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衣名将戎马生涯：传奇将军冯玉祥 作者：余华心
前言(1)
(一)
1935年，当冯玉祥将军组织领导的抗日同盟军被迫解散，他满怀忧愤二次隐居泰山时，在同盟军中任总务处长的父亲余心清，带着母亲和一岁多的我，也上山居住。
父亲作为文职人员，跟随将军左右二十余年，极受倚重，为将军办学和从事政治活动不遗余力。２０世纪20年代，将军选派属下有为的青年到德国和苏联学习军事，而父亲被送到美国学习行政管理，回国后，任将军开办的开封训政学院院长，专门培训将军辖区的县级行政官员，并先后担任过将军在山西汾阳办的铭义中学校长、北京军官子弟学校校长。1933年，反对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坚决抗日的福建人民政府成立，将军派父亲作为他的代表前往参加并代任经济委员会主席。整个抗日时期，他们都在一起，直到战争胜利后将军被迫出国踏上不归路，命运才将他们永远分开。父亲曾发自肺腑地对将军说：“凡追随先生的人，没有不受到先生伟大精神熏陶的，以致有大刀阔斧拼命实干的精神。”
将军1939年9月25日在给父亲的长信中写道：“……您那样实心办学，真心做事，赤诚为国，忠实对祥，而二十年来，祥觉得没一条帮了您的忙，望您时常指教我，规劝我，使我抱定用之则巧，舍之则蓏的决心，能以彻始彻终，不争名不争利的拥护抗战到底，那就是我对您请求的……”谦逊的言语中，饱含着深厚的情谊。
我母亲刘兰华和冯夫人李德全，是２０世纪初北平贝满女中的同学，她们都是那个时代自强自立的杰出女性，也是知己朋友。日后我和冯家的小儿子洪达走到了一起成为夫妇，大概也是家庭的渊源吧。
（二）
1943年春节，母亲带着九岁的我去给将军拜年，他穿着北方农民那种半截子粗布棉袍，和我们面对面站定，互行三鞠躬。留饭后，他把我们领到书房，给我们母女俩每人画了一幅蔬菜水彩画，给母亲画上的题词是：“一个大白菜，味是真正美，大家常常吃，打得倭寇必败北”；给我画上（上款对我也称“女士”）的题词是:“红萝卜，紫茄子，味都好，味都香，大家多吃些，一定打过鸭绿江。”在在表现出他对抗日战争必胜的坚定信念。那时谁能想到这两幅画日后竟经历了两次失而复得的命运。第一次是1947年，父亲因为从事秘密工作，在北平被国民党特务机关逮捕抄家，画没了。新中国成立后，有一天军管会通知我去认领被抄的东西，虽然只找回了少量物品，但幸运的是其中有这两幅画；再次是1966年“文革”中家又被抄，父亲愤而撒手人寰，十年后落实政策，又从荣宝斋找回了这两幅画,真是割不断的情缘、画缘。几十年前和将军的那次会面，当时谁能想到，日后我会成为他的儿媳妇，并且在十年###之后，当年那个黄毛小丫头首先拿起笔来，写出他生命最后的篇章，为他讨还历史的公道。
（三）
20世纪50年代后期，我从复旦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又到中国人民大学读研究生，学的是中国革命史专业。在对历史及其人物都缺乏客观公正评价的年代，有一次我问冯夫人对将军应该怎么看？她沉思了一下说：“他是爱国的。”
爱国爱民，从思想到行动，贯穿了将军的一生。他参加辛亥革命，意在推翻清朝；他发动首都革命，驱逐溥仪出宫，斩断了帝制复辟的孽根；他参加北伐，最后指挥一、二集团军80万大军挥师北上，取得了国民革命的最后胜利；他奋起抗日，组织民众同盟军，抗敌御侮，大振国威。在抗战期间牺牲的著名爱国将领赵登禹、佟麟阁、吉鸿昌（被蒋介石杀害）、张自忠都是他带出来的。抗日战争结束后，他被迫离国去美，在美国的本土上，义无反顾地进行反对美国政府援助蒋介石打内战的斗争。他从不畏强权，在任何外国势力面前，为了维护国家的主权和尊严，态度都是强硬的。
将军的一生，好学不倦，极为敬重有知识的人。他不仅治军有道，而且能诗会画，精于书法，著书立学，成为学问家，弹奏起古筝《高山流水》，也是一曲惊人。他从年轻时开始写日记，终生坚持，留下了丰富的史料。这些年来，他的日记、文集和自传陆续出版。国内外都成立有冯玉祥研究会。
前言(2)
将军出身贫苦，对底层人民的痛苦深有体会。从领兵日起，不论走到哪里，他都尽心尽力为老百姓办好事，办实事，禁烟禁赌，修桥筑路，兴办义学，植树造林，扶困济贫。他主政几个省的时候，都立即大力推行他的改造社会，实现清明政治的施政纲领，时间虽短，却大有成效。这大概就是为什么至今有关他的种种事迹，仍不断地出现在报纸杂志上，为人们念念不忘。
将军一生身经百战，在近代历史进程中一些重大的关键时刻，都做出过贡献。但是由于过去长期对历史人物的歪曲，造成了人们认识上的误区。２０世纪80年代初，我调到一个新组建的单位工作，被评为“先进工作者”，后来又给拿下来了，对此我并不在意，但是当知道了被拿下的原因，是因为有人到领导那里去反映“冯玉祥是大军阀、大官僚、大政客，他的儿媳妇有什么资格评先进”时，使我深感历史的真相实在是有澄清的必要，我觉得自己有责任写写真实的冯玉祥，以正视听。当下我就给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去信，毛遂自荐说我想写冯玉祥，希望他们给予支持。真是感谢他们的帮助，给我单位发了借调函，为我创造了实现愿望的条件。
（四）
将军的一生波澜壮阔，从何着手？考虑的结果，我把重点放在了他生命最后几年的生活和斗争上，因为晚年这一段由于他的突然遇害去世，是个空白。
为了更多的收集资料，我到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北京市图书馆报库查阅了大量的史料，走访了能联系上的将军的旧部故交尹心田、彭秉信、王华岑、韩多峰、庞齐、吴组湘、赖亚力、刘思慕、吴茂荪等叔辈，在全国政协文史办公室阅读了全国各地政协编写的《文史资料选辑》里有关将军的文章，以及父亲未及发表的遗作《我所认识的冯玉祥》，在此基础上，和洪达合作，于1981年完成并出版了《冯玉祥将军魂归中华》一书。在当时，发行渠道是由新华书店先向全国征订而后再付印，这本书印了万多册，说明了人们仍在怀念着这位历史人物。
书出版以后，一些地方的将军旧部给我来信和寄来他们写的回忆文章，以及他们在当地档案馆发现的相关史料；四川合江县、万县，山东泰安县，河南郑州市，陕西西安市搞史志的热心人，也都提供了文字和图片资料，对我大有帮助。1984年，应《大连日报》的约稿，写了长篇连载《爱国名将冯玉祥》，反响也很热烈，这不是因为我写得怎么样，而是将军一生的事迹感人。1988年，受军事科学出版社之托，整理出版了文言文体的《冯玉祥自传》。今天出现在读者面前的这本书，就是在以上三书的基础上，力图把将军一生所经历的重大历史事件和最能体现他为人处世的原则以及特立独行的性格风貌展现出来。
（五）
全书分上、下篇，上篇《叱咤风云谱传奇》以珍贵的史料和图片，展现出将军从一个泥瓦匠的儿子一步一步成长为最高军事首脑，并参与近代史上众多重大事件的传奇经历；下篇《魂绕中华日万周》（篇名取自郭沫若悼诗《永远活在人民的心头》，诗见本书第292页。）从1946年被迫出国开始写起，详细记录了他生命最后两年在美国的生活和斗争。
将军1948年由美国经苏联回国途中，在黑海苏联客轮上发生的火灾中遇难。关于他的死，有过种种传说，但都认为是一场意外，而笔者始终对此存有疑问。1982年，曾长期在将军身边工作、灾难发生时也跟随将军同在船上的赖亚力先生看到了《冯玉祥将军魂归中华》一书后，在青岛约见了洪达和我。赖先生曾任我国驻联合国代表团团长，他告诉了我们当年事故发生后，苏联有过一个调查报告，船上起火的真正原因是烈性炸药引起的，这就证实了将军死于谋害，而不是意外，但阴谋的策划者是谁，仍是个谜。在本书中，首度披露这个历史的真相。
岁月匆匆，人生短暂。当年访谈过的将军旧部和我的先生洪达，如今都已经不在人世了，想起他们，心里就难过。今年11月是将军诞辰125周年，这本书，是纪念他的，也是纪念已故前辈和亲人的。
前言(3)
作者
2007年8月
第一章苦难的童年(1)
我的家世，我生长的环境和我所处的正在急剧变化中的时代，都是我个性、思想，以及一切行为活动的摇篮。
——冯玉祥《我的生活》
冯玉祥有过显赫的祖上，根据家谱历代的记载，他的先祖冯如霖因屡建战功，在同治七年七月初十的皇帝诰命中，被封为振威将军，夫人获一品之殊荣。列祖中的建威将军雨膏公:“伟哉将军公忠为国扫荡烟尘纵横南北”。松亭公:“幼年好学强壮从军征南扫北纬武经文”。郁亭公：“壮年从军功保副将”。藩卿公：“品貌堂堂征南扫北有功不伐有才不狂”。
冯玉祥的家道是何时和因何败落的，无从考证了，下面的故事从这里开始：
清朝年间，在安徽巢县竹柯村里，有一个青年泥瓦匠，名叫冯有茂，他就是冯玉祥将军的父亲。他在富人家做工，抽空“偷师”看少爷学武，自己暗中苦练。一次偶然被教练发现，觉得他很有上进心，征得主人家的同意，收他为徒，边工边学，武艺渐渐娴熟，人也长得身强力大。后来他随主人家的儿子们参加武试，少爷们都落了榜，而他却中了武秀才。
冯有茂入伍后，编入朝廷重臣李鸿章淮军辖下的铭军。由于他武艺好，锐意进取，很快就成了一名下级军官，辗转江苏、湖北、山东及甘肃等省，受尽跋涉饥困之苦。
冯有茂娶妻游氏，他们共育七个男孩，长子基道，次子基善——即冯玉祥，其余五个儿子小小年纪都因营养不良而夭折了。冯玉祥1882年11月6日（农历九月二十六日寅时）出生于直隶（今河北）青县兴集镇。乳名科宝，族名冯基善，字焕章，晚年号济公，人们都喜欢称呼他为先生。冯玉祥出生后不久，冯有茂的部队调往保定，这时他因功已升为相当于连长的后营右哨哨官，他们的家安在离保定城二里远的康格庄。
冯玉祥幼年不幸的是他的父母染上抽大烟的恶习，屡戒屡犯，戒烟时痛苦不堪的挣扎情景，令他幼小的心灵受到极大伤害，家里经常不得不靠典当衣物和日常用品糊口，等父亲开了饷再去赎回来，到月底揭不开锅了又去当，恶性循环，搞得家徒四壁。他小时从没穿过新鞋，他所穿的鞋，都是在旧货摊上买的“二鞋”，就是人家穿过又经鞋匠缝补过的破烂货。七八岁时，他就要找农活儿帮助家里，大热天钻到密不透风的苞米地里，帮人家剥用来喂牲畜的叶子，饿着肚子一干一天，身上划出道道伤口，汗水一渍，浑身刺痛。雪上加霜的是母亲在他12岁时又撇下他们父子病故。他所经历的苦难，使他对鸦片有切肤之痛，对平民生存的艰辛有亲身体会，后来领兵握权，他到处禁烟，与劳苦大众血脉相连，立志救国救民，一生生活俭朴，这些思想作为，可以说都源自于幼时的环境影响。
冯玉祥一辈子只上过一年三个月的私塾，这是他一生中仅有的一次正规学习。那是在他哥哥去当骑兵后，因学费已交了，他去替补读完后半段。后来好不容易有个机会，兵营中出了空缺，管带因与冯有茂日常关系不错，有心照顾他家生活困难，就说把他儿子补了兵吧，随手在花名册上给他写了个名字冯御香。日后有人说这个名儿太女人味儿了，便又改叫冯玉祥，以后就一直沿用了下来。字焕章还有个来由，那是他认得些字后看《彭公案》，其中有个人叫顾焕章，性极侠义，扶困济贫，除邪铲奸，又极孝顺父母，友爱兄弟，冯玉祥羡慕他的为人，就把焕章做了别号。
因年纪还小，冯玉祥入伍暂时不用到营服役，但按军中恩饷制，可以享受每月领饷一份，虽然微薄，对穷家也不无小补。他年纪虽小，却生得高大壮实，气力过人，营中人叫他“冯大个子”。12岁时父亲奉命修筑大沽口炮台，他也跟着去了，驻扎在曹头沽、南港、双桥等处。离他们施工20里远的海面上，就停泊着日本军舰，从那里开炮，可以直接命中大沽口炮台。冯玉祥经常听到营里的人议论日本军舰和外国欺侮中国的事，这种局面，在每个官兵的心上，都投下了耻辱的阴影。
第一章苦难的童年(2)
冯玉祥一营人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整整干了两年，才修成大沽口炮台。这一建筑之坚固，堪称全国首屈一指的海防工程。19尊崭新的大炮，威风凛凛，都是李鸿章从德国买的。冯玉祥他们对自己的辛劳成果打心眼里感到自豪。可是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八国联军打进北京，慈禧太后仓皇出逃，李鸿章出头议和的结果，是与列强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其中一条就是拆毁大沽口炮台，而且以后永远不准中国再在大沽口设置任何国防工事。各炮台还没一试，就要拆毁，消息传来，冯玉祥内心十分痛苦。从这一刻起，他心中就埋下了有朝一日要雪国耻的决心，并在以后练兵中，都以日本为假想敌。
第二章在军旅中成长(1)
我从童年入伍到今天，前后三十多年了，足迹不离军旅。早在清朝末年，兵制屡改，而北洋、淮、练各军，是日后编练新军的前身。中国的军事，自前清咸同年间，湘军、淮军历经变迁，最后演变为北洋军。我前后服务于北洋新旧各军，所有军事变化的经过，其中的优劣成败，所见所闻，一言难尽，而我忍辱负重，艰苦奋斗，只是希望在军界树立一帜，以国家为重，区区微志，始终不渝，数十年如一日。
——《冯玉祥自传》第五章《入伍后之奋斗》
正式入营当兵
从大沽口回到保定以后，冯玉祥正式到营服役，他的军队生活从此开始了。
这一年，保定瘟疫流行，病死人无数。迷信的官吏命令每哨出50个人，带枪50支去打瘟。冯玉祥穿着军服，托着长枪，随大伙进城打瘟。在军民心里，对外国人的侵略和压迫，早已痛恨在心，但是没有机会发泄，冯玉祥人虽小，也充满了这种情绪，他趁着人多拿枪打瘟神，到处乱哄哄的工夫，走到美国长老会教堂附近，举起枪对着教堂的匾连放数枪，出了口气。
回防不久，父亲冯有茂坠马受伤，卧床在家。冯玉祥生性孝顺，在家尽心尽意服侍父亲，但每逢军营教练的日子，他得要回营报到操练。每次去野外打靶，父亲心疼他太小，总是给他几个制钱，叫他买几个烧饼揣在怀里，饿时好拿出来吃。冯玉祥舍不得花，攒下来等凑够了数，买上点猪肉飞奔回家让父亲能吃上点荤。当父亲问出买肉的钱是哪来的时候，不禁老泪纵横，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冯玉祥曾写有一首《怀幼诗》：“肥肉二斤买回家，手自炖熟奉吾父。贫家得肉良非易，老父食之儿蹈舞。”
冯有茂因为伤病，赶上军中裁兵，也被裁减。没了收入，生活更加窘迫，万不得已，只得卖掉房子，筹措路费回原籍。他舍不下小儿子，想要带他一起回老家，可是倾家所有，只凑得路费八千钱，不够两人花费，无奈只有忍痛分离。冯玉祥在《我的生活》中有一章《河边的眼泪》，写的就是这次父子离别的情景。
父亲南归后，冯玉祥寂寞凄凉，把业余时间都用在习文练武上，他买了《彭公案》、《施公案》、《三国演义》等书，抽空就看，因为识字不多，只能一字一句地读，不懂的地方，就向人请教。在武功方面——摔跤、打拳、举石头、刀枪剑戟，也都下了很大功夫，练出一副钢筋铁骨。
为了能多挣点饷银供奉父亲，冯玉祥苦练喊操，因为够格喊口令，工资就高一些。他起早带晚一年到头地练，就连大年三十的早晨也照练不误，甚至走路都边走边喊，惹得人说他是神经病。同伍的人给他起了个绰号“外国点心”，说他早晚得让外国人打死。冯玉祥回敬说：“被外国人打死，是为国而死，那倒成全了我。”他还特地刻了一个“外国点心”印章，日后给人写对联还用上了呢！保定军营外树木很多，居民常来偷砍做柴禾，军官屡禁无效。有一天，冯玉祥拿着禁止伐木的告示，手持军棍前往劝阻，众人不听，反而扑上来对他大打出手，冯玉祥只身勇斗，平日练就的功夫此时大显身手，把对手全打跑了，偷伐树的现象才少有发生。自此以后，冯玉祥一生提倡种树爱树，走到哪种到哪。他驻兵徐州时，写有一首诗：“老冯驻徐州，大树绿油油。谁砍我的树，我杀谁的头。”
义和团之役
在内忧外患日益深重的清朝暮年，外侮内乱，层出不穷。在几年当兵的时期，冯玉祥首先经历了甲午战争失败的国耻之痛，外国人压迫和侵略中国愈来愈猖狂，人民仇外的怒火也愈燃愈炽烈，1900年义和团举事，以“扶清灭洋”为口号，在北京、保定和其他地方大量杀害外国官员、神职人员、教士和商民。（笔者的外祖父母就因为是基督徒在山西殉难了。）2月，冯玉祥所在部队接到镇压义和团的命令，开赴保定府东北白河沟，3月，保定府又接到准许创练义和团的谕旨，于是各地义和团公开成立，冯玉祥所在的练军又和义和团一起进行了攻打东流河天主教的战斗。义和团暴动的结果是引来八国联军占领北京，攻下保定城，冯玉祥所在练军被打散，他孤身一人跑到幼时的朋友赵万顺家躲藏，赵家人每顿饭只有两碗小米粥，为他单添两块地瓜。每当洋兵进村，他就保护赵母躲到野外阴沟里，等到黑夜才摸回家。在赵家躲避了二十多天，打听到议和已成，洋兵已退，自己的部队在固安县大宫村集结，他几乎是跑步行进，三天并作两天回到了部队。但大乱之后，部队成了没娘的孩子，饷银无着，生活十分艰难。
第二章在军旅中成长(2)
最终，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签定，重创了国家，重创了民心。
冯玉祥回到部队不久，因哨卡无端开枪打死一个德国人，又招来洋兵大队人马包围，官兵四散奔逃，军营又一次被打散了。冯玉祥身无分文，伙同两个同伍路过新城县张庄时，找朋友求助不遇，幸得朋友家中母亲慷慨借给制钱二百文，又给烙了几张大饼供路上充饥，才能继续上路。回到保定后，他干过商店伙计、厨役，但都没几天就下岗了，漂泊无定之际，打听到自己那一营的管带在蠡县召集旧部，赶去就编，才总算又找到了归宿。
苦学苦练
1901年年初，冯玉祥所在练军改编为淮军，归李鸿章节制，到了年底，李鸿章去世，袁世凯接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当时淮军月饷只有三两三钱，他作顺口溜：“三十三天三两三，除了吃的只够穿。”士兵之苦，由此可见。
冯玉祥经过四个年头的苦练，终于练出了一副喊操的好嗓子，得以升为本哨副教席，负责喊操了，月饷可以拿到四两八钱。他这时开始读《操法》、《阵法》等兵书，但大部分读不懂，到处找人求教，累得人一天天消瘦，他的一个好友劝他说：“你这样下去，一定会生病的，自己保重身体要紧。”他报以感激的一笑回答说：“我就是念书念死了也好，免得变成一个庸碌无知的废物，一点事也不能做，光消耗粮食。”因为他不肯跟一个姓李的老兵出去赌，每当他在自己用五块砖垒起的小桌子上写字时，姓李的就过来给他掀了，还说：“你好写字，我好推桌子，你管不着！”他晚上读书，有人说：“这蜡烛可是发给大伙的，别一个人全给燎了。”他就自己掏钱买。又有人说：“老亮着灯，还让不让人睡觉啦？！”他便又想了个法，在床头墙上掏个洞，把灯放在里面，外面糊上一层白纸，把头凑在洞外读书。班长邢聚春挖苦他说：“你个穷当兵的，白黑的念书，干什么？你想当官啊？实话告诉你，官虽如雨点这么密，也落不到你身上，别做梦啦？！”不管有多少闲言碎语，都挫伤不了他求知的欲望。
勤学苦读的冯玉祥每次考试都是第一名，渐渐出了名，1903年被保荐六品军功，一年中两次晋升。他的薪饷多了些，正好有一个落魄的山东秀才胡长源在营里干杂活儿，冯玉祥每月给他点钱，请他讲解《论语》、《孟子》，并背诵了许多古文。有一年秋天他正在汗流浃背地挑土修建营房，标统（团长）从一旁走过，看见地上一件衣服口袋里露出一卷书，上有“纲鉴”两字，这是一本简明通俗的史书《纲鉴易知录》，标统当即问：“这是谁看的书？”冯玉祥立正回答：“是我。”标统高兴地说：“我们队里居然有人能看这种书，真了不起！”问他看到哪里了？有什么困难没有？叮咛他读书要多看几遍，多向人请教。平时受惯讽刺挖苦的冯玉祥，忽然感到心头一热，两眼蒙上了一层泪水。
由淮军到新军
冯玉祥在淮军，对军营积习太深、功过不明、赏罚失当、士兵疾苦无人过问、腐败异常等现象深感失望，萌生去心。这时，正值袁世凯编练“新建陆军”，气象一新，冯玉祥便毅然离开淮军，转投新军。他在淮军时已是教习，到了新军又成了一名士兵，一切要从头干起。每天清晨他比别人都起得早，腿绑沙袋，疾行15里，练习脚力。回到营中，大家还在睡，他又扛出长枪操练。努力奋斗的精神尤胜过去。
一次，同伍的士兵中有两个人得了伤寒病，医生已告无救。同棚的人害怕被传染上，想把他们撵出去。冯玉祥于心不忍，他把这两人搬到另外一间小屋，担负起了煎药、看护的责任，一直服侍了两个月，病危的人居然痊愈了，营中的人对冯玉祥心生敬意。城里一位姓马的商人，听说有如此侠义的人，特来相见，和冯玉祥拜了把兄弟。
冯玉祥一心扑在习文弄武上，无心婚事。过去每逢朋友们对他提起这事，他总是说：“我现在不能自立，不能奉养老父，怎么能成家。我只想每月能多挣几两银子，好早一天从南方老家把父亲接回来同住。”冯玉祥的长官陆建章①见冯玉祥才德兼优，非常赏识，就想把自己的内侄女许配给他。冯玉祥怕长官亲属金枝玉叶，跟他吃不了苦，很是犹豫。经王标统开导，才答应了这门亲事。陆建章在冯玉祥日后的几个关键时刻，都起了很大作用。
第二章在军旅中成长(3)
1905年4月，24岁的冯玉祥娶妻刘德贞（河北盐山人，1887年出生）。新房是找的北京南苑槐树房村一间高不过六尺、宽不过一丈的小屋。冯玉祥的哥哥为了操办婚事，把自己骑的马卖了，又向亲戚借了一百来元，亲自动手裱糊房屋，操办一切。
同年，冯玉祥经过考试，提升为队官，相当于连长。这年他23岁，终于如愿以偿和老父团聚，可以尽孝心了。但天不遂人意，潦倒困苦一生的老父此时肺病已到了晚期，虽多方请医治疗，终是回天无力，撒手西归，享年57岁。冯玉祥悲痛万分，将父亲棺木运回保定，和母亲一起安葬在安徽义地，次年初又迁到保定西北郊，多年后冯玉祥中原大战兵败后隐居山西汾阳峪道河，又将父母灵柩迁往该处合葬，这个墓一直保存至今，近年当地政府又加以了修缮。
不久，冯玉祥所属部队由南苑移师东三省奉天新民府，和他同住一室的军医邓鉴三是清末贡生，在他的帮助下，冯玉祥的学识大有长进。每逢考试，冯玉祥在学、术两科方面的成绩都是最好的，还以能背诵47本课文而得奖47元，合每本一元。
部队驻防区土匪很多，抢劫百姓，无恶不作，民众恨之入骨。冯玉祥奉命带一连人马剿匪，擒获土匪头子孙景山。孙景山以3000大洋贿赂冯玉祥求释，被冯玉祥拒绝。考虑到匪首人际关系错综复杂，恐怕有变，冯玉祥当即下令处死，民心大快。果不其然，第二天标统范国璋和军法官就前来要提走犯人，但为时已晚，冯玉祥背上了擅杀的罪名，有功变无功。但是这个案子影响很大，上峰极为重视，总督徐世昌电令将孙匪就地正法，还嘉奖冯玉祥大洋3000元。
滦州起义
冯玉祥所在的第一混成协与原来的独立第一、二团合并为第二十镇，由陈宦统制。不久，在陈宦组织的官长考试中，冯玉祥考取第一名，被提拔为第四十协（旅）第八十标第三营管带（营长）。
清朝政府的腐败无能，令冯玉祥等一批军人心中郁积的不满情绪愈来愈强烈。他结识了革命党人孙谏声，读到了《嘉定屠城记》和《扬州十日记》，始知清朝人入主中原之初，屠杀汉人的惨状。他在《我的生活》中记述读后的心情：“心里的火山像新加了几个喷火口，血液被燃烧得沸腾，不可遏止。军中一部分有良心热血的官长，对于清廷的昏庸误国，也都愤愤不平，深恶痛恨。在这种无形的一致要求之下，我们常在一起的一些朋友，遂想到暗自组织一个团体。大家磋商鼓励，从而做推翻满清政权的工作。”经过暗中串联，冯玉祥和兄弟营营长王金铭、施从云等成立了秘密组织“武学研究会”，大家公推冯玉祥为会长。
这时候，南方的革命运动在孙中山的影响下，风起云涌，势不可当。孙中山密派国民党员白雅雨北来，和冯玉祥等取得联系，宣传革命思想，扩大组织，采办军械，待机举事。
1911年，辛亥革命的消息传来，冯玉祥热血沸腾，情绪激昂。他和战友们冒着极大的风险，大量翻印传单，暗中散发到各兵棚，把南方胜利的捷报广为宣扬，这一异常情况引起了上级的警惕。不巧的是冯玉祥让护兵往他家里搬油印机那天，恰巧被都统范国璋碰见了，他成为怀疑对象，当即被从驻地新民府调到海阳镇，严加防范。王金铭从滦州（今唐山）潜来海阳密秘会见冯玉祥，把和南方联络的情况详细告诉他，两人商定密约烟台民军从海道自秦皇岛登陆，由冯玉祥带人配合。滦州方面同时行动，合战山海关以后，再分头打北京和奉天省城。但是各方尚未联络妥当，白雅雨过高估计了形势，于1912年1月1日仓促宣布独立，成立北洋军政府，在冯玉祥毫不知情的情况下，推举王金铭为大都督，施从云为总司令，冯玉祥为参谋总长，白雅雨为参谋长，并通电发出檄文。滦州地处清廷之侧，肘腋生变，朝廷震惊。袁世凯急派人以抚慰为名平定未果，便调来大批保皇兵与起义军展开激战，被打得落花流水。败局之下，又以议和为幌子，诱杀了王金铭、施从云、白雅雨等14位革命志士。赶到来抓冯玉祥的时候，他的好朋友、同营中一个叫李鸣钟的排长，生得人高马大，情急中让他踩在自己的肩膀上，翻过营房的围墙逃脱了。事后他的老长官和姻亲陆建章百般作保，为他周旋。鉴于起事时他不在现场，袁世凯碍于陆建章的情面，只好下令从轻发落，削去军职，押回原籍，交地方看管。途中，陆建章又一次搭救了他，叫他先暂回保定，等待机会。
第二章在军旅中成长(4)
滦州起义虽然失败了，但滦州接近帝都，它的起义，好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清政府的心窝里。著名史学家简又文评价说：“则北方滦州之役可媲美南方黄花岗之役了。”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史学权威梁敬钅享所著《辛亥革命》中，极重视滦州一役，他说：“他们的行动不仅使清政府震动，在前线的北方军队也为之吃惊……因此滦州事件对于辛亥革命之成功，关系重大。”（见《传记文学》1971年10月，113期梁书译文6、8页）
为了缅怀英勇献身的战友，1924年国民军首都革命成功后，冯玉祥在北平中山公园（旧中央公园）为王金铭、施从云、孙谏声三烈士立铜像；先后又在北京西郊和山东泰山修建了滦州起义烈士纪念塔和衣冠冢，亲书“精神不死”四个大字，至今犹存。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袁世凯当上了民国总统，立即着手扩充军队，陆建章出任左路备补军统领，借此机会召回冯玉祥，提拔他为营长。冯玉祥受命后，先后赴直隶景县和河南郾城一带招兵，这是他一生建立自己队伍的开始，前后招募了近两千人，亲自带回北京，着手编练。成军之始，二十镇旧属来投效的有李鸣钟、张维玺、陈毓耀、韩复榘、谷良民、谷良友、许祥云等。应募入伍的有孙良诚、刘汝明、石友三、佟麟阁、吉鸿昌、过之纲、冯治安、韩占元、曹福林等。这批人后来都是冯军的骨干力量，成为风云一时的领兵大将。
此间冯玉祥做的另一件事是他在军务空时，经常和李鸣钟、商震等骑着高头白马到亚斯立礼堂听讲道，他觉得基督教博爱救人的宗旨，和军人献身救国的精神很吻合，他又见教会中人都不准缠足、吸毒和饮酒嫖赌，家中男女小孩都读书识字，所有这些都令他由衷感佩，信仰之心，由此而生。他以耶稣基督不怕牺牲的精神教育官兵，并记熟了几首赞美诗的曲调，自编了《战斗动作歌》、《射击军纪歌》、《利用地物歌》等歌词，印给士兵唱。33岁时，他接受洗礼，正式皈依基督教，参加美以美会，这就是为什么他被人称为“基督将军”的来由。
陆建章出任剿匪督办，把原来的备补军改为警卫军，冯玉祥团扩充为旅，他任旅长兼第一团团长，奉命开往陕西剿灭“白朗”。白朗出身河南农家，最初聚众百来人，后来发展到两三万人，攻城略地，焚杀劫掠，跨省祸害到直、豫、皖、鄂，成为为害极大的流寇。袁世凯正想把势力扩张到陕西，就委陆建章为剿匪督办，率五旅人入陕，冯玉祥部在内。白朗闻大军到来，窜到陇西，冯玉祥率部追到泾川，白朗又从陇南折回宝鸡，打算突袭西安。陆建章急电召冯玉祥回防，冯玉祥以救兵如救火，率部急行军昼夜不停往回赶，三天两夜抵达西安，平均每天走二百多里，因而得到“飞行军”之誉。所部伏击白朗，激战一昼夜，白朗受重伤，人马溃散，折回河南后，被部下枪杀。这时四川发生了兵变，为恐陕省受波及，陆建章令冯玉祥担任陕南镇守使。部队人困马乏，军纪松懈，为了提高士兵的精神与认识，冯玉祥特编了《精神书》一本，内分道德、爱国、军纪三部分，作为军中政治训练的教材。
第三章第十六混成旅(1)
我自民国元年统兵以来，由营而团而旅而师而军，十数年中，其间饷械两缺，苦不堪言。然经战大小不下数十百次，从未有过败北之举。驻扎遍及直、鲁、豫、陕、川、甘、察、绥、热、湘、鄂、皖十二省，也从未有过哗变扰民之事。我的军队颇为中外所称许，虽觉受之有愧，但我的治军之法，也有可说之处。
——《冯玉祥自传》第六章《治军》
建军
1914年10月，冯玉祥部改编为第十六混成旅，他被任命为旅长，晋升陆军少将，加封焕威将军，授予一等嘉禾勋章，归北洋政府直接指挥。他的实力共有步兵两团、炮兵一营、骑兵一营、机关枪一连，每营三百多人，全旅五六千人。军械共有步枪千余支、山炮十八门。
冯玉祥根据他多年的实践经验和研究心得，已形成了一整套练兵方法用到了训练中。他认为，军队的好坏，在于教育，教育的优劣，在于长官。官长是士兵的表率，必须具有高尚的品行。而教育的施行在平时不在临时，贵精神不贵形式，治军最重要的是要得兵心。官兵之间既要有严格的要求，又要相互友爱。他强调一个“忍”字，比如作战，身在枪林弹雨之中，也许负伤了，但不产生退避怕死的念头，能在最后五分钟制敌于死命，这就是“忍”字的功效。他的这种思想，部分来源于元代名将铁木耳。一次战败，铁木耳躲藏树下，忽然看见一个蚂蚁叼着一粒米吃力地爬行，遇坑跌失，遇高坠落，这样的遭遇反复多次，始终不肯舍弃这粒米，最后成功地衔回了窝。他从这只小蚂蚁的坚忍精神受到激励，鼓起余勇取得了最后的胜利。所以冯玉祥说，人要是有这种坚忍之心，什么样的功不能立？他还订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练兵程序：1，我做给你看；2，你做给我看；3，讲评；4，我再做给你看；5，你再做给我看；6，讲评。
冯玉祥知道，军队的基础是士兵，所以他从士兵抓起。新兵入伍，他都要亲自检查，只要是右手食指有茧子的，他就不要，因为这说明这个人在别的部队当过兵，是兵油子，来当兵的他最喜欢的就是学生和农民。光年轻还不行，体格要好，也讲一定的仪表，太不像样的他也不收。新兵入伍以后，如果不识字，就要学文化。他亲自编写了《六百字课》，要求不管什么人，伙夫、马夫、士兵，每天每顿饭必须认识两个字，不认识就别吃饭。谁来教呢，连长、排长当先生，要学会讲、学会写，逐渐学会用，这样就可以看《军人精神书》了，不一定能完全看懂，但是可以看了。下一步再学《八百字课》，有了这一千四百字的基础，就可以给家写信了，也可以看他编的别的书了。空时他常向士兵讲话，以伦理道德及救国救民的道理谆谆教导。他对士兵的饮食、冷暖、起居亲自督查。有一次，他叫官兵全体坐在地上，脱掉鞋袜，他挨个检查脚丫子是否干净，有没有湿气。他还常常查看每个人的耳朵、指甲是不是干净，甚至有一次替士兵洗脚。官佐们议论说，这一下，这个士兵不但把他自己的命送给了冯玉祥，连他儿子的命也送了，因为这个士兵感激得会叫他的儿子也来报效的。有时，士兵家里来信要钱，他就往左边口袋里一摸，掏出二十块钱来，再在右边口袋里一摸，又掏出二十块钱来，交给士兵说：“我身上只有这点，你全拿了去吧！”走在路上遇见卖熟花生米的，问了多少钱一斤以后，他就全买下来，分给左右的士兵一起吃，所以士兵和他的感情非常亲密。
冯玉祥的部队和其他北洋陆军的部队一样，分为官、佐、目、兵、夫五种人，其中“兵”是战斗人员，又分为上等兵（正兵）、一等兵（副兵）、二等兵（候补兵）。副兵升正兵，要考六百字课，不会就升不了正兵；正兵升副目，要考八百字课，不熟也升不了；副目升正目，要能做好单杠屈身上，否则不能升；当排长要考摇动转回，升连长要考倒立，此外还要经过《军人精神书》、《军人读本》和《军人宝鉴》的考试，不会《军人读本》的人就当不了军官。连长以上的军官，光会指挥士兵还不行，还要懂得战术，会进行图上作业。所以在冯军里，当排长的都是学、术两科兼优的人，已经是个小知识分子了。副兵升正兵，正兵升副目、正目，是在团里考；升排长、连长，就由冯玉祥亲自考，非常严格。《军人读本》收集了古今中国著名文学家的作品，班超、岳飞一类的名人故事也有四十篇，要求军官每月熟读六篇，做到会背会讲，冯玉祥亲自检查，谁不会就要打板子，此外军官们还必须会背诵曾国藩和胡林翼的治兵语录，进行研讨。冯玉祥对官长的要求比士兵更严更高，他从来没有直接惩罚过目、兵、夫，即使发现他们中有不良现象，也总是归罪于主管长官而加以惩处。
第三章第十六混成旅(2)
要想建成劲旅，他认为必须先从训练下级军官干部入手，全旅的干部，他自己选配，他从士兵中选出能识字的优秀分子百余人，编成模范连，以副官李鸣钟为连长，参谋长蒋鸿遇等为教官，教授学、术两科。他说古今用兵，没有将帅和而战士不拼命的，也没有将帅不和而战士能拼命的。第十六混成旅是冯玉祥日后发展成大军的根基，其后的国民军、西北军、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及中华民国陆军第二方面军等，都源生于此。
反对袁世凯称帝
1915年，袁世凯重金笼络人心，想当皇帝，一时逢迎讨好的人纷纷表示拥戴，北洋军少将以上的军官也联名通电拥护袁世凯称帝。当电报送给冯玉祥签名时，他怒道：“情愿牺牲，定要反对帝制到底！”结果，在这份由陆军总长王士珍带头发出的劝进电报上，袁世凯北洋系少将以上的人都签了名，独缺冯玉祥一个人。
经过密谋策划，袁世凯于1915年12月13日登基称帝，改元“洪宪”，接受百官朝贺，大封爵位，也封冯玉祥为男爵。冯玉祥听此消息，气得顿足痛哭说：“这是对我冯玉祥的极大侮辱。不把袁贼铲除，不把帝制推翻，对不起滦州起义的弟兄们。”
冯玉祥在北京结识的牧师刘芳忽然收到孙中山从广州给他寄来的一封信，信皮上赫然写着“广东军政府孙寄”，内容是：“听说台端与冯玉祥将军熟稔，请劝其相机在华北起义，革命倒袁。”这封信着实把刘牧师吓得不轻，因为袁世凯说过，谁反对他做皇帝，他就收拾谁。幸而信是通过日本邮局寄的，没有被发现。刘牧师把孙中山的信转达给冯玉祥后，冯玉祥表示只要时机成熟，必将有所动作。
袁世凯称帝后，蔡锷{2}等在云南举义，组织护国军起兵讨袁。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袁世凯特派他的心腹大将陈宦入川指挥，坐镇西南。陈宦调冯玉祥十六混成旅随他入川，抵达内江待命，接着又命令他开往泸州。冯玉祥的处境非常为难，和护国军作战，违背他的心意，环顾四周，袁世凯的领兵大将曹锟、吴佩孚、张敬尧等实力雄厚的部队也都入川，而他兵力单薄，不能公开表示反对袁世凯。经过反复权衡，他密派自己的参谋长蒋鸿遇{3}持信去和蔡锷接触，因为蒋鸿遇在云南时就和蔡锷是棋友。他在信中表明对蔡锷正大光明的行动非常钦佩，不过自己的队伍势单力薄，身处重围，不能立刻有所动作，但必定竭力设法避免对战。最后表示“不久的将来，亦必寻求机会和您携手，共同担负起打倒帝制的任务”。蔡锷复信表示对冯玉祥的处境很了解，只要能共同合作，一切都不成问题，并且也希望冯部进驻泸州。
冯玉祥部开驻泸州时，护国军刘云峰部已攻下叙州。陈宦命令冯玉祥出兵收复叙州，十万火急，但冯玉祥按兵不动，曹锟等再三电令，催迫出兵。冯玉祥不得已缓兵行进，又密派蒋鸿遇去和护国军师长刘云峰、参谋长张璧接洽，提出：第一，约定彼此不打，万不得已时只放朝天枪；第二，只要有机可乘，即通电表明态度；第三，说明北洋军队在后边紧逼，无法违抗命令；第四，交代已与蔡锷接洽的经过。但是对方提出冯玉祥只有两个办法：一是立刻通电讨袁，再是立刻缴械。此时陈宦又急令反攻叙州，冯玉祥无奈仓促出战，先打了一个败仗。他考虑只有先攻下叙州才能再和护国军议和合作，便奋勇迎战，一战而胜，护国军败退，这才和冯玉祥议和，实现了局部停战。
冯玉祥入城后，安抚百姓，恢复秩序。护国军留下的伤兵和官眷百人，十分恐惧，冯玉祥派员调查，挨家发给大米，对伤员一一治疗，痊愈后各发十元、二十元不等，分遣原籍，人人感激。冯玉祥致电陈宦，劝告他不要和革命的护国军打仗，而要反对袁世凯称帝，宣布四川独立。陈宦举棋不定，又担心成都的安全，催令冯玉祥部速赴成都。冯玉祥就把叙州防务交给蔡锷部队接收，自己率兵北上，并把第十六混成旅改编为护国军第五师。
第三章第十六混成旅(3)
在全国一致声讨的巨大压力下，袁世凯被迫取消帝制，但仍称大总统。陈宦在冯玉祥的劝说和压力下，终于通电宣布四川独立。四川的独立以及贵州、广西、广东、浙江等省的先后响应，给予袁世凯沉重的打击，不久袁世凯便猝然而死。
袁世凯死后，黎元洪代理大总统，护国战争宣告结束。冯玉祥率部队回陕，恢复第十六混成旅编制。没多久，国务总理段祺瑞命他进驻廊坊一带，于是他又率部由汉中出发，到汉口上火车，北归河北廊坊。
整军经武
征战时久，回驻廊坊后，部队得到了一个休养生息、补充训练的时间。冯玉祥在当地置义茔30亩，安葬两次攻打叙州阵亡的官兵，又在东街建“昭忠祠”一所，设员守护，每年派人祭扫。凡阵亡和负伤的官兵，都给予抚恤金，残废的照常发饷，对他们的家人老幼都负起教养的责任。军队内部也出现了新气象，成立了“新剧团”，其正规化不亚于正规剧团，订有新剧团排演方法、演剧注意事项、排演戏剧人员、新剧团执事人员，连茶炉厨房点心由谁负责都落实到人，演出的剧目不少，官长等多有粉墨登场，现身说法，寓教于乐，为枯燥的军营生活增添不少乐趣。另外，还组织了士兵俱乐部，其中设备有音乐、游戏、书报杂志等，以增加士兵的兴趣和知识。与此同时，还在北京开办军官子弟学校一所，培养后继人才。
在军事训练方面，这时更加严格。冯玉祥一心想培养出一支有爱国爱民思想、有文化、会打仗的军队来挽救民族和国家。叙州之战虽然获胜，但从与护国军的接触中，冯玉祥觉得成绩还比不上对方。因此他加紧训练和整顿全军，淘汰老弱官兵，招募补充新兵。在装备方面，补充炮兵营为团；出于战时机关枪不够用，编手枪五支为一组，成立手枪队，作为机关枪的辅助；又选技术精优的二百人成立大刀队，每人发给手枪、马枪、大刀各一，临阵时分别使用。在以后历次战争中，冯玉祥的大刀队名震一时，敌人闻之丧胆。
反对张勋复辟
正在冯玉祥意气风发、整军经武之时，意外发生了。
黎元洪出任北洋政府总统，实权实际上操纵在段祺瑞手里。冯玉祥的部队要想生存，若不投靠兼任陆军部总长的段祺瑞，就得投靠北方的军阀头子吴佩孚、曹锟，可是他哪边也不沾，也不愿意去巴结任何人，没有靠山可依。朝中的那些人，也不信任他，遇事难为，所以他部队的营房、被服、饷项均无人过问。一次段祺瑞问他的一个亲信对冯玉祥的看法，那人说：“此人是滦州谋反的主犯之一，前番入川，又搞兵谏，直到现在，他的部队还戴着护国军的肩章，我看他生就一副反骨。”时隔不久，段祺瑞突然下令免除冯玉祥旅长职务，调任直隶南路巡防统领，换上无能的亲信杨桂堂。冯玉祥虽然服从调动命令，但十六混成旅官兵闻讯大哗，群情激愤，宁可全体解散，也不从命。多少年来，冯玉祥和官兵情同父子手足，战士伤病，他亲喂汤药，给他们洗脚剪指甲，有谁想家，就接其父母来住上一阵，关心爱护，无微不至。现在忽然要离去，官兵哪里肯依，坚决不让他走。全旅连发数电向段祺瑞政府抗议，要求收回成命，但段都不答应。于是北京谣言大起，说廊坊兵变，陆军部调兵威吓，也不管用。眼看事情闹成僵局，赶紧请陆建章出面调停。陆老将军对官长们说：“他们歧视我们，想要吃掉我们，那是妄想。可是我们眼下不能反抗，一反抗，反倒变成我们的不是了。我们要养精蓄锐，那就谁也别想消灭掉。”大家这才不再坚持。陆建章和冯玉祥一起南下，全军送行，哭声震地。部将们拉着他的衣服，依依不舍，以至把他的衣服扯裂了，大家一人撕下一小条留作纪念。
冯玉祥挂了一个闲职，他不愿甘拿薪水不做事，一再上辞呈，不获准，只得佯称有病，来到京西附近天台山一座庙里。他记挂部队，也恐官佐因想念他而生事，提笔给张之江{4}、李鸣钟{5}写了一封信：
第三章第十六混成旅(4)
“昨日下午八时，平安抵天台山，觉目旷神怡，有超出尘寰之慨，至为畅适。因思民国十余年来，军阀害国而有好结果者，曾有几人？岂可尤而效之，自速败亡？此次下野，诚千载一时之机，从此静养山林，不问国事，遂我平生求学之愿，留备将来救国之用……”
1917年，黎元洪和段祺瑞之间政见不一，矛盾日益加深。二人斗法的结果，段祺瑞失败，被黎元洪免了职。不甘失势的段祺瑞，派人南下和军阀张勋联系，对黎元洪采取联合行动。黎元洪没有军事实力，只得听命，通电请张勋率兵入京“调停国争”。张勋是铁杆保皇派，为了表示忠于清王朝，他和所部一直都还留着辫子，故人称“辫子军”。张勋先到天津和段祺瑞面商后，致电黎元洪提出解散国会等六项要求，黎元洪全盘接受。张勋率“辫子军”一部三千余人进入北京，驻扎天坛。他跑到紫禁城叩见了废帝溥仪，继而紧锣密鼓策划了他的复辟计划，纠集前清一帮孤臣孽子、遗老遗少又把溥仪抬出来，在紫禁城内举行了皇帝复位典礼，而且还把象征皇权的龙旗又公然挂了出来。
冯玉祥的部下史心田等二人急奔天台山，向他报告了张勋复辟的消息。第十六混成旅以张勋复辟事关重大，公推鹿钟麟{6}赴天台山请冯玉祥复出主持大计。冯玉祥对张勋之举，不胜愤懑，立刻做出决定指示史心田：一、尽快把部队眷属送回保定以南安置；二、检查枪支，发足子弹，准备打仗。他又派人把他在北京城里的房产典押五千元，暂做官兵的伙食费。
冯玉祥下山先到天津，和陆建章讨论局势。他的到来，早有密探报知下台后住在天津租界区私宅里的段祺瑞，段立即派人把冯玉祥请到家里来。一见面，满面堆笑，寒暄过后说：“焕章，我们谈谈目前的问题。您的十六混成旅在四川举义旗，吃了千辛万苦，真可以说是和民国共生死的。现在张大辫子又闹出这种事，十六旅正好驻廊坊，非得您出一番力不可，我们现在给您一个委任，请您就回廊坊去……”冯玉祥说：“我们在四川反对皇帝，是造反的事，难道谈得上什么功劳不成？加委的事倒不必，不过这次张勋危害共和，祸国殃民，我和他势不两立！”说完告辞。
当他回到廊坊时，第十六混成旅主要军官张之江、李鸣钟带着队伍在车站迎接，冯玉祥一下车，官兵们一拥而上，握手拥抱，多人泪下。回到驻地，全体官兵欢声雷动，流泪不止。冯玉祥对旧部讲话，痛斥张勋复辟倒行逆施，号召官兵奋起###，并发出通电申讨张勋。
其实，张勋搞复辟，段祺瑞是幕后的操纵者。他开始是利用张勋把黎元洪赶下台，扳倒他的主要政敌，得逞后，又在马厂誓师，打出讨逆军的旗号，领衔各路大军###张勋。
冯玉祥一面与马厂的讨逆军取得联系，一面命部队在廊坊挖断铁路，构筑工事，准备进攻。“辫子军”一部分主力驻扎在万庄，距廊坊很近，冯玉祥派人侦听他们的电话，摸清底细后，即下令冒雨攻击。
“辫子军”全无战斗力，刚一接火就败下阵去。段祺瑞派人送来委任状，任冯玉祥为讨逆军第一梯队司令。冯玉祥率部直捣黄村，又一鼓作气追击至丰台。段祺瑞、曹锟等率部随后到达。众人商定分路向北京进发。但正在万马待发之际，段祺瑞忽然又变卦，他以调停人的姿态致电张勋，劝他主动退出北京，取消复辟，交换条件是保留清室优待条件。冯玉祥坚决反对调和，主张战斗到底，直到彻底铲除复辟祸根。
当夜，他由丰台发兵，攻至右安门，士兵架云梯爬入城内，打开了城门。战斗持续了一昼夜，“辫子军”不支，挂出白旗投降，张勋逃入荷兰使馆。
一出张勋复辟的丑剧到此收场。
攻下了北京，冯玉祥在段祺瑞派人来劳军的大会上表示：“我们十六混成旅的官兵什么也不要，只要求把溥仪赶出紫禁城去。”他痛感尽管取得了这场胜利，但如不彻底铲除清廷封建余孽这个祸根，革命就不可能彻底。他又发表通电，提出处置清廷的四个条件：
第三章第十六混成旅(5)
一、取消民国优待清室条件四百万两经费，停止缴付。
二、取消宣统名义，永不准再以帝号名称召满蒙，应即贬溥仪为平民。
三、所有宫殿朝房及京内外清室各公地府园，尽归国家公共之用。
四、惩办此次叛逆之诸元凶，以遏奸邪之复萌。
段祺瑞在这个通电上批了四个字：“胡闹多事。”冯玉祥的这一主张没能实现。
张勋一幕结束之后，冯玉祥统率第十六混成旅又回驻廊坊。
段祺瑞论功行赏，他的亲戚私交如傅良佐等都有升赏，唯独功劳最大的冯玉祥还是一个旅长，而且在这个位置上一直干了七年。
时值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段祺瑞为了实现武力统一中国的企图，假借对德宣战为名，向日本大量借款，扩充军队。他拥戴冯国璋当总统，而自行回任国务总理，军政大权都在他手里把持着。两人在人事配备上，各用亲信，伸手南方，扩张自己的势力范围，引起了南北争端。南方组织起军政府，孙中山被推举为大元帅，高举护法旗帜，以雄厚兵力分三路同时进攻湘、赣、闽三省。冯国璋为保住自己的地位，主张与南方妥协联合，而野心勃勃的段祺瑞必欲以兵力征服全国。这当口，段祺瑞又得借助冯玉祥了，他令冯玉祥速速发兵去援救告急的闽督李厚基。
冯玉祥在吴佩孚等参加的聚会上沉痛地说：“民国以来，连年内战，人民受尽苦难，国家衰弱到了极点。现在欧洲正在大战，我们对德也已宣战，要是打算图强，老是自己打自己，怎么对外？国家的前途，民族的存亡，都担在我们肩上，我们应当痛彻地觉悟到内战的罪恶，若再有内战发生，我们坚决拒绝参加，并且尽自己的力量反对内战，制止内战。”
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冯玉祥虽然同情南方的革命行动，但终究自己隶属北洋系统，不能公开反抗，他表面上听命南下，实际上找种种借口，留驻浦口，停兵不前。
停兵浦口期间，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充分反映了冯玉祥特立独行的性格。有一天，南京的最高长官宴请他，众多官员坐陪。席间，主人请众客飞条子，每人各叫两个歌妓来陪酒，冯玉祥不肯这样做。主人劝他说：“您来到南方大城市里，不该洁身自好，像圣人一样。来吧，有什么大不了的，如果您没有相熟的姑娘，让我来介绍两个。”说着，进来两个花枝招展的女子，在冯玉祥身边坐下。冯玉祥霍地站起来，离席而去，回到驻地，痛哭一场，他感到国家的上层领导人物，尚且放荡如此，中国还有什么希望呢？
过后，他也设宴，遍请全体军官。席间他说：“我们也当及时行乐，好像他们的军官一样，他们赴宴都有歌妓陪酒，我们也来叫叫条子，每人一个吧。”众人面面相觑，莫名其妙。冯玉祥又说：“我已经替你们出了条子了，每人一个，每个一元，他们快来了。”不多时，大门开启，一群破衣烂衫的乞丐蜂拥而进，或男或女，有瞎有跛，都是冯玉祥事前叫人从街上召来的。他当下站起来郑重地说：“这些就是我们所叫的条子。请每位给他们一元，他们都是我们的叔伯、兄弟、诸姑姐妹，我们应当照顾照顾吧！”军官们从命，一人掏了一元。乞丐们走了以后，他才说出自己赴宴的所见，告诫大家要洁身持正。
作为北洋军阀集团中的一名高级将领，冯玉祥对一般军阀的残暴和腐朽奢侈总是看不惯，别人对他的性格作风也看不顺眼，背后骂他是个“怪物”。但在冯玉祥来说，凡是他认定了应该做的事，坚决去做，一切后果，在所不计；凡他认定不应该做的事，绝不迁就屈从，什么流言蜚语，强权威胁，均所不顾，称得起是个敢作敢当的硬汉子。他一生遭人妒恨，多是因此而起。
进入1918年，南方革命军势如破竹，节节胜利。段祺瑞调兵遣将，大举南下，欲挽危局。2月，冯玉祥接到军令，命他入湘。之前他已经以拖延办法拒不赴闽作战，现在当然仍不愿从命，但表面上，还是率军乘江轮溯江而上，他借口前方黄石港水浅，军用物资笨重不便登陆，改由武穴上岸，再赴战场。上岸后，就停兵武穴不再前进，并发表措辞激烈的通电呼吁和平，几天后，他再通电，理直辞严矛头直指段祺瑞“不与外人较雌雄，只与同胞争胜负……为公理正义而战，虽败亦荣，为义气与私愤而战，虽胜亦辱……”他公开反对与孙中山的护国军作战，主张南北对话。
第三章第十六混成旅(6)
冯玉祥公然违抗命令，停兵不前，段祺瑞一怒之下，又下令撤他的职。部队愤怒抗议这一决定，连电政府收回成命，段祺瑞害怕事态扩大不好收场，只得作罢。
曹锟借机想把冯玉祥部收到自己旗下，从中斡旋，任他为湘西镇守使，驻节常德。
坐镇常德
初进常德，冯玉祥见许多商家门前都挂着日本国旗，非常吃惊，心想这里既没有割让给日本，也没有被日军占领，又不是日租界，怎会有这事？一打听，才知道常德是南北军交战拉锯之地，任何一方战败，溃兵便大肆抢掠一番，商家不堪其苦，才想出这样一个下策。他便召集商家，告诉他们，托庇外人，是最可耻的事，并保证自己的部队绝不会扰民，当晚市面上的日本旗就没有了。
有一天，几个日本水兵下舰进城，城门守卫要检查，日兵不从，还打了守卫一耳光。冯军士兵素受爱国教育，哪能咽下这口气，刺刀见红，捅伤了三个日兵，被抬回舰去。不多时，日舰舰长和当地日本居民会会长找上门来，提出先把行凶的士兵抓起来再说谈判。冯玉祥问：“你这是根据什么说的？”日舰长掏出一本很厚的小册子说：“按照日本海陆军刑法。”冯玉祥当下动怒，脱下一只鞋站起来，日本会长见苗头不对，忙问怎么回事？冯玉祥说：“用你们日本军法来判处我们的士兵，显然是侮辱中华民国，我当然要教训教训他。”日本人当下威胁说要打电报报告天皇，还要直接找段总理交涉。冯玉祥说：“我冯某刚不久在武穴停兵，通电全国，就是反对段总理，你不知道吗？你快去吧，快去和段总理办交涉，叫他来惩处我！我冯某只知真理，只知国法，此外什么也不怕！”结果是以双方互相慰问伤者了事。
这是冯玉祥一生中强硬外交手段的初试牛刀。他善于利用一切机会宣传爱国，在5月7日他定的“国耻纪念日”这天，他把全旅九千多人集合在常德府西门外大校场阅兵，并请当地的学生、商界人士来参观。阅兵后进行演习，然后把商人、学生、部队召集起来讲话。先讲了5月7日是什么日子，接着带领全场唱“国耻歌”，开头两句是“四年五月七日，二十一条件……”下面的意思是反对卖国贼，反对日本。唱完之后，他又说：“我们中国人应该自强，首先我们自己应该自强。不自强的话，要永远受人欺侮，有亡国的危险。西方人说我们如同一盘散沙，要改变这种状态，我们要联合起来，要好好联合起来，谁家欺侮我们，就打谁。我们不欺侮别人，但是谁要欺侮我们也不行，要想不受欺侮，就要好好联合起来，大家振奋。当兵的首要一个任务就是爱国、救国，学生要爱国救国，商人也要爱国救国，但是我们商人中也不完全是爱国救国的，也有奸商。”说到这里，他下令把没收来的大烟土，统统堆在操场，像一座小山一样，一把火点着了。他指着燃烧的鸦片说：“这个东西就是亡我们国家、亡我们民族的一个毒物，这是从外国来的洋烟，灭亡我们的。”
常德一地，民风不正，冯玉祥一到任，就兴利除弊，禁烟、禁赌、禁娼，提倡放足、整顿教育、兴办实业、改善交通等，取得不小的政绩。他委任薛笃弼⑦代理常德县知事一职，因为他认为薛为人慎重负责，有头脑，识大体，能脚踏实地地做些有益地方的事，他们商量了许多行之有效的措施。当时四川、云南每年运到常德的鸦片有数百万两，冯、薛派员严查，几天之内没收烟土三十多万两，那天当众焚烧，人心大快。后又成立了一个戒烟所，请有医生，备有伙食，派专人监管，强迫或自愿戒毒者有四百多人。冯玉祥还仿照处理退伍士兵的办法，送戒了毒的人去工厂学习技艺，一定要到他们技术熟练到能养活自己了才放出去，免得他们无一技之长流落社会为非作歹。
冯玉祥常和地方的父老交谈，询问他们百姓最感痛苦的事是什么，最需要他出力帮助的是什么事。他听说河决堤、石桥塌，出行难，多年修不起来，就组织部队在石匠的指导下，加固修缮，并把主要街道翻修一新。他还注意到老百姓吃的江水非常肮脏，也设法解决，当地人民感恩不尽。20年后他再到常德，当年的设施，江边还留有旧迹。
第三章第十六混成旅(7)
这时任湖南督军的张敬尧托人来向冯玉祥提亲，想把自己的女儿许配给他的大儿子冯洪国，一向不愿趋炎附势的他回了一封信，其中说：“虎女岂配犬子”，拒绝了。洪国到军中来，当兵的见了叫他“少爷”，冯玉祥知道了就把有关人员叫了去告诉说，以后不许叫“少爷”，就喊他的乳名“生儿”。
冯玉祥驻兵常德两年，除尽心施政，对于军队的训练更是严格。开设教导团，内分军官、军事两班，3个月一期，每期150人，毕业后回营练习，分别提升；组织官佐体操团，加强军官体能训练；组织各部行军比赛，规定行程120里（60公里），以8小时为限。他又设读书讲解会，令官兵一律参加学习，除普通知识和战学外，还教英语、日语，他自己也努力学习英语，每天规定两个小时的读书时间，到时不办公、不见客，门外挂一个木牌，上写“冯玉祥死了”，等学习结束，拿掉牌子说“冯玉祥复活了”。
在他读的许多书籍中，孙中山的著作尤得他心。他写信给孙中山，其中写道：“中国已濒于危境，真正救中国者只有先生一人，百折不回，再接再厉，无论如何失败，而我行我素，始终如一。此种精神，凡谋国者为之感奋。现下虽恪于环境，但精神上之结合固已有日矣。”
对于军官子弟和妇女的教育，他也特别重视，建培德女校和官佐子弟小学各一所，食宿费记账，每月由父兄的军饷中扣除；在北京开办的子弟小学这时也扩充增加了初中班。
冯军种种设施中最有影响的还属军人工厂的创办。首先筹捐1万二千元为开办基金，办起了织袜、缝纫班，后来又增办印刷、肥皂、木工班，挑选士兵分班入厂，每班四百人，三个月一期。开办数月，就大见成绩，织出可供九千多人穿的线袜了。在这个基础上，又以提倡实业的思想，组织军官工业团，设木工、铁工、织袜、毛巾、照相、绘图六科。他自己选择了学铁工，每天也坚持学两小时。大家的学习成果，分类呈列公布出来。
冯军中还设有教堂，他请牧师为全军讲道，做礼拜唱圣诗，以基督教义中“舍己救人”的牺牲精神教育官兵。他说：“耶稣为了传播他广大的爱，竟被敌人钉在十字架上，这是伟大的死。他一天到晚专和些下层的人，如木匠、渔户、税吏在一起，因而被人轻视，我又觉得正合我这穷小子的味儿。”他同时自称是“一个科学的基督徒，毫无迷信观念”。实际上，他信教的动机是为救民，是为改良社会的。他的宗教生活与行为是仁爱、牺牲，为人民服务与维护正义的。
第四章征调频频(1)
我驻军谌家矶，徐季龙、钮惕生两先生前来，襟抱相倾，使我得以听到孙中山先生的救国之言，这和我素来所抱的宗旨，不谋而合，从此信使往来不绝。时我军军饷无出，我忧愤成疾，卧草庐中，两君又来传达了中山鼓励我的话，闻之跃然而起。于是对中山的著述，更是早晚潜加研究。
——冯玉祥《我的生活》
开赴武汉
1920年7月，冯玉祥奉北京政府命令，率十六混成旅离开常德开赴武汉。行前，常德民众牵衣顿足，难舍难离。
段祺瑞一心要搞垮冯军，不发分文军饷，陷冯玉祥于困境。全旅一万多人住处不够，大部分搭帐篷，这时正赶上大水之后，天气奇热，猪圈似的住处像蒸笼一样，官兵病亡近四百人。冯玉祥痛心疾首，唯一的办法只有与将士同甘共苦，共渡难关。他和士兵穿一样的布军服，经常住宿营中，在兵棚里和士兵一起睡在稻草地铺上，跟聊天一样了解他们的家庭情况，如他和一个士兵的问答：今年多大了，什么地方人呵？河南省。什么县？信阳州。信阳州哪个方向？南边。什么地方？李家沟。离信阳州多远？十五里。属啥的，哪年哪月哪日生，父母多大年纪了？等这些家事问完了，又问为什么当兵？现在你想怎么样？你棚里的人怎么样？你棚里有几个人，给我背一背，他们都是什么地方人等。接触一两次，再见面他就能叫出名字来，甚至连小名也能叫得上来。全旅四个步兵团，一个炮兵团，一个骑兵营，一个辎重营，还有直属的炸弹连队、地雷连、电话连，以及模范连、手枪队、军乐队，每个班长的名字他都能叫上来，排长更不用说，什么地方人，家住哪里，全在他脑子里装着。对伤病官兵，他一定到医院看望慰问，帮助官兵家属解决困难，还不止一次为伤病战士输血。
就在冯玉祥极度困难苦闷的时候，这年9月，孙中山派秘书徐谦⑧和钮永建⑨带着他的亲笔信，到汉口来看望冯玉祥。对孙中山和他领导的南方革命军，冯玉祥仰慕倾向已非一日，忽然见到使者到来，心潮涌动。徐谦对冯玉祥说了很多勉励和鼓舞的话，希望能够一致从事革命工作。冯玉祥听了很是兴奋感激，他对两位客人说，连年以来，国事腐败，今天南打北，明天北打南，甚至北与北火并，南与南相打，使国家破碎，外侮日甚，人民整天生活在痛苦之中。北方大佬们深中清廷遗毒，积重难返，他们之中好的也只是保妻子谋富贵，没有一点为国家为民族的远大眼光。现在四万万五千万人民，都把眼睛望着中山先生和他领导的团体，我们这里稍有上进心的将领，也是这种心情。冯玉祥像是见到了知己一般，毫无保留地把郁积心中多年的苦闷，尽情倾吐。两位客人盘桓多日，看了冯军的操练，确实训练有素，名不虚传。他们走后不久，冯玉祥派秘书任佑民到广东去回拜孙中山，他在信中表示：“任何时候只要用得着我时，我当无不尽力以赴。”
梦啼信阳
在局势混乱和动荡的时代中，冯玉祥部频频调动。从武汉又奉令调到河南信阳驻防。在这里，他开始记日记，从此坚持了一生。
1921年1月9日的日记中他写道：“自移驻信阳以来，饷项奇绌。目兵仅用盐水下饭，到处呼吁，从无怜而助之者，可叹可叹！昨夜梦中，为筹款事，不觉啼哭，醒来泪痕沾枕，爰咏诗一首记之：南北争持苦未休，孤军驻守信阳州；梦中筹饷曾啼哭，残泪醒时湿枕头。”一字一泪！
他唯一的办法就是从精神上鼓励官兵咬紧牙关战胜困难。许多年后，他在泰山读书，所写《现代###原理笔记》中有这样的话：“我过去受经济的困窘不少。随我共患难的人，有的他家中老幼都挨饿受冻，无一日不在穷苦中挣扎。因为我不了解经济，所以认为，空着肚子不大要紧，只要把兵练好了就行，其实那（哪）有这样简单呢！”
河南的督军赵倜把持全省财政，对冯玉祥的部队视如无物，不但官佐的薪金发不出来，就连士兵每天的菜钱都没有着落，只能以盐水下饭。冯玉祥为怕加重百姓负担，也不愿意就地筹款，他向上峰求款的电报中有“可以令官兵了解而挨饿，但不能令军马明白而不踢”这样辛酸的话。实在维持不下去了，他亲自赴北京要饷，徒劳而返。到了年关，各赊欠商家纷来要款，冯玉祥甚至想把部队拉到铁轨上，让火车辗死也比饿死强。夫人从保定来营探望，冯玉祥动员她卖掉首饰，让士兵吃上点菜。在最苦的时候，忽然听说有火车由汉口运20万大洋路过此地北上给交通部，他愤而当机立断，将车扣下，然后致电北京请罪，说一人犯法，总比全体官兵犯法抢掠好。政府这才回电答应拨款10万元，火车始获放行。
第四章征调频频(2)
奉系张作霖听说此事，即电请北京政府严惩冯玉祥。这是一种报复之举，因前段祺瑞被赶下台，北京又由梁士诒组阁，张作霖曾力保起用张勋，遭到冯玉祥的严词痛斥和竭力反对，结怨在心。此事直系吴佩孚却为冯玉祥辩护，反唇相讥，说张作霖过去也扣留过政府的军械车，犯事在冯之先，此事才不了了之。
主政陕西
时皖系陕西督军陈树藩被撤职，改由直系第二十师师长阎相文接任。陈树藩抗拒免职令，拒不交权，北京政府授命阎相文率兵入陕，武装驱陈，冯玉祥第十六混成旅奉命随阎相文入陕。全旅分四个梯队乘火车离开信阳，开赴河南阌乡、灵宝，会同兄弟师分道入陕。继又奉阎相文命令由潼关向西安推进，在临潼与陈树藩交战大胜，缴械无数，顺利进入西安。陈树藩败退汉中，阎相文就职陕西督军之职，冯玉祥旅移驻咸阳。
政府方面以冯玉祥部连年转战功高，终于下令第十六混成旅改编为第十一师，冯玉祥任师长。算起来，冯玉祥从1914年任旅长以来，七个年头过去了，这期间与他同辈甚至资历比他浅的人如吴佩孚等，早已飞黄腾达，身居要职，手握重兵，左右时局了。这都和他独特的性格有关：冯玉祥不善逢迎，不拉帮结派，总有革命的倾向而时时遭忌。
师部编制以刘骥为参谋长，张之江、李鸣钟分任第二十一旅、第二十二旅旅长，孙良诚、张维玺、宋哲元、刘郁芬为团长，另编一卫队团，以赵席聘为团长。改编完毕后，就在咸阳一带训练和剿匪。原陕西靖国军第一路司令郭坚已沦为匪，奸淫掳掠，为害地方，冯玉祥奉阎相文手令，诱捕了郭坚，把他的卫队全部缴械，将郭坚就地正法。
阎相文接陕督之职是受命于危难之时，这时的陕西混乱穷困已极，而各方面的军队集中在这里的高达20万之众，军需浩繁，无法应付。阎相文性情懦弱，能力有限，但具有爱民之心，既不忍对人民苛捐杂税，又没有良策打开局面，绝望之中，竟想不开服毒自杀了，留有遗书说：“我本愿救国救民，恐不能统一陕局，无颜对三秦父老之诚。”
冯玉祥接省城急电赶过去，协同处理后事，调兵维持治安。北京政府来电，正式任命他为陕西督军。但他以陕政难办，请辞不就，并推荐他过去的长官张绍曾任此职。政府不允，他勉为其难走马上任。
当务之急莫过于筹饷养军，但陕省财政枯竭，力不从心，这种困境从他发给政府的催款数电中，让人至今读来为之唏嘘：其中之一：“连年兵匪交哄，道路梗塞，商货不通，收入短绌，地方田赋，早已支借逾额……目下各师旅伙食无款应付，驱饥卒以临阵，危险莫甚。”
之二：“十一年陕省田赋，早经陈树藩提取净尽。西路交通尚阻，税收短绌，兵匪蹂躏数年，地方凋敝已极，挖肉补疮，无肉可挖。”
之三：“我军饷费全无，兵有饥色，派兵剿办，动则用款，坐视扰乱，为害非浅，陕匪不能早日肃清，则陕局不能早日统一；陕局不统一，则财政愈难整理。财匮匪众，民困兵饥，其危险有不堪设想者。”
之四：“兵饷缺乏，士卒枵腹，各将领奔走抚慰，日无暇晷……军事吃紧之际，军中有绝粮之忧……省垣金融恐慌，达于极点。富秦（陕西官办大钱局）银票每两只合大洋八毫，犹复日日低落。钱行数百余家，一律饱受困难，银根愈行紧迫。汉中、榆林两属之三十余县，除近省垣十余县外，其余各县纵有少数收入，早为该县驻军拨用，我军饷项遂至筹无处筹，借无处借。”
之五：“陕省大乱连年，元气断丧殆尽。喘息未定，疮痍未复，加以各方军队星罗棋布，偶有开拔调遣，车马取之于民，粮秣取之于民，一切军中所需零星物件，无一不取之于民，其他冰雹、地震、水灾、盗贼之害，层见叠出。嗟我秦民，谁能堪此！”
为了统一军令，整顿陕局，除非先肃清杂牌军和土匪军，否则别无办法。冯玉祥调兵进攻汉中，陈树藩逃到上海，汉中收复。有靖国军胡景翼⑩部驻三原一带，冯玉祥敬重他的为人，没有以兵戎相见，而是派张之江等前往抚慰，胡景翼感于冯玉祥的诚意，主动取消靖国军名义，改为陕西正式军队，服从冯玉祥的指挥。二人感情日深，成为挚友，日后首都革命同心起事，誓共生死。
第四章征调频频(3)
整治伊始，冯玉祥公布了《治陕大纲十条》，这些纲领都是本着孙中山的民族、民权、民生三项主义制订的。窘困的财政，从整顿陈树藩时滥发纸币入手，稳定金融，重罚毒贩，每月可收入六七万元，清理盐务，设盐务局，收入大增，使得军队境况有所改善，但是也只够维持日常生活，按期发饷做不到。每月收支账目公开，处处节俭。省政方面厉行廉洁，杜绝中饱，涓滴归公。冯玉祥在职不到一年，离开陕西时省库尚有余款。经过艰苦努力，财政、政治逐步走上轨道。冯玉祥注意修好与毗邻的关系，东与山西的阎锡山，西与甘肃的陆洪涛及陇东镇守使张兆钾等互为睦邻，相安无事，这才使他有精力专心致志于军事训练。除了仍紧抓官兵的学、术两科学习外，对于军队内部的风纪、军纪尤其注意，件件都有严格的规定：如军服裹腿上下一色用灰色国布，内衣和运动衣用白色，鞋黑色，禁止穿丝绸，官佐兵士的个人用品均有限制，不准私备额外品。每天早起，唱爱国歌，饮食起居一律有定时，剪发、洗衣、补衣、缝纫等都是士兵自己动手。又为士兵办储蓄，家中有需要时就寄去，特别困难的家庭，冯玉祥自己出钱给买田地，使他们没有后顾之忧。人说他：“对于官兵之爱护，可谓严父慈母兼而有之。”这里还有个故事，有一次他走在路上碰见了军需李荫九，他向这个军需立正敬礼，弄得军需惊慌失措。冯玉祥说：“我不是向你敬礼，是向你的缎子鞋敬礼。”从此，谁也不敢穿这种鞋了。
在政绩方面，冯玉祥仍按照他在常德时的方针政策，禁绝鸦片和娼妓，取消苛捐杂税，劝导放足，提倡清洁，实行种树，设立平民学校及运动场。他率领士兵在旧皇城修建新督署一事，也传为佳话。
原来的旧督署深宅大院，重门叠户，当初慈禧太后和光绪帝躲避八国联军逃到西安时，就以此为行宫。冯玉祥认为住在这样一个地方一不能和官兵常在一起，二来老百姓也不易亲近他，他算什么亲民之官？于是他选了城东北角一块空地盖新督军署，拆了旧督军署几座小房，利用旧砖木动起工来。他自任大工头，卫队营营长张自忠{11}任二工头，部分官兵当小工，只请了两个泥瓦工匠做指导，就盖成了。其中成绩最大的，是率军修筑西安至潼关的汽车大路，大大便利了交通；此外还筹建了陕西图书馆。一时，社会气风大变。但美中不足的是由于全省政令尚不统一，新政只惠及省会附近一带，未能普及全省。
督陕期间，冯玉祥还做了一件大大得罪吴佩孚的事。当时吴位居直鲁豫巡阅副使，位显权重，他在洛阳大摆宴席，庆祝五十大寿，各方人士都携贵重礼物往贺，康有为送的贺联书道：“牧野鹰扬，百岁功名才半纪。洛阳虎视，八方风雨会中州。”冯玉祥也派人送去贺礼，吴佩孚打开一看，是一个坛子，但里面装的不是酒，而是清水，冯玉祥附张条子，上写“君子之交淡如水”，吴佩孚冷笑说：“知我者焕章也！”感到很扫面子，心中结下怨恨。
在外事方面，又有一段趣事，反映了他不怕得罪洋人，维护主权的一贯立场。陕西终南山里，珍禽异兽出没其间，常遭外国人捕猎。美国亚洲古物调查团团长安德思和英国矿师高士林进山猎杀了两头野牛，雇脚力抬下山，而后来拜见冯玉祥，报告战果。冯玉祥一听就问：“你们到终南山打猎，和谁打过招呼？”安德思说：“我们打的是无主的野牛，用不着通知任何人。”冯玉祥说：“终南山是陕西的辖地，野牛是我国领土内的东西，怎么会是无主的呢？你们不通知地方官府，私自打猎，就是犯法的行为，你们知道吗？”高士林又说：“我们在中国十五年，所到的地方从来没有不准打猎的，再说，中国的法律上也没有不准外国人在境内打猎的条文。”冯玉祥据理反驳说：“中国法律上没有不准外国人打猎的条文，难道说又有准许外国人打猎的条文吗？你十五年没遇到过官府禁止你打猎，那是他们睡着了，我没有睡着，我负有国家人民交托的保土护权之责，我就非禁止不可。”并要他们赔偿，把牛弄活送回山去。两人开始还蛮不讲理，后来见冯玉祥态度严厉，毫不妥协，才认错道歉说：“现在野牛已经死了，没法弄活赔偿了，请饶恕我们这一次吧！”
第四章征调频频(4)
事后，冯玉祥将此事报告政府，才有外人狩猎须领执照，并只可捕猎指定野兽的规定。
主政河南
随着由政治上的斗争演化到武力上的抗争，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奉系张作霖入关进攻，曹锟、吴佩孚迎战失利，急电冯玉祥求援。冯玉祥决定讨奉援直，在接电后三小时内，就调兵遣将完毕，开始向潼关移动。临行前，冯玉祥给胡景翼写了一封信，说“为着###媚日祸国的张作霖，我现在离开陕西了。你若要争取权力，可和刘镇华{12}打，若要救国，请你和我同来。”冯军刚到潼关，胡景翼就来了复电说：“你放着督军不干，要去参加讨奉战争，这种光明磊落的态度，使我钦佩无限。我不过一个师长而已，打仗也丢不掉的，同向为国奋斗的途上迈进。”
冯玉祥首派第二十一旅旅长李鸣钟率孙良诚{13}等两个步兵团和孙连仲{14}的炮兵团星夜北上，听吴佩孚指挥。接着又接吴急电，说豫省后防空虚，请他速来坐镇洛阳。冯玉祥亲率张之江、胡景翼两部和炮、骑两团，以及辎重、手枪、学兵等营，日行一百六十里急驰郑州守备，布置后防。
冯玉祥出兵援手，是张作霖始料不及的，经过交锋，冯军乘胜追击，一举攻下开封，奉军大败急退。这次直奉战争，以奉系失败而告终。
这次战争中，河南督军赵倜听信奉方编造的吴佩孚战死的谣言，以数倍于冯军的兵力袭击郑州，交战至第三天，赵军被迫后撤，冯玉祥命冯治安{15}、张自忠率学兵连，李向寅率手枪队上阵，将赵军全部击溃，冯军乘胜追击，一举攻下开封，赵倜化装潜逃至上海租界。
北京政府免除了赵倜河南督军职务，听候查办。特任冯玉祥为河南督军。
就职后，冯玉祥的第一要务是恢复秩序，安抚人民，任鹿钟麟为警察厅长。他亲自带卫队出巡，镇压乱兵，地方始得安定。又派李鸣钟等为各属镇守使，剿匪安民。他每天去督署办公，都走着去，人们见了都奇怪，说当了督军不坐汽车，好歹也该弄个轿子坐坐。
他颂布《督豫施政大纲》十条：一、赈恤战区灾民，俾免流离。二、清理财政各税，期除苛敛。三、彻办户口登记，以清盗源。四、整饬巡缉各队，以维治安。五、查拿贪官痞棍，以安善良。六、筹设实业工厂，以纳游民。七、浚河治路，以利交通。八、推行义务教育，以开智识。九、严禁烟赌娼妓，以淳民风。十、厉行剪发放足，以除陋习。
河南在赵倜的统治下，吏治腐败，买官卖官，徇私舞弊，重税人民。冯玉祥从严查办贪官劣绅，罚款用来兴办公益事业；抄没赵倜全部财产，尽行充公，大办教育。他派余心清{16}创办“中州大学”（后改名为河南中山大学）及第一女子中学，他听说本省出了一个留学美国的教育博士，刚在南开大学任教务长，即电请他回河南，任命为教育厅长。河南多庙，他就利用庙办学，对各县教育局，责令积极整顿教育，建立图书馆和平民教育等设施。对以办学为幌子实是骗人钱财的学校，查明即取缔。一时，河南教育事业生气勃勃。另外，还建了开封平民工厂等。
冯玉祥督河南，雄踞洛阳的吴佩孚时时索要款项，冯玉祥到任之初，吴佩孚就索款八十万，还令以后每月缴二十万，冯玉祥回复他说我没有这个本事，要钱你自己来当河南督军好了。吴佩孚还滥荐多人到开封找冯玉祥求职，冯没照办，都使吴大为不快。当时河南驻军的成分非常复杂，军饷开支，冯玉祥尽力维持，平均支配，而吴佩孚擅自截留税款，不上缴省署。
由于连年战争中多有伤亡，为补充实力，冯玉祥在吴佩孚不知情的情况下，征得北京陆军部长张绍曾同意，招募新兵增编第七、八、二十五三个混成旅，任命张之江、李鸣钟、宋哲元{17}三人为旅长，另把空着番号的十六混成旅重新组建。此事后来被吴佩孚知道了，必欲去之而后快。当时华北的形势，由北京到汉口都处在吴佩孚直系势力控制之下，唯独当中河南是非嫡系的冯玉祥部队，“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不久，北洋政府发布命令，撤销冯玉祥河南督军职，改任陆军检阅使，授予扬武上将军衔。这实际是明升暗降，削弱实权。这个消息使河南民众很难接受，一时，舆论界、全省公民大会及各界民众组织，纷纷去电政府热诚挽留，却不获被准。
第四章征调频频(5)
在他离职前一个月，上海一家由美国人主办的英文周刊举行一次当代中国名人选举，由多数为教员学生等中国知识界人士三万五千名读者投票，选出当时“最伟大的中国人”十二名，结果，孙中山第一，冯玉祥第二，胡适之第三。
第五章陆军检阅使(1)
荀子云：“凡用兵攻战之本，在乎一民。”又曰：“善抚民者，是乃善用兵者也。”这是至理名言，所以我从军队成立的那天起，就谆谆告诫官兵兵民合一的重要性，并汇集古人爱国保民的范例若干条，名之为《军人精神书》，让大家背诵，身体力行之。
——《冯玉祥自传》第六章《治军》
1922年11月，冯玉祥离开河南，将所属一个师和三个混成旅的全部人马带到北京。这次移师并不顺利，吴佩孚只许他带走第十一师，其余新兵留在原地，开拔前令铁路局准备的六列火车，也被吴佩孚扣下，还不给军费。冯玉祥仅从财政厅筹得三万多元，临时又向各车站征车皮，凑了五列，然后定计让新兵打着老兵的旗号先走，走完后，老兵打着第十一师的旗子全数开走，车少人多，拥挤不堪。等吴佩孚知道了，冯玉祥的神速调兵已经完成了！
到达北京，驻兵南苑。
调任陆军检阅使时，冯玉祥41岁。1923年，他在治军和学习两方面都有重大的收获，但在个人生活上又极为不幸，相随他20年的妻子刘德贞因病逝世了，冯玉祥伤心恸哭，全军为她举哀，各官佐目兵分班致祭，遗体在京按基督教礼仪入殓，灵柩运回保定冯家墓地安葬。刘夫人一生勤劳朴素，自操家务，直到现在冯玉祥就任陆军检阅使的高位，她还是布衣布褂，自己跑街买东西，没有一点官太太的架子，不知情的人，还以为她是家里的女佣人呢！她在军中很受爱戴，经常慰问部队，对官佐家属极为关怀，大家都以贤姐称呼她。她倡办了培德女中，使妇女有受教育的机会。当时军人的鞋子都由家属做，每人都有定额，刘夫人和大家一样需按时完成自己的那一份，没有一点特殊。
刘夫人留下了儿子洪国、洪志，女儿弗能、弗伐、弗矜。小的才只有几岁。
这一年，却是冯玉祥治军的鼎盛时期，他完善了一整套练兵方法，为练就三万精兵打下基础。南苑练兵的内容主要分学科和术科两大方面，按不同等级进行训练。
在学科方面，冯玉祥特别注重精神教育，包括爱国精神、舍己救人精神、为社会服务精神、刻苦耐劳精神等。他选编的书有《军人精神书》、《军人读本》、《军人宝鉴》等，这些书的主要内容是爱国的。士兵都要学《军人精神书》，这本书要求士兵必须具备三大精神，即爱国精神、道德精神、军人精神，如果没有这三大精神，就不配当一个军人。爱国精神，选择了介绍历代爱国军人、爱国人士如冯子才、林则徐的短篇文章，冯玉祥说他们打了胜仗，可是由于政府腐败反而签订了丧权辱国的条约。道德精神，是讲修身养性的，也收集了一些名家名言，如“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过而能改，复于无过”之类。军人精神，是讲应该怎样训练，怎样锻炼，怎样吃苦耐劳，怎样爱护老百姓等，保护商人也是其中的一条。他经常在对部队讲话中说：“老百姓是什么人？老百姓是你爹。老百姓为什么是你爹？因为你穿的老百姓的，你吃的老百姓的，你不爱老百姓行吗？”他日后凡送部下出国留学，临行前总要嘱咐：“你们要爱国救民到底”，“不要忘记不扰民，真爱民，誓死救国”。
冯玉祥在爱国教育方面下了很大的功夫。他主持绘制和印发了一种“国耻地图”，发给官兵每人一张，让大家经常带在身上，以备随时查阅。凡是被列强通过侵略战争或不平等条约抢去的中国领地，都在地图上用红色标明，并写上那一块块的领土是何年何月何日，通过哪些战争，根据什么条约，被哪个列强侵占的。官兵们从地图上看到祖国的周围，特别是北部，一片片被染上红色的地方，都已经被列强侵占；那像秋海棠叶似的祖国版图上，一片片大好河山，一块块肥田沃土，一座座森林矿藏，被列强们蚕食鲸吞，感到非常痛心。他们由此知道了英法联军攻占了天津、北京，火烧圆明园；八国联军屠杀父老兄弟；日本人发动了甲午战争，俄国人霸占旅顺等，从而激起了内心强烈的民族仇恨和爱国心。
第五章陆军检阅使(2)
冯军部队里，一天二十四小时中除了睡觉，到处是歌声。起床要唱，走路要唱，饭前要唱，休息更要唱，睡觉前还要唱。这些歌有几类性质，有讲军队纪律的，有讲射击的，有讲团结的等。坐船有坐船的歌，坐火车有坐火车的歌，有什么行动就编什么歌。如经常唱的“战斗歌”：“一散开在一条线上，不要出前落后，妨碍射击”，说的是要有战斗队形；“军歌”：“高丽国、琉球岛与台湾，地不小，可怜都被它侵吞了”，这是控诉日本侵略罪行的，唱起来无形中就会激起为国家所受的耻辱而悲愤的感情，还有的说外国人看中国人是一盘散沙，把中国当做桌子上的一盘肉，抢着吃，“盘中餐，外人伺”；吃饭歌有好几个，如：“盘中粒粒皆是辛苦，民脂民膏来之不易”；爱民的“要爱护老百姓，爱护禾苗”；此外还有“植树歌”，部队在哪里驻防，就一定要种树。
总之，冯玉祥采取了种种办法对官兵进行精神教育，每个士兵的床头贴着志愿书，有六条的，有八条的，如爱国的，勤学的，每天对照检查做得怎么样。部队中有很多是河南兵，家乡人传开了，说：“冯玉祥的军队不得了，当过三年兵以后，土匪也变成大姑娘了。”这是因为冯军士兵走路时目不斜视，对群众不干扰，不进民房，也识字了，有文化了，不那么粗野了。
官佐所学内容有：正副目学《军人教科书》、《八百字课本》、《各种兵教科书》、《简明军纪》、《军人教育》、《军歌》、《军士战术》、《军事勤务》等。初级军官所学的内容增加《初级战术》、《军人宝鉴》、《军人读本》、《典范令》、《曾胡治兵语录》、《左传摘要》等。中级军官所学的内容增加《高级战术》（聘请法、日教官讲授）、《兵器学》、《欧洲战史》、《国文》、《易经》及《子书》一两种。
在术科方面，主要的训练项目是：刺枪、劈刀、器械体操、应用体操、八道拦阻、沟垒比赛、挖掘起伏地等项。其中特别重视体力锻炼、射击训练和夜战训练。
冯玉祥练兵亲自督练，从不懈怠。每次出操前，他要求士兵端“枪架子”，练臂力，练瞄准，营房里处处设有人头靶，供士兵随时练习。他亲自编写了《战斗射击歌》：“射击瞄准最为先，第一须知省子弹，一颗千金买不来，生死安危在一弹。瞄得不准万不发，发时必中一当千。枪不虚发好男子，千万千万莫等闲。战时全凭子弹胜，虽有子弹输送难，多少能战之军队，皆因乱放大败还。一弹须当性命看，保身保国保安全，枪不虚发好名誉，千万千万莫等闲。”官兵时时唱，练出不少神枪手。为适应夜战，士兵一入伍就要先学会识星辰辨方向，还要熟练夜间集合的动作要领，就寝前衣物和装备按规定摆放，紧急集合时穿戴服装、佩带装备也有一定秩序。他认为夜间战斗是对装备较好的敌人作战的重要手段。他要求班、排、连都进行刺枪、劈刀的练习。每个士兵都有一把特制的中国大刀片，背在身上寒光闪闪，刀把上的红绸迎风飘动，显得格外威风。冯玉祥还教士兵光着膀子演练冲锋、肉搏。尤其强调注重耐热、耐寒、耐风雪等适应恶劣自然环境的训练，常在冬季大风雪或酷夏暴雨时举行全军行军、战斗演习。当时其他很多军阀部队，一出动就要祸害老百姓，闹得鸡犬不宁，这种情况在冯玉祥的部队里从来没有发生过。一次严冬天气野营训练，风非常大，气温极低，演习部队冻死六个人，冯玉祥马上下令停止演习，统统回营。途经宛平县休息时，在这样恶劣的条件下，部队仍然“不扰民”，不进民房。饭盒里的大米饭和咸菜都冻得硬邦邦的没法吃，又冷又饿，也没人到民家找口热水喝。还有一次也是最冷的天气，举行全军夜间挖战壕比赛，土冻半尺，不准用火烤，只能用大铁杠子一寸一寸地凿。部队干了一夜加半个白天，才完成了各自划分的地段，数百人受伤。事后总结时，有的长官说：“这次比赛的激烈程度，真不亚于实际战斗呀！”冯玉祥说：“军队如果不养成耐寒的精神，没有吃苦的锻炼，没有硬地挖战壕的本领，一旦对敌作战，遇到恶劣的天气和环境，怎么能顶得住？顶不住，怎么能进攻？不进攻，怎么能打胜仗？”
第五章陆军检阅使(3)
冯军素有“静似泰山，动如奔潮”之誉，完全是苦练出来的。周恩来曾评价冯玉祥说：“先生善练兵，至今谈兵的人多推崇先生。”
体育运动方面，冯玉祥要求官兵们练单杠、木马、打拳、跳高、跳远，特别是单杠，要求每个人必须学会“屈身上”、“摇动转回”、“倒立”等动作，还要官兵学会游泳。通过这些训练，提高官兵的身体素质，锻炼他们的意志和耐力。有时，他让部队全副武装，携带武器、弹药、背包、水壶、饭盒等全套装备，进行逾越障碍竞赛。
冯玉祥爱兵如子，每逢作战，常和士兵一起蹲在战壕里，施工的时候，总和士兵一起挖土推车，在生活上也是十分关怀。一次他睡在兵棚，第二天全棚去出操，他就检查士兵的笔记和武器，然后和大家一起吃饭，吃到最后一口时吃到一颗砂粒，顿时大发雷霆，立刻把管伙食的三排长叫来，罚他跪在地上，当着大家的面训道：“当兵的就是你爹，你就叫你爹吃砂子？你的良心哪里去了？”走后一个多小时，才让这位排长站起来。他还对官长强调训练军队要从重视病人做起，怎么样让病人少？病了怎么治？吃中药还是吃西药？当长官的每天要挨个去看过，不论病轻病重都要一一记上，如果自己去不了，也要派最重要的人去，回来亲自看他记下来的病情，然后签上字。他说一个士兵离开父母，背井离乡，孤身在外，最感痛苦的就是有病的时候，我们是他们的长官，我们不去留心他，谁去留心呢？
也是在这一年，冯玉祥在书法练习、英语学习方面进步很大，尤其是在读书方面收获颇丰，可以说是古今中外博览群书。他还特别聘请专家学者为他讲学授课。如请沙明远讲授《易经》、《书经》、《左传》、《群书治要》、《我师录》；请王瑚{18}讲授《孙子兵法》、《大学》等。
生活方面，自从他丧妻后，各个方面的实力人物都想以联亲来拉拢他为盟友，说媒的人纷至沓来，连曹锟也有意将自己的女儿嫁给他，派副官来提亲，但是冯玉祥不愿意。为了能推掉这门亲事，他提出了条件：一、不许穿绫罗绸缎，吃山珍海味。二、要能纺纱织布。三、要抚养我的几个孩子。这门婚事当然是告吹了。
冯玉祥的第二次婚姻是在刘夫人去世后的次年。关于他娶李德全为妻的故事，有多种传说。实际上他们是由李德全的亲戚唐悦良{19}夫妇撮合的。唐悦良的夫人李淑成和李德全{20}是堂姐妹，俩人的父亲是亲哥俩。我们称呼李淑成为唐姨，管唐悦良叫唐姨父。解放后李德全私人交往的人不多，她最常去的地方就是唐家。上世纪50年代有一天婆婆李德全带我去唐家，谈起往事，唐姨兴致勃勃地对我说婆婆的大媒是他们做的。唐家人都是基督徒，冯玉祥任陆军检阅使驻防北京时，常去做礼拜，互相结识，有时去他家串门。有一次冯玉祥当笑话说起曹锟提亲之事，说话者无心，听话者有意。事后有一天，唐悦良夫妇约冯玉祥去基督教女青年会参加一次演讲会，女青年会学生部干事李德全也在会上讲了话，她圆圆的脸盘上戴一副黑边眼镜，笑容明快，口才出众，冯玉祥顿生好感。经唐家搭桥，以后去通州李德全家里交往接触多次，了解到她的家境贫寒，父亲早年从蒙古来到北京，为谋生扛过活儿，很合乎他的择偶条件，便请唐悦良夫妇出面做媒，这桩婚事就这样成了。
李德全1896年出生在北京郊区通州（今通州）德兴庄草房村一个贫苦农家，祖上是蒙古人，父亲是一个牧民，后离开草原逃到通州。那个时代外国人来中国传教的很多，他们深入各地农村，发展教徒，李家就信了基督教。李德全的祖母和叔叔就因为是教徒，在义和团时遇害殉道了。李德全刚出生三个月，父母就抱着她接受了洗礼。长大以后，在教会的资助下，上完了小学、中学，毕业于美国教会开办的“贝满女中”，后来又曾回到母校任教。中学毕业后考入私立的汇文女子大学（即燕京大学前身的一部分）。她在学校非常活跃，担任学生会会长，热心宗教工作，极富爱国心。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她听说外国人在巴黎讲“中国人不值两毛五”的话，非常气愤，就和同学们写了大幅抗议书：“中国不值两毛五，全中国四万五千万人，每人值！”并把这幅抗议书放到美国校长的办公桌上。李德全是20年代极少数受过高等教育的妇女之一，这样的知识妇女那时追求男女平等，要独立自主地干一番事业，多喜独身，所以当她已是29岁的老姑娘了还没有出嫁，直到遇到了冯玉祥，她一生的命运就此发生了传奇性的变化，日后成为中国著名的社会活动家。
第五章陆军检阅使(4)
1924年2月9日，冯玉祥和李德全订婚，交换婚约，同月19日在南苑驻地由牧师刘芳主持，按基督教仪式举行了简朴的婚礼。婚后新娘问丈夫：“你怎么会看上我？”回答是：“我看你天真烂漫！”
在南苑，为悼念阵亡官兵，冯玉祥在南苑修建了昭忠祠，埋葬亡者的骸骨。每年派人前去慰问遗属，酌情给予照顾，有适龄入学的子女，就带回北京送进子弟学校。对残废官兵，以各种方法安慰救济，历年战阵受伤的官兵，都有详细的光荣记录。他以为，中国的道理“死为大”，要是埋在哪里我们都不知道，死者如此，生者怎么想？
官佐家凡有婚丧事时，他规定只许上级官对下级官送礼，下级官兵都不准送礼，这在当时的军队中是绝无仅有的事，人都不能理解。他的一个军中朋友对他说：“我在军队里看到的惯例，是只有下级对上级送礼，谁的礼品办的贵重，长官就喜欢谁，到后说话就特别有效，官也升得快。所以大家都要在送礼上面用心。送一次礼，典卖借贷都在所不惜。因为这是下的本钱，升官之后那是一本万利的。下级官对上级官送礼，有这个讲究。你们这个规矩是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冯玉祥做事常有些地方不合时宜，所以招来人在背后骂他是“活妖怪”，他也知道别人这么骂他，并不以为然，照样我行我素。
驻兵南苑期间，冯玉祥各种社会活动不少，和各使馆人员时有接触。一次高级教导团招待日本人，布置会场时，冯玉祥叫把万国旗里的日本旗拿掉，日本人到时，其中有人注意到这一现象，询问怎么唯独没有本国旗？冯玉祥说我们办事的人跑遍了街上也买不到日本旗，大概是因为贵国对中国的二十一条的原因，老百姓有抵触情绪不卖日本旗子。他对在场的小幡公使说应该电告日本政府反省。
官场的铺张浪费、乌烟瘴气，让他气闷。经常是按时去赴宴，宾主都迟迟不到场。他不耐烦等，自己叫碗面条或吃几个包子，撂下张名片就走了。他接触北京场面上的大人物，更看清了他们的嘴脸，一到聚在一起，嘻嘻哈哈谈的就是昨晚打牌输赢了多少，明晚有什么好戏，谁家姨太太漂亮，哪里又有官地要卖，就是没有谈论国计民生的。有一次总统黎元洪召集例会会餐，吃谈间他忽然发起了牢骚，说这总统真不是人干的，总赔钱，每年得赔上36万，连煤矿股票和盐票的利息都赔进去了，长此下去不能支持了。众人听了都恭维他仁义忠厚，唯独冯玉祥脱口而出说：“总统是当旅长出身的，怎么会有这么多的钱呢？”黎总统说：“存的呀！”冯玉祥刨根问底又说：“旅长的饷每月不过几百两银子，怎么会存那么多呢？”黎元洪无以作答，打个哈哈一笑了之。
一次永定河在丰台西南决口，北京永定门一带的居民惊惶失措，冯玉祥听说后，立刻派鹿钟麟率两旅人前往连夜抢修，费尽力气终于把决口堵住了。为了不遗后患，冯玉祥又决定要加宽加深河道，根治永定河。工程必须赶在春天水涨以前完工，一团一团的人开上去，五天一倒班，在风狂沙暴的天气里施工，苦干了几个月才完成，冯军得到老百姓极大的尊敬和好感。
第六章首都革命(1)
自十二年(1923年)秋，贿选告成，曹锟窃位，为中华民国历史上一大污点。我曾向朋友表示，只要能利国利民，消除国内无意义的纷争，我虽然不才，但愿跟随海内贤豪共图大计。
——冯玉祥《我的生活》
从1921年开始，中国政局发生了重要的新的变化：中国共产党成立了，并于1923年在广州举行了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了和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的方针；经过苏联和中国共产党的具体帮助，孙中山着手改组国民党，发表了中国国民党改组宣言，确定了实行联俄、联共和扶助农工三大政策。
民国以来十几年北京政治舞台上的头面人物，就像走马灯一样，你方唱罢我登台。皖系段祺瑞失势后，北洋政府的实权又操纵在直系军阀曹锟、吴佩孚手中，这两个人野心都很大。曹锟早在清末当长江上游警备总司令的时候，搞了不少钱，每逢他做寿的时候，各省督军、省长纷纷前来祝寿，场面之大，非一般人可比，渐渐地，一些奉承巴结的人就在他耳旁吹风：“大帅足可以当总统。”于是一场贿选运动开始了。曹锟开出的价码是每投他一张票给5千元，直接替他活动的政客们还不止这个数。
曹锟贿选总统的丑行，遭到孙中山的反对，全国人民也一片嘘声。在万众的指责下，曹锟还是一不做，二不休，大模大样地上台做了总统，并且兴师动众，准备和奉系军阀张作霖打仗。
草堂密议
政局如此，冯玉祥对曹锟的贿选和军阀混战都极感厌恶，通过马伯援给孙中山带去五条意见，提出实行民主、改革政治和团结协商等具体主张。孙中山派代表告诉他，在当前的形势下，首要任务是先打倒最反动的直系军阀，冯玉祥答应俟机而动。但他知道除非联合同志共同行动，不足以成大事。他想到了知己朋友、现任第十五混成旅旅长的孙岳，对曹锟贿选总统之举也深恶痛绝。于是，他就以在南苑建成“昭忠祠”，举行落成典礼为由，把孙岳请到北京。
这天，冯玉祥陪孙岳祭过烈士亡灵，往义地走来。孙岳边看边叹息说：“民国成立不过十多年，这里已经躺下这么多战士了。”冯玉祥说：“他们为国捐躯，落得一个忠字，也算不朽了。”孙岳点头说：“都是忠义好汉呵！都是精魂忠骨呵！”冯玉祥感慨地说：“他们死了，能得忠骨之称，孙二哥，将来您百年之后，人当如何评价？”孙岳说：“那不用问，像现在这样干下去，一个不折不扣的军阀走狗罢了。”冯玉祥说：“您统兵数千，坐镇一方，为什么甘心做人家的走狗？”孙岳哈哈大笑说：“我算什么？还有那些带着三四万人的，不也是做着军阀的走狗，莫可如何吗？”“您说谁？”冯玉祥明知故问。“即你冯焕章是也！”两人半开玩笑地说着，来到坟地一座草亭里坐下。冯玉祥严肃地说：“目前闹成这个局面，我想稍有热血良心的人，没有不切齿痛恨的。我带的部队名义上号称一师三混成旅，实际上还不到三万支枪。如此境地，未敢莽撞。但是我们必须努力，把这一批祸国殃民的混账东西一股脑推翻，不然的话，如何对得起我们创造民国的先烈？”孙岳正容说：“你要是决定这么干，我一定竭尽全力相助。”他还保荐了胡景翼和他的副手岳西峰，可共同举事，这两个人也都是冯玉祥相知的人。
二人密议结束，冯玉祥叫过随员以草堂为背景，和孙岳合影一张，以资纪念。
这就是近代史上有名的“草堂密议”。
经孙岳联络，胡景翼即派岳西峰前来和冯玉祥密晤。岳西峰说：“有几句话，今天要和你好好谈谈。你是一位创造民国的人，尤其在陕西、河南的时候，你领导指挥我们为国效劳，咱们过去同过多年的生死患难，想你一定能相信我们，推心置腹。咱们今天就说革命党的话，开门见山地说，你说好不好？”冯玉祥说：“你这些话都是从心窝里掏出来的，我信得过。你来的时候，笠僧（孙岳）说什么了吗？”岳西峰说：“笠僧的意思完全听你的命令，只要你肯带着我们打倒这帮害民贼，你说怎么办，我们就怎么办，没有半点含糊。”冯玉祥听后说：“西峰弟，你既如此说，我们公是公，私是私，我也把话和你说透。第一，吴佩孚为所欲为，要打倒异己，对张作霖的战事，目前已到了一触即发的地步，这种战事，我们誓死反对，如果吴佩孚有命令给你们那边，你们万万不可接受；第二，我们必须利用形势，相机而动。将来如果我们成功，一定要迎请孙中山先生北来，主持一切。他是中国唯一的革命领袖，我们应当全心全意地拥护，否则我们就是争权夺利，不是真的革命。”最后他嘱咐说：“你告诉笠僧，纪律是军队的命脉，有之则生，无之则死，应该马上着手严整军纪，切切不可大意。”
第六章首都革命(2)
冯玉祥这边加紧补充军械，同时又从河南招了一万多名新兵，对外称只是一个营，进行训练。驻密云的部队，奉命每天练习行军，有时空手，有时全副武装，总是向西往北京方向走，或50里而回，或60里而回，使部队时时准备，使居民司空见惯。
北京政府从意大利买进大量的比士尼步枪、大炮和子弹，冯玉祥派总参议蒋鸿遇去见陆军总长陆锦请领，陆总长避而不见。后来经曹锟批准，可以领三千支步枪、十八门炮和几百万发子弹。哪知领了好几次都领不到，因为马上要打仗了，冯玉祥有点着急，召集大家开会，他追问蒋鸿遇：“究竟为什么领不到东西，难道总统批准都不算数吗？”蒋鸿遇才如实说：“现在军械都归李彦青{21}掌管，不送上钱去，是什么都领不到的。”冯玉祥问需要多少钱？蒋鸿遇说最少得十万。没有办法，只好在每月应领的经费项目下凑足十万元给李彦青送去，下午4点送到，6点就接到李彦青的电话，通知去领枪弹。不久首都革命成功，冯玉祥杀了李彦青，这也是他贪赃枉法，自食其果。
一切准备就绪，只待时机到来。
星夜班师
1924年9月，张作霖进兵山海关，威逼北京。曹锟北京政府发布了对张作霖的###令，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
吴佩孚召开出征会议，军政要员六十多人齐聚一堂。等了多时，只听得一声“总司令出来啦！”吴佩孚身穿紫色绸夹袄，外罩黑坎肩，下面一条白绸裤，嘴里叼着纸烟，走到座上盘腿一坐，口传命令。他自任讨逆总司令，任冯玉祥为第三路司令，胡景翼为第二路司令，孙岳为北京警备副司令……命令宣布完后，冯玉祥问：“给养怎么办？”吴佩孚说：“此次出兵，概不设兵站，粮秣饷项，统由各部队就地筹办。”冯玉祥说：“这恐怕行不通吧，路途这么远，行动这么难，假如还要自己筹饷办站，不但不利于部队作战，并且扰害地方，乡绅百姓都会得罪。”吴佩孚还是说：“兵站用不着办，你们只管走到哪里吃到哪里。”冯玉祥说：“祸害百姓的话且不说吧，我走的古北口这一路，全是荒僻的地区，百八十里地也见不着个人，我们到哪里去办粮去？”吴佩孚不耐烦地挥挥手，表示不谈了。冯玉祥最后说：“在如此没有保障的情况下，我军前进越远，危险越大，败则牺牲塞外，胜也难以立功呵！”吴佩孚说：“今天就这样了，散了吧，散了吧！”
会后，吴佩孚又留下几个人，对其中的王承斌说：“派你为监军，随冯玉祥行动，好生监视他。”又交代胡景翼说：“你带部队跟在冯玉祥后面，如果发现他有异动，可就近解决。”
就在曹锟下令对张作霖开战的同一天，孙中山在广州发表了“北伐宣言”，###曹锟、吴佩孚，并派孔祥熙给冯玉祥送来他亲笔书写的《建国大纲》，使冯玉祥精神上受到极大的鼓舞。冯玉祥知道时机已经成熟，决定南呼北应，立即采取行动。
出师前，他和孙岳、胡景翼密约，决定发动首都革命。
冯玉祥平时就注意和北京政府里的机要人员联络，对曹、吴的情况了如指掌，在布置妥了北京城里的应变计划后，他把部队分为五个梯队，逐次出动。先头部队是张之江旅，之后是宋哲元旅、刘郁芬{22}旅、李鸣钟旅，最后是鹿钟麟旅，大军四天之内开拔完毕。从河南招的万名新兵临时编成三个补充旅，以训练营为名，留在北京以为应援。一切布置停当，冯玉祥方始起程。途经怀柔，大路两旁的枣树上挂果累累，冯玉祥问路边看热闹的老百姓：“枣子短了没有？”有的说：“是您带的队伍过境，哪会摘我们的枣儿吃。”还有的说：“我们叫大伙吃，弟兄们说要钱我们就吃。我们说都是树上自己长的，要钱干嘛，你们能吃多少，可他们还是不吃。”冯玉祥对部队的纪律性很满意。
冯玉祥心知肚明，相偕同行的王承斌，是来监视自己的，索性把全盘计划向他挑明了。王承斌听后说：“吴大帅好些做法，我并不赞成，但是我不能参加你们的行动，只是你放心，我王某也绝不会出卖你们。”冯玉祥说：“人各有志，你既认为各行其是为好，我也不勉强你，咱们能彼此谅解就好。”抵达古北口时，段祺瑞派员给冯玉祥送来一封亲笔信，表示不赞成内战，对贿选政府希望冯玉祥有所自处。
第六章首都革命(3)
吴佩孚大军压境，张作霖感到压力很大，也派出代表马丙南，赶到古北口面见冯玉祥，要求联合行动，一致对付曹、吴。冯玉祥表示同意，并和对方达成两点协议：一、事成之后，国事由孙中山主持；二、奉军不得入关。
吴佩孚此时在山海关出战失利，电令冯玉祥火速增援。冯玉祥抓住战机，突然由热河班师，派三路大军截断吴佩孚的退路，命在古北口、滦平和承德三地的部队星夜驰返北京。兵贵神速，古北口的部队距北京约二百华里，一昼夜到达；滦平的部队距北京三百多华里，两昼夜到达；距北京六百里的承德兵马，三昼夜到达。三军在寒风砭骨的冬季以创纪录的行军速度，准时在京郊北苑集结。10月22日午夜十二点，开赴安定门，守城的孙岳即令守兵大开城门，迎接入城。特别行动小组割断电线，占领电话局，缴了曹锟总统府卫队的枪，囚禁曹锟于延庆楼上，实现了首都革命的壮举。这一切，都是神不知鬼不觉在一夜之间完成的。
1924年10月23日清晨，北京的老百姓发现全城街上的岗哨都换了人，每个士兵的臂上都戴着白袖章，上面印着“不扰民，真爱民，誓死救国”的字样，一打听才知道冯玉祥的部队已经入城接防了。
冯玉祥于23日回抵北苑，胡景翼、孙岳二人来会。当天，他们三人和高级人员刘骥、张之江、李鸣钟、鹿钟麟等开会，全体决议正式组织“国民军联军”，公推冯玉祥为总司令兼第一军军长，胡景翼、孙岳分别任副司令兼第二、第三军军长。总司令部设于旃檀寺。
完成新的军事组织事宜后，冯玉祥又在北苑召开会议讨论政治改组，大家一致决议推翻贿选总统曹锟，成立以黄郛为首的“摄政内阁”，行使大总统职权。冯玉祥虽军权在握，但在内阁组阁过程中，为了避操纵把持之嫌，他没有参与其事，也没有推荐任何一个自己的部下入阁。
曹锟见大势已去，只得交出印信，宣布退职。
驱逐溥仪出宫
前文已叙，冯玉祥早在率部攻入北京###张勋时，就曾决意驱逐溥仪出宫，为段祺瑞所阻。这次他召见爱将鹿钟麟，对他说：“一定要采取断然行动，把溥仪驱赶出宫，把故宫的宝物收归国有。速办不得有误。”《民国日报》1924年11月6日的报道是这样写的：“冯玉祥在辛亥革命前就一贯痛恨封建帝制，北京政变后，他决心以全力行其素志。在商得摄政内阁同意后便于11月4日命警察总监张璧访问内阁总理黄郛，召开临时内阁会议，修改了清室优待条件，决定把溥仪驱逐出紫禁城。遂由北京警备总司令鹿钟麟等执行了这一任务。”
清朝末代皇帝溥仪，这时还居住在故宫养心殿里，他紧急召开会议。奉召而来的王公、帝师、内务府大臣们，一个个惊慌满面，愁肠百结。溥仪紧锁双眉，一语不发。溥仪的岳父、总管内务府大臣荣源急了，说：“事关皇上安全的大事，咱们得快拿主意，等冯玉祥的人来了，都和他们讲什么。”宗室宝熙说：“这种事咱们经过也不是一回了，我看咱们还是抱着欢迎的态度，冯玉祥总不至于和咱们太过意不去。”曾任军咨大臣和训练禁卫军大臣、溥仪的叔父载涛摇摇头说：“从各方面传来的消息说，冯玉祥这次班师来京，不但要推倒曹锟，还要撵皇上出宫，皇产和各王公府第一律没收。咱们千万不能等闲视之，掉以轻心呀！”奉恩镇国公载泽说：“我看还是找个得力的人去跟冯玉祥疏通疏通吧！”溥仪的父亲、醇亲王载沣说：“这冯玉祥不同于别人，不论是他还是他手下的人，从来和咱们没有一点来往，这条门路怕是打不通。听说，曹大总统已经给关起来了，曹四爷{23}服毒自尽了，事情难办了。”载涛说：“要不然，皇上索性去天津避乱吧，天津租界有早准备下的房子。”总管内务大臣绍英说：“万一外面所传消息不实，皇上轻易出宫，岂不是自寻引火烧身之祸？再说，敬懿、荣惠两位太妃{24}怎么办？她们在宫里已经住了几十年，就是死也不会同意出宫的。还有瑞康太妃{25}去世才月余，灵柩尚未抬埋，怎么能丢下不管？”
第六章首都革命(4)
会议最后毫无结果。
这边鹿钟麟带着几个卫兵进宫来了，他见到溥仪问道：“你到底愿意做平民，还是愿意做皇帝？若愿意做平民，我们有对待平民的办法；若是要做皇帝，我们也有对待皇帝的手段。”溥仪当即回答说：“我自然应该做平民，无奈许多人跟着吃我，他们逼着我在这里，要不然，我早就走了。”鹿钟麟说：“既然如此，就请你立刻迁出宫去，从此做一个善良的平民。”鹿钟麟命溥仪交出玉玺，溥仪犹豫，总管内务大臣绍英不依。鹿钟麟考虑到自己只带了几个兵，而宫内还有三千禁卫军，拖延下去，恐生意外，顿时心生一计，叫过副官，掏出怀表说：“时间快到了，吩咐外边暂别动手，这里还有话说。”溥仪和绍英慌了，以为已被重兵包围，命悬一线，马上同意一切照办。一天的功夫，溥仪和后妃们匆匆收拾了一番，鹿钟麟就用汽车把他们送到了溥仪父亲的家——什刹海醇王府。任务完成后，鹿钟麟带着溥仪交出的玉玺来见冯玉祥，报告任务执行经过。冯玉祥高兴地说：“好，办了一件大好的事情，完成了我们的宿愿。”
消息传出，举国上下，拍手称快。北京全城在溥仪出宫的次日悬挂国旗，热烈庆祝。（据悉，1959年溥仪被特赦后，在全国政协会议期间重又见到鹿钟麟，他热烈地拥抱鹿钟麟，并要求合影留念，同时一再表示感谢冯玉祥将军。）
新政府出台的对废帝溥仪的决定是：一、大清宣统皇帝，即日永远废除皇帝尊号，享有中华民国国民法律上之权利及义务。二、本条件修正后，民国政府每年支出五十万元，设立北京贫民工场，收容满旗贫民。三、清室即日移出紫禁城，自由选择住所，民国政府负责保护。五、清室私产仍归私有，一切公产，民国政府没收之。
溥仪出宫后，紧急内阁组织了清室善后委员会，委员会委员长是李煜瀛，委员有汪精卫、蔡元培、鹿钟麟等人，会同绍英和有关王公等对故宫的珍贵文物进行清点、登记、妥善保管。属于溥仪私人的东西，归还本人。这中间，还有一个插曲，冯玉祥想请王瑚老先生出任故宫博物院院长，王瑚坚辞不允。老先生说：“我自信一生清廉，不爱财，不贪财。故宫宝物很多，我当然不会偷。可是故宫好书也多，我爱书，当然也不会偷。不过只要一动心，我就完了（意思是不再是完人），所以决定不干。”
溥仪出宫的消息传到蛰居天津的段祺瑞耳中，他忘了自己曾是民国的国务总理，竟气得一脚踢翻身边的痰盂，大骂一通，并去电质问冯玉祥：“清室逊政，并非征服。优待条件，全球共闻。迫之，于优待不无刺谬，何以昭信于天下乎？”冯玉祥回电说：“清室为帝制余孽，复辟之祸，贻羞中外。张勋未伏国法，废帝仍保旧号，均为民国之耻。留此余孽，于清室为无益，于民国为不祥。此次移入私邸，废去无用之帝号，除却和平之障碍，人人视为当然，除清室少数人仍以帝号为尊荣外，莫不欢欣鼓舞，谓尊重民国，正所以保全清室也。”
首都革命的成功，孙中山先生也极受鼓舞，他马上打电报给冯玉祥，电文说：“义旗聿举，大憝肃清，诸兄功在国家，同深庆幸!建设大计，即欲决定。拟即日北上，与诸兄晤商。先此电达，诸维鉴及……”
冯玉祥也立即回电孙中山：“辛亥革命未竟全功，致令先生政策无由施展，今幸偕同友军，戡定首都，此后一切建设大计，仍希先生指示，万望速驾北来，俾亲教诲是祷。”并即派马伯援为代表持亲笔信前往广东欢迎中山先生。
吴佩孚兵败后，并不甘心，率残部约两旅之众，集中在天津附近的七里河、杨村、北仓、军粮城之间，企图反攻北京，并向苏、鄂两省督军求援。当时国民军将领们正在开会，听到这个消息顿感军事上又呈严峻之势，为了加重自方筹码的分量，孙岳提出有必要联络皖系山东督军郑士琦，而要达到这一目的，还需借重皖系头子段祺瑞的影响，暂时请他出山进行拉拢。仓促之间，只重军事而缺乏政治头脑和眼光的革命派们，竟一致同意了这个意见。首都革命功亏一篑，这是铸成大错的主要原因。会后，冯玉祥即与孙岳、胡景翼通电###吴佩孚，下达进攻令，以张之江为总司令，率刘郁芬、蒋鸿遇、李鸣钟、石友三{26}等出战。交战三天，吴佩孚不敌，仅率卫队从大沽口乘船逃跑。
第六章首都革命(5)
张作霖此时已违背不入关的协定，率奉军大举入关，占领了秦皇岛、昌黎、滦州、芦台、塘沽等地，并与段祺瑞又联合到一起，策划于密室，请冯玉祥到天津会谈。冯玉祥多次推脱不去，段、张一再劝邀，他只得乘火车前往，快到杨村时，突然一列快车从后面冲上来相撞，伤及随员，幸而他本人当时正好是躺在车厢里，没有大碍。事后查知，这是曹锟、吴佩孚余孽所为。
会议在段祺瑞的公馆举行，直系和皖系军政人员等均有出席，只有冯玉祥是单刀赴会。局面是南北各省直、皖两系督军在吴佩孚垮台后，群龙无首，顿失依附，但又不甘心屈居冯玉祥、张作霖之下，纷纷表示拥戴段祺瑞临时执政。在共同的施压之下，冯玉祥抱着始终如一的“谦谦君子，激流勇退”的态度妥协了，屈从了。日后他反省这段历史时自谴道：“一时只看见了军事的成败，而忽视了政治的结果。孙二哥这个提议竟得全体一致的赞成，真是‘失之毫厘，谬之千里！’哪知由于这个临时动议，竟断送了此回革命之全功。”
冯玉祥是一个经验丰富的军事家，但却不是一个成熟的政治家，在那波谲云诡、错综复杂的局势下，他仍守着“谦谦君子，高揖群公”的道理，从而导致军事成功、政治失败的结局。
11月21日、24日，段祺瑞和张作霖相继率军开进北京，段祺瑞宣布就任中华民国临时执政，政权又落入了他们的手中。冯玉祥痛心道：“这次班师回京自愧未做一事，只有驱逐溥仪，可以告天下后世而无愧。”
与此同时，孙中山于11月13日抱病北上，可惜当他到达北京的时候，冯玉祥因厌与段祺瑞为伍，七上辞呈，不顾各方挽留，坚决辞去陆军检阅使之职，取消国民军组织，又往京西天台山去了。临行前，他抱着愧对孙中山的心情嘱咐北京警备总司令鹿钟麟说：“孙先生到京后，一定要尽力保护。咱们的队伍，就等于是孙先生的队伍，应听孙先生的招呼。”冯玉祥至诚欢迎孙中山先生来促进和平和政治改革的设想又落空了。
第七章西北边防督办(1)
察绥一带虽是苦寒之地，但我却极乐意去。第一，中山先生曾派汪兆铭和吴稚晖、孙哲生等先生屡次到山上劝我不要消极，其他各方也函电交促，劝我出山。第二，我厌恶这个政治中心——乌烟瘴气的北京，极想远远地离开，效法张留侯退居留坝的办法，到那地僻人稀的区域里，一则可以藏拙，二则或者更适宜于我的避免参加内战的心愿。
——冯玉祥《我的生活》
伟人辞世
1925年2月27日，冯玉祥派夫人李德全持他的亲笔信到北京谒见了孙中山。中山先生将六千本《三民主义》、一千本《建国大纲》和《建国方略》赠送给冯玉祥，由李德全带回。冯玉祥将这些书作为国民军的教材。
不幸的是孙中山因肝病复发，医治无效，于3月12日在北京与世长辞。冯玉祥悲痛不已，下令全军一律缠黑纱，志哀七天，又通令各部队上自官长，下至战士、伙夫，都要以三民主义为必修课，无一例外。他对左右说：“中山先生一次次派人来送信，给我以种种指导，特别是还专门派孔祥熙先生送给我他手写的《建国大纲》，征求我的意见，让我加以增减，这种知遇之恩和特别瞧得起之情，我毕生难忘。如今一代伟人死了，知道我了解我的人不在了。”
在孙中山治丧期间，一切保护守卫工作，都是由冯军担任的。事后，孙科{27}特地来向冯玉祥致谢，冯玉祥流着泪说：“我景仰中山先生几已二十年，我们之间信使往来也有多年了，但我一直没有机会和他见面，这是我永远感到遗憾的事。我总觉得自己和孙先生在精神上是一致的，正是他对我的启示和鼓动，使我遁走大路，未入歧途。”
几天以后，孔祥熙来见冯玉祥说：“那次送给你的那本孙先生手抄的《建国大纲》，原本是孙先生赠给孙夫人的，后来借出来送给了你，孙先生当时答应另抄一本还给孙夫人，没想到没来得及。现在这个写本是一女许配了两家，归了你，孙夫人就没有了。”冯玉祥一听忙说：“孙先生的写本，我虽然视为珍宝，但我也绝不能把孙夫人的纪念物占为己有。”当下取来托孔祥熙带还给孙夫人。
北伐成功以后，冯玉祥从河南选上好大理石材做成几十块石碑运到南京，请当时政界名流以不同风格的书法，每人一块恭书孙中山先生的《建国大纲》，刻之于上，永存纪念。这些碑文，现在还完好地保存在中山陵旁边的一处建筑物中。
新的转折
在时代潮流的推动下，冯玉祥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李大钊相识了。
1924年冬，李大钊从苏联回国时，《盛京日报》上还登着曹锟政府北京卫戍司令通缉他的命令，但他毫无所惧，毅然回到北京，成立了中共北方区执行委员会，亲负总责。为了专心致力于党的工作，他辞去了几个大学的教授职位，和其他几位同志领导着东到东三省，西到陕西北部，南到直隶、山西，北到内蒙的整个北方地区的工作。李大钊分析了首都革命后复杂的政治形势，采取了联合冯玉祥国民军的策略。冯玉祥驻军南苑的时候，李大钊就进行过第一次拜访，他向冯玉祥详细介绍了苏联革命的情况，从此交往日深。一次冯玉祥提出希望李大钊来军中负责政治工作，李大钊接受了这一邀请，但后因党的工作脱不开身，改派其他同志和通过书信来往，开展对冯玉祥和他的主要将领的争取工作，向他们解释宣传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打倒土豪劣绅等政治主张。同时还派一些同志直接深入到国民军中去，在中下层军官和士兵中进行活动。
冯玉祥辞职后，段祺瑞虽重又上台掌权，但内心却有隐忧，因为冯玉祥一走，三角局面打破，他非完全受制于张作霖不可，早晚会危及他的政治生命。为了维持均势，他再三要求冯玉祥出任西北边防督办。因为在天津会谈时，段祺瑞、张作霖气势压人，冯玉祥就已不愿和他们纠缠下去，当时曾表示自己愿意去开发西北，为国家开辟富源。
第七章西北边防督办(2)
再度处于困扰中时，徐谦又来见冯玉祥，谈到他和李大钊以国民党中央委员的身份，与苏联驻华大使加拉罕{28}谈过冯玉祥的处境问题，苏方表示，可以为冯玉祥提供无偿援助。提到加拉罕，冯玉祥经徐谦介绍，在南苑时就认识并常相过从了，加拉罕对他讲述苏俄革命后各方面的情况，使他得到许多新的知识，觉得他们的国家确实有伟大的前途。有一次外事活动后，他和加拉罕同坐一个车，加拉罕自己开车，又快又稳，冯玉祥很惊讶，问他身为大使，怎么也会开汽车？加拉罕说他是工人出身，这在他们是极平常的事，冯玉祥对他的印象非常好。徐谦这次是有目的而来，他给冯玉祥分析问题说，察哈尔、绥远接近外蒙，如果接受西北边防督办一职，统辖这些地域，苏联的援助物资比较容易运输进来。经徐谦如此一点拨，冯玉祥对前途又有了信心，他二下天台山，来到张家口，走马上任西北边防督办之职。不久，政府又发表冯玉祥兼任甘肃督办，他委派刘郁芬代理，蒋鸿遇为帮办，后又保举薛笃弼为甘肃省长。
李大钊在徐谦的陪同下，来到张家口和冯玉祥商谈苏联给予军事援助的问题。接着，苏联派驻广东革命政府的顾问鲍罗廷{29}和苏驻华武官格克尔也来到张家口，进一步洽谈关于援助物资的细节问题，拟定了苏方援助步枪、机关枪、大炮及弹药的清单；交货办法是通过铁路运至苏联境内最靠近蒙古的上乌金斯克，然后用汽车运到库伦，这里是中转站，再由冯部接运至平地泉和张家口。这些军用物资约值四千万元，苏联一分钱没要，援助是无偿的，没有任何附加条件。这样的武器装备，使冯玉祥的军事实力仅次于东北军，位居第二。
冯玉祥也对鲍罗廷谈了他的政治主张，他说：“中国的目的是争取自由平等，谁能赞助我们达到这个目的，谁就是我们的朋友。”鲍罗廷表示同意他的看法。俩人又谈了些关于革命、宗教，以及取消不平等条约等问题，愈谈看法愈接近，使冯玉祥的思想和政治方面的见解开始起了变化，决心为实现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而努力。他请苏联方面派遣军事顾问，协助训练部队，掌握苏式武器。
时隔不久，苏联援助的军火物资陆续运到。苏方派出的军事顾问团30多人也到达了，人才济济，步兵、骑兵、炮兵、工兵的专家都有。他们帮助建立了兵工厂、军官教导团、陆军干部学校；在张家口下堡建立了培训电报、电话、汽车、战车等人才的通讯、交通教导团。为了避人耳目，他们每人起了一个中国名字，总顾问叫任江，曾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是苏军远东军区总司令。顾问们的生活起居一切自备自理。他们还从冯军年轻干部中选送了十人到苏联学习。冯玉祥又接受李大钊的建议，选派团以上军官组成代表团赴莫斯科，考察苏联的军事和教育，他自己也听苏联政治顾问讲政治课。
冯玉祥的进步立场，引起了共产国际的重视。斯大林派遣苏联工农红军政治部主任布勃诺夫率领一个委员会到中国来，了解苏联顾问的工作情况。通过苏联顾问他们了解到冯玉祥的言行中有不少正确和进步的东西，例如他号召废除不平等的条约，宣传苏维埃制度的优越性，极其重视对部队进行爱国主义精神教育，制定了严格的纪律要求等。顾问们对冯玉祥总的印象是：“他是一个有价值的人，他会同国民革命运动一同前进，并将给运动带来好处。”
布勃诺夫在会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陈独秀时，交换了对冯玉祥的看法。陈独秀说：“我个人的意见是这样的，在目前的斗争中，他们正在进行着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这场斗争在客观上是有利于革命的，我认为目前他们是站在革命方面的，我们无疑是支持他们的。”
革命势力的发展创造了许多好条件，一些中###员直接在冯军中担任了职务，重大原则问题随时可向李大钊请示汇报。在冯玉祥的辖区内，群众享有较多的民主权利，为中共发动、组织群众运动提供了便利条件。工人们随时可以举行好几百人参加的###，张家口一带工会会员已发展到四万多人，工会干部的工资待遇有了显著的提高。在李大钊的亲自主持下，中共北方区执行委员会、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北方区执行委员会在张家口宝善街工人俱乐部召开了“西北农工兵代表大会”，通过了《和冯玉祥的合作关系》等决议；在北京，李大钊还利用国民军大刀队以“维持秩序”为名，实际上保护群众###、游行。当“二七”大罢工被捕的工人领袖还关在监狱里时，李大钊就利用首都革命后的有利时机，救出了他们，恢复了各铁路失业工人的工作。在很短的时间内，铁路工人运动又重新生气勃勃地发展起来了。
第七章西北边防督办(3)
建设新西北
这时直接处在冯军势力下的地盘，除了察哈尔、绥远、甘肃三省外，北京警备司令还是鹿钟麟，西苑、南苑以至张家口以外，都属冯军驻防区。冯玉祥任命张之江为察哈尔都统，李鸣钟为绥远都统。全军已扩充至步兵十二师、骑兵两个师、炮兵两旅、卫队一旅、交通兵一团，统称西北陆军，这就是后来称为西北军的来历。以韩复榘、孙良诚、郑金声（由他军改编）、石敬亭、石友三、马鸿逵（改编）、谭庆林（改编）、唐之道（改编）、刘汝明、佟麟阁{30}、蒋鸿遇、张维玺等分任步兵师长，张树声、孙连仲任骑兵师长，冯治安任卫队旅长，冯安邦任交通团长，全军总司令部设在张家口。到了1925年夏，新老兵合计，已达十多万人了。
初到张家口，冯玉祥首先办的事一是筹办《西北日报》和西北印刷局，再是令石友三率一旅人，在千年荒草乱石中开辟出一条从包头到宁夏的汽车路；他亲自监工，在郊外荒地上建起了极简朴的十来幢石砖房，四周栽树种花，他称之为“新村”，表示新生的意思。在苏联顾问的建议下，他大办军事教育，成立干部学校，军官补习所，交通教导团，骑兵教导团，炮兵教导团，铁甲军团等。特别是在这里设立的西北军干部学校，所收的学生，多数都是北京各大学的学生，从中选拔了一批人去苏联和日本留学，不过这些留学生西北军没有来得及用上。
1925年夏，冯玉祥又邀请李大钊来张家口，商谈如何进一步和苏联取得联系。李大钊的行踪非常秘密，先乘火车到宣化，冯玉祥派汽车到宣化把李大钊接到张家口，冯玉祥的苏联之行，就是他们这次见面决定的。临别前，冯玉祥对李大钊说有什么事可以就近找在北京的鹿钟麟接头，又通知鹿钟麟要对李先生暗中妥为保护。1926年4月，鹿钟麟迫于形势，为保存实力不得不决定撤出北京的时候，事先通知了平素有联系、居留在北京的国民党和共产党上层人士，请他们以及他们认为有必要的人，先行离开北京或者随部队退往南口再定去向。和李大钊联系时，他表示要留在北京，继续革命工作。鹿钟麟担心李先生的安全，特去敦促他和部队同行，李大钊没有同意，他以极其坚定的语气说：“我们从事革命工作的，生死早置之度外，你们撤出北京以后，留下来的革命工作更重要了，更须努力了，我们怎么能放弃这个责任呢！危险固然免不了，但是为了革命，不能因为危险就不干了。”
由于冯玉祥向苏联倾斜，招来北方军阀的攻击，说他的“赤化”甚于洪水猛兽，从阴谋排挤他，到进而想方设法要消灭他。
虽然处境险恶，冯玉祥仍一心一意开发西北，他一向关于政治、社会和种种建设的理念有了实践的机会，练兵之余，他全力以赴兴办社会事业，时间虽短，成就可观，列举如下：
一、贫民借本处。贫民可借小本以营生计，不纳利息。
二、男女戒烟所。西北全区厉行烟禁，力劝人民戒烟。
三、保婴院。收养贫民婴儿和私生子入院养育。
四、孤儿院。真正孤儿由五岁至十五岁，接受相当教育，学习工艺。
五、老人院。贫苦之老人及乞丐，五十岁以上送入此处。或有残废者亦可入院。绥甘两区亦兴办此事。（时北京某政治人员从包头返回，说千余里看不见一个乞丐，治绩全国所无。）
六、人民医院。专为贫民而设，免费。
七、平民教育处。西北全区设立贫民识字学校，以八个月为期，教以千字课。（颇见成效）
八、车夫休息处。（冯玉祥有一次夜巡，见人力车夫冷冻街头，次日即令盖小房多处供他们休息。）
九、工人休息处。为俱乐部性质，内有沐浴、娱乐、阅读书报等设备。
十、蒙民招待处。（蒙古人一向来往无人闻问，都在车站受苦。冯玉祥建大幕招待。）
十一、五族学院（汉、满、蒙、回、藏之意）。设在绥远，教育汉蒙子弟。
第七章西北边防督办(4)
十二、小图书馆。为小孩设立。
十三、公园。
十四、修筑马路。以兵为工，遍筑张家口。
十五、娼妓教育所。
十六、修理河道。（此为张之江之功。在困苦中省出款项建一铁桥替代木质危桥，保障了车马行人的安全。）
十七、组织西北基督教协进会。（以高级官佐三十五人为董事，张之江为主席，另聘干事七人，陈崇桂牧师为总干事。如浦化人、余心清、胡庭修等都是干事。按计划，军中每千人设一牧师，万人设一干事。算下来须有牧师一百人以上，但开办后只请到五十余位。另建一面粉公司，以其收入作为传教人士的工作经费。）
十八、妇女训练班。由夫人李德全主办，军佐家属来此补习文化。
十九、青年会。设立基督教青年会，为军政人员娱乐、研道的场所。
二十、诚洁旅馆。（冯玉祥鉴于各地来访的客人很多，平时都住俄国旅馆，价格很贵，故建成此旅舍招待。）
冯玉祥的大儿子洪国这时在天津南开中学读书，放假时要回张家口，校长张伯芩是冯玉祥的老熟人，给洪国买了一张头等火车票，他回到家没敢说这事，但父亲还是知道了，立刻把儿子叫来训斥说：“你有什么资格坐这种车？我还没有坐过，你凭什么坐？……”接着，叫勤务兵带洪国去掏驻地的厕所，勤务兵自然难以这么做，就替他掏了。这又叫冯玉祥知道了，他绝对不准别人代劳，一定要让儿子自己干了才算完事。在这方面，就是夫人李德全坐火车，以及每次她带自己的孩子出门，也都是买三等车票。有一次一个部下就看见她因为没有座位，手里提着个布袋，站在三等车厢的门口。很多年以后，有一次冯玉祥带全家乘专列从浦口北上，孩子们惊喜地说：“这是什么车呀，这么好，我们没有见过！”当爸爸的说：“那是因为妈妈永远都带你们坐三等车。”
冯玉祥住在张家口，方方面面来看他的人很多，特别是国民党的高层人物更多，其中如孙科、汪精卫、于右任{31}、孔祥熙{32}、李烈钧{33}、邵力子{34}、吴稚晖{35}、董必武等。有一次，彼此之间无话不谈的于右任来看他，向他细说政党政治的道理。冯玉祥听后直抒己见道：“中山先生的革命事业，我是竭诚敬佩的，中山先生的主张，我也是拥护的。但是国家政治，总还是选贤与能的好，若定要结党成派，在我看来，总不免有私而不公的弊病，我现在还不能赞同。”于右任也不和他辩驳，只是笑道：“请你不要误会，我并不是请你入党。”
强硬外交
在和外国人打交道中，冯玉祥采用强硬的手段，直接打击了外国人的在华利益。
在察绥一带，有个英国人开的合记公司，专门从事畜牧，养了二十多万头羊，占中国的土地，雇中国的劳力，从不纳税，长久以来，无人过问。冯玉祥听说这事后，派人调查情况属实，下令把羊全部没收，肉供部队吃了，羊皮全做了军衣。英国老板气急败坏，通过他们的大使馆告到外交部，但是又拿不出任何条约依据，只好自认倒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