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也频遇难后，沈从文以“夫妻”名义陪伴丁玲回湖南，把胡也频与丁玲的孩子交给丁玲的母亲带养。1933年，丁玲失踪（过了好久，才知是被捕），沈从文多方呼吁，八方打听，还多次文提醒各方对此事件的关注和重视，不久误传丁玲被害，悲愤之余，沈从文继胡也频遇害后作了四万字的《记胡也频》，又创作了十一万字的《记丁玲》。後来才得知丁玲是被国民党软禁在南京，沈从文闻信，携著新婚妻子张兆和，带著丁玲儿子的相片，探望丁玲。然而这样深厚的友情，最终反目。
第28节
反目的原因，从丁玲的这段话中，大概可以看出来：我被捕后，有一年沈从文又到了常德。有两个文学青年，也是他的崇拜者去看他，并告诉他我母亲在常德，问他要不要去看望。他说没时间了，不去了。这两个青年很气愤，将情况如实告诉了我母亲，认为他太不够朋友了。等到后来我母亲将这一情况告诉我之后，我也很生气，这叫什么朋友？建国前夕，我回到了北京，雪峰同志告诉我，我被捕后，他曾找到沈从文，恳求他出面保我出狱，一切费用由党负担，但却遭到了沈从文的断然拒绝，他表示不能插手这件事了。这就说明，沈从文怕得要命。而他写什么《记丁玲》，好像和我友谊多么深厚，纯粹是伪君子。通过这两件事，我实在不愿再理他了。但是，我还是和陈明一起去看了他一趟。当时，他很害怕。我们告诉他：共产党不会杀你的，怕什么？
然而，事实并非如丁玲所说，丁玲被捕后，沈从文写下第一篇关于丁玲被捕一事的文章——《丁玲女士被捕》，6月4日，又写出《丁玲女士失踪》，文章先后发表在《独立评论》与《大公报》上。同时，他与蔡元培、杨杏佛、胡愈之、叶圣陶、郁达夫等38位文化名人向南京政府联名致电，要求释放丁玲与潘汉年。从胡适的日记中，也可以看到沈从文多次求助胡适，请胡营救丁玲。
1949年，沈从文去看望丁玲。此时，二人已经有天壤之别，一个是新中国最具影响力的女作家，一个是被左翼作家批驳的文人。据陪同的二儿子虎雏回忆，如同被一位相识的首长客气地接见，让他怀疑父母那些美好的回忆。张兆和带上的丁玲儿子的照片，只是被她不在意地放在一旁，同时淡淡地敷衍了几句他们的求助。
林斤澜回忆过一件小事：1960年第三次文代会期间的一个作家联谊会上，他同时见到了沈和丁。出来政治上的害怕，那时许多人都不与丁玲交谈，使她显得孤单落寞。只有老舍的几句问候使她显得格外兴奋。沈从文同以往一样坐在角落里不说话。但会后，在丁玲等公共汽车时，沈从文急急忙忙赶来，林此时不便太近，只是以一个小说家的细腻感受着。沈从文脸带笑容，关切地看着丁玲，热情地谈着什么。详情无法得知，但肯定在关心着丁的近况。丁玲始终板着面孔，眼睛不时望着别处，一扫同老舍说话时的兴奋劲儿，似乎不大愿意与沈从文交谈。后来，沈从文一个离开车站，走回家去。
1980年，丁玲发表了《也频与革命》一文，文中声称自己四、五个月前终于看沈从文写的《记胡也频》、《记丁玲》两文到这本书，她对沈从文在五十年前创作的《记胡也频》，作出了严厉的批评：“作者在书中提到胡也频和我与革命的关系时，毫无顾忌，信笔乱编……类似的胡言乱语，连篇累牍，不仅暴露了作者对革命的无知，无情……”甚至不惜漫骂：“贪生怕死的胆小鬼，斤斤计较个人得失的市侩。”
施蜇存肯定丁玲在南京时就见过此书，并知道早有人传言，丁玲对此书不满。
然而，直至辞世，沈从文都没有写出文章为自己辩护。
纯爱
沈从文写道：“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数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
沈从文爱过的那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就是他携手一生的妻子，张兆和。
张兆和的父亲苏州富商张吉友，除了拥有万顷良田，热心于结交蔡元培这样的教育界名流、投资教育事业，还因四个才貌双全的女儿而尽人皆知。后来，这个大户人家的二女儿张允和嫁给了颇有建树的语言学家周有光，三女儿张兆和则嫁给了赫赫有名的大作家沈从文。
沈从文和张兆和的结合应该感谢两个，一个是胡适，另一个是张兆和的姐姐张允和。
沈从文经徐志摩介绍，被中国公学校长胡适聘为教师。然而木讷的沈从文第一堂课就洋相百出，他万万没有想到在那些目睹他出洋相的女学生中，就有以后成为他夫人的张兆和。
在网上，一般把男性称为“青蛙”，这个创意来自于张兆和。当时，在中国公学上学的18岁的张兆和身后有许多追求者，她把他们编成了“青蛙一号”、“青蛙二号”、“青蛙三号”。二姐张允和取笑说沈从文大约只能排为“癞蛤蟆第十三号”。自卑木讷的沈从文不敢当面向张兆和表白爱情，他悄悄地给兆和写了第一封情书。
张兆和收到情书后，始终保持着沉默。后来学校里起了风言风语，说沈从文因追求不到张兆和要自杀。张兆和情急之下，拿着沈从文的全部情书去找校长胡适理论。
张兆和把信拿给胡适看，说：老师老对我这样子。胡校长答：他非常顽固地爱你。张兆和马上回他一句：我很顽固地不爱他。胡适说：我也是安徽人，我跟你爸爸说说，做个媒。张兆和连忙说：不要去讲，这个老师好像不应该这样。由于胡适的纵容，沈从文的情书轰炸得以继续。
1932年夏天，张兆和大学毕业回到了苏州的老家。沈从文带着巴金建议他买的礼物——一大包西方文学名著敲响了张家的大门，二姐张允和出来招呼了这位不速之客。弄堂很窄，张允和对站在太阳底下的沈从文说：你进来吧，有太阳。沈从文不进来，张允和就告诉他三妹上图书馆去了，不在家，让他进来等。沈从文听完说了声“我走吧”回头就走了。
张兆和回来后，张允和把她骂了一顿：你假装用功，明明晓得他今天要来。兆和说：我就是用功，哪晓得他这个时候来啊。张允和让妹妹大大方方地把老师请到家里来，张兆和终于鼓起勇气回请了沈从文。
心潮澎湃的沈从文回到青岛后，立即给二张允和写信，托她询问张父对婚事的态度。他在信里写道：如爸爸同意，就早点让我知道，让我这个乡下人喝杯甜酒吧。
张兆和的父亲开明地答：儿女婚事，他们自理。带着这份喜悦，两姐妹便一同去了邮局，给沈从文发电报。张允和拟好的电报是：山东青岛大学沈从文允。很简单。张兆和的则是：沈从文乡下人喝杯甜酒吧。这也许是中国最早的一个白话文电报了，但邮局没有收，而收下了允和的。
1933年9月9日，沈从文与张兆和在当时的北平中央公园宣布结婚，没有举行任何仪式。媒人是张允和，所以沈从文一看见二姐允和就叫她“媒婆”。
新婚不久，因母亲病危，沈从文回故乡凤凰探望。他在船舱里给远在北平的张兆和写信说：我离开北平时还计划每天用半个日子写信，用半个日子写文章，谁知到了这小船上却只想为你写信，别的事全不能做。
1938年，张兆和给沈从文的信中写道：“在这种家书抵万金的时代，我应是全北京城最富有的人了。”
沈从文对自己的婚姻非常满意，他说：“对于这件事，我却认为是意志和理性作成的。恰如我用笔写成的故事，内容虽近于传奇，但由我看来，都产生在一种计划中。”
沈从文和张兆和相伴一生，直至1988年沈从文辞世。
评价
1988年5月10日，沈从文因心脏病猝发，在家中病逝，走完了他86年的生命历程。在他去世的第三天，香港、台湾以及国外多家媒体报道了沈从文逝世的消息，而国内只有《文艺报》发了50个字的短消息。
因研究沈从文获得哈佛博士的美国学者金介甫回忆说：“沈有孩子心，特别的活泼可爱，拼命地写书法卷，送他几十年未见的学生和朋友。内容是旧体诗，常常是指桑骂槐，讽刺时事。”
汪曾祺曾说：“沈先生对文学的社会功能有他自己的看法，认为好的作品除了使人获得‘真美感觉之外，还有一种引人向善的力量……从作品中接触另外一种人生，从这种人生景象中有所启发，对人生或生命能作更深一层的理解’。沈先生的看法‘太深太远’。照我看，这是文学功能的最正确的看法。”
瑞典的汉学家马悦然说，他再活上半年，那一年的诺贝尔文学奖非他莫属。
巴金、常风、邓云乡、张允和等人，都描绘了沈从文不通世故，不善自处的特点，由此推论他的文字之美，恰来自于精神的静观。
著名学者季羡林说：“我觉得，在所有并世的作家中，文章有独立风格的人并不多见。除鲁迅先生之外，就是从文先生。他的作品，只要读上几行，立刻就能辨认出来，决不含糊。他出身湘西的一个破落小官僚家庭，年轻时当过兵，没有受过多少正规的教育。他完全自学成家。湘西那一片有点神秘的土地，其怪异的风土人情，通过沈先生的笔而大白于天下。”
沈从文去世，巴金的唁电说：“文艺界失去一位杰出的作家，我失去一位正直善良的朋友，他留下的精神财富不会消失。”
夏衍说：“沈从文没有得到他应该得到的文学地位，他不单是一位乡土文学大师，应该是更高一层的作家。”
邵燕祥说：“沈从文这个又温文又野性，属于湘西又属于整个中国以至世界的作家，他的生命就寄寓在他这些既清新且斑斓的作品之中。所有这些，可以不舍昼夜地流下去，润泽当代的直到后代的无数焦渴的灵魂。”
黄永玉说：“沈从文是因为他几十年前文学成就在国外引起反响，才引起国内注意的。他逝世的消息也是如此的缓慢，人死在北京，消息却从海外传来，国内报纸最早公布的消息是在一周之后。据说是因为对于他的估价存在困难。
经过“一个曲折的历史性的艰难过程”后，中国文学史在沈从文研究上取得了重大进展。最新出版的两部普通高等教育“国家级重点教材”——《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和《中国现代文学史》（修订本），高度评价了沈从文作品的艺术价值和文化内涵，确认了沈从文在现代文学史上的“文学大师”地位。
第29节
由钱理群、温瑞敏和吴福辉著，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中，首次以独立的一章介绍和评述了沈从文的作品。该书评价沈从文的小说：“达到了乡情风俗、人事命运、下层人物形象三者描写完美和谐、浑然一体的境地”，“沈从文的文学不属于当时中国的城市文化，也不属于革命文学，因此难以被当时的现实理解是自然的。所以他是寂寞的。”
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修订本）评价道，“沈从文构筑了一个富有魅力的‘湘西世界’，也因此确立了他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
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凌宇说：“确认沈从文在现代文学史上的大师地位，是还历史本来面目。鲁迅先生就认为沈从文是自新文学运动以来所出现的最好的作家。这对建立健康的文学批评秩序，营造良好的文学创造氛围，具有标志性意义。”
六、赵元任
今天我要说一个天才，一个真正的天才。民国时期的文坛学界，如果有人堪称天才的话，这个人，一定是赵元任。
生平
这位被称为“中国语言学之父”的奇才，会说33种汉语方言，并精通多国语言。赵元任从小就显露出语言天才，各种方言一学就会。研究者称，赵先生掌握语言的能力非常惊人，因为他能迅速地穿透一种语言的声韵调系统，总结出一种方言乃至一种外语的规律。
他还被称为罕见的通才、一个“文艺复兴式的智者”。与他出生时就已经声名赫赫的前辈梁启超、王国维，以及另外一个民国时期最博学的大师陈寅恪并称清华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语言学是他着力最深的领域，然而他同时还兼授物理、逻辑等课程。
天才自然从小就展露他不同于常人的地方，我们来看看赵元任学习和任教的经历：
1907年赵元任入南京江南高等学堂预科，成绩优异，英语、德语都学得很好。
1909年赵元任考取了留学美国的官费生，在康乃尔大学主修数学，选修物理、音乐。1914年获数学学士学位。
1914至1915年，赵元任在康乃尔大学校哲学院研究一年。
1915年赵元任人哈佛大学主修哲学并继续选修音乐。19l8年在哈佛获哲学博士学位。
1918年，赵元任又在芝加哥和加州大学作过一年研究生。
1919年赵元任回康乃尔大学物理系任教一年。
1920年赵元任回国担任清华学校的物理、数学和心理学课程，同年冬曾为英国著名哲学家罗素（B。Russell）来华讲学担任翻译。
1921年赵元任携妻子杨步伟到哈佛大学任哲学和中文讲师，并研究语言学。
1925年赵元任回清华大学教授数学、物理学、中国音韵学、普通语言学、中国现代方言、中国乐谱乐调和西洋音乐欣赏等课程。
1928年赵元任作为研究院语言研究所研究员，进行了大量的语言田野调查和民间音乐采风工作。
1938至1939年赵元任又到美国，任教于夏威夷大学，在那里开设过中国音乐课程。
1938至1941年，赵元任任教于耶鲁大学。
之后五年，又回哈佛任教并参加哈佛、燕京字典的编辑工作。
从1947年到1962年退休为止，赵元任在伯克莱加州大学教授中国语文和语言学，退休后仍担任加州大学离职教授。
赵元任的学术头衔：
1945年赵元任当选为美国语言学学会主席。1952年荣任阿加细(Aggasiz)基金会东方语和语文学教授。1959年曾到台湾大学讲学。1960年又被选为美国东方学会主席。
1973年，中美关系正常化刚起步，赵元任夫妇回国探亲，受到周恩来总理的亲切接见，周总理还跟赵元任谈到文字改革和赵元任致力研究的《通字方案》。1981年，丧妻不久的赵元任应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之邀，偕长女赵如兰、女婿卞学磺、四女赵小中再次回国探亲，受到全国政协主席邓小平的热情接见，并接受了北京大学授予的名誉教授称号。
1982年2月24日赵元任逝世于美国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加州大学为他设立了赵元任基金会，4月4日隆重举行了赵元任逝世纪念会。
1982年初，赵元任走完了人生历程，在美国溘然病逝。他的大女儿赵如兰在给亲友的讣告信中说：“这一年中，他最满意的一件事是去年夏天同我、卞学鐄、四妹小中，四个人一起回国去了一趟。”
1982年4月13日，《人民日报》刊登这封讣告信时加了编者按：“在我国和国际上享有盛誉的语言学家(同时还是哲学家和音乐家)赵元任教授，今年2月24日在美国逝世。本报曾发表过新华社的简短新闻。现在将他的大女儿赵如兰教授(去夏曾陪赵元任教授回国探亲和访问)写的一封信发表在这里，让读者从中了解赵元任教授逝世和逝世前的一些情况。信中提到的赵新那同志是赵的二女儿，她和她的丈夫黄培云同志都在长沙中南矿冶学院任教。卞学鐄教授是赵如兰教授的丈夫，他和她分别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和哈佛大学任教。赵元任夫人杨步伟女士，去年3月在美逝世。”
著作
赵元任的研究博杂，所以他的著作也比较多：
主要著作有《国语新诗韵》、《现代吴语的研究》、《广西瑶歌记音》、《粤语入门》（英文版）、《中国社会与语言各方面》（英文版）、《中国话的文法》、《中国话的读物》、《语言问题》、《通字方案》，出版有《赵元任语言学论文选》等。
赵元任出版的歌集有《新诗歌集》、（1928）、《儿童节歌曲集》（1934）、《晓庄歌曲》（1936）、《民众教育歌曲集》（1939）、《行知歌曲集》和《赵元任歌曲集》（1981）。1987年在上海音乐学院院长贺绿汀提议并推动下，上海音乐出版社出版了五线谱版的《赵元任音乐作品全集》（由其长女、美国哈佛大学教授赵如兰编辑），收有歌曲八十三首、编配合唱歌曲二十四首、编配民歌十九首、器乐小品六首，总计一直三十二首作品。
赵元任在国内发表的音乐论文有：《新诗歌集·序》《“中国派”和声的几个小试验》、《歌词中的国音》《介绍乐艺的乐》、《黄自的音乐》等。这些文章阐述了他的创作经验和对建立中国民族新音乐的看法，其中不乏独到见解，不仅对当时音乐界有重要影响，至今仍有参考价值。此外，他在国内还亲自演唱录制过唱片《教我如何不想他》与《扬子江上撑船歌》等。
1928年，赵元任出版了《新诗歌集》，萧友梅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这十年出版的音乐作品里头应该以赵元任先生所作的《新诗歌集》为最有价值”，他“虽然不是向来专门研究音乐的，但是他有音乐的天才，精细的头脑，微妙的听觉。他能够以研究物理学、语言学的余暇，作出这本Schubert派的艺术歌(Artsong)出来，替我国音乐界开一个新纪元。”他热情地赞扬赵元任是“中国的舒伯特”。
逸事
赵元任年轻时，求知欲强，爱做物理实验，酷爱体育运动，从初中开始坚持记日记。在南京求学期间，一度染上恶习：抽烟、嗜酒、手淫。一旦他意识到这些危害时，以坚强毅力强制自己根除了，常以父亲命名寓意告诫自己：“元任，任重道远。”后来果然博学多才，被称为“汉语言学之父”。
赵元任曾对西方人说：我们中国人也得在现代过人的日子，我们不能一辈子穿了人种学博物馆的衣服，预备你们来参观。
陈寅恪与俞大维（当时都是留学生）请赵元任夫妇看德国歌剧，当陈、俞俩人将客人送至剧院门口，便要离去，赵元任夫妇一问才知道，原来陈、俞俩人是省下自己的饭钱，来请赵元任夫妇听歌剧。
赵元任与友人信中云：“要是你收不到这封信，请你赶快通知我，我好告诉你是什么时候付邮的。”
语言
赵元任会说33种中国方言，到全国大部分地方，都可以用方言和当地人交流。他又精通英、德、法、日、俄、希腊、拉丁等外语，甚至精通这些语言下面的方言。他因此得了个“赵八哥”的绰号。
赵元任儿时就展示了非凡的语言天赋。清末，他的祖父在北方做官。年幼的赵元任随其家人在北京、保定等地居住期间，从保姆那里学会了北京话和保定话。5岁时回到家乡常州，家里为他请了一位当地的家庭老师，他又学会了用常州方言背诵四书五经。后来，又从大姨妈那儿学会了常熟话，从伯母那儿学会了福州话。
赵元任15岁考入南京江南高等学堂时，全校270名学生中，只有3名是地道的南京人，他又向这三位南京同学学会了地道的南京话。有一次，他同客人同桌就餐，这些客人恰好来自四面八方，赵元任居然能用8种方言与同桌人交谈。
1920年赵元任回国到清华大学任教。当时适逢美国教育家杜威和英国哲学家罗素来中国讲学，清华大学派他给罗素当翻译。他在陪同罗素去湖南长沙途中又学会了讲湖南话。由于他口齿清晰，知识渊博，又能用方言翻译，因而使当时罗素的讲学比杜威获得更好的效果。从此，赵元任的语言天才得到了公认，他自己也决定将语言学作为终身的主要职业。
赵元任一生中最大的快乐，是到了世界任何地方，当地人都认他做“老乡”。
第30节
二战后，他到法国参加会议。在巴黎车站，他对行李员讲巴黎土语，对方听了，以为他是土生土长的巴黎人，于是感叹：“你回来了啊，现在可不如从前了，巴黎穷了。”
后来，他到德国柏林，用带柏林口音的德语和当地人聊天。邻居一位老人对他说：“上帝保佑，你躲过了这场灾难，平平安安地回来了。”
1920年，英国哲学家罗素来华巡回讲演，赵元任当翻译。每到一个地方，他都用当地的方言来翻译。他在途中向湖南人学长沙话，等到了长沙，已经能用当地话翻译了。讲演结束后，竟有人跑来和他攀老乡。
在外国语方面，据赵元任自己说：“在应用文方面，英文、德文、法文没有问题。至于一般用法，则日本、古希腊、拉盯俄罗斯等文字都不成问题。”
有一次，赵元任在索邦（sorbonne）用法语讲演，用纯粹的标准国定的法国语音，讲完了，听众对他说：“你法国话说得真好，你的法国话比法国人说得都好。”他在关于语言学的讲学或著作中，经常使用一些多由他自己创作的妙趣横生的故事来加深人们的印象
赵元任曾表演过口技“全国旅行”：从北京沿京汉路南下，经河北到山西、陕西，出潼关，由河南入两湖、四川、云贵，再从两广绕江西、福建到江苏、浙江、安徽，由山东过渤海湾入东三省，最后入山海关返京。这趟“旅行”，他一口气说了近一个小时，“走”遍大半个中国，每“到”一地，便用当地方言土话，介绍名胜古迹和土货特产。
胡适在台湾一直很关心大陆的文化动静。毛的诗词他也认真读，见答李淑一的韵跑得没了边，因为赵元任精通方言，便很诚心地请教赵元任，问是不是湖南方言可以这样押，赵答曰否。
1911年，刘半农为了编一本“骂人专辑”，在《北京晨报》上刊登了一则“粗话启事”，公开征集各地骂人的话。赵元任看到“粗话启事”后，来到刘半农的宿舍，用湖南、四川、安徽等地的各地方方言把刘半农骂了个狗血淋头。随后，周作人也来了，劈头盖脸地用绍兴土话把刘半农又大骂了一顿。几天后，当刘半农去教师上课时，竟又被广东、广西、湖南、湖北等地的学生用方言骂了半天。
赵元任曾编了一个极“好玩儿”的单音故事，以说明语音和文字的相对独立性。故事名为《施氏食狮史》，通篇只有“shi”一个音，写出来，人人可看懂，但如果只用口说，那就任何人也听不懂了：“石室诗士施氏，嗜狮，誓食十狮。氏时时适市视狮。十时，适十狮适市。是时，适施氏适市。氏视是十狮，恃矢势，使是十狮逝世。氏拾是十狮尸，适石室。石室湿，氏使侍拭石室。石室拭，氏始试食十狮尸。食时，始识十狮尸，实十石狮尸。试释是事。”
赵元任告诉女儿，自己研究语言学是为了“好玩儿”。在今人看来，淡淡一句“好玩儿”背后藏着颇多深意。
上世纪20年代，赵元任为商务印书馆灌制留声片，以推广“国语”（即普通话）。有一则轶闻，难断真假，但颇可见赵氏当年的风光。赵元任夫妇到香港，上街购物时偏用国语。港人惯用英语和广东话，通晓国语的不多。他们碰上的一个店员，国语就很糟糕，无论赵元任怎么说他都弄不明白。赵无奈。谁知临出门，这位老兄却奉送他一句：“我建议先生买一套国语留声片听听，你的国语实在太差劲了。”赵元任问：“那你说，谁的国语留声片最好？”店员答：“自然是赵元任的最好了。”赵夫人指着先生笑曰：“他就是赵元任。”店员愤愤：“别开玩笑了！他的国语讲得这么差，怎么可能是赵元任？”
1927年，赵元任到江苏一带进行吴语调查，他不辞劳苦，经镇江、丹阳、无锡，每站下车，再乘小火轮到宜兴、溧阳，又转回到无锡等地，冒着严寒，辗转往复，深入群众，多访广纳，记录了大量的当地方言。3个月后，回到北京，他把调查的材料写成一本《现代吴语研究》。在出版此书时，语音符号采用国际音标，印刷厂没有字模，他和助手就自己用手写，画成表格影印，每天工作在10小时以上。这本书出版后，为研究吴语和方言作出极为珍贵的贡献，赵元任也成为我国方言调查的鼻祖。
语言学家陈原在回忆文章中写道：“赵元任，赵元任，在我青少年时代，到处都是赵元任的影子。”少年时，他着迷于赵元任翻译的《阿丽思漫游奇境记》（这本是赵兴之所至偶一为之，却成就了一部儿童文学经典译作）。长大了，想学“国语”，就用赵元任的《国语留声片课本》当老师。后来迷上了音乐，迷上了赵元任的音乐朋友萧友梅介绍的贝多芬《欢乐颂》，也迷上了赵元任谱曲并亲自演唱的《教我如何不想她》。
《爱丽丝漫游奇境》的第一个中文译本是由赵元任翻译的，1922年商务印书馆出版。赵元任特别强调，这本书“又是一本哲学的和伦理学的参考书”。的确，有不少哲学书和数学论文，都大量地引用过这篇童话中的文字。
赵元任和林语堂偶尔通信时，写的是汉字的英文，例如：“狄儿外剃，豪害夫油鬓？”（亲爱的语堂，你近来忙些什么？）林语堂非常喜欢。
九十高龄的梁漱溟，在与美国学者艾恺的对话中，曾有专门的对赵元任的评价：
梁：当时他是清华国学院的四个导师之一，他的知识很丰富，听说他有这样一个本事，就是他一般跟我们一样讲普通的北京话，但是他如果到一个新地方，比如到了福建，到了广东，他住这么一天，两天，他就能讲那个地方的话。
艾：是这样，我也听说了。
梁：因为他懂得那个地方人讲话，从音韵上，从利用口齿上，他住上一、两天就晓得怎么样，就讲当地的话，人家告诉我是这样。
艾：是。当时在伯克莱的时候也请教过，研究这本书的时候，是关于罗素，因为他是陪着罗素做翻译的。
梁：有一段，本来翻译是另外一人，后来不行，后来罗素讲的东西那个人翻译不了，还是请赵先生去翻译。
艾：是啊，我也听说别的关于他的本事的故事，就是他可以把一个什么话倒讲，后面的几个音先讲，一大段话就是这个样子，录好以后就把录音带倒放，还是正常的话，他正是有语言的天才。
赵元任早年曾和语言专家黎锦熙先生致力于推广普遍话工作，为此他创造了国语罗马字(注音字母第二式)，并灌录了国语留声唱片。赵元任一贯提倡彻底的白话文。1981年赵元任回国，他对目前国内人们的口语有这样的感慨：“现在教育水平高了，人们的说话受广播、报刊、电视等媒体的影响，出口书面语多，不大爱讲白话了。如现在北京人爱说“开始”，不说“起头儿”；把长外衣不叫“大氅”，而叫“大衣”。连小孩说话也是文绉绉的，人们的日常生活语言显得缺少生活气息。”
1981年5月21日，赵元任应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之邀，请他回国录制国际音标。录制时，他发了四百多种元音、辅音和声调，连非常细微的差别都十分确切，发音辨音能力与他在三十年代时一样，使在座者惊讶不已，钦佩之至。
音乐
赵元任的母亲擅昆曲，父亲擅奏笛，可谓夫唱妇随。赵元任自幼便受到良好的音乐熏陶，在音乐上很有天赋。他师从著名的音乐学家，他专攻过和声学，专攻过作曲法，他毕生都与钢琴为伍，他教过音乐或音乐欣赏课。他为同时代的诗人谱曲：刘半农《教我如何不想他》，徐志摩《海韵》，刘大白《卖布谣》，胡适《他》，陶行知《小先生歌》，施谊《西洋境歌》。
赵元任雅好音乐，一生创作过一百多件音乐作品，包括声乐和器乐。他跟他的女儿们，凡有机会聚在一起，就组成一个家庭合唱团，分声部地练习演唱他的新作或旧作。
赵元任有相当一部分家庭音乐作品，常为女儿写歌，教她们唱。连上邮局寄挂号信排队的当儿，也不放过，让女儿坐在长凳上学唱。他很会利用时间，把许多歌曲写在小五线谱本子上，随身携带，一有灵感就写。他的大女儿赵如兰说：“他的许多音乐作品，都是在剃胡子的时候创作的。”
1981年当赵元任最后访问北京期间，多次被邀请唱这首歌。一次在音乐学院唱完这首歌后，人们向他提问：这是不是一首爱情歌曲?其中的“他”究竟是谁?赵老回答说：“‘他’字可以是男的，也可以是女的，也可以是指男女之外的其它事物。这个词代表一切心爱的他、她、它。”他说这首歌词是当年刘半农先生在英国伦敦写的，“蕴含着他思念祖国和怀旧之情。”
1981年，赵元任在北京大学授予他名誉教授的仪式上，一口气唱完了《教我如何不想他》；到中央音乐学院座谈时，他也情不自禁地唱起《教我如何不想他》；回江苏常州青果巷故居时，他让女儿用室内小风琴伴奏，再次深情地演唱了《教我如何不想他》……
赵元任从20年代到30年初所作歌曲的歌词，大部分系刘半农所作。当1933年刘半农因病逝世时，赵元任曾深情地写一挽联：“十载奏双簧，无词难成曲；数人弱一个，教我如何不想他!”
第31节
性情
赵元任无意于做官，他与杨步伟结婚只求她一件事：别逼他做官。
1946年国民党政府教育部长朱家骅拍电报请赵元任出任南京中央大学校长。赵元任回电：“干不了。谢谢！”
14岁那年，赵元任大姑婆告诉他，他就要和一个姓陈的女孩订婚了，他在日记上记载说：“婚姻不自由，我至为伤心。”后来这个婚约终于解除：“我和这个女孩订婚十多年，最后我终于得到自由。”赵元任拒婚的理由是“女方大两岁”，后来却追求比他大三岁、性格迥异的杨步伟女士。
1920年8月的一天，赵元任在南京一个朋友家的饭桌上认识了杨步伟，便爱上了她。当时赵元任正在为罗素的中国巡讲作翻译。有一次罗素在师大讲演，赵和杨双双迟到了，罗素站在台上呆坐着，毫无办法。赵说：“看到我和女孩子进来，他低声对我说：‘坏人，坏人！’。”
1927年春天，赵元任在清华大学研究所担任指导老师时，曾到江、浙两省专门调查吴语。他经常是一天跑两、三个地方，边调查边记录，找不到旅馆就住在农民家里。一次，他和助手夜间由无锡赶火车去苏州，只买到硬板椅的四等车票。由于身体太疲乏，上车后躺在长板座上就呼呼地睡着了。等醒来时，满车漆黑，往外一看，才知道前面几节车厢已开走，把这节四等车厢甩下了。助手问他怎么办?他说：“现在反正也找不到旅馆，就在车上睡到天亮吧!”助手见他身体虚弱，劝他每天少搞点调查，他诙谐地说：“搞调查就是要辛苦些，抓紧些，否则咱们不能早点回家呀!将来不是要更费时间，也更辛苦吗?”
赵元任讲过一段有关《教我如何不想他》这首歌曲的趣闻。他说，当时这首歌在社会上很流行，有个年轻朋友很想一睹歌词作者的风采，问刘半农到底是个啥模样?一天刚好刘到赵家小坐喝茶，而这位青年亦在座。赵元任夫妇即向年轻人介绍说：“这位就是《教我如何不想他》的词作者。”年轻人大出意外，脱口而出说：“原来他是个老头啊!”大家大笑不止，刘半农回家后，曾写了一首打油诗：“教我如何不想他，请进门来喝杯茶，原来如此一老叟，教我如何再想他!”
爱侣
说到赵元任，人们一定不会忘记他的妻子杨步伟，她是中国第一位女医生，从小就拥有离经叛道的性格，性格迥异的二人却他们携手走过了60年，堪称一对佳偶。
杨步伟向世人说：“我就是我，不是别人。我是五尺一，不是五尺四。”
杨步伟说：“我脾气躁，我跟人反就反，跟人硬就硬。你要跟我横，我比你更横；你讲理，我就比你更讲理。我最爱替受期负的人打抱不平，总爱多管闲事。”
杨步伟原名叫兰仙，小名叫传弟，学名叫韵卿；浑名大脚片、天灯杆子、搅人精、万人嫌和败家子。她出生于南京望族，其祖父是中国佛教协会创始人杨仁山。她一出生便有两双父母。生父是长子，九个子女，杨步伟是老九。养父是二房，无子。杨步伟一生下便过继给二房，出生前父母做主与姑家孩子结亲，指腹为婚。一周岁时，家里让她“抓周”，杨步伟抓的是一把尺。杨步伟的解释是：这意味着她将来做人要正直，或预言会“量这个、量那个、量体温、量脉搏什么的”。
在上家塾启蒙时，杨步伟的启蒙老师说，孔子曰：“割不正不食”。她在饭桌上批评孔夫子浪费东西：“他只吃方块肉，那谁吃他剩下的零零碎碎的边边呢。”结果遭父母一顿臭骂，骂她对圣人不恭。杨步伟捉弄过先生，背着先生唱：“赵钱孙李，先生没米。周吴郑王，先生没床。冯陈褚卫，先生没被。蒋沈韩杨，先生没娘。”被长辈斥为没有规矩的“万人嫌”，家里人喊她“传弟”，是想她能给二房带个弟弟。喊她大脚片，因她脚大；称她天灯杆子，因她小时瘦而高；骂她“搅人精”，那是因为她太淘气。别人想干不敢干的事，一撺掇她，她干。
杨步伟的大伯(生父)负责南京狮子山、幕府山炮台工程，请外国人施工，黎元洪是翻译和书记，吃住都在杨家。下雪天，杨步伟捏个小雪人放在黎元洪的被子里。黎元洪和她闹着玩，拿尺子在她手心打五下，说她放的雪人弄湿了他的被子。打过后，杨步伟抢过尺，在黎元洪的屁股上还了五下，说是你的屁股不好，尿湿床的。
杨步伟任性，野气得很。她与家族的兄弟们到秦淮河游“花船”叫局。
杨步伟在南京旅宁学堂上学，入学考试作文题为《女子读书之益》，她、竟“胆大妄为”写道：“女子者，国民之母也。”她已懂得男女平权，婚姻自由。16岁时家里正式下了定婚礼，要她嫁给二表弟，她不干，坚决要退婚。自作主张写了一封退婚信：“日后难得翁姑之意，反贻父母之羞。既有懊悔于将来，不如挽回于现在。”要死要活，家里被闹得鸡犬不宁。养父迫于无奈，同意了，但要她声明终生不嫁。生父气得半死，要将她捉回来嫁了，“不嫁就处死”。最后还是祖父出面，放她一马才收场子。她终于胜利了。她感到“有生以来到现在第一次我才是我自己的人。”
至于“步伟”这个名字，是她的同学、好友林贯虹为她起的。少年时林贯虹看出她的不凡，对她说“你这个人将来一定伟大的，叫步伟吧。”她不肯接受。后来，林贯虹死于传染病，为纪念贯虹，她正式将韵卿易名为“步伟”。
1919年，社会掀起革命热潮。杨步伟已加入了革命。时安徽督军兼第一、四两军军长的柏文蔚，要为500人的女子北伐队办座崇实学校，请20岁的杨步伟担纲当校长。她毅然出任，领导学员学纺织，打绒绳，刺绣，轰轰烈烈。还坐镇指挥平息了一场未遂叛乱。
杨步伟后来去日本学医，学成归国与同学李贯中开办森仁医院。因她俩以前的学医同学林贯虹早死，这三人的姓都是木部，三木成森，其中一人已故，只存二人，所以称“仁”，这就是“森仁医院”名称的由来。
杨步伟的同学林贯虹病死了，为将她的遗体送回老家福建安葬，她背着父母，把自己的一对八两重的金镯子和四个戒指卖掉了，帮助死者亲属。为此，她得了个“败家子”的绰号。
婚后，杨步伟舍弃了自己主持的医院院长和妇科主任职务，当起了相夫教子的贤妻。但她是位“闲着就难受”的女性。在清华的4年期间，为改善师生们的伙食，由杨步伟出资，与其他两位教授太太合伙成立了“三太公司”，办了“小桥食社”。为此有人嘲讽赵元任，说他的老婆居然开起小饭馆来啦！赵元任佯作不知、不闻不问，杨步伟照办不误。但是“小桥食社”非但没有盈利，反而赔本关张，杨步伟投资垫底的400银圆全砸进去啦。她作了副对联自嘲：生意茂盛，本钱干尽。
退出了小饭馆，杨步伟又忙着推广节制生育，到妇女会、教职员会、母亲会、女青年会演讲，乐此不疲，还办了个“生产限制诊所”。1926年“三·一八”学潮，杨步伟的诊所成了进步学生的避难所，以至遭到政府“窝匪罪”的指控，在胡适的建议下关门大吉。
后来清华为子女教育问题办“成志小学”，请她当董事长。那时清华离城区远，交通不方便，杨步伟竟热乎一阵，要办汽车公司……
杨步伟是个直爽的大嗓门，但见了王国维却总是噤不出声。王国维五十寿诞时，清华大学的同事办了三桌酒席祝寿，赵太太硬是避让着不和王国维同桌：“不！不！我不跟王先生一桌。”果然，王国维那一席一直都是默默不语，而赵太太那桌却笑语不绝。
从1938年起，赵元任一家定居美国后，数十年来，他们的家一直是清华留美学生的“接待站”。我国著名科学家周培源、钱学森等许多早期赴美留学的学者，都是赵府的座上客。人们一到了赵家总有一种宾至如归的亲切感。杨步伟不仅好客，而且烧得一手淮扬名菜。她曾把自己几十年来创作的名菜经验编成了一本《中国烹调》，在美国畅销不衰。
杨步伟在花甲之年，花了三四个月时间写了部自传。胡适看了，赞叹不已：“韵卿，你还真有一手呢。”
婚礼
1921年，32岁的杨步伟与赵元任结婚。二人别出心裁，先到中山公园当年定情的地方照张相，再向有关亲友发了一份通知书，声明概不收礼。下午一个电话把胡适和朱征请到家中，然后杨步伟亲自掌勺，做了四碟四碗家常菜。掏出一张自己写的结婚证书，请他们俩做证人、签字。为了合法化，贴了四角钱印花税。
第32节
然后，赵元任和杨步伟将一张照片和通知书一起寄给亲友，一共寄了四百份左右。相片上刻的格言是“阳明格言：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丹书之言：敬胜怠者昌怠胜敬者灭”。寄给亲友的通知书上，他们说：“赵元任博士和杨步伟女医士十分恭敬地对朋友们和亲戚们送呈这份临时的通知书，告诉诸位：他们两人在这信未到之先，已经在1921年6月1日下午三点钟，东经百二十度平均太阳标准时，在北京自主结婚。”并且声明：“除了两个例外，贺礼绝对不收，例外一是书信、诗文，或音乐曲谱等，例外二是捐给中国科学社。”在结婚书上定的结婚时间，他们其实是在邮政局寄发通知书和照片呢。
胡适回忆那晚写的话：赵元任常到我家来，长谈音韵学和语言罗马化问题，我们在康奈尔读书的时候就常如此。以后我注意到他来的没有那么勤，我们讨论的也没有那么彻底。同时我也注意到他和我的同乡杨步伟（韵卿）姐时常来往。有一天，元任打电话给我，问我明晚是不是有时间来小雅宝胡同四十九号和他及杨小姐，还有另一位朋友朱春国（湘姊朱徵的号）小姐一块吃晚饭。城里那一带并没有餐馆和俱乐部之类用餐的处所，我猜想是怎么一回事。为了有备无患，我带了一本有我注释的《红楼梦》，像礼物一样，精致地包起来。为防我猜错，在外面加包一层普通纸张。那晚，我们在精致小巧住宅里，吃了一顿精致晚餐，共有四样适口小菜，是杨小姐自己烧的。饭后，元任取出手写的一张文件，说要是朱大夫和我愿意签名作证，他和韵卿将极感荣幸。赵元任和杨步伟便这样结了婚。我是送给他俩礼物的第一人。
第二天，晨报以特号大字标题《新人物的新式结婚》。后来赵元任问罗素先生我们的结婚方式是不是太保守，他答称“足够激进”。威斯康辛州威廉斯贝夜可思天文台的比斯布罗克教授接到了赵元任的英文通知书，就贴在天文台的布告牌上，让他的同事们看1921年6月1日下午三点钟东经百二十度平均太阳标准时，发生了何种天文现象。于是赵元任杨步伟的结婚成了一种“天文现象”。
赵元任和杨步伟的结婚方式触怒了许多亲友，赵元任最喜欢的姑妈送来一个花篮，赵元任退回了，他认为既不是文字，又不是音乐作品；杨步伟的大伯本来不赞成她退婚，这次更是大为尴尬，因为刚在他告诉朋友不晓得他的女儿又是侄女在何时何地结婚之后，每个人便接到通知书，有些人甚至比他还早收到。
婚姻
赵元任是一个地道的文人。“天性纯厚，道德风采，有修养，对人和蔼可亲，从不与人争长短，语言风趣”，是谦谦君子。杨步伟言行却具男性的雄风，“天性豪爽而果断，思想灵敏，心直口快，无话不说”。其慷慨正直、热心助人是有口皆碑。
1946年6月1日，乃是赵元任夫妇银婚纪念日（25周年），胡适（1891—1962）是赵元任夫妇的证婚人，这天却因故没能亲临祝贺，寄来贺诗一首（《贺银婚》）“蜜蜜甜甜二十年，人人都说好姻缘。新娘欠我香香礼，记得还时要利钱。”
1961年，在他俩结婚40周年纪念会上，有人将赵元任做学问的求实精神比之《西游记》的唐僧玄奘，说玄奘之所以能成功，应归功于观世音菩萨的保护，杨步伟就是赵元任的观世音菩萨。赵元任一生的成就和贡献，的确也是与杨步伟的帮助和鼓励分不开的。1973年6月，他们伉俪作了一次阔别故土后的首次大陆游。周总理、郭沫若、竺可桢等接见了他们。在受到周恩来长达3小时的亲切接见时，杨步伟竟充当了主要角色。赵元任对周总理诙谐地说：“她既是我的内务部长，又是我的外交部长。”
1971年6月1日是赵元任夫妇的金婚纪念日（50周年），二人又各写《金婚诗》一首，押胡适《贺银婚》原来的韵。杨步伟女士写：“吵吵争争五十年，人人反说好因缘。元任欠我今生业，颠倒阴阳再团圆。”（意思说：为了老公，我今生没有完成医学的行业；到下一辈子投胎的时候，该我做男人，你做女人，再团圆还我的事业！）
赵元任的答词是：“阴阳颠倒又团圆，犹似当年蜜蜜甜。男女平权新世纪，同偕造福为人间。”
赵元任号称怕老婆，杨步伟说：“夫妇俩争辩起来，要是两人理由不相上下的时候，那总是我赢！”赵元任有自知之明：从来不跟老婆争高低。他不否认自己“惧内”，往往以幽默的语言回答道：“与其说怕，不如说爱；爱有多深，怕有多深。”
20年代旅欧的同学掀起一股离婚热潮，罗家仑故意开玩笑：“有人看见赵元任和他母亲在街上走”时，赵元任一笑了之，大有“女大三，抱金砖”之乐。
杨步伟在花甲之年，花了三个月时间写了部自传，胡适看了赞叹不已。自传里面谈到一个重要问题——平时在家里，杨步伟跟赵元任谁说了算？她很谦虚：“我在小家庭里有权，可是大事情还是让我丈夫决定。”但是幽默地补充一句：“不过大事情很少就是了。”后面一句是画龙点睛之笔。
杨步伟的自传用英文出版，请赵大丈夫翻译并写个前言。赵元任写的第一句话便是：“我们家的‘结论’既然总归我老婆，那么‘序言’就归我了。”杨步伟说她先写自传，把好玩的事都写了，赵元任就说，“那我就写那些不好玩的吧”。赵元任以自豪、愉悦的心情，欣然把“家的结论”拱手让给老婆。跟随他俩生活多年的侄儿说：“有时他俩多少也有一点争论，因为姑母嗓子大，性情也急些，姑父也就顺从不争了”。
1981年，杨步伟先他而去，赵元任悲痛万分。他在致友人信中悲怆地写道：“韵卿去世，现在暂居小女如兰剑桥处，一时精神很乱，不敢即时回柏克莱，也不能说回‘家’了。”次年，赵元任追杨步伟后尘到天国。子女遵其遗嘱，对两位老人均未举行葬礼，把骨灰撒入太平洋，将他们的房产、书籍以及产业全部捐给了加州大学。
评说
胡适生前这样评价赵元任时说：“他是一位最可爱的人！”
赵元任一生从事教育事业52年，中国著名语言学家王力、朱德熙、吕叔湘等都是他的学生，可谓桃李满天下。
“赵先生永远不会错”，这是美国语言学界对赵元任充满信赖的一句崇高评语。
我国著名语言学家、社会科学院语言所所长吕叔湘称赞赵元任对中国语言学的贡献，一是他以现代的语言作为语言学的研究对象，给中国语言学研究开辟了一条新路；二是他给中国语言学的研究事业培养了一支庞大的队伍。
陈原写道：你在他（赵元任）的乐曲中感受到的不是远离现实生活的孤芳自赏，而是一颗纯朴的赤子之心！一颗炎黄子孙的心！一颗中华民族好儿女的心！
北京大学教授、前西南联合大学中文系主任罗常培先生曾作过这样的评价：“他的学问的基础是数学、物理学和数理逻辑，可是他于语言学的贡献特别大。近三十年来，科学的中国语言研究可以说由他才奠定了基石，因此年轻一辈都管他叫‘中国语言学之父’（fatherorChinesephilology）。”
著名语言学家王力教授在清华大学校庆70周庆座谈会上的发言中说：“赵元任可以称为中国第一代语言学家，我学语言学是跟他学的，我后来到法国去，也是受他的影响。”
十、刘文典
刘文典最为人津津乐道的就是他大骂蒋介石，刘文典的狂狷不亚于黄侃，以至于他也有“刘疯子”的绰号，有人评价刘文典是“亦颠亦狂亦君子”。
气节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刘文典返沪，参加于右任等创办的《民立报》，从事翻译，并采写了大量鼓励革命、倡导共和的文章。“二次革命”失败后，报社遭查禁，刘文典亦遭暗算手臂中弹，幸好没有大碍，他于是逃到日本，并在日本加入孙中山组织的中华革命党，担任孙中山贴身秘书。1916年，袁世凯一命呜呼。刘文典迅速回国，却看到各路军阀混战，饿殍遍野，经济每况愈下，市面百业凋零。他悲观失望，愤而远离政治，决意专心研究学问。
“九一八”事变后，东三省沦陷，举国上下同仇敌忾。北平爱国青年学生为敦促国民党政府抗日，卧轨请愿。刘文典积极支持当时在辅仁大学读书的长子刘成章参加请愿。刘成章因体质差，卧轨时受了风寒，请愿归来后患病亡故。这更激发了刘文典对日本人的仇恨。
卢沟桥事变后，刘文典未能及时撤离北平。日本人通过周作人多次请刘出任伪职，均被他严词拒绝，因此惹怒了日本当局，其住宅连遭日军搜查，刘毫无惧色。刘文典曾两度赴日留学，日语颇为流利，但在日寇面前，竟“以发夷声为耻”。他说：“国家民族是大节，马虎不得，读书人要懂得爱惜自己的羽毛”
后在友人的帮助下，刘文典只身辗转来到西南联大。见到比他晚到昆明的吴晓玲教授，刘便向其打听周作人景况。吴说周以“家中还有老小”为托词未出来，刘文典气愤地说：“连我这个吸鸦片的‘二云居士’都来了，他读过不少的书，怎么那样不爱惜羽毛呀！”
“长城战事”闹得极凶的时候，刘文典每次上课，都要给学生讲一段“国势的阽危”，并且告诉学生日本侵略中国的险恶用心及历史背景，叫学生们赶快起来研究日本。他自己则夜以继日地翻译有关资料。据当时的一位学生记载：“……有一天上国文时精神委靡得连说话都几乎没有声音，说是因为昨晚译书到夜里三时才休息。我当时听了刘先生的话，眼泪真要夺眶而出了。”
第33节
刘师培是刘文典的业师，他十分敬佩老师的学问。因刘师培后来投靠袁世凯，在思想上消极保守，刘文典从此便很少与之往来，言谈中也鲜少提及他。
刘文典的四弟刘管廷本与他同居一寓，但刘管廷在冀东某日伪政府谋到一个差事后，刘文典十分气愤，先以有病为由“不与管廷同餐”，后又说“新贵往来杂沓不利于著书”，逐其迁居。
刘文典在安大曾以一种特别的方式保护了一些进步青年学生。预科学生王某，江西瑞金人。某日国民党安徽省党部通知刘文典说王某是共产党员，要他对其严加监视。因说是“证据确凿”，刘文典遂命令校警丁某到王宿舍进行搜查，还真搜出了“秘密文件”。刘文典于是立即叫传达室王裕祥送王某离校。是日夜，便衣特务来校搜捕，扑了个空。学校向当局推诿，最后不了了之。
1919年6月11日，陈独秀被捕。刘文典积极参加学界的签名活动，还动员安徽旅京同乡会的各界知名人士（包括省长）一起进行积极营救。更为可贵的是，“陈先生虽然出了狱，但随时还有再次被捕的危险，他不得不在刘文典先生家中隐藏下来。”
1949年末，昆明解放前夕，胡适曾动员他去美国，已替他找妥具体去所，并为他一家办好了入镜签证。在这关键时刻，刘文典谢绝了，他说“我是中国人，为什么要离开我的祖国”。
据说，刘文典见蒋介石之前曾有豪言壮语：“我刘叔雅并非贩夫走卒，即是高官也不应对我呼之而来，挥手而去！我师承章太炎、刘师培、陈独秀，早年参加同盟会，曾任孙中山秘书，声讨过袁世凯，革命有功。蒋介石一介武夫耳！其奈我何！”
1928年的一天，蒋介石到安徽大学看望莘莘学子，借以表示自己“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当时，刘文典任安徽大学校长，省政府遂急忙通知刘文典安排学生夹道欢迎“北伐名将”蒋主席。看完通知，刘文典漫不经心地将通知扔在痰盂里，继续打他的麻将去了，还幽了一默：“我手中‘将’这么多，还稀罕他那个‘将’?”
当蒋介石来到安大那天，预料中的彩旗飘扬、口号震天的场面并没有出现——连学生都没碰到几个，碰到的也一脸茫然，根本不知是何方神圣驾到。蒋介石心中很不高兴，可还是强撑着冷冷清清地“视察”完安大。
第二天，蒋介石马上召开省政府扩大会议，刘文典当然在出席会议之列。开会时间已过，这位校长大人才姗姗而来，还出人意料地穿着长袍马褂。
蒋介石一看气不打一处来，拍案大骂：“刘文典，你看看自己像个什么东西?简直一个封建遗老!”刘文典反唇相讥：“蒋介石，你看看你是个什么东西?纯粹一个封建军阀!”
刘文典在安徽大学任校长，学校发生学生风潮。此时，蒋介石以国民政府首脑的身份来到安庆，召见刘文典。去见蒋介石时，刘文典戴礼帽著长衫，昂首阔步，跟随侍从飘然直达蒋介石办公室。蒋介石面带怒容，既不起座，也不让座，冲口即问：你是刘文典么？刘文典针锋相对，称蒋为“先生”而不称“主席”，反而傲然回答：“字叔雅，文典只是父母长辈叫的，不是随便哪个人叫的。”引起蒋的不满。蒋要刘交出在学生风潮中闹事的共产党员名单，并严惩罢课学生。刘当面顶了回去，说：“我不知道谁是共产党。你是总司令，就应该带好你的兵。我是大学校长，学校的事由我来管。”说到激烈处，两人互相拍桌大骂，一个骂“你是学阀”，一个骂“你是新军阀”。蒋介石恼羞成怒，当场打了刘文典两记耳光，并给他定了个“治学不严”的罪名，把他关进了监狱。
这场争论还有几个版本，一说当时刘文典躬身将脑壳撞向蒋介石，一旁侍卫急忙挡住；还有一说是刘文典在蒋介石打其耳光后一脚飞踹向蒋介石的肚子。
此事在全国的教育界、学术界引起了极大震动。安庆的学生举行示威游行，要求“保障人权”、“释放刘文典”。一个月后，经陈立夫从中斡旋，蔡元培等人力保，蒋介石以“即日离皖”为条件，释放了刘文典。关于此事，鲁迅先生曾以“佩韦”为笔名在“左联”通俗刊物《十字街头》发表《知难行难》一文。文中提到：“安徽大学校长刘文典教授，因为不称主席而关了好多天，好容易才交保出外。”
他的老师章太炎听说此事后，在病中特意作对联相赠：“养生未羡嵇中散，疾恶真推弥正平。”章太炎把他比作敢于顶撞权贵的“祢衡”，对他的气节甚为赞赏。
三年后鲁迅先生以佩韦为笔名，作《知难行难》（1931年12月11日《十字街头》第一期），文中说：“安徽大学校长刘文典教授，因为不称‘主席’而关了好多天，好容易才交保出外。”鲁迅在评述刘文典的同时，还幽了胡适一默：“老同乡，旧同事，博士当然是知道的，所以‘我称他主席！’”
实际上，胡适事后曾撰文，对党国政治的专横做过抨击：“又如安徽大学的一个校长，因为语言上顶撞了蒋主席，遂被拘禁了多少天。他的家人朋友只能到处奔走求情，决不能到任何法院去控告蒋主席。只能求情而不能控诉，这是人治，不是法治。”
刘文典在“国民代表打国民”那天晚上给胡适的信中说：“典这两天眼看人类十分堕落，心里万分难受，悲愤极了，坐在家里发呆，简直拣不出一句话来骂那班‘总’字号和‘议’字号的禽兽。”
1931年粤系军阀陈济棠（反蒋派）知道刘文典反蒋，曾多次函请刘赴粤共事，并汇来重金相聘。刘决然婉谢，将巨款退回，叹曰：“正当日寇侵华，山河破碎，国难深重之时，理应团结抗日，怎能置大敌当前而不顾，搞什么军阀混战？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逸事
刘文典在清华大学任教时，需要查阅某种佛经。他听说北京西山香山寺藏有此佛经，就前去阅看。该寺有严格规定，非佛教人士，不准借阅藏书。允许借阅者必须在寺内念经堂正襟危坐，也不得以手指沾口水翻书页，必须用寺院特制的篾子翻阅，违者受罚。该寺管理藏书的老和尚与刘文典略有认识，知道他是著名学者，特准他借阅，佛堂内也不派僧人专门看守。阅前，老和尚向他详细介绍了阅读规则，他当即承诺，严守规约。老和尚去后，刘文典静坐读经。看了一会儿，他因路途劳顿，有些疲倦，见室内有一空床，便趁机持书卧床阅读。不料，他看着看着，就睡着了。不知过了多久，正在睡梦中的他忽然听到骂声，头面受到扑打。他睁眼一看，老和尚边打边斥责说：“你言而无信，竟把佛经丢在地上！”原来，他睡着之后，手一松，身子一歪，手中的佛经也就随之掉落。老和尚本来想与他谈论佛学，进来一看这情景，顿时火冒三丈，拿起扫帚就打过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