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玉祥改革京绥铁路货运办法，也大大得罪了外国人。当时京绥路上货运的惯例，凡是外国商人运货，只须拿货运联单，向税关纳一次税，货物就直达目的地；而中国商人却是每遇一关就得纳税一次，手续繁杂，处处为难。外商依仗洋威，运货有优先权，而华商的货却长时间堆在站上运不走。冯玉祥知道这个情况后，把路局负责人找来订立新规则，华商的货优先启运，其次才运洋人的货。他认为自己这件事办得最合理，中国的铁路，中国人理当享有优先权。至于外国人如何骂他，他一概置之度外。
助郭讨奉
常言说：“树欲静而风不止”。当冯玉祥正专心致志开发建设新西北的时候，野心勃勃的张作霖为扩张地盘，势力已经伸展到沿海及长江各省，意欲夺取孙传芳{36}占据的浙江地盘，双方剑拨弩张，战事一触即发。冯玉祥当即通电，力为浙、奉双方调停，电文说：
第七章西北边防督办(5)
“报纸宣传，江浙因上海驻兵，稍有误会，祥辟处西陲，莫名真相，弟念海内扰攘，十有四年，一线国脉，不绝如缕。上年主和，同具此志，力之所及，愿为斡旋，同为袍泽，当可谅解，两兄体国公忠，视民如伤，务望双方本互让精神，和平解决，非为江浙人民之幸，国家大局，实利赖之。”
一席忠言，不被接受，双方打了起来。浙军沿津浦线顺利推进，占据徐州，从而得以将浙、闽、苏、皖、赣五省纳入旗下，孙传芳一跃而成为“五省联军总司令”。奉军失利，张作霖迫冯玉祥发表讨孙宣言，出兵相助，遭到拒绝。因为担心战线拉得过长，又怕冯军从背后袭击他，张作霖采取了以退为进的策略，转而以全力压迫冯玉祥，企图先行统一北方，再取南方，于是借口保卫京师，占据三河，逼近北京，逼冯部驻军让出通州、北苑、南苑一部分为奉军驻扎地。冯玉祥正鸿图大展建设新西北，不愿再有战祸，为了维护和平，所以宽容忍让，令所部退守南口，以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为原则。同时，亲笔给张作霖写了一封信，明确表示所以不能与他联合行动的理由，其中历数了这些年来张作霖的种种不是，驱逐共过患难的朋友，用人行事好坏不分，过河拆桥，颠倒黑白，对于强迫他发表宣言坚决不从。
在张作霖的奉军中，有一位才高力厚的大将郭松林，他久已不满张作霖侵略黩武和与日本订立密约的所作所为。这年秋天日本举行大操之典，冯玉祥和张作霖都接到请柬。奉方派郭松林，冯玉祥派韩复榘{37}率团前往。在相处相谈中，韩复榘说时局不稳多由张作霖而起，郭松林透露出不愿再为张家做争权夺利的工具。在奉军中，郭松林虽很得张学良的器重和信任，但却遭受同仁的嫉恨压制，心中愤懑，倒张的情绪积蓄已非一日。
韩复榘回国后向冯玉祥报告参观的情况和郭松林有倒张之意。冯玉祥此时已将司令部从张家口移到包头，以此表示他更加深入西北，不愿闻听和介入内战。就在这时，郭松林秘密来到包头面见冯玉祥，披露愿与冯玉祥的西北军合作，以维护和平的心愿。他同时告诉冯玉祥，他已与张作霖的大将李景林约定，举旗时一致行动。冯玉祥深知郭的为人，胸有大志，富于革命思想，维护和平的观点与他一贯的主张一致，加以张作霖总是与他为敌，所以下了助郭讨奉的决心。当下约定举兵的暗号是“母病愈出院”。发兵前，冯玉祥对鹿钟麟说：“谋事在人，成事在天。”
郭松林拥有七万精兵良械，实力雄厚，尤其是重炮队最为得力，堪称是奉军的精锐部队，因此这次举事，有一定的把握，准备完毕后，即发表通电，历数张作霖的种种倒行逆施，要他下野，接着举起了“东北国民军”的旗号，向山海关进兵，与守关的奉军张守相部发生冲突。张作霖闻报，急令张学良、张作相等在绥中一带防御，冯玉祥也派宋哲元遥相声援，并通电请张作霖下野。
郭松林旗开得胜，先在滦州逮捕了张作霖的一员大将姜登选，宣布其罪状，执行枪决。继而攻克山海关，张作霖下全军动员令，全力抵抗，并调一部分部队回援奉天。冯玉祥令宋哲元直捣热河，向奉天进攻。郭松林得宋哲元之助，军心益振，所向无敌，不多日就攻至新民屯，距沈阳不远。张作霖大为震慑，准备退走，据说连现金都汇往国外去了。
就在胜利在望时，战局突然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先是日本人怕失去自己在东三省的既得利益，公开出兵分布在南满铁路一带，并从本土和朝鲜调兵进驻营口、沈阳等处，关东军司令部也移至沈阳，一方面为阻碍郭军的行动，另一方面代替张作霖部队守卫省城。
尤其不幸的是原本约定联手倒张的奉系将领李景林突然变卦，当冯玉祥派重兵沿京奉路东进援郭时，李怀疑是对着他来的，不准假道，与冯军交火。冯玉祥顿感局势严重，立派张之江为攻津总司令，统大兵攻李军，李景林方面有英国人相助，以六七万劲旅顽强抵抗。冯玉祥继派李鸣钟助战，宋哲元也率所部由热河来援。冯玉祥把前线部队共编成十个混成旅，骑兵两师，有重炮二十门，并以预备队一师为策应。而后，鹿钟麟也由北京赶到前方，献全线总攻击良策。李鸣钟、宋哲元、孙连仲分三路进攻。冯军士兵反穿老羊皮袄，在积雪盈尺的冰天雪地里匍匐而进，猛烈攻击，伤亡极大。经过激战，大获全胜。其他经冯玉祥改编的邓宝珊部、徐永昌部协同作战，包围了天津。李景林微服到穆家庄视察，见所部已向天津西站溃退，知局势已无可挽回，先逃到英租界，后又跑到济南投奔张宗昌{38}以期再起。前后激战三天，李鸣钟、宋哲元、孙连仲、邓宝珊、徐永昌各部会师天津。
第七章西北边防督办(6)
天津在握，援郭路通，冯玉祥严令各部整装待命，但万万不料郭松林竟在大胜李景林之日，惨败而死。
张作霖既有日本相助，得以集中兵力开赴战线，加之李景林临阵背盟，郭军内部又有人暗行叛变，敌众我寡、内外受敌，郭松林终不能支，全军大败。他和夫人韩淑秀改装潜逃到一个村子时被发现了，夫妇二人就地惨遭击毙。冯玉祥闻讯，痛惜不已。他说郭松林的死使北方失去了一位有力的革命同志，同时也是国家人民的大不幸！后来北伐成功，冯玉祥向国民政府为郭松林请恤，自己又为他铸铜像，表彰他的革命功勋。郭松林虽未成功，精神不死！
第八章赴苏联考察(1)
目前这个战事是无边无沿的。我一走之后，也许可以釜底抽薪，让他们少些兴头。从我自身着想，我也必得到国外去看看，增长些见识学问，回来之后，再同大家一块儿好好地奋斗。
——冯玉祥《我的生活》
出国原因
大战结束，冯玉祥深深感到，历来战争之后，胜者多招嫉恨，败者日思报服。此时，图谋再起的吴佩孚已与张作霖握手言和，化敌为友，准备联合攻打冯玉祥，形势极为险恶，一场内战又迫在眉睫。冯玉祥考虑再三，本军在北方孤立无援，只有自己立即引退，转移张作霖的目标，才能避免重启战祸。于是，1926年1月1日，他通电引退。
通电后，他把指挥权交给了多年生死相从的部将，委任张之江为西北边防督办，李鸣钟、鹿钟麟、宋哲元分掌军权，自己携家口前往绥远小镇平地泉。犹唯恐和平难保，故命张之江、鹿钟麟将所有军队开驻平地泉以西，以此表示和中原无争。但张之江、鹿钟麟没有立即执行命令，稍一迟疑，吴佩孚、张作霖联合山东的张宗昌组成“讨赤军”，以讨赤为名，共同向冯军扑来；山西的阎锡山{39}听信谣言，忽也加入奉、直联军阵线，出兵威胁冯军后方。冯军四面受敌，虽是强旅，但孤军难挡。鹿钟麟一夜之间把天津的部队完全撤到北京附近，准备和各方议和，但奉、直的“讨赤军”继续进逼，鹿钟麟率军在京东、京南一带勉力抵抗。
值此之际，北京发生了“三·一八”惨案：北京学界愤于外国人在大沽口压迫我国，联合游行示威，整队到段祺瑞政府门前请愿抗议，不想卫队竟向示威群众开枪射击，死伤百余人。鹿钟麟这时侦听到段祺瑞和张作霖阴谋里应外合，消灭他的部队。事不宜迟，他以警备司令的身份首先解散了段祺瑞的卫队，为爱国青年雪冤，接着举兵包围段政府，要擒拿段祺瑞以谢天下。但段祺瑞于半小时前听到消息，仓皇逃走，藏进了东交民巷使馆区。起起落落称霸政治舞台一时的段祺瑞政府至此彻底瓦解，退出了历史。
拿到了这个筹码，鹿钟麟开始和各方进行和谈。吴佩孚首先不接受，在复电里发出了“恨不能食汝之肉，寝汝之皮”的恶语，而且提出要鹿钟麟交出军队；张作霖也反对和议，非消灭冯军誓不罢休，二人率军继续猛攻不止，鹿钟麟为保持实力，退兵南口，退却时秩序井然，没有出现兵败溃退的现象。
冯玉祥打算到苏联和德国去考察学习，一家人在平地泉等候签发护照。从鄂尔多斯吹来的风，令人口干舌燥，环境十分恶劣。他们住在车站附近一个私商家里，四间不大的房子，冯玉祥夫妇住两间，几个大孩子住两间。为了避人耳目，房子里没有一个军人，卫兵都换上了蓝布长袍，打扮得和商人一样，子弹夹和手枪都藏在长袍里。
这天，两位苏联顾问阿连和艾凡思来和冯玉祥谈话，唐悦良当翻译。时当中午，冯玉祥请他们吃涮羊肉，圆桌上摆了只翻滚着开水的铜火锅，冯夫人身穿一件蓝布旗袍，面带笑容端进来一个大陶瓷盘子，里面摆着切得像纸片一样薄的生肉片和鱼片，两位专家没吃过，不知所措地坐着。主人用筷子各夹了几片放进锅里一滚，然后夹起来放到客人的碗里说：“这种半生不熟的涮肉片有特殊的味道，容易嚼烂，很有营养价值。”宾主尽兴。饭后，冯玉祥让他们不必介意，可以吸烟，还问他们抽的是哪国烟？阿连风趣地说：“俄国的，因为总司令抵制英国货，所以我们也参加了抵制。”冯玉祥笑了，过后说话转入正题，他问道：“我们的老大哥在关心哪些问题呢？”艾凡思说：“为什么总司令放弃了对军队的最高领导权？”冯玉祥低声回答说：“没有力量。”艾凡思说：“现在军队在采取攻势，还有时间在北方巩固起来，还有时间攻打山东，击溃张宗昌。”冯玉祥说：“我们没有子弹，也没有钱，没有力量。”阿连说：“可是敌人终归要进攻，那怎么办呢？”冯玉祥说：“现在，我就请你们去南口，加固山口的防御工事，给你们派去三个营。这样做，好吗？”“您还是要去俄国和德国吗？”阿连问。“是的。”艾凡思又问：“总司令，军阀联盟会维持很久吗？您的敌人之间不会发生争吵吗？”冯玉祥说：“我给你们讲一个故事，中国古代有个著名的打虎猎人叫卞庄子。有一次打猎时，一下子遇到两只老虎，可是他手里只有一杆标枪，他看得出两只老虎比他的力气大，于是他就对第一只老虎说，难道你不知道，它管你叫花狸猫吗？满洲虎气得毛都竖起来了，大声吼着。卞庄子又对另一只南方虎说，它在说你怪话，说你长了一身难看的毛皮。这一来，第二只老虎也冲着第一只老虎吼叫起来，两只老虎互相搏斗，一场恶战之后，一只虎死了，另一只老虎也受了重伤。卞庄子不费吹灰之力打死了第二只老虎，他带着两张虎皮胜利回家了。中国的军阀就像这两只老虎。”听完这个故事阿连问道：“可是，什么事会使他们争吵起来呢？”冯玉祥回答：“北京和总统的宝座。”
第八章赴苏联考察(2)
出国途中
出国护照办下来了，冯玉祥拒绝使用政府委任的实业专使的头衔，在护照上写的名义是“陆军上将冯玉祥”，签证的国家有俄、德、法、比、意五国。同行的家属有冯夫人、长男洪国、次男洪志，长女弗能、次女弗伐，随员有唐悦良、尹心田等十一人。
1926年1月23日晚，冯玉祥一行人离开平地泉前往包头。许世英内阁特派亲信陆军总长贾德耀赴包头面见冯玉祥，敦促他打消出国下野之意，务请出山，但冯玉祥不愿再卷入军阀混战的漩涡，坚辞不允。部将们对他的远离也非常难过，有的哭倒在地，多少挽留的话都不能使他改变主意。其实，冯玉祥的心里何尝不痛苦，但仍安慰大家说：“目前这个战事是无边无沿的，我一走之后，也许可以釜底抽薪，让他们少些兴头。从我自身着想，我也应该到国外去看看，增长些见识学问，回来之后，再和大家一块儿好好地奋斗。”
乘汽车上路了，塞外风光，天高地阔，黄沙漠漠，野羊成群，穿过戈壁滩的流沙地段，驶入阿拉善大沙漠，又翻越寸草不生的沙山，历时三天，艰辛备尝。
快到库伦（乌兰巴托）时，蒙古国民党委员长丹巴多尔基和蒙古军官学校的许多人员，迎出几十里恭候。进入库伦城内，蒙古政府已准备好了一所阳光充足的木制两层楼洋房接待。冯夫人的头胎儿子洪光，这时三岁，结实活泼，在楼梯上爬上爬下。父母决定把他留在蒙古，不想一别成永诀。
离开库伦到上乌金斯克，各机关有关人员头一天便出迎二十里地以外等候。第二天正赶上是“五一”劳动节，当地政府邀请冯玉祥参加他们的纪念会，阅兵并讲话。群众队伍游行时，他看到一千多名女工，头扎花巾，裤脚卷到膝盖，袖子挽到臂膊以上，昂首阔步走在行列中，竟忍不住落下泪来。站在身边的徐谦忙问怎么回事？冯玉祥说：“人家的国家是这么一种情形，我们的国家却演着混战的丑剧；人家的女子是这么一种情形，我们的女同胞还在缠着小脚！想起来我怎能不流泪！”
冯玉祥在蒙古住了三十多天，学习俄语，考察蒙古社会和政治各方面的情况。张家口每天都有部下来电，报告张作霖、吴佩孚和直鲁联军李景林等，并未因他离去而放弃消灭国民军的决心，反而认为是进攻的大好时机，加紧了压迫和进逼，南口一战势不可免。
这时，国民党的要员徐谦、于右任等和苏联顾问鲍罗廷，从北平取道海参崴到广东去，途经库伦与冯玉祥相遇。冯玉祥和鲍罗廷相识于去年，鲍罗廷到张家口两天，考察国民军的一切措施，并根据国民政府的意思，和他交换对于中国革命作战计划的想法。这次见面，他们连日密商救国救民的大事，以及国民党的主义和政策，鲍罗廷说：“你拥有中国最强的军队，20年来，志在救国，但是不知道你的救国方针，有什么具体的计划？什么时候实现？你的救国计划，如果比国民党的还好，我们就离开国民党来支持你，如果你还没有计划，我希望你尽快加入国民党，接受它的主义和政策，联合一致，达到革命成功的目的，这是大家的希望！”冯玉祥说：“我是一个军人，不懂政治，更没有具体的计划，我只知道要革命，以及仰慕孙中山先生的主张。”事后，鲍罗廷和徐谦商议，无论如何一定要说服动员冯玉祥加入国民党，北伐就要开始，革命需要他这样的人，相信他会和国民政府合作的。20年代初被孙中山派出与冯玉祥进行联络的第一个使者徐谦，曾担任上海大学校长，长期埋头古籍，成为著名的学者，当革命闯进他的书斋，他才放弃了这一切，投身革命事业。这次老友异乡相逢，无话不谈。当又提及入党一事，徐谦对冯玉祥诚恳地说：“我们的党，绝不是你心目中所想的那个党。这个党是有组织，有主义，有纪律的一种政党。是以国家民族的利益为前提，绝不是‘君子群而不党’的党，也更不是营私结党的党。”冯玉祥这一夜没有合眼，他知道自己只是一个军人，素来缺乏政治见识，只会练兵打仗，只有革命救国之心，却无计划和政见。日前他请第三国际驻库伦的代表阿姆加给他讲关于第三国际的一些问题，阿姆加说英雄的时代已经过去了，革命事业不是一两个人能搞成的，必须有群众，有主义，有组织，否则一定不会成功。冯玉祥觉得这话句句都是针对他说的。想到这里，他下决心加入国民党。在徐谦的介绍下，冯玉祥在抵达苏联的次日，就加入了国民党，并令国民军全军将士一律加入国民党，以实现孙中山主义。
第八章赴苏联考察(3)
耳目一新
1926年5月9日，冯玉祥在徐谦的陪同下抵达莫斯科。车站上欢迎的场面隆重热烈，盛况空前。苏联政府的高级党政军官员都到场，骑兵、步兵仪仗队人强马壮，刀枪耀眼。几百名东方大学和中山大学的中国青年学生，挥舞的小旗上写着“欢迎国民军领袖”，口中热情高呼“中国国民军万岁”等口号，欢迎仪式整整进行了一个多小时才结束。
在莫斯科，除了斯大林因在黑海养病没有见到以外，苏联党政军的首脑人物都热情友好地接见了冯玉祥，他和领袖人物、教育家、政治家、军事家、新闻记者、平民和逃亡苏联的世界革命领导人分别晤谈。苏联人民政府主席加里宁像拉家常一样，向他介绍十月革命的经过和国家建设方面的情况和困难，还问到冯玉祥首都革命的事。前去会晤加里宁时，冯玉祥看到外面走廊上有许多老百姓在等着见加里宁，有的是为牛生病的事，有的是为孩子的事，这位日理万机的领导人?摇都不厌其烦地接见、解决问题或让秘书去办，这种亲民作风冯玉祥看在眼里，感动在心。
在会见列宁的夫人和妹妹时，她们郑重地赠给冯玉祥一套《列宁全集》和一尊列宁塑像，赠送冯夫人一把袖珍手枪。
中共莫斯科支部负责人蔡和森、瞿秋白等也多次与冯玉祥晤谈，分析国际国内形势，交换对苏联的观感以及有关中国革命的问题。蔡和森给他和随员们讲马克思理论，使他的认识大为提高。他说我现在才明白，过去干了这么多年，很大程度上是盲目的，今天要想革命成功，非有鲜明的主义和指导行动的党组织不可。他感慨颇多地说：“我想世界各帝国主义者，用不平等条约压迫中国，致中国于死命，只有苏联自动地取消不平等条约，以平等待我，自是引起我们的好感，使我们彼此亲善。”
苏联到处洋溢着浓厚的、热烈的革命气氛，冯玉祥听说苏联的县长是由人民选举的，不由联想到国内的情况，各个省的县长，不是省长的亲戚，就是师长的弟弟，再不就是吴佩孚的护兵，大字不识一个。参观一所军事院校和营房，看到士兵的生活水平比较高，羡慕地说在国内当兵一个月就给六块，自己都养活不了自己，拿什么养家，而且就这点钱也往往不给。
使他印象最为深刻的是共产党的严密组织、有效工作、宣传方法、严格纪律、刻苦生活、紧张活动及“世界革命”、“民族解放”等理论。这一切，和他一向的生活和主张非常贴近，所以极易接受。这期间，他除了会客、参观、讨论以外，对于经济、政治和社会学说等学问下功夫研究，他极佩服蔡和森的学识，请他当老师，另外还学习俄语和绘画，稍有空闲就拿起斧头锯子干木工活儿。
正兴致勃勃的时候，一个突如其来的噩耗给他们以沉重打击，留在蒙古的小儿子洪光暴卒。（婆婆李德全回忆往事时对我说，洪光的死，有可能是吴佩孚令人下的毒手。）
祸不单行，国内部队在南口浴血苦战不断失利的消息，对冯玉祥更是雪上加霜。自他到苏联后，张作霖和吴佩孚就向国民军发起全面进攻，他远在异国，鞭长莫及，每接战报，五内俱焚。
自冯玉祥去国后，部队感到无依无靠，将士们唯一的信念就是他很快就会回来，因而仍保持了旺盛的斗志，坚守在南口山道的堡垒里。
冯玉祥走后一个月，张作霖的部队对南口开始了第一次进攻。从南口的山顶望去，山下是一片无边无际的平原，通过望远镜，北京城清晰地出现在视距之内。4月中旬的一天，从南口的高地上看到一列列火车驶向沙河车站，奉军在那里下了车。步兵的队伍，像几条深灰色的长蛇，向南口游动过来，愈来愈近，在离南口40里处扎下大营。入夜，燃起了宿营的篝火，黑茫茫的大地上闪烁着数不清的点点火光，说明张作霖投入了大量的兵力。除此以外，还有吴佩孚的直军、阎锡山的晋军也参加联合作战，从三面围攻国民军。
第八章赴苏联考察(4)
从翌日开始，“杀！杀”的喊叫声，密集的步枪和机枪声，震耳欲聋的大炮声，响彻南口的山谷间。古要塞南口，又演出了一场同室操戈的悲剧。这一战，国民军拼死抵抗，艰苦卓绝，终因寡不敌众，在苦撑了三个月后，以败退告终。
第九章离苏返国(1)
在我留俄的期间，当我们国民军与军阀集团在南口浴血鏖战的时候，国民革命军也在广东誓师，出发韶关，实行北伐了。全国各地弥漫着革命的云烟，而我们困斗数月，弹尽粮绝的国民军，此时又有放弃南口向西北退却之讯。石筱山代表国民军全体将领到库伦，连电促我归国，在此情形中，势已不容我再在莫斯科逗留。我同顾问乌斯马诺夫等几位朋友讨论，他们也都赞成我回国的计划。
——冯玉祥《我的生活》
广东革命政府发表《北伐宣言》，国民革命军在广州举行北伐誓师典礼。此间，于右任到达苏联，敦促冯玉祥早日回国，本部将领们也电请他尽快返回。
这时，国内各地弥漫着革命的硝烟，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已经进入高潮，国共合作的广东政府正在出师北伐，进行反对帝国主义代理人北洋军阀的战争。形势也不容许冯玉祥继续在苏联学习考察。于是，就在南口失守后第三天，他启程返国，家属暂留苏联。为了防备中外敌对分子的暗害，回国的准备工作极端保密。到了动身的这天，一行人在四名苏联秘密警察的保护下，乘上一列挂在西伯利亚东行列车后面的客车，静悄悄地离开苏联，穿行在无边无涯的田野和广漠辽阔的荒原中，沿途各站概不下车，向上乌金斯克飞驰而去。
和冯玉祥同行的人中，有苏联顾问乌斯马诺夫将军和中###员刘伯坚{40}等。
进入蒙古，凉秋九月，塞外草衰。归程中，冯玉祥一行人踏上去包头的艰途。第一天就在向导失误，毫无标记可识、一望无垠的草原上迷失了方向。冯玉祥后来说，难就难在不是没有路，而是条条是路。等到发现走错了路，已是黄昏时分，走到天黑也找不着预定的宿营地，只得摸黑又顺原道回到岔路口，在一条小河边露宿。明净的夜空，布满星斗，秋风袭来，寒气砭骨，大地盖上一层白霜，旷野里万簌俱寂，只有河中淙淙的流水声，好似在低吟浅唱。
大家冻得难以忍受，找来些干牛粪烧了热茶，静静地坐在一起喝茶取暖。乌斯马诺夫忽然问道：“冯先生，你的部队在南口一败涂地，投降的投降，溃散的溃散，现在你带着我们回去，打算怎么办呢？”冯玉祥稍加思索说：“只要我们能遇着一两股，有个二三百人，我就可以有办法，就算跑到山上去当个山大王，我也有把握把原来的部队慢慢招集起来。”乌斯马诺夫听了这话十分高兴，他微笑着说：“不但可以遇到二三百人，我们一定可以遇到成千成万的人马。”
一宿冻得无眠，冯玉祥口占一绝：
解放民族欣回国，露宿河边梦不成。革命未成心未了，卧听流水到天明。
第二天上路，平沙漠漠，不见尽头，有时遇到一座座像坟头似的沙堆群，汽车行驶极其困难，很多地段流沙很深，大家就都得下车，用几条毡毯铺在沙面上，人推着车走，毡毯倒着往前铺，车轮一步一步往前挪……
披星戴月，餐风食露，一连半月，才来到山势高耸的大青山。穿过山口后，便到达内蒙的乌兰脑包，国民军败退下来的二军、三军、五军、六军的官兵们，在这人烟稀疏，荒凉冷寂的地带，零零落落地驻扎着。大家忽听总司令回来了，全体出迎，相见之下，悲喜交集，泣不成声。自从南口撤退以来，部队整天挨饿受冻，头发久未剃过，个个蓬头垢面，人人衣衫褴褛。但列队欢迎冯玉祥时，队形仍然非常整齐。此时，国民军残部在五原一带的有数万人，流亡散落在塞外绥远、察哈尔各地的有数万人，全军各处官兵听到冯玉祥回来了的消息，奔走相告，希望重燃，都说：“老总回来了，不怕了，一定有办法了！”其他失落在沿途的五六万散兵，辗转得知冯玉祥归来，虽无官长统率，也三五成群，携枪归队。包头这时已经落入晋军之手，冯玉祥要冒险前往，说服驻扎在那里已为晋军收编的石友三部重回本部。部下力劝不可，他执意要往。就在准备动身前，石友三自己坐车来到五原，见了老长官跪倒在地，失声痛哭，说投奔阎锡山是万不得已，既然总司令回来了，他就要把部队带回来。韩复榘的部队为阎锡山收编后，驻军归绥，也率部来归，开拔时，阎锡山派兵阻拦，韩复榘说：“我们是暂时相投，借个盘缠，你当是真的投降了不成？”冯玉祥体恤部下南口大战之惨烈，坚持数月之艰难，既往不咎，亲自迎接他们重投本军怀抱。退兵到宁夏的张之江，乘船从黄河顺流而下，赶到五原，一见冯玉祥，悲从中来，泪如雨下，觉得部队在他手里吃了大败仗，难脱责任。冯玉祥安慰他说：“多少人有多少人的干法，孙中山先生只有一个人，照样干出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
第九章离苏返国(2)
从苏联回国后，冯玉祥即发了一个通电，表达了他的真实思想和政治主张。其中谈到他个人说：
玉祥本是一个武人，半生戎马，未尝学问。惟不自量，力图救国，无奈才识短浅，对于革命的方法不得要领，所以飘然下野，去国远游。及至走到苏联，看见世界革命，起了万丈高潮。中国是世界的一部分，受国外帝国主义与国内军阀双重压迫，革命运动早已勃兴，又受世界的影响，民族解放的要求，愈加迫切。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与所领导的国民革命，即由此而生。于是我明白了救国的要诀已经由他开辟了道路。
……我虽然做过几点革命事业，却都没有鲜明的革命旗帜。因为我对于革命，只有笼统的观念，没有明确的立场。革命的主义，革命的方法，在从前我都没有考察，所以只有一两点改革式的革命，而没有彻底的做法。我也赤裸裸地说出来，好使国人知道我做的忽而是革命，忽而又不象（像）革命，其缘故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就革命的观点上说，过去若说我是中国革命者，是一个孙中山主义者，我都不配；至于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与世界革命的话，更是说不上了，不意当时有人说我赤化了，现在看起来，真是惭愧!当时的冯玉祥，那（哪）里够得上赤化？不但骂我的，不知赤化是什么，就连我自己，亦不知道什么是赤化。
谈到中国的现状，他分析指出：
我们要想战胜军阀，必须要先打倒帝国主义，帝国主义在中国压迫之甚，几使中国不能生存。工人、农民及一切受苦难的人为什么这样穷这样苦？就是帝国主义所给的。帝国主义的各国，强迫中国订下了许多不平等的条约，于是在中国有租界，有租借地，有陆军驻扎权，有航行权，有领事裁判权；修铁路，开矿山，把持中国的海关，强制中国实行关税协定，压迫剥削，不一而足。……为此，中国只得穷困，而且穷到死的地步!帝国主义经济的侵略，把中国弄穷了；又用政治的侵略，陷中国于危境。……其最厉害的是利用中国军阀压迫民众，又唆使军阀互相战争不已，以巩固其在华之权利，遂使民国成立十五年，年年都有战祸。已经被他们弄穷了的中国，又加上十几年的战争，于是农人、工人、商人、学生、机关职员、新闻记者、士兵及一切的民众，穷的穷死，其原因都在于此。痛苦的来源已经求出来了，我们要解除深切的痛苦，惟有推翻帝国主义的压迫。
面对国家人民处于如此悲惨的境况，冯玉祥在宣言的最后表明了自己的立场和态度：
因此，我就投袂而起，与革命同志们共同担负这个使命。现在我所努力的，是遵奉孙中山先生的遗嘱，进行国民革命，实行三民主义。所有国民党第一、二两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与决策案全部接受，并促其实现。今后国民军建在民众的意义上，完全为民众的武装，与民众深相结合。军队所在的地方，工人组织、农人组织，均当帮助；并联合其他民众团体，共负革命的责任。同时对于学生、教员、商人、机关职员、新闻记者各阶级之利益，均极力顾全，意义是在解放被压迫之中国民族，以与世界各民族平等；解除军阀之压迫，使工人不受剥削，农民不受穷苦，商人不破产，学生有书读，教员及机关职员都有薪水发，新闻记者不发生性命的危险，其他人民的痛苦，均为解除。
冯玉祥这一篇三千余字的宣言，是在1926年发表的，现在，他已经离开人间半个多世纪了，我们重读这篇宣言，回顾他的一生，听其言而察其行，不难得出结论，冯玉祥确实是胸怀坦白，说真心话，做革命事的人。他勇于解剖自己，毫不掩饰自己的弱点，公开向全国人民承认自己过去没有鲜明的革命旗帜，只是想革命，还不会革命，因而做出的事忽而是革命，忽而又不像革命；他自认为还不配做孙中山主义者，至于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和世界革命，就更谈不上了。特别耐人深思的，是冯玉祥以别人骂他赤化而感到惭愧。惭愧他自己还不知道什么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亦即所谓赤化。但他所反对的，目标却极为明确，即：压迫、侵略我国民族的帝国主义；勾结帝国主义并与其秘密订约、出卖国家民族、屠杀人民大众的军阀。他所奉行的是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孙中山的三大政策，是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革命的新三民主义。
第十章五原誓师(1)
我本是一个武人，半生戎马，未尝学问，惟不自量，力图救国，怎奈才识短浅，对于革命的方法不得要领。及至走到苏联，看见世界革命，起了万丈高潮，中国是世界的一部分，受国外帝国主义与国内军阀双重压迫，革命运动早已勃兴；又受世界的影响，民族解放的要求，愈加迫切。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与所领导的国民革命即由此而生。我的热血沸腾起来，情不获己，遂赶紧回国，与诸同志上革命前线，共同奋斗。
——冯玉祥《我的生活》
长空万里，一碧如洗，太阳的金光穿透漠北的寒气，把大地照得有丝丝暖意，三军低迷的士气，绝望的情绪为之一振。部队官兵此时的穿戴，五花八门什么样的都有。领章肩章全都没有了，衣服破烂不堪，有的穿着破袜子，脚上连鞋都没有，戴的帽子有的是奉军的皮帽子，有的是直军的布帽，手里的枪支，有的没有背带，有的没有刺刀，七零八落，找不到一个稍许整齐的人。他们中间有人还打趣地指着自己的光脚说：“这穿的是肉色袜子呀！”
这天是1926年9月17日，冯玉祥经集结在内蒙五原的国民军各首领一致公推，宣誓就任国民军联军总司令。誓师典礼的会场，就设在城内县政府西边的广场上，临时垒了一个土台，坐北朝南。国民军全体官兵遵照冯玉祥的命令，已经集体加入国民党，今日都是以党员的身份来参加大会的。当冯玉祥、鹿钟麟、方振武、于右任、刘伯坚、乌斯马诺夫及执事的军官、卫士来到会场的时候，场上响起了阵阵掌声、欢呼声，气氛异常热烈。鹿钟麟任司仪，宣布大会开始。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任冯玉祥为西北军的国民党党代表、国民政府委员会及军事委员会委员等职。国民党中央执委员会常务委员于右任，以党代表的身份授旗，冯玉祥当众接受党旗。刘伯坚简要致辞，主要阐明部队建立政治工作制度，乌斯马诺夫致祝词，冯玉祥庄严宣读誓词：
“本国民军之目的，以国民党之主义，唤起民众，铲除卖国军阀，打倒帝国主义，求中国之自由独立，并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特宣誓生死与共，不达目的不止。此誓。”
全场万众，欢声雷动。冯玉祥振臂高呼：“同志们，你们辛苦了！”台下山呼海应：“我们是为革命服务”，豪气冲天。
接着，宣读通电；改五原县为义旗县；又颁布治军新条令：
“烟酒必戒，嫖赌必戒。除去骄惰，除去奢侈。实行勤俭，为党牺牲。国民革命，方能成功。”
条令名为“九一七新生命”。
大会结束后，就地会餐。吃馒头，啃咸菜，喝白开水，冯玉祥称之为“革命饭”。虽然艰苦如此，但大家觉得有了希望，萎靡不振的精神状态一扫而空。
冯玉祥困境之中，重整队伍。五原是黄河后套地区的一个小镇，距包头约一百来里，近沙漠，水奇缺。每早起来，冯玉祥拿半碗水，高呼“同志们洗脸了”！鹿钟麟等五六个高级军官，和他围成一个圆圈，冯玉祥从碗里喝半口水含在嘴里，把碗递给下一位，自己把水喷在两掌上，往脸上一搓就算洗脸了，人人照此办理，等都“洗”完了，那点水还没有用完。轮到做饭，更是戮力同心，总参谋长拨马粪，秘书长点火引粪，总司令在马粪火上用个铁桶熬小米汤，吃的黑馒头，偶而有点羊肉，就在火上烧着吃。残破之师，衣履不蔽，人人冻馁，冯玉祥努力设法解决，偏僻之地，找布不易，故不管什么杂色布只要有就用，军服红绿间杂，蔚为奇观。部队晚上睡觉，铺草盖草草中人，两人两人打通腿，互相抱着脚抵御风寒。一日，老友简又文历尽辛苦前来报效，冯玉祥令上点心招待远方来客，客人以为可以享受一顿美点，结果大失所望，因为端上来的只是一盘青萝卜片。幸喜当地有个养羊大户王英，感于冯玉祥的爱国之志，雪中送炭，慷慨赠送几万头羊，全军吃上了肉，又有老羊皮衣穿了。
第十章五原誓师(2)
冯玉祥苏联一行对于政治见解的最大收获，就是要在军队中开展政治工作，但苦于没有熟悉党务和政治工作的人员。应他的请求，第一批共产党员刘伯坚等数人和他同行到来，他即委任薛笃弼为政治部长，刘伯坚为副部长主持工作，乌斯马诺夫为政治、军事顾问，全军成立政治处，负责党务、政治、宣传等工作。冯玉祥回国后提出的第一个口号就是“全军政治化”，也就是“全军革命化”，他说这样才有生气，才有精神，我们比不上卖国军阀，他们有烧杀抢掠和搜刮来的钱，有卖国得来的钱，而我们连饭都没得吃，我们只有这一颗鲜红的赤心，来解除民众的痛苦。
开展政治教育缺乏教材，如何使国民军党化、政治化、革命化？冯玉祥自己拟定了“不忘”问答和口号，使党义简单化、通俗化，易于士兵理解和记忆。其内容是：
一、问：我们国民军历年战争，为的是打倒侵略我们的帝国主义和卖国军阀，你们明白不明白？
答：明白。
二、问：侵略我国的帝国主义和卖国军阀，就是指那日本在民国四年强迫我国承认二十一条，英国在民国十四年五卅惨案，无故杀害我国的学生、工人这一类的事情。我军时时刻刻的反对他。那日本鬼就勾结张作霖，英国就勾结吴佩孚，作为他们的走狗来打我们。我们和他们拼命打仗，是为救国家、救人民，不是为一二人，你们知道不？
答：知道。
三、问：我们的弟兄们，为救国家、救人民死了的还没有埋葬，伤了的也没有药治，不伤不死的现在又无衣无食，你们忘了没有？
答：不敢忘。
四、问：我们直隶、山东、河南、北京一带的同胞百姓们，被匪军奸淫虏掠，欺压的不能生活，我们应该救他们不？
答：应该救。
五、问：既是如此，我们应当怎样做呢？
答：应当不怕死，不要钱，忍苦耐劳，明白主义，来救国家、救人民，誓雪此耻。
每天凌晨冯玉祥即集合部队，他站在一张木桌上，进行“不忘”的问答，雄壮的声音在旷野上久久回响。他经常讲话鼓动士气，不但声音洪亮，而且具有演说家的天才，说话深入浅出，表情丰富，引人入胜，可以说是最有效力的政治工作。他讲道：“假使我们一点主义都没有，目的仅为少数人谋吃好的，穿好的，住好的，那就太没有价值了，那和帝国主义走狗有什么分别？我很盼望各将领各长官们，对于我们的头目，我们的兵，务必要常常给他们讲解，甚至于一个伙夫，一个马夫，也得叫他明白三民主义。……什么是三民主义？就是救国救民的主义。”他又特别讲到对待老百姓的态度问题，说爱惜百姓，就是爱惜我们个人，因为我们的父母都是老百姓，对于老百姓说话，总得态度平和，总不要忘了一个“请”字和一个“谢”字，问人家路以后，总得要道声谢，表示我们是受过教育的兵，就可以免去许多野蛮气。
至于说到国民军党化的方面，人人右臂上佩戴一块小红布，中有青天白日；胸前佩一长方形小白布，上面有红字“我们为取消不平等条约誓死拼命”。
此外，政治部还编有政治问答标语，在纸张极其缺乏的情况下，出壁报，油印小册子下发全军。冯玉祥要求全军都要能背诵孙中山总理遗训，中下级军官须为士兵一字一句地讲解，务使大家都能理解其意义。
在练的方面，他对官长们说，要赶紧把“立正”、“托枪”、“开步走”、“一二三四”这些旧的、没用的、死板的、只图形式的操法改掉，这是洋人只务外表求虚形的笨法，我们现在要的是实战经验，弹不虚发，冲锋跑步，挖战壕，白刃战等等，要天天练，拼命练，教士兵得到实战的经验，这是最要紧的。军队最怕的是绣花枕头的军队，老段的边防军服装好，枪炮好，但是没有实战训练，一打就败了，有什么用？平时多用心，战时少死人，平日认真操练，临战既能自救，也能救人。
第十章五原誓师(3)
五原誓师是国民军政治上和军事上可资纪念的新起点。
第二十五章《我为什么与蒋决裂?》(1)
蒋政权是所有中国坏政府的顶点。
——冯玉祥1947年11月15日在美国《民族报》上发表的
声明《我为什么与蒋决裂？》
彻底决裂
斗争的日益激化，最终促使冯玉祥以破釜沉舟的决心，宣告和蒋介石彻底决裂。
1947年11月15日，冯玉祥在美国《民族报》上发表了《我为什么与蒋决裂？》的檄文。同时对美国政府和蒋介石进行指控。
他强烈谴责美国政府说：“当‘政治协商会议’的决议遭到我党内反动分子的践踏后，美国人民是同中国人民一样，陷于巨大的失望之中。此时，全面内战还未开始，如美国不是将几十亿美元倾注于中国，而是利用那种良好条件促成一项新协议，那这场内战原是可以防止的，如美国完全置身事外，绝对保持中立，战争也会由于缺乏进行的手段而告吹。……使人感到遗憾的是，三十余亿美元在中国是被用来扩大那场摧毁民族之战火了。”他揭露性地指出：“最近美国有人建议政府再向蒋介石提供十三亿美元的政治贷款，进一步加强对中国的干涉，而此项贷款的条件是美国有权控制中国的财、政、军方面的政策。”对此他严正告诫美国说：“历史证明，用外国金钱来干涉中国的###是白费的，这种干法只能唤起中国人民的仇恨。”
他指出，自日本投降之日起，中国的反美情绪日益增强。中国人民从来没有停止过对自己的坏政府进行斗争，这其中包括1916年的反对袁世凯和日本的人###动，以及1918年起反对段祺瑞、张作霖和日本的斗争，都还记忆犹新。他明确地说：“这种民族主义的急风暴雨从不受任何个人或任何一个团体控制。也没有任何力量，不论来自何方能阻挡它。”
对于蒋介石，他以事实证明蒋是如何培植个人势力和保全他自己的武装，而对于非嫡系的部队，则用尽打击、排斥、压迫、瓦解、断绝援助，甚至假敌人之手等种种手段予以剪除。他愤恨地讲述了在抗日战争中，蒋介石的心腹大将汤恩伯在几个星期里兵败如泻，丢盔弃甲，失地数千里，不仅未受任何处分，反而倍邀恩宠。而被蒋介石目之为异己的张自忠将军，却在得不到应有给养的万般困苦情况下，孤军奋战，把势优于己的日军困在湖北北部，浴血坚守。他等待着援军，而援军却始终没有到来，也永远不会到来。张自忠将军以身许国，壮烈牺牲。
论及国内现状，冯玉祥所举各例足以使人想象出蒋介石已把中国变成了一座大监狱，一个杀人场。他还激愤地谈到著名爱国和平人士宋庆龄女士等人在国内的处境。早在发表这篇檄文之前，他就不止一次愤然说过：“何香凝女士，是廖仲恺的夫人，一位革命的实行家，真正的革命的三民主义信徒，可是，连句说话的权利都没有，处处有人监视，处处有人阻碍。再说孙夫人宋庆龄女士为了抗战，为了收复失地，为了民主，为了和平，说了些真话，就有人使出人来，造她的谣言。口口声声说国父孙中山怎么怎么，可是对国母就这样，可恶不可恶！”他公开控诉：“住在上海的孙夫人是被严密地监视着，不准自由的会友和接受信件。……有名的学者如哥伦比亚大学毕业生、经济学家马寅初，考古学家郭沫若，都被列入了黑名单。另外有三个团体约三万名男女已经内定要加以消灭。”
冯玉祥最后说：“蒋政权是所有中国坏政府的顶点。无论多少外国金钱也不能挽救他的垮台。”“美国应当看到，依仗外国的支持以维持自身权力的一个腐败的少数派只是一个可怜的盟友。”
“我为什么与蒋决裂？不为别的，就是出自上面诸种政治原因。”
冯玉祥对蒋介石，有过两次救命之恩，为此蒋主动要和他拜为结盟兄弟。但冯玉祥当时就说得明白，他们的结义是为了主义，不是私情。此后在分歧大于合作的二十余年的共事中，他们一个是忠国爱民，一个是祸国殃民；一个是光明磊落，一个是阴险狡诈；一个是追求和平民主，一个专门制造血腥黑暗；一个是爱国的革命战士，一个是卖国的民族败类。他们的思想观点针锋相对，他们的政治立场截然不同。这就是他们两个人的最根本的区别。
第二十五章《我为什么与蒋决裂?》(2)
冯玉祥的革命立场愈是坚定，国民党在美国的特务愈是加紧从各方面破坏他的名誉，使许多明白人都看出来了，这只是阴谋的第一步。各方推测，蒋政权反冯的花样，今后还会层出不穷。果然不出所料，1947年12月冯玉祥在华盛顿招待记者发表谈话后，《纽约时报》就蓄意歪曲篡改他的讲话内容，说他在招待会上表示主张美国监督援华及组织###联合政府。这则消息传出后，国内外有些不明真相的人，一度感到迷惑不解；而熟悉政局的各界人士，则一眼看穿这又是美蒋反动派制造的新谣言，目的在于破坏民主运动内部的革命团结。当有人向冯问及事实真相时，他说：“《纽约时报》这件新闻完全是凭空捏造，署名这篇新闻稿的记者罗扎爱伦，根本没有参加我在华盛顿的招待报界的会议，也从来没见此人来访过。再说，我一向反对美国援蒋，岂有主张美国监督援助之理？同时，我又一向主张和平民主，任何###政府只会延长内战，加强独裁。《纽约时报》新闻内容之无稽，实在不值一驳。”
但是谣言祸众，也不能掉以轻心。为了正人视听，冯玉祥于15日写信给《纽约时报》，提出抗议，要他们公开在报上更正。造谣者不吭气。
《纽约时报》这则消息使国民党如获至宝，国内各报纷纷转载，混淆视听。冯玉祥写信给香港的朋友们，请他们在舆论界澄清事实。1948年1月31日，李济深将军在《华商报》上登出一则声明启事：
冯同志为革命的三民主义信徒，旅美以来，为独立、民主与和平而奋斗，不遗余力。近数月来，奔走美国各地，发表联共倒蒋，反对美国援蒋残杀中国人民之演说，不下数十次。并于本月十四日在纽约发表公开声明，誓为推翻蒋介石独裁统治，建设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而奋斗到底。并正‘研究怎么实实在在的干，怎样与工农大众站在一起来干，怎样把毛泽东的宣言，中国民主同盟的宣言和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宣言纲领，真正实行起来’。可见《纽约时报》的报道不特歪曲事实，且有意离间中国民主党派人士的团结。
后来，《纽约下午报》发表了有关文章，如实登载了冯玉祥在招待会上讲话的原意，即：一、美国政府不帮助中国打内战，美苏关系就可缓和。二、美国政府不帮助中国打内战，中国共产党反美的情绪就会减低。三、蒋某看美国不再做傻瓜，心里也就害怕了。四、亚洲人民看见美国心地光明磊落，就不反对美国政府了。五、中国人民看着美国不帮助内战，中国人民心中喜欢，可以恢复传统的对美国的好感。
蒋介石见对冯玉祥施加的种种压力不仅未能使其屈服就范，反倒是和他对着干的劲头愈来愈大，他决定进一步采取打压措施了。
首先，国民党监察委员会向记者透露：“监察院对奉政府命令赴美考察水利之冯玉祥，公开组织非法团体，反对美国政府援华事，曾作详细考虑，日间或有所表示。”
紧接着，一系列组织措施的政治迫害开始了。
下令回国
1947年12月20日，各大报赫然醒目地刊出这样一条消息：
“南京政府今日宣布，冯主祥去年被派赴美考察水利，已任务完毕，着令其在年前返国，此令由美京中国大使馆传达予冯。”
到了27日，一纸盖着“中华民国驻美利坚合众国大使馆”大红印章的公函，送交冯玉祥。他打开一看，浅灰色的纸上印着如下字样：
顾大使转冯焕章先生鉴：奉主席谕，先生考察职务以本年底为止，请于十二月底前回国。特达。吴鼎昌寝（二十六日）
冯玉祥当即在纽约举行招待报界会议，就被召回国一事发表声明。声明说：
余前数日在美京时，由大使馆转来文官长吴鼎昌氏电报，内称“奉主席谕”，令余在新年前立刻返国。惟余不久之前，奉到行政院张群院长命令，令余继续在美考察水利一年，并预发明年头半年经费。
第二十五章《我为什么与蒋决裂?》(3)
余来美考察水利，系行政院委任，并直接对之负责，今蒋不循正常行政手续，竟下手令着余立即返国，实使余莫名其妙，尤证明其独裁武断也。余固不能予以承认，而决定静候进一步之释明。
有许多人对余警告，谓余如是公开批评南京政府之内战及独裁罪恶政策，将引起被召回国以封塞余口之企图，若蒋氏之手令系为此而发，余极望其能坦白公开承认。
冯玉祥不但反抗蒋介石对他下的回国令，而且态度更为坚决明朗地向在场全体记者宣布，他将和所有要推翻蒋介石的人合作；他将继续赴美国各地讲演，以号召更多的人起而支持反对蒋介石。
招待会次日，《华侨日报》和美国各大报均在头版头条以大字标题发布了这条消息：
为被召回国事招待报界会议
冯玉祥发表重要声明
指出蒋介石此举违反行政手续
当时冯夫人不在纽约，闻讯后，急书一封短信鼓励丈夫说：
玉祥：
国民党员要重新登记了。老蒋召你回国，这一切都证明你在人民心目中的威望更高，高得使他怕极了!努力吧，光明就在眼前。
德全29日
冯玉祥回复夫人：
德全：
接你来信。
我就等着他通缉了，还有什么呢?
玉祥30日
冯就此事在日记中写道：“我们要救人民，第一个就是要准备死，第二个就是要准备坐监，第三个是准备被通缉。那不是什么特别的事，也不是什么意外的事。”
开除公职吊销护照
蒋介石的回国令对冯玉祥没有生效，继而便又以“冯玉祥在美国肆意诋毁元首”的罪名，撤掉了他水利特使的职务，断绝了他的经济来源。如此仍难解心头之恨，进而又串通美国政府，吊销了他的护照。使冯玉祥在国外陷入了寸步难行的境地。
李济深将军当即有信来说：
“关于蒋撤销护照一事，此间早已看见各通讯社的电讯。各方人士，咸认为蒋氏一向倒行逆施，今日之事，不特于先生丝毫无损，抑证明先生在美之言行实在很有力量，给蒋以很大威胁。今后，如仍可在美继续号召反对蒋氏集团独裁统治，反对美国援助独裁统治，当然大有造于国家民族；万一美国不容许再留，则回来香港，共策进行，亦为民主阵线增加大的力量。”
护照之事，使冯夫人极感焦虑，她两次写信来家急于知道“护照要回来了没有”？因为没有护照，美国移民局随时可以进行控告，法院将会传讯。
开除党籍
紧接着，1948年1月7日蒋介石再以“行为不检、言论荒谬”，“违反党纪、不听党的约束”之罪名，革除了冯玉祥的党籍。同时又非正式电请美国，希望能把冯玉祥驱逐出境。因为以美国的法律来解释，冯玉祥被中国政府剥夺了公职，吊销了护照，又被国民党开除了党籍，显然已成了“###”。因此，亲蒋的美国众议员楚德便以站在法律的立场提出，国务院应采取法律步骤，把冯玉祥的地位弄清楚。他说：“冯玉祥的任务既已结束，不能无限期地留在这里。”
被开除出党的消息，冯玉祥是在1月7日当天的夜间，从赖亚力打来的电话中得知的。这本是意料中事，他既不感沉重，也不觉苦痛，更谈不上遗憾，他反倒因为终于得以脱离这个“拆烂污”的党而浑身轻松了。这天夜里，他在日记里写下这样几句话：
我的决心办法：
１.做真革命党
２.为民众死
３.努力写东西
４.读英文
冯玉祥从军一生，身经百战，早已锻炼出一副处变不惊的坚强性格。在对蒋介石的斗争中，又已置生死于度外。因此在这一连串的政治打击和迫害之下，他稳如泰山，无所畏惧，革命性更坚定了。
1948年4月16日，老友至交张治中怀着百感交集的矛盾复杂心情，从兰州寄了一封信来。他说：
第二十五章《我为什么与蒋决裂?》(4)
……您在美国发表了许多言论，激动中央党部诸位同志的感情。我还在病中，没有出席参加。等我知道以后，已经来不及劝阻。目前这种僵局，我感觉非常可惜。后来和薛子良先生也谈到。当然在您出国前，国防部未征得您的同意，即办退役，这是不应该的。以后国府改组，您原任国府委员一席，也没有能够继续，尤其是不礼貌、不公道的事情。这些事情的发生，适值远处迪化，事前无所闻，未及向总裁进言，时以为憾！但这绝非总裁有意要这样办的。实在说起来，总裁对您是始终保持着亲切而尊重的态度，我有很多事实可以证明。就是您在美国第一次发表言论时，他还写了长信向您解释，正在缮清中，您再接连发表更为决裂的文件，所以信才搁下未发。国内局势到了这种情形，使爱党爱国的人士发生无限地感慨。当然这由于党的错误和政府的错误很多，说也说不完，事到如今也不必多说。我愿向您表示诚挚的心意，希望大家包容些，不要各走极端，我认为我们大家终有为革命建国重新团结合作的一天，我也诚挚的期待着这一天的到来。
其实，以国民党而论，自从蒋介石背叛了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抛弃了革命的宗旨以后，国民党便开始分化成了两派：一派是坚持孙中山三大政策的国民党革命派；一派是以蒋介石为头子的国民党反动派。冯玉祥在国民党中有深长的历史，在过去的中国政治生活中，他总是和国民党内的进步力量在一起，和反对清朝的皇帝、反对袁世凯称帝、反对张勋复辟、反对军阀战争、反对帝国主义、反对蒋介石卖国独裁的战斗的力量结合在一起，一心一意地为实现孙中山的理想而坚持奋斗。他之所以能够如此，是和他的阶级出身与尔后自觉追求革命真理，接受共产党的影响分不开的。冯玉祥先世两代，都是农村中最底层的被压迫的雇工，他自身又从下级士兵做起，然而他始终未因地位的变化而忘却他的过去，他了解人民的生活和痛苦，所以反对虐政的意识很深，情绪很烈，易于发展成为革命的行动；对于外来势力的侵略，同样也丝毫不能容忍。冯玉祥作为一个善良的工农兵出身的人，与江浙流氓做交易所出身的人不同，所谓冰炭不同炉，根本立场就决定了不能合作，所以他和蒋介石的最终决裂，也是必然的。
冯玉祥的可贵之处还在于：知错必改。他不掩饰自己的过错，也从不因考虑个人的荣辱得失而将错就错。当他一旦发现了蒋介石是个背信弃义、叛变革命的坏家伙时，两人便一直因政见不合而不断发生冲突。他从切身的经历和与共产党人的经常接触中，逐步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才是唯一真正的革命党，所以，他便掉转立场，真诚与共产党合作，接受共产党的主张，以实际行动贯彻孙中山的三大政策。
就因为冯玉祥始终忠于中国人民，忠于孙中山的革命宗旨，不肯与蒋介石同流合污，这就招致蒋介石及其党羽的仇视，打击他，排挤他，压迫他，一直到把他开除出国民党。
声明和公开信
面对蒋介石的恣意妄为，在纽约的爱国民主人士都紧紧聚拢在冯玉祥身旁，共商对这一事态应做出的反响。大家讨论的结果，一致决定马上采取下列行动：
一、由唐明照、赖亚力、浦寿昌负责筹备，于1月15日下午1时半举行记者招待会，发表对被开除出国民党的声明。
二、发表致蒋介石的一封公开信，由吴茂荪负责起草。
三、写文章。
四、做报告。
准备工作进行得很快，记者招待会比预定日期提前了一天。1月14日，冯玉祥就对被开除党籍发表重要声明。他宣称:
我被控告为对党不忠，如果这是指我反对他(蒋介石)进行内战和独裁的罪恶政策而言，我就得认罪。但是，忠于蒋介石专制独裁的任何行为都意味着对中华民族和孙逸仙博士的三民主义的背叛。
自蒋介石二十年前篡夺国民党的领导权并背叛孙逸仙博士的三民主义以来，中国是沦于贪污、腐败与混乱中。孙逸仙博士的忠实的追随者，如宋庆龄女士、邓演达、李济深等曾不断为反对蒋介石的独裁而斗争过。
第二十五章《我为什么与蒋决裂?》(5)
声明还谈到，为什么在抗日战争时期大家都曾又支持了蒋介石？冯玉祥说明那是因为当时中国必须保持为一个统一的国家，一致对外。
纵观蒋介石执政20年的独夫政策，冯玉祥指出：
因此，我们得出结论，认为必须像对待清朝、袁世凯和北洋军阀一样，推翻蒋介石的统治，以便在中国能最终实现和平与民主。
他向蒋介石宣战：他必欲和革命同志一起把蒋介石推翻。
时过半月余，2月8日，《纽约下午报》以显著位置刊登了冯玉祥《致蒋介石的一封公开信》。这是他写给反动国民党最高当局的最后一封信，措辞更加激烈。他历数蒋介石背叛孙中山，出卖国民党，祸国殃民的罪迹；他要蒋介石立刻下台，将一切主权交还人民。
对蒋介石派特务威吓他的小人手段，他如是说:
1947年8月，我接到你派来美国的特务一封恐吓信，严厉地警告我，要是我再来抨击你的话，那么，我的性命将会危险。我把这封信放入字纸篓里。自此以后，我在言论上更加毫不迟疑地和大声疾呼地抨击你的政策。
在这封公开信中，冯玉祥痛悔自己在1927年时为了顾全国民革命尚未完成的大局，错把已经下台的蒋介石请回来，扶上高位，误以为他能领导着国家前进。他悔恨自己犯的错误说：
现在我已经感到支持你的罪过，而要向中国人民负起责任，协助他们把你赶走。
冯玉祥最后明确断定蒋介石打内战已告失败，倒台期近，再巴望美元，也无济于事。奉劝老蒋最好有点自知之明，找个地方颐养天年。
第二十六章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成立(1)
中国今天的形势，又好像在一九二七年北伐大革命成功的前夜，只要把各党派各阶层一切民主的力量都联合起来，向贪污无能和反动的旧势力进攻，精诚团结，坚强组织，我们便是不能摧毁的革命力量，我们便可以促进民主胜利的更早到来。
——冯玉祥1947年10月11日刊登在
《华侨日报》上的《国庆演词》
进入1948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决心推翻蒋介石反动政权的各种爱国民主力量，以更快的速度进行集结。其中，国民党内部反蒋的中坚分子，于1948年元旦在香港成立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
国民党内坚持进步的有胆有识之士一致认识到，如果任蒋介石这样倒行逆施下去，国家民族将陷于万劫不复之地。为了尽一个爱国者的天职，他们团结起来，一面致力于倒蒋运动，一面积极地做集合孙中山先生忠实信徒另行组织党的准备，以期与各民主党派、进步人士共同进行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的民主革命，最后达到完成建设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的历史使命之目的。在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上，一共通过了四个文件。即：《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成立宣言》、《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告本党同志书》、《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行动纲领》及《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组织总章》。
《告本党同志书》声明，鉴于当前国内局势日益紧张，正处于一个伟大转变之关头，光明与黑暗，民主与独裁进行着殊死的剧烈斗争，为了增加一份加速前者之胜利与后者之溃败的力量，乃决定从蒋介石的私家党中分裂出来，另组成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由李济深任革命委员会主席，冯玉祥任政治委员会主席。
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成立的消息传到美国，冯玉祥和国民党的进步同志兴奋欣喜。冯当即挥笔疾书，向委员会的同志们表示，他认为委员会的宣言和行动纲领的理论与主张均极正确。他的这一封信，对委员会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因为像他那样德高望重的人也极表赞同，说了肯定的话，就间接地纠正了少数人怀疑革命委员会过于左倾的错误心理。
民革的成立，实现了在美国的国民党内进步同志的心愿。因为在1947年12月5日这一天，吴茂荪就曾到冯玉祥家去商量如何想办法把在美国的国民党中的先进分子组织起来。如今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已然正式成立，他们便名正言顺地于2月初成立了国民党革命委员会驻美总分会筹备会组织，冯玉祥并以驻美代表的资格向美国司法部做了正式登记。筹备会也是每两周开一次会，与旅美和平民主联盟间隔举行。冯十分重视革命委员会的工作，当吴茂荪、赖亚力、刘良模等几位同志告诉他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四大文件已付印了五百本，即可印好时，他当即表示印刷费由他捐献。他们当场还研究了文件如何分赠的问题，讨论下来决定要送美国国会、马歇尔、华侨商会、各图书馆、各地华侨青年，以及随时赠送。同时，他们本身也对四大文件进行了详细的研究。
冯玉祥向来重视舆论宣传工作，为从各个方面暴露蒋介石的罪恶，促使蒋政权早日崩溃，他又去信香港向李济深建议：
沈钧儒先生在重庆被人在最高国防会议上报告他要暴动那一段事，以及綦江多少青年被杀和被下监，应写出来登在报上，可以证明蒋之独裁与乱杀青年。
马叙伦先生可以把在下关被阻及乱打人的事情，亦详细写一段登在报上。
郭沫若先生可以写较场口和沧白堂的乱打人的情形，登在报上。
还有许多事实，翦伯赞先生、邓初民先生、郭春涛先生大家凑起来一定能成一小本书，可以宣传独裁者之罪，也可以作将来之经史。以目前情形而论，中、英文宣传实为万分重要。
冯玉祥不仅只是鼓励朋友们拿起笔杆当武器，对蒋介石做到除恶务尽，他自己首先身体力行，带头实干起来。
1948年1月17日这天，吴茂荪等几位朋友去看望冯玉祥。他同他们谈起，他打算写一本书，这本书要写出20年来他对蒋介石的亲身见闻，书名他已经想好了，就叫《我所认识的蒋介石》。大家听了，热烈赞成，马上就和他讨论如何着手。谈了好一阵子，最后建议他先拟出一个内容提纲。
第二十六章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成立(2)
冯玉祥接触蒋介石20年，从近距离观察蒋介石20年，他对蒋介石其人，可说是了如指掌。于是，他只用了两个月的时间进行回忆与思考，便拟出了42章节的细目。他在酝酿这本书的过程中，曾在日记里写下几句他所以要写此书的思想动机。他说：“蒋真卖国，共有真见，蒋介石的失败在于人心已去，美国再怎么帮助他，也只是打打不起作用的吗啡针而已。我是这段历史的见证人，有责任把它写出来让今人和后人有所了解。”
关于写出这本书后可能引起的不利后果，他也认真考虑到了，那就是很可能要为此付出生命的代价。他在日记里是这样写的：
l.要下监。
2.要被蒋枪决。
3.要被蒋特务杀害。
这是为民主和平努力应得的报酬。
冯玉祥心里很清楚，美国政府随时可能驱逐他出境，他必须抓紧一切时间“赶快写书”。他对自己提出如下要求：“凡事要自己下手，自己过眼，不可靠别人。我应笔不停挥，不应靠人写。身心手眼都不可懒惰为要。”但他毕竟上了年纪，两年来为国家安危日夜奔波，心力交瘁，现在完全不靠别人是有困难的。冯夫人竭尽全力协助丈夫从事这项具有永久历史价值的工作。
《我所认识的蒋介石》由冯玉祥口述，冯夫人记录，工作进行得异乎寻常的紧张。冯对亲身经历的事件既强于记忆，又顺口成章，往往一气口述五千多字，中间没有停顿，累得冯夫人的手酸痛痉挛，有时伸都伸不开了。这就是为什么在书的出版序言中，冯玉祥特别要对他的夫人说声“谢谢”。
全书写完，大大超过原定计划，共成77章。由于冯玉祥在中国政界有几十年的资历，又是一个对蒋介石知底很深的军政要人，所以他的著述，生动真实，极具内幕性。
此书的“跋一”、“跋二”中写过这样几段发人深思的话。
“跋一”中说：
这本书写了七十七章，我写的虽然是蒋介石的罪恶，但我的内心，却是为纪念‘七七’抗战以来死义的民众，为的是纪念杀敌致果的忠勇将士，以及死于蒋介石罪恶统治之下的中国人民。
“跋二”中说：
我有一位好朋友是加拿大的文幼章教授。他是蒋介石的顾问，他也是教会里的一位忠实的牧师。文幼章本来是拥蒋的，因为看见蒋用特务乱杀人，因此他是一天天地反对蒋了。现在他反蒋最烈，大学教授不当了，牧师也不当了。他说：“主持正义，认识真理，替中国老百姓打抱不平，就是真正的基督徒。”
我还有一位美国朋友拉铁摩尔先生，他是一位大学院长，他是蒋的顾问，原来是拥蒋的，后来因为蒋用特务杀大学教授闻一多、李公朴，就变成美国反蒋的大旗。我问拉铁摩尔：“你是怎样由拥蒋变为反蒋的呢？”他说：“这是科学的，他是，我说他是；他非，我说他非；他爱民实行民主我就拥护他，他害民独裁我就反对他。这不仅我一个人如此，大多数的美国人都有这种追求真理的知识。”
《我所认识的蒋介石》在国外曾一版再版，在香港又曾重新出版。香港出版社为此特请在美国的著名记者赵浩生先生写一篇序言。赵浩生先生满怀激情的以其犀利的笔锋，写了一篇很长的序言。他从自己曾生活在蒋介石的恐怖政权下的切身感受谈起，进而写了把冯玉祥和蒋介石相比对照所作出的评议。下面摘引其中一段原文：
蒋介石的性格是自私顽固，心胸狭窄，他认为中国是他的，爱国就要爱他，不爱他就是不爱国。这种性格发展成其好独霸，讲权术，残酷无情和“宁予外贼，不予家奴”的作风。
五十年来和蒋介石交往过的大人物中，不是沦为他的奴才，就是变成他的罪犯和牺牲品。其中和他分分合合的时间最久，永远不愿做他的奴才，而且他也轻易不敢下毒手的，就是冯玉祥。
蒋、冯可以说是两个完全相反的典型，一个是大气磅礴，忠厚朴实的农民典型，一个是心胸狭窄，诡计多端的交易所经纪人。
第二十六章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成立(3)
1946年在重庆马歇尔做主人的鸡尾酒会上，高大魁伟，声似洪钟，一脸正气的冯，是会中最引人注意的人物，但他那时却是蒋的眼中钉，蒋就怕他对马歇尔说实话，拆穿他的假和平、真内战的阴谋。不久，蒋就以考察水利为名，把他远逐到美国。
以蒋、冯二人的性格相比，冯是蒋的一面照妖镜，以冯的正气实感写蒋，是原形毕露，痛快淋漓。这本书的故事虽然只写到中国解放前，但其中所记史实，所描绘的蒋的嘴脸性格，则是可以帮助青年一代了解蒋逃到台湾的所做所为，以及国民党反动派代代相传的劣根性。
使我们无限惋惜的是，冯玉祥因全身心投入激烈的###，而使他原来计划要写的几部革命史书无暇顾及，不久后他死于非命，那许许多多保存在他记忆之中的珍贵史料，都同他一起永远、永远地毁灭了。
第二十七章流亡革命者(1)
你们的好意我感激，可是你们要知道，现在世界死了多少人，我冯玉祥已经活到了六十多岁，平生足矣!这次我必定要去，什么危险我也不怕，老命拼掉也是值得的!
——吴茂荪《冯先生最光辉的一页》
反蒋反美的斗争，尖锐、激烈而又错综复杂。冯玉祥和他的同志们，戮力同心，挫败了美蒋的一个又一个谋策。
定不还账
1948年初，冯玉祥获悉美国政府正在拟订一项新的援蒋计划，不久即将提交国会讨论。当时，国民党驻联合国首席代表蒋廷黻向外国记者发表谈话说，美国如能每年给予五万万美元的援助，连续援助三至四年，则国民党必能将山海关以南地区全部从###手中收复。一语道破蒋介石渴求美元的急切心情。
美国新的援蒋计划，使冯玉祥和许多朋友义愤填膺。经过研究，一致决定立即行动，阻止这一计划的实现。
首先，冯玉祥在一次三千人的###上发表针对性演讲。他正告说，美国如果借钱帮助蒋介石杀中国人，这笔血债中国人民是要记在美国政府账上的；至于借款，中国人也是一定不还这笔账的。
散会后，有好多人围拢来问他，不还账这话是谁说的？冯直截了当地回答说：“中国农工商学各界都有此话。”美国人很注意这话。
这一年春天，美国政府无视中国人民的抗议浪潮，国会准备正式讨论通过“援”华案。冯玉祥拿定了一个拼命的主意。他对朋友们说：“我打算在美国国会讨论‘援’华案的那天，去华盛顿，站在国会门口给每一个议员散发一份传单，同时我要效法申包胥哭秦廷的办法，痛哭流涕地告诉他们，不要援蒋，因为美国多援助就多死中国的老百姓，少援助就少死中国的老百姓，不援助就不死中国的老百姓。”他沉痛地停顿了一会儿，若有所思地缓缓说道：“也许，这个办法没有效果，不过至少我要使全美国人民都知道援蒋的不对，美国政府走的是一条死胡同。”
朋友们对这个办法认真议论了一番，都觉不妥。他们了解冯此时的心情和定意之坚决，不易为一般劝告所动摇，但是又必须阻止他这样做。他们委婉地向冯谈了他们的想法：天气这么冷，冯以偌大年纪长时间站在国会门口是不行的。再说，万一国民党大使馆弄些流氓来进行侮辱怎么办？万一美国出动警察来加以干涉怎么办？大家百般劝冯打消此意。冯听后声泪俱下地说：“你们的好意我感激，可是你们要知道，现在世界死了多少人，我冯玉祥已经活到60多岁了，平生足矣！这次我必定要去，什么危险我也不怕，老命拼掉也是值得的！”朋友们深深被感动了。
冯玉祥态度如此坚决，朋友们便决定按他的意志行事。大家紧急行动，分头为他准备传单和华盛顿招待记者用的讲话稿，当一切准备就绪，正待启程时，美国朋友们获悉了冯玉祥的决定，也都纷纷赶到他的住所来力阻，其中有一位是律师，他从美国法律的观点向冯力陈此举不可行的道理。美国朋友们都认为采取这种做法是得不偿失的。
冯玉祥最后妥协了。在这许多中美好友的善意劝阻之下，他不得不放弃自己的打算，但是他心里非常难过。虽然这个方式行不通，但斗争仍然必须进行下去。大家又想出了这样一个办法：以冯的名义，给每一位国会议员发一封信。
这封信迅速拟稿定稿，用打字机打出500多份。3月27日这天晚上，冯家里热闹起来了，赖亚力买来了大批信封，吴茂荪、刘良模来了，在国内便是知交、如今也正在美国的王昆仑和他的女儿金陵以及朱启贤夫妇等也都来了，一共十几个人聚集在一起，动手帮助装封信件的工作。
冯玉祥第一次用英文签名，他一边签，大家一边忙着装信封，糊封口。冯夫人则跑街买点心，端茶倒水热情招待。大家一面干着的时候，刘良模和金陵不断地唱歌，气氛既严肃紧张又充满了革命激情。看着大家这样热情地工作，冯玉祥的心绪才稍微好了一点。他一气不停地在500多封信上签完了名。
第二十七章流亡革命者(2)
大家一直忙到深夜方散。
街头演讲
冯玉祥在美国最成功的工作，就是广泛深入美国各阶层，利用公开演说为斗争方式，向美国人民揭露中国在蒋介石统治下的真相。但是，当他被剥夺了官职以后，他成了没有身份、没有护照的“非法”旅人，这样，他在公开讲坛上发表演说受到美国政府的限制，他的文章美国报纸也渐渐不予刊登了。处在这种艰难情况下，他毫不气馁，斗志更旺，干脆走上街头，抓紧利用美国职工中午下班吃饭的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的空隙，进行宣传演说。此时的他，以一个流亡革命者的身份，无所畏惧地站在美国大都市纽约的街头，站在摩肩接踵的普通美国人民中间，愤怒指责美国政府错误的对华政策，告诉美国人民，他们的血汗正在被其政府大量浪费于支持一个腐败残暴的中国反动政权。他仍以拼却性命的决心，和杜鲁门政府作直接的殊死斗争。
冯玉祥每次演讲，街上都挤满了人。美国人民对于真理和正义所抱的热烈支持的态度，使冯深受感动，也更增强了他的勇气和信心。
有一次，冯玉祥和全心全意支持中国人民正义事业的美国著名女记者、作家史沫特莱等美国朋友，组织了一次街头讲演。美国朋友们准备了一辆大汽车，上面装了许多大喇叭，车身周围贴满了宣传画和标语，内容都是反映美国不可援蒋的。大约在中午12点半开始，从四面八方聚拢来的人群逐渐增加到好几百。当时街上来往的汽车发出的噪音很大，史沫特莱女士刚刚开始讲话，早已布置在周围监视的警察就把扩音器的线掐断了。群众愤然大骂警察，挥动拳头表示抗议，警察默不作声，只是硬站在那里不走。史沫特莱用轻蔑的目光扫了一下四周的警察，不在乎地耸耸肩头，提高嗓音继续从容不迫地讲下去。
这时，又发生了一个有趣的小插曲。国民党中央社有个记者，是个CC小特务，也混在人群中听，不知怎么叫史沫特莱一眼认出来了。史沫特莱当即中断讲话，指着这个小特务严厉地说：“你不可以在这里，你马上到别处去，你滚开!”听众一听明白这人是什么货色，情绪更激动了，不约而同大声吼了起来，吓得那个特务一下蹲下去，从人们的腿缝中钻出去溜之乎也。
史沫特莱女士讲完后，冯玉祥夫妇相继发表演说。他们共同指出，蒋介石反动政府独裁专横，借口剿共，大打内战，置民族生存于不顾，献媚于美，丧失国家主权犹不以为足，今天还在屈膝求援，把全国重要军事根据地让给美军以换取美金，延长内战，心甘情愿做美国的殖民地。而美国政府所执行的是地地道道的以华杀华、坐收渔利的反人道政策。
关于中国今天的情形，他们介绍说，由于连年内战，致使经济破产，通货膨胀，民族工业几乎尽行倒闭，加以三征政策之苛刻，人民流离失所，十室九空，甚至以草根树皮为食物，即使学生教授，也因饥饿而罢课请愿，曾酿起各地军警宪特妄加屠杀的大惨案。而蒋介石不以国家民族之利益为怀，热衷内战，其心目中的当务之急，只在消除异己，维持四大家族的特权。结果是愈内战而国家愈穷，愈穷而愈非向外人求借不可，40余万万美元的巨款，只够蒋介石一年战费之用。最近蒋介石内战一败涂地，财源告竭，又向美国借巨款，而美国政府必然将此一经济负担转嫁于美国人民身上。面对此景，难道美国人民能坐视不管，任政府恣意胡为吗？
夫妇二人的讲话，引起了听众强烈的反响。当场还有一位工人女领袖讲话，反对政府无止境援蒋。她讲完后，黑人歌咏队奏琴唱歌，气氛热烈。散会时，不少人还捐了款，表示对中国人民进行慰问，充分反映了美国人民的强烈正义感和同情感。
美国政府实际上也很明白，中国人民对于蒋介石已不再抱任何一点希望，对国民党也已完全丧失了信仰，继续采取一味支持蒋介石、与中国人民为敌的政策，对美国在华利益极为不利。因此，美国密谋踢开蒋介石，拉起中国的第三势力改换门庭，另组织一个政府，耍一个换汤不换药的把戏。
第二十七章流亡革命者(3)
美国政府的这一如意算盘，没有保住密，很快为外界有关方面知悉。1947年12月1日，李济深就此事特别写信告诉冯玉祥说：
“据各方面情报，多谓美国政府有一种阴谋，要培植宋子文、孙科、张群等人，并诱致一部分民主人士，代替蒋政府，保存蒋氏的旧势力，以对抗革命力量。如陷入此圈套，则蒋氏去后，仍不能停止内战，仍不能使老百姓获得解放。请先生注意美国政府对华的动向，设法阻止此阴谋之发展。”
冯玉祥万万没有料到，在美国政府计划收买笼络的对象中，竟然也包括有他在内。事情发生经过是这样的：
时间：1948年4月9日晚8时
来客：美国官员××××
翻译：刘良模夫人陈维姜
记录：李德全
××××事前曾打电话给冯玉祥，说有要事拜访，请指定一个时间。冯约定了时间，特请刘良模夫人担任翻译。
××××按时来到后，先自称他是冯将军的晚辈。因为他的父亲早年在北京的时候认识冯老前辈。套上近乎后，此人便巧舌如簧地把冯玉祥大大恭维奉承了一番，一面说，一面观察冯的反应。冯不知来者何意，无所表示。××××自觉无趣，便把话题一转说：“从中国回来的美国官吏和传教士们，都说蒋介石贪污无能，中国的老百姓大多数是痛恨他的。大多数的民众，都盼望着冯玉祥先生回国去收拾局面。”
冯一听有所警惕了。他不动声色地回答说：“中国人民同是兄弟，不应该像现在这样互相杀戮。中国目前急需的是组织联合政府。至于做领袖我不配，中国民主阵营有孙夫人、廖夫人、李济深将军、张澜先生、沈钧儒先生等。”
××××倾身向前，目不转睛地盯着冯玉祥说：“我们美国政府是反对共产党的，是绝不能与共产党合作的，只要你们不要共产党，我们美国政府，愿意帮你们的大忙，要钱有钱，要军火有军火。”冯当即正颜厉色地说：“无论做什么事，天理人情不能不讲，你们说不要共产党，这和我们没关系。孙中山先生手订的三大政策，是我们的标准，中山先生亲笔写的民生主义，就是共产主义，这是我们全国同胞的宝典，哪能随便更改。更改了这个，便是叛徒。况且，马歇尔在重庆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共产党的人们是在座的，大家是一起讨论研究成立联合政府的，那是有文献可查考的，不能像喝醉酒一样，事后说没有那么回事；杜鲁门可以那么说，我们真正的革命党徒，是有主义的，不能随便说话。”
××××见冯玉祥不上钩，竟然骄横地像下最后通牒一样说：“给你们六个月的时间，请你们民主人士考虑考虑。我们美国人，就是这个意见，只要你们不要共产党，我们就不要蒋介石，愿意帮助你们民主人士。”
冯玉祥平静地、冷冷地说：“我们中国，有几千年的文化历史，不像你们美国，只有短短的一百多年。我们的哲学是：‘天听自我民听，天视自我民视’，这个意思是说，我们全国的人民，工农大众，喜欢什么，我们说什么，喜欢什么，我们做什么。可是没有听说过，天听自美国人听，天视自美国人视，美国人喜欢我们说什么，我们就说什么，美国人喜欢我们做什么，我们就做什么。那确确实实的，不单是三民主义的叛徒，并且是中国的卖国贼，你看我冯玉祥是做这样事的人吗？”
××××碰了一个大钉子，无功而返。
当晚，冯玉祥写完日记后对夫人说：“这个人是来做说客的，想要分化我们中国人，收买几个奴才做工具为他们的利益服务，真是异想天开。”
美国政府大大错估了冯玉祥。他们以为，金钱是万能，官爵有神魔，武器是军人的命根子，这一切必能打动如今处于一无所有境地的冯玉祥。他们以为，冯从事反对蒋介石的政治活动，真如反动报刊所攻击的那样，是为了“重温军阀旧梦”。
冯玉祥拒绝美国政府的利诱，表现了中国人民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大义凛然，昭如日月的传统民族气节。
第二十七章流亡革命者(4)
遗嘱
1948年2月10日，冯玉祥在一本极普通的黑色硬壳封面笔记本里，用毛笔写下了他的遗嘱。
谁也没有想到，他会立下遗嘱。他还那样健壮结实，对自己的健康又非常注意；
谁也没有想到，他会立下遗嘱。他是那样生龙活虎一般，蕴藏着使不完的精力，在斗争中永不觉疲倦；
谁也没有想到，他会立下遗嘱。他是那样富有朝气，充满了百折不挠的进取精神；
谁也没有想到，他会立下遗嘱。他是那样满怀希望和信心，准备迎接新中国的诞生。
但是，他想到了。
于是，他写下了。
三十多年过去了，冯玉祥遗言中所体现的他的思想、情操，对我们仍具有现实的教育意义。
冯玉祥的亲笔遗嘱内容，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部分：
一、痛斥蒋介石自推翻政治协商会议议决案以来，所犯下的血债累累的法西斯暴行，以及国民党在政治、经济上的腐败。
二、概括地回顾了他自己一生的几件大事。自清王朝末年起，历时四十年，大体分为三个阶段：
1.反清王朝，反袁世凯洪宪，反张勋复辟。
2.反段祺瑞，反吴佩孚。
3.反日，反蒋，反美。
三、对同志、对家人的嘱咐：
“……蒋派出的特务很多，他们一定要用种种卑劣手段对付我，因此我把我的遗嘱预先写好，免得我死后人们无办法或是莫名其妙。分条写出如下：
一、孙中山先生之遗教，如第一次代表大会的文件，是我的朋友们的方针。
二、革命委员会的宣言和毛泽东先生、民盟的最近宣言，同志们应作为指针。
三、要确信反帝国主义、反封建、反内战、反饥饿是我们的目标，并且是一定成功。
四、蒋是封建头子，帝国主义之狗，非铲净不可。
五、我没有什么东西，有几间房子交李德全夫人。
六、我死后最好焚成灰，扔到太平洋。如果国内民主和平真的联合政府成立了，那还是深埋六尺种树，不把我的肥料白白的完了。将来树长成好给学校和图书馆做桌椅用。
七、至于我的几个孩子，虽然还有未毕业的，只要他们能自爱，有双手，就不会饿死。
当天晚上，他在日记里写下了日后触目惊心地映入家人眼帘的两句话：
“我的遗嘱写好了，不怕任何时候皆可死的。”
第二十八章在美生活片断(1)
人生在世，最要者是衣食住。然衣不在华丽而在适体，食不在精而在养生，住不在高大而在清洁。
——冯玉祥1924年3月29日日记
崇尚俭朴
凡是深知冯玉祥的人，都公认他为了国家、为了人民，一生刻苦自己，慷慨帮助民众。他几十年如一日地过着简朴清廉的生活，厌恶奢侈浮华。夫人也以朴素著称。
如果追溯冯玉祥家世的渊源，他的可考的家谱，现存的是从嘉靖年间开始有所记载，到冯玉祥这辈为止，传世十代。在家谱的封面上，印着“清白家风”四个大字，冯玉祥谨记祖训，继承了家风。
冯玉祥带兵几十年，从不像别人那样从克扣士兵军饷中发财，拥有公司企业，良田万顷。他和蒋介石集团里的洋奴买办地主官僚党棍所过的花天酒地、纸醉金迷的腐化堕落生活，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就连美国的魏德迈将军也不得不向人承认说，在中国的官吏中，除了冯玉祥以外，没有不贪污的。
冯玉祥持之有素的质朴生活，竟也成了反动派多年来攻击他的借口，他们污蔑他以此“欺世盗名”，讥讽他“矫情”，给他扣上“伪君子”的帽子，在美国的国民党反动报纸公开在社论里辱骂“冯玉祥一生虚伪，若请化学家加以分析，从发根至足踵，皆为虚伪分子细胞所构成”。秉笔直书的史学家却说，如果冯玉祥“虚伪”，而且还不是一时一事的“虚伪”，是“一生虚伪”，那么恐怕就大可不必劳动化学家来“加以分析”了，因为稍有头脑的人都可以分析出来，要是一个人一生能够做到从始至终“虚伪”到底，这所谓的“虚伪”，岂不反而是实实在在的真面目吗？
前面我们已曾说到过，冯在美国也同样保持着十分俭朴的生活习惯。但是就在他刚到美国不久，上海就有报纸造谣攻击他住豪华的房子，坐漂亮的汽车，穿西服革履；国民党在美国的报纸更张大其词地说他还雇有仆役料理家务。这不仅是污辱他，而且是毫无常识的笑话。
冯玉祥到纽约后，开始住在一家中等旅馆里，他和女儿夫妇租两个房间，每天共十元，他嫌太贵。女儿走后，他自己从报纸广告上看见有间公寓房子出租，每周十四元的消息，便和当时给他当秘书的女婿搬进去住下。可那是一间很小的屋子，两人挤在一起，实在太不方便了，朋友们看到这种情况心里过意不去，经过多人帮忙，最后才在纽约西末大街839号，找了一套在三楼的公寓房，每月房租四42元，另外花一点家具费。后来全家都从柏克莱迁到纽约，共同住在这套房子里，挤得安排不开。一间大点的卧室冯玉祥夫妇住，另一间小卧室女儿夫妇住，五女颖达和六女晓达姊妹俩晚上睡客厅，小儿子洪达就在一间小堆房里打地铺。
至于报上说冯“阔绰”得家里“并雇有仆役料理家务，非贪官污吏不能在美国享有此种生活”。这种意在耸人听闻的无稽之谈，实不值一驳。如果硬要说有“仆役”，那么还真不止一个，他们就是冯夫人和孩子们，有时还包括冯自己。冯夫人还没到纽约时，有一次吴茂荪代冯玉祥邀请了几个美国朋友到他家吃饭，那天的饭菜全是冯和女婿做的，大家吃得非常满意。冯夫人和其他孩子到纽约后，家务活各有分工，每人一周轮流做饭，小儿子洪达也不例外，他还兼着勤杂务跑外。孩子们轮到了自己的做饭周时，必定个人掌勺，妈妈要帮忙也只能打个下手。冯夫人对儿女的教育是一视同仁的，为了培养他们独立生活的技能，男孩也必须学会织毛活、简单剪裁和踏缝纫机。
在父母的这种教育方式下，子女们个个都很能干。
后来孩子们都上学去了，家务重担全部落在了冯夫人身上。冯玉祥在一篇日记里有这样的记载：“理达昨天回家来，回来一次是不容易的。今天收拾屋子，洗衣服，洗家伙，做饭，样样事情都添了帮手。晚饭吃烙饼，前几天我就答应了，我来烙饼。我当兵的时候，烙饼这个活儿，是我的熟手工作。午饭后先烙了一个，不错，还没忘。”
第二十八章在美生活片断(2)
冯一家在美国的“阔绰”生活，就是这样过的。
不论在家还是出门，冯吃东西都简单极了，但很注意营养。他自己或是和朋友在外面吃饭，从来只下小馆，坐在吧柜上，两块三明治，一盘生菜，一杯牛奶，十分节约。
有一次，他在外面吃了顿午饭，花了四块多钱，晚上他就在日记里责备自己说：“其中有一块多钱完全是不应该花的。”可知他对自己约束得多紧了。在家里吃饭，更是简单，常常吃“锅里挑”，就是把白菜、胡萝卜、西红柿和牛肉一锅煮，然后下上面条，大家尽情分而食之。他说这样可以吃得很饱，又有营养。
教子
冯玉祥的二儿子洪志，先前便已在美国读书做事。冯到美国后，洪志夫妇前往柏克莱，很盼望借此难得团聚的机会，和父亲住在一起，享受一下天伦之乐。可是房子住不开，夫妇俩只得暂住小旅馆里，另想办法找房子。
冯玉祥对子女从不娇宠，他培养他们读书成人，鼓励他们独立生活，不要同他住在一起。但是为了怕洪志不理解他的看法，心里难过或产生什么其他想法，就这个问题和儿子做过一次长谈。他说：“现在世界历史的潮流，都是趋向小家庭制，美国人则是更注重个人的独立精神。假如一大家人住在一起，难免有什么长短不齐、互相摩擦的地方，开始还能互相忍耐，各把自己的不痛快藏在心里，可日子长了，积怨多了，早晚要发作起来破坏和睦的。爸爸就认为，中国所以不能进步，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被大家庭害了，彼此依赖，缺乏独立精神。如果中国想要好的话，在这方面也非彻底改革不可。作为国家，应该有民主，自由，人权。作为个人，应当富于独立精神，尊重独立精神，那样幸福才有保障。不这样，国家要想富有朝气、不断进步是不可能的。比方说，以政治不清明而言，在中国，一个人当官，鸡犬升天富三代，弄一大家子人，什么父族、母族、妻族。父族一边是爷爷奶奶，伯父叔父，一下去又是好几代。母族一边是姨姥姥，舅母，跟着来的是表兄表弟，表侄女。妻族呢，岳父岳母，内兄内弟，妻姐妻妹，又是什么妻侄，妻侄女一大帮子。一个人做了官，也就意味着一个人吃肉，大家摸不着吃肉，也要捞点汤喝。这种封建思想，是在封建经济的时代便形成了，一直沿袭了几千年，至今依然如故。而今天已经是什么时代了？由轮船火车时代，变成了汽车飞机的时代。想想爸爸当年那个时代，坐牛车，一天走50里，骑马跑120里，现在坐汽车，一天就能出去千把里，再要坐飞机的话，从三藩市到上海，只要40个小时，绕了半个地球。再说从前要哪儿捎个话或是信什么的，多不容易，现在从柏克莱同上海通电话，就和在对面一样。全世界都能通上电话了，这就是说世界进化了。因此，中国非改不可，非变不可，万不可照老套子活下去了。”
洪志一直恭恭敬敬地听父亲讲话，不断点头说：“我明白您的意思，爸爸。”
“我扯远啦，现在说说咱们自己家的事吧。你大哥结婚那年，我正在武昌。他要把你嫂子家眷从信阳送到我这儿来，我说不可以。我详细地和他说了应该有独立的精神和小家庭的好处。我对他说，什么时候你到我家里来，在门口先叫一声：‘老冯，我看你来了！我就开门欢迎你来，吃包饺子或吃炸酱面，或者你喜欢吃什么，我就做什么。我到你家看你的时候，也在你门口喊你说：‘小冯，我看你来了!’你把门开了，欢迎爸爸进去，烙饼也好，炒鸡蛋也好，吃饱了，看看大家都好，爸爸就走，你也送我出来，这样，你们高兴，我也高兴。你大哥很了解我的意思，后来就这么办了。”说完，他拍了拍洪志的手，眼睛看着他。
“您的见解很对，爸爸，我完全赞成。”
“作为你们，要紧的是学本事，学能耐，要先自己能站立得定，然后尽力地帮助别人，要是全靠别人帮你的忙，那就是自己看不起自己。常语说的好，‘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一个木匠，必得有一个好的斧锯，才能做好的家具。”
第二十八章在美生活片断(3)
冯玉祥对子女的教育是很注意的，大处着眼。15岁的洪达在柏克莱上学，做爸爸的在纽约每次给他去信，总附上有关于国内政治大事的剪报，培养孩子自小关心祖国的思想感情。而对于任何孩子，如果是出于虚荣心向父母提出什么奢望的要求，他是从来不予满足的。
冯玉祥也很重视对孩子的劳动教育。每逢小儿子洪达放寒暑假回来，他绝不让他在家里呆着，而是把他送到林场去学伐木，再不然就是让他到奶牛场去，刷奶瓶子，挤牛奶。这就是冯玉祥对子女的爱。
一个重感情的人
冯玉祥虽然于己于人十分严格，给人以严厉的印象，实则他内心是一个极富感情的人，无论对革命同志还是对亲人，都是如此。
1947年4月16日这天，他对冯夫人说：“今天是李大钊先生遇害的日子。一九二五年，本来是想请李大钊先生来部队当政治部部长的，他因为忙，脱不开身，没能来。如果他那时候来了，也许不致遭到杀害。唉，可惜了一个有作有为、有学有识的国家栋梁之材!”
7月15日这天清早，冯玉祥把身边的亲人召集在一块儿，举行祭祀祖先仪式。他事先在一张3尺见方的大红纸上，写下可追溯到的冯氏家族历代祖先和自己父母的姓名。祭祀的时候，先向历代祖先三鞠躬，又向高曾祖父母三鞠躬，最后，向自己的生身父母三鞠躬。行完了礼，献上鲜花，再致三鞠躬礼成。
仪式完了以后，他叫大家坐下，说明今天所以要这样做的意思。他眼中闪着一层泪光缓缓开口说道：“52年前的阴历5月27日，我母亲在保定府康格庄病故了，今天是她逝世的一个纪念日。她是山东济宁州人，嫁到我们家里没有过过一天好日子。我母亲生了我们兄弟七个人，只有我和大哥长成了，其余的都死了。现在，我父母的灵枢都在山西。抗战胜利以后，真想去上上坟，谁想到又打起内战来了，回也回不去，真是罪过深重，难过万分!”他深深叹了口气，又说：“后来我又想想，国内像咱们这种情形的人，不知有多少，国家不民主，没有和平，人民连活都活不下去了，不要说有心祭祖，连什么也顾不上了……”
冯玉祥幼年丧母，长嫂代母，对他十分关心爱护。他对嫂嫂有着眷恋慈母般的感情。日后他境况好转，每逢春节，不论身在何方，距离多远，只要有可能，就一定设法把嫂子接来，过一个团聚的节日。
冯玉祥不仅重私人感情，尤其突出的是重民族感情。这在许多方面，我们已提到过了。当时在美国，还有一件事的发生，使他精神上受到很大剌激，那就是北平的“沈崇事件”。
沈崇是北京大学的女学生，1946年12月24日晚，她看完电影回家路上，被美国兵强奸了。事情发生后，全国义愤，强烈要求政府追查严惩罪犯。国民党政府哪敢得罪美国主子，中央社竟谎造了一条寡廉鲜耻的消息为美方辩护。当时北平和上海主持正义的报纸，怒骂中央通讯社是奴隶，是狗叫。后来在全国人民愤怒声讨美军不法行为的强大舆论压力下，美军军方不得不将罪犯美军中士皮尔逊交出，问了案子，定了罪。但遣送回国后，马上就释放了。
冯玉祥从报上见到了关于“沈崇事件”详细过程的报道。他满腔悲愤地写了一篇长篇日记：
这话怎么说呢?中央通讯社的负责人，若稍微有一点良心或羞耻感的话，找不着水，无处投河，自己尿泡尿，自己淹死自己也算有点骨头，也算还有点良心。不然的话，还在那里装人样，还在那里出什么消息，不但全中国人骂，就是全世界的人，谁看了能觉着还有一点人味呢?
原先一般读书的人，都讲究骨气，都讲究品格，都讲求实在。那么中央通讯社的人，他们没有读过书吗?还不知道品格的重要吗?为什么就将良心丧尽了呢?我想一定有个原因的，他认定了钱要紧，有钱给他，叫他说什么他就说什么，他也只知官要紧，只要给他一个官，叫他写什么他就写什么。什么叫民族?什么叫国家?什么叫人民?一概不问。不论怎样杀学生，怎样把学生、把教员、把无辜良民、把爱国者成千成万抓去下牢，总是说做得对，做得好。百姓和学生饿得直不起腰来，说一句请愿的话，这就说是受了共产党的利用，受了共产党的挑拨，这不是蒋介石自知孽债如山，心中有鬼，害怕人民到了如此虚弱的地步是什么呢?很多的人，只要说几句公平的话，正直的话，马上就说他是共产党的尾巴，这么个干法，谁看了中央通讯社的消息，能不痛骂呀?人民说得太对了，太痛快了，这真是奴才的消息，这确实是狗在那里汪汪叫!……
第二十八章在美生活片断(4)
良好的习惯
冯玉祥非常注意锻炼身体，每天必散步一小时，风雨无阻。依他看来，人是一种动物，必须要动，愈动的多愈好，愈不动愈坏。他每天走路，还不喜欢走平坦的路，专找高坡上，非走出一身汗来不痛快。他在日记里写道：“我一面浑身出着汗走着，心里暗自想：我是当兵出身，我是穷小子出身，我是一个平民，我应该时时刻刻督促自己，勉励自己，多走路，多活动，不要变成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的官僚、绅士，也不要变成书呆子。”
他也是非常注意守时刻的。每次约定时间去看朋友或应邀吃饭，他总是提前一刻钟赶到。他说宁肯早到，在门口逛逛，也不要叫外国人说我们不守时间。
他的兴趣非常广泛，平日走在街上，什么店铺都喜欢进去看看，但很少买什么。
困境
自从蒋介石断绝了冯玉祥的经济来源以后，他的境况日见拮据。他的日记里有这样一句话：“无进款只出款如何得了？”在他保存的信件中，我们还看见一封署名李维城的写给他的信。其中说：
“先生在美近况并谓欲置新衣一袭因受限制而不可能。先生之经济问题将从何处说起耶？先生将来用度方面如告困难，不独是城等当尽其力之所能而为之，而国人也莫不同情共仰也。”
他的窘困到了如此地步!但仍安慰冯夫人说：“不要紧，我还可以写文章挣点稿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