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很犹豫，我给清华大学的王中忱打了个电话。他劝我暂时放弃这个方志的想法。做一个更大的变化，正儿八经地讲故事，把冲突和紧张放到故事的内部去。我们在电话里谈了两个小时，最后我决定放弃原来的想法，重新写一个。人情之美
吴虹飞： 我觉得您的小说里的乌托邦气质没有改变，但在语言形态上，是不是发生了很多的改变？
格非：
我觉得没有过去写作那么死板了，也更加简洁了。我想在写作上更加简洁些，但还是不够简洁，写作时间还是有些短，有些地方还是应该推敲，所以还是有遗憾。吴虹飞：
比起1994年出版的《欲望的旗帜》，《人面桃花》还是有着许多的变化。原来的压抑、紧张、缓滞似乎少了，内核更柔和、舒缓，显出比较世俗、肉感的质地。您提到过中国传统文学里的“人情”之美，这些对您可有影响？
格非：
中国传统文学里讲到“人情”的地方，都是很美的。一个人坏，坏得有道理，就不讨人厌；一个人好，也是好得有道理在；一个人“色”，也是有他自己的道理。整个《红楼梦》就是一个“人情”，满纸生辉。看了《金瓶梅》，这种感觉更加深刻，里面的人写得好啊，妙得不得了。
《红楼梦》里，我挺喜欢薛蟠这个人，这个薛大呆子真的是太美啦。比方说他对贾宝玉说，我最近买了一些器物，上面有一个人的书画，这个画家叫“庚黄”。贾宝玉说，我知道你说的是谁了，就写了两个字。薛蟠看了便说，对对，就是这个“庚黄”。贾宝玉笑起来，原来他说的是“唐寅”。又讲到赵姨娘设计来陷害贾宝玉、王熙凤，王熙凤发了疯，见狗杀狗，见人杀人。于是大乱，薛蟠又要护着妹妹宝钗，又要护着母亲薛姨妈，以为这些都是贵妇，不可轻易让下人看了去，那时真是天下大乱。突然他看到了风流婉转的林黛玉——他从来没有见过这个人，于是“啪”的一声，就呆在那里了。这些描述都是漂亮之极。
我的小说不管怎么世俗化，但不是真的世俗化，因为我本人是很不喜欢世俗的。
《红楼梦》、《金瓶梅》并非现实性的作品，好就好在它有许多的想像在里面，另外还有着强烈的宗教、哲学的意图。吴虹飞：
小说里有一段清新的爱情，陆秀米和张季元。读到后来，秀米出狱，我总觉得沉默不语的秀米，她的世界、她的作为应该全是为着张季元这一个人来的。似乎是这个人，才让她如此苟且又如此勇敢地活着，担当着革命的、疯子才做的梦。
格非： 我很喜欢张季元这个角色。这个名字我自以为也取得不错。我也有些可惜让他这么早就死掉了。格非： 平人的潇湘〖〗７４－７５至少要有梦想
吴虹飞： 这部小说最初的动机是什么？
格非：
最初的动机是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后来我看法兰克福学派，莫尔的乌托邦，孙中山的世界大同蓝图，你只要想去做这个桃花源，可能就会有问题。用阿多诺的话来说，产生了强制、暴力和集权。但现在这个社会又太功利了，必须要有反思，如果连梦想都没有了，其实也挺可怕。这也是我写这部小说最初的动机。吴虹飞：
您认为小说是对社会的一种矫正吗？
格非： 现代主义是我们过去发现的一个好办法，原来故事的讲法可以这样：
可以中断、重复、对位。我们过去更多的想的是题材、方法、形式和文体。现在我想的比较多的是人和社会的问题。现代主义的产生有很重要的社会背景，不去考虑社会背景而去学它，是很可笑的。
现在传统的文化已经很被人忽略。如果写出来，就构成了对现实生活的异质（我认为同质是垃圾），构成了反动和某种矫正。格非：
平人的潇湘〖〗７４－７５吴虹飞： 担心过自己的小说不被人理解吗？
格非：
我认可一种道德，一种理想的生活。我的小说你看懂了，是缘分；你不接受，我也不排斥。我觉得自己的努力没有白费就可以了。要那么多人喜欢你做什么呢？
别人说我好我并不高兴的。如果是我看不上的人、很糟糕的人说我好，我心里很难过的。心里无人理解的痛苦，实际上也是一种快乐，敝帚自珍啊。我有足够自信来珍藏这些你觉得不好的东西，我不会因为你觉得它没价值就放弃。吴虹飞：
您经常会提到人为什么活着的焦虑，您内心的游移和焦虑是因为什么？您可有解决焦虑的方法？
格非：
什么样的人会焦虑？诚实的人，善于感受的人。没心没肺的人一定不会痛苦的。克尔凯郭尔说过一句话，上帝钟爱谁，上帝就会把他最优秀的仆人派到他的身边，像情人一样紧紧贴着他——这个仆人就叫“悲哀”。
我是一个悲观的人。我认为人的一生是不值得过的，可以随时死去，惟一值得过的，最美好的事情，是你要想做一件事情，彻底忘掉你的处境，来肯定它。要满怀激情做一件事情，生活才有意义，这绝对是生活最重要的真谛。这不是我讲的，是韦伯说的。假如你正在恋爱的话，你就不会感到虚度时光，你的生活就会充满了光彩，哪怕死去也不足惜。吴虹飞：
您认为的幸福是什么？
格非： 幸福是自觉地承担责任。吴虹飞： 那您承担了什么责任呢？
格非： 当然啦，我自觉地做了父亲，揽了一堆麻烦。不过，这个身份的确让我感到愉快。我爱自己的儿子。吴虹飞： 有过害怕被遗忘吗？
格非： 实际上我已经被人遗忘了。我知道自己从来没有被大众承认过。吴虹飞： 会不会感到孤独？
格非：
我认为在人群中的孤独是最孤独的，看起来很忙，左右逢源，其实内心没有亮光，没有个人的生活。但如果你说的是传统意义上的孤独，落落不群，独来独往，那是自由啊，那可太美好啦（大笑）。我心目中最让我羡慕的是那些退休的人。我现在假如能够退休的话，那该多好啊。吴虹飞：
可是退休就老了。
格非：
你们小年轻害怕衰老，我看大可不必。童年是最美好，但是懵懂无知，青中年时却要到处奔波，老年是最值得过的，阅历、情感和内心都很丰富。现在保健条件不错，退休后二三十年，还是很美好。没必要害怕衰老，我都这么老了！（笑）格非自述
险些当了木匠
1980年夏天，我参加了第一次高考，毫无意外地，我落榜了——化学和物理都没有超过40。母亲决意让我去当木匠。
当时木匠是很让人羡慕的职业。我们当地有很多有名的木匠，但我母亲请不到，她请了家里的一个亲戚。这个木匠因着自己是学手艺的，觉得自己特别牛，很是凶悍。他对我母亲说，这个孩子笨手笨脚的，学不出来的，我要是打他你会舍得吗？母亲只得说，你打吧。我很不喜欢这个跷着腿坐在木椅上的人——我和他无冤无仇，他为什么要打我？我就对母亲说，我要考大学，而且要考重点大学。母亲睁大了眼睛：
孩子，你怎么能说这样的话呢？你连门都没有摸到呢，你要是考上大学，我们都要笑死了。
就在我灰了心，要去当木匠学徒的时候，一个镇上的小学老师，姓翟，敲开了我家的门。他与我非亲非故，素不相识。我至今仍然不知他是如何挨家挨户寻访到我们村的。我依然清晰地记得，夜已经很深，大家都睡了。他戴着草帽，站在门外，把我母亲吓了一跳。他劈头就说，你想不想读谏壁中学——那是我们当地最好的中学。我当然是很愿意的，他说他可以把我引荐给那里的他的一位朋友。
当我拿着翟老师的亲笔信到了谏壁中学，他的那位朋友却告诉我，语文、数学必须拿到60分，不然也无法进入补习班。他说，让我看看你的高考成绩单。
在决定命运的时候，我的脑子还算比较清醒。我知道我的成绩根本不能进入这个补习班，我也知道无论如何不能够把口袋里的成绩单给他看。于是我说，我把成绩单弄丢了。
“你可以去丹徒县的文教局，你去查一查，把分数抄回来。”他说，又给了我一个地址。
县文教局在镇江，青云门六号。在马路边上，我只要随便跳上一辆公共汽车，就可以回到家，永远地做一个木匠的学徒。可是如果我去镇江的文教局呢？事情结果是一样的，我还是会得到一个一模一样的成绩单，还是无法进入谏壁中学，还是要返回家乡，做一个学徒，为我的师傅搓好热毛巾，听任他打骂。
我徘徊了两个小时。镇江对我的家乡而言，是一个陌生的大城市，它实在太远了，我从来没有去过那里。以我的性格而言，我其实是一个很保守的人，不会轻易冒险，不会去做一些我觉得非分的事情。我觉得我90％是要回家的。我根本没有去过镇江。它对于我的家乡而言，是一个大城市，太远了，而且去了也不知道那个地方在哪里。这对我都是无法逾越的理由。但那一次，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让我鬼使神差地登上了前去镇江的过路车子。
到了县文教局，正好是下班时间。传达室老头冷冷地说，现在下班了，你不能进去。
我想也罢，我进去又有什么用呢？在我打算掉头离开的时候，有人叫住了我： 小鬼，你有什么事？
我看见两个人，一男一女，往外面走。我说我的高考成绩单丢了，能不能帮我补一下。
格非： 平人的潇湘〖〗７６－７７男的说，下班了，明天吧。
女的则说，我们还是帮他补办一下吧，反正也不耽误时间。
他们把我带回办公室，帮我查找档案，又问我办这样的成绩单，有什么用处。
我沉默了一下，突然说：“我的成绩单没有丢。”
“那你来这里干什么？”他们显然有些生气了。
我于是讲了高考的落榜，讲了自己很想去谏壁中学补习，但是没有达到他们要求的分数线。我说我一定要读这个补习班，去考大学。
那个女的说，这怎么行！男的不吭气儿，他抽着烟，盘算了好一会儿。他让我出去等回话。十分钟后，他说，唉，帮他办了。
我那时很小，15岁，穿的衣服很敝旧。大概他是因此萌发了帮助之心。
他们问我需要多少分，我说语文70分，数学80分。说完了很后悔，因为这个分数已经可以考上大学了。我又把分数改过来了，语文68分，数学70分。写完了之后要盖章，但是在这节骨眼上，公章突然找不到了。
他们翻遍了抽屉，打开又合上。这对于一个小孩子来说，可能是最紧张的时候。没有章不是完了吗？事实上公章就在手边，大概是当时大家都太紧张了吧。
女的盖完了章，轻轻说了一句：“苟富贵，勿相忘。”我的眼泪一下子就流出来了。那是我迄今为止见过的最美丽的女性。我的感激出于如下理由：
她竟然还会假设我将来会有出息。
我似乎没有说什么感激的话，拿着成绩单，飞跑着离开了。一直到回到家，我一天都没有吃饭，两腿已经虚脱了。
第二年我再次参加高考，开始了我在大学的求学之路。
对我而言，生活实在是太奥妙了，它是由无数的偶然构成的。你永远无法想像，会有什么人出现，前来帮助你。我这样一个人，怎么可能相信生活是一成不变的呢？为什么我会那么喜欢博尔赫斯，喜欢休谟，喜欢不可知论，因为我觉得生命如此脆弱，而生活很神秘。这跟后来的写作，也有相关之处。
关于暴力的记忆
写作中出现暴力，大概和童年有关。我的童年看起来很平静，似乎与其他人差别也不大。其实在一个敏感的小孩子心里，却是波澜壮阔。
记忆中的暴力在生活中无处不在。我记得祖父曾经用谈笑的语气来讲述一个故事，当时我们村里的一个人，私通日本人。这个人后来怎么样了，祖父说，后来我们把他“弄”死了。怎么弄死的？祖父说，就是用绳子把他绑在椅子上，叫了一个剃头的来，用剃刀割断他喉咙。祖父说得轻描淡写，而对于一个小孩子，那些东西是很残酷的，完全不能接受。
我们上学的时候，如果不听话，有些老师会打学生的耳光，打手心。我的语文老师是个苏北人，他说，我不打你，可你知道我怎么惩罚你吗？我会把你的耳朵整个拧下来，让你的血“吧嗒，吧嗒”流到地面上。他就这么说，典型的语言恐怖。
谁都知道，战争是很残酷的，但是那时的很多电影，如《地道战》等，却似乎把战争喜剧化了。“文革”后期的日常生活也不乏暴力的内容。死人、暴力是很好玩的，小孩子喜欢去模仿。渐渐地暴力就渗透入了生活，成了记忆的一部分。暴力在那个时代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很简单，任何人都必须如此接受。
我的一个朋友，从前当过医生。他告诉我这样一个故事：
有一天，有个人被一根长长的钢筋穿过了手掌，大家把这个人手忙脚乱地扛到了医院里，心急如焚地问外科医生该怎么办。那个医生正在吃饭，他冷冷地说，怎么办啊？等一等。我先吃饭再说。吃完了，拿一个榔头，“笃笃笃”就敲了出来。敲出来后，他说了两个字：
行了。而包扎一类的活就留给了护士。你还有更好的办法吗？还不是要一点点地敲出来？
我还是很喜欢这个外科大夫。冷酷而理性，还有一点幽默感。在我的印象中，那个时代的外科医生都是这样一种人：
穿着拖鞋，吸着烟，懒散，爱开玩笑，多少还有点神秘感。
死亡也是我一直在思考的问题。任何一个小孩子都会思考这个问题。你是一个名人，你有很多钱，地位很高，事业很成功，可是你还是要死。我觉得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也是在回答这个问题，既然我要死，做一个圣徒和做一个流氓，有什么区别？托尔斯泰在苦苦追索：
生活中有什么力量可以安慰我？最后他找到了答案，这个答案在我看来也不是真的答案： 既然上帝给了我苦难，那么上帝认为我一定可以承受。如此而已。
过去那些内心坚固的人们
我与父辈可能难以沟通，但和祖父却可以相互理解。我的祖父有“历史”问题，我也不是很明了。他在监狱里关了25年，从东北放回来，他要洗澡。我那时很小，端着水盆进去，看见一个瘦瘦的老头，坐在一只大木盆里洗澡。那是我第一次看到一个男人的裸体。他已经那么老了，头发都白了。我就跑掉了。
第二天，祖父要带我去拍照。对一个农村小孩子来说，拍照是很奢侈、很不可思议的事情。祖父把我背到很远的地方，帮我拍了童年惟一的一张照片。我拿着一个烧饼，穿得很臃肿——很可惜这个照片已经找不到了。
祖父和奶奶离婚了，一个人生活。他成天说一些我母亲看起来很无聊的话，做一些很无聊的事儿，把屋子打扫得很干净，或者帮村子里其他人做饭，或者教我背书。每到过年，他会做一大桌的菜，把他的孙子们叫过来吃，每个人发一包花生米，在当时是很贵的东西——用报纸包着的。当时小孩子是不懂什么是“反革命”，拿了花生米，吃完了那顿绝对丰盛的宴席，立刻溜之大吉。他当时对我们有什么期待？他心里有多少不被人理解的痛苦？已经不得而知。
我读大学的时候，和女朋友回老家，祖父要带我去看一个他很崇拜的人，叫仲月楼。他以前不带我去见他，因为这个人很厉害，学问太大了，写得一手好诗和好文章，书法又很好，写了一本研究《红楼梦》的书，几本诗集，文章也很好。祖父说，如果他不想理你，是很正常的。果然这个人第一次看到我时并不理我，眼睛看着别处。我当时也很生气，你凭什么看不起我。我的女朋友当时还是一个很可爱的小女孩，他和她倒是谈得很好，把我晾在一边。
可是我看了他的文才，就不骄傲了。他给自己父亲写的墓志铭是这样的： 呜呼哀哉！我父秉光风霁月之度，锦胸绣口之文，经世邦国之才，奈何生不逢时。
他父亲也会写诗。仲月楼被关押在安徽的一个农场，他的父亲在弥留之际写了一首诗给他，算是诀别，我记得诗是这样的：“遥望皖南天，我儿在那边。云飞去复还，儿怎不言旋？”一个快要死的人写给儿子的诀别诗，就应该这样简单，质朴！我自己做了父亲之后，更觉得这诗太好了。
像仲月楼这样超凡脱俗的人，也有着世俗的生活。他的女儿就完全看不惯他：
你这个人真是不可理喻，写那么多诗，一点用没有。他就和女儿斗嘴，哈哈大笑，像一个老顽童。
后来他不知怎么给我写来一封信。称呼我为“贤契”，信中说，你是学文学的，文字的功底一定很好，你写几首诗给我看看。我当时心里有些虚，怕写不好，老先生说不定再也懒得答理我了。就请了一个中文系老师帮我写两首古体诗，那样也许还可以交往下去。结果他看到那些诗，把我大骂了一通，说你学了三年的大学了，连平仄都搞不懂。现在的大学怎么了得？他帮我把诗全部改了一遍，后面还附了他对文学的一些看法：
大致说，你看，大江之上，风急天高，江水奔涌，才有波澜可观。你如果一直想过安全的生活，最好就不要去搞文学。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却对我影响很深。他一直和我通信，直至他突然辞世。
他有一个姓孙的朋友。和他一样，也是他父亲的学生。在黯淡和孤独的“文革”岁月中，只有这两个人相互扶持和理解。
有一天，孙给仲月楼写去一信：
我决定自杀了！能否先给我写一个挽联让我看看？我们这些无知的人就会说，为什么不去劝他不要自杀！仲月楼说，他说要去死，一定有他的道理，我是不能劝的。他从《尚书》里找了八个字：“同气相求，同声相应。”孙接到信后果然就自杀了。不久之后，仲月楼也去世了。
但我还是可以看得见，这些人有着何等坚固的内心，何等的气度和风范。古老的传统隐约可见地保留在他们的内心当中，任何人都不能改变。而这个传统和我们现在接受的，已经完全不同。
你怎么可以想像在偏远的江南，却有着这样的卧虎藏龙。在旁人看来，他不过是一个种菜的老农，身份微贱，却有着不同于人的胸襟抱负。
我的一篇小说《青黄》，就是献给仲月楼的。
普通人心中的高妙
克尔凯郭尔说过一句话： 所有的人认为重要的事情，在我看来一钱不值；所有人认为不重要的事情，在我看来性命攸关。
从仲月楼这些人的身上，我知道每个人对待生命的态度是不一样的。比方说现在的很多白领，那些成功人士，过的是完全秩序化、标准化的生活，表面上看很好，谈笑风生，但是我相信有些人的内心可能是一片黑暗。有些人看起来很普通，很“闷”，但内心可能是一个诗人，有着大的气度。我偏向喜欢这些人，喜欢现实生活中那些真实可亲的人。当然，也喜欢那些爱做梦的人。
胡兰成的一篇文章我很喜欢，好像叫《平人的潇湘》。它里面讲了一个故事，一个男的和一个女的订了亲，后来男的去打仗了，一走杳无音讯，这个女的就再嫁了。后来这个男的战死了，此时她已经有了孩子，忽然想起了这个人，想起了他的恩情，于是她千里迢迢去替他收尸，在他的坟头大哭。哭完了之后回去继续与她的丈夫过日子。她并不是贞烈节妇，因为她改了嫁。最后又来替那个男的收尸，说明她没有忘记人世间的大义。
我相信现实生活中，一个普通人心中，会有很高妙的东西。你看一些民工，一个耕地的老农，看起来没有文化，你怎么知道他内心的世界呢？他只是不会说而已。人与人之间的差别其实非常小。
现实生活中，有许多的普通人，有着简单的欲望和喜怒哀乐，他们的生活虽然平庸，但是神圣不可侵犯，所以你根本没有理由，抱着说教的态度，让别人改变生活。事实上，你只能让生活本身来改变你。
我以前喜欢在作品中建立另外一个秩序，用它来影射生活，但是现在我觉得，根本没有这样的必要。日常生活有很多奥妙，这个奥妙并不需要别样的方法来体现。
陈村： 爱是一切写作的出发点
陈村，1954年生于上海。1979年发表处女作小说《两代人》。1985年加入中国作协，同年调入作协上海分会从事专业创作至今。现任上海作家协会专业作家、榕树下网站艺术总监。数十年笔耕不辍，代表作有中、短篇小说集《少男少女，一共七个》、中长篇小说《住读生》、散文集《躺着读书》、短文集《今夜的孤独》等。
“我从风景开始我的伪作。开始我对一类人的赞赏、思念、厌恶和矛盾心情。开始我的自省和自虐。”
从陈村的长篇《鲜花和》里，读者能感受到一种风格化的写作方式： 简洁、细致、举重若轻、充满巧智。
现实中的陈村似乎也如此。他坐在椅子上，头发奋力向上。摄影师的灯光打在他清癯的脸上，给他的清醒与理智罩上一层温暖的光彩。
他谈些日常的、琐碎的事情，无所忌惮地、随时随地地,发表他零星的、机智的看法——或让人一愣，或会心而笑。陈村是有趣的，事事通透。
他有一个八岁的小孩。他会应小孩的请求，在网上寻找时下流行的歌儿，《挥动翅膀的女孩》、《SUPER
STAR》，给他听。孩子是成人的天使。有孩子才是真正的“有产阶级”。因为要对后代负责，所以生活得积极一些，“要拿出老爸的样子”。
陈事
吴虹飞： 您们这一代的作家，经历都比较坎坷，很多都去过农村支边和插队？
陈村：
我们这一代和你们不一样。你们选择多，但我们的前半生是被规定的。比方说我们被规定去当农民，从城里一下子去当农民很失落啊，也没办法，只好写写打油诗。
我们运气还算好，后来都赶上回城了，成为民工进城的先驱。我去过新疆，拜访上海支边青年的家庭。那边风沙大，把人吹得憔悴。当年他们偷了户口本一定要去新疆，火车接汽车，汽车接马车牛车，反正还没到地方许多人就后悔了，都是
姜晓明摄十多岁二十来岁的青年，夜晚宿营时哭声震天。但是回不去了，被规定了。那些当年的热血青年，现在全都没有宏大的理想，只希望子女能回去，希望自己老了回故乡上海。
我下去的时候17岁，到安徽的无为县。后来才知道我去的地方不是最苦的。当然最苦的也不是我们，是农民。回城后种种坏毛病又出来了，但存着一点良知：
粮食涨价，只要钱到粮农手里，我毫无怨言。谁不乐意谁自己去种吧。吴虹飞： 您是怎么走上文学的道路的？
陈村： 哈哈哈哈……下次你应该这么问： 你凭什么走上文学道路？
我们那时候很傻的，中学毕业了去插队，闲了也没有什么事做。写字最容易了，拿张纸，拿支破笔，就可以了，比较廉价和方便的表达吧。那时写过一些打油诗和鸡零狗碎的文章，写了给朋友看看。其中的一些后来发表过。吴虹飞：
您从1979年开始发表小说，至今出版有30多本书。您那时没有精神和物质鼓励，怎么写作？
陈村：
有30本书了，不少是重复的。不是为了什么读者，只是很郁闷啊，只是为了朋友，写个诗写个文章什么的，他们称赞一句，就很高兴。在乡下我们都是废物，插秧和犁田都比不过农民。人家的地种得好好的，我们去瞎掺和，还要分人家已经吃不饱的口粮。最早是写点打油诗，把香烟壳子拆开，背面是白的纸，就可以在上面写诗啊。人要让自己觉得不是废物才活得下去。吴虹飞：
那时您就已经很喜欢看书和听古典唱片？
陈村：
从小喜欢看书，拿到书就很高兴，现在也是，最喜欢的事情是看书。“文革”时候，有一个好处是把好多阶层打破了，抄家了大家都赶在一起，大家都一样。物不以类聚，人不以群分，知识和文明从象牙塔走向民间。我看的画册，听得最多的古典音乐，都是在那个时候。这些都是恶劣环境下的精神养料。人饿的时候，一碗饭可以救命。《约翰?克利斯朵夫》、《安娜?卡列尼娜》、《高老头》、《人?岁月?生活》啊，都是那个时候看的。听音乐不许说话，有一个人负责去翻唱片，七十八转的胶木唱片，轮流去翻面，大家都不出声，感到很神圣很幸福。吴虹飞：
听说您写《鲜花和》写了两年，近20万字，您能谈谈写这部书的情形吗？
陈村：
这书是断断续续写的，中间打断过一回，几个月后再接着写。最后将那些写好的段落合成，把缺口补上。整个故事发生在几天中，为了不太做作，我没标明“第一天”、“第二天”字样。
以后的人，如果想知道那个时代一些人的心情，可以翻翻此书。
吴虹飞： 《鲜花和》封面的导语里写道，“我们的一生就此报废”，其实是有些悲怆的。我很赞同您的观念： 纪念我们的日常生活。
陈村：
无论如何折腾，人的一生总要报废的。在写小说时，我力图让它欢喜一点。大家不是爱引用“在尘埃里开出花来”吗？要开花，在尘埃中也要开花。要有一种“傻乐主义”来抵御生活的沉闷。用我说过的话：
要不失时机地笑笑。吴虹飞： 您是一个通透的人，但也似乎有意和无意地逃避讨论生死的问题。
陈村：
除了哲学家，只有想找死的人才一直去想“生还是死”。死是一个行动，一个事实，多想它无益。这和一个穷人老想“我富起来了怎么办”一样荒谬。那东西不想也悬在那里，左右我们的行为。人生苦短，想些别的不好吗？吴虹飞：
有一种印象可能不大准确，我感到《鲜花和》是一个很顽强地抗拒交流的小说。
陈村： 你有点接近我的初衷了，它就是一个人的自言自语，自说自话。吴虹飞：
您为什么选择了这样隐忍的、细屑的写作方式，而不是和您的同时代的人，像张承志、张贤亮，还有史铁生，他们似乎总是有着一种宏大历史的叙述，使得痛苦看起来更容易被人理解？
陈村：
一个人不可能像别人那样写作，有的人是学不了，有的人是绝不想学。要是像了别人，写作的我有何存在之必要呢？我活到现在最烦的就是“宏大”，这两个字真是太十三点了！我曾问，“慈母手中线”是大还是小，“空山不见人”是深还是浅？之所以这样写，因为我看见的世界是这样的，是生活教我的。
吴虹飞： 您很赞赏普鲁斯特，请问您是否接受他的诠释世界、诠释时间的方式？
陈村： 普鲁斯特“浸淫”在时间之中。时代不同了，身份也不同，我们不可能像他那样深情地抚过途经的时时处处。我们只能站在局外欣赏。吴虹飞：
一个老问题： 能谈谈您和史铁生的差别或相似吗？
陈村： 史铁生写得真好，那么纯粹，那么通透和干净，比我好得多，不要拿我跟他比。他对中国文字的理解很深，运用很妙。
他去年来上海，我在天涯还发过一个帖子：
我说有一对夫妇要来上海了，这是本城的光荣。我要动员有车的朋友去当车夫。上海谁没见过呢？我觉得大牌的国家元首来都不见得是上海的光荣，而是虚荣。布衣的到来才是光荣。吴虹飞：
你上次说，这一代人就是很狭隘的。这个时代只可以狭隘。我们不知道比卡夫卡、托尔斯泰差多少了，比起他们我们都该去死。您对写作有敬畏之心？
陈村： 这时代更物质，被诱惑，被鼓动，更容易忘记自己。时间被切成肉糜。内心的安宁更少了。和自然更远了。从写作来看，沉思默想已成奢侈，虚招太多。
九段对围棋也还不是全部懂的，他也会怕的。越走越怕。越写作，觉得自己对中文的理解越不行。几千年来，多少人为中文消耗一生，那个陷阱太深了。当然，它值得人们为它耗费光阴和神思。吴虹飞：
写杂文是比写小说容易赚到钱，在目前中国的稿酬制度下。您会不会在不远的将来再写一个长篇呢？
陈村：
先要安排好生活，当一个好公民，好父亲。按时还贷款，按时付孩子的学费，这些都是赖不过去的。在中国，如果十万个人中都没一个人愿意买我的书，我就在网上发发帖子算了，十分方便也不图名利，比较高尚。
我想，既然是什么“小说家”了，已欺世盗名，以后还会写点小说的吧。虽然小说的好时候已过去，我还是喜欢写小说的，喜欢虚构。看看许多人写得那么差还臭美，真是恨不得马上就写。吴虹飞：
有人认为您的杂文犀利、尖锐，您认为是这样的吗？
陈村： 也许是吧。还有深情呢。爱是一切写作的出发点。吴虹飞： 为什么这么长时间不写小说？
陈村： 写小说是一件很需要安静的事情，我只有鸡零狗碎的时间。办法还是有的：
把我关起来半年一年，一天给三顿饭两瓶啤酒，手机没收，一周只允许打一个电话，电脑不联网，没有账单要付。写长篇，一直打断就写不成，弄得人也很沮丧。
还有一个原因，我对写作的想法有变化。不觉得小说是惟一值得去做的文体。我现在比较喜欢“读物”的概念。看的书买的书，非虚构类渐渐多起来。吴虹飞：
当作家的条件是什么？
陈村： 第一，认识字。第二，要有一点表现欲。第三，对人生对周围世界要有感觉。
陈看
吴虹飞： 上海的文学生态蛮有趣的，作家之间风格差异很大，并且出产很多作家，尤其是女作家。您如何看这些问题？
陈村：
在上海，女的比男的有名，女的比男的勤劳。没什么看法，我觉得挺好。上海男人怕老婆不是出名的吗，那么在文坛怕女作家也很自然。以前有个“某某某陈”的说法，那个“陈”指我，其他三个“某”是女作家。我要别人不去传播，说让人听上去像是一夫多妻。我跟她们都很友善，都是朋友，可以开开玩笑。见了面一般也不讨论文学，好容易见一次面却谈开会谈的事情很无趣。吴虹飞：
您对王安忆的一个评论在坊间广为流传，认为她在写作上很勤奋……您觉得写作有天才和勤奋之分吗？
陈村：
我说张爱玲在25岁之前已写出主要作品，王安忆25岁之前的作品不行。人大概就是那么不一样。王安忆非常勤奋，按理说她已经功成名就了，不用这么努力了。她还是一遍一遍地，非常专心，写了这么多年还在研究叙事的奥妙。去年又去复旦大学当教授。她是跑文学马拉松的选手。吴虹飞：
王安忆当了作协主席，您怎么看？
陈村：
现在作协和以前作协不一样，现在的作协主席是说着玩玩的，类似于名誉职位。目前体制下，作协的党组主持工作。王安忆不是共产党员。她当主席也无私利，多开几个会多发几个言罢了，很辛苦。跟许多局外人对“作协主席”的想像很不一样，她的住房也是自己买的。吴虹飞：
您作为一个作家，靠稿费为生吗？
陈村：
我是末代专业作家，在作协有工资，但工资不够，还要写稿赚钱。我还要和老婆一起买房子。去年上海的楼市均价已到一万多。幸亏我几年前先把房子买下了，要不现在哪里买得起。
也有某资本家叫我过去兜一圈，美言几句然后给个红包。这样的事情我就不干了。当然我这么讲是因为我还有饭吃，收支平衡。没有饭吃，他（资本家）不找我我也要找他的。网事
吴虹飞： 您是少数在论坛上很活跃的职业作家。在榕树下做艺术总监，一直兢兢业业，希望论坛朝着良性的方向走。请问您是如何做版主的？
陈村： 论坛是一个很麻烦的地方。中文网上的版主都是义务的，很辛苦。我在参与管理的整个论坛都有权限，比一个版块的版主境遇好点。
上网是一个讨厌的事情，也是有意思的事情。我因为在网站兼职，为了维护版面的秩序，在网上是用“陈村”实名。余华、叶兆言等人也上网，中国的作家至少有一半在网上出现，但他们都在潜水。他们没那么多时间精力上网交友、聊天、掐架。
网上有很多垃圾，也有很多珍宝，有许多可爱的人。在一个论坛呆久了，会看出很多，跟现实生活中一样，有人和人之间各种微妙的好玩的关系。吴虹飞：
您在一篇文章里回忆，不少名作家当年在发表自己作品的时候十分艰难，如马原、顾城、孙甘露、残雪等。可以说是走投无路，心灰意冷。是不是也有这样的原因，使您更加倾向于网络，因为至少我们可以看到作品自由地发表？
陈村：
我喜欢自由发表。经过几道审查，文章很容易变得奇怪。有些编辑还有在别人文章上练笔的嗜好，经他一改，立地成佛了。艺术上的创新，很容易不被接受。在网上没有发表难的问题，但有被浩瀚的网文淹没的危险。吴虹飞：
网络的及时和互动，会不会对写作造成影响？
陈村：
在写作的时候，我老是挂在网上，要找资料就搜一下。如果有人叫我，会被打断，一般不回应，要等到活干完再说。在网上面临的最大困惑是文章当帖子来写，写完很想一个回车贴出去，不耐烦等待报刊发表。吴虹飞：
网络这个东西，好坏参半，究竟好在哪里，坏在哪里？这样的虚拟世界，究竟是什么吸引了您？会不会让您觉得日常生活有虚无的感觉呢？
陈村：
“秀才不出门，而知天下事”，只有网络时代才可做到。可以主动寻找要的东西，而不是被动地接受。网上有海量的信息，对一个问题有许多种声音。它多才多艺，容纳文字、声音、照片和影视。作为工具，它廉价高效。网络不虚拟，它背后都是实在的人，哪怕是下棋，对面也是个大活人，有时会耍赖的。
吴虹飞： 论坛里的虚拟和生活有相同之处吗？互联网是不是容易激发人潜在的疯狂和非理性？
陈村：
网上匿名，很容易让某些人想入非非。在网上有人可能无缘无故劈头盖脸地骂你，生活中这样骂人的只有精神病人。我猜想这些人在他们的学校或公司，是内心压抑但外表温和的人。他们在生活中无法实现的东西，不敢发泄的怒气都弄到网上来了。网上有多少人自称“老子天下第一”啊！当年我把那些过于天才的帖子关进“精华区”一律优待。现在的“小众菜园”，未被邀请者只能看不能说话。要不然我请来一位女性到菜园种菜，很可能立刻有人跟帖：“这么老了还上来”，或者“长得这么难看还敢上网”等。你能跟他吵架，说自己不难看不老吗？惟一的结果是立刻走人，不玩了。我上网多年，被人骂惯了，承受力较强。说我老说难看说不入流一律鸣谢，人家是另类捧场。
日常
吴虹飞： 平时读些什么书？
陈村： 我最喜欢的事情是躺在床上看书。人老了，喜欢非虚构的东西，比如《精子战争》、《动物之性》、《昆虫记》，都是科学著作。吴虹飞：
除了读书，您有什么爱好的？
陈村：
下围棋，看画展，偶然听个音乐会。那时上网，想先下棋再干活，结果一下子弄到半夜两三点。下围棋的网上也有趣，半夜三更还有很多个像我这样的孤魂野鬼。我在网上下棋比较礼貌，如果输了还会说声谢谢，不像有些人，输了要耍赖，不好玩。玩物丧志，现在已不下了，软件也删了。吴虹飞：
您下得好吗？
陈村： 当然，写起文章总说自己下得好，写胜绩不提败绩。围棋真是好东西，下棋下得臭，也可以非常有趣的呀。吴虹飞： 喜欢喝咖啡，不喝茶？
陈村： 像我这样的人很着急，想喝就要喝，我是很懒的急性子，像喝茶，要一口一口的，太麻烦了。最多是喝凉的白开水。吴虹飞： 谈一谈您的家庭？
陈村： 这种事情人不可以瞎说的，什么我的家庭很幸福，身体很健康，说了可是要倒霉的！不能夸口、说嘴。很多像你们这样的记者就爱这么采访。吴虹飞：
为什么喜欢麦兜？您引用过他的一句话： 笑得像个柿饼……我也记得您说过，您说过您喜欢那种小说，有点天真有点傻的那种，在人世间追求着自己的梦？
陈村： 它很好玩的。蛮好的。小孩子比大人可爱多了。大人太聪明了，太知道利害了，太无奈了。一点不傻的人不是好人，至少不是有趣的人。吴虹飞：
您讲过，人都很自私，不肯为别人设身处地的。平常的人不会站到你的立场去为您想的。有人问孔子，什么是“仁”？孔子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能进一步说说吗？
陈村：
我要是不写小说，也很少站在他人的立场想问题。人这样大概是怕受伤害，要最大程度地保护自己。但是，个人的利益往往和他人的利益是共同的，一损俱损。现在鼓吹更多的是扩张自己，其实人常常有必要收缩自己。中国人之间的无谓摩擦太多了，弄得大家心情很坏，何苦来。吴虹飞：
谈谈理想。
陈村：
还记得最早的理想是当个天文学家，研究星星。但现在连牛郎星在哪里都说不上来。现在？我现在的理想是到90岁再生一个儿子，为此要保重自己，保持体能与魅力。吴虹飞：
您会爱什么样的人，和被什么样的人爱？
陈村：
爱亲人。爱朋友中真诚、有趣的人。爱智慧的长者。爱美丽的人。爱青春照人的人。爱奶声奶气自以为是的小孩子。最见不得为自己的愚蠢得意的人。至于谁爱我就不知道了。我母亲最爱我。
吴虹飞： 您如何看待幸福？
陈村：
幸福就是一件件小事情。看法国印象派画展、看《歌剧魅影》是幸福。听儿子讲的一个好玩话是幸福。每天醒来，看到阳光灿烂四周和平是幸福。生而为人是幸福。
严歌苓： 第九个寡妇
严歌苓，著名旅美作家，生于上海。七岁离沪，十二岁参军。
1986年发表并出版了第一部长篇小说《绿雪》，1989年赴美留学后开始向港台的文学报刊投稿，获得海外九项文学大奖和两项电影奖。1990年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艺术学院文学写作系攻读研究生。
长篇小说《绿血》、《一个女兵的悄悄话》分获十年优秀军事长篇小说奖、《解放军报》最佳军版图书奖等。1999年8月出版的英文中短篇小说集《白蛇》亦受到美国报刊的好评。长篇小说《人寰》获“中国时报（台湾）百万小说奖”，其长篇小说《扶桑》2002年登上《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的前十名。
代表作品《女房东》、《人寰》、《雌性的草地》、《学校中的故事》、《海那边》、《本色陈冲》、《洞房少女小渔》、《一个女兵的悄悄话》、《扶桑》、《白蛇?橙血》、《人寰?草鞋权贵》、《波西米亚楼》、《也是亚当，也是夏娃》、《无出路咖啡馆》等。
如果你想成为一名优秀的作家，也许你会由衷地羡慕严歌苓。
因为她有这些：
天赋、才华、机遇和勇气。她还有传奇，白手起家，勤奋刻苦，与失眠作斗争，成为著名作家，美满地嫁了一个美国外交官，由她编剧的电影《少女小渔》获“亚太地区国际电视节最佳影片奖”，与陈冲合作的电影《天浴》获台湾金马奖七项大奖并独得编剧奖，如同玛格丽特?杜拉、阿仑?罗勃格里叶，在文学和电影界双栖。“用英文写小说，进入美国正规商业出版渠道的中国作家”，“芝加哥艺术学院文学系一百多年历史上惟一的东方人”，“为好莱坞编剧的中国女人”，“出使非洲的外交官夫人”——像足了一个女性励志故事，还夹杂了东方的传奇色彩。你再想想同样是嫁给美国人的张爱玲，她的狭小公寓，她的黯然和萧索，这时候你会觉得严歌苓像一台永不停息的发动机，自强不息地唱着生产之歌。
如果你这么想，严歌苓或许会暗自偷笑。但她依然会耐心回答你的问题，满足你对故事的好奇心。很快地，她的私人故事尽人皆知。她知道媒体要什么，她就坦然地给了。可是当你真心讨论她的新作《第九个寡妇》，谈及她私心里喜欢的那个不合时宜，那个疯疯癫癫、口无遮拦、浑不吝，又天真而充满仁爱之心和爱欲的王葡萄，王寡妇——她也会由衷欣喜起来。是的，严歌苓，一名作家，依然热切希望大家关注她的小说，而不仅仅是她本人。当作品刚刚完成（她用铅笔写作，而不是电脑输入），她快活似小神仙。因为她写了一个“中原离奇大案”，童养媳、小寡妇王葡萄把在土改镇压中被判枪决的公公偷偷背回了家，藏在红薯窖里二十多年，躲过了一场又一场的运动，爱过了一个又一个正当年的男人——天哪，离奇、耸人听闻，无非政治风云、男女之事。小说家们真是生而逢时，在中国这么一片风云跌宕的广袤的农村大地上，到处充斥着让那些没见过世面的老美吃惊的离奇故事。严歌苓能有什么新意吗？还有人很好笑地问，第九个寡妇？其他的八个呢？再说了，一个寡妇——我们恣肆汪洋的现代文学史上缺过寡妇吗？你想想鲁迅笔下的祥林嫂喋喋不休的怨尤，她太中国；你想想林语堂《红牡丹》里那个完全不守妇道，自由奔放的年轻寡妇，她太西方；你再想想当代的男性作家们，苏童、格非、余华、莫言，每个著名作家都写过寡妇（不知为什么，男人们都太容易夭折了），还不止一次，你还会对一个寡妇有着好奇心吗？但是，严歌苓完全不是你想的那样理所应当，统统不是。她给了她笔下的寡妇那么多的血肉、音容举止，那么多的生命力，那么多的无知无觉。苦难、委屈是一个方面，她更要给她的是那么多的体恤和爱惜。庞大的政治运动成了过场的边锣，欢乐和羞耻奏响生命的和声。而且很重要的是，这还是一个拥有太多幽默感、让人忍俊不禁的寡妇，像蒙昧少女一样天真无知，像地母一样隐忍、迟钝和浑然。当她咀嚼消化了磨难，慢慢老去，你的忧伤也涌上心头。在热闹的故事里，严歌苓悄然完成了对悲剧的塑造。这是一个史无前例的文学史上的寡妇，完全由严歌苓发明创造，独此一家，把一个貌似骇人的故事讲得合情合理，肌理细腻。她才华横溢，幽默感随处可见，但她并不跳出来宣扬大仁大义，或者爱与忧伤。她机警地删除了所有疑似煽情的句子——激情如此充沛，想像力在飞翔，却又如此克制、胸有成竹，卓有成效。你想想，她能不沾沾自喜吗？“其实我很有幽默感”，“我先生也觉得我有幽默感”，当她干巴巴地“自诩”时，你并不容易感受到，但是——这是真的，至少在作品里她是这样的。
她这样爱惜着她笔下的女性，从少女小渔到扶桑到王葡萄，她们都是性感的，熠熠生辉。卑微又高尚，沉重又轻灵。肉体如此丰满，灵魂又为何物？与其说是苦难，不如说是欢喜，虽然被践踏，但面对丑恶和暴力，依然有着尊严、宽恕和悲天悯人。她这么关照、爱惜着她们。你以为她是女性主义，其实不然。她没有那么咄咄逼人，她没有向男人要求过什么。“他们那种女权主义者很傻的”，“‘我就要和男人一样’是没有意思的，女人还是要去找老公，还是要去建立家庭。”女人在性这个问题上，是接纳体，是客体，是阴柔的，但不是软弱的。她自然而然，几乎是本能地把生活哲学用到了作品里。
她写过一切不合理的、非常态的、边缘的人物：
抢劫犯、同性恋、失眠症患者、移民假婚者、身处异邦的东方名妓。几乎是危言耸听的故事，最后她都令它们合理化了，变得可信。她举例子，卡夫卡的《变形记》，以及纳博科夫的《洛丽塔》，荒谬绝伦的故事，作家却把感受变得真切起来。
在美国
12岁到西藏当兵，见过大川大河，高原冰峰；经历“文革”，目睹生命的脆弱和人性的扭曲；20岁的时候当过战地记者，观望了对越南的自卫还击战，死亡在身边频繁发生；25岁退伍时已经是军旅作家。对于写作她优越感十足，“因为那个时代像我这样的专业作家还是很少的”，“不用上班，就在家里写作”。长篇小说《绿血》、《一个女兵的悄悄话》分获十年优秀军事长篇小说奖、《解放军报》最佳军版图书奖等。一切开始顺利起来。直到美国新闻总署邀请她去访问美国，参观当时的美国青年作家创作中心，看到艺术基金会对艺术家进行支持，她动了心。
“前几年我还在说，我的理想是能够做一个基金会的‘瘪三’。”在美国，那些专门吃基金会的人叫“瘪三”，每年有个4—5万美金，生活还是比较优越的，还有100%的自由。“这样看起来，对一个艺术家来说，不是很理想吗？”
“从美国回来以后就拿了一本《美国600所大学》，反复权衡，找到几个学校，我想我可以去考：
一个就是芝加哥的哥伦比亚艺术学院（没有写托福分数，没有打算收外国学生），希望把你的作品寄过去看看，然后写一个self
statement；还有一个是俄亥俄州立大学的中文系，可以拿到奖学金，而前者因为是私人的学院，所以比较难拿奖学金；还有一个是康奈尔大学中文系，也给奖学金的。而我去美国不仅仅是因为这些学校的录取，还因为纽约州立大学水牛城分校开了一个20世纪战争文学研讨会，正好我的作品《雌性的草地》刚刚出来，我就寄过去了。结果会议并没有开成，但他们对我的书印象很好，后来就邀请我到美国去了。”
她是30岁才开始学英语，从零开始，天天抱着《新概念英语》，在国内，坐在父亲的自行车背后也在背单词。在美国的英语强化班学习，GRE成绩才530分，还没有进去的时候分数高。带去的钱已经快花光了，怎么办？她听说在芝加哥、底特律、水牛城有考试，“就豁出去了，把剩下的一点钱都买了机票，飞来飞去，一个月之内把成绩考出来了。几乎是奇迹”。也许是幸运，也许是因为破釜沉舟，她没有退路了，反而勇往直前。
“芝加哥艺术学院给了奖学金，当时最大的挑战，是和美国的同班同学一起写作。”这几乎不可能，但她异常勤奋，居然做到了。“当时我们上拉丁文学课，老师是阿根廷人，我们都要被他弄死了，每个课有75
page要完成，量非常大。”反正她从在部队文工团的时候就开始失眠，又精力旺盛，老师要求写三页，她会写到六页。军阀主义式的老师让同学们都受不了，纷纷退课，她没有，硬撑着。她还要付房租，她利用假期，到餐馆去打工，还做过临时保姆、老人看护等。俏丽的中国女侍者，脸庞尖尖，“打一整天的工，然后晚上回来还跑咖啡馆喝咖啡，和人聊天，再回到家，再吃安眠药睡觉，几个小时后起来，亢奋地进行一天的活动”。因为超人的勤奋，她是教授的“宠物”。“我连着两年都是outstanding
student。”她一定要这么强势，却说自己是“蔫儿强”。她终于又开始勃发写长篇的激情。苛刻的学院生活，让她脱胎换骨，受益终身。这样强悍的生存哲学也注入了《第九个寡妇》中。
谈谈爱情。她的前夫是作家李准的儿子李克威，后者也写小说。严歌苓有过长期的失眠，最长的时候竟然失眠30多天。“脑子昏昏沉沉的，看到人也是，‘嗖’一声忽然冲过来的样子。不能见光，在黑暗里一直要憋着想事情。白天也要拉上窗帘，肌肉一直是抽紧的，很痛。现在一失眠还是浑身痛。更不能和别人讲话，别人说，你又没有睡？我就会马上哭出来，特委屈，好像天下人都抛弃了我一样。”有时李克威醒来，发现她还没有睡着，就给她念二十四史，或好言安慰。她却不忍心，与他分了房间。“我不活，他总要活吧？”
失眠是因为抑郁的痼疾。她的祖父是留美的博士、教授和作家，人有些孤高。后来祖父自杀。“文革”期间，祖母决定烧掉家中的藏书。她趁着烧掉之前飞快地读书，竟是读得生离死别。
还有呢？年少时期一场爱情的高烧。15岁爱上军中30岁的军官。他却出卖了她，不肯担当这个责任。于是她成了不道德的诱惑者，众矢之的，被批斗，被唾骂。她是美丽孤高的少女，却不理解为什么会有背叛。年纪轻轻就知道了绝望，知道了人性的大恶。她想过死，却终于活下来。
1989年，夫妻都出了国，严歌苓去了美国，而李克威去了澳大利亚。“我感到了孤独，一种很决然的孤独，有一种不祥的预感。”果然后来两人离异。
接着是美国外交官劳伦斯的出现，两人热恋。严歌苓来自“共产主义国家”，当过13年兵，美国联邦调查局屡次对她进行盘查，甚至让她接受测谎。美国国务院的劳伦斯原本前途无量，即将被派往他最喜爱的国家罗马，但热恋中的人是不顾一切的，他不能容忍别人对恋人的冒犯，愤然辞职。她便嫁了他。1992年，她像候鸟一样，春天飞到芝加哥上课，夏天飞回旧金山写作。就在那个时候，她创作力旺盛，要写“傲视天下”的小说，“要让所有的委屈都得到安抚”。《少女小渔》的剧本令人耳目一新。爱情成全了创作，并非她一个人的先例。
关于女人的爱，张爱玲有过叹息：“在尘埃里要开出花来。”诗人翟永明有过歌咏的诗：“我是最好的女人。”而严歌苓则说：“是的，我很会爱，我天性浪漫。”
好几年前，作家麦琪因为读着《白蛇》，惊为天人，愤愤不平地说：“严歌苓不红，简直天理难容。”“她的作品不是大路货……需假以时日，等候知音。”
如何评述、衡量才华？余秋雨进入福布斯，郭敬明进入福布斯，韩寒在博客上因为骂架大出风头。今年春天，安妮宝贝的《莲花》号称起印50万，余华的《兄弟》据说已经发行46万册，而严歌苓的《第九个寡妇》只起印了1万册，对比悬殊。
“王葡萄可能是我的原型”
吴虹飞： 您在《第九个寡妇》中塑造了王葡萄这个形象，有的评论家从您的文字中读出了“地母”的形象，您自己在创作时是否有这个意识？
严歌苓：
我没有这个意识，我不知道我在塑造一个什么形象，我只是在塑造一个有血有肉、有肤色、有温度、立体的形象，越浑圆越好。我不在意别人看到了什么，张三看到了地母就是地母，李四看到了破鞋就是破鞋，但她是一个独有的人物形象，她一定要和其他的女人不一样。吴虹飞：
您的小说让人觉得您是一个容易冲动的人，是天生浪漫、精致的人，但是这样的人通常却相当的脆弱。
严歌苓： 是的。所以我会羡慕像王葡萄这样的人，她有类似的冲动，但是她不分析，王葡萄可能是我的原型吧。吴虹飞：
面对中国这么多的政治事件，您提起来是有意为之吗？
严歌苓：
我是有意识，但并非刻意，只是想写出历史中颠覆又颠覆的一种状态。我的故事发生在1949年以后，讲的动乱都是带有中国特色的动乱，是思想的动乱，是概念的动乱。我描述的王葡萄是这样的一种人，她面对任何历史事件都无动于衷，因为任何人或者任何运动对她来说都是一回事，她该做什么还是做什么，只是女人“野蛮”的天性发挥了作用，看到受伤的或者濒死的人都会去救护。都是生命啊，她的敌我观念没有那么强。关于天地人伦，她有自己的哲学观和道德观，但她自己是不能意识到的。吴虹飞：
您是怎么准备这部小说的素材的？
严歌苓：
我在那里住过一段时间，虽然住的时间不长。我在李准家呆了八年，他们不断在讲这些农村的事情。后来我还采访了李准的夫人，去了玉溪农村，第一次住了一个星期，第二次住了两个星期，听当地的村民介绍情况。他们带着我到各家去串门。我当时扎着个马尾巴，在田间跑步锻炼身体。吴虹飞：
您在1990年代的创作灵感，是否得益于中西方之间语境的强行切换？
严歌苓：
我觉得是这个道理，语言环境文化的变化会使得一个敏感的人变得非常敏感。潜台词会在心中一直思考，一直涌动，嘴巴表达的有限反而造就了内心活动的极其丰富。既然口上说不完，那么心里就会停不下来。那个时候，想像力真的在飞翔。
创造是一个极大的苦、极大的乐的事情，只有创作才会唤起这种状态，但是这种状态又会对抑郁病影响很大，会很焦虑，没完没了地去想事情。
后来创作都变成了生理需求，一天不创作我一天就不舒服。吴虹飞： 我觉得您写小说的基本功很扎实，语言感也很好，很会讲故事。
严歌苓：
我对基本功还是看得很重的，有了基本功才能不失控。很多作家写着写着就失控了，在中国好像还比较鼓励这种特失控的写法。但小说是理性的，不能滥情或者失控。吴虹飞：
您写的人物会不会都融合了自己的影子？
严歌苓：
每个人物都混进了我自己的影子，但又不同于我，王葡萄和我一样很慷慨，却又比我计较。我从来不会计较别人怎么做，反而豁达得像个男性。我曾经问我老公，你在我身上学到了什么。他说从你身上学到了一个词：
慷慨。我的哲学就是： 有钱大家花。世界上没有什么东西能够让我觉得难舍难分。
万方： 父亲曹禺
万方，1952年生于北京，其父是著名剧作家曹禺。
“文化大革命”时期万方到东北插队，后加入沈阳军区前进歌舞团任创作员，1979年转业回北京。
20世纪80年代开始创作小说，同时创作舞台剧、电影及电视剧本。主要小说有《明明白白》、《幸福派》、《香气迷人》、《和天使一起飞》、《没有子弹》等，主要电影作品有《日出》、《黑眼睛》，电视作品有《空镜子》、《走过幸福》等。
看戏
儿时记忆最深刻的是，爸爸妈妈经常夜里很晚才回来。我就知道他们看戏去了。我和妹妹趴在窗户上，对着院子的大门——那是一个门洞，晚上关着，一片漆黑。“吱呀”一声门洞亮了，是街上的街灯照了进来，以为是他们回来了，一看不是，一看又不是，最后终于到了很晚的时候，是他们回来了。
他们总是很兴奋，等我大了才知道，如果你看了一出好戏，就会非常兴奋、激动——那是从舞台带回来的。五六岁的时候，爸爸带我去人艺看戏，《雷雨》。我完全不明白讲什么，只记得第三幕的时候电闪雷鸣，我就吓哭了。爸爸赶快把我抱出去，怕影响别人。到我再大一点，他就带我到后台，去看闪电霹雳怎么做的，那个大阳铁板一晃，就是闪电；在芭蕉扇上缀了好多小珠子，摇呀摇，那声音就跟真的雨声一样。那时虽然并不懂得戏剧的内容，但是那种舞台的神奇和美丽，就慢慢渗入心里了。
那时也看了一些洋戏，如莫里哀的《太太学堂》，还有传统戏《芦花记》，讲的是一个后妈虐待孩子，把芦花当棉花做棉袄，孩子冻得要命。当时我哭得特别伤心，父亲也不哄我。大概是他觉得，小姑娘可以受到戏剧的感染，他心里可能会觉得很好吧。
父亲
我爷爷是宣化的镇守史，在吴佩孚手下做官。他留过日，会做古诗。父亲是祖父最小的孩子，他母亲生他的时候死了，继母虽然对他很好，但他从小就觉得自己
是一个孤儿。我爷爷奶奶抽大烟，父亲回家的时候，家里是死寂的，所以他的童年是黯淡的，容易感觉到哀伤。十岁的时候，有人在城墙上吹号，他就会流眼泪。他的内心太丰富了，又不能让外人了解。
父亲是一个很和善的人，他骨子里非常感性，对所有的人都很真诚。他是纯粹的艺术家的性格。他不强求孩子做什么，也不要求孩子苦读书。他只是去爱孩子。我记得他从来没有打过我，只有一次，他太生气了，把我拎起来往床上一扔，也就这样了。我还小，也就四五岁的光景，就冲着父亲嚷：“你打人，你共产党员你还打人！”我父亲还特得意，说我那么小就懂得反驳了。
虽然很小就知道父亲是很优秀的剧作家，但我从来不觉得自己和别人有任何不同，这可能和父亲的一种灌输有关。我是和中央戏剧学院宿舍里的小伙伴一起长大的。小学的同学，有许多是胡同里的孩子。我们一起跳皮筋，皮筋一头拴在海棠树上，一头拴在柱子上。父亲的书房窗子开着，一扭头就可以看到他。孩子的喧闹有时影响到他，但他从来没有生气。
父亲是一个有福的人。他结了三次婚，他的夫人都对他很好，因为他是一个非常真诚的人。
他第一个妻子可能是性格不大合适，就离婚了。然后和我母亲结婚。我母亲本名叫邓译生，后来父亲帮她把名字改成了方瑞。她是一个医生的女儿，从小身体不好，上学读书，画国画。吴祖光说过，我母亲是最后一个大家闺秀，气质优雅。我的小学同学说，你妈妈说话总是慢慢的，轻轻的。她身体不好，总是各处疼，非常瘦，衰弱。母亲在1974年“文革”中患病去世。我一直不能够了解我母亲，没有机会在她身边照顾她，一直到她去世。所以我到现在，一直都在做同一个梦，虽然各不相同，但是意思却都是同一个，就是梦到我母亲忽然不见了，我到处去找她，我就一直在梦里去找她。我记得我放学回家，我说，妈，你给我倒一杯水，可是她连水都倒不了。我现在想起来，总是很后悔很难过。我爸爸去世那么多年，我也梦见他，但是梦见都是好的，因为他走的时候，一直被照顾着，他走得很平静。
父亲是一个天才，可是到了晚年他非常痛苦。这个痛苦就是写不出东西来了。他们这一代知识分子，一直被告知是要不得的，是要被改造的，从他们的思想、情感，甚至到身体。
“文革”之前，父亲代表中国作家参加了亚非作家会议。回来后“文革”就开始了，他被当成“臭老九”，抓到了牛棚里，送到北京郊区的一个农场去劳动。他睡在大通铺上。每个礼拜六我看着他头上戴着白毛巾，推着自行车走进家门。他曾经在首都剧场传达室看门，有日本外宾来了，他们因为看过父亲的剧，很惊讶，居然一个著名的剧作家在看大门。后来就安排在史家胡同的北京人艺宿舍，那就没有人可以看见了。那时父亲对街上那些扫大街的呀，送煤球的呀，是真心地羡慕。他觉得要是自己不识字，就可以每天安稳地回家，过安全的日子了。而在“文革”中，他被审查，关起来批斗，不知道自己随时会被抓到哪里去。
我是一个“黑五类”的孩子，上学的时候连教室都不能进，不能说话，就只能坐在门口，一坐就是一天。那时心里很痛苦，很不甘心，我为什么就是一个坏蛋，就是比谁都不如呢？
北京人艺在灯市口有一个楼，大门写着大字报，什么“打倒曹禺反动学术权威”啦，我最怕那个红色的大叉，真是触目惊心。从来不想路过那里，也不敢看，尤其是和同学在一起的时候。
虽然“文革”后他也恢复了名誉，但生命力和创造性被摧残了。到了很大的岁数，他还有一个小本，他时刻在记录一些他听到的有意思的话。他还教我用活页本来记，这样可以分类。
他非常想写，但是写不出来。这是一代人的悲剧，比如巴金，比如沈从文，钱钟书啊等等。老舍索性就自杀了。痛苦就像针一样，扎进他们的身体。
父亲的弱点是，他是一个很软弱的人。他去参加一些会，回来心情不好，很懊悔，可是下一次，他还是要去。在很多场合，他不能说真心话，可能要说违心的话，这都加剧他的痛苦。
晚年的时候他一直看托尔斯泰书信，他说，托尔斯泰那么老了还出走，我也要走的。他一直有神经官能症，要吃安眠药才能入睡，吃了安眠药，放松了之后，他躺下来，放松了，想得更多，他的脑子像一个陀螺。他就说，小方子，你来呀。他就不停地跟我讲，他因为写不出东西来，心里有多么难受。他加倍地体味人生，反复地咀嚼痛苦，这对创作是好的，但对一个活着的人，是很不容易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