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瞿秋白和夫人杨之华秘密来到上海，瞿当时身患肺病，生活非常拮据。为了帮助瞿，又不伤害他的自尊心，鲁迅将自己要编的一本《鲁迅杂感选集》交给瞿，请他出版，实际上是将这本书的版权和稿费赠送给了瞿。
鲁迅曾在家中为日本人增田涉单独讲解《中说小说史略》、《呐喊》、《彷徨》等作品，历时一年，每日午后约三个小时，无论寒暑。
任均回忆，1933年下半年开始，为了躲避国民党的追捕，左联的碰头会改在北四川路一带的饭管理，利用吃饭时间进行交流。每次碰头吃饭，总是鲁迅掏腰包，其他人过意不去，要分摊餐费，鲁迅却不赞成，和蔼地笑着说：“不要那末计较，我拿的稿费总要比你们多一些呀！”
黄源回忆，周建人夫妇每周六晚上总是带一个孩子到鲁迅家中聚餐，黄也习惯这日过去。周建人家搬到法租界去的第一个周六，从鲁迅家中回家时，许广平特地将周建人一家和黄送到附近的汽车公司，并为他们付了车前。第二个周六，周建人、黄源等人告别时，许广平拿出一元二角钱塞到周建人手中，说：“对不起，今晚我不送了，请你们付一付。”周建人忙推却，鲁迅马上低下头，看着地板，默不作声，于是周建人只好收起来。以后每次告辞，许广平一定将一元二角钱塞到周建人手中。
周建人的女儿周晔回忆，一个冬天的黄昏，北风呼号，她和父母到伯父鲁迅家中拜访，在离鲁迅家后门不远的地方，发现一个车夫因光着脚拉扯，踩到了碎玻璃渣，正在路边呻吟。周建人忙到屋内叫出鲁迅，拿着纱布和药，为车夫夹出碎玻璃，包扎妥当。车夫回家时，鲁迅将药和纱布送给他，并给了他一些钱，让他在家中好好休息。车夫走后，周晔问鲁迅为何这么寒冷的天光着脚拉扯，鲁迅的回答让她不是很明白，她希望伯父能给一个详细的解答，鲁迅却只是抚摩着她的头，重重地叹了一口气。
一天，萧红在鲁迅家中和鲁迅、许广平聊到将近十二点才告辞。那天下着雨，鲁迅非要送萧红到铁门外不可，萧红怕鲁迅受凉，心中很是不安。鲁迅将她送至铁门外，指着隔壁挂的写着“茶”字的大牌子说：“下次来记住这个‘茶’字，就是这个‘茶’的隔壁。”他伸出手去，几乎是触到了钉在门旁边的门牌号说：“下次来记住茶的旁边九号。”
许广平回忆，鲁迅很少使唤家中的女工，也从不责备。如果许不在家，他便自己到厨房，烧水泡茶。如果不是女工见到过来代劳，他绝不会高声叫人帮忙。
一次，老女工陪周海婴玩耍时，从鲁迅的书架中拿了一本书，扯下书页来，从阳台上吹下去，说是放纸鸢。等鲁迅发现时，书已经撕了大半。鲁迅视书如命，但他知道老女工不识字，只图博周海婴的喜欢，所以并没有责备，只让她下次不可以再这么做了。
1935年3月8日，阮玲玉在家中服安眠药自尽，年仅25，留下遗言：“人言可畏。”出殡之日，上海10万市民自发为她送葬，鲁迅奋笔写了著名的《论人言可畏》一文，痛斥“强者”对“弱者”的迫害。
第473节
日期：2010-03-0206:54:42
俯首（一）
北大旁听生冯省三跑到鲁迅家，坐在鲁迅床上，翘起双脚对鲁迅说：“喂，你门口有修鞋的，把我这双破鞋，拿去修修。”鲁迅毫不犹豫拿起冯的鞋子，修好取回，亲自套在冯的脚上。冯未称谢便悻悻地走了。而鲁迅日后提及此事，总说：“山东人真实直爽哇！”
某个夏夜，鲁迅正在写东西，中国大学旁听生钟青航穿着长及地的睡衣到鲁迅家门口说：“我睡不着，特地来同先生谈谈。”鲁迅开门让他进来，钟便滔滔不绝地说了起来。这位深夜来访者既不是失眠，也没有失恋，而为诉苦。两周前，钟因晚上兴奋，叫了一辆车围着北京城兜了一圈，没钱付十五元车钱，却打了开车的司机几个耳光，下场是被警察厅关了两周。他向鲁迅诉说警察厅吃黑面馍馍、受蚊子臭虫叮咬之苦，一直聊到天亮，结果鲁迅文章未写觉未睡，还要去上课。但鲁迅日后聊到此人，总说：“四川青年真勇敢！”
许广平回忆，许钦文请鲁迅为自己编订小说集，鲁迅为其精心挑选后编订，并垫钱出版。书出版后，销路极好，许声名大噪。于是有商人让许再出一本，许便将鲁迅挑选剩下的作品出版问世。鲁迅见后摇头道：“我的选择很费不少心血，把每一种的代表作都有了，其余那些，是在不能算很成功，应该再修改，不怕删削才会有成就呢！”
许广平回忆，鲁迅辛苦为高长虹选定作品，并校订出版，但高却对人说：“他把我好的都选掉了，却留下坏的。”
高长虹说：“鲁迅是一个很现实的人，他不很相信理想。最喜欢嘲笑的是黄金时代，那是永远没有的。不过循理论，厌世主义在他的思想里是很深刻的。他时常攻击我是理想的人，说：‘再过五十年还是这样，这里有莽原，那里有现代评论！’”
许广平回忆，鲁迅也为向培良选校作品，并给他介绍工作，但在鲁迅痛斥其好友高长虹后，向对鲁迅极为不满，从此和鲁迅绝交。曹聚仁也记载，向逢人就说，鲁迅是爱闹脾气的，鲁迅是青年的绊脚石。
鲁迅在厦门、广州期间，一位厦门大学的学生曾追随左右。鲁迅到上海后不久，此人带着女友以及女友的哥哥来到上海，一起住进鲁迅家中。这三人也不把自己当外人，吃穿用度乃至零花钱，都由鲁迅负担。鲁迅将楼下腾出来让他们居住，每逢鲁迅下楼，则三人书声琅琅，不绝于耳，一旦稍微走远，声音便戛然而止。不久之后，三人提出让鲁迅为他们支付学费，鲁迅表示自己生活亦不宽裕，实在拿不出；青年便让鲁迅为他发表文章，但其文章太过幼稚，实在无法发表；青年又让鲁迅为其介绍工作，鲁迅便与某书店说好，介绍他到某书店当练习生，自己拿出三十元让书店转交，算作薪水，结果通知该青年后，竟嫌薪水少，不愿前往。鲁迅与创造社论战时，这位青年竟对鲁迅说：“他们因为我住在你这里，就把我都看不起了。”
此后，女友的哥哥要回乡，鲁迅为其负担旅费。不久，青年的哥哥——一位木匠，来上海找事做，鲁迅又为其在附近租了房子，并照顾膳食。周建人托人总算给木匠哥哥找了份事，但木匠哥哥却不愿去。木匠哥哥无所事事，时间长了，准备回乡，旅费自然又是鲁迅负担。
几个月后，隔壁的女佣听女友抱怨得知，这位青年是来给鲁迅当“儿子”的，原本二人以为来上海享福，谁知却不是那样。终于有一日，青年对鲁迅说，他们要回去了。鲁迅说给他们一百元旅费，结果青年嫌少，说自己是卖了田地出来的，现在回去还要生活。鲁迅没有答应，最后两人便气呼呼地走了。
许广平回忆，厦大学生王方仁与鲁迅的闲谈中，提议出书，并说其兄开教育用品店，纸可以赊账，其兄的店还可以代卖书籍。于是几人决定以朝花社名义出周刊，印现代木刻画选。资金由鲁迅、王、崔真吾、柔石四人来出，鲁迅不愿让学生们多出资，将许广平也算作一股（柔石的出资为鲁迅所借）。谁料王买来的纸很是粗糙，不宜印图，用的油墨也很劣质。之后，王忙于为家中建祠堂，印书之事都落在柔石一个人身上，而王的哥哥店里寄卖书所得的钱，也从未收回过。某日，王宣布其兄的店不能再代卖书了，柔石只能托别的书店代卖。最后，卖书的款收不回来，每人还要填补亏空，自然，损失最多的是鲁迅。
许广平回忆，韩侍桁留学日本时，常与鲁迅通信。他给鲁迅寄来一张当票，鲁迅去北京时，为其赎当，并将皮袄送到其家中。韩回国后，曾托鲁迅为其介绍工作，但据说因为风传韩为鲁迅派，此事未成。韩到上海后，与鲁迅过从甚密。后鲁迅加入左联，为当局所不容，韩立即明哲保身，让好友去骂鲁迅。
而韩侍桁则说，鲁迅对他有误会。鲁迅翻译了一半《十月》，让他续译，韩翻看鲁迅的译文后，认为自己文笔不够老练，没有资格续译，故没有同意。鲁迅认为韩不肯接受他的培养，所以对韩极为不满。而“导致我与鲁迅关系进一步恶化的是缪崇群的文章，……大约是三零年底或三一年初，他在一个刊物上写了几句补白，讽刺鲁迅是文坛霸主。鲁迅知道我与缪是老同学，就怀疑我与这些‘补白’有关。柔石被捕后，魏金枝来找我，要我陪他去鲁迅家。……到了那里。鲁迅根本不睬我，好像没有我这个人在场似的，看都不看……从此，我就不到鲁迅家去了。”
第474节
日期：2010-03-0312:41:33
俯首（二）
胡风在《鲁迅先生》中说：“例如韩侍桁……鲁迅尽力帮助他……促进他学习，在思想上进步，后来回上海，还是依靠鲁迅。但他在生活上糜乱不堪，竟至要鲁迅替他买壮阳药。说，他自己不好去买，那给人知道了名誉不好。鲁迅有一次忍不住提到这件事，气愤地说：‘他怕名誉不好，难道我就不怕名誉不好么？’”
胡风回忆，鲁迅为患有严重肺病的文学青年叶紫出版小说集，叶向人夸耀，说他的生活是靠“老头子”维持的，鲁迅听到此话极不舒服，在一次谈话中悻悻地说：“只有我母亲的生活才是靠我维持的……”
许广平回忆，杨骚到鲁迅家中吃饭，谈及恋人白薇身体不好，他们缺钱，鲁迅便答应借钱给杨，二人约好不告诉白薇。不久，杨的一位好友找鲁迅借钱，提及杨借钱一事。当时鲁迅正准备避难，未同意。杨的好友为此怪罪鲁迅，而杨与鲁迅的关系也渐渐疏远，直至互不往来。后来，鲁迅准备翻译《十月》，杨得知后，迅速译出付梓。鲁迅颇觉好笑，说：“中国之大，一种书有三四个译本也不要紧。要紧的是译得要忠实，不欺骗读者。”所以他照译不误。
据杨骚说，他与鲁迅的失和是因为误会。一次聚会，鲁迅同林语堂发生激烈的争执，大家不欢而散。鲁迅怒气未消，要拉同席的杨骚要到自己家中聊天，正好杨骚闹肚子，不舒服，便未随他去。鲁迅以为杨骚偏袒老乡林语堂，心里有了疙瘩。之后，鲁迅与创造社论战时，希望杨骚撰文批驳创造社，杨当时正准备撰文批评施蛰存，没有应承，于是误会加深了。又一次，杨骚参加一次文学青年聚会时，正在兴奋地与人聊天，这时鲁迅进来了。杨看到鲁迅，没有起身招呼，而是继续话题，鲁迅拂袖而出，从此再不愿与杨交一言。
冯雪峰曾与鲁迅比邻而居，他经常晚上十点多才回家，吃完饭已经十一点，到鲁迅家中聊天，与鲁迅商讨《萌芽》、《十字街头》、《前哨》等刊物之事，有时直接拟题，让鲁迅来写。冯走时，已是深夜两三点，鲁迅却还要工作，直到东方发白。许广平劝鲁迅休息，鲁迅说：“有什么法子？人手少，无可推诿。至于他（指冯），人很质直，是浙东人的老脾气，没有法子。他对我的态度，站在政治立场上，他是对的。”
张友松回忆，鲁迅为青年作者叶永蓁修改小说《小小十年》，将之推荐给春潮书局出版，并为之撰写的小引。春潮书局预付给叶150元版税后，因经营亏损倒闭再无力支付，叶跑到鲁迅处吵闹一番，鲁迅只好将书推荐给其他书店出版。
许广平回忆：“有人（指王志之）拿初版的书请先生修改，先生不知甚么时候已经给改好了。死后我遇到作者，告诉他：‘先生给你的书改好了。’他说：‘让他去罢，我不打算印了。’他的悼文是那么沉痛，一见到遗容就那么嚎啕大哭，而先生千辛万苦给改过的书，曾不值一顾，我一想到先生一点点磨去的生命，真是欲哭无泪！”
鲁迅曾对郑振铎谈及，有位素不相识的青年寄来稿子请他修改，他仔细改后寄回去，青年却责怪他改动太多。第二次青年又请他修改稿子，他改后再寄回，青年却怨他改动太少。鲁迅慨叹道：“现在做事真难极了！”
鲁迅大病初愈，便有许多函稿寄来，说：“听说你的病好些了，可以替我看些稿，介绍出去了罢？”
鲁迅生前，谈到受人欺骗时说：“即使第一次受骗了，第二次也有被骗的可能，我还是做，因为被人偷过一次，也不能疑心世界上全是偷儿，只好仍旧打杂。但自然，得了真脏实据以后，又是一回事了。”
许广平曾说：“门徒害夫子！”
日期：2010-03-0411:54:38
斗士
鲁迅在南京上学时，回绍兴省亲一般坐船。当时先到船舱里的人会用绳子、破衣服等占着床位，要求后到的乘客花钱购买。但鲁迅任凭这些人恐吓，就是不肯花钱买床位，宁可坐在行李上打盹。等到船开了，霸占床位的人没办法，只好收起绳子、衣服，悻悻离去，而鲁迅此时便可挑选最好的床位，打开铺盖，从容休息了。
鲁迅在南京矿路学堂读书时，一次骑马路过驻防旗营，受旗人兵士奚落，他便扬鞭穷追，结果旗人将腿搁到马脖子上，疾驰中，用马鞍刮鲁迅的腿，鲁迅不查，吃了暗亏，坠落马下。
周氏新台门中房的兰星，与和房一脉单传的女孩恋爱，因为是同族，本家中议论纷纷，拜祭日也不让兰星出来祭祖。未及弱冠的鲁迅非常讨厌这些伪道学的长辈，虽不明说，但遇见兰星时，总对他格外亲切，暗中援助。
在日本留学时，鲁迅最瞧不起的留学生，一是头上顶着高高的“富士山”（辫子盘在头上，帽顶凹出，鲁迅蔑之曰“富士山”，同学们每每想到这些留学生的丑态，都忍不住喷饭，有一位留日学生王立才，因而称鲁迅为“富士山”）的；二是读岩仓铁道明治法政专门科的，鲁迅认为他们留学的目的在于升官发财。当时东京的留学生超过两万人，都聚集在神田和早稻田两处，一到晚上，这两处的街上走的大半是顶着“富士山”的留学生，鲁迅常去神田的一条街上逛，因为此处新旧书店荟萃，但每次看到这些留学生，回去都气愤不已，对许寿裳抱怨说“眼睛石硬”。
在日本留学时，有日本人看出鲁迅是中国人时，便过来与他用中文聊天，鲁迅总是装作听不懂。因为鲁迅知道他们的目的是练习中文，为了到中国，或为冒充中国人去侦查什么（当时为日俄战争爆发前）。日本人见鲁迅不予理会，只能悻悻而去。
不久，日俄战争爆发，有日本人讥笑鲁迅说：“为什么不回去流血，还在这里读书做什么？”鲁迅很是恼怒，与日本人在路上起了冲突。
当时，鲁迅唯独对老师藤野很是尊敬，因为藤野对中国学生很是和善，还为鲁迅修改笔记。鲁迅弃医从文时，去向藤野辞别，藤野送鲁迅照片一张，并写下“惜别”二字。鲁迅去世后，有人去访问藤野，藤野已经不大记得往事，只是说确实有为鲁迅修改笔记之事，认为这很平常，觉得鲁迅在文章中将他称为“恩师”颇为奇怪，并且不承认送鲁迅照片之事，说可能是其妻送给鲁迅的。
鲁迅在日本留学时，课余常习武，目的就在于报仇。他有一把匕首，刀壳是两片褐色的木头，壳外横封两道白色皮纸，像指环一般，而刀壳正靠这两道皮纸的力量固定。有人问为什么不用整片木头，或用金属的钉子或圈子，这样更牢固。鲁迅回答说：“因为希望它不坚固，所以只用两道皮纸；有时仇人相见，不及拔刀，只要带了刀壳刺去，刀壳自然分为两半飞开，任务就达成了。”鲁迅回国时，他的仇人患有隐疾，已经到了弥留之际，而据传闻说此人患病的部分已经脱落，有人在茅厕中发现了。鲁迅只好苦笑，从此把匕首收起来，偶尔拿来当裁纸刀用。
女师大风潮发生后，章士钊下令解除鲁迅在教育部的职务，称鲁迅某月某日参加女师大校务维持会，有碍部令。但鲁迅参加会议，是在教育部下令的次日。鲁迅遂向平政院起诉，状告章士钊违法，结果鲁迅胜诉，官复原职。谁料胜诉后，鲁迅却立即辞职。
鲁迅被解职后，尚钺闻讯前去拜访，见鲁迅抽的是昂贵的海军牌香烟，觉得奇怪，鲁迅解释道：“正式因为丢了官，所以才买这贵烟。丢了官多抽几支好烟，也是及中国精力来战斗的好方法。”
鲁迅的远方表兄阮和森回忆：“辛亥革命之后不久，《越铎》报因为不满意浙江都督王金发而在报上骂他，王金发大怒，甚至仇视这份报纸，目标却是鲁迅，颇有见害的意思。鲁迅偏不管，每天在家吃完夜饭一定要回到学校住宿，而且不肯偷偷夜行，必定两只手各拿一个灯笼，灯笼上红红的照出大大的‘周’字，到天亮从学校回家，又总是说：‘怎么样？又回来了。’”
女师大风潮发生后，校长杨荫瑜痛恨鲁迅与学生站在一起，便想把鲁迅赶出学校。鲁迅说：“现在想把我挤走，我是无论如何不走的。”
鲁迅在中山大学任教时，某政治家请鲁迅赴家宴，鲁迅推辞不掉，只能赴宴。席间，鲁迅发现主人对自己虽很恭敬，却是什么都不懂得俗人，便觉此人讨厌。刚巧上来一道菜，主人介绍这道菜是某先觉所喜欢的，而做菜的正是某先觉原来的厨师，众人一听，便开始赞美这道菜。鲁迅却不动筷子，说道：“我就是不喜欢吃这一样菜。”
鲁迅在中山大学时，正值国民党进行“清党”，时常有学生来探查鲁迅的思想动向。鲁迅一个人值班时，常有学生来威胁他，还有人对鲁迅动武，结果鲁迅将此人痛打一顿，吓的这个学生赶紧逃走了。
林语堂回忆鲁迅说：“鲁迅这个人，文章是在犀利，可谓尽怒骂讥弹之能事，愈骂得好，他愈高兴。我看见他嘲笑虐谑之时，张起一口黄牙呵呵大笑的情状。”
鲁迅很孝顺，但他却反对孝道，尤其憎恶二十四孝，他常说：“母亲死了是孩子的幸福。”钱玄同对此语极为赞同。教育部一位绍兴甘某为其母请旌节表，照例请同乡鲁迅具结，却被鲁迅言辞拒绝。甘某以为鲁迅没有听明白，特地说明：“这是我的母亲。”鲁迅却答：“正为此更不可盖印。”
白危回忆，1936年10月8日，鲁迅去看木刻展览，与青年们的闲谈中，说起儿子海婴已经上学读书，学校的先生要打掌心，他深恶痛绝地说：“孩子们最怕这种刑罚的。”
黄新波回忆，鲁迅去看木刻展览时，徐懋庸正与鲁迅论战，青年们对徐“雄赳赳地打上门”很是愤慨，于是曹白便问鲁迅：“两个口号论争的情况怎么样？那个徐……”鲁迅脸上露出不悦的神色，说：“咳，别提那个了，他是明知我有病，不能写什么，故意打上门来的。……但我不给他气死，我就斜躺着身体，用一只手搭在茶几上写。对这样的人，我是不赦的。”
鲁迅去世前说：“欧洲人临死时，往往有一种仪式，是请别人宽恕，自己也宽恕了别人。我的怨敌可谓多矣，倘有新式的人问起我来，怎么回答呢？我想了一想，决定的是：让他们怨恨去，我也一个都不宽恕。”
第475节
日期：2010-03-0611:33:14
谨严（一）
1924年2月的一天，许钦文到砖塔胡同去看望鲁迅，刚进门，十二岁的俞芳便对他说：“昨天晚上，大先生那里好像有客人，半夜了，还在高声谈话呢！”许进屋去找鲁迅，才知道，昨天晚上不是来了客人，而是鲁迅在独自朗读刚写完的《幸福的家庭》。每次鲁迅写完文章，“总要看两遍，自己觉得拗口的，就增删几个字，一定要它读得顺口”。
1924年，郑振铎主编的某期《小说月报》，在苏联人民教育委员长芦那卡尔斯基的照片下，写了另一位文学家的名字。荆有麟不能确定小说月报是否刊登错误，便买了一本，去找鲁迅。鲁迅一看便说道：“他们真胡闹，连照相也可以随便安排。”他马上跑到书房，不仅找出了芦那卡尔斯基的照片，还找出了该文学家的照片。之后，荆在《京报》上将《小说月报》的错误指了出来。
荆有麟回忆，鲁迅准备翻译《小约翰》时，发现日文译本不忠实，而德文译本又有删节，但他又看不懂其他文字。某次，他听同事齐中颐说英文本的很好，于是便请其用英文本帮忙。当时齐在中央公园整理档案，鲁迅便每天下午到中央公园，请齐为他解释英文本，同时参照日、德文本，逐字逐句校释。时值酷暑，鲁迅每天穿着旧且紧身的淡蓝竹布大褂，一手夹着书，一手拿着香烟，去中央公园找齐。有时到的太早了，就在公关柏林下面转转圈，遇到熟人，便道露天茶社坐上一会儿。
鲁迅翻译日本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后，得知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他人翻译的版本，立即买来与自己译的逐一对比，发现商务的译本中，对于文法的处理及语句的运用，有些地方很难表现原作者的意思，这才放下心来。
鲁迅任《奔流》、《语丝》编辑时，寄来的稿件真是五花八门：有自己写了不愿再看，让鲁迅仔细修改的；有翻译错误百出，不能登载，抱怨不断的；有一稿多投的；有字小且模糊的……这些稿件，鲁迅都用心加以编辑，设法登载。如果是译稿，但凡能对照原文的，鲁迅便自己对照，加以改正；如果原文是英文，鲁迅便向人打听，修改妥当。
鲁迅校书，不仅对文字的正误很严格，对排版也严格要求。每行的高低，字的大小、偏正，文字在整个页面的位置，他都严加校正，不惜一次次修改，直到满意为止。
萧红回忆，鲁迅的记忆力非常好，东西从不随便乱放。他提着一把伞，抱着印花包袱从外边回来，一进客厅，把伞挂在衣架上就陪客人谈起话来。谈了很久了，伞上的水滴顺着伞杆在地板上已经聚了一堆水。然后鲁迅上楼去拿烟，抱着印花包袱，也没有忘记那把伞，顺手带到楼上去了。
鲁迅的写字台面对着窗户，但他从不开窗。因为他怕开窗后，风会吹动纸张，这样写作时便时时要防备纸被吹跑，文章就写不好。故一到夏天，他的屋子里常热得像蒸笼似的，但他又不习惯换地方工作。有时太阳照进来，许广平劝他把书桌移开一点，他也不肯，于是又汗流浃背。
鲁迅的烟灰缸一定要深且大，里面放些水，免得烟灰乱飞。
鲁迅家里，从楼上到楼下，没有一个沙发。工作时坐的椅子是硬的，到楼下陪客人时坐的椅子又是硬的。
日期：2010-03-0618:46:26
谨严（二）
鲁迅好静，所以家里总是很安静。来了客人都是许广平亲自倒茶，如果要招呼保姆，也是许下楼去吩咐，绝不会站在楼梯口大呼小叫。厨房是鲁迅家中最热闹的地方。因为鲁迅爱吃竹笋，在菜板上切笋片笋丝时，刀刃每划下去都发出很响的声音。但萧红说，其实比起别人家的厨房来却冷清极了。
鲁迅的书架和文具都是自己整理，书架上的书拜访得非常整齐，文具也有各自的位置，从不乱放。他常说：“东西要有一定的位置，拿起来便当，譬如医药瓶子，换了地方，药剂师是会犯配错药的危险的。”
鲁迅对书很是爱惜，书脏了，他会用衣服去擦，每次洗了手才会翻书。在北京时，因为他的寝室也兼做会客室，为了防止别人随意乱翻他的书，他总将喜欢的书藏在别人不注意的地方。他不愿意借书给别人，遇到有人借，总是买一本送给别人。如果是别人送的丛书，他总要先包好，包好之前，除了儿子周海婴，就是许广平想看也不可以。一位朋友听说鲁迅不肯借书给别人，于是也效仿鲁迅，从此连自己的爱人也不借。
黄新波回忆，1934年，鲁迅选编《木刻纪程》时借用过许多青年木刻家的木板。书编完后，鲁迅将借用的每块木板上的油墨洗净，将一些弯曲的木板设法压平，然后用厚纸垫好板面，再用牛皮纸仔细包好，一一送还。
鲁迅包一个纸包也要包得整整齐齐。每次要寄书，即使许广平已经包的很好，鲁迅也要自己动手，重新包扎。他包好后，用细绳捆上，那包方方正正的，连一个角也不准歪一点或扁一点，连绳头，他都用剪刀剪得整整齐齐。
增田涉回国时，去向鲁迅辞行，鲁迅准备了许多土特产送给他。许广平已经将礼物包装好，但鲁迅说许的包法不好，拿过来重新包装好，交给增田。
鲁迅非常谨慎，在上海溧阳路租了一间房屋专门用来藏书。他和成仿吾笔战时，曾去藏书室取书，回去的路上，他问周建人家中是不是有马列主义书籍？周建人回答有。他说：“怎么能放在家里！”周建人说：“书店里不是公开放在柜台上卖的吗？”他说：“唉！书店里卖和家里有，是完全两回事，你怎么可以随便放在家里呢！”为了防止有人搜查藏书室，他在屋子门口挂了一个“镰田诚一”的木牌用以掩护。1933年10月21日，鲁迅在给曹靖华的信中说：“此地变化多端，我是连书籍也不放在家里的。”
长尾景和回忆，鲁迅的书架由坚固的厚木箱组成，鲁迅说：“这样，任何时候都可以装上卡车逃跑。”
第476节
日期：2010-03-0814:10:34
理财（一）
夏丏尊回忆，鲁迅穿衣服向来不讲究，他从端午到重阳，一直穿着一件廉价的羽纱（当年叫洋官纱）长衫。1926年初秋，鲁迅从北京到厦门任教，途径上海，朋友们为他洗尘。夏丏尊发现，时隔二十年，鲁迅还穿着洋官纱。他对鲁迅说：“依旧是洋官纱吗？”鲁迅苦笑着回答：“呃，还是洋官纱！”
鲁迅的同学、后在教育部的同事张邦华的儿子患重病，张找到鲁迅帮忙。鲁迅不仅托朋友替张介绍医院，还替他付了一千多元的医药费。出院后，又替他们请全院的医生吃饭，表示谢意。许广平说：“他的慷慨，真叫人奇怪。有时人们以平常上海洋场心理推测先生，以为先生能这样替人花钱，一定是个富翁了。谁知先生却用钱之所要用，什么留底都不存了。”
鲁迅对周作人的儿子坐包车上下学很看不惯，说：“少爷派头，坐包车。”
孔另境回忆，一家书坊让鲁迅译书，说好按实字计酬（即不计算标点符号）。鲁迅同意翻译，但译文未加任何标点，也不分段，每张纸写得满满的，不空一格。书坊将稿件退回，请鲁迅分章节并加标点，鲁迅回信说，分段落加标点要另算钱，从此，书坊计算稿费再也不除去标点了。
鲁迅曾和几个青年编《海燕》，刚出了几期就被当局查封。杂志被封后，代售的书商打算赖账，鲁迅石始终无法收回钱。最后他说：“好的，你不给钱我有办法，我这里都有收据，现在爽性不要了，我打算送给小瘪三，看你们能不能赖掉这批账！”
张友松回忆，北新书店的李小峰常欠作者稿费，他与人约定付款期限，总是说某月某日“以后”一定送来，而不说“以前”，鲁迅戏言：“他这样说，是永远不会失信的。”鲁迅因北新拖欠稿酬，曾诉诸法院，胜诉后，鲁迅便自制了印有“鲁迅”二字阴文印章的版权印花，以后新书出版，书商需到鲁迅处购买印花，贴在书上，作为防伪标记，并防止书商再拖欠稿酬。
因为和北新书局的稿费纠纷，在出版《两地书》时，鲁迅特地先和另一家天马公司接触，并将这个消息透露给北新书局。李小峰甚为着急，鲁迅便借此机会要求北新多支付版税。
鲁迅很是节俭，他的许多信封都是自己做的，他利用生活中可以用到的废纸，比如朋友寄来的大而厚的信封翻过来做成新的信封，或者用朋友寄来的包裹纸，或者用废纸。鲁迅收到包裹后，不但将包裹纸摊平、放好备用，连包扎包裹的绳子都收起来备用。
但有些方面，鲁迅却不愿节省。当年买八道湾的房子时，他为了让弟弟的孩子们能有玩耍的地方，特地挑选了有大块空地的八道湾的房子。到上海后，家中只有他和许广平两个人，但他却一定要租一独栋的三层小楼。除了火腿，他不吃隔夜菜；不爱吃蔬菜，所以每餐一般必有肉。
晚年在上海，鲁迅出门总是很警惕，看电影总是坐“花楼”（包间），怕遇到认识的人，免遭善意或恶意的研究；出门很少坐电车，更不坐黄包车，怕遇到意外躲避不方便，路近便步行，路远就雇汽车。有时候局势紧张，他便十天八天不出门，但越不出门便越羡慕外面自由的人们，于是越想出门，所以他宁愿多花点钱，坐汽车，坐“花楼”。
鲁迅爱吃糖，但总买三四角钱一磅的廉价糖。在北京时，偶尔也会从稿费中拿出一些，到东城一家有名的法国点心铺买两块蛋糕来吃，也喜欢请许广平等几个女学生吃。但人多的时候他一般不会拿出来，许问为什么，他答：“你不晓得，有些少爷真难弄，吃了有时反而会说我阔气，经常吃这样点心，不会相信我是偶然的。”
鲁迅很喜欢北方口味。许广平一直想请一个北方厨子，但鲁迅认为开销太大，因为请厨师每月至少要十五元钱的工钱。鲁迅家中只有两个年老的女佣人，都六七十岁了，所以买米买炭都是许广平亲自去做。来了客人，也是许亲自下厨房的，菜食很丰富，鱼，肉……都是用大碗装着，起码四五碗，多则七八碗。他们平常自己吃饭时就只有三碗菜：一碗素炒豌豆苗，一碗笋炒咸菜，再一碗黄花鱼。
第477节
日期：2010-03-1023:04:40
经济（二）（按已将理财改为经济）
一次，晚上去看电影，只有一辆车，鲁迅便自己不坐，让许广平、周建人的夫人、周海婴、周建人的三个女儿、萧红坐，他和周建人或者别人走着去。看完电影出来，又只叫到一部汽车，鲁迅还是不肯坐，让周建人全家坐着车先走了。
鲁迅平常只喝清茶，不喝别的饮料。咖啡、可可、牛奶、汽水之类的饮料，家里从不准备。
在北京时，有客人来访，鲁迅一定要请客人吃点心。一开始男客女客一视同仁，但他发现男客一来，就将点心吃的干干净净，于是此后，鲁迅改用花生代替点心招待男客，但招待女客依旧用点心。
家中来了客人，鲁迅常陪客人聊到深夜，必同客人一道吃些点心。饼干是从铺子里买来的，装在饼干盒子里，到夜深许广平拿着碟子取出来，摆在鲁迅的书桌上。吃完了，许广平打开立柜再取一碟。每来客人，瓜子也必不可少。鲁迅一边抽着烟，一边剥着瓜子吃，吃完了一碟鲁迅必让许广平再拿一碟来。
鲁迅备有两种纸烟，一种价钱贵的，一种便宜的。便宜鲁迅自己平日吸。另一种是白听子的前门烟，用来招待客人的，白听烟放在鲁迅书桌的抽屉里。来了客人鲁迅下楼，把它带到楼下去，客人走了，又带回楼上来照样放在抽屉里。而便宜的绿听子的永远放在书桌上，鲁迅随吸随取。
聂绀弩编《中华日报》副刊《动向》。他告诉鲁迅，对鲁迅不足千字的文章稿费是每篇3元（一般是1000字1元）。鲁迅说：“那我以后给你的文章要越来越短了!”
鲁迅极其注重理财，他的日记几乎记载了所有的收支情况。
儿子出生后，鲁迅和许广平请了一位保姆阿花照顾周海婴。阿花是绍兴人，丈夫患病失去劳动能力，时常毒打阿花，并想把她卖掉。阿花逃到上海打工。一天，阿花的丈夫从乡下赶到上海，想将阿花带回去，鲁迅请了律师和一位绅士调停此事，最后花150元为阿花“赎了身”。
鲁迅经常帮助他人。陶元庆去世后，鲁迅拿出三百元交给许钦文，让许为陶买墓地。柔石遇害后，鲁迅交给柔石遗孀一百元，作为柔石子女的教育费。
居上海十年间，鲁迅不断搬家，最初住在景云里时，就换过好几次房子，后又搬到北四川路，去世时住在大陆新村。每次鲁迅都说要换个便宜点的，但每次都越换越大，越搬越贵。
鲁迅酷爱木刻艺术，收藏了许多外国木刻。他最喜爱的外国版画家是珂勒惠支、梅斐尔德和麦绥莱勒，并第一个把他们介绍给中国读者。他为麦绥莱勒编选木刻连环画集《一个人的受难》，为珂勒惠支编印了《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并作序文。他在自费印刷的《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的版权页上印了“有人翻印，功德无量”八个字。
日期：2010-03-1318:01:05
为学
鲁迅一生做得最多的三件事是买书、读书和写书。从1921年到1936年10月逝世之前，鲁迅共购书14000多册，支出10913.65元。
鲁迅15岁起就抄书，抄录了30多年，起初抄录小本《康熙字典》上的古文奇字，后来抄录《唐诗扣弹录》、陆羽的《茶经》、陆龟蒙的《五木经》、《耒侶经》等书。1911年，他抄录了两大册《说录要》和从大量古籍中抄录出600余张纸条，后来的《古小说钩沉》就是在此基础上完成的。
鲁迅在给朋友的信中谈及“硬看”学习法：“学外国文须每日不放下，记生字和文法是不够的，要硬看。比如一本书，拿来硬看，一面翻生字，记文法；到看完，自然不大懂，便放下，再看别的。数月或半年之后，再看前一本，一定比第一次懂的多。”
1914年，许寿裳的儿子许世瑛五岁，许寿裳给儿子买了本《文字蒙求》，并敦请鲁迅做开蒙先生。鲁迅只教给许世瑛两个字：“天”和“人”，同时在书面上写了“许世瑛”三个字。许寿裳说：“我们想一想，这天人两字的含义实在广大得很，举凡一切现象（自然和人文），一切道德（天道和人道）都包括无遗了。”
鲁迅住在上海景云里时，与茅盾所住的楼相对。每当茅盾写作夜不成寐时，遥望对面鲁迅，深夜亦灯火通明，于是感慨曰：“亦有失眠是鲁迅，不独失眠是茅盾。”
鲁迅在文章写成之后总要看几遍，甚至稿件寄出后还在推敲文字，一发觉不妥即要求报馆改正。孙伏园在编《晨报》副刊时，往往从鲁迅那里拿到文稿刚回到报馆，就接到鲁迅的电话，要求修改某些字，而且他会一再打电话要求修改。
鲁迅称自己的译作是“硬译”出来的。那是因为他觉得，自己的译作过于忠实外语原文的句式，还不够接近中国语言文学的习惯。
鲁迅翻译作品极为认真。他翻译《死魂灵》时，书中有一句话：“近乎刚刚出浴的眉提希德威奴斯的位置。”他不知道威奴斯出浴的姿势，翻查了许多资料后，在译文处注明：眉提希德威奴斯的姿势是，一手当胸，一手置胸腹之间。
1930年，许寿裳长子许世瑛考上清华大学，鲁迅给许世瑛开了一张书单，共12种书，并附上说明：“其实是现有的较好的书籍之批评，但须注意其批评是‘钦定’的。”
鲁迅认为读书，不应无重点地乱读一气，什么书都去涉猎；就是同一本书，也不必每章每节“一视同仁”。一次，他指导许世瑛读《抱林子》时就指出：该书“内篇”宣扬神仙方药、鬼怪迷信，是错误的，可不读；“外篇”论述人间得失、臧否世事，这就是要读的重点。
鲁迅懒得吃鱼，因为鱼的细骨头多，他不愿花太多时间浪费在吃鱼上面，宁愿多读点书。
初到上海时，许广平见鲁迅已经工作了很久，便将双方放在他肩上，打算让他休息一下。结果鲁迅放下笔，却一脸不高兴。许一下如掉入冰天雪地，鲁迅解释道：“写开东西的时候，什么旁的事情是顾不到的，这是最好不理他，甚至吃饭也是多余的事。”从此，许便不再打搅鲁迅写作了。
第478节
日期：2010-03-1621:01:09
文学
1903年，鲁迅在日本弘文学院留学期间，书桌抽屉里经常放的书籍除英国诗人拜伦的诗集、希腊和罗马的神话故事外，还有一本线装日本印的《离骚》。他对许寿裳谈起屈原时说：“《离骚》是一首自叙和托讽的杰作，《天问》是中国神话和传说的渊薮。”许寿裳问他最喜欢《离骚》中的哪几句诗时，鲁迅当即诵出：“朝吾将济白水兮，登闻风而緤马。忽反顾以流涕兮，哀高丘之无女。”
钱玄同为《新青年》向鲁迅约稿，鲁迅拒绝，说：“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住他们么？”钱回答：“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绝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鲁迅被说服了，开始写小说，第一篇就是《狂人日记》。
吴虞读了《狂人日记》后，写下了著名的《吃人与礼教》论文，他在文中说：“我读《新青年》里鲁迅君的《狂人日记》，不觉得发了许多感想。我们中国人，最妙是一面会吃人，一面又能够讲礼教。吃人与礼教，本来是极相矛盾的事，然而他们在当时历史上，却认为并行不悖的，这真正是奇怪了……我觉得他这《日记》，把吃人的内容和仁义道德的表面看得清清楚楚。那些戴着礼教假面具吃人的滑头伎俩，都被他把黑幕揭破了。”吴虞还说：“吃人的就是讲礼教的，讲礼教的就是吃人的呀！”
《采薇》中的阿金姐是万古常新的谣言家的形象。曹聚仁回忆，鲁迅曾对他说：《采薇》中的“阿金”是很重要的；他创造了阿金，就等于创造“阿Q”，阿金也和阿Q一般普遍地活着的。曹以为，阿金气死伯夷、叔齐，是鲁迅揣摩今人心理创造的。后来读了《文选注引古史考》《金楼子》等书，方知伯夷、叔齐被气死确有出处。
鲁迅的作品不仅吸引了青年人，还吸引了一些老年人。章衣萍的岳父看过《呐喊》后，再三称赞鲁迅了不起；荆有麟在河南遇到一位粮食店的七十岁左右的老板，订阅了北平的《京报》，只要是鲁迅的文章，他每篇必看；一位姓莫的民元前革命者，对鲁迅很是佩服，只要是鲁迅的作品，必收藏起来。
鲁迅认为自己的历史小说《不周山》的后半部写得草率，绝不能称为佳作，故在《呐喊》再版时删去。
鲁迅曾对郁达夫谈及，他准备写长篇小说《长恨歌》，按照他的构思，以唐玄宗之明，怎能不知安禄山与杨贵妃的关系？所以七月七日长生殿上，玄宗只以来生为约，因为心中已经厌烦；到马嵬坡下，如果玄宗对贵妃还有爱意，怎会不保全她的性命；到玄宗暮年，想起昔日情爱，梧桐秋雨中，心中颇生悔意，于是让道士为他催眠，梦中与贵妃相遇，这便是小说的结局。
高长虹回忆，鲁迅常谈到他的一个构思，说他想描写鬼，结局是一个人死的时候，看见鬼掉过头来，在最后的这一霎那他看见鬼的脸是很美丽的。
《阿Q正传》最早在《晨报》副刊连载，第四章刚登完，茅盾就发表文章，称全文虽未写完，但“实是一部杰作”，阿Q并不会真有这么一个人，可是到处可以碰见这样的人，他是一个代表人物，就是所谓典型。
高一涵曾发表文章说，《阿Q正传》在报上陆续发表时，“许多人都很栗栗危惧，恐怕以后骂到他的头上”，有人对高一涵说，昨天连载的某段彷佛就是在骂他，因此便猜作者是某人，因为他的事情只有某人知道。等到打听出作者，才恍然大悟，又逢人便声明说不是骂他。
王冶秋在《〈阿Ｑ正传〉读书随笔》一文中谈到自己读了十四遍《阿Ｑ正传》的种种体会：“第一遍：我们会笑得肚子痛；第二遍：才咂出一点不是笑的成分；第三遍：鄙弃阿Ｑ的为人；第四遍：鄙弃化为同情；第五遍：同情化为深思的眼泪；第六遍：阿Ｑ还是阿Ｑ；第七遍：阿Ｑ向自己身上扑来；第八遍：合二为一；第九遍：又一次化为你的亲戚故旧；第十遍：扩大到你的左邻右舍；第十一遍：扩大到全国；第十二遍：甚至洋人的国土；第十三遍：你觉得它是一个镜；第十四遍：也许是警报器。”
陈西滢说：“阿Q不但是一个Type（典型），同时又是一个活泼的人，他大约可以同李逵、刘姥姥同垂不朽了。”
敬隐渔将《阿Q正传》翻译成法文，寄给罗曼??罗兰审阅，罗兰十分欣赏。1926年1月12日，罗兰将该文推荐给《欧罗巴》杂志的编辑，此作品得以在国外发表。在罗兰死后的手稿中发现了他对《阿Q正传》的评价：“这篇故事的现实主义乍一看好似平淡无奇。可是，接着你就发现其中含有辛辣的幽默。读完之后，你会很惊异地察觉，这个可悲可笑的家伙再也离不开你，你已经对他依依不舍。”
鲁迅的白话文写的极好，但寿洙邻认为鲁迅的古典文字更为出色。他常对鲁迅说，何不将古典著作出版，可以传世。鲁迅笑答：我的文字，是急于要换饭吃的，白话文容易写，容易得版税换饭吃，古典文字，有几人能读能解。
鲁迅和陈赓谈话后，曾打算写中篇小说《红军西征记》。他说：“要写，只能像《铁流》似的写，有战争气氛，人物面目只好模糊一些了。”他深以自己缺乏实践感受而苦恼。
许寿裳评价鲁迅诗有四长：使用口语，极其自然；是解放诗韵，不受拘束；能采取异域典故；时常讽刺文坛阙失。
孙伏园曾问鲁迅最喜欢的小说是那篇，鲁迅说是《孔乙己》。
1932年，王志之问鲁迅：“先生这几年怎么不写小说了？”“理由很简单：写不出来了。”鲁迅笑着回答，语气却很慎重：“因为旧有的是过去了，新的又抓不着。”
鲁迅最喜欢的是杜甫诗，只要说出一个题目，他就能背诵全首。
胡风曾问鲁迅：“《孤独者》里面的魏连殳，是不是有范爱农的影子？”鲁迅不假思索地回答：“其实，那是写我自己的……”停顿一下，他又说：“当然，也有范爱农的影子……”
第479节
日期：2010-03-1808:44:35
教学
鲁迅在杭州两级师范学校教授生理卫生，曾应学生的要求，加讲生殖系统。全校师生们都为惊讶，他却很坦然。他只对学生提出一个条件，就是在他讲的时候不许笑。他曾对夏丏尊等人说：“在这些时候不许笑是个重要条件。因为讲的人的态度是严肃的，如果有人笑，严肃的空气就破坏了。”据说鲁迅的课讲的很成功。别班的学生因为没有听到，纷纷向他来要油印讲义看，他指着剩余的油印讲义对他们说：“恐怕你们看不懂的，要么，就拿去。”原来他的讲义写得很简，而且还故意用着许多古语，用“也”字表示女阴，用“了”字表示男阴，用“”字表示精子，诸如此类，学生们如同看天书。
鲁迅吸引了校内校外的许多青年学生，甚至还有从外地赶来专门听他的课的。同学们反映听他的课就像读他的文章一样，“在引人入胜、娓娓动听中蕴蓄着精辟的见解，闪烁着智慧的光芒。对于历史人物的评价，都是很中肯和剀切的，跟传统说法很不同。”
王森然回忆，鲁迅上课时，总是将一支铅笔横置右耳上，随时准备更正讲义中的错字，有时畅谈，一小时不动讲义，铅笔便放置耳上不动。下课后步行，其笔仍在耳上。
荆有麟回忆，鲁迅的“声音略带一点江浙味道，而吐字尤很真切”，他不论讲什么，总“要将那奇异的特点，用常人所不大应有的语句，形容出来，听的人会有一种兴味感”。他博学多能，无论讲什么，不管是引证或比喻，材料总是格外丰富而生动。因此，鲁迅讲课便获得了空前的成功。讲义不够是小事，旁听的常将课堂挤满，选课的学生常无座位可坐，晚到的学生找不到座位，便坐在窗台上。上课时，鲁迅“先是一阵微笑，接着便念出讲义上的页数，马上开始讲起来，滔滔如瀑布”。鲁迅善用幽默地语调，讲不到二十分钟，总会听见学生的一次哄笑。他每次上课讲两个小时，听课的人，“却像入了魔一样，随着他的语句、思想，走向另一个景界中了”。
1920年到1926年，鲁迅在北大国文系兼课，先后开设“中国小说史”、“文学理论”等课程，很受学生欢迎，很多外校学生也慕名前来旁听。据当时的旁听生鲁彦回忆，“每次，当鲁迅仰着冷静的苍白的面孔，走进北大的教室时，教室里两人一排的座位上，总是挤坐着四五个人，连门边走道都站满了校内的和校外的正式的非正式的学生。教室里主宰着极大的喧闹。但当鲁迅先生一进门，立刻安静得只剩了呼吸的声音。他站在讲桌旁，用着锐利的目光望了一下听众，就开始了‘中国小说史’那一课题。”鲁迅讲课时，“既不威严也似乎不慈和。说起话来，声音是平缓的，既不抑扬顿挫，也无慷慨激昂的音调，他那拿起粉笔和讲义的两手从来以没有表情的姿势帮着他的语言，他的脸上也老是那样的冷静，薄薄的肌肉完全是凝定着的。”“他叙述着极平常的中国小说史实，用着极平常的语言，既不赞誉，也不贬毁。”“然而教室里却突然爆发出笑声了。……笑声里混杂着欢乐与悲哀，爱恋与憎恨，羞惭与愤怒……”
1923年，二年级的许广平第一次上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课。上课的钟声还没收住余音，同学们还没坐定，在嘈杂声中突然一个黑影子投进教室，“首先惹人注意的是他那大约有两寸长的头发，粗而且硬，笔挺地竖立着，真当得‘怒发冲冠’的一个‘冲’字”。他穿着“褪色的暗绿夹袍，褪色的黑马褂，差不多打成一片。手弯上、衣身上的许多补钉，则炫着异样的新鲜色彩，好似特制的花纹。皮鞋的四周也满是补钉”。他常从讲台跳上跳下，因此两个膝盖上的大补丁也显露出来。这满身的补丁如同像黑夜中的星星，熠熠耀眼，小姐们哗笑了，也许还有人想：“怪物，有似出丧时那乞丐的头儿！”然而，当他开口，整个教室却肃静无声了。“没有一个人逃课，也没有一个人在听讲之外拿出什么东西来偷偷做。（下课的）钟声刚止，还来不及包围着请教，人不见了，那真是‘神龙见首不见尾’。许久许久，同学们醒过来了，那是初春的和风，新从冰冷的世间吹拂着人们，阴森森中感到一丝丝暖气。不约而同的大家吐一口气回转过来了。”
与鲁迅熟识后，许广平问鲁迅是不是故意这样打扮，做成一种“保护色”，不使人注意，鲁迅笑笑，表示默认。
当时的女师大学生、女作家的陆晶清回忆说：未受教前很仰慕，很想看看他是怎样一个人；初受教时，十分敬重，但有畏惧。看到他那严峻的面孔就有些怕。有时他讲了幽默话引得我们笑了，可是当他的脸一沉嘴一闭，我们的笑声就戛然而止。后来，逐渐察觉他并不“怪僻可怕”，才消除畏惧，不仅敢于和他亲近，还敢于对他“淘气”，乃至“放肆”。
任均回忆：“由于鲁迅瘦削的脸上一直浮现着比较严肃的表情，不常露出笑容，所以初会面时，我总以为他是不大容易接近的；但见过几次之后，我才知道，并不是那么一回事。事实上，鲁迅先生极其真挚、坦率、亲切，而又平易近人，没有半点架子的。他的谈吐很风趣，富有幽默感。他能够把一个很严肃复杂的问题，轻松而又简洁地用三两句话就点出了它的要害。在言谈中，他那幽默、精辟的话语往往使人听了不能不笑起来，但他自己却不笑。据说他当年在北大讲课时，学生很喜欢听他授课，教室总是坐得满满的，来得迟的只好坐在窗台上或者过道上听。”
常维钧回忆：鲁迅上课，总是很早到学校。如果下午有课，他中午很早就到教员休息室等着。鲁迅总是按时上下课，从不迟到，也不拖堂。有时上课铃响了，上一堂课的教师还没下课，他就在门外等候，下课铃响，他立即下课，同学要问问题，他总让他们去教员休息室。
讲课时，鲁迅总是先把讲义念一遍，如有错字，告诉学生改正，然后逐段讲解。他讲解得详细认真，援引其他书中的故事，比喻解释，尽量让学生了解明白。有时为了让学生更好理解，他还在黑板上画画，或以肢体语言表达。一次，为了解释《酉阳杂俎》中的故事，他仰着面，弓着腰，身子向后仰，结果身体一弯曲就晃起来，脚下也站立不稳，他自语道：“首髻及地，吾不能也。”学生们见此情形，很是感动。
第480节
日期：2010-03-2511:08:11
言论（一）
秋瑾留学时，女留学生极少，故每有聚会，必请其登台讲话，下面的人拼命拍手。秋瑾遇害后，鲁迅说：“秋瑾是被人拍死的，其实她并没有做什么。”
鲁迅在上海江湾国立劳动大学演讲时说：“我从前也很想做皇帝，可是到了北京，去看故宫宫殿的房子都是一个格式，觉得无聊极了，所以皇帝我也不想做了。做人的趣味在于能和朋友进行有趣的谈天，热烈的讨论。做了皇帝口出一声，臣民们都下跪，只听到‘嗻、嗻’之声，那有什么趣味，但是皇帝还是有人做，因为他们和外界隔绝，不知道外面还有世界。”
鲁迅说：“中国是世界上国耻纪念最多的国家……”
鲁迅曾为杨贵妃、褒姒、妲己翻案，说：“几千年来一些史学家为了替专制王朝辩护，说他们的江山，是被几个女人毁掉了的，其实不过是一派谰言。”
鲁迅说：“中国大概很有些青年的‘前辈’和‘导师’罢，但那不是我，我也不相信他们。我只很确切地知道一个终点，就是：坟。……还记得三四年前，有一个学生来买我的书，从衣袋里掏出钱来，放在我手里，那钱上还带着体温。这体温便烙印了我的心，至今要写文字时，还常使我怕毒害了这类青年，迟疑不敢下笔。”
鲁迅说：
“革命，反革命，不革命。
革命的被杀于反革命的。反革命的被杀于革命的。不革命的或当作革命的而被杀于反革命的，或者当作反革命的而被杀于革命的，或并不当作什么而被杀于革命的或反革命的。
革命，革革命，革革革命，革革……”
鲁迅说：“我想，中国革命的闹成这模样，并不是因为他们杀错了人，倒是因为我们看错了人。”
鲁迅说：“娜拉毕竟是走了的。走了以后怎样？……从事理上推想起来，娜拉或者也实在只有两条路：不是回来，就是回来。”
鲁迅常说：“一个人娶了太太，当了大学教授，就什么都完了。”
鲁迅说：“不过在戏台上罢了，悲剧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来给人看，喜剧将那无价值的撕破给人看。讽刺又不过是喜剧的变简的一支流。”
鲁迅说：“外国用火药制造子弹御敌，中国却用它做爆竹敬神；外国用罗盘针航海，中国却用它看风水；外国用鸦片医病，中国却拿来当饭吃。”
郁达夫翻译辛克莱的《拜金艺术》，内有名言“一切艺术皆宣传”。鲁迅很是欣赏，但他加了一句话：“但一切宣传并非都是艺术。”
叶名琛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放弃广州。后当了英国俘虏。当时民间讽刺他是“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鲁迅读后将它改为“似战似和似守，似死似降似走”。
鲁迅在《算账》中写道：“我每遇到学者谈起清代的学术时，总不免同时想：‘扬州十日’，‘嘉定三屠’这些小事情，不提也好罢，但失去全国的土地，大家十足做了二百五十年奴隶，却换得这几页光荣的学术史，这买卖，究竟是赚了利，还是折了本呢？……”
叶永蓁曾问鲁迅：为何阿Q是地地道道的中国人，却要取个外国名字呢？鲁迅说：“阿Q光头，脑后留一条小辫子，这个Q字不正是他的滑稽形象吗？”
1936年春寒料峭，鲁迅为被杀害的青年诗人殷夫的诗集《孩儿塔》作序时，写下了这样一段刻骨铭心的文字：“一个人如果还有友情，那么，收存亡友的遗文真如捏着一团火，常要觉得寝食不安，给它企图流布的。”
鲁迅：“……当我沉默着的时候，我觉得充实，我将开口，同时感到空虚。”
1929年夏，“左联”成立之后不久，鲁迅在致一位友人的信中说：“梯子之论，是极确的……假使后起诸公，真能由此爬得较高，则我之被踏，又何足惜……所以我几年来，帮未名社，帮狂飙社，帮朝花社，而无不或失败，但愿有英俊，出于中国之心，终于未死。所以此次又应青年之请，除自由同盟外，又加入左翼作家联盟。”
第481节
日期：2010-03-3016:01:12
言论（二）
鲁迅在《灯下漫笔》中说，中国历史上只有两个时代，一个是“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一个是“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
鲁迅曾说，正义都在他们那一边，他们的正义和我们有什么相干？而这么说说，也会有人怒目而视，因为群众是他们的，同志也是他们的，我又有什么们？好，就说是和我不相干吧，于是我成了个人主义者。
鲁迅说：“我的确时时解剖别人，然而更多的是无情面地解剖我自己。”“我从别国窃得火来，本意却在煮自己的肉的。”
1931年，《中学生》杂志社向鲁迅提出一个问题：“假如先生面前站着一个中学生，将对他讲怎样的话，作努力的方针？”鲁迅回答道：“请先生也许我回问你一句，就是：我们现在有言论的自由么？假如先生说‘不’，那么我知道一定也不会怪我不作声的。假如先生竟以‘面前站着一个中学生’之名，一定要逼我说一点，那么，我说：第一步要努力争取言论的自由。”
鲁迅在论及知识分子说：他们对于社会永不会满意的，所以感受的永远是痛苦，所看到的永远是缺点。
鲁迅敏感，绝不妥协。在他去世前两三年，他跟朋友谈论最多的话题是“中国式的法西斯”，他跟人说：“我有生以来，从未见过近来这样的黑暗，网密犬多，奖励人们去当恶人，真是无法忍受。非反抗不可。”但他又悄声对朋友说：“遗憾的是，我已年过50。”
鲁迅说：“与其崇拜孔丘关羽，还不如崇拜达尔文易卜生。”
鲁迅说：“‘革命’是并不稀奇的，惟其有了它，社会才会改革，人类才会进步，能从原虫到人类，从野蛮到文明，就因为没有一刻不在革命。”
自辛亥革命以来，鲁迅经历的革命太多了，只是被称作“革命”的都是假革命，他说，革命前是奴隶，革命后反而成了奴隶的奴隶了。因此，他主张一切都得从头来过，得有一场真正意义上的革命。他反对把革命描述为非常可怕的事，“摆着一种极左倾的凶恶的面貌，好似革命一到，一切非革命者就都得死，令人对革命只抱着恐怖”。他说：“革命并非教人死而是教人活的。”
在日本留学时，鲁迅曾与许寿裳谈到三个相关联的问题：一、怎样才是理想的人性？二、中国民族中最缺乏的是什么？三、它的病根何在？当时他们讨论后认为，中国民族最缺乏的东西是诚和爱。
鲁迅在《狂人日记》中问：从来如此，便对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