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太炎16岁那年，受父命参加“童子试”，当时试卷的试题为：论灿烂之大清国。考场上鸦雀无声，许多考生绞尽脑汁，冥思苦想，引经据典，寻章摘句，大做起、承、转、合的八股文章。而章太炎想起鸦片战争后，外国军舰闯入中国沿海城镇，烧、杀、奸、掠；又想到许多清朝官僚对洋人卑躬屈膝，对人民作威作福……这怎能证明清国“灿烂”呢?于是他挥毫疾书，把满腔积愤洒于字里行间，并呼吁“吾国民众当务之急乃光复中华也”。不到一个钟点，章太炎便第一个交了卷。主考官见其他考生，有的仍在咬文嚼字，有的还在挖耳搔头，有的……惟独这名考生才思敏捷，不由暗暗称奇。章太炎正要跨步离开考场，只见主考官拍案而起：“慢，你好大胆!可知罪……”章太炎不亢不卑，坦然自若道：“我之所思，件件合乎当今国人之思；我之所论，桩桩合乎国情之实，何罪之有?”顿时，考场里“哗”地引起一阵骚乱。主考官想驳又驳不倒，气得脸色铁青，又怕事态扩大，可能会连累自己的乌纱帽，速令两名差役把章太炎挟出考场。章的家人见状，知道小少爷闯下大祸，将殃及老爷仕途，个个吓得面如土色，而章太炎却若无其事。
曾有人问章太炎：“先生的学问是经学第一，还是史学第一？”他朗笑三声，答道：“我是医学第一”。
陈存仁对章师说起现在白话文运动中，忽然来了一股妖风，有一位法国留学生名叫张竞生，在北京《京报》上征求性史，就是要各人写出对性欲的经验之谈，并且出版了一本《性史》。这本性史原先是在北方印的，寄到上海数量甚少，上海书商立刻翻印，每天可销一两万本，弄到上海的青年男女，几乎人手一册，男性公开讨论，女性在深夜偷偷地看，其中内容最好的一段，是署名“小江平”写的一篇《初次的性交》，写得淋漓尽致。(按：小江平正式的名字叫做金满成，是法国留学生，在里昂曾与陈毅同居一小室。)章太炎听了陈这段话，为之大悦，要买一本给他看看；后来章太炎把这小册子看了一阵说：“现代白话文的描写技术，远不如文言文，要是改用文言文来写，要超过金瓶梅，这本性史瞠乎后矣。”接着他又说：“这个白话文的妖风一起，势必会弄到白话文宣告变质。”
章士钊对章太炎由于气类相通，以兄礼待之。有《元日赋呈伯兄太炎先生》云：“堂堂伯子素王才，抑塞何妨所地哀。谋国先知到周召，论文余事薄欧梅。世甘声作高呼应，召亦名从弟畜来。浙水东西南岳北，人天尔我两悠哉。”太炎和之云：“十年誓墓不登朝，为爱湖湘气类饶。改步渐知陈纪老，量才终觉陆云超。长沙松菌无消息，樊口编鱼乍寂寥。料是赢洲春色早，霸人楼上更招招。”
章太炎帮助孙中山护法去云南游说唐继尧时，章太炎十分孩子气地特制了两面特大的红旗，让人扛着先导，以壮行色。章太炎一点不曾留意这两面大书着他大元帅府秘书长名义的旗帜,在规模上超过了唐继尧帅旗的三分之一。于是唐继尧的副官如此告诉了唐继尧，结果唐继尧却一笑了之，命令这位副官好好照料章太炎。
刘师培的妻子何震出身于上海爱国女校，为中国最早鼓吹社会主义的人之一，也是中国最早的女权主义者之一。她与姻亲汪公权私通，被章太炎发现后告诉了刘，刘却不以为怪，反怪章多事。1919年刘师培死后不久，何震也得精神病而死；一说她削发为尼，法名“小器”。
有一次章太炎实在无钱度日了，写一张纸条给一位朋友，说“今已不名一钱，乞借银元两枚，以购香烟”。旁边一人说，既然开口借钱，何不多借两元。章太炎施施然答道：“多了怕借不动，与此君也只有两元的交情。”他对钱实在是在乎的。
章太炎日常生活简朴。据当时记载，章太炎饮食简单朴素，出乎想象之外。每天的菜肴无非是腐乳、花生酱、咸鱼、咸蛋、豆腐之类；家中没有婢仆，菜肴都由夫人汤氏就近购买，到“邵万生”去买玫瑰乳腐，到“紫阳观”买酱菜，等等。章太炎喜欢吃零食，日常来访他的人，都带许多食物来，如绿豆糕、豆酥糖及种种杭州土产，是他最钟意的。章太炎的衣衫，常年不过三四套，从未见他穿过一身新衫。
与汤国梨结婚后，章太炎曾为钱发愁，于是也想敛财。胡适的日记中记叙的一件趣事：仲恕（陈仲恕，名汉第）在熊内阁（指袁世凯当总统时的熊希龄内阁）国务员秘书，曾看见许多怪事。章太炎那时已放了筹边使，有一天来访仲恕，——他们是老朋友，——说要借六百万外债，请袁总统即批准。仲恕请他先送计划来，然后可提交临时参议院。太炎说，“我哪有工夫做那麻烦计划？”仲恕不肯代他转达，说没有这种办法。仲恕问他究竟为什么要借款，太炎说，“老实对你说吧，六百万借款，我可得六十万回扣。”仲恕大笑，详细指出此意之不可行。太炎说，“那么，黄兴、孙文他们为什么可以弄许多钱？我为什么不可以弄几个钱？”他坚持坐三、四个钟头之久，仲恕不肯代达，他大生气而去。明日，他又来，指名不要陈秘书接见，要张秘书（一麟）见他。张问陈，陈把前一晚的事告诉他，张明白了，出来接见时，老实问太炎要多少钱用，可以托梁燕孙（梁士诒，即后来被章太炎在袁世凯总统府嗤之以鼻的财长）设法，不必谈借款了。太炎说要十万。张同梁商量，梁说给他两万。张回复太炎，太炎大怒，覆信说：“我不要你们的狗钱！”张把信给梁看了，只好不睬他了。第三天，太炎又写信给张，竟全不提前一日的事，只说要一万块钱。张又同梁商量，送了他一万块钱。章太炎近来很有钱，他有巨款存在兴业银行，近来还想做兴业银行股东哩！
章太炎在上海的主要收入，是靠卖字。他不登广告，所以平时来求字的人很少。上海当时有一家著名的笺扇庄叫做“朵云轩”，老板时常带了纸张来求他写字，每次都有小件大件百数十宗；取件时不论件数多少，每次总是留下“润笔”50银圆。
章太炎为黎元洪写《黎大总统墓志铭》，售价为好几千块“袁大头”，可能是晚清以来润格最高的谀墓文字。章本人其实最想为孙文写墓志铭，而国民党新贵与其隔膜，遂留下历史遗憾。
章太炎并没有固定的经济来源。朋友求墨宝，向来不要钱。笺扇庄朵云轩来，按润例收费；每两三月虽得有人来恳请他写寿序或墓志铭等，由章夫人出面，索价每件100银圆。有时银圆收了之后，章太炎对某人不欢喜；就坚持不肯写，常把事情弄得很僵。
章太炎的书件落款，往往只写“某某属”或“某某嘱书”，绝不称“仁兄”或“先生”。求书的人，为了这点很不高兴，而且他写的是小篆，当时的富商巨公，对这种字体都不认识，不表欢迎，所以他的鬻书生涯清淡。民国十七年（1928）北伐军到了上海。因为章太炎曾做过军阀孙传芳的参议，而且到孙幕中讲学，时人颇多非议，所以门庭冷落车马稀，深居简出。
章家住在上海，经济窘迫。但章太炎对金钱看得很淡，对生活问题全不放在心上，经济全由章夫人调度。章夫人常出去张罗钱财，有时打了包裹，到当铺去典质。
杜月笙家祠落成时，要遍求当代名人的墨宝。由章士钊开出名单，第一名就是章太炎，要他写一篇“高桥杜氏祠堂记”。章士钊虽开出名单，但声明不负联络之责，杜月笙便想到一位游侠儿徐福生，外号“闹天宫福生”，此人曾与章太炎同狱甚久（因苏报案被捕入狱），自以为与章太炎颇有交谊，就领命而去。章太炎见了闹天宫福生，敬烟敬茶，十分客气，可是要他做一篇“杜氏祠堂记”，断然拒绝。福生带去一千两银子的庄票，反而弄僵了，原样送回，颓然而归，向杜月笙说明实情，说无法办到。后来有人到章太炎家里去，乘机进言，说太史公在《史记》上做过一篇《游侠列传》，老师应该对杜先生的祠堂落成做一篇文章。他听了这句话，就问杜月笙的故事，来人就一件一件讲，他老人家越听越高兴。来人乘机立刻拿一张幅度很大的宣纸，说是：“老师的文字应该写成一幅横披，作为杜氏家祠的镇宅之宝。”章太炎不出一言，也不起稿，就一边抽烟，一边写字，大约不过四十分钟，已经写成。就把它送到杜宅，当时章士钊边看边赞：“真是传世之作。”杜月笙也很高兴，就封了一包墨银，托朋友交给章夫人。这笔钱维持了章家几个月的生活。
第52节
章太炎写得一手千金难买的好字，世人无不想得其片纸数字。然而章太炎脾气古怪，并不轻易赏字于人，于是他的墨迹愈发显得珍贵。当时上海有一位画家名叫钱化佛，很善于投章老爷子所好，哄他开心，也因此从章那里讨得不少真迹。章太炎最喜欢吃的东西，是带有臭气的卤制品，尤其是臭豆腐，臭到全屋人掩鼻躲避，而唯独章老爷子吃的津津有味。一次，钱化佛带来一包紫黑色的臭鸡蛋，章太炎见后欣然大乐，当时桌上有枝笔，他深知钱的来意，就问：“你要写什么，只管讲。”钱化佛立即拿出预备好的好几张斗方白纸，每张要写“五族共和”四个字，而且落款要用“章太炎”三字。章太炎倒也爽快，不出一声，一挥而就。隔了两天，钱化佛又带来一罐臭得出奇的苋莱梗。章老爷子竟然乐不可支，对钱说：“有纸只管拿出来写。”钱仍要求写“五族共和”四字，这一回章太炎竟一口气写了四十多张。后来钱又带来过不少臭花生、臭冬瓜等东西，章老爷子自然回回慷慨赐字，前前后后共计一百余张，而章太炎却从来不问这些字有何用处。原来，上海一家香番菜馆新到一种“五色旗”酒，此酒倒出来时十分浑浊，沉淀几分钟后，就变成红黄蓝白黑五色，这在当时十分轰动。钱化佛灵机一动，想出做一种“五族共和”的封条，汉文请章老爷子写，裱好之后，就挂在番菜馆中，以每条十块大洋售出，竟然卖到脱销。钱化佛也因此大赚了一笔。
像钱化佛这样好运气的人毕竟是少之又少，绝大多数人是千金难换章老爷子一字，更有甚者，则被章太炎好生戏弄一番。曾有一个姓王的暴发户，附庸风雅，求章太炎为其题字，章太炎自然置之不理。但这暴发户仍不死心，愿出高价托人代为说情，章太炎实在是不耐烦了，又鄙夷其为人，于是大笔一挥，写下一联：“一二三四五六七，孝悌忠信礼义廉。”暴发户拿到章老爷子的亲笔联语，甚是得意，马上命人将对联悬于高堂，逢人便讲：“这可是国学大师章太炎为我题的字！”一天，有一位明眼人含笑对暴发户说：“写倒写得很好，可惜上联忘八，下联无耻，似乎有点取笑伤人之意。大概意思就是说‘王八，无耻也！’”暴发户听后，气得七窍生烟，羞愧不已。
章太炎晚年居住苏州讲学，经济并不宽裕，但名声很大。有一次，居住在上海法租界的章太炎侄儿，与一位颇有身份与背景的人发生房屋纠纷，相持不下，就请章太炎帮忙。章太炎无奈之中忽然想到杜月笙是法租界炙手可热的人物，只得放下名流学者的架子，亲笔写去一封信，请杜帮忙。杜月笙见信后，心中大喜，以为结识与笼络章太炎的机会终于来了。他不仅即刻竭尽全力为章太炎侄儿排难解纷，而且，在问题解决后，专程去苏州拜访章太炎，借口是向章报告他调解房屋纠纷的经过与结果。章太炎热诚接待，相见甚欢，言谈热烈。杜月笙在临告辞前，还悄悄将早准备好的一张两千银元的钱庄庄票压于章宅茶几上的一只茶杯底下，却不说破，作为对章太炎的馈赠。在杜月笙走后，章太炎才发现了这笔重礼，又不好推谢不收。杜月笙既给章太炎送了一笔厚礼，又顾全了章的面子，对章太炎这样的知识分子的境况与心理特点真是了解到家了。章太炎对杜月笙既感激又敬佩，认为杜月笙讲义气，重礼节，礼贤下士，有古豪侠之风。自此以后，二人开始订交。杜月笙每月都派人给章太炎送钱，接济章的生活；章对杜也另眼相看，不仅为杜做事，而且常常讲杜的好话，甚至还以一代朴学大师的身份，用古色古香的文句为杜月笙修订了家谱。
章太炎在杭州，每日报纸都有记载，因此来访者络绎不绝。章太炎对此并不重视。一天，当地沈氏带了两个少年来拜访。说二子国学已粗有根底，求章太炎收为门生。章太炎即问沈氏二子，平时所读何书?二子应对得体，且能背诵诗经。章太炎认为孺子可教，二人即跪地拜见老师。沈氏当即交给章夫人“贽敬”（听讲学费）200银圆。于是报纸盛载章太炎在杭州收了门生，引起许多人来投章氏门下。“贽敬”以40银圆者为众，100银圆者亦不少。一时有二十余人赶来杭州听讲。估计共收入至少1000银圆（合今人民币5万元）章夫人料不到杭州之游，竟有如此收获。
章太炎精研佛学，青年时期曾想去印度出家，可惜川资困竭，徒有愿心而无法成行；中年，他被人诓到峨嵋山剃度，头顶还灼了两行香疤；晚年，他托杜致远代谋葬地，信中说：“刘公伯温，为中国元勋，平生久慕，欲速营葬地，与刘公家墓相连，以申九原之慕，亦犹张苍水从鄂王（岳飞）而葬也。君既生长其乡，愿为我求一地，不论风水，但愿地稍高敞，近于刘氏之兆而已。”
师徒
章太炎对俞樾非常尊敬，至老不渝。俞氏卒后，他亲撰《俞先生传》，盛赞本师的学问成就。但是，章太炎对俞樾并不盲从。俞樾对章太炎的游历台湾，鼓吹反满，都很不满，章太炎对此当然绝对不能苟同，特地写了一篇《谢本师》，针对俞樾说他“宣传革命是不忠，远去父母之却是不孝；不忠不孝，非人类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驳斥道：“弟子以治经侍先生，今之经学，渊源在顾宁人，顾公为此，正欲使人推寻国性，识汉虏之别耳，岂以刘殷、崔浩期后生也？”
章太炎曾作《谢本师》一文。周作人在日本从章太炎学古文，执弟子礼甚恭，后来章太炎依附孙传芳，周作人亦作《谢本师》一篇，攻击太炎。抗战中，周作人附逆，他北大的学生沈启无也作了《谢本师》与他绝交。
章太炎晚年专程到过杭州，第二天晨起穿了礼服马褂长衫，命随从带了一副香烛及水果数件，慢慢由昭庆寺沿河滨到“曲楼”，去凭吊他的老师俞樾（字曲园）故居。
黄侃留学日本时，一次内急夜起，随意向楼下小便，时楼下住客正在挑灯夜读，见此大骂，黄侃亦反唇相讥。两人舌战酣畅，即互报姓名，黄侃才知楼下客是章太炎。甫一接触，黄见章学识闳富，为己不及，乃折节而称弟子。
黄侃常将其老师章太炎比作苏格拉底，将自己比作柏拉图，因为他认为老师的学问博大而散漫，惟自己能整理之；且认为章太炎正象苏格拉底一样根本蔑视美，而自己却风流能事，正如柏拉图般关心物美。后来有一次，章太炎问黄侃：“妇人身上何处最美？”黄侃说：“老师您以为呢？”章太炎说：“以我观之，妇人之美，实在双目。”黄侃笑道：“都说先生痴，据此来看，先生哪里痴呢！”从此，黄侃对章太炎的看法才有所改变。
世人皆不齿黄侃之私生活，认为他“有文无行”“无耻之尤”。而乃师章太炎则对其种种行为表示极大宽容，认为黄酷似魏晋时期竹林七贤之阮籍，至为放荡不羁。不论黄如何玩忽礼法，藐视道德，毕竟丧母时呕血数升，仍是纯孝之人，内心善良，并非残忍之徒。
据许广平回忆，晚年鲁迅对章太炎其实很不以为然，因其提倡复古。但鲁迅提到章太炎的时候，依然非常尊崇，总是称“太炎先生”。而对章太炎晚年的行为，也能作出公允的评价——既有批评，但不改敬意。1936年6月14日，章太炎逝世；当时也已经病重的鲁迅，在10月6号和10月17号连续写了两篇文章《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两天后，也就是10月19日，鲁迅去世。这两篇文章，都是对太炎先生曾经给予他的积极影响表示感激，对太炎先生在革命史上的意义表示赞赏，虽然也对他晚年的一些行为表示不以为然。在私人通信里，鲁迅说得更明白。1933年6月18日的《致曹聚仁》，也提到这个问题。信里说：“古之师道，实在也太尊，我对此颇有反感。我以为师如荒谬，不妨叛之，但师如非罪而遭冤，却不可乘机下石，以图快敌人之意而自救。太炎先生曾教我小学，后来因为我主张白话，不敢再去见他了，后来他主张投壶，心窃非之，但当国民党要没收他的几间破屋，我实不能向当局作媚笑。以后如相见，仍当执礼甚恭（而太炎先生对于弟子，向来也绝无傲态，和蔼若朋友然），自以为师弟之道，如此已可矣。”
93岁的姚奠中老先生一提起章太炎先生，立即显得肃严。姚老说章太炎老师对其学生要求甚严，一丝不苟，这也为姚老以后治学授业打下良好扎实的学风基础。当谈到章太炎老师的晚年，他讲到章太炎老师在1936年6月14日上午正在讲解《尚书》时，实感胸闷，萎顿于教室之中，俄尔即仙去。此时姚老已黯然泪下，哀叹嘘余，豁然起身，直至书案提笔写下，“以正己为本，以从义为怀，以博学为知，以勇决为行，以用世为归。”他接着说道：“这就是我老师章太炎先生一生的写照，也是我的座右铭。”
科学界著名的“三钱”——钱学森、钱三强、钱伟长都有家学背景，不过他们的父辈都偏重国学。钱学森的父亲钱家治，曾与钱玄同、鲁迅、周作人一同在日本留学，亦列章太炎门墙；钱三强是钱玄同的公子；而钱伟长是钱穆的侄子并由其加以培养。
戏谑
刘半农曾说：“文言文是死的文字，什么人再写文言文，就是死人；白话文是活的文字，凡是写白话文的，就是活人。”陈存仁把刘半农的情况告诉章太炎。章太炎听了很感兴趣，听说常在一些鸳鸯蝴蝶派刊物中看到刘的文章，章太炎便说：“啊，那么他的国学根蒂也有限得很，比了我的门生周树人(即鲁迅)、周作人(即知堂)差得远了，他们两人早年译《域外小说集》，虽是白话，但是一望而知对文言文是有相当根基的，刘半农有什么出版的著作物，你找些来给我看看。”陈存仁便将报纸上连载的《赛金花本事》给他看，章太炎看了这些剪报后哈哈大笑说：“赛金花说的话，许多都是胡说，全是编造出来的，不能称为第一手资料，不过刘半农他想利用赛金花的名字，来炫耀自己而已。”
不久，刘半农到上海，报纸上的新闻说他要访问章太炎。陈存仁将这个消息告诉老师，师母汤国梨女士也在旁边，她对老师说：“如果刘半农真的来访问你，你千万不要生气，更不要执杖以击之。”章师点头微笑，并指定陈存仁相陪。
第53节
这天，刘半农同三个人来访，并带了附有镁光灯的三脚架照相机。章太炎衣衫，甚为整洁施施然缓步而下，坐定之后，很客气地与访者寒暄，他说：“我鼻部有病，闻到镁光的气息，鼻病必大发，最好请你们将照相机收好。”刘半农本想和章师同拍一张照，经章师这样一说，陈存仁立即着他把照相机收拾起来，刘半农不得不从命。
接着刘半农就问章太炎对白话文的见解如何，章说：“白话文不自今日始，我国的《毛诗》就是白话诗。历代以来，有白话性的小说，都是以当时的言语写出来的，写得最好的是《水浒》、《老残游记》等，甚至有用苏州话写的《海上花列传》。但是你们写的白话文，是根据什么言语做标准？”刘半农侃侃而谈说：“白话文是以国语为标准，国语即是北京话。”章听了哈哈大笑，问刘半农：“你知不知道北京话是什么话？”刘半农不假思索答说：“是中国明清以来，京城里人所说的话。”
章太炎就以质问的口吻问刘半农：“明朝的话你有什么考据？”刘半农呆着无词以对。章就用明朝的音韵，背诵了十几句文天祥的正气歌，其发音与北京话完全不同，接着就说：“现在的国语，严格地说来，含有十分之几是满洲人的音韵，好多字音都不是汉人所有。”这番话说出，刘半农更呆住了好久，说不出一句话来应付。
章太炎又说：“如果汉人要用汉音，我也可以背诵一段汉代音韵的文字。”说完他就背了两首汉诗，许多字的音韵都与现代不同。他又问：“你知不知道现在还有人用汉代音韵或唐代音韵来讲话的?”这时，刘半农已听得呆若木鸡，这一问他倒振作起来，便说“现在哪里有人用汉音来说话？”他说得好像振振有词的模样。
章太炎说：“现在的高丽话，主要语是汉音，加上了唐朝的唐音、朝鲜的土话和外来话，即是今日的高丽话。”接着他说：“还有日本话，主要的中国字，称为汉字，即是汉音，其余的联缀词，日本各地的土音，又加上了近代各国外来语，就成为现在的日本话。日本人的发音，各处不同，以东京为正宗，汉音也最准。各道各县的发音，连东京人也听不懂，这是你刘半农先生不研究‘小学’，不研究‘音训’，不曾研究过《说文》，所以你听了我的话，可能会觉得很奇怪。”刘半农面有赧色，无词以对。
章太炎在这时，像老师训导小学生一般问他：“中国历来有种种科学发明，都是用文言文来记述的，我先问你天文知识，中国有些什么?”
刘半农想了半天，他的同来者也都面有难色，不敢插嘴，知道今天的访问有些下不了台了。他果然答不出一句话，便低声下气地请教章师。章太炎说：“中国的天文学大家祖冲之，你知不知道他是哪一朝代的人?他是南北朝人，著《周髀算经》，精确地推算出地球的圆周率是3.1415926，与一千年后德国渥托发明地球圆径数字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符合。”刘半农在旁唯唯倾听。
接着章太炎又说：“天文你不知道，我再和你讲讲地理，美洲新大陆的发现者是谁?”刘半农讷讷其词地说：“当然是哥伦布。”章师击桌大笑说：“最先踏到新大陆的人，是一个中国和尚，叫做‘法显’，想来你是从未听到的。”刘半农又无词以对，只说：“愿闻其详。”
章太炎说：“你有时间访问赛金花，记述她的胡言乱语，何不多看些文言文线装书，充实自己。”刘半农只得点头称是。章师又按着桌子一拍说：“请你查一查，《章氏丛书》别录之三，有篇《法显发见西半球说》，就知道一切了。”刘半农听了这几句话，好像大大的受了一顿教训。究竟后来刘半农回去查不查过《章氏丛书》，我可不知道了。
刘半农倾听章太炎的话，一句也插不上嘴，同来的人与刘氏面面相觑，想快快脱身，不料这时刘半农却又说了一句：“北方学术界，正在考据敦煌石窟及周口店‘北京人’，以及甲骨文、流沙坠简等。”想借此掩饰自己，夸大北方学术界的工作，来平抑章师的气焰，一面就起身想走。章这时勃然大怒，说：“中国政府对你们不知道花了多少钱，设立了无数研究所研究院。敦煌石室的发现，第一个是西人斯坦因(在英国得爵士勋位)，他从莫高窟以及西北流沙中窃去几百箱文物。后来多少年之后，法国的伯希和又盗去几百箱文物，直到他们在英法两国发表之后，你们才知道，你们究竟在干些什么事情?”这时他又把手杖在桌上拍了一下。刘半农面孔红到项间。章说：“你知不知道近年来还有一个瑞典人斯文赫廷，又在西北发掘了许多文物，究竟中国科学家做些什么事？所谓北京大学，只出了一个张竞生，写了一本《性史》，这难道就是提倡白话文以来的世界名著吗?”刘半农讷讷其词地说：“我们正在考证甲骨文。”章说：“甲骨文没有多大的考证价值，我愿意同你各人做一部书，专门考据甲骨文，一言相约，二年之后，你在北方出版，我在上海出版，你用白话文，我用我的文言文，看谁写的是活的。”当时刘半农不出一声，就是不敢答应这一件事。
章又说：“我知道你曾经在北方的报纸上，征求过‘国骂’的字句及各地方骂人的话，第二天早上，就有人到你学校中，在课堂上讲出许多骂你老母的地方话。所以后来你就不敢再做这件工作，现在我来骂几句给你听。”接着就说汉代的骂人话，是×××出于何书，唐朝骂人的话，是×××出于何书，直说到上海人宁波人，以及广东人的三字经，完全骂出来。看起来好像供给他资料，事实上把刘半农祖宗三代都骂到了。这时已超过午餐时间，刘半农同来的人就出来向章作揖说：“我们麻烦老师很久，现在我们要告辞了。”章太炎老师只说一句话：“如果刘半农要写访问章太炎的话，我就要叫我的学生，写一篇章太炎接见刘半农谈话记。”接着指着我说：“就是要他写。”刘半农就说：“不敢，不敢。”深深地鞠躬而去。章太炎让陈存仁代送，送出了门之后，章太炎坐在藤椅上纵声大笑，好像其乐无穷，认为这次骂人是很得意的事情。
婚姻
章太炎说：“人之娶妻当饭吃，我之娶妻当药用。两湖人甚佳，安徽人次之，最不适合者为北方女子。广东女子言语不通，如外国人，那是最不敢当的。”后来续娶汤国梨，能诗善文，虽是浙江人，并非章太炎理想中的两湖人，却能操鄂语。
章太炎的夫人是汤国梨，之前只娶一妾王氏。从他的自订年谱，可以看出，他在汤国梨之前并未娶正妻。他的自订年谱对家务私事写得非常简略，特别关于他的婚事，最早只写出一行字：光绪十八年，二十五岁，纳妾王氏。章太炎的门生汪旭初所撰《余杭章太炎先生墓志铭》中提到他的最初婚事，有“先置室，生女子三人”，“室”指“妾”。据说章太炎早年患癜痫病，加上动辄言反满，被人认为是个“疯人疯言”的疯子，无人愿将女儿嫁给他，他母亲只好将自己陪嫁丫头许配给了他。这种婚姻无媒介聘礼，故不能算正式结婚，按当时习俗只能算“纳妾”。
章太炎是最早的登报征婚的人，光绪二十九年，章太炎的妾王氏过世，章太炎不顾一切，抱着革命精神，要开风气之先河，所以他就在北京《顺天时报》上登出一段广告，公开征婚。是日本人武田熙有过一篇“章炳麟的结婚”，又有一个日本人叫做高田淳写的《章炳麟传》中，都提及章师征婚条件的详情。
这两段文字，大致是说：章太炎征婚广告，是有史以来登报征婚的滥觞，他的征婚条件有五：第一条：以湖北籍女子为限。第二条：要文理通顺，能作短篇文字。第三条：要大家闺秀。第四条：要出身于学校，双方平等自由，互相尊敬，保持美德。第五条：反对缠足女子，丈夫死后，可以再嫁，夫妇不和，可以离婚。
章太炎这段广告登出之后，国内各地报纸，纷纷写成新闻，认为一时奇谈，所以他的广告虽只登《顺天时报》一家，而各地报纸改写新闻，成为义务广告，遍及全国。当然有许多迂腐的士大夫阶级，认为夫死之后，不令守节，可以再嫁，是一件极荒唐的事情。
章太炎的征婚广告刊出之后，当时是否有人应征，不得而知。据日本发行于昭和十一年（1936）八月的《中国文学日报》载云：“吴淑卿女士，十九岁，志愿加入革命军，称为革命女志士，为当时轰动一时的新闻人物。彼愿作章炳麟伴侣，有意示爱。章氏懵然，未曾介意。黎元洪见此情形，愿意做媒。章氏以革命为重，结婚为次，未成事实。”被拒后，吴淑卿一时激动，写了一篇《吴淑卿投军文》登载在《民立报》，时在辛亥九月十日（即阳历10月31日），也曾有日本文的记载，现意译如下：“……愚生虽学问浅薄，但对国事稍知一二，今不以男女有别为畏事，但愿我国四万万同胞，同心协力，负起振兴中华大汉之人权，发扬黄帝后裔之光辉……”
第54节
据说，章太炎和汤国梨的婚礼上，章又闹出了不少笑话。章太炎一生习惯了穿布底鞋，而他们举办婚礼的地方，则是在上海有名的洋派地方哈同花园，所以章太炎就不得不西装革履。给他买了一双皮鞋，也是办事的人粗心大意，没有指导他穿皮鞋，结果他穿出来的时候连左右都分不清，穿反了，让一众来宾狂笑不已。他穿衣着袜不讲究是出了名的。有一次家里人看到他鞋子里脚背上隆起一块东西，叫他脱鞋下来一看，却是将袜子底背朝天地穿着，原来当时以机器织就的袜子袜底特厚，以保耐穿，而传统手工织出来的袜子是不分底面的，章太炎一概不理会这些，不止鞋子可以不分左右，连袜子也难辨里外底面。
关于章太炎与汤国梨女士结婚的年月日和当时的情况，有几种记载：
一、《岑村笔记》上的一段记载，题为“章太炎婚事”，内云：“朴学大师章炳麟一九一三年六月六日，和汤国梨在上海爱俪园举行结婚礼，介绍人张伯纯，证婚人蔡孑民。章生平论文，盛推魏晋而薄唐宋，故其所作诗文，多古色古香。”《岑村笔记》的按语中说：章师在爱俪园结婚之前，大闹笑话，当然一位国学大师，不喜欢俗礼的束缚，他最不讲究这一套，时人就说他大闹笑话，其实这些笑话，根本微不足道，也可以说是读书人的常事。
二、陈大络的一段记载：据《艺文志》陈大络云：六月十五日章炳麟在上海爱俪园（哈同花园）与吴兴汤国梨女士结婚，时炳麟年四十六岁，汤女士二十八岁。那一天观礼的，有孙中山先生、黄兴、陈其美，介绍人是蔡元培。炳麟又不知从何处借得一顶其高无比的大礼帽。礼毕在一品香宴客时，即席赋一绝句：“吾生虽米，亦知天地宽；振衣陟高冈，招君云之端。”又谢媒一绝句：“龙蛇兴大陆，云雨致江河。极目龟山峻，于今有斧柯。”
以上情况，有两点记载不同，一说介绍人是张伯纯，一说介绍人是蔡元培。在冯自由著的《革命逸史》中，记录介绍人是张继，还有一个介绍人是沈和甫。沈氏是汤女士的同乡，相知有素，所以由他推介给张继，因为汤女士认为章师学识渊博，已有许嫁之意。张继也看过汤女士的诗词，所以经过介绍之后，一拍即合。谁知到了结婚那天，张继因有要事不曾到场，而上海爱俪园举行婚礼，孙中山先生和黄兴、陈其美等都到场，门禁森严。沈和甫是吴兴文士，有些土头土脑，见到了爱俪园前门雄伟，已经畏怯非常，况且要求进园参观的人成百成千，司阍的许福，对他以为是陌生的参观者，拒不许入，沈和甫说的是软软糯糯的湖州话，许福一些也听不懂他说的是什么?章师的婚礼延耽了一些时间，两个介绍人都不来，在不得已情形之下，就临时拉人，权充介绍人，才完成了这个结婚大典。
三、日本人高田淳著的《章炳麟传》。他写出章太炎结婚时，是在章太炎四十六岁，汤国梨是三十二岁，介绍人是张伯纯。章太炎放弃以湖北省女性为限的条件。
汤国梨女士是上海务本女塾第三班师范毕业生，曾经在神州女学执教鞭，结婚那天，孙文、黄兴、胡瑛都穿礼服入席，陈其美则穿常服，来宾二百多人，男女双方介绍人为张伯纯及沈和甫二人，蔡元培（孑民）做证婚人，下午三时婚礼，哈同夫人罗迦陵在场照料一切，仪式进行中，章师与汤国梨女士交换金指环。由礼乐队奏乐，相对行三鞠躬礼。而且自撰结婚证书的文辞，请证婚人宣读。
四、《民立报》六月十六日登载，题目是“唱随新诗”：
文前又以“名园微雨燕双飞”为次题，当时结婚宴会上新郎新娘即席赋诗，六月二十日北京《顺天时报》详细记载，题为“章太炎君结婚记盛”，述及当日六时之后在一品香大厅宴客情况，来宾一百数十人，座位排定左边为新娘及女宾席，右边为新郎及男宾席（按：足见那时还是男女分坐）。席上男女两方举行余兴，请新郎即席赋诗。否则罚酒十觥，章太炎在二十分钟内即席成诗四首，而且亲自朗诵。新娘只写了一首旧作《隐居》，新郎章太炎也抢来朗诵，可惜章氏是近视眼，看错了八个字，那八个字是“章童汤妇，国圆炳柄”，章太炎读时，他的门生某某对旁人作耳语说这八个字，章师看错了。女宾席上大起骚动，要章氏罚酒八觥，但是饮到一半，他的门生黄季刚（黄侃）和汪旭初抢着代饮。这个笑话闹出，令到笑声震天。有三人以上笑得过分，罚酒八觥；五人以上，举杯高歌。而太炎先生却面目严谨，毫无笑容，反而令到满场大笑，于是又闹罚酒，新娘表示踌躇，大家又轰动了。但为了尊重女权起见，男宾方面表示反对向新娘罚酒，新娘席上有四个女生唱歌助兴云云。我自知对日本文并无根底，能看不能读，也不会译。所以译出来的文字，不但不够信、达、雅，而且错误难免，所以将原文影印如下，请识者指正。
五、许福的口述：陈存仁曾问及许福关于章太炎结婚的情况，洽借场地是否姬觉弥所介绍?他说那时姬觉弥尚未当权，是由一个叫做乌目山僧和园主洽商的（按：后来查出乌目山僧又称乌目山人，原名黄宗仰，一名中央。民国成立之后，他不愿为官，改称山僧，云游四方，他和黎元洪总统熟得很，有一个时候黎元洪大总统的玉玺，就由他作主寄在爱俪园中。还有一个时期南北议和，借爱俪园“戬寿堂”为会场，也是乌目山僧说合的。）
许福说：新娘子不穿礼服，着的就是便装。而章太炎穿的不知是哪里找来的一身怪衣（按：乃明代服装），戴的是一顶其高无比的大礼帽，走路时，两手乱甩不已，连孙大总统都笑到合不拢嘴来。司仪喊着三鞠躬，大礼帽落在地下二次，又引起哄堂大笑。
许福说还有一件事，园主哈同先生，本来要用他的又高又大的汽车送章氏夫妇到“一品香”去摆喜筵，答谢亲友，章氏期期以为不可，跳上了不知哪一位朋友的一辆马车，直趋“一品香”，他根本不知道“一品香”有两个部门，一个是旅业部，一个是大餐厅，落车之后，四顾茫茫，不知从哪一个门走进去，幸亏“一品香”徐老板在门口等候，这才把他们夫妇俩接了进去，一个安排在新娘房，一个迎入餐厅中，当时那个马车夫，一个红封包都没有拿到，还是由姓徐的老板掏出腰包了事云云。
章太炎与汤国梨结婚后夫妇唱和之乐，为章太炎一生最欢乐的时期，从后来发表的八十四封家书看来，怪不得日本作者高田淳称章师为“大情人”。
可是章太炎那时革命的热情比了夫妇的热情禁还高一些，婚后一月匆匆告别，被袁世凯软禁。章太炎为了劝阻袁世凯身败名裂起见，就在新婚后约一个月的短时期，从上海动身，黎元洪特地设宴款待。章太炎被困的时间极长，屡次求速死，其女自缢身死，章太炎又长期绝食，在这种情况之下，留在上海的师母汤国梨女士的心境，当然是坏到极点，她为章师的生命担忧，那是可想而知的。
汤国梨嫁予章太炎是很感委屈的，她自己说：“关于章太炎，对一个女青年来说，有几点是不合要求的：一是，其貌不扬；二是，年龄太大，他长我十五岁；三是，很穷。”章太炎又穷，又丑，还老，汤国梨则被时人誉为务本女学（汤国梨就读的学校）的“皇后”，她之嫁予章太炎真可以说是“下嫁”，不过一是看重章太炎的才华和民国元老的身份，一则也是负气。因为嫁的时候就有些怨望，婚后大概不免时时数落章太炎的穷蔽。
归去
1936年6月7日晚饭后，章太炎遵照医生的嘱咐，在夫人汤国梨的搀扶下，绕着住宅散步，不料突然昏倒，汤国梨连忙喊人抬到卧室，并派人立即到博习医院请主任医师、美国人苏迈尔诊治。在医生的抢救下，太炎先生尽管脱离了危险，但却躺在床上起不来了。6月13日，章太炎突发高烧，体温竟达40度。14日凌晨，从口中吐出鼻菌烂肉两块，病情已至弥留状态。
汤国梨、李根源（民国元老、同盟会员、章太炎国学讲习所的资助者）、苏迈尔医生围绕在病人周围。章太炎卧室门外的空地上，高高低低跪着国学讲习会的学员，他们每人手中举着一支点燃的香，低声啜泣着。
7点45分，卧室中传出汤国梨撕心裂肺的哭喊声。弟子们知道太炎先生走了，于是，低低的啜泣变成号啕大哭，悲声震天。
弥留之际，他断断续续吐出两句遗言：“设有异族入主中夏，世世子孙毋食其官禄。”遗言与其父如出一辙。
南京国民党政府得知章太炎病逝的消息后，于7月9日发布国葬令。在北京，章门弟子马裕藻、许寿裳、朱希祖、钱玄同、吴承仕、周作人、刘文典、沈兼士、马宗芗、黄子通等又单独举行了追悼会。他们曾发过这样一则《通启》：“先师章太炎发生不幸于本年六月十四日卒于江苏吴县，先生为革命元勋，国学泰斗，一旦辞世，薄海同悲。”
1937年11月，苏州沦陷，日军闯入章家后花园内，看到后园内一座新墓，没有墓碑，怀疑内埋财宝，一定要挖墓看个究竟。章氏留下的唯一一位老家人苦苦劝止，竟遭毒打。亏得有个日本军佐闻讯赶来，知道这新墓是章太炎的，便喝退了日军。过了几天，还亲自来祭奠了一番，并在墓旁立了一个木柱，上书“章太炎之墓”几个大字。从此以后再也没有日本兵来骚扰。
1955年4月3日，在周恩来总理的直接关怀下，浙江省人民政府正式为章太炎举行了安葬仪式。按照章太炎生前的遗愿，他的灵柩迁葬于杭州西湖边上，南屏山麓，荔枝峰下，紧邻抗清英雄张苍水墓。
第55节
生前，章太炎曾两次为自己选择墓地。民初被袁世凯软禁时选择葬在“攘夷匡夏”的明朝刘伯温墓侧。1936年国难危重的时候，章太炎选择了死后葬于抗清英雄张苍水墓侧。太炎曾替《张苍水集》作跋，对张苍水推崇备至，有“余不得遭公，为执牧圉”之叹。紧依最敬慕的英雄之墓，章太炎大概也能笑慰九泉了。
评说
据陈独秀的表弟濮清泉回忆：在日本留学期间，陈独秀和章太炎也时常过往，陈独秀很钦佩章太炎的“朴学”，认为他是一个“国宝”，而章太炎对陈独秀的“小学（古文字音韵学）”也十分赏识，认他为“畏友”。陈独秀说章太炎为人非常小气，朋友向他借钱，偿还时付息，他竟受之而无愧色；是一个嗜钱如命的人。在陈独秀眼中，晚年的章太炎是“文人无行”的典型。
陈独秀认为：晚年的章太炎，后来给军阀官僚写墓志、寿序一类的东西，一篇文章要五千至一万银圆的润资，变得庸俗了。陈独秀说章太炎尽管对我国文史有很深的造诣，但有他可笑的偏见，即章太炎认为甲骨文是宋朝人的伪造。由此看出章太炎对于甲骨文和新兴学术的无知。
“中华民国”这个名称乃是章太炎首先提出建议的。
徐复观：看过他（章太炎）的《国故论衡》之类，总是在懂与不懂之间表示一种莫名其妙的敬佩。一九四四年，有一次和熊十力先生谈天，熊先生说章氏除了文章写得好，及懂一点小学外，并无学问。又听说熊先生在杭州时看到章氏谈佛学的文章，批上“尔放狗屁”四个大字，引起了我对熊先生的若干反感，觉得这是熊先生的自处过高。后来买到一部《章氏丛书》，从头到尾看了一遍，又觉得熊先生的话实在说得不错。有一次，我和牟宗三先生谈：“想不到章太炎先生对中国传统思想的了解，是如此的幼稚。”牟先生当时也很不以我的话为然。去年暑假中，牟先生从孙克宽处借了章氏的著作去看，之后对我说：“果然太幼稚了。”……因此，以章太炎先生为一标志，讲中国文化的人，早已经讲到绝路上去了。所以几十年来，对中国文化的赞成或反对，都是在一条黑巷子中混战。……指出章氏对中国文化之实无所知，因而他是一个极为有害的国学大师的偶像，这是完全正确而且值得提出来的。
袁世凯推章太炎为文圣人。
蔡元培说：“这时代的国学大家里面，认真研究哲学，得到一个标准，来批评各家哲学的，是余杭章炳麟。”
梁启超评价章太炎：“其精义多乾嘉诸老所未发明，应用正统派之研究法，而廓大其内容，延辟其新径，实炳麟（章太炎号）一大成功也。炳麟用佛学解老庄，极有理致，所著《齐物论释》，虽间有牵合处，然确能为研究“庄子哲学”者开一新国土。盖炳麟中岁后所得，固非清学所能限矣，其影响于近年来学术界亦至巨。”
鲁迅评价老师章太炎：“考其生平，以大勋章作扇坠，临总统府之门，大诟袁世凯的包藏祸心者，并世无第二人；七被追捕，三入牢狱，而革命之志，终不屈挠者，并世亦无第二人；这才是先哲的精神，后生的楷范。”
鲁迅先生回忆章太炎师的时候，却说：“我爱看这《民报》，但并非为了先生的文笔古奥，索解为难，或说佛法，谈“俱分进化”，是为了他和主张保皇的梁启超斗争，和“××”的×××斗争，和“以《红楼梦》为成佛之要道”的×××斗争，真是所向披靡，令人神旺。前去听讲也在这时候，但又并非因为他是学者，却为了他是有学问的革命家，所以直到现在，先生的音容笑貌，还在目前，而所讲的《说文解字》，却一句也不记得了。”
时人多称赞章太炎的学问，章太炎十分不满，自认为政治胜于学术。他的弟子周作人在《谢本师》里就说，先生“自己以为政治是其专长，学问文艺只是失意时的消遣”。而鲁迅给老师的定位是“有学问的革命家”，认为“先生的业迹，留在革命史上的，实在比学术史上还要大”。以学问闻名的黄侃则不同意老师的自我定位，认为老师论政是“用其所短”。
历史学家侯外庐说:“章太炎对于中国学术文化遗产的论述十分丰富。他是古经文学派最后一位大师，同时又是儒家传统的拆散者。他的思想的发展变化及其矛盾的性格，反映了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辩证法。”
黄季刚在《太炎先生行述记》中说:“其授人国学也，以谓国不幸衰亡，学术不绝，民犹有所观感，庶几收硕果之效，有复阳之望。故勤勤恳恳，不惮其劳”。
刘梦溪：所以回观整个二十世纪，如果有国学大师的话，章太炎先生独当之无愧。
吴佩孚论康有为、章太炎优劣：“皆我好友也。性格相似，而成就不同。南海年高，保皇之魁率；太炎年幼，才气纵横，非南海以下之空闲所能容，遂激越而入革命。使其易地而处，南海可为太炎，太炎亦可为南海。而良人逝后，中国不复有文学之士。两人弟子虽众，乃无足承其业者。”或又问其太炎弟子鲁迅如何，佩孚默然良久曰：“吾不读民国以后书。
曹聚仁先生《关于章太炎先生的回忆》，“他是要做王者之师的（芥川龙之介语）”。曹先生的老师单不庵先生曾经想请他讲学，但被拒绝（正是他为袁世凯所忌，马通伯请他莫问政治，以学问成千古业的时候），“他不愿意政治上的大才略局促于虎皮交椅上”。
章太炎死后，陈宦对人说：“从此世间无知我之人，太炎知我，我也知太炎。陆建章说太炎作一篇文章，胜过十万兵马，这是对太炎的轻视；我认为太炎一语，足以定天下安危！”
辛亥革命的元老冯自由为章太炎书写挽联一首，对其革命功勋大加褒扬：大军已溃八公山，怜当局责重忧深，雪耻不忘王丞相。与子昔倡亡国会，叹此日人凋邦萃，伤心重作汉遗民。
昔日北洋军阀的大将陈宦也亲作挽联，寄往苏州，联曰：囊括大典，整齐百家，否岁值龙蛇，千载修明君比郑；人号三君，国推一老，抗颜承议论，世间北海亦知刘。（上联称赞章之学问堪与东汉末年的大儒郑玄相媲美，下联则认为章之铮铮铁骨丝毫不让三国时直言犯曹的北海太守孔融。）
章门众弟子中，属钱玄同的一幅挽联写得最为精彩：缵苍水宁人太冲薑斋之遗绪而革命，蛮夷戎狄矢志攘除，遭名捕七回，拘幽三载，卒能驱逐客帝，光复中华，国人云亡，是诚宜勒石纪勋，铸铜立像；萃庄生荀卿子长叔重之道术于一身，文史儒玄，殚心研究，凡著书廿种，讲学卅年，期欲拥护民彝，发扬族性，昊天不吊，痛从此微言遽绝，大义莫闻。
附：章太炎的“文革经历”：
“文革”10年浩劫中，章太炎的墓地也难以幸免，“造反派”们将章墓掘开，取出棺椁，撬开棺盖，将章的遗体（尚属完好）拖出弃之于地，不久尸体就腐臭了。后来，章的遗骸被一园林工人草草埋于山脚下。
1976年后，中共对章太炎作出了实事求是的评价，称赞他是中国历史上杰出的爱国主义者。之后，又拨出专款为其修建墓地，在墓茔落成前三天将刚找到的章太炎遗骨放入甏内，封口后葬入墓地新址。
十四、梁漱溟
梁漱溟一生不断追求两个问题：一是人生问题，即人活着为什么；二是中国问题，即中国向何处去。
梁漱溟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6岁启蒙读书，但还不会穿裤子；上了四所小学，学的是ABCD；只有中学毕业文凭，却被蔡元培请到全国最高学府北京大学教印度哲学；在城市出生成长，然而长期从事乡村建设；一生致力于研究儒家学说和中国传统文化，是著名的新儒家学者，可是却念念不忘佛家生活……一生不断追求的两个问题：一是人生问题，即人活着为什么；二是中国问题，即中国向何处去。
性情
梁漱溟说：“我一生的是非曲直，当由后人评说。自己为人处世，平生力行的，就是：独立思考，表里如一。”
民国初年，梁漱溟从北京顺天中学堂毕业报考北京大学，不意未取。他回家发愤说：“我今后一定要够得上叫北大请我当教授！”
梁漱溟向来对金钱看的淡之又淡。20世纪40年代，梁漱溟在重庆北碚办学，经济困难，为维持学校费用，他把夫人的结婚戒指都变卖了。在香港办《光明报》，他是社长，萨空了是经理，他给自己定的工资是月薪100元，给萨空了定的却是200元。因他生活节俭，独自在港，花销小；而萨空了全家在港，负担重，梁并又把自己100元工资的一半贴给了萨空了。
1944年梁漱溟再婚时，儿子梁培恕不愿意接受后母，抄一首写孀妇的诗“故人恩义重，不忍复双飞”给父亲看。梁漱溟看后点点头，就算父子交换意见了。
抗战中，梁漱溟在重庆办学，有反“政府”之论，沈醉带特务闯进学校去查办他。梁漱溟则正气凛然，针锋相对：“我这是小骂，对你们，对抗日有好处，如果你们仍不改悔，我今后还要大骂。”
梁漱溟作诗评论郭沫若：“淡抹浓妆务入时，两朝恩遇鬓垂丝。曾经招对趋前席，又见讴歌和口词。好古既能剽甲骨，厚今何苦注毛诗。民间疾苦分明在，辜负先生笔一枝。”
第56节
梁漱溟始终把毛泽东当作朋友。1972年12月26日毛泽东生日，梁漱溟把尚未出版的《中国——理性之国》手抄书稿送到中南海作为贺毛泽东的生日寿礼。94岁的梁漱溟在追忆当年那场论争时检点自己说：“当时是我的态度不好，讲话不分场合，使他很为难，我更不应该伤了他的感情，这是我的不对。他的话有些与事实不太相合，正像我的发言也有与事实不符之处，这些都是难免的，可理解的，没有什么。他们故去十年了，我感到深深的寂寞。”这儿的“他们”显然包括周恩来。
周恩来曾说过梁漱溟想“升官发财”、“一贯反动”，梁漱溟并不介意。他认为周的“人品很高”，自己“不会因为发生一件事情而改变对周的认识”。
“文革”中，他对批判者说：“给我贴大字报，自是应有之举……责斥我驳斥我，全是理所当然。这种驳斥、责斥与其少不如多，与其轻不如重，如果平淡轻松，则不带劲，那倒不好。”
梁漱溟对梁启超向来敬重，然在纪念梁启超一文中不独表彰他的功德，还评判他在政治上的得失；梁又与熊十力交谊亦深，但在追忆熊的文章中亦“指摘”其著述有粗疏和错失。梁认为“学术天下之公器，忠于学术即吾所以忠于先生”。以为只有此举才不负40年的交谊。
94岁时，有人问梁漱溟对近几十年中所受苦难的感想，他的回答是：“行云流水，不足挂齿。”梁漱溟说：“‘文化大革命’是突如其来的，很突然，思想上没有准备。物质上受了点损失，也不是我一家一户，全中国的千家万户都受到骚扰。我的女人吃了苦头，我还好，活了下来，历劫嘛！所有的字画、简牍、图书都烧毁了。这些都是身外之物，没有什么。不过，思想是销毁不了的！”
泰然
“无我为大，有本无穷”。这是梁漱溟送友人的一幅联语。对于生、死，梁漱溟是“任其自然”。
梁漱溟信奉孔子的“仁者不忧”之说，因此他“乐天知命”。抗战期间，袁鸿寿先生在桂林七星岩请他吃素席，饭后在一株小树下聊天，恰敌机在头上盘旋下“蛋”，袁鸿寿大惊失色，要避。“而梁漱溟则镇定自若，聊天如常。”
1942年初，香港陷落，梁漱溟在敌机弹雨之中安然打坐，人问其故，他说：“我尚有大业未成，不会遽死！”
1976年唐山大地震时，北京人都逃出了户外，梁漱溟却安居不动。在居委会、家属的再三劝告下，最后才有几个晚上到寓所后门的草地上露宿。
温和
上世纪20年代在北平，梁漱溟讲演《人心与人生》，要收点费，听者每人一元。这个点子是梁漱溟自己想的。他认为收一点费的目的“是真想让人来听，或因花过钱而注意听，否则不免有人随便入座并不真有兴趣听。”但他又恐怕有的学生没钱，说没有钱者可以写信给他，他可送上一张听讲券。一个叫唐君毅的学生，“受到一种精神的威胁没敢去听”。某天晚上，唐君毅收到梁漱溟托别人带给他的五元钱。因为梁怀疑唐是没钱才没去听的。当事者唐君毅晚年回忆此事时感愧与并。
40年代，在重庆、桂林办学期间，梁漱溟以“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之宗旨，接纳了不少穷困的学生。他明知有些师生是从事民主和学生运动的，也乐于保护。当学生被捕时，他多方奔走、呼吁，保释被捕的共产党员和进步学生。据当事人回忆，当时的勉仁国专一度成为民主运动的“保护伞”和“避难所”。
梁漱溟好布施，经常接济一些难中的朋友、晚辈。解放初期他每月工资300元，只留百元左右家用，其余都帮助了因冤假错案而生活无助的友人。他的思維方式很独特，送的钱不要还,但借他的钱必须要还。一位友人忘记归还，他竟前去索债。他的观点是“可以与，可以不与，与伤惠。”梁提醒已摆脱困境者还借款，目的是给另一些仍在困苦中的友人雪中送炭。
袁鸿寿写梁漱溟：梁老之慈祥正直，乐于助人，我们是万万不能及的。“文革”中，我在最困难时期，每月只给生活费9元，梁老闻之，不让我求助于我的老伴。他说：“妇女受不得刺激，你还缺多少？”我说：“我不能戒烟，每月还缺14元。”他立刻给我28元。他补充说：“我平时修养不够，现在冤假错案，如此之多，心中还有不平之感。”
晚年，苦于络绎不绝的访客，为健康计梁漱溟不得不亲自书写“敬告来访宾客”的字条。上写：“漱溟今年九十有二，精力就衰，谈话请以一个半小时为限，如有未尽之意，可以改日续谈，敬此陈情，唯希见谅，幸甚。”有心人从字的颜色和笔迹上判断，那“一个半小时”的“半”字，是后来加上去的。真可谓“仁义之人，其言蔼如也。”
梁漱溟平易近人。每遇有人相求，只要他认为在理，从不厌烦。复信不假他人之手，即在垂暮之年，一时无力作复，他都要在未复的函件上注明“待复”。对八方的不速之客，无论对方年长年幼，位尊位卑，他都竭诚相迎，客人告辞，送之门外，还鞠躬揖别。“梁漱溟国际学术讨论会”开幕式上，他已91岁高龄。发言者大多坐着讲话，他却15分钟一直站立，主持者三次请他坐下，他都谢绝了。
悲悯
有一次，梁漱溟在北京街头闲走，看见一个拉人力车的白头发老头，十分吃力地往前拉车，想跑却跑不动，而坐车的人，却拼命地催他快走，他一忙就跌倒了，白胡子上都沾满了血。这件事对梁漱溟产生了极大的刺激，他当时便流出泪来。因此，梁漱溟终身不坐人力车。
在三十年代初，梁漱溟在山东邹平搞乡村建设试验区时，他长期在农村生活，只有过年才回家住几天。在过年期间也绝不看戏，并且也不许他的家人去看。因为他体会了农村的种种苦楚，认为看一场戏就花去几块钱，实在是一种罪恶。
1917年梁漱溟出任北大讲师的时候完成了他的巨著《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他在这一时期显露出入世济人的心怀，称“吾辈不出如苍生何”。他把解决中国问题的重点，落实在社会改造上，他想出的办法是“乡治”。
狷狂
梁漱溟耗时最长的志业，在于沟通中西文化鸿沟。梁漱溟说：“‘为往圣继绝学，为来世开太平’，这正是我一生的使命。”1942年初，梁漱溟在日军的炮火下逃生之后给儿子写信说道：“我不能死。我若死，天地将为之变色，历史将为之改辙。”
1941年珍珠港事件爆发，日军进攻香港，躲在香港的文化人乘船撤离，天上有飞机轰炸，水上有水雷骚扰，满船的文人学者都惴惴的，夜不安眠，只有梁漱溟鼾声如雷，睡得很香。人家问他：先生不害怕吗？他说：怕什么，我是死不了的，我死了，中国怎么办？
爱国
1946年李公朴、闻一多血案发生后，作为民盟的核心人物，梁漱溟在集会上公开宣言：“特务们，你们还有第三颗子弹吗?我在这里等着它!”他发表了《民盟秘书长的谈话》，并说：“我要连喊一百声‘取消特务’！”
1946年10月10日，梁漱溟由南京到上海去见周恩来，促其回南京继续和谈。11日夜车，梁由上海回南京，次日清晨到南京，下车一见报，看到国军已攻下张家口的消息，不禁惊叹地对记者说：“一觉醒来，和平已经死了!”此语一时为媒体广泛饮用，成为痛斥蒋介石背信弃义的经典话语。
1953年9月中旬，梁漱溟列席中央政府扩大会议，应周恩来之请作发言。11日下午，梁漱溟作即席发言重点谈农民问题，要求对农民施“仁政”。指出“我们的建国运动如果忽略或遗漏了中国人民的大多数——农民，那是不相宜的”。不料，这篇发言却引起了毛泽东极大的不满，梁漱溟遭到痛斥，酿成“廷争面折”的尴尬局面。
新儒
梁漱溟民国初年曾在同盟会同仁创办的《民国报》当过编辑，做过外勤记者；他常用的笔名有寿民、瘦民等。有一次，该报总编辑孙浚明为梁写了一幅扇面，上款题“漱溟”二字，梁看后认为孙浚明代拟的笔名很好，甚合心意。从此梁便以“漱溟”为名。
梁漱溟二十岁起潜心于佛学研究，几度自杀未成，经过几年的沉潜反思，重兴追求社会理想的热情，又逐步转向了儒学。
自1918年父亲梁济沉潭自尽后，梁漱溟开始折入儒学，而且同样欣喜万分。他曾对儿子梁培恕说：“佛学只能让少数人受益，可孔子的学说是对大多数人说的，他肯定人要付出努力，下一番功夫是可以过得好的。”
梁漱溟心中，父亲“是一秉性笃实底人，而不是一个天资高明的人。他最不可及处，是意趣超俗，不肯随俗流转，而有一腔热肠，一身侠骨”。梁漱溟深感：“我最初的思想和做人，受父亲影响，亦就这么一路(尚侠、认真、不超脱)。”
梁漱溟曾这样表述自己，“只有志业，没有职业”。就是说只有自己想做的事情，而不是选择自己的职业。在梁漱溟看来，由西方功利主义到佛学再到儒学这一切都只是要解决他自己思想上的问题和中国的问题。
梁漱溟的处世原则：在人格上不轻于怀疑人家，在见识上不过于相信自己。
梁漱溟曾言：“朋友不终，是很大的憾事。”
梁漱溟自称“是一个有思想，又且本着他的思想而行动的人”。
梁漱溟的家训：不谋衣食，不顾家室，不因家事而拖累奔赴的大事。
第57节
梁漱溟年轻时曾想做和尚。当少年中国学会请他做宗教问题演讲时，他准备讲稿不如意，不得不放下笔，随手翻阅《明儒学案》。在东崖语录中忽然见到“百虑交锢，血气靡宁”八个字，不觉心凉，顿时头皮冒汗，默然有省，遂由此决定放弃出家之念。
梁漱溟少时读书无多，但精神雄健，他的成名之作《中西文化及其哲学》，将人类文化分为中、西、印三大类型加以讨论，为绝对独创。蒋百里称之为“震古烁今之著作”，胡秋原认为该著“有独创的意义和可惊的深刻思想力”。
梁漱溟的学术思想自云是：“中国儒家、西洋派哲学和医学三者，是我思想所从画之根柢”。
梁漱溟自己总结的三种人生态度：逐求、厌离、郑重。
梁漱溟应邀来清华短期讲学，贺麟抓住这一良机，拜访梁漱溟几次。梁漱溟推崇王阳明，他对贺麟说：“只有王阳明的《传习录》与王心斋的书可读，别的都可不念。”
梁漱溟无时不在思索人生和哲学问题，以致冷落太太。梁漱溟的原配夫人黄靖贤是家庭妇女，两人经友人介绍于1921年结婚，育有两子——梁培宽、梁培恕。梁漱溟给其子起名，可见“最后一个儒家”的精神气象，宽恕之道属于儒家精神内核。
百万雄师渡江后，梁漱溟看到毛泽东的新作《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对“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大不以为然。连说：“错了！错了！中国文化是以意欲自为调和持中为根本精神的，偏激与惰后都不行。唯有调和持中的中国文化必将统治世界，而真正统一中国的方法也只能是适应中国文化之根本精神的中和。”他并引述了《孙子兵法》“穷寇勿迫”的论点，说明“追穷寇”的错误。
梁漱溟认为，“乡治”是“中国民族自救运动最后的一个新方向”。他因此辞去北大的教职，到山东、广东、河南等地进行实验，直到抗日战争爆发才被迫停止。
1966年，红卫兵抄梁漱溟家，将尚未完成的《人心与人生》手稿没收，梁写信给毛泽东说：“若此稿毁却，我生于斯世何益。”他还说：“假如在或斗或批之后，不发还此书稿，即不可能叙写，无异乎宣告我的死刑。”在毛泽东的安排下，该手稿得以退还。1975年，梁漱溟终于完成了这本《人心与人生》，其中有云：“宗教之真惟一存在见于古印度早熟之佛教之内，将大行其道于共产主义末期。”
1966年，梁漱溟被抄家、罚跪、游街，三代祖传的书画、文物付诸一炬，手稿、钱物亦被抄走。最后，造反派把他关进一间小屋里。梁漱溟既不呼天抢地，也不长吁短叹，而是优哉游哉、自得其乐地写书。后来他呆在家里，每天上公园练拳、散步，无书可读了，就认真读报、看材料，关切着时局的发展和演变。他先后完成了《儒佛异同论》和《东方学术概观》的撰写。
梁培宽说：“在他（梁漱溟）92岁的时候，海外有报纸称他是新儒家的代表人物，我把报纸念给他听。他听完后摇了摇头，大概是对这样的称呼并不赞成。”，梁漱溟对别人给他加上的学者、哲学家、社会活动家的称号都不太认同。
梁濑溟曾对学生说：我与哲学无缘。我不懂什么叫哲学。我就是这样，误打误撞地进了哲学的门。”梁漱溟还说自己是一个问题中人，不断在问题中生活，佛学也好，儒学也好，西方的理论也好，都是为了解决他的问题。，所以当山东孔子研究所的人给他寄来登记表，聘请他为研究所的专家时，他拒绝了，他说：“我不是专家，谁认为我是就让谁填去。
梁漱溟晚年回忆说：“我曾哭过两次，一次在曹州，系由学生不听话所致；另一次是陈铭枢出卖了李济深，使李被蒋介石软禁汤山温泉一段时间，我觉得太不应该，曾大哭一场。”
晚年，梁漱溟曾书一座右铭：“情贵淡，气贵和，唯淡唯和，乃得其养，苟得其养，无物不长。”他经常劝告自己的家人和自己身边的好友说：“一个人动不动就气盛，发怒，势必伤肝，火攻心。如气盛不得平和，不外露，则又积郁于内腑，两者都伤肝劳神，有损于健康。所以说气平情淡，自长自消，称得上身心锻炼的一项真正过硬功夫。”
梁漱溟说道：“活到老，学到老，还应当加上思考到老。”
1955年7月，梁漱溟开始写《人心与人生》自序。这年初夏，梁漱溟与儿子梁培恕游北海公园，说起他即要动手写的《人心与人生》，以平静而深沉的声音说，“这本书不写出来，我的心不死！”书完成以后，他在给朋友的信中说：“今日可死而轻快地离去”。
梁漱溟从来都只认为自己是思想家，而不是学问家，他晚年接受美国学者艾恺的访谈，特意讲到了这一点：“我不够一个学问家，为什么？因为讲中国的老学问，梁漱溟手迹得从中国的文字学入手，可中国的文字学我完全没有用功，所以中国学问我也很差，很缺少。再一面就是近代科学，我外文不行，所以外国学问也不行。从这两方面说，我完全不够一个学问家。我所见长的一面，就是好用思想；如果称我是一个思想家，我倒不推辞，不谦让。思想家与学问家不同。学问家是知道的东西多，吸收的东西多，里边当然也有创造，没有创造不能吸收。可是思想家不同于学问家，就是虽然他也知道许多东西，不知道古今中外的一些知识，他也没法子成思想家。但是他的创造多于吸收。所以我承认我是思想家，不是学问家。”
厌离
1912年6月，梁漱溟的母亲去世了。在这一年年底梁漱溟曾多次萌生自杀的念头。梁漱溟之所以产生自杀的念头，主要是源于他对现实世界的黑暗的认识。梁漱溟在后来回忆他的这段经历时说：“我渐渐晓得事实不尽如理想。对于‘革命’、‘政治’、‘伟大人物’……皆有不过如此之感。有些下流行径，鄙俗心理，以及尖刻、狠毒、凶暴之事，以前在家庭、在学校遇不到的，此时却看见了；颇引起我对人生感到厌倦和憎恶。
从顺天中学堂毕业后，梁漱溟未再深造，去《民国报》做记者。梁漱溟看不惯民国官场的勾心斗角、尔虞我诈，他遭遇到有生以来的第一场精神危机。烦恼愈积愈多，却无法开解，无处宣泄，梁漱溟感到极度的精神苦闷，于是他决定自杀，寻求一了百了的解决方式，所幸室友及时察觉苗头，才避免了一场悲剧的发生。经此变故，梁漱溟转而信奉佛学，他决定遵照袁了凡的那两句话——“以往种种譬如昨日死，以后种种譬如今日生”——认真做去。梁漱溟啃读大量佛典，悟到人生是与苦相始终的，人一降生，就与缺乏相伴俱来。
佛缘
梁漱溟在晚年曾自言，“人有今生、前生、来生，我前生是一个和尚。”
梁漱溟好思索。他自觉自己家境尚好，也聪明，父母疼爱，却常常苦闷不乐；而家中的女工，天天做饭、洗衣、干杂活，辛苦得很，却脸上常有笑容，并不觉苦。他苦苦思索，最后悟出“人生的苦乐不在外界(环境)，而在自身，即在主观。其根源在自己的欲望，满足则乐，不满足则苦。而这种欲望是无穷尽的。”他觉得自己对人生苦乐的探求与佛学颇为合拍，于是就拼命看佛书。以至18岁那年拒绝父母为其订婚，19岁开始茹素，决意为僧长达9年。
1916年，在其时的内阁司法部任秘书期间，梁曾经杜门研佛三年。“父亲很早就开始考虑这些人生问题，后来他给我讲过一些佛教故事，释迦牟尼出家的故事让他心有所戚。他同样是看见别人穷苦就受不了的人，后来的信佛实际上也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梁漱溟的长子梁培宽说，梁漱溟信佛有自己的规矩，“他没有礼佛行动，从来没有去寺庙烧香拜佛，他是在自我修养上下功夫。”后来在抗战时梁漱溟曾带着学生深入前线，他写信给儿子梁培宽称“时人说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此行盖践之以。”
梁漱溟对生死看的很开。曾有一位生活孤苦的老人向他请教：“先生，人什么时候才能得到解脱呢？”梁漱溟一字一顿问答：“佛家对生死的态度是不求生、不求死。”
梁漱溟从二十多岁就吃素，坚持素食七十余年。他平时用餐，除了鸡蛋、牛奶外，其他荤腥一律不沾；但他并未出现营养不良的问题。三十岁以后，他的身体愈发结实，体质、精力反为朋友辈所不及。建国初期，在一次公宴上，毛泽东走到梁漱溟的座席前，见他只吃素食，又不饮酒，笑着说，梁漱溟坚持食素，清心寡欲，定长寿也。梁漱溟1988年去世，时年95岁。
思虑
梁漱溟爱好和人讨论，也爱好书法，但他最大的爱好却是思考问题。
梁漱溟先生常说他是问题中人，有问题就得思索，问题没解决前，他比什么都要痛苦，可以不吃饭，不睡觉。他曾对朋友说：我初入中学时，年纪最小。但对于宇宙人生诸问题，就无时不在心中，想到虚无处，几夜——简直是常常睡不着觉。那时我很憔悴，头发有白了的，同学们都赶着叫我小老哥。小老哥
第58节
梁漱溟做乡村工作的时候，大家一起谈到各自的爱好。有人说喜欢下棋，有人说喜欢旅游。问到他，他说，我的乐趣就是思考问题。我要有时间的话，就要思考问题。他常对别人说，你看我最闲的时候，其实是我最忙的时候。你看着我坐在那里似乎什么事情也没有做，其实我的思想已经跑得很远很远了。梁漱溟的脑子一开动起来，就很难刹住车。因为思考问题，梁漱溟经常失眠。后来到北大教书，因为失眠，他还向学校提出过辞职。每隔一段时间，梁漱溟会躲起来安静思考、潜心推究。
教育
蔡元培聘请梁漱溟任北大教师时，他只有二十四岁。过去梁漱溟多次报考北大但却没有考取，最后他考入了直隶公立法政专门学校，他只是一位中专毕业生。1916年上海的《东方杂志》上连载了梁漱溟撰写的一篇文章《究元决疑论》，文章以近世西洋学说阐述印度佛家理论，这篇文章发表后很快便引起蔡元培的高度重视，蔡元培与当时的文科学长陈独秀商议决定聘请梁漱溟来校任教，梁漱溟对此却感到十分恐慌。他对蔡元培说：“我只不过初涉佛典，于此外的印度哲学实无所知。”蔡元培当即反问道：“那么你知道有谁能教印度哲学呢?”梁漱溟不知道，蔡元培接着说：“我们亦没有寻到真能教印度哲学的人。横竖彼此都差不多，还是你来吧!”于是年纪轻轻的梁漱溟于是便登上了这所全国最高学府的讲台，报刊上也很是热闹了一番。
梁漱溟初到北大便毫不掩饰他的率直，他在开讲《印度哲学》的第一天就对听课的学生说：“我此来除替释迦、孔子发挥外，更不做旁的事。”讲台下的学生大多是“打倒孔家店”的热烈拥护者，这一时期同在北大的保守派代表人物辜鸿铭就吃了学生的许多苦头，在当时的北大，可是人才济济，梁漱溟在当时还是个无名人士，即使辞退他也不会有人感到新鲜，但是他却在北大一教就是七年，他讲的孔子课特别火，学生们都争着来听他是如何为孔子、释迦作辩护的。
1924年，梁漱溟离开北大，有人问他原因，他说：“因为觉得当时的教育不对，先生对学生毫不关心。”他认为，先生应与青年人为友。所谓友，指的是帮着他们走路；所谓走路，指的是让包括技能知识在内的一个人全部的生活往前走。“教育应当是着眼一个人的全部生活，而领着他走人生大路，于身体的活泼、心理的朴实为至要。”
梁漱溟长期主张教育救国，而且是从最基础的教育入手，为此他不惜辞掉北大教职，去山东菏泽担任中学校长。他还致力于乡村建设，实行社会改造，在邹平县成立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提高村民素质，发展乡村经济，改变乡土中国的落后面貌。梁漱溟身边常有一些弟子追随，他便仿照宋明讲学的模式，每日清晨，召集众人，或默坐，或清谈，意在感悟人生，反省自我。他把这样的集会称为“朝会”。梁漱溟在朝会上的发言，后来被弟子们辑为《朝话》一书，颇似孔子的《论语》。梁漱溟的“朝话”通常是点到为止，以精警取胜，譬如这一句:“在人生的时间线上须臾不可放松的，就是如何对付自己。如果对于自己没有办法，对于一切事情也就没有办法。”
梁漱溟的儿子梁培恕认为他们受到的可能是最自由的教育，拥有了别人没有的最大的自主权。梁培恕称自己小学、中学、大学都没毕业，因为每次都在中途就辍学了，有时因为搬家，有时却是因为梁培恕自己不想去上学了。让梁培恕奇怪的是，父亲梁漱溟对他采取了任其自然的态度，后来还是别人劝说才又去上的学。
梁培宽在回忆父亲梁漱溟时，常说：“父亲对我完全是宽放的……我在父亲面前，完全不感到一种精神上的压力。他从不以端凝严肃的神气对儿童或少年人……先父认为好的，便明示或暗示鼓励。他不同意的，让我晓得他不同意而止，却从不干涉。”
梁漱溟从未在学习或者成绩上要求过儿子们。一次梁培宽考试得59分，曾拿学校要求补考的通知给父亲看。梁漱溟只看了一眼，就又还给了他。梁培宽说，父亲其实并非对自己要求不严，而是他认为这种事情你知道了好，自己的事情应该自己负责。梁漱溟甚至把他的这种教育方法用到了自己的政治试验上。
直言
1906年，梁漱溟考入北平顺天中学，班上人数不多，却是藏龙卧虎，后来出了三位大学者：张申府、汤用彤，还有梁漱溟。梁漱溟的各门功课自学进度皆超过老师的课堂教授进度。他阅读了大量的课外读物，国文作文成绩经常名列前茅。梁漱溟喜欢作翻案文章，从不落俗套，深得国文教员的赏识，他的作文曾得到“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批语。
梁漱溟在北大唱得最惊人的反调是在“五-四”学潮时，学生们群情激愤，同仇敌忾，梁漱溟在《国民公报》上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我的意思很平常。我愿意学生事件付法庭办理，愿意检查厅提起公诉，审厅去审理判罪，学生遵判服罪。”他还指出人太多检查不尽学生“尽可一一自首。”他的理由是，“在道理上讲，打伤人是现行犯”、“纵然曹、章罪大恶极，在罪名未成立时，他仍有他的自由。”梁漱溟是基于对法制社会的向往才这样说的，学生们却不能原谅他，于是写了许多匿名信警告他小心些。
一次，蔡元培先生和几位教授要到欧美去考察，教职员开欢送会，有几位演说，说的话大半都是希望几位先生将中国文化带到欧美去而将西洋文化带回来。梁漱溟先生听到几位都有此种言论，就问大家：“你们方才对于蔡先生同别位先生的希望是大家所同的，但是我很想知道大家所谓将中国文化带到西方去是带什么东西呢？西方文化我姑且不问，而所谓中国文化究竟何所指呢？”当时的人都没有话回答，及至散会后，胡适先生、陶孟和先生笑着对梁漱溟先生说：“你所提出的问题很好，但是天气很热，大家不好用思想。”梁漱溟先生暗想，一般人喜欢说好听、门面的话，如果不晓得中国文化是什么，又何必说它呢！
梁漱溟认为，中国文化之伟大非他，只是人类理性之伟大。中国文化的缺欠，却非理性的缺欠，而是理性早启、文化早熟的缺欠。
持“只发言，不行动”的梁漱溟，在1953年因为总路线问题与毛泽东发生当面争执，他要求毛要有“雅量”。此后他成了历次运动的“老运动员”。
梁漱溟说：“中国传统中该变化的早就变了，不该变的永远都不会改变，而这些永远都不会改变的中国传统将统领世界。”他认为中国有以贡献与世界者，不外八个字：“人生向上，伦理情谊。”而这正是世界和平的基础。
梁漱溟曾自书一联：情可无言喻，文期后世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