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算没有了“人”
，依然存在天地万物，因此上帝永远存在。这种观点的荒谬性是显而易见的，但由于它能作为证明上帝的工具，因此得到教会的赞同和扶持，视之为正统。历史上把这种说法称为“极端的实在论”。
尽管如此，不服气的大有人在，罗塞林（Ｒｏｓｃｅｌｉｎ，１０５０—１２）便是第一个敢于斗胆对抗权威的好汉。他不顾生命危险，摆开擂台，与安瑟伦主教展开了殊死的搏斗。针对安瑟伦的极端实在论，他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报之以极端的唯名论。只有个别和具体的事物才具有客观现实性，是真实的存在，正如只存在安瑟伦和罗塞林这样一些有血有肉的人，没有任何空洞的作为“类”的人一样。一般性的“类”或共相只不过是一些人为的记号、语词和名称，是一连串声音或者说振动的空气，此外别无他物。可见罗瑟林是坚决否认一般的客观实在性的。如果他就此打住，而不再奋力直捣基督教的思想老巢，那他的命运也许会好过一些。
可是，这位直率的好汉只管顺着自己的思路横冲直撞，顺手将上帝三位一体说和原罪说拿来鞭挞一通。他说：三位一体的上帝只是一个名称，没有任何实在的东西与之相符；如果说上帝是三位一体，那只能就有三位上帝，但人们又不这样说，所以，根本不可能有什么三位一体的上帝；而且假如说“三位”是同一个实体，那么在同一个人身上就会同时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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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１１西方哲学初步
现为父亲、儿子和灵魂，这岂不是一个弥天大荒吗？他同时还猛烈抨击了原罪说，指出人类普遍的原罪是不真实的，若有罪也只是个别人的所为。这种极端的言论立刻被当地教会指斥为异端，为逃避迫害，罗塞林被迫潜出法国，逃到了英格兰，从此以后便销声匿迹、失却了踪影，他的作品也只留传下来一封给阿伯拉尔的信。
这位阿伯拉尔便是罗瑟林的学生，他也曾受业于一个极端的实在论者尚波的威廉。才情俊逸的阿伯拉尔曾在巴黎一所教会学校任教，是声誉卓著的教师和辩论家。不料，这位俗心未泯先生竟然爱上了自己的女学生。这桩浪漫绮丽的师生恋爱很快就闹得满城风雨。
那个女生的舅舅为阻挠他们，意对阿伯拉尔实施了惨无人道的阉割。一对痴情鸳鸯终被棒打而散，心灰意懒的阿伯拉尔只好全心投入到研究和著述之中，而那位女生日后则成为一个女修道院的院长。然而，阿伯拉尔的斗志丝毫不曾因为这一事件而减弱，不能在人生舞台上纵情驰骋，也要在思想战线上横刀立马、冲锋陷阵。他首先批驳了老师威廉的极端实在论，但又不同意另一位先生罗塞林的极端唯名论。他似乎明白，以极端对极端，犹如针尖对麦芒，只有两败俱伤、同归于尽，惟有一条中间路线方可逃出死路。这条中间道路便是他的“概念论”。
这种概念论肯定了罗瑟林关于个别事物实在性、一般共相非实在性的思想，但又不同意他将共相贬抑为单纯的记号和声音。阿伯拉尔坚持认为，共相虽然是名词，但它具有一定的意义，包含了一定的内容，因为它反映了个别事物之间的相似性，人们正是根据事物之间的相似性而抽象出反映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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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哲学初步１１
些性质的概念。譬如，苏格拉底和孔夫子，虽远隔千山万水、分处不同时代，但都具有双脚直立、会进行理性思维这些人的属性，人们正是根据这些属性形成关于“人”
的概念的。
不过，阿伯拉尔特别指出，事物的相似性或共同性在每一个别事物中都是完全个别化了的东西，正如孔夫子是中国的圣人，苏格拉底是希腊的先知那样，因此，虽则一般概念以个别事物的相似性为依据，但客观上并不存在与我们思维中的一般相符合的一般。所以归根结底，概念论仍然没有摆脱唯名论的局限，而表现为一种较为温和的唯名论。
然而，阿伯拉尔并没有因为这种温和的态度而逃过教会的迫害，基督教会对一切与正统观念相抵触的学说和思想，一律视之为异端邪说，残酷迫害绝不手软。阿伯拉尔和他的老师罗瑟林一样，被教会宣布为异端分子，流放到一个偏僻的修道院，最后终老异乡，他的著作亦被附之一炬。但是，烈火可以焚毁书籍，却不能消灭思想，概念论的主张打击了正统意识形态，促使经院哲学内部进一步分化，刺激了后期唯名论的出现，甚至到了２０世纪３０年代，美国哲学家刘易斯仍然采用概念论的方法来解决他的实用主义理论问题。
思想的发展有时似乎遵循着这样的逻辑：一个极端的观念逼出了另一个与之针锋相对的观念，二者相持不下，于是有人试图化解其中的对立，将它们调和起来，这种折衷有时意味着一种认识的深化。随着时间的推移，也由于唯名论思想的影响，安瑟伦那种柏拉图式的极端唯实论越来越行不通了，正统派感到必须有新的说法才能站住脚跟。这样便出现了阿奎那的温和的实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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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１西方哲学初步
阿奎那肯定一般的实在性，但他不像安瑟伦那么绝对，他将一般分成三种不同的存在方式：（１）一般作为事物的形式或本质存在于个别事物中。任何有形物体都是形式和质料的结合体，其中质料是潜能，形式决定事物的本质；而形式（一般）是作为独立的实体形式或“隐蔽的质”寓于个别事物之中，而不是与质料有机地结合一起。这显然是一种亚里士多德的观念。
（２）一般作为与个别事物相适应的抽象概念，出现于事物后而存在于人的理智中。这与概念论是一致的。
（３）一般作为上帝创造世界万物的理念原型，存在于上帝的理智中，也存在于被创造物之前。这无疑是柏拉图理念论的翻版。
显然，阿奎那这种观点综合了柏拉图的理念论、亚里士多德的形式论和阿伯拉尔的概念论等诸多因素，在承认一般先于、高于和独立于个别的前提下，也肯定了一般与个别的某些联系，洗去了安瑟伦过浓的实在论色彩，而显得较为温和一些，因而被称为“温和实在论”。而且，阿奎那还进一步认为，从一般作为理智的抽象来看，共相总是在已有的知识之后获得的，但就其是潜存的东西而言，个别事物必须分有潜存的共相而存在，因此共相又是先于殊相（个别）而存在的。所以，从时间次序讲，不完全的、潜在的、较普遍的东西是在先的，如动物出现于人之先；另一方面，从完善和自然意向的次序看，完善的比不完善的要在先，普遍性低的比高的在先，如人比动物优先。这表明，他尽管坚持理念是具体事物的原型这个原则，但他又从种类的产生和分化的侧面，考察了种类关系和共相与殊相的关系，将事物产生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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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哲学初步３１
程与人的认识过程作了联系和比较，揭示了一般与个别这对范畴的更为深层的含义，这在哲学史上是有重要意义的。
就在托马斯主义如日中天的１３世纪，自然科学开始兴起。虽然真正有系统的实验科学仍处于萌芽阶段，还与中世纪的巫术和炼金术等幻想迷信混为一团。但是这一新生事物一经破土而出，便对正统经院哲学摆出了挑战的架势，力图突破束缚顺利成长。晚期的唯名论裹挟着科学这一有力的思想工具，与其他许许多多“异端”学说一起，猛烈地冲击着经院哲学的正统理论基础——实在论。
英国人罗吉尔。培根（Ｒｏｇｅｒ
Ｂａｃｏｎ，１２１４—１２９４）学识渊博、思想新潮，在英国的牛津大学和法国的巴黎大学做过大量实验科学研究，非常轻视托马斯主义。他直言不讳地说，阿奎那根本不懂希腊文，不能直接阅读亚里士多德的原著，却居然能够成为亚里士多德的权威，这岂非咄咄怪事？
况且，翻译文本不甚可靠，以此为据进行论证和演绎，难免不谬上加谬。为了获得新知识，人们不能依赖权威，而必须诉诸实验，而且必须接受实验的检验。根据这种原则，他指出，只有经验的对象（即个别事物）才是实在的，一般和共相只不过是个别事物之间的相似性而已；上帝只创造个体的人，自然界不会产生“一般的马”
，而是产生许许多多个别的马。培根为自己这些思想言论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先被流放法国，后被囚禁于监狱长达１３年之久。
培根的英国同胞邓斯。司各脱（Ｊ。ＤｕｎｓＳｃｏｔｕｓ，１２６—１３０８）生于苏格兰，年轻时像培根一样进入具有革新思想和反正统倾向的思想堡垒——牛津大学，同时加入法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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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１１西方哲学初步
西教团。和培根一样，司各脱非常重视数学的作用和自然科学问题，他成了晚期唯名论的主要代言人，代表法兰西教团与以阿奎那为首的多米尼克教团展开长期的激烈争论，焦点便是唯名论与实在论问题。他主张，一般仅仅存在于人的理智之中。个别事物本身既有个性又有共性，个性与共性在个别事物之中有所区别，但这种区别并非两个实体间的差别，而只是形式上的差异，正是因为这种形式的区别，人才可能作出一般性的命题。
司各脱著述很多，可惜英年早逝，享年仅有４０出头。好在他教出了一个声名显赫的学生，继承和发挥了他的思想。
这位学生便是威廉。奥康（ＷｉｌｉａｍＯｃａｍ，１３０—１３４９）。
奥康生于英国伦敦南部，先入读牛津大学，后赴巴黎大学，成为司各脱的学生，并加入法兰西教团，和激进派同道一起坚决反对教权至上主义，与教皇发生冲突。
１３２４年被捕，第二年其教观点被宣布为异端邪说，并遭革除教籍的严厉处罚。
几年后他越狱逃到了德国，支持德意志皇帝反对罗马教皇。一天他一本正经地对德皇说：“请你用刀剑保护我，而我将要用笔来保护你！”
在德国，他发表了许多直接抨击罗马教廷的文章，因此不断受到教廷的咀咒。
奥康是唯名论最后一位中坚人物。他站在自然科学的立场上，认为只有单独的、个别的和特殊的事物才能存在，而共相或一般等等只是抽象的普遍的概念，它们仅仅存在于人的思维中，是一种记号和名称，充其量只代表思想而不代表客观存在。这些说法只是简单地继承了唯名论的传统，而无多大的创新，使奥康扬名哲学史的不是这些，而是他那把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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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哲学初步５１
利的思想“剃刀”。基于唯名论的立场，奥康认为：我们所能用感官去验证的只有个别和具体的事物，因此没有必要在林林总总的个别化的大千世界之上，再加上许多毫无用处的抽象概念；在人的思维过程中，必须遵循节约和经济的原则：如果在只用少数几个原则就可说明事物的情况下，却滥用了过多的原则，那就是浪费时间；如无必要，切勿增加实体。这个“思维经济原则”便是人们津津乐道的“奥康的剃刀”。
奥康及其门徒挥舞着这把锐不可当的剃刀，不仅剃掉了神学家们许许多多烦琐无聊的观念垃圾，而且剖开了经院哲学的胸膛，直捣其理论基础——实在论的老巢。他比司各特走得更远，既反对安瑟伦，又否定阿奎那，认为通过感觉经验无法认识上帝，就算是理性也不能证明上帝的存在，人们只能依靠信念来信仰上帝及其各种属性（如三位一体、灵魂不灭等）。得力于这把剃刀的开路，奥康的哲学风靡一时，１４世纪时出现了强大的奥康学派，使唯名论思想得到广泛传播，它的经验论方法引起人们对传统信仰的怀疑和对神学的蔑视，促进了科学和唯物主义的发展，瓦解了经院哲学的思想大厦，而“奥康的剃刀”则一直传承至今，在英美经验主义者手中继续发挥着删繁就简、抨击教条的思想功能。
唯名论与实在论的争论是在经院哲学成熟和鼎盛时期的产生的，它是中世纪罕见的一次较有哲学意味的思想斗争。
这一争鸣所涉及到的一般与个别的关系问题，是哲学中的一个基本问题，直到今天仍不能轻言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恰如人们不能说本体论问题早已迎刃而解那样。如果上述论争只停留在纯粹的哲学领域，问题就会简单得多。但事实上，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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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１１西方哲学初步
名还是唯实却牵涉到基督教的根本理论基础，即上帝是否存在的思想依据，因此，这一争论便成为了正统与异端的对抗问题了。正如所见，唯名论者和其他异端思想家一样，不仅遭到正统派在理论上的围追堵截，而且经受了人身上的拘禁和流放。思想辩论演变为政治压迫，这是在政教合一的历史时代经常会发生的事情。从历史发展来看，唯名论具有革新的倾向，正是在它连续不断的打击下，实在论日渐收缩自己的地盘。从经院哲学内部来看，唯名与唯实之争只是同一哲学系统中的内讧，二虎相搏的结果便是两败俱伤，最终导致经院哲学的衰落。当然，在经院哲学的残墙颓垣之间，又长出了两株枝叶参天的思想大树，那便是近代经验主义和唯理主义两股强大的哲学思潮，前者是从唯名论的废墟上破土而出，后者则是由实在论的余灰中拔地而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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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哲学初步７１
第五章 回到尘世
基督教作为一种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经历了一千多年的光阴，这么长的时间跨度几乎占了西方文明史的三分之一。这在世界各大文明圈中确是罕有其匹的。假如将这段历史笼统的称之为“黑暗的中世纪”
，而加以一笔抹杀，那就太过粗暴和简单化了。事实上，在漫长的中世纪，西方人深入地发掘了自己内心那种深沉的宗教意识，极大地发展了那种不满现实、向往永恒的超越精神。
如果说希腊人一心向外、勇于求知，罗马人骄奢淫逸、放浪形骸的话，那么中世纪的欧洲人就显得过于拘谨，过于关心自己来生的信念了。他们忽视了双脚所踏着的大地，举目仰望苍穹，伸展着抖颤的双手，喃喃地祈祷上帝开恩，将他们领出这个恶浊的尘世，超升到永恒幸福的天国。对他们而言，今世的生趣都被来世的恐惧和迷信征服了。在长达千年的时间里，基督教会靠一成不变的教义的魔力，联合了欧洲大部分地区，影响如此广泛而又不动用武力的组织，可谓空前绝后。
正如教会所坚持的那样，它的一统天下要依靠一套共同的信仰来维持，而支撑这种信仰的，则是那种吓唬人的超自然的天罚观。同时，教会把持了对信徒“验明正身”
，决定其是否得救的绝对权力。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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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１１西方哲学初步
严明的教义和森然的教会便像一个沉重的铁套子一样，罩住了中世纪正在发育的欧洲思想。
在这个无法摆脱的套子里面，经院哲学侷促无力地在信仰与理性之间徘徊，在一大堆真伪莫辨的假设和先验的结论中兜着莫名其妙的圈子，而始终裹足不前。
１３世纪，阿拉伯人向数典忘祖的欧洲人输出希腊文化，亚里士多德的思想与逻辑震醒和刺激了基督徒，虽然当时的教会仍有足够的势力，通过托马斯。阿奎那和经院哲学家，把亚里士多德装扮成一位中世纪神学家，巧妙地避过了希腊理性精神对基督教信仰的冲击。然而，有什么力量能够使一个像欧洲这样宽广的地区的社会经济文化状况保持一千年而毫无变化的呢？无论是心狠手辣的教会，还是无所不能的上帝都没有这种伟力。历史循着自己的规律一往无前地迈进。
到１４世纪下半叶，欧洲封建社会的生产力已大大地提高，生产技术日益改进，科学开始了它的近代化历程，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正从封建社会内部孕育和萌发。丰盈的物品促进了贸易的发展，通商口岸成了繁荣的城市，频繁东征的十字军打通了连接东方的通途，引进了一股奢华侈靡和异端邪说的文化潮流，教条主义和禁欲主义受到了质疑。昂贵的羊皮纸曾是僧侣们得以垄断学问的物质基础，但来自埃及的廉价纸张粉碎了这种垄断，中国的印刷术一经引进，便为大众传媒的普及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刺激了通俗文学和市民文化的繁荣，进而危及到正统教义的权威。指南针武装了勇敢的航海人，使他们可以不顾危险，躲过风浪和暗礁，直驶入类无知的领域，发现一个个“新大陆”。胆大心细的观察者借助望远镜和显微镜，看到了与教义背道而弛的宏观天象和微观物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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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哲学初步９１
便再也不能心平气和地安于心中的“现状”了。于是，在大学、在修道院、在哲人隐居的山川野林，人们停止了无谓的玄学论争，开始了实验探索。曾企图点石成金的炼金术迂回曲折地变成了化学；占卜星象、预测命运的占星术，不知不觉地演变为以观测为基础的天文学；会说话的动物寓言忽然成了动物学……
这是一个希望的时代、成就的时代，一个朝气蓬勃的时代，是在每一个领域新的发端和新的事业层出不穷的时代。
在这样一个时代，腐朽的神学再也不能禁锢人们的自由思想了，欧洲人的自我意识开始觉醒了，岿然不动的宗教意识形态铁幕终于裂出了一道缝隙，从中跃出一股辉映天地日月的思想灵光——那便是震憾了十五六世纪欧洲大地的文艺复兴运动。
“复兴”意味着旧东西的复活与再生，所谓“文艺复兴”
，顾名思义就是古代文化的复兴。当时，许多先进的知识分子在从事文化研究和创作时，广泛深入地搜集和利用了古希腊罗马的文化成果，一时之间掀起了一股尚古之风，言必称希腊便是当时风气的一个典型写照。然而不能把文化复兴简单地归结为一个文化复古运动。事实上，它标志着中世纪宗教文化的没落和资本主义新文化的诞生。前卫思想家们抬出古人，并非为了单纯的顶礼膜拜，而是为了借古讽今，借古人之矛来击神学之盾，一切都以张扬自己的新文化和批判教会的神学旧文化为宗旨，他们到希腊罗马的思想宝库中挖掘出古典文化，整理、翻译、颂扬乃至模仿，都是为了在宗教、哲学、文学、艺术和自然科学等领域，对宗教神学、经院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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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２１西方哲学初步
和种种旧传统观念展开无情的批判和斗争，并从中阐述和建构自己的新兴文化，树立新的思想规范，营造新的学术风气。
所以，文艺复兴运动实质上是一场新兴的市民——资产阶级反封建的新文化运动。它首先兴起于得风气之先的意大利，随即就波及欧洲大部分地区。这一运动使欧洲人在精神上发生了一次根本性的巨大转向：从面向神转而面向人和自然，由宗教化转向世俗化，似乎回复到古希腊人那种无忧无虑、勇于探索的自然激情状态。一千多年的神学迷梦仿佛顷刻间就被惊醒了，欧洲人似乎第一次发现了人自身的价值以及人赖以生存发展的自然界，天国的幻想跟着便烟飞灰灭，雄心勃勃的人决心不靠上帝的帮助，立志要在地球上建设一个幸福美满的人间乐园。
文艺复兴出现了三大思想主潮：人文主义、宗教改革和实验科学。与之相适应，一大批思想先进、才能卓越的天才人物雨后春笋般破土而出，在各条战线、各个领域上披荆斩棘，进行艰苦卓绝的思想斗争和文化建构，许多人横遭迫害与摧残，甚至为追求真理而献出了生命。
正如恩格斯所说，这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的时代。在短短的一两百年间，欧洲文化的夜空群星荟萃、耀眼争辉，上演了一出历史上绝无仅有的思想明星大合唱。
一、人的发现：人文主义思潮
在基督教一统天下的中世纪，拉丁文是唯一钦准的官方语言，无论是神学、哲学，还是文学等领域，无一不是拉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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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哲学初步１２１
文的天下，方言土语根本就无法登上大雅之堂，成为印刷文字。但是，１４世纪勇敢的意大利诗人但丁（Ｄａｎｔｅ，１２６５—１３２１）却以一部不朽的《神曲》打破了这种万马齐喑的禁局。
《神曲》是一篇结构复杂、内容庞大的长篇诗歌，它以中古特有的梦幻文学的形式，记述了作者但丁本人一次奇趣的“神游”经历：正当但丁３５岁的人生半途之时，一次，他在一个幽暗的森林里迷了路，他千方百计要从里面走出来。天亮时分，他来到一座小山脚下，阳光从山顶披洒而来。就在他准备翻过此山时，忽然前面出现了三只猛兽：一只豹、一头狮子和一头母狼。它们虎视眈眈地挡住了他的去路。前有猛兽，后是幽谷，但丁一时陷入进退两难走投无路的境地，情急之下便大声呼救。于是，一个人形之物应声现身，那正是罗马诗人维吉尔的灵魂。这位代表着人类理性的古代诗人将但丁引进了“地狱”之门，穿过地球中心，通过与耶路撒冷对极的海面，攀上“净界”之山，山顶便是“地上乐园”。维吉尔到此悄然隐去。接着，象征着天启神智的天使贝雅特丽齐来接他登上天国，游历天堂，直至与上帝面晤。
《神曲》这篇长诗以梦幻、象征和寓意的手法，描绘了但丁幻游地狱、炼狱和天国路上的所见所闻，并从中贯串着这样一个主题：在新旧交替的时代，个人与人类怎样从错误和迷惘中经过痛苦和考验，到达真理和至善的境界。虽然，诗中所述的许多仍然是中世纪神学和哲学的观念，但诗人所表现出来的追求最高真理的精神和关怀人类命运的热情，的确隐隐约约地透露出人文主义思想的曙光。
值得一提的是，《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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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西方哲学初步
曲》彻底抛开了当时通用的拉丁语，而径直使用了诗人的母语——意大利语，一举突破了拉丁文独霸文坛的局面，使人震聋发聩、耳目一新，也预示着近代以语言独立为先导的民族主义即将从大一统的神权欧洲中脱颖而出。
作为人文主义的先知，但丁还写过一些其他作品，攻击教会和教皇的黑暗和腐败，表达了对人的关怀的理想。由此触怒了教皇，被放逐出意大利，客死异国他乡。恩格斯曾将但丁誉为“中世纪的最后一位诗人，同时又是新时代最初一位诗人”。这一称号伟大的但丁当之无愧。
但丁之后，意大利又涌现出第二位杰出的人文主义者，那便是被称为“人文主义之父”的彼特拉克（Ｐｅｔｒａｒｃｈ，１３０４—１３７４）。这位长期供职于教皇宫廷的“桂冠诗人”
，不为教廷大唱赞歌，却掉转笔锋，对其黑暗腐败大加抨击，号召人们别去侈谈神明而转向研究人自己。他一声呐喊道出了人文主义最早的呼声：“我是凡人，我只要求凡人的幸福！”
凡人自要关怀凡间之事，现实的生活、爱情、荣誉和幸福，是人应该追求的真正目标，只有享受人间的幸福，才能体会到上帝的恩典；不认识人自己，何谈认识上帝呢？为了认识人，彼特拉克专注于人文主义的研究，他走遍整个意大利，四处搜集古代典籍和手稿。他思想表达了对古典文化的崇敬，对禁欲主义的厌弃，以及对个性自由的追求。
彼特拉克的得意门生卜伽丘（Ｂｏｃａｃｉｏ，１３１３—１３７５）
一气呵成一部小说《十日谈》，极尽讽刺挖苦之能事，对教会僧侣和封建贵族的荒淫无耻、愚昧无知予以辛辣的嘲弄，肯定人生的唯一目的就是追求和享受幸福。此书一出，登时洛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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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哲学初步３２１
纸贵、风靡一时，人们无不为之争相传颂。即使是６００多年后的今天，我们来捧读这一文学名著，仍然止不住会为作者的风趣幽默而拍案叫绝，更为书所散发的人道主义思想光辉而深深折服。
有人把但丁、彼特拉克和卜伽丘三人并称为意大利人文主义三杰。事实上，意大利作为文艺复兴和人文主义的发源地，还涌现了许许多多卓越的人文主义者。这里有以自身生命为代价而驳斥灵魂不朽论的哲人彭波那齐，有力图从神的压迫下抢救人类尊严、主张人决定自己命运的皮科，有以实验方法研究自然、宣传唯物主义的特勒肖，更有多才多艺、融大画家大科学家于一身的达。芬奇……在这个人才辈出的黄金时代，从首都罗马到中部的佛罗伦萨，从水城威尼斯到港市那不勒斯，整个意大利处处都涌动着人文主义澎湃的思潮，激荡着人类自我解放的时代的呼声。
人文主义究竟是什么？其实，人文主义并非一个严谨的学派，而只是一股有着某种共同倾向的思想潮流，它历时甚久，范围广泛，流派繁多。在欧洲语言中，“人文主义”
、“人道主义”
、“人本主义”这三个词都是同一个词，来源于拉丁文的“Ｈｕｍａｎｕｓ”
，意为“属于人的”。中文将它翻译为上述三个不同的概念，而以“人文主义”专指文艺复兴时的那股人文化思潮。
１５世纪时，相继产生了一些不以神为对象而以人为中心、不研究神的学问而探讨世俗问题的人文学科，如以希腊文、拉丁文为基础的修辞学、逻辑学，和以人为对象的古代语言、文学艺术及哲学等学科，这些学科的研究者被称为人文学者。人文学者强调人的自然属性，以普遍抽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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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２１西方哲学初步
人性来反对以神为中心的经院哲学，把人的问题和人的价值放在首位，崇尚人的理性，提倡人的尊严和权利，追求人的解放和个人的自由，注重人的需求和物质利益。这与中古时期把人看作神的罪人和奴仆，一切都围绕着上帝的做法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人文学者因为这种思想倾向而被称为人文主义者。
人文主义运动一经兴起便四处流行，迅速向文化和社会生活各个领域推广和渗透。人文主义者的背景各异、思想驳杂，有的态度激进、言词大胆；有的接近下层、同情人民；而有人则倾向保守、趋炎附势、攀结贵族，甚至出入宫廷、寄食豪门。在人文主义炙手可热之际，某些显贵要人乃至个别教皇也附庸风雅地以人文主义者自许。谈到人文主义者，我们不能不提到铁面冷血的政治学家马基雅维利。
马基雅维利（Ｍａｃｈｉａｖｅｌｉ，１４６９—１５２７）
是佛罗伦萨一个律师的儿子，很早就涉足政治生涯，曾被委以各种外交使命，因而有大量的机会直接研究错综复杂的政治计谋。后来，他将这些政治心得写成了《君主论》一书，并题献给当时的统治者洛伦佐。美第奇，以期换取个一官半职。无奈人家根本就不买他的账。他白拍了一通马屁，却始终得不到重用，抑郁寡欢，抱着不被人赏识的遗憾早早地逝去，时年仅有５８岁。
《君主论》算得上是西方历史上少有的奇书，问世４００多年来时时引起误读和曲解，处处招致批评和攻击，善良的人说它邪恶、不道德，野心勃勃的政客却将它视为攫取权力的秘传法宝；教会的僧侣骂它是反对君权神授的异端，而资产阶级的政论家则把它赞誉为现代政治学的奠基之作。总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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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哲学初步５２１
之，众说纷纭，人言言殊，一百个人有一百种看法。
其实，这本书篇幅不大，内容也浅显易懂，全书贯穿了这样一个中心思想：政治是权力角斗的竞技场，没有任何天经地义的胜利者，谁有实力，谁就能掌握权力。因此，为了获得和保住权力，统治者要不惜一切代价、不择任何手段，全力以赴施展你的手腕和计谋，残酷无情地打败敌手，实现自己的目标。
只要目的达到了，你的手段便被证明是合理的。任何人要想成为强有力的统治者，都可以采用双重的行为标准，对自己实行一套，对群众实行另一套，放火的州官必须禁止百姓去点灯。一个有为的政治家，必须像狐狸一样狡诈，善于识破猎人的陷井，又要像狮子一样凶猛，一声咆哮就将对手吓得屁滚尿流。总之，成功的政客，都必然是一个大骗子和伪君子。
这一切听起来还不够邪门吗？难怪几百年来，马基雅维利的名字都沾染上了几分邪恶和贬损的含义。不过，这又不能完全怪罪于他，因为他的书只是当时政治现实的经验式的写照，充分反映了意大利司空见惯的政治实践。而其时的意大利政坛，派系错综复杂，形势瞬息万变，政客之间勾心斗角、尔虞我诈，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以至有人戏言：每隔五分钟就有政权易手！马基雅维利在这里失之于太过直言不讳了，从来照直说实话的人总是招尤惹嫌的。当然，如果马基雅维利只是单纯地记录一些权谋之道的话，那他仅仅能算一个工于心计的二流政论家而已。事实上，他的权谋之道是建筑在一定的政治哲学拜论基础之上的，这就使他成为当之无愧的近代政治学之父。
除了《君主论》，马基雅维利还写过一系列有关著作。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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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２１西方哲学初步
既反对柏拉图空想的“理想国”
，也反对基督教会的“君权神授论”
，主张加强君主的权力以实现国家的统一，鼓吹政治自由和废除一切封建特权的平等。他虽然把个人看成国家实施统治必须加以利用的对象，但他告诫君主不要侵犯个人的私有财产，否则将激起顽强的反抗而难以维持统治。显然，保护私有财产的主张虽然基于实用化的政治策略考虑，但它确实提到了一条近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重要原则，顺应了新兴资产阶级的社会需要，这是近代个人主义精神在政治理论中萌芽的一个先兆。而他所宣扬的君主专制，目的旨在于消除封建割据，实现国家的统一，扫清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障碍，具有积极的历史意义。他所张扬的权术恰恰是为了达到这种政治目的而提出的一些从政谋略。
直到今天，在西方文字里，“马基雅维利”这个词儿已经带上了几分“阴谋奸诈、玩弄权术”的意思。然而，在马基雅维利的墓碑上却镌刻着如此堂而皇之的铭文：“这位伟人的名字足令任何墓志铭白费唇舌。”
难道历史果真如此地让人自相矛盾的吗？莫非马基雅维利的确是一个现代人的“罪恶的导师”？
人文主义在意大利沸沸扬扬一段时期后，逐渐波及整个欧洲大陆和英伦三岛，到处都激起反响与共鸣，形成了一个波澜壮阔的思想运动。思潮流到荷兰，爱拉斯谟立时推出了名著《愚人颂》，痛快淋漓地嘲讽教皇、僧侣和贵族的腐败愚蠢与违反人性，抨击经院哲学的虚伪和教条，同时颂扬种种被教会斥之为“愚行”的日常生活，呼吁人性的解放。他的思想震撼了西欧，而《愚人颂》一书更轰动一时，光作者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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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哲学初步７２１
世时便再版４０次。
在法国，作家蒙田使出怀疑主义这一利器，号召人们学会怀疑和否定，以此来批判神学教条和教会权威。他更打出幸福主义和个人主义来反对禁欲主义和来世报应说。这些思想对后来的笛卡尔哲学和１８世纪法国的启蒙思想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西班牙人微未斯竟斗胆在太岁头上动土，对无人敢于触及的《圣经》大加鞭挞。后虽遭教会禁止，但其义士壮行仍十分令人钦佩。
身居英国大法官高位的莫尔（Ｔｈｏｍａｓ
Ｍｏｒｅ，１４７８—１５３５）
，因反对亨利八世的新教改革而人头落地，但他的《乌托邦》一书却使他名扬四海。
通过一位远航归来的水手之口，莫尔向人们描绘了一个理想的人类社会图景：男女平等、信仰自由、财产公有、民主政治。这样一幅未成熟的空想社会主义草图，与柏拉图的《理想国》有着千丝万缕的思想联系，它将中世纪的思想根基远远地甩在了身后；同时，像马基雅维利那样，也为世俗的政治学打下了基础，提供了经验主义的、科学的思维方法。当然，两人的政治主张几乎是背道而弛的：马基雅维利呼吁维护私有财产，而莫尔却提倡财产公有。
１００年后，意大利人康帕内拉模仿莫尔，写下了名为《太阳城》的空想社会主义代表作。
启端于意大利、而席卷欧洲一二百年的人文主义运动，是西方文化中一次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思想解放运动。在笼罩欧洲１０个世纪的基督教神学的禁锢下，中世纪人心中只有至高无上的上帝，他们早已忘记自己是血肉之躯的自然人，七情六欲无不戴上沉重的精神枷锁，为了灵魂的超度，他们舍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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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今生的幸福，他们战战競地匍伏在神的脚下，任凭荒淫虚伪的教会去宰割。人文主义运动使欧洲人抬起了屈就了一千年的头，撕碎了身上严实的宗教铁衣，第一次发现自己竟是赤裸裸的、活生生的人，并为满足自己的自然需要而敢于诉诸自己的理性和努力去追求。归根到底，人文主义的历史成果可以归结为：第一，肯定了普遍抽象的人性，并因之提出人权和人道主义原则；第二，在茫茫人海中发现了个人，树立了个人为本位的社会伦理观。总之，请记住，不是为了超自然的神，不是为了某个抽象的社会共同体，而一切都为了独立具体的个人、为了人的自我实现和自由，这就是人文主义的主要精神。
二、还信于民：宗教改革
文艺复兴时期发生的第二个重大事件，是宗教改革运动。
１５１７年１１月１日清晨，德国维登堡城内一片静谧，唯独卡斯尔教堂前面人头涌动、喧声鼎沸。一群情绪高昂的人围在一起，指指点点，高谈阔论，气氛十分的热烈。
原来，教堂的大门上赫然贴着一张“大字报”！
这张题为《关于赦罪券效能的辩论》的意见书，观点鲜明、言词激烈地批评罗马教廷，建议实行宗教改革。它很快就传遍了全城，引起强烈的轰动，在德国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宗教改革运动，继而迅速蔓延到欧洲其他地区。
“大字报”
的撰稿人是一位年轻的德国神甫兼神学教授马丁。路德（Ｍａｒｔｉｎ
Ｌｕｔｈｅｒ，１４９３—１５４６）。年轻时，路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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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哲学初步９２１
一位好友，因为反对教皇发放“赦罪券”的做法，而被宗教裁判所宣判为“叛教徒”而活活地烧死。这一事件深深地震撼了路德的心灵，他毅然决定离开即将毕业的法律学校，而改学宗教神学。在对宗教学深入钻研的基础上，他发现教皇的许多行径和对一些事端的判决，严重违反了基督教的原则，他特别反感宗教裁判所的设立，把它称为违背基督教义的野蛮制度。在他升任神学教授几年以后，终于有机会前往罗马造访。他吃惊地发现，教皇路易二世过着穷奢极欲、挥金如土的生活，俨然一个活生生的地上的“上帝”。在教堂里，神甫与修女之间男盗女娼、偷鸡摸狗，一片乌烟瘴气，实在令他万分恶心。他带着深深的失望和某种莫名的憧憬回到了祖国。
几年以后，新继位的教皇良十世为了超过以往各任教皇的威势，决定兴建一座规模空前的大教堂。他也想到了出一个既能筹措资金、又能中饱私囊的妙计：以教廷的名义发放“赦罪券”
，任何人只要向教会交纳一笔钱，就可获得一张“赦罪券”
，作为死后灵魂进入天堂的门票。其实这种做法只是教廷的故技重演，路德的朋友就是因为反对它而人头落地的。
在此之前的１５世纪，捷克人胡斯就曾领导过一场声势浩大的反抗推销“赦罪券”的宗教改革运动，后来遭到了镇压。
这一回，教廷的倒行逆施，也处处激起了公愤和仇视，犹如干柴堆上浇上了汽油，反抗行动大有一触即发的态势。
对教廷早就强烈不满的路德，敏感地意识到这是一个改革宗教的大好时机。
于是，勇敢地站出来公开自己的主张，那便是列成九十五条论纲的意见书。在里面，路德历数教皇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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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３１西方哲学初步
背叛上帝、侵犯人权方面所犯下的大量罪行，提出了二十七点宗教改革方案。
他主张，人只要信仰上帝，苦读《圣经》和忏悔自己，便可以径直获救，根本无须通过教皇和教会这些人间中介，因为任何个人都可以直接与上帝沟通，都有阅读《圣经》的权利。
为此，他强烈反对教皇拥有至高无上的特权，特别是拥有干涉世俗社会的权力，建议取消教会实行的奢侈、烦琐的宗教仪式，建立廉价的教会，提倡人人有读经和讲经的自由。路德后来抽空将《新约全书》译成了德文，这部文献对德语的统一起了重大的作用，犹如但丁的《神曲》之于意大利语一样。
路德的方案很快就传遍了德国，一场反对罗马教皇和天主教教会的群众运动瞬即掀起，席卷全国。
然后越出国界，蔓延至其他国家，使一统欧洲的天主教会分崩离析，荷兰、丹麦和瑞典等国都像德国一样，先后皈依了路德所创立的新教教派。结果，梵蒂冈罗马教廷独揽大权的天主教一统天下从此一去不复返了。以后，新教在反对封建主阶级的斗争、在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历史作用。
路德新教传到法国，深深地打动了年轻人加尔文（Ｃａｌｖｉｎ，１５０９—１５６４）的心。他追随路德，提倡改革，被罗马教廷斥为异端，被迫流亡到瑞士。在那里，他除了继承路德的“信仰可以获救”
的思想外，比路德走得更远更激进，他提出了自己的“预定说”
，主张建立民主教会。
“预定说”
认为：宇宙上任何事情都由上帝预先安排好了，面对一切都注定必然的东西，人的力量只不过是一阵无足轻重的云烟，人必须听从上帝的支配。谁是终将获救的上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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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民”
，谁是注定要被打入地狱的“弃民”
，这一人的最终命运早就被上帝所指定，现世人的富贵与贫贱，就是“选民”
或“弃民”的标志。因此，人在有生之年应该积极工作活动、发财致富，以便证明自己是已被上帝选中的，将得以荣升天堂。
这种理论和路德的学说一样，与教会传统的“救赎说”和一切都要通过教会的中介代理的观念，是针锋相对的，它只承认《圣经》的唯一权威性，而否定教皇、教会和神甫的权威。
同时，这种理论宣传一种“谋事在人，成事在天”的观念，承认了人的自觉能动性，强调了经济上的自由竞争，客观上适应了新兴资产阶级发家致富、从事冒险事业和自由经济活动的历史要求。
１５４１年，加尔文在日内瓦推行他的宗教改革方案，根据“民主教会”的主张与共和制的原则，成立了长老会，他本人则成为日内瓦教首。以此为基础，他还建立了一个政教合一的基督教新教神权国家，实施了２０年的统治。因此，人们曾将日内瓦称为“新教的罗马”
，而加尔文本人则被誉为“日内瓦教皇”。
加尔文在日内瓦实行相当严厉的封建神权统治，禁止一切异端思想，取消所有浮华的宗教仪式，甚至连日常的歌舞娱乐也不能幸免。这便是“清教运动”这一历史名称的由来。
在路德的思想已经蜕化的情况下，加尔文教派的理论成为西欧各国资产阶级革命的精神动力之一。尼德兰（包括现今荷兰、卢森堡、比利时和法国东北部）的新兴资产阶级高举加尔文教的旗帜，发动了摆脱西班牙和德意志帝国封建统治的大革命，成功地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资产阶级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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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兰共和国。
１６世纪中期，加尔文教传入英国，催生了著名的清教运动。参与运动的清教徒们要求建立一个加尔文式的廉价民主教会，宣扬积极开展工商业活动是“上帝差派的神圣使命”
、发财致富是上帝的神恩的思想，为迅速发展资本主义大造舆论，并且打着宗教的旗号，利用广大群众对国教会统治的不满，鼓动他们为资产阶级夺取政权而斗争。英国统治者对清教徒实行了残酷的迫害，致使许多人逃亡海外，其中一部分移居美洲，成为这个新大陆最早的拓荒者。在清教运动期间的１６３８年，苏格兰人发动了人民大起义，重创英军，长驱直入英国，沉重地打击了斯图亚特王朝的统治，揭开了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序幕。
如果说人文主义运动主要是由俗世的学者发动的、从外部去反对教会权威、批判中世纪传统观念的思想解放运动，那么，宗教改革则基本上是由教内人士领导的、从内部来革新基督教会的机构和教条的一次宗教改良运动。它的出现并非源自偶然，而是发生在整个文艺复兴大背景中的、有着深刻历史和社会根源的。在宗教改革前几百年间，在各种异端思想和唯名论的侵蚀下，经院哲学和许多正统教义已经破绽百出、捉襟见肘，教会至高无上的的观念日益淡化，要求宽容和自由的呼声此落彼起。同时，自诩为上帝在人间的代理机构的教会言行不一；经济上横征暴敛、巧取豪夺；政治上大权独揽、凌驾一切，俨然以世俗君主和诸侯的太上皇自居；思想上压制异见、残酷迫害、绝不手软；生活上穷奢极欲、腐化堕落，根本不足担当道义的代表。这一切都表明，发自教会内部的彻底改革已是势在必行，路德的“大字报”则宛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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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哲学初步３３１
放了一把火，将早已浸透汽油的干柴引出一场滔天烈焰。
宗教改革的一个直接结果是，结束了天主教的一统天下，产生了新教教派，摧毁了横亘在个人与神之间的现实障碍——教会，而个人与上帝的直接联系的可能使神学成为多余。
在宗教活动中突出了个人的地位与权利，这与人文主义在社会生活中强调个人的主观能动性确有异曲同工之妙。新教理论鼓励人们勤奋工作，节俭生活，努力积累财富，这在客观上为建立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采纳新教的许多国家（如荷兰和英国）
，比以天主教为国教的国家（如意大利和西班牙）更早更快地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就是一个明证。
４００年后，德国著名的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在其名著《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中，对此作过深刻的论述的细密的分析。
三、自然的发现：实验科学的兴起
１５４３年，伟大的天文学家哥白尼（Ｃｏｐｅｒｎｉｃｕｓ，１４７３—１５４３）瞌然长逝。临终前，他那本不朽的著作《天体运行论》问世了。本来，他早就写成了这本书，却因害怕遭到宗教裁判所的迫害始终秘而不宣。此书的出版，标志着近代实验科学的兴起。同年，维萨留斯发表了《论人体构造》这一革命性的生理解剖学著作。
哥白尼是一位波兰教士，曾旅居意大利。在意大利，他注意到太阳中心说的假说。回到波兰以后，他逐渐形成了自己有关太阳中心的理论，同时试图以所能搜集到的仪器来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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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３１西方哲学初步
明自己的学说。其实，“日心说”并非哥白尼的首创。早在公元前二世纪，希腊人亚里斯塔克就曾提出过这种想法，当然这仅仅是一种缺乏科学证明的猜测。一千多年来，占统治地位的是亚里士多德—托勒密的“地球中心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