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在线”被整编，从此不复存在，美其名曰整合校媒优势资源。“鸽子姐”走了，还没混个脸熟的师傅也走了，很多人都自愿或不自愿离开了。有一天，我也会走。
整编以后，在线和校报以及其他校媒合并，成立了党委宣传部记者团（以下简称记者团）。把各风格理念均不一致的媒体强拉硬拽弄到一起，形散神更散。又成立一个“采写部”，基本上和新闻网功能重置，分工极不明确。偌大的采写部（据说当时有五六十人），很多时候竟找不到人去写新闻。招新的时候，功能类似的媒体往往打架扯皮，相互拆台。平时也是表面和颜悦色，背地里明争暗斗……如果整合之后乱象丛生，竞争力急剧下降，我真想知道整合的意义何在？而领导对此的回答是，大部分人不干事没关系，只要有几个人可以干事就行了。好吧，你赢了，宣传部真是有钱，记者团已经成为你们自娱自乐的玩物了。
未几，党宣某领导又别出心裁的推出“全面签审”制度——所有新闻稿件都要经过涉事各学院、各职能部门领导审核，签字同意后方能发布。是我听错了还是我的耳朵聋了，还有新闻网站这样自我阉割的、自取其辱的？对，没错，这里就有这样一朵奇葩。这里的记者每天要做的不是把新闻写得真实、客观、理性，而是绞尽脑汁想着怎样遣词造句大唱赞歌讨好领导以获得签字同意。我不知道这位领导自己有没有好好想一想，这样的行为本身是对记者，对校媒人所坚持的底线是多么无礼、多么粗暴的侮辱？所有的记者团的记者都怨声载道（那些想自取其辱的除外），为什么你还洋洋得意得在饭局大肆发表“网络猛如虎”的言论？
你是从18世纪来的么？还是更早？
我把“全面签审”这件事说给一位在其他学校的校媒同仁听，他只说了四个字“逼良为娼”。
我还记得某次，一位新成员由于不认识你而抢在你之前进电梯，你极为不悦，教育他要尊重领导。还极其恶劣的质问：“你知道我是谁吗？我是党委宣传部XX！”
圣经里，主耶稣说：“我告诉你们，不要与恶人作对，有人打你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给他打”。我想，我们的左脸已经被打过，而且被打过好多次，主早已原谅我们。
那么，对于你们的种种作为，我只想：
竖一根中指。
第二个姑娘也这样远去了。
三
第三个姑娘同样出现在夏天，另一年的夏天，“在线”里面的人。
忘了最初是怎么勾搭上的，记得最早的时候跟她聊最喜欢的作家，说到卡尔维诺。那个时候我正在看王小波，刚好提到卡尔维诺。
于是，故事就开始了……
我们约在一场校园乐队的告别演唱会之后交换书籍。她给我卡尔维诺的《看不见的城市》，我给她王小波的杂文集《沉默的大多数》。晚上，我卑鄙的以写稿要听录音为由把她约到了网吧，我们坐在包间里一直聊天，非常单纯的聊天。聊的内容现在我已有些印象模糊，聊着聊着，不觉得困了。我就顺理成章的把肩膀借给了她，她靠着我睡着了。趁她熟睡的当口，我仔细而深情的端详了她（我感觉自己应该是一脸深情）。沉睡如婴儿般安详，恬静，美丽，可爱。
于是我春心荡漾，卑鄙的看上了这姑娘。
第二天，洗衣服的时候，发着短信：
“我想我是有点喜欢你了。”
她回：“这算表白么？我该怎么办？
我回：“平静的接受。”
一切平静如水，没有一丝波澜。代价是，在接受下一条短信的时候，我那开学时交200块钱话费得来的手机由于震动掉到洗衣服的桶里，顿时黑屏，我心如刀绞。好在用吹风机吹了10分钟后，终于部分恢复正常，一直用到现在。
然后就是读书、自习、聊天、做其他正常的男女处对象时该做的事。
所以我们也像其他情侣一样分手了。
四
后来60年校庆了，我就再也没有过姑娘了。
一如想象的歌功颂德，一如意料的歌舞升平，甚至没有一个反思的姿态。
60年校庆新闻发布会，按部就班的领导发言展现民大六十年“辉煌成就”之后，提问环节，接近一分钟的冷场，没有一个媒体提问，一时间尴尬不已。很多媒体来就是为了红包和礼品而来。我清晰记得一个场景，某电视台一记者在现场直接表示，发布会没多大意义，可能发不了新闻。要求学校宣传部提供一些外景素材，回去做条报道得了。
望着这般被折腾得怪模怪样的校园，我实在没有半分爱意。
想想这不自由、不宽容、容不下异见的一潭死水，我真的未敢怀一丝喜庆。
我不要做一个无头无脑跟着你们自娱自乐起哄的傻逼，所以我要发出自己的声音。
你若问我，你谁啊，干嘛老挑学校刺，你有什么资格。我说，我可是一热爱民大的学生，60年校庆见证者。学校领导在大兴土木弄得满园垃圾时躲着我们没有，就像他们做爱的时候躲着我们一样。
没有。没有总要付出代价。
（作者系在校生）
南湖一梦
◎ 周利军
6日的晚上，我住在哥们的宿舍，20栋5楼。三个人，有一搭没一搭地聊，不谈过去，只谈当下，却不知不觉聊到了凌晨3点。躺在床上的时候，睡不下，听到厕所里一股细流静静地流，于是就平心静气地听，声音越来越大，终于哗哗的流成了一条河流。河的上空浮着几团灰黑的云彩，河水也灰不溜秋地奔流不歇，岸边的泥土闪着黑金的光泽，离岸两丈的区域内却铺着白花花的麦田，随着河流一直绵亘向远方。这麦田不仅旧旧的白，而且一起倒下了，又从根部噌的一下冒出来，长到了刚倒下去的麦子的高度，然而，还是旧旧的白。如是反复，于是我就看到了三条翻腾的河流：一条灰色一泻而下的；两条白色起伏却不移的。
我不知道这是自己夜深的梦，还是自己躺在夜里神游四方的想象。只是上午10点醒来时，记得真切。草草洗漱一番，也就离了民大。
后来，我的朋友一直流在微博上一再对我煽情，讲她在重庆的一所大学里晚上上音乐课，听台湾民谣，听《黑暗之光》，直听得回忆翻涌，潸然泪下。08年那些浮云往事便也一再地撩拨着我的心，于是，又借机抽了个下午回民大。那时年轻，我们还痴迷艺术，对于谈天说地也是甚为舍得抛掷大把光阴。周末晚饭往往在故去的西门，三人来三盘饺子，边聊边吃，完了，边聊边走，径直到行政楼6楼，听音乐，谈读书，谈电影。直到窗外夜色已浓，才沿林荫路兴奋而归。那时林荫路上的夜景还是现在的景致，路灯和香樟默立，静谧，悠远，湿漉漉。如今站在路上，只剩物是人非的感慨了。可是，西门已成一堆瓦砾，我告诉你我站在明德路中间，我走到笃信路的尽头，你，不知道我在哪里？
小强有一天在书上读到李海鹏的一句话，发给了我：“我们不能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却依然对一个更美好的世界怀有乡愁。”那是哪天？有没有风，有没有太阳？不记得了。只记得自己的心变成了一个太阳，灼灼地带着我的身体往上升腾。我在光里默念送给很多人的一句诗：“每个人/都应该有一个/可以随时/谈论理想的朋友”，尽管民大并没有在过往的岁月里尽心地呵护你我那些闪耀着光芒的理想。然而，你还在那里，我也从未离去。
东方兄回了北方，我们频频从对方的念叨中确认着自己的来路，“我只对民大有归属感”。是啊，我只对“我的民大”有归属感。我第一次恋爱在那里，我第一次醉酒在那里，我第一次笑着哭在那里，让我一次次接近灿烂星空的通天塔也在那里。哥们却说有人正在抹去你的痕迹，“你的民大”正在变为“领导的民大”。无法言说，再把民大走一走。记起了某个深夜，我为所爱的60岁的民大写诗祝福：
“……
把所有的泥土翻一遍
在这蚂蚁的宫殿
再造一个北京城
北京，北京
权力的巅峰
……”
原谅我，也原谅那个夜，它把我给你写的诗的其他句子不知藏到哪儿了。
在民大五年，从没见过校长，图书馆没见过，教室没见过，食堂没见过，宿舍没见过。于是，我就不知道校长跟学生到底有什么关系了。08年在青岛认识的见过校长的王胖子，你和女友徘徊留恋过的10号楼前的瘦湖，如今装饰了长廊、小桥，你再回去看看吧；在枣阳碰到的售摩托车的师兄，当年你骑车差点掉南湖，如今你再没机会了……
（作者系2006级商务英语专业校友 现于华中师范大学攻读研究生）
作为管理对象的网络信息
◎ Costi
两个月前，内地最大的微博服务商，拥有约2亿用户的新浪微博，开始对站点中的不实内容加强管理。将经过其验证为伪的信息做辟谣公示，用户禁言等处理, 并对所有用户进行统一的告示通知。之后，中宣部副部长王晨表示"要加强引导知名博主在网络文化建设中的积极作用，以及对在网上散布谣言者依法查处。"
听上去很熟悉是么？ 多少让人想起那年全国性的高校论坛实名制管理措施。05年的那次高校论坛实名制行动，最终被证明为是一次不成功的举措。施行实名制之后的校园论坛，多因对校方管理的诸多意见，或是对实名登记本身的质疑，使得大多数用户对实名制规则产生信任缺失，从用户活跃以及社会影响来看，实名制前后的各大高校论坛，基本再无前半个十年那般热火朝天 。
从加强言论管理，甚至被代表建议推行实名制的微博，到已经实施了实名制的高校论坛。管理者的思考方式没有本质上的改变。一是不触碰禁区，二是要知道是谁在说话。至于人们真正地在讨论些什么，若是真有促进式的管理举措，也不至于倒头来去"净化网络文化环境" 。
从校园论坛的管理看，一般认为，加强交流，深入了解，是为有共同利益双方谋求同等权益的基本途径。但在校园网络的管理上，以个人经历看，即便有机会能够面对面地进行交谈，也很难说清具体管理行为背后的诉求逻辑。不用说大多数事情在很多时候也没有讨论的余地。管理诉求，从个人理解，一是学生工作，二是敏感控制。
回想起来，民大论坛挺不错的一点是关于校园管理的投诉基本能得到相应部门的反馈，不论问题解决的深浅，至少在交流层面有了往来的动作。让投诉的没有白费力气，多少能知晓些缘由；也让管理方感受到做出反馈，其实并非难事。多数时候人们都无法关心太多自身之外的问题，既然有，解决就是。
但关于敏感话题的处理，校园论坛如同现在饱受指责的微博管理一样，在审核方面产生了令人琢磨不透的含糊、模棱两可，以至于很多时候会让人感到沟通无从谈起。话题审核的一大弊端在于，无法预判的信息传递阻碍，极大的提高了发言的成本，与之伴随而来的自我审查与内容修改，不但费时费力，同时也阻碍着讨论氛围的酝酿，仍在建设中的校园网络环境，若是缩手缩脚，则毫无生气可言。
今时今日，越来越多的事件说明，网络中的交流，对在社会中产生实质作用所产生的影响非常薄弱。纽约客去年10月号的文章“SMALL CHANGE” 对此进行谈论，试图说明为何由社交网络中无法引发真正的“行动”。社交网络所提供的弱关联的人际关系，在对信息产生加强作用之外，真正需要引发更广泛的改变，还需要能够将其付诸于实践的人，需要现实中能够相互承担责任的人际关系来进行承载。社交网络中的好友，与你在咖啡馆里面对面喝咖啡对谈的人，几乎毫无重合，同时也无法建立起与现实生活相同的强关联人际关系。而从这点来看，现实行为与网络言谈在很大程度上是被区分开来的。
退一步说，甚至是已经形成了现场集会的事情，也很难对现状产生深刻影响—— “占领华尔街” 的活动时至今日，所起到的作用，与其说达到了活动号召者的原始诉求，更像是一场经济陷入困顿时的常规抗议活动。类似的抗议活动不会因主角、缘由的不同而与北美诸多抗议活动产生本质区别。有过一个段子是说，看网上觉得明天就改朝换代，看新闻发现还是盛世太平。
从这点看，校园论坛的管理，若是出于保持对最低敏感话题的触及为诉求，也许还多少达到了既定目标。“没有新闻，就是好新闻”，相安无事，平淡无奇，也许就是管理者最大的心愿。若是从学生工作的角度看，应该没多少人会认为，在受到阻碍的表达渠道之内，可以言之有物，无需遮掩的进行意见表达吧？
至于敏感话题的界定，除去常人无法控制的网络监察处不考虑，在校园内可控的范围内，我觉得可以尽可能的开放一些，逐步接受，涉敏话题也就会逐渐减少。这是个相互的发展过程，若审核从严，在对以信息发布为主要诉求的发言者的妥协中，会更多地倾向于自我审查，则无把握判断是否能够阐述的主题愈见增多，足以导致在允许讨论，与严格控制的话题之间，产生大量的空白地带。也正由此所产生的话题收缩，恰好是导致网络讨论氛围冷却的重要因素。
近两年来，评论家们开始讨论社交网络给社会发展带来的促进作用，多从加强人际关系，更快速地传递信息说起，让人想起五六年前校园论坛还日渐火爆的时候。网络工具的更新换代，促进而非阻碍了交流。信息传递也从多对单的聚合性发酵，进化到多对多的网状分布。乔布斯逝世的消息，在Twitter 上的更新速度是一万条每秒，谁能够想象这一万条里有七八千因为莫名的理由而“因当地法律和政策而无法显示”，会是一种怎样的孤单感？
新媒介盛兴的时代，需要更多努力来相互协调，着眼于发展能够促进发展的管理方式。今天更多的网络事件多发酵于微博这样的新型社交工具，这种基于同个事件、同个地区的讨论聚合地，管理者的身份却剥去了区域性，变成了商业公司所聘请的员工。不知在遇到突发事情时，相关部门的管理人会否想念那些自己可以判断形势，做出决定的往日时光。
（作者系法学2004级校友，现为广告从业者）
无理取闹
◎ 安阳
2010年3月的最后一天，我坐在十五号教学楼西边的教室里，下午的阳光照射进来，洒满了柔情。正在课间，教室喧闹异常，这时我的手机震动起来，我拿到眼前。呵！又是你。我一边从同学中间挤出来往门外走，一边跟他们说我的辅导员的名字。到门外接了电话，那头要求我下课后去他那一趟。
这已经不是我第一次被辅导员召唤了，我称之为“喝茶”。事实也如此，我敲开他的办公室，他会把我引到桌边坐下，端来一杯冒着热气的透明塑料杯子，杯底的茶叶不断地冒泡，热气一股股的打在我鼻端。只有一次是咖啡，那天早上天气寒冷，我还没吃早饭，胃里空无一物，我只好一杯接一杯的冲咖啡喝。喝饱了，他也刚好说完，我就把塑料杯子扔进垃圾筐，起身告辞。
这一次，是因为我在学校的网络论坛里发了一篇文章，揶揄校团委在学生社团设立团支部的愚蠢。文章写得很差，没想到却摸了校团委的屁股。他们找到了我的辅导员，要他给我做做思想工作。
这样的事，实在不新鲜。在那访问量低得可怜的论坛上，我时不时发表一些批评学校的言论，大部分很快会被删掉，其中一些则被送至文一楼正大门边上的这间办公室，不过一会儿，我也会被叫到这里。
有一次，自习室占座又闹得很厉害，大字报、联合签名、网贴纷至踏出。我便写了篇，大意是你们要伸明主张，就到行政楼下去“散步”吧，大字报球用没有。当我因此事被叫到办公室时，赫然看见我的文章被打印出来，静静的躺在桌上。接着，辅导员拿着笔一句句的给我批改，并重申不要再写了的旨意。
可我依然我行我素。说来真是可笑，那个被学校严格审查的论坛，每天打开它看一看的不超百人，看我文章的，更是少之又少。我有时觉得，唯一的读者怕是网络那头的宣传部官员吧。我在这头发，他在那边删。我通过发表文章，一遍遍重申自己的公民权利，他也一篇篇删，履行他的职责。于是，我就成了西西弗，一遍遍地推着注定要滚下的石头上山。
是否真的成了西西弗？倒也未必，因为我，至少让管论坛的人知道还有一个傻蛋在相信公民权利这类东西。我相信人生而自由，生而拥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迁徙、游行、示威的自由，并且反对这些自由权利被人剥夺。但在更早的时候，我并没有这套想法。
当2007年夏末我第一次站在民族大道708号的门牌前，拥有的是一颗混沌的脑袋，里面装满了十几年来应试教育拉下的粪便，简言之，彼时我顶着一个夜壶。那个夜壶在度过了对大学最初的恐惧之后，在第二年春天正午和煦的阳光下，躺在双子楼下的足球场柔软的草坪上，仔细地翻读一份当天的《环球时报》。
那时候，2008年北京奥运会火炬传递正在法国遭遇阻挠。我看着报纸，为曾经喜爱无比的法国人竟然做出这等事感到愤怒，对巴黎市政府和它的市长嗤之以鼻。当然，我为全球华人的团结一致感到振奋。读罢报纸，天朗气清，我将之重新叠好，随后揣着它满意的上课去了。几天后，我的同学告诉我，他每天都收集那份报纸，我赞扬他，羡慕他的聪明才智，对他说，那一定是一份珍贵的史料。
差不多同一时期，有天我在社团的办公室里上网，一位家乡在青岛的学姐颇为愤怒的走进来，征用了电脑。她说一个家乡也在青岛的美国留学生，竟然做了汉奸，这简直丢尽了青岛的脸。她在网络上不断地查找，不一会，就找到了一个名叫王千源的女生的照片，还有一篇她在青岛的家被砸的帖子。她还在骂着，我一时不明就里，不过也没觉得砸她家有何不妥。
没过多久，四川地震了。全国哀恸，在社团办公室，全校的校园媒体负责人被召集在一起，讨论如何建立一个全校媒体联合报道地震的网站，以表达哀思。当晚，看着残酷的震后残骸，许多人在电脑屏幕前悄悄地抹着眼泪。
尔后，奥运会的喧闹扫去了地震的阴霾，夏天也随圣火熄灭而轰然结束。秋风初起，我升到大二，中秋节那天，我揣着两千多块钱组装了一台电脑，这以后，时间开始了。
只要网络是通的，我便不分昼夜地在上面穿行，从这个链接到那个链接，像只雪地里自由翱翔的雄鹰。没过多久，我就发现网络远没有雪地里那么自由，链接常常打不开。一开始我并不知道在某个隐秘的地方，一座包围了整个中国的网络长城屹立其上。随着无效链接增多，我感觉到了它的存在。它就像一堵墙，我扔出去的雪球砸在上面只留下一行碎雪渣。可我要迎着西北风的强和烈，在雪地上撒点儿野啊。哲人说，凡墙即是门。很快，我就学会了运用翻墙软件。
上帝啊，我操你妈，终于翻出来了！这就是我第一次翻出墙去的感受。没有敏感词，没有突然中断的网址，我不断变换着词语组合在GOOGLE上搜索，搜索结果又带我去很多地方。我像一个刚从地底下挖出来的千年活死人，贪婪地看着地面上的一切。像很多第一次翻墙的人一样，我很快在GOOGLE上搜索二十二年前那件事。我看着旧日的新闻联播里，主持人宣读着戒严令；看着火光四起的广场，耳边传来哒哒哒哒声；看着布满血迹的手推车和恐惧的面孔；看着一个矮子慰问军官，声称没有人死亡……
这些都与我十九年的生活经验相反，从来没有人告诉过我，在我出生的年份，发生了这么多事情。我陷入了困境，到底死没死人？谁杀了人？谁说了真话？谁撒谎？这些疑问像一场大雨，我淋在里面无处躲藏、不可回避。
疑问没有减少，反而一天比一天多。领袖该如何评价，副领袖呢？领袖和副领袖又是什么关系？领袖的敌人呢？他们是谁，他们怎么想，做过什么？和领袖的矛盾在哪？悬在国家之上的教条又真的如他们说的绝对正确？疑问多得俯首皆是。以至于到后来，我不得不对一个个词语进行重新认识。人民指的是什么，共和呢，自由为什么这样令人讨厌？自由又是什么？为什么人们喜欢背LV，LV是什么，领导为什么天天挎着一个装不了什么东西的包包？为什么要唱国歌，为什么大家都站起来时，我一个人坐着显得浑身不自在，我又是谁……
我就像一个刚刚开始认识世界的初生婴儿，充满好奇，也充满纠结。
后来，网络渐渐不能满足我，我不得不求助于书本。我为此找的第一本书，是一个似乎叫科恩的美国人写的讲什么是民主的书，书皮发黄，书角却整齐得像没被翻开过。我囫囵吞枣的读下去了，结果得到的收获还没有那个著名的纪录片里，一个站在一座纪念碑前情绪激动的男子说的“什么是民主，民，就是人民，主，就是自己作主，民主就是人民当家作主”来得震撼。
而问题总要解决，在在国内学者们身上绕了一圈之后，我找到了罗素。这个老头给我带来的震撼不亚于日后四川女子唐福珍把汽油浇到自己身上并点燃后纵身一跃的画面。当然，罗素给我的是智慧，唐福珍带来的则是悲伤和永不消弭的愤怒。
我在图书馆四楼的南楼，没有记错的话，这里是哲学室。以后的很多时间里，我都藏在这里，看一本书，或者枕着书睡一早上。爱情远在天边，所有的精力都可以放在这里。我开始读《罗素论自由》，看着这个老头把马克思打得落花流水，我就暗暗吃惊，有如醍醐灌顶。更后来我在深夜的宿舍，在微弱的灯光下，伴着室友响亮的呼噜声读《通往奴役之路》时，这种感觉再次涌了上来。
读乔治?奥威尔则充满痛苦，他为何能如此精准的道出你的身世，画出你的囚笼，揭开你的伤口。这种真实的痛苦曾经让我好几天都沉浸其中，周围都是黑幕，看不见光，空气里都是腐臭，令人呕吐的腐臭。如何是好，如何是好。直到我读到瓦茨拉夫?哈维尔，危机才有所化解，他说，“真实的生活，滴水穿石的前进”，这是反抗奥威尔所描述的世界的方法。在黑幕里，我必须找到精神之法，来战胜心灵危机，免于堕入犬儒，于是在半推半就中，我接受了他的思想。
于是，在网络论坛上，我变得更加坚决。必须用真实去打败谎言，所以我并不打算和那些谎言和荒唐握手言和，也不想装作视而不见。这就预示着冲突在所难免了。
生活中并不只有政治，也并不只有清晰的目标和清醒的头脑。还有萎靡、迷失、放纵、柴米油盐以及小小的艺术追求。无论熄灯与否，我凌晨两点入睡，早上9点40在校歌的催促中醒来，挣扎了一会，或者继续入梦，或者爬下床打开电脑。“我宁愿把时光扔进水沟，看它慢慢腐烂。”毕业时我在一篇回忆文章里这样写道。
我鄙视大部分的老师，他们的水准令人惊讶的低下。每个学期开学，我会在第一周一节不落的听完，然后对它们作出评估，哪些可以继续来，哪些最好忘掉免得浪费时间。以后的几个月，不出什么意外的话，我就不会在那些上了我的黑名单的课堂里出现了。这当然不是什么好方法，我相信因为缺乏兴趣及过于自负，我错过了不少优秀的老师。比如我挂的第一门课《中国文化概论》，上课时我对任课老师简直毫无好感，可是一年多过后，我在一次网络旅途中意外的发现了他的博客，只一会儿我就被他的文字的魅力所吸引。此后，我便毫不犹豫地去旁听这位名叫涂波的老师的课，虽然因为我的懒惰，我并未真正从他那里获得太多教益，但我愿无数次的在任何场合提起他的名字，仅因他的风范长存。
不上课不是什么萎靡的事儿，我记得一位同学告诉过我，她的辅导员给她们算了一笔账，说逃掉一节课会浪费多少钱，以此警告试图逃课的学生们。要我说，去死吧，傻逼。大好年华在教室里被不学无术的老师催眠得恹恹欲睡，那才叫虚度光阴。真正的萎靡、迷失和放纵来自心灵，来自欲望的过度和不能满足。
当我在南书院一楼的借阅室研读汉娜?阿伦特时，我身边坐着被冬衣包得严严实实的女孩，她用手搓水瓶取暖，胸口倚靠着桌沿，也在看一本书，我们各自戴一只耳机听歌，时不时抬头说几句。没有什么比这时更美好了，我渴望把她揽入怀中，但最后也不过是无限靠近。世事总是如此，我一遍遍告诉自己，所经之事也这样一遍遍告诉我。我也试图读懂萨特，读懂乔伊斯，但每每翻到第二页便魂飞他处。这让我痛苦不堪，也让我陷入另一层迷失中，因渴望无法满足却过度追逐而陷入的迷失。就像更年轻时我渴望成为一名摇滚乐手，可我的记忆力已经丧失到女朋友问我上次来例假是何时时只能支支吾吾的地步，如何记下乐谱？但每一次在KTV嘶吼时，那些旧日的梦想会再次泛起。我飘飘然，像吃下迷幻药，和十万个嬉皮士在草地上嬉戏。
这样的虚幻和错位事实上伴随了整个大学四年。好比那天我在辅导员办公室，当他说既然你对共青团不满，那就退团吧时，我感到无所谓，追求自由总会遭遇这样的无厘头之事，他也会感到无所谓，却会认为我无理取闹，对自己的前途不负责，没有大局观。
后来，我并没有给他交退团申请书，一定程度上我还是个团员，虽然毕业那天我在一大堆垃圾里无意中发现了薄薄的团员证，我顺手撕掉了它。这样的言行不一有违我一贯的做法，但像更后来我发现的那样，我不得不做出一点牺牲和妥协，并承受它带来的痛苦。
（作者系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新闻学2007级校友，现为记者）
民大
◎ 邓不狸多
武昌的酒店的格局，是和别处不同的：都是当街一个曲尺形的大柜台，柜里面预备着热水，可以随时温酒。做工的人，傍午傍晚散了工，每每花四文铜钱，买一碗酒，——这是二十多年前的事，现在每碗要涨到十文，——靠柜外站着，热热的喝了休息；倘肯多花一文，便可以买一碟盐煮笋，或者茴香豆，做下酒物了，如果出到十几文，那就能买一样荤菜，但这些顾客，多是短衣帮，大抵没有这样阔绰。只有穿长衫的，才踱进店面隔壁的房子里，要酒要菜，慢慢地坐喝。
我从十二岁起，便在户部巷里当伙计，掌柜说，我样子太傻，怕侍候不了长衫主顾，就在外面做点事罢。外面的短衣主顾，虽然容易说话，但唠唠叨叨缠夹不清的也很不少。他们往往要亲眼看着黄酒从坛子里舀出，看过壶子底里有水没有，又亲看将壶子放在热水里，然后放心：在这严重监督下，羼水也很为难。所以过了几天，掌柜又说我干不了这事。幸亏荐头的情面大，辞退不得，便改为专管温酒的一种无聊职务了。
我从此便整天的站在柜台里，专管我的职务。虽然没有什么失职，但总觉得有些单调，有些无聊。掌柜是一副凶脸孔，主顾也没有好声气，教人活泼不得；只有民大到店，才可以笑几声，所以至今还记得。
民大是站着吃热干面而穿长衫的唯一的人。他身材很高大；青白脸色，皱纹间时常夹些伤痕；一部乱蓬蓬的花白的胡子。穿的虽然是长衫，可是又脏又破，似乎十多年没有补，也没有洗。他对人说话，总是满口民族事业，叫人半懂不懂的。因为他归民委管，别人便从描红纸上的“民族大团结”这半懂不懂的话里，替他取下一个绰号，叫作民大。民大一到店，所有喝酒的人便都看着他笑，有的叫道，“民大，你脸上又添上新伤疤了！”他不回答，对柜里说，“温两碗酒，要一碟茴香豆。”便排出九文大钱。他们又故意的高声嚷道，“你一定又骗国家经费了！”民大睁大眼睛说，“你怎么这样凭空污人清白……”“什么清白？我前天亲眼看见你们学校的工地拆了建了拆又把好好的树林砍了，乱糟糟的。”民大便涨红了脸，额上的青筋条条绽出，争辩道，“基础建设不能算骗钱……骗钱！……民族院校的事，能算骗么？”接连便是难懂的话，什么“培养民族干部的摇篮”，什么“和谐民族关系”之类，引得众人都哄笑起来：店内外充满了快活的空气。
听人家背地里谈论，民大原来也是个名门，但终于没有进学，又不会营生；于是愈过愈穷，弄到将要讨饭了。幸而靠着几个王牌专业，便替人家抄抄书，换一碗饭吃。可惜他又有一样坏脾气，便是浮躁。坐不到几天，便连人和书籍纸张笔砚，一齐失踪。如是几次，叫他抄书的人也没有了。民大没有法，便免不了偶然做些骗钱的事。但他在我们店里，品行却比别人都好，就是从不拖欠；虽然间或没有现钱，暂时记在粉板上，但不出一月，定然还清，从粉板上拭去了民大的名字。
民大喝过半碗酒，涨红的脸色渐渐复了原，旁人便又问道，“民大，你当真是名校么？”民大看着问他的人，显出不屑置辩的神气。他们便接着说道，“你怎的连半个211也捞不到呢？”民大立刻显出颓唐不安模样，脸上笼上了一层灰色，嘴里说些话；这回可是马克思主义学院音乐舞蹈学院之类，一些不懂了。在这时候，众人也都哄笑起来：店内外充满了快活的空气。
在这些时候，我可以附和着笑，掌柜是决不责备的。而且掌柜见了民大，也每每这样问他，引人发笑。民大自己知道不能和他们谈天，便只好向孩子说话。有一回对我说道，“你读过书么？”我略略点一点头。他说，“读过书，……我便考你一考。笃信好学的笃字，怎样写的？”我想，水校，也配考我么？便回过脸去，不再理会。民大等了许久，很恳切的说道，“不能写罢？……我教给你，记着！这些字应该记着。将来办名校的时候，校训要用。”我暗想我和校长的等级还很远呢，而且我们校长也从不念校训；又好笑，又不耐烦，懒懒的答他道，“谁要你教，不是竹字头底下一个马克思的马字么？”民大显出极高兴的样子，将两个指头的长指甲敲着柜台，点头说，“对呀对呀！……笃字有四样写法，你知道么？”我愈不耐烦了，努着嘴走远。民大刚用指甲蘸了酒，想在柜上写字，见我毫不热心，便又叹一口气，显出极惋惜的样子。
中秋过后，秋风是一天凉比一天，看看将近初冬；我整天的靠着火，也须穿上棉袄了。一天的下半天，没有一个顾客，我正合了眼坐着。忽然间听得一个声音，“温一碗酒。”这声音虽然极低，却很耳熟。看时又全没有人。站起来向外一望，那民大便在柜台下对了门槛坐着。他脸上黑而且瘦，已经不成样子；穿一件破夹袄，盘着两腿，下面垫一个蒲包，用草绳在肩上挂住；见了我，又说道，“温一碗酒。”掌柜也伸出头去，一面说，“民大么？你还欠十九个钱呢！”民大很颓唐的仰面答道，“这……下回还清罢。这一回是现钱，酒要好。”掌柜仍然同平常一样，笑着对他说，“民大，你又骗了经费了！”但他这回却不十分分辩，单说了一句“不要取笑！”“取笑？要是不骗，怎么会装观光电梯？”民大低声说道，“观光，观，观……”他的眼色，很像恳求掌柜，不要再提。此时已经聚集了几个人，便和掌柜都笑了。我温了酒，端出去，放在门槛上。他从破衣袋里摸出四文大钱，放在我手里，见他满手是泥，原来他便用这手走来的。不一会，他喝完酒，便又在旁人的说笑声中，坐着用这手慢慢走去了。
自此以后，又长久没有看见民大。到了70年校庆，掌柜取下粉板说，“民大还欠十九个钱呢！”到80年校庆，又说“民大还欠十九个钱呢！”到90年的时候可是没有说，再到100年也没有看见他。
（作者系在校生）
琐事
◎ 郑函
我们似乎不是最好的回忆者，因为时间还没来得及淬出最精华的记忆，稍稍拨开记忆的缝隙，千头万绪汹涌而来无从说起。我们似乎又是最好的回忆者，因为越是年轻的人越热衷于回忆他们微不足道的往昔。有时梦回，总是在光线不足的寝室里，阳台上挂满了永远干不了的衣服，室友的床帘毫无生气地虚掩着，我就这么坐在狭小的木凳上，似乎正等着敲门声响起。
笃信
那时候的生活也奢侈地像一场梦。
你有大把的时间。不管是花三个小时在南书院排一个座位，还是在课堂上睡得满桌洪荒，或者蹲坐在寝室连看三部魔戒，也可以交待好点名之事离开学校游历四方。
你有大把的情绪。南湖畔托腮凝望拗一个45度的明媚忧伤，自习室蓬头垢面抒发战天斗地的壮志豪情，桥楼归来酒酣蹒跚吐人一身秽物心情异常欢畅。
你有大把的朋友。拍毕业照时才依稀仿若初见的同窗，栏杆那边麻烦你把球扔过去的汗臭少年，抢在你身前买了最后一勺粉蒸肉转身撞翻你饭盆的萍水相逢。
你还有大把的理想。
那些汲着未涉世事的单纯和校园生活的闲散安逸而活的理想们，娇嫩得像四下纷飞的肥皂泡，在现实的空气中倏地不见了，从一个五彩斑斓饱实紧致的球体，变成几不可见的水点，溅到眼睛里还能酸痛出一滴眼泪。
好学
从正门走到南书院，不知多少米，不知多少步，但恰好够吃完一碗汤粉。手上筷头舞动，脚下四平八稳，汤水不摇不溅，步速不顿不减，行进中挑面喝汤，等到碗净腹饱，气平息顺吐纳自如，这是你要学会的第一件事。
你还将学会很多事。
跟在提着大小包裹的父母身后舔着甜筒的软妹子只不过是一时幻象，假以时日她就会成为背着书包端着饭碗提仨水壶一口气上七楼不费劲的女壮士。眉眼清秀身材瘦削嘴唇上还青涩地毛茸一片的学弟，两颊添了三斤肉脸上腻出一两油的未来也不难想见。微信对讲机这种旁门左道的高科技玩意实在弱爆了，毫不心虚地用五种不同的方式答到并制造来自不同方位的效果的分身术才是忍术的本宗。哭着喊着每一个细胞都离不开空调的小屁孩请出门左拐，在武汉热得蚊子和小强都绝迹的夏天，开三个风扇席地裸睡半夜热醒兜头浇一盆冷水的剽悍人生无需解释。
毕业一年半，两个习惯强迫症般地伴随左右。睡前必去厕所是因为室温零度时抖成一团从上铺顺着冰凉的梯子摸黑爬下的记忆太过刻骨铭心。不见deadline不落泪是因为经历了太多捧着热乎乎的笔记复印件通宵开发大脑潜力的冲锋夜晚。
自然
如果你还没得密集事物恐惧症，请来看南湖。在倾盆大雨将至未至湿气与热气暧昧缠绵的时候，空中水鸟呕哑嘲哳盘旋不去，鱼们饱满柔嫩泛着光泽的上唇翕合着布满水面。
或者请抬头看天空。傍晚稀疏的光线勾勒出路两侧树木黑黝的剪影，风过时树梢微微晃动。忽地无数黑影从树上腾起，一瞬间遮天蔽日，鸟群如临末日般绝望地嚎叫从一棵树飞到另一棵树上。你驻足观望，三分钟过去鸟群丝毫没有将稀少的迹象。你叹为观止，不仅感慨：“哇，好多鸟啊——”完全没有注意到身边的人纷纷低头，撑伞，神色慌张，匆匆突围。
鸟语林天使路两侧挂的横幅永远没有回收的价值；每年总有那么几天你可以站在湖边慨叹生命之脆弱养殖业之多艰，然后相互叮嘱食堂的鱼是不能吃了；林间柳下远眺月落南湖之时，忽一阵腥风袭来，倒也不必担心会跳出个吊睛白额母大虫。
那个夏天一带白堤耸起，可惜了一片好湖光。
宽和
听说西门覆灭了，生生掐断了好多思念。
以后的民大人永远不会知道那么逼仄的一扇小门如何喂饱了因早起签到暴躁饥饿的学生们，不知道在11栋上课时溜出门去买一杯蒲公英坐在“西门第一炒”点一碗鸡蛋炒粉再趁点名前溜回来是多么惬意，不知道左手一堆千层饼右手一堆煎包杀出重围在英语班上受到多少人的崇敬，不知道寒冷彻心沁骨的冬天中午那一份加足了辣椒和腌菜的砂锅粉是如何给人带来不逃回寝室蒙头睡觉的无畏勇气。
他们依然还可以从南一门出发穿过长长的纺院去吃鸡汁汤包配烧烤，土豆韭菜和鸡爪；依然还可以坐下要一锅串串，打着饱嗝算着桌面上的签子；依然还可以转到巷子深处自欺不知地沟油为何物地开怀享受十元小火锅。
他们依然还可以从南三门出发经过财大的校门去北苑吃一年涨一块钱的凉皮，来两串促进新陈代谢的炸鸡皮，拌一份辣得腰疼的天蚕土豆就一口山东煎饼。或者劳烦腿脚来到西苑，坐下来吃一顿自助烤肉也好，怪味牛骨头也罢，又或者排个长队只为了有着厚厚一勺榨菜浇头的酸辣粉，吃到沟满壕平再去买个梅花糕顺便调戏下很帅的老板。
一直很愤懑北苑西苑，分明都是财大的叫法，无论我们在那长了多少脂肪，消化了多少大肠杆菌，我们只是分享，却不曾拥有。
而我们唯一拥有的西门，就这样不见了。
（作者系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新闻学2006级校友，现居北京）
六十周年，民大，我为你奏一曲挽歌
◎ 赵小肥
很早就有在六十年周年校庆的时候唱一唱反调的想法，因我实在无法想象民大沿着这样一条道路继续下去，何时才是尽头。
今年很特殊，民族院校的三甲都是六十周年校庆，相信高高在上的领导们心里自然是存着攀比的意识的，这是人之常情。硬件不如人，学生不如人，师资不如人，这只需要花钱的事情，做起来又漂亮又好看的事情，总不能也落于人后。于是我们就看到了校园里热火朝天的一番景象。喷泉池挖挖修修，白玉栏杆立了拆拆了立，宿舍楼前也开始破土动工。我不知道将那些水泥地面更换成大理石地面对我们有什么帮助，也不知道漂亮的音乐喷泉是否能促进学习，我所知道的只是原本无数可以高薪延请厚利聘之的教授就这样流失在门外了。我一区区小生，自是不敢指摘学校引进师资工作的失误，想来但凡有些名气有点本事的教师，要想请到我们这一问三不知校园里来，确实是要花费一番功夫的。只是六十周年大庆在即，领导们有了美化的意思，下面自然要调整着力点了，必是想方设法保证校庆资金的用度。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于是我们就只能每天从破旧的宿舍，穿过各种各样的工地、泥土堆、障碍物，走向没有空调的教室。
我必须承认的是，我们正在往前走，并走了不短的距离。人们常说在看见黑暗的同时勿要忽略了阳光，想必领导们也是如此想的，只期盼着下面那些愤而不敢言的蝼蚁学生们多看些光鲜靓丽的表面文章。然而正如我于献词中悲愤的那样，你们如此的打压着学生思想的自由言论的自由，如此的将耗资巨费的白玉栏杆拆了建建了拆以彰功绩，已经扯着民大的蛋了，快要把它扯碎了，你们就要成为高校史上可以浓墨重彩的书写一笔的净身师，恭喜你们又调教出了一个好阉人。
我无法如前去的人们那样，细细的列数出民大官方的恶政以为铜镜，也无法为掌权者们提供来自民间的改革建议以为良策，我做不到以民间的高度来思考全局，也做不到为了造出一个花团锦簇的盛世而掩盖着肮脏与丑陋，只能以一个被淹没在汹涌浪潮之中而不肯倒去的小人物，于人潮中发出细如蚊蚋的声音：民大，你究竟怎么了？
我所知的是，自民大在线被撤销，庞大无匹的记者团成立以来，自校长座谈会后官方极力压缩舆论空间以来，自原本一群有着新闻理想的媒体人被冷藏被谈话而今势单力薄以来，自文传院《新观察》创建受挫以来，自严苛无比的审稿制的推出以来，自领导们开始意识起和谐的重要性以来，自学生们开始唯唯诺诺卑躬屈膝以来，我在这片土地上，这个原本还残存着一丝抗争的校园媒体大环境中，在官方的高压严控之下，再也看不到什么新鲜的事物，再也看不到一双双明亮的瞳孔，再也看不到被我们称之为理想为自由的东西，我所能看到的，是一片呆板与死气沉沉的校园，是僵化的体制不断的吞噬着鲜活的思想，是看不到尽头的未来。
我不敢想象这样一所从上至下乐于制作表面文章的校园里，会生产出什么样的无用机器。我只知道我们与一所生产技工的技校没什么两样，甚至还要差于他们。从双子塔里走出去的人们，在经过一道又一道的被欺骗被压迫被谈话被和谐的程序后，已经学会了如何在脸上表现出呆板的神情，知道该怎样，才能消泯灵性，才能如那些高高在上的领导们所安排的那般，做一个优秀的毕业生。
非是我愿在这等喜庆的日子里渲染丑陋，只是我们都已习惯了鲜血，死亡，层出不穷的人命事件，浮躁动荡的选择娱乐至死，我都已经习惯了这所校园没有安全的保障，没有良好的反馈机制，没有事件产生后官方部门迅速站出安定人心的举措，有的只是暗流涌动，是漫天飞舞的小道消息，是人心惶惶，一切，都以维稳的名义。然而，你们真的懂什么叫做维稳么？知道和谐校园是如何建设的么？不是强力弹压，不是隐瞒真相，不是秘而不宣，不是明哲保身，不是的，不是的。
我们在嘲笑着北大推出会商制度的时候，在讥讽清华提出精忠报党的时候，却不知道，其实民大早已走在他们的前头。以邀请喝茶的形式压迫学生使其不敢言，以垄断讲座的方式使其他思想不得传播，在不许联想不许批评的大好环境里，互相唱着赞歌，歌颂着那根本不存在的光明的未来与高水平的民族大学。我不知道究竟是要扭曲到何种程度，才会将弹压学生收紧舆论空间当作是维稳的最有效手段。我所知道的，开放与自由所取得的稳定效果，是远远要比高压恐怖来得更好一些。
这所校园已然容不得批评，在这“普天同庆”的日子。再如何温和或激烈的批评，都会招致强烈的反对，以为抹黑民大，断然不容于世，恨不得用缝衣针缝上我们的嘴巴，好教做个领导期许的乖学生。我又想起昨日看到的那副图片，是呵，我们要看得到阳光，而不能总是看黑暗的角落，可是身处囚牢之中，只有从狭窄的铁窗里投射进的一丝阳光，是如何能代表着民大这些年的功绩的？难道只要睁着瞎眼不看，自己便不是在黑暗的囚牢里？不过是自欺欺人罢了。
我一直在猜想，假如当初宣传部不假借整合媒体资源而压缩校媒舆论空间的话，是否民大在线里又能多走出几个心中怀抱着新闻理想脸上写满希望的年轻人？假如宣传部没有推出严苛无比的审稿制而是将权力发还给编辑的话，是否死板的会议新闻会得到一定的改观？假如学校爆出某事件校方第一时间发布声明的话，是否人心会安定维稳更高效？假如六十周年不是在面子上动工程而是为图书馆多购些书为教学楼安装几个空调抑或是延请几位名师，是否领导的脸上更有光彩而学生心里充满感激？假如能再开放一点能再自由一点能再活泼一点，是否我们离高水平的民族大学更近了一步？
生活中没有假如，一所大学也没有。然而未来毕竟有着多种多样的选择，向左还是向右，其实就已经注定了这所校园的命运。我不敢相信从上至下都是存着为庆典而噤声的心思，也不敢相信民大会在这条道路上越走越远越走越狭窄，但至少现在我看到，却仍然如此。我同样不敢相信领导们有大魄力愿改革，于是只好此时在心中，为这所我爱了四年的校园立起一座衣冠冢，默默的奏响一曲挽歌。
走好，民大。
（赵小肥，人人网活跃人士）
我的学生会认识
◎ 宁也
说起民大往事，我开始觉得我是没有资格谈的，因为我的大学生活正是现在进行时，没有回忆往事时的那种特有的淡淡的哀伤或温馨的感觉。在大学里面读了两年多的书，见过各种各样的人，各种各样的事情，对民大自感熟悉的不能再熟悉了，正值六十年校庆之时，我也想说一下我所熟悉的东西，那就是关于大学生官场的事情，再明白点就是分团委学生会组织中的诸多事务。
前段日子，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陈伟曾撰文《学生会：大学生最阴暗的一角》猛批中国人民大学学生会，指出高校团委学生会，某种意义上是中国官场丑陋生态的缩影。学生会的许多做法，是我国体制内最糟糕做法的复制。他的一番言论，在网上掀起轩然大波。
作为中南民族大学的一名普通学生干部，窃以为陈伟副教授正是说了一些实话，文中所言，就算比之于民大，也是十分贴切的，分团委学生会的乌烟瘴气，却也不只文中所言。（为行文方便，以下学生会均指院级学生会和分团委）
其实从大学新生入校开始，由于我们学校特有的班主任助理制度，学生会内部的博弈就开始进行了，各新生班级班主任助理，均是由大二大三的学长学姐们担任，这些“班助”们，或为院内较有权势的学生会干部，或为辅导员老师面前的红人，在大一年级学生会竞选之时，各班班助力量的高低便显示出来，往往是在学生会担任“要职”的班助所带的班级的学生更容易取得年级学生会的“入场券”，也更容易担任诸如“主席”“书记”这类重要职位。某些班级甚至能够出现全体竞选人员入选学生会的盛况。还有一种更为恶劣的情形，就是院主席团中有部分成员曾经担任过班主任助理，他们带过的部分新生升入大二后，也成功担任了班助。这样子，类似于中国官场中的“政治家族”便以一种另类的姿态出现在这样一个微不足道的学生组织中，这也是学生会向“黑社会”转型的第一步。据笔者所知，有部分班级成员，均为学生干部，纵跨校、院、年级、班级四个层次，造成极为恶劣的影响，不仅让很多同学失去了重要的锻炼机会，也让学生会组织的口碑越来越差。
学生会存在的初衷本来是服务同学，虽说“服务”二字依然喊得震天响，主要学生干部里却也并不缺乏“满嘴的主义，满脑的生意”之类的人存在。学年开始，新一届学生会组建，便会主办大量活动，一方面为了扩大在院里的影响力，另一方面也能够取得书记或者辅导员的认同。
然而这些面向学生的活动总体来说却存在着多、乱、杂的情形，对于学生的发展很是不利，而且大量的活动是以院的名义用所谓的“行政力量”强制推行的，并没有充分考虑到同学们的意愿，还要与以后的优秀班级或者个人评选直接挂钩。根据我的观察，这些活动的影响，是多方面的。
从个人认识的角度上来说，学生进入大学以后，接触得最多的，并不是一些成绩优秀的“学术达人”或者实践经历丰富的职场达人，而是在活动中看见的各种各样的学生干部，这样难免会造成一种错觉，让学生们误以为大学里所谓的优秀人物就是这些学生官僚们，虽然一部分学生干部其他方面也许确实很优秀，但会在不知不觉中引导着新生进入这个学生官僚体系组织，在“偏门”中迷失了自我，也不知优秀何为，这也是为什么很多高年级大学生为大一大二时在某组织蹉跎岁月而懊恼的原因吧。
还有一点就是时间和精力上面的浪费，学生面临的活动，大多数是文艺方面的活动而且数量繁多，准备时间较长，往往还需要逃掉大量课程才能完成。对于刚刚进入的大学的大学生来说，急于表现自己，是很正常的，但是用这些很普通而且费时间的歌舞节目等等活动作为表现机会来吸引新生参加，并不是十分明智，大学毕竟还是要学问为重，而不是一些活动歌舞。
还有最后一点，就是在这些众多的比赛之中，作为比赛操作者的学生会成员，对于结果的影响还是不小的，比赛中出现的不公平的现象也普遍存在，占优势者自然是那些班助为学生会“要员”的班级，院一级的荣誉对于这些学生来说，自然是唾手可得了。
对于大多数同学来讲，进入学生会的目的并不是一句虚伪的“为同学服务”可以概括的，同学们谋求的，无非是这个组织中的较高职位，如主席书记部长等等，晋升是摆在即将进入高年级的学生会成员面前的一个大问题，什么样的人才容易得到较快速的“上位”呢？那就是在一定办事能力的保证下（通常这个办事能力并不需要特别突出），和老师、学长学姐的关系要好，其中最为关键的，就是和院一级主席团中的学长学姐的关系。我有幸经历过院级主席团竞选，其实主席团成员早在竞选之前大致定好。真正存在竞争的是A派所支持的甲和B派所支持的乙之间关于书记主席职位的竞争，因为主席书记，对于院级学生会的组建拥有极为关键的话语权，之后部长的推选，就宛如一次分赃了。
在之后的工作开展中，有的同学曾经是相当要好的朋友或者是所谓的“兄弟”“姐妹”，因为隶属部门不同，或因分属“上层”派别不同，关系出现裂痕的并不在少数，貌合神离、勾心斗角更是司空见惯，所争之事，卑微得让人发笑：用人、争宠、培养势力、拉帮结派，不值一哂！
“高校的团委、学生会，某种意义上是中国官场生态的缩影。学生会的许多做法，是中国体制内最糟糕做法的复制。”由于我自身的原因，真正参与学生会的事务，连半年都没有，陈伟教授的说法，在我一番感同身受之后，深以为然。虽然有很多人了解这一事实之后，往往只有轻描淡写的一句：“这有什么，以后在社会中会更黑暗”。但我认为，大学之于社会，更应该保持着一种超然的姿态。社会上，为金钱、权力等等因素勾心斗角尚情有可原，大学生为这么点过家家似的玩意儿相互倾轧，不得不让人气愤。
近年来，中国的公务员考试热持续升温，在大学里，学生会竞选热，也是奇葩一朵。以我院为例，不得不对每班参选人数进行限制，由班级初选之后在报由学院。即便如此，进入学生会比例也只有1：3，热门岗位甚至有1：20。社会上的的公务员报考热潮的出现，除了因为稳定待遇较好之外，还存在着一种“寻租空间”的预期行为，这也是为什么诸如税务、海关、财政部门公务员的选拔，会“千里挑一”，对于学生官场，也是如此，院里面一些荣誉评选，奖助学金的发放，各种实践实习机会的给与，保研名额的推荐，老师是拥有绝对话语权的。进入学生干部队伍，尤其是关键职位，将是接触老师，搞好所谓师生关系的的重要途径，对今后评奖评优，将显出极大优势。有的领导老师，也喜欢经常带领部分学生干部出去吃吃喝喝、卡拉OK，餐座上的规矩，唱歌时的规矩，与社会大致无二了，消费动辄千元以上，学生经费、办公经费尽化成大粪而已！
我是大三的一名学生，作为院中一名普通学生干部，可以说已经当到尽头了。回首大一时刚刚进入学校的满腔热情，现在的失望之感也更为浓烈，为了这么多琐碎的事务浪费了自己太多的时间而无法静下心来好好读下书，增加点学问。而现在的处境也如网一样，想扯开便会纠结在一起，愈扯愈乱，想退而不得，不禁懊悔起来。今天这篇文章，本打算写成记叙文形式，下笔之后，不知不觉中成了怨气十足的议论了，生硬无比。
我现在常想，为何许多大一的单纯孩子，经过一两年大学摧残之后如此老于世故，变得越来越精明，越来越愚蠢，怕还是在这一套组织体制中同化的结果，各种潜规则、拉帮结派和并不应在大学过早出现的东西，一开始就在不知觉中侵入到了这些新人身上，之后便习以为常，再之后就延续下去，这个组织，就算变得再怪诞、离奇也会被引以为常了。
学生会等组织，在大学里是离大学精义最遥远的，大学之道，本应是求知崇真，退一步讲哪怕是“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的修身功夫，跟学生会都没有半毛钱关系，在这里，更多的是一群卑微的学生为这一点卑微的东西而争个头破血流，盛产伪君子，也有真小人。几年下来，免不了的思想春节晚会化，说话新闻联播化，办事厚黑学化，聪明成了痴呆，好人成了小人。
时间晚，不写了，如果以后有机会，说不定能写个真正意义上的民大往事。
（作者系在校生）
知识就是力量
——杂谈我与民大图书馆
◎ 徐晋
此文中图书馆指双子楼图书馆和六栋自习室
之所以取了个会让人觉得很土的名字，实在是因为此文所记载之旧事只是日常生活片段，并无倒影年华之类激情澎湃，与同学年少之激昂向左。可就是这我们现在认为土的掉渣的格言，代表了文艺复兴以来欧洲文明的原动力。四百年后，欧亚大陆东端漫步校园，怀揣梦想的我们，又有多少人真正渴望知道知识的意义？
1088年，意大利博洛尼亚创立了世界上第一所大学后，英国的牛津大学，神圣罗马帝国的海德堡大学等相继创立，也许在当时人们并不认可它们的价值，因为那还是个炼金术师横行的年代，皇位继承法，十字军东征，和随之来的蒙古入侵和对抗黑死病，似乎哪件事都比开办一所大学重要的多，但若干年后的文艺复兴证明了大学存在的价值。也许你说欧洲太远了，其他的重要事件也影响了文明的进程，那么我们看看我们中国好了。从汉代起设立的太学（古代大学）和科举制度保证了国家运作团队在文人学士等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群中，奠定了此后两千年的文明繁荣。知识就是力量，一点不假。大学正是这力量的源泉。但一提到大学的学习资源，人们往往首先想到的是老师，因为我们从小学，初中，高中一路走来，几乎所有知识都是在课堂上老师传道授业而来的，我们近乎于惯性的认为在大学，也得走同样的路，但你不觉得这是一种思维惰性吗。升入大学后，我们惯性的等待学校规定严格的作息纪律，惯性的等待老师传授知识，惯性的期盼班主任为你指明人生道路。可现实和惯性的落差显而易见，于是乎开始埋怨体制，抱怨老师，继而无所事事，西苑通宵达旦，情人坡勾搭姑娘，熟知西北院吃喝玩乐之地，却未曾有半点自主的思考能力。罗素说过：许多人宁愿死也不愿意思考，事实上他们也确实至死都没有思考。当然，我绝不是在道貌岸然的说教，因为我所说的种种是我当年干过的，至今想起每周大购二楼喝四天酒，陪三天姑娘的日子还是令人怀念不已，谁不想偷偷懒呢，直到我在大二暑假发现了图书馆，才发现，世界原来有这么多新奇，知识原来是可以自己学的。如果说姑娘，篮球，哥们，和酒精是我大学最享受的记忆，那么图书馆则是我对生命价值的拐点。图书馆，大学梦。
刚才也说过了，我直到大二暑假才发现民大竟然有个这么威武的图书馆。大三以前，我对图书馆的印象仅仅是两座高大威猛，带着绿帽子的临湖塔。那段时间，课上的是很少的，大部分时间走湖边路的原因是去西门买饭，这些少数的相遇，也并没有让我对双子楼有什么特别的印象。现在仅仅能回忆起来的场景就是每学期伊始在图书馆屁股下面散发草纸的混乱，待到下学期发书时，才发现上学期的书还是崭新如故。还有每年憋出一脑门子汗的六月，在双子塔石阶上忙忙碌碌的照毕业照的人们。我现在回忆不起我那时脑子里在想什么，只是有些纠结，有些愁苦，不知所措。从面包服直接换到了短袖，再又直接换回来，就这样，快两年过去了。08年的冬天，下了好久的雪，白茫茫的一片。从南面来的学生们从没见过这么大的雪，扎堆跑到外面打雪仗，欢声笑语一片。打累了，我跑在学术会堂大门里取暖，搓着冻得通红的小手，隔着结着薄霜的玻璃窗望着远处的图书馆，换上白纱的双子塔美得不可胜收，好像我来到了通往“雪国”的列车上，在夜幕降临之前的昏暗中借着车窗的反射，凝视楚楚动人的“叶子”（叶子是川端康成雪国中的人物）。世界是静止的，无烦恼，无梦想，只想这一刻，让我和这美丽的校园一起沉睡，不要有未来，也不要有回忆，那么多青春的纠结，烦恼，迷惘，失落，都伴随着双子塔消失在夜幕中而隐秘起来。
那些日子，对图书馆在感官世界的认识并不足以带给我什么真正有价值的东西，但有个好处，最起码她很美，有了一个美的外表，才让你有深入了解她的兴趣。那个暑假之后，我才发现，原来图书馆是个货真价实的金玉其外，金玉其中的美姑娘。
说起图书馆就不得不说说自习室，从08年夏天第一次接触自习室直到毕业，我生活中的大部分时间都交给了它。第一个长期据点是5284，那时候自习室还不用刷卡，我抱了大坨大坨的书搁在那，当然，还有大坨大坨的干粮。民大六栋自习室是个神奇的地方，你在这可以见到学累了互摸大腿解乏的情侣，一直穿梭于玻璃门内外的电话哥，来了就去见周公直到收拾包走人的白日梦蓝者，挂着钥匙环呼啦呼啦飘过的大叔，当然还有在蹲坑时才能看到的民大前辈们留下的厕所壁画壁书，总之是无奇不有。但不管目的如何，大家是都呆在图书馆了，没有在宿舍打刀塔，没有在奶茶店泡MM，也没有在某网站下载着什么。那年，自习室还没有那么拥挤，随便都能找到空座，我们还能开心的和门卫大叔侃侃大山，以至于后来几年当我看到门卫大叔面对抢位者凶狠的目光后简直不敢相信这就是当年和蔼的伯伯。那时候我正在准备托福，大量的阅读搞得人有点疲惫，有时候不想学习了就会出去转转，不经意间，就转到了双子塔。
你在接触她前永远都不会知道她会带给你什么，也许仅仅是一个拐点，你就可能与你的多拉?马尔（毕加索情人）擦肩而过，继而才思枯竭，天井之中愁苦一生。200万册图书在你没接触它们之前那只是一个数目，它们静静的躺在那，却得不到你的爱抚，它们的肌肤会渐渐失去光泽，但这不只是它们的不幸，也是我们的不幸。图书馆是我们的幻想，当你知道11世纪维京人率先在美洲建立了几个不成功的殖民地时，你会不会在闲暇发呆时，幻想要是那几个殖民地存活的话，历史将会怎样；当你看到13世纪的传说制造出了坦克，显微镜并预言眼镜浮桥等事物的炼金术师罗杰?培根时，你是不是也会去翻翻凡尔纳的故事；当你听说了古兰经的起源，你是不是也想弄清默罕默德和大天使加百列的关系。你似乎能站在人类文明车轮留下的印记旁探寻前辈们的故事。阿西莫夫塑造的银河帝国和基地，图灵和计算机的关系，DNA生物起源之前的RNA世界，这一切幻想，逻辑，推动力难道不足以令你动心吗？你有没有也期盼着《戴珍珠耳环的少女》的回眸一笑，感慨着《倾城之恋》中庸俗洗过的感伤爱情，幻想着《潮骚》中裸露身体的羞涩少女亦或是《洛丽塔》里的成熟萝莉，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这样，这200万册图书才显得立体了，他们对于我们的生活才算是有了体现。书们变成了一个个鲜活的形象，根植在我们的思想中。当然，如果按眼前利益来说，在图书馆能碰到美女也是相当值得关注的目的之一，俞敏洪当年也不就是这样把北大校花搞到手的吗。扯远了，借阅室都有属于本馆的桌子，但我从不在那读，我还是喜欢把书借走，带到自习室，喝杯咖啡，慢慢的品味。由于5284位于自习室中央，阻止了我以45度角优雅的观看窗外，我把座位换到了3388，当然，我看的不是天空，而是楼下练剑的美女。也就是从这时候起，自习室人数激增，于是实行了换牌制度，每张借阅证换一个牌，相比于之后的刷卡，这招真是弱暴了。大爷拿牌拿得一头汗，一开始还小有成效，但政策背后总有对策，大家开始hold牌过夜了，每天大爷的牌号盒里面都会少一大推牌牌。我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是大家更加热爱学习了？偷懒了？还是素质变低了？无论你怎么解释，都解释的通，但背后的真相却与大学扩招，升学就业压力增大有着某种关系。
这看起来和我文章开始说的观点很矛盾，似乎学生们都有了自主学习的态势。但这却是一个假象，这并不是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中所说的求知欲，而是压力下的众生相。好些年过去了，我还是记得辅修课上拿着从图书馆借来的破旧的《麦田里的守望者》的姑娘，我不知道她现在如何了，但独立的读书，会带给你一个意想不到的链式反应，让你的兴趣激增。我学了这么多年数学，一直不知道代数到底有什么用，后来就去读点科普，才知道数学是因为要解决现实逻辑的运算才出现的（此事我只知皮毛，如果不准敬请原谅）。学一个你一点不感兴趣的学科，可以坚持一年，但坚持一生呢，你考虑过吗？但话又说回来，什么是兴趣。我上大学时有个有趣的现象，学什么对什么没兴趣，我现在认为那是因为我们不知道为什么去学它，不知道这个学科背后的故事，兴趣好多都不是天生的。同时，努力也不一定都是好结果的，除非你知道为什么努力。就拿莱布尼茨说事吧，他一生都有一项正式的工作--替封建主编纂家族史。但人们记住他不是因为这项工作，而是因为他是那个时代最伟大的数学家，哲学家。如果他为了编撰家族史这个正式工作奋发图强，没黑没夜的干，挣了大钱（也许吧）那他也许和中世纪的某只家猫或者牧羊犬被人们记住的的概率相同。他倾心他爱的领域，想必想方设法在闭塞的中世纪阅读各种材料，而现在，高大的双子塔就摆在我们面前，200万册的梦想摆在我们面前，难道不是值得庆幸之事吗。
后来的日子，我搬到了学校正大门外面的小区住，每天清晨端着热干面在图书馆前厅回廊蹲着吃面（正大门热干面巨好吃），周围早读的人很多，声音很爽朗，在这一片朝气蓬勃的气氛中我吃面吃的也开心。看着希望的种子在图书馆这棵大树的庇护下茁壮成长，我也不甘心在青春的烦恼中郁郁成长，后来我总是吃热干面的同时再多买份豆奶，补补我不够数的脑袋瓜子。只是在大好一片中，自习室推出了究极装备--刷卡机。而且些许时间后，改成了一日双刷，排队刷卡成了自习人群中一件很重要的事。很不幸，这种政策又被对策打败了，各种刷卡小团队应运而生，我记得一次我加入的一个小团队竟然刷下了3001之后的50个座位，真是牛X啊。此后一直定居于2424直到毕业离校，当我最后一次把我所有压在空调旁的书搬走的时候，竟惆怅了起来，忍不住想再去图书馆顶楼咖啡屋坐坐，我幻想着这里是知识的沙龙，应该是像爱因斯坦和奥本海默那样的科学家辩论的地方，脚下十二层楼，200万册图书构成的梦想支撑着我们，看看着上夜幕着装前的南湖，晚霞千里，美轮美奂。
回想着前两年的无所事事，我想，如果从大一开始会是什么样子呢？可是哪有那么多如果，一切时态都是现在时，梦想就在那，现在永远不晚。如果有什么能占用三种时态，那我会说：民大图书馆的美。
（作者系生命科学学院生物工程2006级校友，现在美国留学）
别只有甜腻的歌唱
◎ 黄德仁
校门口的60周年校庆倒计时牌早就立起来了，在网络上，我也看到学校撰写的校庆筹备工作方案，和时下的纪念活动一样，它少不了歌舞晚会，名人和有奖征文，看起来十分热闹。而我总感觉少些什么，后来翻了翻书架上几本讲北大的书，看到北大二十五周年校庆时，时任总务长的蒋梦麟在纪念文章中劈头写道：“今日是本校二十五年的生日，是我们全校师生反省的日子。”才知道少的正是精神的反思和自审。当然，我下这一论断依据的是从公开渠道获得的校庆筹备消息，我不知道葫芦里还有什么药，也许里面也藏着一个蒋梦麟。但从过往经验看，校庆沦为盛大庆典，一荣遮百丑而毫无审思实属常见，眼下庆典将近，不得不做些警报。
毫无疑问，学校取得的进步和成就值得庆祝。校庆时，梳理校史，整理校故，联络校友，筹备庆典都属必要活动。但依拙见，在庆祝我们取得成就的同时，应该花大力气问一问，我们的工作是否合格，我们的学校还有哪些不足。把它们一一列出来，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校庆这样的大日子，不该只有正面的颂扬。它还需要承担反省的功能，在特别重要的时候，越要加重地检视自己。
当时北大的反省不只有蒋梦麟的一句话，胡适、李大钊等教授也持同样的观点。当时的《北京大学日刊》甚至刊登了这样一则启事：“同学们！诸君对于北大的‘现状’不满意地方有吗？对于北大的‘未来’有什么建设的计划吗？本社决定于本校二十五年纪念日发行出版物数种，其中一种专载同学们对于学校方面改革的主张，和一切的批判，以供学校当局和同学的采纳及反省。这也是吾们狂热地庆祝这重大的典礼中间所应该注意到的地方！”诚哉斯言。古人说，吾日三省吾身。学校也当如此。
若要反省，学校首要地是提供一个畅所欲言的环境。像《北京大学日刊》的这则启事那样，允许“一切的批判”发表出来，甚至为批评的声音提供便利。这些声音，比粉饰太平的繁华来得真切，也更有价值。
举例来说，大一时，我参与举办一个活动，活动结束后一位大四的学长对我说，你们要把这个活动办下去，它代表了民大的精神。我反问他，民大有精神吗？他答有，并列举开来，而我始终不相信他所说的“民大的精神”。过了一年，活动又举办了，一位打辩论的大四学长说，他希望今天的努力能让三十年后的民大出现吴泽霖这样的大师。我反推过来，三十年后成大师者正是今日的学生啊。今日萎顿的学生能成大师乎？我还是不能苟同，到今天也是如此。但我欣赏的是，他们没有忘记对“民大的精神”、“民大能否出大师”等议题的思索，民大的精神是什么，一个在南湖边度过青年时代的人血脉里流淌着什么样的血，他们能否凭此异于他人，这样的思索是一所大学需要的。而校庆时，类似的议题（大到精神，小到鸡毛蒜皮的小事）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
要指出的是，时下也常常提倡反省和批评，但它容易变成摆设，成为粉饰太平的美丽姿态。真正的反省和批评，不是学校当局像有奖征文那样给批评者发奖，操办一切。一个人拿钱请别人批评他，是虚伪的，也得不到真话。而是学校放手让教师、学生去说话，忍得住、不干涉。也不是我们中的谁去充当批评的评判官，真理的仲裁者。“他”认为对的声音能发出来，认为错的则打入深渊。我们不是上帝，怎能断定什么声音是绝对的错。今日的错可能是明天的对，所以应当把评判交由历史。就具体操作而言，我认为学校可以拿出一笔钱作校庆基金，校内的教师、学生可自行组织成团队，提出自己要办的校庆活动，拿出策划去申请基金，学校再联合各方进行评比，尔后由申请成功的团队自由实施他们策划的活动。如此，不仅颂扬的声音、批评的声音有了，还能获得意想不到的结果。报纸上常说，要解放生产力，这便是解放生产力。
何兆武老先生在他的口述自传《上学记》里，满怀深情地怀念他在西南联大读书的时光，说“现在回想起来，我觉得我最值得怀念的就是在西南联大做学生的那七年了，那是我一生中最惬意的好时光。”每所大学都不同，还有好大学和孬大学之分，但对学生来说，无论好还是孬，你如何的骂，它终究是你的母校。你的青春在哪里度过，哪里注定会成为你的精神家园。如果日后当我们怀念起今天的校庆，除了多了解些校史，多看了几个明星，多吃了几个免费发放的甜筒和一身为筹备工作付出的疲惫，还有一场批评的思想盛宴。那么，你的精神家园定会因这一笔而更显光辉。
（作者系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新闻学2007级校友，写作本文时，作者大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