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至听鲁迅讲课，感到鲁迅对历史人物的评价跟传统的说法很不同。如谈到秦始皇，鲁迅说：“许多史书对人物的评价是靠不住的。历代王朝，统治时间长的，评论者都是本朝的人，对他们本朝的皇帝多半是歌功颂德；统治时间短的，那朝代的皇帝就很容易被贬为‘暴君’，因为评论者是另一个朝代的人了。秦始皇在历史上有贡献，但是吃了秦朝年代太短的亏。”谈到曹操时，他说：“曹操被《三国演义》糟蹋得不成样子。且不说他在政治改革方面有不少的建树，就是他的为人，也不是小说和戏曲中歪曲的那样。像祢衡那样狂妄的人，我若是曹操，早就把他杀掉了。”
鲁迅谈到自己的小说时说：“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
鲁迅：文学不是梅毒，可以靠肉体关系遗传。
鲁迅说：一个人乏到了自己打自己的嘴巴，也就难保别人不来打你的嘴巴。
鲁迅终生的工作是要揭示国民性，他曾说：“要画出这样沉默的国民的魂灵来，在中国实在算一件难事，因为，已经说过，我们究竟是未经革新的古国的人民，所以也还是各不相通，并且连自己的手也几乎不懂自己的足。”他有名言：“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他有诗说自己：“灵台无计逃神矢，我以我血荐轩辕”。
鲁迅在1925年的《忽然想到》文中写道：“我还记得第一次“五四”运动以后，军警们很客气地只用枪托，乱打那些手无寸铁的教员和学生，威武到很像一队铁骑在苗田上驰骋；学生则惊叫奔避，正如遇见虎狼的羊群。但是，当学生们成了大群，袭击他们的敌人时，不是遇见孩子也要推他摔几个筋斗么？在学校里，不是还唾骂敌人的儿子，使他非逃回家去不可么？这和古代暴君的灭族的意见，有什么区分？”
鲁迅在《夜颂》里写道：现在的光天化日，熙来攘往，就是黑夜的装饰，是人肉酱缸上的金盖，是鬼脸上的雪花膏。
左翼思潮兴起时，一些追求进步的青年自居信徒，党同伐异。徐懋庸曾对鲁迅说：“对于他们（指胡风、黄源等）的言行，打击本极易，但徒以有先生作着他们的盾牌，人谁不爱先生，所以在实际解决和文字斗争上都感到绝大的困难。”对此鲁迅反问道：“什么是‘实际解决’？是充军，还是杀头呢？”鲁迅还说：“抓到一面旗帜，就自以为出人头地，摆出奴隶总管的架子，以鸣鞭为唯一的业绩——是无药可医，于中国也不但毫无用处，而且还有害处的。”
鲁迅《少读中国书》观点：主张读经的人是别有用心的，他们要人读经，成为孝子顺民，成为烈女节妇，而自己倒可以得意姿态、高高骑在人民头上。他们常常以读经自负，以中国古文化自居，但他们可曾用《论语》感化过五卅惨案的日本兵，可曾用《易经》咒沉了三-一八惨案中炮轰大沽口的八国联军的战舰？
鲁迅在随感录中感慨道：不满是向上的车轮,能够载着不自满的人类,向人道前进。
第482节
日期：2010-03-3117:42:21
荷戟（一）
二十年代，鲁迅为自己的书斋起名“绿林书屋”。因为支持学生运动，他被北洋政府教育部的刘百昭和现代评论派的一些人辱骂为“土匪”、“学匪”，匪住的屋子当然是强盗的所在，故命名“绿林书屋”。
鲁迅被人骂为“堕落文人”和“封建余孽”，他便用“隋洛文”和“封之余”作笔名写文章反击。鲁迅也曾一度用来“何家干”这个笔名，意思是“这是谁做的文章？”让他们去猜吧。鲁迅曾经被人指为买办，于是取笔名“康伯度”，为英语“买办”的音译。
钱基博在其《现代中国文学史》一书中评价鲁迅“颓废不适于斗争”，有人将此话转述给鲁迅，鲁迅哈哈一笑，说，除了也“赞为‘独具只眼’之外，是不能有第二句的”。
泰戈尔访华，梁启超作热情洋溢的欢迎词，梁的学生徐志摩不仅自愿担任翻泽，且以弟子自居；胡适也与泰戈尔交往甚多，且有诗歌相赠。鲁迅在其杂文《骂杀与捧杀》中嘲讽道：“他到中国来了，开坛讲演，人给他摆出一张琴，烧上一炉香，左有林长民，右有徐志摩，各各头戴印度帽。徐诗人开始绍介了：‘唵！叽哩咕噜，白云清风，银磐……当！’说得他好像活神仙一样，于是我们的地上的青年们失望，离开了。神仙和凡人，怎能不离开呢？但我今年看见他论苏联的文章，自己声明道：‘我是一个英国治下的印度人。’他自己知道得明明白白。大约他到中国来的时候，决不至于还胡涂，如果我们的诗人诸公不将他制成一个活神仙，青年们对于他是不至于如此隔膜的。”
吴佩孚当政时，谓据其考察结果：“蚩尤乃赤化之祖，蚩音东也，尤者赤化之尤也。”鲁迅知后斥之曰：“蚩尤本称炎帝。炎，火德也，故亦称炎帝。如吴大帅所说，则黄帝讨伐蚩尤，是即以赤讨赤。”
1929年，鲁迅到孔德学校访马隅卿，碰见钱玄同，钱见桌上放的鲁迅的名片高声说道：“你的名字还是三个字吗？”鲁迅答：“我的名片从来不用两个字，或四个字的。”（钱常用“钱夏”、“玄同”或“疑古玄同”）钱听罢默不作声，走出门去。鲁迅在两地书中谈及遇到钱之事：“途次往孔德学校，去看旧书，遇金立因，胖滑油价，唠叨入股，时光可惜，默不与谈……”
刘大杰标点《袁中郎全集》，鲁迅写《骂杀与捧杀》嘲讽他。
鲁迅对顾颉刚极尽挖苦之能事，国民党“清党”时期，加顾颉刚以莫须有的反党罪名。顾颉刚在日记中写道：“如我在武汉（武汉中山大学亦曾聘我），凭此一纸副刊，已足制我死命……血口喷人，至此而极。”
顾颉刚在《古史辨》中说“禹是一条虫”（顾颉刚作为假设提出的学术命题），鲁迅很不以为然。鲁迅在厦门大学任教，某日赴校长林文庆家宴，他指着一道青蟹菜，问同席的顾颉刚道：“顾先生，请考察考察，这是什么世纪的东西啊？”
1935年，鲁迅又在《故事新编》中讽刺有口吃和酒糟鼻的顾颉刚：“‘这这些些都是废话，’又一个学者吃吃的说，立刻把鼻尖涨得通红，‘你们是受了谣言的骗的。其实并没有所谓禹，禹是一条虫，虫虫会治水的吗？我看鲧也没有，鲧是一条鱼，鱼鱼会治水水水的吗？’他说到这里，把两脚一蹬，显得非常用劲。”
日期：2010-04-0112:34:42
荷戟（二）
张竞生在报纸上撰写提倡避孕节育的文章，被传统势力诬蔑为“卖春博士”。鲁迅不无揶揄地说：“张竞生的主张要实现，大约当在25世纪。”
鲁迅点评梅兰芳：“他未经士大夫帮忙时候所做的戏，自然是俗的，甚至于猥下，肮脏，但是泼剌，有生气。待到化为‘天女’，高贵了，然而从此死板板，矜持得可怜。看一位不死不活的天女或林妹妹，我想，大多数人是倒不如看一个漂亮活动的村女的，她和我们相近。”
1926年，陈西滢在报刊上撰文，说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抄袭了日本盐谷温《支那文学概论讲话》，鲁迅于当年2月1日发表《不是信》，对陈源作了有力反击：“盐谷氏的书，确是我的参考书之一，我的《小说史略》二十八篇的第二篇，是根据它的，还有论《红楼梦》的几点和一张‘贾氏系图’，也是根据它的，但不过是大意，次序和意见就很不同。”随着《支那文学概论讲话》的中文译本面世，关于鲁迅抄袭的谣言不攻自破。
1927年，陈西滢发表《新文学运动以来的十部著作》一文中，推荐了鲁迅的《呐喊》，他说：“我不能因为我不尊敬鲁迅先生的人格，就不说他的小说好，我也不能因为佩服他的小说，就称赞他其余的文章。我觉得他的杂感，除了《热风》中二三篇外，实在没有一读的价值。”
陈西滢在《现代》第63期中写道：“中国的新文学运动，方在萌芽，可是稍有贡献的人，如胡适之、徐志摩、郭沫若、郁达夫、丁西林、周氏兄弟等等都是曾经研究过他国文学的人。尤其是志摩，他非但在思想方面，就是在体制方面，他的诗及散文，都已经有一种中国文学里从来不曾有过的风格。”对此，鲁迅在《无花的蔷薇》里讽刺道：“虽然抄得麻烦，但中国现今‘有根’的‘学者’和‘尤其’的思想家及文人，总算已经互相选出了。”
最早说鲁迅抄袭的不是陈源，而是顾颉刚，对此，顾颉刚的女儿顾潮在《历劫终教志不灰》中说：“鲁迅作《中国小说史略》，以日本盐谷温《支那文学概论讲话》为参考书，有的内容是根据此书大意所作，然而并未加以注明。当时有人认为此种做法有抄袭之嫌，父亲亦持此观点，并与陈源谈及，1926年初陈氏便在报刊上将此事公布出去。”
鲁迅并不知顾颉刚指正他抄袭一事，二人在厦门大学时关系甚好。但鲁迅却因川岛之事与顾颉刚闹翻。顾潮回忆，川岛曾托顾替自己在厦大谋职，顾“尽管从工作考虑不赞成其来厦大，但从私人面子上考虑不便回绝，”他给川岛回信，说“事已弄妥”。但同时又“劝语堂先生不要聘川岛”。但林最后聘用了川岛。经过这件事，鲁迅在致许广平信里这样评价顾颉刚：“此人颇阴险，先前所谓不管外事，专看书云云的舆论，乃是全部为其所欺。”
30年代，某些作家的主观主义毛病很厉害。一次，有人请鲁迅谈谈这一问题，鲁迅笑而不答，只是讲了两个故事：
《金扁担》：“有个农民，每天都得挑水。一天，他忽然想起，皇帝用什么挑水吃的呢?自己又接着回答：一定用金扁担。”
《吃柿饼》：“有个农妇，一天清晨醒来，觉得饿，她想，皇后娘娘是怎么享福的呢?一定是一觉醒来就叫：‘大姐，拿一个柿饼来吃吃。’”
施蛰存跟鲁迅论战，鲁迅说他是“洋场恶少”，因为这个名字，施蛰存后半生吃尽了苦头，并从文坛上销声匿迹。
梁实秋跟鲁迅论战，从此世人皆知梁为“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
鲁迅劝青年多读外国书，少读中国书。此言一出，中国大学学生熊以谦撰文反对，引发一场持续几个月笔墨官司。鲁迅积极应战，他说：“你只要有一篇不答复他，他们就认为你失败了。我就篇篇都答复他们，总要把他们弄得狗血淋头，无法招架，夺回他们老巢去为止。”
四五年后，荆有麟偶然遇到了熊以谦，觉得熊是个很老诚的青年，便告诉了鲁迅。不料鲁迅说：“你说他老实么？那就是他骗取社会同情的手段。凡遗少，都有那一手，怎么样？现在还在上海么？喊他来，我把他脑子汇总的中国书虫，都要打干净。”
第483节
日期：2010-04-0210:53:16
攻伐
北师大某学生受了刺激后，冒充杨树达，到鲁迅住的阜成门西三条二十一号兴师问罪，发泄对文坛的不满。鲁老太太迷信，认为新居不吉利，便不赞成鲁迅随便接待客人。一日，诗人柯仲平来访，鲁迅便在客厅待客。柯拿出诗稿，大声朗读给鲁迅听，声音大而响亮，竟使鲁老太太以为又有人来闹事，忙让荆有麟去看。荆看后告诉她是在读诗，老太太还心有余悸地说：“可是个怪人吧？我听老妈子说：头发都吊在脸上，怕他同大先生打起来，大先生吃他的亏。”
创造社曾围攻鲁迅，成仿吾说鲁迅是中国的堂吉诃德，是害了神经错乱与夸大妄想的病态之人。郭沫若、钱杏邨等人纷纷发文围攻鲁迅。鲁迅积极应战，并认真阅读了许多马克思主义著作，他后来说：“我有一件事要感谢创造社，使他们‘挤’我看了几种科学的文艺论，明白了先前的文学史家们说了一大堆，还是纠缠不清的疑问。并且因此译了一本蒲力汗诺夫的《艺术论》……”
叶灵凤曾发表一幅漫画讽刺鲁迅，他在说明中写道：“鲁迅先生，阴阳脸的老人，挂着他以往的战绩，躲在酒缸后面，挥着他的‘艺术的武器’，在抵御着纷然而来的外海。”
1932年，鲁迅到北京探望母亲，北师大准备请鲁迅来演讲，当王志之告诉国文系主任钱玄同后，钱的“眼眶渐渐地胀圆了，眼珠挺起来死死地”望着王，好像要一口把王吞下去，大声吼道：“我不认识有一个什么姓鲁的！”并且宣布：“要使鲁迅到师大来演讲，我这个主任就不再当了！”
1933年，有人在《新时代》发表《鲁迅的狂吠》一文说：“鲁迅先生的谩骂是有什么意识呢？读者们仅能感到一丝滑稽罢！然而，他的滑稽是狂暴的，我不得不说他是在狂吠！”
鲁迅29岁自日本“束装返国”后，先在杭州师范学堂任教，后去绍兴中学堂当教务长，之后又想到一家书店当编译员，但被拒。苏由此而判断，“鲁迅读书老是读一个时期便换学校，当教员也爱跳槽，想必是欢喜同学校当局磨擦，或与同事闹脾气，亦可见他与人相处之难”。
据鲁迅的学生孙福颐说，鲁常怀疑有人会暗害他。由日返国后，曾订制一把小刀，藏在枕头下，每夜枕着睡觉。又据鲁许广平说，鲁常做噩梦，经常梦见自己出门时，黑暗中两边埋伏着两个人，他一喝，那人影便隐去不见了……苏雪林觉得鲁“这么疑神疑鬼，在自造的荆天棘地里度日，做人岂不太苦？”
太阳社成员杨邨人发表了《揭起小资产阶级文学革命的大旗》，被鲁迅骂得狗血淋头。后来鲁迅逝世，有人问杨邨人感想如何，杨悻悻地说：“这老头子叫我不要担心他的老！丢！他现在不只老，而且死去了！我为什么要担心呢！”
鲁迅曾有“救救孩子”的说法。高长虹跟鲁迅闹翻后，因鲁迅在45岁时说自己老了，高认为这是“精神的堕落”。他借鲁迅的话问：“不再吃人的老人或者还有？救救老人！！！”
鲁迅病重时，与徐懋庸论战。王春翠回忆，得知鲁迅去世的消息，正与鲁迅论战的徐懋庸十分悲痛，写下挽联：“敌乎友乎？余惟自问；知我罪我，公已无言。”徐流着泪说：“是鲁迅误会我，我心目中，他始终是革命的朋友。我是一位有朝一日，鲁迅先生会谅解我，我是始终崇敬他老人家的。但是，完了，晚了，他一死不能复生了！”出殡之日，徐去瞻仰了鲁迅的仪容，并前去送葬。行前，他对王说，他是冒着可能遇到的冲击而去的。
第484节
日期：2010-04-2423:41:46
四十四、鲁迅（修改稿）
印象、童年、倔强、峻急、狷介、兀傲、谿刻、偏狭、古怪、
多疑、悲凉、自陈、深情、宽厚、俯首、横眉、斗士、同路、
歧途、攻伐、爱憎、爱恋、慈父、谨严、世俗、经济、逸事、
嗜好、为学、文学、教学、言论、魂归、尊仰、身后、评说。
日期：2010-04-2517:44:32
印象
1923年，二年级的许广平第一次上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课。上课的钟声还没收住余音，同学们还没坐定，在嘈杂声中突然一个黑影子投进教室，“首先惹人注意的是他那大约有两寸长的头发，粗而且硬，笔挺地竖立着，真当得‘怒发冲冠’的一个‘冲’字”。他穿着“褪色的暗绿夹袍，褪色的黑马褂，差不多打成一片。手弯上、衣身上的许多补钉，则炫着异样的新鲜色彩，好似特制的花纹。皮鞋的四周也满是补钉”。他常从讲台跳上跳下，因此两个膝盖上的大补丁也显露出来。这满身的补丁如同像黑夜中的星星，熠熠耀眼，小姐们哗笑了，也许还有人想：“怪物，有似出丧时那乞丐的头儿！”然而，当他开口，整个教室却肃静无声了。“没有一个人逃课，也没有一个人在听讲之外拿出什么东西来偷偷做。（下课的）钟声刚止，还来不及包围着请教，人不见了，那真是‘神龙见首不见尾’。许久许久，同学们醒过来了，那是初春的和风，新从冰冷的世间吹拂着人们，阴森森中感到一丝丝暖气。不约而同的大家吐一口气回转过来了。”
与鲁迅熟识后，许广平问鲁迅是不是故意这样打扮，做成一种“保护色”，不使人注意，鲁迅笑笑，表示默认。
萧红这样回忆道：
“鲁迅先生的笑声是明朗的，是从心里的欢喜。若有人说了什么可笑的话，鲁迅先生笑的连烟卷都拿不住了，常常是笑的咳嗽起来。
鲁迅先生走路很轻捷，尤其使人记得清楚的，是他刚抓起帽子来往头上一扣，同时左腿就伸出去了，仿佛不顾一切地走去。
鲁迅先生不大注意人的衣裳，他说：‘谁穿什么衣裳我看不见的……”
挚友许寿裳回忆：“鲁迅的身材并不见高，额角开展，颧骨微高，双目澄清如水精，其光炯炯而带着幽郁，一望而知为慈悲善感的人。两臂矫健，时时屏气曲举，自己用手抚摩着；脚步轻快而有力，一望而知为神经质的人。赤足时，常常盯住自己的脚背，自言脚背特别高，会不会是受着母亲小足的遗传呢？总之，他的举动言笑，几乎没有一件不显露着仁爱和刚强。”
沈尹默回忆，鲁迅“在大厅广众中，有时会凝然冷坐，不言不笑，衣冠一向不甚修饰，毛发蓬蓬然”，钱玄同说他神似猫头鹰，因此替他起绰号“猫头鹰”。
孙伏园回忆说，鲁迅授课或演讲时，常讲得出神入化，语言幽默，使人哄笑，他自己却不笑；但私人谈话时，他会带着笑讲话，说到高兴时，发出轩朗的笑声，声震屋宇。
孙伏园还谈到，鲁迅留学归国时，头发不常理，约五分长，乱簇簇的一团，留着胡子；有时穿西服，有时穿长袍，长袍多为灰布的：冬天灰棉布，春秋灰布夹袍，初夏是灰色大褂；裤子多是西服裤；皮鞋是东方式的，黑色无带，便于穿脱；手中常拿一根手杖，就是《阿Q正传》中的哭丧棒。
朱自清第一次见到鲁迅，觉得：“看了他的脸，好像重读了一遍《呐喊》序。”
蒋廷黼讲述自己对鲁迅的初次印象：“他有点瘸，走起路来慢吞吞的。他和我们相处不仅很客气，甚至可以说有点胆怯。”
王志之第一次见到鲁迅，“恍惚感到当前坐着那位老头子是灰黑色的，一切都很模糊，好像刚从牢里放出来，浓密的眉毛和胡须好像在很活跃地耸动，显得有很厚的涵蓄……消瘦的脸是那样的憔悴，只剩一层惨白的掀起无数皱纹的皮肤，包着突出的颧骨……”
辛朗回忆鲁迅：“面貌是瘦的，身体甚至于手，都是异常孱弱的。……那天我知道他要去北平的师大演讲了，我预先便在那里候着，许多青年男女，无数的一群都拥挤在那‘风雨操场’里。鲁迅到的消息传来了，人数也就更增加了。房中容不下，只好又挤在空场中，中间一个方桌上便站着鲁迅。语句很沉着，间或几句使听的人发笑了，但他却像并不有意，继续着他的话，眼望着远方，虽然并不嗔怒，却更能使人感知，他虽然并没有发出激越的声调，但听的人谁都听得很真切。讲演完了，他向外走着，一重一重的人海还是围绕着他，要不是你预先知道那是鲁迅，准会由他陈旧带着许多块油渍的长袍上想到是一个贩买古董旧货的商贾……”
增田涉印象中的鲁迅则是“清澈澄明的眼睛毫无纤尘，走路的姿态甚至带有飘飘然的‘仙骨’”。他在室内“穿着狭小的学生装的裤子，束着皮带，穿着手织的紫色毛衣。头发和胡须蓬乱，手里经常拿着烟管，嘴闭作一字形，微微笑着。……香烟不离手，……手指头给烟脂熏得变成赤茶色。头发也有时剪了，大概由于剪发的事极少，所以一剪了就显出样子很不同地好看起来，我便开玩笑说‘漂亮’。”增田每天在鲁迅的书房听他讲课，二人并排坐在桌子旁边，鲁迅大概由于满口假牙，发声不方便，不时口沫飞溅，“又时而咯吱咯吱地搔着两股周围”，增田一面心里暗笑着，一面听他的教导。
马幼渔的女儿、16岁的马珏未见鲁迅之前，“看了他的作品里面，有许多都是跟小孩说话一样，很痛快，一点也不客气”，所以想，鲁迅“大概同小孩差不多，一定是很爱同小孩在一起的”，“大概是爱穿漂亮西服罢；一定拿着Stick，走起来，棒头一戳一戳的”。这日，鲁迅前来拜访马幼渔，马珏终于见到了鲁迅，她没想到，鲁迅是这么一个不修边幅的人!“穿了一件灰青长衫，一双破皮鞋，又老又呆板，并不同小孩一样”，“手里老拿着烟卷，好像脑筋里时时刻刻都在那儿想什么似的”。马珏看到“衣架上挂了一顶毡帽，灰色的，那带子上有一丝一丝的，因为挂得高，看了不知是什么，踮起脚来一看，原来是破的一丝一丝的”。
鲁迅从上海回京探望母亲，某先生请其到家中用餐。客散后，某先生的小儿子惊讶地说：“我老想鲁迅一定是个高大的大个人，原来是这样难看的老头儿。”某先生哈哈大笑，第二天告诉鲁迅，鲁迅也禁不住哈哈大笑。
与鲁迅同去西安讲学的张辛南回忆，鲁迅的牙齿全部是深黄色，牙根是深黑色，其黑如漆；上街时，他穿一条黑布裤，一件白小纺大褂，头发不剪，面带黑黄色。几次演讲下来，许多人都认为鲁迅吸鸦片。一次，有人问张道：“周先生恐怕有几口瘾吧！”张答：“周先生吃香烟。”又一次，一位军人问张道：“学者也吸鸦片烟么？”张问：“哪个学者？”他毫不犹豫地说：“周鲁迅满带烟容，牙齿都是黑的，还能说不吃烟么？”张见他语气坚定，只好不予理会。
一次，有人在路上冒冒然问鲁迅道：“那种特货是哪儿买的？”原来鲁迅面庞消瘦，看起来像个烟鬼，所以此人才有此问。
阿累回忆鲁迅：“他的面孔是黄里带白，瘦得教人担心，好像大病新愈的人，但是精神很好，没有一点颓唐的样子。头发约莫一寸长，原是瓦片头，显然好久没剪了，却一根一根精神抖擞地竖着。胡须很打眼，好像浓墨写的隶体‘一’字。”
民国时期，书店里的书常被偷。鲁迅第一次到内山书店去买书时，日本雇员打量了鲁迅后，对一位姓王的中国雇员说：“盯住那个人，他可能会偷书。”
今人陈丹青谈及仅仅从照片中见到的鲁迅：“这张脸非常不买账，又非常无所谓，非常酷，又非常慈悲，看上去一脸的清苦、刚直、坦然，骨子里却透着风流与俏皮……可是他拍照片似乎不做什么表情，就那么对着镜头，意思是说：怎么样！我就是这样！”“他长得非常像他自己，非常的‘五四’，非常的‘中国’，又其实非常的摩登……”“所以鲁迅先生的模样真是非常非常配他，配他的文学，配他的脾气，配他的命运，配他的地位与声名。”
第485节
日期：2010-04-2616:10:26
童年
鲁迅幼时，一次听说某地唱戏，便兴冲冲催促家人带他去看。结果父亲要求他背诵完功课才许出门。鲁迅照办了，但去看戏便变得索然无味，对书本也产生了反感。许广平说，鲁迅个性很强，如果一件事情遇到了阻碍，给予他的印象，便比别人深刻得多。
在鲁迅的印象里，父亲是一个严厉、不近情理，任意扼杀儿童的天性的人：“我至今一想起，还诧异我的父亲何以要在那时候叫我来背书。”但在弟弟周作人的印象里，同一个父亲却是个慈爱的父亲。
鲁迅幼时，长妈妈总限制他的活动，拔一株草，翻一块石头，都要管束。当长妈妈踩死了伴他读书生活的隐鼠，他愤怒了，公开向长妈妈诘问，并从此对长妈妈产生了憎恶。但是，当长妈妈用蓝布衫为鲁迅包回他渴望已久的四本绘图《山海经》，鲁迅一下子把长妈妈敬若神明，以前谋害隐鼠等怨恨，全都消失了。
寿洙邻回忆，鲁迅在三味书屋的书桌原本设在南墙下，光线较暗，后鲁迅以门缝有风为由，请求将书桌移至西北临窗的明亮处，其实鲁迅是因为喜欢在抽屉中看小说，暗处光线不足，才请求移至亮处。
当时绍兴初设电报，街道上竖杆挂线，学生见之效仿，拔下头发接成长线，悬挂在梁上，将纸条系与发上，来往通信，不亦乐乎。先生寿镜吾由于近视，最初并未发现，后来看见纸条在空中移动，便责问谁是肇事者，学生相互抵赖，但私下皆怀疑为鲁迅发明。
先生寿镜吾曾出对子“独角兽”，少年鲁迅对以“比目鱼”，一兽一鱼，一虚一实，堪称佳对。
鲁迅记忆力很好，读书时，先生最初每日限定要背四行书，他马上便能背诵；先生看见他在玩，便加背四行，结果不出一会儿，他又能背诵；于是先生加到十六行、三十二行……半本书、整本书，都难不倒他，先生只好作罢。
林贤治的《人间鲁迅》记载一事，一次，同学将漂亮的信笺分赠他人，大家都高兴地收下，惟有鲁迅拒绝不收。后来大家才知道，原来这些信笺是那位同学偷来的。
鲁迅的祖父习惯在饭后才吃点心，因为饭前吃点心，正餐便要相应减少，而饭后再吃，则吃几个也不成问题。他不仅自己吃，也允许孙辈们吃。鲁迅养成了这种习惯，并称之为“一起消化”。五四时期，钱玄同常到绍兴会馆找鲁迅聊天，饭后鲁迅常拿出点心来吃，钱便笑道：“一起消化么？”然后努力陪着鲁迅吃下一个。
鲁迅告诉许广平，他小时候每每穿上新衣服，家人总时时监视警告他不要弄脏新衣，弄得他坐立都不自由，便觉得穿新衣服是一件最不舒服的事情。鲁迅宁可穿的差一些，当吃完点心糖果，手边没有可以擦手的，便很随便地在身上一揩。
鲁迅自小便爱书，买来的书如有污损，一定要拿去换；书钉的不好，他便自己拆开重新装订。他翻书时极其小心，舍不得弄上一点污渍或褶皱；翻书时，为不弄脏书，总是从书页褶缝上方印有一条宽墨线的地方翻书。如果弟弟们在一旁看，鲁迅也不许他们伸手摸书，因为生怕他们弄脏了书页。读毕，鲁迅要把书放到一只红色皮箱里码放整齐，小心收藏起来。
一次，鲁迅买回书后，发现纸有残缺或墨污，便拿去换，但换回来的又不满意，便再拿去换，如此反复，书店伙计烦了，调侃道：“这比姊姊的面孔还白，何必掉换。”鲁迅听罢愤然而出，再不去买书。
百草园东边有一私塾，先生姓王，绰号“矮癞胡”，打学生手心时下手极重，还设了撒尿签。而三味书屋则自由多了，想要方便时从来不用请示先生，故鲁迅等人听说王先生之事后极为愤慨。某日中午放学后，鲁迅和几个同学约好，冲进“矮癞胡”的书房（书房中的师生都已散去），撅折了撒尿签，将笔墨乱撒一地，以示惩罚。
祖父下狱后，鲁迅兄弟三人被分别送到亲戚家避难，鲁迅寄居在大舅父家中，不免受些闲气，据他对周作人说，曾在那里被人骂作“讨饭”。
父亲生病后，鲁迅不仅要上学，还要走六七里路上街为家中采买东西。其中最轻松的差事是为父亲买水果，水果店的店主日久面熟了，便尊称他“小冷市”（少掌柜）。
鲁迅的父亲病重后，鲁迅作为长子，也承受了巨大的精神重负。后来他在《父亲的病》里，沉痛地写下了自己出入当铺间，默默地为父亲买药、觅药中痛苦的内心体验。鲁迅在《呐喊》序文中说：“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
鲁迅到南京读书前，周家全族召开会议，内容对鲁迅家这一房极为不利，其他房的长辈们逼迫鲁迅签字，鲁迅说要请示祖父，拒不签字。但这件事对十五六岁的鲁迅影响不小，“至少不见得比避难时期被说是‘讨饭’更是轻微”（周作人语）。
第486节
日期：2010-05-0520:27:33
先发一章：身后
身后
鲁迅去世后，其好友陈仪请求蒋介石给予国葬，未得允许。
鲁迅去世后，有人提议将绍兴改名为鲁迅县，但最终国民政府并未同意，而因鲁迅县的搁浅，连带将绩溪改为胡适县的提议，也作罢了。
曹聚仁回忆，鲁迅去世后，曹曾看到一张手令：“副刊文字中，以不见鲁迅的姓名为上，否则也要减至极少的限度。”大概是张道藩签发的。全国各地只有桂林、重庆、昆明这几个地方可以举行鲁迅逝世纪念会，其他城市有不成文的禁令，似乎纪念鲁迅便代表了革命。
1936年冬，郁达夫路过厦门，厦大同学前来看望他，谈及他们想呈请政府将厦大门前的一条路改名为“鲁迅路”，但迟迟未得到答复之事。郁答应帮忙，他找到市长才知道，原来是国民党党部反对，不许人们纪念鲁迅。后来，郁将此事告诉鲁迅的好友陈仪，陈表示赞成。但不久厦门沦陷，此事也就搁置了。
鲁迅去世后，其好友许寿裳写下许多纪念鲁迅的文字《亡友鲁迅印象记》、《我所认识的鲁迅》，并编有《鲁迅年谱》，不遗余力宣传鲁迅。1948年2月18日，时任台大中文系主任的许寿裳在台北寓所被国民党暗杀。
为了纪念鲁迅，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成立了鲁迅艺术学院，培养革命青年，周扬任校长。
鲁迅去世后，其当年的学生苏雪林以攻击鲁迅为毕生事业，对鲁迅的攻击最为激励。她骂鲁迅为“文妖”、“土匪大师”、“青皮学者”、“性迫害者”、“财迷”、“火老鸦”、“暴君”、“老毒蛇”、“疯老头”、“大流氓”、“剽窃的狗”等。她还写信给胡适，邀胡一起骂鲁迅，胡适回函说：“凡论一人，总须持平。爱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方是持平。鲁迅自有他的长处……张凤举……说鲁迅抄袭盐谷温，真是万分的冤枉……我们应该为鲁迅洗刷明白。”
胡适晚年对周策纵说：“鲁迅是个自由主义者，决不会为外力所屈服，鲁迅是我们的人。”
鲁迅去世后，与他曾有论战、且从未谋面的郭沫若盛赞鲁迅，曾写下三副挽联，其中一联云：“孔子之前，无数孔子，孔子之后，一无孔子；鲁迅之前，一无鲁迅，鲁迅之后，无数鲁迅。”
1946年初，郭沫若在上海提出纪念鲁迅的三点建议：（1）设立鲁迅博物馆，由景宋（许广平）任馆长；（2）多多塑造鲁迅像；（3）把杭州西湖改为鲁迅湖。
195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为鲁迅举行国葬。当年鲁迅逝世时的抬棺者已风流云散，周文已死，黎烈文和孟十还去了台湾，鹿地亘回了日本，胡风在监狱中，只剩下巴金和靳以。在有关部门的安排下，当时军政和文化界领导如宋庆龄、柯庆施、茅盾、金仲华、周扬，加上巴金和靳以，一起为鲁迅扶柩。其中，周扬曾被鲁迅斥为“奴隶总管”，称鲁迅为“上海滩的老爷子”，两人素有过节；后来，周扬还将胡风等人送进了监狱。虽然这次周扬声称已经“承认自己的错误了”，但到了1976年，胡风仍耿耿于怀地说：“抬棺必须是鲁迅生前接近或没攻击鲁迅的人。”
1957年，毛主席曾前往上海小住。湖南老友罗稷南先生抽个空隙，向毛主席提一个大胆的设想疑问：要是今天鲁迅还活着，他可能会怎样？这是一个悬浮在半空中的大胆的假设题，具有潜在的威胁性。不料毛主席对此却十分认真，深思了片刻，回答说：以我的估计，（鲁迅）要么是关在牢里还要写，要么是识大体不做声。一个近乎悬念的寻问，得到的竟是如此严峻的回答。罗稷南顿时惊出一身冷汗，不敢再做声。
60年代，鲁迅作品在台湾遭禁，与鲁迅曾有论战的梁实秋公开反对国民党禁鲁迅作品。
1976年，韦君宜去大连“学习取经”，访问了一次市委宣传部长，这位部长说，他们市里承揽了《鲁迅全集》的注释任务，动员了1万人参加。但据韦君宜所知，他们只是负责一篇短文的注释，是由一家学院分下来给他们的，最多不过10条。
80年代，薛绶之主编的《鲁迅生平史料汇编》中，第一次收录了鲁迅那位被遗忘的夫人朱安的照片，结果被批为“资产阶级自由化”。
汪晖说：“《鲁迅全集》的每个字上都趴着一位学者。”
王朔说：“有一点也许可以肯定，倘若鲁迅此刻从地下坐起来，第一个耳光自然要扇到那些吃鲁迅饭的人脸上，第二个耳光就要扇给那些‘活鲁迅’、‘二鲁迅’们。”
在2009年8月的第四届鲁迅论坛上，来自全国的学者和中学语文老师一起，就新时代鲁迅作品应该不应该再编入教科书展开了探讨。一些一线语文教师反映：“鲁迅的部分作品很难读懂，文字较晦涩。”“读鲁迅的作品，好像看不到希望，很压抑。”北京师大附中一位老师坦言：“鲁迅作品几乎快成了中学语文教学的一块鸡肋。”
据某篇新闻报道，人民教育出版社新版的语文教材中，鲁迅的作品明显减少，《药》、《为了忘却的纪念》等作品不见了，保留下来的只有《拿来主义》、《祝福》和《纪念刘和珍君》3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