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对经济前景或企业能力缺乏信心的人都是愚蠢的”这句话时，他一定会
热烈鼓掌。爸爸相信新的繁荣就在前头，而对付大萧条最好的办法就是扩大
生产。他在困境中寻找机会。当机器卖不出去的时候，他让工厂转而生产零
部件，放在仓库里，以备需求。他催促推销员们加紧工作，并雇用了更多的
推销员。许多年以后，他仍然乐于重提一件往事。有一次，他在看画展时碰
上了基姆·兰德，他是兰德公司的头子，也是 IBM在制表机方面的主要竞争
对手。那时在 1933年，正处于大萧条的谷底，兰德认为父亲一定是支撑不住
了。
他对父亲说： “你好，汤姆，你仍然在雇用推销员吗？”
爸爸回答说： “是的。”
“那就怪事了！”兰德摇摇头，“许多公司正在解雇员工，而你却仍然
在招人，真是不可思议。”
“基姆，我这几年一直在发展着，”爸爸说，“你知道我已决60 岁了。
这是个容易令人出事的年龄。有些人开始酗酒，有的人开始对小妞感兴趣。
但我的缺点是喜欢雇用推销员。我就是喜欢这样干。”
如果换成另一行当，他一定会破产。但是，就商业办公机器这一行来说，
从一开始他就是正确的，也是幸运的。在新政期间，IBM的规模扩大了两倍。
当1933年初国家恢复法通过以后，企业突然需要向联邦政府提供大量的统计
材料。机构一下子需要几百台 IBM的机器，去处理罗斯福总统所需要的社会
福利、价格控制和公众工程等计划。
1935年，社会安全保障机构建立，使山姆大叔成为 IBM的最大用户。你
要是不想陷入公文的泥沼，一个最好的办法就是打电话给 IBM。全国重要的
统计数据全都用打孔机来处理。
当父亲在 IBM取得显著成功时，我却在中学里苦苦挣扎。我先后换了 3
个学校，花了6 年的时间，到 19岁那年才获得毕业。在我还没上中学时，爸
爸就料想到我要惹麻烦，所以决定让我在离家不远的学校就读。我的朋友们
都到远处的寄宿学校去了，可爸爸坚持让我进卡特雷特学校，这个学校又老
又破，毫无生气，不过离我家只有 12英里。有两年的时间里，我是在这个冷
僻孤独的地方度过的。我每天乘火车去卡特雷特，有时和爸爸坐一班车，晚
上再坐另一趟火车回来。我沉默寡言，几乎不与人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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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我在学习上总是失败，所以我渴望能在其他的方面得到承认。我去
参加各种体育活动，但由于我比同龄的孩子又高又瘦，并不适合从事体育活
动。我的眼与手患有极端的不协调症，所以我讨厌垒球。我试着去当曲棍球
的守门员，阻挡来自各个方向的射门是一件有刺激性的事，但我进不了甲级
队。在足球队里，我也被很快地排到替补队员的行列里。教练对我的印象很
深刻，倒不是因为我的球技，而是由于我的出席率。他知道每次训练完后我
还有一段很长的路回家。
我自身存在的种种困难导致了爸爸更多的温暖和关怀。他知道我心志飘
浮不定，但他从不放弃。他不断地告诉我，童年时期往往不是人生最欢乐的
阶段。我必须尽量地向前看。他说： “不管发生了什么，这是一个重大的转
变时期，没有人在经历这个阶段时不存在问题。所以，没有必要去担心什么。”
有时，他会在我获得低分时安慰我说： “我希望你在学校里能表现得更好。
我相信你可以做到，只要你把握住几个关键的问题，你一定能成为伟大的人
物。”听到这些话我总是在想： “不可能。”
爸爸变得越来越能容忍我的窘境。我刚进卡特雷特学校不久，我和另一
个孩子合伙从同学那里秘密地买了一辆汽车。我们俩都不到开车的年龄，不
知道怎样才能搞到驾驶执照。有一天，我们正在肖特黑尔镇开车玩，爸爸出
其不意地回来了并正好撞上了我们。我们看到爸爸朝我们走来，便企图穿过
邻居家的场院掉头躲开。但爸爸把我们拦住了。
“这车很有趣”，他围着车转了一圈后说，“过去这种车光给我惹麻烦，
但是很有意思。这是你们的车吗？”
我的朋友嗫嚅他说： “不，不完全是，沃森先生。”但最后我们还是承
认了。他问我们把它放在哪。我们说放在卡特雷特学校的后院里。 “如果我
是你们，”他说， “我会把它放回去并且卖掉，或者扔掉。这种车会给你们
惹麻烦的。”他本来会把这事当成一件了不起的大事。但他并没有张扬。几
天之后，我们把车卖掉了。
爸爸让我转到寄宿学校去，这是一件大事。我在一个名叫莫里斯城的地
方待了一年后，转到位于普林斯顿的哈恩中学。我想通过哈恩学校进入普林
斯顿大学，因为哈恩与它有着密切的关系。
哈恩中学充满了花花公子。他们口袋里揣着酒瓶，身穿烷熊皮大衣，胳
膊上挎着小妞，开着高级轿车在大街上风驰电掣。这是一种适合我的生活方
式。学习在这里并不十分重要。重要的倒是你是否比别人有钱，是否总是和
女孩子一起外出，是否有汽车。我的车是一辆最时髦的红黑两色的克莱斯勒，
是过 17岁生日时得到的。
禁酒法当时仍然实行，但那些非法的地下酒店并不管前来饮酒者的年龄
大小。我经常带着女孩子到肖特黑尔镇外的蓝山农庄去跳舞。我的桃花运不
太好，部分原因是我不喝酒。这是受父亲影响的一个表现。但我却抽过一次
大烟。在那个年代，还没有多少人懂得吸毒。尽管人们常讲黑人乐队的乐手
们之所以能演奏奇妙的音乐，主要是因为他们抽了一种名叫缩帆者的雪茄。
据说这种烟抽了以后，使人精力充沛，不但可使演奏的时间延长，还能使乐
手奏出八分音节而不是四分音节的曲子来。在哈恩中学，有个名叫莫尔发风
流少年拿了两支雪茄来卖。我和另一个同学汤姆买了下来。今天他在纽约是
个相当体面而严谨的人，而我每次见到他总是说： “还记得我们抽大麻的时
候吗？”他每次都又羞又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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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把自己锁在房间里，每人抽了一整根。抽完后，说真的，我一点也
没感到与开始时有什么不同。汤姆也是如此。我眷着他说： “我一点也没有
异样的感觉。你呢？”他说： “我也是。”然后他开始大笑。我也忍不住地
笑起来。这是一种不可控制的笑，我们俩才意识到浑身不正常，象着了魔一
样。我们想，出去走走或许会好一些，于是就来到礼堂里。我记得感觉自己
那么高，走起路来很难保持平衡，还一头撞到墙上，我们害怕极了。怎么能
搞成这个样子？于是就决定回去睡觉，睡眠或许可以使药性消失。
我在哈恩学校的表现并不比在先前的两个学校更突出，学习上我依然倒
数第一。但我在有个领域里取得了一生中的第一个进展。我到校那天，有个
同学告诉我：“这里有一支划艇队，在普林斯顿大学的划船屋里进行训练。”
到普林斯顿大学去划船对我充满了吸引力。不久，我就成为一名优秀的划艇
队员。事情开始变得好起来。
在一个集体中，划船动作非常简单，所需要的只是用腿使劲蹬和用胳膊
使劲拉，而我的腿部力量特别强，虽然我不擅长投掷和击球。另外这是一项
水上运动，我喜欢水。我对这项运动着了迷，刻苦地训练了一年。我在队里
最后的那一年，全队成绩非常好，以致有资格参加在英国亨利举行的国际划
艇比赛。我动员父亲给划艇队捐助了2000 美元，作为全队的旅费。当时，一
张三等舱的来回票价才 100美元。
还在我醉心于划艇运动时，爸爸和他的朋友就开始为我进入普大而四处
奔走。一年前，我就参加过大学入学考试，各科成绩极不均衡。大部分学科
低于升学要求的分数，但是，物理的分数却在整个新泽西州名列前茅。我喜
欢物理，老师的讲课也非常生动，例如，在讲滑轮怎样把物体轻松地提起来
时，他用图示给我们讲解，道理浅显易懂。当考试结果出来时，这位老师对
我说：“你真是个怪物，你的其他功课成绩都不好，物理怎么考得这么好？”
我也说不出为什么。我只是对机械方面的事情特别容易理解。
爸爸去找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教授本杰明·伍德给予帮助。伍德是个奇
怪的天才，是一个自学成才的得克萨斯人，他是发明美国高校统一标准入学
考试的先驱者。他和爸爸在20 年代就互相发现了对方。当时伍德急需机器帮
他处理成千上万份的考试卷子。爸爸听到这个消息后，立即给哥伦比亚大学
送去了一卡车免费的机器设备。伍德相信，任何有价值的东西部可以进行定
量，数字将在人类文明史上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这些活对父亲这么一个
制表机制造者来说，无异于一首动听的乐曲。
让这样一位著名的定量测试倡导者给我这么一个分数低劣者写推荐信实
在是一大讽刺。我几乎不认识伍德。但是，我想我会喜欢他的。他写给普林
斯顿大学校长的信既有威严又温和豪爽。下边是他对我分数问题的看法：
在思想和性格方面，我毫不犹豫地将他排在初中毕业生的前十分之一的
行列里。我对他高中的成绩不熟悉，但我的结论是：他的卷面分数不足于揭
示他实际的大脑能量、天赋智慧和意志的持久力。据我的经验来看，不管他
的分数如何高或如何低，他都是那种不能用平常的入学考试标准来衡量的
人。此信没起作用。但一定很获爸爸的欣赏。直到他去世时，此信的复印件
还保留在他的文件中。
我在哈恩最后那个春季里，爸爸亲自去见普大校长，为我求情。但他回
家后只有一句话，我不可能进普林斯顿大学。几年后他告诉了我当时会见的
情景。校长把我从莫里斯城到哈恩的成绩单摆到桌子上，说： “沃森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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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看一下令郎的成绩吧，他已注定是要失败的。”
我对此全然无知，仍然满怀希望。我对爸爸说，在哈恩最后一学期的成
绩将有很大的改善。当我从英国参加划艇比赛回来后，我们全家会聚在爸爸
在缅因州卡姆登所购置的一所夏天避暑的大别墅里。我的成绩单摆在那里等
着我。结果还是不理想，有两门良好，三门不及格。最后，我只得承认在那
年秋季入学的机会是相当渺茫的了。
两大后的一个上午，爸爸开了一辆大旅行车来到门前。我说： “开车干
什么呀？”
“咱俩出去转转，到几所大学看看。我们肯定能找到愿意接受象你这种
成绩的学生的学校。”这就是爸爸。到今天，爸爸的这种精神头我也仍然历
历在目。当有些事一定需要做的时候，他坚决地去做。
在缅因，我深深地热恋着一个姑娘，因此，我不想到距卡姆登很远的地
方上学。于是，我立即想起了一位在罗得岛布朗大学的朋友。我对父亲说：
“为什么我们不去布朗大学？”
我们开车来到普罗维登斯，住进了巴尔底摩旅馆，然后爸爸打电话给学
校的招生办公室。第二天一早，我们驱车来到招生办公室。爸爸介绍说：“我
是托马斯·沃森，是 IBM的总经理，我的儿子想到布朗来。顺便请问谁是布
朗大学的校长？”
那位管招生的家伙说： “克拉伦斯·巴伯。”
“那太有意思了，”爸爸说，“我在纽约罗切斯特住时，他是那里的牧
师。”当时，布朗大学的章程规定，必须由教职人员来担任学校的校长。
我们去克拉伦斯·已伯的办公室，向他问好，然后巴伯找了一些人带着
我们在校园里转一圈。当我们回来时，招生办的头正在看我的成绩单，他对
爸爸说： “他的成绩不太好，但我们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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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使我想尽快赶回缅因州的女孩是伊莎贝尔·亨利。尽管我才 19岁，还没
上大学，我却想和她结婚。在以后的几年中，她是我生活里最热爱的姑娘，
直到五年后我认识了我现在的妻子。伊莎贝尔比我大两岁，在社交界很活跃。
她已经有了一个富有的男朋友，名字叫约翰·埃密斯，他很英俊潇洒，是一
个哈佛大学的毕业生。我与她的相识是由老同学康威·潘德来顿介绍的。他
是一个卤莽的、满头金发的小伙子，那年夏天我邀请他来卡姆登玩。
一天晚上，我和康威正在一家高尔夫俱乐部跳舞，伊莎贝尔和埃密斯出
现了。当他们走进舞会时，所有的人都停下来注视他们。她是我曾见过的最
可爱的姑娘：金色的头发，黑黑的眉毛，脸型有点方，走起路来肩膀向后微
倾，姿态十分优雅。埃密斯给人的印象也很深，他穿了一件黑色的礼服，白
色的衬衫，扎了一条黑色的领带，下身是一条白色的法兰绒裤子。对我来说，
他们是社会高层次的不可企及的人物。但是，我的朋友潘德来顿却径直走向
前去和他们搭讪。我迫不及待地还没等他走出舞厅就赶紧问他： “康威，她
怎么样？她看起来怎样？”
“嗨，汤姆，她完全是另外一种类型的姑娘！太棒了，真有趣！”
伊莎贝尔的家庭在那年夏天的社会圈于里很有名望。他们来自费城，过
的完全是一种我从来没有见过的生活方式。伊莎贝尔的祖父曾经买下了伸进
佩诺斯科特湾的一个半岛，把它作为自家的院子分给他的后人。伊莎贝尔的
母亲来自贝当家族。他们的房子从外表看来并不显眼，但室内装备却十分现
代化。我注意到她家有很多外国杂志。他们玩的一种棋子我以前从未听说过。
我让康威把我介绍给伊莎贝尔，并耐心地等到约翰·埃密斯离开了城里。
然后我开始向她求爱。我们互相来往了四五个星期后，有一天，我终于把她
抱在怀里，亲吻她，并说： “伊莎贝尔，我爱你。”
她说： “我也爱你，汤米，上帝知道我曾经不让我自己爱你，但却做不
到。”
本来我应该从那时就开始担心，但我回到家里却兴奋得睡不着觉。我开
始整日整日地和她在一起。她的父亲是一位温和可亲的人，很有学问，但却
比较软弱。亨利夫人总揽家务。他们会邀请我到他们家的游艇上过夜，或到
家里去吃晚餐。在饭桌上，亨利夫人会说些话来贬我。她会描述某些花园聚
会的情景，并说史密斯一家也在那儿。然后，她转过脸来对我说： “当然你
不认识他们。”每一次吃完饭后，我都象夹着尾巴一样灰溜溜地离去。
父亲喜欢伊莎贝尔，因为他认为她气质高贵，出身名门，贝当家族是一
个显赫的家族。但我和伊莎贝尔结婚的话，那将可能是一场灾难。亨利夫人
从来就不会让我痛快过。事实上，伊莎贝尔也没看出我有多大能耐。有一天
我们开着车出去玩时，她说： “我有钱你也有钱。我认为你并不一定要去工
作。我们应该把钱合起来花。出去旅游。”
以后的两年里我们非常亲密。她与父母住在一起。我在布朗大学上学期
间经常和她约会。到了1935年的夏天，在我21 岁时，危机终于到来了。我
在波士顿把伊莎贝尔接上车，准备开车去缅因州，当我们开到罗克波特，翻
过一座小山时，前面出现了一个岔路口。她说： “汤米，我们在卡姆登别停
车，咱们一直开到蒙特利尔去吧，在那里结婚。”这个想法十分诱人。但当
我考虑到我们双方的家庭时，我说： “我想我们不能这样做，你的家里永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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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会原谅我们的，我的妈妈也会气得发疯。”
于是，我们驱车来到了卡姆登。几个星期之后，伊莎贝尔告诉我一切都
结束了。我痛苦之极。回到布朗大学后，有一年多没找女朋友。亨利夫人成
功地为女儿们找了门当户对的丈夫。她活到95 岁的高龄，一直很富有，每年
秋天都要到巴黎去住上一个月，给她自己买点衣服。许多年以后，我在那里
碰上了她。我走下大厅，说： “亨利夫人，您好吗？”
她说：汤米·沃森；你可变成非同小可的大人物啦。你一定要到费城去。
我要好好招待你。”
如果你在 1933年参观布朗大学，你可以明显地看到大萧条的影于。校园
看上去正在走下坡路。很多学生看起来象营养不良，由于付不起住宿费，他
们有许多人住在校外；每天来回走读，但是，我属于少数的有钱的学生，大
萧条对我们毫无影响。我属于皮司兄弟会的成员。此会成员以善于吃喝玩乐
而闻名。每天晚上我们到城里的比特摩尔饭店喝酒跳舞。我们有公寓；有汽
车，有花天酒地的生活。到了周末，我们驾车出游，带着姑娘去佛蒙特滑雪
场，去史密斯或瓦萨。
过着这种生活，我甚至比那些活得满无目的的大学生更糟。我就象个花
花公子，但我也知道国家的经济正处于一片混乱。尽管我什么都干不了，却
渴望有所贡献。我是富家子弟中的富家子弟，我的朋友的父亲大多是共和党
人，我的父亲却是一个敢于直言的新政拥护者。
在这些年里，我和爸爸完全不大来往。他此时已经六十来岁，又刚刚获
得国际方面的声誉，整天忙于社交活动和商业经营。每隔几星期，他会给我
写上一封充满伦理说教的信，其中还有贴在1BM办公室墙上的一些口号，如
“干好它”，“我们是 IBM集体中的一员”，等等。这些信我读完之后就扔
掉了。
我有足够的钱供我花销。我每月的生活费大约是300 美元。这笔钱在那
个年代等于一个美国家庭平均收入的两倍。我主要用来付学校的生活费和实
衣服。爸爸从来不过问我的花销。当我们见面时，他会问我： “儿子，你可
能手头有点紧吧？”说着，又递给我儿百块钱。我会花得一个子儿也不剩。
但奇怪的是，我从来不知道我是否真正的富有。我有一笔信托资金，当然主
要是 IBM的股票。但爸爸从来也没告诉我这笔数目是多少。每年他的会计跑
来让我在一张空白的税单上签字，他会找借口说还没来得及填好这张表。这
种保密不仅在我上大学时是如此，并一直持续到十几年以后，我已长大成人，
有了自己的孩子。
1933年的圣诞节之前，也就是入学后的三个月，我收到了成绩单。有一
个电话打来让我去见山姆·阿诺德校长。先前和爸爸一起来时曾经见过他。
阿诺德校长挺胖，圆脸，待人和蔼可亲。 “好，沃森先生，”他说，“这些
成绩看来不是太好，它显示出你在学校里不尽如人意，你要做得更好一些。”
谈话很严肃，不过他的眼睛眨了一下。每个学期我和校长最起码要有一次这
样的谈话。我是一个很糟的学生，但他容忍我。而爸爸呢，更是对我在学校
的表现袖手旁观。后来，我问他，为什么我的成绩那么糟，却还让待在学校
里。他说： “我认为宁肯让你毫无压力地待在一个正规的地方受熏陶，也比
让你在校外放任自流好。”
当我最终学会了驾驶飞机，实现了我的梦想后，我几乎不大到学校去了。
在我一年级那年的 9 月，我在仅仅受过五个半小时的训练之后，独自驾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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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堪称是一个破记录的举动。那是什么感觉呀！我很有飞行天才，一学就
会。我全身心地投入到这项有趣的令人发狂的追求中去，无论是从心理上、
体力上还是经济上，并从中体验到极大的自信心。有时我会半夜里从床上爬
起来，开车去机场，飞上它一个小时。机场的管理员对学生相当宽松一一他
们不反对我们在夜里飞行。那年冬天，我最大的冒险是参加红十字会空运食
物到南塔吉特岛。新英格兰的冬天十分漫长而严寒，南塔吉特港十多年来第
一次结冰封港。有一段时间里，岛上只有通过飞机才能得到食品。我在新贝
得福德把供应物品装上飞机，然后运往岛上。
爸爸知道我开飞机后从来没有责怪过我。我猜想我们两个都下意识地认
识到飞机是一样使我俩不同的东西。他只是通过林得伯格捎过些话来，他们
俩此时已是朋友了， “告诉我的儿子，在疲劳的时候永远不要飞行。”
当我进布朗大学学习的时候，爸妈离开肖特黑尔镇搬到纽约去住，并加
入了那里的上流社会。从 10月到来年的5 月是社交季节，在这个季节，社交
成了他们生活中有规律的活动。例如，星期一晚上和几对夫妇去看歌剧，每
个星期一般要有两次宴会和一次慈善聚餐。另外，每隔几星期 IBM要举办一
次宴会。父亲想认识纽约的所有重要人物，最后他终于如愿以偿。在 30 年代
早期，他成为纽约商人协会的会长，、并开始与小约翰·洛克菲勒和亨利·卢
斯之类的人物打交道。他参加探险家俱乐部，认识了劳威尔·托马斯和理查
德·白德上将。爸爸曾资助过白德的南极探险。白德把南极的一列山脉命名
为 “沃森斜壁”。他常来我家做客。我很敬慕他，因为他是第一个飞越北极
的人。他看来是真正地喜欢我的父亲，而不是仅仅图父亲的钱。
爸爸喜欢搜集一些名人亲笔签名的照片，并把它们摆在起居室的钢琴上
面。有一张是钢铁大王查理·施瓦伯的相片，上边写着： “致汤姆·沃森，
商用机器的大师。”另外还有一张墨索里尼的照片，他当时至少在某些方面
还很受人欢迎，后来，爸爸发现了意大利法西斯的邪恶之后，那张照片就不
见了。
我在大学读书时，对我爸爸影响最大的朋友是罗斯福总统。爸爸为罗斯
福 1932年的总统竟选提供过资金和主意，这使他在罗斯福以绝对优势击败胡
佛之后可以经常出入白宫。爸爸后来告诉我，他的第一次总统拜访实际上是
不受欢迎的。那是 1933年夏天，纽约商会被告警说，罗斯福试图用国家复兴
法来控制企业的工资和生产。于是，爸爸自动挺身而出，去华盛顿说服总统
放宽限制。
他向罗斯福问候过之后，说： “总统先生，我到这里来是告诉您，纽约
的人们认为您在制定法规方面走得太远了。商业活动是需要一定的规章制度
来制约，但我们认为这必须是一些合理的规定。如果您做得大过分了，您将
毁掉所剩无凡的商业，最后，我们将落得个一无所有。”
罗斯福摇摇他的头说道： “听着，汤姆，你回去告诉你的银行家和企业
界的朋友们，我没有时间去为他们的未来担忧。我正在试着拯救这个伟大的
国家。我相信我会成功的。如果我成功了，我将拯救他们以及所有的人。”
这些话彻底转变了爸爸的思想。他看到了罗斯福身上的千斤重担，也看
到了他多么需要帮助。这是爸爸最后一次为保守派们说话，他经常对我说：
“在商人眼里看来是对的意见，从国家的角度看几乎总是错的。”
后来的一年，父亲由于公开支持与苏联建立外交关系，又受到罗斯福的
宠信。当时一些人批评罗斯福对布尔什维克太软弱，而爸爸却是支持他的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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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少有的几个头面人物之一。自那以后，他和总统的关系相当亲密。一个月
中，爸爸至少要给总统送两次建议。有时，罗斯福手下的人甚至要爸爸把他
的日程安排表送去，以便在总统需要时可以及时找到他。
我看到很多罗斯福总统写给爸爸的回信。父亲为此很自豪，以至把信装
在口袋里显示给周围的人看。爸爸妈妈经常到海德公园喝茶。有几次他们还
被邀请到白宫过夜。对我们家来说这可是大事。
罗斯福对爸爸在30 年代中期给予的帮助很是感激，他曾让爸爸担任他的
商业部长，甚至出任英国大使。父亲对这两项任命都谢绝了，因为他不愿离
开 IBM。但是，他的角色倒象罗斯福在纽约的一位私人代表。例如，瑞典的
王子古斯塔夫要访问美国，罗斯福的一位助手会打电话给父亲： “您愿意为
古斯塔夫准备一顿午餐吗？”
父亲所有要做的只是按一下按钮。他手下有一个部门不干别的，专门准
备公司的宴会及其他招待事宜。他们会列出一张客人们的名单，在联合俱乐
部里，可以举办一百到二百人的盛大宴会，所有的费用都由公司来支付。爸
爸认为这是一种聪明而体面的宣传公司知名度的好办法，既能提高公司高层
管理人员的素质，又能帮助总统。戴贝尔曼大主教有时也会前来致词赐福。
宴会厅里届时将有一个讲台，一些装饰华丽的餐桌，以及封面上交叉着美国
和瑞典国旗、内有贵宾简介的菜单。我相信每一张菜单成本至少要值七角五
分钱。爸爸曾经招待过许多次这等规格的贵宾。罗斯福有一次说道： “我在
华盛顿接待他们，而汤姆在纽约招侍他们。”爸爸很引以为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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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1936 年，在我读大学三年级时，政府公布了一份全美最高收入者的名
单。爸爸的名字荣登榜首。他每年收入36.5 万美元，比威尔·罗杰斯还要高。
报界称他为 “日进千金的人”，还称他为工业界的基德船长和最后的强盗大
亨。爸爸听到这些非常生气。他认为他的收入所得反映了他为公司股东们创
造的价值。事实上，公司经营得如此之好，以致每隔几年爸爸都要求董事会
把他在公司利润中分红所占的比例减少一些。这样可以使他的财富不至于太
惊人。有个日人千金的父亲并没使我感到什么，我仍然试图追回伊莎贝尔。
但是，当父亲的收入披露于报端时，许多姑娘突然对我显示出更多的兴趣。
从我个人的兴趣角度出发，罗斯福的大萧条都离我很遥远。除了一遍又
一遍地告诉我罗斯福是个英雄，爸爸很少对我谈论政治。后来，他的自由主
义思想渐渐地消失了，而我的社会正义意识却开始形成。我越是关心联邦政
府的救济计划，这些计划内容就越打动我。
1936年我与兄弟会中的一些成员进行辩论，她们拥护艾尔福·兰顿当总
统。在罗斯福再次当选美国总统时，我和兄弟会的一些朋友去古巴春游。我
们从纽约开着游船去，度过了一段不寻常的时光。古巴向游客提供各种各样
恶劣的黄色服务，如果你想下地狱，那真是个好地方。但是，回到家后，我
开始想到这样做对古巴人来说是多么悲惨。他们正在把古巴变成美国富人吃
喝玩乐，寻求刺激的场所。
我从爸爸那里得到的不仅仅是新政的思想。通过他的道德规训，他的一
行一动，他对我调皮捣蛋的大度宽容，这位上了年纪的绅士确实影响了我。
在布朗大学二年级时，我开始意识到纠正自己，修饰自己。
我的室友戴维是一个来自匹兹堡的很有趣的家伙。他的父亲也很有钱。
我们在瓦特曼大街有一处公寓，是一个类似半地下室似的屋子，我们在那里
和认识的城里的每一个姑娘大吃大喝，寻欢作乐到深夜。戴维完全是无所顾
及，为所欲为。或许是他的父亲也不介意儿子是否被学校开除。不管在哪方
面，戴维都是疯狂的。他养了一条大狗，却不愿花时间喂它，于是在街角的
一家餐馆里买了一张就餐卡，系在狗脖子上。不管什么时候狗饿了，它会自
己跑出去，到那家餐馆去扒门。服务员会喂它一个汉堡包，并在餐卡上打两
个孔。这件事在附近引起相当的议论。有些人认为那张餐卡应当从狗脖子上
解下来，给一个生活困难的学生。
当我二年级第一学期快要结束时，我和阿诺德校长又见面了。他说：“这
一次你可是真正地要被开出校门了。我喜欢你的父亲也喜欢你，所以，看到
你走我很遗憾。”
我说： “我不是个好学生，但我不想被踢出校门。”
他说： “你最好是安下心来学习。”
我去找戴维，告诉他： “我再也不能住在这儿了，因为我必须待在学校
里。”他表示理解。他继续我行我素，那年 1月被开出了学校。我在学生宿
舍找了一间房子，真正下决心努力学习。但是考试又来临了，我知道自己肯
定要失败。这时，我得了盲肠炎，去医院做了手术。这机会使我得以推迟考
试六个星期。我利用这段时间补习最后通过了考试。
在那一段时间里，我内心常为喝酒的问题做斗争。喝酒在我家里是一件
被指责的事。爸爸妈妈当年之所以第一次见面就一见钟情，就是因为在餐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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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谁也没动酒杯。在禁酒期间，爸爸从未在家里喝过酒。在他眼里看来，喝
酒简直就是一种罪恶。他躲避酒就象躲避飞机一样。有一次妈妈试着给他喝
一剂蓖麻油。为了可口，她在里边掺了一点苏打、柠檬汁和威士忌酒。爸爸
把杯子刚刚端到嘴边，就把它倒进水池子里去了。他把杯子刷了一遍，倒人
蓖麻油，就这样喝了下去。
在 IBM，喝酒是件忌讳的事，即使是在 1933年禁酒令取消之后也是如此。
公司明文规定：在工作期间，雇员不许喝东西，公司聚会不许喝酒；凡是在
1BM 的工作区不许有酒出现。不成文的规矩是，过量的饮酒，即使是在家里。
也会影响此人的提拔和升迁。在 IBM的工厂区恩地科特，据说，凡是比较谨
慎的工作人员在家与家人喝酒时都要把窗帘拉上。爸爸对这些传说听之任
之，但我想这并不意味着他干涉了人们的私生活。他仅仅是不让 IBM惹事生
非。他的下属都知道他厌恶寻欢作乐，有时，他要把这种观点强加到雇员的
头上。
这就足以说明我在学习时为什么总喜欢出去过节假日。圣诞节我要在家
过，剩下的时间我会到兄弟会的朋友家去拜访。
1935年前的除夕夜，我们一伙人在宾夕法尼亚州斯克兰顿的上个乡村俱
乐部喝啤酒。我当时20 岁。一杯接一杯地喝，酒助舞兴，所以，那一晚上我
们玩得痛快极了。
第二天，我的内心出现了危机。在回纽约的路上，我开始为启己过度的
放纵而痛苦，为爸爸对这件事的态度而受折磨。我感到如此内疚，于是决定
去向爸爸坦白。那一大的晚些时候，我拖着沉重的脚步走进我们家的图书馆，
爸爸坐在那里。 “爸爸，”我说，“我想告诉您一件事。”我把昨晚的事简
略地叙述了一下。其实那也不过是几杯酒取取乐的事。
爸爸一定是对我的忏悔很高兴。他握着我的手说： “儿子，非常感谢你
把这件事告诉我。你能坐下说几分钟吗？”接着他说： “当我年轻时我也喝
过几杯啤酒，不过，喝一点就受不了了，以后就再也没喝过。”后来，我听
到了一个故事，据我所知，爸爸从未对任何人讲过，甚至连妈妈也没告诉过。
那时在爸爸 19 岁时，他去布法罗城谋生。他的第一个工作如同在漆邮镇一
样：赶着马车到处卖缝纫机。这一次他的老板是惠勒。有一天，爸爸来到路
边的一家酒馆，庆贺他刚刚卖出的一批货。他喝得太多了。当酒店关门时，
他发现门外的马和马车以及车上的缝纫机全被人愉走了。惠勒解雇了他，并
且让他赔偿全部的损失。当然此事后来传开了，这使爸爸费了一年时间才找
到稳定的工作。可惜的是，这件往事没有记录在 IBM的历史中，否则它可以
向成千上万的公司员工们解释为什么爸爸不让大家喝酒。但是，他一定感到
他这辈于是完了。我不知道那时爸爸喝了多少酒，但就丢了马车这一项，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