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家乡咸阳是一座宁静的小城，她因为是秦的都城而闻名。那里，悠久的历史和文化给人们的生活以潜移默化的影响。书画协会在咸阳非常兴旺，不少人都有业余练习书法或者国画的嗜好。而我的语文老师金鹏先生就是一位业余作家，常在报纸上发表自己的作品。我至今仍记得他在缅怀父亲时的深情。他为我们读了一首父亲的小诗：“请忘了我含泪的眼睛，那是为了爱我的人”。我也记得他在朗诵《屈原》时爆发的声音。那份激情甚至让隔壁上课的物理老师误会，悄悄地问我：“是谁惹金老师生气了，发那么大的脾气？”
我的学校渭城中学坐落在城市的中心，校园不大。在我读书的三年里，不知什么原因，正在新建的教学楼盖到第二层就停了工。而工地影响到学校的操场，让我们的体育课受到很大的局限。所幸，在我拿到状元之后的一年里，那栋楼得以竣工，据说也有我的一点点功劳，让我很欣慰。虽然，在设施上渭城中学比不上其它几所高中，但老师好，学校的生源也好。周围的同学拥有着多种多样的才华。有一位同学在全国数学奥林匹克竞赛中成绩优异，被保送到清华。另一位同学文采出众，连我们才华横溢的语文老师也陶醉于朗读他的作文，并曾经用“以其不争而天下莫能与之争”来形容他的气质。还有一位女同学，歌唱得好，气质更佳，上大学之后曾参加一个陕西省的歌唱比赛，成绩优异的同时还着实拥有了不少粉丝。
在这样的一个小城一个中学，我没有感觉到传说中省重点的巨大压力。我的作息规律，早睡早起。假期里补课也因为可以和好朋友一起玩而很乐意去。同学之间没有很明显的竞争，互助的气氛很浓。我经常会花多半的自习时间给同学讲题，助人的同时也让我对知识的理解更加透彻。好朋友之间，也会聊明星、谈论隔壁班上的帅哥和对未来的打算。关于高中生活，我很幸运能有那么多美好的记忆。
我的家庭是一个普通的知识分子家庭。爸爸、妈妈的工资不高，通过平时的节省攒下一些钱供我和姐姐上学。爸爸是一个在工作上精益求精的人，即使没有加班费，他也经常留在办公室里捉摸怎样改进产品的设计。妈妈非常疼爱我们，经常把发给她用于降暑的雪糕用毛巾裹好，带回家给我们俩吃。因为爸爸妈妈的爱，我和姐姐都很健康的长大，考取了理想的学校。我考大学的那一年，有一个空调厂家登报说要奖励省状元一台空调。领奖的那一天，我非常开心，因为这也算是通过自己的努力第一次帮到家里。
还有一件有趣的事。事实上，1996年我们省有两个理科状元，都是女生。另一个状元名叫卓玲。我们两个都选择了清华大学计算机系，有幸成为同学。她来自西安，学识和气质非常出众，刚入校就在“青春风采大赛”里获得了第一名，让我这位同乡非常仰慕。我那时土土的，但非常热衷体育运动，在新生的定向越野比赛里拿了一个第一。之后，还参加过北京高校（获女子个人第一）、全国（获女子团体第三）和国际的定向越野比赛。定向越野又叫“寻宝游戏”，组织者事先布置了一些点，类似于在不同的地点藏了宝贝，并把它们的位置绘制在地图上，要求参加者按照地图找到各个藏宝地点，用时最短的人获胜。这项运动很有意思的地方有两处：一是你随时需要确定自己在图上的位置，这在不熟悉的野外并不容易做到；二是图上最短的线路不一定是实际用时最少的，这是因为地形的缘故，比方说爬坡的速度要比平地大约慢四倍，因此如果能事先很好的估计到难度，看似绕远的路线往往可以节省大量的体力和时间。我的长跑速度并不快，但有着很强的识图和规划线路的能力，因此在众多长跑高手中可以脱颖而出。
参加定向越野的经历给了我意想不到的收获。据说，在我面试微软亚洲研究院的时候，马维英博士对简历上的这些经历留下很深的印象。而我在工作中也发现做研究和定向越野有着某种奇妙的联系。为了达到一个研究目标，我们往往需要把工作分成多个阶段，通过努力一个一个地去攻克子目标，最终完成项目整体。我们的研究计划就好像定向越野运动里的地图，每个子目标都是一个藏宝地点。这种化整为零的方法能够很有效的管理我们做研究的进程，大大降低失败的风险。要完成好一个研究项目，我们也同样需要两种能力：一是自知，包括了解自己的优势和比较准确的估计目前的研究状况；二是良好的感觉，知道如何才能更有效的达成一个目标，有时最初的一些工作看似间接，例如准备数据和建立评价体系，实际上却大大减少了盲目尝试所耗费的时间。
回首往事，我感到无论是学习工作还是课余的兴趣爱好，只要愉快地付出了热情和努力，总会有所收获。正如我的一位数学竞赛培训老师所说：“你也许会怀疑今天所学的除了竞赛有什么用，将来，你会惊讶的发现，它们总会在意想不到的时候发挥意想不到的作用”。
作者介绍：
宋睿华，微软亚洲研究院互联网数据管理组研究员。2000年和2003年分别获得清华大学学士和硕士学位，2006年至今在职攻读上海交通大学博士学位。2003年加入研究院，主要从事互联网信息检索和抽取方面的研究。2004年带队参加国际信息检索评测会议TREC，获得网络搜索子评测的第二名和查询词分类子评测的第一名。她在大学期间是一名运动健儿。
为实习生打工的“馒头” 徐迎庆（1）
2008年11月25日16:44
从某种意义上说，微软亚洲研究院其实更像一所大学。
这不仅因为我们是教育部授予的第一家外企博士后工作站、我们与国内外众多高校有着长期和稳定的友好合作、我们有众多的资深研究员在国内外多所高校担任客座教授，更重要的是我们与国内外大学合作每年接受几百名来自全球的实习生。在研究院里，随处可见莘莘学子的身影。
对于任何一家企业来说，能够有优秀的实习生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情，在微软也是一样。公司对实习生非常的重视，比如：比尔·盖茨在退休之前几乎每年都要邀请优秀的实习生去他家里吃晚餐，而正式员工是没有这样的待遇的J。社会上对于微软是如何接受和培训实习生一直有着浓厚的兴趣，这也难怪，因为每年有上千上万的同学申请到微软实习，但是鉴于名额有限只有很少一部分申请者最终有机会。
微软钟情于“三好学生”
在微软亚洲研究院，不同的研究小组对实习生的技术背景的要求会有所区别。但是，总体标准是差不多的。我们的基本要求就是“三好学生”，即：数学好、编程好、态度好。
按照我的理解，“数学好”就是希望同学们能够有着良好的逻辑思维能力，具备基本的分析问题的能力，特别是有关的基础课要学的扎实；而且要灵活和有效地处理棘手的问题。这从我们的面试题目中也常常有所体现。
比如，有个问题是：请你设计一下，北京市需要多少个加油站以及怎样布局。有些同学就不知道如何回答这样的问题，因为不了解北京的具体情况也缺乏相关的背景知识和基本数据。但是，有的同学就很聪明，他主动地反问考官：请您告诉我北京市有多少辆车？每辆车单位时间平均需要多少油？可不可以让我看看北京市的地图？可不可以告诉我北京市平常运行车辆的大概分布情况？等等。其实这也是相当于在采集数据；当把这些基本数据拿到手之后，加上运用正确的数学方法，这个问题就基本可以回答了。
顺便说一句，一般来说，如果申请微软亚洲研究院的正式员工的话，需要通过八个人的分别面试，大约每人一个小时面试时间，总计大约八小时。所以来参加面试不仅是紧张的脑力劳动也是繁重的体力劳动J。
“编程好”就是希望同学们具备扎实的专业技术基础，能够有能力去探索所面对的技术难题。我们常常对同学们说：做研究和体育比赛很类似，就是看谁能够做到速度更快、水平更好、结果更好；但是也有不同之处，那就是体育比赛还可以有亚军和季军，而做科研则只有冠军，否则你连发表论文的机会都没有了。
在企业里面，研究院就是公司的智囊团。微软研究院所关心的是未来几年乃至几十年的计算机应用技术。我们所从事的大部分科研课题都是前瞻性的，前人没有做过，难度也很大。这就需要很多人在一起合作，因此我们要求来申请实习生的同学们“态度好”。态度好就是要对自己所从事的工作充满激情，要能够与人合作和沟通，要能够尊重伙伴并与团队伙伴相互支持。
因此，总结下来就是：数学好是基本具备分析问题的能力；编程好是基本具备解决问题的能力；态度好是具有优秀的团队精神，能够并善于与伙伴合作。当然，最基本的、也是特别重要的，就是人品要好，遵纪守法。
怎么能“对得起”实习生
研究院曾经为实习生多次举办如何做科研以及如何写学术论文的讲座。例如：张亚勤院长主讲如何写论文、沈向洋院长主讲如何做科研等等。记得沈向洋院长曾经很形象地用枪扎一条线、棍扫一大片来形象地说明，做研究首先要看准一个问题深入地做下去；然后不断扩大自己的知识面，迅速成长。
如何为实习生营造一个良好的科研环境，让他们迅速地成长，是每一个导师都要面临的问题。我们的体会是，在项目开始初期，导师要先做好作业。
首先，我们会和每个学生开会讨论他们的个人研究兴趣，了解同学的想法；如果他暂时没有想好要做什么题目的话，就给他一些例子，并且结合他的专业背景和个人兴趣给他一些建议，供他选择。这样经过一段不长的时间，把最适合他的题目基本选定。
为实习生打工的“馒头” 徐迎庆（2）
2008年11月25日16:44
然后，根据所选定的题目，会先和他一起去读30篇左右的研究论文。其中要求他大概了解这30篇文章讲的是什么，对其中的最相关的5-10篇要基本上搞清楚技术的细节，此外他自己要按照论文的方法去实现其中1-2篇文章的算法，然后向整个研究小组报告他读论文的体会和对论文的分析，组内成员大家一起向他提问和建议。这就要求实习生必须读懂有关的文章，否则很难通过大家的提问。
这样下来，实习生可以从整体的研究状况、最相关的算法细节、以及最核心的算法实现等几个方面快速入手，迅速对该领域的前人工作有个整体的理解。然后，针对我们的课题，讨论和提出我们的解决方案。
顺便说一句，我觉得指导学生本来就是需要导师付出大量的劳动，否则对不起这些学生的前途和未来。
挑战“牛人”挑战“权威”
许多同学在开始看论文的时候，总是说某某的工作多么牛（的确如此），但是问他这篇文章的不足是什么的时候，往往就不敢理直气壮地说。
其实，我们看文章的目的有二，首先是向作者学习；其次是看看我们自己还有什么机会，或者说：把前人的不足找出来，这两者是相辅相成的。我们要想更上一层楼，就必须超越前人。
从某种意义上讲，科学上是没有权威的；更不存在什么都正确的专家。科研不同于开发，科研是允许失败的。我想好像没有任何一个优秀的科学家没有经历过失败；但是，我们可以尽最大的努力去减少失败的机率。这就需要一个良好的科研氛围，需要集体的智慧。俗话说得好：众人拾柴火焰高，三个臭皮匠顶过诸葛亮。
目前，无论出于怎样的原因，我们国内培养的很多学生都有一个共同的弱点：那就是不愿意或者不敢发表自己的看法，特别是针对老师或者某些“牛人”提出的一些学术观点或者看法。其实，这既不意味着尊重老师和前人，也不利于开展正常的学术讨论。如果导师不对此加以正确的引导，则会非常不利于营造一个良好的科研氛围。
我们的学生常常崇拜那些名人或者牛人，这点原本无可非议，但是崇拜不应该是盲从。这世界上没有绝对的技术权威或者这样那样的权威，每个人的想法都会有这样那样的不足之处。我们和每一个刚刚报到的实习生第一次谈话中，都会明确地告诉他：对所有的技术问题，我们都允许并且鼓励大家争论，如果你有看法就必须讲出来。我们绝对不允许学生在学术讨论中因为胆怯而隐瞒自己的看法或者不敢发表自己的意见。
在我们每周一次的实习生研讨班上，同学们常常为一个技术问题毫不留情地争吵的面红耳赤，但是整个小组却是非常的团结。记得有从日本和韩国过来的实习生参加了几次我们的讨论班之后，在下面和我讲：我们很羡慕你们的研讨气氛，大家可以就研究问题这样开展毫无保留地开展学术争论，多好啊。告诉别人你的想法，善意地指出别人想法中的不足，就是对团队和合作伙伴负责任。
“高徒出名师”
我和沈向洋院长曾半开玩笑地谈论，应该把古训中的“名师出高徒”改为“高徒出名师”。
实际上，当和这些优秀的实习生一起工作时，我们也从他们那里学到很多。比如：他们无论面对任何困难，都能够咬着牙坚持下去并一定要取得胜利的精神和必胜决心、他们废寝忘食的工作热诚、他们因成功而获得的欣喜、他们的多才多艺，等等。如果没有参加过他们的课题，是无法想象他们所面对的困难，尽管他们有时候甚至因为一时解决不了程序或者算法中的某个问题而着急的掉眼泪，但是从来没有一个人放弃。
我本人很幸运在过去的十年期间有机会先后和三十多名这样的优秀实习生一起工作，并从中获益匪浅。在结束微软亚洲研究院的实习之后，这些同学现在大多在国际一流的研究机构或者大学从事科研或者开发工作，其中一些人已经迅速成长为国际上具有一定知名度的学者。每每想起他们，总是感到非常的欣慰。
实习生在研究院里除了紧张和繁忙的科研工作之外，研究院以及各位导师也为他们安排丰富多彩的业余生活，比如研究院的每个研究小组要定期向实习生介绍本组的研究课题，还要负责安排与实习生的定期聚餐会、文艺演出等等。我们希望实习生在研究院不仅学习好、工作好；也要身体好、生活好。我的学生过生日的时候，我们基本上都要出去为寿星开个生日晚会；我们也鼓励每个学生要加强身体锻炼，健康成长。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J
作者介绍：
徐迎庆，1997年中国科学院计算所博士毕业。现为微软亚洲研究院研究项目负责人，主要从事计算机图形学和计算机视觉研究。在微软亚洲研究院曾先后指导了来自世界各地的30余名实习生。他热衷于探索如何把科学与艺术更加完美的结合起来。平时喜欢看书、旅游和摄影。
亮出你的Idea 李世鹏（1）
2008年11月25日16:44
当有人问我在微软亚洲研究院呆了几年了？我说很简单，只要看看我女儿几岁了就知道我在研究院的年头有多久了。当我女儿出生仅一个月后，我便怀揣着一颗海外游子的中国心跟随张亚勤来到了微软亚洲研究院。那时候美国公司的CEO试图用重金挽留，可是我铿锵的回答却让他找不到继续说服我的理由，我说：“我是中国人，迟早都要回去的”。
临行前，这位CEO还特意打电话给张亚勤，略带“威胁”地说：“希望李世鹏是你带回中国的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员工。”之后，我孑身一人回到中国工作。伴随着女儿在美国成长的足迹，其实也记录了一条我在中国事业拼搏的轨迹。
最享受“头脑风暴”的时光
在研究院九年来，很多事情发生了变化，但是唯一不变的是，微软亚洲研究院仍然是一个让我每天清晨能够为新奇的技术而激动醒来的地方。这么多年来，我最享受的就是与同事在一起讨论问题进行头脑风暴的时光，每每沉浸在那样的思维火花恣意跳跃的场景中，在陶醉于别人的新奇想法的时候，他们的观点成为了我思考的光源，并让我激发出很多奇怪的想法，偶尔，你甚至还会看到一旦兴奋起来大伙儿手舞足蹈的忘我表情。这些激烈争辩的情景在微软亚洲研究院的会议室里可以说是司空见惯的，我想在那间命名为“火药库”的会议室里，那里面斗嘴的火药味应该是最浓的J。我始终不认为自己是一个缺乏Idea的人，但是我唯一渴望的是让自己的Idea有可以迸发的出口。
我觉得热爱做研究很多还是缘于自己的天性使然。我就是比较喜欢每天能做一些与往日有所不同的东西。我每天睡觉的时间不多，但是一到头脑风暴的时间我就非常开心，身上的每个细胞都好像在那个时间突然打开似的。研究院给我们提供了非常自由开放的科研环境，也为我们做许多自己感兴趣的研究提供了理想的平台。
研究院对研究员相当宽容
我现在从自己做研究更多地转向为指导研究员做研究。研究本身是一项无法预测和计划的事情，如果一切都能被预先估计到的话，那就不能称之为研究了。我们做的研究主要是以用户体验为导向的，甚至有些技术需要面临长期攻坚的准备。从这点来说，我觉得研究院对每个研究员都是相当宽容的，这不仅体现在了对研究兴趣和方向的自由选择上，而且还体现在对研究周期的时间支持上，这对于一个企业的研究院是相当不容易的。
如果在产品组的话，一个项目如果其研究周期超过两年就很有可能被撤销，可是，在研究院，我们从来不给研究员时间上的限制，我们组在可伸缩视频收缩方面的研究甚至历时九年之久，到目前还在继续深入下去。从另一方面而言，研究院对每一个有潜力的项目所给与的期望和资助，是每个研究员都能感觉到的，这也是他们能坚持不懈出成果的动力和原因。
新想法在起点就要经得起考验
现在比较遗憾的是，由于管理上的事务比较繁杂，很少有时间去直接跟进项目。但是，只要我一有时间，如果项目进展情况没有像预期的那么顺利的话，我就会主动找相关的研究员来谈心，了解问题主要出在哪了。
如果是技术问题的话，那还好说，万一绕不过去，还可以想其他办法解决。但是，如果是最初的概念就出现问题的话，那么就非常糟糕，基本上这个课题就不得不夭折了。所以，我现在很少告诉我们组的研究员应该用什么方法去实现技术，而更多的会从大局和方向上给予提示，告诉他如果这个加上那个会很有道理，诸如此类的。
为了能让某个新想法在起点的时候就经得起考验，我也会不断地去挑战研究员们的思路，一般他们80%的最初观点会被我批得体无完肤。我以前跟组里的研究员沈国斌在一起讨论问题的时候，他一半以上的提议都被我重棒否决过。他后来做的几个非常成功的项目，包括情侣手机在内，也都是在我们激烈讨论下才逐渐成型并成熟起来的。
我觉得在前期判断一个项目到底有没有意思，其实最简单的就是请对方告诉我，在最理想的状态下，你这项技术能达到一个怎样的效果或者目的。如果在最理想的情况下，都不能满足一些实际生活中的应用的话，那么更不用说在现实的研究中会出现什么样不可预测的问题了。如果连这个都没有想明白的话，我就会建议他回去后再好好想想，并且自问一下是不是还有必要继续做下去。
亮出你的Idea 李世鹏（2）
2008年11月25日16:44
因材施教方能育才成林
在微软亚洲研究院这么些年来，我不仅带过很多年轻的员工，而且也指导了很多实习生。从我个人的经验而言，对不同学历背景进入研究院工作的毕业生，我会采取不同的培养方式。
对于硕士毕业刚开始工作的员工，他们的动手实践能力普遍比较强，可塑性也较高，如果人足够聪明的话，他的适应速度和角色转变能力都会比较快。同时，他们对研究只有一些模糊的兴趣，因此很难指明一个自己可以致力的方向，也就很难指望他们马上就能挑起一个独立的项目。对于博士毕业刚工作的员工而言，他们虽然有自己一些初步的研究经历和成果，但是还没有达到可以开拓一个新领域的火候。
我记得当我自己在博士毕业的时候，我的导师就告诫我：“你不要以为自己已经是这方面的专家了，你的研究之路才刚刚起步。”中国的博士学习阶段就像练兵演习，在导师的建议下解决几个问题，写一些论文就算顺利过关了。但是，真正工作的时候，你要做的东西90%以上跟你读博期间所接触的完全不一样。所以一个好的博士员工，要有优异的综合素质，不要只专顾于你以前学过的知识体系，或者只擅长自己钻研的某一个方面，却缺乏与其他领域贯通的思维。
中国高校的博士教育培养出“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学生比较多。与此相比，美国高校的博士教育，他们的知识面非常广博，掌握的是一个系统性的知识结构，对某个领域的探究会很深，同时他铺开的面也很广。于是，他专长的某一项技术在整个系统里也能完好地得以契合。
不招“只懂一方面”的学生
我一般不大会招单纯只懂一个方面的学生。在面试的时候，我主要衡量他是否有想法，从我的诉求而言，我希望对方不仅有自己的领域专长，但是对其他领域应该也有想法。
不仅如此，在平时与组员的交流中，我也非常鼓励员工去跟其他不同领域和背景的人交谈，以此开阔自己的学术眼界。因此，在开组内部讨论会的时候，我很少让他们讲自己的项目，而是建议大家谈一些有趣的话题，比如其他学科的前沿动态啊，最近正在发生什么好玩的事情啊，然后通过这种旁敲侧击的交谈相互激发出富有创意的想法。所以说，一个研究员的综合素质是相当重要的。
别让“害羞”成为成长的绊脚石
再比如说，由于受中国传统思想和民族性格的影响，我们很多中国的博士生非常谦虚，不愿主动去表达自己的想法。针对这样的现象，我会积极提供机会让他们面对组里或者更多的人群去做报告，鼓励他们多与人交流。我始终觉得那些不愿意讲话的人，不管有多聪明 ，他们的发展还是会受到限制的。
我觉得害羞不应该成为借口，因为它可能成为阻碍个人成长的绊脚石。我记得读大学的时候，我也比较自闭，不善于说话，虽然自我以为自己很强。后来到桑纳福(Sarnoff) 多媒体实验室工作之后，才越来越深刻地发现如果不去与他人交流的话，都没有工作可做。比如我的老板没活了，我就要去设法了解是否其他老板有活，这就迫使我不得不去跟不同组的成员去交流。
其实，在这些交谈中，别人也会借此机会了解你，逐渐认可你之前所做的成绩，而且还会由衷地发现其实你这个人还是真的蛮厉害的。从那时候开始，我就慢慢变得敢于去发言了，也正因为沟通越多了，我能获得的支持也就越多了。
当然，能够进入微软亚洲研究院的，很多都是以年级里佼佼者的身份进来的。对于那些成绩有史以来都是名列前茅，很少经历挫败感，而且自我感觉特好的员工，我会适当地打击一下他，磨磨锐气，以保证他们今后能以更踏实平和的心态面对今后更多可能会失败的研究工作中。
另外，我觉得作为管理者，要及时认可和提升自己员工的成绩。我的一个原则就是要给自己的员工足够的成长空间，给他们提供充分的舞台去发挥自身的潜力。我看到很多被我带领起来的研究员现在都发展成为研究院的中坚力量，也感到非常欣慰。
作者介绍：
李世鹏，1999年5月加入微软亚洲研究院，现任微软亚洲研究院院长技术助理、首席研究员及网络多媒体组负责人。他的研究领域为信号与图像处理、图像与视频编码、高清电视技术、多媒体在无线与网络上的通信与在线播放技术、可伸缩媒体编码技术等方面。加入微软之前，李世鹏在美国Sarnoff公司多媒体技术实验室任研究员。李世鹏于1988和1991分别获得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无线电系学士和硕士学位，并于1996年获得美国宾州Lehigh大学的电机系博士学位。他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历史上至今唯一的一个两次获得郭沫若奖学金的学生。
向着标杆竭力追求 马维英（1）
2008年11月25日16:44
危机也是转机
我加入微软亚洲研究院已近八年。记得刚回国的时候，那时12个单一领域的研究小组基本已经成立，于是我就接手了剩下来的无法分入这些小组的“杂牌军”。这些人有的是因为所学领域与现有12个小组不吻合，或是因为数量太少不足以形成单一小组。在那段时间，我和我的组员常开玩笑说我们是研究院的“其他(Other)组”(因为在分类问题里，当无法归类于既有已知的类别，传统的做法就是将其暂时放入一个类别，也因为无法给出一个具体的名字，只能称为“其他”)。
因为这个组的成员大多来自于不同的研究背景，每个人都“学有所专，术有所攻”，然而对于一个研究组来说就难以专精，像这样的一支“杂牌军”是我来到研究院之后面临的第一个窘境。“我该做什么”、“我能做什么”成为了一度困扰我的难题。那段时间，我常常睡不安枕，加上初到北京的水土不服，我病了好几个月。
就这样辛苦摸索了一年还看不出头绪，于是，我们不得不转换思维。既然我们组的特色是拥有多领域的人才，有从事信息检索、数据库、数据挖掘、人工智能、图像分析、网页分析等方向的，那么我们为什么不换一种思路，开拓一个新领域，从多元领域上去体现优势呢？我相信这群专业背景完全不同的人，一定能激荡出新的火花出来。因此，我就准备带领这群人向互联网搜索领域进行探路。
当时恰巧互联网搜索的重要性与日俱增，而搜索这个领域所涉猎到的问题常常横贯数个领域，刚好最适合我们这样多元领域交汇的研究小组来发挥。虽然在开始的时候，搜索对于我们所有的人都是一个新的领域，其实这倒也是一个很好的学习机会。我组织团队成员定期在一起脑力激荡，每个人轮流上台报告自己这段时间最关心的热点、难题和趋势，其他团队成员给予不同角度的提问和建议。日积月累，我发觉我的“杂牌军”有着自己得天独厚的立足点和优势，他们将很多新鲜的构想从一个领域引入到另一个领域，由此促发了我们从事一些跨领域研究的尝试。不断重复这样跨领域激荡，许多原创性的想法也油然成形。从这个过程中，我也深深地意识到为团队建立一个自由的交流平台，让大家相互提出问题并澄清问题，是一种非常重要的学习途径和自我提高的方式。
聪明人聚在一起，产生的效果，不是加法效果，而是乘法效果。不同领域的聪明人越多，越能产生大的突破。
这是我在这次摸爬滚打的探索中深切体会到的一个人才法则。其实，我们这是一个以刚博士毕业一两年的年轻人组成的团队，每一位成员都是天资聪颖、富于创意，而且干劲十足、急于证明自己的实力，这就使得团队凝聚而成的“合力”可以等同于所有人才智慧能量的乘积（而非相加所得到的和）。
从杂牌军到正规军
人生就像一个赛程和战场，需要有一个永远的目标与最佳的战略来帮助我们一步一步前进，夺取标杆，得着冠冕。我觉得这样的人生观也同样适用于学术研究上。在研究院成立初期，对于目标与战略有相当多的讨论。作为一个从事计算机基础研究的机构，特别是一所企业研究院，要向学术界和工业界展示研发实力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一是在世界顶级学术会议上发表的论文数量，二是研发创意对公司未来技术战略的影响。
对于学术影响力方面的目标与战略，首要以张亚勤院长期间所设定的一项军规—五五原则最具代表性与可执行性，也即研究院应当在不同技术领域的全球前五大学术会议上发表不少于百分之五的文章。这无疑对我们冲击国际顶级学术会议提供了强有力的推动力，一时间全院上下好像有了一个共同的目标与战略，那就是五五。
对于互联网搜索领域而言，ACM SIGIR(国际计算机协会主办的国际信息检索大会)，历来被学术界公认为最具权威性和影响力的盛会。2001年以前，在这个大会上，来自亚洲、中国的声音几乎可说是微不可闻。
但是凭借着全组不断的努力，我们也就一起写下了中国以及微软亚洲研究院在SIGIR的辉煌历史。2001年，在SIGIR上，我们团队(仅以我所领导的研究组统计)以一篇论文起步；2003年发表了三篇； 2004年则为六篇；2005年则为九篇……近几年来，我们被SIGIR采纳的论文量已稳定在所有获选文章的10%左右，较微软其他研究院获选论文量的总和还要多。而在另外两个与互联网搜索紧密相关的学术会议，WWW (国际互联网大会) 和ACM Multimedia（国际多媒体大会）上，我们的团队也始终保持着令人自豪的战绩。我欣然地看到，我们的团队已俨然成为了一支拥有国际声誉的“正规军”。
向着标杆竭力追求 马维英（2）
2008年11月25日16:44
从“将兵”到“将将”
研究院的快速发展，让很多的研究人员在过去的十年里成长起来，其中包括了我们的早期员工例如李航、文继荣、张磊、谢幸、聂再清与刘铁岩。他们如今已在各自领域里扮演着学术领头人的角色，也都有相对规模的研究团队。在这个过程中，我也经历了一种从“将兵”到“将将”的转型——从一名专注自己学术成功的研究人员到成为一个优先考虑整个团队与团队中每一个人的成功研究主管。如今，我绝大部分的成就感来自于看见更多的人从研究院的环境里成长起来，成为我们从中国这块土地上培养出来的一流科学家和研究人员。
我必须承认在开始的时候，我并不知道如何去调适自己。一般中国人传统的观念是你必须比你所领导的人更强、更优秀，你才有资格领导他们，你才有价值提供给他们，他们也才信服你这位领导。但我很快发现，在研究领域，这样的思路是不适合的。
在此期间，我从历任研究院院长（包括美国总部与其他地区）身上学到了很多，得到很多帮助与启发，我把一些要点整理如下：
1. 雇用最棒的人。你的指导原则就是雇用比你更聪明的人。一个绝佳的研究员比许多还不错的研究员更有价值。
2. 一旦你选择了他们，就要相信他们。不要试图对有天赋的人进行微观管理（即无所不管）。（参见第一条）设定广阔的目标并把它留给他们来完成。集中精力在战略和营造良好环境上。
3. 保护你的研究人员，让他们免受外部打扰。无论是人事部门、高级执行官、还是安保人员。要牢记你的工作就是为他们创造一个提供支持和保护的空间，让他们可以专心于研究。
4． 你所做的事情大部分是为你的研究员解除疑虑，消除不确定因素和一切影响你的研究员发挥想象力的障碍
5． 要记住你是指挥，而不是独奏者。（再次参见第一条）整个实验室就是你的演出。
6． 不要过度看重关联性和产出，还有其他高管所钟爱的概念。
7． 要记得创造型人才就像心一样——奔向有人欣赏的地方。他们能被激励和引领，但不能被微观管理。你所要做的是提供他们启发(Inspiration)与授权(Empowerment)，鼓励(Encouragement)与支持(Support)，及时的奖励与认可(Timely Reward and Recognition)
8． 让你的研究员经常进行辩论。让他们把别人的构想撕成碎片，确保他们之间能够坦诚交流，并观察这一过程中体现出的优势和弱点。
9． 促进成功模式的多样化（从产品的影响到学术的影响）
10． 持续鼓励你的研究员大胆地放手去创新，即使他们并没有设计好一个清晰的退身之路。（比如，如果没有得出结论我们应该如何结束研究）如果我们不进行尝试，我们永远不会知道我们是否会成功
这些原则在后来的数年里深深地影响着我，让我知道如何带领一群比我更聪明、更优秀的研究人员去取得一个靠个人的聪明才智与能力所无法企及的成就。借着激励这些最聪明、最优秀的人员，相信他们，信任他们，并专注于了解他们的专长与优势，然后把他们放在对的位置上，他们每一个人就会在自己的领域里大放异彩。而我需要做的就是不断地创造一个好的环境，给他们最大的支持与及时的奖励，当他们每一个人都在各自的学术领域里成功的时候，就是我最大的成就。
作者介绍：
马维英，微软亚洲研究院副院长，主要从事互联网搜索，数据挖掘与自然语言计算方面的研究工作。迄今为止，马维英已经在互联网搜索、信息检索、基于内容的图像检索、数据挖掘、自适应内容传输和移动访问等领域发表了200余篇论文。在2001年加入微软亚洲研究院之前，马维英一直在美国加州的惠普实验室工作，从事多媒体自适应传输和移动因特网的分布式多媒体服务系统的研究。马维英于1990年本科毕业于台湾清华大学电机工程系，之后于1994年和1997年分别获得美国加州大学圣芭芭拉分校（UCSB）电机和计算机工程系硕士和博士学位。在空闲时光，马维英喜欢陪着两个可爱的儿子一起嬉闹，也会抽时间阅读《圣经》。利用假期与家人畅游世界，是他每年最期待的一段日子。
北京印象 尼曼·莫拉维奇(Neema Moraveji)（1）
2008年11月25日16:44
内容提要
我在中国停留的最后一天是2007年4月26日，星期四。我到中国的第一天是2005年4月5日，星期二。告别在北京的两年时光之后，我将赴斯坦福大学攻读教育技术设计博士学位。这篇文字我将以惯用的论文体格式来描述我在飞往美国斯坦福大学之前的那些日子――在微软亚洲研究院和在中国的生活。
关键词：生活变迁、职业变动、由于不断求学而总是被推后的“真实世界”体验
写这封信的时候，我既不觉得伤感，也不觉得困难，因为当我回首这两年的时光，总是能找到令自己高兴的东西。我在卡内基梅隆大学拿下了硕士学位后就立即加入了微软亚洲研究院的交互设计中心工作，当时招聘我的人是Dave Vronay 。在我亲身来到这个实验室之前，只从《麻省理工学院技术评论》上看过一篇有关它的封面报道。当时，这里还没有开始供应免费水果，微软亚洲研究院和工程院的员工们还被安排在一起办公，希格玛大厦的其他楼层仍被别的公司占据着。当时冰箱里的食物也没有现在这么丰富，只有原味酸奶和少数几种饮料。而在楼层重新装修之前我们曾发动大家，在墙壁上进行了一次创意涂鸦。
我在中国的第一个夜晚是在北京超市里吃午夜饭度过的，因为除此之外，我只能找到提供“泡沫红茶”的咖啡厅和一些还没打烊的服装小店。之后没几天，我就迫不及待地去品尝了鲜美的火锅。我也想尽办法地与北京人打成一片，这个想法最终让我住进了北新胡同的一家四合院里，它距离雍和宫不远。
我的好运
MSRA看起来总像一家初创企业的实验室，因为它总是在自我重生。它始终洋溢着乐观、积极和“我能行”的工作气氛。我们所得到的待遇也很“豪华”：公司鼓励我们随心而动，去变动这个世界。
我在交互设计组工作没多久，由于种种原因，Dave必须回到雷德蒙总部去，其中一个原因就是需要他去领导Vista的UX战略开发。之后，鼎鼎大名的Kurt Akeley来研究院当副院长，也成了我的经理，当研究图形处理的美国朋友们得知此事后都非常嫉妒我居然有这样的好运。
工作差不多四个月后，全院在黄山举行了一场隆重的Offsite，在年度表彰大会上，由于我在改进希格玛大厦工作环境方面提出了提供公众演说服务的倡议，所以荣幸地得到了第一份由研究院颁发的奖金，而且当时的颁奖嘉宾是微软亚洲研究院的前任院长沈向洋博士。
(篮球友谊赛结束之后，身穿实习生T-shirt的史蒂夫·鲍尔默汗流浃背地在篮球上签名赠言)
在MSRA，我实现了自己的目标：成为一名常驻中国这个新兴市场的研究员，也因此有机会拜会了微软公司的几个副总裁和首席执行官，特别是有两次会见了比尔·盖茨本人。在研究院工作的两年中，我共发表了12篇论文，申请了8项专利，并主持了多个很有意思的项目。
办公时间以外
我在中国工作期间，有时也会到希格玛大厦以外的地方“冒险”，当然是为了给我的身体补充燃料，地点通常在包子铺、楼后的‘Hard Drive(硬盘)’茶餐厅，或者是无可奈何地才去的麦当劳。
我的首选交通方式为地铁、出租车和我值得信赖的坐骑捷安特可汗自行车——这是中国生产的自行车中唯一能与我瘦长骨架相适应的款型。
每隔一段时间，我会离开安全而舒适的知春路，参与其他一些妙趣横生的活动，比如我曾有幸与微软公司的CEO史蒂夫·鲍尔默和沈向洋院长一起打篮球(他们两个都是令人尊敬的篮球手)，参加由员工自发组织的电子机车零件DJ小组的活动，参与北京城郊的远足活动，以及掺和一些聚会模特秀等等。
旗舰项目
我在中国两年的MSRA之旅，主要成果就是“一桌一鼠项目( Each Mouse on Each Desk, 简称MED)”。我们研究出发点是在每张桌上只放置一个鼠标，老师和学生们就可以完成一堂人人参与、互动合作、共同分享的趣味课程。我们在北京和曼谷执行了MED现场试点。
我们在教室的每一张课桌上放上普通的鼠标，同时把这些鼠标连接到同一台计算机上。我们将这台计算机上的内容在黑板的位置进行投影，这样子全班所有使用鼠标的学生们就能看到同一块大屏幕。等这些硬件设备准备好之后，一堂别开生面的课就开始了。老师可以通过计算机比较自如地指导和控制教学课件，同时所有学生也可以在同一时间参与到教学活动中去。我们对“一桌一鼠”在一个班级中的影响进行了长达一个月的实验和观察。
北京印象 尼曼·莫拉维奇(Neema Moraveji)（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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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班的学生非常投入地参与进“一桌一鼠”教学环境中)
从学生的角度而言，我们发现他们喜欢参与进“一桌一鼠”的教学环境中，因为他们共享着同一个大屏幕上的所有信息。通过简单的鼠标操作，他们可以全身心地参与并完成整个互动的教学活动。从儿童教育学和心理学上来分析，孩子们喜欢在屏幕上看到其他同伴的化身，从而形成另一个共同娱乐和体验的氛围。
从老师的角度而言，我们发现她们通过变换互动游戏的形式调动起每一个学生充分参与的积极性。由于画面的活泼生动以及游戏的趣味性，即使对性格比较内向和安静的学生也能激发起他们参与的兴趣。“一桌一鼠”用的是最普通的PPT文件格式，然后可以在图文生动化上做些简单处理。因此，设计新的游戏内容是非常容易的：只需增加PPT中的幻灯片并用生动的艺术字体现即可。
一桌一鼠技术，一方面能够帮助老师提高教育的效果，增强课堂教学的控制力；另一方面而言，随着技术地不断深入，一桌一鼠模式也有可能取代传统意义上任课教师的作用。为了更好地解决在“一桌一鼠”研究过程中遇到的儿童教育学与用户界面之间的问题，也促使我选择教育技术学作为自己的博士专业和今后的职业志向。我想这将是我能够为之奋斗一生的工作。
尾声
这是我一生中最美好的两年时光。我对中国人民产生了深切的敬意和由衷的欣赏。我自己就是来自一个拥有古老文明的国度伊朗，所以能够发现两种文化之间众多的相似之处。每周四我会和几个中国朋友长途驱车到一个中学的体育馆打篮球，路上总会向我的中国同事们请教有关中国的历史、文化和哲学方面的问题，他们都非常耐心地与我交流，并帮助我尽可能的理解。
虽然Dave的离开让我感到遗憾，但是，我得到了来自Kurt Akeley 、王坚和后来的Dean Slawson等专家的关键性的指导，让我完成了自己到中国来所希望做的事情。在来华之前，我列出了自己希望办到的几件事情，我不仅圆满完成心愿，而且也做出来令人满意的成果。这让我能够在离开中国之前的最后几天内能够尽情享受，而没有留下任何遗憾。将来，我一定要回到这里，与那些曾经共事过的人再度携手。
作者介绍：
尼曼·莫拉维奇，2005年卡内基梅隆大学硕士毕业后，加入微软亚洲研究院交互设计组工作，两年后赴美在斯坦福大学攻读教育技术学专业的博士学位。当他还在母亲肚子里的时候，随父母从伊朗移民到美国的马里兰州。他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背包族，曾徒步行走过欧洲、非洲、美洲、东南亚、中东等地区的许多国家。为此，他能说多国语言，其梦想就是背着包走遍天下。
打造中国科研的“奥运军团” 沈向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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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奥运的启示
6月21日，我在西藏拉萨参与了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火炬传递。在高原纯净澄澈的天空下，在被誉为“梦开始的地方”的“日光之城”，高擎奥林匹克圣火的我感觉到万分的荣幸和无比的激动——在世界屋脊熊熊燃烧的火炬展现了更高、更快、更强的奥运诉求和世界和平、民族敦睦的和谐精神；而我则代表着微软公司的研发团队，同时肩负着中美同事的重托，将奥运的火炬、希望的火炬传承给下一位接力者。
（2008年6月21日，沈向洋远赴世界屋脊拉萨，高举第78棒祥云火炬，完成了一次终身难忘的奥运火炬接力。）
2008年，中国表现非凡，令世界刮目相看。8月8日北京奥运正式开幕前，国内发生了很多事情。在抗击5·12四川汶川特大地震灾害的艰苦战役中，中国人表现出的万众一心、不畏苦难的恢弘气魄令举世惊叹。然而在动用大量人力物力抗震救灾的同时，中国还能有余力举办一届“无与伦比的奥运会”吗？
答案是肯定的。最终，国际奥委会主席罗格以“真正的、无与伦比的奥运会”为北京、为中国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中国人在长城脚下成功演绎了“龙的神话”。51枚金牌、100枚奖牌的显赫战绩不仅让俄罗斯、英国、德国等体育强国甘拜下风，还令全球体坛霸主美国（仅获36枚金牌）真切感受到了“中国力量”。
回顾这个动人心魄的夏天，我的最大感想是，既然我们能够在代表体育竞技领域最高成就的奥运盛会上折桂，那便也可以在科技创新的全球化比拼中获胜。
借鉴体育界发展经验
本届奥运会各个竞技项目中，让我印象最深的，是那群克服重重困难、昂然向前的女排姑娘——虽然未能实现卫冕的目标，但在主力队员遭遇各种伤病困扰的前提下，能够战胜古巴队，力保铜牌，这已殊为难能可贵。
自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女子排球便一直是中国体育的传统强项（迄今许多国人仍对中国姑娘“五连冠”的辉煌历史记忆犹新），但鲜为人知的是，它也是我国体坛最早引入国际化人才、进行经验交流的项目之一——上个世纪60年代，在日本教练大松博文“意志排球”理论的指引下，“东洋魔女”横扫世界，创造了百余场不败的纪录。1964-1965年间，应周恩来总理的邀请，大松博文三度访华，其间还对中国运动员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魔鬼训练”——尽管时间短暂，但中国女排的“指战员”们却充分领会了大松“三从一大”（从严、从难、从实战出发以及大运动量训练）的训练理念，并自此开始以更其顽强刻苦的精神磨砺队伍。最终，中国姑娘于1981年击败东洋魔女，凭借七场全胜的傲人战绩首次站在世界冠军的领奖台上。
如今，在体育界，引入“国际化人才”已是司空见惯——事实上，近几届奥运会上中国军团实现历史性突破的一部分所谓的“弱势项目”（像男子皮划艇、男子篮球、女子曲棍球、女子手球等）都是“洋教头”挂帅。这些国外教练将先进的技战术思想、科学的训练方法带到中国，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中国体育人才的进化，缩短了相关竞技项目夺标的周期。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这确实是一句至理名言——如果能在中国科技界特别是软件产业引入体育界的这一成功经验，邀请世界一流的、国际化人才到中国，把他们的思想、态度和方法教授给那些有志于中国信息产业发展的的青年人，那将有助于我们在某些积淀较浅、实力不强的科技领域实现跨越式成长。
找一群国际化的高手来领跑
随着中国经济实力及科研投入的不断加大，在“如何加速人才进化”这一问题上，我们似乎也可以这样推论：没有这些国际化的一流人才指导，中国也会在未来的某一天走到全球前列。对此我们先不妄加评论。但有一点很清楚，在科研工作上，我们都知道如果能够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师夷长技以自强，那我们距离实现梦想那一天可能会更近。
令人欣慰的是，近年来，在普遍存在智力资源缺口的科技界、学术界，一些高瞻远瞩的科研院府和机构已开始设法吸引大批国际化的一流人才。清华大学在这方面的努力可谓独树一帜，包括杨振宁、姚期智等在内的一批全球知名学者接受了清华的聘书；另外，浙江大学等国内知名学府也在源源不断地引进世界级科研高手。
打造中国科研的“奥运军团” 沈向洋（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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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非常聪明和勤奋。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也就是说，任何时候中国都具有登临学术峰极、跨越科技高巅的资源基础。然而“有基础”与“有建树”是两回事——空有资源而不知开发之法，空有资源而不知该怎样最大程度地释放其能量，空有资源而不知如何利用这些资源来提升国家科技实力、助力国家经济建设——那么，即便资源再丰富，也会不敷应用。因此，我们不该仅仅满足于“可用智力资源”的规模，而应不断建设完善有利于资源发挥威力的“生态圈”——最直接有效的办法当然是找一群国际化的高手来领跑。
几年前，在杨振宁先生的八十寿宴上，面对来贺的十多位诺贝尔奖获得者，杨先生感慨道：中国让十数亿人脱贫致富，这是“对世界最伟大的贡献”——在座的各位倘若也有意愿为此做一些贡献，那就“多来几趟中国吧”。当时听后感触良多。
从微软亚洲研究院的经验看来，有些国际型人才能够发挥出明星效应，他们就像磁场，可以吸引更多的才智之士，但这只是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我们鼓励那些蜚声海内外的专家、大师级人物将治学之道传授给本土人才——惟其如此，国内的优秀人才才可能在最短的时间内具备国际化眼光、积累国际化经验、掌握国际化方法、发挥更广泛的影响。
一流的教练未必能培育出超一流的弟子——但至少还有机会——三流的教练则肯定培育不出超一流的精英。所以，打造中国高科技领域的国家队，首先要招揽那些在全球学界声名显赫、业绩斐然的高水平教练。
在回国创立研究院之初，我们便发下宏愿，要把国内外计算机科学界最杰出的人招至北京——于是张亚勤回来了。在他们的率领下，微软亚洲研究院从小到大、从平凡到神奇、从默默无闻到小有成绩……然而我时常在想，未来的微软亚洲研究院必将取得更伟大的成就，但那不会只是因为开复和亚勤，不会是因为我和洪小文，而是因为在研究院的环境下成长起来的本土人才——光芒将由他们放射。
培育教练比培育运动员更重要
一支高科技领域的“奥运队”是否具备强大而持久的竞技能力，关键在于有没有一个高水平教练的培训机制。如果我们能够建成有利于释放人才能量的生态圈，那么距离成功也就不远了。
激烈竞争的环境能够加速人才的进步。我们要把本土人才放到国际舞台上，以此来催化其成熟。在2004年的ACMSIGIR（国际信息检索年会）上总共接纳了58篇来自全球、代表信息检索领域最高水平的学术论文。其中7篇论文被来自微软亚洲研究院，超过此次大会入选论文总数的10%。更值得庆贺的是，2008年在洪小文博士的领导下，微软亚洲研究院在SIGIR,SIGGRAPH,WWW大会上各有8篇论文被大会选中——值得一提的，取得这些令人振奋的研究成果的科研人员大多来自国内而且非常年轻，有些甚至在发表论文时还是在校的研究生、本科生。他们正是在一个有利于创新、有利于发挥潜能的生态圈中由“学子”进化为“学者”，由“本土型人才”进化为“国际型人才”。终有一天，他们会完成由“运动员”到“教练”的角色嬗变。
令我们感到骄傲的是，微软亚洲研究院的年轻学者越来越多地受到国际学术界的关注和认可。2004年时任主任研究员的张黔博士入选“TR 100”，这一荣誉是《MIT Technology Review》（《麻省理工学院技术评论》）经严格的审查程序、面向全球评选出的100名杰出学者。TR 100的入选者年龄须在35岁以下，且他们的研究将对未来人们的生活产生积极的影响——张黔是在1999年7月加盟研究院的。仅仅用了5年，这个中国女孩子就已成为全球多媒体网络、无线通信及网络等科研领域当之无愧的“风云人物”。像张黔这样，在很短的时间内展现出令人惊叹的才华、进而扬名世界的研究院的青年学者还有很多。据悉，《MIT Technology Review》已经评选出2008年的35位35岁以下的杰出青年学者，网络多媒体组的研究主管华先胜研究员名列其中。可以说，研究院有很多这样冉冉升起的青年学者，他们是微软亚洲研究院的财富，也是中国信息产业实现跨越式发展的重要保障。总有一天，他们的成就会超过他们当年在研究院的导师。
打造中国科研的“奥运军团” 沈向洋（3）
2008年11月25日16:44
当前，微软亚洲研究院要再向前大幅跨进，就更需要大胆引进国际化人才——我们位于北京知春路的实验室已接收了30多名国外专家，他们来自美国、德国、以色列、日本，有的此前供职于微软雷德蒙研究院，有的曾是SGI公司CTO、计算机通讯成就奖获得者……可以试想一下，这些人将对年轻研究员们产生何种影响——总之我希望，他们不单会把其知识、经验和技能转注给本土人才，还会把精神与方法留下；而师从其学习的青年人中，也一定会有人出于蓝而胜于蓝——很快地，“昨日的学徒”将成长为“今日的专家”、“明日的良师”。
把“学术奥运”引入中国
将国际顶尖的学术会议带到中国——就好像让奥林匹克体育盛会在北京举行那样重要且意义非凡。科学探索，尤其是基础研究，从某种意义上看并非大众关注的热点；学术会议永远不会产生奥运般的经济价值——但我认为它们更加重要。试想一下，当蜚声世界的大师、巨匠们云集华夏，将给中国的年轻学子们带来怎样的影响？将给中国的学术风气带来怎样的影响？将给中国高科技产业带来怎样的影响？反过来说，繁荣的中国、开放的中国、积极进取的中国又将给这些科学家留下怎样的印象？他们当中会不会有人自此与国内同行建立起更紧密的联系？
在微软亚洲研究院与国内学术界同行的共同努力下，更多顶级会议在北京、在中国召开——例如，2005年在北京举行的国际计算机视觉大会（ICCV）以及2008年在北京举行的国际互联网大会（WWW）。我们也正在积极与政府主管部门及国内高校协商，希望能够促成更多像这样顶尖的国际学术盛会在中国举办。
回想起多年前参观西安大雁塔的情景——那时导游介绍说，大唐永徽三年，赴天竺取经的玄奘法师奏请在寺内建塔，用于存放他自印度带回来的经籍。在某种意义上，我们的理想是共同的——玄奘法师历经万苦千辛求取真经，我们也希望延请国外高手来华传道。我大胆地预言，按照中国目前的经济和科研发展速度，不出多久，便会有越来越多西方人来华学习——20年后，北京会如盛唐之长安，成为全球经济、信息科技的心脏。
作者介绍：
沈向洋，微软公司全球资深副总裁，负责微软公司全球搜索产品的开发工作。在此之前, 沈向洋曾担任微软亚洲研究院院长, 微软研究院互联网服务研究中心负责人等职。沈向洋是世界著名的计算机视觉与图形学科学家，是美国电气电子工程师学会(IEEE)院士和美国计算机协会(ACM)院士。他于1996年加入微软雷德蒙研究院担任研究员，之后，回到中国参与创办微软亚洲研究院。沈向洋13岁进入南京工学院，之后相继获得香港大学电机电子工程系硕士学位及美国卡耐基梅隆大学计算机学院机器人专业博士学位。2008年6月21日，沈向洋远赴世界屋脊拉萨，高举第78棒祥云火炬，完成了一次终身难忘的奥运火炬接力。
面包记 童欣（1）
2008年11月25日16:44
几天前，和几个同事一起去收拾实验室，在一个箱子的角落里，同事发现了一片切片面包。
“你们可真过分，这都是什么年月的面包啊，怎么还留着”同事嘟囔着，准备把面包拎出来扔了。
“别，这可是我们专门订做的假面包，公司财产！”我冲他嚷了一句。
“嘿，还真是，你们做这个干什么啊？”同事拿着那片面包，把玩了起来。
“当年做SIGGRAPH项目用的。”
“SIGGRAPH？别骗我，面包跟SIGGRAPH有什么关系？”
是啊，SIGGRAPH和这片面包有什么关系呢？事情要从2004年的秋天说起。
(这块面包模型看上去像极了真实的面包)
最美的面包
2004年秋天，我和王嘉平、Steve Lin一起开始做一个SIGGRAPH项目，希望可以创建一个新的纹理模型，从而可以让计算机绘制真实的面包、海绵、蛋糕等等这类有很多孔洞，表面凸凹不平的物体。虽然这类物体在真实世界随处可见，但是如何在计算机屏幕上把他们真实的展现出来，在当时还是一个未解决的问题。
按照我们的思路，首先我们要做的就是捕捉真实世界里这类物体的外观，再对这些数据进行分析处理，然后得到我们提出的新纹理模型。项目开始的时候，已经是十月份了，离Deadline还有三个月，时间不多，我们几个马上开始了紧张的工作。
一天傍晚，我和嘉平先去了附近的蓟门超市，对货架上的切片面包进行了认真的筛选。经过预选赛，复赛和决赛PK，在综合周围大妈评委的意见后，我们的选美比赛产生了最后的冠亚军：两袋切口平整的切片面包。回来我们就迫不及待的开始了数据捕捉过程。很快，我们就发现了问题。一是买来的面包上面孔洞或者太大，或者太小，捕捉下来的图像没有合适的细节，不能满足我们的要求。二是捕捉的过程非常漫长，需要整整一夜，一片面包在这漫长的过程中干裂变形了。于是，这批剩下来的切片面包全都做了组里学生的夜宵。后面的几天里，我们又选了四五包不同的切片面包，有无糖的、玉米粉的、黄油的，希望可以解决这两个问题，但是还是没有满意的结果。不过学生们的夜宵倒是供应充足，甚至连早饭都有了。大家来了兴致，一见面就纷纷要求我们尽早开始捕捉蛋糕、还有西瓜的数据。因为按照我们现在这样的样品淘汰率，整个研究院的主食和水果就全解决了。
这个，基本上，很难
玩笑归玩笑，嘉平和我一边继续编程，改进设备，一边开始继续寻找合适的面包。讨论之后，我们决定改变策略，试试大个的面包。这样面包厚了，也许不容易干裂变形。但是哪里去找还没切片的大个面包呢？
一天“线人”报告，家乐福超市里有个大面包房，可以现场制作很多种面包。我迫不及待地直奔那里，找到他们面包房的售货小姐，问她可不可以定制面包。小姐直接把他们的主厨师傅请出来，热心地问我要做什么面包。我愣愣地问他有没有方的，不容易变形的，孔洞不大不小且均匀的面包（不，不是砖头）。师傅看了我半天，确认我精神基本正常后，笑着告诉我说：“这个，基本上，很难。”然后开始给我论述面包孔洞与面包尺寸，糖盐比例，黄油比例，发酵时间的复杂函数关系。虽然听完有些失望，不过我还是不死心，我决定发挥MSRA的专长。终于在我滔滔不觉的KPMP 半个小时之后，师傅被拍晕了，决定亲自下厨，挑战自我，制作两只20厘米见方，坚固，孔洞均匀的非食用面包。
第二天，我们怀着激动的心情，将两只专用面包迎回了希格玛，连夜开始数据的捕捉。一切又有希望了。不幸的是，当我隔天早上来到实验室，熬了一夜的嘉平告诉我，试验失败了。大面包经过一夜，还是变形了。我们需要寻找新的方案。
从小津到陶然亭
离SIGGRAPH的Deadline越来越近了，其他的项目都在飞速进展中，有的甚至有了漂亮的Demo。而我们的项目好像还是在原地踏步。虽然模型已经得到了初步的验证，但是真实材质的捕捉人仍然进展缓慢，卡在了面包数据的捕捉上。不变形的面包在哪里呢？这个问题让我们头痛。倍感压力。因为这是超出我们专业知识的领域，大家真的感觉是无从下手。
面包记 童欣（2）
2008年11月25日16:44
一天凌晨，我从希格玛回到家里。精神仍在亢奋中。虽然很累，但是仍然睡不着觉。于是将一张DVD扔进了碟机。我会在精神压力很大的时候用这个办法帮助自己放松入睡。碟是文德斯的记录片《寻找小津》。迷迷糊糊中，镜头从小津的墓地一转，来到了一个工厂。工厂里，一些工人正在为各个餐馆制作仿真的寿司，蔬菜，水果，每样都是栩栩如生。看着看着，我忽的一下清醒了。是啊，我们为什么不做一片这样的仿真面包呢？
我不禁有些“柳暗花明”的狂喜。回到希格玛，忙了一个上午之后，我终于辗转找到了北京一家制作这些仿真食品的公司。第二天，当我走进这家隐藏在陶然亭一个胡同里只有一间房的公司时，看见他们的柜台里，赫然放着假的面包片。而里面的货架上，堆满了全聚德的盒子和一堆烤鸭。烤鸭全是仿真的，每只只有三厘米大。和师傅顺利地接上头，谈完做面包“项目”，我马上坐上出租车往回赶。那天的天格外的好，一路上，北京冬天的阳光暖暖的照在身上，让我真有些幸福的感觉。
两个星期后，我们得到了一片仿真面包。有了备用的数据，试验暂时可以继续进行了，大家松了一口气。但是讨论了一下，大家感觉仿真面包的数据毕竟不是来自真实的面包，说服力不强，而且看上去还是有差别。要做一篇合格的SIGGRAPH论文，就要摒除所有可能的漏洞，并让结果尽可能的完美。没有选择，我们必须捕捉一份来自真实面包的数据。时间紧迫，已是十二月底，大家再次感受到Deadline的压力。项目再次晴转多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