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软的梦工场 作者：微软亚洲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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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在中国创新
微软公司在1991年成立了微软研究院，那是因为我们认识到投资于能够拓展知识疆界，并创造新技术“为前人所不能为”的基础研究的重要意义。
十年前，我和微软当时的CTO内森·梅尔沃德（Nathan Myhrvold）谈到，或许是时候扩展我们在基础研究方面的布局了——除了雷德蒙研究院之外，微软公司还应在欧洲及亚洲那些新兴的、拥有强劲创新潜力的国家部署研发团队、发掘和培育智力资源。
可以说，微软公司是最早认识到中国和亚洲的研发潜力的全球性企业之一。当我在1997年访问中国期间，中国学生身上所洋溢着的才智、激情和创造力，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正是缘于这次访问，对我们于1998年在北京成立基础研究院的决定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时至今日，这所坐落在北京的研究院远远超出了我的最高期望——在创立的头几年，就已经为公司的技术知识和产品储备做出了巨大贡献。接着，这所研究院逐步壮大，吸引了来自亚太地区的顶尖研究员，并发展成为现在大家所熟知的微软亚洲研究院。过去10年间，她可谓功勋卓著，如今已经成为微软公司在美国本土以外规模最大的基础研究机构。
今天，微软亚洲研究院在洪小文博士的带领下继续为微软公司乃至整个计算机产业做出着重要贡献。在国际顶级学术会议上，每当业内专家聚集在一起讨论当前面临的艰难挑战时，总能听到来自微软亚洲研究院的研究员们宣布重大突破的声音。同时，在微软最重要的产品中，像Windows Vista、Office 2007、Xbox 360，大家都能发现来自微软亚洲研究院的关键性创新。
不仅如此，微软亚洲研究院及其主要创立者的影响已经扩展到了整个公司。现在，微软亚洲研究院的两位前院长——沈向洋博士和张亚勤博士，正在微软非常重要的部门——微软公司全球搜索产品开发部和微软中国——担任着掌门人的角色。
微软亚洲研究院给整整一代计算机研究者带来了积极的影响。通过与本地研究机构和大学的密切合作，研究院帮助提升了中国计算机科学研究的水平，并助力培养了数以千计的年轻科学家和工程师。
作为一家全球性企业，微软之所以成功的关键，主要取决于能够吸引来自世界各地的优秀人才聚集在一起。这也是微软亚洲研究院的根本愿景——建造一座了不起的计算机研究院，让全中国乃至全亚洲最聪明的人济济一堂。通过提供微软所独有的专业技能、理念和资源，让这些研究员专心致志地致力于划时代的突破和发现——正是由于他们的努力和鼓舞，我们当初的期望才取得了超乎想象的成功。
借此机会，我衷心地感谢一如既往地支持微软亚洲研究院的各界朋友、同仁和伙伴们。祝贺微软亚洲研究院10年来的出色工作。未来十年，我盼望着继续见证他们的创新，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加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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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SRA”的n种含义 林宙辰
2008年11月25日16:44
作为研究院的少数几个老员工，我相信，能对“MSRA”这四个字母提供多少种不同的解释是能够体现员工对研究院的了解程度的。
新来的员工估计只知道“MSRA”是“Microsoft Research Asia”的简拼。这当然是最简单的解释了。“Microsoft Research Asia”在2002年以前叫“Microsoft Research China”，由于和“Microsoft Research Cambridge”的简拼相同，一度采用“MSRCN”作为简拼。不过2001年底升格后，就走出了“避讳”的阴影。而工龄在五年以上的员工才会知道“MSRA”还可以解释成“Microsoft Red Army”。
这是从2003年青岛offsite上叫开的。当时所有员工都要做野外拓展，以加强员工间相互了解和增进合作意识。员工分成八个组，每个组起一个代号。我是我所在组的组长，我的组的服色是墨绿色，受“野外拓展”的启发，取“野战排”为代号。而Harry 所在组的代号是“微软红军”，这显然是受了他们的服色为红色的启发。他们很是为这个代号而洋洋得意，见人就吹嘘他们的组如何英勇顽强，肯定能拿冠军 ，结果却拿了个第三。不过Harry因为“微软红军”的名字感到意气风发，他显然是把整个研究院都看成“微软红军”了。有此滥觞，随着研究院的影响日益扩大，“MSRA”后来就演变成了“Microsoft Research Army”的简拼，2004年有同事甚至设计了“微软军团”的臂章（见下图），彰显研究院在计算机研究方面有“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Harry也经常跟人开玩笑：“MSRA stands for Microsoft Research Army.”这个解释曾经见诸各大媒体，为许多人耳熟能详。
但是这里我想重点提的却是另外一个更为深刻的解释，它只有极少数人知道。微软经常被外界批评为“缺少企业文化”。的确，微软并没有总结她的企业文化并告之以世人。比尔·盖茨也只不过不痛不痒地说：“在微软，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化本身。”研究院作为微软的小环境既继承了微软的总体风格，又有自己的特点。下面我就讲一个故事。
话说2006年9月初，我、文继荣陪同院长Harry访问了上海交通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和武汉大学等几所高校。经过连日奔波，总算访问结束了，Harry很高兴，就拉我和文继荣去吃夜宵放松放松。等到鸡汤、豆皮、热干面下肚，大家开始眼饧耳热，话也渐渐多起来。因为我们这次带了自然语言组开发的对联系统去各大学演示，演讲时经常使用各大学的校训来做上下联以最大程度地激发学生的兴趣，所以我们自然就聊到是否也给研究院弄个“院训”。虽然没吃过猪肉，但也见过猪跑，这几个大学的校训无非是“严谨”、“博学”、“求实”之类，所以前两个“院训”就被定为“谦虚”、“谨慎”。此乃发自研究院创办和发展不易，我们只有“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时刻保持危机，才能继续光大之感慨。显然，仅这两个“院训”是不够的，但是继续罗列“创新”、“笃行”之类的话又嫌落入俗套，这时我们的恶作剧心理又开始发作。Harry首先把他平常挂在嘴边的“纯朴”加上，这是他评论某人idea很平淡无奇或是思想很天真时的词语。他一说：“你真是太纯朴了！”，被评论的人就搞不清楚他到底是在表扬还是在揶揄，于是大家在哈哈一笑中就过去了。出于我们这几天对对联落下的后遗症，我们还需要再加一个和“纯朴”能匹配的词。“厚道”虽然也是Harry的口头禅（“嗨！做人要厚~~~道！”），可惜和做研究好像没什么关系。好在我也玩过对联系统，曾输入过一些垃圾，看它会输出什么垃圾。朦胧记得它对的是“愚钝”，结果Harry对这个建议甚是赞赏，因为它秉承了前面锋芒内敛的要旨，而且做应用也的确需要有不追求技巧和蒙着头一条道跑到黑的精神。于是，三人笑嘻嘻地把“谦虚”、“谨慎”、“愚钝”、“纯朴” 来回念叨了几遍，都觉得很满意：研究院的“院训”就这么定下来了。意犹未尽之际，我建议：既然“MSRA”刚好也是四个字母，可否想四个对应的英文词语，使得英文“院训”的简拼刚好就是“MSRA”？“谦虚”很容易找到对应的英文词语：Modest。剩下的三个词我们搜肠刮肚鼓捣了半天也没找到，不过我们相信一定会有的。酒足饭饱，我们才施施然回去了。作为好事者，我后来查了一下金山词霸，还真的找到了另外三个英文词语：Scrupulous, Rockbound, Artless——都不是常用词，难怪我们三个诸葛亮在一起也想不出来。
因此， MSRA还是我们的英文“院训”之简拼呢。虽然“愚钝”和“纯朴”是我们搞怪弄出来的，细想之下其中却是蕴含了做研究的深刻道理。尤其是做应用的，KISS（Keep It Simple, Stupid）原则已经深入人心，我们提出“愚钝”和“纯朴”作为“院训”又有什么不合适的呢？
作者介绍：
林宙辰，微软亚洲研究院视觉计算组研究员。他2000年从北京大学数学学院获得理学博士学位，同年加入微软亚洲研究院。现在是北京交通大学和东南大学的客座教授。他也是中科院计算所的客座研究员和IEEE的高级会员。他的研究理念遵从Vladimir N. Vapnik的名言“Nothing is more practical than a good theory.”平时喜出怪论，思想言谈经常荒诞不经。
向盖茨作汇报 王坚（1）
2008年11月25日16:44
在过去的十年中，我负责的研究组可能是向盖茨做工作报告次数最多的一个，大约有十次以上，其中也有与其他研究小组或产品部门一起。不过，这种机会并不是一种荣耀，每一次都是向盖茨和其他行政官学习和得到反馈的一个重要机会。盖茨带给我们的并不是表扬，很多时候是毫不客气的批评，以及对我们应该如何用更长远的眼光来考虑和规划研究工作的建议和反馈，这对于我们来说是一种非常重要的帮助。
今天，在回顾自己在微软亚洲研究院近10年的工作经历(包括前面半年作为访问学者)，我感觉这些年就像是一个瞬间般从眼前滑过，或许是因为人在充实的时候总是感觉时间过得很快吧。不过，这个瞬间对于我来说，却包含了许许多多精彩的片段，无论时间洪流的力量有多大，都难以冲刷掉这些值得我珍藏在心中的记忆。在这些记忆中，让我印象最为深刻的，当属向比尔·盖茨做工作汇报（大家称之为BillG Review）的经历。我所负责的有关研究工作有幸见证了微软亚洲研究院第一次和最后一次的BillG Review。
微软亚洲研究院的第一次工作汇报是在1999年10月，也就是微软亚洲研究院成立的第二个年头。当时我正与同事们着手研究院的一个跨各研究小组（包括用户界面、语音、自然语言和开发）的合作研究工作——新一代中文输入法的研究。这项工作的初衷是为了通过这个项目训练新加入研究院的员工。这一工作有幸成为了微软亚洲研究院第一次向盖茨汇报工作的内容。当我们演示到如何用垂直滚动窗口选择候选汉字时，盖茨露出了他特有的孩子般的笑，这也是我第一次在微软董事会会议室见到这种盖茨特有的微笑。汇报中我发现盖茨对中文五笔输入法已有相当的认识，很让我意外。
次年（2000年）三月，在微软研究院第一届技术节（TechFest）上，盖茨来到我的展台，饶有兴趣地仔细看了我们用相同的技术来改进日文输入法，不知是谁拍下了这一幕，也就有了我和盖茨的第一张合影。他在一次评审Office组的工作时，还专门向微软日本研发团队介绍了我们的工作情况。之后在日本的研发团队第一次访问研究院的时候，我也为此专门访问了日本的Chofu（微软日本研发中心的所在地），并最终促成了研究院与日本的同事在相关项目上的合作。我们和在日本的同事至今还保持着合作关系，另有一项新技术很可能会出现在2008年下半年发布的日文产品中。
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我们研究工作的不断深入，我的研究组向他汇报的内容很快就变得丰富起来，其中包括了我们后来研究的几项重要技术，如数字墨水、数字万能笔，数字广告技术以及我们目前仍在进行的大规模数据处理等研究项目。几乎每一次向盖茨汇报后，都有一些让人难忘的事发生。
我记得在一次数字墨水技术的汇报时，我们也邀请了当时正在筹建微软平板电脑部门的资深副总裁Alex Loeb一起参加。当我们演示如何对手写的文字和图形进行自动切分和处理时，盖茨看到了这一技术对用户的意义，马上转身问坐在身后的Alex Loeb能否在Tablet PC发布时采用这项技术。当他知道研究院和Alex Loeb的团队已开始讨论如何将该技术用在第一版的Tablet PC时，表现得非常高兴。当微软首次在全球发布Tablet PC时，Alex Lobe給全公司的员工发了邮件，专门感谢了Windows部门、Office部门和微软中国研究对Tablet PC研发的贡献。Alex Loeb也邀请我和她一起出席Tablet PC在中国的发布会，并由我专门介绍了相关技术。我最近读过香港一位大学教授有关在中国跨国企业研发的研究文章，他在文中就将数字墨水技术作为企业研究院的一个成功研究案例进行了分析。
我们研究的数字笔是一支能够在纸面文档上进行修改，并将修改结果同步回归文档电子版的神奇之笔。开始时工作极其艰辛。当我在2000年第一次给盖茨看我们的数字笔设计时，他拿着那支既不能写字，也不能通电的所谓的“笔”，足足问了十分钟的问题。一年以后，我们又向盖茨做了一次汇报，展示了能在普通打印文稿上作标注和书写的数字笔。当看到我们把打印出的文稿揉成一团，展开后还能继续用数字笔书写时，盖茨又露出他特有的孩子般的笑容。会后，他写邮件给Office、hardware、Tablet PC等组，希望能一起探讨这一技术的长期前景，特别是在教育和健康领域。2004年5月，著名的MIT《技术评论》杂志将其称为“微软的魔笔”，并作为封面文章介绍。
向盖茨作汇报 王坚（2）
2008年11月25日16:44
在盖茨的要求下，公司在美国新建了一个数字笔的产品部门，并在微软亚洲工程院建立了一个软件研发团队。由于市场的原因，数字笔还没有成为一个产品，但我们每次向盖茨汇报工作时，公司内部很多高层都会向我们提供他们的意见和反馈，并与我们分享他们对于产业和技术发展趋势的看法，这都让我们获益匪浅，我也学到了在任何地方都很难学到的东西。更多的人也成为了我的好朋友。
有时，我们也会从盖茨那里得到一些非正式的意见和反馈，对我们来说也是一种非常重要的帮助，对推动我们的研究工作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比如在四年前，我的研究小组专门为盖茨的思考周（Think Week）编写了一个软件，利用互联网上的信息可以帮助他快速阅读公司员工的数百篇技术文章并撰写点评，我们把它称为思想探索者（Thought Explorer）。该软件的核心思想与大规模数据处理和挖掘相关。盖茨很喜欢这个软件，并把它推荐给微软其他高层使用，因为他知道更多人可以从中得到帮助。有一次，当他得知我和我的部分同事正好在美国总部时，特地抽出了半个小时与我们进行了相关的讨论以及分享了他个人的体验，其中还谈到了能否把该软件让成千上万的用户使用。
与盖茨的这些讨论和相关的工作，让我看清楚了一个难得的机遇，不过它的目标不只是指向人机交互，而是瞄准了以数据为中心的计算——海量型数据处理。我们在数字广告平台的研究也为我们开展这项工作打下了一个很好的基础。我们的一个美国同事给这个项目取了一个非常中国化的名字：丝绸项目（SILK Project）。值得高兴的是我们有关的研究已对微软相关产品或产品开发产生了影响，例如有关SQM数据的大规模处理，微软的几十个产品都不同程度从我们的工作中受益，其中包括Office 2007的开发以及今年4月刚刚更新的微软拼音输入法。
2007年的下半年，我收到了一封来自一位美国同事的电子邮件，他曾担任过一个部门的总经理，信中只有一句话“盖茨把你列为有关SQM问题必须拜见的人物”。十天以后与这位同事见面后才知道，那是盖茨和Ray Ozzie（雷·奥兹）一起评审一个产品部门的新产品，在谈到有关问题时盖茨特意指出应该与我进行进一步的讨论。也是在收到这封邮件十天之后的2007年10月，我的研究小组向盖茨作了最后一次汇报，汇报的内容就是有关SQM数据的大规模处理。
同样让人骄傲的是微软亚洲研究院和央视国际在2008年成立了联合实验室。也许是一种历史的巧合，央视国际的汪文彬先生就是在美国访问了盖茨本人后，回到北京就和我认真地讨论筹建这个联合实验室。我们在大规模数据处理项目上的一些相关技术将帮助央视国际在互联网上播出2008北京奥运会的各项赛事，也算是了结了我藏在心里多年的奥运情结。
有意思的是，盖茨与我们研究组的频繁接触，也引来了我在微软总部的朋友的“抱怨”，他们甚至带着羡慕的口气说：“我们虽在总部工作，却也没有这么多与盖茨面对面交流的机会。”实际上，不仅仅是我负责的研究组，任何一个现在或曾在微软亚洲研究院工作的人对于盖茨的这些帮助可能都不会感到陌生，这也称得上是研究院的一大先天优势。在这个环境中，不论我们从事什么样的研究，做什么样的事情，我们都可以接触到公司内部许许多多不同的人，并从他们那里得到超乎想象的支持和帮助。
2008年6月，也就是微软公司2008财年即将迎来尾声的时刻，比尔·盖茨正式宣布退休。我们向盖茨做汇报也不得不划上一个句号，直接向这位曾经给予过我们最大帮助的业界巨人求教的机会也会变得非常少。6月27日，盖茨在微软工作的最后一天，当他得知我的研究小组和产品部门共同合作，在下一版的Windows中大幅度地提高了中文、日文和韩文手写识别率时，他在邮件中写道： “This is fantastic to see. It does make me feel good on my last day! Microsoft is committed to making the tablet mainstream and this excellent work will make a big big difference.” “We need to make a special push in these countries since the pen is particularly valuable there I believe. (“这简直太棒了。它令我在微软的最后一天感觉非常好！微软一直致力于把手写输入变成主流应用，而这项出色的研究将对手写输入产生非常深远的影响。”“我们特别要在这几个国家里推广，因为我相信输入笔在这些地方格外有价值)”
谢谢你，盖茨！
作者介绍：
王坚，现任微软亚洲研究院常务副院长，主要研究领域包括用户界面、大规模分布数据及信息处理以及在线广告等方面的研究。有关的数字墨水技术已经应用在了Tablet PC、OneNote 2003、Windows XP Tablet PC edition 2005以及前不久刚发布的Windows Vista等产品中。有关分布式数据处理的工作也用于了Office 2007的开发。在1999年加入微软亚洲研究院之前，王坚博士曾为浙江大学心理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也是该校历史上最年轻的心理学系主任。王坚博士毕业于杭州大学心理学系，并获工学博士学位。相信盖茨说过的一句话：“只要执着就能做了不起的事(Only through focus can you do world-class things, no matter how capable you are)！”——引自美国《财富》杂志2002年7月8日刊登的对盖茨的采访。
“另类”高级副总裁 金俊（1）
2008年11月25日16:44
美国职场中流行这样一句话：你加入一家公司是因为它的品牌；你离开一家公司是因为你的上司。(You join a company because of its brand; you leave a company because of your boss.)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好的公司品牌能吸引人才;至于能否留住人才，很大程度上要看上司们。据调查，超过50%的员工因为不喜欢他们的老板而离开公司。
我从1999年在美国加入微软公司到今天服务于微软亚洲研究院，已在微软工作了整整九年。其间我在两个国家、四个城市工作过，调动过五个部门，前前后后共有过十一个老板。我当初加入微软，可以说绝对是因为它的品牌。能在这家公司工作这么久，当然与我碰到的好上司们分不开。在这里我想与大家分享的是我在美国总部工作期间的一位顶头上司－现任微软Windows部门高级副总裁的Steven Sinofsky。
初识Steven:　感觉很“另类”
Steven Sinofsky喜欢人家喊他“Steven”，而不是美国人常用的简称“Steve”, 可能是不想与公司另外一位”Steve” （鲍尔默）混淆吧。Steven是微软传奇人物之一。他大约三十出头时就当上了微软全球副总裁，不到三十五岁时被提升为高级副总裁，是他那个级别里最年轻的一位。在2006年调任Windows部门之前，Steven全面负责Office所有应用软件的开发工作十多年，发布了Office 95至Office 2007。一度被戏称为“King of Office”（“Office之帝”）。Steven是我当时所在的Office开发部门2000多名员工的顶头上司。
说起来我们认识的过程，还挺有意思，也许只有在微软这样等级不明显、“没上没下”的公司才会发生。我当时所在的Office产品策划团队颇为国际化。除了在美国总部有一支二十多人的团队，在欧洲也有相等规模的团队，负责了解当地主要国家的用户使用习性。但是在亚洲却没有人专职做同类工作。因为我的中国背景，我对此较为敏感，还组织东亚地区的开发团队来总部介绍他们的工作，以期唤起大家对东亚用户需求的关注。
一天临近下班时，我收到一封我们部门总监发给我的email，上面抄送了两个人，一个是我当时的小老板 －一位金发碧眼的美国小伙子Cameron，另一个叫Steven什么的，我也没仔细看。邮件具体内容我已记不清了，只记得与中国有关。我还记得我当时挺不客气地“reply all”(全体回复)，回件中陈述中国及其它东亚市场的重要性，并说东亚用户使用习性与欧美用户很不相同，如果我们没有专人去做这方面的调研，我们就不能管自己叫“Global Planning Team”（全球策划团队）。写完后，我点击“send”就发出去了。就在邮件发出去的一刹那，我感觉有点儿不对劲，猛然间意识到抄送的另外一个人是Steven Sinofsky。正后悔自己太鲁莽，我那可爱的小老板敲门进来，冲我挤挤眼睛，说，我猜，Steven一会儿会来找你。我正半信半疑间，一个瘦瘦的、中等个子的“小老头”已出现在我的办公室门口。他上穿一件灰色鸡心领毛衣，下着一条发白的牛仔裤，两眼炯炯有神。这正是我在公司大会上见过的Steven。
Steven那时其实才三十七、八岁，却已头发稀疏并且花白，估计用脑过度。要不是他一举一动充满活力，不知情的人真以为他是个“老头”。我正有些紧张，Steven热情地介绍了自己，然后就和我聊起天，完全没谈邮件上的内容。我也随之放松下来，就跟他从中国的Office团队到我的老家神侃了一通。这以后，Steven就成了我办公室里的常客。我后来发现，通常下午四五点钟时，Steven会在楼里转转，和大家打打招呼，聊聊天。所以开大会时，他能常常叫出一个普通员工的姓名，也就不足为怪了。
Steven1989年研究生毕业后即加入微软，从一名普通的软件开发工程师做起，在不到十年的光景里成为微软全球副总裁，并很快跃升为高级副总裁。若在公司里严格按级别排，Steven大概排个第六、七名，但若按影响力及地位，他的名次要更靠前。有些事情上，连盖茨或鲍尔默也让他三分，或更准确地说，不去干预他。
“另类”高级副总裁 金俊（2）
2008年11月25日16:44
微软的成功人士，大多具备以下特质：聪明、勤奋、精力旺盛、极具竞争意识。 Steven 可以说在这每个方面做到了极致。说Steven“另类”，是因为他跟大多数高层管理人员不一样。比方说，他一点儿没架子，凡事亲历亲为。我前面提到他常常“转悠”到普通员工办公室，与大家聊天，询问工作情况。以他的级别，这在即使并不讲究等级的微软也不多见。他还喜欢自己做会议记录及业界观展心得，换了别的高管可能早就请下属代劳了。再比方说，Steven出差很少带随行人员。有几次来中国，他甚至只身前往，完全不像其他人前呼后拥。
Office团队显然已经习惯了他这种方式，有些见怪不怪。而且他的行为也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他的下属。部门里副总裁、总经理级别的人出差，随行人员精简到不能再减。更“不可思议”的是，我有次出差在飞机上巧遇Steven的一位下属，是当时掌管Outlook产品的全球副总裁。他碰巧和我去参加同一个会议，竟然跟我一样挤在经济舱里。
从“反博客”到博客人
2005年左右，Steven开始写博客。据说他初博时动机很有趣 – 他想证明博客不过是个”fad”（即昙花一现），长久不了。没料想他开博之后，一发不可收拾，从校园招聘到员工评估到工作中的压力到西雅图的天气，他都一一“博”之，不亦乐乎。他的博客在公司内外影响颇大。在公司内部，他的有关管理方面的博文被广为转发。
Steven的博客在对读者产深远影响的同时，也影响了他本人对博客的看法。Word 2007 在最后关头加入了对博客的支持功能，就是他对博客态度转变的最好说明。与此同时，他也把自己的公司内部博客正式命名为“Steven’s Office Hours”（“Steven 的工作时间”）。
2006年Steven随公司招聘团队去了美国名校斯坦福大学。该校位于美国硅谷地区，周围高科技公司鳞次栉比。加上北加州气候宜人，阳光灿烂，要让毕业生去外地工作可不是一件容易事。当得知有些学生有意来微软工作，但是对西雅图多雨的天气心存芥蒂时，Steven写了一篇著名的博客，题为“为什么西雅图的天气并不赖”（“Why Seattle Weather Does Not Suck”）。文中Steven以事实说话，用即将发布的Excel 2007的Beta版对西雅图每月的降雨量做了分析，并与其它几个大城市做了对比，得出结论：西雅图虽然降雨天数偏多，但总降雨量相对而言并不多。而且夏天几乎滴水不降，所以天气并不如传言中说的那么差。斯坦福的毕业生里有无因这篇博文而改变决定，我不得而知。但是想到一位高级副总裁在天气问题上如此较真，不禁莞尔。再一想，他为公司招贤纳士可谓用心良苦。
Steven学中文
2004年初的一天，Steven来到我的办公室，一见面就大声说：“Ni Hao！”（“你好！”）然后宣布他要学中文。见我半信半疑的样子，他打开手中的一个大开本，原来是本中文教材。Steven说他刚报了华盛顿大学的中文课，每周三晚上上两个小时。我听了就开玩笑地说，太好了！以后咱们就可以用中文对话了。Steven略带腼腆地说，No, no．不过你能每周花点时间帮我练习学过的中文吗？就这样，Steven成了我的中文学生。大概有两、三个月时间里，他每周三中午到我办公室里报到。我帮他复习在中文课里学过的词语及简单对话。
我原以为Steven学习中文不过一时兴起，其实他早有“预谋”。沿袭美国大学的做法，微软给一些资深员工提供“sabbatical”（即长假）。Steven那年准备从日常事务中脱身三个月，去中国了解微软在当地的销售及研发情况。他学习中文，也是为此行做准备。
Steven上课很认真，我常常忘了他是我的顶头上司，对他要求还挺严。跟大多数外国人一样，Steven很不习惯汉语里的四声。我一遍遍地教他，他跟着一遍遍重复，就象小学生一样。有时候门外传来窃窃私语和偷笑，他就恨恨地说，这些家伙一定在嘲笑我。我当然不失时机地鼓励他一下。的确，Steven能从繁忙的工作中抽出时间来学习中文，光是他这份用心，已经很让我感动，我也打心里想帮助他。很快Steven已经能说一些日常用语，他觉得“好久不见”这话很酷，就常常挂在嘴边，哪怕是两天前才见过。
“另类”高级副总裁 金俊（3）
2008年11月25日16:44
Steven在学习中文的过程中发展了一套关于“普及中文”的理论，即大力推广拼音系统，取消汉字，这样才能帮助中文真正走向“国际化”。估计他在华盛顿大学的中文课上也发表了此番言论。有天来我办公室，他带了一张课上发的讲义。我一看，是近代语言学家赵元任所写的设限文章《施氏食狮史》，全文共九十一字（连标题九十六字），每字的普通话发音都是shi。这篇短文人人都能看懂，可是如果你读给别人听，他是无论如何也听不懂的！
《施氏食狮史》
石室诗士施氏，嗜狮，誓食十狮。施氏时时适市视狮。
十时，适十狮适市。
是时，适施氏适市。
氏视是十狮，恃矢势，使是十狮逝世。
氏拾是十狮尸， 适石室。
石室湿，氏使侍拭石室。
石室拭，氏始试食是十狮。
食时，始识是十狮，实十石狮尸。
赵老先生限制性地使用一组同一读音但字形不同的汉字来行文，据说是想借以说明汉字及汉语书面语的功能——以形表意。Steven的中文老师很聪明，他借此文告诉他的美国学生们汉字存在的必要性；拼音可以帮助大家学习中文，却无法替代汉字。Steven对此深表折服，再也不提他的“中文国际化”理论了。
Steven与中国
从Steven学中文可以看出，他对中国很有兴趣。他自认为不懂中国，所以希望了解更多。当中国官员访问微软总部时，Steven通常很乐意与他们见面，这令负责政府关系的同事们感激不尽。一次Steven见完一位中国科技部副部长，这位高级官员回到酒店当晚就用英文给他写了个email, 感谢Steven在百忙中抽出时间与他及他带队的代表团见面，并称自己通过此行加深了对微软的了解，学习到很多东西。这个email让Steven非常惊喜。他在转发给我时写了一句话加上惊叹号：“能想到么，我收到了一位中国官员的email!” 这在从前是不曾发生过的。显然Steven觉得中国政府官员在对外交流上有了明显进步。
Steven自2000年后至少来过六次中国，大多是在他管理Office部门期间。其中有一次是2003年初春。那时中国刚发现非典病例。和大多数人一样，Steven当时还未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所以义无反顾地按他的原定计划去了中国。等他回到美国时，已是草木皆兵，人人谈“非”色变。美国政府也告知国人不要在此期间去中国。Steven回来后就很自觉地把自己隔离起来，在家里上了一个星期的班。后来说起这段经历，他还津津乐道，宛如历险一般。
前面提到Steven苦学中文，为来中国度过他的sabbatical做准备。他原本打算来中国生活三个月，不料好事多磨。2004年九月，正当他准备启程前往中国时，美国法院发来传讯，让他到新泽西州为一起牵涉微软的专利权案做证。无奈他只好改变计划，去东海岸呆了两个星期。还好微软很快在此案中获胜。十月一号中国国庆那天，我收到Steven题为“Ni Hao”的email。第一句是用拼音写的：“Wo Xian Zai Bei Jing! I made it! (“我现在北京！我做到了！)”欣喜之情，跃然于邮件中。
Steven来中国小住的动机，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为了“学习”，以了解中国的市场及微软在中国的包括研究、开发、以及他相对不太熟悉的销售团队的运作情况。从中国回到美国总部后，我邀请Steven给微软总部的华人员工做了一场演讲，谈一谈他在中国工作的心得体会。那天来了几百人（一些美国员工得知消息后也来了），小报告厅都坐满了，还有人站在走廊上。Steven用Office产品之一PowerPoint做了六张幻灯片，以他一贯的幽默、直率的风格给大家生动地讲述了他在中国的经历。
演讲伊始，Steven首先感谢了微软法律部门。为什么呢？还记得我前面提到他临行前被法院传讯作证的事么？Steven说，若不是咱们微软的律师能力强，早早打赢了这场官司，他还有可能去不成中国呢。然后Steven感谢了他的大老板，允许他抽出近三个月时间去中国。紧接着Steven表达了他对微软中国同事们的歉意。他开玩笑地说，当初微软中国听说他要去呆三个月时，以为总部高层派他去“卧底”视察那边的工作情况，着实紧张了一阵。这次去中国若给大家造成了心理负担，他很抱歉。 同时他对微软中国各部门给他提供的帮助表示感谢。
“另类”高级副总裁 金俊（4）
2008年11月25日16:44
接下来，Steven讲到他去中国的目的。他专门强调自己是去“参与”微软中国团队的工作，而不是去做一个旁观者。他还向大家介绍自己在中国期间，大约有60%的时间是和销售团队一起工作，40%在研发团队那边。
对自己的中国经历一番“点评”之后，Steven津津有味地与大家分享了他在上海参与微软团队与一大客户之间召开的销售会议的经历。这一个小时的演讲非常生动有趣，听众席上不时爆发出阵阵笑声和掌声。演讲结束后，许多人围住他问问题。Steven耐心地一一解答。我怕耽误他太多时间，就劝大家散去，Steven却微笑着说，没关系，我今天成了“中国专家”，很荣幸！
后来我听说Steven在公司内部的一次高层会议上，他给副总裁以上的管理人员做了同样的报告，介绍他的中国之旅。不久后，Steven在中国成立了一个Office产品策划小组，专门负责市场及用户习性调研。再后来微软在总部成立了个“中国顾问委员会”，负责有关中国事务的重大决策。Steven很自然地成为了其中重要的一员。
尾声
在写这篇文章前，我给Steven寄了个email，征求他意见。我发此邮件时，已是美国西海岸时间凌晨近一点，然而却如同他一贯的风格，一分钟内就给了我回复：“没问题！”我又问，能刊登你穿唐装的照片吗？他以前跟我说过，觉得自己穿上唐装显得有点儿滑稽，所以我担心他可能不愿意用这张照片。没想到Steven又很干脆地回复说：“早在网上了！”算是默许。
快收笔之时，才意识到自己洋洋洒洒，写了好几页。可似乎还有些事没有挖掘出来。有些认识Steven的人若看了我这篇文章，可能会说我把他写的太完美了。其实这并不是我的初衷，但是落笔之后，回想起往事，有关Steven的片段却让我不由自主地联想到这样一些关键词：努力、好学、敬业、平易近人、没有“官架子”、“另类”等等。然后再在所有这些形容词前加个副词“超级”。
我不知道这些关键词是不是Steven成功的关键因素，但我很庆幸自己有过这样的上司，并有幸和他近距离接触。微软公司也一定很庆幸有他这样忠诚、勤恳的员工。毫不夸张地说，Steven自1989年加入微软，他把自己近20年的青春年华奉献给了公司，在Office并将在Windows这样为全世界亿万用户服务的产品上深深地打下自己的烙印。正是因为有Steven这样对公司、对软件行业充满激情、执著及热爱的员工，微软公司才能在过去三十多年里历经风风雨雨后仍能保持在世界的领军地位。
作者简介
金俊，现任微软亚洲研究院传播及公共事务总监。1999年在美国加入微软公司，历任商务经理、Office产品经理、软件外包高级项目经理。并先后在微软芝加哥、硅谷办事处及雷德蒙总部工作，为Office 2003 及Office 2007核心策划人员之一。2006年调至北京，负责微软亚洲研究院在亚太地区的传播及公共事务。金俊于1995年北京大学本科毕业后赴美深造，先后获得芝加哥大学社会学和工商管理硕士学位。业余时间，金俊喜欢阅读、运动。最幸福的时刻为搂着两个“小帅哥”（儿子）一起看动画片。
研究的趣味 刘鹏
2008年11月25日16:44
我在微软亚洲研究院语音组工作已经有三年多。这三年里，研究这件事，慢慢地从我的工作变成我的爱好。而其中的得失见闻，也颇值得细心体味。研究院十年生日将近，于是我也整理出其中的只鳞片爪，记在这里与大家分享。
器识为先 ，文艺其从
实际上，我还有个更为人熟知的网名 “北冥乘海生”。这个网名来源于《逍遥游》：“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在我二十岁那年，清华学报主编郑福裕教授送我一把折扇，一面是他用工整的小楷写下的《仪礼·士冠礼》，另一面则是“北冥乘海生”五个大字。我是一个戏迷，这把折扇鼓励我在其后的几年中做了一件有点意义的事：将能够搜集到的戏曲曲艺资料数字化并归纳整理，放在网上让大家免费下载。这件事情既出于自发，又没有半点名利之求。今年一月份，承蒙网友们推荐，新华社《瞭望东方周刊》杂志社对我做的这件事进行了专访，从中也反映出了主流媒体对于民间文化力量的认知和重视，让我深感欣慰。
同我对传统文化的爱好一样，现在在微软研究院的研究工作也可以说是我的爱好。可是，在加入微软研究院之前，我仅仅觉得这是我一份谋生的工作，并未对在这里的将来有什么灿烂的想象。平心而论，我个人对技术目空一切地向前发展有不同的见解：在许多情况下，技术的进步只是使地球燃烧得更快而已。我心目中的技术，应该是该发展才发展，而应该给子孙后代留下更多的资源，同时应更多地关注于人们的精神愉快，也就是《论语》中“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那一段里曾皙的理想。而许多技术领域的研究往往失之拘泥微细，过多地着力于形而下的各种奇技淫巧，致远恐泥。
然而，在研究院三年的工作让我对技术研究这一工作本身的内涵，有了一些崭新的理解。这首先要感谢我在这里的导师，语音组的负责人宋謌平老师。对中国文化的深入了解和Bell Labs二十多年的研究经历，使宋老师成了一位学贯中西的儒雅学者，他引导我们这些研究领域的小学生走上正轨，同时潜移默化地告诉我们，作为一个有责任感和抱负的研究者，应该把研究作为毕生的追求，而不仅仅是要在短时间内出人头地；应该向自己领域的同伴贡献对问题的深刻认识，而不仅仅是卖弄技巧和拼命找到创新点；应该结合专业知识建立对整个社会广阔的关怀；而不仅仅是关注文章、专利和商业模式。这些使我在语音组的工作中，也渐渐找到了研究的意义，感到了研究的乐趣，也不再认为企业的研究机构都是急功近利的。慢慢地我发现，在许多同事的身上，都有着类似的精神面貌：我曾经在匹兹堡的废矿山上听小文感慨这一钢城的沧桑与变迁；曾经在温哥华机场与王坚激动地探讨成熟的技术能够帮我们的祖国作些什么；曾经在西雅图的微软技术节上看周明自豪地向美国的同事们演示他的自动对联系统。这里的研究员们个个都是鲜活的，丝毫不见迂腐和沉闷。而这样的研究员组成的研究院，也就更为鲜活，她决不是学术或产品的奴隶，而是站在社会前沿的思想者与实践者。
回想起清华的校歌，其中有一句“器识为先，文艺其从”。我相信我曾经同大多数新时代清华校友一样，对这两句话实际上不甚了了。而在微软亚洲研究院的工作经历和宋老师的言传身教，让我慢慢品味出其中的真谛：凡事须先把握大体的方向与格局，然后再求细节与技巧。在过去的三年里，我的所见所闻正是让我先明白了研究的器识所在，也让我喜欢上了这份工作。
匡以整饬，贯以松弛
研究院迎来了她的十年生日，我在这里工作已满三年。三年以来，我随她一起成长，并渐渐对研究产生了兴趣。十五年以来，我有过两个爱好：先是古诗词，她教我两个字：整饬；后是戏曲曲艺，她教我另外两个字：松弛。现在，我把研究也作为自己的爱好，于是也在整饬和松弛中工作着。所谓整饬，就是永远不放弃完美的精神：记得上研究生的时候，我在北京文化局和上海年轻的余派老生演员王佩瑜之间牵线，促成了一期三天在民族文化宫的演出。开始主办方给出的官腔十足的演出题目，总让我觉得精神不够，我暗暗地琢磨品味，把最后的题目定为“余音三日”，自觉颇为切题又有些风骨，得尝整饬之美。在我的研究生涯中，除了力争做到内容的坚实，我也希望自己的每一项工作在形式上达到完美，因为我深信，东拼西凑的思路和方法也许能在一些具体问题上逞一时之威，但终究会在大家的认识更加深入之后被淘汰。而所谓松弛，则是要有平常之心：这正如我在整理戏曲资料时，本来没有任何动机让别人知道我，可是一个小插曲令事情起了变化：当时我正在实验室做一个有关mp3的项目，阴差阳错，我的一个试验程序把我电脑里所有的mp3文件都打上了 “北冥乘海生(bmchs@263.net)”的标签，这才逐渐为人所知。同样，在研究之中，我也要求自己要有平常心，先把工作做好，是否马上被人们称道，则还是要报有“人不知而不愠”的态度。虽然研究院有所谓6P原则 ，但我认为，作为一个合格的研究者，这几个P都不应该是我的目标。我应该做的是在我的研究领域内努力发现规律，解决问题，而其他的一切都是副产品。
正视研究工作的难度，鼓励大胆的探索和有价值的失败，是微软亚洲研究院最吸引我的地方。而研究院对我们每个研究员的考核，实际上也贯彻着整饬与松弛的精神。在这里，我的经理不会仅仅凭几个数字来评价我的工作。他会认真地和我交流，倾听我的目标和理想，并给出中肯的建议。不仅成功的项目会得到肯定，结果不理想但过程深入细致的研究工作同样会得到嘉许。可以说，对结果的平常心和对过程严谨的要求，是研究院在过去的十年中不断取得成功的关键。在当今的工业界研究机构中，这里是为数不多的秉承了Bell Labs(贝尔实验室)令人神往的学术传统的实验室之一。正如我的同事霍强老师期许的那样，二十一世纪的“Bill Labs”将会和二十世纪的Bell Labs取得一样的成功。
研究院松弛的气氛，整饬的原则，让我能够自由呼吸，严谨思考，也让我对自己原本的爱好有了许多新的认识。我从事是语音方面的研究，其中的知识与观点与戏曲艺术的很多本质问题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为从唱念角度来看，中国戏曲的核心审美既不在旋律，也不在唱词，而在于词曲之间的配合。戏曲乃至曲艺数百年的沧桑嬗变，实际上包含着对汉语字音如何才能更美地表现这一问题的最完整的探索和实践。而通过在语音领域的学习研究，我渐渐搞清楚了汉语四声在词曲配合方面的指导性作用，明白了板腔体和曲牌体的根本区别，也能够更自如地体味和驾驭一些烂熟于心的唱段。在去年，我还邀请我的京剧老师来到了研究院，给大家讲了一堂生动的京剧艺术普及课。
结语
圣人有云：“君子不器。”我所亲历的微软亚洲研究院，也正是如此要求和培养我们。这里不仅仅需要某一方面的专门人才，而是更希望所有的研究员都有坚实的架构和广阔的胸怀，希望大家知道研究者的终极目的是拓展人类的视野，造福人们的生活。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既没有必要拘泥于自己的专业，也没有必要为了功利的目标扭曲自己的热情。须知，研究的精神，要求我们随时随地都在发现和创造，都在把自己的所见所闻奉献给我们的研究事业。在微软亚洲研究院十年生日到来的日子里，我想对她说：“相识三载日，得失寸心知。”
作者介绍：
刘鹏，父籍山东，生于北京，长于陕西。2005年获清华电子系博士学位后，加盟微软亚洲研究院语音组至今。目前主要着力于语音识别及其他人机交互技术。研究之外，喜欢涉猎中国的传统思维与文化，尤以戏曲艺术为甚。
成长的过程 张峥（1）
2008年11月25日16:44
2001年1月3日，是我离开硅谷，告别工作了五年多的惠普中央研究院，正式到微软亚洲研究院报到的日子。仔细算起来，我女儿那时候还不满四个月。同年十一月，我们一家四口在北京团聚。我还清楚地记得小家伙那一天的样子，包在奶奶给的一身白色羽绒服里像个小企鹅，走路摇摇晃晃，眼睛东看西瞧， 咿咿呀呀地什么都不会说，又什么都想说。
从阳光灿烂空气清爽的硅谷换到北京，需要的调整和磨合还是挺多的。一个月间，两个小家伙分别病倒。之后的大约一年间，也是狠狠地吃了不少苦头。六年半的时间一晃就过去了，真叫是弹指一挥间。上个周末和小众菜园 的江铸久、芮乃伟夫妇以及其他几个好友在后海游玩，两个小家伙一路叽叽喳喳，俨然已经是十足的小北京人。
在我每天的生活里，还有一个比开开、心心 这一对更小的孩子。“她”也是十月怀胎之后瓜熟蒂落，也是蹒跚学步，也曾经吃了不少苦头，也是在今天可以“叽叽喳喳”地搞得满世界的响动。这个“她”，就是微软亚洲研究院在三年多前成立的的系统研究组。所谓“十月怀胎”，是因为这个组的酝酿和孵化，是在我落户研究院的另外一个研究组时，用本职工作之外的时间里运作，随后在沈向洋院长的大力支持下新成立的。这个组成长到今天，历任领导都帮着遮风挡雨，功劳巨大。这些老板，包括洪小文院长和已经返回硅谷研究院的Kurt Akeley 博士，在以前、今天和以后，都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良师益友。
所谓“蹒跚学步”，所谓“吃苦头”，我想不必多谈。这个研究队伍的发展历史，和一个从零开始的Start up没什么两样，该摔跤的地方就该摔，爬起来接着走就是。只要大环境好，罗盘不出问题，就不但能避免Start down，还可以搞出不少响动。类似的经验研究院里很多。至于我们取得的成绩，可以观察我们从在学术界不声不响，到发表在一流的Workshop (研讨会)，再进一步打入一流的会议，和有着深厚积累的其他研究院并驾齐驱、并在某些方向成为领军团队的轨迹；也可以观察我们的研究结果从渗透到一些边缘产品线，到最终承担对公司至关重要的大型后台系统的架构设计和实现的路程。
这个“她”，不是一个“孩子”，而是很多“孩子”，是一个团队。说是“孩子”，听上去有些故作矫情。但实际上，做一个合格的研究人员，需要有成人的开拓力和吃苦精神，但光有这些是远远不够的——一定要有孩子般的好奇心才可以走得远。我们能有今天的成果，我每天快乐工作的原因之一，是因为有这么一群我视为兄弟和朋友、心态年轻的优秀团队。而在这背后，是微软研究院坚持只招最好的人才的方针。微软研究院已经十岁了，以后走再远的路，这个方针是不能也不会变的。
说起人才，有中国是个“人才海洋”这么一说。但实际上，我觉得正确的说法是有“海洋”乃有“人才”。真正的原创，总是在那条长尾曲线 的龙头部分发生，而那个龙头，占整体的比例可能非常小。所谓“抽屉原理”，是一个理论上的常识：如果有N个抽屉，放N+1个球，至少有一个抽屉里面有两只球。假如那个抽屉就是某个研究领域，“落”在那个抽屉里的球就是该领域适合的顶尖技术人才。那么一共有多少“球”，在统计上决定了在那个抽屉里的“球”的多寡：是一个还是十个、百个，最后的效果会差得非常远，这是因为成功的另外一个因素是“球”和“球”的碰撞，是人才之间的相互砥砺和激发。所以中国作为一个大国，有其人才挖掘的自然优势。抽屉的好坏，换言之，研究环境的良好与否，又决定了这些“球"是否愿意在这个柜子里发展，还是跳槽到其他”柜子“相应的抽屉里。研究院的历任老板所花的最大的心血，就是在打造这么一个好”柜子“。
发明和创造，无论是知识和技术，从本质上说都是一个快乐而永无尽头的探险。所以一个好柜子，更像一条船，既要坚固，也要灵活。要解决的挑战，能够发掘的机遇，太多了。最后需要的不是一艘船，而是一个船队。这个船队永远会包括我们的竞争对手，一船独大在任何领域都是将来灾难的预兆。这决定了微软亚洲研究院这艘船也必然是开放的。我记得沈院长说过一句话，那就是如果从五十年的尺度来衡量我们的成功，不是看多少文章，也不是看有多少技术转化，而是看从我们这里走出去的几千个实习生在社会上的贡献。我想补充的是，这贡献同时也包括我们对中国和亚洲区其他大学、研究所的同仁们通过合作和竞争达到双赢，因为研究没有国界，这里才是亚洲研究院和它的人才的生态环境。
成长的过程 张峥（2）
2008年11月25日16:44
在我和媒体不多的接触中，经常会被问到我们从事什么样的研究，需要什么样的人才。其实这两个问题都不好回答。我在亚洲研究院负责的系统和网络方向，除了系统研究组之外，还包括网络和无线组。概括系统组的工作，一个比较合适的比喻是盖一桩大楼，我们负责设计蓝图，然后从砖瓦开始一直到搭建出毛坯房。其他研究组做的工作犹如精装和家具，住户间每天接触。所以，住户是看不见我们的工作的。但如果我们做得不好，不但不合理的布局会对后期每天的生活带来不便，而且来一个小地震也许楼就会倒。同样的，对网络组来说，那就是打造公路。所以，我们处在一条看不见的战线上，每天需要钻研和建设的，是至关重要的基础设施。从大家每天都用的桌面操作系统到”云端计算“提供的搜索、网络邮件和游戏，从日益重要的衔接这两者的端对端（P2P）技术，到处都有系统和网络研究人员的贡献。如果我们的工作做得好，我们的贡献就会无处不在，又恰恰应该是无处可见。
在中国传统的重理轻工的教育结构下，从事系统研究的人才不是很多。即使在国际上，根据我的了解，比如做操作系统（我们研究问题的一个子集），打得响过得硬的大腕级人物里华人相当少。系统研究要做得好，既要思路清晰，又要有很强的动手能力，而且还要有一定的审美品味——这里有句行话，一个好的系统是“简单，但不能再简”。这种审美品味和取向，和当代艺术在上世纪中后叶简约派的音乐、建筑和视觉艺术，和中国的传统书法和九十年代的新文人画，有着相当微妙的关系，虽然无法直接借鉴。
去年年底开年终总结会议的时候，我给同事们讲了一个互联网如何将孤独无援的面盲病患者团聚成面盲族，浮出水面，从而自救并且互救的故事。后来我把这个故事写了下来 。在我产量稀疏质量松垮的中文写作中，关于平日工作的文字非常少。之所以写下来，是因为我觉得我们每日的工作，除了支持家庭，除了研究本身的快感之外，还有更长远和深刻的召唤。如果能从幕后走到台前，直接把我们的工作交到用户手中，自然好。但更多的时候，我们的位置在幕后，而且应该在幕后。一个生命再普通，都是顽强的；很多生命凝聚在一起，孕育着无穷的创造力。我们不见得要创造奇迹，但一定要为创造奇迹提供基础。互联网还年轻，亚洲研究院更年轻。带着成熟而年轻的心态，我们和诸位一起跨过十周年。
作者介绍：
张峥，2002年加入微软亚洲研究院多媒体组,目前是微软亚洲研究院副院长，负责系统和网络研究领域。1984年就读于复旦大学电子工程系；1987年作为复旦大学首批本科跳级的13名学生之一进入研究生课程；1990年赴美国德州大学达拉斯分校留学；1992年获硕士学位后，于1993年春转至伊利诺思香槟分校求学，并于1996年秋获得博士学位。 此后，张峥一直在惠普中央实验室工作,其研究领域涉及高性能超级计算机系统结构和大规模分布式系统。 张峥也是网络杂志 <<新语丝>> 和 << 国风>> 的创办人之一，以竹人”为笔名主持编辑<<海外留学生年度诗选>>首二卷， 并曾在 <<国风>>主持 <<艺廊>> 及 <<半瓶诗铺>> 专栏。
我是怎么进入微软的 田江森（1）
2008年11月25日16:44
很多事情只有当你回顾的时候，才会觉得别有滋味。就像当我被问起你是怎么进入微软的时候，我才会幡然感觉到其实与微软结缘真的是一段颇有意思的经历，曾经怀疑过自己，也曾经战胜了自己，但是，最重要的是在这个过程中我认清了自己想要是的什么。
在2002年互联网行业不景气的时候，我所在的bSQUARE公司把我们一大群人请回了家，一时间我成了一名待业在家的父亲。失业并不意味着失败，或许是新的契机。我们几个一起出来的同事便一起出谋划策，合计着怎么创办自己的公司，可惜那光景不饶人，怎么也拉不到风险投资，于是，我就在家赋闲了大概一年左右的时间。
由于我有多年的项目管理和人事管理经验，因此在产品视野和管理能力上比较突出，但是由于长期没有直接参与研发，所以不得不承认技术能力比较薄弱，而我的理想就是把实实在在的东西做出来进入产品，所以当时想如果startup一个小公司或许能更好地实现自己的价值，因此去大公司并没有成为我当时的首选。迫于种种压力，我就又开始找起了工作。
我以前的老东家是微软的合作伙伴，而我做的项目也基本与微软有合作，所以我对微软的一整套体系，包括企业文化、开发流程、项目管理等都比较熟悉。而且，在雷德蒙镇，IT行业内能够像微软这样的公司少之甚少，否则只能选择举家迁往其他城市。我个人天性中就比较喜欢去尝试新的挑战，所以从职业发展的经历来看，我一般3-5年会去尝试一个新的领域和角色。但是我并没有把简历投给我之前合作过的微软部门，因为我个人还是想寻求一些变化的。于是，大概在差不多的时间里，我先后申请了微软其他三个部门的工作，经历了一场被近30位面试官拷问的拉锯战，有惊喜也有意外。
第一次面试我的是微软E-home Entertainment部门，从早到晚面试了一天，前后共七个人。我在以前的公司是做Mobile Device的，而Entertainment和Mobile Device比较相似，所以在与这个部门的面试官交流的时候比较自如，基本上谈得很顺利，也增添了很多的自信心。
第二个面试我的是Office组下面的Green House产品部门，之所以投简历给这个组，主要是因为当时有个Information Bridge这样一个项目，我觉得那个蛮有趣的。我记得那天面试我的第一个考官是一个部门经理, 当主要问题都聊得差不多之后，他突然杀出了一道逻辑题，当时就被他给问倒了：4个人在晚上过一座小桥，过桥时必须要用到手电筒，只有一枚手电筒，每次最多只可以有两人通过（人多了桥支撑不住就塌了），4个人的过桥速度分别为1分钟、2分钟、5分钟、10分钟，试问最少需要多长时间4人才可以全部通过小桥？ 我当时想这完全是一个考查优化的问题，其实方法都应该是相通的，可是算来算去，都比标准时间要多一分钟。看我左右为难的样子，这位考官问我需不需要提示，我当时毫不犹豫地说不要不要，于是又埋头做了五分钟，结果还是没做出来，当时就开始心急了，怀疑起自己的智商。后来这位面试官做点评时说，其实你解题的思路都很好，可惜你没有理解清楚我给你的问题，最关键的是你没有问我手电筒能照多远？如果我用手电筒放在桥的中间，朝左朝右各能照到河的一半，就不需要来回走了。最后，他向我重申了一点：厘清问题的细节，对一个项目经理是非常重要的素质。离开他的办公室之后，我不由地为那天里接下来的面试忧心起来，因为在微软公司的面试流程里，前面的面试评价和问题细节都能被后面的面试官看到的，特别是像他这么一位资深的经理，他的评价势必对其他考官会有些影响。
因此，总体而言，那天的整个面试都感觉到很有挑战，只到了午餐面试环节气氛才稍稍有所缓和。至今印象比较深刻的是，那天一个开发经理面试我，他的第一个要求就是让我和他的角色互换着进行交谈，他来扮演我申请的项目经理 的角色，而我则充当开发经理。话音刚落，他就主动来和我交换座位，接着就说让我帮他设计一个Feature, 他不断地追问我非常微小的细节，主要是想考察我站在一个开发人员的立场上如何考虑问题和进行实施，并且从一个项目经理的角度去理解一个开发人员的难度。但是，他问的一些问题其实非常技术，而且问的也相当深入，比如关于网络安全的知识，幸好当时我在这方面比较有经验，也正好问到了我的一个强项，所以整体上回答得还不错，不仅提出了一些问题，而且还提供了几点改进的建议，以至于接下来午餐面试的时候我感觉面试官也开始对我友好起来了。那天一天面试下来，感觉身心疲惫至极。
我是怎么进入微软的 田江森（2）
2008年11月25日16:44
恰巧那时，微软研究院正在招募一个项目经理，主要是负责帮助亚洲研究院的研究成果产品转化的事务，我一听就对这个工作非常有兴趣，于是在朋友的引荐下迅即申请了这个职位，不久就接到来自北京和总部的几位工程领域资深员工的电话面试，他们都感觉出来我对这个职位的兴趣，于是他们就把我推荐给了微软研究院那边的一个总经理Dennis Adler。Dennis写信告诉我其他人对我的印象挺好，也想找个时间跟我聊聊，但是他却忙得抽不出时间见我，因为他当时在整理行李准备第三天去印度出差，而第二天又安排了很多的会议。于是，我就给他回了一封信表明如果这次见不到他的话，就无法申请这个职位了，因为这个时候其他部门的Offer已经来了，而且都希望我最快给予答复。他看了我的信之后，于是就建议第二天午餐时间去见他。等到见过Dennis之后，我就非常喜欢这个老板，当时就很乐意能成为他的员工。
于是，我就对Green House部门的HR说明我准备再去试试微软研究院的这个职位，可是她却说我们已经给你Offer了，她不建议我再去尝试其他部门的职位，这样会把他们的计划打乱。当时我也试图通过研究院系统的HR跟Green House的HR进行沟通，看他们是否可以宽限我几天时间，可是结果却适得其反，Green House那边的HR感觉我对他们那边的职位兴趣不大，就明确告诉我如果不再接受的话，就主动撤销这个Offer。面对这个两难的选择，我挣扎了很久，一边是一个垂手可得的Offer，一边是另一个未知的却充满吸引力的Offer。当时，很多朋友包括我妻子都劝我先去Green House，以后若真的想去微软研究院的话，可以通过内部调动的方式过去，也会容易很多。可是，在经历了激烈的思想斗争之后，我还是打算去冒这个险，不仅是因为Dennis是我期待中的比较容易沟通和能理解我的老板，而且还有这个工作的职责和意义。当Dennis得知我拒绝了Green House的offer之后，他就立即给我安排了正式面试，之前电话里的那几次都只是算是非正式的。第二天面试中，微软研究院的几个主要的项目经理我基本都见了一遍，包括凌小宁、Tom Blank, 以及Dennis本人等在内。一连窜面试下来，每一次交流都非常融洽和愉快，一点儿都没有烤猪肉的感觉，面试后的心情也特别好。结束后，我就打电话给Dennis询问结果如何，他说明天我就要去印度了，在我明天十二点去机场之前，你十点钟来找我吧。等到我第二天迫不及待地见到Dennis之后，他笑嘻嘻地告诉我：“如果你愿意，这个工作就是你的了。
我虽然再也记不清书面Offer是什么时候来的了，但是在Dennis向我挥手告别奔向机场之际，丢给我的这个口头Offer在我的记忆里留下了深深的烙印。两天时间里，在主动放弃一个Offer之后(稍后，我也谢绝了E-Home的offer)，我拿到了一个真正想要的Offer。
在微软研究院担任项目经理的两年里，为了协调中国的最新技术向微软产品转化的需要，我几乎一半的工作时间都是在微软亚洲研究院度过的，这也让我对北京研究院的科研环境和人文气息有了一个深切的感受和体味。正是缘于这份熟悉和亲切，两年后我正式加入了微软亚洲研究院，成为技术转化组的工程总监，更近距离地从事着将创新技术转化到现实产品的工作中。
作者介绍：
田江森现任微软亚洲研究院技术创新中心工程总监。他的职业生涯开始于在AT&T贝尔实验室时在UNIX上的开发工作。在SpaceLabs Medical从事病人信息研究和管理工作5年之后，他进入了一家美国西雅图创业公司bSQUARE的高管团队。2004年他正式加入微软亚洲研究院，负责把研究成果转化为产品。田江森在中国科技大学获得学士学位，并在纽约城市大学获得计算机科学硕士和博士学位。田江森最自豪的是拥有三个可爱的儿子。他周末有空的时候，会带着他们学习中文与中国文化，当然也忘不了他心爱的运动——网球。
研究院本纪 郭百宁（1）
2008年11月25日16:44
今年1月的某个夜晚。凌晨2点，希格玛大厦5层仍旧灯火通明。不明内情的人可能会以为这里正在开一个盛大的Party，因为每个人都兴高采烈，欢声笑语也随处可闻。提供24小时送餐服务的快餐店送来了滚热的豆浆、喷香的牛肉面和各种精致小菜，微软亚洲研究院从事图形学研究的研究员们则三三两两聚在一起，边吃东西，边讨论着什么——但实际上，这一夜恰恰是SIGGRAPH 2008论文截稿期的前夜。吃完宵夜，大家还要紧张地工作三到四个小时，直至晨光熹微、红日初升。
亮剑
在微软亚洲研究院，每一位从事计算机图形图像研究的员工都会把SIGGRAPH年度论文征选视为一场战役——不仅因为这一盛会是展现某个研究机构实力与价值的最佳舞台，还源于每个人心中那种“捍卫荣誉”的责任感。毕竟，近年来，微软亚洲研究院在SIGGRAPH上的表现不止出色，而且还很稳定。“维系”进而提升研究院在计算机图形学界所处的位势，这是保证我们与斯坦福、麻省理工等世界一流实验室并驾齐驱的一个重要前提。
像体育健儿备战奥运那样，认真对待每一届SIGGRAPH的挑战，这是研究院能够在这一全球顶级学术大会上屡有斩获的重要原因。所以每年当SIGGRAPH截稿期临近，我们都会夜以继日、全神贯注、精益求精——即所谓“在态度上重视敌手”。然而这并不是说，每个人都必须像一张紧绷的弓。相反的，研究院所特有的工作氛围和竞争机制能够让我们在愉悦中直面挑战、克服困难。
SIGGRAPH只是供研究院员工展现才华、挥洒创意的大舞台之一——这些年来，在SIGIR（国际数据检索大会）、VCIP（国际可视频通信与图像处理大会）、WWW（国际万维网大会）等一系列遐迩闻名的学术盛典上，微软亚洲研究院不断取得新的突破。那么，在这些成绩的背后，有着那些驱动力呢？对于这个问题，每一位研究院员工都可能有自己的答案，而我的答案则是：“家庭化”工作氛围与奥运式竞争机制的相互作用催生出了强劲的“创新魔力”。
研究院是一个有着“家庭化”氛围的机构——“家庭化”是说一种工作时的感受，与通常意义上的“家族化管理”毫无关系。在我看来，在研究院这个大家庭，每位家庭成员都能和睦相处、守望互助，集中精力做研究。有些情况下，大家也会为辩明一些问题而争得面红耳赤，但那绝对无关个人私利。争议的出发点只是为了把工作做得更好。
迄今已拥有350多位成员——我们的大家庭是怎样一步步建成的？回望十年来的历程，我很庆幸研究院几乎没有走过什么弯路，而这显然得益于定位的正确。建院之初，我们的目标便很明确，也就是集中精力做世界一流的研究。要么干脆不做，要做便做到最好。直到今天，研究院仍保持着初创时的“亮剑精神”和舍我其谁的豪情：做研究就是要冲击巅峰，就是和众所景仰的一流高手比拼。即便是轰轰烈烈战死，也决不降低目标苟且求存。
所以说我们的“家”首先是在一个富于感染力的理念与定位之上奠基的。虽然成败利钝尚未可知，但至少我们已经亮出了三尺青锋，并在一片旷野之上立起了大旗——幸好没有出现“拔剑四顾心茫然”的情况J。很快地，四海英雄、八方豪杰开始注意到，在北京，有一群雄心勃勃的人，希望做一些与众不同的事。
“亮剑”之后，自然便演绎出“研究院本纪”的第二章——聚义。
聚义
童欣、王立峰、徐迎庆、李江、周昆……多年来浪迹于IT江湖的那些胸怀远大之志的“少侠”蜂拥而至，聚集在研究院的旗下。为了同一个目标，大家桃园结义，歃血为盟，厉兵秣马，踏上征程。也因此，我们的新“家”总算有了个雏形。
当希格玛大厦逐渐成为整个北京智力资源最密集的区域，当众多傲骨铮铮的“聪明人”会聚在一起，彼此间自然而然会产生“较量”的念头。然而，这种“较量”无论如何都不应沦落至“Rat race”那种境地——你可以想像一群饥肠辘辘的老鼠为了获取更多食物而努力挤兑他人(他鼠)、唯恐自己吃亏且无所不用其极得状况，事实上，这个英文词指的正是这种零和式的“你争我夺”。
研究院本纪 郭百宁（2）
2008年11月25日16:44
所以我们自建院起便倡导一种奥运式的竞争，鼓励每一位员工追求“更快、更高、更强”的自我超越和自我完善。这也便是第三章：定规。
定规
做研究要明白“大道至简”、“以无法为有法”的道理，做管理也是一样。所以究竟哪些“规则”是研究院所独有的呢？在我看来，那便是自院长起率先垂范，倡导契合奥运精神的多赢式竞争及基于建设性立场的“资源分享”、“自我学习”和“互相提升”的风气。
在微软亚洲研究院，我们鼓励大家将各自正在研磨的“独门武功”与同事分享，鼓励以己之长、补彼之短的“武学”交流和“同门”之间的互信、互助。由此，研究院形成了某种与其它机构截然不同的“压力场”，也即员工身上的压力通常不是管理层施加的，而是来自于身边那些才华横溢、成就斐然的同事们。但这种压力又是正面的——研究院大家庭内部的良性竞争机制往往能够激发每位成员身上的澎湃潜力。对他们来说，压力越大，反弹力便越大。
怎样纾解压力？当然是从团队获取力量和给养。在研究院工作的青年员工和实习生有一个共同的感受：7x24小时，任何时候，当他们遇到问题，都可以找到同事（包括那些被业界公认为“高手”、“大师”的同事）与之展开研讨——而且这些人是心甘情愿帮助他。由此，再棘手的问题也总是会很快地得以解决。
这样一种互促互学的机制、互帮互助的风气绝非一朝一夕所能达成——风气是需要自上而下一层层“传、帮、带”的。敬业与合作精神就像病毒，由院长、副院长传染给主任研究员、研究员，再由他们传染给更多的员工……在这里，没有“管理者”，只有“示范者”。在这里，“掌门师兄”不会吩咐师弟师妹们去做什么，而是会坦率地告诉他们，他可以帮他们做什么。换言之，研究院每一位所谓的“高层”都应具备领队、教练、队员等多重职能，冲锋时也必须跑在最前面。惟其如此，才能让云集于研究院的、多少有些桀骜之气的才俊们感到服膺，获得启示，进而完成其能力的自我进化。
在今年SIGGRAPH论文筹备的冲刺阶段，网络图形组的童欣在完成自己论文后，不顾疲惫去帮助团队的其他同事，这正是研究院家庭化氛围、奥运式竞争的一个具体而微的缩影。
总之，独特的氛围和机制能够让研究院的每一位员工都心无旁骛地投入创新钻研，同时，他们可以完全信任身边的同事，从团队那里获得源源不断的知识、能力与灵感的补给。也正因此，自1998年至今，以举世瞩目SIGGRAPH为竞技场，微软亚洲研究院由最初“愿将腰下剑，直为斩楼兰”到如今“一舞剑器动四方”、“矫如群帝骖龙翔”，实现了机构进步与员工成长的和谐同步。
决胜
说起决胜SIGGRAPH，还有一段有趣的插曲：研究院奠基的第二年，我们有一篇论文被大会选中。当时，在计算机图形学领域，与“初闯江湖”的微软亚洲研究院（那时还是“中国研究院”）相比，总部的雷德蒙研究院积淀更深厚，实力更强悍，声名自然也更显赫。其旗下有一位名满天下的前辈高人（曾以8篇论文的辉煌战绩刷新了SIGGRAPH的纪录），与我们的前院长沈向洋相交甚笃，因而也就言笑无忌。据说每当他俩一起出席图形学界的聚会，在向别人介绍沈向洋时，这位高人总是会开玩笑说，这就是在SIGGRAPH上投稿最多的Harry。
不过“投稿最多的Harry”很快用实际行动证明自己也可以“发稿最多”。2005年，我们的研究院在当届SIGGRAPH上成为了最耀眼的明星。我们有9篇论文被大会选中。消息刚刚传出，那位高人便激动万分地来到我们驻扎的地点，向Harry和团队表示了由衷的祝贺。
然而当我温故这些年的征战，最令我欣慰和自豪的还不是研究院在SIGGRAPH上年均发表7-8篇论文的出色表现，而是我们为中国计算机图形学界发掘和培养了不少人才。就我个人而言，每次遇到一个特别聪明的学生，我的感觉都像是天上掉馅饼。我希望做的就是找到这些人才，鼓励他们做梦，与他们一同承担失败、一同分享成功，进而把研究院大家庭的未来蓝图勾画得更大更美——此外，我还希望他们能够在不久的将来成为国内新一代科研英才的导师，成为助力中国科技崛起的中流砥柱。
作者介绍：
郭百宁，现任微软亚洲研究院常务副院长，主要从事网络图形图像技术的研究工作。他于1999年加盟微软亚洲研究院，此前他是美国英特尔公司 (Intel) 硅谷总部研究院的资深研究员。郭百宁在北京大学获得学士学位，并在美国康乃尔大学获得硕士和博士学位。郭百宁酷爱武侠。
父辈的宏愿 洪小文（1）
2008年11月25日16:44
于我而言，2007年的冬天注定是难忘的。很多事发生了，有欣喜，也有哀戚。当情感的潮汐落下，思想的火花随之亮起。之后，我深深地体会到，路漫漫其修远，快乐和苦痛往往会交替来袭，而它们都是生命赋予人的财富。
以下是一些琐碎的记录，以此来纪念我的父亲，还有冬天里这些不平凡的日子。
十年铸一剑
2007年10月底，我被公司委任为微软亚洲研究院新一任院长——与此同时，这所名动中外学界的基础研究机构也进入了建院十周年的倒计时。
曾被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技术评论》誉为“世界上最火的实验室”的微软亚洲研究院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变梦想为现实”的梦工场，也是比尔·盖茨、史蒂夫·鲍尔默等微软公司领袖最为看重的“未来科技孵化器”。自成立以来，研究院已有多项技术成果被成功应用于微软重要产品，如Windows、Office、Windows Live、Windows Mobile等；它在国际图形学大会、国际信息检索大会等重要学术会议及一流学术刊物上发表了超过1500篇论文。最重要的，它是中国人创新梦想的诠释者和力行者——集聚了大批海内外科研精英，微软亚洲研究院在以高质量的研究诠释公司未来技术战略的同时，还在全世界范围内展示着华人的创新潜力；同时，研究院结合我们国内用户特殊需求的研究，在此基础上开发了一些具有崭新应用特色的技术和产品原型，而相关的研发成果（如Tablet PC的关键技术“数字墨水”、研发中的“情侣手机”、“无线供电桌面”等）则已经（或即将）被推展至全世界。
10月30日下午，研究院举办了一个形式简约但气氛热烈的九周年庆典暨十周年倒计时仪式。创新“魔棒”由前任院长沈向洋博士传到我手里，这意味着我将带领研究院全体员工，共同迈向下一个激动人心的十年。能够与一群“全世界最具创新激情的人”并肩奋斗，共同将我们头脑中模糊的梦想变成清晰的、可以把握的现实，没有比这更让人兴奋的了。而且我对研究院、对中国怀有很深的感情。我见证并协助了这个充满朝气的研究机构的成立（1998年），面试了第一批研究员——那时我还在微软美国总部从事“多模式人机界面”（结合语音、触觉、影像等人机界面技术）的研究。
活动结束后，我们飞往珠海参加一个内部会议。会后的24小时里，由珠海至澳门、由澳门到香港、再由香港飞赴台湾，我辗转于两岸四地，沿途之所见闻令我颇有感慨。
24小时的旅程
早在1993年我便到过珠海。时隔十余年，再访这座海滨小城的感觉是奇妙的。依旧是那样美丽、宁谧和洁净，但我知道，珠海不再只是南海边的“城市花园”，而且是控引珠三角、襟带港澳台的“软件业天堂”。在我看来，蓬勃发展的珠海软件业是整个中国软件产业的一个具体而微的缩影——数据显示，目前中国的科技创新综合指标“已相当于人均GDP5000美元至6000美元国家的水平”，且中国科技人力资源总量达3200万人，研发人员总数达105万人，分别居世界第一和第二位。不仅如此，在移动通信、个人电脑、互联网等多个市场领域，中国均拥有世界领先的用户规模——凭借着世界领先的人才和市场资源，中国必将在不久的将来成为IT和软件业强国。
澳门是我此次行程的第二站。因为某些特殊的原因（后面会解释），我没有时间和心情去近距离观察这个有着迷离和奇幻色彩的城市，但听酒店的服务生介绍，近年来澳门博彩业收入不断增长，甚至已凌驾于“赌城”拉斯维加斯之上。管中窥豹，可见一斑——很显然，这些年来澳门所取得的经济成就是有目共睹的。
短暂的休息后，我从澳门搭乘快艇到达香港。眼前是我所熟悉的城市。近年来，微软亚洲研究院和香港高校之间的合作规模在不断扩大，我和一些同事因而时常到香港出差。和澳门一样，香港以大陆的广袤市场和丰富资源为依托而大获裨益——这颗“东方之珠”不仅连续多年在“全球最自由经济体”评选中排名第一，且其与内地的贸易额亦于10年间增长了1倍。十年来，香港经济和科技获得了强劲且持久的动力——我所接触的很多港人都发出这样的感慨。
父辈的宏愿 洪小文（2）
2008年11月25日16:44
在香港办理了“过境”手续，我终于坐上了飞往台湾的班机——也是24小时旅程的终点站。“这可真是大费周折！”我想，虽然早就亲身体验过所谓“过境”的种种麻烦，但这一次，我的心情却很不一样。
以往我曾多次往返于大陆、香港和台湾之间，但没有哪一次比这次的“24小时之旅”更让我深思——沿途经过的这几个城市可说是各有特点。然而，珠海、澳门和香港虽然在经济发展模式方面大有分别，但却有着一致的目标和共同的梦想，城市也因此而充满希望。
13亿中国人正不断带给世界以新的震撼；崛起的中国就像一块巨大的磁石，时刻吸引着全球的资本和人才。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建立两岸四地共同的经济体，应当成为各界努力的方向。
父亲的遗愿
我终于抵达了台湾，带着满怀的无奈与哀戚。
匆匆赶回台北的家，是为了我父亲的葬礼。就在微软亚洲研究院即将进入十周年之际，我接到了噩耗。在被病魔困扰了一年多以后，父亲平静地走完了最后一程。
父亲是宁波人。他的一生可以用八个字来概括：命途多舛，自强不息。由于双亲很早便已辞世，所以五、六岁的时候，他便开始和唯一的姐姐相依为命，艰苦谋生——在那样一个艰难时世，两个孩子稚弱的肩膀上承荷着多么沉重的生存压力，这是局外人所很难想象的。
1949年初的宁波已是个通商口岸。父亲刚刚24岁，但已经有了一艘小帆船。他常常往返于宁波、舟山、奉化间，做些异地小贸易。我听父亲说起过赴台的缘由——有一天，同行告诉他说台湾的物资紧缺，如果能带一些货物过去，就可以赚不少钱。对于父亲这样惯于在幽深莫测、“脾性”诡谲的大海上讨生活的船民来说，尽管以一艘小帆船远赴台湾岛可能要冒生命危险，但与维持生计比起来也就不算什么了。所以父亲便载了一船货物往台湾岛进发——一路上倒也没有出事，直到他架船进入台岛北岸的老梅港才真正迎来了“惊心动魄”的一刻。那时，大陆大部分地区已经解放，据守台湾的国民党军正是精神高度紧张，所以父亲的小帆船一进港便被当作“敌舰”给击沉了，父亲也被扣起来，好在遇到了熟识的同乡才被“担保”出狱。无奈下，父亲只好在台湾定居下来、娶妻生子。此后直到退休前，他一直跟一位来自上海的商人一起做皮鞋生意。
从小到大，在我和兄弟姐妹的记忆里，父亲一直是沉默而严肃的。他从不多说什么，但他对我们的影响又无处不在——正如老话所说：身教胜于言教。他从来都不贪图非分，不急功近利，而是谨守正道。对我们这些子女，他严格而又慈爱；对朋友，则直谅且施恩不图回报。让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是，父亲是个很传统、很节俭的人，但小时候他带我们出去玩，总会给我们买几个当时价格颇不菲的苹果，用小刀慢慢地把皮削尽、切块，喂我们几个小家伙吃，他自己只会吃我们剩下的苹果核。
我含着眼泪主持了父亲的葬礼。一切身后事都尽可能如老人家生前之愿办理，只有一条遗愿我和兄弟姐妹们没有“完全”遵从——父亲曾表示，大陆、宁波是他魂牵梦萦的故土，但在台湾，他也度过了58年的时光。他既想叶落归根，又不舍得离开台湾，所以希望我们将来把他的骨灰撒在他最初来台时所见的港口——老梅港。
遵照父亲的嘱托，我们将一小部分骨灰撒在老梅港附近的大海里。眼见父亲的骨灰伴汤汤海水翻腾而逝，我不禁想起58年前父亲初到台湾时的情景。老梅港是父亲一生重要的转折点，是他阔别故土、创业“异乡”的一个明证，同时，也是他挥洒青春、容纳沧桑的地方……惟有此地，才能承受得起他那沉甸甸的、对故乡的思念与对台湾的眷恋。
我们将余下来的骨灰供奉在台北海边一座墓园灵骨塔的最高处，从那里可以远眺到老梅港。我想，父亲在天有灵，也会对我们的安排感到欣慰吧！
父亲本人曾经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两度回乡。那时候大陆刚刚开始改革开放，经济还不发达，台胞回乡大抵会带着大包小包的礼物看望睽别多年的亲友。直到去年，我才和太太、女儿一道，陪着父母再回江浙——我们称那次旅行为“三代寻根”。从上海经杭州再到宁波，所见所闻不止让父亲感到欣喜和振奋，也使我眼界大开。长虹卧波，未云何龙——父亲见到了宁波正在修建的、气势恢宏的跨海大桥，见到了有着壮观沙雕的桃花岛奇观，见到了比旧时代“十里洋场”更加妩媚、更加摩登的沪上风景……当时，父亲感慨地说：没想到这辈子还能重归故里，没想到大陆这些年发生了如此巨大的变化。
父辈的宏愿 洪小文（3）
2008年11月25日16:44
我知道，他是从心里希望两岸间窄窄的海峡不再成为横亘于每个中国人心底的深深伤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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