制，而真正由劳动人民自己作主的计划经济也根本没有在共产党极权统治下实行过（过去几十年所实行的那种官僚专制的指令经济根本是另一回事），所以，现在就说真正以社会主义为目标的计划经济已被实际经验证明行不通，至少是言之过早了。
为了中国真正的进步，为了让人民得到富裕、自由、安定的生活，中国必须在政治和经济上都实行新的根本的改革。首先必须废除一党专政，让劳动人民真正成为国家、社会和国有财产的主人。要在充分的政治自由（包括党派自由在内）的基础上建立真正属于劳动人民的政府。要实行保障人民自由的法治。全国和地方的经济计划都要用民主的方式制定，把绝大多数劳动人民的利益摆在第一位，并且在人民监督下执行。一切企业单位都要实行全体员工参与的民主自治。所有大规模的企业原则上都要国营或者由劳动者集体经营。资本主义的私营经济只能有限度地容许存在，作为国营经济暂时的补充。国家要利用经济实力去引导和帮助农民以及一切个体生产者在真正自愿的基础上朝向集体化大规模生产发展。国营经济要在人民监督下实行一种各方面权责分明，既有集中调控又有个别机动的经营制度，不让官僚以任何方式操纵和滥用国有财产。市场制度当然在长时期内仍然需要，但是不让市场成为全盘经济的主宰。这就是说，并非在任何场合都以盈利为目标。为了大多数人民的利益，国家可以大量投资于无利可图或者暂时亏本的事业，例如教育、卫生、文化事业以及某些基础设备和基本生产部门（如果让市场成为最高主宰，就等于恢复资本主义，让资本家主宰一切）。个人收入的不平等，要限制在剌激个人努力所必要的范围内，而且要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道德的提高而逐步缩小差距。这就是劳动人民所需要的真正的社会主义的道路（为了识别，可以称为人民社会主义），也就是最有效、最经济地使用一切物质资源和人力的办法。这既不是那已经破产了的过去斯大林、毛泽东式的绝对集权的官僚社会主义，也不是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至于邓小平现在所推行的所谓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那不过是从官僚社会主义转化出来的官僚垄断的资本主义而已（可以简称为官僚资本主义）。它继续挂着社会主义的旗号，目的只是为中共官僚在政治和经济两方面的垄断权提供借口。
虽然民主是中国非常迫切的需要，只要在中国实现了资产阶级式的民主制，那也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但必须看到，如果将来的群众运动不超越资产阶级民主要求的范围，不提出并且实行朝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政策， 不尽力保卫过去社会主义革命的成果并且加以发展，就不可能成为伟大的人民运动，尤其不可能取得历史性的伟大成就。即使群众运动在抽象的（资产阶级式的）民主自由口号下爆发，而且成功地废除了一党专政（在中国做到这点，比不久前在东欧各国和苏联要难），也不会开辟一个真正民主、繁荣、稳定的发展阶段。这样一个低水平的革命胜利，只能造成类似今天俄国和东欧各国那样的情况。如果中共老一辈统治者死掉，继位者在群众压力下实行自由化改革，也只能有同样低的成就。只有一开始就在社会主义的旗帜下，或者很快地从民主要求过渡到社会主义要求，中国的群众运动才有可能得到伟大的胜利，真正打开出路。
人民社会主义的路线并不幻想可以在中国或任何单独一国内完全成功，达到社会主义的最后目标。它知道只有全世界劳动人民共同的努力才能够真正实现社会主义的理想。当劳动人民的政权首先在少数国家（尤其是经济上比较落后的国家）里建立起来的时候，只能尽量利用现有的条件去寻求经济和文化上最快的发展，巩固劳动人民自己的政权，坚持绝大多数人民生活的普遍改善，借此等待而且吸引全世界劳动人民走上同样的道路。只有全世界都在公有制的基础上实行计划经济，才能够把世界生产力真正使用在促进世界人民福利的目标上，把落后的生产资金不足和先进国生产力“过剩”同时解决，顺利地实现社会主义。因此，人民社会主义国家的国际政策坚持如下原则：第一， 虽然要尽可能同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经济关系， 但是决不助长可以长久和平共处的幻想，也不对外资过份开放门户， 不让外资势力成为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障碍 ；第二，尽力支持其它国家的社会主义运动。在这方面也是和毛泽东或邓小平的路线根本不同的。
五、乐观的根据
社会主义的路线必须靠工人为主的群众奋斗去实现。目前世界工人运动的情况还不算有利。在工人运动传统较强的帝国主义各国，社会党和共产党等传统的工人政党已经在群众眼中破产，新的群众党还未产生，工会运动也有十多年处于受打击和削弱的状态。前苏联和东欧各国在共产党政府倒台后，工人运动在比较自由的环境中多少有点发展，但一般规模都还不大，思想上更未能把握到社会主义的方向。中国的工人运动在中共高压下更未有显著的发展。反过来，几十年来各国共产党假借社会主义和工人政权的名义所犯的无数罪恶，在世界工人面前大大败坏了社会主义的名誉。因此，即使在本身仍旧坚持社会主义信仰的人们里面，也有不少对于社会主义运动未来发展的速度抱着相当悲观的看法，认为退潮还没有到底，新的高涨要多年以后才会出现。
尽管各种怀疑和悲观的心理都不难理解，那些见解毕竟是错误的。帝国主义各国的工会运动和工人经济斗争近年虽然受到不少挫折，但是工人的组织在任何国家都没有受到摧毁，心理上也没有陷于绝望，所以整个阶级的实力并没有受到根本的损伤，只是觉醒的程度还不够，未能了解到改造整个社会制度的任务而已。
苏联等工人国家的倒台，在客观上当然是工人阶级的重大挫败。但在倒台前这些国家早已彻底官僚化，掌握政权的早已不是工人阶级，而是骑在工人头上的反动官僚，所以这些国家的共产党官僚政府倒台，并不是工人阶级直接战败，工人群众也不觉得是自己失败，并没有因此陷于深刻的沮丧和悲观，反倒在某种程度上觉得是解放的开始，而这种感觉并非错误。至于原有的就业保障和其它社会保障的丧失，自然是对工人群众直接的打击。但由于整个新制度还没有完全确定，更没有稳定，这些打击与其说是决定了工人的失败感和实力大大削弱，倒不如说是不断剌激工人起来斗争的因素。
工人方面主要的不利条件，是群众思想上的混乱，未能迅速掌握社会主义的方向，反而受到鼓吹市场经济的思想迷惑。但由于腐杇的资本主义事实上不可能向群众提供美好的前景，无论在本来的资本主义世界还是在新近转向资本主义的前工人国家都一样，所以工人群众将会接受事实的教训，了解到社会主义的真义，认识到只有社会主义才是出路，而且没有理由说这个思想转变一定要经过许多年才可能实现。事实上，最近在前苏联已经出现这样的转变征兆。而这正是社会主义者的努力可以发生作用的方面。
既然整个世界的现状都无法照旧维持下去，漫长的危机激起群众普遍的愤怒，新法西斯和各种各样的反动思想敢于猖狂活动起来，而且在某些国家得到相当的群众基础，就没有理由说社会主义者没办法号召工人群众也大胆行动起来。事实上新法西斯运动在德国马上受到了进步群众运动的反击。认为群众防卫性的行动不可能迅速转变成为进攻性的行动，也是没有理由的。在深刻的社会危机时期，事变作跳跃性发展是很平常的现象。改良派官僚领导下的工会和传统工人政党的削弱，正表示客观形势要求由革命的工人组织来解决历史性的任务，表示工人群众已经在寻求新的领导。因此，发出悲观的预言，断定今后若干年一定是工人阶级继续处于守势，社会主义革命行动一定不会很快发生，统统是错误的。相反，社会主义者应当强调革命群众运动大有机会兴起和胜利，各方面的准备工作十分必要而且紧迫。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当中和战后，许多国家发生了革命，而且陆续建立了十多个新的工人国家。 但这些国家的革命受到苏联官僚政权很大的影响，新成立的工人国家从头起就受到官僚社会主义（斯大林主义）严重的污染，因而带有同类的病态。这种发展，一方面对世界资本主义造成很大的打击，另方面也为社会主义事业埋下极大的祸根。托派所期待的工人国家中的政治革命没有及时发生，而官僚主义对工人国家的危害日益严重，这些国家在与帝国主义竞争（冷战）中明显失败了，终于使官僚自己选择了向资本主义投降的道路。这就是一九八九年以来苏联和东欧巨变的本质。但这些工人国家倒台同时也表示官僚社会主义彻底破产，原工人国家的官僚层与世界资产阶级正式合流，丧失了对社会主义运动的巨大影响力。因此可以预料，今后的革命运动可以免遭过去几十年那样的歪曲，胜利的成果不至于带有同类的病态，实现社会主义的过程会比较顺利。官僚社会主义对世界革命的影响，从来都是阻碍大大超过帮助。所以，消除了这个因素之后，世界革命的步调也理应加快，而非更为缓慢。那个以一九一七年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和堕落为基调的历史时代已经结束了，新的较健全的社会主义革命时代行将开始。
六、严重的关头
根据历史经验，任何革命浪潮的退落，只要没有造成整个社会在经济和文化上根本衰落，经过十多年就可以复兴。因此，应该预料，新的世界革命高潮的兴起，有可能就在本世纪之内，最多也不会迟于二十一世纪的开始多少。旧秩序的腐烂已经那么明显，资本主义不但障碍了世界生产力的发展，而且日益明显地毁坏着人类生存的自然环境。这表示，促使劳动人民起来改造整个社会制度的客观因素不但已经成熟，而且明显地开始腐烂了。如果在这样的环境中，人类还不能迅速改变思想，了解到社会主义才是出路，及时起来克服危机，恐怕难免迅速陷入新的野蛮时代了，假使不是人类就此灭绝的话。所以，应该看到，目前是人类历史上一个最严重的关头，究竟是实现社会主义文明的飞跃，还是堕入黑暗的深渊，大概在今后二十年左右就有分晓。然而，历史毕竟是人类自己创造出来的，并非什么天意的自动实现。所以，最重要的不是预测前途怎样和速度快慢，而是认清这个历史关头的严重性，了解时机的紧迫性，满怀信心地奋斗。
公平和效率
2009-07-30 17:04:56 来自: 冠盖满京华
从官僚社会主义到官僚资本主义的中国的评论
“这是谁的公平，又是谁的效率？这是一个问题。”
这是某位同学说的一句话，我深以为然。
不患寡而患不均。什么时候中国不用去区分体制内和体制外了，不用再去思考同样的劳动付出得到不一样的劳动报酬的时候，中国就真正做到公平和效率了。
为了效率，我们引入市场经济。为了公平，我们进行宏观调控。可我们大多数其实都是好逸恶劳的。我们大多数都想进入体制内去享受别人享受不到的福利待遇。为什么会这样？因为这个壁垒已经把我们人为地区分开了。体制内的自然只看到体制内的利益，他不会去看体制外的利益。因为人很自私。
现在讲全球化，全球化让国与国之间的壁垒减少了。可一个国家之内呢？这样的壁垒减少了吗？很多人会问，我们什么时候也享受一下体制内的福利待遇啊？这就叫围城。城里的人不想出来，城外的人总想进去。但名额是有限的。历史上哪朝哪代不是这样？都想让自己成为体制内的人。赵匡胤的黄袍加身，不也是他下面很多人的愿望吗？
体制内的人是幸福的。可体制外的人可以得到这种待遇么？很难。因为私人少有比得过国家。要做到和国企一样实力，对私企来说又是何等艰难？人都想往大企业走，为的是大企业福利好待遇高工作清闲。但这不是大多数。大多数是中小企业，是得为生计为企业发展打拼的中小企业家们。这样的企业又如何能提供像体制内一样的福利呢？所以新劳动法出台，反而对很多底层劳动者不利。而大多数人却也不得不忍受这种不公平的痛苦。
这种状况是可以改变的吗？又怎么改变呢？
当我们睁开闲极无聊的双眼的时候，才发现这个世界正在向“中”变化。中国，真是世界之国。万物唯“中”。善中，守中，持中，才是真正得到中庸之道的呢。
小政府，大国家。精简机构，在良好的分配体制和行政体制下，多一点引导，多一点促进，多一点监督，多一点平衡，少一点打压，少一点争夺，少一点控制。还利益于人民。让国家都动起来，让人人都有活力，这样的愿望很难吗？在中国享受安逸的时候，别的国家又前进多少了呢？
体制内不应该是享乐的机构。体制内应该是更优秀更有效率更有成绩的机构，这才能高端引领低端，先进引领落后。
中国人讲平衡，讲中庸，可说中庸者几人唯“中”呢？天道即人道。这“中”，唯有智者可守，也唯有智者可持。君子善而行之，又何利可逐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