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下海时，几乎所有人都劝我回头，只有一个在伊拉克做过工程的朋友跟我说，计划经济没出息，你坚持往前走，哪怕要饭也不要往回走。他是惟一支持我的人。”
1989年，潘石屹来到海南，经人介绍认识了海南省体改所负责人，加入到其下属机构“农高投”——海南农业高科技联合开发总公司，在那里掘到人生的“第一桶金”。当时的“农高投”聚集了好几位如今在北京商业圈叱咤风云的人物，万通集团董事局主席冯仑、阳光100集团董事长易小迪，还有在做风险投资的王功权……
在海南明媚的阳光下，几个年轻人吃住、办公整日待在一起，共同筹划创业大计。在“当事人”的叙述里，那是个“财富与梦想”的年代。
“冯仑以前是做体制研究的，喜爱社交，开始时主要务虚，他又是我们几个人中年纪最大的，我们都听他的。公司成立的前几个月主要是王功权在做业务，后来他在开会时极力推荐我，说潘石屹最具有革命热情，这种人不做业务做什么？”
王功权也许没有想到，几年后，潘石屹正是凭借具有“革命”、“前卫”精神的SOHO现代城，成为中国房地产界最有影响力的开发商。
不过王功权的赏识，在潘石屹看来不值一提。“其实也谈不上什么业务，我当时好像是公司的副总兼总会计师，无非就是拿住了钱，然后炒房炒地，房子只要有产权证就可以卖了，之后就是谈判、签约什么的……”
或许时间冲淡了往日的激情，回首只是云淡风清。问他为何选择去海南时，潘石屹轻松地笑了，回到开始时的话题：“那时候才是飘一代呢，拿个身份证，钱也没有，想走哪儿就走哪儿去。现在飘的话，不还有很多负担吗？”
与.com失之交臂
经历了海南的热潮和“万通”的风云，如今，潘石屹还一如既往地“卖房子”，不过相比其他同行，又带些“异类”的气质。
潘石屹的办公室布置得简单，宽大办公桌的正中摆了一台小巧的笔记本电脑，靠墙排开的矮柜上码着公司的内部刊物SOHO小报和其他一些设计精美的出版物。房间角落里放了两盘切得又厚又圆的菠萝片，黄灿灿的，散发出新鲜的水果香气。
“在中国，我可能是最早接触互联网的。”
1993年，在美国的朋友向潘石屹介绍了当时还被称为“信息高速公路”的互联网雏形，并表示“潘石屹的商业感很好”，希望与他合作。朋友举了半天的实例向潘石屹解释投资机会，说“信息高速公路”就好比机场高速路，“网关”就好比收费站，可老潘怎么也听不懂。没辙，朋友后来找到了四通集团，成立了四通利方，也就是现在新浪网的前身。
“要是我当时明白了，比新浪还早一年成为.com呢！”潘石屹咧咧嘴，“不过，我也不后悔，我办事的原则是： 我听不明白的东西，就不能投。”
“卖房子”是潘石屹不离不弃的主业，但除此之外，他对其他一些领域也兴致盎然，比如现代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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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7节：潘石屹： 我相信命运(3)
进入SOHO中国办公室的一层，第一眼就看到空旷的展示厅里摆放着醒目的巨幅照片。那是曾经在去年上海双年展上引起巨大反响的《幸存者》，“9?11”事件中劫后余生的面孔，在室内冷冰冰的白色调的映衬下，迸发出扑面而来的视觉震撼力。
潘石屹指点，这些照片是刚刚运到的，而且“贵得不得了”，“费了好大的劲”。
潘石屹并不认为自己不务正业。“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的最大区别在于，在东方文化里事物都是相通的，只有东方文化才有这样的智慧，而且只有东方人才能体会这种智慧。”他说，“管理公司，摄影，写文章，与人交往，都是相通的。”
我相信命运
实业做大了，通常就超脱起来，潘石屹也不例外。
熟悉他的人都知道，他很喜欢《老子》，据说对禅宗也很有研究。1980年代曾以《你别无选择》名满文坛的刘索拉就曾说过，“我感觉，在《西行25度》的后面，在潘石屹的后面，有一些非建筑、非房地产的东西，像是哲学。”
和潘石屹谈话，有同样的感受。
“我有一个想法，就是现代人不要想得太多，也不要看得太多。（现在）各种各样的诱惑、信息非常多。我相信一句话，空的大脑是神的工作室。有些人整天脑子里想很多事，搞得自己好像很忙乎，但那是瞎忙。其实人自己忙乎的力量是很小的，一旦你空灵了，放开了，就是神在帮助你。神的力量比人的力量大。”潘石屹这样阐述他的成功心得。
之后，他又提起老子那句名言： 治大国如烹小鲜。他说：“做事情要举重若轻，做大事情要像做小事情一样才能做好。”
于是，当问到“您一生中最重要的转折是什么”时，潘石屹叹口气，有点带牢骚地说，你们记者最爱问这些问题，什么你的人生中有几个里程碑啊，你的人生中有哪个选择特别重要啊，其实我觉得人生中有许多事情是不能预料的。“谁能知道‘四人帮’会垮台，要不是‘四人帮’垮台，我怎么能回到城市里？谁能知道会有邓小平出来，要不是邓小平出来，怎么会有改革开放？”
“好多事情，都是冥冥之中有一个力量，帮你安排好的。”潘石屹仔细思悟了一阵。
潘石屹的深入浅出与平和心态让人折服，尽管事后会觉得有些遥远和不清晰，而潘石屹平易近人的态度又总会弥补这些。
就像一位同行的精辟描述：
潘石屹对记者非常好，从不摆架子，感觉他总会跟你谈点绝密的消息，但你会发现，不仅谈话没有什么真正秘密，而且第二天，你还会发现太多的媒体都出现了昨天的谈话内容。
基于老潘的平和，采访接近末尾，我不遗余力地临时八卦了一下，“您认为您哪里最吸引张欣女士？”老潘有一点结巴，含糊地说：“我都一个老男人了，还有什么吸引不吸引的。”我不识趣地又问：“那年轻的时候呢？”潘总说：“我不是一个浪漫的人，从来没有送过女孩子花啊、巧克力什么的。但我非常喜欢《英雄》里的那种‘大浪漫’，为了杀另一个人的头，可以把性命托付给别人，我觉得这才是真正的浪漫。”
想从潘石屹的言谈里捕捉往日惊涛骇浪的痕迹是困难的，对一个喜欢老子的人，人生本应是江上扁舟般的淡然与温润。从农村穷小子到亿万富翁，当所有人沉醉于生动的小故事中时，他戛然而止，说出一句：“我相信命运。”
就像小说中惯用的手法。“一场翻天覆地的变化注定要在这个时代发生，而命运刚巧选中了他。”
（本文与郑洁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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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8节：余华： 写作的自信与难题(1)
余华： 写作的自信与难题
余华，1960年出生，浙江海盐人。中国大陆先锋派小说的代表人物。曾当过牙医，后弃医从文，进入海盐县文化馆和嘉兴文联，曾在北京鲁迅文学院与北师大中文系合办的研究生班深造。1983年开始文学创作，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在细雨中呼唤》、《活着》、《许三观卖血记》，中篇小说集《我胆小如鼠》，随笔集《灵魂饭》等。其作品已经被翻译成英、法、德、荷兰、意大利、西班牙、挪威、日、韩等国语言在国外出版。2005年，出版最新长篇《兄弟》。
从1983年起，余华写作已经23年。
1993年，不再担心退稿的小说家余华，还和妻子挤在京城一间平房的单人床上，还只能从《收获》领取稿费400元。当张艺谋把《活着》的改编费预先支付了2万元给他时，他竟然担心张艺谋要赖掉那剩下的5000元。25000元“巨款”压在单人床的枕头下好几天，夫妻俩甚至以为这辈子都不用发愁了。
余华其实并没有想到，2005、2006年，他的长篇《兄弟》大行其道，“万圣书园”、“三联书店”、“当当网”连续几天断货。《兄弟》脱销了。
前牙医余华，从小在医院长大。父母下班时用酒精擦手，他也学会了用酒精擦手。这样使人联想到他早期作品的洁净、冰冷、残酷的气息，夹杂着某些沉静的疯狂和暴虐，令人不安。10年来他少有露面，有时飘忽在国外，萍踪不定，那时你可能会想，这么一个一肚子不平、满脑子严肃思想、当代最重要的作家之一，该是多么冷艳、多么令人望而生畏的一位先生啊。
永远不要把文字和一个作家的个人气质联想得过于紧密。穿着红色套头衫、46岁的余华，好脾气，耐心，替人着想，说话滔滔不绝，吃饭大快朵颐，大笑十分快活，他甚至是憨厚的。
他是天真的，情感丰富的。当看到电视里讲述失散了多年的丈夫从台湾回到家乡，见到了30年未见的妻子，这样一个陈旧的套路，却让余华难以自持，“他们没有哭，我却哭死了。”而在写《兄弟》时，他也大哭了几场，颇是引来了几句外界的讥诮。他是好笑的，当我们问及他简历上的各种奖项，什么意大利格林扎纳—卡佛文学奖，什么美国巴恩斯—诺贝尔新发现图书奖，什么法国文学和骑士勋章，多么拗口的名字呀，他摇着头说，如果不那么写，简历上就只有“余华，五年牙医，二十年作家”，“这也太短了”。
他生活平静、传统。由于失眠，他每天躺在床上，“最大的愿望就是赶紧睡着”。而他生命中最快乐的事情，就是看火箭队的比赛，和查看有关姚明的任何信息。
他表明自己是积极、入世的。“天天上网，收发邮件，看sina新闻，先看国际新闻，然后看社会新闻，前者是高端新闻，后者是底层新闻，这是两三个小时必做的功课。”博客一个星期更新两三次，他曾经还很认真地、一条一条地回答博客上的留言。去年的超女总决赛，他也场场必看，他以为这样的盛况，自己焉能错过？虽然觉得有些累，他也愿意敞开自己，满足无数家媒体记者的好奇心。
作家余华，已经把牙医余华渐渐淡忘，后者只是零星散落在某些文本里，变成了书写的回忆。他去医院看病，甚至已经开始不习惯那里的气味，于是他终于明白，那样的气息，那些坏牙和张开的大嘴，以及有些黯然落拓的故事，已经一去不返。十多天后，他将偕娇妻爱子，飞往他喜爱的欧洲。生活多么美好，只需努力、诚恳地活着。
质疑《兄弟》
从某种意义来说，先锋作家余华实际上遵循了一条传统的文学道路。他根正苗红，在传统的文学刊物《收获》、《北京文学》(过去，这些杂志代表着一种文学的话语权)里被栽培、被提拔，从传统的文学通道出来，他面对的赞扬和诟病更多来自文学内部。
十年之后，文学的话语权逐渐转移到市场和传媒，余华的实力，或者是幸运在于，即便在文学商品化、众生喧哗的时代，也能获得骄人业绩。他的影响虽然不止于文学，但是他自认为还不能担当思想者的角色。
吴虹飞：
先从您的新作《兄弟》下部开始吧。《兄弟》上部出版后，一方面销量很大，但另一方面，批评的声音不小，评论家谢有顺甚至说“《兄弟》不值得一看”，但您好像非常自信？
余华：
这种自信，是20多年的写作建立起来的。假如我在20年前写了《兄弟》，面对这么多争议，我可能会非常慌张。但我今天一点都不慌张了，因为我知道自己拿出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作品，起码可以(超)过我自己的标准，可以拿出来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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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9节：余华： 写作的自信与难题(2)
至于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作品，应该交给时间来判断： 假如10年后这本书还有关注，说明还是有价值的；假如它能够挺过50年，就可以长寿200年了。余华：
写作的自信与难题〖〗５０－５１吴虹飞： 我列举几种批评的声音。评论家李敬泽对《兄弟》这么评论：
余华不擅长处理复杂的人类经验，“在关于‘文革’的记忆与想像变得越来越复杂的时候，《兄弟》依然用一种简单的模式来处理它，比如人性的善恶对立，尊严与卑怯的对立。”您如何看？
余华：
表达了善和恶的文学作品里有伟大的，比如莎士比亚的全部作品；不表达善和恶的文学作品中也有伟大的，比如马尔克斯的部分作品。文学之所以丰富，就是因为我们这个世界有无数个角度可以看，有无数个作家通过自己的角度来看这个世界，不能简单地用自己的角度去否定其他的角度。
什么是人类复杂的经验？有这样的伟大的作品，也有表达了人类单纯经验的伟大作品。而且人类复杂的经验标准是什么？这句话太笼统了，比如《安娜?卡列尼娜》，可以说它表达了复杂的经验，也可以说它表达了最单纯的经历。有一个读者在我的博客上留下一句老话：
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莱特。吴虹飞：
李敬泽还批评您的“简单”，他认为：“《兄弟》的简单是真的‘简单’，简单到以为读者只有一双敏感的泪腺，简单到不能成立。”您觉得您的作品是简单的吗？
余华：
李敬泽的这篇文章我去年就读到了，当时我很惊讶，因为《兄弟》仅仅出版了上部，仅仅出版了总篇幅的三分之一，他就如此匆忙地出来作出定论，与他以前的风格不一样。
批评一部小说永远比写一部小说容易。《兄弟》是否是一部简单的小说？这个问题其实不应该由我来回答。吴虹飞：
“死是容易的，活着是更难的，余华本来比任何人都更懂这个道理，但他却庸俗地采取最容易的办法，让他的人物一个个‘悲壮’地死掉。”“死亡”是不是您技术上的一个窍门？
余华： 《兄弟》上部叙述的是“文革”中最为暴力的时候，那时很多人死于非命。我从来不认为“死亡”是一个作家的技巧，二十多年的写作经历告诉我：
现实生活中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人生道路，虚构的人物同样也有自己的人生道路。这是我写作长篇小说最大的收获。
我已经完成的四部长篇小说，每一部的叙述发展都背离了我最初的构思，我努力在叙述中尊重人物，努力倾听他们自己的声音，这样他们就会走出自己的人生道路，而不是作家单方面强加给他们的人生。吴虹飞：
也有人质疑说，“余华已经感受不到《在细雨中呼喊》那样来自生命深处的尖锐疼痛，他的目标说到底也就是讲一个有趣的、热闹的，看上去‘深刻’的故事，他当然成功了，但为了这种成功，他必须煽情，必须向读者进行情感勒索，让他的小说充满骇人听闻的暴力、死亡、天长地久的爱情和反反复复不厌其烦的噱头。”
余华： 比起“文革”时“骇人听闻的暴力、死亡”，《兄弟》上部里的“骇人听闻的暴力、死亡”不会让人吃惊。
也许有人不喜欢阅读令他感动的小说，所以他说是“煽情”。可是我面对的不是几个，而是很多读者，每个读者都从自己的人生经历和感受方式中来读一部作品。不同的读者会在一部作品中读出不同的感受，这就是文学。文学的丰富从根本上来说，是读者的阅读发现出来的。吴虹飞：
很多人诟病的一个细节——篮球高手宋凡平，在众目睽睽之下，从篮球场上飞奔出来拥抱一个被众人最瞧不起的寡妇李兰——很多人认为这不可能。
余华：
从那个时代的社会形态来看，这样的举动确实不可思议。问题是我在前面作了大量的铺垫，人山人海的铺垫，把气氛已经烘托出来了，宋凡平的扣篮也是他平生第一次，他自己都惊心动魄了，然后做出了一个惊世骇俗的举动。这是人性的爆发，必须考虑到人性的力量。就像在今天的生活中，一个柔弱的人会突然杀死一个强悍的人一样。吴虹飞：
还有人觉得李兰柔弱到底，李光头性欲旺盛、心眼活泛，宋钢老实憨厚，见义勇为的童铁匠，见风使舵的余拔牙，举止暧昧的张裁缝，都没有性格的波折，都是单一品格的人物，您又如何看待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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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0节：余华： 写作的自信与难题(3)
余华： 我相信会有读者这样阅读，同样我也相信会有读者不这样阅读。吴虹飞：
宋凡平被红卫兵打死，他的尸体装入棺材后，仍然要进行一番暴力“处理”——让人把膝盖砸断然后放进棺材；孙伟的父亲在牢房里将大铁钉敲入头骨时，描写也是极其细致，借此来展示“文革”的残酷。可是有人质疑说，代表“暴力”的红卫兵、袖章和绿军装始终在作者的笔下语焉不详，只是作为一种暴力符号存在，使得“文革”被剥离了政治内核，只剩下一个精心营造出来的“寓言”，这也是简单化的表现吗？
余华：
任何一部虚构作品都无法做到面面俱到，都会在叙述里有轻重缓急。否则别说是18万字的《兄弟》上部了，就是1800万字的叙述，也难以表达出一个时代的丰富性。一部小说、一个故事只能解决一个问题。余华：
写作的自信与难题〖〗５２－５３吴虹飞：
谢有顺还指出了一些“硬伤”，《兄弟》上部第13页，李光头“他知道自己在厕所里偷看到的五个屁股，有四个是不值钱的跳楼甩卖价，可是林红的屁股不得了，那是价值连城的超五星级的屁股”，“此后李光头学聪明了，他不再供应免费的午餐”等。“跳楼甩卖价”、“超五星级”、“免费的午餐”这样一些上世纪90年代才出现的词，将它用在20世纪60年代的中国语境里，用在主人公的自叙(“他知道”)里，您认为这是合理的吗？
余华：
已经有记者这样问我了。把这些段落抽出来孤立地看，可能是这样，问题是《兄弟》全文的叙述者是“我们刘镇”，而且一开始就定格在了2005年，李光头准备上太空了，叙述的视点是从2005年开始的，这不是一部第三人称叙述的小说，是“我们刘镇”叙述的小说。吴虹飞：
还有人批评说，“曾经是一个文学标杆的余华，现在正坦然地表现着自己的温存，让自己安然地融入一个消失了紧张感的现实。”您丧失了锐气了？
余华： 如果我丧失了锐气，就不会面对这么多的争议了。吴虹飞： 您如何看待那些针对您的、来自文学界内部的批评？
余华：
当年发表《活着》时，我受到了批评。《许三观卖血记》出版后，批评对着它去了，《活着》被放过了。《兄弟》上部出来了，很多火力又集中在《兄弟》上部，我在想，我的《兄弟》什么时候会安全呢？可能要等新的长篇小说出版以后吧？没想到《兄弟》下部出来，火力转向了它，而《兄弟》上部就相对安全了。为了让《兄弟》上下两部尽快进入避风港，我要尽快写出新的长篇小说。(笑)
我从写先锋小说的时候就面对批评了，《兄弟》的火力最猛。我已经习惯了，“文革”时有一句流行语：
在大风大浪中前进。我现在就是这样。我相信时间会说明一切，作品受到争议其实不是坏事，起码不是平庸的作品。吴虹飞： 您好像已经不大在意他们的批评了？
余华：
我们文学最大的进步，是没有权威了。1980年代王蒙说一句话可以一言九鼎，现在谁说话也没有用了。最大的贡献是网络，网络让所有人都有了发言的权利。吴虹飞：
作为一个作家，您认为自己可以担当时代思想者的角色吗？
余华： 没有一个作家可以担当这样的角色。作品的荒诞来自于现实
吴虹飞： 您曾经说过，我们生活在一个放肆的时代里。比起我们现实的荒诞，《兄弟》里的荒诞实在算不了什么。您作品的荒诞性和现实有对应性吗？
余华： 我们生活在充满了荒诞的时代里。事实上，“文革”期间充满了荒诞，很多年前，有位教授向我讲述过一个他在“文革”中的真实经历：
他和新婚的妻子去街上购买床单和枕巾，买回家的床单上印有“在大风大浪中前进”，枕巾上印有“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文革”时我们喝水用的杯子、洗脸用的脸盆上印着毛主席语录，这是正常的，可是痰盂和尿壶上也印有毛主席语录，这就不正常了。
到了今天这个时代，荒诞的事实越来越强烈和泛滥。台北的《联合报》请陈文芬(台湾出版人)给我打电话做一个采访，她在电话里对我说，大陆的很多现实让她感到吃惊。比如她在西安时，亲眼看到商厦里搞羽绒服促销，只要女顾客敢在门口脱光了往上冲，就可以免费穿走羽绒服，结果太多的女顾客去抢，以至于和保安发生了冲突。再比如，她回到宾馆看电视剧，电视里面播的是一个很革命的电视剧，剧中人物讲的都是充满正义感的话，但是屏幕角上却有一个治疗性病的小广告，还有动画效果，她觉得难以置信。(可)这在我们生活中司空见惯，不足为奇。我们在荒诞中生活得太久了，已经麻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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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五年前，媒体报道并且批评过一个“醉美人”大赛，大概是四川吧，让几个年轻漂亮的姑娘在那里比赛喝酒，喝到后面，那些姑娘都醉醺醺地说不出来话了，喝的都是白酒。媒体批评以后，居然蔚然成风，国内很多饭店都纷纷仿效。商场推销浴缸，大冬天让模特穿比基尼在商场外的浴缸里面洗澡，这是我亲眼所见，后来竟然在各种报道里屡见不鲜。
《兄弟》下部写的“处女膜修复手术”，几年前被称为中国最为暴利的行业之一，从大医院到小医院纷纷开设这种手术，北京有经济学家讨论过所谓的“处女膜经济”。于是，人造处女膜也横行天下了。当时做一个处女膜修复手术需要三千元，现在行情暴跌了，有人告诉我，在丽江的小黑店里做一个这样的手术只要八元钱(这还未经证实)。《兄弟》下部里面的“处(女)美人大赛”，这是“李光头”发明的。
这些日子接受采访，有个记者告诉我，有一个城市，好像是中等城市，举行一个选美比赛，报名的时候有很多要求，什么身高啊，学历啊。还有一条就是报名时要出具医院的处女证明。放下电话我不由感叹，今天中国的作家只要写出来的，几乎都在现实中存在了。所以我很同意复旦大学严锋教授说的：
我们今天生活中最大的现实就是超现实。
我们就是生活在这样荒诞的时代里，从“文革”时压抑的荒诞，到今天泛滥的荒诞，当我试图正面去描述这些时，我的作品也就同样荒诞了，由于叙述的集中，显得更加荒诞。荒诞是虚构作品中重要的叙述品质，因为荒诞的叙述不是为了离开现实，而是为了回到现实。余华：
写作的自信与难题〖〗５４－５５吴虹飞： 有人说，您长时间是一个愤怒和冷漠的作家，是吗？
余华：
(上世纪)80年代，写先锋小说的时候我才二十多岁，当时我是一个愤怒的青年，那时候刚刚从“文革”中走出来，我突然感到原来接受的教育完全是谎话，有了强烈的被欺骗的感觉。一个年轻人感到自己被欺骗了，和一个老人感到被欺骗是不一样的，老人也许只轻轻一笑，而年轻人很容易因此愤怒，所以那时候我的作品里充满了愤怒。
从1986年到1989年，我的写作处于一种疯狂状态，就是无论写什么，都是很极端的事物，不极端的事物我没有兴趣去写，当时我喜欢钻牛角尖。那个时期我写下了很多暴力和死亡的故事，洪治纲在《余华评传》里列举了我的八个中短篇小说，里面非自然死亡的人数高达28人。洪治纲列出来以后，我自己看了也是吓了一跳。
那四年的写作里，我的精神都快要崩溃了，我白天一写作就是杀人，到了晚上睡着后，全是自己被别人追杀的噩梦，常常从睡梦中吓醒，一身冷汗。到了1989年的年底，我做了一个可怕的梦，从此以后我再也不在小说里杀人了。这个噩梦涉及我童年和少年时期的经历。当时梦中的我被五花大绑，听到有人在控诉我的罪行，然后就是那一声熟悉的“判处死刑，立即执行”，话音刚落，一杆长枪就伸过来对准我的脑门“砰”地一枪。我被击倒在地，当时感到自己的脑袋被子弹打空了，梦里的我摇摇晃晃站起来，对着开枪的那个人破口大骂：“他妈的还没有到沙滩呢！”
然后吓醒了，浑身都是冷汗，从此以后再也不敢写杀人的故事了。我十五年没有写杀人的故事，好了伤疤忘了疼，2004年写《兄弟》时，又回到了那个令人不安的年代，宋凡平死于非命，还有孙伟和他的父亲。吴虹飞：
您如何看待中国当下的现实？您认为一个作家如何保持良心、洞察力和对社会的批判性？
余华：
如果一个作家只关心自己的创作，不关心社会，不关心自己所处的时代，不关心别人的生存，这样的作家不可能写出触及社会现实的作品。我兴趣广泛，对很多事情有好奇心，这样的好奇心会转化为一种感受，进而转为创作。
生活在今天这个变幻莫测的时代，只要关心一下别人就会震撼自己。不只是关心自己认识的人，也要关心自己素不相识的人。我的经验告诉我，当我去关心别人的生活时，常常会发现自己的生活。吴虹飞：
不知道您有没有这样的野心，就是做一个中国变化的描述者？
余华：
这不是野心，是愿望。我试图这样做了。但是，我的努力遭受了一些嘲笑，他们可能觉得不必这样，或者他们认为我没有这样的能力。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应该有这样的愿望和冲动，而且要长此下去。吴虹飞：
从您最近的生活经历来看，一个是相对安稳，另一个是接触的人少。您经常出国，您如何了解当下的中国现实？
余华：
什么叫生活？一方面是经历了，另一方面是感受到了，我认为后者更重要。我在国外的时间很少，出国一般都是一个礼拜，半个月，最近的一次久一点，去了美国七个月。
有些人昏昏沉沉地生活着，另一些人在生活中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前者就是经历再多也很少，后者就是经历很少也会多。这些年下来，我在其他行业里接触的人越来越多。有知识分子，当然以知识分子群体为主，我接触到的人都会给我提供他那里的信息。在家里时我上sina网看新闻，可以立体地了解中国每一天都在发生什么。吴虹飞：
您过去获悉信息的方式是什么呢？
余华：
我上小学时就喜欢看《参考消息》，上了初中高中以后，我有一个必修课，下课以后背着书包不是回家，而是站在大街上看大字报。那是“文革”时期，看大字报是为了知道我们海盐正在发生什么。还有一个必修课，就是站在我们县城邮局门外的报刊亭前，看《人民日报》、《解放日报》和《浙江日报》，从头到尾看下来，这是为了知道我们中国正在发生什么。吴虹飞：
谈谈您的朋友圈子？
余华：
1980年代我接触的人不是文学编辑就是作家，到了1990年代接触到了其他行业的人，不再是文学界的了。到了2000年以后我越来越宽泛，每个人身边都有一个群体，你接触了一个人，就会自然地接触到一个群体。我现在认识的朋友确实是越来越精英了，有趣的是，这些精英总是关注底层民众的生活，我和他们有着共同的兴趣。余华：
写作的自信与难题〖〗５６－５７吴虹飞： 您如此关注现实，而且很努力，那您有没有过自我反省？
余华：
1998年，我去意大利，他们让我上台去说话，只让我说一句话，我走上讲台时还不知道自己要说什么，上了讲台后我突然脱口而出：“我们所有的人说过的话，包括逝去的人和健在的人，都没有我们经历的生活丰富。”
这两年我在写作《兄弟》时，有一个很深刻的感受，就是我有很多想写的，可我无法表达出来，因为它们进入不了我的故事。比如李光头的故事，我已经尽力去丰富了，但仍然还有很多东西无法加入到叙述系统之中。这还都是我了解的，我相信还有更多的浩如烟海的事情是我不知道的，这已经不是一个作家的局限，而是一个人的局限。吴虹飞：
您如何看待您自己在当下作家中的位置？
余华： 我受到过杰克?伦敦一句话的影响，他在给一个文学青年的回信中说：
宁愿去读拜伦的一行诗，也不要去读一百本文学杂志。我的理解是，就是要把美好的青春，放在经典文学作品的阅读上。当我阅读这些名著的时候，有两个感受，一个就是激动，抑制不住的激动；另一个就是灰心，自己能够写到那么好吗？
在我之前，活着的或者死去的作家已经形成了一个文学的森林，我给我自己的定位，就是在这个森林里面成为一棵树，我希望自己能够长得高一点。
这就是作家与作家之间的关系。虽然大家可能相互之间都看不起对方，那只是品种不同，如果有一个品种的树死了，就会引起水土流失，大家都会遭殃。作家增加10个，增加100个，不会给文学带来负面影响，相反只会让文学的森林更加茂盛；你要是一棵孤零零的树木，就很容易死亡。吴虹飞：
您认为您写作有进步吗？
余华：
对一个不到80岁的作家，过早地去说他，我觉得都是不太准确的。我觉得我写《兄弟》时进步了，可是有人说我退步了，就像当年我写《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时一样，我认为自己是在进步，可是有人说我在退步。吴虹飞：
谈谈您写作的收入？
余华：
去年是我收入最多的，出版社付给我大概100万元的版税，以前的几年都是靠旧作再版加印，差不多每年有20多万再版的版税。有了稳定的收入后，对我来说有助于写作。如果整天为了生计东奔西走，我就很难写作。吴虹飞：
那您现在还有什么爱好？
余华：
我现在最大的业余爱好，就是看NBA火箭队的比赛，看姚明的比赛，再上网看有关姚明的评论。我把妻子和儿子都发展成火箭的球迷了，我儿子三年前还写过一篇作文《全家都是姚明迷》。
三部标志性作品
吴虹飞： 从《活着》开始，您的写作方式变了，有没有您的妥协在里面？
余华： 我不认为是一种妥协。《活着》是我很重要的作品，此前的《在细雨中呼喊》是我创作的一个过渡：
语言还带着先锋文学的味道，但里面已经有活生生的人了。而在我1980年代的先锋小说里面，人物都是符号，叙述方式都大于我要处理的那个题材。
《活着》之所以是我的一个标志性的作品，在于它转换了我的叙述方式——必须要为题材和内容服务了。刚开始写时，语言方式和原来差不多，写了一两万字就写不下去了，我发现是叙述上出了问题。我就让福贵，一个老人自己来讲述自己的故事，一下子就找到感觉。由于福贵是一个没什么文化的农民，我只能让他说最朴素的话，于是就有了《兄弟》朴素的叙述。
我印象很深的，就是写到福贵把有庆的尸体埋在树下时，他妻子还不知道儿子已经死了，当他站起来时看到月光下的小路通向县城，我当时告诉自己一定要叙述福贵看到这条小路时的感受，因为前面写了很多有庆从这条小路跑向城里学校的情景。为了这一句描写，我的写作停止了好几天，就是找不到一个意象。后来终于找到了，就是盐的意象：
月光照在小路上，像是撒满了盐。吴虹飞： 您的小说貌似从先锋回到传统，在《兄弟》里面完成您的转换，您不断地改变，那么不变的又是什么？
余华： 我句子的结构很难改变。回顾自己的写作历史，有三部标志性的作品：
《十八岁出门远行》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叙述方式；《活着》让我明白了不同的题材应该有不同的叙述方式；《兄弟》让我有勇气正面去叙述了。吴虹飞：
您着迷于变化？
余华：
如果我不变化，我的小说到现在还是1980年代的叙述，题材也好，时代也好，都是虚无缥缈。像《世事如烟》这样的小说，你可以把它放到1940年代，也可以放到1980年代，没有明确的时间特征。到了《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以后有明确的时间跨度了，可是叙述中的时代只是作为背景。到了《兄弟》就不一样，时代不再是背景，是一个现场了，所以更加突出。吴虹飞：
您在处理这些复杂经验时会不会遇到困难？
余华： 不断地遇到困难，我觉得我在处理《兄弟》时，处理复杂经验的能力比在《许三观》时提高了——我只能和我自己比。吴虹飞：
想听听您是怎么看同时代的大作家的？比如您写福贵，他是农村的，贾平凹也写农村，你们的差异在哪里？
余华：
差异在于，我所处的农村环境和他所处的农村环境是不一样的。我生活在江南农村，那里的农村是郁郁葱葱的，而贾平凹来自黄土地，感觉是不一样的。当你面对的土地是黄色不是绿色时，唤起的情感也会不一样。余华：
写作的自信与难题〖〗５８－５９“文革”的刻骨影响
余华曾经被称作“中国残酷写作的代表人物”。在《兄弟》这部小说里，“文革”的残酷经历与温暖的家庭情感显然是交错进行的。无论是侧面影射，还是正面描写，余华似乎都没有逃脱“文革”对其心灵的影响。有人认为，余华早期的作品，关注了一个重要的黑暗现实，那就是暴力。余华一开始，就深入介入了这个“司空见惯、却又轻易被忽视和回避的历史现实”。
吴虹飞： “文革”对您的影响刻骨铭心吗？您的童年记忆很多都和暴力相关？
余华：
“文革”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很难用语言去概括。1967年，我七岁，印象很深刻的是在一次武斗中，造反派包围了一座楼，逐步往上推进，把被打得奄奄一息的人从五楼扔下来。
还有一个印象很深刻，我小学一年级的同学，他父亲是地主出身。前一天晚上还看到他拉着我同学的手笑嘻嘻地在说话，第二天就死了：
凌晨两点偷偷自杀。我小学二年级时，我的班主任和一个女老师很亲密地在聊天，我感觉他和女老师的关系是最好的。结果有一天上学，班主任带着窃喜的神色对我说：
那个女老师被抓了，她们家是地主。
那是我童年和少年时期的经历。我一直觉得，当丑恶被推向极端以后，美好也会上升到从未有过的高度。“文革”时虽然有些家庭成员之间反目成仇，可是更多的家庭空前团结，他们要保护自己，这也和中国传统的文化相关。
《兄弟》的上部，暴力成分很多，但家庭的温暖也有很突出的描写。我记得汪晖给我谈过一个他的看法，他说“文革”的时候是没有阶级的，但是天天讲阶级斗争；但是现在已经出现了两个以上的阶级了，却没有人再讲阶级斗争。吴虹飞：
您的家庭对您的影响呢？
余华：
我父亲非常幸运，“文革”刚开始时，几个造反派就把我父亲弄到乡下去。父亲是我们县里第一个会开阑尾炎的，结果我父亲被发配到乡下去以后，被弄到了公社卫生站，于是我父亲在那里做了无数个阑尾炎的手术。因为我父亲的病人都是农民，他们对我父亲非常友好。我和我哥哥经常坐轮船到乡下去看我父亲，虽然白天大街上充满了暴力，可是孩子(可以)到处乱跑，没有拐卖儿童的事，现在还有谁敢把孩子一个人放在街上自己走？吴虹飞：
看您早期的小说，会看到许多“鲜血”、“死亡”的意象。是不是和您父亲做外科手术有关系？
余华：
我就是在医院里面长大的。我和我哥哥经常在外面玩时，看到父亲做完手术后血淋淋地走出来，还看到护士把一桶桶血肉模糊的东西倒到池塘里。到了夏天那个池塘上全是苍蝇，像一张地毯。我长大后又做了五年牙医，血淋淋的东西我也看惯了。吴虹飞：
现在这个社会有什么东西您还看不惯呢？
余华：
看不惯的东西太多了，而且超过了我在“文革”时期看不惯的东西。由于我现在的位置，我看到了很多假惺惺的人，口蜜腹剑的人。腐败已经进入很多领域，几乎每个领域都有。这是没办法的了。
“我很难界定自己的政治倾向”
带着对现实的关注与焦灼，余华并未变成一个隐遁的“旁观者”，而是一个积极的“参与者”。他对历史和现实的思考并没有高于时代，而是与时代平行。或许是因为理论有限，余华并不能担当思想者的角色，然而他对当下和现世的关心，依然热烈而诚恳。吴虹飞：
可以问您的政治立场吗？您是新左派？
余华：
我不认为自己是一个左派，或者是一个右派，在今天的中国很难区分这样的一个关系。而在韩国似乎有这样明确的区分，你刚才说的白教授(白元淡，韩国学者，曾翻译余华、王安忆等中国作家的作品)，她是左翼的，她翻译了《活着》，我们关系很好。在韩国我也有一些偏右的作家朋友，比如李文烈，他是白教授不喜欢的人，但他是我的朋友。
我和汪晖是很好的朋友，他在很多时候被认为是新左派，我觉得他被误解了。我和他能成为朋友，那是因为我们之间有很多共同点。
作家的政治倾向性我很难界定，作家写下一个人物，并不等于认同这个人物的全部言行。也许我们可以在某一部虚构作品的人物里区分出哪个是新左派，哪个是自由主义者，可是仍然不能以此界定这个作家的政治倾向，除非作家自己宣布是什么派的。中国好像还没有这样出来宣布的作家。在韩国有宣布自己是什么派的作家，韩国左翼和右翼的界限和中国是不一样的，其实每个国家都不一样。但是有一点(是一样的)，就是你关不关心今天这个社会，关不关心今天的民众生活。
我性格里有一种非常认真的东西，在写作时假如有一句话我不满意，下一句话就写不出来，我没有办法应付自己。生活中我是眼睛里揉不进沙子的人。我的兴趣在社会底层的生活。我写了二十多年小说，写了二十多年的穷人，到了《兄弟》才出现一个有钱人，还是一个土财主。
我在看待这个社会时，总是习惯站在弱者的角度上去看。我听说过很多奇特的富人故事，我的反应就是吃惊。可是当我听说一个悲惨的贫民的故事时，我感受到的就不是吃惊，而是震撼了。而且会很长时间想着这个故事。我想，虽然我很难界定自己的政治倾向，可是在骨子里，我觉得自己是偏左的。吴虹飞：
您有没有关心到国内最近的一些激烈争论？
余华： 我很认同汪晖的发言方式。他要是没做过大量调查，没做过缜密分析，是不会轻易发言的。吴虹飞： 比如郎咸平对国有企业改革的强烈批评，您怎么看？
余华：
郎咸平拿这个做文章有他的道理，可我的感觉，他总是在强调某一方面，疏漏其他方面。我记得1996年或者1997年在北京开作家代表大会时，当时的常务副总理朱镕基来给我们做报告，他说的一个数据吓了我一跳，说有一万多家国有企业是从大跃进时期就开始亏损的，一直亏损到90年代后期，差不多亏损了40年。所以国企改革极其艰难，里面的复杂性是难以表述出来的。
任志强提到的富人区的问题，这是事实。我觉得任志强只是把人人都看见的事实说了出来，当然他的有些观点是需要认真讨论的。别人指责任志强我还可以理解，可是潘石屹出来指责任志强，我就很难理解了，任志强还盖过相对便宜的房子，潘石屹在北京盖的都是很贵的房子。吴虹飞：
对这些状况，您的态度是？
余华：
首先我不是一个富人，也不是贫困的人。我只是一个作家，一个对自己所处时代充满了兴趣的作家，这也是为什么我用这样的叙述方式写《兄弟》。我知道自己是一个中国作家，我在美国的七个月度日如年，再住下去就要发疯了。当时晚上睡着了做的最好的梦，就是回北京了。后来又从美国去了巴黎，从巴黎回北京十多个小时的飞机上，我激动得睡不着，想像着北京多么美好。到了北京，2004年3月底回来的，一下飞机就迎面遇到沙尘暴(笑)。吴虹飞：
您是一个民族主义者吗？
余华：
我不赞成简单的抗议，也不赞成感情冲动的民族主义，这无助于国家和民族。现在有些民族主义的倾向有些狭隘，有些表演的性质。要是人人都在骨子里为自己是一个中国人感到骄傲，这才是真正的民族主义。
不是到街头去游行去抗议才是民族主义，砸商店烧汽车不是民族主义，我在香港的电视上看到了这些图像，当世界各地的人通过电视看到这些图像时，作为中国人，我感到有点难过。这种缺少理性的行为，是西方媒体求之不得的，他们喜欢这些画面。少数人在那样做，只能算是民粹，民族主义应该是普遍性的自我意识。余华：
写作的自信与难题〖〗６２－６３吴虹飞： 您通过什么热爱自己的国家？通过写作改变了自己的命运，掌控了自己的生活，对自己有信心，对国家也有了信心？
余华： 可以这么说，对自己没有信心了，对一切都会没有信心。吴虹飞： 我们继续谈一下您对美国的印象吧？
余华：
从地图上看，感觉美国和中国差不多，可是坐飞机时感觉美国比中国大。我从东海岸的东北角飞到西海岸的西南角，从波士顿去洛杉矶，在亚特兰大转飞机，11个小时，感觉从北京去欧洲了。在美国坐飞机五六个小时，家常便饭。吴虹飞：
有没有觉得游历让您的视角和心态有所改变？
余华： 有人问我： 写随笔对写小说有帮助吗？我说：
没有，只有害处没有帮助。现在发现是有好处的。在我写小说最好的几年里，我突然停下小说写随笔，我重读了很多经典文学，感受很强烈，这对一个忙于写作的作家是弥足珍贵的。
前些年我经常出国乱跑，就有人问我： 出国对你写作有帮助吗？我还是说：
没有。写完《兄弟》后，我发现自己的回答错了。我在国外时和出版商、记者、作家聊天，我讲我童年的中国是什么样子，今天的中国又是什么样子，他们难以置信(他们以为我30多岁，其实我40多了)。他们好奇地问：“你还很年轻，就经历了这样两个不可思议的时代？”
每个人都在自己的生活里拥有无尽的财富，可是很少有人能真正体味，如果离开现有的生活，去经历一下另外的生活，再回来时就会发现，自己生活里的很多宝藏还没有开发。
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十年来不断出国的经历，帮助我了解了自己。
贾平凹： 守住灵魂的侯
贾平凹，1952年农历二月廿一出生于陕西南部的丹凤县棣花街。父亲是乡村教师，母亲是农民。“文化大革命”中，家庭遭受毁灭性摧残，沦为“可教子女”。1972年进入西北大学学习汉语言文学，此后一直生活在西安，从事文学编辑和写作。出版的主要作品有《贾平凹文集》(包括《天狗》、《浮躁》、《晚唱》、《我是农民》等14卷)，以及《废都》、《高老庄》、《怀念狼》、《病相报告》等。曾获得全国文学奖（四次），美国美孚飞马文学奖，法国费米那文学奖和法兰西文学艺术荣誉奖，并以英、法、德、俄、日、韩、越等文字在国外出版了二十种版本的作品，国外人士誉之为中国大陆文坛的“独行侠”。
2003年的春天，动笔写《秦腔》之前，贾平凹祭奠了棣花街上近十年二十年的亡人。他的书房当中放着一个巨大的汉罐，日日燃着香，他亡故的父亲、伯父、婶娘，在他面前涌现。他叹气、摇头、心情复杂地回忆着他们，令他们在《秦腔》中，一个一个地，复活。
家在一处，书房在另一处，贾平凹生活简单，散漫，没有常规的作息。一年零九个月的写作，白天带着妻子擀成的面条和包好的素饺，赶到书房。门窗紧闭，灯光大亮。到了夜落，招引两三个好友，到常去的茶室喝茶，打牌，消磨一个晚上。
寂寞是难熬的，他写字：“精神寂寞方抚琴”。他画画，画玄奘的像，画朝天悲嚎的猫，画出浴的贵妃美人。更有两个大字一直在书桌前：“守侯”。古有“封侯”一说，他的解释是：
让守住灵魂的侯来监视自己。
他从小在病中度过，一直是病色，却从来不进医院。个子不高，以为自己丑，“形象不好”，父亲是反革命，家庭成分不好，容易胆怯紧张，所以长大后，也不喜远游。自卑，年轻时见到女孩子，十分害羞。这些在后来作品中都有反映，却都是反着来，一个长病的、木讷的、容易害羞的人，文字里却是活泼大胆的，挑衅着禁忌，充满了旺盛的生命力。
虽功成名就，他也自嘲：
棣花街文墨颇深，到了那儿千万不敢说文写字。再是我离开了故乡生活在西安，以写作出了名，故乡人并不以为然，甚至有人在棣花街上说起了我，回应的是：
像他那样的，这里能拉一车！
古人讲：
文章惊恐成。一稿40万字，不满意，他写了三稿，仍然是不满意，在三稿之上，又改了一次。家里人看着可怜，说，结束吧，结束吧，再改你就改傻了！
“《秦腔》写的是农村的现实生活。长期以来，农村是最落后的地方，农民是最贫困的人群。现在中国的‘三农’概念，农业、农村、农民，已经和以前大不一样了。原来说的是我们是农业国家，土地供养了我们一切，农民离不开土地。现在农民和土地的关系却剥离开了。农民离开了土地，有些是主动离开，有些是被迫离开，留在农村的多是老弱病残。我的老家棣花街，没有矿藏，没有工业，有限的土地在极度地发挥了它的潜力后，粮食产量不再提高，而化肥、农药、种子以及各种各样的税费迅速上涨，农村又成了一切社会压力的泄洪池。旧的东西稀里哗啦地没了，像泼去的水，新的东西迟迟没再来，来了也抓不住，四面八方的风方向不定地吹。农民是一群鸡，羽毛翻皱，脚步趔趄，无所适从，他们无法再守住土地，他们一步一步地从土地上出走，虽然他们是土命，把树和草拔起来又抖净了根须上的土，栽在哪里都是难活。”
2004年9月30日，长篇小说《秦腔》杀青。
书房“大堂”
夜色朦胧，叩问至某机关居民楼的六层，灯光昏黄，贾平凹打开门。我终于亲眼见着了无数文青推崇不止的文豪。“很多人都以为，我至少是一米八以上……”他好脾气地笑。
“我们不可能做采访。”浓重的陕西方言。
什么？我对他大声疾呼。
“你看看，你根本听不懂我的话……”他又要打退堂鼓。
听得懂，听得懂，我慌忙不迭。他又笑，实在是脾气好。
“有一次去南宁讲课，讲了一个小时，问底下学生有何问题，学生举手，说没有什么问题，只是听不懂老师的话。”贾平凹十分懊恼，“你早说啦，早说听不懂，何必讲那么多话——我最怕和讲话有关的事情了。”
屋子因为要搬迁，十分凌乱，或许因为天冷，一股石头的寒气。传说他喜欢石头和陶器，今日信之。“我石头多，书倒不是很多。”
两口大瓮摆在屋子里。地板、桌子、玻璃橱的柜子，满是他多年来拾掇来的石头和陶器，不计其数。“这个汉代的陶器可能是中国目前最大的陶器……那是一个直壁瓮，造型比较罕见……那个东汉的罐子，是目前我发现那种造型中最大的，上面的那个小罐子是秦代的，那是魏晋的，上面的花纹、字啊，都很大气。最近我还喜欢收藏民间的狮雕，这可是有讲究的……”他一一解说，如数家珍，神情极活泼，语气极亲切，得意起来，则哈哈大笑。每日在书房写作，累了便把玩石头，心中十分满足。
给书房取名字，多是什么斋啊，什么屋啊，他取过名字“上书房”，因为房子高，要上楼才见到。现在他的书房叫“大堂”，意为“一人堂”，“大，一人也；堂，尚土也。”他认为自己和“土地”关系紧密，并如此解释了自己的出身：“我的本性依旧是农民，如乌鸡一般，那是乌在了骨头里。”
贾平凹：
守住灵魂的侯〖〗66-67墙上挂满他的字与画，与文章相似，朴拙知趣。他画画，心思与旁人到底是不同。别人画凤，多数画得华丽。他只有简练几笔，就已经画完。看起来，倒像是长了长毛的鸡。若是有人起了疑惑，他便说，有谁见过真的凤呢？
有人来买他的画。但是他一般不卖。“一个题材不过画一张，而且我的画小。一般中国人买画，都是按照尺寸买的。他们说，我这画小，还那么贵。那我就不卖了吧！”
收藏石头，也只是符合他的审美才要。看不上，再好也不买；看上了，再贵也买。搞收藏的人多数都吃过亏，他吃亏多了，自然就会了鉴别。“就好比女人买衣服多了，就知道哪个好哪个不好。”
有一幅小字，“奥林匹克，赐给我力量”，小鹿纯子的话。写于上世纪80年代，全国风行《排球女将》之时。纯子的模样他没有在意，倒是记住了她说的话。“我觉得这个话好得很，那时就写下来了。”
所写的字中，有唐明皇写杨贵妃的话，其中有“解语花”。贾平凹这么认为： 女人，不但如花，还要解语，才是好。
几个作家的小肖像，中外驳杂的，用相框框了，挂在正屋墙上：
列夫?托尔斯泰、苏东坡、乔伊斯、张爱玲、海明威、沈从文。他喜欢的作家多了，比如鲁迅、林语堂、博尔赫斯、福克纳。原来想挂上几十张，好比小学生的教室似的，可惜一直寻不着福克纳的画像。
“我不爱和人讲外国文学，因为我总也记不住名字。两下就露馅了，我惟一记住的比较长的名字就是列宁的，呵呵……”
在内屋见着了传说中美貌妻子的大幅相片，果然是媚惑细腻的美人。又见了24岁的大女儿照片，正年轻，眉眼与父亲神似。他的另一个小女儿，已经上小学，在方格纸上习字，虽稚嫩却也见朴拙大气，他心下爱之，讨过来用小相框正经裱起来，也挂在墙上。
其中一个屋子，堆着一摞一摞的《废都》，本本皆不一样，大概有四五十本，都是他收集的盗版。《贾平凹谈人生》
近日，女作家走走根据采访贾平凹的录音，整理得《贾平凹谈人生》，已经在各大书店上架。
“我还没有见过书，做成什么样子，我也不知道。清样我看过一遍，口语很多，我说得啰里啰嗦的，有些随意、散乱，但还是保留了些味道。
“这不是我叫人家来做的，是她专门来找过我采访。她来过好几次，聊了好几天。先前有个谢有顺，人家知识面广，厉害，来谈过一次，文章我拿笔也改了一遍。这样就没有废话了。那一次说的是关于创作，是正经话，这次和走走讲的，是乱七八糟的瞎话。两个极端，也有互补嘛。你也可以谈一个的，回去也整理出书嘛！
“别人写我什么，我也不看。随便写吧。即便是骂我，我也不怕。”
不由得好奇地问：“有人骂你吗？”
“怎么没有呢？许多人都骂我呢，有人还说，永恒地批判贾平凹什么的。我干啥他都骂。更可怕的是那些先入为主的，要是知道我又写了一本书，肯定又要骂我，说母猪生不下狮子，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我老家就有一个因地畔纠纷与我家斗气的邻居妇女，她看我们家什么东西都不顺眼，骂过我娘，也骂过我，连我家的鸡狗都骂过。”
细枝末节
他有些笨拙，对任何机械的东西都没有感觉。不会发短信息，用不了电脑，当然也无法现代化。就连骑自行车，都不知道碰了别人多少次。有一次撞了人，差点瘫痪了。
他信佛，与当地一个藏传佛教的喇嘛交往甚密。或许信佛的人善良，易心软，易吃亏，别人求个字画，求不过的他便给了。有人借个东西，借到了后来就没了着落。他一脸的无奈。一天到晚都有人找他，所以他觉得“忙”。
他抽烟，过去有肝病，后来却痊愈了，“就是吃维生素C。有一个外国人，每天吃40多片，我个子小嘛，每天吃15片，吃一个多月，反正肝就好了。”
他喜欢“好听的声音”，尤喜吹埙。“埙文化的发展可有我的功劳呢，因为《废都》里有提到。”他自得得很。十几年前，还和一群朋友录了一个埙的专辑，他趴在地上，翻箱倒柜，一阵叮咣折腾，还是不知道到底在哪里压箱底儿了。
他不爱去大城市，今年元月去过北京发一个书画册子，只呆了一个晚上，就匆匆回来。他说自己去过上海，“还见过了棉棉和卫慧，棉棉比卫慧好些，也听过摇滚哩。崔健的歌，就很不错嘛——这个城里，和农村是很不一样啊……”
他不爱旅游，法国邀请他过去，他一直都不去。“怕累”，“不自在”，去外面演讲，也觉得压力大得很。虽然肝病好了，但是脑供血不足。从小身体就不好，他自嘲说，“没有倾国倾城的貌，却有多愁多病的身。”和几个熟人到乡下玩，和家里人呆着，看看石头，看看陶器，不觉得枯燥。
采访当晚，还有两个好朋友来找他打牌，一个研究《红楼梦》的医生，一个长着小胡子的画家。他介绍他的朋友：
两个神经病。众笑，以为然。在咖啡厅里，他点上烟，烟雾缭绕。他打牌甚是专心，赢了，笑逐颜开，输了，锁了眉头。
牌局终了，众人作鸟兽散。回头一看，贾平凹不知何时消失，仿佛滴水溶入大海，他匆匆回家，迅捷地，无声地，溶入西安无边的夜色中。格非：
平人的潇湘现实生活中，有许多的普通人，有着简单的欲望和喜怒哀乐，他们的生活虽然平庸，但是神圣不可侵犯，所以你根本没有理由，抱着说教的态度，让别人改变生活。事实上，你只能让生活本身来改变你。
格非： 平人的潇湘
格非，1964年8月生于江苏丹徒。1981年考入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后留校任教，并获文学博士学位。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1986年发表处女作《追忆乌攸先生》，1987年发表成名作《迷舟》，从此以“叙述空缺”而闻名于“先锋作家”之中；而1988年发表的中篇小说《褐色鸟群》更是被视为当代中国最玄奥的一篇小说，成为人们谈论先锋文学时引以为例的一部。主要作品有短篇小说《迷舟》、《青黄》、《戒指花》等，中篇小说《相遇》、《傻瓜的诗篇》、《不过是垃圾》等，长篇小说《边缘》、《欲望的旗帜》、《人面桃花》等。2004年发表的《人面桃花》获华语传媒杰出成就奖，鼎钧双年文学奖等奖项。作品被翻译成英、法、意、日等多种文字在国外出版。
格非的写作坚韧、优雅而纯粹。他的小说曾深度参与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文学革命，他的叙事研究也曾丰富中国小说的美学肌理。他的写作既有鲜明的现代精神，又承续着古典小说传统中的灿烂和斑斓。
回忆自己2003年在韩国做了什么，格非只记得两件事情： 一个是把课程应付过去，一个就是写作。
除了上课，他什么人都不见。许多韩国的教授约吃饭，他都不去。他们有些疑惑： 这个中国教授的架子未免太大了。
他只觉得时间太珍贵。
“父亲从楼上下来了。”2000年他写下《人面桃花》开篇第一句。格非一直在等待合适的契机，他有10年的心事，他对现代历史的迷恋和关心，使他要再写一个乌托邦。
韩国的那个古都雨很多，小镇十万人，和中国的江南相似。到了春天，那么多的雨。“那简直太漂亮了”，河流、山村、野渡，静默着。江苏丹徒人士，他喜欢雨。
“他们一般把课程安排到早上，有时到一点。我的写作时间是固定的，一般是下午两点开始写，写到晚上七八点。”
“我写作的时候很乖的。每天都如此。如果哪天不写，我就非常烦躁。写了三四个月，到了暑假，稿子基本写完。到了十月份又去韩国，继续修改。”
他喜欢手写。喜欢笔在纸上划过的感觉，“仿佛留下印记”，这样令他满足。
一个长篇要等待那么多年。岁月流逝，内心的东西不能让步，一点都不能。
作家格非，擅长隐现智者姿态，制造迷离梦幻的气息，却固执地相信那些普通人和小人物的心中，更有高妙之处。曾经在法国一个安静的教堂里呆着，当地的神甫请他来给农民们讲课，他踌躇着，讲些什么好呢？结果他讲巴尔扎克，讲普鲁斯特，他们都是了解的。他有些惊讶。他知道，所谓的凡夫走卒，乡间村民，原来都不可看轻。
教授格非。曾经在清华园里散步时遇到理工科的教授，问他道：“你研究什么呢？”格非胡编了一句： 我研究鲁迅。以为可以托大。不料教授说：
那还有什么好研究的，鲁迅的书不是都出版了吗？他愕然，啼笑皆非。
爱乐者格非。是最好最包容的听众，从巴赫、马勒、邓丽君到甲壳虫，甚至北京地下无名的摇滚乐队，他决不排斥任何一种发自内心的音乐。曾经写出12万字的音乐稿子，最终全部销毁。如此谈论音乐，完全是“煞风景”。已经写了那么多枯燥的论文，难道还要对音乐下手？他不忍心。
棋迷格非。以前喜欢马晓春九段，一心盼着他赢棋，可他赢得越来越少了。现在的电视转播，已不怎么看了。“那帮韩国人，瞎他妈打！”他认为马晓春才气、灵气是一个方面，好讥讽，腻腻歪歪的，有那么一点神秘感。格非已经下不过儿子了，“我儿子要是能够见到马晓春，那不崇拜得要趴到地上去了！”
父亲格非。谈起儿子来眉飞色舞。孩子的出生改变了他许多，他要讨这个小家伙的欢心。“我的儿子爱唱歌啊。有一次看歌剧演出，一个演员穿着晚礼服一样的演出服，亲了他一口，他那个激动啊！过了好几天，他才会跟我们说，那个姐姐亲我啦。哈哈。还有啊，他喜欢看《十面埋伏》，说里面的姐姐好好看，我们就逗他，是不是长着痦子的那个啊？其实他说的是章子怡。我们就从网上弄了好多章子怡的照片给他看，他真是看得呆了，高兴得不得了。”
先锋作家的最杰出代表之一。他声称自己天性保守，所以在大学里做教书匠，一做近二十年。他声音洪亮，语气顿挫，大笑起来旁若无人。长篇小说《人面桃花》刚刚出版，十年的一个心结得以了结，他心情舒畅。每天早上七点，他早起，到圆明园去散步。每天把儿子扛在肩膀上出去玩。
他生活平实，态度端正，“吃可以很简单，穿衣服我也很随意，绝对不会买车，不听盗版音乐。”他没有忘记那些高蹈的：
激情、责任、理想，乌托邦……他的口头语里经常有这样的词： 美好，漂亮。
告诉你一个写作的秘诀
吴虹飞： 在韩国，《人面桃花》的写作是否出现过中断或者障碍？
格非： 这个小说我想了多年，写的时候没有中断过。事实上，我一边写一边在考虑后两部写什么——《人面桃花》是第一部。
我在写作中找到一个非常有效的规律，多少年来一直都很管用。也是海明威讲过的，每天写到顺畅的时候，就要停笔。我觉得这是他教给我们作家最好的经验，也是写长篇的一个重要体会。我估计有经验的作家，比如马原，都有这样的感受：
写到感觉好写的时候，停下来。这样第二天，你的感觉会延续下去，一坐在那里，你就知道该写什么，你的信心可以得到不停的鼓励。如果你写不下去的时候才停下来就完了，可能一停就是十几天。格非：
平人的潇湘〖〗７２－７３吴虹飞： 《人面桃花》里出现了许多的“方志”，是不是都是你杜撰的？
格非：
当然是杜撰的啰。地方志一般都是文言。我读了不下三十部宋元以来的江浙方志，做了许多笔记。就连里面的许多古诗都是我自己写的。我给李陀看时，他还告诉我，里面的平仄不大对呢！我后来也懒得改这些韵了。胡诌嘛！吴虹飞：
您原来是想按照方志的体例来写小说，后来放弃了？
格非：
我酝酿了很久最后放弃了，心里还是觉得有点可惜。因为我觉得地方志的编排是十分合理的。比方说，开始写“地理”，这个地方的河流、山脉，文字精美；第二写“气候”，风花雨雪；接下来是“物产”，出产什么东西；接下来写“人物”，人物下还有“灾祥”，再下面有“杂传”。方志提供的是一个传统的构架，但我认为写作上还是现代主义的。方志的写作其实是有一定难度的，我将来有机会还是想尝试一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