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不用出去打工，他通常是上上网，或者看看《太平天国亲历记》，或者电影《冰海沉船》，出去在街上看看人，顺便买菜，跟小贩儿们交流交流。
一个老愤青，一个有些偾世疾俗的，有些不合时宜的，作家……先锋作家（他及时否认了）。在路上，漂泊的人，散慢的人，无业游民，作家，广告拍摄者，独立DV制作，网络热心的老大哥……这是徐星。一个1.88米的高个子，象一个活动的柱子（但是比柱子生动），手长脚长，戴着从德国淘回来的尖帽子，坐在钢琴前弹钢琴。桌子上有花，还有两缸金鱼。徐星不喜欢金鱼，那是朋友送的缸。屋子收拾得干干净净，明亮亮的，虽然小，但也还舒适，不算仄逼。那是一个一层的一居室，几个月前，他还住在一个地下室里。那是一个著名的地下室，全聚德发给清洁工徐星的劳保。“社会主义好啊！”
那时候，地下室是朋友公用的，“不知道我家钥匙都在谁手里，经常猛一回家，发现已经有好多人，有时是醉鬼，有时会有一对男女……”1994年从德国回来后，他依然住在月租不到100元的地下室、骑单车、靠教老外汉语打短工为生，这样前后总共20年，最近才“浮出”地面，住上了地面上的明窗净几的一居室。
北京的冬天是漫长的。徐星却总是要迁徙的。他离开北京，四处游荡着，寻思着拍点什么东西。
（一）1985年，文学当道
如果时间返回21年前。1985年，全民学习，文学当道。徐星的出现，有点“振聋发聩”的意思。后来他被尊为中国的“先锋派”鼻祖。
如果现在提到这个，徐星还会有些不好意思；而在过去，他似乎也有些不以为意。
“1985年三、四月份吧，我去一个朋友那玩儿，在她的钢琴上看到一本《人民文学》杂志。无意中翻了翻，看到了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
徐星就想：这样的也能在《人民文学》上发呀？
他赶紧把自己1981年信手写下的小说的稿子从朋友那要回来，骑着车到人民文学投稿去投稿，稀里糊涂地骑到虎坊桥，也不知道是哪里的编辑部。他决定碰运气。看门的大爷拦住了他，一本正经地问：诗歌还是小说？徐星说，小说。看门大爷很在行地为新一代的文学青年指出“光明之路”：“那你来错地儿了，你去东四十条的《人民文学》吧！”
后来他才知道那是《诗刊》编辑部。
那天他又已经习惯性地喝醉了，骑着自行车，到了《人民文学》已经是中午了。编辑部里只剩下了一个人，正要收拾盒饭往外走。徐星只见那桌上，堆得高高的，全是来稿。
《无主题变奏》后来发表在当年的《人民文学》第七期。当时的主编是王蒙，责任编辑是朱伟。
后来陈思和在《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里写道：
“1985年，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和徐星的《无主题变奏》先后发表，这两部中篇小说被视为是‘现代主义’在中国发展的代表作，两位作者也被称为‘现代派’。”
徐星说，“在全聚德因为工作散漫，总是喝酒，被领导惩罚性地‘发’到清洁组去扫地。“我简直高兴死了，因为上班8小时太难熬了，现在这个工作只要下大雨，下大雪，我就不去扫地了，那时候我天天盼着变天。那多好呀。我每个月到时候就拿钱。我一辈子就找了这么一个好工作！”
1985年，作品发表以后，他依然做着烤鸭店的工人，经常性醉酒。他“还是一身不太干净的白大褂，有时牵着我的狗，一个兜里揣着啤酒，一个兜里放一包酱好的猪耳朵。那时到烤鸭点来找我的人比较多，有记者来了，就往门口台阶上一坐，扫地的簸箕往脚边一放，就开始聊文学。”
“《无主题变奏》发表之后，我老收到全国各地的来信，几公斤几公斤的。那时批判也很多，说非英雄主义，说我颓废，资产阶级自由化。挺煞笔的。这哪里是文化批评？都是社会化的批评，那时报纸也不发达，信息渠道也有限。在80年代，这样的文章很异端，要是没有王蒙的话，这个异端也出不来。我觉得王蒙是非常清醒，非常理智的人。当年他做这样的事情需要很大的勇气，要承载一些压力。实际上没有他，80年代没有这么猛的文化势头。”
“……有的时候，收到了几百元的稿费。那可是一笔巨款。有一个作品剩下的都属于你的第一部分，稿费是千字20元，当时是最高的，一般都是12、13块。我当时的工资是37.85元。当时烤鸭店的烤鸭是（想了一下）8块钱一只，可以吃4只烤鸭，当时就很不错了。”
“如果当时疯狂发稿，还是能富裕些的。可惜，太可惜了，要不然我就是一个富翁了吧。可惜了，我就是疯狂不了——懒散，没毅力，做事情没长性。到现在还这样。”
“当时定位不准，太异端了，烤鸭店就说了许多次，老让我走人。那时后开除人特严重，就跟进公安局一样的。”
他的好日子果然没过多久，1986年，徐星30岁，他离开了烤鸭店。“没有单位当时是特可怕的事情，当时我也挺怕的。”徐星说，“体制内的工作，我只做过这一个，有劳保啊，编制啊，档案啊，丢了觉得可惜嘛！”
（二）克鲁凯亚、八十年代、迪斯科
追溯一个人的阅读史也是颇为有趣的。“上小学之前我就能看书了，插图版的《希腊神话故事》。后来看《海底两万里》、《格兰特船长的儿女们》、《物理世界奇遇记》。我经常问我姐姐，这个字怎么读。没完没了的，我家里都烦了。我哥哥就特别坏，他已经认字了，就跟我谈条件：‘这个苹果给我吃，我就告诉你。’后来那个跟我讲条件的哥哥去世了。”
1972年，徐星16岁已经有过5年的“在路上”的经验了。那时，有一本他应该读后三天后就还的书，被他秘密扣下了，一扣就是三十四年。这就是克鲁凯亚的《在路上》。
“现在黄色的书皮早已不知去向，里页上有个编号681942，红色的长方形的印章里写着‘内部参考第(乙)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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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7节：徐星(2)
作为内部参考读物，60年代克鲁凯亚的《在路上》即以节译本的形式进入中国，成为了“资产阶级腐化堕落”的样板。
克鲁凯亚没想到的是，20年后，这本书在遥远的红色中国大放异彩，成为80年代思想解放运动的一组支援火力，令无数的写作者和音乐人为此兴奋不止，王朔“顽主”式的文学与崔健《一无所有》式的摇滚乐，而徐星的小说也有部分的精神上的照应。
怎么能不谈谈八十年代？那个充满冒险和实验精神的年代，那个开始解除思想禁锢、充满纯洁理想和男女关系的年代，引起多少人们的怀念！二十多岁的大小伙子，喜欢读巴尔扎克、雨果、狄更斯。前苏联作家阿克肖诺夫的《带星星的火车票》，是内部出版，供批判用的“黄皮书”。在当时的秘密阅读时代，能够读到《带星星的火车票》的，只局限于北京青年的地下传阅。书在当时是稀缺资源，而学生刘索拉和工人徐星，都是北京青年里的“进步分子”，这样的“精神历险”在当时是一种时尚。
音乐也是稀缺资源。据徐星回忆，八十年代，他们经常聚在一个当时的画家，彭刚家里听唱片，“那时就在听披头士了……那可是犯罪。我们把唱头里塞上棉花，拉上厚厚的窗帘……彭刚听着听着就一个人随着节奏扭起来，所有人都惊呆了，谁也不知道他在干什么。
”
“都以为他疯了。”直到十几年以后徐星才知道，那是“迪斯科”。
（三）来去去牵挂
1989年11月，徐星接受德国西柏林艺术大学的邀请，出国了。1991年，受海因里希.伯尔基金会的邀请，住在伯尔家写作。“他家在大山里面，当隐士，特别美。”
“那时对中国有一种失落和绝望，内心深处的绝望。”他必须活地隐忍些。活在那么多的禁忌之中。
“欧洲比较舒服，但国外的生活实际不适合我。我觉得欧洲太老了，特别适合养老，而我还没有老到养老的地步。我还有激情。”
1992年，打算在德国海德堡大学读博士学位，后放弃。他一直飘荡着。他赤手空拳地出去了，1994年，又赤手空拳地回来了。
2001年，发生了一件意外，他在医院陪病重的哥哥，那个简陋的地下室被盗了。“搬家似的，把东西都搬走了。”那是釜底抽薪地偷盗，转眼之间，徐星变为赤贫。他不得不在网上拍卖自己的作品版权。“我没有办法。一点办法都没有，一筹莫展。”“我集了30年的邮。贼都偷走了。本来我的生活挺稳定的。我那时有很多珍贵的邮票，我卖一张可能就够我生活一个月了。这下可把我后半辈子的都偷光了。”
45岁，一下子变成了赤贫，一切又从头开始，真的是赤条条来去无牵挂。
回忆不在体制内生活的日子，徐星说了一句：“挺难的。”
无论如何，徐星看起来，不象是50岁的人。他经常给过街桥下的小贩们站岗放哨，城管来了，就让他们赶紧跑。他偶尔会象某些法国作家，如《小偷日记》的作者让?热内一样显露身手，过去他在内部书店偷过哈耶克的《通向奴役的道路》，后来他“更没出息”，作为玩笑，在超市顺几颗口香糖，要不就把“星巴客”的咖啡杯子带走一个。迄今为止，他确实没有引起附近片警的注意。
有时候他会笑话自己，“我老说白字，不认识就瞎说。有一次和朋友喝酒，我说日本‘非句’，他们笑我，说是‘俳句’。”他笑问记者：那个字到底念“FEI”还是“PAI”呀？
说徐星最多的是他的母亲：你什么时候才会真的长大呀？
对于评论家而言，徐星已经“过气”了。我没有问他关于“过气”的看法，但是他对写作没有焦虑感，他也承认自己写作上有着许多“软肋”。“能写就写，不能写就算球。我也不怕别人说我没才华啊，江郎才尽啊，我就想，没有就没有了。”
徐星写写停停，也不找地方发表。他有些硬气：我不在乎别人怎么看我。我一点都不在乎。我也不是先锋作家。如果你在采访里说，徐星是一个傻逼，我也不在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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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8节：徐星(3)
徐星在网上东游西逛，也参与热点事件的评论，也劝架。韩寒、赵丽华、方舟子、老罗，超女、芙蓉姐姐、博客……他都有强烈好奇心。他通常不参加争论，“所谓的争论大多有虚荣心在争论的背后作祟，所以争到最后只会剩下的无聊。”
对有多事情，徐星就评价说：怎是一个恶俗了得呀！有趣的是，“恶俗”这个字是徐星在《无主题变奏》里创造的，“当年我写到了一个人的‘俗’，‘庸俗’已经被用的太多太多，想来想去不知如何表达这个人的“俗”，为这个表达想了几天，有一天干着干着活突然开窍，想了一个‘恶俗’。”
他是一个脾气相当好的老愤青。有一次，一个杂志采访他，他真的愤怒了。“你心目中的成功人士是谁？然后，他们列举一大堆，美国总统布什，张朝阳，潘石屹等等……都是这些。我觉得一个人心理有骄傲，靠自己的聪明才智，来完成自己的梦，有饭吃，有衣服穿，不露屁股，不伤风化，过得很幸福，这样的人不是成功的人吗？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我也很成功。成功就是钱多、大屋、好车、漂亮二奶，人前光鲜，这是一种庸俗的价值取向，价值观，可惜，它挺主流的，主导了大部分中国人的生活观念，更可惜的是一些知识分子对这种价值取向没有分析能力，没有抵抗力，所以它成为主流。”
徐星的愤怒都是来自草根阶层。他同情下层。不知道和上世纪三十年代的左翼作家们有什么不同吗？这个我也没问他。他发自内心地和这些人友好相处。他对人对事，尽可能地良善。他调和朋友的矛盾，尽力帮助他们。是的，没准，徐星会是一个不错的朋友。你可以和他喝酒。他亲切问候你，他为你保守隐私。他值得信赖。啊，还有同情，这个已经泛滥了的词。他还说，爱是一个准则。他说，他爱美好，真实的东西……他不大世故。这时候你在想，也许，他只是一个稀缺资源的拥有者。只是有些……不合时宜。
他有一个六岁的儿子。和一个法国姑娘生下的。他很爱自己的儿子。他殷切地说道：我暗自庆幸我有一个儿子，我庆幸我的儿子他不是中国人，儿子，你爹所享受的一切禁忌对他来说都不存在…….要是你以后也象你爹一样懦弱无能，那就象你爹一样；至少牢牢地记住这些事情……
采访笔里，时不时有着维修工刺耳的电剧的声音，似乎象征着，这是一个日新月异，不停修修补补的城市。临桌，几个外国人在闲谈。一辆车停了下来，一个摩登高个女郎昂首走入咖啡厅。不远的台阶处，是几个小贩，一个穿着黑西装的男人，蹲在地上卖枣儿。再远一点，是来来往往的，喧闹着的，堵着的公车站。我知道，这些是无关紧要的。我不知道，这对徐星来说，是否也一样无关紧要。
人物周刊：你还是否还觉得80年代的那一份烤鸭店的工作好？
徐星：我这一辈子只有这么一个工作，挺美好的。挺舒服的，还把它给丢了。我现在跟那些烤鸭店的工人还有挺好的关系，前几天还找我喝酒呢。
喝酒……以前喝太多了，身体都喝坏了。现在老了，学会节制了——那时几乎天天醉。
人物周刊：最近做什么？听说你在拍些DV？
徐星：其实是关于“文革”红卫兵的记忆。还没真正开始采访。我去了哈尔滨找了些人，将来去重庆。我主要想做他们当年挺英雄主义的那种，在边远的地方。现在这么多年过去他们的生活千差万别的——我就想跟他们聊天，想听听他们怎么看待当年的英雄主义。
你也做过知青，在延安，还记得那时的生活吗？
我去得比较晚，1975年去的。印象中最深刻的就是饿肚子。没完没了地吃土豆，我觉得我把这一生的土豆都吃完了。志丹是那时很有名的贫困县，
我最记得我的生产队长。他每天天不亮就来我床头叫我起来上工。那时太年轻，睡懒觉。农忙时，队长每天早上四点就站在炕头就求我，快起吧，给咱出个工吧！叫烦了，我就说滚蛋！他说，那你吃啥呢？我说：不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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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9节：徐星(4)
两年后我就当兵去了。
人物周刊：拍DV是因为平民关怀吗？花那么多时间、精力，和底层的，没有话语权的人打交道？
徐星：我很善于和底层的人打交道。童年的经验告诉我，底层的人的生活实际上是特别丰富多彩的。而城市里的许多人，他们的生活内容其实特别空洞，苍白无力，精神生活也大致如是吧，所以拍他们没什么大意思。我们现在缺乏同情心，社会变得越来越残酷，似乎是一个大环境所趋。我昨天晚上刚写了篇文章，我觉得中国人没有“宗教感”，也没有“道德感”。我是无神论者，也不信上帝。但我觉得我们没有规则，太轻浮，缺乏一些庄重感。
人物周刊：很小的时候，你就开始接触到了底层的人。
徐星：1967年，我妈妈是医生。他们医院整个都迁到甘肃去了，那时响应毛泽东的“626指示”，说大医院的医生不应该在城市里给资产阶级大老爷看病，应该到农村去。父亲是林业科学院的技术人员，也被打为“右派”，被管制起来了，几乎没有人身自由。我姐姐在内蒙插队，我哥哥在怀柔，家里六口人，在六个地方。家里就剩我一个人了。
我每年有两次去看我妈妈。从北京坐火车，30个小时到西安，在西安转车到咸阳，然后再做一整天的长途车，才到我妈妈的地方。晚上在火车站睡觉，见到许多逃难的人，对于一个小孩子来说，感到特别震撼。在车站里许多人挤在一起，围着一个汽油桶做成的大火炉取暖，那时特别冷。他们对我也很好奇，都当我是城里人，觉得我象一个落难少爷。他们都说，孩子真可怜，就把暖和的地方离火炉近的地方让给我，我听着那些各式各样的人聊着各式各样的故事，慢慢地睡着了，有时醒来发现身上盖着一件臭烘烘地大衣或是一件老棉袄，那时我才十一、二岁啊。后来我迷上了这种生活方式，少年时在路上跑的这些经历，我想给我一生的影响还是很重要的。
那时的火车不准点，每一个站都停。路上看到很多很残酷的东西，那真是——哀鸿遍野，民不聊生。那时火车，挤得跟罐头似的。我觉得这跟在城市里见到的，听到的教育，完全不一样。饥饿，贫穷，没爹妈的保护，我从11岁开始就是一个怀疑论者了——
然而出门几次后，我就上瘾了。我特喜欢坐长途车，从一个县到另一个县，车上有猪呀，鸡鸭子呀，挤在一起，我觉得这是活生生的生活。
人物周刊：谈谈你见到的第一次死亡。
徐星：文革是看到一个被打死的“私人房产主”老太太从她家院子里拉出来仍到车上，我看到了，非常可怕。
人物周刊：30年来底层的人们有什么变化？
徐星：没什么本质的变化。我过去拍光明桥底下一个卖玉米的姑娘。“光明桥”这个在我看来颇是意味深长。不知道卖玉米的姑娘经济活动和国家的GDP增长是否有关系，大概中国存在着两种不同的经济模式。因为她的生活里实在是没有什么光明可言。
她被人拐卖过，颠沛流离，她就觉得这个世界上最美好的东西是玉米。她每次看见我，都很高兴地让我吃她的玉米。
我问她，你将来想过什么的日子。她说，我想做一个，让有钱人看得起的人。
人物周刊：1986年，你骑着一辆28自行车，从北京一直向南骑了大半年，一直到深圳。在当时算是创举了吧？
徐星：当时我差不多是第一人。我走到哪里，都有人在报纸上发消息。当时还没有京广告诉公路。国家一级公路其实就是一条柏油路。树都砍了，路边有无数的工人。我路过河南的时候，正好农民收麦子，我就把自行车一放，问他们，我帮你收麦子，和你们一起吃饭可以吗？他们特高兴，说来，来。干完活，就可以吃他们用新麦子做的馍。后来还来了一个伴儿，就是《剩下的都属于你》里的西庸，我们老嘻嘻哈哈的，开玩笑，找姑娘什么的。他以前在北京作协工作，为了跟我走一趟，就把工作给辞了。
人物周刊：你的小说很本色，和这些流浪的经历都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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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0节：徐星(5)
徐星：大概是1993年，《剩下的都属于你》最后一部分就写完了。从细节里，我写的是当年的生活。那时王府井的厕所只是一个大池子，地铁也才三毛钱。1993年，尝试过给这个给那个出版社，可是他们都不要。为什么不要我就不知道了。后来2004年出版，我后来懒，不改就发表了。
现在计划写第二部分，写我眼中的、现在的生活。本来今年年底该写完了。可是现在看起来够戗，我还是拖，估计要到明年了吧？
人物周刊：你似乎对权力没什么欲望？
徐星：前几年我做一个杂志的主编，大概能算作有点权力吧，管人，还管给人定工资标准
，我觉得这一辈子没这么为难过。早晨一进办公室，都说徐总好，徐主编好，我特受不了，还有人诉苦，说谁谁对他不好。我觉得这特别扭，特可怕，我发现象我这样的人就是干不了。当一个负责的人是很累的。
我简单，都是出于自私，为了让自己生活不那么累，我要是天天计较，算计，那该多累呀。
人物周刊：体制外对你有损伤吗？
徐星：有吧，就是没有保障吧。为了他妈的生存，要去挣点钱吃饭，经常要去做一些自己不愿意做的事情。我做过好多事啊，比如拍广告啦。每个人都得为了生活付出点代价。比如你，还得为了生活来采访我，哈哈。（记者立刻否定了）
人物周刊：你的幸福是什么？
徐星：我是一个很简单的人，生活里中的很多小事，见到一个不错的朋友，都能给我带来极大的愉快，所以我的幸福挺多的，很难具象化，我时刻都会觉得挺幸福的，生活对我来说，还是挺美好的。
人物周刊：你对未来有何憧憬？
徐星：我的未来很渺茫，不确切。因为我还很年轻，才五十岁。
1981年开始写作。
1985年发表中篇小说《无主题变奏》(《人民文学》1985.7 )。
1986年发表中篇小说《城市的故事》(《中国文学》1986.4 )。
1986年发表部分短篇小说《殉道者》、《无为在歧路》等(《人民文学》 1986.12 及其他刊物)。
1986年与山东电视台联合执导电视剧《他们的地平线》，并饰演了片中的角色。该片获当年度的“民族团结奖”。
1988年发表中篇小说《饥饿的老鼠》，短篇小说《帮忙》等(《收获》1986.1 及其他刊物)。
1989年发表长篇小说《剩下的都属于你》第一部，短篇小说《爱情故事》等(《中外文学》1989.2，《上海文学》 1989.7等)。
1989年小说集《无主题变奏》出版(北京，作家出版社)。
1989年11月，接受联邦德国西柏林艺术大学邀请，离开中国暂居德国。
1990年获得国际笔会瑞典分会图霍尔斯基(KULT TUCHOLSKY)文学奖。
1991年接受海因里希?伯尔基金会邀请, 住在伯尔家中写作。
1992年发表短篇小说《我是怎样发疯的》(《今天》1992. 1)。
1992年发表短篇小说《失去了歌声的城市》(《今天》1992. 3)。
1992年发表剧本《国王和马的故事》(《今天》1992. 4)。
1992年发表剧本《一出戏是怎样完成的……》(《今天》1992. 5)。
1992年小说集《Le crabe
àlunettes》法语版出版(1992巴黎Julliard出版社)。同年意大利THEORJA出版社出版意大利文版。1994年从联邦德国返回中国。至1996年继续文学写作，完成部分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在中国大陆尚未出版。部分作品被台湾、香港转载
(《中国大陆现代小说选》辑1、辑2，1986，中国台北，圆神出版社等) ，部分作品被译成日语 (《现代文学》1989， 东京，
苍苍出版社)，部分作品被译成英语 (澳大利亚悉尼大学出版社，1996)。
1991—1996年完成长篇小说《剩下的都属于你》 。
1997年出版英文版小说集《Variations Without a Themeand Other Stories by
XuXing》(美国Wild Peony 出版集团)。
2002年独立制片完成制作纪录片《崖畔上画下你眉眼》DV。
2003年长篇小说《剩下的都属于你》在法国出版(《Et tout ce qui reste est pour toi》)(Editions de
l’Olivier出版社)。
2003年获法国政府授予的“文化艺术骑士勋章”。
2004年小说集《无主题变奏》在法国出第三版(《Variations sans thème》)(Editions de
l’Olivier出版社)。
2004年长篇小说《剩下的都属于你》在德国出版(《Was bleibt,ist fuer
dich》)。同名长篇小说年内将出版意大利语版和西班牙语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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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1节：赵忠祥(1)
谁为这条腿“埋单”？
记者：吴虹飞 易立静
戴着一副墨镜的赵忠祥出现在梅地亚中心的大厅。
他的腿脚有些不大灵便，但还是走得尽量不露痕迹。
那条曾经骨折过的腿现在给他的主人带来了很大的麻烦，它卷入了一个3800元的官司。医生饶女士声称治疗过该腿，并指认赵忠祥没有为这条腿“埋单”。这单名人之“腿”的欠款案件，并非为了说明名人是多么地“抠门”，连看病的钱都不给，而是看起来，更象是一对情人反目的家长里短的闲事。告状的女人由爱生恨，使出浑身解数，只是为了证明他们彼此相爱过，而赵则认定她是为了“要钱”。两方的律师态度大相径庭，饶的律师声称自己出于同情和义愤，决定帮助这个女子，而赵的律师则反对“把人情牵扯到案件中来”。
因为赵是名人，又是绯闻，很快就爆发了“媒体狂欢”。文化研究者则解释：这是一种“文化现象”、“色欲话语”。
赵忠祥竭力否认此事。“我不相信21世纪会把白的说成黑的！”——可是21世纪为什么不能把白的说成黑的呢？
对于案件的胜诉，他和律师，都有“十足的把握。”他没有失去他一贯的自信与威严。“我一向知道自己吃几两干菜。”他语气轻松，只是偶尔把牙签一节一节地掰断了。
下午三点后，咖啡厅中央的屏幕上，出现了赵忠祥主持的节目。很多动物在野外跳跃，间伴着赵老师温和清晰的解说。
他倚在沙发上，看着电视上的自己，“其实自己都不忍心看，挺对不起大家的。”
赵老师：我为什么要放过她？
记者：吴虹飞 易立静
人物周刊：目前这个案子的进程如何？
赵忠祥：从法律进程来说，我想已经到了尾声阶段了。名义上是驳回重审，其实根本不会重审，而且法院接这个案子是错误的，因为一事不能二审。我个人认为，如果不出意外，不可能会有别的走向。我是赢定了。
人物周刊：你如何看待这个案子？
赵忠祥：无事生非，无中生有，无可奈何。我不认为这是情人间的反目，实际上是饶颖勾结社会上的人来敲诈，来牺牲我的名誉。这和中东的绑架人质似的，切头。她实际上是拿我的名声作为绑架的要挟。一直到了昨天，她还限制我48小时内向她悔罪，这个悔罪不是要我发表声明说：饶颖我对不起你，我真的很爱你，我现在背叛了你，我很后悔，我以后还会一如既往地爱你。她不是这样的，她是要钱的，过去要100万，现在要150万。
人物周刊：那些录音到底是不是你的？
赵忠祥：我现在不上网，我也不听，我只想问：你能确认那个说话的人是我吗？
人物周刊：你没有听到过录音，难道没有人跟你复述吗？
赵忠祥：有过，那些语言我也看过，但是我很奇怪，我没有说过的话，甚至她都没有说过的话，网上也有。比如说，网上说她说，你和张淋那个官司，就是因为你送给了中央首长10万元的黄胄的画，才帮你打赢的。这个话我真的没有听她讲过。如果她录下来作为证据，那她就是诽谤，不但诽谤我行贿了，还诽谤了中央受贿。我告她诽谤罪，法院也是要立案的。
我只能说我不记得她说过这个话了，或者是我挂了电话，她还在喋喋不休地说话，也是有可能。
她对上海早报一个女记者说，赵和他的律师是同性恋，不过我没有证据，你可不要登，结果上海早报就把这个“你可不要登”这句话也登出来了。这个指证没有杀伤力。你说我是同性恋，我怎么同性恋了？你来取证啊！我的道德观里不觉得同性恋是一件多么不好的事情。关于这件事，我对律师说算了，谁不知道她是胡说八道啊？
◇欢◇迎◇访◇问◇www.110114.cn◇
第32节：赵忠祥(2)
皇甫大卫写过一封信给我，这封信我当时没有对媒体公布。因为我认为这封信是倾向于我的。但是我不理解他，你是律师，你有着鲜明的道德观念，你不应该这样的。你和她谈了话，结果还向我通报，劝我不要向她低头。过了三天他就借媒体回过头来骂我。我也就不客气，把这封信交给了“律协”了。他们应该在调查中。
人物周刊：这封信是打印的，你怎么认定是皇甫写的？
赵忠祥：因为里面有隐语和暗语，这个符号是别人不知道。他自己过去也不知道。只有我知道。比方说他说到一个细节，这个话正好是过去他和我说过，或者只有我和我的一两个律师知道。
你是不是胜券在握呢？
我怎么可能败呢？第一个我已经胜诉了，第二个是一个假字条，怎么可能捏造出事实呢？
你会反诉吗？
我会刑诉她。这是要判刑的。我为什么要放过她呢？她的所作所为已经触犯了刑律了，我不办她，社会也要办她，这不是我们个人恩怨。
那她要是跑掉了怎么办？
你别这么说，小心她找你来。你可别招惹她，她可厉害呢。
听说三年前她就在告这个事情？
为什么我和她有这么这么长的对话？就是因为我在电话里，对她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掰开了，揉碎了，甚至说你有什么条件我们都可以谈，我认为我已经是仁尽义尽了。但她一直在寻找平台去扩散这个事情。单位啦，妇联啦，媒体啦，到处告状，最后到了法院。
当时媒体并没有把这个事情张扬开来？
媒体当然不敢了，（当时）它要敢我就灭了它。她现在立了案，媒体就有恃无恐了。但是第一个“人身伤害”的案子，二中院已经裁决了，丰台法院立案是违规的。
那第二个案子，3800元医疗欠条的事，应该不应该立案呢？
治疗费的欠条，说穿了是中央电视台该她的钱，这是两个单位之间的帐，用不着你饶颖来催讨我。这样立案是不是可笑呢？海淀法院7次都不给立案，你为什么丰台就立案了呢？
我没有在媒体上对丰台法院进行质问，我已经给它留足了面子了。我一直住在海淀区，梅地亚中心就是我家的客厅和饭厅，再说，我怎么也算是一个名人吧，我要是住在丰台，难道大家会不知道吗？两个人都不是丰台区的人，你凭什么立案？
饶颖最近有给你打电话吗？
没有。
她最后一次给你打电话是什么时候？
记不大清了。她经常给我发短信，都是甜言蜜语，什么节日好，端午节快乐。
端午节？那就是五月了。她给你打电话你不接，有这样的情况吗？
我接，但是我一听是她的声音，就不说话。她就叨不唠叨说一大堆，我就给她挂了。她肯定在录音呢，我不会授人以柄。
你今年电话里和她沟通过，那你觉得她现在和你刚认识她的时候有区别吗？
没区别。她这人一向是这样的。她可以形式上说没有什么问题，过一会她会说出一个你很难接受的事儿。这个事我不想谈细节。
法律上两个人没有关系的话是不能立案的，她现在拼命想认识我，三年来，“上穷碧落下黄泉”，但是现在“认识我”这个节点还没有接上。
那你究竟是否认识她呢？
这是我的隐私，我凭什么告诉你们？而且，我认不认识她，跟你们有什么关系？我不是外交部，也不是克林顿，不需要向国民做这样的交代。
我说我不认识她，这不需要证明。她说她认识我，就要给出证据。
大家就是很关注“我是否认识她”，我就是对这样的炒作很生气。
上面这个笔迹是不是你的？
如果是我写的，我要还她钱的。我要打官司，就是因为不是我写的啊。我身边的人都知道我不可能因为3800元被人告上法庭。再说，这3800元真的是医疗费的话，你开个收据，我就跟单位报销了呀。
她现在也跟她的律师说，也许这个字条不一定是他写的，也许是他让别人写的，设的一个圈套。我如果是法官我就会“啪”惊堂木一拍，说，你说清楚了，到底是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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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零一一肆点西恩
第33节：赵忠祥(3)
如果你认为这个字不一定是我写的，那还有什么告的可能性呢？那么多媒体眼睁睁看着事情到这一步，没一个人说一句话，责任感在哪里？最关键的证据就那么一些，你们都不去报导。我觉得太可笑了。
这个事让我有些伤心，我伤心的是这几年和媒体打交道很多了，他们怎么这么对我呢？
你连她都不认识，她告你的动机何在？
她告了三年了，她没拿到钱。你真没有体会到一个人被泼污水的感觉，特别是一个名人，又是一个男人。你在公共汽车上，突然有人说，耍流氓啊。虽然你什么都没有做，但众目睽睽之下，你还是恨不得地上有一条缝让你钻进去。
当时我是一点都不愿意自己的名声受到玷污。就好比杨乃武的舅舅说，孩子，我们平常不惹事。但是第二句是，有了事，我们决不怕事。
不止一个饶颖来敲诈我，在这个事情前后，好几起呢。有的数额不大，我就让别人给他（她）了。也有人劝我，说给她点钱吧。
她真是一个悖论，她说她医术高明，我的中西两大医师治不好的病她妙手回天，她又给这个人那个人治过病，那她现在拿着一个矿泉水瓶子装水喝，比那个行乞的乞丐还惨，我就不明白了。医术高明，我们的国家多么需要你。你没事打官司干什么，花那么多时间？你没钱怎么就买那么多录音带，还发给了记者？再说，如果我们认识，你为什么还要录音呢？现在又出了一个什么“DNA鉴定”来了。她有一张人工流产的纸条，那这个纸条跟DNA什么关系哪？
她非得逼我承认那个打掉的孩子是我的，告我伤害罪。这个计划生育是国家的国策，你一个已婚妇女，已经有一个孩子了，所以做人工流产是对的，这不是国家对你的伤害，这是你应该承担的责任。
她现在急得乱跳，说限我48小时给出答复，要不然我要把你的生理特征公布出来。我说，我不相信记者好意思把它登出来呢。是不是跟伊拉克切头似的？如果你威胁我，那你太低估我的能力了。真是开国际玩笑。毛主席的诗词写得好：小小寰球，有几个苍蝇碰壁，嗡嗡叫，几声抽泣……
饶颖再给你打电话你还会接吗？
应该会的。我怎么知道是她的？她可以用公用电话啊。
你现在心情如何？
总体来讲，比外界传言的要好。很多朋友打电话来支持我，说，乌云总会过去的，泰山压顶不弯腰。你要快乐一点，等等。
徐迟在写陈景润的文章里说过，“台风的中心是平静的”，准确来说，被风波涉及的中心是平静的。因为这个事儿不是我挑起的。
再说，我怕什么？再低也低不到拎着一个破皮箱进入中央台的那个时候了。杞人忧天没有用，其实天根本塌不下来。
我的命运就已经交给社会了。你就是骂我，也伤害不到我。我到这个岁数，除了我自己，已经没有人可以伤害我。
你的家庭如何看待这个事情？
我不想多说这个，我们家经历的各种各样的事儿太多了，这个不算什么，我要是说太多，外界会有传言。
你在中央台的工作将如何进行？
一如既往。前年怎么着，大前年怎么着，今年、明年还怎么着。
我跟央视的人这么说，别跟我划清界限，我在保卫央视。说大了我是保护国体的形象。不用说大，我是为事实而战。
那你如何看待几年前张淋的案子？
其实张淋那个案子让我更加为难，更焦虑，更有口难言。因为我当时对的是媒体两大集团。张淋怎么也是媒体圈的人，本身就是一股势力来针对我，复杂性更高。
你在1995年的时候，就很有先见之明地说，其实名人有时比老百姓更不如，因为名人更容易惹事？
我记得我在三峡碰船触礁的时候，那时是大祸临头，生死存亡。后来我再遇到那个船长，不敢提往事，只是说，说人生这样的航船，总要碰上风波，我们总是要做好准备。结果话刚说完，就遇到了官司，真是一语成谶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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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4节：赵忠祥(4)
梁晓声在1995年曾经高度评价过你，说你是一个有“自知之明”的名人，你如何看待这样的评价？
在自然界的发展当中，在人类社会的发展当中，或者在人类社会的发展当中。我们对我们自身精神方面的认识是很差的，几乎是有待开发的领域。虽然我们有奥运会，但我们很少有在精神上修炼自己的门类和规则、有章可循的办法等等。我们形容一个人，不自量力，不知天高地厚。而自知之明，就好比我们点菜，多了不好，少了不好，对自己和客观事实有一个恰如其分的估计。这是很难的。
可惜他说过我有自知之明之后，从1995年开始我就官司、是非接*（？）而来。
那你如何处理这些是非？
这个不是修养，而是个性。我觉得有文化的人，修养高的人，未必有山野村夫那样有着忍耐力。遇到事之后他们忧心忡忡，有上吊的，服毒的，什么都有。
但我不是，我刚参加工作的时候是高中生，18岁的时候提着一个破皮箱进入中央台，我是低起点，经历过很多事情，我怕什么？再低的时候低不到那个时候了。杞人忧天没有用，其实天根本塌不下来。我有这个心理底线。
那你认为你的个性是怎样的，是不是一个习惯忍耐，不愿意树敌的人？
我哪里有忍？说句老实话，我基本上是一个有冤必报的主儿。说真的，同事之间的相处，我做得不够好。我不能举例子，这样不合适，人家会说赵忠祥那么大年龄了，还记得这些陈芝麻烂谷子的。
我很少想“树敌”这个问题。我树敌都是通过传媒，和社会上的闲杂人员树敌。
你认为这样的事情不仅是对个人的，而是针对社会的？
我觉得媒体、公众不该把污水泼在我身上，因为我的形象是社会，是大家营造的，不是我个人营造的。如果我是一个退休的老工人，我想跪求别人给我泼污水，恐怕都没有人愿意。在我身上这么大一点事，为什么怎么会扩大。他们关心什么呢？我真的很奇怪。
我想问你们一个事情：如果这个事情，如原告所说的那样，是事实的话，你们会怎么来看待处理？其实无论是公众，还是媒体，大家都知道这是太普通的事情。你们主编难道没有过这样的事情吗？为什么大家指责起别人来津津乐道？
我都一个老头了，怎么还招引那么多人来对我指指点点，媒体长篇累牍地追踪报道？现在媒体是坐山观虎斗。就好象斗蛐蛐似的，这儿拨一拨，那儿拨一拨。
我还真的不知道自己的公众关心度有这么高呢。是不是大家觉得逮着一个“活老虎”，比较好玩儿？
现在对人的攻击、诽谤，无耻的传言……你可要记得，戴安娜王妃就是在狗仔队的追逐下，香殒巴黎的吧——死了！
你的道德底线又在哪里呢？
因为我是一个中庸的人，我和社会的平均线是一样的。我们那时候讲究自嘲，可是现在的人怎么自毁呢？比如木子美，我就觉得那真的是一件挺奇怪的事儿。
那你如何看待西方国家领导人的绯闻？
对于这样的绯闻事件，我觉得我不会去关注它，评论它，更不会去赞扬它，也不会去明目张胆地反对它。
我在央视的工作性质，决定我不可能关注这样的事件。即使是克林顿，我也不关心。我觉得那跟我没有关系。
凭心而论，如果这个案件中的主角不是你，而两人之间的情人关系本身又是真的，你觉得这个男人，是不是应该承认这个事实？
如果有，就应该承认。
赵忠祥：我们是不允许出错的
记者：吴虹飞 易立静
（一）工作观：都做过相同的噩梦
1960年到1985年，是你在电视台播报时期，你还记得你1960年4月22日晚7点，你第一次播报新闻的心情吗？
我的第一次，我希望它很辉煌，准备阶段非常激动和紧张，但是没有容得我实施，就在无意中开场了。
那时我们从旧台迁到新台，我们准备了备用的方案，就是我的同事是沈力大姐这边线路出现问题的话，我作为候补顶上。但这样的事情，我当时认为概率为零。但是——沈大姐刚说，各位观众，哗——一阵杂波，忽然我就看到了屏幕上出现了一个楞小子的侧面——我们那时一年照相也不到一次，更不知道自己的侧面会是什么样子。一时间我根本不知道这个人是谁，心里嘀咕，这怎么出现一个男的？当我知道这个人是我的时候，吓了一跳，觉得当时非常美好的期待都落空了。我刚要说什么的时候，10秒钟，这个人又不见了。第二天在食堂吃饭，就有几个中年妇女在指指点点：就是他，就是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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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5节：赵忠祥(5)
就跟你们年轻的女孩子，第一次嫁人总希望很排场，很风光，最后只弄得了凑和，私奔了得了，就那种感觉。
当年你一个楞小子，怎么样能够“技压群芳”，在1000多个报名人员里脱颖而出，进入中央台？
这是党的需要吧，总是需要这么一个人，我就赶上了吧。
我是1957年上高中，国家招生头一次出现这种情况：60%的人要被淘汰，不能上高中。能上高中和不能上高中，对于一个初三学生来说，是人生中最关键的。我的功课中等，物理、数学都不行，语文和外语还可以，从来不是出类拔萃的人。不象现在的少年作家，都写小说，可以卖钱了。或者那谁，从小是送到美国读博士回来的。因此，在我的记忆中，这个阶段是我一生中压力最大的时候，而不是去考电视台。考电视台我很轻松啊，我本来也不是特别想去，而且考不上我还铁定可以上大学啊——那年的高中生的人数比大学招考人数还少，所以我们都必须上大学。
我们那时侯北京市22中，同学十几个男生睡一条通铺，形同手足，当时要提前离开，要过唯一的一个人，跟大家完全不一样的生活方式，真的是恋恋不舍，“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啊！但也带着一种胜利者的优越感。那毕竟是我人生唯一的一次当冠军，在千挑万选选出来的。我后来好强的性格，都是在后来的工作中逼出来的。
你觉得你的播音水平，在台里算什么样的级别？
我的水平，算是中上吧。起点不一样。你看人家是从小留美回来的博士，我不过是一个连功课都不出类拔萃的高中生。我一直知道自己是吃几两干菜的人。
作为国家的喉舌，你经常见到国家领导人，心情、感觉如何？
这和一个人的成长，成熟程度，和一个人的社会地位联系在一起的。我18岁见到周总理，那可是仰望泰山，现在都挥之不去。现在我见到胡锦涛、温家宝，不可能这样了，虽然心里还是有落差的。
你和领导人有私交吗？
没有，我和部以上的干部都没来往。
1980年你开始解说《动物世界》，当时是跨的步子比较大，可以说是具备某种开创性。你是怎么找到这种解说方式的？
我举个例子：邓丽君，她的行腔和吐字，如泣如诉，如怨如慕，我觉得对我不是没有影响，我想我是不是可以有一种娓娓道来、窃窃私语的方式？而不是在大会堂那样慷慨激昂的？我们还从来没有提出过所有的动物都是我们的兄弟，而动物世界第一次提出这样的理念：对于自然我们应该有一种人文关怀的理念。
你在解说《动物世界》时，是不是不由自主地投入感情？
那当然，我二十年都做这个事情。我觉得这是人文关怀，对动物也是一样的。不是居高临下的怜悯、恩惠、施舍，它们有时比咱们还聪明呢。也不是觉得好玩，而是一种关爱，一种博爱。
你是动物保护协会的常务理事，又是东北林业大学的名誉教授，你家里养宠物吗？
不养，我是搞野生动物的，觉得爱护动物应该把它放到大自然里，为什么要放在笼子里呢？要是我儿子放在别人家养，我也不乐意。
你在你的播音工作中出现过差错吧？
没有，绝对没有！飞行员能出现错误吗？那是不可能的，完成任务是以自己生命为代价的。
我们也一样，我们如果出现了错误，就没有你了，你要押上生命、政治生命、艺术生涯的。在这种情况下，你能够不严格要求自己吗？你敢不严格要求自己吗？这和你们玩卡拉OK是不一样的。
在这么大的压力下，你会不会有一种兢兢业业，如履薄冰的心情？
所有的人都一样。所有的播音员，主持人，特别搞直播的，都出现过惊人的相似，就是隔三岔五要做类似这样的噩梦。比方说，现在就要开播了，我现在还在西单呢，或者还在坐电梯呢，说什么我也到不了。都有！我原来只有我一个人做这样的梦，后来发现大家都一样。这真是奇怪了，这真是一个值得医学去探究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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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6节：赵忠祥(6)
如果我们去看古今中外的历史，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英国空军，他们在战场上的平均寿命只有17天。和莫斯科保卫战的战士，其实是必死的。这样比起来后，自然就心平气和了。
你如何看待荧屏上的自己？
我在电视上的图象，其实自己都不忍心看，挺不爱看的。其实挺对不起大家的。这可不自谦。就好比姜文也在一次访谈里说，他挺不爱看电影上的他的，觉得挺丑的。
你的从业经历中，受过最大的挫折是什么？
不就是文革吗？大家都去了干校。除了文革之外，往后这二十多年来，我倒没有太大的挫折。适者生存。而且我看得很开。我比较明白，什么都无所谓。
你长期的职业生涯里，你有无产生过厌倦？
有过，但我从来没有想过跳槽。可能有一段枯燥些，不顺心些，但从来没有过要离开。因为到我可以自由选择工作的时候，我已经差不多50岁了。我年轻时，这可是饭碗，我离开了，可就真的没有饭吃。计划经济，一切由组织安排，我们没有这个余地。
请问中央台这样的体制，对你而言，是否有着它的不足之处？
你可以批评我，但我不能批评我的单位。这是一个职业道德。不可能你吃着人家的饭，你回头骂人家。任何一个人都不可能指责他的老板。
（二）家庭观：生命中最重要的是亲情
你在1995年的《岁月随想》里写道：“如果我此时摔倒，自有我妻子来扶我。”你觉得亲情在你是何种位置？
我觉得我生命中最重要的是亲情。我妻子很体贴我，对我非常好，她也是北京国际广播电台的播音员。她和我一样，也没有上过大学。文革期间，一定要家庭出身好，才能够进电台，她家庭出身很好，是工人阶级出身。到台里后，她到北大外语系在职学印尼语。
你们当年是如何结识，如何走到一起来的？
那时候我们是没有业余时间的，我们哪有工夫去逛街？所以我只好就近解决吧。
我们当时是同事，一个食堂吃饭的，然后凑在一块，彼此有好感，所以走到一起来。
我妻子非常美，到现在我依然觉得她很美。
她几乎没有什么爱好。她喜欢旅游，现在就在国外。
你早恋过吗？
我们那时侯，男生多看女生一眼，都是要被批评的。
你妻子是如何化解你的困难的？
我妻子是一个很贤惠的女人，也是一个力量也很单薄的女人。你如果她有核电站一样无穷无尽的力量，那我就不成了被她保护的人？
我觉得家庭是要相濡以沫的，互相谅解。而不是说她给你什么建议，什么力量。她跟着我这么多年，我已经觉得足够了。我还能指望她是百万富翁，她出去挣钱，我天天家里呆着？
你在家里是一家之主，在工作中有了不愉快，遇到挫折，你会回去跟妻子讲吗？
不讲。男人跟女人讲这些事情，最没劲了。你有烦恼，你解决不了，你的妻子比你还没有能力，还无助，那你为什么还要把自己的困难强加给她呢？她又帮不了你。
那她看得出来吗？
看不出来，尽量让她看不出来。
你父母的家庭对你的性格影响大吗？
我父亲早就死了，我是遗腹子，我有两个姐姐，死了一个。
我们住在胡同里，和小伙伴们一起，离开小伙伴不能生存。遇到最大的危险，不过是被自行车“剐”一下。太安全了，家里头都不怎么管。
母亲对我影响也不大，她让我们没饿死，就很了不起了。我们那时侯不兴和父母商量，不受家长的管。我都到了电视台报到了，才通知家里。我的自我教育是自己和学校和社会，以及朋友们完成的。
（三）生活观：二十年来看大师画画
你的性格和为人处事如何？
你们年轻人喜欢张扬，喜欢另类、时尚一些。我觉得一个文明世界的人，是要受法律约束的。如果大家都放浪形骸的话，那这个世界不就是群寇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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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7节：赵忠祥(7)
人的性格，其实相互差异不大，你看那头驴，它们差别大吗？
我喜欢平庸，既不飞扬跋扈，也不唯唯诺诺。我不喜欢张扬自己的个性，对外说自己怎么样，我觉得很可乐。我觉得自己很平常。我想做到不卑不亢，但经常会拍案而起。
你的生活是一个有情趣的人吗？平日结交朋友吗？
非常有情趣。喜欢画画，聊天，散步，看看花鸟鱼虫，逛逛古玩市场，交交朋友，论论道，这些事儿，一个星期都忙不过来。真的。
近墨者黑，近朱者赤，孟母择邻，我一般不结交很下流的人。我总喜欢“高攀”一些，大家都一样，就好象现在大家选择名牌大学，名牌系，拜一个名牌的教授，找一个名牌公司，这也是一种时尚。我很时尚，你们以为穿好衣服就是时尚吗？
听说你非常喜欢画画，如果不当主持人了还想去当画画的？
我画画不错，可以和准专业画家，甚至专业画家可以相比。书法在业余中也不错。我有天赋。
小学四年级下了课就到一个同学家玩，他父母都是中央美院的教授。我耳濡目染，受到熏陶。
现在画画在我生活中是很重要的比例，我来往的圈子主要是画家。非常有幸，中国以后成名的大画家我都是他们的朋友。比如说李可染、黄胄、范曾等。只要我有空我就今天去这边，明天去那边，他们的文化修养都很高。随便和你喝喝茶，聊聊天，都受益非浅。如果碰上他们正在作画，那就更加荣幸了。我可是看了二十年那些顶尖大师画画的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