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健翔：我最崇拜搞音乐的人了。音乐是我能够找到的，这个世界上，最好的体育解说。如果人身上有按钮，如果不用说话，而是放出一段摇滚乐，或者打击乐，再狂暴的音乐，别人也不会给你找出问题来。
记者：你的名声和收入是否成正比？
黄健翔：完全不成正比，我连一个三流歌手、一个三流的文艺主持人都比不上。我们大量的主持人在外面做节目，做歌舞晚会，我们体育节目的主持人，就不会有这样的机会。他们都不会想到你。别的频道早就可以按劳取酬了。我们频道干多干少，从工资单上的体现是一样的。多干活也没有多拿钱，我的工资单上是35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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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节：黄健翔(7)
记者：我还以为你的收入挺高的。
黄健翔：我有过抗议。一个人抵抗一个体制，当然遭人讨厌。
(P1189102)
过度防卫与过度阐释
记者手记
吴虹飞 师欣
一开始，我们可能高估了一个人的坦诚程度，以及一个话题性事件进行深度解读的可能。
尽管黄健翔在足球解说这一专业领域有着出色的成就，但这终究是个人的职业轨迹，他多被提及的，广为人知的，还是他“惹”出的几起风波和争议。谈到这些话题时，与黄健翔的采访往往形成某种对峙，不留下太多对话空间。“因为你们媒体没有(更多)自由去指责监督官员，所以只能敌视富人和名人，拿富人和名人做靶子，给穷老百姓解闷，开心”话都给堵上了———他表现出一种“过度防卫”。
谈话中，他不停地收发短信，传递给记者的信息是：他厌倦这些提问，没有与你进行真诚沟通的可能。可是之后，令人印象深刻的是，黄健翔对本报记者说：全国上万名记者都在羡慕你，你却在问蠢问题。记者的回答：国外一家著名报纸的总编说过，没有愚蠢的提问，只有愚蠢的回答。
而他听不到了。他已经不需要听，因为一切都已经决定好了。第二天一早，他就会办理好所有的离职手续。
黄健翔辞职事件，最终造成了令人瞠目的公众狂欢。黄健翔的形象被定义为“激情”的、为着“自由”而产生的无意识的、微妙的反抗。而央视，作为一个有着国家政治色彩和实际上具有至高影响力的媒体单位，迅速成为了被舆论攻击的靶子，黄健翔成了“反抗体制，追求自由”的符号。
在不断寻访真相的过程中，我们一再发现实际情况和预设的“黄健翔与体制的对抗”并不完全对应，类似“捍卫自由”、“追求个性”等一厢情愿的公众话语，实际上已经脱离了具体的事件，变成了一种“过度阐释”。黄健翔本身也许无法担当起这样鲜明的符号意义，恰恰相反，他是审时度势，深谋远虑的。
就这样，黄健翔摆脱了央视，摆脱体制，义无反顾地投身到了娱乐的洪流之中，只不过是再次证明了发达的中国娱乐新闻，已经成为了当前一枝怒放的“奇葩”。
（实习记者林霞红对本文有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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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节：慕容雪村(1)
慕容雪村：不再相信爱
或者：我什么都不愿相信
本刊记者：吴虹飞
“布达拉宫黑色的阴影下，妖孽横生/这是我的拉萨，与魔鬼为邻/黑夜漫长无比/而我该用什么样的力量，才可以摧毁我的一生/一枚苹果从来不曾香甜/一头狐狸在明月山头哭泣
/这是我的人间/但愿我从没来过。”
慕容雪村除了偶尔撰写畅销小说之外，偶尔会写语法完整的现代抒情诗歌，主要是对人生发表宏大消极的感慨。1年多前，他是坐军用飞机去拉萨的，比民航要便宜些。到拉萨后，他睡得很好，全然不顾海拔3600强，空气稀薄。他的家中，一面墙是书，一面是影碟，偶尔和朋友去珠穆朗玛峰看看雪景，或者是豪迈地请朋友吃某类肉羹，在一旁笑嘻嘻地说：耶——牦牛鞭耶——面对夜幕下的布达拉宫，沉默的大石头房子，许多人包括部分作家的灵魂得到了洁净、提升，慕容君却依然显得有些悲愤，语句间充满强烈的对比修辞：“一边是一堆鸡，一边是一堆喇嘛；一边是梵呗声声，一边是淫语浪声……不可磨灭的是欲望,永远逃避的是天真。天真是多么好的词啊，据说四川姑娘抢占了全藏80%的性市场。但在原初,她们都曾经那么天真。这是圣城拉萨的午夜,星云俱低,神佛若在。”
慕容雪村1974年生于山东，长于东北，游学北京，工作于成都，深圳，走上写作道路后，微服游移于祖国大地，江南和高原，无处不留下痕迹。
A型血，双鱼座，单身。自称“中年网络写手，悲观的胖子，怀疑主义者”。“我不是害虫，但也不是益鸟，只是一个心中狐疑的家伙。我对自己很不满意，我随时都想变成别人。”
曾经有人问他为何取名“慕容雪村”，他说因为有一首诗云：“江南慕君容,相随到雪村。”出于某种诚实的品德，他后来承认那是他杜撰的。
他长得斯文白净，甚至有敦厚之相，为了写作事业经常锻炼身体，却“比中国80%的男人要保守”，写文章也一定要恶声恶气，惟恐别人不知“老夫是个恶人。”
“海子说：姐姐，今夜我不关心人类。我只想你。而老夫永远都不会关心人类。天下兴亡，关我屁事。”
又在过往访谈中宣称：“以下是我的重要缺点：自私、冷漠、孤僻、对世界缺乏爱心。还有一个更坏的：我为我的缺点感到自豪。”一面大肆攻击人类之荒淫骄奢，宛如愤青，还一面要撇清自己不是庸俗的环保主义者。文章中还带些脏字作为语气助词，在次不便举例。言谈中也涉及国事、政治，在此也不再举例。更多时候他乐于一本正经和你谈文学：“文学与道德无关，一个真正的写作者，不应该盲从于任何一种意识形态，他在心灵上应该是自由自主的。”或者，“我强烈反对道德对艺术作品指手划脚。”看，就是这么煞有介事！
每天下午三四时，无论晴雨，慕容雪村提着可以用于防身的，硕大的手提电脑，坐五块钱的三轮，到拉萨北京东路的一家青年旅馆内的咖啡吧前下车，微笑而入。而来来回回的神头鬼脑的文艺青年，驴友们来来往往，鱼贯出入，他是不变风景。坐在固定角落里，开始打字。他速度不是太快，有时写七八个小时，才写2000字。有时枯坐一日而不得一句。一年之内，他写了十几个小说的开头，少则一万，多则三四万。写得头发都要突也。他认为最好的开头之一是《百年孤独》：
很多年以后，当奥雷连诺上校站在行刑队面前，准会想起父亲带他去看冰块的那个遥远的下午。
“光这个开头，就被中国作家们学了很多年，八十年代时很多有名的作家，很多人都试图模仿。”“连电影《东邪西毒》也在模仿”，“张国荣说：‘很多年以后，我有个绰号叫作西毒。’”
他自称自己善于取题目如《多数人死于贪婪》（因为过于凶险，被出版社枪毙，改为颇是令人遐思的《伊甸樱桃》），又比如《说谎的女人不会死》，从题目就可知道他隐隐若现的野心——尽量逼近那些生僻的大师们。而老板和服务生，都知道每天坐在那里的，“是一个作家”。但他衣冠整洁，头发又总是梳得油光可鉴，从自我形象设计来讲，实在太象公司职员。临家餐馆的老板，才来拉萨半年，多少年轻眼浅，竟然不知好歹地说：其实他写的小说……也就那样。
慕容君皮肤白嫩得可以做化妆品广告，头发亮晶得可以做发蜡广告，眼睛小得可以做反角一派——但依然象一个好人。基本上他精通世故人情，君子之交淡如水，他的一些朋友叫他买单王之后（即每吃饭必抢买单之意），伊在江湖上颇有豪侠之风。我见过他的饭局，但凡朋友在场，他必然谈笑风生，引经据典，务必使得举座皆欢。那一次他谈的是黑泽明的电影《梦》：“那个狐狸嫁女，是我看过的最恐怖的电影。喝！真是恐怖，真是恐怖！”
城市情感、迷惘、阴暗、颓废、婚外恋，乃是阅读之主流，5年前，慕容雪村，因为一部悲情的《成都，今夜请将我遗忘》在网络上暴得大名，威镇殊俗。当时他在一家化妆品公司任人事高层，穿华服，扎领带，梳分头，开奔驰，也颇是风光。下属们在电梯里讨论：最近有一部小说曰〈成都，今夜请将我遗忘》很红的啵！慕容雪村也很是配合地一副茫然表情：是吗？那我也要去看看。
那时的慕容雪村断然不肯放弃这么好的职业生涯，抛头露面，只恐老板得知那红极一时的小说是自己写的，而里面的众多老板，个个荒淫无耻，面目可憎。现在想起来，媒体当初盛赞其低调，而在他，恐怕只是从实用经济学角度出发，惟恐丢掉工作而已。而当时媒体，只要是慕容雪村偶一露面，都要惊叹半天，好象他是天外飞仙，赶紧写个标题新闻，登于报纸之上，说，看见慕容君云云。可见此人当年受关注之盛况，可谓空前。
当时的慕容雪村，刚刚成名，面对媒体侃侃而谈，我有三个愿望：出一本书，赚一千万，谈一场轰轰烈烈的爱情”，语气铿锵，令人记忆深刻。五年后，慕容雪村会反悔。他坚决不谈恋爱。理由颇多：自己长相不美；没有姑娘追求；喜欢大放厥词，假冒先知，预言人类死亡，不属于丈母娘喜欢的那一款。“两个人长相厮守，是这世间最乏味的事情之一。不信你问问那些已婚的中年男人，有几个不想离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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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节：慕容雪村(2)
2003年，慕容雪村29岁。一年中看碟百张，读书百册。他热爱知识，把昂贵的西装都堆积在衣柜里，经常在网上用菜鸟水平与人对弈围棋到深夜。罗素说过，有三种力量支持了他的一生，其中之一就是对知识的追求。“这事本身就很快乐。”为了成为一名优秀的人民作家，他读很多死人的书，“识得海明威之硬，乔伊斯之烦，卡夫卡之无聊，普鲁斯特之絮叨，马尔克斯之胡鸡巴扯，福克纳之鬼话连篇，伍尔夫之管不住嘴，韦伯之神经兮兮……”他号称读诗不下一万首，喜欢荷尔德林、里尔克、夸西莫多、艾利蒂斯、艾略特、叶芝、保罗策兰、聂鲁达。”而一面墙的影碟也是他的至爱：基斯洛夫斯基、库布里克、托纳多雷、黑泽明，加斯帕诺、波兰斯基、法斯宾德、施隆多夫、小津安二郎、阿巴斯、伯格曼、格里菲斯、伍迪艾伦、米塔尔可夫、爱森斯坦……这样之后，他可以深入浅出地写道：
“如果你爱他，请送他去深圳，因为那里是天堂；如果你恨他，请送他去深圳，因为那里是地狱。”同样地令人印象深刻，唏嘘不止。一年中，编瞎话凡二十万余言，痛陈“金钱对人性的吞噬“，该著作名曰《天堂向左，深圳往右》。天涯有网友恶言道：你以为你是交警啊。
慕容雪村成名后，并不谈论自己的版税。至于成名能带给他多少好处，这也无从知道。反正，在杭州，他家楼下卖烟的老太，并不因为他成名就认得他，卖给他总是比旁人反而要贵出一些。
“我不是抗拒爱，我是爱不起来”
人物周刊：也许对某些作家来说，爱情是性命攸关的。你在小说里这么煽情这么卖力地写爱情，为什么不相信爱?
慕容雪村：我不是抗拒爱，而是爱不起来。我这人太容易厌倦，职业、爱情、生活，甚至是生命，无一不然。
人物周刊：如果你不相信爱，你相信什么呢?你也不会相信金钱的力量吧?
慕容雪村：我觉得这世上没什么事情值得彻底相信。爱情可疑，金钱也可疑。总之我是一个狐疑的家伙，什么都不愿意相信。我觉得一个写作者最厉害的武器不是他的才华，而是怀疑。众所周知，没有怀疑就没有哲学。
人物周刊：你喜欢什么样的女人呢?你小说中的女主人公,都是美丽的,都是柔弱的，但都是被伤害的.我觉得，这样的一种形象，其实也满适合大众,适合传统的男性和女性的心理的。
慕容雪村：在这个问题上，我十足浅薄，第一喜欢美女，第二喜欢善解人意的女性。我在长沙做过几个月的节目主持人，经常劝我的女性听众独立一些，坚强一些，不过不是为自己着想。
人物周刊：你如果喜欢一个人，又不准备和她结婚和恋爱的情况下，你会对她如何说?你如何达到与女性的沟通?你完全可以把性和爱分开?
李银河认为婚外恋是可以存在的，只不过要双方平等。你如何看待?
慕容雪村：我一般倾向于不说。我在现实中就是这么个人，有时我会喜欢一个人，但什么都不说，在她生日或节日时，我会匿名送一束花给她。这样的事我干过几次。
我是个比较保守的人，跟女性私密沟通的机会不多，不过在我的观念中，性和爱从来都是两回事，只有蠢人才会混为一谈。
一夫一妻制是人类的发明之一，却未必是最好的。我去过一些一夫多妻制的国家，很难说我们的生活就比他们幸福。我不喜欢婚外恋，这事终究还是有道德瑕疵，会让一个人良心不安。
人物周刊：为什么反对婚姻，反对一夫一妻?如果没有婚姻，双方尤其是女性的利益该如何保障?
慕容雪村：有个前提你弄错了，对女性的伤害大多数来自婚内。婚姻从来没有保护过哪一方，为什么人们要强调妇女儿童权益？就是因为它正在被侵害。我不需要婚姻，所以它对我没有任何意义。
人物周刊：你害怕孤独吗?你吸引女性吗?你认为一个男人的美德应该是什么?
慕容雪村：我几乎从来不会感觉孤独，虽然我总是一个人生活。我这一生，几乎所有的事都是自己拿主意。我好像没什么女人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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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节：慕容雪村(3)
我心目中的男人美德：勇敢，豁达，坚强，有主见。
人物周刊：你会爱什么样的人?被什么样的人爱?
慕容雪村：如果仅仅指男女之爱，那么，我既不爱什么人，也不希望被什么人所爱。
人物周刊：如果你来选择和一个记者沟通，你最愿意和他沟通什么?如果你和一个朋友交流，你愿意和他说什么?如果和你一个你喜欢的女人呢?
慕容雪村：如果有可能，我会尽量避开记者。很多采访都是记者瞎编的。有一个采访说我穿破衣破裤压制欲望，我问候作者的老母。还有一段时间，有个城市集中批判我和我的书，一个记者打电话采访我，我只说了四个字：无可奉告。转天就看见报纸上出现了我的一大堆话，都是顺应时势，政治正确的，我也问候这位记者的老母。
和朋友在一起时，我喜欢无话不谈。如果是和一个我喜欢的女人，那要看在什么地方。
“你怎能相信世界是美好的？”
人物周刊：在很多次演讲里，对这个世道的极度奢侈和极度贫困你似乎有着某种不平和悲愤?你甚至预言人类在千年内灭亡?
慕容雪村：我们正在经历着一个坏得不能再坏的时代。我排斥现代过分物质化的人类文明，种种迹象显示，物质越发达，人类离死亡就越近。
人类在千年间灭绝，这说法太乐观了，我手头有一系列数据，森林、耕地、水资源、海洋……，这些数据触目惊心，也许过不上三百年，人类历史就要终结了。
我的结论来自于我对世界的观察和总结，我相信人类最终要把自己毁了。
人物周刊：在你的小说里，?你强调金钱对人心的腐蚀，可是你不觉得你对这个社会的批判和揭露还是太简单化了吗?尤其是在<伊甸樱桃>里，那些数学公式一样的换算?
慕容雪村：在我看来，这世界只有一种信仰，全球六十亿人，每一个都是金钱的虔诚信徒。
把奢侈品换算成普通的日用品，换人类的贪婪换算成时间，这事并不相表面看起来那么简单。
一条内裤的价格相当于一个中国农民48000年的劳动总值，你怎么看待这个事实？
人物周刊：为什么你强调世界是荒谬的?你见到过和谐和美好的世界吗?你的小说如此入世,为什么你却似乎对世界有着一种拒绝态度?
慕容雪村：这世界每天都有孩子饿死，每分钟都有荒唐的事发生，谎言横行，罪恶丛生，你怎么能相信它是美好的？
我觉得人类是这星球上最大的罪恶，梵高说过一句话：活着就是痛苦。
人物周刊：你举例亚当.斯密说,推动这个世界的不是爱，而是金钱。
慕容雪村：我是个中年人了，早就过了睁着眼做梦的年纪。其实成长就是一个越来越实际，越来越庸俗的过程。我虽然引用斯密的话，但你能够看出，我并不是十分赞成。
人物周刊：很多优秀的大师都死了，自杀，你会吗?如果你是一个悲观主义者?当然你表面克制，乐观?
慕容雪村：我觉得自杀是一种生活态度。我是这么想的：一个人无法决定自己的出生，先输了一半，所以另一半一定要赢。这和悲观与否无观，这是我的生活理念。大师们自杀有他们的理由，我的理由不太一样，在我看来，生存的唯一目的就是死亡。
人物周刊：你最美好的时光是什么时候?什么事情令你感动?
慕容雪村：十八、九岁的时候吧，那就是青春啊。我是个铁石心肠的人，很少会为现实中的事情感动，相反，看电影，读小说倒经常感动。
我说过，我是一个阅历丰富的人，那些就是我所见到的世界。
人物周刊：你强调文学的悲悯？
慕容雪村：我也不再强调悲悯，这词已经被用烂了。
人物周刊：作为一个畅销书小说家，你认为你成功吗？你喜欢经商吗?和海岩一样?
慕容雪村：我不认为自己成功。我心中的成功不是卖了多少万册，而是流传久远。后一个问题很蠢。
人物周刊：你认为你的小说是属于文学的，还只是消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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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零一一肆点西恩
第17节：慕容雪村(4)
慕容雪村：你翻翻书，最早的小说都是给人消遣的。从现代派才开始了装逼蒙人，那是非常坏的一个东西。
人物周刊：如果你有了一千万,你还写作吗?
慕容雪村：有了一个亿我也会写下去。
人物周刊：谈谈你对道德的看法？甚至艺术中的道德问题？你自己是一个道德的人吧?
慕容雪村：“道德”这两个字已经成了罪恶渊薮，借用罗兰夫人的话，可以这样说：道德啊，多少罪恶假汝名而行！
这个说法跟骂我“王八蛋”没什么区别。我向来不以道德高尚自居，也不喜欢一切以道德高尚自居的傻逼们。
人物周刊：你的生活里出现过奇迹吗？你的痛苦是什么？你感到幸福么？你对未来还有什么希望，和憧憬？
慕容雪村：我本身就是一个奇迹。我能够来到这个世上，并且长到这么大，这样的奇迹就够了。
我的痛苦：为什么我不是别人？
我的幸福：还好我不是别人。
我对未来从来不报希望，能活着就活着吧。
前史
在这贫困的时代，诗人何为？
可是，你却说，诗人是酒神的神圣祭司，
在神圣的黑夜中，他走遍大地
那是海子钟爱的诗歌。
十几年前，慕容雪村站在北大的诗歌大厅里听西川讲到海子，几欲泪下。那时，他是一个小年轻，血气方刚，和人打架，那时他不叫慕容雪村，没有做过高级经理，没有开过奔驰，也没有穿过名牌的衣服。那时，他还很容易被诗人的亡魂感动。总之，那时的他，比现在可能要好。诗人死去，不合时宜，小说家活着，赶上了好时候。在政法大学，他们的宿舍相距只有500米。他来到时，他已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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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节：朱令(1)
重访10年前清华女生朱令 “铊中毒”案记者 吴虹飞谁是投毒者？??重访10年前清华女生朱令“铊中毒”案
朱令，户口本上全名是朱令令，因为习惯问题，一般都称她为朱令。朱令父母两个女儿，大女儿吴今随父亲姓，二女儿朱令随母亲姓。朱令1973年出生在北京，1992年考入清华大学化学系物理化学和仪器分析专业。曾为清华民乐队队员，曾获1994年全国高校艺术表演独奏组二等奖。北京市游泳二级运动员。1994年冬（约12月份）和1995年春（约3月份）至少两次摄入致死剂量重金属铊盐；第二次中毒后昏迷多日，几近植物人。1995年5月经对症治疗后得救。但因为误诊时间过长，治疗中的失误，肌体受到严重损失，并因输血感染丙型肝炎。至今生活不能自理，由她年迈的父母照顾。
1995年5月，1997年5月，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先后发生了两起学生铊盐中毒案件。除涉嫌人为作案外，铊盐未按剧毒品管理是其重要原因。
国家教委办公厅文件，教备厅[1997]13号
记者：吴虹飞
朱令坐在轮椅上，安静地望着窗外。
12月的北京，阳光依然灿烂，静静地穿过玻璃窗，落在屋里的地板上。窗台上几朵红色的小花恬静地开着。
朱令一直望着那些光。其实她已经看不见那些花儿在冬天开放的样子了。
“10年前她常常吵着要看书”，站在身后的母亲朱明新把轮椅的女儿推到有屋里有阳光的地方，“后来她明白自己视力已经严重受损，就再没听她提过看书读报之事了”。
朱令清醒时，朱明新会给她读古诗，有时读到“黄云城边乌欲栖”（李白《乌夜啼》），就调侃她：“令令，你给李白打个分吧！”她快活地说：“也就四分吧。”
母亲忍不住要笑了??她的令令，还是当年那个机灵鬼。
朱家十年来没有装修过，只有必需品。客厅里的沙发很旧，扶手上打了两块补丁，新旧不一。小小的木质茶几，上面的油漆斑驳陆离。
房间里朱令的照片早就被收了起来，取而代之的，是前几年去世的姥姥，姥爷的照片。同时被收起来的，还有考上北大的姐姐吴今的照片??1989年，她在野三坡郊游，失足坠崖身亡。
有时一睁眼，天亮了，朱明新微微有些恍惚。她曾经有两个聪慧、可爱的女儿，一个上了北大，一个上了清华。一个女儿早逝，未满20岁。一个女儿还活着，面目迟滞，已经不是过去她熟悉的那一个。
“换上别人，恐怕精神早崩溃了。没有她妈妈，朱令活不到今天。”朱父多年的老同学、老同事，国家地震局的耿庆国喟然说。
朱令的左手无力地搭在古琴的琴弦上，因为呼吸困难，她费劲地往后仰着脖子。她已经不能辨认这10年究竟发生了什么。
（二）蹊跷中毒
清华大学物化2班的朱令，从小踌躇满志，处处拔尖。她没料想到，上天只给她21年的幸福生活。
她的苦难是从1994年11月24日开始。她的21岁生日。为了赶清华
“一.二九”的演出排练，她只能与父亲在学校附近草草吃了晚饭。可是肚子疼得太厉害了，什么也吃不下。
12月8日，朱令开始大把大把掉头发。
12月11日夜，北京音乐厅，清华大学民乐队的专场演出，朱令表演了一曲古琴独奏《广陵散》。她父母也在观众席中，对于近两日腹痛加剧带病参演的女儿，母亲十分担心，“我知道她特别难受”。但为了和同学一起搬道具回学校，朱令只在后台与妈妈见了一面。
第二天，让朱明新意外的是，头天还不肯回家的女儿，自己一个人回来了，原来她已经 “疼得受不了了”。
1995年1月23日，朱令的头发彻底掉光了。在同仁医院里住院观察一个月，疼痛越来越重，医院却没有查出任何问题。
她担心学校落下的考试和功课，坚决要求出院。环境系女生张博，曾经和朱令一同上过“视听练耳”课，意外看到朱令“剃了个光头，戴着顶帽子”，心里嘀咕：“真是特别酷！”
同班同学，物理化学课代表陈忠周回忆说，“很多同学都觉得她脸色有点苍白，没想到她已经病得那么严重。”
1995年3月9日，朱令第二次出现中毒症状，北京协和医院神经内科主任李舜伟高度怀疑为“铊中毒”，但是没有进一步化验。
病情迅速恶化，朱令入住ICU病房。由于呼吸不畅，22日被迫接受了气管切开手术，从手术室一出来，她就陷入了深度昏迷。
（三）“肯定凶手两次投毒”
即便是10年之后，已经是一家软件公司老总的31岁的贝志城，依然对那一幕耿耿于怀：昔日活泼可爱，多才多艺的漂亮女同学已经面目全非，悄无声息地躺在病床之上，臃肿的身子上插满管子。死亡的图象何其令人震惊，那一瞬间，20岁的贝志城“魂飞魄散”。
朱令究竟得了什么怪病？4月10日，北京大学力学系92级学生贝志城利用实验室网络，与另一名同学一起，把朱令病症翻译成英文，发到互联网，紧急求救。
一周之内，世界各地的医生、专家的回邮多达1500封。贝志城等人还专门设计了一个读信软件，利用关键字对这些信件进行归类。统计结果是，30%的回复认为病人是“铊”中毒。他发动北大学生翻译邮件，4月18日，他拿着诊断意见一大早赶到协和医院，希望大夫能够接纳。在ICU病区门口空等了一天，除了几个年轻大夫，没有人愿意看。
朱令家属多次得到院方通知，“铊”中毒的可能已经排除。
刚刚萌芽的中国互联网几乎成就了一段可歌可泣的救人传奇，假如不是因为医学“权威”的傲慢。
4月28日，朱令父母设法收集了朱令的皮肤、指甲、和从1994年12月朱令第一次发病时穿的尼龙运动衫上收集到的第一次发病时脱落的长发，以及血、尿、脑脊髓等供化验样品，一起送往北京职业病防治所陈震阳的实验室。陈震阳确定朱令是铊中毒，并且体内的铊超过致死量。陈震阳认为，如此大的剂量，不是自杀，就是他杀，而且凶手肯定是两次投毒。
当晚，朱令父母立即向清华大学保卫部报案。次日晨，朱令父母要求清华大学立即保护现场，查封朱令在学校的物品，进一步化验。
5月7日，北京市公安局14处和清华大学派出所受命立案。在此期间，朱令宿舍神秘失窃，却无钱财损失。朱令喝水的杯子，滚落在某位女同学的床下。取证现场自此被破坏了。
（四）铊盐从何处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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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9节：朱令(2)
“其实这件事很多地方都可以突破，比如铊是哪来的，谁可以接触到这个东西等等。” 在记者10年后的查访中，一位同班同学对此案久拖未结感到无法理解。
铊和铊盐是剧毒品，在1993年10月1日开始执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安全行业标准（GA57-93）《极毒物品级分类与品名编号》、GA58-93《剧毒物品品名表》中，与氰化物同列A类。据公安局有关人士说北京市工作中需要使用铊和铊盐的单位只有二十多家，能接触到铊的只有二百多人。
朱令在神智清醒的时候，曾向协和医院神经内科主任李舜伟否认她有在实验室接触铊盐的传言。李舜伟对此不敢轻信，特询问清华大学化学系，请求出具书面证明。1995年3月，学校出示学生接触化学药品的清单，肯定朱令并无铊盐接触史。此事被记入病历。
这个证明有可能直接影响了医疗诊断，从而进一步引发朱明新和协和医院1996年12月对簿公堂一事。
据2001年《三联生活周刊》报道：1997年10月，北京市医疗事故鉴定中心作出鉴定，认为协和医院在朱令案中没有过失，不属于医疗事故。1999年4月2日，朱明新败诉。
1995年起，清华校方一直声称，化学毒品管理很严，本科生不能接触铊盐。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清华学生提到，“查遍SCI[科学引文索引]数据库和美国化学文摘数据库，整个清华大学发表的文章中涉及到铊盐的，从1992年到2002年只有三篇。其中有一篇是1996年发表的，从化学类文章的周期来说，其中的工作应该是1994年到1995年之间完成的，这个时间正好是朱令被投毒的时间。”
直到1997年4月9日，当时还在化学系任教的薛方渝教授说：清华大学化学实验室有铊盐，多数本科生确实不接触铊盐，但朱令同一宿舍的女生因帮老师搞课题，能够接触并使用铊盐。
1997年4月28日，清华大学总务处杜总长、办公室马主任，保卫处陈处长，教务处李处长等会见朱令家属。杜处长说，学生正常学习环境中没有铊盐，包括朱令在内的本科生和研究生都不接触铊盐。清华大学对化学药品的管理很好。
薛方渝教授则对朱令父母说，化学实验室里有铊盐，某些学生在课题中能够接触到铊盐，已在电话中告知朱令家属。
6月26日，当时的清华大学党委书记张再兴约见朱令家属，重申了几点：朱令没有接触过铊盐；学校毒品管理是按照规定做的；事发后及时报案，凡是公安局要求的都做了；朱令宿舍被盗不能简单说谁有责任。
朱明新说，在化学系有无铊盐的这个问题上，清华大学对外统一了口径。
直到1998年8月25日北京市公安局约见朱令家属，以下事实才得到确认：经朝阳医院职业病研究所化验鉴定，确定朱令是铊中毒；查清清华大学铊盐的使用情况，确认清华大学实验室购买过铊盐，铊盐毒品的使用没有经过严格的管理和登记；朱令是在学校内中的毒；排除了朱令本人曾使用或接触过铊盐；排除其家属或亲朋接触过铊盐。
国家教委办公厅文件，教备厅[1997]13号对此事定性：1995年5月，1997年5月，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先后发生了两起学生铊盐中毒案件。除涉嫌人为作案外，铊盐未按剧毒品管理是其重要原因。
10年后，物化2班的一名同学回忆此事时说，“至少在朱令病因确诊后，化学系不应该隐瞒分析中心有铊的事实。”
（五）谁是嫌疑人
朱令本人并无铊盐接触史；能接触“铊”盐，懂得毒品的毒性、毒理；熟人；有竞争关系；这些都是凶手投毒的作案背景。了解内情又有几十年破案经验的老公安王补推断：嫌疑人的范围是很小的。
铊是一种缓发性的剧毒物品，致死量在一克左右，进入人体后有3-7日的潜伏期。1995年2月20日，朱令返校后，除2次周末由家人接送往返回家住过两天外，其余时间一直在清华校园内。3月2日回家时她已明显感到身体不适，由此推断凶手的第二次投毒，应在2月27日?3月2日几天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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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节：朱令(3)
在校的两周时间内，除每日去团委办公室用电炉热中药之外，朱令只去系里上了一次实验课，一次准备补考的答疑课以及一次物化课的补考，其他时间都是整日躺在宿舍床上，补习因住院缺考的几门课。身体虚弱的朱令，每日早饭是母亲带给她的面包和壮骨粉冲剂，午饭和晚饭都是勉强撑起，买饭菜端回宿舍半躺着吃，口渴时喝的是同宿舍人帮忙打的水。清华大学宿舍管理严格，男生不能自由出入。王补因此进一步推断：“朱令身边就有凶手”。
“我也深信朱令中毒案中的凶手，应该就在我的同学当中。” 物化2班的一名男同学说。
各种对嫌疑人的猜测最终汇聚到一个人身上，她就是朱令当时的好朋友，同班同学，室友以及民乐队队友??孙维。孙维在实验室里和导师一起做实验，能够接触到铊盐。
孙维回忆说，“９７年４月2日，在即将毕业的前夕，我突然被公安局14处由从实验室带走讯问，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要求我在印有‘犯罪嫌疑人’字样的纸上签名。”
在审讯了孙维之后，公安机关于４、５月间找孙维的舍友们了解情况。
有旁观者说，“孙维和朱令关系亲密，客观上来讲更具便利的作案条件和更多的作案时间。”
有些同学对这样的传言表示质疑：“为什么因为和教授做课题就判定孙维是唯一能接触到铊的人呢？如果她能接触到，那么我们班其他人同样也能接触到。”一位和孙维交往甚密的女同学不相信孙维是投毒人。
孙维承认自己能够接触到配制好的铊盐溶液，但不承认自己是“唯一能够接触铊盐的学生”。“而且学校说实验室的‘管理非常严格’。但这完全是谎言！”
据物化2班同学回忆，“当时在清华大学分析中心下的实验室，相互之间串门很容易，拿些别的实验室的药品也不难。但是多少人能轻易拿到实验室的铊盐，恐怕只有童爱军、李隆弟实验室的人才知道了。”
清华大学化学系的教授李隆弟说，“我和童爱军老师是同一个实验室的，孙维当时是在童老师名下到实验室做毕业论文。朱令不在这个实验室里。同学们是可以随便进实验室进行实验的。”
班里同学认为，“除了投毒人，可能所有的同学都是不知情的，如果凭着一些无端的猜测去指证一个人，这对她（他）其实是很不公平的。”
孙维表示，自己不能够“替学校背这么大的黑锅”。
在可考的资料里，可以看到一些和嫌疑人有关的记录：
孙维回忆：1997年4月2日，公安局14处连续突击审问她，长达8小时，要求她在印有“犯罪嫌疑人”字样的纸上签名。
1997年6月30日毕业典礼之前，系领导通知她，由于她被公安调查不能给她发放毕业证书，并让她的家人来校谈话，说学校接到公安通知，缓发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当时接待孙维的一位校党委领导认为，校方没有任何责任；想让清华认错，是绝对不可能的。
7月初，孙维家三人到公安局领取孙维的出国护照，公安局没有发给她。
9月29日，经过孙维家人的多方要求，系领导打电话通知孙维第二天去学校领取证书。
12月30日，薛方渝探望朱令时说，毕业证书由他交给孙维了，因为公安局不承认是他们授意不发证书。解除对她出国限制的原因为：从目前看孙维有疑点，但认定其犯罪的直接证据尚没拿到。
朱令家人说，1998年8月，公安机关曾经透露，孙维是疑点人。
而孙维表示，1998年8月，公安14处宣布解除对她的嫌疑，承认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她和朱令中毒有关
孙维透露说：从1997年4月起，她和家人反复请求对孙维再次讯问、安排对证和测谎，但公安机关均无答复。2002年，她无意在家中发现两个窃听器，“这个意外发现并没有让我们生气，反而觉得是件好事，因为我问心无愧，把我的真实情况让公安清楚正是我求之不得的。”
孙维声称，1997年4月和5月，她分别收到朱令舅舅的“恐吓信”两封。她提到，一位律师让她注意人身安全，暗示她现在有人会“买凶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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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1节：朱令(4)
孙维声称自己多次提出希望能和朱令家人沟通，消除误解，但公安说：“朱令家人误会很深，即使你们和她家人见面，恐怕也很难改变他们的想法。我们也做过他们的工作，非常困难，没什么效果。你们千万不要和他们接触，很可能会有危险。”
而朱明新则说，自己和家人从来没有得到过孙维试图与他们沟通的消息。而且1997年4月，朱令舅舅电话孙维父亲要求沟通，孙维的父亲拒绝了。
（六）此案敏感？
10年前，化学系的一位教授透露：“公安局交代，关于谁接触等情况不能讲。”
10年后，物化2班的同学被骤然问起，笑容消失，言辞稀少：此案在当时非常敏感。
10年前，清华大学派出所所长李慕成对朱令父母说， “有对象”。“上面批准后，开始短兵相接。”
10年后，李慕成已经退休，对记者说，“这件事是市公安局十四处刑警队李树森主办的，我们只做协助工作。”
10年前，清华大学化学系老师传出消息，拟定的侦破行动，因为等待公安局领导批准再次被延期……
10年后，处理此事的化学系老师含糊应答，案子是学校出面处理的，已经说了到此为止。
曾主要负责这个案件的公安局十四处李树森，接到记者电话时态度很和善，“这件事在调查工作中已有一定结论，从个人来讲，我不愿意回答；从公安民警的纪律来说，我不宜发表意见。领导要求我怎么向媒体说一些事情，我只有照办。”由于公安纪律的要求，他表示只能说抱歉，没办法开口回答问题，“这件事情很敏感，过去那么长时间了……”
“这个案子年年有人问，年年没结果。”一位已经远赴美国深造的98级清华化学系学生对他的学妹说。
坊间传言是，嫌疑人孙维有着特殊的家庭背景??她的祖父是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副主席、名誉主席，全国政协常委。基于此有人传言，朱令案不能了解的症结就在于此，案件的特殊性和敏感处在于此。但此观点道理几何，尚无人能够考证。
孙维1997年出国未果。后与一名海归结婚。2004年，孙维曾经在诺基亚中国有限公司北京任项目经理，后辞职离开诺基亚。
10年来，孙维家人从未试图对这件事的前后做任何辩解。直到2005年12月30日，一个注册为“孙维声明”的ID在天涯发表《孙维的声明－－驳斥朱令铊中毒案件引发的谣言》，声称“我是清白无辜的。我也是朱令案件的受害人。”她解释自己在十年内沉默的原因是，在案件告破之前，与朱令家人进行理智的沟通是根本不现实的。她认为自己没有“投毒动机”。
记者手记：“只希望真相能大白于天下”
10年来，朱令的身体状况并没有明显的进步。几次生命濒危，虽然都万幸被抢救过来，但长期的卧床不起，导致她腿部肌肉萎缩，肺也萎缩到了第四个肋骨，只能依靠腰部勉强支撑背部。
“她过去还比较清醒，最近几年也有些神智不清了。”朱明新经常半夜惊醒，习惯性转身看看小床上躺着的朱令。她发现女儿经常整夜睡不着，睁大着眼，呼吸沉重，仰躺不能翻身。床边立着氧气瓶，床头是一个旧的布娃娃。
2004年的一天，朱明新在家里突然摔倒，而后昏迷了一个星期。
“颅脑血管破了三根，只有开颅，把头盖骨拿掉，补一块巴掌大的钛合金。”大夫对她的老伴吴承之说，“不是半身不遂，就是痴呆”。
她竟然是挺了过来，也许是小的那一个，还牵动她的心。而她也终于意识到，他们已经到了扶不动女儿的年岁。
2005年的冬天不请自到。朱明新骑着自行车，在北京市公安局信访局和刑侦总队总队之间来回奔走。她看到，有人把接待人往里屋推：“这个案子当年很有名的……”接着几次之后，所有人都开始装着不认识她。
“只是希望真相能大白于天下。不然我倒了，女儿无以为托，怎么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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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节：王兵(1)
王兵：《铁西区》与《和凤鸣》
2007年4月，王兵被《南方人物周刊》提名为“2007年青年领袖”之一，记者以此为由头采访了王兵。
记者：吴虹飞
当王兵单枪匹马用一台小的DV摄影机进入铁西区的时候，正是1999年末。…….
一位工人躺在凳子上谈他个人的经历……仅仅是十分钟之后，他命运的改变就开始了，一个人走了进来告诉他工厂停产了。王兵觉得他拍摄到的那个时刻特别重要，拍摄的时候它是未知的，摄影机和这位工人共同度过了那一刻，王兵对它记忆深刻。因为摄影机的见证，这个时刻在时空中凝固，不再消逝。
（吕新雨，《铁西区：历史与阶级意识》，2004《读书》第1期）
王兵本来只打算在铁西区拍摄3-5个月，但是一旦开始进入，他在那里消耗了18个月。那是一个漫长的，孤独的时期。却是青年王兵最快乐，最单纯的时期。“你可以不断获得来自生活的冲击，可以用内心来感受真实，而不是只是依靠知识。在这个过程中你会获得自信，你的生命就在活着的进程中，你能感觉到时间，和所有的一切。”
他沉浸在某种狂喜之中。他逐渐发现了一个世界，一个庞大的，深邃的，理想没落的世界。而粗野的，生机勃勃的创造力，每天都在废墟之上发生。这是年轻时期的王兵，倔强又单纯。过早地失去了父亲，过早地放弃生命中的许多可能，过早地承担了寂寞，空虚，负担。他的一生中终于找到了第一个原点，令他黯淡的青春发放出罕见的光彩，从而生命具备了重量。一开始，他只是谦卑地试图解决电影本体语言的问题，怀着野心控制着光影，却远远没有预料到这一切在中国记录片史上的重要。荒凉而颓败的工厂终将被埋葬，班驳的记忆也即将更新，那300盘的资料磁带始终没有找到一个机构可以收藏而渐渐遗失，我们在今后的时间里也可能会持续性地保持缄默。而这有什么关系呢？在当时，在现场，在将来，而所有的人都在表象中活着，用卑微粗野的生命，和冰冷庞大的命运面面相觑。他们没有害怕。王兵默默注视这一切，他不害怕。多少人无法面对自己的内心，作为艺术家的王兵无所畏惧。
冰天雪地里的铁西区，巨大的工厂，蔓延的铁轨，缓慢而阴郁的火车，路边上的残冰和枯树，哈着气的行人，艳粉街的少年追逐女孩子，要给女孩子买花。那就是一场关于青春的剧本，没有经过排演，没有经过美化，那样卑微，平凡，生命在戏谑中消耗了，失去的是时间，得到的是什么？
令人感动的是那架无声的摄象机，一直忠实地跟在人后。一双沉默的的眼睛，它注视着这个即将消失的世界。王兵保持了严格的沉默。18个月，坚持着沉默，坚持着，注视。
让我们感动于生命。它的卑微、琐碎、麻木和恳切。这里有着生活的无奈，还有着不明不白的爱情，无中生有的忧伤，不知所以的尊严，以及无意中流淌过的时间。
“我们想创造一个世界，但最终这个世界崩溃了。”铁西区，工业文明的废墟，凝聚了一代人的理想，隐喻了一个时代的兴衰；它是一个庞大的寓言，一个不可回避的谶语。中国的计划经济在做最后的挣扎。这些曾经辉煌过的，曾经活在一种虚幻的全民热情中的社会主人翁，在让出自己的位置，出让所有的青春和对生活的期待。铁西区是他们曾经的襁褓，可是这个世上将不再有这样大的襁褓。
我们依然要感谢这群人：这群坚持做着记录片的人，坚持着见证和反思。感谢他们为消逝的历史，为这些热闹非凡的人间图景，做了另外的注解。大家依然要继续遗忘我们的生活，大步奔向前。脚步太快了，而这些人却守望着逝去的时间碎片，记录那些我们执意要忘记的，隐秘的内心世界，目光炯炯。这里没有艺术家，只有一个忠实的，重复着琐碎事务的记录员。他们这样诚恳，沉默，和虚浮的世界对峙。他们如此年轻和衰老，天真和沧桑，心中充满轻灵的梦想，他们站在现实的大地上，拒绝虚饰，虚幻，虚伪。向往光明，却执意留在黯淡的时光机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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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3节：王兵(2)
当今世界，还有比真实更可贵的品质吗？
浮躁和轻狂是这个时代最明显的特征。我时常疑惑，一个在这个商业社会里没有显赫地位，没有雄厚资本的人，究竟能不能成为英雄，一个内心无所畏惧的人是否可以成为英雄？一个只会憨厚地微笑着的，尽量保持善良的人，保持着某种良心和道德的高度自律的人，他们是否成为英雄？当时间消失，这里只剩下影像。那个后面无声记录的人啊，许多年后他老去了，可是他曾经紧紧跟随着历史，注视着它。他没有虚饰它，它没有夸大它，他这样平等地注视，而注视，成为了最具悲悯色彩的手势。
（一）《和凤鸣》
人物周刊：在2006年10月16日闭幕的首届中国独立电影论坛上，纪录片《和凤鸣》作为闭幕电影进行了放映。今年的五月份的戛纳电影节，在非竞赛单元即将播放这部记录片。该影片主要通过和凤鸣的叙述，记录了中国从20世纪四十年代末到90年代，一个个体经历的漫长历程。国内的学者钱理群，崔卫平给出高度的评价。
和凤鸣老人曾经在2002年出版过一本书《我的1957》，你如何想到去拍这样的电影？
王兵：拍完铁西区之后，一直想做新的电影，但也一直也没去做。创作是一个很矛盾的事情。我自己到底该做什么事情，有时比较犹豫，有时又比较肯定，一直在反复。有很多的题材去做，很多的理由去做任何一个题材，也有很多事情有很多理由不想做。
《铁西区》做的时间比较长，一方面从题材和结构上都比较完整，我对事物的审视的能力，感受的能力，也是到达了一个极限。所以我对第二个片子一直很犹豫，不知道怎么去拍。
我和这些老年人，70、80来岁的这些人有不少交往，我一直想这些人几十年的生活，他们究竟是怎么想的。
人物周刊：有些学者试图把你的作品，放到历史的架构去解读，而你本身作为创作者，你的初衷是关心的是历史，还是他们的内心？
王兵：我还是更关注他们的内心的问题，真实的情感比宏大的历史更为重要。中国在经历这么几十年之后，内心里总是有很多不愿意去说给另外的人听。当你慢慢接近这些人之后，你发现，他们有特别多的话想要说，却找不到一个合适的对象。
人物周刊：你用光线来解决有关内心的问题。整个片子，随着叙事的推进，光线越来越暗。
王兵：我认识她很长的时间了，对她的生活也比较了解，大部分时候我会让她自行叙述，从1949年开始谈起，从18、19岁的青年时期开始谈起，一直她往后的所有经历。四，五个小时几乎没有打断。老人长期独自生活，动作和体态都显得迟钝，身体也不是那么健康，她的家光线比较阴暗，长年一个人生活，让你感到她始终在一种忧郁之中。我也希望把这些信息真实地，转化为电影的语言。我等到下午的四五点的时候去她家。把光锁定后，随着谈话的时间的推进，内容、感情越来越激烈，而光越来越暗。她谈到她在极端艰难的时期想自杀。她去买到了自杀的毒药，她的小儿子站在门口，叫她妈妈，妈妈，她并没有理会；她讲到她丈夫死了之后，她晚上躺在丈夫住的地方睡觉，她喃喃讲到她内心的冲动，那种特别激烈的冲动，对自我的询问；她讲到30年后又回到她丈夫死的的地方去祭奠，看到的残留的坟堆，都让人动容。而光线在叙述中逐渐消失。
等天全黑了，我们才全部打开灯。大家才看清楚叙述的老人的样子。仿佛我们都从一个漫长的噩梦里回到有光的现实。
人物周刊：亮了灯后你看到老人的感情是什么样子？
王兵：我觉得她内心始终很平静。她始终不激动，这些平静让我对她产生了敬意。
人物周刊：也许因为和凤鸣恰恰是一个知识分子，所以才有述说的愿望？
王兵：人是一样的。知识分子也好，其他人也好，都是人，都有他的共性。他们到了这个年龄，都有很多的话要说，这是表达方式是否能够让人接受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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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4节：王兵(3)
人物周刊：你认为这些记录片对她的生活而言会有什么改变吗？
王兵：我觉得不能有什么改变。他已经是75岁的老人了，还能够有什么改变吗？
在拍片子的过程中，我发现，我没有能力帮助过任何人。并非是说没有感情，只是在现实面前我们都显得很无力。
人物周刊：有人认为，和凤鸣只是提供了一个声音文献，提供了一种口述实录的真实口述现场。
王兵：我的影片，不是为了证实一个事件，而是为了更深入地了解一个人的内心。
如果人对人完全失去信任，那我们在谈论一切问题就会变得没有意义。世界唯一能够变好，那是人不断地要获得人与人之间的信任。
但是文化总是在它的进程中不断地，重新地，让人获得信任感。人的意识和文明的进程，总是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地得到矫正，知识也好，感受也好，情感也好，都是在这样的变化中调整和矫正。我们不能总是用文本的方式去衡量的世界，如果连常识都不能相信，基本的经验和常识都不能去相信的时候，我们会活在虚无之中。
二、《铁西区》
人物周刊：英国学者佩里?安德森评价《铁西区》，象透纳的油画。虽然好评很多，你的片子却不大众。有人认为，《铁西区》的长度和容量会阻碍的传播。从这个意义上讲，《铁西区》是远未被消化的电影。
王兵：电影应该只忠于创作者的意图。你想拍的东西，只要跟你的内心相符就可以了。
艺术电影受众很小，小圈子很小，但是却给电影的发展提供了的语言实验拓展的可能性，不停地给电影带来新的体验和感受，制作的方式的革新，也提供了商业电影怎么能够向前走的实验模式。
中国因为电影文化本来就很薄弱，历史本来就很薄弱，商业电影和艺术电影的发展都不是很尽人意。只有在艺术电影和商业电影的存在和平衡，哪一部分都不被忽视的话，电影才能够健康。
人物周刊：在很多国家的电影学院，《铁西区》是上课时用的教材之一。《铁西区》提供了什么样电影语言？
王兵：对我而言，铁西区提供了关于时间的问题，空间感，戏剧性，以及寻找一种自我叙事的可能。它的隐喻如何产生，作者情感和生活的真实，如何外化到电影语言中去。我自己做了很多电影本体性语言的尝试。关于结构，我用了铁路、工厂、生活区（艳粉街）三部分相互校正和呼应的结构方式。
从电影语言上，关于铁西区我一直在想，一直在犹豫的问题。我们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下成长的人，当我们用独立的视线来创作，但我们在语言构造上，却没有改变计划经济留下的痕迹，在整个东欧，都有这样的痕迹，集体性，所谓语言要的“波澜壮阔”。实际上艺术跟这些没有关系。
人物周刊：我有时也意识到了。你在拍铁西区，你也是非常快地，首先想到了这些事物的强大的隐喻功能。计划经济庞大的寓言。你也强化了它，当然运用了大量的细节和材料，但是你搭建的框架，还是有着许多计划经济时代的叙述痕迹。
你还是很关注历史的？你是如何获得历史的知识的？
王兵：如果一个人连历史都不关心的话，他怎么创作呢？
（上世纪）60年代，大批的青年人离开家乡，离开父母，寻找另外的生活轨迹。他们不再受父母的影响了。对世界的认知，意识形态更多的是一种集体经验。我们现在这一代人，到我们未来的孩子，就在这几十年当中，被改变了。这样的转变给整个人类的历史就造成了割裂。现在新的年轻人，对延续的历史很忽视，或者很麻木，我觉得真正的原因是这几十年的社会生活造成，而非中国人原本是这样的。这样的问题没有引起足够多的我们的重视。
我特别尊重食指。他纯粹、淳朴，健康。虽然他以一个精神病人的面貌出现在世人之前。谁说他是精神病人的？有些人做了多少精神病人才会做的事情。我觉得在这个癫狂的时代，多少人用极大的理性来做非理性的事情，这难道不是最大的非理性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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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5节：王兵(4)
人物周刊：你会尽量做一个善良的人吗？
王兵：每个人都想做一个善良的人，这个世界上不存在恶人。这些年我一直有这样的感受：很多人选择了我们在我们看来残忍的，没有道德和良心的方式来对待其他人，我们可以说，这些人是坏人，可是他们在这样的社会现实当中，他们采取的方式，也许是毫无办法，也许是一种无望的方式吧？
人物周刊：中国电影的问题是什么？
王兵：对于一个想做导演的人来说，当你拍了一个片子之后，你发现问题变得很麻烦。所有的纷踏而来问题都和你的创作毫无关系。很多人拍出那样的电影，我想这也不是他想拍的。在电影文化史当中，我们给电影创造的空间太小，太窄了。我们围绕电影产生了很多争论，但大部分都和电影本身没有关系。
我进入这个行业快十年了。我还能有多少个十年？我从来没有看到别人投资我的希望，我觉得这个希望很渺茫。未来的十年也是很快过去的。那时我们就已经老了，再过十年我们进入老年，人的创作的时间是有限的。到了那时我们放弃创作了，还能做什么？
如果你什么也不要，什么也不想，也许这样你离电影还近一些。
人物周刊：你如何考虑创作中的道德感？
王兵：道德当然很重要，如果把道德都否定了，这个人也太可怕了吧？
我们的道德是在传统中形成的，（大声地），我们都是传统的人，我们没有现代人，如果有人认为他是一个现代人，那么他错了。
人物周刊：你的电影对中国的现实有什么意义？
王兵：对目前的现状没什么意义，将来也许有吧。现在大家太忙了。他们都在一种幻觉的真实中生活。很少想了解自己。每个人都很累了，都需要放松，我的电影又不能让大家轻松，有时还让人增加对现实的恐惧。我对未来有些忐忑不安。我不知道将来会是什么样的，但我已经没有什么疑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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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6节：徐星(1)
徐星：“我才五十岁，还很年轻”
本刊记者：吴虹飞
徐星的家，在北京的一个普通居民楼里。
早上十点，屋子里穿来钢琴的声音。叶塞尼亚，这是徐星的晨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