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言（ 向 青 ）（1997年5月6日）
1.政治篇
有中共专政就没有社会主义（1990年4月2日）
再谈中共政权的阶级性（1990年12月14日）
何新的“牛克思主义”（1991年8月）
邓陈路线斗争与中国前途（1992年5月）
深化民主改革，反对冒牌“改革”（1993年8月）
动乱在酝酿，人民怎么办？——“六?四”五周年前夕的中国形式（1994年5月25日）
使邓后的中国成为人民的中国（1995年2月12日）
中国特色的拘禁人民办法——从魏京生再被捕谈起（1995年12月7日）
对国家主义说不（1996年9月9日）
邓小平与中国的发展（1997年3月23日）
试论邓小平功过与邓后中国政局（1997年4月）
2.经济篇
就业自由和社会主义——试论中国的用工制度（1986年8月）
中国往何处去？（1988年6月）
企业承包制与大锅饭问题（1988年8月）
中国工业的危机与中国工人阶级（1988年8月）
中国社会的大倒退——谈谈中国的失业问题（1989年2月）
从深圳骚乱看邓小平路线（1992年8月）
有官僚资本主义特色的中国股市（1992年8月）
如果没有撒旦，也要制造一个——谈谈平均主义和大锅饭（1994年2月）
国有企业亏损的政治原因（1994年11月）
挂羊头卖狗肉的股份制改革（1994年11月）
中国大陆贫富不均超越美国（1996年6月）
中共把中国私有化（1997年4月）
3.民运篇
可喜可贺的学生民主运动（1986年12月29日）
论群众示威、安定团结和四项原则（1987年1月1日）
反自由化就是再来一次折腾（1987年2月23日）
看今日学运 想当年五四（1989年5月1日）
中国民主与中国革命（1989年7月20日）
八九民运的性质和历史地位（1989年9月11日）
中国民主运动能依靠“中产阶级”吗？（1989年11月10日）
六?四屠杀能否避免？——八九民运反思之一（1990年4月25日）
必须回忆，不可忘记——纪念六?四两周年（1991年5月30日）
民主奋斗还是“下海救国”？（1994年5月8日）
后八九中国工运初探（1995年8月）
4.思潮篇
河殇与中国出路的问题（1988年11月14日）
富田事变：毛泽东初次大杀同志（1993年11月18日）
毛泽东是不是伟大的革命家 （1993年11月22日）
为人民社会主义奋斗（1993年9月11日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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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原书四个部分的篇目皆按作者排列，兹改按写作时间排列。
从官僚社会主义到官僚资本主义的中国
序 言
向 青
一九九七年五月六日
1978年以来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政治事件，不但对中国人民有非常重大的意义，而且对全世界的重大意义也日益明显。这本文集的主题，就是我们对这段时期的中国的看法和态度。
谁都承认，近20年来中国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在毛泽东统治的晚年来过中国的人，如果到最近才再来，恐怕觉得简直是另一个不同的社会了。对这重大的改变，人们有各种不同的评价。中国官方说这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新发展，是根据对社会主义道路的新的、进一步的认识来实行改革的成果。另外有人说这是中国官方和人民抛弃社会主义的幻想，回到世界文明主流的表现。也有人在口头上承认中共所宣称的社会主义立场，而心照不宣地支持它一切发展资本主义的行为。还有人斥责邓小平背叛了毛泽东的社会主义路线，同时赞叹毛泽东批邓反右的先见之明。至于我们的看法，可以归结为一句话：中国已经从官僚社会主义转变为官僚资本主义。
我们的看法的具体内容是什么，这种看法同其它看法有多大分别，读者看过这些文章后自然知道，用不着我们预先解释。值得在这里解释一下的，是“官僚社会主义”这个名词的含义。
为了说明“官僚社会主义”的含义，我们不得不从“社会主义”的含义说起。中国从50年代中段开始，仿照苏联的先例，自称为社会主义国家。他们说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在他们那里实现了，因为那里已经废除了资本家占有生产资料、藉此剥削生产劳动者的制度，而用国有制和集体所有制来代替。可是，人们不难看出，在这些国家里，劳动者并没有真正成为生产资料的主人；无论经济权力还是政治权力，都操纵在完全不受人民监督的官僚集团手上；人民的自由权连资本主义民主国家的水平都达不到，人民的生活水平也比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低；社会不平等的程度很大，而总的趋势并非缩小。这种情况同传统上所设想的社会主义社会根本不相符。因此，一些坚持正统马克思主义立场的人，以托洛茨基为主要代表，坚决不承认存在这些国家里的制度真正是社会主义制度。他们认为这些国家不但还没有真正实现社会主义，甚至也不是真正朝向社会主义前进。这种社会是充满尖锐矛盾，极不稳定的。它必须再经过反官僚统治的政治革命才可能走向社会主义，否则不久就会倒退回资本主义。托派一直把这类国家称为官僚主义变态（或堕落）的工人国家，也就是官僚专制的工人国家。这名词一方面表明这里的政权是反资本主义的，它保卫全面的国有财产和计划经济的制度，在这意义上是为工人阶级服务的，另方面又指出政权并非由工人阶级自己掌握，而是掌握在专制的官僚手上。这本文集的主要作者一向接受这种看法和这种用语。
“变态工人国家”是用来称呼原先苏联和中国等共产党统治的那类国家的政权或国家机构的名词。我们还需要一个名词来称呼这类国家的整套社会结构。“官僚社会主义”就是为了满足这种需要而造出来的。它比共产党官方使用的名称多了一个修饰词：“官僚”。这既能显出不同的评价，又让人很容易知道所指的就是官方称为“社会主义”的那些事物。我们觉得这名词明显地胜过“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现实存在的”并不能指出那种制度的特性。到了现在，许多国家原先的官僚社会主义制度已经不存在了，在讨论这种制度的兴亡等等问题的时候，尤其不适宜把它称为“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我们已经使用“官僚社会主义”这名词好几年，用来指斯大林时代的苏联和毛泽东时代的中国那样的社会或者它的任何一个层次的结构（经济的、政治的……）。我们觉得，有时这名词比“变态工人国家”还好。因为“变态工人国家”容易让人误会国家权力真正在工人阶级手上，而“官僚社会主义国家”不会招致这种误会。
我认为，中国革命在中共领导下达到胜利、然后转向堕落、最后被中共彻底叛卖的过程，可以简略地描述如下。
1949年取得胜利的革命，主要的动力是小资产阶级的农民。一直到1952年为止，革命的纲领和实际行动都没有超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限度。所以当时的革命和它所创立的新政权，都应当判定为小资产阶级性。但是小资产阶级根本不可能创立一种独特的社会制度，小资产阶革命政权也不可能长久稳定。它若非很快变质，就一定很快被另一个稳固的阶级的政权取代。在当时的世界环境中（一方面资本主义早已发展成熟，支配了全世界的大部分，也支配了中国，另方面已经有了苏联这个相当强大的工人国家存在，还在东欧出现了好几个新兴的工人国家），中共这个革命的小资产阶级政权必然很快就要在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这两大根本对立的阶级立场之间明确地选择一个。结果中共政权毫无困难地选择了后者，也就是选择了以苏联为师的道路。于是，中共政权在1953-56年间转变成为官僚社会主义的政权。在这转变过程中，它一方面迅速确定了反资本主义的立场和制度，另方面也急速地远离群众，大大强化官僚特权和专制作风。1957年的“反右”运动，标志着中共政权彻底堕落为反动的官僚专政。后来的所谓“文化大革命”，是史无前例的大欺骗、大迷醉、假革命、真反动。邓小平当权后的“改革开放”，初期本来有一些真实的改良，但很快就日益明显地走向资本主义复辟。到1988年正式修改宪法时，已经可以断定，中共政权再不是官僚社会主义的政权，而变成官僚资本主义的政权了。这就意味着中国革命的失败。但在社会经济结构方面，还有些旧制度的残余，中共一时未能彻底清除。
有人觉得我们的看法是太早承认革命失败的悲观论。他们并且认为，如果接受了我们关于中共政权已经变质的看法，在逻辑上就要承认：中国工人阶级已经遭受历史性的大失败，所以一定要等到许多年以后才可以明显地恢复力量，进行重大的斗争。我们不同意这种看法。中共政权的变质，对于工人阶级当然算是一个打击，但并不等于工人阶级自己在政权斗争中失败。中国工人阶级从来没有掌握政权，所以也谈不到丧失。过去中共采取官僚社会主义立场的时候，虽然对工人阶级比较有利，但那只是给工人较好的待遇，并没有明显助长工人阶级的政治力量。根据同样的道理，现在中共放弃官僚社会主义而采取资本主义的立场，也只令工人所受的待遇变差了，而并不构成对工人政治力量的直接破坏，也没有招致工人阶级的意志消沉。事实上，几十年来，中国工人的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一直都相当低沉，从来没有较长期而大规模的活跃，所以也谈不到巨大的挫败。现在，由于中国经济总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一般的提高，工人阶级的潜力事实上是在增长而非削弱中。加以整体经济和政治上的矛盾都在尖锐化，我们相信工人运动在不久将来显着发展的机会是相当大的。我们决不是悲观论者。
我们对中国政治经济的研究很不充分。我们一直生活在中国大陆之外，对大陆的实际生活相当隔膜，理论水平又不高，经济学的知识尤其不够。这点我们自己很明白。这个集子里的文章主要是反映我们对问题的关心和一种立场、一种信念。所有文章大概都曾在先驱（以前叫新苗）双月刊上发表过。现在重新编印出版，是希望便于保存，取得更多的机会跟其它同样站在劳动人民立场上的人士交流讨论。除了极少数地方稍有文字上的修订外，一律照原样发表。即使有个别看法现在改变了，也没有把原文修改，而宁可加上必要的按语。另外还有些较早期的文章，已经编在前几年出版的《论中国官僚社会主义》中。
先驱第44期, 1997年6月
1.政治篇
有中共专政就没有社会主义
向 青
1990年4月2日
中共血腥镇压八九民运，而且在民主浪潮横扫东欧之后仍旧死硬抗拒任何民主改革，自称这一切都是为了保卫社会主义、为了保卫无产阶级专政。这是最无耻的谎话，好比当年希特勒的纳粹党自称为“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一样。事实上，中共早已彻底背叛了社会主义、背叛了工人阶级，变成社会主义和工人阶级的死敌。六?四大屠杀正是它们的背叛的一个鲜明标志。
官僚社会主义和工人阶级
凡对已有400多年历史的社会主义思想稍有认识的人，都可以看出中共所实行的那种制度大大违背了传统的社会主义思想。传统的社会主义理想，是一种最自由、最平等、最民主的社会。马克思主义认为将来通过工人阶级革命和工人阶级专政所建立起来的那种新社会正是这样的。这样的社会一定要实行财产公有制，而从大规模企业国有化开始。但仅仅实行全面国有化并不等于实现了社会主义。在毛泽东时代中国实行了全面的产业国有化，把资本主义企业和资产阶级都消灭了，在这方面具有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一个特征。但是中国社会上仍有很大的不平等（整个共产党是个骑在人民身上的贵族等级，党内也等级森严），而人民完全没有自由和民主的权利，那情形至少同封建时代或者法西斯统治下一样坏，倘若不是更坏的话。如果要承认毛泽东和斯大林之流所建立和维持的那种制度也算是一种社会主义的话，我觉得，最好称它为官僚社会主义（就是官僚专制的社会主义）。大家知道，社会主义思想有数不清的许多派别。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根据各派思想的社会基础把它们分为几大类：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封建的社会主义、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马克思自己那一派自然是无产阶级（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斯大林和毛泽东的那一派，因为代表国有财产制度上面的官僚统治者，所以适宜称为官僚的社会主义。
在官僚社会主义制度下，官僚统治者和工人阶级之间的利害关系是相当复杂的，既有对抗性，又有一致性。官僚们经常压迫着工人，吮食民脂民膏，把社会经济和一切国家大事搞坏，尤其是阻碍着真正朝向社会主义前进，所以官僚和工人双方的利害是冲突的，永远是在或明或暗的斗争中，那情形仿佛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劳资关系一样。但是，在维持国有财产制度，防止资产阶级复辟（连防止帝国主义入侵也包括在内）这方面，工人和官僚的利害是一致的。正因为是这样，所以坚持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立场的托洛茨基和他的同志们，虽然极力反对官僚的统治，却始终承认这种以国有财产为基础的官僚统治还算是工人政权，把斯大林统治下的苏联称为堕落的、变态的工人国家。后来的托派看待东欧各国和毛泽东的中国也是一样。
中共政权已经蜕化变质
自从毛泽东死掉，邓小平上台，实行他那套“改革开放”政策以来，中国的情况大大改变了。“改革开放”自然有进步的一面，例如，对人民的思想、言论和出版事业的控制都稍微放松了，闭关自守政策也放弃了，农民和城市的个体户都得到相当的经营自由。但是另方面，资本主义企业也得到越来越大的生存空间。1988年初，中共修改宪法，正式保障资本主义企业和资产阶级的存在权利了。据今年2月27日大公报摘录内地刊物《探索与争鸣》一篇文章的报导，“私营企业主利益集团已经发展到一定的规模，具备了形成阶级的数量条件。全国现有私营企业四十多万家，按工商局统计平均每家雇工十六人计算，当有雇工六百万以上。”所谓“私营企业主”，不过是资本家的别名而已。中国的资产阶级已经在大陆重新出现，而且获得宪法的保障了。以前，由于中共政权维持国有财产制度，根本不容许有资产阶级存在，所以，不管中共怎样压迫工人，工人群众怎样没有政治权利，在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对立关系上，你总不得不承认中共政权是站在工人阶级方面，而不是站在资产阶级方面。现在，既然在中共统治下的中国重新出现了资产阶级，中共究竟代表哪个阶级，就成为值得重新研究的问题了。
由于中国根本没有民主，中共依仗武力，专横跋扈到极点，而无论资产阶级还是工人阶级目前的力量都还很弱，所以任何阶级都不能控制中共，反而被它任意欺压和控制。但是，在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这两个根本对立的阶级之间，中共到底同哪个阶级比较亲近、友好，而同哪个更疏远、敌对呢？毫无疑问，是亲近资产阶级而疏远无产阶级。内地的工人群众早已根据生活体验找到这个答案，他们传播着两句歌谣：“辛辛苦苦几十年，一觉回到解放前。”香港的工人凭着阶级的本能，也不难从中共钦定的基本法上面看出这点。如果一定要见到惊天动地的大事变才能够承认国家政权的蜕化变质，那么，六?四大屠杀也应该足以使人们惊觉了。中共一面屠杀人民，特别残暴对待工厂工人，一面再三宣布对资本主义开放的政策决不改变，这还不够表明它的阶级立场吗？中共还不是资产阶级的良好和可靠的代表，当然更不是驯服的工具，资产阶级在中国的复辟还没有完成，更没有巩固。但是，在八八年修改宪法之后，尤其是六?四屠杀之后，任何社会主义者如果还把中共政权当作任何意义的工人阶级政权，那无论在理论上还是政治上都是极端严重的大错。资产阶级作出这样的错误判断是不要紧的，因为这种理论上的错误可以给他们带来政治上的利益，在客观上可以成为迫使中共更进一步向他们靠拢和讨好的手段。工人阶级如果犯了这种判断错误，就难免迷失方向和踏入陷阱了。
工人阶级需要认清一个政权代表哪个阶级，为的是确定自己对它的态度。当中共政权还算是代表工人阶级的时候，尽管它有许多坏处，但是每逢它同资产阶级斗争的时候，尤其是遇到有资产阶级复辟威胁的时候，工人阶级都应该保卫它，支持它，免使资产阶级胜利。因为资产阶级一旦胜利，失败者不仅是中共，还有中国工人阶级。在毛泽东时代如果中共同台湾政权之间重新爆发战争，情形就是这样。但是，今天邓小平政权已经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是代表工人阶级的了，它已经开始变成一个极端反动、极端专制的资产阶级政权，所以，当它陷入危机的时候，工人就再不应该保卫它。工人不但要避免受它欺骗，要拒绝支持它对抗内地的自由民主运动，甚至如果它同台湾政权打起仗来，也没有义务支持它。因为现在是两个资产阶级政权之间打仗，而不是一个工人政权同一个资产阶级政权打。
有人怀疑中共政权已经蜕化变质的看法。他们觉得，现在私人资本虽然重新出现了，但是在中国国民经济中只占很小的部分，国营企业仍占主导地位，而且最近中共对经济实行“治理整顿”，已经重新强调坚持社会主义的计划性了，所以，他们认为，中共政权的本质并没有改变，所改变的只是某些经济政策而已。既然过去承认它是官僚主义变态的工人政权，现在仍旧应该承认。
这种观点把政权的阶级性质问题转化为经济制度问题。这两个问题虽然有密切的关联，但并不是同一个问题。为了解答一个政权究竟代表哪个阶级的问题，固然要注意这个政权的经济基础（因为各阶级在社会上的地位是由经济制度决定的，例如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资产阶级处于支配地位、工人阶级处于被支配地位），但是更重要的是那政权机关同各阶级的政治关系：执政党派由哪个阶级推举出来、在最重大的利害问题上代表哪个阶级。如果一个国家根本不允许有私人资本，它的政权当然不可能代表资产阶级。那政权所维持的国有财产制度正是工人阶级政权所需要的。所以，根据这种经济制度，就可以推断那政权是代表工人阶级的，尽管工人群众也许实际上并不能控制那政权机关，像过去长期间中国和苏联等国的情形那样。现在中国已经重新出现资产阶级（虽然国营企业仍占支配地位），就没有理由说那个掌握住庞大的国营企业的中共政权不可能代表资产阶级，一定是代表工人阶级了。现在必须考察政权机关同两大阶级的实际关系，并且考察国营企业是怎样经营管理的，然后才能够解决政权究竟代表哪个阶级的问题。
在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路线下，中国的工人阶级仍和过去一样地没有政治权利，在企业单位里也没有管理权。由于社会上有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工人阶级相对的经济地位反而更降低了。自从争取自由民主的运动兴起以来，工人阶级越来越成为中共政权主要的压制和防犯的对象。另方面，中共政权越来越讨好华洋资本家，中共官僚的生活方式越来越趋向与资本家同化。所谓改革派的理论家，在思想上越来越以资产阶级为师。国营企业管理方法上的改革，主要是扩大经理人员的权力，使他们的地位和利益都接近于资本主义的企业家，而更加不是向劳动人民负责的管理人。久已拟议的国营企业的股份化和私营化（包括私人承包和卖给私人的办法）虽然暂停实行了，但是中共十三大把社会主义经济界定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点仍旧维持不变。这就确定了国营企业的指导方针是追求利润、是供应市场需求，而不是满足人民的消费需要；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方向不是社会主义，而是资本主义的统制经济。总而言之，无论政权机关还是国营经济，在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路线下，都更加远离工人阶级的立场而资产阶级化了。最引人注目和反感的“官倒”现象，最明显不过地表明中共统治者和他们的家族已经直接具有资产者的身份了，而且是寄生性最大、最敌视人民的那种资产者呢。如果敢于正视现实，就必须承认现在的中共政权代表最反动、最丑恶的重新诞生的中国官僚资产阶级，也就是官倒资产阶级。人们早已普遍看出，所谓坚持四项原则，实际上只有坚持中共一党专政这条是真的。现在应该进一步指出，坚持中共专政，已经变成了坚持官僚资产阶级专政，所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所反的只是自由化，并不反资产阶级。
有人觉得，六?四以后，中共为了避免剌激工人阶级起来造反，至少暂时不敢在国营企业里大批裁减职工和折扣发薪了，这总可以算是迁就工人阶级利益的做法吧？我们的回答是这样，迁就一点自然比一点也不迁就好，但是，这并不能证明中共还没有脱离工人阶级的立场。在形势险恶的时候，资产阶级政权也会采取某些避免剌激工人起来造反的办法。
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道路
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道路主要是这样一条路：最高权力属于工人阶级和一切劳动人民（包括非剥削者的知识分子在内），实行最高度的民主，除了剥削别人和损害社会利益的自由以外不限制任何自由，把一切人力和自然资源作最优良的利用，不让社会财富和社会权力受少数人（资本家或官僚等）控制和滥用，真正按劳取酬，尊重专家和各种有特高才能的人，让他们有最好的机会发挥才能贡献于社会，但避免给他们太突出的高于一般人的物质待遇，避免使他们成为贵族等级，这样尽可能迅速而和谐地发展物质建设和精神文明，创造条件在将来（可能在若干代人之后）实行“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理想制度。
即使在中共政权的黄金时代，在它最亲近人民、起着进步作用的时候，它也没有真正实行过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路线，而只实行着带有许多官僚主义污点的反资本主义路线，也就是官僚社会主义路线。到了今天，中共政权已经彻底堕落变质，没有任何理由可以承认它代表无产阶级或者社会主义了。相反，它已成为社会主义道路上最大的障碍物，中国无产阶级最大的敌人。
在纪念八九民运一周年的时刻，人们正在进行各方面的反思。这种反思的重要内容之一，应该是对中共政权的重新认识。只有在这方面得到正确的认识，才可以定出继续奋斗的正确路线。
再谈中共政权的阶级性
向 青
1990年12月14日
我在《有中共专政就没有社会主义》一文中提出中共政权已经蜕化变质的见解，很快就得到两位读者分别来信评论，一位是八九民运中“工自联”的核心人物之一、现在被迫流亡在法国的岳武先生，他对我的见解热烈支持，并且表示希望这见解能够在内地广泛流传。另一位是身份不明的“一读者”先生，他不但不同意我的见解，而且认为我的见解根本模糊不清，不知道我真正的意思是什么。他的来信中有不少具体的质疑和意见，讨论起来可以把中共政权性质这个问题进一步解说清楚。我现在这篇文章就是以同他讨论的形式来进一步说明我的见解。
复辟基本实现，但未彻底完成
我上一篇文章里面有如下这些话：“中共早已彻底背叛了社会主义，背叛了工人阶级”；“中共政权已经蜕化变质”；“任何社会主义者如果还把中共政权当作任何意义的工人阶级政权，那无论在理论上还是政治上都是极端严重的大错”；“今天邓小平政权已经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是代表工人阶级的了，它已经开始变成一个极端反动、最丑恶的重新诞生的中国官僚资产阶级，也就是官倒资产阶级”；“坚持中共专政，已经变成了坚持官僚资产阶级专政”。我相信，一般读者，不论是否赞同我的见解，都不会觉得这算是“模糊不清”，“不知向青先生的真正意思是什么”。
令那位“一读者”觉得“模糊不清”“好像存在着矛盾”的，是文章里还有这样的话：“中共还不是资产阶级的良好和可靠的代表，当然更不是驯服的工具，资产阶级在中国的复辟还没有完成，更没有巩固”。“意思好像是说中共还不是个资产阶级政权，资本主义还未在中国最终确立”。“一读者”一定是以为，凡是资产阶级政权的执政党都是资产阶级的良好而可靠的代表，甚至都是驯服的工具，否则就不算是代表资产阶级执政了。他这种见解的确是黑白分明、一点模糊和矛盾都没有，可惜太不符合实际、同实际之间的矛盾太大了。请问“一读者”：许许多多落后国家里的腐化无能的专制政府，例如以前中国大陆上的国民党政府，算不算是资产阶级政府呢？另方面，它们算不算是资产阶级的良好而可靠的代表，甚至是驯服的工具呢？难道你不知道有“恶仆”这个名词？不知道曾有政论家把某些政府比喻为统治阶级的欺凌主人的恶仆？我认为毛泽东时代的中共政权是官僚专制的工人阶级政权，现在（至少从1988年起）的中共政权已经蜕化变质，成为官僚专制的资产阶级政权了。你不同意变质的见解，你提出了不少反对的论据，但是你始终没有表明你自己对中共政权阶级性质的看法。不但没有表明你认为现在的中共政权代表什么阶级，而且没有表明你认为毛泽东时代的中共政权代表什么阶级。你破而不立，这就令我同你讨论时要浪费许多笔墨去推测你的立场，而且难有圆满的结果。因此我要再问你：你是否同意毛泽东时代的中共政权是官僚专制的（变态的）工人阶级政权呢？如果不同意，你认为它的性质是什么呢？如果同意，你认为那时的中共算不算是工人阶级的良好而可靠的代表呢？一面说中共政权是工人阶级政权，一面又说中共不是工人阶级的良好而可靠的代表，更不是驯服的工具（反过来，中共要工人当它的驯服工具），这算不算自相矛盾，或者模糊不清呢？
我上一篇文章断定中共已经蜕化变质，彻底背叛无产阶级成为代表资产阶级统治的党，这就是说中国资产阶级复辟已经基本上实现了。但是，中国在资本主义复辟的道路上已经走到底没有？怎样才算是走到底呢？关于这方面，上一篇文章谈的太简单，只有一句话，就是前段开头摘引出来的那句，它光指出复辟还没有彻底完成，再没有进一步论述了。这是需要补充的。但是，在讨论这方面之前，我应该进一步说明中共党和它所掌握的国家机关的蜕化变质，因为“一读者”反对这个论断，而且根本反对我分析这个问题所使用的方法，反对我判断一个政权的阶级性质所根据的标准或原则。
断定中共变质的根据
“一读者”说我断定“中共变‘资’的理由有三：一个是八八年的修宪，另一个是六?四屠杀，再一个是近年的官倒现象。”然后他逐点批评：第一，不能只看宪法，不看实际。例如宪法上讲中共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不等于现实上就是。
只看宪法不看实际的，不是我，而是“一读者”。我上篇文章里明明白白地指出，自从邓小平上台，实行“改革开放”以来，资本主义企业在中国得到了越来越大的生存空间，还根据内地刊物的报导，指出全国已有私营企业四十多万家，雇工总数有六百万以上。这个新的社会经济现象才是我谈论复辟问题的起点，也是断定中共“走资”的第一点理由。八八年修改宪法，不过是把中共已经实行了10年的实际政策正式制度化而已，也是中共恢复资本主义决心的鲜明表现。但是在“一读者”对我提出批评的时候，根本当作我谈到社会经济现象的那些话并不存在，当作我把修改宪法作为一点独立的理由。他那种说法甚至让人家以为我是拿没有实际意义的宪法条文来做根据。“一读者”为什么这样做，只好请他自己解释了。
至于六?四屠杀，我并没有把这件事情本身当作断定中共政权变质的一个理由，我只是说六?四屠杀之后，人们更需要严肃地考虑中共政权性质这个问题了。我的文章这样写着：“如果一定要见到惊天动地的大事变才能够承认国家政权的蜕化变质，那么，六?四大屠杀也应该足以使人们惊觉了。中共一面屠杀人民，特别残暴对待工厂工人，一面再三宣布对资本主义开放的政策决不改变，这还不够表明它的阶级立场吗？”这里很明显，我并不是说屠杀人民就构成中共“走资”的证据，而是说中共一面特别残暴对待工人（以工人为敌），一面坚持讨好资产阶级的政策（以资产阶级为友），这种做法构成中共“走资”的证据。“一读者”在这点上又一次歪曲了我的论据。他把1956年镇压匈牙利革命事件拉到一起来谈，根本是废话，因为我并没有说凡是镇压人民都是变质、“走资”。更莫名其妙的是，他忽然把1921年喀朗施塔事件也拿来相提并论了。当年苏俄政府镇压喀朗斯塔叛变和八九年中共镇压北京民运是不是本质上相同呢？请“一读者”说说吧。他还表示“知”道“在托洛茨基主义里”怎样看待喀朗施塔事件呢！很好，就请他统统说出来吧。
我说：“为了解答一个政权究竟代表哪个阶级的问题，固然要注意这个政权的经济基础……但是更重要的是看那政权机关同各阶级的政治关系：执政党派由哪个阶级推举出来？在最重大的利害问题上代表哪个阶级？”“一读者”不同意根据政治立场（态度）判断政党和政权的阶级性质，他“认为介定阶级的标准更重要的反而是经济位置而不是政治态度。说香港大部分工人政治态度上认同资本主义，不等于他们已变成资产阶级。……中共的阶级性归根结底是由经济位置所决定的。”
个人属于什么阶级，自然是看他的经济地位；看他是雇用工人的老板，还是领取工资替老板做工的。但我们现在谈的是政权（政府、国家）和政党，不是谈个人。怎样判断一个政权或政党的“经济位置”呢？这真要“一读者”来指教了。按照他把政权和个人一样看待的方法，只好认为具有国营企业的政权是资产阶级政权（因为它是老板嘛），实行全面国营的更是绝对垄断的资产阶级政权了，而没有一个政权是工人阶级的政权（因为任何政权或政府人员都不是在人家的企业里做工的）。多么惊人的新发现或者新发明！也许“一读者”的意思不是这样，而是：国家财政有盈余的是资产阶级政权，有庞大国债的（例如美国）是无产阶级政权。不论怎样解释，按照“一读者”的标准，毛泽东时代的中共政权都应该算是资产阶级政权。
国家是阶级统治的机关，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机关，所谓政权（国家）的阶级性，所指的不过就是一个政权代表哪个阶级去压迫其它阶级。我说要根据政权机关同各阶级的政治关系去判断它的阶级性质，这是从国家政权的本质所得出来的必然结论。这也是最直接的方法。否定这种方法，等于否认国家是阶级统治的机关。当然，观察一个政权的经济基础，这就是说，看它维护哪一种经济制度，也可以判断它是为哪个阶级服务的。因为维护一种经济制度，就等于维护在那种制度下占支配地位的那个阶级的权力。但这是间接的方法。至于“一读者”说的，要看政权的“经济位置”，恕我孤陋寡闻，没有听见过这种说法，不懂它的含意，更不知道他这种见解根据什么理论。我所根据的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指出：国家是“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脱离的力量”（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所谓“同社会脱离”，主要就是指脱离经济结构，脱离任何一个阶级的范围。国家的本质并不是经济机关，不是为了参与经济活动，所以根本谈不到国家（或政权，或政党）在经济结构里占什么位置。我不知道“一读者”是否同意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论，我希望他说明他的国家理论。
必须强调指出，如果根据经济基础来判断政权的阶级性质，只能根据一个政权维护什么经济制度，而不能根据那个政权存在的随便一段时间里社会经济结构中占主要地位的制度。苏维埃政权刚刚在俄国建立起来的时候，俄国的经济结构并没有马上改变，这就是说，照旧是资本主义制度占主要地位。但苏维埃政权从头起就不是资产阶级政权，而是工人阶级政权了。这一方面由于苏维埃政权是工人阶级推举出来的，同时也由于这个政权并不维护原有的经济制度，反而要去根本改造它。再拿1871年的巴黎公社来看，当时公社的领导力量连改造原有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意向都没有，但这并不妨碍公社是工人政权，而非资产阶级政权（因为公社是一种全新的政权机关，完全由工人代表组成）。可见，不能简单地根据当时的经济制度判断一个政权的性质。对于新成立的政权，或者新近开始了重大转变的政权尤其不能靠这种方法来认识它。
从1978年起，中共政权正好是处于重大转变中。过去，尽管它不是直接掌握在工人阶级手中的政权，它甚至不受工人阶级监督，甚至对工人群众压迫得很厉害，但由于它维护着全面国有的经济制度，根本不容许资本主义企业存在，而国有制度是工人阶级建造社会主义制度的必要条件，这就表示，当时的中共官僚政权实际上起着代表工人阶级实行统治的作用（尽管很不健全）。现在，中共已经不再维护全面的国有制，它允许资本主义私营企业存在和发展了，它全部经济政策和政治政策的总的方向，是背向社会主义而面向资本主义，是压迫工人阶级而相对地扶助或抬高资产阶级，尤其是便利现存的官僚统治层转化为资产阶级，所以，尽管到今天为止，绝大部分的国营企业还没有转归私有，新生的资本主义私营企业在全国经济中占很小的一部分，但是中共政权已经不是维护国有制的力量，而变成打破国有制的力量了（在六?四之后，中共打破国有制的进度暂时放慢了，但是方向并没有改变）。这就表明：中共政权已经不是代表工人阶级实行统治的力量，反而是代表资产阶级实行资本主义复辟的力量了。这是一个绝顶重要的政治事实。我说中共政权已经蜕化变质，就是把这个事实指出来。所谓复辟已基本实现，就是指中共政权的社会功能或者服务的对象已经根本改变。至于经济范围内，资本主义的复辟已经实现了多少，今后的发展速度大概会是怎样，比起上述政治的根本大转变，就属于次要的了（当然不是说，这方面毫不重要）。“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这个道理不能忘记。
国有制和工人政权
有人觉得，既然现在私营企业只占很小的比例，所有银行和绝大部分的工业和运输、交通事业都照旧是国营，换句话说，中国的经济结构基本上仍和毛泽东时代一样，是非资本主义或称为后资本主义的，就应该承认，依存在这个基础上的政权也和以前一样，不是资产阶级的而是工人阶级的。有人还进一步指出：工人阶级的政权并非不可以容许国民经济里面有一个资本主义私营企业的部分。“一读者”来信立论的逻辑倾向看来也是这样。不过，前已指出，不知为什么，他始终没有作出半点结论，始终没有表明他认为中央政权代表什么阶级。
这种见解看起来很有道理，尤其是显得符合托洛茨基派的正统理论（大家知道，托派最重视那些受共产党统治的国家的阶级性质问题，而且有一贯的严谨的立场）。但我认为，持有这种见解的人其实没有把握到托派传统见解的主要论据，所以不能了解历史新情况的真正意义。
原则上工人国家当然可以容许一个资本主义经济成份存在。在工人政权成立的初期，这是不可避免的。甚至已经把全体大企业都收归国营之后，有时还不得不暂时后退一步，重新允许私营企业存在。例如1921年苏联所采取的新经济政策就包含这个内容。现在很时兴谈论“混合经济”，让我们就把国营企业和私营企业并存的情况称为混合经济吧。我认为，必须区别两种不同的混合经济。一种是朝向社会主义发展的混合经济。另一种是维持或者朝向资本主义发展的混合经济。第一种（朝向社会主义的，或者简称为社会主义的）混合经济有一个绝对不可缺少的前提，就是要有一个工人阶级的政权，这个政权采取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必要的办法来保证社会主义的方向。只有具备了这个前提，那种混合经济才是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发展的过渡经济。没有一个胜任的工人政权的时候，那混合经济就不是确定地朝向社会主义发展。如果政权掌握在资产阶级或者亲资产阶级的专制统治集团的手里，那混合经济就是资本主义的变种，或者是正在复辟中的资本主义。起决定性作用的是政权的性质，而不是经济结构里面各种成份的比例。
在斯大林政权或者1956年以后的毛泽东政权统治下，一方面不让工人享有政治权利和经济管理权，保持并且增加社会的不平等，总而言之阻塞了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另方面维持全面的国有制，不许资本主义企业存在。这时的政权是官僚专制的（堕落的、变态的）工人政权，而经济结构是介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矛盾的制度，它既可能经过工人阶级的政治革命（重建胜任的工人政权）而走向社会主义，也可能经过资产阶级的反革命而走向资本主义。资产阶级反革命的实现，不一定是首先在社会上产生一大批资本家，形成强大的资产阶级，由它推翻原有的工人官僚政权，或者由外国资产阶级来实行征服。也有可能是整个工人官僚政权蜕化变质，变成新资产阶级的政权，采取恢复资本主义的道路。这种蜕化变质的明显征象，就是一方面继续甚至变本加厉地压迫工人，另方面在经济上容许资本主义企业存在和发展，从全面国有和集体化的经济变成混合经济。尽管这样生成的混合经体在初期仍旧是国营成份占主要地位，私人资本的成份还小，私人资本还不能充分自由地发展，但是由于政权的阶级性质已经改变，所以整个社会经济结构朝向资本主义转变的方向已经确定不移了：私人资本一定继续发展，国营企业本身也要采取资本主义的经营方式。这种混合经济只能归入资本主义的混合经济一类，不应该反过来，根据国营经济仍旧占主要地位而认为政权仍旧是官僚化的工人政权。
就国营经济和私营资本主义经济的比例而论，资本主义复辟开始时候的混合经济可能同社会主义革命初期的混合经济一样，可是两者的发展方向正正相反。社会主义革命初期的政权站在工人阶级的立场，所以那时的混合经济朝向社会主义发展。在官僚统治集团的身旁没有一个民族资产阶级的时候，像斯大林时代的苏联那样，整个经济结构的发展方向是不确定的，可以前进到社会主义，也可以倒退回资本主义。官僚统治集团一旦容许一个民族资产阶级长久生存在身旁，它就一定迅速地同这个民族资产阶级建立起千丝万缕的密切关系。所以，把混合经济的成份比例当作决定性的因素，把官僚层跟哪个阶级亲近当作小事情，是根本错误的。
国营经济并不是一种独特的生产方式，它既不等于社会主义经济，也不是与资本主义、封建主义、社会主义等并列的一种基本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社会、封建社会、奴隶社会以及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社会里都可以有国营经济成份。在不同的社会里，国营经济的经营方法和发展方向也不相同。所以，根据国营经济占主要地位就断定一种社会经济结构是后资本主义的制度，断定那个基础上的国家是工人国家，那是错误的。奈温统治下的缅甸和纳赛尔统治下的埃及都曾经把大部分工业实行国营，但它们显然和斯大林统治下的苏联不同，它们不是工人国家，而是资产阶级国家。为什么不同呢？主要因为，苏联经过工人阶级的革命，把资产阶级的国家机构打碎了，另建一套工人阶级的国家机构，跟着把土地和资产阶级手中的生产资料全部收归国有。虽然后来发生政治反动，工人阶级再不能直接掌握政权，政权落到反动官僚层的手中，但是革命的社会成果，就是全面的国有制，不容剥削阶级存在的原则，仍旧保持下来（一直到最近戈尔巴乔夫开始资本主义复辟为止），所以整个社会经济结构仍是后资本主义（超越了资本主义，还没有达到社会主义），而政权是堕落、变态的工人政权。纳赛尔的埃及和奈温的缅甸就不同了。它们虽然实行了广泛的国有化，当时国营经济所占的比例不会低过一个稳定的工人国家所必需，但是这并不是工人阶级革命的结果，在社会经济制度上也没有走到完全消灭资产阶级，确立禁止剥削的原则。纳赛尔和奈温的统治集团都是原有的资产阶级国家机构的一部分，他们对旧机构只作了局部的修改，并没有整个推翻重建，所以国家机构仍旧是资产阶级性的。国有化只是资产阶级国家的新政策，并不是同资产阶级彻底决裂的表现，因此后来转回头也比中苏等国的复辟容易。现在中国虽然仍旧保持着大部分的国营企业，但由于政权已经变质，所以国营经济的性质也变成和以前的埃及或缅甸一样了。在胜任的工人政权统治之下，允许一个资本主义经济成份暂时存在，不会妨碍整个社会朝向社会主义发展。但工人官僚政权一旦容许资产阶级重新产生和无限期的发展，大概就是复辟的开始了。
问题的实际意义
为什么我们要研究中国（以及一切号称社会主义的共产党国家）真正的阶级性质问题呢？这不是纯粹理论性的问题，更不是简单的名号问题，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实际政治问题。如果一个政权是工人阶级政权，尽管它已经发生严重的官僚主义变态，工人阶级和一切忠实的社会主义者都应当无条件地保卫它（所谓无条件，就是说不以当时的执政者的好坏为条件），不让剥削阶级推翻它。保卫工人阶级政权（另一种说法是保卫工人国家），不等于保卫执政的反动官僚集团。社会主义者任何时候都不停止对官僚专制的斗争，但是，当工人还没有力量马上推翻工人官僚的专制政权，代之以革命民主的工人政权，而资产阶级复辟的力量已经实际威胁到现政权的生存的时候，社会主义者应当号召工人群众与官僚政权并肩作战，对抗资产阶级的复辟力量，不管复辟派许诺什么民主政制。反过来，如果一个原先的工人政权已经蜕变成为资产阶级政权了，尽管它仍旧打着社会主义和工人阶级的旗号来骗人，工人阶级和社会主义者就没有责任去保卫它了。工人阶级不但不应该与它合作去对抗资产阶级民主运动，反而应该以某种适当的方式联合一切民主派去打倒现存那个资产阶级的专制政权了（所谓适当的方式，主要是说，在联合奋斗中，工人阶级要保持自己的政治独立性，不承认资产阶级有权领导，不受资产阶级限制，直接争取建立工人阶级的民主政权）。
现存的中共政权是个极端专制的反动政权，争取民主是一切稍有政治意识的人民共同的首要目标。但是，到今天为止，中国民主的呼声绝大部分都没有超越资产阶级式民主的范围，其中不少还明显地打出资本主义的旗号。因此，社会主义者怎样对待现有的民主派，就成为一个很大的现实问题了。如上所说，判断中共政权是工人政权还是资产阶级政权，结果就会采取两种相反的政治态度。谁今天还把中共政权当作工人阶级政权，他就难以避免实际上帮助中共去对抗民主运动，结果不由自主地变成反动势力的工具。他自以为这是维持过去社会主义革命的成果（国有制），但事实上他所保卫的那个政权正是资本主义复辟的罪魁和主力。即使他们避免了在实际行动中帮助中共对抗民主运动，他到了今天还说中共政权代表工人，客观上也等于帮助中共欺骗群众。这不但会阻碍中国民主运动的发展，更严重的是进一步败坏社会主义的名誉。中共挂着社会主义招牌犯了无数罪恶，已经使群众误会社会主义就等于极权统治，已经使忠实的社会主义者苦于恢复社会主义名誉的艰难。到了今天中共反动面目已经暴露得这么清楚的时候，如果有些多年来反对中共极权统治的社会主义者还要向人“解释”中共政权是工人阶级的代表，岂不叫人要代替托洛茨基叹息一句“我撒的是龙种，收获的是跳蚤”吗！“一读者”把这个绝顶严重的理论问题和政治问题当作“道德批判”的问题，我不知道他那“严格的科学分析”是从哪里学来的！
基础和上层建筑
关于堕落或变态的工人国家的理论分析和无条件保卫工人国家的政治原则，是托洛茨基对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的重大贡献。前面已经指出，这种理论的逻辑，决不是国有制决定了政权的工人阶级性质，而是恰恰相反，国有制的性质和发展方向要由政权的性质决定。谁若不信，请他去仔细读读托著的《被背叛的革命》吧。我自然无权要求“一读者”一定要承认托洛茨基的权威、接受他的见解。他大有可能认为托洛茨基对于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基础和政治的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的理论一窍不通。不过，我敢说，如果“一读者”是这样了解马克思主义，那不过是把一种庸俗的误解当作了真实货色而已。国家机构究竟在整个社会系统里占什么位置，换言之，政治和经济的关系，这是个很不简单的问题，近年在马克思主义学术界中有不少人对这方面作了新的探索，提出一些较新的看法。我不打算在这篇文字中涉及这方面。不过，我想简单说两句。我觉得，传统的比喻，把国家当作上层建筑的一部分，不如改说国家是整个社会混凝土结构中的钢骨，从基础到顶层都贯穿着。不论怎样比喻都好，如果对它作死版的了解，或者用比喻的引申代替了对现象本身的分析，那就收到反效果了。套一句成语：尽信比喻不如无比喻。
保卫工人国家的原则
关于无条件保卫工人国家这个原则，我认为，今天需要注意世界新形势对于这方面政策运用的影响。托洛茨基强调这个原则的时候，世界上只有一个工人国家，就是苏联。那时，帝国主义阵营比苏联大得多，而且非常积极地企图用强力把苏联消灭（恢复资本主义制度）。工人阶级政权可以在俄国这样落后的国度首先建立起来，连许多马克思派的社会主义者都不相信。不但在苏维埃政权成立之前不信，成立之后也还有许多人不相信（预言它很快倒台，或者不承认它真正是工人阶级的政权）。但事实上苏维埃政权维持下来，而且，尽管不久发生斯大林主义的反动，但至少在工人阶级眼中，苏联的国有经济比资本主义经济优越是相当明显的（资本主义世界里普遍发生经济恐慌，大批失业，法西斯主义盛行，统治者用种种办法压制生产的发展，而苏联的生产力却突飞猛进）。在这样的世界形势下，保卫苏联（第一个工人国家）自然有极大的重要性。当时的苏联，是人类新出路的象征，是社会主义道路的第一个实例。保卫苏联就是保卫社会主义。如果苏联被推翻了，就要大大打击全世界劳动人民争取自我解放的信心，而且复辟后的俄国经济一定大大恶化，使历史倒退一大步。因此托派把保卫苏联（后来扩大为保卫一切工人国家）当作工人阶级社会主义运动最重要的原则之一。到了今天，这个原则仍然是正确而且重要的。不过，第一，必须留意观察那些早已严重官僚化的工人政权的堕落进程，避免把已经变质，亲手在推动资本主义复辟的官僚政权仍旧当作工人阶级的官僚政权，客观上帮助了它去对抗那思想上还很混乱的工人民主运动。其次，我认为我们应当了解，在今天的世界形势下，即使某些共产党政权还没有变质，仍旧是工人政权，保卫它们的重要性尤其是具体方法也应同以前有所不同了。近年帝国主义使用强力去推翻工人国家（尤其是像中苏这样的大国）的可能性比以前明显减少了，他们多半宁可采取“冷”的、软的手段，即促成所谓“和平演变”。这时，社会主义者保卫工人国家的办法也需要作相应的改变，要更灵活巧妙些。最值得注意的就是，一定要在政治上同官僚统治者划分得清清楚楚，要小心翼翼仔细权衡，认真地避免这种保卫政策对群众的反官僚运动造成哪怕一点点障碍。例如，当群众涌入民主运动而对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并没有足够警惕的时候，我们有所警惕自然是应该而且十分重要的，但决不可以因此就站在群众运动之外，更不要说站在对面了。参加在群众运动里面的时候，也要避免专门提出警告和不祥的预言。我甚至想大胆说一句：目前在工人官僚统治的国家里，最重要的是促使群众民主运动兴起，初期思想混乱是不重要的。我们可以在运动里面进行耐心的解释和说服工作，甚至第一步避免不了让某种资产阶级或者小资产阶级民主党派上台，这也很可能是下一步新的工人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短促的前奏。今天，事实上那些极权主义的工人官僚的统治，对于社会生产力发展所起的障碍作用，甚至比资产阶级多少有点民主的政制还要大。所以，复辟虽然是倒退，但程度上会和大战前不同。这是目前形势和过去时代（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最大的不同。害怕政治反抗行动招致资本主义复辟，本来是妨碍变态工人国家的群众起来作政治行动的最大的主观因素，今天，到了群众本身已经开始摆脱这种顾虑的时候，富有理论修养的社会主义者千万不要反而助长了这种顾虑。
何新的“牛克思主义”
刘宇凡
1991年8月
何新继杜撰《与Ｓ教授的谈话录》而引起一个不大不小的风波之后；最近又因为指责本港报刊“诽谤”、要求“引导”“被告”回国受审，再次引来人们的讥笑。
不过，似乎人们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伪造对话这点身上，对于《谈话录》本身言论的是非黑白，却不大见人提及或评论，似乎其“德”如此，其“言”也不过如此。这当然失之于偏颇。古人说，“有德必有言，有言不必有德”。言与德毕竟是两回事。既然何新之德，早有公论，我们就不必凑热闹，而专门谈谈何新之言了。
何新既自称是马克思主义者，而且在《谈话录》中俨然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自居，口若悬河，大言炎炎，而那位矢吹普教授，自始至终则不是“啊”“是”，就是“是吗？”“似乎是”──如果真个伪造，也实在伪造得太过傲慢而可笑了。其实，《谈话录》不仅错误百出，而且足以反映何新本人一点不懂马克思主义。他口气虽大，其实是空枪上阵。
所谓工人“绝对贫困化”
举一个例子。何新说：
“马克思曾提出一个规律，即工人阶级随着资本主义科技的发展而日趋绝对贫困化。”
所谓“无产阶级绝对贫困化”的语调，几十年来都流行于官僚化的“社会主义”国家。何新不过是拾其余唾罢了。但似乎他连鹦鹂学舌也学得不好。人家所谓“绝对贫困化”，并不是由于“资本主义科技的发展”而来的，而是由资本积累的规律而来的，这是任何一个稍为认真的人都不会不知道的。自然，他并非不可以自创新说。但是，第一，他并没有明确表示自己所说的怎么不同于从前流行的论调；第二，他也没有作任何论证。
但更重要的，是：马克思真有这样说过吗？否，事实上，倘若何新肯下点功夫他就一定知道，自从“改革开放”以来，理论界中早已有多人拿出真凭实据来指出“无产阶级绝对贫困化”论，既不符合马克思原意，更不符合事实。
“无产阶级绝对贫困化”──即工人的实际工资不断下降──完全不是马克思的思想。这种思想，最早是主张人口论的马尔萨斯所提的；后来又由拉萨尔加以发挥。其后，那些马克思主义政敌为了丑化马克思，居然把这个理论硬塞给马克思；而更可笑的是，那些以捍卫马克思主义自居的斯大林、毛泽东之流及其理论家们，居然拾人余唾，接受了反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绝对贫困化”论，以便证明“资本主义一天一天烂下去，社会主义一天一天好起来”。任何人只要读读《资本论》第一卷第七篇，就会知道，马克思根本没有说过资本主义的历史趋势是工人实际工资下降。他当然谈过贫困化的问题，但从他的理论不难发现，他指的首先是相对贫困化，即在国民收入中，实际工资所占的份额倾向于下降（这种下降可以同时伴随实际工资的上升。）这种相对贫困化，在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都是普遍的。在20世纪头70年，欧美的工农业劳动生产率是高了5倍，而实际工资只提高了2至3倍。在美国工资占工业纯产品的份额，从1880年的48%减为1952年的35%。香港也不例外。1970年工资占国民的收入57%，到了1980年就下降到只有49.5%了。甚至绝对贫困化（实际工资下降），也并非完不存在，只是其波及范围并不是整个“无产阶级”，而主要是一部分工人（失业者、年老工人等）。但普通工人在遇上经济衰退时，实际工资也会下降，虽然往往是暂时现象，而不是“历史”趋势。那些“自由派”一笔抹煞相对贫困化，是因为他们要向工人证明，他们怎么困苦也比不上那些“社会主义”国家工人那么苦。反过来，何新现在还大谈什么绝对贫困化，也同样要向中国工人证明，他们怎么苦也比不上资本主义下工人那么苦，所以，乖乖忍受吧！
如果何新还不服气，我们就让列宁出来教训一下他吧。列宁在《俄共党纲草案》中，讲到工人阶级状况时，说是“相对的而有时是绝对的恶化。”（注一）注意，绝对恶化是“有时”而已。在经济衰退时出现实际工资下降，任何一个工人都知道是正常的。列宁又说：“我同样认为，指出资本主义制度下‘群众的穷苦和贫困’是十分必要的，我不主张说绝对地日益穷苦和贫困。”（注二）大概何新不会认为，列宁不懂得什么是列宁主义吧？（注三）
何新的表兄弟──希特勒
何新的神圣任务，就是要捍卫他所了解的“社会主义”。但社会主义有什么好处？何新教导我们：
──“社会主义的优点是高度集中。毛泽东称之为统一意志、统一步调、统一行动。”
──“邓小平说，社会主义的好处，是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这很深刻。”
──“社会主义就可以通过国家权威集中各种社会资源的力量办对全社会最迫切、最紧要的事情。”
──“社会主义能够把人力、物力凝聚成一个紧密的『集团』。在政治上可以抗御外侮，维护国家利益。”
谁都知道，何新说什么“统一意志、统一步调、统一行动”，说什么“国家权威的集中”，其实是什么货色──个人自由的完全剥夺，工人和农民变成工奴、农奴；民主之完全缺如。
但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社会主义吗？
不。何新所说的社会主义，其实更迹近希特勒之流的“国家社会主义”──至少更接近其国家学说。
崇拜国家权威、贱视个人自由──这正是法西斯主义、“国家社会主义”的其中一个特点。这个特点并非他们专有，但是他们将之发挥到最残暴最极端的地步。试看：
──“国家经济应当由国家机关全面控制，并以民族利益为依归。”
──“一切为了国家；没人可以反对国家；没有任何东西能置于国家之外。”
──“要歌颂服从、牺牲的美德；要歌颂为了祖国而甘愿奉献一切的美德。”
──“任何人在自己心目中，世界上再没有任何东西高于德国、德国人民和德国土地之上──这样的人就是社会主义者。”
──“国家必须充当千秋事业的监护人，在这种事业面前，个人不能有自己的愿望和自私心，而只有绝对服从。”
上述的希特勒、墨索里尼之流的“社会主义”言论，在精神上同何新何其相似！
任何不怀偏见的人，只要读读马克思原著，都会知道，马克思是国家崇拜的死敌。他放在首位的，乃是人的解放，尤其是工人阶级的解放，而不是什么国家权威，不是什么国家利益。马克思主义认为，国家只是阶级压迫的工具。列宁说：“任何国家都是对被压迫阶级‘实行镇压的特殊力量’。因此任何国家都不是自由的，都不是人民。”工人阶级行革命，固然需要建立革命的国家政权，但是，“无产阶级所需要的只是逐渐消亡的国家”。只有这样，工人阶级才不致受到新的压迫。但是，有什么办法能够建立一个一开始就逐渐消亡的国家呢？列宁引述了马克思的同志恩格斯的言论。恩格斯在论述1870年的巴黎公社（巴黎工人所建立的革命政权）的经验时提出：“为了防止国家和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公社采取了两个正确的办法。第一，它把行政、司法和国民教育方面的一切职位交给由普选选出的人担任，而且规定选举者可以随时撤换被选举者。第二，它对所有公职人员，不论职位高低，都只付给跟其它工人同样的工资。”（注四）也就是说，实行一种比西方议会民主更为彻底的民主制度。事实上，反乎一般人的成见，俄国的十月革命建立的不仅不是极权制度，而且还是最民主的一种制度。直到列宁去世，斯大林上台，一切才逆转过来。
自然也有人认为，马克思那一套太理想了，是根本行不通的。我们在这里并不打算展开这方面的辩论。我们只想指出的是：何新之流自称是马克思主义者，然而事实上他的国家理论始终是极权主义、甚至是法西斯主义的理论，与马克思主义无共通之点。事实上，在何新的洋洋洒洒的大文中，一句也没有谈到民主，就是连门面话也忘记胡绉几句，可见他连做一个文棍也未免做得太露骨、太愚蠢、太没有技巧了！
自然，何新所言也绝非句句屁话。不是的。他强调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一面，是符合马克思的。真正的工人政府一方面是民主的，另一方面，为了克服资本主义生产的盲目性，也必须实行计划经济。问题只在于，何新只提计划经济而完全不提民主；也就是说，把计划经济扭曲为官僚集中的而不是民主自治的计划经济。但在马克思来说，从来都认为，集中的计划只能以民主制来配合才真正有利人民。他说：“生产资料的全国性的集中将成为自由平等的生产者联合体所构成的社会的全国性基础。这些生产者将按共同的合理计划自觉地从事社会劳动。”（注五）
最后，所有假马克思之名来贩卖其“国家社会主义”的斯大林、毛泽东信徒们都应当读读马克思下述名言，因为，这句说话正是预告了何新所拥护的杀人政权的下场呢！
──工人阶级“为了保任自己的个性，就和国家这种形式处于直接的对立中，他们应当推翻国家，使自己作为个性的个人确立下来。”（注六）
结语
无可否认，何新不过是吮疮啜痈之流。不过，此君倒有一些言论是对的。例如他指出西方国家怎样剥削第三世界；西方国家怎样敌视各国人民的革命运动；落后国家有保护自己的民族工业的需要等等。这一切都是自由派故意忽略不提的。
然而，何新以捍卫社会主义自居，他又如何回答矢吹普的质疑呢？矢吹普问：
“一方面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一方面又与外国资本家握手，欢迎来投资，这是矛盾的。何先生对此如何解释？”
何新答曰：“与资本家握手，这是邓小平所领导的开放政策的继续。对外开放政策之所以必要，是因为……发展产业和科技都需要巨额资金。”
其实，矢吹普问得不好（还是何新故意揑造得不好？）。与敌人握手，这没有什么可怪的，那不过是一种外交礼貌吧了。应当质问的倒是：
“你们说要坚持社会主义、反对资本主义，那请问：你们为什么要在香港、澳门甚至台湾坚持资本主义？难道港澳台不是中国的领土吗？你们的邓小平还说要在内地造几个香港呢！这究竟是坚持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你们在中国沿海实行所谓‘开放’，让中外资本家在血汗工厂中大赚其钱，而工人连上厕所也没有权利，你们不也在坚持资产阶级的剥削自由吗？何新先生还是老老实实承认，你们这一伙强盗根本就不是什么社会主义，根本就不讲什么原则，根本就只是最不讲信义的反动统治者。而你何新，不过是一个跳梁小丑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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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注一：列宁全集第18卷第430页。
注二：列宁全集第6卷第31页。
注三：何新接着解释，欧美工人工资一直较高，不是因为“绝对贫困化”的规律不再发生作用，而是因为“发达国家自70年代后，将其劳力密集型的工业部门，转移到发展中国家。……但这种工业转移运动，却同时把工人阶级的贫困化现象也转移到了不发达国家。”真是无知可笑！资本技术密集取代劳力密集，用马克思的话说，就是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而这样只会使工资占国民收入的份额趋于下降，亦即是只会使贫困化（相对的）趋于严重，而不是像何新所说的趋于减少或转移。
注四：列宁《国家与革命》
注五：《土地国有化》──马恩选集第2卷第454页。
注六：《德意志意识形态》，马恩选集第1卷第85页。
邓陈路线斗争与中国前途
向 青
1992年5月
今年以来，中国大陆最惹人注意的情况，是邓小平改革开放路线所受到的挑战和邓的反击。一、二月间，邓小平南下活动，鼓吹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路线（中心是经济建设，两个基本点是四项原则和改革开放），并且号召改革开放的胆子要大一点，不用害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这等于公开承认中共上层有路线斗争。一般人认为这斗争的一方是邓小平代表的改革派，另一方是以陈云为首的保守派。有人甚至认为两条路线的差别是：邓主张对资本主义开放，而陈派则坚持社会主义。香港和海外的评论一般都支持邓路线，认为对资本主义大胆开放是中国的出路。其实，邓陈的路线分歧并不那么大，也不能说其中一派的路线整个地比另一派符合人民的利益，代表进步。
主要分歧在哪里
根据邓小平的南巡讲话，对照着关于陈派见解的报导，我们可以看出两派明显的分歧如下：第一，邓坚持经济建设是唯一的工作中心；陈派则认为进行思想“教育”和思想斗争来防止“和平演变”也是当前工作中心之一。第二，陈派认为决定改革开放政策的时候要考虑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并且要坚持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邓主张尽量利用资本主义的东西，认为既然中共手中有政权，还有国营大中型企业，就不怕被资本主义占上风。第三，陈云几十年来一贯地强调经济建设要坚持按比例的原则，要符合国力，稳定发展，不要急于求成，不要冒进；邓现在强调要快一点，“稳定和协调也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发展才是硬道理”。第四，陈认为八九年政治风波的主要原因是以前几年的经济过热、出轨，造成难以忍受的通货膨胀，加上官场的腐化贪污；经过三年治理整顿后，现在的经济形势比较好了，但是问题还没有根本解决，出轨的危险仍旧存在所以不能宣布治理整顿结束，只能暂告一个段落。邓则强调84至88年跳跃发展的功劳，不谈经济过热能否事先预防，反而说“总是要在某一阶段抓住时机，加速搞几年”，等发现问题再加以治理，并且说，如果没有那几年发展的成果，“六?四”那个关就闯不过，第五，邓小平对经济特区非常赞赏，实际上把特区当作全国发展的火车头；陈云则认为特区的经验始终还没有做好总结，并且强调不能过分依靠外资，他虽然终于在五一前夕公开表态，支持上海浦东的开发和开放计划，但同时说不能照搬深圳那一套。
上述这些分歧表明，邓陈之间的分歧并不是对改革开放赞成与反对的分歧。双方都支持改革开放。事实上，在倡导改革开放上，陈云的贡献仅次于邓小平。改革的根本目标，双方同样宣布是维护和发展社会主义；维持中共的领导权，维持大规模企业的国营。双方的分歧只在于某些具体办法上，主要是一些程度上和速度上的不同。
许多人把六?四以后的经济紧缩（治理整顿）政策当作是陈云和李鹏反对邓小平和赵紫阳的改革开放路线的表现。其实这个治理整顿的政策在1988年9月的中共十三届三中全会上已经决定了。当时代表政治局作报告并且提出这政策的，正是赵紫阳。现在邓小平在南巡讲话中也说：“治理整顿，我是赞成的，而且确实需要”，“有成绩”。更值得注意的是：正由于前几年的经济过热，造成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和经济失调，才使随后的紧缩政策成为不可避免。投资过多，大大超过了原料、材料、能源和运输能力的负荷。“老厂吃不饱，新厂又投建”。名为建设，实际是大大浪费：例如1988年调查200多个近9年内建成的生产项目，竟有一半以上不能正常利用。89年全国彩色电视机的生产能力闲置一半以上，电冰箱的生产能力闲置近2/3。所以，把近3年来的治理整顿当作只陈云和李鹏一派的政策，或者把这政策当作一件坏东西，都是错误见解。当然，六?四对治理整顿政策有影响；如果在赵紫阳领导下实行整顿，同李鹏领导下会有些不同，派系斗争的因素也掺杂在里面。但这一切都是次一级的因素，不能否定在治理整顿上两派基本的一致性。
可否说陈邓比较起来，一个是左派，一个是右派呢？我认为不恰当。陈重视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对于私人资本主张控制较严，又要把反和平演变的思想斗争当作工作中心之一，在这些方面都似乎比邓左。但在经济建设的方针上，陈却比邓稳健，可说是比较右。
和平演变的问题
苏联和东欧各国的急刻转变，共产党纷纷倒台，显然是促使中共内部分歧激烈化的一个重大原因。在坚持一党专政、死硬拒绝民主、严厉压制政治自由这些方面，中共内部是完全一致的，至少还没有显露党内有任何民主反对派的迹象。但是，为了有效地防止和平演变，应该采取什么具体的办法，在陈云、李先念、王震、邓力群、胡乔木等人一派同邓小平一派之间，却有明显的不同意见。陈派主张搞一个旗帜鲜明的反和平演变运动，邓派反对。邓派认为，只要加紧搞好经济建设，人民生活改善了，和平演变的危机就会从根本上消失；如果特地搞一个反和平演变的运动，反而对经济建设工作起妨碍作用。陈派指责邓的路线偏离了社会主义方向，使和平演变有机可乘。在1991年11月的中共八中全会上，陈派未能把反和平演变写入决议案。
中共统治集团对和平演变怕得要死、恨得要命，所怕的主要是丧失政权，也就是怕让人家用和平手段轻易地把政权夺走。其实，另一种意义的（也就是更有深刻意义的）和平演变，在中国已经实现了。那就是：今天的中国已经和毛泽东时代根本不同。毛泽东时代的中共政府（从1956年起），是禁绝资本主义的，现在的中共政府却允许而且鼓励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越来越依靠资本主义来发展中国经济。到1990年底，中国大陆已有私人资本经营的企业40多万家，雇用工人500多万。私营企业的活力显著地高于国营企业，私营企业所占产品的比例高过所占资金的比例许多。现在工人阶级的社会地位比改革开放前降低了许多，而“财大气粗”的新兴资产者到处可见。在明显的社会两极分化中，无论中共官方的政策还是大多数官僚个人的行为，都是偏向于资产阶级而不是偏向工人阶级。中国国营企业从来都没有真正掌握在工人阶级的手里，现在更开始实行承包、租赁以及股份制度，实际上正在转向私有化了，经营的方式也在转向资本主义式。
对于这种已经实现的向资本主义和平演变，邓派固然只有促进而没有反对，陈派也不是根本反对。陈派并不打算推翻已成事实的演变，他们至多不过企图阻止更进一步、更完全的演变而已。他们企图在私营企业的竞争下维护那完全受官僚操纵的国营企业，甚至想重走40年前用官僚手段限制私人资本的道路，根本是不可能实现的幻想。他们所主张加紧思想控制的办法，不但阻止不了经济上的进一步资本主义化，反而会激起更快的政治反抗。比较起来，邓小平路线倒有多一些的机会使中共在社会经济和平演变中保持政权。邓路线一面坚持政治高压政策，一面尽量开放私人对发财的机会，至少可以暂时转移人们奋斗的目标，延缓政治反抗的爆发。
眼前的趋势
中共这次党内路线斗争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公开化：有好几个月的时间，北京的党报同上海的党报论调相反，前者是陈派的声音。二月底，邓的南巡讲话正式作为中央二号文件传达了，3月初又由政治局决议通过邓的路线。此后党内没有大公开唱反调了，到处一片拥护的声音，但是仍旧可以看出有掩饰着的反对意见，例如以全面地了解邓路线为名，实际上冲淡防左为主的论断。五一前夕陈云公开表示支持“一个中国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同时表示支持浦东的开发和开放，可说是邓路线在现阶段胜利的完成。估计宣传部门里邓力群那一派大概会受到相当的整肃，但国民经济计划方面显然采取了陈云那种稳健的办法，这已经反映在三月间的政府工作报告上面，更清楚的政策倾向，要看年底举行的中共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作出什么的人事安排才知道。
最近“破三铁”（打破铁饭碗、铁工资、铁交椅）的呼声盛极一时，但很快也引起相反的警告和解释。在没有为受影响的工人安排好生活出路和转业门路之前，就猛然打破工人原有的饭碗，必定会造成极大的社会不安，这是很容易了解的。还有经济工作者指出，光是在企业内打破铁，而不破掉政府套在企业颈上的铁锁链，也不能提高国营企业的活力。看来这方面的改革势必继续推行，但是中共当局大概不敢过于鲁莽。价格改革的问题，情况也相似。像八八年八月那样的物价飞涨和抢购狂潮，中共一定不想再次出现。
看来，真正大胆试验，加速进行的，大概主要是各地方的自寻出路，尤其是扩大对外经济关系方面。这正是中央政府有意把权力下放，实在也难于控制的方面。这方面推行邓小平路线的结果，大概首先会出现一片繁荣的好景，但随后就很容易造成经济过热，以及其它弊病，例如，由于自相竞争而让外人坐收大利，甚至引致各地区之间互相封锁对抗，这些都是八五年至八九年初的显著现象。
中国大陆上周期性地出现的经济过热，同正常的资本主义经济循环里面的经济过热（就是每次衰退或经济恐慌的前夕的经济繁荣顶点）有相似的地方，但也有根本的区别。中国大部分的企业，尤其是较大型的企业，都是国有的财产，但是管理权操在完全不受人民监督的中共官僚手上。每个企业单位的首长只对上级机关负责，他必须完成上级交给他的任务——常常是只须完成任务，至于实际的经济效果，就不必理会了。因此可以有一家工厂几十年不断生产一种卖不掉、没人要的产品的情形。为了容易完成任务以及超额完成任务（超额完成有功），各企业都尽力设法争较多的原料、材料、贷款、人力等等，而不必顾虑因此引致成本提高，丧失效益。所以中国的经济一旦过热起来，就比一般资本主义经济更热得厉害。加以农业长期处于落后状态，矿业、运输业发展不足（这同有意地压低它们的产品价格有关），所以在经济过热的时候，原料、材料、能源、运输都很容易陷于非常严重的不足状态，因而使许多企业半瘫痪下去，这是一般资本主义经济所没有的。总而言之，中国经济过热的后果比一般资本主义的过热严重许多（唯一比较好的是，等到过热变成“疲软”的时候，工人手中仍旧有个铁饭碗）。现在，中国工业的所有权和经营体制仍未根本改变，而权力却比较分散了，又有了相当数量的私人资本和个体户，所以始终是容易发生过热，甚至更容易发生了，过热的程度也要比过去不开放时候更高。对于这个问题，中共里面陈云一派比较更重视，所以强调计划控制，而邓派则短期内倾向于“安天命”，长期来说，则是更有决心全面而迅速地资本主义化。陈派也不见得反对邓派的改革的最终目标。因此，我觉得，可以说邓是走资急进派，陈是稳健派，同样是走资。至于真正的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派，至少目前在中共里面看不见（个别分子相信有，但不成气候）。根本反对开放，坚持过去毛泽东、斯大林那种官僚社会主义的，也是绝无仅有。弄清楚、邓陈两派真正的异同是什么，就不难明白，为什么温辉之流的政论家一面指责六?四屠杀，高唱自由民主，一面又在谈到邓陈分歧时把邓小平捧到神圣不可侵犯的地位，把反邓这件事本身就当作是错误、是罪恶。
政治方面，官方发动的民主改革绝对不会有，最多是在基层选举的程序上继续做点样子给人家看看。人权方面，挑几个政治犯放出监牢，放几个人出国，这类手段自然会继续耍弄。政治自由也不会放宽。但思想控制方面，除了直接涉及政治（尤其是政权）问题的以外，大概不会搞什么运动，甚至可能稍微放松一点。这方面，即使中共想加紧控制，在今天这种社会条件下，也没有可能再收到毛泽东时代那样的效果了。
稳定吗？
六?四刚过的时候，不少人以为这个比国民党和北洋军阀还要残暴的政权很快就会倒台，甚至可能不出半年。现在“六?四”三周年快到，而认为中共统治稳定的论调也流行差不多两年了。3年前，正是民运热潮最高涨的时候，虽然我们也同大家一样地欢欣鼓舞，一样地热情投入运动，一样地希望这次运动胜利，取得重大成果，但我们仍旧保持着头脑冷静，我们估计这次运动恐怕多半做不到使中国发生重大的实际改变。我们之所以作出这样的判断，是由于我们分析了当时中国的各种社会力量，分析了各阶层人民的思想和心理情况。今天，当稳定说流行的时候，我们还是根据同样的分析方法去作出判断。
稳定的说法是否正确，要看稳定的含义是什么。如果同独联或者瓦解前夕的苏联比，中国当然算是稳定。同八九年五六月间的中国比，也是一样。再说，现在中国大陆并没有动乱，也没有动乱即将爆发的迹象。统治层内部的分歧并没有发展成为激烈的斗争。邓陈两派都自觉地以保持稳定为首要任务，避免由于内部斗争让群众运动乘机而起。在新的重大危机爆发之前，他们大概能够做到这点。中国经济的发展，拿当今世界的标准来衡量，算是成绩不错。世界资产阶级对它看好。这就可以当得起普通所说的稳定了。但不少人说中国稳定，还带有更多的含义。他们虽然未必明确地说出来，但实际上包含如下的意思：八九年的风波是个偶然事件，是中共处理不当才酿成的严重事件（至于怎样处理不当，则有各种不同的看法，甚至是互相冲突的看法）；现在人民和中共双方都学乖了，经济形势又好，严重的政治危机和动乱不会再出现了；至少多年内，或者邓小平死掉以前，不会出现的。持有这种见解的，恐怕连所谓民主派里面都很不少。我不同意这样的看法。
八九年的巨大群众运动并不是偶然发生的，它有深刻的社会根源和历史根源。当时它发生得这么早，发展得这么快，另方面又带有那么致命的弱点，注定要失败、要演悲剧，尤其在六?四悲壮的一幕之后，许多著名人物接下去演一些并无崇高意义的悲喜剧，这些才可以算是偶然性，将来大概不会（至少决不是一定需要）重演的。但同样重大（或者更大）的危机和群众运动必将发生，这是历史的必然、必要，而且未必要等很久。根本的原因是，引起人民心中深刻的不满，在八九年起来，要求改变现状的种种原因，现在统统仍旧存在，中共统治集团不但未能解决那些问题，而且根本不是朝着真正能够解决问题的方向走。中共继续专制，继续死死抓住政治和物质上的特权，继续贪污腐化，甚至变本加厉。对于过去那套官僚社会主义制度，他们已经丧失信心了，现在转向资本主义学习。他们学习怎样让少数人先富起来，学习资本家鞭策工人的手段，学习种种不事生产的发财方法，但是对资本主义先进国的政治自由和民主制度却坚决不学，而且严禁别人去学，谁鼓吹一下都有罪，旧的矛盾没有消解，新的矛盾又急速滋生了。我无法相信这样的现状能够真正稳定下来。现在中共以亚洲四小龙为榜样，最大的希望是一、二十年内赶上四小龙。但是四小龙总的趋势是社会矛盾和政治动荡增强而不是减弱。
中国大陆的前途，不是稳定的发展，而是整个社会的生活方式的重大改变，经济和政治的危机一再出现，统治者和人民都一再面临困难的选择。中共的基本路线，是向资本主义转化：以它本身为核心，把国有财产化公为私，重建一个中国资产阶级。这也就是改变它本身所享有特权的形式，而把这个转变过程中的一切巨大的艰难困苦都推给劳动人民。苏联和东欧各国的先例已经表明这点。我们相信，人民一定会起来反抗，也有权反抗。劳动人民所需要的改革，是由人民自己选择，并且自己去实行的改革。只有政权（包括国民经济的决策权）真正对人民开放的时候，才可能实现真正造福人民的改革。
深化民主改革，反对冒牌“改革”
刘宇凡
1993年8月
“一收就死，一放就乱”，这句话不仅适用于实行命令经济的时代，而且更适用于实行市场改革的时代，尤其适用于目前。
为什么中共总是难以避免重蹈覆辙？就以今次过热为例，其实人们早就知道，今天中国的基础设施，要支持国民生产总值每年增长8至9个百分点而又不发生问题，已经非常不容易了，但是，邓小平还要一味加速，使国民生产总值今年上半年增长高达14%，造成经济混乱。人人都懂的道理，为什么最后还是人人违反，非碰破脑袋不可呢？
中共的理论家总是把原因归咎于非常次要的因素。归因于官僚“急于求成”、“盲目攀比”等纯粹心理因素，当然无法服人。现在中共也不得不承认，官僚腐败是一个重要因素。但是，在谈到腐败如何产生的时候，他们又往往归咎于经济体制的不完善。流行意见认为，官员的种种不正当行为，从投资饥饿到消费饥饿，从软预算约束到倒买倒卖，都是因为目前处于新旧交替时期，一方面旧的指令经济已经失效，另方面新的市场经济又未建立，形成无数漏洞，才会让官僚混水摸鱼。为什么出现官倒？因为有双轨制；为什么出现投资饥饿？因为产权边界没有界定清楚；为什么出现官股、关系股？因为有关法规不全。
其实这完全是倒果为因。根本不是经济体制的漏洞造成官僚腐败，而是相反，是官僚腐败造成经济体制一定有漏洞。即使本来没有，也要创造一个。大家知道，现在不论是哪一种经济体制，都是由不受人民监督的中共一手建立的。但是，不管是搞“计划经济”还是搞“市场经济”，官僚都是首先根据其特权利益来搞，所以才会造成种种畸变、种种漏洞。民众有云：歪嘴和尚念歪经。在“计划经济”时期，正如托洛茨基所说的，手握分配物资权力的官僚，是永远不会忘记自己那一份的。现在到了“市场经济”时期了，情况又如何呢？人们本来预期官僚会以仲裁人身份建立一个公开、公平的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但是，实际上官僚并不安份守纪，而是假公济私，以权谋私，权钱交易。搞“改革”，总是在未立法前先大搞一番，尔后才慢慢制订法律，实际上是故意设立一个无法无天的时期，方便官僚大贪特贪。好了，到了法律已经定了，那又怎样？不是一样有法不依吗？不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吗？不是亮起绿灯快快走，亮起红灯绕道走吗？官僚实际上是一身而多任，既立法又执法，既建立资本主义，又首先充当资本家。“十亿人民九亿商，还有一亿在开张“。这句顺口溜其实对于人民并不那么适用，对于官僚却十分贴切。即使是从前国民党也望尘莫及。有人打了一个比喻：好比一场球赛，一个人既定下赛则，又充当球证，而且还经常跑进场内踢球，结果只有他才是赢家，而他还以此是富有中国特色为荣呢。出现在我们眼前的，根本不是正常的市场经济，而是官办、官营、官僚垄断的“市场经济”，那里没有法治和公平竞争，只有强买强卖、封锁市场、欺市霸市、内幕交易、权钱交易、官商勾结、强索回扣、无法无天、为所欲为。
如果读者觉得上述所谈太抽象，我们可以作些具体介绍。今次经济过热，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信贷失控。为什么失控？主要不是中央政府要在宏观上实行扩张性的货币及信贷政策，而是两个原因。一个是银行本身直接或间接办起各种公司，大肆进行种种金融及货币投机，拿国家的钱冒险，负盈不负亏（虽然这是明文禁止的）。第二个是所谓“倒逼机制”。地方政府官员和企业厂长，总是用种种方法逼使专业银行增加贷款，而专业银行又同样逼使中央银行增加贷款，最后不得不使信贷超出预算。这些方法包括：一、企业之间相互提价，造成对方资金出现缺口，迫使银行贷款；二、企业用种种方法掏空企业资金，逼使政府增加补贴，结果政府迫得要向银行透支；三、地方政府要增加投资，也用威迫利诱的方式去逼专业银行贷款；四、专业银行自己也手脚绝不干净。他们往往先把资金贷给次要的方面，留下生产和建设的硬缺口，尤其留下农副产品收购的硬缺口，结果到了农副产品上市时，专业银行再无钱贷给商业部门收购产品，结果逼得大打白条，但白条太多引起不满时，为了稳定农民，中央银行不得不大印钞票以满足专业银行的额外需求。有个官员说，国家资金反正都是无偿使用（！）不用白不用（！）。可见，真正吃大锅饭的，正正是这些臭官僚。
从上述例子不难看出，经济体制当然是一个因素（市场化给官僚的营私舞弊提供比从前的命令经济大得多多的渠道），但是，最根本原因是官僚腐败，因为问题首先不在经济体制的设计，而是在于，即使有了制度，官僚可以有法不依，违法不究。就算是今天闯出了乱子，朱镕基这位“改革派”，连起诉那些贪官污吏这样起码的振作一下钢纪的姿态也没有呢！而官僚腐败，又是一党专政的政治制度所一手造成的。要扫除腐败，扫除贪官污吏，首先需要的就是废除一党专政，建立民主政治，置官吏于人民的直接监督下。这样才能对症下药。那些改革家却一味把精力放在设计更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方面，放在这样一种“深化改革”方面，好听点是天真和枉费心机，说得不好听，那就是帮着中共转移人民的视线，帮着它欺骗人民。
经济学家吴敬琏最近谈到金融改革也承认腐败之严重：“在金融系统，现在是中央银行不像中央银行，商业银行不像商业银行……中央银行是国家的货币当局，不能够对发行的货币有任何特殊的营利动机（！），可现在的中央银行还在搞投资经营，怎么能搞好宏观调控呢？另外专业银行本来应该是企业，但有许多行政职能，最突出表现在金融市场融资的时候，资金的价格，即利息规定太低。其结果就是审批经济，审批的主观性很大……我们问了国营企业，能拿到这么低息的贷款吗？没有一个人说拿过。现在这种情况，腐败不蔓延才怪呢？”（《当代月刊》──第28期）怎样办呢？不少经济学家的答案都是：深化改革，要使专业银行成为名副其实的商业银行，自负盈亏，要使中央银行独立于政府之外，不受官员支配等等。
稍有头脑的读者一定会问：即使假定能按他们的理想去做中央银行独立了，商业银行像个企业了，在没有民主监督的情况下，又有谁能保证他们不会照样拿国家的钱大贪特贪？这样的“深化改革”根本就是换汤不换药！
我们完全支持深化改革，但是，现在中国人民所须要的，首先就是要深化民主改革，要废除一党专政，建立民主政府。建立一种符合人民利益的经济体制，当然重要。但是，要知道，一天仍然保持一党专政，人民不仅不能公开讨论改革的得失，就是连有关的资料，有关的学问及中外书刊，都无法自由获得，而传媒永远只会按当权者的需要来搞“宣传”，肆意压制各种非主流意见，在这个情况下，一种真正符合人民利益的经济体制就一天都不会探索得到，更遑论建立了。
动乱在酝酿，人民怎么办？
──“六?四”五周年前夕的中国形势
向 青
1994年5月25日
在“六?四”屠杀五周年前夕的今天，凡是留意中国大陆情况的人，大概没有谁会以为经济上仿佛很繁荣的中国是真正在平稳发展中。相反，大家都看到，各方面都有明显的危机征兆，巨大动乱随时都有可能发生。因此大家都谈着，一旦危机爆发，会有什么后果，究竟祸是福，以及有什么趋避之道。
社会不稳
最明显的动乱之源，是改革开放所造成的贫富反差、社会分化。那些先富起来的“大款”，一桌酒席花费几万元很平常；贫苦的农民辛苦一年还挣不到几百元，因为交不起几十元学费而令儿女失学。现在中国已经有了几百万个百万富翁，另方面有一亿多农民仍旧生活在贫困中，失业职工也有几百万（其中许多是国营企业裁减出来的），有些国营厂矿的工人每月只领到几十元生活费或者饭票。国营企业有2/3亏蚀，但不少厂矿却留有“厂长基金”和“厂长私有基金”，任由厂长利用自肥。外资经营或参与的“三资”企业，一面向中共官僚行贿奉献，一面奴役虐待工人。工人动不动被扣薪罚款，甚至被殴打、罚跪。有的厂房变成监狱，门窗封锁，不许外出一步，工人在内严禁谈话。强迫加班加点，毫无限制。有的工人竟被迫连续工作36小时，晕倒在工作台上。有些外方人员任意作威作褔，在他们本国不敢用来对待工人的暴虐手段，竟在“有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中国恣意施为。中共官僚常常为资方说话，以站在资方立场为荣；有时明知弊病严重，也因考虑“政治影响”，不认真处理。政府和企业的干部纷纷借口考察，公费出国旅游购物，另方面农民却仍受户口制度束缚，无权到城市工作和居住。“剪刀差”（农产品和工业产品价格的差距日益扩大）维持而且扩大着城乡对立。人数以千万计的“盲流”，构成新的贱民层。他们千辛万苦挣到一点钱汇回家乡，竟常常变成难以兑现的“绿条”。乡镇干部利用改革开放后的新环境，变成新的地主、商人兼税吏。在这一切日益尖锐的社会矛盾的基础上，尽管中共的统治机构仍屹立着，而且采取日益凶暴的镇压手段，动乱的现象毕竟已经十分明显。不但社会上一片混乱、治安恶劣，连工农群众的集体反抗行动也明显增加了。四川国营企业干部配备了手枪，用来应付“闹事”工人的威胁。关系多么紧张，由此可见一斑。得不到政府承认的独立工会已经在不少地方成立，知识分子也参加工会组织。有人总结八九年的经验，认为学生运动失败的重要原因是没有同工人结合。农民里面盼望陈胜、吴广的声音甚至经由中共最高层转播出来。中共对这些不稳情况已经高度警觉，一面加强镇压手段，如增加公安人员、加紧控制新闻事业、动不动就实行预防性拘留，另方面采取一些疏导不满、缓和矛盾的措施，如提高“职工思想教育”工作、控制通货膨胀、为保稳定而延缓某些经济改革政策的实施。但是中共的基本立场丝毫不变，它始终坚持一党专政，而且决心走那条化公为私的官僚资本主义道路，所以无法避免继续加深大多数人民的不满，招致更多、更大的动乱。
政治危机
如果说，社会危机引起的大动乱什么时候爆发难以预测，中共上层政治危机的日益迫近就更加明显了。在那种极端专制的政治制度下，最高的统治权向来而且一定是掌握在一个独裁者手里。现在的独裁者邓小平已经90岁，自然难望再继续掌权多年，而他今年年头在电视上露面，已经让人看出衰老得厉害。邓小平一旦死去，再没一个人具有同等的权威了。江泽民虽然被正式指定为领导核心，谁都知道他的实际权威很少，未必抓得住最高权力。下一任独裁者究竟是谁，统治路线会不会有重大改变，现在完全是未知之数，只能由未来的斗争决定。在这新旧交替、高层内部斗争的期间，大有可能出现政治动乱，或者让社会大动乱乘机爆发。这是人们更普遍看得到而且更重视的一种危机。关于不久将来中国大陆可能发生的巨大事变，可以作如下的估计。如果由人民发难而造成巨大震动，随时都有可能。现在的社会矛盾比八九年头更尖锐，人民对中共统治者更不抱幻想，更懂得要么不干，一干起来就要干到底。虽然中共当局，只要邓小平还在，镇压人民的决心比八九年更大，一定企图在萌芽时期就把公然的反抗粉碎，但是拿整套统治机构来看，不能说它比八九年更坚强、更团结了，倒宁可说是更脆弱、内部更不一致了。所以，一部分人民发难而造成全国性的大震动，即使邓小平还在，中共上层危机还没有爆发，也并非绝不可能的。如果这样的事变不那么快发生，那么，等到邓小平死了，由于继承权的争夺，一个时期的政治局面不稳，一定避免不了。结果若不是产生政治上的开放改革，就大有可能引起人民革命，或者造成巨大的政治动乱加上长久深重的社会动乱。
尽管许多民主派人士都希望中国能够“和平演变”，但是人们普遍都明白：中共极少可能和平地放弃专政特权，所以，在多党自由竞争的民主制度建立起来之前，恐怕难免经过一番震荡，经过一番带有血腥的激烈斗争。如果这段动乱的时期不长，而结果成立起来的民主制度相当稳定，能够保证中国经济的发展，民主派以及大多数人民大概就觉得这是个可以接受，甚至是值得庆幸的前途了。人们最担心的是，动乱发生了，延长很久、损害重大，而民主制度不知何时才成立起来。现在要讨论的，就是这种长久而没有结果的动乱。
动乱的几种类型
中国可能发生的动乱大概有以下几种类型：
（1）中共政权削弱了，镇压人民的力量不足，各种各样的人民反抗行动层出不穷：罢工、群众示威、冲击政府、零散的暴动、游击战等等。所有这些反抗行动都不够力量推翻现存政府，但是政府也不够力量防止这些反抗不断地爆发。
（2）国家分裂，分为两个以上敌对的政府，按地域或者民族划分，互相战争。
（3）出现一个革命政府和一枝革命军，同中共政府打内战。
（4）社会解体的大混乱。这就是，中共政府不倒，更不改良，也没有出现革命的力量，整个社会极度腐化，一切秩序都不能维持，道德沦亡，普遍极端的自私自利，人人以人人为敌。在那些极端害怕震荡的人看来，这四种类型的动乱都太可怕了，必须用尽一切办法阻止任何一种出现。可惜他们想得出来的办法太有限了，主要的只有宣传和平的福音，劝告政府和人民，以及一切集团和个人都要互相忍让这种宣传照例是无效的。如果居然发生一点效果的话，那大概就是阻止了人民起来作正当的反抗，也就是帮助了专制凶暴的现政府维持不倒。如果我们在历史转变的关头不是一味张惶失措，只会求神打救，而是多少领会了历史的教训，我们就能够辨别这四种动乱类型各有不同的意义，人民应当采取不同的对待办法。
人民革命不可怕
上述第一和第三类型是革命的过程。第一类型是革命力量长得很慢，很艰难，还没有形成一个革命政府时候的情况。历史告诉我们，专制政府通常都要由革命来推翻，和平演变是例外的情形，而且是以前的革命的后继成果。如果从行动策略的观点看，人民要有革命的决心，才有取得和平演变的较大的机会。如果自限于争取和平演变，结果多半只得到专制的延续。因此应该懂得，如果革命行动在中国出现了，不论是发展较快（第三类型）还是较慢（第一类型），那都是可喜可贺的现象。燕子已经飞来，春天还要等很久吗？
有人认为革命就是以暴易暴，革命只能建立新的专制，不可能建立民主政制；只有类似英国“光荣革命”那样的非暴力革命（就是没有真正采用革命手段的变革），才能够建立民主政制。这种见解根本是曲解或者误解历史，等于说只有最后一口饭才有令人吃饱的作用，以前所吃的饭都是浪费。这种思想的实际效果，是剥夺人民使用武力反抗专制压迫的正当权利，客观上起一种反民主帮凶的作用。
那种反对“暴民政治”的论调，也是同类的反民主、反进步的荒谬理论。只须要求他们具体指出“暴民政治”的例子，说明“暴民政治”的内涵，就可以暴露这见解的反民主真面目。一百多年来，中国的毛病不是革命太多、太过火，而是革命太不彻底。中国从来没有过暴民政治（人民从来没有自由行使过政治权利，更不用说掌握统治大权了），只有军阀官僚或无冕皇帝假借人民的名义施行暴政。
还有人觉得，中国人民的素质这么低，怎配起来干一场真正有结果的革命呢？这些人如果肯虚心反省一下，作为民主派，他们自己的素质值得多少分，倒可以对民主事业真正有点贡献。真正讲求民主，尊重人民的人，应该懂得：人民在平常的时候，就是仍屈服在反动统治之下的时候，同起来革命、反抗的时候所表现的“素质”是大大不同的。八九年的中国民运如果其它方面没有实际成就，至少在这方面应该可以给人们一课很实际的教训。
革命当然不是一道安排妥当的“程序”，革命过程中一定充满许多曲折、障碍、矛盾、错误。常有的错误之一，是盲动、冒险。盲动属于过左，而反左是今天的风气。所以今天一提起革命就令人联想到盲动，而这种联想每每并不合理。不过，对盲动的警惕还是需要的。一方面由于现政权太令人愤恨，另方面由于许多强调理性的人和思想其实是软弱或者保守得很不合理，所以有些富于反抗性的人难免趋向于盲动，盲动太多就会妨碍真正的革命发展，结果形成无出路的动乱。因此，反对盲动原则上是对的。不过，只有用革命的理性去反对盲动，才可以有好的效果，才可以避免无出路的动乱，而得到民主制度以及其它革命的成果。到了盲动已是既成事实，斗争已经进行着的时候，革命民主派就不应一味加以批评，而还要理解、同情和给予适当的支持。
怎样避免内乱
上面列举的第二和第三种动乱情况表面上差不多，都是在中国内部发生战争，但实质是不同的。第三类型是革命与反革命之间的战争，可以简称为革命内战。交战的双方各自代表不同的社会阶层、不同的政治思想、甚至是不同的社会制度。第二类型则是原有的政府分裂为两个或更多的部分，分别占据不同的地域，或者代表不同的民族，而在政治和所代表的社会阶层上仍旧和原先未分裂的政府一样，或者相差很少。后来类似中华民国初年军阀混战的情况。前者类似1926-27年国共合作“北伐”，或者后来的国共内战。
前面已经说明，革命内战虽然是很大的震荡，而且当然流血，但这是为了整个社会的进步，在某些历史关头不可避免的阵痛，所以并不可怕，而且怕也逃避不了的。真正的民主派应当欢迎它、为它作准备，到时勇敢地投身其中，争取早日取得最好的成果，包括民主制度在内。
军阀混战之类的内战就是另一回事了。为了便利表述，让我们使用“内战”限于指革命内战，而把那些没有进步意义，只是不同派系的军阀、官僚争权夺利的战争称为“内乱”。至于国内不同民族之间的战争，留待后面再谈。
内乱自然是人民最怕的动乱的典型。在内战中，不同派系的统治者为了争权夺利而拿人民作牺牲。“宁为太平狗，不做乱世人”，这话反映出人民在内乱中的悲惨情况。
光表示反对内乱，或者向统治者宣传和平忍让的福音，自然阻止不了内乱的发生。只有用民主政权代替专制政权，才能够防止内乱发生。在内乱已发生了之后，只有革命才是最有效的制止手段。
有人害怕发生内乱，所以反对人民推翻现存专制政府。他们认为，现在中国还没有一派政治力量足以代替中共统治全国，所以一旦中共倒台，就会发生内乱，或者全国陷于无政府状态，一切秩序都不能维持。这种见解包含几重的错误。第一，新的政治力量只有在不断反对旧政府的奋斗中才能够生长起来，不可能从天降下一个强大的新力量来从事革命。第二，如果新力量不够强大，就推翻不了旧政府；反过来，如果推翻了旧政府，就不会绝无力量执政。至于新政府未必稳定，未必就能够解决革命本来的任务，那是另一个问题。新政府可能要依民主程序改变，或者需要新的革命。这情况并不等于旧政府倒台就陷于无政府。第三，历史上很多不彻底的革命，革命后的新政府同旧政府差不多，常常是保存了许多旧制度、旧机构和旧人员，但没有真正权力真空的情况。第四，如果国家分裂，形成内乱，那不是旧统治力量被推翻的结果，而是旧力量没有被推翻，只发生分裂的结果。那不是革命的责任，只能是革命力量不足的结果。也许发生革命运动是促成旧统治力量分裂的原因之一，但不会是主要原因。主要原因一定是旧力量内部原有的矛盾。所以，为避免造成这种内乱情况，劝告革命力量自我克制是没用的，反而应当尽力加强革命，争取革命真正的成功。
在革命尚未成功或者尚未开始的时候，除了直接为革命而努力之外，还有一些工作是有助于防止内乱的。其中有，反对狭隘的地域观念，反对军人盲从长官，宣传军队为全体人民服务的思想，以及一般的民主思想。
关于民族问题
中国的民族问题不像前苏联或前南斯拉夫那么大，不大可能发生像他们那么严重的民族战争。但问题显然是存在的。大规模的冲突和战争在过去发生过，将来也有可能再发生。这方面的根源主要是大汉族主义。中共根本否认少数民族有自决权，所谓民族自治也有很大的虚假成份，实际是以汉族为主的中共官僚统治着，为了防止民族间的战争和大规模冲突，需要彻底反对一切民族压迫和歧视，特别要坚持民族自决权，包括少数民族应有权另立独立的国家，或成立平等的联邦。
社会解体的危机
剩下要谈的是社会解体的危机。上面提到过，有人担心一旦中共政府倒台，就会陷入无政府状态，一切社会秩序都无法维持，那种状态就是社会解体的大混乱状态。这种悲惨的状态是有可能出现，但并不是中共倒台的后果，而是那个日益加速腐化的中共政府迟迟不倒台的后果。今天的中国社会已经日益迫近这种状态，今天中国社会腐化的程度已经至少超过最近150年的任何时期，而主要的原因正是那个空前腐化的中共政府继续存在。这个政府的作用越来越不是维持合理的、符合一般人民需要的秩序，而是维持少数人任意作威作福、假公济私、化公为私、侵害人权、剥削工农、贪污无极、愚民扰民的那种有“特色”的制度和“秩序”。在如此有权威的“身教”影响之下，整个社会岂能不急步、大步地走向道德沦亡！唯一的希望就是人民赶快起来铲除那个祸首病根，把整个演变的趋向扭转。最后要指出一点：真正符合中国大多数人民需要的民主，决不是以资本主义私有经济为基础的那种民主制度，而是一种连社会经济的主权也归全体人民掌握的民主制度。只有那种不但争取政治民主，同时也争取社会经济民主的运动，才会得到人民的广泛支持，才比较容易取得胜利。
使邓后的中国成为人民的中国
向 青
1995年2月12日
邓小平统治中国的时期快要结束了。很有可能，到了这篇文章刊印出来的时候，邓小平已经死掉。如果他的寿命还能够拖延下去，大概也绝少可能拖延到97年7月1日之后。最近人们普遍谈论着“邓后”时代的中国会怎样、怎样。这自然是个很值得思考和谈论的问题。人们普遍在推测邓后的中国会有哪些改变或不变。其实，更重要的是确定我们人民大众要努力使邓后的中国成为什么样子，以及现在就要准备应付邓后怎样的一个局面。
人们谈论得最多的一点，是谁会成为邓小平的真正的继位人。尽管中共做了不少的努力，想保证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层顺利接掌政权，但历史经验证明，这一类安排是十分靠不住的。从以往的纪录看起来，江泽民并不像是个毫无疑问的继位者。究竟谁会成为下一个最高统治者，只有未来的斗争才能够确定。如果邓死后一两年就有分晓，那些认为稳定高于一切的人们就应该很庆幸了。
最值得我们人民关心的，不是哪个人继承最高统治者的地位，而是以后的政府到底为什么人服务，以后的政治制度以及经济制度、社会制度等等有没有重大改变、或变成怎样。如果整个制度基本上没有改变，这就是说，如果中国始终受中共党内的某一个人或者某一个小集团统治，那么，最高统治者是江泽民，还是李鹏，还是乔石，或者朱镕基，甚至是邓力群或赵紫阳，或者随便一个张三、李四，对于大多数人民来说，都没有多大分别。因此，比较有思想的人就主要考虑邓后中国的制度会有什么改变的问题。
谈以后变或不变的问题，首先要弄清楚邓小平体制的本质是什么。
纯粹在政治层面上，邓小平政权和毛泽东政权是同属一类的。两者都是一党专政，是国家官僚凌驾一切的极端专制的政权。但是，即使是极端专制的官僚政权，也不能真正超越于一切社会阶级的利害之外，不可能一律平等地对待一切阶级。它难免在互相敌对的主要的社会阶级之中支持某一阶级而压迫其它阶级。毛泽东政权是反资本主义的，在这个意义上可以算是为无产阶级服务，因为无产阶级只有在推翻资本主义之后才能够得到解放。邓政权虽然同样挂着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的招牌，但是它对资本主义经济大开门户早已做到世人皆见。它不但容许中国资产阶级复活，又欢迎外资大量投入，而且正在使用种种办法化公为私。一方面让官僚们大量侵吞国有财产，实现官僚以及他们的家族的“原始资本积累”，另方面逐步使国有企业采取资本主义的经营方式。所以，事实上邓政权的阶级立场已经变成同毛政权相反了。它是过去社会主义革命成果的取消者，是资本主义复辟的实现者。因此，谈到邓后中国会不会发生根本的变化，应该包括两方面的问题。一个是会不会转向政治上的自由和民主，另一个是会不会停止走资本主义的道路，恢复反资本主义的路线。
中共走资路线不会变
在邓小平实行“改革开放”的最初几年，不少人担心一旦没有了邓小平，中国就可能回到以前毛泽东那种反资本主义路线。现在很少人还有这种想法了。这表示一般人都相信，中共内部现在已经没有任何一派或任何可能继位的有力人物根本反对资本主义路线。这种看法显然是合乎事实的。
早年那种解放劳动人民、铲除剥削制度的革命热情，在中共领导层里面早已消失了。从1957年起，已经表现得很清楚，他们已经不是革命者，而是自觉的骑在人民身上的统治者；他们所真正关心的，只是怎样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怎样保卫和扩大自己的种种特权。原先他们还相信那种在政治和经济上都同样实行绝对中央集权的官僚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制度优越。这种信心在60年代和70年代里一步步削弱，终于由邓小平摸索出他那条以资本主义为师的改革开放路线。这路线把中共一党专政的特权保持不变，同时大大增加官僚们的私人财产，并且使他们的私人财产得到日益充分的合法保障。凡是掌握政治、经济或军事实权的上层官僚，人人都大有机会发财。他们已经普遍与中外资本家密切结合，尝到了胜过改革开放前的甜美生活滋味。至于中下层官僚，不但思想和作风已经根本改变，从主要搞政治运动变成一切向钱看，甚至连人物都换过一批新的了。基层干部尤其是如此。所以绝大部分的中共官僚都会继续拥护资本主义路线。
中共官僚里面没有明显地从走资路线中得利的，只有那些专门负责宣传工作的人员。但他们既不是真正的掌权者，又一向只会奉命去宣传上层所规定的路线，欠缺思想独立性。他们对社会主义的信仰，不见得比其它官僚真诚，在民众中没有基础。况且，全面仿效资本主义国家的公务员制度（正式薪金大大提高，职业地位的法定保障等），宣传干部也是同样受益的。所以不可能由他们来扭转现行的走资路线。
总而言之，邓后的中共政权继续实行走资路线，这点是可以确信无疑的，资本主义化的速度甚至会显著增加。官僚社会主义这种畸形的制度，不但再也得不到劳动人民的拥护，连官僚本身也抛弃它了，没有任何力量能使它复活。将来中国再走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只有重新经过一次天翻地覆的社会主义革命才有可能。新的社会革命的动力，只能来自中共以外，来自无产阶级和其它劳苦大众，来自新的革命党。
政治开放的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