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影响个人发展的诸多因素中，环境无疑是至关重要的。几千年前人们便已明白这个道理，孟母三迁，引为千古美谈。孟子最终成为世界闻名的思想家，与环境对他的熏陶感染有着很大关系。
在微软亚洲研究院工作过的人都听过这样一个笑话：如果要统计智商密度的话，希格玛大厦可能是世界上智商密度最高的地方之一。正因为这里聚集了大量来自不同领域的世界级科学家，比如沈向洋、洪小文、许峰雄等人，研究院才能如同一个巨大的磁场一般，不断吸引到最优秀的人才来到这里。也只有优秀人才聚集的地方，才能做出世界级的成果，才能培养出世界级的学者。
如果说世界上还有一个地方与之类似的话，那就是我曾经就读的中国科技大学少年班。近年来，关于少年班发展与存废的问题在媒体上不时引发讨论，争议颇多。因为自己是从少年班毕业的，朋友们也常会好奇地向我打探，少年班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是不是里面的人个个都是神童？其实，这些都是误解。从我自己的经历来看，所谓的神童真是凤毛麟角，甚至没有。那里的学生只是非常的勤奋、自信和不服输。但是，就如同研究院一样，当优秀的人聚集到一起的时候，就会从量变到达质变，所有身处其中的人都会受益于这样的环境，最大化的发挥出自己的潜能。
自成立至今，一晃少年班已走过三十个年头。2008年3月初，我回到合肥，参加了少年班三十周年的庆典大会，见到了很多久违的校友。在庆典大会上，很多校友都做了精辟的发言。其中，我特别赞同来自83级少年班的师兄、目前在耶鲁大学工作的邵中教授的发言。他说：“少年班可能是世界上最能让你知道你还不够聪明的地方之一，因为你周围的人个个都有比你强的地方。我相信所有少年班同学到毕业的时候，都会深深地意识到：只有勤奋踏实才能成功；小聪明远远比不过大聪明；成功需要你去认真地理性地去观察社会，思考人生，规划人生，给自己树立远大的目标并且不懈地去为之奋斗；成功还需要你有一种不受外界诱惑及对事业追求的执着精神。在座的各位媒体朋友，我对你们有个建议，希望你们以后不要用神童这个词；用这个词你们是在贬低少年班学生的刻苦勤奋！”可以说，我对少年班的体会和他完全相同。所谓神童只不过是媒体的炒作，少年班真正的优势在于它提供的无可比拟的教育环境。在这样的环境里，你会学到勤奋和自信，学到如何去取得成功。
(谢幸与少年班同学参加军训时的合影，第三排左三为本文作者)
时光倒回到1992年，那一年，我报考了中国科技大学少年班。经过全国高考以及几轮复试，我幸运的来到了这个梦寐以求的地方。刚到这里，我便发现同学们个个都很优秀，自己在大家中间不但不能算出色，甚至可以说是有些落后。这里要说一个关于学号的故事。在中国科技大学，学号一般都是7位数，前两位代表入学年份，比如说92就指1992年入学；中间两位代表系别，在科大，每个系都有自己的数字编号，比如说数学系是1系，物理系是2系，化学系是3系，等等。科大人更喜欢用数字而不用名字来称呼系，听起来似乎像在一个保密单位一样。如果你听到诸如“8系比11系出国率高”这样的话会一头雾水，那你一定不是一个真正的科大人。7位学号的最后三位便是你在班里的编号，在我们那一年，这个编号是按照入学成绩排列的。我的学号是9219032，而当时我们班总共也只有35人，从这里就可以看出我基本上是“混”进这里的。
虽说在少年班，没有了以前在中学时的优越感，但是自己也没有觉得特别沮丧。其实对我来说，已经是第二次遇到类似的情况了。中学时我就读的班级是南昌十中少年预备班，这是南昌市的一个教育试点班，在当地入学竞争非常激烈。刚离开小学来到中学的时候，第一个学期下来，我的成绩仅仅排在中等，不像小学时候那样总是名列前茅。这让我很有挫折感，但同时这也让我萌发出更强的动力勤奋学习，努力去超越别人。经过四年的努力，当老师们准备在全班挑选四个学生报考大学少年班时，我已经成为这四名学生之一。
我不是神童 谢幸（2）
2008年11月25日16:44
在科大，情况似乎比刚到中学时还要糟糕。大一的时候，我的成绩在班上只能排到中等偏下，甚至在数学分析这样一门主要的数学课程上，我还差点不及格。为此班主任非常担心，专门找我谈话，鼓励我要好好学习，不要被暂时的挫折打败。直到现在我还清楚地记得，经过努力，大二的时候我的成绩名次上升了很多，当时班主任为了鼓励我，专门设立了一个成绩进步奖。也就是因为这个特别设立的奖项，我才顺利的拿到了奖学金。这对于当时的我来说，意义重大。让班主任欣慰的是，从那以后我已经不再需要靠进步奖这样的机会去拿奖学金了。现在回头想来，其实有人比自己优秀也是一种幸福，这样才会有努力的目标，有进步的动力。
在少年班让我感觉最深刻的地方就是，同学都异乎寻常的勤奋，有时候甚至勤奋到常人难以理解的地步。记得当时同寝室有一个同学尤其用功，以至于全寝室没有人知道他晚上到底什么时候睡觉的，只知道每天大家睡着时他还在挑灯夜读，早上起来时他早已经起床早读去了。另一个室友曾开玩笑说，夏天的时候，他每天都会去看那位同学椅子下面的蚊香到底烧了多少，以此来猜测他是几点睡觉的。更为难得的是，他不单只是学习成绩好，组织活动能力也很强，后来还成为我们系的团支部书记，现在在美国一个很不错的研究所工作。
那个时候，周末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安排，没有丰富多彩的娱乐计划，我们的活动基本上就是去教室自习。这听起来似乎很乏味，但是当时的风气便是如此。每天早上，我们带着书包和饭盆去食堂吃早饭，吃完饭就直接去教室。因为食堂和教室离得比较近，中午和傍晚我们也都不会回宿舍，直接去食堂吃完饭便又返回教室接着上自习。一整天下来一个人就好像消失了一样，累了，就趴在课桌上小睡一会。无数个周末，就都是这样度过的。
另一个记忆犹新的场景就是去少年班系机房用电脑，当时我们把这叫做”上机”。从大二开始，我们被允许进入系机房上机，机房电脑数量有限，相对于学生来说僧多粥少，如果晚到的话经常就会没有位置。所以那时候，一大早机房还未开门，门口便已经围满了前来上机的学生。当机房管理员踩着点到达时，一开门，大家便一拥而上，迅速进去抢占位置。那时候还没有互联网，玩游戏也是禁止的，大家基本上都是在机房里学习软件操作或者编写程序。这里还有个有趣的故事。当时，我花了不少时间写出了一个支持人机对弈的黑白棋游戏，计算机通过遍历所有可能的下法来和人对抗。我得意地把这个游戏给我的室友玩，那个室友是围棋的业余二段。他非常认真的下，眼看计算机就要输了，这时计算机却突然在棋盘外面下了一子，把室友的棋全部翻过来，继尔扭转了局势转败为胜。他很气愤地跑过来说，你写的程序不像话，居然还会使诈！其实到现在我还不知道到底是我的程序会使诈呢，还是程序什么地方有问题。在少年班系机房度过的日日夜夜里，我计算机软件开发和使用的水平得到了突飞猛进的提高。
少年班毕业以后，我留在科大计算机系继续攻读博士学位。陈国良老师（中国科学院院士）是我的导师，在他的指导下，我学会了做科学研究的基本技能，开始了自己的研究道路。五年后，我来到了微软亚洲研究院。这里让我有一种似曾相似的感觉，这里的同事有着和少年班同学们一样的勤奋、自信和不服输的精神。也许这就是研究院自成立以来不断取得优异成绩的原因之一吧。很多曾在这里工作过的访问学生，离开微软后也都取得了不俗的成绩，我想，这应该就是环境的力量，当优秀的人聚在一起，所能产生的影响是难以想象的。
所以，不要总是因为自己不够优秀而郁闷，和最优秀的人在一起，你也会变得更优秀。
作者介绍：
谢幸，江西南昌人，15岁离家，求学于中国科大少年班。自认既非英雄，亦非神童，然勤能补拙，并幸得良师。24岁博士毕业，加盟微软亚洲研究院，于互联网搜索组任研究员，发表论文数十篇。忙里偷闲间，尤喜阅读与收集，平日里流连方寸，神游书海，乐此不疲。偶能偷得几日浮生，寄情山水，实为平生快事也。
从不做清华第三种人到在读女博士 宋睿华
2008年11月25日16:44
——“你为什么没有攻读博士学位？”
——“因为我不想成为第三种人。”
——“？”
——“BBS上流传着一种说法，‘清华里有三种人：男人、女人和清华女博士。’我不想成为第三种人。”
我在清华读硕士的时候，老师曾经问我是否愿意转博。我当时对读博士有一些恐惧。一来，我参加过几次博士生的答辩会，发现老师们总会问工作的理论贡献是什么，我怀疑自己做不出有着高深理论的东西，无法达到博士毕业的要求；二来，在我的脑海里，女博士的典型形象往往是不修边幅、目光呆滞、不可爱的，我担心读博士之后会嫁不出去。最终，我还是决定硕士毕业。在我经过了漫长的八轮面试最终见到张宏江博士（时任副院长）的时候，就出现了上面的一番对话。我的回答把宏江逗乐了，他也许从来没有听到过这样的理由。
以前说起做研究，我首先想到的是陈景润和哥德巴赫猜想。感觉如果没有超常的聪明，能把艰深的数学理论当作家常便饭，你是做不出什么好的研究的。这也正是我怀疑自己能否达到博士水准的地方。比起我在清华里见过的无比聪明的同学，我只能算还可以，而且，我也并不能理解和喜欢数学课上的诸多内容。所幸，在研究院工作的最初一年里，我周围的同事们让我看到了做研究不一样的内涵。
研究的目的是探求真相，也是提出有价值的问题和找到解决重要问题的方法。我的研究方向是互联网搜索和挖掘。搜索技术最初产生于图书馆对检索图书的研究，而今天大量的搜索需求来自互联网。通过观察我发现，网页和电子化的图书有所不同。一个网页往往不只是单纯的一篇文章，它更像报纸，版面被划分成不同的区域。例如，在网页的顶部是网站的标志，底部有版权声明，为了方便用户到达其他页面，两侧常常是链接目录，它们以一种美观、自然的方式包裹着一篇或多篇文章。这些区域对检索来说并不是同等重要的。于是，一个有意思的问题出现了，如果我们能把重要的和辅助的区域自动分开，那将有助于一系列网络搜索和挖掘的应用。这件人很容易办到的事情对计算机来说并非易事。于是，我努力去体会和思考人是如何做到的，经过多种尝试，找到了一种自动预测网页区域重要性的方法。这篇论文发表在第十三届国际万维网会议（The International World Wide Web Conference 2004）上，并得到最佳论文的提名。这项工作对我的意义非常，它让我看到和感受到什么样的研究是能够被认可和有意义的。以前所能理解的理论研究只是科学研究的一部分，除此之外，发现一个有价值的问题、提出一个解决问题的方法都是很好的研究。
当我被微软亚洲研究院的前辈们带入科学研究的殿堂，我发现个人的力量可能是渺小的，但做研究的目的并不是让自己名垂青史，而是尽可能地发挥自己的智慧和力量，带给他人有意义、有依据的东西。我甚至发现，即使是一些失败的尝试也有发表的价值，至少别人可以知道哪些方法是行不通的，从而把时间和精力放在有希望的尝试上。科学技术正是因此而达到累积，从而在某个时刻开出让人震撼的花朵。我深深地被这种氛围所感动，现在，激励我做研究的不再是被人知晓我的名字，而是在未来某项方便人们生活的科技产品中也有我微薄的贡献。
在研究院工作之后，我也见到了许多美丽的女博士，张黔 就是其中的一位。1999年，张黔博士从武汉大学毕业后来到研究院工作，2005年9月受聘为香港科技大学的副教授而离开研究院，当时她已经管理了整个无线网络组。没见到她之前，就听说她工作很拼命，研究做得很出色。见到张黔，却有点意外，她完全不是气势逼人的“铁女人”模样，而是有着轻盈、美丽的外表和自信、有趣的谈吐。有幸的是，我的老板马维英博士特别请张黔做我的生活导师 ，因此和她有一次愉快的午餐。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她对平衡工作与生活的见解。她告诉我，在有了自己的房子之后她就很少加班了。她说，“如果需要天天加班，即使付双倍的工资给你，你也不会感到持久的快乐，我们需要投入地生活休闲，才可能更加有效率地工作。”这一点我在结婚之后也深有体会。缩短了工作时间，我却惊奇地发现，非但没有落下什么，反而能够做更合理的安排，先做最重要的事情，结果是收获更多。我深感工作不是全部，有滋有味的生活才是我的持久动力。
关于外表，我发现不修边幅、目光呆板只是对女性研究人员一种片面过时的印象。小时候，父母为了让我们心无旁骛会给我们一种讲究穿着和学业优秀无法共存的压力。电视剧里的女性科学工作者总是穿着朴素，带着黑边的眼镜，除了工作似乎对其他都不感兴趣，更加不擅长搭理自己的生活。但是，我们长大了，这个时代也提供给人们丰富的物质。只要不再迷信地把不修边幅当成工作认真的招牌，我们一样可以塑造出让人舒服的形象。记得有一天中午，我看到一群女实习生说说笑笑地从活动室里走出来，她们是那样有光彩，发型和衣着各具魅力，这一幕让我久久难忘。我认识其中的几个，她们是在读的博士生，很高兴她们能够比我更早地明白，美丽与女博士并无冲突。
渐渐地，我消除了对读博士的恐惧。当我能够完成一项有意思的课题，当我能够在国际研讨会上大胆讲出自己的想法，当我可以胜任组织一个团队进行一项较大规模的研究，当我的细腻给所从事的研究带来不一样的突破，当我在国际会议上宣讲论文之前在镜子前做到最好的装扮，我已经顺当地走在了做研究的路上。这里，我要衷心地感谢沈向洋博士（研究院的第三任院长），他积极地促成了上海交通大学和微软亚洲研究院的联合培养博士生项目，为我们一批喜欢做研究的硕士毕业生提供了深造的机会。现在我已经是一名在职的博士生了。
最后，我想把女科学家Karen Sp?rck Jones 的话送给所有像我一样喜欢做研究的女性们：“Computing is too important to be left for men alone。”（计算机科学太重要了，已经到了不能只留给男人们来研究的地步。”）
本文作者在参加2004年国际文本检索会议(TREC)时与Karen Sp?rck Jones女士的合影
作者介绍：
宋睿华，微软亚洲研究院互联网数据管理组研究员。2000年和2003年分别获得清华大学学士和硕士学位，2006年至今在职攻读上海交通大学博士学位。2003年加入研究院，主要从事互联网信息检索和抽取方面的研究。2004年带队参加国际信息检索评测会议TREC，获得网络搜索子评测的第二名和查询词分类子评测的第一名。她在大学期间是一名运动健儿。
天下第一铭 汤晓鸥（1）
2008年11月25日16:44
2003年3月8日，陪秋梅过了最后一个属于我们二人世界的妇女节（一直觉得妇女节比情人节重要），第二天，我们安静的二人世界就变成了吵闹的三口之家。新来的第三者白白胖胖，叫铭铭，是在香港威尔士亲王医院10层楼的产科病房出生的。铭铭出生的那天，11层楼住进了一个特殊的病人，说是肺病。可是我们那几天太高兴了，根本没注意。过了两天医生叫我们去他办公室问我们要不要提前出院，因为楼上有个传染病人。我们觉得还有很多东西要和护士学，肺炎也没什么可怕的，不想早出院。等我们回到病房，发现一个层楼的新任妈妈都在收拾行李,已经走的差不多了。我们才明白问题很严重。回家后的两个多月，再没敢带铭铭出门一步。后来才知道11层的病人是香港第一例SARS.
铭铭的全名叫汤之铭，是佛教大师南怀瑾先生起的名字。一直觉得是老先生取的名字保佑了铭铭。名字是老先生根据2000多年前的一部畅销书《大学》里面的典故起的。经历了SARS的苦其心志，又有老先生的保佑, 我一直觉得天将降大任于铭铭，常和秋梅讲，铭铭将来很可能成就“天下第一铭”。真是想什么来什么，果然四个月大时，就显灵了。
那时我父母第一次从国内来看铭铭，第二天就要到了，可是我们一直在为一件很头疼的事伤脑筋，铭铭已经14天没大便了，看了几次医生，都说孩子活蹦乱跳的没问题，可能消化太好，听医生讲14 天可能是香港地区的纪录了，不知是不是华南地区纪录。不管怎样说，我儿子有了他自己的第一个地区级纪录了，可惜后来再没能破此纪录，最多一次才四天，可能上次太难受了，看来铭铭也不傻，不愿为虚名太苦了自己。好在我父母来的头一天，问题解决了。父母来了后抱着铭铭说，这孩子没照片上看着胖了，怎么这么轻，我当时后悔不已，不该逼铭铭做他不愿意做的事，否则铭铭至少比头一天重一倍。这孩子其实用心良苦。
铭铭六个月大的时候，妈妈的假期结束了，不得不回北京工作了。铭铭当然毫不犹豫地决定跟妈妈走（主要是从他的哭声中判断的），这样我又开始了对微软亚洲研究院的经久不息的访问。可能是访问实在太频了，结果我访问的媒体计算组的主任，时任研究院副院长的张宏江问我愿不愿意接管他的媒体计算组，还没等我们开始谈条件，没过多久，研究院重组，宏江成了新成立的工程院院长，另一位副院长Harry(沈向洋)成了研究院新院长。Harry好像觉得我来管媒体计算组不大合适。我也没问为啥。过了没多久，一个周三的下午，Harry突然来电邮说想和我谈谈。原来Harry想找我接管他自己的视觉计算组，又觉得对不起媒体计算组，所以干脆将两个组合并成一个，问我愿不愿带。我第二天就答应了，Harry也怕夜长梦多，隔天我们就把很多细节敲定了，没有经过任何面试，我就在几天之内成了研究院的人了。周六，我就买了房子。那一周，感觉上像两个恋人生怕对方反悔而匆匆领了结婚证。
我当然不会反悔，我对研究院其实爱慕已久，研究院在我心里很像铭铭，大有天下第一铭的气势。我一直觉得Bill一生中做了两个了不起的决定，第一是和IBM签了DOS协议，第二就是建立了微软亚洲研究院。当然，有些同学可能不同意这种说法，我有时也想，和世界上最大的计算机公司签约怎么能和同世界上最大的国家签约相比呢，所以也许建立了亚洲研究院应该更重要。
北京的学校差不多集中了中国十几亿人中最优秀的人才。研究院是中国唯一的一所由跨国公司成立的从事基础研究的地方。和国外一流研究机构相比，研究院近水楼台；和国内的一流研究院比，亚洲研究院具有国际一流的理念和管理模式；和IBM 及Google 在中国的研究院比，亚洲研究院从事基础研究而不是产品开发。这样独树一帜的地位，天下无双。
其后果自然是人才的高度集中。其程度让我想起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MIT)。三个地方的人都挺好，却不太一样。说起来上世纪80年代的科大最难进，因为她只看高考成绩，没什么别的好说的。这样的后果是人才比较同质化，大家的长处都差不多，学生都很像运动员，会比赛，但缺少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MIT就好申请多了，允许书面申请，这样即使某一方面较弱也可以申诉，强调自己的强项。课外活动有超常的地方也可以加分不少。微软亚洲研究院就更好进了，不但有书面申请，还可以当面申诉（面试），有机会全面表现自己。当然，全面表现的后果也很严重，就是进去以后要全面兑现。研究能力，编程能力，写作能力，吹牛能力，缺一不可。
天下第一铭 汤晓鸥（2）
2008年11月25日16:44
视觉计算组的同事就具有这样的特性，感觉和他们在一起，没有什么题目做不出来的。所以我又想起了铭铭，总感觉和铭铭在一起的时间太少，想把每一分钟都记录下来，结果照了大量照片。于是很自私地号召大家做照片管理方面的研究，就有了我们在SIGCHI 上的第一篇长论文。接着为了更方便地把照片中的人像一次从多张照片中分割出来，又做了多图分割的题目。为了快速方便地查找图像，我们做了实时图像检索技术。为了找到更多有趣的应用，又用人脸检测和照片管理技术做了一个将真人头像植入卡通图片的技术，于是很容易的用铭铭的照片将“小兵张嘎”动画图片系列变成了“小兵汤嘎”。我在研究院和一些高校做报告时经常把我们的研究课题总结为“下一代”图象处理技术，因为我们的技术多是应用在我们“下一代”儿童的照片上。
铭铭的照片经常用在视觉计算组的各种实验数据里，成了组里最受欢迎的形象模特
我们做的一些好玩的技术已经开始影响微软的图像管理和搜索产品开发。在计算机研究领域有个矛盾，要想在实际产品中应用，一项技术必需简单实用，要想发表文章，这项技术又必需显得复杂深奥。要想既像Google那样做出实用产品，又像MIT那样在顶级会议发表文章，就要付出更多辛苦。作为一个做基础研究的地方，我们对在顶级会议发表文章的重视程度和MIT没有什么区别。在过去三年中，我们在一流的计算机视觉会议（ICCV , CVPR , ECCV ）发表了60多篇论文。至少在数量上已差不多“天下第一铭”。 我常讲做研究就像比武论剑一样,要论剑就要到华山论剑,如果你一定要去太行山论剑, 去挺进大别山，那别人只能当你是游击队, 永远也别想成正规军。在计算机视觉领域，农村是永远也包围不了城市的。华山以外，很难论出好剑。
发这些论文的另外一个好处是吸引了很多好学生，这些年我见过很多非常优秀的学生，有些已不能用优秀来形容，只能说是天才。晓刚 是我见到的第一个天才学生，在硕士阶段就发表了五篇CVPR/ICCV。他的才华和人品如此出众，以至于我毫不犹豫地将妹妹嫁给了他。后来我的另一个天才级学生达华 发表了更多的文章，可是我已经没有妹妹可以再嫁了。好在最近的一个天才级学生靖宇 ，来的时候就有女朋友了。靖宇编程打字的速度是如此之快，以至于我看不清他在键盘上快速移动的手。这三个学生共同特点是都收到MIT 和斯坦福的全额奖学金。晓刚和达华去了MIT, 靖宇选择了斯坦福。我有种感觉，将来他们都会非常成功，成为各自领域的“天下第一铭”。我有种感觉，他们会越来越多。我更有种感觉，铭铭不属于他们。
铭铭让我自豪的地方也很多。比如铭铭长的很漂亮。这不是我一个人说了算，你可以去问晓晓，桃桃，月月，同同，扬扬，希希，。。。，。。。，我家院里每个四五岁大的小女孩儿都认为铭铭是她最好的朋友。铭铭四岁前所结交的女朋友（在幼儿园结识的不算）已超过他爸爸四十年艰苦努力的成果（在研究院结识的不算）。
可惜铭铭对学习的态度就像功夫熊猫阿波对面条的感觉，毫无兴趣。铭铭对面条的感觉倒像阿波对功夫的感觉，兴趣盎然。铭铭的人生理想和同龄孩子很不一样，不是做医生，警察，或宇航员，而是“吃饭，睡觉，做佳菲猫”。 而且说到做到，铭铭唯一喜欢的课程是厨艺课。厨艺课老师Mariana也觉得铭铭是五岁孩子中厨艺最精湛的了。可惜和同龄孩子一起的时候，极少有比厨艺的时候，反倒是认字，背诗经常被拿出来做表演项目。为了培养铭铭对体育的兴趣，对艺术的热爱，及对中华民族的自豪感，秋梅和我一起带铭铭去看了奥运会开幕式。对于这场人类历史上最精彩最完美最盛大的演出，铭铭印象最深刻的是我在现场餐厅为他买的两根烤香肠。想起来那一定是这世界上代价最高的两根香肠了。
也许铭铭的血液里真的是流淌着面条汤？希望铭铭长大时，可以选择的已不只华山这一条路，总不能人人都上华山，太挤了，希望有更多的山可以上，有更多的路可以走。总得给铭铭这样不爱学习又厨艺精湛的孩子一条出路吧，但愿那条路不像面条一样弯延曲折。
秋梅近来常怪我乱讲天下第一铭，给讲坏了。我只好苦笑，怪自己当初求上帝的时候忘了说是正着数还是倒着数了。我就安慰秋梅说“在认字，背诗，音乐，数学，中文，英文，这几个小的方面，铭铭是比别人差一点，好吧，不只一点，差一节，一大节，我们可能也不用太担心，或许铭铭是想后发制人。”
秋梅温柔地看了我一眼，冷冷地说，“制谁呀！你看后面还有人么？”
作者介绍：汤晓鸥教授，是汤之铭的爸爸。1990年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获学士学位，1996年于麻省理工学院(MIT)获博士学位。现于香港中文大学信息工程系任终身教授。2005到2007年，于微软亚洲研究院担任视觉计算组主任。现任IEEE ICCV’09程序委员会主席 (Program Chair)及IEEE Transactions on Pattern Analysis and Machine Intelligence (PAMI)编委 (Associate Editor)。他的研究领域包括计算机视觉、模式识别、及视频处理。
晓鸥在亚洲研究院期间，被一致推选为研究院文工团团长，兼团委书记，连续三年出任研究院年度文艺晚会主持人，他的演艺生涯开始于研究院，也是在研究院达到顶峰，为此，他为自己起了个艺名叫“小o”，在研究院引起很大反响和误会，其正确发音应为Xiao Ou, 而不是“小圈”，“小圆”，“小饼”，“小豆”，“小球”，“小轮”，“小零”，或“小句号”。 小o的名言是：“看事物要一分为二，任何事物都有两个方面，有可笑的一面，同时也有更可笑的一面”。他就是这样看着铭铭一天天长大。
小径分岔的花园——我的选择 洪小文（1）
2008年11月25日16:44
人生就像阿根廷作家博尔赫斯笔下那座“小径分岔的花园”，每个路口都通向不同的“未知”与“可能性”。无论求学，还是求职，我们总是需要在某些特定的时间点做出“非此即彼”的重大决定。
回望过去这些年来我走过的路，很庆幸自己的每一个选择都没有留下遗憾——生活的魅力恰在于此：我永远也不会知道，倘若当时做了其他的选择，今天的我是会更开心，还是后悔？因为真实的人生决不像玩游戏那样，可以随时存取进度、重新来过。
第一个故事——童年
在小学快毕业时，我做出了平生第一个重要选择：我向父母提出，我想到台北很有名气的仁爱国中就读。但台湾有着“按学区升学”的制度，在我的坚持下，父母进行了一番努力，我也如愿以偿地升入当时的“明星学校”——仁爱国中。
我已记不清那时为何一根筋地“非仁爱国中不上”。不过，后来发生的事表明，正是那个选择对我的人生发展起到了决定性的影响：台湾初中升高中要经过联考，而我之所以能顺利考入台湾最好的高中——建国中学，很可能正是因为我对仁爱国中的选择——高中联考那一年，我原本应该就读的那所学校，没有一个孩子能考上建国中学。
建国中学历史悠久，历届毕业生中包括了像丁肇中、白先勇、马英九这样的名人。当年，我在那里读书时，成绩一直都名列前茅，所以在大学联考中，我顺利地考上了第一志愿——台湾大学电机系。从1970年起，台大电机系成为台湾省大学联考理工类志愿排行榜的第一名，并一直蝉联至今。但在上大学前，我根本不了解电机系，只晓得那是所有优等生趋之若骛的地方，而成绩最好的人上台大电机系也是当时的流行。所以，报志愿时可以说我是选择了“社会的选择”——如果当时社会上流行的不是电机（鸡）系，而是电压（鸭）系，那我很有可能就进了电压系。
说来惭愧，因为小时候身体不太好，时常生病，所以我也曾想过长大后做医生。但在初中一次生物课上，解剖青蛙的“恐怖”场面彻底粉碎了我的“医生梦”。在高中，由于对数学兴趣浓厚，我的数学成绩非常突出，且代表台湾参加过国际数学奥林匹克大赛，所以一些著名大学的数学教授纷纷来劝说我选读数学系，希望通过特殊项目，把我培养成为全球知名的数学家。我自己也思考了很久，但最终还是决定追随主流的价值观——和数学家的梦想说再见，我决定去看看这个让大家趋之若鹜又不明其详的电机系究竟有什么不一样。
很明显，对仁爱国中和对台大电机系的选择完全是两个不同的经历——前者源于向上愿望和自我坚执，后者则是对“社会认同”的一种信赖。后来每每想起少年时的经历，我总觉得，无论是执拗地奔赴自己设定的目标，又或是皈依主流的价值取向，最重要的是只要你下定决心，就要为你的“选择”付出最大的努力，这样你才能把你的选择变成机会。
第二个故事：我的大学
我一直觉得自己很幸运，虽然高中毕业时有些“懵懂”，但现在看来，正是由于电机系涉及领域广泛、为学生提供的选项丰富，才让我有机会找到了毕生的乐趣——计算机科学。
计算机硬件一直是电机系的一个主流方向，计算机软件也是从电机系演变出来的。我很庆幸在大学期间能够获得与计算机软硬件相关的基础知识。在我求学的那个年代，台大电机系无疑是全台湾计算机领域的黄埔军校。所以在于1985年获电机工程学士学位之前，我已下定决心：留学海外，并以计算机为专业方向。然而，我该去哪个学校继续深造呢？
这又是一个令人深感棘手的选择。最终我选择了卡内基梅隆大学——尽管卡内基梅隆大学是全球计算机学界的执牛耳者，但在80年代的台湾，这所学校的声名并不那么显赫，而我也确实有机会去上更知名的大学，但我看重的是卡内基梅隆大学在计算机科研方面的非凡积淀和雄厚实力。
卡内基梅隆的计算机系很有前瞻意识。比如其分配奖学金的机制便颇为与众不同。几乎其他所有的学校都会将奖学金的分配权完全赋予导师，这虽然无可厚非，但也在某种程度上剥夺了学生自由选择导师的权利。卡内基梅隆则自1969年起便由系管理机构负责奖学金的发放，如此一来，个人兴趣发生变化或是不适应导师执教风格的那些学生便无须担心另投名师时会失去奖学金的“赞助”。所以在这所学校，教授们并不能完全掌控学生，相反的，导师需要使出浑身解数来吸引“粉丝”投身其门下。所以我们经常能看到，导师们白天不遗余力地向学生展示其研究项目的魅力，晚上则很花功夫地开办Party与学生交流感情。
小径分岔的花园——我的选择 洪小文（2）
2008年11月25日16:44
当年我选择罗杰-瑞迪教授做导师时也有一段故事：刚到美国，我的英语听说能力还比较弱，况且那时候求学于卡耐基梅隆的中国人也不多。因此我曾为选择导师的问题而很感头痛。那段时间，我只好挨个儿参加每位教授的“自我推销会”。一路听来，我发现大部分教授说的英语我只能听懂八九成，只有两位教授例外——他们的每一句话我都能听明白。这可真是柳暗花明啊！因为这两位教授和我一样，都属于“外国人”，说话时语速比较慢。其实美国大学里几乎一半的教授都来自世界各地，而这两位教授的发音又特别得字正腔圆，所以他们的英语听起来才那么易懂。
还有一个原因，这两位教授一位专攻计算机语音，另一位钻研计算机视觉。两个领域都需要电机系的理论基础，所以选择这两个教授会让我更有信心。我想，语音是处理一维空间的问题，而视觉则是二维空间以上的问题。我还是先解决一维空间的问题吧！
就这样，罗杰-瑞迪成为了我的导师。1994年的时候，我曾经为自己独到的眼光而得意了许久——那年，罗杰获得了图灵奖。
我在大学与研究生时代的经历无疑证明了“发现并追随兴趣”的重要性。日后的工作经历也充分说明，基于兴趣的选择总是可以让我从基础研究和产品开发中发掘到更多的成就感和满足感，并让我能长时间以来激情澎湃地投入工作。
回顾少年路，当时的资讯远不及现在发达，我也没有太多机会接触与了解各个领域来锁定自己的兴趣。能够选择计算机这一行业并有所造诣，我觉得自己很幸运。我很羡慕当今的一代，在这个互联网资讯爆炸的时代，有更多机会从纷繁的选项中寻找自己的兴趣所在。或许有人会担心，太多的选择和诱惑会不会造成“新新人类”对学业的不专注？我们能不能在中国培养出新的诺贝尔、图灵奖得主？我对这些问题的看法很乐观：良好的经济与社会环境允许更多的人根据自己兴趣来做出选择，所以他们往往会更用心、更专注地对待自己工作，职业生涯也会因此走得更远、更好，实现个人成就感(而不是功名和利益)的最大化。当年比尔·盖茨在哈佛大学也并不是每一门课的成绩都出类拔萃，他只是在最难的数学课上表现优异。当时他辍学创立微软不正是凭着自己对计算机软件的狂热吗？
几乎每一个我所敬仰的海内外杰出人士，他们的动力都源自于对事业的一种发自内心的激情，而绝非社会普遍认同的所谓的“功成名就”。
第三个故事——在职场
拿到博士学位后，虽然我也很留恋大学里的教学和研究环境，但却很排斥那种时常需要写提案申请研究经费的“流程”。考虑再三，我决定去工业界的研究单位。在我那个年代，贝尔实验室和IBM TJ Watson研究院一直是学长们趋之若骛的去处。不过这一次，我却没有按照常理出牌。
在美国，历来有“东岸公司”与“西岸公司”的分别。不同之处在于公司文化和工作氛围——东岸公司大抵以悠久历史和权威性令人起敬，西岸公司则因活泼宽松的环境而使人亲近。我比较向往加州的阳光和西岸公司（特别是硅谷公司）的活力，而且1992年前后，苹果电脑公司的发展势头看上去很不错，他们宣布将研发新一代个人电脑、进军消费电子市场，并推出了PDA的原型机——Newton Massage Pad。这些因素使我最终选择了苹果。有趣的是，我成为了当时第一位拒绝贝尔实验室语音组Offer的博士毕业新生。
在那个阶段，微软其实也曾邀请我加盟。时任卡内基梅隆大学计算机系教授的里克·雷斯特（Rick Rashid）正在加盟微软组建研究院，他希望我也一起来。不过我并不清楚微软是否会看重我专攻的语音技术，另外我当时对微软这个公司的了解也比较少。所以，我错过了在成为微软研究院创院元老之一的契机。
客观地说，苹果为我提供了一个不错的工作环境。公司派我到新加坡组建了一个25人的研究团队，专门针对中国和亚太区用户的需求开发特定的语音及手写技术。我们很顺利地完成了任务，研发出新一代中文语音和手写输入系统。
小径分岔的花园——我的选择 洪小文（3）
2008年11月25日16:44
然而很遗憾，我加入苹果两、三年后，这家公司却步入了成长历程中最为艰难的几年——对个性化创新的极端追求让公司走入了一条迎合小众、孤芳自赏的歧路。1994年，业务拓展不利的苹果开始削减研发投入。相反，一直被苹果、IBM的光环所掩蔽的微软开始大放异彩，在操作系统与办公软件等产品领域取得了令人震惊的成绩。
1995年，在微软负责语音技术研发的黄学东问我有没有兴趣过去一起做点事，但由于我对苹果、对团队的深厚感情和责任感，兼之当时微软又是被苹果人视作“头号劲敌”的竞争对手，所以我婉拒了他的邀请。但黄学东却表现出了更大的诚意和韧力。他告诉我说，微软给我的Offer将永远有效。而且自那以后，每隔一段时间，他就会主动联系我，问我会不会改变心意。我想任谁都很难持续拒绝这样一位锲而不舍的伯乐。
几个月后，当我完成了手头的项目、履行了对公司的承诺，便决定去微软看看。面试我的人是微软前任首席技术官内森-梅尔沃德（Nathan Myhrvold）。当时，他的一句话让我印象很深刻：“既然你打败不了我们，那何不加入我们？”更重要的是，我得知微软研究院已在里克·雷斯特的带领下，成为了那些对计算机科学充满热情的人激荡智慧的圣殿。于是，我满怀激情地加入了微软。
这里我想和大家分享两点对工作选择上的感悟：
第一，不要后悔自己的决定，不要羡慕人家的选择。面对选择时你或许会感到为难，但一旦选定，你就必须对自己的选择负责。和大多数人一样，我在做选择的时候也会焦虑，会彷徨。但只要我下定决心，那便不会再去患得患失，而是会全力以赴、勇往直前——做自己觉得值得做与喜欢做的事情，这应该成为我们做一切选择时的前提。今天，苹果再度成为全球时尚IT消费电子行业的“教主”；而微软也仍旧是全球软件和互联网产业的领导者。就我个人而言，在微软的13年里，我一直从事着自己所喜爱的工作；如今，我能在北京与一群充满才华和创新激情的同事一起把一个个梦想变成触手可及的现实，因此，我对当年选择了微软而感到非常庆幸。
第二，有的时候，你的“选择”会受到外部力量的引导和驱动。这些年来我始终很感激黄学东对我的赏识、信任和三顾茅庐的精神——我也会像他那样，让自己成为帮助人才选择微软的“外部力量”，求才若渴，永不放弃。
第四个故事——春天的旋律
虽然加盟微软研究院是我的一个“迟到”的选择，但95年我加入雷德蒙研究院任高级研究员时，整个微软研究院也只有40多人，与今天900人的规模比起来，我还是属于“元老级”。
1996年，比尔-盖茨便对研究院的发展充满了火热的期待——有一天，比尔兴致勃勃地向内森-梅尔沃德提议说：也许是时候扩展研究院的规模了。内森回应道：那就翻倍，如何？比尔答曰：翻三倍不是更好？
就这样，微软剑桥研究院、微软中国研究院相继成立了。1997年，微软雷德蒙研究院院长凌大任博士筹建中国研究院，我受邀做他的“顾问”。98年中国研究院正式成立，我的师兄、第一任院长李开复博士希望我能在第一时间回到中国，一起见证和参与这个伟大的进程。老实说，这真是个相当诱人的提议。但那时总部的语音技术研发还需要我的支持，我可不能让多次枉顾茅庐的黄学东失望。所以我只好选择从旁协助，为微软中国研究院的创建而奔走和运筹。
于是，我一边确保总部的研发工作能够顺利，一边尽全力支持微软中国研究院的创建。我背着研究用的机器回到北京，并由于“超负荷”而在下飞机时扭伤了背部——只能躺在床上，一边接受中医针灸的治疗，一边面试微软中国研究院的第一批研究员——在那以后，直到回大陆定居前，每年我都会到北京一、两趟，看看能为研究院做点什么。
在微软总部的那些年，我既负责过语音技术的基础研究，也领导过Speech.net及自然交互服务产品部门（NISD - Natural Interactive Services Division）的产品开发。但在产品部门待得时间一段时间之后，难免会感到意犹未尽——产品部门需要发掘问题，再尝试着用现有的方法去求解。倘若解不了，便会把问题交给研究部门。每天面对那些新鲜有趣且极具挑战性的问题，却只能袖手旁观，这种感觉真的让我很手痒。
2004年，机会终于来了。我们接连发布了两个重要产品，之前的工作算是告一段落。我所牵挂的微软中国研究院也已升格为“亚洲研究院”。至于祖国大陆，在我眼里则不啻为一个传奇——无论经济还是科技创新的契机，“中国速度”都是如此迅疾，以至于每次回京，我都能发现新的变化。于是我做出了迄今为止个人职业生涯中最重要的一个决定，即举家由西雅图迁居北京。而在此之前，我的家人甚至从未到过大陆。
我为这个选择而感到庆幸和自豪。现已为经济大国的中国很快会成为科技大国，这是任何势力都难以阻挡的。“春天的旋律”已然奏响——对创新的高度重视很快会把中国变成充满希望的前沿科技沃土。
回顾往昔的一个个选择，我的感受是，不要总是理想化地试图把握全局，而应对当前的状况进行“局部优化”。我们当然希望高瞻远瞩、未雨绸缪，在今日做好应对一切不可知的准备，然而，这在现实生活中是很难做到的。每个人都会在某些时刻遭遇到纷繁芜杂的、难于“全局优化”的问题。所以我们应该做的，就是把“可以优化的局部”做到最好。不要去想不属于自己的东西——只要我们积极、谦虚但充满信心，只要我们能在机会出现时做出最好的判断，那就一定会找到快乐。在今后的生涯里，我肯定还会面对不同的选择，但我对未来充满信心。因为我知道自己会追随兴趣的趋向，为每一个选择付出最大的努力——放眼未来，让我们勇往直前、全力以赴！
作者介绍：
洪小文，现任微软亚洲研究院院长，美国电气电子工程师学会(IEEE)院士。洪小文于1995年加入微软研究院美国总部任高级研究员，是微软亚洲研究院的主要创办人之一。在2005年正式加入微软亚洲研究院之前，洪小文曾担任微软公司自然互动服务部门的架构师。洪小文毕业于台湾大学，获电机工程学士学位，之后继续在卡内基梅隆大学深造，先后获得计算机硕士及博士学位。他觉得人生最大的乐趣莫过于与家人和朋友在一起分享快乐时光。
从养兔能手到工程专家 田江森（1）
2008年11月25日16:44
回国在微软亚洲研究院工作的两年来，由于工作的需要，我接触了很多来面试的应届毕业生，更是看了不计其数的简历。与他们交流的过程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们的成长生涯的轨迹都非常相似——学习成绩名列前茅，荣获很多奖项，一路的顺坦和成功——可能是长久没有生活在国内的缘故，当听到这么多学生这么相似的背景经历之后，不由地回想着我自己所经历过的童年、少年时代，虽然那个时候从物质条件上来说远远比不上现在富足，也没有像现在这样优越的教学条件和培养环境，但是我却度过了一个快乐、有趣、烂漫的少童时期，因为在我的记忆深处这段时光虽然有过坎坷但却充满着色彩。
一时间成了养兔能手
上世纪四十年代，我的祖父曾经在华西大学上学，毕业后去美国留学继续攻读化工专业，随后便在美国就业，从事化工类的研究工作。解放后，我们都希望他能回国生活以圆团聚之梦，虽然，他有过几次来香港讲学的时候，也想回来看看我们生活的情况，可最终都没回成。离他最后一次到香港的一年后，文革就开始了，我们家由于祖父的缘故被定义为“特务”身份，随即遭到了抄家之灾。家里顷刻间一无所有，我的父母没有留下一句话就被带走了，那个时候我只有6岁。
我记得有个红卫兵责令要让我和父母划清界线，并披露我们全家跟国外敌人发情报。我当时就一脸的不相信，他就说：“你们家用的那个收音机是不是经常会‘嗤嗤’响呢？“ 我说：“是的啊！”他便说：”这是短波，那个就是给敌人发情报用的。”“而且，每天晚上十点左右，你还在外面给你父母站哨是不是，而且都要半个小时左右？”其实，我是每晚那个时候出去上厕所的而已。临走的时候，他还特别甩了一句话给我说：“如果你想起什么事情，可一定要告诉我！”
转眼间家徒四壁了，我完全成了一个无依无靠的孤儿。让我更难接受的是，突然之间，作为我最可信任的父母都成了让我打击的对象，要我视他们为敌人。我顿时觉得身边没有任何人可以相信，更没有任何人来理睬我。就这样，大约过了大半年，父亲的回归让残缺的家庭重新燃起了希望。这之后没多久，我就跟随父母一起下放到宁夏一个叫西大滩的农村接受“再教育”。那时我家被安排在生产队马厩旁的一个空草屋借住，父亲的工作是看谷场，母亲派去扫厕所，而我则安排去上了当地的一所子弟学校。在那里我们一呆就是五年。
那个时候，我完全过上了小兵张嘎式的生活，农村的小伙伴都非常憨直朴实，我跟着他们一起下河捕鱼，在旷野上放羊，天昏昏暗的时候，一起嬉戏着数星星……跟着其他同龄人一块玩耍，我找回了一个孩子的天真与自由，以及与自然为伴的乐趣，很多在城里生活的那些阴影和冷漠也消散了。那个子弟学校的教师，也基本是下放的知青，年龄比父母小一些。虽然，我白天在外面玩得野，但是父母还是很督促我的学习，毕竟他们也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大学生，所以，我的成绩经常得到全班第一，受过不少表扬。可是，比起学习，我的劳动课就很丢脸了，挖沟速度远远落后于其他同学。
生产队时兴开大会，而开大会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是上挂下连，而那个时候我们家就经常成为大会批斗中的“下连”对象，也由此可见我们家在当地农村的知名度有多高了吧。虽然如此，但是我们小孩间还保持着天真无邪的情谊，也没有太多受我们政治身份的影响。
那个时候很少能吃到荤菜，我们和其他人家一样养起了兔子以自给自足，而且几乎是我一个人承担起了饲养兔子的重任。那些年，我们每年几乎都能养出50来只兔子，然后剩下一只兔子留作种子等着来年再繁殖。也不知道是我陪伴着兔子，还是兔子陪伴着我，那段时间我与兔子几乎形影不离，我把它们视为非常要好的朋友。特别是等着第一只兔妈妈快要生小兔子的时候，我甚至把床搬到了兔窝旁边，细心观察窝里面的一举一动。我发现每当要生的时候，兔妈妈总是会打一个较深的且隐藏很好的洞，从表面上根本看不出来有洞的痕迹，然后它就开始不断地撕咬胸前的毛，当时我觉得很是纳闷，后来才发现它是用这些毛做窝用的——为了给小兔子营造一个更舒适的环境。它把刚出生的小兔子小心翼翼地安放在洞里，直到21天之后，洞门才被打开，小兔子慢慢地、羞羞地从洞里面钻出来，开始面对这个光亮的外界。等兔子全部露出来之后，兔妈妈就把洞重新关上，等着产下一窝小兔子的时候再用。当我知道这个生产过程之后，我便会迫不及待地等待着产后第21天的到来，每次我都像节日一样兴致勃勃地守候在兔窝跟前，非常急切地想知道这窝小兔子到底产了几只，每每我都会静静地恭候这些小兔子的“大驾”一个通宵。我现在还清楚得记得我数的最多的一次一共有12只小兔子诞生了。
从养兔能手到工程专家 田江森（2）
2008年11月25日16:44
我大概养了五年的兔子，这也让我和其他同龄的孩子有了很多共同的使命和爱好，我们一起去割草，还相互比试着看谁家的兔子养得多、长得快，直到现在，我还对兔子的生活习性记忆犹新。记得当我后来到微软面试，跟面试官聊起我是养兔子长大的时候，他都觉得非常的不可思议。
我的专业与我的大学
后来，回到城里没几年，就又赶上了1977年恢复高考的第一年，那年我17岁。那个时候，我的高中班主任对我很照顾，她是华东师范大学毕业的江苏人，经常帮我补习功课，也鼓励我参加高考。也正是由于这位老师的支持和帮助，我才顺利在第一年就考上了大学。
那个时代，成绩最好的考生一般会报考学习理科，其次是学习工科，再次之就是学医。在选择专业的时候，我和家人还是存在一些分歧的。我当时压根就没考虑学农，记得下放的那段时间因为没有多少阅读材料，我就基本上把学农出生的父母所用的专科教科书本全部看完了，因此到大学继续学习农学知识对我已经没有多大的吸引力了。我记得十岁那年，有一次父亲在跟一个来请教问题的村民讲解农药调配比例的问题时，说错了一个数据，我还当场纠正了他的错误。填志愿那段时候，我甚至都觉得当时过来招生的农大老师跟我学到的知识都差不多。因此，学农一直都不在我的考虑之内。其实，父亲是最赞成我考医学院的，他们希望我能治病救人，同时也能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可是，我却不喜欢学医，于是就想了一个鬼主意劝说父亲，我说：“我要是学理工科，就能在一个干净整洁的环境中工作。如果我去当医生，每天都要去握病人的手，患病率能不高么？”于是，父亲被我搞得哭笑不得，只能打消了念头，由着我来。其实，我心里还是比较想学计算机的，于是我填报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电子工程系，可是后来入学的时候被分到了数学系。直到本科毕业之后去美国留学，我终于完成了自己的夙愿，转学了计算机专业。
第一年的留学生活基本是在“追赶”中度过的，那个时代留学生出国时的英语水平远没有现在的学生强，而且在国内几乎没有接触英文原版教材的条件。于是在纽约市大学就读的第一学年，图书馆成为了我除宿舍之外的第二个“家”，这所大学的图书馆深至地下十层，我几乎天天“降”在地下某一层的角落里呆上四、五个小时，不知饥渴地恶补英文和计算机知识。由于语言上的现实障碍，有较长一段时间，我基本听不懂老师的讲课内容，为此我时常拷贝同学的课堂笔记回去再学习。别人用一个小时学到的知识，我就下决心用三个小时反复啃，以至于我第二年终于能“正常”上课了，而且也谋得了一个给本科二年级学生上数学课的讲师之职。美国的大学教育很少有国内所谓的“教材”，记得刚上学听某位课程老师上课，由于实在没怎么听懂，所以我就课后向老师请教有没有教科书可以看，没想到他一转身就在黑板上给我列了满满的十本参考书，并且诙谐地告诉我“所谓的教科书，我还没写好”。于是，我知道了在美国大学里只有参考书而没有固定教材。
我非常有幸自己在博士论文筹备中遇到了一位好导师——Michael Anshel教授。他不仅在专业学习和论文撰写上给与了我重要的帮助，而且他把我当作私人朋友一样关心我的个人成长，甚至于现在每次路过纽约，他都会邀请我去他家里做客。第三学年结束的暑假，我当时向贝尔实验室提交了一份申请暑期实习的申请，没想到面试之后他们直接给了我一个工作的Offer。在这个诱惑面前，我当时其实很想放弃接下来的博士学习，而以硕士身份毕业去贝尔实验室工作。可是，Michael Anshel教授却建议我不要绝然放弃三年的学习，如果真的想踏入社会，那就先过去工作看看，是否真的是自己喜欢的，然后再选择是不是要回来继续学业。应该说，Michael Anshel教授为我设想了一条两全其美之路，两年后，他又重新把我从贝尔实验室拉回了学校写博士论文，接下来，又过了两年，我得到了一个失而复得的计算机博士学位。
博士毕业之后的十年多时间里，我一直从事着自己感兴趣的工作，无论是在贝尔实验室做研究，还是在创业公司实战拼搏，还是后来到微软亚洲研究院担任技术转化方面的工程总监，我始终为自己能遇到越来越充满挑战和新奇想法的工作而激动不已，甚至有一年我还在家待业，挣扎着是否可以白手起家创办出一个了不起的软件公司，因为那个时候始终拥有着梦想的支撑。其实，兴趣是最好的老师，经历是最宝贵的财富，兴趣的引导和经验的积累帮助我成就了现在的事业，就如同像我孩童时乐此不疲地养了那么多年的兔子一样。
作者介绍：
田江森现任微软亚洲研究院技术创新中心工程总监。他的职业生涯开始于在AT&T贝尔实验室时在UNIX上的开发工作。在SpaceLabs Medical从事病人信息研究和管理工作5年之后，他进入了一家美国西雅图创业公司bSQUARE的高管团队。2004年他正式加入微软亚洲研究院，负责把研究成果转化为产品。田江森在中国科技大学获得学士学位，并在纽约城市大学获得计算机科硕士和博士学位。田江森最自豪的是拥有三个可爱的儿子。他周末有空的时候，会带着他们学习中文与中国文化，当然也忘不了他心爱的运动——网球。
东游记 马特·斯科特 (Matt Scott)
2008年11月25日16:44
我在微软亚洲研究院的故事开始于琦（Qi）。并不是神秘的能量“气”（Qi），而是一个普通人——张琦。2004年7月，当我还只是微软雷德蒙总部里一个充满好奇的新聘大学毕业生时，她已经是我所在的Word产品开发团队的经理，后来她成了我真正意义上的良师益友。琦生长在四川，深谙中国的思想文化，从她那里我了解到了许多中国文化以及风土人情，这些激起了我对中国浓厚的兴趣。随着Office产品周期不断循环，时间就这样一年年地溜走，直到最终圆满地发布。我的内心充满了紧张和兴奋，向琦询问职业生涯的下一步该朝哪里走。她了解我对研究的狂热和对中国的兴趣，给出了也许是我一生中最好的职业发展建议：去微软亚洲研究院！琦把我推荐给了创新工程中心的经理田江森。
当我第一次在微软总部的办公室见到田江森经理时，原本紧张的心情立即放松下来。他通过对实际工作以及工作环境的一番真诚且令人信服的讲述，给了我一个既严谨又不失风趣，可谓是前所未有的面试。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软件开发工程师”这个职位不仅能满足我投身研究的愿望，而且工作地点在中国，更能满足我应对新挑战的渴望，我将摆脱自己的舒适圈子，不仅去探索一个完全不同的文化，更是在探索我自己。
2006年底我开始了在微软亚洲研究院的工作，却发现自己又成了充满好奇的新聘大学毕业生，但这次是“独在异乡为异客”。此前，我从未踏出国门半步（最远也仅仅是前往加拿大惠斯勒滑雪），而现在，我在中国，不会说中文，身边也没有任何亲朋好友，但这些都在预料之中，因为这是我第一次生活在温暖的家的舒适环境之外。出乎我意料的是，完全独立的生活竟然让我进步得如此迅速。
如果说只是因为身在中国就使我的成长速度远远超过在美国的日子，这肯定不全对，主要的因素在于我效力于世界上最火的研究实验室—— 微软亚洲研究院 。不仅是因为交给我的工作任务令人目眩，更是因为这里的士气高涨：借助软件改变这个世界的热情和能量是无处不在的，它大量存在于我所遇见的任何人身体内。从开始工作的那一天起，我一直被深深地触动着：因为这个实验室所吸引到的人才，因为技能的协同作用让这个实验室如此多产——不仅在于学术贡献，更在于将技术转移到其他的微软产品中。在这个实验室里工作的我身边的那些才华横溢、饱蘸激情的同事们感染着我、激励着我不断前进，成长！
我的同事们不仅谙熟技能，而且常常在技术以外的方面帮助我。正是那些随处可见的爱心和开放的胸襟使我感觉自己不再像一个外国人，而是越来越像他们的家人。
令我感动的是我在中国度过的第一个春节。放假前，同事魏颢问我有什么计划，尽管当时我和他并不熟识，但当我告诉他自己并没有任何计划时，他立即表示愿意让我去他家，与他的家人一起过春节。他同他的家人给了我最难忘的一次中国家庭文化体验。那年春节，我跟他的家人一起包饺子、观看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与邻居一起放烟花，并且头一次逛了庙会。这些美好的记忆将会伴随着我一生。
随着我在微软亚洲研究院工作年限的增长，我发现积极的态度、善良和技能在实验室里也能构成文化冲突。但好的一面是，我发现与实验室里任何人打交道都非常容易。我们是一个非常社会化的群体，大多数人的工作领域都很广泛，每天下午三点吃水果休息的时候总会相互串门，在康乐室打几场比赛——乒乓、桌上足球和台球。但是，最能让大家紧紧联系在一起的时刻莫过于我们的团队以及整个研究院的集体出游活动。
始终令我记忆犹新的一次出游是整个实验室的同仁飞往云南丽江。活动的主题是电影制作，所以我们离开之前，整个实验室的人都被随机分配成一个个团队，于是那些平日里在工作中不曾遇到的同事就这样偶然的组合到了一起。作为一名研发人员，我的工作圈子仅局限于研究人员和工程师之间。但这次活动却把我与许多风趣、机智、有个性的同事联系在了一起。比如说我戏中的搭档黄泠女士，她是一位非常出色的行政部经理。我们的电影是一个爱情故事，在戏里我跟黄泠女士要穿上很古板的衣服扮演一对老年夫妻，在拍摄的过程中，我才发现原来她不仅工作很出色，演戏也不在话下。我们整个团队在创作跟拍摄直到最后的剪辑过程中享受到了极大的乐趣。后来，每一个团队的片子都在大银幕上作了展示，虽然我们大家不是专业人士，但作品却都出乎意料的不错。这次活动过后，不同领域的同事们相互了解、贴近了许多。
娱乐只是研究院里生活的一部分，工作才是我们的重心。工作，让我更加深入地认识了自己，也并让我有机会回馈当初伸开双臂欢迎我的实验室。印象最深的是我第一次在微软亚洲研究院工作时 ，我们组的经理田江森给了我一个很好的机会——参与图像处理和移动设备项目，尽管当时我在这些技术上的经验仍然非常有限。他赋予我重托，让我获得了在这些领域学习和成长的空间。我与当时的实习生蒋伟一起深入到研究和技术当中，克服困难、努力工作，最终我们做出的示范演示，被获选在一年一度的微软技术节上展示。
另一系列令我成长的机会，来自我的直接经理陈刚。我曾对他说，想尝试一下对开发组的领导能力。他非常认真地对待我的请求，并给我足够的信任，让我有机会带领几个项目。从小处入手，带领实习生和新聘员工认真工作，逐步取得一些成功，并最终有机会与我们的创新工程中心总经理迪恩·思劳森以及科学家钱德拉合作，与来自新技术开发部的赵婧女士共同开展了一系列与创新搜索相关的研究项目。在这段时间里，我不仅有机会领导和编程，而且还对研究本身做出了直接贡献。辛勤工作见到了成效：我们的产品得以在微软技术节上进行展示，产生了一些有价值的专利，并有机会直接向比尔·盖茨展示我们的一个搜索项目。他对此表示赞赏，并希望看到这项技术尽快转移到微软产品中。
到目前为止，我的“东游”旅途仍在进行中，并且我希望将其一直进行下去。这将成为我今后的一生中最富有成果的一次历练。我的成功要归于所有我周围的人——从我每天在北京街头遇到的当地人，到超级热情、聪颖友好的同事，再到一路走来所结交的朋友，乃至具有表现出高超领导能力以及肯赋予他人信任的经理们，这些人都让我觉得自己是微软亚洲研究院大家庭的一部分，并让我可以自豪的地说：中国，我的家。
作者介绍：
马特·斯科特，来自纽约，2004年7月从波士顿大学取得计算机科学学士学位后，立即成为微软的全职员工。在总部工作期间，他曾效力于Office产品组的Word团队，致力于2007版的发布。他于2006年底加入微软亚洲研究院，在创新工程中心担任研究软件开发工程师，主要围绕着图像处理/计算机视觉、搜索和移动平台等方面的研发工作。他的工作目标是将技术转化为微软产品，并孵化新项目。他热爱探索中国文化和历史遗迹，喜欢搜寻当地的特色小吃，而且是越辣越好！
舞之奇迹 郑宇（1）
2008年11月25日16:44
1997年，在香港回归的那个季节，我开启了自己的大学生活。跟大多数大学生一样，那时的我并不了解微软公司。微软这两个字传递给我的信息仅停留在世界首富盖茨先生和Windows操作系统而已。
2005年底，即将完成博士论文的我在微软的宣讲会上遇到了洪小文院长。因此，我有了近距离接触微软亚洲研究院的契机，并在此后得到了宝贵的面试机会。
那时候，我对这个研究院虽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但这种意识仍局限于一些吸引人的图片和有趣的形容词。我隐约知道了那里是个顶尖人才云集并充满机遇和挑战的地方，但仍不确定自己是否真的适合这个充满神秘色彩的工作。
2008年，令人期盼的奥运终于来到了中国北京，而我已在微软亚洲研究院工作两年了。研究院的神秘和朦胧都因自己两年的亲身经历而逐渐变得清晰和明朗起来。
从我的亲身经历来看，研究院不仅是一个锐意进取，人才辈出的地方，更是一个尊重每个员工个性和特长的多元化机构。具有不同国籍、文化背景、教育经历和成长环境的员工在这里融洽相处、积极合作，而他们每个人迥然不同的个性和丰富多样的才艺也在研究院得到了充分的尊重和展示。
促成这种多元化氛围的因素不单在于研究院包容的特性，更在于差异背后蕴藏的共性。这种共性就是大胆尝试，积极面对挑战并不断超越自我的个人品质。
迥异的才华，相同的品质
从那天起，我知道自己在这里不是另类，也并不孤单
在过去的十年里，研究院用自己的成长经历在世人的心目中逐渐树立起勇于创新、人才辈出和引领技术潮流的形象。大部分人会不自觉的把研究院的高大、威严跟压力和古板联系在一起。员工的严谨和专注，也很难让人们再奢望这群科学家似的IT工作者在其他方面有所擅长。
其实，在刚进入研究院的时候，我也几乎被微软的高大形象而误导。由于担心造成负面影响，在求职简历上我甚至不敢提及自己的舞蹈特长。可是入职后不到两个月，我的疑虑就被一台令人眼花缭乱的演出彻底打消了。
这台晚会的可贵之处不仅在于节目的精彩和创意，更在于每个节目的创作和表演都由研究院内部的员工完成。而演员阵容中甚至包括像经理乃至院长这样的人物。不论是构思巧妙的相声和小品，还是那悦耳动听的歌曲和京剧都将我脑海中那些研究员的书呆子形象洗刷的一干二净。那次，我也有幸能跟其他同事一起顺利完成了开场舞的表演。
从那天起，我知道自己在这里不是另类，也并不孤单。之后一年里，我和同事朱波合作完成了音乐剧《猫》片断的音乐录制和舞台表演，演出效果让很多人误以为研究院聘请了专业的演员。在次年的DV大赛上，我跟Dean及其他十几位组员共同完成了短片《单身总动员》的拍摄。身兼这样一个国际化团队的导演及队长职务，既让人兴奋，又充满挑战。而组员的才智和给予的配合也让人激动和欣慰。
(在2007年新春年会上郑宇与同事朱波合作演绎音乐舞剧《猫》)
事实上在研究院里类似的活动并不少，而像我这样的研究员也还很多。从具有好莱坞工作背景的电影制作人到专业的心理学家，从文笔非凡的作家到具有国家级水准的运动健将，几乎每个人都会有一些让人意想不到的本领。而研究院又正好提供了这样一个平台供大家去展示。
从表面上看，有些事情让人觉得不太理解。一群高学历的研究人员，哪来的时间和精力去发展这些跟工作性质毫不沾边的爱好呢？但实际上，这些现象也绝非偶然。正是因为多元化背后蕴藏的共性，才赋予了每位员工让人意想不到的才华。正是因为大胆的尝试，我们才有了更多发掘自身兴趣的机遇；而勇敢接受挑战的信念则激发了我们内心深处的潜能，让我们在掌握一种技能的过程中不断地超越自我，刷新自信。
从一介书生，到舞蹈教练
所谓的天赋也只不过来源于汗水、不服输的意志和细心的思考
其实，在上大学之前，我从未跳过舞，甚至不了解舞蹈。但正是这种不服输的个性，让我有了下面的这个故事。而这种经历也仅仅是其他研究员背后故事的一个缩影。
舞之奇迹 郑宇（2）
2008年11月25日16:44
记得那是上大学后的第一个国庆节舞会，我第一次置身于灯光闪耀、舞曲飞旋的陌生环境，心中不由泛起一种紧张而无奈的情绪。生于70年代末期的我，在高中三年的紧张学习阶段未能跳出保守和传统的约束。而在父母那代人的心中，跳舞也隐约带有一丝负面色彩。这些因素让我们这群以求学深造为人生目标的孩子对并不了解的国标舞多了些畏惧和抵触。
但那天看到高年级的学长们用轻盈的舞步美妙地展现着大学生的活力和自信，流畅的配合无不透露着艺术的气息和美感，一时间我对国标舞的看法完全被颠覆了。当得知国际标准交谊舞已经成为一种规范的体育运动时，自己更加坚定了要尝试一次的想法。
但事实证明，我并不是天才。即便自己的协调性和乐感都不差，可紧张而羞涩的情绪还是让失败变得并不意外。几次不成功的试探后，我很不好意思地提出在旁边先观摩，期待能从别人的舞步中学习点经验。但那复杂的步法在灯光和音乐的交错舞动下显得更加令人眼花缭乱。于是，我只能呆呆的站在旁边不知所措，完全失去往日的自信和从容。
此时，我有两个选择。其一，灰溜溜的离开现场，然后彻底的忘掉此事，感叹自己缺乏艺术细胞。其二，寻找学习途径，挑战自己的胆怯和羞涩。这样的经历，很多人在大学时代都遇到过，而多数选择了前者，并因此得出了自己不适合跳舞的结论。庆幸的是，我挑选了后者。
那天舞会过后，我选修了体育舞蹈课程。学校的师生们发现体操房里多了一个执着的身影。而晚饭后，同学们总能在楼梯间看到一个独自沉浸在舞步练习中的男生。只要一有空闲，我就会回忆舞步，从不放过任何一个实践机会。宿舍的高低床变成了我压腿的工具，晚自习后回宿舍的道路也成了我的练习舞台。在接受教练指导的过程中，我总是出现在最利于观察动作的位置。一些诸如总结、比较、类比的学习技巧也被我一一用到学习舞蹈中来。
一年之后，不懈的付出终于有了回报。在学校的体育舞蹈大赛上我同时捧得华尔兹、探戈和恰恰舞三个单项的冠军。和那些特长生比起来，我既没有深厚的基本功，也没有丰富的舞台经验，我所能做到的就是刻苦训练和积极思考。此后，我又在学校成立了体育舞蹈协会并连续担任两任会长。随后的3年里，我又被学校委以舞蹈队队长职务，带着一些艺术特长生们参加大大小小的演出。从国标舞到民族舞，再到现代舞；从成都市到四川省，直至中央电视台直播的全国大学生艺术节。同时，我还以教练的身份为一批又一批的学生进行舞蹈培训。多年的学习经验和对舞蹈的思考，不仅使我形成了一套容易掌握的舞蹈学习方法，也赋予我创作舞蹈的灵感和基石。那种在礼堂带领上百人一起学舞的感觉，估计这辈子都不会忘记。
几年下来，我培养的学生在不经意间超过了上千人。而优异的学习成绩结合全面的发展，让我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成为学校重点表彰的对象和典范。事后，人们开始用“天才”和“极具天赋”来形容我。但我认为所谓的天赋也只不过来源于汗水、不服输的意志和细心的思考。
多年的练习和演出不仅强健了我的体魄，也赋予了我面对公众的信心。而成立体育舞蹈协会的经历也让我的组织和沟通能力得到了大大提升。此后，自己虽然不怎么再跳舞，但这种效应很快辐射到了各种科技竞赛、辩论、节目主持等其他领域。
2006年，我加入了微软亚洲研究院，两次走上公司晚会的舞台，让我很快融入了这个集体，快速建立起了与同事的友谊，也让更多的人有了了解我的机会。如果不是那天迈出的第一步，也就没有了后面的故事。也正是当初迈出的一小步，成就了后面的一大步。其实这些成绩不值一提，只是事情背后蕴藏的道理让我对“勇于挑战、大胆尝试”有了更为深刻的体会。
我确信自己不仅能在学业上有所建树，更能将自己的能力拓展到专业以外的领域。同时，我更加坚定地认为困难是历练能力的磨刀石，是提升信心和勇气的机遇。
作者介绍：
郑宇，2006年获西南交通大学通信与信息工程的博士学位，同年加入微软亚洲研究院。他现任互联网搜索与数据挖掘组副研究员，主要从事基于地理位置的搜索和服务，以及时空数据挖掘和索引等方向的研究工作。他个人爱好各种文、体活动，曾担任西南交通大学校舞蹈队队长和体育舞蹈协会会长。他乐于尝试新鲜事物，并喜爱挑战自身不足。
掌控自己的兴趣 张益肇（1）
2008年11月25日16:44
在研究院工作的八年里，我一直觉得这是一个能把自己的能力充分发挥出来的地方，它鼓励研究员们去大胆尝试和体验自己喜欢且对其富有激情的事情，这也是研究院深深吸引我的地方之一。
这里我想到一个关于巴菲特的故事，在前不久召开的一次股东大会上，一个九岁的小孩问巴菲特：“你能否给我点建议，怎么做事情才能成功？”我记得巴菲特说到，在年轻的时候要养成好习惯，并且要找到自己的激情。
的确如此，如果我们每天来上班的时候都是热情饱满的，心情快乐得就像跳着舞来上班，那么就不难想象这一天的工作将会是多么愉悦而卓有成效了。在做任何工作的时候，你喜欢的工作不一定就是容易的工作，有的时候它恰恰是更累的工作。但倘若你对它富有激情，即使偶尔感到劳累，你也不会认为它很辛苦。因为你对这个工作很投入的话，你会感到劳累是很自然的事情，但是如果你觉得它很辛苦的话，很可能那是因为你不够投入或者根本对此就没有兴趣。回想我自己在求学过程中的选择，很多时候，我都是根据自己的兴趣所在为导向的。
听从内心的渴望
在我11岁的时候，父母把我们几个孩子从台湾带到美国去求学，我那时刚从小学毕业，算是比较早地融入到了美国的教育环境中。
在洛杉矶念完初、高中之后，我顺利考入了麻省理工学院。那时，母亲得知我要从洛杉矶到波士顿的麻省理工上学，就对她一直细心照顾惯的我好生担心了一阵。
其实，这已不是我第一次“背井离乡”了。在16岁那年，我就有过一次“离家”生活的经历——去哈佛大学暑期学院读书，一呆就是好几个月，刚开始那几天特别想家，从来没有体验过这么强烈的恋家之情。但是，哈佛校园多元化的文化气息让我大开眼界，我突然发现眼前的世界如此精彩，寂寞的情绪顿时消散了许多。与我同上暑期班的同学很多来自于美国之外的其他国家，我的室友就有一个是来自委内瑞拉。我们在一起相互交流，了解到很多前所未闻的故事和经历。同时，我对波士顿也颇有好感。这个城市虽小，但是却“五脏俱全”，气候也相当宜人。这段哈佛经历给了我很大的触动——那是一种渴望，一种可以压倒对家人依恋的强烈渴望。于是，立志上诸如哈佛这样的大学成了我当时默默许下的一个心愿，也是我这次离家远行最大的收获。没想到这次的离家却成全了我高中毕业之后的再一次离家，而且是去同一座城市。
其实，在美国社会，许多家长不会非指望孩子上名牌大学，这样就减轻了孩子削尖脑袋非上名牌大学的压力。不过对于我而言，能够去一所憧憬的大学体验更多彩的生活让我充满了无限的学习热情，内心的渴望逐渐外化为行动上的勤奋。
那个时候，我不仅要争取让自己的成绩进入学校的前5%之列，而且还要利用课余时间自学大学知识。我在高二、高三分别修完了数学、物理、化学等7门大学课程。另外，美国大学对“优秀”学生的评定是比较全面的，“高分低能”是万万行不通的，于是我积极参加了许多课外活动，以提高自己在课堂之外的其他能力。
记得有一次高中举行文化周活动，要求不同国家的学生在文化周上展现富有民族风情的节目。作为中国学生会的会长，我组织了30多名同学在文化周上为全校师生献上了一台原汁原味的“中国文化大餐”——我们身穿中国的传统服饰，向前来参观的同学现场制作并推荐品尝中国的风味点心。这个活动的筹备前后历时两个多月，当计划反复讨论成形之后，我们还专门跑去当地的中国大使馆借来了民族服装。
此外，我还趁空余时间到医院做过社会服务义工，我接触到了社会上形形色色的人，也学会了如何与不同类型的人群进行沟通，特别是如何面对身心都处于脆弱时期的病人。早在初中时候，我还加入过学校的电脑俱乐部，那时还没有显示屏幕，只能在打印纸上浏览内容。我记得学了一段时间的编程之后，曾经用BASIC语言写了一个小程序——学生可以做些算术题进行习题训练。随后不久，IBM个人电脑正式面世，我当时还主动跑到电脑零售商店去教用户如何使用。这些课外之余的体验增强了我学习的乐趣和热情。
掌控自己的兴趣 张益肇（2）
2008年11月25日16:44
从我自己的切身感受而言，我一直觉得如果一个孩子感觉不到学习的快乐，那不是因为他过于努力和刻苦，而是因为他觉得自己努力争取的东西并不是他最想要的。现在回想起来，高中时光对我来说，没有痛苦，只有快乐，因为这些是我真正想做的事情，而非不得不做的。正是因为这样。1985年，我17岁那年，如愿以偿地获得了麻省理工学院的入学通知书。
兴趣是最好的向导
本科入学的第一年是公共课程，第二年才开始分专业学习。我面临着人生中非常重要的抉择，是学医学，还是学电气工程。当时台湾赴美攻读学位的年轻人多数选择读医，因为当时在台湾，医生的社会地位和经济收入都相当高；此外，当年以第一名的优异成绩考入台北医专的祖父对我的人生目标定位产生过重大影响。因此，在当年无论是家庭影响还是社会舆论，都觉得医生的职业既受尊重，又有保障。
然而在经过慎重而艰难的思索之后，我决定还是追随自己的兴趣。虽然医疗技术和信息技术同样都会影响他人的生活，但是它们所不同的是：当医生可能会对少数人产生重要的影响，而当工程师则可能会对多数人产生广泛的影响。于我而言，那种能帮助成千上万人提升生活质量的研究更吸引我，因此，在麻省理工学院的第二年我就义无反顾地选择了电气工程专业，并相继获得了学士、硕士与博士学位。
我记得当时想了许多帮助自己选择专业的方式，其实这也是一个明确自己兴趣的过程。比如到学校图书馆，看看自己偏向于往哪边的书架走。结果发现我对技术方面的期刊和书籍的兴趣，要远远强过对医学类期刊与书目的兴趣。其实，还有一个更有趣的比较方法就是看广告，比较这两种不同专业杂志里呈现出的广告内容对你的诱惑力哪个更强。我发现一个新产品的推出和新技术的诞生，要远远比一种新药的面市广告要更吸引我。所以，我义无反顾地遵循了自己内心的旨意选择了电气工程专业。其实，如果你现在在工作，还有一个比较好的测试方法，就是看看在完全抛开工作的周末休闲时光，你仍想关注哪一类型的资讯和文章，它能说明了你对某方面的衷情度有多高。
寻找能力与兴趣的天平
很多时候兴趣是一种蛮主观的情绪，特别是想把自己的兴趣发展成一种毕生经营的事业的时候，我们往往不能一厢情愿，因为能力或是天赋的多寡直接决定了你是否能如愿以偿。
这里我想到了世界著名指挥家卡拉扬的故事。他从4、5岁的时候就开始学乐器，但是当他练习到16岁的时候，突然绝望地发现手的演奏动作无论怎样都不够快，永远都跟不上自己心里的节拍。后来，一位音乐前辈就建议他去试试做指挥，因为他看出卡拉扬身上有一种优越于他人的天赋——对音乐敏锐的感触和精细的判断。我非常清晰地记得卡拉扬在回忆第一次挥棒指挥时的那份情缘：“我感觉自己仿佛回到了思念的故乡(Back to the native land)。”虽然他的手无法帮助他实现一名演奏家的梦想，但是他凭借着自己出众的能力和指挥天赋，让他依然在音乐世界里找到了一个真正属于他的位置——乐团的灵魂指挥家。
因此，当我们在追求以兴趣为导向的事业的过程中，千万不要忽视丈量自己的能力是否可以托得起这份兴趣。当你发现自己在某一方面的能力有限时，请不要沮丧，也许这正是发现自己其他才能的绝好机会。我觉得只有在充分能力保障下的兴趣才能绽放出它的光彩。所以，试着将你的能力和兴趣找到一个完美的契合点，这将会是发掘和利用自身潜能的最好途径。
回忆这些年走过的路，我很庆幸对自己感兴趣的工作一直以来做得还是比较得心应手的。我想如果你对工作越有兴趣，你就会投入更多，也就会有更惊人的收获。就像1999年在李开复的邀请下我来到微软亚洲研究院，那时能够跟那么多优秀的科学家一起工作，能够与初创时期的研究院一起成长，能够从事全新的中文语音识别系统的研究，便是我当时最怦然心动的选择。而且后来在这个实验室的确实现了很多语音技术方面的梦想。我想，真正让自己快乐的事无非就是做自己想做和能做的事情，就像英文中有句名谚所说的“Love what you do, and do what you love”。
作者介绍:
张益肇，麻省理工学院计算机博士毕业。1999年7月加盟微软亚洲研究院任语音组主任研究员，从事语音理解方面的研究工作。之后在微软亚洲工程院任副院长，带领团队参与开发了Windows Mobile 和Windows Vista 的产品。2008年6月重新回到微软亚洲研究院任技术战略总监。他曾是 Nuance Communications 公司研究部的创始人之一，也是电信领域自然语言界面研究的先驱。在此之前，他还曾在麻省理工学院林肯实验室、东芝ULSI研究中心、美国通用电气研究院担任研究工作。他一直以“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来激励自己每天的生活。
状元女 宋睿华
2008年11月25日16:44
1996年是公费和自费两种方式并轨的第一年，我就是在那一年参加了高考。查询成绩的时候，我有点意外，自己竟然得了900分。当年，陕西省使用了标准分换算，所有考生的原始分数被折算成一个100到900之间的数。900分是最高分，意味着我成了全省的理科状元。
我终于把稳地实现了上清华的梦想。小时候对大学了解得不多，只有几个响亮的名字在我的心里根深蒂固：清华、北大、中科大等等。报志愿的时候，经验 丰富的班主任严宪文老师建议我把第一、第二志愿都填上清华大学，这样就可以多填两个理想的专业，招生的老师看到可能会参考这些专业来分配我的系别。一般来说，这个办法有点冒险，如果不能被清华录取，也基本上会错过其他的一流大学。但我很感激严老师，不是因为事后看起来这样做毫无风险，而是感谢他的勇敢和对我的信任。
对于这个状元，我没有觉得特别了不起。因为我知道，同省的一些出类拔萃的学生早已经被保送。而在清华，见到不少来自其他省市、非常优秀的同学，我就更加明白“强中自有强中手”。回忆起那段往事，我更多的会想到和这个状元头衔相关的我的家乡、学校和家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