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举有如当头棒喝，刘文典顿时清醒。他一面苦苦求饶，一面在佛堂内抱头鼠窜。老和尚见他甘心挨打，并没有教授架子，怒容一变，“扑哧”一声笑了。不打不成交，刘文典和老和尚成了好朋友。老和尚到清华大学拜访，他还专门设素斋招待。刘后来回忆此事说“我的脑袋虽然不太高贵，但也不是任何人可以打的。但这次挨打应该，君子不可失诺！”
1938年下半年，刘文典一家历尽艰辛来到昆明。此行是海陆兼程，走走停停，取道天津、香港，居然转了半个中国，财产和图书资料丧失殆尽，刘文典见到梅贻琦时戏言“只剩这一身衣裳了！”随后，刘文典入教西南联大。
刘文典自称“十二万分”佩服陈寅恪，二人曾在西南联大共事。一日，刘跑警报时，忽然想起他“十二万分”佩服的陈身体羸弱，视力不佳，行动更为不便。便匆匆率领几个学生赶赴陈的寓所，一同搀扶陈往城外躲避。同学要搀刘，刘不让，大声叫嚷：“保存国粹要紧！保存国粹要紧！”让学生搀扶陈先走。
刘文典一意钻研古典文学，很瞧不起搞新文学创作的人，认为“文学创作的能力不能代替真正的学问”。一日，有人偶尔问及当时以《激流三部曲》名噪一时的巴金。他沉思片刻后，喃喃地说：“我没有听说过他，我没有听说过他。”
西南联大青年教师陶光是刘文典的得意门生，经常为学问之事登门请教。但有一段时间陶因课务繁忙，没有去看望恩师，心存愧疚。后专门抽出时间拜望恩师。不料，两人甫一见面，刘就劈头大骂陶，骂其是“懒虫”、“没出息”、“把老师的话当耳旁风”，等等。陶一时莫名其妙。他虽一向尊重恩师，但刘文典如此辱骂。他也忍无可忍，正要怒目反击时，忽见刘用力一拍桌子，更加大着声音说：“我就靠你成名成家，作为吹牛本钱，你不理解我的苦心，你忍心叫我绝望么？”刘的口气又由硬变软，从愤怒之声到可怜之语。陶光听到老师把自己当成“吹牛的本钱”，很受感动，于是该怒为笑，向恩师倒茶赔罪。自此以后，两人的师生情谊更见深笃。
第34节
在西南联大时，刘文典的学生李埏在向他借的一本《唐三藏法师传》的书页中，发现空白处满是刘文典的批注，注文除中文外，还有日文、梵文、波斯文和英文。李埏正看得津津有味，又发现有一张是老师用毛笔画的老鼠，很是不明白，便请教刘文典。刘文典说那是他在乡下点香油灯看书时，一天深夜见有只老鼠爬到灯盘上，明目张胆地吃灯芯上滴在灯盘上的油。本想打死老鼠，但又觉得老鼠也是在讨生活，和他读书的是为讨生活是一样的，就不必相残了，于是只是用毛笔画了一幅老鼠像夹在书中而已。李埏感慨：“先生真有好生之德！”
一九四六年，时正值日机轰炸昆明，西南联大的教授们为躲飞机而藏身一处防空洞。空袭警报拉响后，沈从文与刘文典正好挤在小山防空洞的一侧。两人都是中文系的教授，刘文典教授正是七十岁，而沈从文则只有三十岁，是最年轻教授。在日机未到昆明上空的时候，刘文典与沈从文聊天，他对沈从文说：讲庄子，广州中山大学的陈寅恪是泰斗，他值三百元大洋，我刘文典不及陈，值一百六十元大洋。沈从文，我看你的所谓的现代文学，最多值八元大洋，这还是我抬举你。讲中国现代文学，鲁迅可以值六十元。说真话，你沈从文根本不配当大学老师，只是胡适之洋博士抬举你，吹捧你，你才在那上海公学当上教师。你那些所谓小说，连小学生都比你强，小学生也不会写出你那乡下人男男女女的伤风败俗的故事。对面的沈从文一言不答，只是自言自语道：“听，飞机声！”沈从文这么一说，刘文典便不再讲话了，他把头埋在一年轻女教师的怀里，那女教师很端庄，很爱护这位她的导师，索兴用手把怀里的刘老教授护住。而沈从文却不屑一顾，他抬头看着洞顶，这时洞顶掉下来的砂土直往众人头上撒落，刘文典也惊慌地从那女教师怀里伸出头来看着洞顶……（注：在二三十年代，刘文典在北大的名册上已名列第五，仅在辜鸣铭之后。现在北大红楼内的校史展览室中，还陈列当日教职员工的工资表原件。刘文典那时的月薪是一百六十元大洋，蔡元培校长的月薪第一，为三百元大洋。鲁迅不过是六十元的讲师月薪。胡适这位洋博士也只有一百挂零。李大钊教授兼图书馆长，在名册上刘第四名，月薪为一百三十元大洋。红色教授陈独秀在名册上排第三，月薪一百五十元大洋。图书馆管理员毛润之（毛泽东）在教职员工中工资最低，是八元大洋，而排列最后的老校工杨某月薪十元大洋，比毛的八元还多两元，只是他在表上放在毛润之之后，因为他是个工人。）
周作人在描述北大五位卯字号(第四级)的名人时说刘文典“其状貌甚为滑稽，口多微词，凡词连段祺瑞的时候，辄日：‘我们的老中堂’。”以下便是极不雅驯的话语，牵连到“太夫人”等人的身上去。如此看来，刘文典用的大概是“国骂”了。张中行先生说刘文典提到段祺瑞总有不敬之词，指的就是这些。
刘文典讲课时，大学者吴宓也前去听讲，总是坐在最后一排，刘文典也不睁眼，讲到自己会心得意之处就睁开眼向后看，问“雨僧兄以为何如?”吴宓像学生一样站起来恭恭敬敬，一面点头一面回答：“高见甚是，高见甚是。”惹得全场为之暗笑。
钱穆在《师友杂忆》中记录刘文典：“有一年，余适与同车，其人有版本癖，在车中常手夹一书阅览，其书必属好版本。而又一手持卷烟，烟屑随吸随长，车行摇动，手中烟屑能不坠。”
治学
刘文典在西南联大开设《庄子》、《文选》等课程。他讲课不拘常规，常常乘兴随意，倒也别开生面。在西南联大时，有一学期，刘文典开《文选》课。上课前，先由校役带一壶茶，外带一根两尺来长的竹制旱烟袋。讲到得意处，他就一边吸旱烟，一边解说文章中的精义，下课铃响也不理会。有时他是下午的课，一高兴讲到5点多钟才勉强结束。有一次，他上了半小时的课，结束了上一讲的内容。同学们以为他要开讲新课。这时，他忽然宣布说：“今天提前下课，改在下星期三晚饭后七时半继续上课。”原来，下个星期三是阴历五月十五，他要在月光下讲《月赋》。届时，校园里摆下一圈座位，刘文典坐在中间，当着一轮皓月大讲其《月赋》，生动形象，见解精辟，让听者沉醉其中，不知往返。
刘文典请陈寅恪出“国文”试题，陈出上联“孙行者”以觅下联，刘氏也不以为然，许之，结果考糊了很多考生，一时传为新闻。
在西南联大时，刘文典家住市郊官渡，离学校较远。当时日本飞机常来轰炸，但他从不缺课。他说：“国难当头，宁可被飞机炸死，也不能缺课。”
刘文典开的课很多，在北大时达10门之多，主要有《文选学》、《校勘学》、《先秦诸子研究》和《庄子研究》等。他授课有特色，既注重疑难字句的考订，又不囿于繁琐的训诂，善于旁征博引。他不喜照本宣科，往往结合自己的研究心得，对学生循循诱导。对学生不得要领地乱用参考书，他会诙谐地说：“去神庙烧香拜佛，烛光闪闪，烟雾袅袅，神佛真容常常模模糊糊、影影绰绰，只有拨开云雾，才能看清庐山真面目。”
文史大家游国恩、王力、张中行、任继愈等都曾沐浴过他的教泽。张中行在《刘叔雅》中津津有味地说：“一次是讲木玄虚《海赋》，多从声音的性质和作用方面发挥，当时觉得确是看得深，谈得透。又一次，是泛论不同的韵的不同情调，说五微韵的情调是惆怅，举例，闭着眼睛吟诵‘风压轻云贴水飞，乍晴池馆燕争泥。沈郎憔悴不胜衣。’念完，停一会，像是仍在回味……对他的见解，同学是尊重的。”
宋廷琛在《忆刘文典师二三事》中也谈到了刘文典讲的《海赋》：“当他解说《海赋》时，不但形容大海的惊涛骇浪，汹涌如山，而且叫我们特别注意到讲义上的文字。留神一看，果然满篇文字多半都是水旁的字，叔雅师说姑不论文章好坏，光是看这一篇许多水旁的字，就可令人感到波涛澎湃瀚海无涯，宛如置身海上一般。”
每逢讲授诗歌，刘文典常常摇头晃脑、浅吟低唱，每到激越处则慷慨悲歌。他不仅自己吟诵，还要求学生模仿。有的同学不遵命，他虽不悦，但也不苛责，只是打比方点拨：“诗不吟，怎知其味？欣赏梅先生（兰芳）的戏，如果只是看看听听而不出声吟唱，怎么能体会其韵味呢？”
最奇特的是他讲《文选》，一年只能讲其中两三篇文章，这其中又必讲《文赋》。几千字的《文赋》他一讲就是两个月——在说到《文赋》中某个字用得好用得妙时，他这么表白：“《文赋》又多种讲法，讲一年亦可，讲一月亦可。例如此句此字，真乃一字千金！要不是它真好，古人与我非亲非故，我又何必这么捧他？”
狂狷
刘文典用了多年时间潜心研究庄子。1939年，他终于出版了《庄子补正》（附《庄子琐谈》）一书，共计十卷，达到了他学术生涯的最高时期。陈寅恪人称“教授之教授”、“大师之大师”，能为此书作序，刘文典顿时身价倍增。此书一出，刘文典在全国学术界获得“庄子专家”的美誉。一贯恃才自傲的他也以国内有名的庄子研究专家自称。他每次上课讲《庄子》时，开头第一句总是说：“《庄子》嘛，我是不懂的喽，也没有人懂！”言下之意是如果他不懂《庄子》，别人就更不懂了，可见其自负之情。
在西南联大时，曾有人向刘文典问起古今治庄子者的得失，他大发感慨，口出狂言说：“古今以来，真懂《庄子》者，两个半人而已。第一个是我刘文典，第二个是庄周，另外半个嘛……，还不晓得！”
刘文典曾讲元好问、吴梅村诗，讲完称：“这两位诗人，尤其是梅村的诗，比我高不了几分。”
刘文典在西南联大中文系当教授时，对讲授语体文写作的作家教师沈从文甚有偏见。当他获悉联大当局要提升沈为教授时，勃然大怒，说：“陈寅恪才是真正的教授，他该拿四百块钱，我该拿四十块钱，朱自清该拿四块钱。可我不给沈从文四毛钱！他要是教授，那我是什么？”
在讨论沈从文提升为正教授的教务会议上，大家都举手同意，惟有刘文典表示不满，他说：“沈从文是我的学生。他都要做教授，我岂不是要做太上教授了吗？”
西南联大时，有一次跑警报，沈从文碰巧从刘文典身边擦肩而过。刘面露不悦之色，顾不得自己气喘如牛，转身呵斥道：“你跑什么跑？我刘某人是在替庄子跑，我要死了，就没人讲《庄子》了！你替谁跑？”
刘文典在西南联大任教时，常常对人说：“联大只有单个教授，陈寅恪是一个，冯友兰是一个，唐兰算半个，我算半个。”
刘文典睥睨古今，对同事代的新派学人多有不满，一次上课时论及鲁迅，轻蔑地伸出小指，口中不置褒贬。到50年代高效思想改造，有人责问他当年为何侮辱鲁迅，他辩解说：“我何尝侮辱他，中国人以拇指比老大，那是表示年龄的，自古英雄出少年，鲁迅是我同学中最年轻有为的，我敬佩他是当代才子，所以伸出小指。”对方无话可说。其实，刘文典比鲁迅小了10岁。
文中子这样说刘文典：“他的特点就是比以‘怪’闻名的刘师培还要怪上三分，所以时人以‘才高’、‘狂傲’来评价他。”“在北大教授中，刘文典尤以‘狂傲’与辜鸿铭齐名。”
第35节
刘文典并不否认自己狂傲。他曾反省自己：“以己之长，轻人之短，学术上骄傲自大，是我的最大毛病。”
另还有他人记录刘文典的自叙：“弟近来所发见的，在老大哥面前，说句狂话，实在比石、伯申贤乔梓的东西坏不了许多，要比起曲园来，竟可说‘好些’呢！”
风采
学生曾形容在大学任教时的刘文典：“记得那日国文班快要上课的时候，喜洋洋坐在三院七号教室里，满心想亲近这位渴慕多年的学术界名流的风采。可是铃声响后，走进来的却是一位憔悴得可怕的人物。看啊！四角式的平头罩上寸把长的黑发，消瘦的脸孔安着一对没有精神的眼睛，两颧高耸，双颊深入；长头高举兮如望空之孤鹤；肌肤黄瘦兮似僻谷之老衲；中等的身材羸瘠得虽尚不至于骨子在身里边打架，但背上两块高耸着的肩骨却大有接触的可能。状貌如此，声音呢？天啊！不听时犹可，一听时真叫我连打几个冷噤。既尖锐兮又无力，初如饥鼠兮终类寒猿……”
刘文典讲曹丕《典论·论文》，一边讲一边抽烟，一支接着一支，旁征博引，一小时只讲了一句。
西南联大任教时期，又有学生回忆刘氏上课前，先由校役提一壶茶，外带一根两尺来长的竹制的旱烟袋。他讲到得意处，就一边吸着旱烟一边解说文章中的精义，不理会下课铃响。或称刘“俨如《世说新语》中的魏晋人物”。
刘文典上课也有不妙的地方，因为他嗜吸鸦片，有时候上课烟瘾来了无法过瘾便狂抽香烟，由于发音多通过鼻腔，所以发音含混不清，讲《文选》时，只能听到他嗫嚅而言：“这文章好！这文章妙。”因为他上课引证繁富，一堂课只能讲一句，所以他教《文选》，一个学期只能讲半篇玄虚的《海赋》。
张中行回忆刘文典：“三十年代初，他在清华大学任国文系主任，在北京大学兼课，讲六朝文，我听过一年……他偏于消瘦，面黑，一点没有出头露角的神气。上课坐着，讲书，眼很少睁大，总像是沉思，自言自语。”
文中子在《刘文典：“半个教授”》这样描述刘文典：“他的长衫特别长，扫地而行。像辛亥革命以前中国妇女所穿的裙子一样，不准看到脚，走路不能踩到裙边，只得轻轻慢移莲步。他偶尔也穿皮鞋，既破且脏，从不擦油。”
妙论
刘文典性滑稽，善谈笑，尝自称“狸豆鸟”；因“狸”、“刘”古读通；“叔”者豆子也；“鸟”则为“鸦”，乃“雅”之异体（刘文典字“叔雅”）。因刘喜自谑，与道貌岸然者有别，故“学生们就敢于跟他开点善意的玩笑”。
西南联大时，有一次在课堂上学生问他怎样才能把文章写好，刘文典仅授以“观世音菩萨”五字，学生不明所指，刘解释说：“观，乃是多多观察生活；世，就是需要明白世故人情；音，就是文章要讲音韵；菩萨，就是救苦救难、关爱众生的菩萨心肠。”学生闻言，无不应声叫好。
刘文典是民国时期著名的红学家，持论多有“索隐派”的色彩。有一次，原定在西南联大一小教室中开讲《红楼梦》，后因听讲者太多，容纳不下，只好改在教室前的广场上去讲。届时早有一批学生席地而坐，等待开讲。其时天已近晚，讲台上已燃起烛光。不久，刘文典身着长衫，慢步登上讲台，缓缓坐下。一位女生站在桌边从热水瓶里为刘斟茶。刘从容饮尽一盏茶后，霍然站起，如唱“道情”一般，有板有眼地念出开场白：“只、吃、仙、桃、一口，不、吃、烂、杏、满筐！”然后拿起粉笔，转身在旁边架着的小黑板上，写下“蓼汀花滁”四个大字，并解释说：“元春省亲大观园时，看到这幅题字，笑道：‘花滁"二字便好，何必蓼汀？花滁反切为薛，蓼汀反切为林，可见当时元春已然属意薛宝钗了。……”
坚守
建国后，李广田任云南大学校长，口口声声称刘文典为“老师”、“刘老”。开大会请刘老坐前排，开座谈会请刘老先发言。学校评职称，他被评为一级教授，并任全国政协委员。朋友们祝贺他“喜事重重，旧貌换新颜”。他说：“我热爱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是早有思想基础的，我早年参加同盟会，跟随过孙中山，坚决拥护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工农政策，那时已扎下了拥护共产主义的根，今天实现了我的夙愿。”
刘文典在西南联大时染上了抽鸦片的恶习，还赞美“云土”为鸦片中上品，又因他喜云南火腿，故有“二云居士”、“二云先生”的称号。后深受其苦，不能解脱，甚至因为抽鸦片后穷困潦倒去给人写墓志铭让一些人士所不齿，也因此被清华大学开除。但解放后，刘竟彻底戒掉鸦片，思想改造也顺利过瓜，逢人便称：“处于反动统治的旧社会，走投无路，逼我抽上了鸦片，解放后，在共产党领导下，社会主义国家蒸蒸日上，心情舒畅，活不够的好日子，谁愿吸毒自杀呢！”
真诚
刘文典是西南联大唯一吸鸦片的教授。好在刘先生承认自己吸鸦片，也认识到吸鸦片的危害，因此都劝告学生千万不要吸鸦片，曾有所悔悟地说：“我因体弱多病，初因治病染上了恶习，又因为政府腐败无能，任敌侵略，国将不国；又因小儿早殇，悲痛欲绝，国难家愁，吸毒即慢性自杀啊！劝诸君切勿染此恶习。”
到了晚年，刘文典回首平生，曾说过一句自我评价的话：“我最大的缺点就是骄傲自大，但是并不是在任何人面前都骄傲自大。”能够让刘文典始终肃然起敬的人，其实只有一位，那就是国学大师陈寅恪。
刘文典生前一直自称“十二万分佩服”陈寅恪。他曾经多次在课堂上情不自禁地竖起大拇指说：“这是陈先生！”然后，又翘起小拇指，对向自己说：“这是刘某人！”
微瑕
刘文典治学严谨，著作丰硕，但他有一点常常为人所诟病，就是写文章一直用佶屈聱牙的古文，行文从不标点，致使读者虽知其书为好书，而难以卒读，说他“作者不关心读者”。不但一般读者如此品评，胡适也说他“标点尤懒，不足为法”。但他很固执己见，有人劝他即使不用通行的标点符号，也应该用圈点分句，使读者容易读通，便于理解，他却说，既读不通，何必读呢？其实他大约是有意要跟陈寅恪看齐的，他最推重陈寅恪，而陈寅恪写文章，也是用古文，也从不喜欢加标点。
周作人曾回忆刘文典：“叔雅人甚有趣，面目黧黑，盖昔日曾嗜鸦片，又性喜肉食。及后北大迁移昆明，人称之谓‘二云居士’，盖言云腿与云土皆名物，适投其所好也。好吸纸烟，常口衔一支，虽在说话也粘着嘴边，不识其何以能如此，唯进教堂以前始弃之。性滑稽，善谈笑，唯语不择言。”
西南联大时，生活十分困难，因为吸食鸦片，刘文典更加困难。为了赚钱，刘文典到云南为大盐商的母亲撰写墓志铭，离开了联大一段时间。刘文典此行，立即受到联大同仁的鄙弃。而且刘文典的外出，还使正常的课程受到影响。西南联大中文系教授仅有七人，其中陈寅恪先生远在香港，一时无法回校，刘文典一走，就只剩下罗常培、朱自清、闻一多、清江清、王力五人。这些教授不仅要为中文系开课，还承担着全校各系一年级的通课。显然，刘文典不在就更使讲课人力捉襟见肘了。于是清华将刘文典解聘。刘文典回到昆明，知道自己被清华解聘的事后，自然十分恼怒，曾与闻一多干了一仗。当时和闻一多住在一起的清华研究生王瑶先生回忆说：“刘文典回到昆明后，对解聘他的事很不服气。他曾到司家营清华文科研究所找闻先生论理。当时两人都很冲动，闻一多正和家人一起吃饭，他们就在饭桌上吵了起来。朱自清先生也住在文科研究所，看到这种情况就极力劝解。刘文典终归未能重返清华。”
对于云南大学聘请刘文典一事，闻一多很有看法，这在吴宓1944年7月10日的日记里就有记载。那天，国民党教育部高教司司长吴俊升邀集西南联大、云南大学、中法大学文法学院主任讨论《部颁课目表》修改问题，不知为什么闻一多在会上提到刘文典，“谓幸得将恶劣之某教授（典）排挤出校，而专收烂货、藏垢纳污之云大则反视为奇珍而聘请之”，而“云大在座者姜寅清无言，徐嘉瑞圆转其词以答，未敢对闻一多辩争”。可见，闻一多对云南大学聘请刘文典很是不满。
评价
刘文典一九二三年第一部专著《淮南鸿烈集解》出版，学界普为重视，提倡白话文的胡适破例以文言文作序，其中有言：“叔雅治此书，最精严有法……其功力之坚苦如此，宜其成就独多也。”后又在其《中古思想史长编》中提到：“今年刘文典的《淮南鸿烈集解》，收罗清代学者的校注最完备，为最方便适用的本子。”足见胡适对于刘文典的学力赞佩有加，所以在后来开《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时，在“思想史之部”毫不吝啬地把《淮南鸿烈集解》写入其中。
第36节
刘文典出版《庄子补正》10卷时，他最佩服的陈寅恪欣然为序，说：“先生之作，可谓天下之至慎矣。……然则先生此书之刊布，盖为一匡当世之学风，而示人以准则，岂仅供治庄子者所必读而已哉！”
香港的高伯雨说：“为什么会时时想到刘文典先生呢？我就是欣赏他有狂态。当1929年前后蒋介石不可一世的时候，刘先生一如他的老师章太炎藐视袁世凯那样(当年章太炎因反对袁世凯称帝，被袁软禁。袁逼他求饶，但章宁死不屈，用七尺宣纸篆书“速死”两个大字贴在壁间，以示决心。还托人买坟地，自题五字碑文，以死相抗。直至袁世凯病死，章太炎才被释放。)，对着蒋面前敢‘哼’他，是真名士，非胡适之、朱家骅等人所及。”
有人评价刘文典：是真名士自狂狷。
苦学
清华自称是“造就中国领袖人才之试验学校”，而口才是“领袖人才”的必备之才，于是每年举办演讲比赛，倡导口才训练。罗隆基为了在演说中夺魁，常常独自跑到旷野之中，大声演说，同时不断注视自己的身影，观察自己的手势是否得当……
五四
1913年，罗隆基以第一名的成绩考进了北京清华学校。他擅长演讲，喜欢发表政见，往往立论独特，文笔犀利，显露着反传统精神。罗隆基不但看“异端邪说”的马列主义书籍，还常以“生辉”、“野度”的笔名在《新青年》上发表文章，并且不经学校当局同意，把李大钊《庶民的胜利》全文抄写张贴于学校走廊上，为此而受到学校的警告。罗隆基也得到了“罗疯子”的外号。
罗隆基是“五四三杰”之一，是清华大学的学生运动领袖。1919年5月4日，正是清华学校建校八周年纪念日，下午，罗隆基从校外朋友来的电话中得知，城内很多学生在示威游行。他立即邀集王造时、何浩若两人进城去打探情况，回来时正好开晚饭。他站在食堂的凳子上向大家报告消息并号召大家说：“同学们，北京各学校的同学都起来救国了，我们不能坐视不管，应该急起响应。”一石激起千层浪，第二天，清华学校便与各学校一起行动了。
5月5日下午，罗隆基等人在西单街头演讲，被北京警察总监吴炳湘带领警察追捕。罗隆基在与警察的打斗中，躲到一座桥下，机灵地逃走了。不料次日在声援北大时被警察逮捕，关进了一所临时监狱。段祺瑞在一次紧急会议上说：“北京此次闹事的学生中，江西有三只虎，不打不得了，不打要翻天。”他所说的江西三只虎，是指北大的张国焘、段锡朋与清华的罗隆基。
在五四运动中，罗隆基是学生领袖。校方对学生的爱国行为早已不满。一次学生开会，校长张煜全下令关闭电灯，不想此举激怒了学生，学生点燃蜡烛继续开会。恰巧这时有学生发现会场外有几个打着灯笼的乡下人，盘问后方知是校方请来准备弹压学生的。由此引起清华学生驱赶校长风潮。张煜全、金邦正接连被学生列队赶出校门。外交部派来第三任校长罗忠诒，尚未到任，就传出消息说此人吸食鸦片，舆论哗然。短短几年，清华三易校长，实不多见。在三赶校长的风潮中，闻一多写宣言、贴标语，做的是文书工作，而罗隆基则充分发挥了他的领袖才能，演讲、开会，风头极健。罗隆基、闻一多等辛酉级学生，应该在一九二一年夏季毕业，秋季赴美。由于参加学运而受到校方当局的刁难。罗隆基和闻一多受自请退学的处分，一年后才赴美。因此辛酉级学生一部分人在清华学习九年。故罗隆基后来一直以“九载清华，三赶校长”为荣。
逸事
罗隆基出生于江西安福县枫田镇车田村一个书香世家。出生这天，产妇床上的蚊帐后面出现一条大蛇，吐着信子，蜷个圆盘在床后不走。几个老年人看后忙恭维着说：“蛇者，龙也。此时龙仔出现，乃吉祥之兆也，此生来日必有将相之份。”于是罗隆基的小名就叫“龙仔”，安福方言，“龙仔”的读音叫“龙叽”。到了5岁，罗隆基要读书时，需要取个学名，罗父冥思苦想之际，突然灵感一动，这“龙叽”不正是唐明皇李隆基的谐音么，于是“罗龙叽”便改成了“罗隆基”。
一次潘光旦批评罗隆基某篇文章不通。罗很生气地说：“我的文章怎会不通，我父亲是举人。”潘马上回答：“你父亲是举人算得了什么，我父亲是翰林！”
梁实秋、罗隆基等人偷看胡适日记，胡笑容满面地说：“你们怎可偷看我的日记？”随后严肃地说，“我生平不治资产，这一部日记将是我留给我的儿子们惟一的遗赠，当然是要在我死后若干年才能发表。”
1929年间，罗隆基夫妇自海外返国，路过新加坡时，登岸拜谒他的岳父，因此在星加坡逗留过一个短暂时期。罗隆基的夫人是新加坡的华侨资本家，罗隆基以为做女婿的自然也可以分润多少的。可是罗隆基在新加坡逗留期间，却和这位岳父格格不入，致目的不达，大失所望，只得铩羽而归。
罗隆基在暨南，是政治经济系的教授，教的是政治学，他对英美的“民主政治”和“议会制度”，表示非常欣赏。他虽则是口齿伶俐，辩才无碍，但听他课的同学却不十分踊跃。后他一连串在《新月》杂志上发表了好几篇有关人权问题的文章，鼓吹自由思想与个人主义，使得《新月》有了更浓厚的政治色彩，引起了更大的风波，又因同学的口碑载道，方陡然骤增了不少旁听的同学。
罗隆基的导师就是著名的费边主义理论家哈罗德·拉斯基。四十年代末，罗隆基曾在一篇文章上署过“拉斯基一门徒”，他告诉浦熙修说，人们只要一见到这个名字，就知道是谁写的了，由此可见罗隆基对拉斯基的推崇。
罗隆基被打成右派以后，去剧场看戏。他刚开始没有注意，后来就感觉情况不妙。发现他在看戏，可别人都在看他。前排的观众扭过头瞅，后面传来问话──哪个是罗隆基？于是索性起立，转身面向大家，挥手喝道：“你们看吧，看吧！我就是罗隆基！”这一下，倒很有效，剧场顿时安静，人家不再看他，都去看戏了。
一次，章诒和去听张权独唱音乐会。在音乐厅里，她看见了坐在后面的罗隆基（当时，罗已经被打成右派）。人很精神，穿着笔挺的米色西服，手持粉色的唐菖蒲。在旁边的是赵君迈，一副中式打扮，象个跟班。张权每唱一首歌，罗隆基都鼓掌。字幕打出“休息半小时”，他立即起身，双手捧花，走向太平门，这一路非常惹眼，他却毫不在意。当我再看见罗隆基返回座位的时候，他手上的那束花没有了。几日后，罗隆基对她提及那场音乐会，说：“我去，是为了张权，不是为了音乐。她与我是朋友，同是留美的，又都是右派。她的丈夫还把一条性命，丢在了东北。舞台上，观众只是觉得她神采依旧，无人念及她的人生坎坷。我到后台去送花，用英语说：‘祝贺你能在北京开音乐会。今晚的你，非常美丽。’她连说‘thankyou’。可是当我问：‘生活可好？’的时候，她的眼圈立刻红了。人呀，没有经历生的一番苦，便不能了解心的创痛。”
狂妄
罗隆基曾当过南京国民政府的参议员，据说他任职不久，便和若干参议员一律被除名，因此他表示：“不要我做参议员，这并不希奇，但也该换些比我好的。现在这些衮衮参政，算什么呢？如果参议员是考选的，我考也考得上头三四十名。”
千家驹对罗隆基的评价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被任命为政务委员，没有当上部长，一直牢骚满腹。”
罗隆基甚至说过：“周总理是南开出身的，毛主席是北大出身的，我是清华出身的，为什么他们就能代表无产阶级而要我代表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呢？”
罗隆基是国共两党不遗余力争取的人物。1946年旧政协会议召开前夕，蒋介石对章伯钧、罗隆基这两人采取了怀柔政策：除了国防部长、外交部长，要当什么部长都行。章伯钧的回答壁垒分明：“就是给我干国防部长、外交部长，我也不干！”而罗隆基则与来人觥筹交错，酒酣耳热。他放出来的话是：“我要当就要当外交部长，我能讲一口呱呱叫的英语，保证能当一个呱呱叫的外交部长！”
为政
一九二八年，罗隆基留洋归来，就在上海光华大学和中国公学担任教授，主讲政治学和近代史。他看不惯国民党一党训政，便在自己担任主编的《新月》杂志上接二连三地撰文大骂国民党。罗隆基在《我对党务上的尽情批评》写道：“国民政府蒋主席，洋洋大文，叹息‘人心颓堕，世风浇漓，以投机取巧为智，以叛乱反复为勇，气节堕地，廉耻沦丧’，这种现象，在‘党员治国’，‘党员先用，非党员先裁’的局面下，恐愈趋而愈下流了……”罗隆基大骂之下，上海吴淞公安局第七区的局长派人来“请”他过去“坐了六个小时”。回来后，他立即在《新月》杂志上将他“被捕六个小时”的经过详详细细地公诸于世了，更为此发表了更为强烈的反蒋言论，骂得党国的领袖们一个个灰头土脸。
第37节
1930年11月4日，罗隆基在光华大学任教期间，被国民党当局以“言论反动，侮辱总理”的罪名逮捕，被捕后，胡适等人动用自己的社会关系，八方营救，使罗当日即获得释放。后来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期间，罗隆基在《沈阳事变》等一系列《益世报》社评中，对蒋介石及国民党政府进行了猛烈抨击，《益世报》因此曾受到停止发行的处分。一度被捕，一度停刊，罗隆基遭遇的这两项经历在其一生中留下了很深的痕迹。从此，他对国民政府没有丝毫好感，丧失了信心，并不遗余力批评国民党侵犯人权的行径。与此相对照，他对一切反对国民党的政治运动和团体，譬如共产党，就滋生了一种身处同一条战线的同情。
罗隆基好谈政治。30年代，国民党当局的迫害也带来了新月编辑部内部的分歧。徐志摩等为维持《新月》的营业，主张今后“不谈政治”，而罗对徐志摩等的向后转则不以为然。他在给胡适的信中说：“新月的立场，在争言论思想的自由，为营业而取消立场，实不应该。”徐志摩也不示弱，在1931年9月9日给胡适打了一个小报告：“新月几乎又出乱子，隆基在本期‘什么是政治’上又犯了忌讳，昨付寄的400本《新月》当时被扣。”
罗隆基曾南开大学政治系教授，主讲《宪法论》等课程，校长张伯苓很赏识罗隆基。他对罗说：“罗先生要把西方政治与中国政治的不同点告诉学生。只有懂得了中国的政治实际，学生走上社会才能担当改造社会的重任。”罗说：“你不怕我在课堂上放言无羁，当局会找你的麻烦？”张伯苓坦然说：“教授只有把自己治学的真正体会告诉学生，学生才能受益。罗先生不必过虑，只要我的学生不赶你下讲台，我给你的聘书就会照发不误的。”
四十年代初，张道藩曾暗示罗隆基不要再骂政府、骂领袖、骂国民党，因为国民政府正在考虑请他担任外交部次长的官职，他算是闭了几天嘴巴。后来，祗因外交次长没有做上，他便开嘴大骂。
1933年初，罗隆基与《益世报》第一年聘约届满时，国民党对报馆施加压力，让该报不再与罗续约，但是被报馆拒绝了。之后罗隆基又连续发表社论，痛斥蒋介石政治上“对外屈服，对内欺骗”。罗隆基的这些作为，更是引起了蒋介石集团对罗隆基的嫉恨。于是，国民党提出“严重警告”，再次要求《益世报》立即辞退罗隆基，同时派人给罗“捎话”，让罗自动请辞。但报馆和罗隆基不予理睬。蒋介石遂派４名特务到天津暗杀罗隆基。按照规矩，特务首先去拜望在天津的帮会老大潘子欣。潘子欣与罗颇有交谊，于是从中协调，并致电蒋介石请他对罗谅解。罗隆基以为事情了结，还是照常工作，结果一日路遇枪击，罗和报社才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1933年底，罗隆基第二年聘约期满之前，天津市党部又向报馆发出“最后一次警告”，同时蒋介石也通过张伯苓捎话给罗，邀他去南京面谈。无奈之下，罗隆基同意报馆意见，主动辞去了《益世报》的工作。不久，蒋介石以总司令的名义通令全国停止该报对邮政和电报的使用，并威胁说：“全国各地如再发现天津《益世报》，惟当地军政长官是问。”《益世报》从此被迫停刊。
但同时，蒋介石又很欣赏罗隆基。此时颇有一个有趣的现象：一方面是罗作为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大肆批判国民党，而另一方面作为当时的国民党的最高领袖蒋介石对他却颇为欣赏。据章诒和回忆：“国民党曾请他当部长，而蒋介石亦听过他的讲座”。
罗隆基经常骂人，故有人说他是政治掮客，到处以第三者为货色出掮，可是又掮不出好东西来。当第一届国民参议会举行时，罗隆基与张君励，以代表国社党而为参议员。他以舌锋锐利，辩才特长著称，在会中非常活跃，称为参议员四辩士之一。但他的言论并不完全代表国社党，甚至与党魁张君励的意见相抵触。，当时有人问他，他的回答却相当耐人寻味，他说：“政治家之于党，好似行路者之于找一所屋宇，借以避蔽风雨。国社党并非高楼大厦，仅不过是一所茅屋；但在未得到高楼大厦之前这所茅屋虽然简陋，也可以聊蔽风雨。”
当国民党军队占领了张家口，《中央日报》欢呼“天下事大定矣”，张君劢惟恐在这天下里分不到一杯羹，竟宣布民主社会党将参加为蒋介石加冕总统的伪国民大会。作为该党创始人的罗隆基，立即在南京举行记者招待会，表示了自己与该党分道扬镳的态度，并提请民盟中央开除民主社会党的盟籍……
据说，在罗隆基成为右派之后，香港曾有人邀他办报。周恩来为此约见了他，转告了这个消息，并对他说：“如果你想去的话，随时都可以去，不论去香港，去美国，都可以。我想，你是不会去台湾的。”罗隆基回答：“总理，谢谢你的关心。我哪儿都不想去。我死，也死在这里。”
无畏
在特务密布的闻一多、李公朴的公祭大会上，他对着话筒吼道：李闻两位先生倒下去，千千万万同胞在他们的血泊中站立起来！
在南京晓庄学校为陶行知先生举行的追悼大会上，他几乎就在蒋介石的眼皮底下说：“‘晓庄’的晓字，就是天亮了的意思……陶先生真的死了吗？不！陶先生死不了，埋不了，有他满山满谷的论语，而陶先生的论语，正是医治中国的良方。陶先生埋葬的地方，就是天亮的地方。我们要用陶先生的一部论语，把中国变成晓庄，变成天亮的地方！”
论断
罗隆基擅长政论。他在清华学校曾写过一“论秦始皇”，一开头便一语惊人：“始皇之功，功在焚书；秦始皇之罪，罪在不焚书……”世人皆以秦始皇焚书坑儒为历史之耻，他却不从众论，独树一帜，以为焚书坑儒有功，替秦始皇翻案。
罗隆基是坚定的自由主义者，他在撰写人权理论文章时，也指出国民党的“党治”和中共的暴力革命都是侵犯人权，并写有专门论文论及马克思主义的诸多错误。
罗隆基在1929年7月10日出版的《新月》上发表“论人权”一文，充满自信的说：“我们目前要的人权是些什么？已到了我们回答这问题的时候了。”由此，他开列了三十五条他认为最重要的权利，全面阐明了他的人权主张。这里面谈到了：国家的功用，是保障全体国民的人权；国家的主权在全体国民。法律是根据人权产生的。人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国家一切官吏是全民的雇用人员，他们应向全国，不应向任何私人或任何私人的团体负责。国家财政应绝对公开。法治的根本原则是司法独立。……
1930年，罗隆基于《新月》杂志发表《我们要什么样的政治制度》一文，文中写道：“国民党可以抄写共产党的策略，把党放在国上，别的党又何尝不可抄国民党的策略，把党放在国上？秦始皇打到了天下，自己做皇帝；刘邦打到了天下，当然亦做皇帝；曹操、司马懿打到了天下，当然亦做皇帝。这就是‘家天下’的故事。国民党革命成功，可以说‘党在国上’，其他的党革命成功，当然亦可以说‘党在国上’。这当然成了持续不断的‘党天下’。”这番论述，与二十七年后储安平因之获罪的“党天下”论前后呼应。
右派
1957年，七月一日，毛泽东亲自撰写的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批判文汇报为资产阶级右派充当“喉舌”，指控民盟和农工民主党“反共反社会主义”，指责章伯钧与罗隆基为“章罗同盟（后被称章罗联盟）”。有趣的是，章伯钧与罗隆基关系形同冰炭，在民盟可谓无人不知。罗隆基对此的反应，是跑到章伯钧门前大声责骂，并以手杖击地，折成三段，拂袖而去。然而，在此后共同被批斗的题字里，罗隆基与章伯钧成为无话不谈、推心置腹的朋友。
命运
1922年春天，浦薛凤曾和罗隆基直言相互较量性格，并预卜前途。罗隆基说：“逖生，你有你的才识，但只是一个书生，不够现实。除非你改变作风，恐你成为一位政治理论家而非政治实行家。”当罗隆基要浦薛凤对他直言批评时，浦含蓄地说：“努生，我只觉得你读‘子’书多于‘经’书，你喜欢‘法’家甚于‘儒家’。盼你将来官运亨通，但慎防宦海风波。”罗隆基的最后结局，终于被他的同学言中了。
情史
罗隆基的发妻张舜琴是英国留学生，是新加坡华侨资本家张永福的千金。张舜琴本分朴素，喜清静，不爱社交，是基督教徒，与罗的性格迥然不同。罗隆基留学美国期间，因为要著博士论文，远赴英伦搜集材料时结识了张小姐。他的岳父张永福是一位同盟会会员，曾任广东国民政府参事、广州中央银行总行副经理、汕头市长等职。后任汪伪政府中央监察委员及国府委员。他少年失学但勤学自修，尚能作诗写文，晚年还自费印过一册诗集《觚园耶许声》。张永福也是新加坡最有名的历史胜迹的晚晴园的主人。张舜琴当年还写过一部《杨贵妃》的英文作品，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她在暨南教英文时，也是采用这部书作课本的。
潘大逵曾回忆罗隆基和张舜琴：“清华同学对他们的结合颇感惊异，当他们在伦敦时，清华同学何浩若等数人曾到他家拜访，几位清华老同学不禁显露出少年时代那一派吵闹不拘形迹的作风，惹得罗妻大为不满。大家都预料到他们的婚姻一定不能维持长久。不幸而言中，回到上海不久，果然他俩便宣告离异了，后来罗就与王右家结了婚。”
第38节
关于罗张夫妇的不睦，罗的学生沈云龙介绍说：“罗先生和他的夫人张舜琴似乎琴瑟并不调和，常常双双请假，过几日便见罗先生面部带着纱布绷带来上课，同学们常背后窃笑，这样经常吵架的夫妻生活，自难维持长久。”罗的朋友李璜，则把罗张夫妇的不睦，单纯地归结为个人原因：“那个时候，老罗正在与他的太太闹离婚，他太太也是留美学法律的，在上海光华大学教书，对老罗的浪漫，大概管束太严，因此小两口常常打架，闹得学生们都知道了，传为笑谈。”
在王右家之前，罗隆基还爱上了徐志摩的前妻张幼仪。罗隆基为了接近张幼仪，刻意伪装成张幼仪大哥张君劢的信徒，加入国社党。不料张幼仪早已心如死灰，对他毫不寓目。罗失望之余，怀疑是因为自己有发妻的缘故，遂决心摆脱，却又不甘心付赡养费，于是每天对发妻长舜琴大打出手。张小姐本是弱不禁风的千金小姐，哪里经得起拳脚，自然也只好下堂求去了。然而张幼仪仍对他冷若冰霜，好在他也不是之矢靡它之人，不久就跟漂亮的王右家小姐同居了。
王右家的母亲与曹禺的母亲是干姐妹，而曹禺的好友章靳以曾追求王而不得，曹禺的第一任妻子郑秀，也说过“靳以人大气，老实，在女中教书，后被王背弃，为此精神上大受刺激，整天咒骂女人，发誓决不再娶妻子，曹禺还劝靳以要娶也不要娶这种女人”。曹禺名作《日出》中的陈白露即以王为原型。对于罗隆基和王右家的风流韵事，田本相《曹禺传》里的说法是：“见过她的人都说她长得很漂亮，没有多么高的文化，但举止却落落大方。当时，她和《益世报》的罗某某同居了，罗某某去南开大学讲课，王小姐也跟着他坐汽车去，她的风流艳事在文化界流传着，她的打扮、风度都使人刮目相看。但她却不是交际花。”把王右家当作陈白露的生活原型之一的曹禺，对于王右家的描述更具权威性：“这个女人，长得漂亮极了，跟我的一个朋友很要好。后来这女的上了大学，又到美国去留学，回来之后，跟一个有妻子的报社总编辑搞在一起，这样的一个人物，使我想起社会上许多这一类的人，觉得非把她写出来不可。但是真的坐下来写之后，陈白露又不是原来那个女人了，许多情节都不一样”。
关于罗隆基与王右家的结合与离异，浦薛凤在《忆清华辛酉级十位级友》中曾有所交待：“1936年春季，清华大学举行廿五周年校庆，予正在母校执教，邀请回校之辛酉级同学，有高长庚兄偕其长女、罗努生（罗隆基）偕其女友王右家参加，是晚予妻佩玉与蔡旭岚（可选）之夫人张镇巽女士，在大礼堂各项游艺节目中，彩排梅龙镇，……此次是予与佩玉初次遇见右家。抗战期间努生与右家失和，势将破裂。右家坐在昆明停留片刻之飞机上，并未下机，而努生预知其行将到达，认为必定下机可在机场晤面，不料右家躲在飞机里面，始终未曾下来，遂使努生失之交臂。此一经过，系梅师母（梅贻琦夫人韩咏华女士）亲口面告笔者与（王）化成。盖梅师母受努生之恳求，亲由昆明飞到重庆代向右家劝解，预期电知吾俩，故同到珊瑚坝机场迎接。随即送往嘉陵江对岸汪山附近之郭（泰祺）公馆。便事实已到无可挽回地步。嗣后，努生亦到重庆，不时聚餐晤谈”。于是抗战间王右家与罗隆基离婚，抗战后与已故阮玲玉的丈夫唐季珊结婚，后来去了美国。
罗隆基则转而与彭德怀的内姊浦熙修恋爱，浦熙修当时四十二岁，和经济部华中矿务局副局长、素有“好人”之誉的袁子英结婚十多年了，有两女一子。她和罗隆基的接近，还是在重庆作《新民报》采访主任时。那时民盟在政治舞台上相当活跃，罗隆基又是政治红人，浦因采访之便和罗一见倾心。袁子英早就知道罗和浦之间的关系，但是为了名誉地位关系，不愿伤面子。据说他几次要子女辈环跪浦氏膝前，苦苦泣谏，但终无法挽回。
一九四七年十一月间，南京突然宣布“民盟”为非法组织。民盟大部分要员开始远走高飞。但罗隆基却一直留在南京，不是他不肯走，而是当局想请他上杭州。那时由张群出面，替他在西子湖边租妥了一幢小房子。他离京的日子定在十一月二十日左右。十九日晚上，他约了爱人浦熙修话别。罗浦间艳事风传已非一日，那晚浦小姐如约前往，两人在梅园新村民盟总部会面，离情万千，却不料被浦的丈夫袁子英探悉，急忙驱车赶到。那天民盟内部因罗隆基即将离京，所以把所有的传达侍役辞退了。袁赶到门口，也没有人拦阻，便一直撞开内室，盛怒的袁子英上前就给罗浦二人一记耳光。罗浦也不示弱，联合向袁反击。后来这一出全武行的悲喜剧，还是附近的警察调解而平息。这桩桃色纠纷，当年的确颇喧腾一时，袁子英向人表示：事已如此，他决定延律师和浦正式离异；而浦也宁愿“为爱情死，不愿收礼教束缚。”
罗隆基被打成右派后，与罗隆基同居十载的女友浦熙修也站出来揭发罗隆基，她的发言稿的题目是《罗隆基是只披着羊皮的狼》，揭发的内容中不乏她和罗的床第之语。罗隆基对此很是伤心，在和章伯钧的谈话中一而再、再而三地提到浦熙修，表情伤感，语气也伤感：“你们可知道，浦熙修为了自己生，不惜要我死呀！把床笫之语，也当做政治言论，拿到大会上去揭发……”
罗隆基在西南联大任教时，联大的女生，凡是稍有姿色而家道素丰的，都被他追求过。有一次，他从圆通街经过，看到一个美貌少妇，被她的姿色迷住了。他紧追不舍，一步一步跟随着，并且沿途向路人探询她的住处。这位少妇在无可奈何之下，只得走进街口一个小铺子去买花生米，想借买花生米逗留一阵，待罗走过去，也就算了。想不到他也追进小铺子里，从后面伸手替她付款。这样一来，两人当时便发生口角把事情闹大了。这位少妇控诉到昆明地方法院去，她的丈夫也是某大学教授袁某。地方法院开庭的那天，听审的人，人山人海，挤得水泄不通。那天罗隆基没有出庭，由他的律师代理，又恰巧袁太太听觉不好，法官审问时有些听不清楚，她便索性把罗隆基跟踪追随起，到小铺子买花生米，源源本本完全吐露了出来。当时罗隆基的代理律师，似乎也无法为罗声辩。唯一辩护的理由，就是：“罗太太是非常漂亮的，罗先生不会在外搅七捻三，寻花问柳的。”后来这段公案，由另外几位大学教授出面调停，才不了了之。但是那个小铺子的花生米却因此名声大噪，每个游公园、看电影的人，几乎人手一包，美其名曰“罗隆基花生米”。
1957年时，史良第一个站出来炮轰章罗。1965年，罗隆基逝世，他的日记和情书都被收走，里面也有史良的。1966年冬天，红卫兵拉章诒和去批斗。章去后发现自己是陪斗，史良才是主要批斗对象。红卫兵们将史良当年写给罗隆基的情书当面宣读，质问他们是什么关系。史良直起腰说：“我爱他。”
罗隆基的女朋友还有刘王立明。罗隆基和史良约会，忘了老相好刘王立明的生日，赶紧跑到她家。看见刘王立明坐在地板上拿剪刀在剪一块衣料，“我走近细看，才发现她在流眼泪，而那块衣料是我去年送她的生日礼物。”罗隆基想把她扶起来，但她不肯起来。罗隆基只好也坐在地板上陪刘王立明，看她把衣料全部剪成一绺绺细条。
对能做罗隆基女友而感到光荣的，只有一个杨薇。她是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一名演员。一次聚会，《一片青山了此身——回忆罗隆基》的作者章诒和与杨薇见面时，问她是否介意自己在写罗隆基的文章中提到她，杨薇这样回答：“不，我很高兴。”夕阳下，春风里，她的优雅从容，让章诒和异常感动，也永远记得。
爱上过罗隆基的还有康有为的外孙女罗凤仪。罗凤仪一生未婚，会六国语言，但罗隆基对罗凤仪却并不爱恋。一日，罗隆基打来电话给章伯钧，只说了句：“伯钧，不要出去，我要马上过来。”电话弄得章伯钧很紧张，不知出了什么事。原来前一天是罗隆基的生日。他上午接到罗仪凤的电话，说有礼物送上。下午，从一辆汽车里端出四大盆花和一个蛋糕。罗隆基把蛋糕盒子揭开，呆住了：上面的奶油图案是一支丘比特箭连着两颗心，心是红色的，另附一封英文信。罗隆基收下礼物，怎么也不敢给罗仪凤回话，于是赶紧向章伯钧讨计策来了。
第39节
在与罗仪凤的关系陷入低谷的时候，罗隆基还真的闹了一场恋爱。在一个舞会上，他结识了一个风韵多姿的中年妇女。很快，他俩成了舞伴和牌友。到了周末，便同行同止。每次约会，一般是罗隆基给她写张便条，托专人送去。彬彬有礼，措辞谦恭。处得久了，人也熟了，罗隆基写条子，态度就亲昵随便起来，他们的约会也不止是跳舞、打牌。一次，那位中年妇女在接读条子的时候，被自己的兄长察觉，一把抓了过来。这位兄长是位非常著名的科学家，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当其发现条子的落款竟是罗隆基三个字，顿时勃然大怒，喝令妹妹不得与大右派往来。她吓坏了，流着眼泪恳请罗隆基忘掉自己。罗隆基特地从政协叫了车，找到了科学家，郑重相告：“今日以前，我与令妹不过是朋友；此刻，我与她在恋爱；将来，我与她是夫妻。──我是右派，我也是公民。无人可以剥夺我的权利。”言罢，不等科学家开口，即转身离去。科学家也不甘示弱，却想不出良策对应。他找到了周恩来，请总理出面“摆平”。罗仪凤听说后，伤心落泪至黄昏。
后来，罗仪凤对章诒和说：“如果他（指罗隆基）向我求婚，我也是决不嫁的。”章诒和问她为什么，她说：“我嫌他脏，肮脏。”
评说
对于罗隆基的评价，罗隆基的朋友梁实秋最为中肯，他说罗隆基是“固定偏左的自由主义者”，即是比较倾向中国共产党。当时罗隆基在早年朋友当中已是一个很有争议的人物，作为他的朋友，梁实秋对他的变化也很不以为然。他曾直率地说：“我曾和罗隆基开玩笑，我说他是才高于学，学高于品。这话虽是有意挖苦他，其实也正是我的意见。”
罗隆基去世后，章伯钧说罗隆基是“才如江海命如丝”。
章伯钧说：“罗隆基是一个好的在野党议员，但是是一个蹩脚的在朝党部长。”
章诒和说罗隆基：“父亲（章伯钧）说他爱向女性献殷勤，看来是一点也没有冤枉他。但是，他的殷勤献得来如此自然自如又自在，我觉得这简直就属于是一种天性了。”
一九一九年，罗隆基最早点燃清华园“五四”之火的，被李大钊赞誉为：“一个江西粗布土衣的学生把清华园掀开了。”
同为清华校友的潘大逵，对罗隆基尤为推崇：“他是清华的一个高材生，中英文俱佳，中文尤为擅长，能写作，善辩论，得过清华国语演说比赛第一名。他颇有领导才能，是个才华横溢的政治家。”
罗隆基的朋友们劝他“多做点学问，少骂点国事”，有人批评他祗知“骂党骂国，却不知国家于外患内忧下的艰难”，并告诉他国民党对他“欲骂而优则仕”的行径，早已看得清清楚楚。他的同窗好友闻一多就曾写信给他，严厉地指责他是封建的“求仕进”孽根未除：“历来干禄之阶，不外有二途。一曰正取，一曰逆取。胁肩谄笑，阿世取容，卖身投靠，扶摇直上者，谓之正取；危言耸听，哗众取宠，比周谩侮，希图幸进者，谓之逆取。足下盖逆取者也。”他对自己这位同窗可谓一言而入骨。
《胡适日记》中也就有了关于罗隆基的一段经典评估：“今晚看晚报，始知罗隆基主持社论的天津《益世报》受党部压迫，封锁邮电，故今日的报不能发行，晚上罗君来谈，说他已辞职了。我们谈了两三个钟头。罗君自以为受国民党的压迫，故不能不感到凡反对国民党之运动总不免引起他的同情。此仍是不能划清公私界限。此是政论家之大忌。”
1986年10月24日，在北京召开了一个由民盟中央主办、专为缅怀罗隆基的隆重纪念会。当时的中央统战部部长阎明复在会上作了讲话：“今天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在这里举行座谈会，纪念中国民主同盟的创建人和领导人之一，著名的爱国民主战士和政治活动家罗隆基先生诞辰九十周年，缅怀他对我国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事业作出的贡献。我代表中共中央统战部，向今天座谈会的主办者———中国民主同盟致意，并向罗隆基先生的亲属表示亲切问候……”他详略得当、也感情相宜地历数了罗隆基的生平。最后说：“纵观罗隆基先生的全部历史和全部工作，总的来说，他是爱国的，进步的，为我们民族和国家做了好事，是值得我们纪念的。”
在86年民盟中央召开了“纪念民盟创建人、著名爱国主义战士和政治活动家罗隆基诞辰九十周年座谈会”上，千家驹的即兴讲话。他坦言，从前自己一向看不惯罗隆基，所以反右时很积极。“大德不逾闲，小德出入可也。”如今，才认识到罗隆基在大节上，始终是没有错的。为此，他一直愧疚……
吴宓说罗隆基不大忠厚。
储安平说罗隆基“德不济才”。储安平说：“大约在1937年春天，我那时在伦敦读书，罗隆基担任北京《晨报》社长，他托人要我给北京晨报写欧洲通讯，我在英国读书生活很苦，所以愿意写些稿子，得些稿费来支持自己的读书。当时我给北京晨报写了四五篇通讯，但始终没有收到罗隆基的复信，也没有收到一分稿费，在当时我那样困苦的情况下，罗先生这样做人，是伤害了我的感情的，但这件事我从来没有提起过。”储安平给罗隆基晨报的稿子，都被发表了。
80年代，民盟中央为罗隆基举行的90诞辰座谈会，梁漱溟是最后几位要求临时发言者之一。他已92岁的高龄，没有稿子，吐字清晰，讲了十多分钟。他一开头就说，大家都在缅怀他，先头的好几位都谈及他的贡献，他的优点，听下来大体都是事实。但我以为，作为老朋友，也不妨缅怀时提及他的一些短处。人无完人，他也不能例外。在我数十年的交往接触中，甚至觉得他的短处弱点也是十分明显的，而且一直改进不大。我说的是他常常过多地想到个人的得失，有时扩大到难以驾驭的地步。比如1957年他当了右派，他是不是真的够右派，这暂且不说，说的是他在1957年的举动，正是他个人弱点的一次暴露，他吃了这个亏。如果不是他身上的利欲所致，怕不至于这样忘乎所以吧。在1957年反右派开始后，许多人都在说他这个人一无是处的时候，我心里却念及他也为国家民族做过不少好事，因此我一句话也没有说。在今天大家都在念及他一生所做的种种好事时，我却觉得应该提一提他的短处，他的弱点，他的不足。我以为这才是完整的他，也可以从此完整地看到每一个人的自我。我的话可能与各位不合拍，但坦然陈言于故人，为老友，也为自己，当不会有错。
归去
罗隆基死于心脏病突发。据说，白天他还给相好的女人打过电话，晚上又请别人吃饭，夜里老病突然发作，想叫人来救助，伸手去按床头的小铃，只差半尺的距离，就断了气。他死去的时候，头上还戴着“右派分子”帽子，没有举追悼会。
罗隆基无妻又无后，他的弟弟与侄子继承了他的财产：拿走了他全部的字画；卖了所有的青花瓷器；接手了数千元的现金；兑换了从前的美国朋友送他的六百元美钞；大概他还留有极少量的黄金。叔侄俩把他的书籍捐给了民盟中央，独独甩下骨灰──罗隆基的骨灰，走了。文革中，罗隆基的骨灰先是暂存在火化场，以后，又在十年动乱里被冲得不知去向。
九、蒋梦麟
对北京大学校史素有研究的北大教授陈平原说：“在历史学家笔下，蔡元培的意义被无限夸大，以至于无意中压抑了其他同样功不可没的校长。最明显的例子，莫过于蔡元培早年的学生蒋梦麟。”
忧国
蒋梦麟小时曾作文让日文教师中川指教，里面提到“中日同文同种”的话，但他的日文老师笔下绝不留情，中川随笔批道：“不对，不对，中日两国并非同种，你的国将被列强瓜分，可怜，可怜！”当天晚上，小蒋梦麟为国家的前途流泪不已。
1907年7月，徐锡麟、秋瑾在安庆起事，壮烈牺牲。原本可能一同去安庆革命的蒋梦麟没去安庆却到了日本，“在一个展览战利品的战迹博物馆里，看到中日战争中俘获的中国军旗、军服和武器，简直使我惭愧得无地自容……兴高采烈的日本人提着灯笼在公园中游行，高呼万岁。两年前，他们陶醉于对俄的胜利，至今犹狂喜不已。”22岁的蒋梦麟“孤零零地站在一个假山顶上望着游行的队伍，触景生情，不禁泫然涕下。”如同为绍兴老乡的鲁迅，1905年在日本仙台医专留学期间，因痛感国人的不幸，决定弃医从文，以致力于用文艺改变国民的精神。而蒋梦麟同样认为国民需要改造，但他认为着手的应该是教育。因为，“强迫教育使（日本）国民的一般水准远较中国为高，这或许就是日本成为世界强国的秘密所在”。这也是他在日本一个月的观感。从此，蒋梦麟决定投身教育，期许教育改变中国命运。
1943年1月，蒋梦麟写信给胡适，谈战后北大的建设方针，附带也谈了一下自己的理想，说自己因家人有长寿传统，故估计自己还能活二十年，在这段时间里，他想做三件事，一是研究书法，二是办学校，三是写英文，目的是为了“使西洋能真正了解中国”，但是，若精力不够，就先去写英文。这所谓的写英文，就是他正在昆明的炮火下笔耕不辍的那本用英文写就的《东土西潮》。
在蒋梦麟生命的最后十几年里，他走出象牙塔，经常风尘仆仆地奔走在台湾的乡间小道上，据他自己说，台湾的每一个穷乡僻壤他都曾到过。蒋梦麟为台湾农村的复兴与发展身体力行，不仅受到台湾人民的爱戴，而且获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赞誉，1958年获得菲律宾政府颁发的“麦赛赛奖”。
治校
蒋梦麟初到北大时，北大有些教授认为蒋梦麟是江苏教育会黄炎培的人，担心江苏教育会对北大的野心而反对蒋的到来。初上台的蒋梦麟很低调，也很谦虚。一次出席教职员会议时说，他只是蔡先生派来按印子的，一切仍由各位主持。
第40节
1930年12月，蒋梦麟在辞去教育部长职务后，正式出任北大校长，此后直到抗战胜利，15年间，他始终是北大的行政负责人，是北大历史上掌校时间最长的一位校长。在此期间，针对北大“大度包容，思想自由”这两种著名“精神特点”所产生的“纪律弛，群治弛”两个缺点，他致力于“整饬纪律，发展群治，以补本校之不足”。
蒋梦麟自己说：“从民国19年到民国26年的7年内，我一直把握着北大之舵……一度曾是革命活动和学生运动漩涡的北大，已经逐渐变为学术中心了。”
上任之初，蒋梦麟即叮嘱文、法、理三学院的院长：“辞退旧人，我去做；选聘新人，你们去做……放手做去，向全国挑选教授与研究的人才。”蒋梦麟后来回忆说：“九一八事变后，北平正在多事之秋，我的‘参谋’就是适之(胡适)和孟真(傅斯年)两位。事无大小，都就商于两位。他们两位代表北大请到了好多位国内著名的教授。”在这段时间，一批旧教授离开北大，如著名史学家、时任北大历史系主任的朱希祖1932年辞职，改就广州中山大学及南京中央大学教授；1934年，国文系教授林损、许之衡被解聘。林损的被解聘当时闹得沸沸扬扬，林损写信大骂蒋梦麟和胡适，后来还把此事张扬到媒体，成为北大的一段“公案”。
蒋梦麟协助掌校期间还落实“选科制”改革——允许学生在规定范围内自由选择，修够学分即可毕业，不拘年限。“选科制”改革1917年在北大就已开始，1919年后渐趋成熟。北大在此项改革上也可算是开“风气之先”。1922年，北洋政府颁布新学制，明确规定大学采用这种制度。到西南联大之时，“选科制”已经十分完善。1939年考入西南联大，现年86岁的何兆武先生回忆说，他在联大七年一共读过四个院系，一年级读工学院，后来觉得不是自己的兴趣，就转到历史系，然后考了哲学系的研究生，因病休学耽搁功课后重考，这回觉得学哲学不太合适，又改行学外语。“转系很容易，写申请书，系主任同意就可以。一年级读普通课，学分都承认，所以转就比较容易。”何兆武说。西南联大学生当年转系十分普遍，诺贝尔奖得主、物理学家杨振宁，进联大时报考的是化学系，后来改读物理。
30年代北大教授依旧受校方极高礼遇。钱穆回忆可见一斑，“在北大任教，有与燕京一特异之点。各学系有一休息室，系主任即在此办公。一助教常驻室中。系中各教师，上堂前后，得在此休息。初到，即有一校役捧上热毛巾擦脸，又泡热茶一杯。上堂时，有人持粉笔盒送上讲堂。退课后，热毛巾热茶依旧，使人有中国传统导师之感。”
蒋梦麟一贯不主张学生参加政治运动，认为这是“中国的成年人和老人不肯出来负责任的必然结果”，而“未成年的一代人应该有安心求学的权力”。在蒋梦麟担任校长的7年里，北大只发生过一次值得记载的学生运动。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蒋梦麟与清华的梅贻琦等大学校长联名发表《告同学书》、《第二次告同学书》，提出“赤手空拳的群众活动只有荒废学业，绝非有效的救国方法”，希望同学们“马上复课吧！先尽我们的责任。”
蒋梦麟晚年在《新潮》一书中深情地回忆道：“著者大半光阴，在北京大学度过，在职之年，但知谨守蔡校长余绪，把学术自由的风气，维持不堕。”
悲悯
1920年5月4日，他曾和胡适联名发表《我们对于学生的希望》，态度很明白。他们表示学生运动是变态的社会国家里，政府太腐败卑劣，又缺乏正式的纠正机关所致。但他们认为单靠罢课作武器是下下策，希望学生注重学问的生活、团体的生活、社会服务的生活。一句话，就是希望学生以学业为重。
在蒋梦麟代理校长时，北京还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三一八”惨案，北大学生牺牲数人。蒋梦麟为此悲愤填膺。3月24日，北京大学全体教职员及学生在三院大礼堂开追悼张仲超、黄克仁、李家珍三烈士大会，由蒋梦麟主祭。蒋梦麟在大会上沉痛地说：“在我代理校长任内，学生举行爱国运动，不幸有此次之大牺牲，李、黄、张三生之死，就其各人之家庭言，均损失一贤子孙，其家属接此种凶耗，不知如何痛心；就国家社会言，损失如许求专门知识之良好学生，此种学生之培植，由小学而大学，殊不易易，将来即少如许有用之材；就同学方面言，大家亦损失许多互相切磋琢磨之朋友。任就一方面言之，均损失不小。我任校长，使人家之子损失许多互相切磋琢磨之朋友。任就一方面言之，均损失不小。我任校长，使人家之子弟，社会国家之人材，同学之朋友，如此牺牲，而又无法避免与挽救，此心诚不知如何悲痛！”蒋梦麟说到这里“汪然泪下”。接着，蒋梦麟对北洋军阀政府的暴行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他说：“处此人权旁落，豺狼当道之时，民众与政府相搏，不啻与虎狼相斗，终必为虎狼所噬。古人谓苛政猛于虎，有慨乎其言矣！”话未说完，蒋梦麟“不禁放声大哭，台下致祭者亦有相对痛哭者，一时全场顿成惨淡悲哀景象。”3月26日，校长布告：“本校定本月30日开学，因此次同学惨死，开学后停课一星期，以志哀悼。”
1937年在长沙临时大学时，蒋梦麟、张伯苓、梅贻琦三位校长巡视学生宿舍，看见房屋破败，蒋校长认为不宜居住；张校长却认为学生应该接受锻炼，有这样的宿舍也该满意了。于是蒋说：“倘若是我的孩子，我就不要他住在宿舍里！”张却针锋相对地表示：“倘若是我的孩子，我一定要他住在这宿舍里！”梅没有表态。
困境
办学经费不足和政府拖欠教职员薪水是一件始终让蒋梦麟感到痛苦和困扰的事情。他在1920年的一次对北大全体师生的演说中就当众大倒苦水，原来，北大在上一年欠了一个建筑公司的巨款，对方来讨，蒋梦麟只能予以搪塞，后来建筑公司实在没办法，只得在中秋节前派人每天到蒋梦麟家里来讨债，蒋梦麟无奈，只好逃到西山以躲避他们。
1922年11月，在北大二十五周年校庆之时，他向全校师生许诺，一定要在第二年暑假建好图书馆，让学生在开学后有个地方看书。但遗憾的是，1293年9月初，当学生们暑假后从全国各地赶回来上学时，却连图书馆的影子都没看见，蒋梦麟在北大开学仪式上，也只得向大家道歉，原因很简单，北洋政府已经八个月没有给北大发放办学经费了。当年办学的不易，可见一斑。
蒋梦麟在代理校长期间经常为校内外发生的事情所困扰。他感叹道：在那时候当大学校长真伤透脑筋。政府只有偶然发点经费，往往一欠就是一两年。学生要求更多的行动自由，政府则要求维持秩序，严守纪律。出了事时，不论在校内校外，校长都得负责。发生游行、示威或暴动时，大家马上找到校长，不是要他阻止这一边，就是要他帮助那一边。每次电话铃声一响，他就吓一跳。他日夜奔忙的唯一报酬，就是两鬓迅速增加的白发。蒋梦麟的这些感慨，是他在代理北大校长期间的切身体会，也是当年大学校长的心理写照。
1943年12月，在西南联大蒋梦麟写完《西潮》后，写信给正在美国担任大使的胡适，希望胡适能帮忙校正书中的错误，顺便也谈起自己写这本书的想法，一是想找点事做，二是希望能养家糊口，他的五个小孩都在学校读书，靠他和妻子挣钱养活，所以，“如能摸几文钱，使我全家的灵魂不与体魄分离，已是意外的收获了”。
在西南联大时，生活非常困难。费正清说，有一天“蒋梦麟于午饭前到我这儿来，我告诉他联合援华会遭受惨败之事。从外表看，他颇象梅贻琦——个子很高，身材消瘦，举止优雅，不过，他是个理智胜过情感的人。他们作为昆明高校的两位领袖，都是以其苦行僧形象著称的，是给人以深刻印象的人物。蒋梦麟近来没有为北大做什么。他已困难到山穷水尽，唯靠典卖仅剩的衣物书籍而维持生活，他的夫人现在正在设法寻找工作而他自己则回到昆明去担任中国最高学府的校长。跟梅贻琦相比，蒋梦麟的经济境况还稍胜一筹。梅夫人化名找到一个工作，结果被发觉，只得中辍。”
自谦
去台后，在某次北大周年纪念时，傅斯年在演讲中称：“孟邻先生学问比不上孑民（蔡元培）先生，办事却比蔡先生高明。”而他自己学问比不上胡适，办事却比胡适高明。蒋梦麟听后笑言：“这话对极了。所以他们两位是北大的功臣，我们两个人不过是北大的‘功狗’。”
蒋梦麟晚年在回忆北大的学术自由以及蔡元培、陈独秀、胡适和鲁迅兄弟以后，曾谦虚地说：“有人说北京大学好比是梁山泊，我说那么我就是一个无用的宋江，一无所长，不过什么都知道一点。因为我知道一些近代文艺发展的历史，稍有空闲时，也读他们的作品，同时常听他们的谈论。古语所谓‘家近通衢，不问而多知。’我在大学多年，虽对各种学问都知道一些，但总是博而不专，就是这个道理。”
识见
第41节
蒋梦麟5岁多就进了私塾，由于痛恨那种死板的读书生活，曾经逃学回家，并发誓要杀了先生，烧毁私塾。他说，如果没有“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等名言警句的激励，他早就跑到上海经商去了。因此他认为：“理想、希望和意志可以说是决定一生荣枯的最重要因素。教育如果不能启发一个人的理想、希望和意志，单单强调学生的兴趣，那是舍本逐末的办法。只有以启发理想为主，培养兴趣为辅时，兴趣才能成为教育上的一个重要因素。”
蒋梦麟认为：“师资不尊，不足以言重学术；待遇不丰，不足以言志；故崇教授之座位，而厚其俸给，二要也。”这其中，还须有一个最根本的制度保障，那就是“研究学术而有所顾忌，则真理不明；故保障学术自由，三要也”。
在美国留学的9年里，蒋梦麟深刻体会到：“对本国文化的了解愈深，对西方文化的了解愈易”。
“五四”运动中，学生的表现日益激进，胡适和蒋梦麟乃联名发表《我们对于学生的希望》，文中写道：“荒唐的中年、老年人闹下了乱子，却要未成年的学子抛弃学业，荒废光阴，来干涉纠正，这是天下最不经济的事！”
1919年，留美归国的蒋梦麟，与杜亚泉因为“何谓新思想”这一问题，发生两个来回的论战。杜亚泉说：“现时学时髦的人，对于旧习惯，不论是非善恶，都主张推翻，说这个就是新思想，所以‘张冠李戴’‘卖狗插羊’等徽章，是鄙人赠送一般假冒新思想的人。”蒋梦麟则说：“我说现在的‘新思想’是指一个向进化方面走的态度……求新思想的劈头一斧，就是改变我们对于生活的态度。”
对“五四”这一段历史，蒋梦麟说过这样总结性的话：“五四”以来的文学革命，增强了人民对于社会与政府的不满，为国民革命军铺了一条胜利之路……其后之革命文学，因为“共产党善于利用，也为共产党的策略和主义铺了一条成功之路”。
蒋梦麟说：“我在大学中搞了几十年，经过许多风潮，发现了一个规律：一个大学中有三派势力，一派是校长，一派是教授，一派是学生，在这三派势力中，如果有两派联合起来反对第三派，第三派必然要失败。”
1959年，蒋梦麟因在台湾提出节育人口的主张，遭立法委员及舆论的围剿，甚至有“杀蒋梦麟以谢国人”之口号。这位前北大校长在记者招待会上公开表示：“我现在要积极地提倡节育运动，我已要求政府不要干涉我。如果一旦因我提倡节育而闯下乱子，我宁愿政府来杀我的头，那样在太多的人口中，至少可以减少我这一个人！”（同年，海峡对岸，时任北大校长的马寅初在一片批判声浪中发表《我的哲学思想和经济理论》，呼吁控制人口增长、提高人口素质。此文有一篇“附带声明”，其言铿锵：“我虽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枪匹马，出来应战，直至战死为止！”）
坚韧
某日下午，日军胁迫蒋梦麟去“会谈”，蒋梦麟深知其中的危险，但他正义在胸，毅然独身前往。面对侵略者的淫威，蒋梦麟毫不妥协，经过一番紧张的较量，他终于离开日本兵营，在暮色苍茫中平安地回到了北大。第二天，国民党在华北的领导人宋哲元派了一位军官来劝蒋梦麟离开北平。但蒋梦麟继续留在北大，同广大师生一起机智地与日军周旋，在一段时间里，使北大免遭日军的侵扰，暂时稳定了教学秩序。
蒋梦麟在代理校长期间，军阀混战连绵不断，学生运动风起云涌。办学经费严重短缺。北大经费困难时，蒋校长一力担当，鼓励众人：“至少也要维持北大的生命，决不让他中断。”1923年，北京“八校因政府积欠经费九个月，同仁生计困绝无法维持，学校本身尤岌岌不可终日。”因此，八校教职员全体大会于同年11月9日议决：“必须10日拿到30万元，不然就关门。”蒋梦麟在会上就筹划经费的情况作了报告。北大召开教职员全体大会，议决若政府不兑现拨款，则关门了事，蒋校长沉痛发言：“如果主张关门，自无用说；若大家仍要维持，我虽则能力已尽，但是为着本校的维持，我仍旧愿负这责任，虽生死以之可也。”表明了他要把北大维持下去，勇挑重担的坚定态度。蒋梦麟这种高度负责的精神，感动了北大的教职员。最后，大会以“本校校务仍旧维持外，其他事件仍与各校以同情之合作”付表决，获大多数通过。北大不至于关门。
蒋梦麟等人到长沙后，南开的张伯苓和清华的梅贻琦还没有到。有人怕三所大学在一起会产生同床异梦的矛盾；有人甚至说：“假使张、梅两位校长不来，我们就拆伙好了。”听到这话，蒋梦麟声色俱厉地说：“你们这种主张要不得，政府决定要办一个临时大学，是要把平津几个重要的学府在后方继续下去。我们既然来了，不管有什么困难，一定要办起来，不能够因为张伯苓先生不来，我们就不办了。这样一点决心没有，还谈什么长期抗战。”
不争
凡是遇到与清华争利益时，蒋梦麟总是选择退让。钱穆在《回忆西南联大蒙自分校》中叙述了一段故事：一日，蒋梦麟从昆明去蒙自，北大师生集会欢迎。多位教授在聚会上抱怨联大的种种不公平，如文学院院长常由清华冯友兰连任而不轮及北大。钱穆发言表示，日后胜利复原，各校仍是独立的，今日危难时期不要相争。蒋梦麟听后立即说“今夕钱先生一番话已成定论，可弗在此题上争议，当另商他事。”各教授都无言。
“蒋梦麟在西南联大时的不争，成就了西南联大。如果争的话，就成西北联大了”，马勇这样评价蒋的“无为”。西北联大1937年9月在西安成立，由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北洋工学院和北平研究院等组成，不到一年就分崩离析。在马勇看来，蒋梦麟的不争，更多的是因为知识分子的顾全大局而不是性格所致。“蒋梦麟是一个很固执的人，绝不人云亦云。”
纯厚
1916年陈独秀担任北大文学院长，极力推动文学革命。蒋梦麟与陈独秀尽管政治主张不同，相处得倒也不错。他俩都是前清的秀才。秀才有两种：一种是考八股时进的秀才，称为八股秀才；八股废掉后改考策论，称为策论秀才，好象也没有八股秀才值钱了。蒋梦麟在回忆文章中写道：有一次陈独秀问我：“唉！你这个秀才是什么秀才？”“我这个秀才是策论秀才。”他说：“那你这个秀才不值钱，我是考八股时进的八股秀才。”我就向他作了一个揖，说：“失敬，失敬。你是前辈老先生，的确你这个八股秀才比我这个策论秀才值钱。”在蒋梦麟看来，陈独秀“为人爽直，待朋友很好”，这一点很对蒋梦麟的脾气：“我们两个人，有一个相似的习惯，在参加筵席宴会的时候，一坐下来，我们总爱把冷盘或第一、二道菜尽量地吃，等到好菜来时，我们已经吃饱了。所以大家说笑话，称我们这两个急性子，‘同病相怜’。”
尽管陈独秀和蒋梦麟“同病相怜”的朋友，后来在政治道路上南辕北辙越走越远，但当陈独秀遇到危险时，蒋梦麟还是毫不含糊地救了他。有一天，蒋接到警察厅一位朋友的电话，说：“我们要捉你的朋友（指陈独秀）了，你通知他一声，早点跑掉吧！不然大家不方便。”蒋梦麟便赶紧和一个学生跑到陈住的地方，叫他马上逃走。于是由李大钊陪他坐了骡车从小路逃到天津。为什么要李大钊陪去呢？因为李大钊是河北人，会说河北话，路径又熟。他们逃到山中一个古庙，李大钊写了一封信给蒋，说：“夜寂人静，青灯如豆。”
“文革”结束后首都博物馆的一次展览展出了一张清单，那是李大钊牺牲六年之后为其营葬的捐款名单，读之不禁大吃一惊：李大钊去世后停灵六年无法安葬，当时李大钊遗孀赵纫兰携子女从故乡返回北平，只好求见烈士生前友好也是北大同人的胡适、蒋梦麟、沈尹默、周作人等，哀求彼请求北大代为办理安葬事宜，时任校长的蒋梦麟慨然允诺。当时的葬礼分为三种：国葬、公葬和民葬，国民党统治的时代对李大钊的葬事当然谈不到给予“国葬”，民葬，李家又无力承担，只得公葬（又分为厚葬和贫葬两种）。北大同事感李大钊之事迹，相与发起厚葬，这发起人的13人中，有蒋梦麟、胡适、沈尹默、周作人、傅斯年、刘半农、钱玄同、马裕藻、马衡、沈兼士、何基鸿、王烈、樊际昌等，每人捐20元，后梁漱溟等各捐50元、马叙伦等各捐20元、李四光等各捐10元，外地故友闻讯捐助者，上海如鲁迅，捐了50元，国民党一些派系的要人也出钱捐助，如汪精卫一人就捐了1000元，陈公博300元，戴季陶100元，他们或与烈士生前系“同志”（陈公博曾是中共“一大”的代表、戴季陶则曾参与了中共的创建），或曾是“盟友”（汪精卫则是国共合作时的国民党“左派”领袖），这些善款都由北大会计科代收。李大钊后来安葬在北京的万安公墓，那是蒋梦麟校长出面购置的墓地（并为烈士的夫人预购了穴地），墓碑则由刘半农撰写。
第42节
叶公超说：“我的朋友中，脾气好的人也不少，但对于仆役等最客气，而且从来不发脾气的，我想只有孟邻（蒋梦麟）一个人。记得我们初到长沙去组织临时大学的时候，我们合用一个宝庆的老兵，因为语言关系，往往词不达意，我是一个性急的人，孟邻先生看见那位宝庆的同胞做错了事，或者是所做的刚好与我们的意愿相反的时候，他的反应总是发笑，我却在着急。纯厚，同情，宽容是他的本性。”
1933年蒋梦麟以“不交学费”为由，开除了9名“左”倾学生。奇怪的是这些被开除的学生后来都收到了一封匿名同情信，信中还附有一张三百大洋的支票。千家驹后来回忆说，“我至今不明白这钱是谁送的。”这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学生们分析，共产党想送，没钱；社会上好义之人想送，也不知被开除学生的姓名和地址。千家驹说：“我判断这是蒋梦麟校长耍的两面派手法。蒋一面开除学生，一面又怕他们留在北京铤而走险，对他发生不利行动，干脆花一笔钱叫他们早早离开。果然，九位同学得了钱后，有的东渡日本，有的去了德国，各奔前程去了。”
许德珩、侯外庐和马哲民三位当年是北大的左派教授，在对待学生运动问题上与蒋梦麟尖锐对立，有怨在前。但“七-七”事变后他们被国民党政府逮捕，蒋梦麟毅然与胡适联手，多方奔走，终将他们营救了出来。
日本投降后，周作人被捕，1946年7月19日，南京政府首都高院对周作人第一次公审。周作人在辩诉状中称：“学校南迁，教授中年老或因家庭关系不能随行者，有已故之孟森、冯祖荀、马裕藻及被告四人，由校长蒋梦麟特别承认为北大留平教授，委托保管校产。”当时周作人被称为“巨奸”，“国人皆曰杀”。胡适为周作人作证，社会舆论就谴责他为汉奸洗刷罪名；为周作人辩护的律师王龙也一度被控汉奸嫌疑，但蒋梦麟专门为此事出具了证明。8月13日，首都高等法院院长赵琛致函蒋梦麟，函云：因蒋梦麟出具证明文书未填年次，“是否即为台端手笔，无从悬揣。兹为慎重起见，相应函请查照，即希据实见复，以凭核办。”次日，蒋梦麟复赵琛函，再次确认上述事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