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种思想体系和范围的人。如鹰派的弗雷德·伊克勒。缓和鼓吹者艾夫莱·哈
里曼、还有国务院的马歇尔·舒曼。我们没有向新闻界透露过任何风声，所
以很多人愿意直接找我们来谈问题。另外的原因是我们这个委员会被认为是
卡特总统的 “耳朵”，所以也成了别人游说的对象。象当时的中央情报局局
长史但菲尔·特纳就希望向总统报警说，美国仅剩下唯一的一颗间谍卫星了。
他也来到军控咨委会谈了这件事情。就连苏联也注意到我们委员会的份量。
卡特显然同意我们关于总统个人直接参与谈判的意见。第二年6 月，他
去维也纳参加高级会谈签署第二个限制战略核武器协议时，向勃列日涅夫提
出了一系列戏剧性的建议，希望加快进行第三轮限制战略核武器协议的谈
判，他亲笔开列了一份两国将来可能裁减的重要武器项目交给勃列日涅夫，
并告诉他美国愿意开始下一轮谈判，逐项达成并实施协议，下一定非要搞一
揽子协议。这使得俄国方面不能不认真考虑这些建议，但我们从没有机会得
到他们的回答。相反，两国的关系反而紧张起来，参议院拒绝接受第二个限
制战略核武器协议，从而使整个谈判功亏一篑。
我喜欢负责这个委员会的工作，我也愿意在卡特总统任期内把这份工作
于到底。奥利夫也很乐意看到这项工作在我身上所产生的效应。她说，离开
IBM公司担任这项工作，是我一生中最开心和最轻松的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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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5 月， 《纽约时报》突然披露了一则消息，说美国驻苏联大使马
尔科姆·托恩即将退休离任，哈里曼推荐我来替代托恩。奥利夫看到此消息
后起先有点困惑，之后又有点心烦意乱。她难以理解他说： “要我们去俄国
工作？”和自己的儿孙分开去异国它乡工作对她来讲简直不可思议。
“别紧张，光让我弄清楚再说。”我安慰她说：“太荒唐了，我们不准
备去莫斯科。也没有人向我提过这件事。”
两大后，国务卿万斯打电话对我说，卡特总统终于决定选择我出任驻苏
大使。原因是政府认为，我在莫斯科可以把事情办得顺利一点。现任大使托
恩是在福特政府时期就任此职的，他是对苏强硬路线的鼓吹者。我在担任军
控咨委会主席前曾经会见过他。他是个独特而又经过磨练的人。他谈到俄国
人的时候经常有不少很有见地的想法，但总有一句开场白： “哦，当然，我
恨那些狗娘养的。”他对第二个限制战略核武器条约持批判的态度，他也怀
疑缓和的前景。俄国人不喜欢他，卡特总统希望我接替他的位子。
就这一职务来讲，我缺少外交经验，所以要投入全身心去应付。还有，
我不同意托恩的一些基本主张，我又不善于争论。最令我担心的是奥利大，
我没把握这对她是否公平。她现在有些精神不振，她听到有关苏联的事情越
多，她就愈不喜欢这个国家。后来当万斯国务卿打电话说，在莫斯科的大使
官邸环境很好，还说我的朋友和孙儿们可经常到那里拜访后，她的精神才稍
稍振作了些。我和她反复地讨论了这件事，最后我对她说，我希望继续向前
走，去担任这项职务。我希望改善美国和苏联之间的关系，使军备控制问题
有所进展。我还告诉奥利夫，这样做将对我们的子孙和其他所有的孩子来讲
都是件最好的事情。
在被正式任命之前，我发现我变成了一场论战的中心。很多外交政策专
家认为我是一个错误人选，认为驻苏大使应由一位象托恩那样能说俄语的职
业外交家来担任，而不是象我这样的具有良好愿望的外行。他们还认为，总
的来讲驻苏联大使是所有驻外使节中最重要的职位之一，40 年来也一直由内
行们来担任的。报纸还报导说，如果卡特总统将此项任命提交给国会通过的
话，参议院外交委员会有影响的委员们将对此提出质疑。一些批评者不知道
我有军备控制的经验。他们只是认为卡特总统突然委派一位 IBM公司的董事
长去担任此职，不过是为了打开两国贸易限制的闸门而已。但我的支持者也
掀起了一场宣传游说运动。他们公布说我有在军备控制和裁减咨询委员会的
工作经验，还多次去过莫斯科，对我的任命也符合派遣企业政治家出使的伟
大传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驻苏联大使就是一位企业政治家。
看来事情发展得比较顺利，然而正在此时，我犯了一个使人窘迫的错误，
7 月的一天，就在我的任命即将公布于众时，我作为军备控制咨询委员会的
主席随同卡特总统出席维也纳高级会谈。我在旅馆接到一家报纸记者的电
话，我和他不怎么熟，只听到他说： “我和一位同事在楼下的大厅里，我们
想和你谈谈你被任命为大使一职的事情。”
“我还没有听到我已被正式任命的消息，”我回答说：“所以我不可能
以此身份谈任何事情。”
“好吧，那是否让我们上去谈谈你的经历。”
“哦，那倒没什么关系。”我说，我只是想表示友好，没有仔细地考虑。
军备控制和裁减咨询委员会是不公开露面的，IBM 公司多年来同新闻界打交
道也是非常谨慎的。这次谈话一共不过是 15分钟，双方谈得也很顺利，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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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同意在报上仅刊出我的一些背景情况。然而就在他们要离开的时候，他们
中的一位问我： “你的大拇指上是什么东西？”
那不过是当天晚上我要去歌剧院观看歌剧时，我打算顺便在那里和驻苏
联大使托恩见一下面。为了不忘记此事，我在大拇指上写了 “托恩”两个字。
“嗯，是这样的，”我说：“我的小女儿就是用这种方法来提醒自己一
些要做的事情。她说这样就把事情刻在记忆里了。今天晚上我将去看歌剧，
这样我也就保证能碰到托恩大使了。”
我没想到这两位记者会在报上渲染此事。很快又有一篇文章说我是一位
有健忘症的老人。我也不认为这篇文章是要破坏我的声誉，但确实讨厌。当
我回到华盛顿后，国务院负责美苏关系的马歇尔·舒曼立即把我叫了去，他
说： “这篇文章将影响你的任命。”他是支持参议院通过我的大使一职任命
的。
“看来你是受到了戏弄，”我对他说： “说不定哪一天我的鼻子弄脏了
一点，也许又可能引出一篇什么文章来。如果那会影响我担任大使的话，那
么这样的职务也就不值得担任了。”我的反映强烈，因为我并不认为我对那
两个记者的谈话是什么天真幼稚的。舒曼对我的支持也没有丝毫的改变。他
也就没有再对我说什么。当我的任命终于被通过后，我就很快走马上任了。
当我离开军备和裁减咨询委员会时，克雷姆和他的夫人在他们的宏伟的
塔楼里为我举行了晚宴。邦迪在宴会上致欢送辞，并以全委员会的名义送我
一套锡合金的勺子。他就这套餐具说的话使我永远不会忘记，他说：“汤姆，
当你看到这套勺子时，你将会注意到，和朋友在宴会上使用这套勺子的话，
勺子是太长了；和恶魔在一起喝汤时，勺子又太短了。也许你在莫斯科使用
它们时则正好。请把在座的人对你的最诚挚的爱，永远保留在其中。”这是
我所经历的最美好的送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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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三章
当我在10月份到达莫斯科的时候，那里已经是一片冬天的景象了。城市
破旧的建筑和铅灰色的天空使我回想起年轻时在莫斯科停留的4 个月。那是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我担任布莱德雷将军座机的驾驶员。我并不喜欢什
么共产主义制度，但战争期间的经历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布莱德雷将军
率领的代表团就住在莫克哈娃亚大街的旧的美国使馆内，在克里姆林宫对
面，当时德国军队已经进攻到离莫斯科只有30 英里的地方。记得有一次，我
们用了一个星期飞越了好几个省去到西伯利亚的中部地区。击退希特勒的侵
略是苏联历史上的伟大胜利，我对自己亲眼目睹和参与这场反侵略战争而感
到骄傲。我当然不致于傻到以怀旧来把自己造就成一个出色的大使。尽管我
感到由于二次世界大战把我和俄罗斯连结了起来，但我很清楚美苏关系的现
实。在 1979年，缓和的进程缓慢，第二个限制战略核武器协议在很长时间里
才有所进展。
卡特总统和万斯国务卿所交给我的任务用简单明了的话来说，那就是他
们希望我能改变双方大使在对方首都所受到的不平衡对待。苏联驻美大使杜
布雷宁任职20 年了，他在华盛顿建立了普遍的关系，他只要打个电话就可以
会见美国总统。他的座车可以长驱直人国务院的停车房。而我们的驻苏大使
呢，他 10年来很少能接触到克里姆林宫的大人物。在限制战略核武器的谈判
中，卡特政府为了方便起见，经常通过杜布雷宁把他的想法传达给莫斯科，
而把我们的大使托恩撇在一边。现在协议已经签署了 ，卡特希望重建美国大
使馆的威信。
我当然先要学习掌握新工作的关键和策略。但我早就知道我应当成为什
么类型的大使。我要成为我的好友里维林·汤普生那样的大使，他曾在艾森
豪威尔、肯尼迪和约翰逊三位总统任内担任美国驻苏联大使。我和他第一次
见面是在 1942年，当时他只是一名低级外交售“。那时美国驻苏使馆的绝大
部分人员实际上住在离莫斯科500 英里外的古比雪夫市。只有汤普生留守在
莫斯科市的使馆里，照料使馆的财产。我们第一次的合作任务是驾机载他去
德黑兰为使团人员采购生活储备物品，因为当时俄国供应十分缺乏。我们一
下子就采购了两吨食品，这些决不是什么人们想象的好东西，但在战争期间
那已经是很不错了，象炼乳、青豆罐头等食物。后来对他本人也了解得越来
越多，我比他小 10岁，对他很尊重。他是个细高条儿，俄语讲的十分流利，
有一点羞涩和含蓄，这对他的仕途生涯没有什么影响。作为大使，他的足迹
遍及全俄国，几乎每天都同苏联高级官员接触来往。他和他的夫人懂得如何
把使馆气氛搞得温馨起来。他的官邸是几百个苏联重要人士经常聚会的场
所，从颓废艺术家到芭蕾舞演员都有，那里也是苏联的高级官员经常驻足的
地方。赫鲁晓夫就很喜欢汤普生，跟他一聊就是好几个小时。
汤普生不是象乔治·凯南那样神采飞扬的理论家，但他对苏联的背景情
况知之甚详，特别是 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时，也许是他的知识拯救了人类，
使其免遭一场核浩劫。事情是这样的，在古巴导弹危机最紧张的时刻，赫鲁
晓夫总理给肯尼迪两封自相矛盾的信。第一封信是和解性质的，明确表示希
望避免核战争，第二封信则充满了好战的论调，几乎逼得肯尼迪准备摊牌。
肯尼迪和他的班子里的人直到听了汤普生的建议才认识到，可能第一封信才
是赫鲁晓夫的感觉和本意，即苏联在古巴部署导弹的目的只是为了加强讨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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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价的地位。肯尼迪得出了惊人而简单的想法，不去理睬赫鲁晓夫的第二封
信，只回答第一封信，提出只要苏联从古巴撤走导弹，美国将在东西方关系
上执行缓和政策来回报。肯尼迪总统这样做后，便古已导弹危机出现了转机，
赫鲁晓夫收到信后第二天就命令从古已撤出导弹。
我的生活节奏开始在美国驻苏联使馆全速运转起来。我的脚一踏人那里
就象我刚从大学毕业开始进入 IBM公司工作那样，完全是个新手。在第二次
世界大战期间，我曾参加过驻苏联使馆举行的招待会，并荣幸地与英国首相
丘吉尔握手。后来我作为 IBM公司的头访苏时也去使馆拜访过汤普生。现在
我已经65 岁了，我自己回来担任驻苏联大使，急于看看在我和俄国人打交道
的漫长历程中还能进一步做些什么呢。
大使官邸是我和奥利夫有生以来住过的最豪华的房子。这是一座外墙是
拉毛水泥的楼房。建筑物十分别致，距离克里姆林宫约两英里远，是由一位
糖业巨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建造的。房子一建完就遇上了革命，这位大
亨始终没敢搬进去住，只是在那里举行过舞会。在列宁时期，这幢房子被改
建成公寓房，一些官员们搬进去住。直到 1936年罗斯福和苏联建立了外交关
系。威廉·布列特大使从俄国人推荐的六七栋房子中看中了这所房子，也许
是资本家的房子更符合美国人的口味吧。整个房子的结构是各个房间围绕着
中间的一个大厅，大厅有华丽的大理石石柱，漂亮的拱廊，宽敞的阳台，在
三层楼高的画栋雕梁的天花板上垂挂着巨大的枝型水晶吊灯。从大厅穿过凉
亭才到餐厅。大使和他的家庭生活区还有书房、起居室，以及数套客房。在
餐厅上面有一个舞厅，是美国人后盖的，200 人可以坐在那里看电影，听演
讲。在房子外面有一片宽阔的草地，后面是一扇精制的铁门。从窗口向外望
去是莫斯科严冬的夜晚景色，一切看起来是那样的高雅、幽静，又十分惬意。
一位大使到达驻在国的第一件事是递交国书。他将被安排去正式会见国
家元首或者他的副手。苏联人在这种正式场合是很会讲排场的。在 10 月 29
日星期一那天，我的专车被前拥后呼地夹在中间由使馆驶向克里姆林宫。一
路上其它车辆停止行驶，每个街角的警察向我敬礼。来到克里姆林宫后，我
穿过几个大厅，大厅两旁的玻璃柜里摆设着沙皇时期的贡品和革命后制作的
手工艺品。然后我们走到一间大屋子里，他们告诉我站到一块绣有钻石图案
的小地毯上。从屋子的另一端走过来一位小个子的绅士，他就是最高苏维埃
副主席库兹涅佐夫，他用俄语和我寒暄。站在我旁边的苏联礼宾司长小声地
在我耳边说： “请宣读国书。”我读完后把国书递交给库兹涅佐夫。然后是
握手，碰杯。我感到极大的激动。礼仪完毕后，库兹涅佐夫副主席带我进入
他的办公室，并用英语对我说： “你喝咖啡还是威士忌？”
“您喝什么呢，副主席先生？”我说。
“咖啡。”
“我和您一样，先生。您的英语说得真是字正腔圆。”
“我曾在匹茨堡技术学院的预科学习过，之后我又在福特汽车公司工作
了3 年。在列宁取得政权后，他希望我们的一些年轻人去学习美国的技术和
管理方法，我也幸运地被派往你们的国家。我至今还怀念那段在美国度过的
美好时光，”
当我回忆会见库兹涅佐夫的仪式和骄傲地站在那里的情景时，不禁又使
我想起了我的父亲。他在 1937年参加英王乔治六世登基的招待会时也是同样
的感觉。我想沃森家族真是有幸能参加这样的盛典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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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驻苏联大使馆有 100多名外交官和员工，我希望能很快地得到他们
的支持。他们以前一定在报纸上看到不少有关我的报道，也一定读过我把托
恩大使的名字写在大拇指上的报道，我想他们当时一定感到很惊奇。我当初
是缺乏经验而碰上了这件事情。我到任不久即召开了一次全使馆大会，向他
们谈到了我在军备控制和裁减咨询委员会的工作，然后才转来担任大使的工
作。我对他们开诚布公他说： “托恩大使多次说过，这项工作需要一位职业
外交官来担任，我当然不是一位内行，因此真诚地希望你们予以合作。”最
后我还加了几句在 IBM公司常说的话，说我办公室的门永远向有问题、有建
议和有新的想法的人敞开着，随时欢迎来找我。他们对我要求重建使馆权威
的话也作出了响应。之所以能这样，那是因为我的工作作风和托恩大使的工
作作风是截然不同的。他为人孤傲、冷淡。我则把在 IBM公司工作时的那一
套带到了使馆来，注意发现人才，鼓舞士气。第二个礼拜，我和奥利夫在官
邪为使馆工作人员和他们的家属举行了一个盛大的招待会，他们中的不少人
是第一次来到大使官邸。
苏联方面对我这张新面孔似乎也感到好奇和兴奋。我的第一个拜会对象
是苏联外长葛罗米柯。我第一次见到他是 1959 年，他那时陪同赫鲁晓夫来
IBM 公司的工厂参观。那时候大家都认为苏联官员穿的衣服裁制质量极差，
但印象中葛罗米柯是个例外，他当时西装毕挺，所以令人印象深刻。他文质
彬彬，气度滞洒，看来他后来渐渐地教会了他的外交官同志们应当如何穿衣
着装。美国国务院给他起的绰号是 “板板六十四先生”。我倒觉得他是个大
演员。当你同意他的看法时，他经常面无表情。有时他会表现出对你的讲话
很有兴趣的样子。当你和他谈完一席话，他的脸谱可以变化五六次。当我在
莫斯科官场上会见他的时候，不过是在例行公事而已。一般我只要在前一天
定个时间约见他就可以了。然后，我第二天去他办公室旁边的那个小会议室
里会见他。他进屋后，我们每人就各拿一杯矿泉水边喝边谈，谈的无非是犹
太人出境签证问题，允许我们建新的使馆楼问题，推动美国参议院批准第二
个限制战略核武器协议，或者正好在会见那天发生的随便什么事情等。
我的第一个外交成果是在和勃列日涅夫的助手亚历山大会见时取得的。
他告诉我，他们很怀念前大使汤普生，这使我有机会提醒他，我不会象前大
使托恩那样使他们失望。汤普生能有机会接触苏联的政治局委员们，因此，
我说： “这也是我的目标，希望我也能有机会和苏联的政治局委员们谈谈。
如果谈的好不仅对我们的国家有好处，对你们的国家也有好处。我希望向我
的上级万斯国务卿表明，我是在这里积极开展工作，而不是光坐在那里读托
尔斯泰的名著。”
亚历山大是个五短身材的人，声音却很宏亮，听完我的话后他笑着说：
“我个人认为这是个很好的想法。”当然，当时还不清楚到底能会见谁，但
我们使馆的首席馆员马克·盖瑞森却认为我的上述要求没有遭到拒绝，里面
或许会有些什么名堂。盖瑞森是个苏联通，也是一个非常有头脑的职业外交
官，他后来成了我的好朋友。我想他同我一样既好奇，又怀疑这次会出现机
会。但是他在辅导我如何当好一个大使方面是非常耐心的，我对他十分倚重，
就如当年在军备控制和裁减委员会对杰克逊的依赖那样。我的另一个帮手是
罗伯特·吉曼，他是使馆的政务参赞，当我参加官方活动时他总是跟随在我
左右。他是个说话温和的得克萨斯州人，当初学的是法律专业，他尽量帮助
我在外交场合上不要失礼。我也经常征求他的意见，希望他能对我的礼仪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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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做出率直的评价，但他有点儿过份的 “外交化”了。当他想要对我谈什么
事情的时候，总是通过盖瑞森 “过滤”一遍，然后才反馈给我。
就在我上任还不到一个月的时候，我们得到报告说，苏联的部队已经在
阿富汗边境大量集结。美国显然应对此给予更多的关注，但是白宫和国务院
当时正为解决伊朗扣押人质危机忙得不可开交。而苏联对阿富汗总统阿明未
能把国内伊斯兰叛军镇压下去而大为恼火，而我们方面谁也没料到苏联会入
侵阿富汗。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苏联还没有在华沙条约国以外的国家和
地区使用过军队。对我来讲，苏联入侵阿富汗更是一件难以想象的事情。在
一次偶然的机会使我对阿富汗有所了解。那是在4 年前，我曾带着女儿到那
里去旅游过。我们先到达喀布尔，然后沿着古代贸易之路继续旅行，晚上就
睡在帐篷里或者住在简陋的旅馆里。早上天蒙蒙亮我就和女儿去骆驼市场买
小毛毯，一边还和商贩们讨价还价。这次旅游给我的感觉是山川荒凉，民风
强悍。
那天是圣诞夜，我的孩子和孙儿们都远从美国来到使馆和我们团聚。使
馆两天来得到警报说，集结在阿富汗边境的苏联军队急剧地增多，就在 12
月27 日晚上接到了一个电话，说成营的苏联伞兵已在喀布尔机场空降。我那
天通宵达旦地阅读情况报告，数千名苏军已进入阿富汗，我感到整个世界的
分量都压在我的心上，我只能把愿在美苏之间搭桥的想法放在一边了。我想
我现在面对的是美苏 “古巴导弹危机”以来最严重的危机。在拂晓的时候，
我得到了来自华盛顿的命令，要求克里姆林宫对事件做出解释，我向苏联外
交部要求会见葛罗米柯外长，他们说他不在。只有外交部副部长马佐夫在，
当我在那天上午同他会见后，我只想说他是一位只说不字的部长先生，他十
分粗鲁，说的很少。他说对这次入侵阿富汗没什么可解释的，这不关美国的
事。还说，阿富汗是苏联的邻国，并和苏联签定有条约，阿富汗总统阿明要
求苏联对付暴乱分子，这些暴乱分子已经威胁他的政府安全了，苏联是应阿
富汗政府的要求而行动的。马佐夫最后说： “总之，我所说的话在这份备忘
录里都有了。”他说完后随手交给了我一个信封。
“你的论调听起来很难让人相信，”我说：“不过，还是谢谢您。”
我开始站起来准备离开之际，听到鲍伯在我旁边说： “我想大使一定会
愿意把备忘录看一下。”他的这番话使我免犯一项重大的错误，如果我不读
备忘录就离开的话，那意味着美国接受了苏联的解释。这篇备忘录是用英文
写的，不过是重复了马佐夫的废话，当然是绝对不能接受的。第二天清晨，
我们接到消息，两整师苏联部队已经越过边境。苏联人侵阿富汗的冷酷事实
很快传播开来。俄国人推翻了阿富汗政府，废黜了阿明总统，把一个一直躲
在苏联的傀儡领导人扶植上台，他是随同俄国空军飞到喀布尔的。
这时，我们的使馆简直成了高压锅，每个人都两天没有合眼了。我是个
新手，又不年轻了，压力当然就更大。盖瑞森、吉曼和使馆的其他工作人员
也是累得肝火上升。使馆和华盛顿之间来往的电传数量之多使我难以看得过
来。我对他们说： “伙计，注意点儿，你们知道我是使馆的负责人，如果你
们不介意的话，请把打电传的速度放慢一点，以便我在阅读时能跟得上。”
但他们反而加快了打电传的速度，我终于发火了，我对盖瑞森说： “我不知
道在这使馆里我能否和你融洽相处。”
盖瑞森知道我有权将他调离使馆，然而这番话看来一点也没把他吓倒。
他转过身来对我说： “现在的问题不是你和我能否融洽相处，而关键是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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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能为国家做些什么。我们可以以后再讨论能否在一起工作的事情。”我
也马上平静了下来。我们最后给国务院发去了一份长长的对苏联入侵阿富汗
事件的分析报告。我们称此为 “苏联政策的严重而令人无法接受的变化”，
并建议我们的政府采取行动要苏联付出极高的政治代价，以致使他们自己寻
找撤军的途径。同一天，卡特总统通过热线电话向勃列日涅夫传递了一个信
息，要么撤军，要么损害美苏之间的关系。
想必克里姆林宫的喧闹声比我们这里还糟糕。这是他们 10多年来所犯的
最大的外交政策错误。历史学家们仍在讨论，苏联人为什么决定入侵阿富汗，
他们的动机是什么，他们完全没有预料到美国将会做出何种反应。我们认为，
俄国人的这次入侵是他们向波斯湾扩张战略的第一步。卡特总统热线电话所
传达的信息就是这个逻辑推理的结果。我很快就接到苏联外交部的电话，说
葛罗米柯外长回来了，他愿意见我。我们依然在他的办公室旁边的那间小会
议室里见面。我对他说： “我实在不了解你们为什么要这样做，也如同你已
知道我对马佐大副部长所说的话，我不理解他对我所做的那番解释，完全不
可能理解。”
“为什么？”葛罗米柯说。
“哦，我虽然不是一个职业外交官，但那个所谓根据条约要求你们帮助
的家伙，在你们进入阿富汗的时候已经死了。那个新领导人则是坐着你们的
军用飞机进入这个国家的。所以这显然不是什么阿富汗内部事件导致的政府
更迭。”
我从来没有看到过葛罗米柯变得怒发冲冠的样子，他一下子跳了起来，
并且一个字一个字地怒吼道：“谁—告—诉—你—的？谁告诉你的？”然后，
他走到我的跟前说： “你们的总统在乱弹琴，他的声音不过是空荡荡的回音
罢了，他却以为那是上帝的声音呢！”
这些话都是通过翻译翻过来的。我吃惊地好几秒钟都说不出话来。然后
我告诉他说： “部长先生，我猜想这就是你要说的一切吧。”
他说： “我也这样想，大使先生。”我站了起来，走向房门，但我的思
想却在斗争，我想： “我今后还不得不和这个人打交道，尽管我真想马上就
走，但我要尽量控制往自己。”我在离门大约有三尺远的地方停了下来，然
后对他的翻译说： “请告诉那位部长，在几个星期前我在克里姆林宫会见他
的时候，他说他希望我作为一个新大使能够学会一点游泳。”翻译把话翻了
过去，葛罗米柯说： “是的，”他看来又做好了要爆发的准备。
“请告诉他，他今天和我谈话的这种方式，差一点要把我淹死了。”
葛罗米柯一下子大笑了起来，还走过来搂着我的肩膀说： “千万不要淹
死，只要动动脚，划划胳膊就可以浮出水面了，这不过是你的工作。你做你
的工作，我做我的工作，各为其主。你千万不要沉下去。”他上下摇动者我
的手再次大笑了起来，于是我告辞了。
几天之后，卡特总统把我召回了华盛顿。我出席了白宫的顾问会议，商
讨美国应当做出什么样的反应。卡特决心要让苏联为他们的侵略付出代价，
但实际上我们所能做的事情十分有限。事情还没有到我们要去轰炸一番的局
面，也没到我们应当出兵的地步。白宫和国务院开出了一长列抵制苏联的行
动方案，我们使馆也提出了一系列的建议，最后卡特总统决定几乎采取了每
一项建议。这意味着我们将取消所有缓和时期所安排的合作项目，从艺术品
展览会到出售粮食，以致抵制在莫斯科举行的奥林匹克运动会。在会议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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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中，我很难再加上什么新内容。我只是表示反对搞贸易特别制裁，我觉
得这样做走的大远了。例如，美国的企业曾向俄国提供工厂设备，现在则禁
止提供合约中规定的这些设备的备件。我告诉总统说，这样做不太合适，你
可以向一个国家宣战，也可以进行贸易限制或禁运，然而不遵守对客户的承
诺则总是错误的。卡特总统否定了我的看法。我猜测原因是他想向俄国人表
明，双方的贸易也不能象以前那样进行下去了。
我对卡特总统了解得并不深，对他这么激烈的反应感到有点儿吃惊。但
我也明白，他这样恼怒是有原因的，这次入侵阿富汗完全毁掉了达成的第二
个限制战略武器协议。这个协议对世界安全的影响是那样的广泛和深远，为
了达成这个协议双方都做了艰巨的努力，现在参议院也绝不会批准这项协
议。美苏关系的变化着实使我震惊。我也感觉到这势必会影响我的工作。现
在人们又在重新谈论使馆需要一位强硬的职业外交官来对付新的冷战。在向
总统述职后，我对使馆的工作人员说：“我现在觉得自己好象是一条变色龙。
我现在正在改变自己的颜色。”当我回到使馆第一次见到葛罗米柯时，我还
想竭力打破两国之间现存的僵局，这实际只不过是我个人的呼吁。我告诉他：
“我的政府没有给过我任何暗示，但现在是应当谈一谈到底能做点什么的时
候了。为什么不能去想点办法把这些事情都撇到我们的后面去呢？”
“你的政府没有给你任何指示真是太糟糕了，”他说：“你的政府也没
有象你那样去考虑解决问题的途径也真是太糟糕了。”我从来没有感到象现
在那样的绝望。葛罗米柯在这种情况下仍然是那样的冷酷，他实际上就等于
在说：“我与其在这儿和你交换非官方的观点，不如去做点更有意义的事情。”
当我回到使馆时已经是夜幕低垂了。我的心情甚为沮丧，因为我将不得
不在这里如同坐监牢一样地呆上一年。在卡特总统任期结束前，我只能这样
蹉舵下去，找不到离任的合适借口，要在这种苦境中荒废我生命中的又一年。
我觉得自己如同一只被夹住的老鼠。
大使馆的生活是那样的呆板，一成不变。每天早上我去办公室，桌上已
经有50 到200 条电讯消息，白天还会再收到几十条电讯消息。电讯内容包括
世界上各种事情。这些电讯稿是必须要看的。外交人员刚一参加工作就要学
会快速阅读电讯稿，并从中选出需要的东西。但我的快速阅读技术不太在行，
我每天从来未能把所有的电讯稿都读完。美国的政治家们也经常来访，有的
是国会代表团，欢迎他们来访是我的工作，那就要去拜访或接待他们。然而，
他们感兴趣的是回国后把照片登在报纸上进行宣传。每个政客来后首先感兴
趣的是到使馆的地下室去，那里住着几个苏联的不同宗教信仰分子，他们是
两年前来使馆寻求避难的，希望以此向克里姆林宫施加压力而得到出境签
证。我向这些国会众议员解释，你越把注意力拉到这些人的身上，你就越难
推动苏联当局发给他们离境签证。但这些众议员仍然希望通过接触这些人来
提高自己的知名度。有个家伙竟然把自己和这些人接触的照片夹在圣诞卡里
寄出去广为宣传。
当我对使馆的工作感到厌烦和无奈时，我干脆带着照相机外出去拍照，
我走遍了全莫斯科，有的时候是在上班时间，有的时候是在业余时间。有一
次我信步穿过大门竟然走到了宠物市场，那时候这种自由市场在莫斯科是很
不寻常的。市场上卖猫、狗、刺猖、胖胖的豚鼠，还有热带鱼，你真是难以
想象严冬腊月能在莫斯科方圆几千里内发现热带鱼。后来我学会说点儿俄
语，在闲逛的时候能碰到许多老百姓。有些人挤在当地的商店里吵吵嚷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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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以为我想插队买东西，冲我嚷嚷说： “别插队，排到后面去！”有的时
候走在街上，会碰到好心的老太太拉着我的衣袖用俄语说： “外面很冷，你
应当戴上帽子再出来。”孩子们看起来总是很幸福。我非常欣赏他们国家对
儿童的关心，即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十分艰难的时期，他们仍然十分关怀儿
童。但是那些十七八岁的青年看起来有点儿压抑。人们经常可以听到苏联人
酗酒的情况。但你很难看到他们在公共场所酗酒。他们一般都在星期六傍晚
和自己的女朋友、妻子或者朋友关起门来饮酒作乐。伏特加酒的酒瓶没有软
木塞，他们往往把金属盖拧开后对着瓶口就喝，直到喝干为止，又一瓶接着
广瓶地喝，一醉方休。
撇开在工作中所受的挫折不谈，我和奥利夫都认为作为个人我们却得到
了意想不到的收获。我们的孩子都已经长大成人了，自我们结婚以后，现在
是我们俩人聚在一起最多的时间。也正如我所预料的那样，奥利夫把大使官
邪布置得十分温馨，使客人经常留连忘返，我们在外交使团中也结交了不少
朋友。值对我们俩人来讲也是第一次能这样紧密地工作在一起。我们发现，
我们俩真是天生的一对，地配的一双。我们也尽量在使馆工作人员里和美国
人的社交圈子里鼓舞士气。我们举办 “四方对舞”舞会，安排有关俄国历史
和艺术的演讲会。我们接待了艺术家鲍勃·霍普，还有电台节目著名主持人
罗威尔·托玛斯的来访，他们都是父亲的老朋友。我和奥利夫也经常出去旅
游，在苏联各地展示美国的国旗。我们到列宁格勒去了两次，我们还南下去
了格鲁吉亚，游览了巴库，这个城市是古代东方丝绸之路必经的地方。我们
还搭船从敖德萨沿着黑海的海岸经雅尔塔和工业城市已统，直到土耳其边
境。然后，我们又北上从摩尔曼斯克，该市在北极圈内，有近50 万人口，一
直到靠北冰洋的港口城市阿尔汉格尔。我们还去过伊尔库茨克。那是一个远
在西伯利亚的腹地城市，是哥萨克人定居的地方。那些离莫斯科越远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