者们聚集的地方。我从童年就开始极有兴趣地阅读探险家们去北极探险的故
事。例如，他们中有约翰·库伯、马丁.弗如比舍、金斯·默恩克和哈利·胡
特森等探险家，他们探险的路上都要经过冰岛的埃里克港。我们一路上的情
况要比吉米的那位航海家朋友所预计的要好。7 月12 日，我们终于进入了北
极圈，那里景色奇丽，极目望去，到处都是峡湾和冰山，景象极为壮观。
不料就在这时，突然从家里传来一个噩耗中断了我的这次航行。那是 7
月18 日的清晨，我们正准备离开那个小港埃格德斯明特，我的秘书给我拍来
了一份电报，上面说迪克在他新堪南的家里出了一点意外，并没有详细说明
情况到底怎样。电报只是简单他说 “你必须尽快回家。”
我接到电报后，心里清楚地感到迪克将不久于人世了。虽然他当时只有
55 岁，但身体一直欠佳，一年前他刚刚得了一次心肌梗塞，正在复原之中。
我和奥利夫从 157英里外弄来了一架直升机就匆忙赶去机场，然后直飞康涅
狄格州，赶到医院的时候，他已经不可挽救了。一个星期后，迪克去世了，
死前他一直处于昏迷状态。在迪克的葬礼结束后，奥利夫仍然留在那里安慰
迪克的妻子南茜，但我直接返回到游艇上，因为我留在那里无助于任何人，
更何况我害怕无所事事地呆在那里，迪克的死给我打击太大，呆在那里，它
会紧紧地缠着我，自因360 型电脑系列发生争执后，我们之间从未真正地和
解。由于我对他的安排不当，影响了他在 1BM公司的发展，以至最后离开了
公司，我对此也经常自责。9 年来，沉重的精神压力影响了我们之间的关系。
想到我们是同胞兄弟，父亲在世时又经常教诲我们， “不要让家庭争执继续
到太阳落下的时候。”现在弟弟死了，想到父亲的至理名言，心情更加沉重，
心弦绷得更紧了。我不知道如何去哀悼他，只有赶到游艇上去，到大自然的
怀抱中去才能慢慢地治愈我心头的伤痛。
到8 月上旬，我们的游船已经深深地进入北极圈内了。我曾参加过无数
次航海比赛，对各种海上情况都比较熟悉，但现在海上的情景却是我以前从
未见到过的。海水是黑色的，一片平静，时而被已经有点刺骨的微风吹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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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波澜。海面上布满着各种各样的鸟类。有海鸥、野鸭，还有象塘鹅那样的
巨鸟。我们有时在冰山中穿行，这里午夜太阳仍然不落，还射出缕缕半透明
的蓝光，分外妖烧。突然，这一片宁静详和被一阵震耳欲聋的怪声打破了，
原来许多象屋子那样大小的冰块互相碰撞挤压后发出的声音，当地的渔夫把
这叫做 “巨灵嗥叫”。有时候，我们的游艇会被三四尺高的波浪撞击得摇晃
起来，那准是很多里外有冰山漂过掀起的巨浪余波。这里的天气真是晴空万
里，大家为了不错过此生难得的机会，午夜都集中在船尾的甲板上观看不落
的太阳在远处地平线作圆周旋转，太阳射出怪异的光芒，把云彩染成红色与
黑色的海水相互辉映。我们每两人为一班，每班3 个小时，然后再休息 6个
小时，昼夜值班看护着船。任何人如果发现冰山，或者天气突然变化都要及
时告诉我。一旦出现了麻烦，救援离我们可就太遥远了，因此，对我们来讲，
首要的是不要遇到麻烦，尽量远离那些骇人的冰山群。
我们继续向前航行，伊塔营地就在前面离我们 150海里的地方，当时皮
利的北极探险就是从那里开始的。当我们的船航行穿越史密斯海峡时，冰山
越来越多使我们十分吃惊，拉尔斯·杰恩森一直在桅杆那里全神贯注地远眺
远方洋面，谨慎地搜索海面上可能出现的巨大冰山。我们决定向东航行，去
一个爱斯基摩人居住的叫奎奈克的村落，它也许是地球最北的村落了，拉尔
斯在那个村里有几个熟人。我们的游艇缓慢地向前行驶了 12个小时，船舷两
旁漂过去的冰块越来越大，天也渐渐地变成了铅灰色。最后，约在西南方 6
英里的地方有一些木棚依稀可见，那就是奎奈克。就在这时，前面出现了巨
大的冰块挡住了我们的去路，船无法前进了。拉尔斯说： “我们能够到达那
里，我要设法使我们进村去。”但我琢磨的是，我们的游艇未加保护罩的螺
旋桨仅在水下 3码的深处，船体是四分之一英寸厚的铝板，我们不能硬闯，
只能绕过去。船被夹在冰缝里了，有时我们既前进不了，又后退不得，这时
又刮起了猛烈的西风夹着雨雪，抽打着我们的身子，如果从格陵兰吹过来的
寒风继续加强，我们的船就会被冰封在那里而无法动弹，如同北极探险的书
中所形容的那样被憋在那里，被 “钉”在冰里。巨冰将在我们周围越聚越多，
也很容易把我们的船撞翻。那些书描述说；有的探险队被冰封在那里整整一
个冬天，我的脑海中也出现了我的新船被冰封在那里的情景；然后出现了屈
理空军基地的直升飞机来营救我们的情景，但一个坚韧不拔的探险者应当想
到这些，而决不要自找麻烦。想到这些，我决定让船向后退。我们谨慎地退
向较好的水面，经过了3 个小时的奋斗、我们才好不容易绕出了巨大的冰块
群。当时我们离北极极心约 370 英里。
我们决定向南面的屈理空军基地驶去。第二天下午我们就停靠在空军基
地巨大的加油码头边上。卫兵看到我们的游艇后非常吃惊，他说： “如果有
这样的一条船，我一定会开到加勒比海去玩。”没多久。基地司令官和一群
丹麦军官走来欢迎我们，这对我们是一种莫大的安慰，因为停靠时我们还不
知道会否被接待，心里一直很不安。我告诉他们，我们将向北面航行。我们
在任何地方的停留，从没有麻烦人家到下逐客令为止。
这条船正如我所希望的那样，帮助我离开了 1BM公司。没有这艘船的话，
我决不会经过反复考虑后，做出退休的决定。只要我总关心着公司，我就难
以做出抉择。当我得了心脏病后，医生告诉我不要再去管理1BM公司，我可
能会愚蠢地反复说： “大夫，我必须回公司，他们需要我。”我自己以为，
退休后我将难以适应，因为我自己无法想象，没有 IBM公司我还能象以前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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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过得平静但然吗！另外，我还是一系列公司董事会的董事，如 《时代》杂
志、泛美航空公司、信托银行基金会，以及史密斯森研究会等。每个星期我
都有两次高级会议，但我不喜欢担任这些董事工作，我总觉得启己不过是被
利用而已，并尽量控制自己力 图去控制这些会议的冲动。
我用了好几年才割断了和 IBM公司的关系。我担任董事会 、的执委会主
席一直到 1979年。起先我仍然在幕后做一些事情， 并且和其他董事讨论财
物在利尔森任职期间保证 IBM公司不断 地取得进展，“然后帮助法兰克步步
高升到公司的顶峰职务，顺利 地实现发展计划。我在 1979年 1月60 岁退休
时对法兰克说，在 100 天里我不再来公司了。我挂个执行委员会主席的职务
不利于 新班子的权威。我父亲死后，意味着他不再可能对工作施加影响 了，
因此我也绝不想影响法兰克。尽管这样做不容易，但是我确实过了100天仍
然没有去公司露面。我尽量使自己习惯于退休后的生活。何况我眼中看到的
1BM 公司和我们当初经营时比较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公司现在的营业额
比我当年退下来时增加 了一半，1973 年的全年收入达到 110 亿美元、何况
以法兰克为首的领导班子对公司的行政管理也作了很大的改动。他们认为，
公司应随时开发新产品、而我们工厂生产的机器难以满足顾客的需要。整体
工业正在迅速地发展，法兰克担心，1BM公司生产 发展相对沉稳的步子将使
我们的地位变得脆弱起来。那些生产周 边产品的工厂仍在抢我们的生意，那
些工厂的生意是从零做起 的，而且越做越红火，他们就是利用客户等不及我
们的供货而在 占领市场的。
但是，真正令法兰克担心的倒不是美国电脑生产公司和厂商 的竞争，
而是来自日本方面的强大竞争。现在日本人正在以他们 强大的生产能力侵人
美国的钢铁、汽车工业和耐用家电消费品市 场。谁都知道电脑工业是他们瞄
准的下一个目标。法兰克不想重 蹈美国钢铁工业的覆辙。他拟订了一个建立
一系列自动化工厂的 庞大计划，以在竞争中击败日本。董事会认为这项战略
性计划是 值得称道的，但这些工厂的花费却令人瞠目。尽管我知道当今世界
技术突飞猛进，但美国也面临高通货膨胀的威胁。因此我难以相信，这样庞
大的开支计划能在董事会得以通过。我记得我也是一遍又一遍地向法兰克提
出同样的问题，就如同当年董事们向我反复地盘问那样。我说： “你能肯定
我们要花这么多钱吗？你进行竞争招标了吗？你要知道，我们可不想把工厂
搞得过份豪华！”实施这些改造的计划用了6 年的时间、最后的花费高达 100
亿美元，但这项计划终于成功地使 1BM公司顶住了日本的竞争冲，击，使它
在电脑市场只占有了一席小小的天地，不然的话后果不 堪设想。
法兰克的工作干得不错，但他的有些决定还是让我起了干预之心，尤其
他和有可能成为他的继承人的约翰.欧伯尔打算迅速 废弃我们的租赁系统、
价值以百万美元计的生意将被出售掉。他们作此决定的部分原因是电脑的换
代时间已大为缩短，也是为了腾出那些被出租的机器所占用的资金。但这样
的做法使我感到恼火，因为祖赁业务是 IBM公司能得以迅速发展，的传统业
务项目，租赁合同使我们更加贴近客户，并能促使我们做好高质量的售后服
务，还能使 IBM公司经住经济衰退时期的冲击。一旦滚滚而来的租赁费用断
了源，就会使1BM公司在涨落莫测的需求面前变得更加脆弱，我的这种沉重
的感受，想必当初在 50 年代我和阿尔主张增加债务时，父亲也一定有过同
感。他当初的处境和我现在的处境相同，他的本能告诉他，增加债务的做法
是不可取的，当时的辩论一定使他痛苦地感受到 1BM公司已经不再完完全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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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属于他了，我今天也痛苦地感觉到了这一点。
但如果 1BM公司是我的精力的唯一发泄管道，那我一定会感到无限懊恼
的。可是幸运的是我知道不仅可以去远航，还可以去飞翔。在天空飞翔激发
了我早年的热情，后来全身心地经营1BM公司成为了我生活的中心。但我天
生热爱飞行，这种热情从未消失过。当我得心脏病时，联邦航空管理局吊销
了我的飞行执照，两年后又发还给了我。现在我又想学习驾驶直升飞机了。
那时候刚一退休下来的时候，我还不知道退休后的生活能否变得有价值，但
我育 “先想到的是学习驾驶一种新的机种来激发自己的生活。所以我在 1974
年的春天参加了波士顿直升机训练中心的训练班。我每天上午接受 1个小时
的飞行训练。我颇感自己是一位天才的飞行员。但是平稳定住一驾直升机的
感觉如同要平稳地站在一个实心球上一样，大约在空中飞行了35 个小时后，
我对这样的训练感到有些厌倦。于是便对教练说：“我想我现在可以单飞了。”
“没关系，你什么时候想单飞都可以。”
他居然对我这样有信心，真使我受宠若惊。我想都没想一下就说： “好
吧，那我现在就单飞。”我把机门关好，然后就把飞机拉了起来。我所飞行
的地区有一片树林。还有一座被废弃的工厂，我兴趣盎然地飞行着，那块升
降的停机坪足有50码宽，但技术原因使我觉得它是那么窄， ‘直升机忽上忽
下地飞了45 分钟，直到我开始感到能够初步掌握起降的技术为止。两个星期
后，我顺利地得到了直升机驾驶执照。那里有不少专业驾驶员放弃了驾驶训
练。因为早些时候一架直升机在训练时，由于停机坪有雪打滑而堕毁。驾驶
直升机同驾驶其它飞机有所不同，水平机翼不易控制，驾驶员在降落时的感
觉如同坐在一个脆弱的机舱里直接向地面冲去。这种情形也使我感到恐怖。
所以经过仔细研究后。我买了一架比尔·简特型直升机；这种飞机有飞行时
间最长和最安全的纪录，甚至好于绝大多数其它小型飞机。
战后，我离开了我一度想作为我理想生涯的飞行行业。进入 1BM公司后
也飞了好几千个小时，这些飞行都是为公司去做生意，我从未感到那种悠然
自得的多彩飞行乐趣。年轻的时候，我飞遍了我所能接触到不同类型的飞机。
早在上大学期间，我就飞了 15种机型。二次大战时，我足足飞了 30种不同
类型的飞机，包括轰炸机、战斗机、运输机，甚至飞过至今仍在美国空军服
役的0-38 型双翼飞机。要知道那时飞行条例很不正规，我只要在停机坪上对
飞行军士说：“我已经读过C 一47 型飞机技术操作条例了，你现在只要坐在
我后面告诉我各个开关的位置，我想试飞一下这架飞机。”他就会说：“是，
少校。”对我来讲，那时候驾飞机飞上飞下是一种最大的乐趣。我有一种天
生懂得飞行的素质，我也从不做疯狂的飞行特技动作，也从未出过飞行事故。
战后，飞行技术变得越来越复杂，航空管制条例也越来越繁杂。但我和我们
那一代的飞行员不太一样，我并不很在乎那些传统的做法，其部分原因与我
喜欢挑战的性格有关。我喜欢驾驶喷气机，那是一种高技术的飞行。在我得
到直升机驾驶证之后，我又买了一架里尔喷气机，并由我自己来驾驶。
除了宇宙航行外，我尝试了各种类型的飞行。后来我又想学滑翔机了。
有次我在斯托度假时，一位好友的儿子曾向我表演过滑翔机的飞行。我觉得
很有兴趣，而且象我这样一个 60 岁的老人也是可以学会的。所以我就向这位
年轻人询问了全美国最好的滑翔机教练的名字。随后便给滑翔机学校的秘书
打了电话。他的秘书说他没有在学校。在后来的两个礼拜中，我一再打电话
也未能找到那家伙。最后，我觉得情况有点不对头，就问他秘书： “他是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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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出事了？”
“是的。”那位小姐说。
“是不是飞机失事死的？”
“是的。”
我只好放弃学习开滑翔机了。
从开一种飞机到改开另一种飞机，那是一种真正的挑战。我就是经常尽
我最大努力去经受挑战的考验。许多认识我的人都说： “你们看吧，那老小
子早晚有一天会栽到地上的。”但飞行使我心旷神怡，在退休后的前5 年，
我又累计飞行了2000 个小时。这比一个航空公司的驾驶员的飞行时间也少不
了多少。我发现，飞行促使我勇于接受新的挑战。我永远在规划着自己的时
间，以使自己过得充实，再充实，这也就是我经营1BM公司所持的精神。在
退休后的岁月里，我最担心的是死在驾船远航的途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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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二章
1977年夏天，吉米·卡特当选美国总统的第一年，当电话铃响的时候我
正在诺思黑文拟定去智利合恩角航行的计划。原来电话是新任国防部长哈罗
德·布朗打来的，他说： “我和万斯都认为你应当来华盛顿干点事情。”万
斯那时是国务卿。当我从 1BM公司退休时，他们两人都是公司的董事，和我
很熟。
“喂，布朗，”我说：“我现在正舒舒服服地坐在椅子上欣赏着窗外的
景色，那里有整洁的树林，还有美丽的诺斯哥特湾，我为什么要去华盛顿
呢？”
“哦，那是因为卡特总统希望你出任军备控制和裁军咨询委员会的主
席。”他答道。
我以前从来没有听到过这个组织，布朗解释说，这是一个咨询性质的委
员会，它的任务是就核战略问题向总统提出自己独立的咨询意见。这个组织
早在肯尼迪人主白宫时就已经建立了，它直接向总统负责，目的是让一些社
会杰出人士能了解一些幕后的军事秘密和理解军备竞赛进行的情况。布朗和
万斯显然都认为我，是领导该委员会的最佳人选，这个组织现在简称为军控
咨委会。我是一个民主党自由主义者，我一生的专业都涉及高科技领域。我
还在苏联呆过一段相当长的时间，起初是个职业军人，后来又从事实业。因
此，我对苏联人的思想方法不陌生。我认为苏联人民是个有责任心的民族，
他们和我们一样都希望避免第三次世界大战，因此，同他们签订裁减军备协
议是明智的。
我接受和把握了这次机会，连我自己都感到有点吃惊。在我得心脏病之
前，我总是谢绝华盛顿对我的邀请。以前我总觉得离开 IBM公司不可能是正
确的选择，更不愿犯傻去搞我所不熟悉的工作。但现在我已经从 IBM公司退
休，也已经历了几年航海探险。如今民主党经过长时间的奋斗又重新掌权，
使我有机会干点重要的事情。自 60 年代早期以来，如同许多其他美国人那
样，我对第三次世界大战想的不多。但仍还记得那些可怕日子里，人们都在
收音机和电视机前收听古巴导弹危机的新闻。那时，我也在自己家里建了一
个防空洞， IBM 公司也在那时实施了 “建造防空洞贷款办法”，公司的每个
家庭只要愿意建防空洞都可以得到贷款。当人们建的防空洞越来越多时，也
就觉得这样做没有什么意义了。也许你可以在你的防空洞里躲上30 天，当你
出来的时候会遇到什么呢？你所看到的是一个残破的世界，侵略者正在威胁
你的家庭。我们在所有的防空洞里储备了手枪和步枪。这些事情把人们搞得
有点神经的。人们很快决定，如果核战争爆发，宁死也不赖活着。
当布朗给我打电话的那阵子，我已经好多年没去防空洞整理和补充防空
用品了。这样做也许会使我忘却军备竞赛的危险，尽管我知道这种危险依然
存在，IBM公司也一直在为武器试验提供电脑。军备竞赛一直在不断地升级。
美国已制造出新一代洲际弹道导弹，叫做民兵式导弹。我们在苏联周围部署
了北极星潜艇，还有多弹头导弹，当然俄国人也在拼命竞争。但为军控所做
的努力却远远地滞后，几乎要酿成危机。第一轮限制战略核武器条约已经签
订了，第二轮限制战略核武器谈判正在进行，然而与此同时，美苏又在搞新
的一轮核武器竞赛。
我把去巴恃哥尼亚的地图收了起来。在下半年中，我将领导和召开军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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咨委会的第一次会议。我在加利福尼亚州和华盛顿之间穿梭奔忙，我要学习
所有关于协议、政策和核武器的知识。许多单位向我作了简报，这些单位有
军备控制和裁减局、国务院、中央情报局、国防部内部安全局，还有参谋长
联席会议。我也花了很多时间听取军事分析家介绍，假设发生核进攻和反核
进攻后，死伤人数将会以亿来计算。那将是一场灾难。这些人一连几个小时
都是用术语来谈核浩劫的，但并未提到人类的毁灭。我想，他们看问题的方
法简直是一种罪恶。他们向我描述的这些情况使我深感忧虑。同时，我力求
对我所听到的技术性东西加深理解和吸收。我决心要把握事情的本质和真
谛。显然，我们应做的事情是避免人类的毁灭。我猜想军方是绝对不会同意
我这样来分析和看待问题的。他们的观念是加紧军备竞赛。我也知道那些毕
生都致力于战略规划的专家们，一定会认为我的想法太简单了，但我仍会坚
持自己的看法。但具有一般普通常识的人，诸如军控咨委会的顾问们都会同
意我的看法。在技术领域，尤其在危险的核武器领域，你必须把握住自己，
而不要在狭窄的焦点问题上完全受专家们的摆布而失去平衡。
白宫从没有问过我任命哪些人为这个委员会的成员，名单早就在我去华
盛顿就职前就敲定了，然而这个委员会的成员既有趣，又有能力。卡特任命
的委员中，有共和党人，也有民主党人，有科学家，实业界人士，有律师，
还有一位牧师和一位工会领袖，总共 12名委员。他们中半数人是从事普通职
业的杰出公民，对核武器一窍不通，另外一半则是国防和外交专家。但成员
们把军控咨委会的工作于得十分出色，让人刮目相看。他们之中有在肯尼迪
和约翰逊两位总统任内担任国家安全顾问的迈克乔治·邦迪，在福特总统任
内担任国家安全顾问的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现任洛斯·阿拉摩斯实验室
主任哈罗德·阿格纽。沃夫·帕诺夫斯基和保罗·杜提是非常杰出的科学家，
他们也先后多年在政府中担任过职务。至于另一半“老百姓”则包括欧文·柯
波，他是南方基督教浸礼会的领导，全国有色人种协会的会长玛格丽特·威
尔逊，联邦法官贝特·柯姆，他过去曾是肯塔基州的州长，全美艺术家协会
主席亚瑟·克瑞姆，他是民主党的要人，美国劳工联合会——产业工业联合
会库司莱恩·堪克兰德，他是我们最大的鹰派人物。
在开始的几个月里，我必须拜会40位参议员，建立起我们所需要的关系
网，以便使我们咨委会的工作富有成效。比尔·杰克逊给了我不少帮助，他
是我们委员会的执行委员，曾经是参议员阿兰·克兰斯托外交和国防政策方
面的立法助手，他很懂得如何与国会打交道，他现年40 岁，脾气暴躁，表达
思想不太简洁，不太符合我们 IBM公司谈问题要简单明了的要求。但他具有
敏锐的政治嗅觉和不妥协的精神。由此可见，在这里办事不能用 IBM公司工
作的那一套。杰克逊安排了我会见了民主党的强硬派人士法兰克·丘吉尔、
司哥特·杰克逊等。我也向美苏关系问题专家哈里曼和约翰咨询了意见。约
翰是 1961年该委员会成立时的第一任主席。
我对政治不很在行，但我开始明白，实际上政治家与当一位企业推销员
没有太大区别。所以凭经验，我那套推销打孔资料卡机的规则也适用于这里，
就是说不要浪费客户的时间，要和客户的秘书班子搞好关系等。
委员会有很多事先准备工作要做，比尔·杰克逊和我决定每个月必须抽
出两整天的时间开会讨论。委员会干这份工作都是自愿的，每次会议与会者
的多少是衡量你工作成绩的一种标准。我还要安排一些专业情况介绍会，例
如，请4位参与第一颗原子弹设计工作的物理学家来做报告。每次出席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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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数多在10到 11人，有时12人全部出席，这表明人们对出席会议颇有兴
趣。每次对我来讲都是一场挑战，我整整在那里干了 7年，坐在那里的尽是
些委员会的专家，只要我说上两三次愚蠢的话，那就足以毁掉我的威信和信
心。为了避免这种尴尬的情况，每次开会前，我和杰克逊都必须在附近的一
家旅馆碰头，我们俩花上一整天的时间把我的所有问题过一遍。每次会议我
都要做详细的提纲，按计划把会议顺利开完，我这一辈子都没有象现在这样
卖力气。
负责这个委员会和经营 IBM公司可不一样。在负责这个委员会期间，我
在全体与会的人员中建立起了极佳的形象，当然这个委员会不过是个咨询机
构，和 IBM公司的董事会是完全不一样的，我在这里的工作只是尽量地协调
他们，使大家意见趋于一致。所以我首先要善于克制自己。因此，在我主持
会议时，不断地写上几条注意事项来提醒自己： “自己不要说话太多。要保
证让每个人都有表达自己意见的机会。如果有人始终没有发言，”则要征求
他的意见。”
我的目标就是协调大家不同的意见，使之一致起来。我清楚，让外行人
不被象迈克乔治·邦迪那样显赫而又富有经验的人吓倒也是不容易的事，何
况迈克乔治·邦迪是曾在肯尼迪总统任期内发生古巴导弹危机时起过不小作
用的人。所以我也明确表示过，内行专家们应当让委员会的其他成员能够跟
上他们。同时我也想到，敢于面对内行人在核武器问题上的过激观点，花费
功夫去做转变他们看法的工作也是值得的。因此，我为委员会安排了一场电
影。放映杰出作家卡伯里克的讽刺作品 《奇怪博士的爱》。当美国有名的军
事战略家斯考克罗夫特听说要为委员会放映这部电影时，他说： “你怎么能
为委员会的成员放映这种不切实际的电影呢？！这些人可是严肃认真地理解
和研究核武器的人啊。”我当然也认为，电影中让飞行员骑在氢弹上驾驶着
氢弹，头上还戴着牛仔帽是有点怪里怪气。但我认为电影中总还有点真实可
信的东西，特别是由于卫兵防卫不严所出现一系列的差错在现实中也可能发
生。尤其那些把手指放在核武器发射操纵板上的人，他们也是普通的人，弄
不好也会发生类似电影里的事故，导致一场核灾难。
军控咨委会也经常去国务院的安全会议室里开会，那里有一张椭圆型的
大会议桌，棕色的桌面，绿色的地毯，光线明亮而柔和的日光灯。当国务院
的高级官员向我们简介各种武器时，亚瑟·贝特，还有威尔逊就容易动感情。
在国防部听有关弹道导弹或核武器介绍中间休息时，委员会成员会聚集到我
那里并两眼发呆他说： “让人真难以想象这些人要把我们推向何处？我们又
工作又纳税，而他们的工作却是叫我们每个人都去死！”然而委员会的成员
中没有一个人同意单方面裁减核武器。我们中的绝大部分人都简单地希望能
够寻找到办法，使俄国人能够明智地理解现实状况，致使双方同意裁减核武
器。
不久后，我们这个委员会就出现了一些真正的思想家，他们的意见颇有
见地。例如，潘诺夫斯基就指出军备控制工作中极为自相矛盾之处： “现在
科技的飞速发展快于协议的谈判和签订过程，因此当我们正在准备签订协议
减少武器的绝对数量时，现实的情况却是在生产更加先进的武器。克里姆也
是一位我所认识的颇有远见卓识的委员，他指出，以为当我们迅速发展武器
的时候，俄国人跟不上我们发展速度的看法是十分荒谬的。每当美国加快武
器发展的速度和推进军备竞赛时，用不了几年俄国人就一次又一次地很快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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赶了上来。这也使我感觉到电脑工业也是同样情况，企业间的竞争如同一场
跳背游戏，你跳过他的背，他又跳过你的背，没有人永远领先，不过这种游
戏不会发生致命的毁灭而已。
我过后想到，我们委员会必须亲自去目睹一下这些核武器，不然很难有
效地讨论和研究这个问题。于是，我和杰克逊带着全体委员们一同去新墨西
哥州的洛杉摩斯基地去参观访问。那个基地是美国原子弹的摇篮，桑地亚国
家实验室就在那里，由空军后勤和训练部负责，如今仍在那里研究和发展核
弹。我们先在那里看到了历代能源展览部，那里有第一颗代号叫 “小男孩”
的原子弹复制品，那颗原子弹当年投掷到了日本广岛，第二颗代号为 “胖男
人”的原子弹投掷到了长崎。接着我们又去位在桑地亚的仓库参观，在那里
我们看到了真正的各种类型的原子弹。这些用橡胶裹着的核武器被静静地推
出来让我们看。有些向我们展示原子弹的技术人员的穿着有卓象 IBM公司员
工的深灰色制服、白色的衬衫，黑色的鞋。这些原子弹都是新型的、圆筒状，
约有6 英尺，但其爆炸威力却超过投在广岛那颗原子弹的几千倍。我永远也
忘不了一种叫做 “可调控弹”的原子弹，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调整炸弹爆
炸的当量，而且当炸弹正投向目标之际，又如何能够及时地进行调整呢？！
一些工程师只是从逻辑推理上回答说： “哦，调整的目的是我们不想让一切
都化为乌有。让我们设计可调控的核弹，我们照做就是。如果我们想把爆炸
当量调小，炸弹爆炸威力就减小，如果需要调大，炸弹的爆炸威力就会加大。”
全委员会成员以前对核子武器可以说都知之甚少，即使象格克兰德这样持强
硬路线的人也不清楚这种核武器。当你参观这些核武器的时候，你做不了什
么事情，但却使你对未来世界充满担心。
在听了十几次高级官员的介绍后，我们中的许多人却有一个共识，那就
是军人绝不会象普通老百姓那样思考核战争问题。他们整天谈论这些事情，
计划一场核大战，因而很难想象一场核战争所产生的后果。我们委员会的人
曾经问过： “美国在一场核战争浩劫后还能有多少人存活？”这些专家莫衷
一是，有的说可能不到 10％的人能幸存，有的人则说半数人以上会活下来。
当我们问到，核大战之后的美国是否会象现在这样时，他们回答说： “哦，
我们是可以复原的。”
我考虑到我们给卡特总统的第一份报告应当是一份意见一致的报告，但
实际上在委员会里有数种观点，因此要达成一个统一的意见实非易事。绝大
多数委员都同意通过谈判来改变当前的军备竞赛局面，但麦克兰总是给大家
泼冷水，他说：“和那些杂种签订协议连个屁都不值。”他和参议员斯考普 ·杰
克逊的关系很密切，杰克逊是参议院国防委员会的资深委员，他主张美国应
坚决地重整军备。洛杉摩斯·阿格纽实验室主任可真象一只 “牛虻”，充满
了批评精神，但并不坚持自己的意见。在整个会议中，他会一声不响地坐在
那里，但突然会对我们正在讨论的话题说上一通非常刻薄的话，然后又不声
不响地恢复原样。斯考克罗夫特也是一位在军控问题上持强硬态度的人，他
是我所认识的军人中最精明能干的人之一。
我们在不少问题上的看法是不一致的，但当空军向我们介绍最新的 mx
导弹时，我们才算取得了一致的意见，mx 导弹计划实际上开始了新一轮的军
备竞赛，他们希望在沙漠中挖上数千个导弹井，然后再把导弹置放到导弹井
里，这样俄国人就难以攻击这些导弹。而每20 个导弹井中只有一个才有真正
的导弹，其它的导弹井不过是一种掩人耳目的圈套。这项计划的经费是个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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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数字，高达500亿美元。这项计划包括300枚新的mx 多弹头导弹 （每枚导
弹都带有 10个弹头）、几百台巨型牵引机、571 个假导弹、还有600个导弹
井。我们听到这项计划是 1978年的夏天。国务院反对这项计划，连中央情报
局也派了一个人来向我们表明这项计划是如何的荒谬，他说： “我们对于欺
骗的做法还了解一些，这不过是一种小把戏，糊弄不了什么人的。”
面对众多的批评，空军又拿出了修正计划。以前我在 IBM公司是绝对不
允许不成熟的计划出台的，军控咨委会的其他成员也持同样的看法。于是那
年的9 月底，我们给卡特总统写了一份报告，认为mx 导弹计划是不切实际的，
绝不应实施。我想卡特总统也早就得出了相同的结论。所以他在白宫当总统
的年头里一直没有实施该项计划，而只是把这项计划当作和苏联人讨价还价
的筹码。
看来卡特已发现我们的工作还是蛮有用的，于是在 1978年晚些时候要求
我提出一份关于裁减新的核武器的新方案。那时候，尽管第二轮限制战略核
武器谈判还没有达成协议，而且还将面临参议院通过时必将引起的一场尖锐
的争论，但总统已经在准备第三轮限制战略核武器谈判了。大家虽然都认为
卡特总统这种做法未免太理想主义了，但我却认为他的这种做法是出于现实
性的务实行动，这种现实性使他真正认识到核武库是多么的危险，技术的进
步使武器得到迅速发展，也使已达成的协议很快变得过时了。我们向他提出
了一连串的建议，如废除制造多弹头导弹。而我们对卡特总统提出的最重要
看法是，协议的谈判进程进行得过于缓慢。第二轮限制战略核武器协议的达
成经历了三任总统，6 年的时间。而武器的开发，包括导弹、炸弹、中子弹
早已更新换代。我们告诉卡特，唯一可行的方案是双方领导人直接、主动、
持续地寻求各种途径进行谈判。
到 1979年春天为止，我们这个委员会已经提出了许多的计划。潘诺夫斯
基就美国洲际导弹的前景为白宫写了一份非常详情的研究报告。克端姆也在
杰出的民主党人士中为缔结一项禁止所有新武器的协议而游说。我们的会议
成为军备控制的重要论坛。我们得到了各种杰出人士的响应，不管他们属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