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理论认为，地球是整个宇宙的中心，地球自身恒定不动，太阳和行星则绕着地球旋转。这种说法与人们的感觉经验较为一致，因为人眼所见确是太阳东升西落、斗转星移，何曾见过地动山移？
而《圣经》的权威更加强了人们的这种印象。
《圣经》告诉人们：上帝依照自己的形象把人创造出来，目的是让人来崇拜自己，人作为万物之灵魂应居于宇宙中心这一特权的地位上。
因此，教会一直都把“地心说”作为正统的宇宙论的组成部分，这样，教会的权威和日常的假象就牢牢地结合在一起，成为人们心中牢不可破的成见，其抵御新观念的抵抗力之强大，是今天我们所难以想象的。正如当我们听到人间居然还有“第六感官”和“特异功能”时，许多人不自觉地表现出惊愕甚至愤慨那样，因为这些东西既有异于我们的经验，又违背我们现有的科学知识。
哥白尼以大量实际观察所得到的实验材料为依据，而且用严格的数字计算和逻辑推演，论证了太阳是宇宙的中心。
而地球作为一颗行星与其他行星一起围绕太阳公转。这样，亚里斯塔克的“日心说”就获得了更为严谨的科学形态，从而与“地心说”构成了尖锐的对立。根据“日心说”
，地球之所以显得不动，是因为我们作为观察者就站在地球上，只能看到太阳在运动而觉察不出地球在动，犹如我们坐在船上航行于江中，只觉得船不动而江岸迅速向后移动一样。托勒密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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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哲学初步５３１
论正是把假象当成了真理。
可以预料，太阳中心理论的提出，将会彻底摧毁中世纪的宇宙观，从而危及基督教神学的许多重要教条和观念。
《天体运行论》像一根竹竿，直捅进欧洲人心底里的马蜂窝，立刻引起一片混乱和强烈的反应。试想，如果有朝一日，一位科学家言之凿凿地向全世界宣布：我们的地球，只不过外星人玩泥巴时捏成一个小泥球，你会有什么反应呢？虔诚的天主教徒和新教徒骂哥白尼是邪恶的异教徒，因陈守旧、眼光狭窄的科学家将日心说斥之为伪科学，而最强烈的反应来自惧怕革新的教会，教皇当即出面宣布《天体运行论》为禁书。
以致于形成如此严峻的态势：无论何人，只要再提起哥白尼的名字、再坚持日心说的理论，必将受到审判，甚至格杀勿论。
然而，在文艺复兴中已经启动的自由思维不会嘎然而止，一种“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追求真理的近代学术精神开始形成，教会的淫威阻挡不住科学家勇于探索的激情。德国天文学家开普勒（Ｋｅｐｌｅｒ，１５７１—１６３０）
在暗暗地对哥白尼的理论作出修正，将行星的运行轨道由圆形订正为椭圆形，更精确地阐明了行星饶日运转的基本规律。意大利科学家伽利略（Ｇａｌｉｌｅｏ，１５６４—１６４２）改进了在荷兰刚刚发明的望远镜，以之观察到大量新的事实，进一步证实了哥白尼的学说。这可就激怒了宗教裁判所，伽利略被迫签字，收回和否认自己的主张。可是，当他签完字，背过身去，依然悻悻地喃喃自语道：“反正地球仍旧在转动。”表面的屈服，掩饰不了内心的真实信念。不过，天主教会确实成功地压制了意大利的科学活动达几个世纪之久，伽利略以后，意大利似乎再也不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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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３１西方哲学初步
产生过享誉世界的伟大科学家，直到２０世纪原子弹之父费米出现为止。
在哲学上勇敢地捍卫哥白尼学说的是意大利修士布鲁诺（Ｇ。
Ｂｒｕｎｏ，１５４８—１６０）。他同意地球绕太阳运转，但又指出太阳本身也在绕着自己的轴旋转。他纠正哥白尼将太阳看作为宇宙中心的错误，否认宇宙有中心，因为宇宙时间上无穷无尽、空间上无边无际，根本不可能有中心，也不会有边缘；山外有山楼外楼，太阳系以外还有无限多的星系。当然，布鲁诺这些思想只是哲学上的猜测，并没有得到严谨的科学证明。
这些观点与他的朴素唯物主义世界观是紧密相关的。
由于他的这些思想，很快他就被告为“异端”
，开除教籍，被迫离开意大利，流落瑞士、英国、法国和德国长达１５年之久。
后来当他一脚踏回意大利时，立刻就被捕入狱，遭到严刑拷打，威迫他放弃自己的信念，他却誓不低头，结果被判处死刑。在罗马的鲜花广场，教会的刽子手点燃了企图消灭真理的烈火，不屈的布鲁诺在熊熊的烈焰中大声疾呼：“大火不可能把我征服，未来的世界会了解我，知道我的价值的！”他的遗言无比正确，历史永远记住了哥白尼、伽利略和布鲁诺这些伟大的名字，同时也记取了这样的教训：在文化专制时代，任何思想上的进步，往往都是以鲜血和生命为代价的。
哥白尼的学说在理论上并不是十分完善的。它把行星公转轨道描述为圆形的这个错误，后来被开普勒所修正；而他将太阳确定为宇宙的中心这个基本假定，仍然没有摆脱从人的角度看世界的“人类中心”的思维模式，这曾为布鲁诺所指正，今天人们已不再认为太阳是宇宙的中心。尽管有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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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样的缺点，哥白尼日心说的提出，毕竟是天文学乃至人类思想上的一个重大革命，它不仅直接打击了宗教神学和经院哲学，而且树立了理论上大胆革新的精神典范，对整个自然科学的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其意义远不止天文学上一种新理论代替旧理论那么简单，而具有更为广阔和深远的历史意义，因此人们很有理由将之称为“哥白尼的革命”。
近代自然科学的兴起，既是古代科学传统的复兴，又是应用崭新方法的结果。古希腊罗马的科学基本上依赖于感官的直接观察，同时运用演绎逻辑来解说事物现象。由于过分依赖于直接经验，使人的认识大受限制，许多现象人们都无法接触到，正是在这种条件下，人们只好依靠逻辑，用三段论来补充经验的不足，作出一些不合实际的推论，那实际就只能是某些主观臆想而已。亚里士多德的天文学和物理学等学科中就包含有不少这一类主观东西。
当然，希腊学术同时又有一种有力的思想传统，那便是毕达哥拉斯和柏拉图的数学方法。数学的方法将事物抽象为数的结构，通过数的结构来了解世界、把握真理，这恐怕是人类所能想到的认识宇宙、控制环境的最行之有效的办法之一了。文艺复兴时，这种数学传统重新复活，并得到深入的发展，成为自然科学家解释和构造事物结构和宇宙图景的强有力的思想工具，无论是天文学、还是物理学和化学，任何东西倘若不能还原为一组数的结构（公式）
，那便不成之为科学。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和天文学，正是在这种方法的应用中逐步被瓦解的。
另外，近代科学也继承了古代科学强于观察的传统，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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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发展出的新的实验方法，运用新的科学仪器（如望远镜和显微镜等）
，充分发挥理性的功能，创造各种有效的手段和一定的条件与环境，积极而深入去观察和探测自然现象，打破了感官直接经验的局限性和被动性，为人们打开了许许多多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新领域和新视野。因此，数学方法和实验方法，可以说是近代自然科学的两个最主要的特征和最有力的手段。这两种方法的推广和应用加速了近代科学的发展。由哥白尼首开先河的近代实验科学，首先从天文学打开一个缺口，继而向着物理学、数学、化学和生物学等学科迅猛进发，挣脱神学和旧科学的束缚，不断争得独立存在和发展的权利和空间，使科学由依附于（经院）哲学的论证上帝的工具，变为认识事物、理解世界和改变宇宙的重要手段。
与科学的突飞猛进相反，哲学论坛似乎格外的平静。整个文艺复兴时期，各个领域英才辈出、群星荟萃，唯独重要的哲学家始终难产不出，伟大的哲学著作也不曾出现。对哲学而言，十五六世纪并非一个辉煌的时代。也许哲学需要文化的积累和思想的突破，也许哲学家还没有足够的时间去咀嚼和反思喷薄而出、滚滚而来的各种文化和科学成果，历史正在焦心地等待着哲人对时代的总结和归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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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在经验世界的起跑线上
一、培根：新工具的锻造者
１５６１年１月２２日，英国伦敦一座巍峨壮丽的勋爵宅邸——约克宫里，一个婴儿呱呱堕地的声音仿佛向全世界宣告：一个能够理解文艺复兴全部思想奥秘的哲学天才诞生了。
他的名字叫弗兰西斯。培根（Ｆｒａｎｃｉｓ
Ｂａｃｏｎ，１５６１—１６２６）。如同布什（Ｂｕｓｈ）是灌木，史密斯（Ｓｍｉｔｈ）是铁匠一样，在英文中培根（Ｂａｃｏｎ）
的原义便是咸肉和熏肉。
不过，你可不要由此就食指大动，以为可以饱餐一顿了。因为咱们的培根先生可曾是大权在握的英国大法官，一个不当心，很有可能判你个午门斩首的极刑。
培根降生在一个官宦世家，父亲培根勋爵做了２０年的掌玺大臣，母亲也是贵族子女，还是一位语言专家，她对儿子的教育可谓不遗余力。天资聪颖的培根，又有着优越的家庭背景，前景自然是无比远大的。
１２岁时，他被送进剑桥大学的三一学院。仅仅呆了３年，他就对那里的课文和教学方法深恶痛绝，尤为反感对亚里士多德没完没了的崇拜。这些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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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４１西方哲学初步
满情绪使他年纪轻轻就立定主意，要将哲学从经院哲学的烦琐争论中解脱出来，走上一条启迪人类智慧并能增进他们利益的更富于成果的道路。这是他后来在政治之外献身哲学著述的深沉的精神动力所在。
１６岁那年，他被任命为英国驻法国大使的随员，使他有机会学会法文，并游历欧洲大陆。
年轻的外交官踌躇满志，满心希望能在外交界一展所长、出人头地。谁知两年之后，他被急召回国，顿然惊悉父亲已经逝世。忽然之间，这位享尽了荣华富贵的公子哥儿发现，自己已经沦落为身无分文的穷光蛋！为了摆脱经济困境，他去当了律师，同时用他那言词优美的文笔写了几封信，恳求他那些身居高位的亲戚们设法为他加官晋级。但自命不凡的年青人没有如愿以偿。
几年以后，赤手空拳的他终于杀出一条血路，他那有条不紊、简明生动的口才帮了他大忙，征服了许多选民的心，２３岁时他被选进了英国国会。自此，他便一帆风顺、平步青云，一步步逼近权力的顶峰，先是首席检察官，然后是掌玺大臣，最后官至大法官，并被授封为男爵和子爵。可是，这一宝座还没坐热，他又遇到了厄运：由于党派间的争斗，他被人控告贪污受贿。其实，在当时接受馈赠是一种极平常的事，但培根不作辩护，承认指控。结果被囚禁于伦敦塔，四天后出狱，从此脱离政治舞台，过着从事写作和研究的退隐生活。
培根大半生都在官场上度过，但这并不妨碍他为张扬知识、促进科学事业而奔走呼号，相反，正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政治上的显赫地位有助于他的科学活动。事实证明，这是真的。当然，他必须为此付出高昂的代价，在别人轻松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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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地享受生活乐趣之时，他不得不在繁忙的公事之余拔冗从事研究著述，利用一切机会宣传发展科学的主张。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讲，培根并非专家学者，而是一个业余作家，他自小就雄心勃勃，发誓要占领整个知识领地、为人类造福的“业余思想家”
，终其一生都在为驱散中世纪的神学迷雾、使新兴的自然科学成为人类进步的动力而奋斗拼搏。
一般人知道培根，是因为他所说过的一句千古名言：“知识就是力量”
；对西方文化稍有了解的人认识培根，是因为他那本字字珠玑、脍灸人口的《论说文集》，一段隽永的箴言：“历史使人明智；诗歌使人聪慧；数学使人精明；博物使人深沉；伦理之学使人庄重；逻辑与修辞使人善辩。”深深地印在了他们脑海；而哲学家和科学家记得培根，是因为他在那个伽利略低头认错、布鲁诺葬身火海的黑暗年代，敢于义无反顾地为推进科学而摇旗呐喊，鸣锣开道。
培根明确认识到，要在全社会推行爱好知识、崇尚科学的风气，为新兴的自然科学迅速发展铺平道路，文化上的拨乱反正就是必不可少的一件工作。他自己在这方面可谓不遗余力。他发扬了其同姓前辈罗吉尔。培根以及奥康的思想传统，举起锋利无比的砍刀，对阻碍科学发展的经院哲学大开杀戒。他指出，经院哲学死抱着神明不放，使人远离了自然，完全堵死了认识自然的通道。它的两大缺陷便是原地踏步和不能产生实际效果，只能引起喧嚣不休的论争。因此，必须抛弃这个不能生儿育女的“修道尼姑”
，使哲学重新面对自然、为人类控制和征服自然而提供可行的方法。他响亮地提出“知识就是力量”
，“建立人对万物统治的帝国”的口号。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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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４１西方哲学初步
以自然为征服对象的思想倾向，正是文艺复兴以来西方思想发展的一股主潮，培根深切地把握住了它，并将它以鲜明的特色表达了出来，从而对近代以来科学技术和文化的发展具有决定性的影响，而培根则因之成为历史上第一个把科学技术归结为人类征服世界的内在力量的哲学家。
在１６２４年发表的《新大西岛》这一幻想性著作中，培根借助文学形式描绘空想的“所罗门科学之宫”的蓝图，表达了他企望通过国家权力来提倡和组织科学研究的理想。在“新大西岛”
这个理想的科学王国里，上上下下都十分重视科学、讲究文明、敬重学者。政府官员既是政治家，又是科学家，国王每隔一段时间便派他们前往国外考察别国的科学、技术、工业、艺术、语言和文化等，回国后他们必须向政府汇报心得体会。
培根还对发展科学的其他条件作了细致的描绘，例如建立科研队伍，进行分工合作，注意培养青年人和后备力量；沟通国内外科学情报信息，用重金高价收买发明专利，聘请国外杰出人才；对科研成果和科学家实行奖励等等。这些富有预见性思想，在后来都逐步实现了。书中所虚构的“所罗门科学宫”的乌托邦，也在日后成立的、具有世界性影响的英国皇家学会中得以具体化。
在理论上，除了猛烈批判经院哲学外，培根还深入地揭露了其他各种妨碍科学发展的心理和文化障碍。他将这些障碍称为四种“假相”
，实际上就是一些幻想和偏见：（１）种族假相：不按照自然界的本来面目去认识之，反以人类的尺度为依据，把人所特有的本性强加于客观现实，结果歪曲了事物的真相。例如，人根据自己的活动总有目的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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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特点，而认为宇宙万物本身也有目的，从而产生了拟人观和目的论等等错误。这类假相植根于人类天性，是人所共有的一种心理定势，故而称之为种族假相。
（２）洞穴假相：每个人在环境、教育、性格和爱好等方面的差别，使他们在观察和认识事物时，往往把自己的个性和偏好渗入到事物之中，从而歪曲了真相。犹如每个人被困在自己的“洞穴”中坐井观天，只能看到井口一般大的面貌而不见全体，这是指来源于人类个体的认识错误。
（３）市场假相：人们在交往中使用虚构的或含混不清的语词概念，通过相互传播、以假乱真，从而产生的偏见和混乱，仿佛市场上劣货的叫卖者以假冒真、用次充好而引起地混乱一样。经院哲学的空洞清谈和玩弄概念的恶劣习气，正是市场假相的典型表现。
（４）剧场假相：人们尊从的流行思想体系都像舞台上的戏剧，只不过是用经过伪装的布景来表现人为创造的东西而已，尽管舞台上的故事可以安排得比真实的故事更紧凑精彩、更令人满意，但毕竟是假的东西，如果人们不加判别，将它们当作权威和经典，盲目信仰和崇拜，便会使谬误代代相传，这就是“剧场假相”。经院哲学迷信古代权威、尤其是迷信亚里士多德，便是“剧场假相”的突出表现。
培根的“四假相说”
，是从认识论的角度对经院哲学和传统观念的深入批判，这在西方哲学史上是第一次。
他的批判，不仅大胆地指出了经院哲学和陈腐的传统观念对人心的毒害，拨开了长期以来笼罩在科学上空的层层迷雾，有助于破除迷信、解放思想；而且他对错误观念形成的一般认识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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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剖析，揭示了人类认识过程的曲折性和可能产生的主观性、片面性和表面性等问题，在哲学认识论的发展史上具有深远的意义。
批判的目的当然不在本身，而在于将人的认识扭转到开发人征服自然的能力资源的方向上，也就是要使科学变为人了解自然奥秘的钥匙。因此，培根指出，认识的对象不是上帝，不是人的思想，而是客观的物质世界。认识对象的转变同时导致认识方法的改变：经院哲学把神和思想当作千古不变的对象，所以轻视感觉经验，只能依靠概念游戏和逻辑推演，这正是科学技术长期停滞不前的原因；科学知识既以自然为对象，就必须反其道而行之，将感觉经验看作认识的起点。培根明确地提出了关于自然的知识来源于直接经验的经验主义原则，这在近代哲学史上是第一次。
当然，感觉经验并不是绝对可靠的，它也容易致错，因此，培根十分强调，实验作为弥补感觉之不足的手段在认识中的重要作用。感官所获得的表象是自然发生的，因而是消极被动的，只能反映事物的表面现象；而实验则是人有意寻求的能动认识活动，它借助一定的技术手段可以更深入地揭示自然的奥秘，所以比感觉经验更为可靠。
同时，培根还试图在感性经验与理性思维之间搭起一座桥梁，将二者统一起来。为此，他一方面批评那种把认识停留在感觉经验的狭隘的经验派，另一方面又批判那种单纯靠逻辑推理的理性派，主张把二者联系起来。他用一个比喻来说明其中的道理：经验派好比蚂蚁，只知道把东西收集起来使用；理性派则宛如蜘蛛，他们从自己的身体将丝抽出来，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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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网子；而蜜蜂走的是一条中间道路，它从花园和田野采回花粉，并经过自己的消化加工，酿出蜂蜜来。真正的哲学工作，就应该像蜜蜂那样，把感觉和思维结合起来。培根这种观点无疑是深刻的，可惜他自己并没能真正做到。为了防止理性脱离经验，他提出不要为理性插上翅膀，相反要给它挂上重物，使它不能跳跃和飞翔。他的意思是，从直接经验到普遍的定理、公理和原则，必须像上楼梯那样一步一步往上走，而不能像坐电梯那样一步登天。在这里，培根明显地否定了认识从感性到理性飞跃的可能性，这就使他事实上仍然站在经验主义的立场上，而未能实现将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统一起来的初衷。
培根的经验主义对认识论的最大贡献是，他突出地强调归纳逻辑作为科学发现的新方法和新工具，以取代使知识日益走向枯竭的演绎法三段论。其实，归纳概念并非什么新东西，亚里士多德早就用过它，只不过旧时的归纳法是通过对实例的简单枚举的方法来运用的，其通常形式为：（１）张三是两脚直立行走的动物；（２）李四是两脚直立行走的动物；……所以，所有两脚直立行走的动物都是人。这种简单枚举归纳只能从少数几简单的事例出发，而且这些事例也是未曾经过科学实验，只是从习俗中收集起来的，因此，最多只能对事物作出某些猜测，得到某种或然性而非必然性的结论，不能发现事物的规律。
与此相反，培根的经验归纳法具有自己一些新的特征：第一，它必须首先占有充足可靠的经验材料，不能仅仅依靠简单收集的少量事例；第二，必须对这些经验材料进行反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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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和比较，不能随意轻率地引伸出结论来。他还具体地制定了一个收集经验材料并对之进行分析比较和上升到结论的方法，即有名的“三表法”
：在研究中制定出具有某一特定属性的事物的表（存在表）
，不具有某一特性的事物的表（缺乏表）
，以及在不同程度上具有这种属性的事物的表（程度表）。
例如，研究“热”这种性质时，首先把具有“热”的特性的多种例子排列成一张表：如阳光、火焰和开水等；其次，将缺乏“热”性的例子排成另一表：如月光、冷水、没经摩擦的金属等；最后，列出一些具有不同热度的例子的表。通过这样的整理加工和分析比较，一步步剔除虚假无关和次要的东西，留下必然的性质，从而归纳出具有普遍性的原理。例如上述例子中，经过分析比较，排斥了与“热”无关的例子，消除了关于“热”定义上的混乱，然后归纳出热的本质属性是运动这一结论。
显然，培根的归纳法是建立在实验科学基础上的，虽然他并不一般地反对演绎法，但由于他实际上将归纳法看成为唯一正确的科学认识方法，因此必然导致他极力贬低演绎推理的作用的作法。他将自己那本系统地阐述归纳法的著作命名为《新工具》，目的旨在对亚里士多德论述演绎法的专著《工具论》提出挑战，并取而代之。他将《工具论》戏称为“疯狂手册”
，而大加嘲弄，表明了他对演绎逻辑的极度轻视。
这是一种矫枉过正的偏颇行为，这使培根忽视了演绎法在科学研究中的重要作用。在实际的科学研究中，观察实验与数学计算，分析与综合，归纳和演绎，都是密切结合交叉运用的，培根强调了归纳而忽视了演绎，不可避免地导致认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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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哲学初步７４１
片面性。当然，应该承认，在当时宗教神学和经院哲学依然乌云笼罩的条件下，培根对归纳法的弘扬，确实沉重打击了先验主义的概念推演方法和独断主义的盲目信仰，有力地促进了新兴的自然科学的发展。
１６２６年３月一个寒意逼人的日子，培根坐在颠簸的马车上，不停地思考着肉类冷藏的技术问题。纷飞的大雪触发了他的灵感，车到了伦敦郊外一个小村旁时，培根决定立刻做一次试验。这位年愈花甲的老人跳下车，从一位村妇家里买来一只母鸡，开膛后，用雪填满它的肚子。
实验相当成功，可是，他自己却因之受了风寒，一病不起。不久，这位毕生致力于振兴科学、为科学寻找新工具和新方法的一代伟人与世长辞了。
从严格意义上讲，培根算不上一个富有成果的科学家，他对科学的重要性在于，提出了一套经验主义的科学方法论，也就是围绕着经验认识而制定的归纳方法。作为哲学家，培根在哲学史的地位也主要由此而奠定的：他是近代经验主义哲学的创始人。
细心的读者也许已经发现，在我们对培根思想洋洋洒洒的叙述中，始终只见关于方法的谈论，而在古代哲学中人们所津津乐道的“本体”与“存在”
、在中世纪经院哲学中反复出现的“一般”
、“个别”等概念却隐而不见了。不错，这是一种思想领域变化的迹象。事实上，这并不仅仅是培根个人精神上的嬗变，而且标志着整个欧洲学术思潮的一种转向。
经过文艺复兴一两百年的酝酿，人们的精神视野已逐渐脱离了被神学所笼罩的那一小块领地，思想的兴趣已经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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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认识自然这方面上来了。哥白尼之后，自然科学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天文学、物理学、数学等许多领域都取得了许多前所未有的重大成果，一大批杰出的科学家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伽利略、开普勒、牛顿、笛卡尔、惠更斯、波义尔、莱布尼茨…自然科学逐渐地克服古代科学和哲学的朴素直观性，科学家们自觉不自觉地运用、甚至有意识地制定了研究自然的更为精确的方法：实验方法、归纳方法和数学方法。
面对这些层出不穷的新东西，哲学家自然不能无动于衷，许多站在学科前沿的敏感的哲人想方设法参与科学探究宇宙的知识大合唱之中去。他们有意无意地使自己的学术重心向科学靠拢，力图使哲学与科学联姻成亲，让哲学思维服务于科学认识。
事实上，许多哲学家本身就是优异的科学家，例如，后面将要介绍的笛卡尔和莱布尼茨。
希腊哲学家热衷于追问：“存在的本质是什么？”
“世界是什么构成的？”
由此引申出哲学上的本体论问题。
这个问题从逻辑上讲，是无法解决的问题，因为，如果要去证明世界是什么，你就必须一个事物一个事物地去验证它，直到将宇宙所有的东西都检验过为止；然而，对于相对和有限的人类来说，这是永远都无法做到的事情。但是，哲学家们偏不信邪，勉为其难地追寻宇宙的终极本体，于是，他们只有将自己的思想上升到抽象思辨的层次，而不可能落实在经验现实的领域。本体论的论题可谓正中神学家的下怀，他们将这个希腊论题接过来，经过一番改装换貌，世界的本体便成了上帝。
经院哲学家在上帝和现象世界之间堆砌了大量虚泛无效的概念，并贴封了许多繁琐的逻辑包装，进一步将人们的思想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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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歧路。
到了近代，科学家们一头扎进探索自然界的研究活动之中，对他们而言，重要的不是泛泛玄谈本体是什么的思辨话语，而是怎样才能更简捷合理地认识事物和了解世界。
因此，科学认识的方法论问题就显得比唯物主义还是唯心主义的争论更为有意义，更为人所关注。
随着科学的这种思想转向，哲学也转换了自己的视角，本体论开始让位给认识论，哲学家们希冀在科学的各种具体方法上总结和概括出某些一般性的人类认识方法，即在哲学的层而上把握人类认识的一般规律。
从本体论到认识论，这是西方哲学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大转折，标志着近代哲学的开端。培根，这位对文艺复兴以来欧洲文化发展的底蕴有着深刻了解、并深受唯名论传统影响的思想巨人，首先把握住了这股改变了思想努力方向的学术思潮，进而提出认识论上的经验主义原则，开启了英国经验主义流派的先河。在他之后，英国相继产生了几位名扬四海的经验论大师，将英国哲学构筑成西方哲学世界的半壁河山。与此同时，在大洋彼岸的欧洲大陆，一股激扬理性、轻视经验的唯理主义思潮，也在经院哲学的废墟中拔地而起，排山倒海般席卷整个大陆的文化舞台，形成为与经验主义针锋相对的冤家对头。这样一来，过去一直争论不休的“一般”与“个别”的关系问题，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就被“思维”与“感觉”在认识论中的作用，以及它们的相互关系问题所取代。经验论和唯物论围绕着这个问题，各执一端，展开了长时的论战，演出了一场蔚为大观的思想斗争的奇景，直至１８世纪德国哲学家康德出面调停，才偃旗息鼓、鸣金收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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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霍布斯：机械宇宙的绘图员
培根有一个嗜好，就是一边在花园里散步，一边口授自己著作的内容。
无疑，这需要有一位心灵手巧的秘书才行。
一个叫霍布斯（Ｔ。
Ｈｏｂｅｓ，１５８—１６７９）
的人充当了这一角色。
培根对霍布斯的才华相当赞赏，他称赞说：没有谁能比他更好地理解我的思想了，因为他懂得我说的是什么。没错，霍布斯不仅明白培根的理论，而且在日后更进一步地发展了培根所奠定的经验主义原则，成为英国经验主义哲学中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
霍布斯可没有培根那么幸运。
他降生在一个牧师的家庭，其父粗野而愚钝，在霍布斯年岁很小时，他就因酗酒而失了踪，霍布斯只好被寄养在伯父家中。
１４岁时，进入牛津大学学习古典学，此时的牛津仍然弥漫着中世纪那种凝重迂腐的学究气息，这使霍布斯渴求新知的欲望难以满足，他特别厌恶经院逻辑学和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这两门课程。终于熬到１９岁那年，他毕业了，成了某位大贵族的家庭教师，多次获得机会周游欧洲大陆各国，大开了眼界。他一生中曾４次游历和旅居欧洲，这对其哲学思想的形成影响极大。
在国外，他读到了古希腊几何学家欧几里德的《几何学原理》，深为其论证严密的逻辑力量所折服，自此一变而为几何学方法的忠实信徒。在巴黎，他认识了宣扬原子唯物论的哲学家伽桑迪和唯理论的创始人笛卡尔，这两人都是当时十分流行的机械论的热心拥护者。霍布斯深受他们的机械论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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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所影响，但他不同意笛卡尔认为观点是天赋的唯理论主张，与他展开了争论。到意大利旅行时，霍布斯结识了科学家伽利略。伽利略的机械力学深深地吸引了他的注意，成了他打开宇宙哲学大门的钥匙。
他日夜埋头沉思物质和运动的问题，反复酝酿和构思自己的哲学体系。
到了５０岁，这个适于思想家采摘果实的黄金季节，他怀着满腹经纶，从第三次欧游中回到了英国，打算静下心来，铺开稿纸一展胸臆。岂料，由资产阶级掀起１６４０年革命即将爆发，国内战争迫在眉睫，全国陷于一片混乱之中。霍布斯只得逃离英伦三岛，直到内战结束，他才蹒跚地返回祖国，重新拾起已被搁置多年的建立哲学体系的工作。
霍布斯完全采纳了新兴的机械力学的观点，对自然、人、心理、认识和社会等一切现象，都从物质的机械运动这个角度去看待，从而建造了历史上第一个机械唯物主义体系。
在培根的世界里，物质是千差万别、五光十色的，人们能通过感官感受到质的多样性，而运动则是物质固有的属性。
这种宇宙景观，一经霍布斯用力学和几何学原理的视眼的扫描，立刻就改换了面貌。在他看来，物质的唯一属性便是其占有空间的广延性和形状（即物体的大小和形状）
，冷热、颜色和重量等性质都只是为某些特殊物体所具有，而且是可生可灭的，因此不是物质的基本属性，他称之为“偶性”
，意即偶然的属性。例如，往雪白的墙壁泼上一飘墨汁，白就不复存在了，但墙依旧岿然不动。至于运动，那纯粹是因为外力推动而产生的位移现象，没有外力的推动，物体将永远保持静止状态，这与机械力学定律所断言的完全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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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布斯之所以如此主张，无非是想告诉人们：世界是一部巨大的机器，一切事物都按照力学的结构组成，并依据机械的规则而运转，大至天体运行，小至尘埃飘忽，无不如此。
与庞大的宇宙机器相比，人体则是一架更为细致精巧的小机器，就像一只需要人拨动的钟表一样：心脏是发条，神经是游丝，关节就是连接筋肉的齿轮。人一来到世上，就仿佛上足发条一样，“嘀嗒嘀嗒”地走下去，直至发条松弛、心力衰竭为止。
许多人对此可能会感到忿忿不平：“人不是还有欲望、感情和思想等更高级的心理和精神活动吗？人怎么能比作一架机器呢？”对此质疑，霍布斯会冷静地作出答复：“人的一切心理活动都是由机械原因引起的、有始有终的机械运动。”
就说感觉吧！
由于外物的运动，对我们的感官产生一种压力，引起感官的一种抗力，从而导致感觉的出现：作用于眼睛，产生了颜色；作用于耳朵，就有了声音。欲望则是跟随感觉而来的一种心理需要，一旦得到满足，它便停止出现。当你腹中空空如也，或者当你看到香气扑鼻的美味佳肴，你便会食旨大动、垂涎欲滴；但当你填饱了肚皮，你的口腹之欲就停顿了。这一切都是机械运动使然。
和培根一样，霍布斯认为，人的认识起源于感觉，坚持发展了唯物主义的经验论原则。这与他的法国朋友笛卡尔的唯理论显然是针锋相对的观念。依笛卡尔的看法，人心中固有许多不是从经验得来的，而是与生俱来的“天赋观念”
，譬如上帝存在、道德原则、三角形有三条边三个角之类的几何公理，都属于这类天赋观念。天赋观念的存在，是肯定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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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源于人心而非经验的唯理论的理论基础。霍布斯严厉地批判了天赋观念这种意见，指出一切观念都来自事物的作用，认识正是从这种直接经验开始的，即使象有关三角形的观念，也纯粹来自人所见过的三角形的物体。
但是，对欧几里德几何学和伽利略数学方法中的推理方法无比倾心的霍布斯，显然又不满于培根贬低演绎方法的做法，他更重视推理和理性认识。他描述了概念的形成（即理性推理）的过程。例如，“人”的观念就是经过这样的心理活动过程而形成的：当我们看到远处有个模糊的东西时，心中就出现了“物体”的观念；再靠近一些，发现这个物体能前后左右移动，心中便产生了“活的物体”的观念；更近一些时，注意到这个物体的形状，听见其说话的声音，并看见其他一些作为理性的标志；最后，在心中把上面三个观念按先后秩序迭加在一起，便组成了“物体—活体—理性的物体”
这样一个名称，那便是“人”的概念。霍布斯用数字的加减来说明理性推理的活动，将其简单地归结为计算，充分表明了他认识论的机械性质。
当然，其中包含了某些合理性，因为现代电脑的发展表明，人类思维活动中的确存在着相当数量的机械性活动，它们可以为机器所执行和代替。但人的认识是不能完全等同于机械活动的，电脑不能彻底取代人脑。霍布斯似乎也看到了这一点，因此，重视理性认识。
他认为感觉只能把握现象，仅仅达到事物“是什么”的知识，这是连许多动物都能做到的事；人的理智的根本特点在于，它还知道事物的“为什么”
，即知道事物的原因，而这就得依靠推理。因此，霍布斯虽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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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笛卡尔的天赋观念论，但同时却也接纳了笛卡尔倡导的理性演绎方法，把几何学的方法（即从清楚明白的基本命题开始，依照三段论的推演）看成是获得理性认识的唯一科学的方法。这种看法与他将感觉当作一切知识来源的说法，往往显得不那么协调合拍。同时，霍布斯把概念这一理性思维的形式视为脱离了现实世界的幻影，或者说是这些幻影的符号，而不是事物共性和本质的反映。
这种彻底的唯名论倾向，使他忽视了认识的辩证性，但也给了他强大的理论勇气去否定上帝的存在，使他成了一个当时罕见的无神论者。
霍布斯思想中非常引人注目的一个方面，是他关于国家和政治的学说，这是他的机械论唯物主义的推广。国家产生以前，人类社会处于一盘散沙般的“自然状态”中，盛行着弱肉强食的原则，人人都为利己心所驱使，就像物体受外力推动那样，为了保存自己就要排斥乃至消灭别人，造成人对人像狼一般凶狠的战争状态。为避免同归于尽，使人群得以繁衍生存下去，人们就凑起来订立了“契约”
，互相把自己的权力转让并交付给一个“第三者”
，由他来治理。这样，围绕着这个统治者建立起了一系列统治和管理机构，国家就因此出现了。霍布斯用《圣经》所说的一个巨大的怪兽——利维坦（Ｌｅｖｉａｔｈａｎ）来指称这种国家，因为他从自己的机械论出发，把国家看作为一种对应于自然物体的“人造物体”
，它就像一个由许多普通人构成的巨人。他那本讨论国家和政治理论的主要名著就叫做《利维坦》。
这套观点就是近代政治思想史中相当流行的“社会契约论”的理论，霍布斯是它的最早倡导者之一。根据霍布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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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说，统治者并非定约的任何一方，而是执掌权力的仲裁者，他根本不存在违约问题，人民无权以其违约为由来推翻他，他有无限的权力为所欲为。这实际上表明了他所鼓吹的是绝对君主专制的政治思想，人们在马基雅维利那里早已见过这种早期资产阶级的政治主张。霍布斯把国家看成人们为保护私有财产而产生的产物，将主权视为人们以契约的方式授予的权利，这就公开否定了“君主神授”的理论。
《利维坦》于１６５１年出版，其时霍布斯正旅居巴黎。书的面世激怒了保皇党人，也得罪了法国的天主教士，霍布斯不得不潜逃回英国。后来，伦敦发生了瘟疫和大火，一些保皇党人趁机造谣说，这是由霍布斯无神论所招惹来的灾难，终于促使国会成立了特别委员会进行调查，烧毁了包括《利维坦》在内的他的著作。此后霍布斯再也不得在国内发表任何关于社会和政治的文章。尽管处境并不顺当，这位无神论者不靠上帝的祝福，却也福如东海、寿比南山，当他带着自己的机械论宇宙图式平静地离开人世时，他生命的年轮上已经刻下了九十一个圆圈。这在有记载的西方哲学家中，几乎是最长寿的一个了。
霍布斯的学说，是在培根的唯物主义经验论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它深受当时流行于科学和文化领域的机械决定论的影响，用精确的数学方法和严密的几何学推演方式来看世界和人生，克服了培根在科学真理和神学真理这两重真理中间的犹豫不定，更加彻底地贯彻了唯物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原则。
因此，从另一方面看，其唯物主义彻底得生硬呆板、机械冷酷，致使他对认识的经验主义思想也沾染上了过强的机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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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理解认识的复杂性和辩证性。尽管如此，霍布斯仍然是英国经验主义传统中的一个重要环节，他成为从培根过渡到洛克的思想桥梁。
三、洛克：站在世纪的转折点上
１６７０年一个隆冬的日子，伦敦一座私人宅邸里，一班政见相近的上流社会的朋友，正围坐在暖烘烘的火炉旁，争论着许多有关政治、道德、宗教和哲学的问题。大伙们唇枪舌剑、你来我往，争得脸红耳赤、难分难解，气氛之热烈与窗外萧瑟的寒风适成鲜明的对照。当话题涉及到人的认识能力时，喧闹的场面忽然沉静了下来，大家面面相觑、无言以对，陷入了深深的思索之中。此情此景强烈地震动了房子主人——一位私人医生的心灵，他意识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并暗暗发誓不将它弄个水落石出，就决不罢休。
自此以后，他便一门心思投入这个问题的研究，直至２０年后，一本认识论巨著《人类理解论》的面世，他才解决了长久萦绕心中的问题。此书一出，登时洛阳纸贵，整个欧洲的文人学士、甚至达官贵人和名媛淑女都争相传诵，成为当时除《圣经》以外最为畅销的书之一。这本书既非浪漫绮丽的爱情小说，亦非诲淫诲盗的黄色传奇，更不是教人修德从善的圣书，而只是一部洋洋数十万言枯燥乏味的讨论人类认识的哲学专著，为何竟能引起如此轰动？它包含了什么引人注目的内容？它的作者又是个什么样的人物呢？
一张留传下来的肖像画，带给我们关于作者这样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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披肩长发的上部长着一个宽阔高耸的额头，一双略显忧郁的大眼睛深藏着不可测度的智慧，鹰勾鼻下是紧抿着的薄嘴唇，下巴微微向前翘出，显出一种深沉的内在力量。整个形象留给我们这样一种印象：这是一个具有强大心智力量而略带些许神秘感的人物。这个人便是英国经验主义哲学大师约翰。
洛克（Ｊｏｈｎ
Ｌｏｃｋｅ，１６３２—１７４０）。
洛克出生于一个乡村律师的家庭，２０岁时进入牛津大学这所培养上流人物的英国顶尖学府，从此踏上改变天生命运的飞黄腾达之路。然而，正像培根和霍布斯等心智锐利、志存高远的人一样，洛克也非常厌恶充斥于牛津课堂上的经院哲学，而对潮水般涌进大学的各种新科学和哲学著作兴趣盎然，广泛阅读了培根、霍布斯、笛卡尔、伽桑迪等人的作品，热心于研究物理学、化学、医学和气象学等自然科学，他结识了当时一些著名的科学家，如牛顿和波义耳等，其中波义耳对他的影响更大。将他引向研究哲学之路的是法国哲学家笛卡尔。这位唯理论者和解析几何的创始人，富于自由思想的独立精神，其思绪处处透露出明晰性和强大的逻辑力量，自然征服了年轻而敏感的洛克。当然，后来当洛克的思想成熟以后，便转而批评起笛卡尔来了。
洛克后来成了一名医生，一个偶然的机会结识了舍夫茨伯利伯爵，使他的人生道路发生了历史性的转折。伯爵因肝脓肿而生命垂危，经人介绍让洛克为他作了手术，疾病竟奇迹般的治好了。伯爵因之非常器重洛克，将他留在身边，充当秘书、家庭医生和私人代表。洛克从此与政治结下不解之缘，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了本节开头的那一幕争论，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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