逸事
蒋梦麟出生在一个小康家庭，祖父做过上海一家银庄的经理，给蒋梦麟的父亲留下了7000两银子。父亲在其岳父的帮助下，30年内将7000两银子变成了7万两。蒋梦麟的父亲发现轮船比划桨的木船快得多，于是便千方百计地制造出一艘中国“轮船”来。这艘“轮船”因为没有蒸汽机，最终还是被抛弃了。实验没有成功，他的信念却坚定了：下一代只有接受现代教育，才能学会洋人制造神奇东西的秘诀。
蒋梦麟是蔡元培的学生。蒋梦麟进入中西学堂学习的第二年的秋天，蔡元培辞去翰林院编修的官职，回到故乡绍兴，应知府之邀出任中西学堂监督(相当于校长)。蒋梦麟后来回忆初见蔡元培的场景：“一个秋月当空的晚上，在绍兴中西学堂的花厅里，佳宾会集，杯盘交错。忽地有一位文质彬彬、身材短小、儒雅风流、韶华三十余的才子，在席间高举了酒杯，大声道：‘康有为，梁启超，变法不彻底，哼！我！……’大家一阵大笑，掌声如雨打芭蕉。”
蒋梦麟初到美国，就读于位于卜技利（伯克利）的加利弗尼亚大学。该校校园的一个大门上有许多栩栩如生的男性祼体雕像，图书馆阅览室里也有希腊女神的裸体塑像。蒋梦麟初次看到这些雕塑，心里非常疑惑，不知道“为什么学校当局竟把这些‘猥亵’的东西摆在智慧的源泉”。后来他听到一位伦理学教授说，“让女学生们多看一些男人的裸体像，可以纠正他们忸怩作态的习惯”，才明白“完美的思想寓于完美的身体”。
杜威、胡适和蒋梦麟三人曾到北平西山游玩，他们无意中看到一只屎克螂推着一个小小的泥团上山坡。它先用前腿来推，然后又用后腿，接着又改用边腿。泥团一点一点往上滚，快到上面时忽然滚回原地，屎克螂则紧攀在泥团上翻滚下坡。它又从头做起，重新推着泥团上坡，结果仍遭遇挫败。它一次接一次地尝试，但是一次接一次地失败。胡适和蒋都说，它的恒心毅力实在可佩。杜威却说，它的毅力固然可嘉，它的愚蠢实在可怜。
蒋梦麟在晚年所写的《谈中国新文艺运动》中这样回忆道：“毛泽东到北大图书馆当书记，是在我代理校长的时期。有一天，李守常（李大钊）跑到校长室来说，毛泽东没有饭吃，怎么办？我说，为什么不让他仍旧办合作社？他说不行，都破了产。我说那么图书馆有没有事？给他一个职位好啦。他说图书馆倒可以给他一个书记的职位。于是我拿起笔来写了一张条子：派毛泽东为图书馆书记，月薪十七元。”关于这件事，蒋梦麟还说过：有一次，英国一位议员来华，他听到了这个我不甚愿意讲的故事，就说：“那时候你给他十七元、十八元或十九元，总之只是十几元，如果你那时候多给他一点钱，也许毛泽东就不会变成共产党了。”我说那也难说，好多有钱的人不是也变成了共产党了吗？
在蒋梦麟代理校长的时候，李大钊是校长室的秘书主任兼图书馆主任。李大钊在原来叫做马神庙的北大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有人在报上嘲笑说：“北京马神庙的某大学里有个牛克斯主义研究会。”但在蒋梦麟看来，“李守常是一个旧式的读书人，对责任非常忠心，人亦温和厚道。”
蒋梦麟将男女关系概括为三种：一曰狗皮膏药，二曰橡皮膏药，三曰氢气球。所谓狗皮膏药，贴时不容易，撕开也痛，旧式婚姻之谓也。橡皮膏药贴时方便，撕开也不难，普通婚姻之类也。至于摩登者流，男女双方均得时时当心，稍有疏忽即行分离，正似氢气球然。
婚恋
1936年，时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蒋梦麟迎娶陶曾谷女士，在北平举办婚礼，邀请胡适做证婚人。可是胡适的妻子江冬秀因为蒋梦麟为娶陶曾谷遗弃原配，不赞成胡适为两人证婚，把大门一关，就是不让他出去。原来，蒋梦麟为继娶陶曾谷而与原配离异，在江冬秀看来，蒋梦麟道德上是有愧的。胡适只能跳窗“脱逃”，成其美事。
蒋陶联姻最大的压力还不在蒋梦麟与原配离异，而是他迎娶的陶曾谷是其莫逆之交兼同事高仁山的遗孀。高仁山先后执教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并在北京大学创立教育系。1928年，高仁山被奉系军阀杀害于天桥刑场。高仁山死后，蒋梦麟对其妻陶曾谷照顾备至。尽管蒋梦麟使君有妇，但陶曾谷的处境令他同情，长期的照顾和相处，感情慢慢发生了变化，两人互生爱意，坠入爱河。婚礼上，蒋梦麟答谢宾客时表示：“我一生最敬爱高仁山兄，所以我愿意继续他的志愿去从事教育。因为爱高兄，所以我更爱他爱过的人，且更加倍地爱她，这样才对得起亡友。”
蒋梦麟在晚年时迎来了他的最后一次婚姻，这次的妻子是徐贤乐。徐贤乐（1908-2006），是江苏无锡人，系出名门。曾祖父徐寿是晚清著名的科学家。父亲徐家保曾任上海格致书院董事。徐贤乐是徐家幺女，长得非常漂亮，在家中备受宠爱。据她晚年的忘年之友钟幼筠的回忆说：“记得有一次我陪她去公保看病，那里的护士小姐们都认识她，并逗她开心说：‘奶奶，当年您一定是一位美女。’这时她会露出得意的笑容，客气的回答：‘哪里，哪里。’但私底下她感叹地告诉我，确实当年读大学时候同学都叫她校花，大学毕业到外交部上班，变成部花，来到台湾在中央信托局上班成了局花，现在人老了，什么都不是了。”也因为如此，她从大学毕业后追求者就相当多。
徐贤乐的前夫是杨杰（1889-1949，字耿光，云南大理人，官至陆军中将，加上将衔，是著名的军事家，后来因公然反蒋，于1949年被蒋介石暗杀于香港）。1938年，杨杰被派担任驻苏大使。到了1940年初，杨杰就被免职了。回国后蒋介石给了他一个军事委员会闲差，也就在此期间，他与徐贤乐在重庆结婚。但在结婚七个月后，两人就因银钱问题而以离婚收场。
一九五八年，蒋梦麟的夫人陶曾谷因病去世。陶曾谷卧床时，陶曾谷的一位表亲，常去照应病人。陶女士曾经对她说：“孟邻（蒋梦麟）的身体很好，而且太重情感了，我死了以后，他一定会受不住的；而且，我不忍心他受长期的寂寞；所以，我希望你能够帮他找一个合适的对象，陪伴他……”由于陶女士临终前的嘱咐，使蒋博士的续弦问题，变成了那位太太无时或忘的“责任”。
因夫人去世后，蒋梦麟非常落寞，也就接受了妻子表亲的安排。据报道这位女士在陶女士逝世一年以后，就开始为蒋梦麟提亲说媒，但都没有使他动心。直到1960年在圆山饭店的一次宴会中，透过这个媒人介绍，他认识了徐贤乐，情形就不一样了。
第43节
徐贤乐认识蒋梦麟时，虽已年过半百，但风韵犹存。蒋梦麟对于徐贤乐可以说是一见钟情，而在一开始时，徐贤乐觉得蒋梦麟年纪太大而且恐怕性格不合。但蒋梦麟托由媒人向她致意，表达自己意思：他觉得徐女士的家庭身世很好，而且品貌双全，一切太理想了。蒋博士在写给徐女士的第一封情书里面就有：“在我见过的一些女士中，你是最使我心动的人……”认识三四个月之后，蒋梦麟对徐贤乐已难舍难分了，有次为了一点事闹了个小别扭，两人数日不见，蒋梦麟就寝食难安，于是用一张横幅一尺的日本绘画金边绉纹水色纸，以中小楷写了一首艳词相赠。两情不可不谓绸缪，因此不久就互相论及婚嫁。
这事在他们亲友中有“赞成”与“反对”两派，而在北大同学会的师友中，几乎都是不赞成，就连胡适也持反对意见。当时胡适在因病住院，还在调养身体之际，提笔给好友蒋梦麟写了一封长信胡适给蒋梦麟写了一封长信，在信中，胡适表达了自己的意见，絮絮叨叨，说徐贤乐爱财，她向你要二十万，你虽给了八万，也最好悬崖勒马。又以五十年的友谊和蒋与陶证婚人的身份对其进行劝说，要他与陈诚（当时陈诚也是持反对意见者）郑重的谈一谈。据《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书中说，陈诚曾告诉蒋梦麟说：“我的太太接到蒋夫人——第一夫人宋美龄的电话，她坚决反对你跟这位徐小姐结婚，我的太太也反对，都要我转告于你。如果你一定要和她结婚，那么我们以后不能见面了，至少，你的夫人我们是不能见面了。”
胡适将信交给蒋梦麟时，蒋梦麟直接问他是支持还是反对，胡适说反对，蒋梦麟直接告诉他：“那我就不看了。”遂将胡适的这封信撕碎掷于废纸篓中，后蒋梦麟秘书拾获细心拼合，始恢复原状，并得以保存。
蒋梦麟不顾各方反对，坚持要与徐贤乐再婚。他在七月间给陈诚写了一封长信，除申述自己“非立即结婚不可”的理由外，还极力为徐贤乐辩护。
因反对的人多势众，蒋梦麟不便举行公开婚礼，而改采家庭式秘密婚礼，于是在一九六一年七月十八日在台北市临沂街陈能家中举行。陈能的太太是徐贤乐的亲侄女。婚礼极为简单，由端木恺律师证婚，郑曼青、居浩然分任双方介绍人，双方在结婚证书上用了印，婚礼就算完成了。时年蒋梦麟七十五岁，而徐贤乐也已五十四岁了。由于婚礼仓促，以致于很多人来不及准备礼物。
次日各报争相报导，蒋梦麟在接受《中央日报》的访问时说：“一个人健全的生活，理智、情感、意志三者，必须适当平衡，缺其一，即失其平衡。果尔，则无论为学或办事，其动力便受削弱。我自陶曾谷女士去世以后，感情即无所寄托，故不得不求一对象，以保持我多年奋斗的精神。我相信徐女士，就是我适当的对象。”报纸并引用了徐贤乐的“有感蒋梦麟的款款深情，并陶醉于这位老教育家的灵毓才气”的话语，他们“希望新妇徐女士是一个‘贤内助’，使蒋博士享受室家之‘乐’，则过去一番小小波折，便成为愉快的回忆了”。
而在蒋、徐结婚之后没几天（7月26日），蒋梦麟就专程去看望胡适，胡适也向他道贺。蒋梦麟告诉胡适，他的新婚夫人很好，隔几天还要将她带来看望胡适，他还对胡适说：“人家说她看上我的钱，其实她的钱比我的多。”
在二人结婚一年多后，他们的婚姻亮起红灯。1962年12月，蒋梦麟不慎失足折骨入院。徐贤乐趁蒋生病住院之际，将蒋之财物悄悄归之自己名下……待蒋发现，盛怒之下，修书一封，欲与离婚。徐女士当然不从，公开撰文，说他们爱情尚存，不过是蒋先生受了别人的蛊惑才一时糊涂。从此蒋梦麟避不见面，一切透过律师打笔仗、打官司。蒋梦麟的起诉状中称，徐贤乐“貌善心险、凌辱女儿、需索敛聚、嫌老恶贫、咆哮辱骂、饱受虐待”不堪同居。他也首度证实了当初胡适的质疑，指徐贤乐在蜜月期间就不断追问他个人财产，还作成笔记；他的保险受益人与美国财产也都改登记徐贤乐为受益人；以及趁他在病榻上，徐贤乐迅速过户财产等种种作法，都让人无法接受。他还说徐贤乐经常大惊小怪、借故吵闹，不准他吊唁亡妻，还要求女儿搬离；而且竟以费用难筹为由，要求他尽快出院；她曾私自向农复会官员借支，同时为配住宿舍问题，在农复会与幕僚争吵，让他无地自容。凡此种种让他决定诉请离婚，并索回五十三万元存款。面对蒋梦麟的诉状，徐贤乐气愤地表示，诉状内容都是扭曲的。调解过程中，徐贤乐一度直闯农复会办公室找蒋梦麟，吓得蒋梦麟连忙从后门楼梯避开；徐贤乐见状高呼，见丈夫是合法的权利，她已受到蒋梦麟的侮辱与痛苦，这是"仰仗官职、欺凌弱女"。蒋梦麟自认实在惹不起徐贤乐，随后避居石门水库；徐贤乐一度又以送冬衣为由，要求碰面，蒋梦麟还是躲起来。
就这样吵吵闹闹约一年后，双方在1964年1月24日协议离婚，陶希圣当证人，赡养费为徐贤乐主张的五十万元，农复会房舍、股票均需交还，但徐贤乐已经提走的二十多万现金则不予计较。尽管已身无长物，由于蒋梦麟只求签字止讼，还是由友人代签支票偿还赡养费，前后总计花费七十七万元(1960年台湾平均每人国民所得仅新台币5666元，有存款百万即被喻为富翁)，终于结束两年六个月的夫妻关系。
蒋梦麟对记者说：“(从结婚)到现在一年多，我失望了，我受到人生所不能忍的痛苦；家是我痛苦的深渊，我深深地后悔没有接受故友胡适之先生的忠告，才犯下错误。我愧对故友，也应该有向故友认错的勇气，更要拿出勇气来纠正错误。”同时，蒋梦麟竟不怕难堪，把胡适1961年6月18日写给他的那封长信公开发表。
面对沸沸扬扬的社会舆论，蒋梦麟十分坦然：“这是我个人的私事，我发现错误便应该改正，所谓‘人作孽，不可赦’，我愿面对事实，接受不幸的后果。”解除婚约后，蒋梦麟又精神焕发，专心投入到石门水库的建设中去。
附：胡适致蒋梦麟的长信部分：
……这十天里，我听到许多爱护你，关切你的朋友的话，我才知道你的续弦消息真已引起了满城风雨……这些话大致是这样：某女士(按：指徐贤乐)已开口向你要二十万元，你只给了八万：其中六万是买订婚戒指，两万是做衣裳。这是某女士自己告诉人的，她觉得很委屈，很不满意。关心你幸福的朋友来向我说，要我出大力劝你“悬崖勒马”，忍痛牺牲已付出的大款，或可保全剩余的一点积蓄，否则你的余年绝不会有精神上的快乐，也许还有很大的痛苦。……
昨今两天（十七，十八）之中，我又听到五六位真心关切你的人的报告。……这些朋友说：这位小姐在对待孟邻先生的手法，完全是她从前对待前夫某将军(按：指杨杰将军)的手法，也是她在这十七八年对待许多男朋友的手法：在谈婚姻之前，先要大款子，先要求全部财产管理权。孟邻先生太忠厚了，太入迷了，决不是能够应付她的人。将来孟邻先生必至于一文不名，六亲不上门；必至于日夜吵闹，使孟邻先生公事私事都不能办！
她的前夫某将军是何等厉害的人！他结婚只七个月之后，只好出绝大代价取得离婚！这些朋友说：适之先生八天之前不说话，是对不住老朋友，今天怕已太晚了。
我也知道太晚了，但我昨夜细想过，今天又细想过：我对我的五十年老友有最后忠告的责任。我是你和曾谷（按：陶曾谷，蒋梦麟的第二任夫人）的证婚人，是你一家大小的朋友，我不能不写这封信……
影响
一次，曹聚仁与几位好友围炉夜话，突然有人问他生平所钦佩所敬仰之人是谁，曹聚仁答是蒋梦麟。举座皆惊。曹聚仁见状忙申明，他决不做违心之论，也决不依草附木，更不是北大的学生。友人问为什么敬佩蒋梦麟，曹聚仁说蒋梦麟“有种”。
1988年北大90周年校庆，曾出版过一本《北大校长与中国文化》，希望“以此来纪念北京大学在中国文化史上的特殊地位和贡献”，但其中没有收入蒋梦麟。1998年，北大百年校庆时，此书重新修订出版，加入了有关蒋梦麟的文章。不过，有研究者仍在报怨：“前两年北大百年校庆，居然很少见到蒋梦麟的名字。”
1994年，台湾诸事不顺，尤其让负责农业生产、经营，农民照料以及山林水土保持的行政院农业委员会伤透了脑筋，先是死猪肉贩售风波，强烈台风致山区严重土石流，乃至于口蹄疫爆发，不得不宰杀上万头猪只，高尔夫球场开发导致水土保持争议……诸多问题折腾。官员研究了半天觉得问题出在农委会的风水不好，终于决定从尘封的仓库里抬出农委会创会祖师─有“台湾现代农业之父”称誉的蒋梦麟铜像，坐镇农委会一楼大门，希望这位对台湾土地与农业最有贡献的学者，能一改农委会的衰运。
评价
蒋梦麟的自我评价，说自己平生做事全凭“三子”：以孔子做人，以老子处世，以鬼子办事。所谓鬼子者，洋鬼子也，指以科学务实的精神办事。
胡适赞扬蒋梦麟是一位“有魄力、有担当”的校长。
蔡元培曾坦承：“综计我居北京大学校长的名义，十年有半；而实际在校办事，不过五年有半。”蔡校长在职而不在校期间，代为处理行政事务的，经常是蒋梦麟。除了长期担任总务长，他更三度代行校长职权，以致当时就有人评价：“这五六年来的北大校长，与其说是蔡元培，不如说是蒋梦麟。”
第44节
陈平原则感叹：“几年前，偶然得到若干30年代老北大的课程表及教学规划，比照一番，令我辈后学汗颜不已。”陈平原也表示遗憾：“很可惜，在大量有关北大的出版物上，蒋校长的地位相当尴尬……校方组织撰写的校史中，称蒋梦麟为‘典型的国民党新官僚’，‘在北大是不得人心的’。”陈平原则感叹：“几年前，偶然得到若干30年代（蒋梦麟任北大校长期间）老北大的课程表及教学规划，比照一番，令我辈后学汗颜不已。”
中国社科院研究员马勇这样评价：“蒋梦麟重掌北大，确实是把校长的权力用得淋漓尽致，但他受过西方民主训练，骨子里有民主意识。正是这原因，虽然是校长治校，但没有走向校长独裁，他建立的是一个有效率的行政体制。”“蒋梦麟来了之后，经过一年多的调整，新北大的气象就出来了，建了新图书馆，新宿舍。这七年之中，蒋和他的团队把握着北大的航向，为后来的西南联大，为后来的北大辉煌，奠定了非常重要的基础。”
《民国百人传》的作者吴湘相教授说，“蒋梦麟先生在民国教育史上的地位仅次于蔡元培”。
台湾《仙人掌》杂志评论说：“蒋梦麟生在一个左右中都不是的年代，但他却慎重地选择了自己的路，向时代做出了他的贡献，对后代献出了他的宝贵经验，他应死而无憾了。”
十九、章太炎
很多人大概并不了解章太炎，但提起章的学生，大家都不会陌生，这份名单里有：鲁迅、周作人、钱玄同、沈兼士、黄侃、刘文典、曹聚仁、吴承仕、马幼渔、朱希祖、许寿裳……
章太炎一生都在“独立特行”，赚得名号无数，“近代民族主义伟人”、“国学界之泰斗”、“民国伟人”、“鼓吹革命之大文豪”、“革命家之巨子”、“新中国之卢骚（梭）”、“学术宗师”、“狂生”、“名士”、“异端”、“在野党领袖”、“学阀”、“反动分子”、“神经病”、“章疯子”。其中伴随他一生最久的就是“神经病”和“章疯子”这两个大号！
革命
说起章太炎，首先认为他是著名的国学大师，但是鲁迅先生给老师章太炎的定位是“有学问的革命家”，认为“先生的业迹，留在革命史上的，实在比学术史上还要大”。
章太炎的父亲立下《家训》，其中有一条：“妄自卑贱，足恭谄笑。”实际上是要求子女们不得对清廷卑躬相事。章太炎严守家训。1897年章太炎任《时务报》撰述，因参加维新运动被通缉，流亡日本。1900年剪辫发，立志革命。1903年因发表《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并为邹容《革命军》作序，触怒清廷，被捕入狱。
1906年6约29日，章太炎出狱，孙中山自东京派人来迎，遂东渡日本，加入同盟会，主办民报。在东京留学生欢迎会上，章氏发表演说，认为当前最紧要的：“第一，是用宗教发起信心，增进国民的道德；第二，是用国粹激动种姓，增进爱国的热肠。”
1912年1月3日，中华民国联合会在上海宣告成立。章太炎、程德全被选为正副会长。章太炎发表演说：“本会性质，对于政府立于监督补助地位。”认为“中国本因旧之国，非新辟之国，其良法美俗，应保存者存留之，不能事事更张也”。
1917年，孙中山在广州成立护法军政府，组织护法军，讨伐段祺瑞。章太炎被任为护法军政府秘书长。前往昆明争取云南军阀唐继尧的支持，因唐缺乏诚意未果。
1920年，章太炎由反对军阀割据逐渐演变为赞成军阀割据，提出“联省自治，虚置政府议”。
1921年，黎元洪就职总统，章太炎受勋一枚。宣讲“联省自治”，还主张“南迁武汉”。
1923年9月，《华国月刊》在上海创刊，章太炎任社长，欲发扬“国故”，挽救“人心”。
1924年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发表宣言，实现国共和作。在国民党右派冯自由、居正的怂恿下，章太炎发表公函，反对国共和作。
章太炎说蒋介石执行的三民主义是“卖国主义、党治主义与民不聊生主义。”
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章太炎发出通电，欲“使水深火热之民，早登衽席”。
1926年3月20日，蒋介石制造中山舰事件，篡夺北伐军领导权。4月，章太炎在上海组织“反赤救国大联合”，任理事。他发出通电，叫嚷“反对赤化”。同年8月章太炎应五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江苏省长陈陶遗聘请，到南京任“修订礼制会会长”。十三日，通电全国，反对蒋介石组织北伐。
1927年章太炎被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临时执委会指名为第一号学阀，呈请国民党中央加以通缉。
1932年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上海，章太炎愤怒之下，北上见张学良。在燕京大学演说，号召青年拯救国家的危亡。次年2月，章太炎与马相伯联合宣言(“二老宣言”)，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国东北领土。
章太炎晚年，外患日亟。他在讲学时着重宣讲“行己有耻”，议论时政。蒋介石让章的金兰兄弟张继出面，劝“大哥当安心讲学，勿议时事”，章太炎十分生气，他说：“吾老矣，岂复好摘发阴私以示天下不安？吾辈往日之业，至今且全堕矣，谁实为之？吾辈安得默尔而息也？”“五年以来，当局恶贯已盈，道路侧目。”
立场
在革命家章太炎的一生中，经历了与洋务派、维新派的痛苦诀别，游走于革命派、旧军阀之间，始终是政坛上的一颗明星。
1869年，章太炎出生于浙江余杭的书香门第，祖父为他留下了多达5000卷的藏书。到他父亲时，因太平天国战乱，家势开始衰微。因此更加注重对子女的教育，冀望能够重振门楣。为此还立下《家训》，其中最重要的有两条：妄自卑贱，足恭谄笑。第一条实际上是要求子女们不得对清廷卑躬相事。第二条是希望子女们精研经史，而不是专心于词章、书画等。这两条家训，成为了章太炎日后走向革命道路、精研学问的人生起点。1890，章父弥留之际，一再叮嘱：“吾家入清已七八世，殁皆用深衣敛，吾虽得职事官，未尝诣吏部，吾即死，不敢违家教，无加清时章服。”所谓“深衣”，就是士大夫平时闲居在家时所穿的衣服，上衣和下衣裳相连。太炎的祖辈，入清以来已经历七八代了，但死的时候都从来不穿戴清朝的衣服，而是采取“深衣敛”的办法。
章太炎少时受外祖父朱有虔启导，在其十一二岁时，朱即讲《东华录》，说夷夏之防不可不严。章问：“以前的人有谈过这种话没有？”朱说：“王船山、顾亭林已经谈过，尤其是王氏的话，真够透彻，说道‘历代亡国，无足轻重；只有南宋之亡，则衣冠文物亦与之俱亡了’。”章说：“明亡于清，反不如亡于李闯。”朱答：“现在不必作此说。如果李闯得了明的天下，闯虽不是好人，他的子孙却未必都是不好的人，但现在不必作此说。”
章太炎曾作《逐满歌》：莫打鼓，莫敲锣。听我唱这逐满歌。如今皇帝非汉人，满洲清妖老猢狲。辫子拖长尺八寸，猪尾摇来满地滚。头戴红樱真狗帽，顶挂朝珠如鼠套。他的老祖努而哈，带领兵丁到我家。龙虎将军曾归化，却被汉人骑胯下。后来叛逆作皇帝，天命天聪放狗屁。他的孙子叫福临，趁着狗运坐燕京。改元顺治号世祖，摄政亲王他叔父。叔嫂通奸娶太后。遍赐狗官尝喜酒。可怜我等汉家人，却同羊猪进屠门。扬州屠城有十日，嘉定广州都杀毕。福建又遇康亲王，淫掠良家象宿娼。驻防清妖更无赖，不用耕田和种菜。菜来伸手饭张口。南粮甲米归他有。汉人有时欺满人，斩绞流徙任意行。满人若把汉人欺，三次杀人方论抵。滑头最是康熙皇，一条鞭法定钱粮。名为永远不加赋，平余火耗仍无数。名为永远免丁瑶，各项当差着力敲。开科诓骗念书人，更要开捐驱富民。人人多道做官好，礼仪廉耻忘记了。地狱沉沉二百年，忽遇天王洪秀全；满人逃往热河边，曾国藩来做汉奸。洪家杀尽汉家亡，依旧猢狲作帝王；我今苦口劝兄弟，要把死仇心里记。当初清妖破南京，尔父被杀母被淫。人人多说恨洋人，那晓满人仇更深。兄弟你是汉家种，不杀仇人不算勇。莫听康梁诳尔言，第一仇人在眼前。光绪皇帝名载湉。
1904年，慈禧70大寿，章太炎写下一副对联，传诵一时：“今日到南苑，明日到北海，何日再到古长安？叹黎民膏血全枯，只为一人歌庆有；五十割琉球，六十割台湾，而今又割东三省，痛赤县邦圻益蹙，每逢万寿祝疆无。”
1905年发生《苏报》案，邹容死在狱中。章太炎做诗说：“邹容吾小弟，被发下瀛洲，快剪刀除辫，干牛肉作糇。英雄一入狱，天地亦悲秋。临命须掺手，乾坤只两头。”慷慨激昂，激奋同盟会士气，满清气为之夺。
1906年7月15日，章太炎在东京留学生欢迎会上致辞说：“兄弟小的时候，因读蒋氏《东华录》，其中有戴名世、曾静、查嗣庭诸人的案件，便心中发愤，觉得异种乱华，是我们心里第一恨事。后来读郑所南、王船山两先生的书，全是那些保卫汉种的话，民族思想渐渐发达。”
第45节
1898年，经《时务报》馆老朋友夏曾佑推荐，章太炎被张之洞招入帐下。章太炎满心以为可以通过张之洞实现自己“依靠汉族督抚改变现状”的念头，所以高高兴兴地担任起《正学报》的编辑，撰文批驳康有为的今文经学理论。但他没有想到张之洞只是利用他与康有为的分歧，打压维新派。等到明白了张之洞的“中体西用”只是为了在清朝体制下稳健变法的时候，章太炎才径直离去。
1900年7月，当唐才常在保皇会的资助下，祭起“勤王”大旗时，章太炎不再犹豫，明确宣布自己矢志反清，投身革命。1900年8月3日，为了显示投身革命的决心，毅然剪去长辨，脱去长衫，换上西装。割发之后，章太炎开始义无反顾地投入革命洪流，与改良派战斗。在民国政坛上，与章太炎理想最为接近的当数孙中山、黄兴等革命党人。
章太炎与孙中山相识是在1899年第一次流亡日本期间。此次见面，章太炎被孙中山“当今中国不流血就不能推翻满清王朝”的议论深深打动，连连叫好，称其为“卓识”。1901年，章太炎割发明志后，随即著文《剪辫发说》，并将其寄给孙中山。文章很快就发表在了《中国旬报》上，这是对章太炎行为的无声肯定。
当孙中山、黄兴等人发动二次革命反袁的时候，章太炎早就跟这些当年的同志分道扬镳了。在民国的最初岁月里，政党分分合合，章太炎虽然都是热心分子，但却一直站在先是同盟会，后为国民党的对立面。他厌恶孙中山，对黄兴不感兴趣，甚至跟原来光复会的同志也貌合神离，倒是对那个被造反的新军士兵从床底下拖出来的黎元洪，有着绝大的热情。
1912年清帝退位后，章太炎强烈感受到南京临时政府的软弱无力，自己提出的种种主张和方案不被理解，他希望尽早结束南北分裂的局面，共御外辱。谁最接近自己的政治主张呢？当时活跃在政治舞台上的所有人物，在章太炎看来：黎元洪号召力不够，孙中山不采纳自己的建议……一一数下去，最后长叹一声：只有袁世凯了。于是章太炎开始摇动手中的笔，为袁世凯唱赞歌，攻击同盟会的革命党人，骂他们是“鼠窃狗偷”的“群盗”。但当袁世凯如愿地当上了正式大总统，醉心于议会政治的梁启超和章太炎等人才如梦方醒，悔之莫及。他开始认识到革命党人必须重新联合起来，于是主动找到孙中山、黄兴等，开始商讨如何对付袁世凯的阴谋。
1925年3月，革命先行者孙中山病逝，灵柩运到南京。在中山陵举行奉安大典时，章太炎专程来到南京吊唁。想起沿途所见所闻，他深感许多革命党人已腐化变质，心中很是气愤。章太炎是革命元勋，达官贵人们自然要设宴为他接风洗尘。席间，有人附庸风雅，请他题字留念。他有感而发，挥笔写下对联一副：“诸君鼠窃狗跳，斯君痛哭；此地龙盘虎踞，古之虚言。”众人见了，面面相觑，但碍于章的元老身份，又不能发作，只好任凭章太炎的数落了。
章太炎还曾作一联挽孙中山：“举国尽苏联，赤化不如陈独秀；满朝皆义子，碧云应继魏忠贤。”因为孙中山死后厝棺的碧云寺，而明天启年间太监魏忠贤扩建碧云寺的庙宇，再次建坟，准备死后葬此。崇祯初年，魏忠贤自缢后被戮尸，也不能再葬于此。魏忠贤的党羽葛九思，1644年随清军入京，将魏之衣冠葬在墓中，成为魏的衣冠冢。1925年孙中山先生在京逝世后，曾在该寺的后殿停过灵柩，因而此殿后改为中山堂。金刚宝座塔下，成为孙中山衣冠冢。章太炎骂那些尊崇孙中山的人尽是魏忠贤的义子。
1935年，国民政府代表何应钦同日本梅津美治郎签订丧权辱国的《何梅协定》，章太炎对此十分愤慨，当即作诗寄于友人，加以讽刺：“淮上无坚守，江心尚苟安。怜君未穷巧，更试出蓝看。”国民政府在淮河一带不设防坚守，竟把中原轻易丢掉，而仍无动于衷。这就好比南宋小朝廷无耻的大臣，大敌当前，却还在江心寺觥筹交错，自在逍遥。可惜南宋的汪伯彦、黄潜善卖国伎俩不高明，更试看今朝南京诸位官老爷，真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也。
大儒
章太炎早年接受西方近代机械唯物主义和生物进化论，在他的著作中阐述了西方哲学、社会学和自然科学等方面的新思想、新内容，主要表现在《訄书》中，认为“精气为物”，“其智虑非气”；宣称“若夫天与上帝，则未尝有矣”，否定天命论说教。其思想又受佛教唯识宗和西方近代主观唯心主义影响。随旧民主主义革命失败，思想上渐趋颓唐。
1918年，北洋政府教育部把一九一三年拟定的注音字母公布，注音字母采自章太炎。
柳诒徵对章太炎在《诸子学略说》中“诋孔”的观点提出批评，章太炎公开答复，表示接受，还懊悔“前声已放，驷不追舌”。
章太炎在《台湾日日新报》任编辑时，常有读者向报社反应他的文章怪字僻典太多，读起来很吃力。主编委婉地向他提出意见，他说：“世人之知不知，解不解，我不能管得。吾只患吾文之不善，苟文善，自会有人知之。请勿问！”
章太炎在成都时，有一客叙述己贫，请求他向四川当局推荐。章太炎听了勃然大怒说：“你一贫已至此，若至穷时又将如何?”在座的赵熙以为是章的旧友，为打圆场，就说：“贫与穷亦有异乎?”章太炎说：“异甚，所谓贫者，以其贝（古人以贝为钱）分之于人，而己身尚不致一无所有；若穷则弃家而无有，孑然一身，藏身穴内，安能与贫并论乎?”后来，赵熙对他人说：“我读书数十年，今日方才懂得贫穷两字字义啊!”
1930年，章太炎撰《春秋左氏疑义答问》。自称“为三十余年精力所聚之书，向之繁言碎辞，一切芟■，独存此四万言而已”。
1906年，章太炎在日本主编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报上曾经刊登《国学振兴社广告》，谓国学讲授内容为：“一、诸子学；二、文史学；三、制度学；四、内典学；五、宋明理学；六、中国历史。”
章太炎1935年7月立下遗嘱：“凡人总以立身为贵，学问尚是其次。不得因富贵而骄矜，因贫困而屈节。其或出洋游学，但有资本者皆可为之，何足矜异，若因此养成傲诞，非吾子也。入官尤须清慎。若异族入主，务须洁身。余所有书籍，虽未精美，亦略足备用。其中明版书十余部，且弗轻视。两男能读则读之，不能读，亦不可任其蠹坏。当知此在今日，不过值数千金，待子孙欲得是书，虽挥斥万金而不足矣。……”
章太炎曾撰文痛贬西方人所用之铅笔、钢笔，并考证出中国古代已知使用铅笔，只是后来才衍化为毛笔。他说：“展转蜕变，毫之制造愈良而铅铁遂废不用，欧洲则讫今未改，以笔言之，亦见汉土所用为已进化，而欧洲所用为未进化者也。”
章太炎评论当时流行的新诗：“凡称之为诗，都要有韵，有韵方能传达情感；现在白话诗不用韵，即使也有美感，只应归入散文，不必算诗。正如日本和尚娶妻吃肉，我曾说他们可称居士，何必称作和尚呢？”
在杭州讲学时，章太炎常感肠胃不舒服，且有气喘，所以只预备讲学三五天；讲学日期定后，即在昭庆寺讲经堂举行。方丈为他设了一个讲坛，地上排了数十蒲团。章太炎到堂之后，命将讲坛撤去，亦坐蒲团上，说这是汉时的讲学方式，应该是没有讲坛的。第一天：讲《经学源流》，对于康有为“伪经考”，大肆抨击，听者兴高彩烈。第二天，讲《清代国学》，听者更众。第三天，讲《小学（文字音韵学）大义》，听者大半不懂。但学生一天比一天多，竟达百余人。章太炎讲学三天之后，感染伤风，兼发胃病，讲学便中止。
戊戌政变后，章太炎寓居台湾，结识了一位记者李书，两人闲聊。章太炎问李几岁开始读书，李说大约20岁他才延师启蒙。章太炎听后连连摇头，嫌他读书太迟，并说自己六七岁开始读书，到20岁差不多已经读完了。李书颇为怀疑章还能记得多少，于是随便举出几则自己记得的经书来问，不待李书说完，章太炎就一字不漏作了答复，甚至连哪一句在哪部书的第几页都说得清清楚楚。
1904年，章太炎的《訄书》修订本在日本出版后，古奥的文辞令不少人望而却步。连他的弟子鲁迅也说“读不断”、“看不懂”。
论断
章太炎论袁世凯之所以失败，关键在于以三人反对三人：其一，梁任公反对杨皙子；其二，张仲仁（一麐）反对夏午诒；其三，雷震春反对蔡松坡（锷）。当时播为名言。
章太炎第一次见到陈宦，便大惊失色地说：“中国第一人物，中国第一人物，他日亡民国者必此人也。”民国初年，袁世凯在北京，黄兴在南京，黎元洪在武汉，隐然成三足鼎立之势。陈宦利用自己与南京、武汉方面的良好人际关系，献计于袁世凯，使袁得以翦除这两个劲敌，为洪宪帝制扫平了障碍，陈宦也因此成为袁世凯的心腹爱将，被重用为四川督军。
章太炎将民国以后的历届元首分为三类，一类是袁世凯式的“枭鸷”，于国于民有“威福自专之患”；一类是黎元洪式的“仁柔”，一旦“将相上逼”，无法安于其位；一类是孙中山式的“狂妄”，狂妄者“势稍强则与枭鸷者同，势稍弱又与仁柔者同”；而在这三类人之间，有枭鸷者时，仁柔者狂妄者“又必不能与争”。
第46节
章太炎在把印度与当时的中国加以比较后认为，中国人患有六种精神痼疾：诈伪无耻，缩肉畏死，贪叨图利，偷惰废学，浮华相竞，猜疑相贼。
章太炎云：“大国手门下，只能出二国手；二国手门下，却能出大国手。因大国手的门生，往往恪遵师意，不敢独立思考，故不能大成，如顾炎武门下，高者不过潘耒之辈；而二国手的门生，在老师的基础上，不断前进，往往能青出于蓝。如江永的门下，就有戴震这样的高足。”黄侃在音韵学方面，已较乃师章太炎为高，亦是实例之一。
章太炎也坚信国学是国家认同的关键，而且是面对西方挑战之际精神动力，在他撰写的《国学讲习会序》中说：“夫国学者，国家所以成立之源泉也。吾闻处竞争之世，徒持国学固不足以立国矣。而吾未闻国学不兴而国能自立者也”
章太炎在东京留学生欢迎会上就批评当时的欧化主义风潮说：“近来有一种醉心欧化的人，总说中国人比西洋人所差甚远，所以自甘暴弃，说中国必定灭亡，黄种必定剿绝，因为他不晓得中国的长处，见得别无可爱，就把爱国爱种的心，一日衰薄一日。”章太炎有着强烈的文化承担感，“上天以国粹付余，……怀未得遂，……至于支那闳硕壮美之学，而遂斩其统序，国故民纪，绝于余手，是则余之罪也。”
章太炎说：“盖凡百学术，如哲学、如政治、如科学，无不可与人相通，而中国历史，断然为我华夏民族之历史，无可以与人相通之理。”
讲学
章太炎一生有过四次“兴师动众”的国学讲演。第一次是在日本东京开办了平生第一个国学讲习会（邀请函简上写“国学振起社“），从1906年秋天开始，一直持续到1909年。鲁迅、周作人、钱玄同、沈兼士、马幼渔、朱希祖、许寿裳等后来的学界名流，都曾前往听讲。讲授内容包括诸子和音韵训诂，而以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为主。讲习会开始设在《民报》社，后移至东京小日向台町二丁目二十六番地，门楣上直署“章氏国学讲习会”，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挂牌的国学研究团体。
许寿裳在《亡友鲁迅印象记》一书中，追记“从章先生学”的情况时说：“章先生出狱以后，东渡日本，一面为《民报》撰文，一面为青年讲学，其讲学之地，是在大成中学里一间教室。我和鲁迅极愿往听，而苦与学课时间相冲突，因托龚未生（名宝铨）转达，希望另设一班，蒙先生慨然允许。地址就在先生的寓所——牛込区二丁目八番地民报社，每星期日清晨，我们前往受业，在一间陋室之内，师生环绕一张矮矮的小桌，席地而坐。先生讲段氏《说文解字注》、郝氏《尔雅义疏》等，神解聪察，精力过人，逐字讲解，滔滔不绝，或则阐明语原，或则推见本字，或则旁证以各处方言。自八时至正午，历四小时毫无休息，真所谓诲人不倦。……章先生讲书这样活泼，所以新谊创见，层出不穷。就是有时随便谈天，也复诙谐间作，妙语解颐。其《新方言》及《小学答问》两书，都是课余写成的，其体大思精的《文始》，初稿也起于此时。我们同班听讲的，是朱蓬仙（名宗莱）、龚未生、钱玄同（夏）、朱逷先（希祖）、周豫才（树人，即鲁迅）、周起孟（作人）、钱均夫（家治）和我，共八人。前四人是由大成再来听讲的。听讲时，以逷先笔记为最勤；谈天时以玄同说话为最多，而且在席上爬来爬去。所以鲁迅给玄同的绰号曰‘爬来爬去’。鲁迅听讲，极少发言。”
周作人《知堂回想录》说起听课情况：“一间八席的房子，当中放了一张矮桌子；先生坐在一面，学生围着三面听，用的书是《说文解字》，一个字一个字的讲上去，有的沿用旧说，有的发挥新义，干燥的材料却运用说来很有趣味。”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朱希祖日记》第二册记“明治四十一年”(1908年)事，逐次记载了这年讲《说文》的进度，最为详尽：“四月四日：下午，至清风亭，请章先生讲段注《说文》，先讲《六书音韵表》，为立古合音之旁转、对转、双声诸例。”……“七月二十八日：重上《说文》，自‘一部’讲起。”……
黄季刚先生是太炎先生《说文》学的直接继承人，而且终身追随太炎先生研究“小学”，并有《说文同文》补足《文始》，以《蕲春语》回应《新方言》，也是太炎先生在东京讲《说文》的受业者。他在《太炎先生行事记》（《制言》第三十一期）评述了太炎先生讲授国学的动因和目的：“日本政府受言于清廷，假事封民报馆，禁报不得刊鬻。先生与日本政府讼，数月，卒不得胜，遂退居，教授诸游学者以国学。睹国事愈坏，党人无远略，则大愤，思适印度为浮屠，资斧困绝，不能行。寓庐至数月不举火，日以百钱市麦饼以自度，衣被三年不浣。困厄如此，而德操弥厉。其授人国学也，以谓国不幸衰亡，学术不绝，民犹有所观感，庶几收硕果之效，有复阳之望。故勤勤恳恳，不惮其劳，弟子至数百人。”
当年在东京听太炎先生讲《说文》的学生有百数十人之多，最重要的是民报社特别班的几位。许寿裳记道：“同班听讲者是朱宗莱、龚宝铨、钱玄同、朱希祖、周树人、周作人、钱家治与我，共八人。前四人是由大成再来听讲的。其他同门尚甚众，如黄侃、汪东、马裕藻、沈兼士等，不备举。”（许寿裳《章炳麟》）太炎先生这些弟子，不论是新学派还是国故派，后来多成为大家。太炎先生对这批弟子有如下评价：“弟子成就者，蕲黄侃季刚、归安钱夏季中、海盐朱希祖逖先。季刚、季中皆明小学，季刚尤善音韵文辞；逖先博览，能知条理。其他修士甚众，不备书也。”（《太炎先生自定年谱》）
第二次，是1913至1916年在北京，太炎先生被袁世凯软禁之时，他再次做起了国学讲习事业，自己说是“以讲学自娱”、“聊以解忧”（《家书》），实则所讲内容都是有所为而发。当时袁氏当国，谋立孔教为国教，康有为亦以孔教会为倡，乌烟瘴气不足以形容。所以他把批评孔教作为讲习的重要内容，《驳建立孔教议》就写于这个时候。讲堂的墙壁上张贴着《国学会告白》，写道：“余主讲国学会，踵门来学之士亦云不少。本会专以开通智识，昌大国性为宗，与宗教绝对不能相混。其已入孔教会而后愿入本会者，须先脱离孔教会，庶免熏莸杂糅之病。章炳麟白。”听讲的人数比已往更多，大都是京城各大学的教师和学生，北大的傅斯年、顾颉刚也前来听讲。
钱玄同在《我对于周豫才君之追忆与略评》文中曾提及这次讲座说：“民元前四年，我与豫才都在日本东京留学。我与几个朋友请先师章太炎（炳麟）先生讲语言文字之学（音韵、《说文》），借日本的大成中学里一间教室开讲。过了些日子，同门龚未生（宝铨、先师之长婿）君与先师商谈，说有会稽周氏兄弟及其友数人要来听讲，但希望另设一班，先师允许即在其寓所开讲。（先师寓牛込区新小川町二丁目八番地民报社中，《民报》为孙中山先生所主办，即“同盟会”之机关报也）豫才即与其弟启明（作人）、许季茀（寿裳）、钱均甫（家治）诸君同去听讲，我亦与未生、朱蓬仙（宗莱）、朱逖先（希祖）诸君再去听讲。”
第三次是1922年夏天章太炎先生居上海时，应江苏省教育会的邀请所作的国学演讲。与前两次不同的是，这次是系列演讲，前后共十讲，并有《申报》为之配合，规模影响超过已往。首次开讲在是年的4月1日，讲“国学大概”，听讲者有三四百人。第二次4月8日，续讲前题，听讲者也有约四百人。第三次4月15日，讲“治国学的方法”。第四次4月22日，讲“国学之派别”。第五次4月29日，讲“经学之派别”。第六次5月6日，讲“哲学之派别”。第七次5月13日，续讲“哲学之派别”。第八次5月27日，讲“文学之派别”。第九次6月10日，讲“文学之派别”。第十次6月17日，讲“国学之进步”。持续一个半月，每次演讲上海《申报》都作报道，并刊载记者写的内容摘要。曹聚仁整理的章氏《国学概论》一书，就是此次系列演讲的记录。另还有张冥飞整理的《章太炎先生国学讲演集》，是另一个听讲版本。
太炎先生演讲之前，1922年3月29日的《申报》，特地刊出《省教育会通告》，对国学讲演的缘由作了说明，其中说：“自欧风东渐，兢尚西学，研究国学者日稀”、“同人深惧国学之衰微，又念国学之根柢最深者，无如章太炎先生，爰特敦请先生莅会，主讲国学”。则可见“深惧国学之衰微”是邀请章太炎先生主讲国学的原因。而太炎先生演讲的目的，也在于此。这是国学大师讲国学，有传媒配合，影响最大的一次。
第47节
第四次，是晚年的章太炎在苏州，成立了更为正式的国学会。成立时间为1933年1月，并以《国学商兑》作为会刊，太炎先生为之撰写宣言。后来太炎先生认为《国学商兑》在词义上雷同于方东树的《汉学商兑》，建议以“商榷”代替“商兑”，最后遂改作《国学论衡》。1933至1934年，章太炎的演讲都是在国学会的名义下所作的，地点在苏州公园的图书馆，先后有二十多次，有时也在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演讲，盛况空前。可能由于在旨趣上太炎先生与国学会诸发起人之间，有不合之处，所以太炎先生于1935年，又以向所使用的“章氏国学讲习会”的名义，作国学演讲，虽重病在身，亦不废讲论。国民政府最高人物蒋公且于1935年3月，派员到苏州看望章氏，“致万金为疗疾之费”，太炎先生将此款项悉数移做讲习会之用，同时也使讲习会的刊物《制言半月刊》，有了短暂的经费支持。
气度
刘师培的汉学修养和才华很为章太炎欣赏，他变节投靠两江总督端方曾令章太炎惋惜，他捏造伪证、落井下石更令章太炎愤怒。但是，当1911年刘师培随端方逃往四川被革命军拘留之时，太炎先生则多方营救，发表宣言:“今者文化陵迟，宿学凋丧，一二通博之材，如刘光汉辈，虽负小疵，不应深论。若拘之党见，思复前仇，杀一人无益于中国，而文学自此扫地，使禹域沦为夷裔者，谁之责耶？”
民国成立后，蔡元培和章太炎联名在报纸上刊登启事，寻找刘师培：“刘申叔学问渊深，通知古今。前为宵人所误，陷入樊笼。今者民国维新，所望国学深湛之士，提倡素风，任持绝学。而申叔消息杳然，死生难测，如身在他方，尚望发一通信于国粹学报馆，以慰同人眷念。”几年后，刘师培又襄助洪宪帝制，为时人不齿，但蔡元培仍延请他在北大教书。
疯子
提到章太炎，出现频率最高的一定是“疯子”、“神经病”这样的字眼。原因就在于他日常为人处事，平常人很难理解，再加上他喜欢骂人，所以“章疯子”这个称呼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压过了他的本名。当代学者刘逸生在《艺林小札》中说：“被称为国学大师的章太炎以骂人出名，故有‘章疯子’的美称。”
被人称作“疯子”，一般人的反应好不到哪儿去，但章太炎却是个例外。据传记文学作家许寿裳回忆，章太炎在日本时曾在留学生界及同盟会的欢迎席上发表了这样一段演讲：“……大凡非常可怪的议论，不是神经病人，断不能想，就能想也不敢说，说了以后，遇着艰难困苦的时候，不是神经病人，断不能百折不回，孤行己意。所以古来有大学问、成大事业的，必得有神经病才能做到。……为这缘故，兄弟承认自己有神经病，也愿诸位同志，人人个个，都有一两分的神经病。……近来有人传说：某某也是有神经病，兄弟看来，不怕有神经病，只怕富贵利禄当面现前的时候，那神经病立刻好了，这才是要不得呢！”演讲将毕，章太炎大声疾呼：“我要把我的神经病质，传染诸君，传染与四万万人！”
章太炎因“民报”事件与孙中山发生严重争执后，黄兴曾在给孙中山的信中说：“弟与精卫等商量，亦不必与之计较，将来只在《民报》上登一彼为神经病之人，疯人呓语，自可不信。”
中华民国成立后，凡是章太炎不合时尚的话，大多被人指为“疯人呓语”。对于这件事，鲁迅说：“……其人既是疯子，议论当然是疯话，没有价值的人。但每有言论，也仍在他们的报章上登出来，不过题目特别，道：‘章疯子大发其疯’。有一回，他可是骂到他们的反对党头上去了。那怎么办呢?第二天报上登出来的时候，那题目是：‘章疯子居然不疯’！”
章太炎患有癫痫病。1883年，章太炎十六岁参加县试，癫痫病突然发作，没有考成。从此他放弃科举，广泛涉猎经史子集。
章太炎的学生说过，老师是学者，谈起学问，昏昏欲睡，谈起政治却眉飞色舞。只是眉飞色舞之际，往往带着任性，有时候任得让同志啼笑皆非，有的时候，令敌手啼笑皆非。
袁世凯如愿地当上了正式大总统后，章太炎要“为中夏留一线光明”，“挽此危局”（章给弟子和夫人的信），于是新婚不久的他，毅然北上找袁世凯算账来了（时1913年12月）。于是出现了他的学生鲁迅描绘的一幕：以大勋章为扇坠，大闹总统府。这是根据当时的《申报》（1914年1月14日）记载，章太炎手持团扇一柄，下系勋章，足踏破官靴，大嚷着要见总统，承宣官（传达）挡驾，则“疯言疯语，大闹不休”。另据官方记载，章太炎则不仅骂了人，还砸了家具什物。章太炎这样使性子，袁世凯在难堪之余，不肯再难堪，于是，对外宣称，章太炎疯了，被京城的宪兵头子陆建章手下带走，治病去也，实际上是被软禁，开始了长达两年多的囚禁生活。
袁死后，章获释南下，云南名士赵藩（成都武候祠名联作者，素有“病翁”之称）送给他七绝诗一首：“君是浙西章疯子，我乃滇南赵病翁。君岂真疯我岂病？补天浴日此心同。”章太炎对此诗甚为欣赏，晚年常读与人听。
庚子义和团事变后，张之洞在湖北办《正学报》，鉴于章太炎古文造诣，聘为主笔。不想章太炎竟然写下洋洋六万言的《排满论》。《正学报》总办梁鼎芬阅后惊呼：“反叛，反叛！杀头，杀头！”遂乘轿子疾驰总督衙门，请捉章太炎，按律治罪。幸亏《正学报》助办王仁俊惜才，对张之洞说：“章太炎是个疯子，即日逐之出境可也。”梁鼎芬这口气咽不下去，命轿夫把章太炎扑倒在地，一顿乱棒。后章太炎每与人嬉笑怒骂时，对方说“叫梁鼎芬来”！章太炎就不语了。
章太炎被袁世凯囚禁在龙泉寺，悲愤已极，常书“袁世凯”三字并以掌击之，也曾写“死耳”二字赠人。民国四年，他写“明年祖龙死”五字，翌年袁世凯果然暴毙，章始得自由。
1902年《苏报》案发，预先传出消息，蔡元培避青岛，后转欧洲，吴稚晖则远走英伦，但章太炎不听劝告，坚持坐镇爱国学社，遂被捕。他在狱中招邹容前来一同抗辩，邹毅然主动入狱，因体弱，瘐死狱中。章、邹对革命言行供认不讳。三年后，章氏出狱，于1907年3月作《邹容传》，其中多处涉及吴稚晖。他在给烈士撰写的传记中公然告发吴稚晖“献策”，卖友投敌以自保。吴在巴黎读到《邹容传》，勃然大怒，认为章氏是借纪念邹容为名，颠倒黑白，发泄对他的私怨。他于是写信给章太炎，说自己当初与俞明震见面，本是他探监时亲口告诉太炎，而太炎“以恒旧名，叙述恒与俞君相晤事”，与事实不符，要求太炎“将出诸何人之口，入于君耳，明白见告，恒即向其人交涉。如为想当然，亦请见复说明为想当然，则思想自由，我辈所提倡，恒固不欲侵犯君之人权，恒即置之一笑。倘不能指出何人所口述，又不肯说明为想当然语，则奴隶可贵之笔墨，报复私人之恩怨，想高明如君，必不屑也”。章太炎立即回信，开头就很有意思：“稚晖足下：吴眺、吴腓、吴敬恒，皆足下也!”章太炎意在暗示不管你吴稚晖改多少名字，你在品性上一以贯之，仍然是那个为“仆”所鄙视的“足下”。吴氏看到这封公开信，岂肯善罢甘休，又作书一通反诘，章氏于同年七月再答，方法与前略同，而“笔战愈来愈凶，终至夹着毒詈”，竟至于用到“善箝而口，勿令砥痈，善补而绔，勿令后穿”之类骂街语言。
章太炎痛骂吴稚晖：“足下本一洋奴资格，今日言革命，明日言无政府，外嬖大阉，忘其雅素。一则曰‘吾年长’，再则曰‘君年少’，是明以革命先辈自居。而乃以是议和，何其自戾？足下果年长耶？保其艾者，不再多言，‘善箝尔口，勿令舐痈；善补尔裤，勿令后穿’斯已矣！此足足下所当自省者也！”
章太炎对看不顺眼的政客和军棍子，总是疾言厉色。曾有某省总督执贽而来，三句话不对谱，章太炎便以杖击地，怒骂那人是“北洋军阀的鹰犬”，将茶杯狠狠地掷了过去。那位总督平日作威作福惯了，这回却如同小鬼遇菩萨，哪敢抗颜顶嘴？赶紧抱头鼠窜，只恨爹娘生的腿短。
入狱
1898年秋天慈禧政变之后，章太炎力主革命，当时，蔡元培常请章太炎到爱国学社做排满革命的讲演，讲演内容随后在《苏报》上发表，这引起了清政府的注意。恰巧当时邹容写了一本《革命军》，请章太炎替他润色。于是，章太炎在《革命军》的序中便毫不客气地称光绪帝为“载湉小丑”，里面有“载湉小丑，未辨菽麦”的语句。载湉是光绪皇帝的名讳，太炎先生直呼其名，而且指其为小丑，清廷便以大逆不道罪将太炎告上法庭。讼案发生在上海租界，法庭由外国人操持，太炎得以不被清廷引渡。当时清政府所要缉拿的共有六人，其他人听到消息后，纷纷外出避难。蔡元培去了青岛，吴敬恒跑去欧洲，陈梦坡去了日本，宗仰则躲在哈同花园。但章太炎竟哪儿也不去，他甚至还劝邹容也不要躲。他说：“革命没有不流血的。我被清政府查拿，现在已经第七次了。”所以当巡捕到爱国学社抓人时，章炳麟指着自己的鼻子前来抓人的巡捕说：“章炳麟就是我。”然后痛快地就跟他们去了。邹容虽然成功地从后门逃出，但章太炎在狱中给他写了一封信劝他自首。结果第二天，邹容真听了章太炎的话，前去自首了。
第48节
因为“苏报案”，章太炎被判刑三年，邹容被判刑两年。两人虽不住一起，但在同一个“工作室”工作，且工种一样——都是裁缝。由于近视，章太炎缝补动作稍不敏捷，巡警拿着棍子立刻就招呼上了。起初章太炎还稍作反抗，但几次都被打得死去活来。他一气之下绝食七日，最后竟奇迹般地活下来了。邹容就没有那么幸运了，这位年仅二十岁的革命青年一年后就猝死在狱中。因为邹容的死，让章太炎在狱中的情况大为改善，直到三年期满出狱。
以一国讼一人，近代以来，不知有第二人。章太炎因此声名大藻。1906年章太炎刑满出狱，孙中山派人迎至日本，成为《民报》的主角。章太炎一接手《民报》，立即引起清政府的恐慌。清政府派唐绍仪与日本政府交涉，由日本政府出面禁了《民报》。1908年10月20日，章太炎被抓入警署。11月26日，东京地方法院裁判厅开庭审讯，章太炎据理辩驳，无懈可击；裁判长张口结舌、理屈词穷。但东京地方法院对他作出罚金150元或服役150天的判决。鲁迅、许寿裳等人代他交了罚金，章太炎才被放出来。
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后，刚刚新婚的章太炎顾不上蜜月，收拾包袱从上海跑到北京找袁世凯算账。临行前，妻子朋友都劝阻他，章太炎却说：“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大冷的天气，他只蹬一双破棉靴，穿一领油油的羊皮袄，手中绰一把鹅毛扇，扇坠吊着一枚景泰蓝大勋章，不衫不履，不伦不类。接待员问他要名片，他白眼一翻，大叫：“谁人不知，哪个不晓，我是在上海坐过三年西牢的‘章神经’！”他捺着火爆性子在接待室中踱来踱去，眼见国务总理熊希龄谈过了，副部长向瑞琨谈过了，还轮不到他。一怒之下，骂道：“向瑞琨，一个乳臭未干的小孩子见得，难道我见不得？”他径直往里闯，警卫阻拦，双方立刻起了冲突，章太炎索性一不做，二不休，操起桌上的花瓶朝大总统画像猛力掷去，“哐啷”一声巨响，“大总统”就已粉身碎骨。“章疯子”闯了祸，被卫兵强行捉入马车，当晚，只得委屈在宪兵教练处过夜。满腔怒气耿耿难消，他又指名道姓骂袁世凯为“包藏祸心”的“窃国大盗”和“独夫民贼”。反反复复骂个不止，看守他的卫兵都已心惊胆战，赶紧找来棉花，塞住受虐的耳朵。
章太炎被捕的消息一传开，便有高层的故旧前往总统府为他缓颊：“袁总统有精兵十万，何必畏惧一介书生，不恢复其自由呢？”袁世凯回答道：“太炎的文笔，可横扫千军，亦是可怕的东西！”袁世凯可真有幽默感，舆论的压力太大，他不好给章太炎派罪名，就定了个“疯子病发违禁”的滑稽名目，将章太炎幽禁在北京钱粮胡同的新居，这所房子原是凶宅，翌年（即1915年），章的长女即在此自缢身亡。
开始，章太炎并不知道自己被软禁。有一天他乘车外出赴宴时，宪兵也跳上车呈前后夹卫状，回来时也如此。章太炎一问才知道，这些宪兵是来“保护”他的，一气之下，他抄起棍子把这帮宪兵打得抱头鼠窜。
章太炎在被软禁期间曾想过逃跑，但从袁世凯的眼皮底下“越狱”，谈何容易。跑不成，章太炎就想与袁世凯理论。关于这个情景，版本较多，最有名的是说章太炎在新华门破口大骂三天不止。实际情况是这样：一开始，章太炎是想通过正当途径见袁世凯的，为此，他在进总统府的时候，还投了一张一尺五寸长的名片，上面只写了三个斗大的字：章炳麟。但袁世凯一直不敢见，就派手下出来搪塞，结果被章太炎给骂了回去。为了表示愤怒，他还把招待室砸了个稀巴烂。当时的执法处长陆建章这才硬着头皮出来见章太炎，并鞠躬说：“总统有要公，劳先生久候，深为抱歉！今天派我来迎先生入见。”章太炎跟着陆建章上了马车，一路被骗至龙泉寺，从此，章太炎被以“疯病”为由，禁锢在这里，后转至钱粮胡同。
在钱粮胡同的居所，章太炎可读书写作，亲友和弟子也可前来探望，但警方就是不给他出门的自由。“章神经”哪里受得了这套全天候包饺子似的“照顾”？他要泄愤是不会找不到办法的，先是在八尺见方的宣纸上大书“速死”二字，悬挂于厅堂正中；然后满屋子遍贴“袁世凯”字样，以杖痛击，谓之“鞭尸”。他还有一个消遣也出人意料，把得意弟子黄侃叫来，口授《中国文学史》讲义，由黄侃悉心整理，师徒二人常夤夜不辍。
据许寿裳回忆，章太炎被软禁后，“每日写‘袁贼、袁贼’以泄愤，又喜欢花生米下酒，吃的时候把花生的蒂去掉，说：‘杀了袁皇帝的头’。以此为乐。”他还从后花园里挖树根，修理成人形，上面写着“袁世凯”三个字，烧了之后挖个坑埋了。然后他高兴得满院子里跑，边跑边喊：“袁贼烧死啦！袁贼烧死啦！”
移居龙泉寺的翌日，袁世凯次子、大名士袁克文亲送锦缎被褥来章太炎居处，未敢面见章太炎。章太炎觉得窗缝外有人窥探，牵帷一看，乃是袁克文。即入室点香烟，把被褥烧成许多洞穴，累累如贯珠，遥掷户外：曰“拿去！”后来，袁世凯为了收买章太炎，就派陆建章的秘书秦某前去送钱。秦某刚把怀里的五百元钱掏出来放到桌上，章太炎站起来就把钱扔到了秦某的脸上，并瞪着眼晴斥责道：“给我滚！”秘书吓得落荒而逃。
章太炎被囚禁后，钱倒是随便用，章夫人汤国梨也说，章太炎在被囚期间，每月的费用是500元（当时一个警察每月薪水4元左右，大学里最牛的教授，每月不过400元）。然而，章太炎不可能痛快地就范，他必然要接着闹事。在当时的条件下，写文字不行，叫骂，袁世凯也听不到，于是只好拿看押的警察开涮。章太炎是个穷书生，一辈子没钱，生活极其简朴，可是他在软禁期间，居然一口气雇了十几个厨子和仆人（他当然知道这些仆人都是警察改扮的），而且，大摆其老爷的谱，强迫这些人称呼他为“大人”，他的客人来了，要称呼为老爷，见面要垂手低头，每逢初一十五还要向他磕头，犯了错，还要罚跪罚钱。为了将这种羞辱落实到位，他甚至强迫这些仆人照这些条件跟他具结，签字画押，害得我们的警察老爷，个个像是签了卖身契。
章太炎被袁世凯幽禁期间，一度决定绝食，并留下遗言：“我死之后，华夏文化亡矣!”他的弟子吴承仕、钱玄同等忙来探望，屡屡劝他进食，他都不为所动。最后，吴承仕问他：“先生，您比弥衡如何？”章答：“弥衡岂能比我？”吴接着说：“刘表要杀弥衡，自己不愿戴杀士之名，故假黄祖之手。如今袁世凯比刘表高明，他不必劳驾什么黄祖，而让先生自己杀自己！”章太炎一听，大吃一惊，马上停止绝食。
章太炎被袁世凯软禁期间，被迫写“劝进书”，书云：“某忆元年四月八日之誓词，言犹在耳。公今忽萌野心，妄僭天位，非惟民国之叛逆，亦且清室之罪人。某困处京师，生不如死！但冀公见我书，予以极刑，较当日死于满清恶官僚之手，尤有荣耀！”据说，老袁气得冒烟，又自嘲说：“彼一疯子，我何必与之认真也！”时称章太炎为“民国之祢衡”。
被囚期间，章太炎吃饭的时候坚持用银餐具，说是防止袁世凯下毒。一直到袁世凯去世，章太炎才被释放。
章太炎被袁世凯软禁在龙泉寺，陆建章负责执行。陆说袁曾手示八条保护太炎，如饮食起居，用款多少不计；说经讲学文字，不禁传抄；毁物骂人听之，物毁再购；早晚派人巡视，恐生意外，等等。陆对人说：“太炎先生是今之郑康成。黄巾过郑公乡，尚且避之。我奉极峰命，无论先生性情如何乖僻，必敬护之；否则并黄巾之不如了
狂傲
早年在日本，东京警视厅让章太炎填写一份户口调查表，原是例行公事，章太炎却十分不满，所填各项为：“职业——圣人；出身——私生子；年龄——万寿无疆。”因为人家都称他为“圣人”，而私生子则以日本为最多，面对章这份充满调侃意味的回答，日警们哭笑不得。
“苏报案”发，章太炎在法庭上嘲弄得审判员哭笑不得。对于他在《〈革命军〉序》中所写“载湉小丑”四字触犯清帝圣讳一事，他说：我只知清帝乃满人，不知所谓“圣讳”。而且按照西方的法律，人们是不避讳的，所以我直接写“载湉”，没有什么不对。再说，从字的意思来讲，“小丑”两个字中，“丑”字本来作“类”字，或做小孩子解，所以“小丑”也就是“小东西”或“小孩子”，并没有诽谤的意思。章太炎从文字学的角度进行辩说，听众席上掌声雷鸣，而无知的审判员如坠云雾里，非常尴尬。在这样一位学识渊博、雄辩滔滔的“案犯”前，他们简直不知道怎么审才好了。其中一位审判员在目瞪口呆之际，突然悟出章太炎是海内外著名的学问家，肯定是科举正途出身，便小心翼翼探身问道：“您得自何科？”太炎听此问题，更觉可笑，故作糊涂，高声回答：“我本满天飞，何窠之有？”“科”与“窠”同音，“满天飞”即浙江方言“老布衣”的意思。一说当时法官曾问章太炎有功名否，章答说：“我双脚落地，便不承认满猪，还说甚么功名呢！”
第49节
胡适著有《中国哲学史大纲》一书，出版时特送了一本给章太炎，上写“太炎先生指谬”，下署“胡适敬赠”，人名旁边便用标点符号。章看到自己名旁加了黑杠，不禁大骂：“何物胡适！竟在我名下胡抹乱画！”及至看胡的名旁也有黑杠，才消了气說：“他的名旁也有一杠，就算互相抵消了罢！”章太炎《章氏业书-原学》主张“是故九流皆出王官”，而為胡适《诸子不出於王官论》所批判。章太炎对胡适的评价，轻蔑地笑道：“哲学，胡适之也配谈吗？康、梁多少有些‘根’，胡适之，他连‘根’都没有！
对维新思想的认同并不代表章太炎对康有为治学态度和治学目的的认可。早在诂经精舍的时候，章太炎就写了驳议数十条，批判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在《孔子改制考》中，康有为依据现实需要重新阐发孔子思想，希望通过重构儒学体系，为变法提供理论支持。章太炎则认为牵强附会，偏离了治学的本道。
在《时务报》馆期间，章太炎对梁启超等康门弟子尊康有为为圣人的做法充满鄙夷，说“这群康门弟子好比一群屎克螂在推滚粪球”。这话给透露到康党门徒耳中，“康党衔次骨矣！”这一天，“康党囷（集），攘臂大哄”，终于和章太炎等人直接上演了一出“全武行”，其中有个叫梁作霖的康有为弟子狠狠放言，以前在广东，也有个秀才诋毁康圣人，我们大庭广众之下痛揍了他一顿，今天再揍你们一顿！章太炎也不示弱，据说出手狠狠扇了梁启超一耳光。经此事件，倔强的章太炎愤然离开《时务报》。不过章太炎给友人信中犹不忘从笔墨上讥讽康圣人一回：“噫嘻！长素有是数子，其果如仲尼得由，恶言不入于耳邪？遂与仲华先后归杭州，避蛊毒也。”据说孔子的弟子子路（字仲由）身强力壮，如果有人说孔夫子不是，则老拳相向，于是，孔子“恶言不入于耳”，没人敢说他不是。
自此，章太炎和康梁的梁子算是结下了。康梁亡命海外，和革命派论争，章太炎积攒多年的一腔怒火全化作嘻笑怒骂之词倾泄而出，让保皇党只有招架之功，无还手之力。不止如此，章太炎以后只要有机会就嘲弄康有为这个“圣人”，而且言语诙谐，绝不下流，让旁观者忍俊不禁。章太炎曾作一联嘲讽康有为：“国之将亡必有；老而不死是为。”上下联分别集《左传》中“国之将亡必有妖孽”和《论语》中“老而不死是为贼”两句。上联句尾隐去“妖孽”二字，下联句尾隐一“贼”字。联面尾处现出“有为”二字，意指康有为乃国之“妖孽”，是“贼”。
康有为自称“教主”，说“不出十年，必有符命”。章太炎嗤之以鼻道：“康有为什么东西！配做少正卯、吕惠卿吗？狂言呓语，不过李卓吾那一类货色！”
梁鼎芬曾问章太炎：“听说康祖诒（康有为）欲作皇帝，真的吗？”章答说：“我只听说他想做教主，没听说想做皇帝。其实人有帝王思想，也是常事；只是想做教主，未免想入非非！”梁为之大骇！
袁世凯定年号为“洪宪”后，欲物色德高望重者为其撰写元旦草诏，有人推荐章太炎，认为他是独一无二之人选。袁世凯叹道：“何必为人所难呢？你们难道忘记了他绝食之举？如果以此事逼迫他，是加速其死之志啊！我不愿意让太炎为祢衡，我岂能成为变相之黄祖呢？要是他真的死了，最起码也是方孝孺，我可不能成全其美名。等他日帝国勃兴，再处置章太炎也不迟，现在不是动他的时候。”此话传到章太炎耳中，他轻蔑地说：“人家大明的天子姓朱，洪宪天子姓袁，我既不是祢衡，也不是方孝孺，袁世凯更不是明成祖朱棣，仅仅是乘乱而起，过一把皇帝瘾的袁术而已。”
孙中山倡导革命时不为人知，在有革命倾向的知识分子中，最早注意孙的有章太炎。但章开始时附和当时流行看法，认为孙是个“不学无术的土匪”，是位“江湖大盗”。后来又大胆地提出自己的见解，以为孙“精通洋务，尚知辨别种族”。
章太炎曾怀疑孙中山被日本人收买，便将《民报》社悬挂的孙中山照片撕了下来，写道：“卖《民报》之孙文应即撕去。”并将撕坏的照片和评语寄给已到香港的孙中山。但是，当有人附和他说“骂得好”的时候，他却马上给那人一记耳光，说：“总理是中国第一等伟人，除我之外，谁敢骂他？”
章太炎素恶伍廷芳。1922年，伍廷芳逝世，其子伍朝枢过上海，一日来拜谒章太炎，谈及乃翁病状。伍说：“先父身体康健，只因总理蒙难，奔走湘粤，操劳过度，遂致病倒，十天之中，须发皆白……”章接口道：“伍子胥一夜须白过昭关，君家早有先例。”将伍廷芳比作春秋时狼狈逃难过昭关的伍子胥。伍朝枢尴尬一笑，只好无话找话说，又谈及廷芳火葬之事，说：“火葬如在欧美，极为寻常。惟在中国，尚属创见。”章哂笑道：“我国古已有之，武大郎就是火葬。”次日，章还送去一幅挽联：“一夜变须眉，难得东皋公定计；及时移骨殖，不用西门庆花钱。”
此外，章太炎讥讽北洋政府期间屡任总长的王正廷（字儒堂）信耶稣教，在谐谑风趣上也不逊于挽伍廷芳一联：“正廷屡受伪廷命；儒堂本是教堂人。”
章太炎还喜欢改诗嘲弄人。黎元洪入京的时候，章太炎改唐诗讥之：“徒令上将挥神腿，终见降王走火车”。“西望瑶池见太后（黎元洪入京谒见隆裕太后），南来晦气满民关。云移鹭尾开军帽，日绕猴头识圣颜。一卧瀛台经岁暮，几回请客劝西餐。”
章太炎被杖出武汉后，心中对张之洞这个始乱终弃的大僚积着一鼓怨气，于是改唐诗来讽刺张之洞：“汉阳铁厂锁烟霞，欲取鹦洲作督衙。玉玺不缘归载沣，布包应是到天涯。而今梁上无君子，中古文昌唤卖茶。地下若逢曾太傅，岂宜重问纺棉纱。”原诗是杜诗，但一经章太炎改头换面，并掺入诸多关涉张之洞的典故后，知道内情的人莫不读来大噱。
有一次，上海有人选定近世文人名家笔语五十家，章太炎当然列名其间。可是章太炎闻得这一消息，却大发其牢骚。原来他是怪这选文者将自己那么多好文章不选，尽选些自己的“浅露”之作。接下来，他又满腹怨气，指责选文者将自己的文章和黄遵宪、谭嗣同、康有为等人之文章列在一起，让这些人有机会“鱼目混珠”，也降了自己的身价！
有人和他聊天的时候，问起他对梁启超的看法，他意气风发地议论道：“文求其工，则代不数人，人不数篇，大非易事，但求入史，斯可矣。若梁启超辈，有一字入史耶？”有人还专往他枪口上凑，问吴稚晖之文如何，章氏曰：“何足道哉！所谓苫块昏迷，语无伦次者尔！”
章太炎一生自负，至死依然。其临终遗言曰：“朴学从此中绝矣。”
教育
章太炎在日本时，为留学生开设讲座，讲授《说文》、《庄子》、《楚辞》、《尔雅》等。此后，又为周树人、周作人、朱希祖、钱玄同等单独开设一班，另行讲授。
1934年，章太炎由上海迁居苏州，另创章氏国学讲习会。1935年3月，蒋介石派丁维汾(鼎臣)慰问，并致万金为疗疾费，章即将此款移作章氏国学讲习会经费。
1935年后，章太炎在苏州锦帆路五十号不只是简单的开班讲习，实际上已经办起了自己的私人学校：章氏国学讲习会。学校在章太炎花园住宅，后因为学生不断增加，又购地建房，以作教室和学生宿舍用。以章太炎为主讲，另有多名讲师，并由章太炎夫人汤国梨担任该校教务长。学制2年，分4期，有规划地进行课程安排。依学生程度不同，分班教学，有类似预科的基础班，也有“研究生”。这个国学研究的“重镇”，后来还办了附属中学。按张昭军先生的描述，学校门口挂着章氏国学讲习会和《制言》杂志社的招牌，不设门房，自由出入，一派思想自由活跃的气氛，学生从全国各地负笈而来，最小的18岁，最大的73岁，住校者达百人之多。章太炎本人也极重视讲学，生命末期坚持带病上课，并曾说：“饭可不食，书仍要讲。”
混沌
童年章太炎却是个“书迷”，不谙嬉耍。那时，章太炎的母亲常与女眷戚在家打牌消遣。而章太炎就坐在旁边看书，尽管环境闹，他总是读得旁若无人，津津有味。一日，小章太炎在天井里专心致志地看书，天色渐暗，气温转低，其长嫂连唤三声，叫他进屋添衣，免得着凉。章太炎勉强进屋添衣后，仍回到天井借光读书。殊不知竟穿上其长嫂的一件“花马甲”，众人见状，大笑不止。而太炎却茫然不知，抬起头问家人笑什么?让我知道了也乐一乐……众人越发乐了。
章太炎在逗留上海其间，王氏不在身边，无人浆洗衣裳。于是他的衣服干脆就不洗。因此他的衣服都是油光泛亮，远看似绸缎丝质光鲜，近观方知是陈年老垢。更加令他的衣服可以“垢上加霜”的是，他鼻子有鼻息肉（他死因就是鼻息癌变），长年呼吸不畅，鼻涕川流不息，而他率性而为，当鼻涕大龙蜿蜒而出有“或跃在渊”之势时，只见他大袖一挥，“截断众流”，一条大龙“见龙在田”，于是衣袖上斑驳陆离，气象万千。章太炎在日本避难三年多，据说，衣服被褥从来没洗过！
第50节
初渡东瀛，章太炎还闹过一个笑话。中国人有个随地随时吐痰的习惯，章氏也不例外。日本的房子里地面都铺着木板，吃饭睡觉都在地上，所以地板是一定要干净可鉴的。章氏一进屋，说不得几句，嘴一撇，“噗”地一声，一口浓痰飞射而出，让旁边的日本人惊诧莫名，也让陪同的中国人尴尬不已。
章太炎在上海剪了辫发，当时看到朋友一件西装，穿着西服没有辫子还不太扎眼，所以借着这件西服穿了起来。可惜西服虽好，终是他人之物，乃不得不重着旧装。但既已剪辫明志，又复废黜了清朝年号，这大清朝的长袍马褂是不想穿了。于是他的衣着就“怪”了起来。夏季，裸上体而御浅绿纱半截衫，其裤带乃以两根缚腿带接而为之。缚带接而不牢，缚而不紧，于是只见他时时以手提其裤，若恐堕然。他上张园演讲，大庭广众之下，裤子也照提不误。从日本转了一圈回来，觉得日本衣冠文物犹有盛唐遗迹，于是他回到上海后衣装一变:秋冬恒服长袍，外罩以一件宽氅和服。因为剪了辫发，头发就留了四、五寸长，左右两股分梳，下垂额际，不古不今，不中不西。他这和服还有些来历。因为日本当时刚脱离封建时代不远，有些世家还在和服上绣着家徽，章太炎仿效日本家徽，在自己和服上绣上一个大大的圆章“汉”字，以示自己是汉人，而不是满族奴隶。这件衣服他一直穿着。革命成功后亦着装如故。1913年八月后被袁世凯软禁在北京，章太炎一度以为自己性命不保，次年五月决定绝食，安排后事的时候特意将这件“汉家和服”寄给居家上海的汤国梨，以慰其思念之情，大概想着自己如果尸骨无存，至少还有这一件革命故物可作衣冠冢吧。”
章太炎的辫子也是一大景观。因为出了租界之后无辫仍然有被抓之虞，于是他就不得不在帽子里装一条长长的假辫子，可是他又不愿效通常做法将假辫子缝在帽子里，而是嵌在帽沿里，于是一上街走路，辫子摇摇晃晃就不免常掉下来，更加引人侧目。有一次有人打赌，说章太炎从某地倒某地如果辫子不掉下来，就输一桌酒席—没人敢赌。
章氏居处有一大室，四壁琳琅尽是书籍，了无陈设，一无隙地，就是窗户上下也摆上书架。常常中夜睡醒，忽记起某书某事，即起床到书架上翻阅，往往自中宵达旦，虽在严冬，自己也不会批衣，有时候仆人夜起，或者清早进室内洒扫，只看到他持卷呆立，行如木鸡。所以，章太炎常感冒，一感冒就鼻涕长流。
章太炎于人情世故毫不知悉，出门即不能自归。他在东吴大学的同事黄人也是一个痴人。这两个痴人一次在茶馆小坐，结帐时才发现都没带钱，遂决定将章留下作人质，黄回去取钱。不料黄人回家后，正巧收到朋友寄来的书，于是一看成痴，将章抛诸脑后。
民国十八年（1929年）中秋，房东吵上门来收租，说章家积欠房租二十个月，房东迫着要他迁出。章夫人潸然泪下，章太炎竟毫不介意。他对此等事多采不了了之的态度。有时连他自己居处的地址，他也弄不清楚。章夫人就写了一封信，托人拿去见好友董康(绶经)；董康很有钱，当即写了两张庄票（钱庄的银票）送回。有了这两张庄票，一张偿付积欠；同时迁居同孚路同福里25号，将另一张庄票付租。搬迁之费，完全由朵云轩主人负担。搬家时章太炎家具器物很少，但有木版书近八千册。
作为大师，章太炎成绩卓著，但作为普通人，他却有许多“不合格”之举。其中最夸张的莫过于不认得回家的路，有时出门几十步买包烟，一转身就回不了家，而且他沿途问路也极其搞笑，只有六个字：“我的家在哪里？”
据章太炎的夫人汤国梨回忆，有一次章太炎从孙中山家里回家，一出门就上了一辆人力车，车夫问拉往哪里？章太炎说：“家里。”车夫问：“你家在哪里？”章太炎说在马路上的弄堂里，弄口有一家纸店，结果车夫只能拉着章太炎在马路上兜圈子。后来孙家打电话问章家，才知道章太炎并没有回家，“遂由孙家再派三人，协同原来陪送者，在‘大世界’游艺声前马盼自若，迎面而来，才拦着送回家中”。
还有一次，章太炎从南京回上海，他的家人记错了班次，他就自己下车雇了一个车夫，又在马路上兜起了圈子。“他的家人接他不着，焦急万分，派了二十余人在市内分头找寻，终于在大世界附近找到了。从此，他老人家出门，非有人陪伴不可”（薛慧山《国学大师章太炎》）。更离谱的是，有一次章太炎与诗人摩西谈了一个通宵，好不容易摸到了回家的路，竟错入了邻居家的卧室，而且倒头就睡。这本是邻家一个少妇的卧室，她早上出外购物，回来一看一个大男人躺在自己床上，吓了一跳。幸好左右邻居都认识是他是章太炎，就把他叫醒，并护送回家。章太炎一时搞不清楚状况，竟然不高兴地问道：“我正睡得很熟，你们何苦扰人清梦？”
章太炎不仅不认路，对钱也一点儿没概念。他晚年靠卖字为生，却根本不知道钞票有什么价值。据周黎庵回忆，“章太炎让仆人去买包烟，给五元，儿子要做大衣，也给五元，甚至在苏州盖房子的时候，他也照样掏出了五元。对章太炎来说，一张钞票，便有一次用途”。
还是在上海爱国学社的时候，因为章太炎老不洗澡也不理发，有一位朋友实在看不过去，就每月到点强他到理发店理发，理完他也不付钞兀自往外走，朋友只好替他付帐，长久如此。然而有一次几个朋友聚谈，这位付钞的朋友来了，章太炎向旁人问道此人是谁，旁人大噱怪叫：“他给你付了这么久的理发钱，你连他是谁都不知道？”
1913年四月的时候（三月宋教仁被刺杀），章太炎弃东三省筹边使之职，南来抵京晤袁世凯，袁世凯下令授勋二等，并且和章太炎说“体己话”：清帝退位，革命成功，参加革命而识时务者，今以多居显要，住洋房，子女玉帛，如愿以偿。惟君仍孓然一身。近来南方报纸，对余多毁谤，谓余将复辟帝制，淆乱人心，现在特授君四万元支票一张，实际上只需向上海各大报，以津贴为由，酌予点缀。所余大部分可由君自由支配。章太炎踌躇再三，接了下来。但袁世凯深知章太炎有点迷糊，明明白白告诉他这四万元由他自由处置，等于白送，结果他还是没有拿到手。原来，他拿着这四万元亦惊亦喜、患得患失地刚回到上海，南通的张謇状元就直奔他而来，开门见山说：听说袁项城拨款四万元给你去办报。今共和党在上海出版的《大共和报》经费支绌，你可将这四万元交我以资维持。这既符合袁项城在沪办报要求，又无需你繁琐劳神。现在你我同为共和党的发起人，将此款维持《大共和报》，正是得其所用。章太炎瞠目结舌，不知所对，最后还是支支吾吾拧着脖子将此款交予张謇“充公”，看得一旁的汤夫人心疼已极。
据说晚年章太炎寓居上海，有事到苏州，有人劝他就在苏州居家，并且介绍他买一所房子。那房子前面一重是楼房，院子里栽了几棵树，章太炎背着手，走过去一看，深深点头：“不错，有楼。”进到院子里一看：“不错，还有树！”也不看后面了，就和人家议价。人家觑得他这样满意，因而漫天要价一万五千元，已经超过时价很多了，本还有还价的的余地。可章太炎觉得过意不去，觉得还可以加一点，最后竟以一万七千元成交！等到汤国梨闻讯赶来，大势已去，一切手续都已办妥。而且，房子还不能住，原来院子旁边就是一家纺织厂，每天清早就有机器轰隆隆开个不停。这房子卖也卖不出，租也租不出，结果只好空着，还得雇人看守。于是他们只好买地再造新居。
嗜好
章太炎嗜好是吸烟。自己吸的香烟一般是廉价的是“金鼠牌”，招待客人则用“大英牌”。此外，欢喜抽水烟。一筒水烟，地下必留有一个烟蒂，因此家中地板上就有成千成万经烟蒂烧焦的小黑点。
章太炎先生嗜烟，讲课时，常常一手拿粉笔，一手拿烟卷，有时误拿着烟卷在黑板上写，惹得学生哄堂大笑。
革命元老冯自由（冯玉祥）来访，请他写两件东西，一件是孙中山先生的“中华民国政府成立宣言”，一件是“讨袁世凯檄”。这两件原稿，本是章太炎手撰的，冯玉祥要求他亲笔再各写一件，成为“历史文献”。当时冯玉祥致送了润笔墨银20圆大洋。不料这件事，报纸上竟大登特登。许多人慕名而来，纷纷求章太炎再写这两件原文，共有五六十份；有的送墨银40圆，有些送墨银200圆。章太炎抱定宗旨“口不言钱”，经常由夫人或弟子应付。章太炎写到十件以上，就恼怒了，再也不肯动笔。经夫人横劝直劝，他只是不出声。后来想出一个办法，原来他平日吸的都是金鼠牌香烟，有一次人家送他一罐茄力克香烟，章太炎称它为“外国金鼠”，时常吵着要吸。章夫人就允许他每写一件，买一罐给他，这样，问题就解决了。
逸事
第51节
章太炎生于书香之族。1875年初春，章太炎才6岁，那天时值下雨，父亲章浚在家邀请了10余位文人、亲友，边饮酒边吟诗词。内有一位与章浚同宗的章老先生酒兴上来，情趣盎然，令小太炎应景诵诗一首。小太炎略作思考答诵：“天上雷阵阵，地下雨倾盆；笼中鸡闭户，室外犬管门。”顿时，震惊四座!章老先生即令人拿来宣纸笔墨，挥毫录下了这首十分珍贵的“六龄童诗”。该诗现珍藏于章太炎纪念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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