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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哲学初步

_8 彭越 (现代)
出了洛克撰写《人类理解论》的思想契机。
1679年,舍夫茨伯利伯爵担任英国院密院议长,洛克参与了由伯爵发动的反对天主教徒约克公爵的政治斗争,因事败跟随伯爵逃往荷兰。
当时的荷兰,云集了一大批来自欧洲各国的持不同政见者,他们都是些卓越的人物,洛克与他们建立了友谊。
1688年,英国资产阶级和新贵族策动了“光荣革命”
,成功地建立了君主立宪制的新型资产阶级政权。洛克将这一革命视为自己政治理想的实现,而新政权则把洛克看作这次革命的思想代言人,热烈地将他迎回了祖国,并委以要职——上诉法院院长和贸易、殖民大臣。像培根那样,洛克在繁忙的公务之外,埋头著书立说,陆续出版了《政府论》、《宽容书简》和《人类理解论》三部重要的著作。
像霍布斯等人一样,洛克也是“自然状态说”和“社会契约论”的热烈鼓吹者,但他对这些理论的说法却与霍布斯大相径庭。
在国家出现之前,人类生活在平和的自然状况下:人人生而自由平等,谁也不隶属谁,任何人都不比他人有更多权力,谁也不得侵犯他人的生命、健康、财产和自由,但为了协调人们之间的关系,裁决可能的纠纷,大家共同订立了契约,建立一个代表民意的公共机构,这就是国家和政府。
与霍布斯不同,洛克认为,国家也是缔约的一方,其目的是为了保护人们的自然权利,它也必须遵守协约,如不能公正地履行其职责,人们有权不服从它,甚至收回所交给它的权力。
人的自然权利主要包括财产权、自由权和安全权。财产权是人的自然权利中最根本的权利,也是其他权利的基础,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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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私有财产,生命就毫无保障,更遑论其他权利呢?自由权意味着个人有权处理自己的私有财产和命运;而安全权则指私有财产和人身安全不得侵犯。
从自由平等的原则出发,洛克在政治理论中首次提出了分权的法治思想,把国家的立法权、执行权和对外权划归不同部门掌握,以反对君主专制、防止任何政府和个人垄断权力、独断专横,肆意践踏人权。洛克这一套自由主义思想,使他成为近代资产阶级政治学说的先驱者。英国革命建立的君主立宪制国家,正是他的政治理想的实现,洛克本人也在政府中分享了应得的一份权力。
洛克的人权理论,在美国的《独立宣言》和法国的《人权宣言》这两部国家宪法中都得到充分的体现,成为这两个典型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立国的主导思想和立法的准则。而洛克三权独立的学说,经过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的发挥,为美国和法国等现代国家所采纳,成为这些国家繁荣安定的重要的社会保障。
仅以美国为例,自176年美利坚合众国成立至今200多年来,其宪法只作过极其微小的修改,而其社会则除了1860年反对南方奴隶制的南北战争以外,基本处于稳定状态。比起那些宪法一日三变、社会三天一乱的国家,美国的情况确乎有点像世外桃园的幻景,而这似乎很大程度上又得力于洛克政治理想的导引。因此,与霍布斯那种极端专制的政治理想相比,洛克学说不仅显得更加开明,而且可操作性更大、成果更加显著,而这也许又根源于他对人性与社会、政治与国家等问题的深切把握吧。
洛克哲学的中心论题是认识论问题:人的感觉和观念从何而来?如何得来的?它们和知识有什么关系?知识究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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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人的认识能力究竟有多大?界限何在?正如前述,这些问题是当时科学和文化发展所面临的前沿问题,科学家和思想家都迫切希望能找出认识自然的正确方法,揭示人类认识之迷。对这些问题,培根和霍布斯在经验主义的基本原则上都有论及,但并没有具体的展开和系统的论述。相反在另一方面,法国的笛卡尔、德国的莱布尼茨等大陆唯理论者,以及英国的某些新柏拉图主义者,不满于经验主义的认识论,以种种不同的方式宣扬天赋观念论。
正是在这样的思想背景下,洛克前后花费了20年时间,精心写成了《人类理解论》这一巨著,试图一揽子地解决这些问题,从而阐明了自己的经验主义哲学体系。
洛克初出茅庐在牛津求学时笛卡尔是将他引入哲学庙堂的精神导师,但当他形成了自己的思想而另辟蹊径时,笛卡尔则成了他批判的第一个靶子。唯理论继承了神学的天赋观念论,主张人心中有许多与生俱来的天赋观念,人不需要经验,而只要将天赋观念引发出来,就可以认识世界和真理。
因此,天赋观念论是唯理论的重要观点,作为唯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的笛卡尔自然是天赋观念论的鼓吹者。在《人类理解论》中,洛克首先反驳了天赋观念论的主张。
天赋观念论的主要论据是,某些数学公理、逻辑规律和道德法则是人类普遍同意的,不证自明的,因而必定是与生俱来的。例如“1+2=3”
、“方非圆”
、“黑非白”
、“要诚实”
等等就是这样一些天赋的观念。
洛克指出,这不符合事实。
婴儿、白痴和野蛮人完全不知道什么数学公理和逻辑规律,即便是成年人未经教育也不可能懂得;至于道德原则,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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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团体和个人会有不同的、甚至截然相反的内容。所以,一切观念和知识都是后天经验和教育的结果,而非天生固有的。譬如,一个儿童不懂得“1”这个概念,也不知道“相等”的意义,根本就不可能形成“1+2=3”这个观念;如果他连“方”与“圆”含义都不了解,也不会构成“方非圆”的是非观念。因此,相信天赋观念而不努力去探索自然,就会堵塞人认识世界的通道。
与天赋观念论适成对照,洛克提出了自己的有名的“白板说”
:人的心灵天生就好比一块白板,上面没有录下任何先天的原则、观念和标志,只是由于后天的经验,才在上面不断印下各种痕迹。我们在希腊哲学家德谟克利特的“蜡块说”中,曾领略过类似的说法,洛克显然是发挥了这种观念。
“白板说”
是洛克对天赋观念论批判的直接引申,也是他的唯物经验论的第一个基本原则。
像培根和霍布斯那样,洛克坚持认识起源于经验。但他进而将经验细分为两类:一类是外物作用于感官而生的感觉经验,另一类是心灵对内心活动的反省而形成的反省经验。
从前者,人们获得关于了外物的形状、颜色、声音、滋味和运动以及一切可感性质的观念;而通过后者,我们则取得知觉、思想、推理、怀疑、信仰、意欲,以及人心的一切作用的观念。
人类的一切知识无不出自这两类经验所提供的思想材料,舍此别无他途。
观念的唯一源泉是经验,而观念按自身性质又可分成两种,即简单观念和复杂观念。简单观念是指,由事物的某一种性质在人心中所引起的不能再分解的观念。一朵玫瑰花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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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以艳丽的红色和芳香的气味,其红色和香味便是简单观念。
洛克认为,所有简单观念都是心灵在被动状态下获得的,人不能随心所欲地制造或消灭简单观念。例如,你尽可以塞住耳朵,但隔壁房间传来的卡拉OK喧闹声依然如雷贯耳,正像一面镜子不能拒绝接受或者取消前面放着的物体的影像一样。
虽然接受简单观念完全出于被迫,但人心可以积极发挥自己的作用,以简单观念为基础,形成更高级的复杂观念。
复杂观念是心灵对简单观念进行比较、组合或分离而形成的,犹如我们将字母拼成一个单词和句子一样。当你形成“美”这个复杂观念时,你的心灵就把引起快感的对象的形象、颜色等简单观念综合了起来。
任何复杂观念都由简单观念组成,反过来它们也可以分解还原为简单的观念。因此,它们只是简单观念的组合,不能反映事物的本质。洛克将观念分为简单和复杂两类,表明他试图解决自培根以来一直未得解决的关于具有概括性的抽象观念形成的认识基础问题,即感性经验材料如何上升为理性认识的重要问题。这标志着英国经验主义的发展和深化,然而,他对于人的理性在形成复杂观念过程中的作用的看法,仍然未能摆脱英国经验论传统的局限,即将理性思维降低为感性认识的水平。
以上讲的是观念在认识主体方面的情形,洛克指明了观念起源于对外界对象的经验这一路径。那么,作为认识对象的外物的情况又如何呢?换言之,我们的经验有没有客观的来源呢?这取决于我们的对象的性质本身。这也是认识论的一个基本问题:即与主体相对的认识的客体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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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克与伽利略、霍布斯和波义耳等人一样,将客观物体的性质区分为第一性质和第二性质两种。第一性质是物体本身所固有的凝性、形状、广延性、运动、静止和数目等原始属性,无论物体发生什么变化,这种性质始终为物体所保有,感官也仍然可以感觉到。一粒麦子磨成粉,它依旧具有麦子的性质。第二性质不是物体所固有的性质,而是物体具备的一种内在的能力,它可以借助第一性质,在某种特殊形式下,使感官产生颜色、声音、气味和滋味等观念。例如,颜色并非物体的本身属性,但物体具有使人产生颜色的能力,当不同波长的光波投射在不同的物体上时,人眼就能看到不同物体的颜色。
显然,第一性质是事物本身固有的性质,与感官无关,无论你是否感觉到它,它都存在着,因此,它是我们关于第一性质的感觉的原型,我们的感觉是对它的直接反映。
相反,第二性质只是一种潜在的性质(或能力)
,只有当它与感官相联系时,才会呈现出来,因此,我们的感觉反映不是第二性质本身的“肖像”
,而是由它引起而与它有关的一种主观感觉。
譬如,一张方桌子在我们看来是方形的,因为它本身具有方形的特征(第一性质)
;但它表面的棕颜色则不是原本就有的,而是涂在其表面的颜色在光波的作用下于我们眼中呈现出来的一种感觉,当光线发生变化(如天暗下来)时,其颜色也将变化。所以,存在着这样一种可能性:假如我们闭目塞听,那么世界上将不会有颜色和声音;倘若我们戴起厚实口罩,什么气味也都不再存在。这时,剩下的只有一系列人们感官觉察不到的大小不等、形状不同的物质微粒在虚空中自由地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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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这在一个无人的世界是完全可能出现的情景,犹如在盲人和聋子的世界里一样。这绝不是什么唯心主义的诡辩,而是一种更为精致的唯物主义。洛克提出第二性质的学说,表明他明确地意识到,感觉经验具有主观性的一面,不是客体的直观反映,看到了主体与对象之间形式上是有所不同的。
这种看法与17世纪的科学成就是相符合的,比起那种将感官当成一面镜子、把认识看作照相式的朴素直观反映论要深刻多了。
说了半天,我们只讨论了观念的来源、性质和分类的问题,还不曾涉及到什么是知识这个重要的问题。按照洛克的看法,知识便是观念之间的相互联系,即人心对两个或多个观念之间是否相符合而产生的一种知觉。当我们在进行思维活动(如推理、归纳等)时,如果感觉到两种以上的观念相互符合或不符合,便会得到某种知识。例如,“白不是黑”这个判断之所以成为一个知识,就因为我们知道白色观念与黑色观念是不相符合的事实;而当人们意识到,“三角形三内角和”与“两个直角”这两个观念是一致时,就获得了“三角形三内角和等于两直角”的知识判断。
洛克进一步根据知识的确定性高低的不同,把知识分成三大等级:直觉知识、论证知识和感觉知识。所谓直觉知识就是,不必借助其他观念作媒介,就可直接感觉到两个观念是否相符合而产生的知识。如白非黑、圆形不是三角形,一看便知。直觉知识最明白、最确定无疑,是所有知识中确实性最高的,也是其他类型知识的基础。
确定性比直觉知识稍逊的是证明的知识。这是借助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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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念为中介来考察观念间符合与否而产生的知识。譬如,要获得“三角形三内角和等于两直角”这一推论,我们必须通过“三角形三内角和与两直角和均等于180度”这个中介判断。由于证明知识须经如此曲折的过程,因而减弱了其清晰度,它虽则有可靠性,但不如直觉知识那样一目了然,确实性有所折扣。
确定性水平最低的是感觉的知识。它是关于外界特殊事物的知识,是感觉对当时感觉得到的事物的反映。人们无法知道自己感觉到的火是否确实可靠,但可以明瞭梦见的火与感觉到的火是相差甚远的。因此,感觉知识虽然缺乏普遍必然性,但仍具有一定的可靠性(即或然性)。
《人类理解论》这部著作的基本宗旨在于,判明人类知识的范围与限度,即人的认识能力的大小问题。
通过上述考察,洛克得出一个较为悲观的结论:全部知识都奠基于从经验而来的观念,但许多观念并非对象性质的反映,而是一些主观感觉(例如对第二性质的感觉)
,即使是对第一性质的观念也只能接触事物的表面性质(如大小、形状、重要等)
,而不能深达其内在结构或本质;另一方面,人的经验范围也是有限的,遥远高渺的天体、微若粉尘的物质粒子,是经验无法达到的领域,即使有朝一日科学的进步使人类眼界和视野日益扩大和深入,但仍然有层出不穷的新领域是人所未知的。正是由于观念和经验天生的这种局限,给知识加上了种种限制,使人无法了解宇宙和事物的全部本质,而使人类永远都不能建立绝对完善的自然科学体系。
对于刚从宗教神学沉重的束缚下探出头来、为自然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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迅速发展而欢呼喝彩的人们来说,洛克的结论似乎来得太早了。这种悲观的论调无疑给雄心勃勃、自信知识无界的科学家,给盲目乐观、自以为是的唯理论者,兜头泼了一飘冷水,而且对鼓吹知识万能的经验主义创始人培根来说,洛克对认识的谨慎态度也是始料未及的一个结局。当然,尽管洛克有些消极,但这并不能否定他对人类认识能力和知识范围探讨的历史意义,他们这些研究触及了前人尚未意识到的问题,在经验主义的原则下划定了认识的界限,仿佛捧出了一付醒酒药,使那些过分陶醉于知识的无限美好前景的人多少清醒了些,从而返过头来对认识本身进行更深入的反省。
洛克之后,贝克莱大主教夸大了洛克关于观念主观性和相对性的学说,创立了英国经验论的主观唯心主义这个分支;而休谟则发展了洛克不可知论的方面,变成了不可知论的经验主义者。到了18世纪末,德国的康德更是接过洛克的端绪,对人类知识进行了更为深入和彻底的批判和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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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理性的故事
一、笛卡尔:“我思故我在”
当英国经验论的奠基者培根,在冰天雪地中为一个实验而劳碌奔波时;大陆唯理论的创始人笛卡尔,却安坐在温暖如春的火炉旁凝神沉思。这个鲜明的对比,恰好勾勒出经验论和唯理论南辕北辙的理论特征和学术风格:前者把知识建筑在经验的大地上,因此,注重事实、推崇实验;后者以理性为基础构建认识的大厦,所以,肯定原则、强调推理。于是,我们就很自然地目睹,培根如何为了自己的信念而在实验场所鞠躬尽瘁;下面则让我们来看看,笛卡尔先生又是怎样心安理得地在自己的头脑里抽茧剥丝、并用之于建造形而上学体系的。
笛卡尔(Rene。
Descartes,1596—1650)出生于法国外省一个贵族家庭。他体质嬴弱、敏感多疑,这种天生的气质给他的哲学打上了深刻的烙印。
在耶稣会学校所受到的教育,为他打下了当时所能得到的最好的数学基础,并从古典学中了解了以往的主要学问。后来,他前往巴黎学习法律,虽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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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了硕士学位,但并没有从事法律工作,而且他作出了一个奇怪的决定:当兵从军。理由很简单,因为充斥着学术文化界的都是些经院哲学的胡言乱语,只会误人子弟,要获得真知,只能到世界这本大书去寻找,而当兵则可以使他周游列国。
笛卡尔随军游历了荷兰和德国许多地方。
在服役期间,他的哲学思想渐趋成熟。
1691年冬一个严寒的日子,笛卡尔独自躲进一间小屋,面对火炉闲适安坐,炉火烤得人暖烘烘、懒洋洋的。他双眼漫不经心地瞟着火炉,飘忽跳跃的火苗慢慢地使他进入了一种似睡非睡的出神状态。这种凝神沉思的情景,对他已是家常便饭了。忽然间,一个观念异常清晰地跃上他的脑海:“我思故我在!”
他无比兴奋地紧紧抓住这一思想,一步步地推展下去,把以往零星分散的观念提纲挚领地串联起来,拧成了一个严谨的思想体系。于是,近代西方哲学终于在这个火炉旁悄悄地诞生了,而这位老是佩戴着一把长剑、爱睡懒觉和沉思冥想的笛卡尔先生,则因此被西方人尊奉为近代哲学之父。
为什么笛卡尔能享有如此殊荣?他到底创立了什么样的一门哲学学说呢?
“怀疑一切”
,这是文艺复兴时法国名作家蒙田(M。
E。
de
Montaigne,153—1592)的杀手锏,他祭出这一绝招,用以否定神学和经院哲学,对后世影响深远。往前追溯,可以在古希腊的智者中找到一批最早的怀疑论者,他们目空一切、怀疑一切。怀疑作为一种方法,是理性思维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但怀疑论者好走极端,错将方法当目的,由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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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而否定人类的一切知识。蒙田虽则未入智者窠臼,但他却无力在被他的怀疑方法所扫清的地基上,重新栽种下新哲学的树苗。笛卡尔与培根一样志存高远,决心放倒经院哲学这株老朽的枯树,并在新地基上重新树立新哲学的理性基础。
他接过怀疑的方法,作为扫荡经院哲学和一切旧知识的铁扫帚。
怀疑一切,便成为他的哲学出发点,也是他的科学方法的第一步。小时候,笛卡尔埋头研读各类经典,谁知越学越糊涂,敏感多疑的他不由得疑窦丛生:神学是教人练习升天堂的学问,除了天使和上帝,谁有能耐去理解和把握?哲学呢?千百年找不出一件事不在争论之中,从来就不曾给人任何确定无疑的东西。至于其他一切建立在哲学基础上的学科,其可靠性就更不必提了。他由此联想到,我们所有的知识,无一不是在我们还没有学会用理性去独立思考之前,由别人从外面灌输给我们的,而灌输者也是从别人或前辈那里接受他们的意见的。这样陈陈相因、代代相传,谬种便日渐累积凝固,从而构成我们熟视无睹的所谓知识体系。
也许正是那团陪伴着笛卡尔陷入沉思的炉火,意外地给了他以灵感:必须在经院哲学和旧知识大厦中放上一把滔天巨火,让怀疑的烈焰将它们统统烧成灰烬,以便腾出空地,让位给经过理性反思的新学问。
普遍的怀疑,是笛卡尔方法论中第一个重要原则,其目的乃在于,在寻找确定可靠的知识以前,首先排除一切武断、偏见和迷信等错误的干扰,以便在清晰明白的心境中去鉴别真正的知识。这就引申出怀疑之后,确定知识可靠性的四条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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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除了根本无法怀疑的、清楚明白的观念以外,决不接受任何东西;(2)将所考察的任何问题,都按照解决问题的需要而分成最小的部分;(3)思想必须遵从由简单到复杂的顺序,即便本身没有次序,亦应假定其有次序;(4)把一切情形尽量完全地列举出来,始终进行彻底的审查,以确保毫无遗留。
笛卡尔正是用上述规则把代数运用于几何学,从而创立了解析几何学这门新兴学科的。他希望把这种数学中行之有效的演绎方法,抽象概括为普遍有效的方法,用以解决哲学、物理学、解剖学和天文学等领域中的问题。
普遍怀疑和上述四条确定性规定,是笛卡尔方法论中有机结合在一起的两大部分,怀疑意在扫除偏见和迷信,规则旨在确定可靠知识的标准和步骤。这种方法的关键在于,用理性直观去寻求清楚明白的原理和进行演绎推理,“清楚明白”是笛卡尔十分强调的可靠知识的唯一标准,也是哲学研究所必须遵从的一般规则。
所谓“清楚明白”是指,观念、判断和知识在头脑和思维中是否清晰有序、明白无误、不自相矛盾,而与具体的经验证实无关。
当笛卡尔用这种方法去审视一切时,便导致了系统的怀疑。什么东西是清楚明白而无可置疑的呢?面前的火炉显然不是,因为我的感官可能会欺骗我,我不知道这是否是一个梦境;也许数学千真万确,但没准上帝或恶魔在捉弄我,将我引入歧途;身上的佩剑也许是假的,停在脸膛上的鼻子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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怕一会儿就会化掉,连我本人是否真的站在这个地球上,这些由感官经验告诉我的一切,都是值得怀疑的。然而,在我对所有事情进行怀疑之时,却有一件事是勿庸置疑的,那就是“我在怀疑”这个思维活动。如果连这也要怀疑,那世上就没有怀疑了,这岂不自相矛盾了吗?这就是著名的“笛卡尔的怀疑”
,从这里就引伸出笛卡尔哲学的第一条原理:“我思故我在”。我在思想,即使在想我在做梦、我被捉弄、我没有了身体,无论我想什么,想这件事本身是确凿无疑的。笛卡尔认为,这是最确实可靠的真理,其他一切原理都可以从它推导出来。
就这样,笛卡尔通过批判的怀疑方法,找到了第一个无可怀疑的东西:“我”。这个“我”并非肉体之“我”
,而是思维者之“我”
,是独立自存的精神性实体——心灵,其本质就是思想。事实上,这个“我”就是作为认识者的主体,也即与对象客体相对应的人的自我意识。笛卡尔将自我从客体世界中独立出来,并把这个主体作为与客体对立的哲学与认识的出发点,这种做法对于以认识论为主题的近代认识论是具有重大意义的,难怪人们毫不犹豫地将笛卡尔视为近代哲学之父。
接着,笛卡尔便从第一原理中推论出上帝。
既然“我”
会怀疑,那就证明“我”是不完满的,因为怀疑意味着认识不足,即不完满性。但“我”心中却清楚明白地感到有一个全知全能无限完满的上帝观念,它从何而来?绝不可能从不完全的“我”
(即心灵)中产生,所以上帝观念必然来自“我”
之外的一个完满的实体——上帝。因此,上帝必定存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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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上帝成了笛卡尔所证明和推出的第二个不可怀疑的实体。
这个证明其实只是中世纪实在论者安瑟伦本体论证明的一个翻版。
然后,借助于上帝的帮助,笛卡尔进一步演绎出物质世界的存在。
“我”的认识能力既然是上帝赋予的,那么它就决不会欺骗我;只要“我”的观念清楚明白,它就必定真实可靠;因为“我”清楚明白地意识到外界物质对象的观念,所以物质对象一定存在。
现在,我们有了构成世界一切事物的三个实体:上帝、物质和心灵,它们都是笛卡尔从普遍的怀疑、用清楚明白的原则推导出来的。
笛卡尔就这样通过理性的思辨和逻辑的演绎,从主体自我这一认识论思路出发,去解释世界的存在,一步步构成了他的形而上学世界。
但是,这个世界体系一开始就存在着分裂。
根据笛卡尔,物质与心灵各自独立、互相平行,谁也不决定谁。这首先就导致了一个无法解决的理论困境:怎么解释心灵与肉体相互协调的事实?例如,为什么脑子想去吃饭,身体却不会跑去踢球?一个人怒火满腔时,就不可能满口甜言蜜语?为解决心体协调的问题,笛卡尔绞尽脑汁,想出了一个办法:灵魂位于大脑的“松果腺”中,当其受到外物震动时,灵魂固有的知觉就出现,并使肉体有适应的反应。这实际上就承认了灵魂与肉体有一定的联系,变得自相矛盾了。后来,笛卡尔的追随者们设计了一个更为精致的理论—“两钟并行论”
:精神和肉体就像两个走时一样准确的钟那样,由上帝上紧发条,各自走着独立平行的路。但人们自然会追问:上帝既然那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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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能,为什么会弄出这样一套笨拙的东西,而不是将二者合并为一?
难道上帝有意捉弄人才这么干的吗?
无论怎么说,笛卡尔无法解决他提出来的这一套精神与物质的二元论,只好搬出上帝来调停二者的矛盾,填平心灵与肉体的鸿沟。但这样一来,他就回到了神学的怀抱中去了。
依赖上帝,这对笛卡尔来说,不仅是出乎理论的要求,而且也是基于心理的需要。生性胆小谨慎的笛卡尔,从军队退役后,只回巴黎住了两年,就发现这个国家令人窒息的气氛不适宜他的思想,转而迁往较为自由的荷兰,一住就是21年。
他曾写下一部重要的物理学著作,书中完全抛开了上帝,采纳哥白尼的学说,用机械唯物论的方法去讨论物质世界。可是,当他知道1616年伽利略被教廷秘密审判以后,眼前似乎又浮现起布鲁诺被活活烧死的情景,终于决定将书稿藏而不露。因此,他之捧出上帝,也许是为了逃避迫害而不得不披上的一件保护性的神学外衣。况且,他的上帝是在认识论的基础上、从自我出发、通过理性推导而来的,它作为他的唯理主义认识论的一个必要的理念基础和终极原理,也是一种理论的需要,它仿佛是那个人再不能言说的那个思维的极限,那个人类把所有未知的东西都往它身上推的空箱子。
当然,我们不必为笛卡尔的有神论作辩护,因为在当时,就像我们今天相信人都有祖先一样,信奉上帝乃是一件及其自然的事,像霍布斯那样极端的无神论思想家是绝无仅有的,大物理学家牛顿,在他的机械论宇宙中也恭敬地将上帝尊奉为“第一推动者”。培根和洛克都是虔诚的教徒,也是二重真理的信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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笛卡尔关于心灵与物质为各自独立的实体的观念,加剧了由希腊哲学家柏拉图所引发的二元论。这种理性化的形而上学与中世纪的经院哲学不可同日而语。经院哲学将理性看作信仰的附庸,用理性来证明上帝,从而建立神学的世界观。
笛卡尔则将这一切颠倒了过来,用理性的怀疑彻底推倒经院哲学的旧建筑,然后从思维者主体——即理性的自我意识中推引出整个世界及其上帝。
这样一种理性形而上学的方法,深刻地影响了近代哲学。在认识论中,笛卡尔也贯彻了他的理性第一的原则。
在火炉旁得出“我思故我在”结论的笛卡尔,此时端来了一盆蜂蜡,对着它出神。
感觉告诉我,它有特定的味道、气味、颜色和形态,它较脆硬又易于摆弄。可是,当我用火来烤它时,它立刻就融化流动,然后冷凝成与刚才很不相同的形状。不过,我知道虽然它已面目全非,但它仍然是原来的那一块蜂蜡。为什么?感觉已经告诉我它早已发生变化,而我却认定它根本没变,可见使我作出这一确认不是感觉,而只能是我的思维。换言之,是我的理性知道蜂蜡之所以为蜂蜡的本质。因此我能够排除感觉的干扰,坚持正确的认识。
从这个例子,笛卡尔引申了他的唯理主义认识论。与经验论相反,笛卡尔认识,感觉经验不能了解事物的真相,时常还会骗人,因而没有可靠性。
只有理性的认识才是可靠的,通过理性直观和演绎推理,人就能获得真实可靠的认识。人心天生具有一些不证自明、清楚明白的“天赋观念”
,例如像“平面上两直线不相交必平行”这样一些几何公理,像“全体大于部分”这类数学原理,像“甲不是非甲”这种逻辑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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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像上帝观念等等。人们通过理性的直观而非感觉经验发现这些天赋观念,并使它们成为进行演绎推理的前提和出发点,从中推演出一切真实可靠的知识,建立起全部知识大厦。
当然,笛卡尔并不把一切观念看成天赋的。他将观念分成三类:第一是由感觉从外界对象获得的外来观念,其可靠性不高;第二是人造的观念,如美人鱼、飞马;第三类是天赋观念,最为可靠。
如同他的形而上学存在着物质与精神的二元对立一样,在认识论上,笛卡尔也碰到理性认识如何与经验存在相适应的问题,由天赋观念得来的认识如何能应用于经验世界的问题。在这里,他又不得不求助于上帝:上帝一方面把规律建立于自然之中,另一方面又把它们的概念印人人的心灵,当我们认识了它们,也就同时理解了自然的规律。这又是一种平行论的论调,即认为自然(经验)系列与理性系列相互平行、不谋而合。
这是二元论所导致的一个必然的理论结局,从中透露出一种独断主义的味道。因为人们自然会问:为什么两个毫不相关的领域竟会步调一致、相互趋同呢?笛卡尔只能武断地答道:“那是上帝要这么干的!”
由怀疑到独断,这是笛卡尔哲学所走过的思路历程。当所有的一切都遭到怀疑否定之后,眼前就只剩下一片空白,这时,要在这片空白之区树立起任何东西来,都只能靠一种独断专行。笛卡尔正是这么做的:由普遍的怀疑到“我思故我在”
,那个作为思维者的“我”便是一个不依赖任何条件而独立存在的东西,甚至连承担起思维活动的大脑和身体都可以不要。这还不够武断吗?同时,片面否定感觉经验,任意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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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理性认识,也使笛卡尔陷入某种先验论的武断之中。无可否认,笛卡尔要求人们凭借理性、独立思考,意识到感性认识的局限性,而提倡理性演绎法,以取得普遍必然的知识,这对于反对经院哲学所宣扬的信仰主义和蒙昧主义,对于当时科学文化的发展,尤其对数学和演绎逻辑的发展起了促进作用。
另一方面,正如英国经验论继承了中世纪唯名论传统,突出个别实在,否认一般的客观实在性,强调感觉经验在认识中的根本作用那样;笛卡尔首倡的唯理论也与实在论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唯理论因为感觉经验的个别性而轻视它,转而强调理性所把握的一般共相,以为通过理性直观和理性演绎,可以获得关于世界的普遍必然的认识。
唯理也就是理性唯一、唯上的意思,笛卡尔提倡的理性至上主义,可以说是一把双刃剑,一面用于砍劈经院哲学的蒙昧迷信,一面拿来抵挡经验论的经验至上论。与经验论相对悲观的知识论相反,唯理论对人类知识表现出极度的乐观情绪,似乎只要努力发掘自己心中的“天赋观念”
,人就可以一步登天,走上通往终极真理的康庄大道。
这种盲目乐观与唯理论的思想独断相映成趣,并始终随着它。
笛卡尔的几部重要著作《方法谈》、《形而上学的沉思》和《哲学原理》等,都是在荷兰定居期间发表的。这些作品使笛卡尔声名远扬海内外,也惊动了瑞典女王克里斯蒂娜,这位文艺复兴式的君主力邀笛卡尔赴瑞典讲学。
令人奇怪的是,这位惯于怀疑一切的法国哲学家,却不曾对这次使命的效果产生任何怀疑,也没有对自己衰弱的身体能否经受得起北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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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寒有丝毫的忧虑,便欣然应命,踏上了斯德哥尔摩。
岂料,瑞典女王精力充沛得惊人,坚持要笛卡尔每天凌晨5点为她和大臣们讲授哲学。这可难倒了我们这位自由散漫的哲学家。
像许多出色的哲学家一样,笛卡尔惯于睡懒觉,每每日上三竿、太阳晒到屁股的时候,他仍赖在床上为夜里过度的玄思而休眠不醒。但是,王命不得不从,笛卡尔只得勉为其难,匆匆从床上爬将起来,草草梳洗完毕,还忘不了戴上那把形影不离的长佩剑,揉着腥松的睡眼,急急忙忙赶往金壁辉煌的皇宫,一路上北风呼啸、寒气逼人。当他见到女王不以为然的脸色,才发觉自己又迟到了!难道是因为自己头脑里的钟与自己身体内的钟走时不同,还是由于自己寝室的钟与皇宫的钟不一致,而使自己屡屡迟到的呢?
对此,笛卡尔只好无可奈何地耸耸肩。
然而,他身体内的钟终究跟不上他灵魂里那只急匆匆的钟的步伐,而北欧萧杀的严寒又加重了这种身心失调。不出半年,哲学家就一病不起,成了天国的客人了。这使人想到与本节开头有关的一个对比:经验论的创始人培根也是殒命于严寒,不过他是为了实验而捐躯;而唯理论的首倡者笛卡尔,却是因为沉思冥想被打断而丧生的。莫非二者之间还暗示着一个上帝早已安排好了的结局吗?这,我们就无从知道了。
二、斯宾诺莎:神即自然
在几何学上造诣精湛、擅长演绎推理的笛卡尔先生,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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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也是一位衣着考究、注重包装的堂堂绅士。身穿饰以绶带的制服,脚蹬乌光锃亮的长筒马靴,头戴一顶插着彩色羽毛的礼帽,腰佩一柄几乎及地的长剑。这就是典型的笛卡尔式的打扮。也许这种形象正是他那清晰的思想和严谨的逻辑的外在表现?这,我们可就拿不准了,因为我们也看到另一个相反的例子:在思想和逻辑的严谨性上并不亚于笛卡尔的另一位唯理论大师斯宾诺莎,却是一个不修边幅、随随便便的人。
斯宾诺莎(B。
Spinoza,1632—167)是荷兰的犹太人,他的父母因逃避天主教对犹太教徒的迫害而离开西班牙,移居阿姆斯特丹。其父是位成功的商人,但斯宾诺莎对经商生涯兴味索然,而更愿意在研究犹太人的宗教和历史中打发时光。
他年纪轻轻就渐露头角,被长者们视为未来的希望所在。
后来,好奇心促使他对基督教产生了兴趣,便跟一位学者学起了拉丁文。在征服拉丁文的过程中,先生那位如花似玉的女儿吸引了斯宾诺莎的注意,于是,他便脚踏两船,一面钟情于倔屈聱牙的拉丁文,一面拼命去追求那美丽的少女。岂料,不久就出现了一位第三者,一个富家子弟风度翩翩地带来了值钱的礼物,一下子就将少女的春心给抢走了。情场失意的斯宾诺莎,最终决定献身于哲学事业。
拉丁文为斯宾诺莎打开了通向古希腊罗马和中古欧洲思想遗产的大门,他如饥似渴地阅读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著作,尤其喜欢那些将世界统一于物质微粒的原子论者。在所有哲学家中,笛卡尔对他有决定性的影响。笛卡尔把现实分为物质实体和精神实体的做法,对热衷于统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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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宾诺莎无疑是一种有力的挑战。而被活活烧死的意大利哲学家布鲁诺的思想则在他的心中燃起了一团希望之火:将世界理解为一个精神和物质的统一实体,并把这个实体视为上帝本身,这样,世界不就成为一个一体化的实在了吗?这种想法后来形成了斯宾诺莎的泛神论,但在它还没有成熟之前,他就在生活中遭到了一次沉重的打击。
1656年,年仅24岁的斯宾诺莎被控有异端议论,而被犹太教会传讯。教会的长老们质问他,是否说过这样一些大逆不道的话:上帝只有一个身体——那就是物质世界本身,天使仅仅是幻觉,而灵魂不过是生命。这些确实是斯宾诺莎后来所表达的思想,然而,面对气势汹汹的教会,年轻的他不置可否。长老们软硬兼施,许诺给他一笔优厚的年金,只要他在表面上对教会和宗教表示忠诚。斯宾诺莎断然拒绝了这一企图,恼羞成怒的教会因此宣布将他逐出教门。
自此,生性腼腆的斯宾诺莎便陷入了十分孤立的境地。
父亲曾期待他在希伯莱学问中出人头地、光宗耀祖,眼见希望落空,便就势将他打发了出去。姐姐也趁火打劫,想从他那里骗去一份小小的财产继承权。许多朋友都与他疏远了,基督教徒把他视为无神论者而嫌弃他,有人甚至想刺杀他。走投无路的自由思想家悲哀地发现,在这个世界上似乎很难找到一个可以安全地当哲学家的地方,只好委曲求全,悻悻地离开阿姆斯特丹,移居乡间,靠打磨镜片为生。生活是艰难清苦的,他必须精打细算才能勉强度日。他曾自嘲地对房东说:自己就像一条用嘴咬住尾巴的蛇一样,意思是说到了年底他剩下的只有一个“0”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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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清苦的生活没能阻止斯宾诺莎从事深沉和自由的哲学思考。虽然他的多数重要著作都要到他死后才能出版,但自从隐居乡间以来,他的名声就日渐传播开来了。许多崇拜者纷纷慕名前来拜访他,其中便有后来的唯理论大师莱布尼茨。
德国海德堡大学送来一份邀请,请他出山去当哲学教授。要知道,这可是一个名利双收、脱贫致富的捷径啊!然而耿直的斯宾诺莎却婉言谢绝了。理由很简单:第一,不愿意宁静的隐居生活受到打扰;第二,取得这一官方职位,意味着放弃自由思考的权利,接受正统观念的限制。
为了自由和安宁,斯宾诺莎舍弃了荣华富贵,仍然羁留在乡间,始终与贫困为伍。
一天,一位自命不凡的高官登门造访。斯宾诺莎像平常一样,穿着一件皱巴巴的睡袍起来迎客。
高官面露不悦之色,将斯宾诺莎数落了一通,并许诺说要送一件名贵的衣服给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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