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妮丝丈夫是谁？我们一直都不知道。现在贝妮丝大概没有什么恐惧和顾虑了。
贝妮丝捧着鲜花激动地说：“我就要见到他了！……我们整整八年没见面了！这是我给他写的第一封信，你们要听听吗？”说着，她站在客厅中央，把她心中以往的秘密毫无遮掩地袒露出来。
当贝妮丝刚一说出她丈夫的名字时，我们都大吃了一惊。原来她的丈夫正是那位在国际上小有名气、被台湾当局先后关禁了２５年的“美丽岛事件”发起人——石诺雷！他现在要竞选台湾第二大党——民进党主席。这个４９岁生涯中有２５年在监狱度过的台湾高雄人的战略目标，就像曾经是狱中作家的捷克总统哈维尔那样，成为一名台湾总统！
不久后，纽约报刊的一段奇特的报道都吸引住了我们：
异国婚姻 敌对观点 奇妙感情
石诺雷贝妮丝手牵手
忆往事谈将来皆坦然
报道说：台北，一千多人高举着蜡烛欢迎石诺雷的美籍妻子贝妮丝，面对着大群记者和千百只在黑夜中闪烁的烛光，阔别十年，昨日终于在台北机场相逢，贝妮丝的感觉是“非常感动”，石诺雷却说：“掀不起巨大浪花。”这对异国夫妻昨天面对记者坦然地表达了他们对感情和婚姻的态度，这对夫妻彼此都有精采的看法。
贝妮丝首先表示她是“大女人主义”，同时又离不开男人，石诺雷则称自己一贯是“大男人主义”。
石诺雷说，他当年认识的外国女友中，贝妮丝并不是最漂亮，学历也并非最高。但是，他强调他观察一个人，并不是靠单纯的条件，而是“当成十项全能运动，总分加起来，贝妮丝分数最高。”他形容贝妮丝是一位有风度的女人，在最困难的时刻毅然嫁给他，并且想尽妙计让他躲避逮捕。但石诺雷也指出异国婚姻的困扰，他说贝妮丝拒绝在中秋节陪他去看月亮，而贝妮丝感到兴奋的圣诞节，他却丝毫没有兴趣。石诺雷坦率地说：如果需要一位贤妻，他会把贝妮丝首先“删除掉”。对于俩人的未来，石诺雷笑着说：“可能离婚也说不定。”贝妮丝则讲她欣赏石诺雷的理想和刚强毅力，她认为他才是她生活和精神上的支柱。但是，她不愿再当这位英雄感情上的“监狱官”，“我是女人，我有自己的感情需要”。贝妮丝坦白地说，毕竟已分开了十年，她希望外界不该对他们过于期望。“这样，我可以写一下自己的浪漫史，不过现在暂时不愿意再浪漫了。”贝妮丝含情脉脉地望着丈夫，他们两手紧握。
感恩节前夕，贝妮丝飞回纽约，去宾汉姆顿学院办事，顺便来到曼哈顿公寓看望我们。原本我烤了火鸡准备高举香槟庆贺老友重又相聚，但那天却和贝妮丝爆发了一场几乎不可收拾的争论。原因是我在报上看了她丈夫那个党的竞选纲领，对这位“未来总统夫人”不满地责问道：
“嘿！你和你那位先生想搞台独是不是？……他是中国人不是？”我虽然很佩服她先生在狱中的刚强毅力，但对他现在搞的台独——要把中国和台湾永久地分割开，却有一种自然滋长的民族感情的逆反心理。
“不许你指责我的丈夫！”贝妮丝嗔怒了，我很少看见她震怒的样子，她前胸起伏，双手微微颤抖：“我是中国人的妻子，我了解中国，也了解台湾……”
我们围绕“台独”问题，争论得面红耳赤，但谁也没能把对方说服。观点的对立并不妨碍我们仍是一对要好的朋友。当室内飘来烤火鸡的香味时，我们之间的火药味顿时消散和好如初了。
我把烤得金黄香脆的大火鸡往餐桌上一放，对贝妮丝说：“好了，等下次你到大陆来，我带你到南翔去吃小笼包子！”
台湾！这个相距得多么近，又多么遥远的小岛啊！我们相互约定，将来一定要去台湾看看，去看看美丽岛、看看高雄，也去看看贝妮丝那个为之骄傲的家。
１９８８年，也就在我们结婚两年之后，我带着麦克回到了日夜思念的祖国。我拼命地拥抱亲吻久别三年的女儿，麦克也久久地拥抱着我女儿。一眼就看得出来，他爱她，她也喜欢他。在短短的一个多月里，我们背起行囊，马不停蹄地按照麦克事先拟定的路线，跑遍了万里长城、故宫、颐和园、景山和北海白塔（因为我喜欢唱“水面倒映着美丽的白塔！”），参观了孔庙、中山陵、西安兵马俑馆、布达拉宫，流连于桂林山水、云南石林、西湖风景、苏州园林和哈尔滨太阳岛，我们还登上了黄山、泰山。因为麦克走得太慢，我们总是差点错过班机。他几乎每走几步就要停下，拿起摄影机拍个不停。
“中国太美了！中国太大了！从德国到瑞士，只要一小时，从德国到法国，也只要两小时；可是从西湖到兵马俑，却要整整三天！”他对中国的山水古迹、风土人情赞叹不已。有一天我们来到浓荫遮掩的四川眉山三苏祠，祠宇回廊、亭台楼阁，竹影摇曳，疏密错落，一片幽静。我告诉他，“三苏”即苏洵、苏轼、苏辙，父子三人都是北宋名噪一时的大文学家，尤以苏轼为一代文豪。“中国历代的文学家并不比歌德、席勒差！”接着我又问麦克，为什么在中国，人人都知道贝多芬、莫扎特，而在西方却少有人知道孔子、老子？麦克连连摆手说：“你又要打‘文化战’了吗？在中国游览期间我可是宣布停了战的！”说罢，他爬到三苏祠庙台上，让我给他拍照，他说要把这张照片挂到他在慕尼黑的那个宅子中。
他非常喜爱我从小生长的城市上海。他喜欢在幽静的淮海路上和我并肩散步，路过音乐学院的红墙时仔细听听有没有肖邦或德彪西的声音；他踮起脚看我小时候朗诵过《渔夫和金鱼的故事》的盖斯康幼儿园，想看看我曾经躲在哪个角落里孤独哭泣；路过外滩上海外贸局的那幢花岗岩大楼，我就指给他看医务室的玻璃窗，从那里我曾经飞出许多文学梦想……有一次，我们来到了上海老城隍庙，正好遇到一个乡下老人蹲在地边爆米花，边上有几个孩子用手指塞住耳朵，瞪大眼望着黑铁制的圆型爆米桶，只听那老人高声喊叫：
“爆——炒——米花——喽！”
随即他用大腿使劲跺了下爆米桶下的黑铁杠，只听“嘭”的一声轰响，白色炒米花如烟火迸出，洒了遍地。爆米花老人的一举一动，连同孩子们的欢叫声，都引起了我小时候的回忆。麦克则激动不已地大声叫着：
“在中国度过童年太有意思了！太有意思了！”
一个没有抢到足够米花的小男孩，前襟上还挂着几颗嘴里掉下的白色米花，两只小手捂住脸，站在那里呜呜哭了起来。麦克跑过去把他抱起来，这孩子有着红扑扑、非常可爱的圆脸，一双又大又亮的黑眼睛里满含着泪花，麦克看了又是怜爱又是可笑，和蔼地问他：
“你为什么哭啊？”
那个男孩立即止住了声，泪水还挂在他的面颊上，他瞪起那双又黑又亮的大眼睛，突然问麦克：
“咦，你的眼睛怎么会是蓝的？”
麦克哈哈大笑起来：“因为它一生下来就是蓝的！”这笑声响彻在天空，响彻在圆明园、黄山、泰山、长江、布达拉宫……在我的可爱的祖国的上空，处处都有麦克那豪放动人、无忧无虑的笑声！
伏尔泰说：上帝赐给人类两样东西：希望和梦想。麦克——我的蓝眼睛的欧洲小伙子，你的心地像水晶般的透明善良！
此刻，慕尼黑郊外的森林如《蝴蝶梦》中那样幽深寂静，在那匹叫做“劳伦斯”的奥地利黑色种马的马背上，又多了一个小麦克——我们的小安德鲁，这个欧亚混血的一岁小男孩，也像麦克小时候那样戴着一顶黑丝绒的小骑帽。
又是一个晴朗的早晨，我们三人骑着马，向森林中那一片无涯无际的浓绿中驰去……
１９９２年１月４日—１月２０日
于慕尼黑、纽约第六章 曼哈顿的中国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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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哈顿是个奇迹。
曼哈顿是无数现代派建筑高耸的“钻石森林”。中央公园则是钻石森林中的翡翠。
纽约——美国第一大城市，濒临大西洋，位于美国东北部纽约州的哈德逊河口上，１８９７年以前的纽约市就是曼哈顿一个岛，后来，相继有几个区并入纽约市，才成了今天包括曼哈顿、布朗士、布鲁克林、皇后和史泰坦岛五区的大纽约市。曼哈顿比上海小得多，占地只有２３平方公里。１６２０年，欧洲大陆首批移民乘“五月花”号，越过大西洋的惊涛骇浪，登陆美国。而欧洲人首次来纽约，却要比“五月花”号更早一百年，意大利航海家佛拉扎诺（GIOVANNIDAVE，ERAZANO）最先于１５２４年发现纽约港是个风和日丽的良港。今天横跨在布鲁克林与史泰坦岛之间的世界第二长吊桥，便是为了纪念他而命名为佛拉诺大桥；而著名的哈德逊河的命名，则是为了纪念另一位于１６０９年来纽约探险的英国航海家哈德逊（HenrHud－son）。
荷兰人于１６２４年首先在此建立殖民地，称曼哈顿为“新阿姆斯特丹”。英国人于１６６４年夺下这片土地，改名“纽约”。荷兰人一度又于１６７３年夺回，改名为“新灯”（NewLight），意即照亮世界的灯塔，于第二年即１６７４年又落入英国手中，正式复名为“NewYork”（纽约），直至如今。
在独立战争中，纽约是反英的１３个殖民地之一。１７７６年长岛战役，华盛顿被英军击败后，纽约市曾经成为美国的第一首都，美国第一任总统宣誓仪式，就是在纽约曼哈顿召开第一届国会的联邦大楼举行的。那时整个纽约——也就是整个曼哈顿只有一座教堂、十几座磨坊，一幢用来召开联邦会议的维多利亚殖民期的小楼房。然而仅仅２０年后，曼哈顿南端的华尔街上高楼林立，诞生了全世界最早的纽约股票市场！不久后又诞生了哥伦比亚大学、纽约大学。在以后的年代里又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了大都会歌剧院、大都会博物馆、百老汇商业中心，直至今天蜚声于全世界的帝国大厦、中央公园、洛克菲勒中心、第五大道、联合国大厦、世界贸易中心……
曼哈顿是一个奇迹！
因为人生本来也是一个奇迹！
创造了曼哈顿的昨天和今天的人，就是一个奇迹！
一 美国担保人——维廉·柯比（William kirby）
不可否认，我从小就梦想周游全世界，这是许多孩子都有的梦想。可是如果没有红卫兵大串连和上山下乡，我连上海都别想迈出一步。在大串连中，我看到了西湖苏堤、白堤如人间天堂般的图画；也看到了黄土高原赤裸的贫瘠、寒鸦飞绕的孤村、凄凉的院落。后来我又去了黄山，在惊叹黄山之壮丽幽美之时，又提心吊胆地想着自己的钱袋：玩一天黄山就要扣一天工资。
每当我的病人们——那些上海外贸局的外销员们出国归来，和我讲他们在国外的所见所闻，以及在国际商场中斡旋拼搏，大展身手为国家创汇时，我听了都激动得不能自已。后来我动手为他们——这些外销员们写报告文学和电影剧本。可是我能写什么呢？在我写《德黑兰的雾，真热》时，我就胡思乱想德黑兰是什么样子的，怎样去描写那些街道、城堡和波斯湾民族古老的历史遗迹，不然别人怎么知道这是在德黑兰而不是在葡萄牙发生的事情呢？写上海丝绸进出口公司参加东京和巴黎的时装表演时，我也是挖空心思去回想电影中或者干脆是在梦中所知道的东京和巴黎。当我描写银座和香榭丽舍大街、塞纳河时，我觉得我就像一个盲人在摸着琴键弹琴一样。有一天，我跑进党委办公室，突然出现在党委书记面前：“我要当外销员！我请求领导改变我的职务，我可以现在就旁听外贸学院的课程，两年之后，我一定会是一名好外销员！”
党委书记先是大吃一惊，当他明白过来之后便哈哈大笑起来：
“周医生，你真会异想天开！一会儿写作，一会儿又要当外销员。这怎么可能呢？”然后他话锋一转，“计划生育统计表都登记全了没有？局工会在催哪！另外，单证科有一名打字员想生第二胎，你得好好去做做工作，怀孕六个月之内都要强迫流产，这是根本大计！千万别让她生啊！”
这就是我的“生活轨迹”，你只能回到你原来的“生活轨迹”上去。
我那时还没有想到要申请出国自费留学，我那时还认为：出国就要像外销员那样，或者像演员、作家代表团那样，代表国家出去，堂堂正正，让外国人抬起头来看我们。至于到国外当保姆、打苦工，那简直是耻辱，不堪想象。经常在我脑子里转着一个问号：“为什么中国人就不能旅游世界？”像香港、日本的那些工人那样，堂堂正正地到世界各地去旅游？我敢打赌，如果那时准许个人出国旅游，我会立即把家里的彩电、“聂耳”牌钢琴、洗衣机统统卖掉，哪怕四处借债也要张罗一张出国机票！
当然我的“堂堂正正”的出国梦想在当时是不可能实现的。
我曾经反复地思考过法国１８世纪哲学家伏尔泰的一句话，他说这句话时是在１７５８年：
“据说在某些国家里禁止公民离开命运使他们降生的地方；这条法律的用意是很明显的：‘这个国家太坏了，治理太糟糕了，因此我们不许任何个人离开，以防所有的人都跑光。’”人们当然不会从中国跑光，从今天来讲，即使跑走了，最终还是要再跑回去，为什么国家就不开明点呢？为什么国家就不考虑考虑许多人——特别是我这样喜欢幻想、把精神生活考虑得比生命还要重要的人的需要呢？
每一个人来到美国前都有一个故事。我的故事已经十分明了，既然我不能堂堂正正地出入国，既然我连跨出上海一步都如此艰难，那么我一定要设法改变它：改变自己的命运，改变自己的生活。
这个念头是逐日增加并且逐日强烈起来的。
１９８２年初，有个外销员从虹桥机场接外宾回来，对我说：“周医生，好多人出国留学啊！每天机场上都有不少跟你年龄差不多的人，拎着大箱小箱的。你怎么不想出国留学呢？”又有一次，另一名女外销员到医务室，兴奋地说：“你猜我看到谁了？在虹桥机场我看到陈冲了！她去美国留学！”１９８３年，当我向党委书记提出要当外销员遭婉拒后，我的一名外销员朋友小林——他后来考取了研究生，对我说：“周励，你想到外贸学院旁听，当外销员，这是一个很奇怪的念头。你有这个决心有这点魄力，为什么你不出国自费留学呢？”
外贸局的小林——他是大家公认的最聪明最有前途的男孩；小顾——外贸局业务考试第一名、大家公认的最漂亮最善良的女孩——他们两人现在都在香港不同的公司担任要职，成了我终身的知交。我挚烈地爱着我的朋友们，分担着他们的喜悦和忧愁，倾听他们内心的声音。我讨厌小市民。我记得黄药眠的自传中有一句生动的描写：
“有一次在船上，我看见一对油头粉面的青年夫妇，一天到晚捧着茶壶嘬着壶嘴，口里不停地嗑着瓜子，这无知的小市民，是多么令人厌恶！”
那些人并不会因为你的厌恶感而消失。我有健全的灵魂，我总是喜欢幻想，并且爱把幻想变为现实。
当我的外销员朋友们不断地把祖国开放的气息带进我的小小医务室时，我终于在１９８４年下决心申请赴美自费留学。我要把幻想变为行动，我要改变生活，看看世界！
有时候幻想对生活是多么重要啊！在这幻想中集中了我所有的精力和全部情感。我又一次感到自己是一个真正的人，因为，我感到了一股强烈的热情，像蓝色的火焰一样在燃烧。那时候没有什么出国留学指南一类的书籍，我的一位在上海歌舞团的朋友曾经请求我找外销员为他填打一份入学申请表格——那份杨百明翰大学的申请表格也就是我第一次看到的美国大学入学申请书。从梦想到现实仿佛有十万八千里。所有出国留学的朋友都有亲戚在美国，或是在香港澳门，能为他们提供担保及生活费用。也有个别极优秀的学生通过了李振道主持的出国训练考核，就提全免奖学金。我一无所有，我是一个没有任何海外关系的人，这反而使我产生了跃跃欲试的一种兴奋。从复旦大学一位刚刚通过李振道博士出国考核的研究生那里，我知道了要找美国的学校，只要到上海图书馆四楼资料室即可找到。于是我骑自行车到了人民公园边上的上海图书馆，一口气抄下了纽约二十多个学校（第一章《纽约商场风云》已述），将二十几封外销员帮我打的英文信统统发出，连同我发表的二十来篇翻译成英文的作品——我知道，我的唯一资格就是这些发表的作品。我既不能学医——美国医学院不收外国临床学生，也不能直接学商——因为我没有外贸学院或经济学院背景。那么我想来想去，只有一条路好走——报考文学院，申请攻读比较文学研究生，到了美国再转学商业管理。
还记得１９８４年盛夏时节，一天下午，家门口地上有一封信，我拣起一看：是纽约州立大学宾汉姆顿学院文学系主任来的！整整三页长信，表示他对我的作品非常感兴趣，他认为我一切条件具备，现在只是依美国法律需要一份经济担保书。他并且随信附来了一份空白的经济担保书，让我请担保人填好了寄回学校，以便在秋季尽快入学。
只见担保书上的英文写着：
U．S．Department of Justice Immigration and Naturalization Service A fidavit of Support FormI－１３４（Rev．１２－１－８４）Y中文意即：美国司法部移民公证处担保宣誓书I－１３４表格
最严格具体的是其中第十一项：
１１．（Complete this block only if the person named in item ３ will be inthe United States temporarily．）
That I □ do intend □donot intend，to make specific contributions to thesupport of the person named in item３．
（If you check“do intend”，indicate the exact nature and duration of thecontributions．
For example，if you intend to furnish room and board， state for how longand，if money，state the amount in United States dollars and state whether it isto begiven in a lump sum，weekly，or monthly，or for how long．）翻译成中文即是：
我愿意（或我不愿意）提供特别的援助给这位被我担保来美利坚的人，包括确切的金额和年份。例如：提供房间膳宿（标明多长时间），如果提供现金，请指明美金数额。是一次付清或按周、月定期支付，支付至何时为止。
这样的担保书我后来替不少朋友填写过，帮助他们来美。可是在１９８４年整整一年里，我无法给那位教授回信：我上哪里去找一位担保人？祖宗八代都在中国。写信给已去美国、加拿大留学的朋友，均回信曰外国人不愿为没有见过面素不相识的人担保，再说那些朋友们自己也很困难。这事已经成了我出国留学不可逾越的障碍，没有担保人我就永远出不了国！１９８５年春天我到北京出差，那时我已调到《经济日报》，为《经济日报》上海国际经济信息中心办事。办完事后的一个星期日，我登上了香山“鬼见愁”高峰。和我一起登上鬼见愁的有美国驻中国大使馆领事道格拉斯先生和他的太太凯伦，我们原是在美国驻上海总领事馆认识的。凯伦是文化秘书，她邀请了一批中国朋友到美国总领事馆看当时热门的美国原版电影《星外来客》（《E．T》），看完电影后在鸡尾酒会上，道格拉斯和凯伦看了纽约州立大学教授给我写来的热情洋溢的信后说：
“我们很遗憾，我们很高兴为你担保，但是美国政府规定不允许外交官为任何外国公民作担保。”
尽管我没有提出任何要求，但他们夫妇的真诚很让我感动。以后他们又几次邀请我去美驻上海总领事馆看获奥斯卡奖的影片，并且邀请我去上海盖斯康外交官公寓参加他们与其他几对美国夫妇一起举办的万圣节化妆舞会。我最初和他们交朋友的唯一目的是学习英语口语。因为他们两人都是修养很深的“中国通”，我们竟很快成了好朋友。里根来上海访问时，道格拉斯担任总统的中文翻译。他们夫妇极爱中国，对中国朋友热情诚恳。后来他们调到北京美国大使馆，特地给我留下电话，让我去找他们。
现在他们驱车把我带到了香山，又一起爬上了“鬼见愁”。我的心情和他们的心情是完全不一样的，他们只是假日的休憩，而我，则为找不到担保人而困扰。我甚至想到自己是不是要放弃去美国自费留学的努力。
那天的天气十分奇妙。一开始浓雾重重，当我们快爬到山顶，却突然云开雾散，一片清新。美丽清幽的峡谷，野玫瑰花、野迎春花丛绕在嶙峋奇异的岩石边；小溪流对岸的峭壁上，雪白的瀑布奔腾直泻，发出震心的喧响。“鬼见愁”山壁陡峭。爬到写着“鬼见愁”三个红色大字的悬壁上，我抬起了头——啊，我紧缩的心突然充血了、涨大了。我心中阵阵震颤：这是何等奇丽壮观的景色啊！远处香山山峦在破云而出的丽日照射下，闪烁着瑰丽变幻的色彩。云在静穆的群山之间缥缈；云与日相接的地方，是一个金色的彩虹光环，光环中隐约现出一座光彩夺目的顶峰——那正是“鬼见愁”由风霓作用反射出来的顶峰！泪水刷地一下夺眶而出，就像我后来到了加拿大，第一次看到尼亚加拉大瀑布一样。神圣璀璨的峰巅让人如痴如醉。我心中有两股激流交织在一起：一种是虚度年华的感觉萦绕在我的心头；另一种便是那种执拗的幻想——我一定要成功。我的欢乐，我的意志，我的追求，我的希望，一下子都集中到这险峻光辉的“鬼见愁”顶峰上了！在那一瞬间，我突然生了一个念头：
我自己找美国担保人！我自己能找到！我工作的上海宾馆（上海国际经济信息中心临时设在那里）每天有成批成批的美国游客，他们面慈目善，他们之中一定有一个人会帮助我的！
告别了道格拉斯和凯伦夫妇后（现在他们已回到美国，我们仍是十分密切的好朋友）我回到上海，开始抓紧步伐寻找担保人——对每一个申请赴美留学的人来说，这是最最关键的问题。
在上海宾馆的办公室下班后，我没有像往常那样直接回家，而是在上海宾馆的大厅中转来转去，或者是回家后再回到上海宾馆。我脑子里准备好了用来对话的英语——相当生硬。我的眼睛敏锐地射向在我面前走过的每一个美国人：金头发的、棕色头发的、蓝眼睛的、灰眼睛的、男的、女的，我暗自想，最好能找到一对美国夫妇为我作担保。
在上海宾馆大厅转了三天后，有一天晚上我注意到一个坐在残疾轮椅中的美国人，旁边有一位面容端庄秀丽的夫人。他们俩正在礼品柜前挑选礼品，他们挑了很长时间，选了一大堆东西。我仔细观察了这位双腿残疾的美国人，他看上去５０岁左右，面部很慈善，五官和谐，一双深邃的蓝眼睛给人一种友好而可信赖的感觉。而旁边那位夫人看上去美丽娴慧出身高贵。能坐在轮椅上飞过大洋来中国旅游的人一定是位富翁！富翁加上善心，这就是我要寻找的担保人！
我的心紧张得怦怦直跳，上去！上去和他说！我内心在命令自己。在上海宾馆转了这几天，这是我决定开口和他说话的第一个美国人。现在回想起来简直像梦一样。想一想：我们素不相识，想一想：他会怎样惊讶地望着我！可是在那一瞬间，我逼着自己一步步走上去：
“先生，”我用英语说，“很高兴看到你到中国来旅游，我能和您谈一谈吗？”
我请他到离服务台较远的一个角落，这时他太太正在礼品柜台付款。
“OK，你想说什么呢？”他看上去很和善，但目光中掩不住对一个陌生女孩的惊讶。
“是这样的，先生。我申请去纽约州立大学读书，读比较文学。学校里一切都通过了，教授来了好几封信……可是……可是我没法去……事情是这样的：我没有担保人。”
他望着我，我也望着他。我当时十分紧张，我怕他会生气，我也怕我会在美国人面前失去自己的尊严。他思忖了一下，说：
“你是想让我为你担保吗？”
“是的，”我低着头说，“我决不会要你一分钱，我有两只手，我什么都能干。我只请求你为我作名义担保，当我获得成功那天，我一定会感谢你的。”
这时那位夫人也走到他身边，很好奇地望着我。他回转过头去和夫人讲了一大串我当时还听不懂的英语，然后让我和他们一起到上海宾馆２０楼的客房去。
在客房里那一盏奶油色的落地灯下，他仔细地看了学校给我的所有的文件及教授热情洋溢的信，并且看了我在报刊上发表的作品。最后我几乎有些颤抖地拿出了美国政府司法部印制的那份I－１３４经济担保书。我看到他戴上眼镜，眯缝起一双蓝眼睛仔细阅读着每一项严格的条款。他看得那么慢，那么认真，看完一张就递给那位夫人。那位夫人也慢慢地看，细细地琢磨。他们显然是第一次遇到这样的事。
在一片沉默和纸片唏嗦中度过漫长的２０分钟后，那个美国人抬起了头问我：
“你说你一分钱也不要，那么你到美国怎么养活自己呢？学校并没有给你奖学金啊！”
我说：“我已经有不少朋友在美国和加拿大，他们会帮助我。另外，我能自—力—更—生地创造出我所需要的费用。”当我讲出“Indepandent make Living”这句话时，他们夫妇俩的目光直视着我，仿佛只有他们才理解这个词的分量。然后，他取出一张白纸，递给我说：“请写上纽约州立大学教授的名字和电话，也写上你在美国、加拿大朋友的姓名和电话。我们回美国后会同他们联系，到那时候我们会作出决定。”从他的目光中，我感到一种明显的信心。
他递给我一张他和他夫人印在一起的烫金名片，我看到了那上面印着他们夫妇的名字，他的名字是：WilliamKirby（维廉·柯比），那位漂亮的夫人叫乔治娅·柯比。
谈完这件事，这对美国夫妇开始放松地和我聊起天，并且给我看他们在中国各地旅游时拍的照片。有一张照片是乔治娅拍的，有五六个穿着蓝色衣服的中国人正笑哈哈地把维廉·柯比先生的轮椅搬上长城。“我们在中国到处碰到好人，”柯比说，“不管在兵马俑还是在紫禁城，只要我一出现在楼梯口上，马上就有成群的中国人涌上来把我抬到观光处。”他深深地叹了口气，“要不是这么多善良的中国人，我恐怕还不能见到一半多的东西呢。”
后来，当我到了美国，并且在漫长的岁月中和柯比、乔治娅结成了亲如一家的挚友时，他还老是和他的美国朋友反反复复地提起这件事，他想要报答中国人，却正好碰到一个陌生的中国女孩闯到他的面前！
我临离开上海宾馆柯比夫妇的客房时，邀请他们来我家访问，他们立即表示很有兴趣看一看中国人的家庭。两天后我请了一位北大荒兵团时的朋友小胡——他现在是上海美心酒家的大厨师，为柯比夫妇烹饪了一桌色佳味美的中国菜肴。那时窗外正飘着雪花，可是我的公寓很温暖。柯比夫妇美餐了一顿home style的午餐之后，我打开琴盖，开始弹了一首《致爱丽丝》，又弹了一首《土耳其进行曲》。那时我英语口语还很糟，但我一下子发现用音乐来交流比结结巴巴地交谈更舒心，全世界的人都熟悉贝多芬、莫扎特的声音。乔治娅在我弹琴时“啪啪啪”地横竖给我拍了许多照片，有一张照片至今还挂在她家佛罗里达别墅的墙上。乔治娅坐着听我弹琴时是相当美丽的，她总是给人一个赏心悦目的印象，后来到了美国也是这样：她那雍容华贵的仪表中呈现出一种宁静端庄的奇妙风采。她是我所见到的一个非常内向的美国女人。
认识这一对热爱中国、热爱中国人的美国夫妇，成了我好运道的开始。一个月之后，我收到了一份盖着钢印的经济担保书。担保书下有力地签着William Kirby的名字！我拿到担保书了！
我的愿望实现了！
与热情、善良的维廉·柯比先生形成强烈对比的，是我到美国后的第一位老板——费罗洛斯先生。现在回想起来，一切依然历历在目……
那是我工作的第一天，也是我到美利坚的第二天。我穿上了像英国小说中女仆穿得那种白色抽纱围裙。第一件事就是跪在地上擦厨房间的地板，然后又是擦浴室，擦客厅玻璃，擦家具，吸地毯，一刻不停地干到晚上１１点，夫人才对我说：“你干得不错，你可以休息了。看看，是不是一切大变样了？一切亮亮堂堂！”而我则筋骨散开，腰酸背痛，这还不算，我还从内心产生了一种平生第一次的屈辱感。人就是这么怪：没到美国拼命要到美国，没工作时拼命要找工作；可来到美国，找到工作又有一肚子委屈，一肚子奴隶的怒火！
中国城的中文报纸上经常登载哪个移民或者哪个留学生长期打工打出神经病的报道。我完全理解这种心境是会把人折磨疯的。
从今天起，我就有住所了——纽约曼哈顿５７街的豪华公寓。这位金发贵妇人瞪着猫儿般的蓝眼，反复地说她的丈夫是个“Very very important business man，”意即非常非常重要的商界大亨。可我该怎么当管家呢？我想起我小时候的保姆，她管我们六个孩子很严。不过我也许不会那么认真，我会努力去干夫人交给我的一切粗活。对我来说更重要的是——睁大眼睛看看美国社会究竟是个什么样子。
又过了几天，我和费罗洛斯太太一起乘她的直升飞机，飞到了佛罗里达州棕榈海滩上。以后的一个月我成了美国直升飞机的“常客”，在曼哈顿至佛罗里达棕榈海滩之间飞来飞去。下机后由一辆“劳斯莱斯”轿车把我们载到一幢奶黄色的古老豪华的城堡前面。我立即看到有一排和我一样穿着白色抽纱制服的女仆和带着领结的男仆站在城堡前，和我在电影《简爱》中看到的情景一模一样。司机停车打开车门，一位带队的女管家上前向费罗洛斯太太行了一个优雅的屈膝礼：
“为您效劳，夫人。”我听到她用很浓重的英国口音说。“这位小姐，Julia。”夫人指着刚从司机座旁跳出来的我说，“她是我刚从纽约雇来照顾布拉英的。”她话音刚落，只见一个金发的六岁男孩从城堡的大门中冲了出来：“妈咪！……”他飞快地跑来，扑在母亲怀里。
我们走进了城堡，我这才知道刚才那个铜色的城堡大门只是个后门，而雄伟的前门，面对着佛罗里达碧蓝的大海。如果不是到这里来为费罗洛斯家当保姆，我真要为置身于如此阔绰奢华、风景如画的环境中感到一阵强烈的陶醉！佛罗里达的海同大连老虎滩的海水一样蓝如宝石，不同的是这里的沙滩宽阔又漫长，细软的沙子在阳光下发出金色的光芒。从海滩到费罗洛斯别墅中间隔着一个花园，花园中是碧绿的草坪和十座欧洲１８世纪风格的人体雕像。花园南部有一个游泳池——他们可以在海中游泳，也可以在游泳池游泳。花园北部是一个网球场，还有一个露天酒吧，在鲜艳的太阳伞下随便放着几把鹅黄色的帆布椅。
费罗洛斯太太让小布拉英带我参观每一间房间。我们来到底层兼做舞厅的大客厅，客厅中间有一架白色的三角钢琴，在宽大的玻璃窗前，映衬着一片天蓝的大海，使整个客厅看上去也发出一片莹蓝色。后来我发现这幢城堡分为前后两个部分：前面的全是主人住的，无论卧房还是书房，从每一个房间的窗子看出去都是一片蔚蓝色的大海；后面那一部分则是仆人和司机、花匠住的，我的小卧房也在那里，这里连我一共有８个仆人。前后两部分由走廊甬道联在一起。不久，我听花匠说，那个我从未见过面的主人——费罗洛斯先生十分苛刻。花匠的父亲为他干了２０年，手指砸掉后退休，由他接替。他又用电锯在剪接树木时出了事故，和他父亲一样失去了一个小指。但费罗洛斯先生不提供任何医疗费用，反而扣去他一个星期的伤假工资。其他女仆则告诉我说费罗洛斯太太比较善良，她唯一的爱，就是她的儿子。她是费罗洛斯先生的第二任妻子，她整天担心费罗洛斯会抛下她再去找别的女人。
我在那里照顾小布拉英的起居，给他洗澡洗衣烫衣。早晨早早起来准备好早餐，送布拉英去一所贵族学校上学，然后和别的女仆一起干永远干不完的清洁活儿。处处是擦擦擦、洗洗洗、刷刷刷。我不禁反复地想着列宁的那句名言：
“家务劳动是使人变得愚昧的劳作。”
可是你有什么办法呢？不像一条母牛似的拼命干，你哪来钱去上学呢？
两个星期过去了。在一个星期天的早晨，我看到了费罗洛斯先生，他正在海边花园的太阳伞下喝咖啡。我把牛奶壶递给他，他的眼睛在我的脸上停留了一分钟。
他长得很丑陋，谈不上一点儿美感。眉毛粗得像一头鹰，眼睛深凹，深棕色，脸上的皱纹很粗，唇上是故作出来的两撇浓须。眼皮惺忪，一看就是个性欲不正常或是吸毒品的人（后来证实他每天吸大麻）。
“Julia，你叫Julia吗？”他问。
“是的。”
“听我太太说你干得不错。”他翘了一下戴着只大钻戒的中指，轻轻弹着桌面。
“Thank You。”我觉得没有什么好跟他多说的，我很不喜欢他的那个动作。
“朱莉亚，你好好干，我可以帮你办绿卡。”他挪了挪身子说。
我一听就知道他在撒谎，他的眼睛后面还有一个眼睛。我快步地走回厨房。
星期天的傍晚，他差一个仆人把我叫到客厅。窗外的海洋泛着黛色的波浪，一盏柔和的壁灯照着客厅书橱中精装的书籍和一些古董摆设。另一盏落地灯照着坐在皮椅中的他，他的皮椅放在那架白色的三角钢琴旁边。
“费罗洛斯先生，有什么吩咐？”我问。
他还是那样死死地盯着我，我是这儿女仆中最年轻的。“费罗洛斯太太参加舞会去了。”他用缓慢的声音说，一面抚摸着手指上的那颗钻戒。
“你看上去很灵利。”他抬起头望着我，“你会弹钢琴吗？”我这时看见三角钢琴的琴盖已经打开。
在那一瞬间，我突然觉得此情此景就像《简爱》中罗彻斯特和简爱初遇的情景一模一样，不过这是个什么样的罗彻斯特啊！他苛刻，而且一脸丑相。
“我不会弹。”我低着头说了声，然后转身就走。
“请停步！”
我停下来，没有回头。
“请你把我这个拿去洗洗。”
我只好回去，这是他白天喝咖啡弄脏的一条白色丝手帕。“You very tough，ya？”（你很倔，是不是？）我一声不响，连看都没有看他一眼，快速走出客厅。
在我拿到了第一个月的工资——１０００美元的那天，费罗洛斯先生因为一位老女仆把他的咖啡烧糊了而在大发雷霆。那位老女仆吓得恳求他扣去她一个月的工资，但是费罗洛斯先生命令她立即滚蛋，并且用最粗最脏的词来污辱她。晚上我到老女仆的卧房中帮她收拾行李，她一个劲地怪自己：“我煮了十几年咖啡，怎么会煮焦了呢？”她的泪水如断了线似的滚滚流下，她是位波兰裔妇女，英文懂得有限，她甚至不知道该怎么去买一张飞机票去投奔她的在迈阿密的弟弟。
我花了一天的时间帮她买机票，并且把她送到直达机场的汽车上。当我回到别墅，费罗洛斯太太告诉我：我被解雇了。现在又轮到我自己去张罗机票，而且这意味着：我１０００美元的工资事实上只剩下７００美元，因为３００美元要买回纽约的机票。
我怒火中烧，我一天也不想再干了。正在这时，我接到了我的担保人柯比先生的电话——自从我来费罗洛斯家打工后，他每个星期给我打一次电话。
“我被解雇了，柯比先生，我要回纽约重新找工作。”我在电话中对他说。
“你被解雇了？太好了！”柯比先生在电话那头叫道，“我马上给你买机票，到泰德市来！……先不要回纽约，听见没有？”我真想看看我的担保人！他的脸庞是多么善良，多么富有教养！
柯比先生立即在五分钟之内订妥了我由棕榈海滩飞往泰德市的机票。我挂下电话，发现费罗洛斯先生站在我后面！我不知道他要干什么，在那一刻我再也忍不住，便用他辱骂那位老女仆的话——我刚刚学到的一句英语，对他说了句：“You son of a bitch！”（你这狗养的！）
费罗洛斯愣在那里，完全被震慑住了。我提起行李，快步离开了这座城堡。
现在我不是女佣，也不是管家了。我坐在泛美航空公司班机上，到泰德市去看我的担保人一家！
我的担保人维廉·柯比先生的双腿是在越战中残疾的。参战前他是爱荷华州一家建筑材料贸易公司的老板，退伍后他仍是一位富有的殷商，并且和佛罗里达州长、参议员关系过从甚密。
不少美国的富有人家，在佛罗里达州迷人的黄金海滩都有自己的度假别墅，其豪华、宽敞和游艇等设施比纽约曼哈顿公寓生活更有吸引力。泰德市在奥伦多附近，到了奥伦多机场，我一眼看到坐在自动轮椅中的柯比先生和他太太乔治娅，旁边有三个小天使般的儿女：金发的玛茜儿，金发的克里斯佛和金发的班尼。他们全家人都来了！大女儿１７岁，两个儿子是１１岁和６岁。我们坐上柯比先生的敞篷车，飞快地驶向他的别墅。
柯比先生家的别墅不靠海滨，可是靠近闻名遐迩的迪斯尼乐园和未来世界。他的房子非常大，地面上到处铺着大理石，这样便于他的轮椅驶向任何一个房间。室内游泳池旁是一间宽敞的游戏室。孩子们在这里打康乐球、玩电子游戏机，或是用程控机在巨大的屏幕上放映任何一部自己喜欢的电影。我简直搞不懂：难道在美国，每个人都这样生活吗？为什么处处都是这么富裕豪华？
“乔治娅，我有一个问题，”来担保人家的第二天我对夫人说，“你能带我看看附近其他美国人的家庭吗？……我是指……经济情况不像你们这么好的。”
乔治娅立即说：“当然可以！你要去多少家都行！这里可不像纽约，我们这儿的邻居关系都十分亲密！”
在两天的时间里，柯比先生和乔治娅带我去了１１个朋友的家庭，并且把我介绍给他们的美国朋友。我第一次像雷击般地被震动了：原来每一座房子的外形不同，但里面全部都是那种豪华设施，每家的客厅中都有名贵的油画和大钢琴，客厅之外是起居室、书房。主人房之后又有育儿房、客人房。家家都有举办鸡尾酒会的酒吧，每家都有室内游泳池和游戏室，再加上车库、地下室、储存室……房前的草坪鲜花盛开，房后的果树桔橙累累，河中有他们的游艇，不远处是绿茵茵的高尔夫球场……这一切使我眼花缭乱，使我震惊：柯比先生的朋友大多是退了休的普通美国公民，没有一个是费罗洛斯那样的富豪，可是他们的生活与中国人的生活，有着多么不可想象的距离啊！
对柯比先生的热忱我感动无比。我抓紧一切时间包揽他们家的各种家务活。柯比夫妇并不反对我干，但他们已经把我的日程排得满满无隙：
一、去迪斯尼乐园、未来世界，游玩二天
二、参观美国宇航中心宇航火箭发射表演
三、参加市政厅举办的鸡尾酒会和舞会
四、参观玛茜儿的学校，去牧马场骑马，再去观看游艇比赛
五、到各位美国朋友家赴家庭晚宴……
印象最深的是宇航火箭表演。乘坐游艇到佛州波拿那海湾，便可望见全美宇航中心的白色巨厦。这座大厦如金字塔般雄伟地屹立在海湾上，大厦的一侧壁镶嵌着一面占整个面壁的巨大的美国国旗，就像将整个长城饭店的千百只窗口变成一面美国星条国旗一样，令人惊叹！星条旗在日光照射下放射出像景泰蓝般的绚丽光彩。全美宇航中心的口号是：“只要我们能梦想的，我们就能实现。”美国宇航中心每隔两年举行一次宇航火箭发射表演，对佛州美国人来讲是一次不花钱的超级聚会和享受。那天当柯比先生全家带我乘着他的私人游艇破浪向全美宇航中心飞驰而去时，我举目仰天，不由吃惊：黛蓝色的夜空中，竟然密密麻麻地挤满了等待观赏火箭的私人直升飞机和私人小飞机！随着嗡嗡的声响如星星般在夜空中游弋，各色闪烁的机灯与银河星汉交相辉映。夜间八时正，宇航中心上空出现了一片桔黄色烟云，火箭腾空而起，那金色尾带的光芒映亮天空。霎时间，游艇上和岸边观赏的人们高举相机，千万只闪光灯射出一道道青白色的光箭。在这仿佛置身于银河的一片光辉之中，我激动地感受到美国人的自豪感、美国人的富足和那份满足感！
在柯比家畅畅快快地玩了一周之后，我必须告辞了。我还要继续打工，像梦一样轻松的日子不属于我，但我对柯比先生及周围一大群既富有又善良、与费罗洛斯先生截然不同的美国人产生了深深的挚爱和友谊。
每一个中国人都可以交一个美国朋友，像我一样。
刚到纽约州立大学，商业管理主课还没开始，我突然接到柯比先生的一个电话，他说他又帮我买了一张飞回佛罗里达州的机票！
“你一定要来啊！……”他的话语带命令口气，“‘挑战者’号上天，我和乔治娅在宇航中心定了全家人和你的席位，７个宇航员上天！不是什么火箭表演！和‘阿波罗’号一样是真人上天！”
“可我的学习怎么办啊？”我既感激又犹豫。
“一天！只需要一天！”乔治娅接过电话说，“朱莉亚，你从来没见过的！你早上飞来，晚上飞回去，不会耽误课的！”我又飞回了佛罗里达，这是我第二次到佛罗里达。这天是１９８６年１月２８日，我们仰天望着碧蓝的天空，手中挥舞着美国星条旗，等待“挑战者”号上天。到了下午三点，终于在一片金黄色的烟云奔涌中“挑战者”号上天。柯比一家人和我一起激动地拥抱着、蹦跳着、欢叫着。突然，天空中出现了可怕的景象：那个像一个金片般闪烁升腾的“挑战者”号宇宙飞船突然爆裂开来，向四面崩散，变成一团充满焦烟的灰色云团！我们吃惊地捂上嘴巴，泪水顿时滚滚涌出，刚才欢腾一片的宇航中心观礼台，瞬时间死寂得如一片坟墓。
我们望着天空中那一团要熄灭的火球，几乎被混混沌沌的雾气遮没了。我们全都哭泣起来。
那天晚上，里根总统向全国发表演说，他要求全体美国人民向为美利坚捐躯的７名不幸受难的宇航员致哀……
我和柯比一家人在泪水中度过剩下的时光，我又赶回了学校。如今只要一想起那天，泪水仍然不觉涌上心头……像７名美国宇航员那样的人是不会死的，正像人间的爱不会死去一样。我想起了美国电影《我的绿色峡谷》（《HowGreenWasMyValley》）中那个男孩子的一句话：“像我父亲这样的人是不会死的。只有怀着一颗爱心，才能在人生的道路上走得最长、最久……”
维廉·柯比！乔治娅！你们对我——一个异国的陌生女孩所给予的爱，已经播撒出一片葱绿：现在我把你们接到纽约曼哈顿我的公司，或是我和麦克一起陪你们到欧洲各国旅游。你们总是以骄傲的口吻向别人介绍：“这是朱莉亚，是我们担保她来美国的。１９８５年我们在上海宾馆认识，那时她还不怎么会说英语，她就向我们走来了……”
我的绿色峡谷！我的开遍鲜花的生活之谷！这难道不是一个奇迹吗？正像曼哈顿是一个奇迹一样，人生也是个奇迹！帮助我实现了这个奇迹的，是他——我的美国担保人维廉·柯比，还有他的太太乔治娅。
二 周游世界
各人对生活的看法自有不同。有的人愿意守住一份温馨的家园，有的人不习惯异国的生活方式。如我父母双亲，我把他们接来美国，他们在美国各地只玩了几个月，便急于要返回上海。说起来，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李白也未出国门，照样写下了流芳百世的不朽诗篇。但对于现代青年来说，周游世界总是他们的第一个梦想。我是一名现代青年，我喜欢像鸟儿一样在全世界的天空自由地飞来飞去。
世界是一本书，一个人如果只居住在自己的国家，那么只看了这本书的第一页。
周游世界，一定要趁年轻。周游世界，也一定要有幻想和激情，张开双臂去拥抱不同的国家、不同的种族、不同的山峦、不同的星辰明月……有一次，我在上海的一个女朋友不断地来信请求我为她作担保，并且在信中描叙当我们在尼亚加拉瀑布前相聚时会是多么激动，望着水花四处奔溅，在震心的喧响中拥抱欢笑。我把她担保出来了，而且第一件事就是驾车去尼亚加拉大瀑布。那时正值冬天，大瀑布的水帘上挂着形状各异的冰柱，雾气和水花从冰柱下面喷射出来，充满着荡人心魄的银色魅力。从北大荒到美国、欧洲、加拿大，人的足迹是多么奇妙啊！
周游世界对我来说，就像儿时看《格兰特船长的儿女》一样，带有几分冒险的心情。纽约的各家报纸每天都登满不同名称的旅行社广告，如：欧洲七国游，７月９日～７月１８日。希腊地中海，１０月１３日～１０月２０日。苏联８日游，３月２５日～４月３日。百慕大—加勒比海，每月一团。可我从来不参加这样的旅行社。我总是先把办公桌上的一只地球仪拿在手里转来转去，一边转动着地球仪一边在纸上划出行程路线，然后拿起电话订机单，再给各国领事馆打电话约定签证时间。每年春天的复活节期间和每年冬天感恩节圣诞节期间，总是我周游世界的日程。由于麦克的双亲在德国，所以我们的第一个起点往往总是先飞往欧洲……
慕尼黑
慕尼黑是德国各省中最大的巴伐利亚省首府。这座历史名城创建于１１５８年，为了纪念１２世纪唯一的慕尼修道院而命名，它位于开满鲜花的多瑙河支流依萨尔河的左岸。历年的皇室大婚、隆重的仪式与嘉年华会的欢庆都在这座美丽古老的城市举行。但２０世纪３０年代，这里的一个啤酒吧中心却制造出一个杀人魔王——希特勒，并且把慕尼黑变为二次世界大战的纳粹总部。当魔王本人最后在柏林化为灰烬时，可悲的慕尼黑也被联军的炸弹夷为平地，全城几近全毁。
１９７２年，举世瞩目的世界运动会在慕尼黑举行，各国报纸纷纷报道：华丽而充满现代化设施的运动场之下，堆垒的竟全是战时被炸毁的颓垣废砾！仅仅三十多年，西德人就用一只巨手把如同“庞培城末日”的一个废墟城市抛到天上、地下，又捧出了一个全新的、骄傲闪烁的慕尼黑！
自从麦克父母在纽约参加了我们的婚礼，又在佛罗里达州受到我的担保人柯比夫妇的欢迎之后，他们对我——这个突如其来的中国儿媳的态度便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首先是麦克父亲请我们到了纽约洛克菲勒中心的“彩虹屋”，共度了一次私人舞会，然后是麦克母亲那双充满疑惑的、走到哪里都瞪得大大的蓝眼睛开始变得柔和似水。在机场，她把那对镶嵌钻石的硕大珍珠耳环摘下，挂在我的耳朵上。接下去的几个月中，他们接二连三地打电报让我们一起去西德，并且说在维也纳、在瑞士、在巴黎的所有亲戚都在等候我们！
麦克姑妈在维也纳热烈地欢迎我们。她有一个和马克思夫人一样的名字——燕妮。燕妮姑妈有皇家血统，发型高高地盘在头上，对我讲话时用夹带着英语的德语。她讲几个月来已经听麦克父母讲了许多关于我的故事。第二天，按他们早就作好的安排，麦克父母乘一辆马车，燕妮姑妈和法兰克姑夫乘一辆马车，我和麦克乘一辆马车，驶向维也纳大森林。我们刚到慕尼黑，麦克父母就讲燕妮姑妈特地租来了马车，并且还要带我们去参观维也纳皇宫，由于姑妈没有退休，仍在自己拥有的一家公司上班，她专门和姑夫一起请了假，来陪我们这对新婚夫妇，所以我们在到达慕尼黑的第二天就赶到了我盼望已久的维也纳。
维也纳
随着马蹄有节律的声响和马车夫的吆喝，大车轮发出轧吱轧吱悦耳的声音。这是和纽约中央公园一样的旅游马车，马背车座十分宽大。我们一上车，马车夫就把一块传统的绿色绒毯盖在我们腿上，真让人想起电影《飘》中赫思嘉和白船长在马车中奔逃的情景。不一会，我们已置身在大片大片的森林之中了。马车夫低垂着头，马车有规则地一步步向前走着、走着。空中，微露的日光透过密密的绿色丛林，渐渐照射进来，各种小鸟在婉转动听地鸣啼，路边的叫不出名字的绚丽花朵在微风中摇摆荡漾，似乎在欢迎远道而来的陌生的客人。维也纳森林比慕尼黑郊外的森林更浓密、更动人、更美妙，一阵阵新鲜的清风吹向我的胸怀，百鸟啭鸣，不禁使我心旷神怡，胸怀激荡。突然，我听到身后马车上的燕妮姑妈说：“Julia，斯特劳斯的《维也纳森林》、《皇帝圆舞曲》就是在这片森林、这条驿道上写的呀！……麦克小时候一放暑假就爱到这森林来捉小松鼠呢！……”
在维也纳大森林转了两个小时，并且下车吃了燕妮姑妈准备好的丰盛的野餐之后，下午，我们来到著名的维也纳香布伦皇宫。燕妮姑妈讲，每年２月至６月间，维也纳市政厅在旧皇宫和国家歌剧院举办盛大的传统交际舞会。这是维也纳人引以为荣的社交大事，舞会之夜有几个大乐队轮流演出斯特劳斯的华尔兹舞曲，奥地利总统和联邦总理也参加并翩翩起舞。燕妮姑妈坚持说她与总统助理跳过舞并哈哈大笑。德国人的谈话既幽默又聪明，有这样一句话形容德国人：
一个人喝啤酒、两个人辩论、三个人组织一个社团。一路上，他们不时爆发出哈哈的大笑声，而且一笑就笑出眼泪。多么热爱生活的欧洲人啊！
风景如画的维也纳是个建城已有１８００多年的欧洲古老城市，我们来到维也纳著名的香布伦宫，她是欧洲最美丽的宫殿，宫殿外面是宽阔的广场，花坛中绿草如茵，簇簇郁金香晶莹透亮，绚丽缤纷，广场两边相衔着一望无际的维也纳大森林。皇宫四周处处是喷泉和精美的雕像——全是根据欧洲自然人体雕刻出来的天使和诸神、神女。香布伦宫自１６９５年始建造，几经数位奥匈君王的增修，皇宫里有１４００多间房间。１８０５年曾经是拿破仑节节胜仗的指挥中心。后花园有一个气宇轩昂、气势庞大、造型比巴黎凯旋门更胜一筹的巨大门庭碑坊——Glori－ette，为纪念拿破仑而立。
千百年来，欧洲各国都以王子公主交换配婚，以维持整个欧洲的强盛不衰。香布伦宫里有一间珠宝屋，里面收藏了无数珠宝，并且摆满了中国的陶瓷和瓷器花瓶。离珠宝屋不远，有一间维护得很好的“少女屋”，那位有着一双星星般黑色大眼的女孩——奥地利公主，在１６岁时离开了这座皇宫，嫁给了法国国王路易十六，她的名字是玛丽·安东尼特。在法国大革命中，她和她丈夫一起被送上断头台，电影《玛丽·安东尼特皇后的一生》即叙述了这个哀婉悲壮的故事。
另一部好莱坞传记影片《Syssy》（《希茜》）的女主角也是香布伦宫的主人。她美丽无比、典雅高贵，出嫁前是巴伐利亚公主。巴伐利亚年轻的国王——希茜公主的表哥，一心要娶表妹为妻，但十七岁的希茜已奉命嫁给奥匈帝国国王的法兰士约瑟夫一世，致使巴伐利亚国王忧郁成疾，变成精神病跳湖身亡，成为德国历史上唯一的“疯子国王”。希茜公主从德国巴伐利亚来到奥地利维也纳，以美貌和善良为人民所热爱，可“希茜皇后”却不幸又在日内瓦湖畔被一名疯人用利刀刺杀。法兰士国王孤独地度过晚年，他临终时告诉牧师，希望在天堂和爱妻及他们的独子相聚。国王和希茜皇后唯一的儿子，原来是要继承王位的，却为了一位与之无法结合的平民女子，在维也纳附近的美耶林自杀。电影《魂断美耶林》即追叙了这段王子哀史。
我一边参观皇宫一边想：世间名利，即或当国王公主，也未必会有真正的幸福。他们身居皇宫，却和普通平民一样有自己的悲欢哀乐。有多少普通人的一生，生活得却要比这些国王、皇后和王子幸福几十倍！自由几十倍！
踯躅在人去楼空的皇宫，踱步在宫廷御苑的地毯上和一幅幅陈年肖像油画前，我不由感到浮世繁华，南柯一梦。人生的价值只建立在你自己的心中。你的心房才是一座真正的王宫！
从香布伦宫出来，我们通过鲜花盛开的甬道走向高坡上的拿破仑纪念碑。麦克和我谈起贝多芬的女友贝蒂娜撰写的回忆录，麦克说那件全世界人人都知道的事就是发生在皇宫花园的这条甬道上。那天，宫廷乐师贝多芬和诗人歌德在这条甬道上散步，远远地走来皇家的一群人，他们也来花园散步。歌德连忙抚摸领结清点嗓子，一副慌乱的样子。贝多芬——我们的这位“乐圣”则平静地对歌德说：“他们也许可以给某一个人挂勋章，但是这个人丝毫也不会因此而变得好些；他们也许可以任命一个宫廷参议或者枢密参议，但是他们绝对创造不出一个歌德，也创造不出一个贝多芬……他们应该学得尊敬一点，这对他们是有好处的。”正在这时，女皇带着皇室人员和公爵向他们漫步而来，贝多芬说：“你尽管挽着我的手臂走，他们应该给我们让路，我们不让。”歌德深感惶惑地挣脱了贝多芬的手臂，脱下帽子站在一边，贝多芬却垂着两手在公爵中间穿过，仅仅稍微转动了一下帽子，这些公爵们倒闪向两旁，给他让路，并且一个个客气地和贝多芬打招呼。贝多芬走在前面，等着歌德，歌德一躬到地，等候公爵走过去。“出身贫穷的贝多芬和出身富贵的歌德，有着多么不同的个性！”麦克边走边说。
麦克挽着我的手臂，穿过甬道，来到拿破仑纪念碑，浏览了标志着几次重大战役的浮雕后，我们又来到皇宫后花园的一个小湖旁，燕妮姑妈事先预定了一条木船，上面有一个侍应生划桨，并提供葡萄酒、点心。小船在湖面上飘荡，麦克、麦克的父母、燕妮姑妈、法兰克姑夫一起用德语唱起了舒伯特的《小夜曲》。
我的歌声，穿过黑夜，
向你轻轻飞去。
在这幽静的小树林里，
亲爱的我等待你……
皎洁月光普照大地，
树梢在耳语……
我用中文和他们一道唱着。
这就是我记忆中的第一次维也纳之行。
后来我又多次来到维也纳，我瞻仰了贝多芬故居，也走访了歌德、席勒的故居。贝多芬的故居是满眼清贫，只有大堆的乐谱使这间灰黯的旧屋大放光辉并且世代不朽；歌德的故居则富丽堂皇，书房中放着歌德的《葛兹·伯利欣根》手稿，他写这部著作时只有２２岁，墙上的镜框中有歌德写给席勒的一封信：“和你在热那亚相逢的一天，是划时代的一天。”处于贫穷和疾病中的席勒能够不受周围困境的影响，坚持不懈地创作，这种精神大大地鼓舞了条件优越的歌德，他说：
“你给了我第二次青春，使我作为诗人而复活了。”歌德要求死后同席勒葬在一起。
在歌德故居中还有一句话：
谁不指望有成百万读者，他就不应该写出一行文字来。瞻仰这些伟人的故居，感受他们的天生资禀和生活激情，对我在不久之后决心写出一本书有着极大的影响。
萨尔斯堡
由于是莫扎特和卡拉扬的故乡，奥地利的萨尔斯堡闻名全球，而使它那连绵的群山、蜿蜒的小河和古老的城堡在全世界的银幕上出现在每个人的生活中的，则是电影《音乐之声》。走遍全世界，人人都会唱“哆来咪”，而我刚到萨尔斯堡的莫扎特广场时，竟迎面碰上四五十个十岁左右的奥地利儿童，他们齐声唱着《音乐之声》中的“哆来咪”，一边唱一边欢跳着，后面则是一位二十五岁左右的女教师，拉着手风琴为这群孩子伴奏。
麦克说，他小时候就是这样长大的，老师常把全班孩子带到郊外，尽情地唱歌、演奏或者背诵诗歌……
《音乐之声》讲的是一位爱唱歌的贫穷女孩爱上了一位反纳粹的贵族军官的故事，这是发生在萨尔斯堡的真实故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鼓舞人民反抗法西斯。这部电影获得奥斯卡奖后，至今仍是盛演不衰……
“莫扎特的故居在哪儿？”我催促着所有的人，所有的人也跟着我跑。现在，不是我按麦克亲人们的安排，而是他们“按”我的安排了，因为他们没有把参观莫扎特故居的日程放进去，取而代之是安排去看莫扎特的《费加罗的婚礼》。
“《费加罗的婚礼》？我在美国、在中国都可以看啊，我先要去莫扎特故居！”莫扎特的故居坐落在一条狭小的小巷上，是一幢漆成黄白两色的五层楼砖房，莫扎特住在第四层。房间宽大，靠窗台有一架莫扎特在二十岁时经常使用的手工制三角钢琴，墙上挂着莫扎特那由于贫穷而早夭的两个儿子的肖像和妻子油画像。１７９１年１２月５日，莫扎特在三十六岁死于风雪贫寒时，这位向全人类提供了天籁般无限优美的音乐、给世世代代的人们编织了绚丽的花环和音乐瑰宝的大师，是葬在公众墓中的。更确切地说，他是被人用一单包裹扔进赤贫的死人坑的，唯一需要的花费就是买一把石灰粉洒在他的遗体上。莫扎特妻子改嫁后，仍然坚持要别人称她为莫扎特太太，她死后埋在一座荒凉的墓园中。墓碑旁杂草丛生，还能勉强看得见经风雨侵蚀的一行字：
这里埋葬着莫扎特的妻子。
一生贫苦的莫扎特，和一生贫苦的贝多芬一样，用他们的心灵给全世界的人们带来了无法计数的巨大、永恒的财富。如今，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他们的恩泽之中，我们的下一代，我们下一代的下一代也将生活在他们所创造的优美音乐的恩泽之中。
柏林
一到柏林，我的第一件事就是去看那座刚刚被推翻的柏林墙，这是本世纪最重大的事件之一。里根总统曾经发表演说：“戈尔巴乔夫先生，你有没有本事把柏林墙推翻。”不出几年，戈尔巴乔夫就把这个本事显示出来了，并且因而获得了一枚诺贝尔和平奖，可惜的是，接下来他自己也被推翻了。随着柏林墙的倒塌，全世界发生了并正在发生着一系列划时代的变化。
在柏林听到的第一句话就是：“冷战结束了，俄国人来了！”大街小巷里，处处是涌向柏林找面包、香肠，找生机、找出路的东欧人、俄国人。超级市场中的一位女服务员望着抢购一空的柜台，摊开双手说：“我能说什么呢？我有什么办法呢？他们也许背着枪来更好些，可是他们背着麻袋来……”
她讲这句话的时候正是黄昏，落日照着柏林的“第五大道”——柯夫斯坦姆大街和被炸削去一半尖顶的圣彼得大教堂。西德政府修复了所有的废墟，建立起无数条崭新的街道，但政府下令不准修复这座教堂，让它保持原状，让人们永远记住法西斯纳粹主义给这个国家带来的精神创伤。
伦敦
从欧洲大陆飞越英吉利海峡，眼前很快就展现出一片广袤的雄伟建筑群，飞机渐渐降落，泰晤士河、议会大厦、举世闻名的大钟BinBen和白金汉宫呈现在眼前，甚为壮观。这就是伦敦了！
伦敦多雾多雨，街上建筑与上海外滩十分相似，令人惊讶的是在相当南京路的伦敦闹区皮克迪利大街，可以见到每个阳台每个窗子都有人向你有节奏地招手，或唱歌、或舞蹈，仔细一看，原来都是些和真人大小一样的蜡像。为了吸引游客，伦敦人使出了他们制造蜡人世界第一的拿手好戏！
我们参观了写《大卫·科波菲尔》和《双城记》的狄更斯纪念馆，又来到位于“罗素街”的大英博物馆。这栋仿古罗马神殿的雄伟建筑由四十四根圆形大理石柱擎天撑起，显得庄严典雅。走进博物馆即成为一次真正的周游世界，从彼得大帝奠基礼的皇袍到哪一个小爪哇岛国的风土人情，无不包涵在内。在中国馆展出的古物中，有一份乾隆皇帝亲手批的奏折，几行苍劲的书法赫然在目：“弗兴徭役加赋税以病民……”我在这里停留了很久，仿佛看到了中国五千年来那幅缓慢沉重的画面。中国清朝的一只瓶子都被全世界的皇宫、博物馆争抢珍藏，而中国人真正的价值与世界地位呢？
伦敦唐宁街１０号和白宫一样对外开放，以昭示英国首相是人民的仆人而不是人民的主子。我到伦敦时正值“铁娘子”撒切尔夫人下台，报纸上她含满泪水，面对国会议员的吼叫和喧嚣，一个一国之首就这么太太平平地下台了，既没有什么政变，也不用枪杆子里出政权。最近听说撒切尔夫人正与前总统里根、前总统戈尔巴乔夫协商成立一个“世界和平咨询团”。他们也像中国的老年人退休之后想干点事，办画院啦、搞个老人大学什么的，看来全世界的人都是一样的，总统或是平民，都是一种心态：希望自己有用，不要成为累赘。
罗马
在罗马圣彼得大教堂欣赏米开朗琪罗的《母爱》雕像时，那晶莹洁白的石雕经过百年仍然透露出艺术生命的光泽。来到埋葬着古罗马帝国皇帝和大艺术家的万神庙，在一盏长明火焰中仿佛看见米开朗琪罗、拉斐尔、达·芬奇伟大的灵魂。由二十八根螺旋形大理石雕塑构成的壮丽圆柱矗立的广场，使我联想起《斯巴达克思》斗牛士角斗和奴隶起义的地方，古罗马斗牛场的遗址上建立了罗马圆形剧场，不远处耸立着著名的拉奥孔群像和阿波罗立像。罗马是全意大利、全欧洲的艺术宝库，绘画雕塑艺术的源头起源于这里。从罗马出发，我和麦克又去了梵蒂冈、米兰。在威尼斯，我们坐在漆成金黄色浮雕状的游船上，纵观河流环绕的水上明珠之城。在佛罗伦萨的阿诺河畔，观赏意大利人跳热情的民族舞蹈，我们驱车去了都灵，热那亚壮丽的海湾和凉爽的晚风，使我们心旷神怡……罗马！条条大路通罗马！我们度过了充满浪漫色彩的罗马假日。
日内瓦
日内瓦最引人注目的是到处都是超巨型的日本“SONY”广告，走到哪里都看得到“SONY”的大霓虹灯字母。一到夜晚，它们便映照在市中心日内瓦湖的水面上，将那根著名的喷泉柱也映照得五颜六色、绚丽眩目。
日本的经济战，打到了全球各个角落，连世界和平之城也不可免战。
麦克的舅舅伏尔奥汉在瑞士的银行当经理，他先后用法语、德语和英语问我要到哪里去参观，而我的回答使他的眼镜差点落地。我说：
“我想看看列宁故居！”
“谁？”他大声说：“你在说谁？”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乌里扬诺夫·列宁。”我说。他惊讶的灰眼珠瞪得像颗核桃大，麦克在边上直笑。我只好对他讲，我知道列宁在日内瓦和苏黎世流亡了很长一段时间，写了许多名著，我很想瞻仰一下列宁故居及一切有关的东西。
伏尔奥汉舅舅把他那颗脑袋在我面前用力摇来摇去：“没有，关于列宁，什么都没有！……列宁只是一个符号，人们已把他忘记了！”
我只好表示既然没有列宁故居，那么随便到哪里都可以。于是我们驱车去美丽的琉森玩了两夜之后，便到终年积雪不化的阿尔卑斯山脉滑雪。
滑雪场在阿尔卑斯山中部的一片山峦上，海拔高度约３０５０米，是瑞士中部的最高点。我们下了山中缆车，换上了五颜六色鲜艳夺目的滑雪服，系上滑雪冰刀，就从白雪皑皑的阿尔卑斯山脉的高处滑下。滑雪是一种全身性激烈运动，能锻炼人的意志、胆量和判断力。在纽约，我每年冬天都去洛克菲勒中心滑冰，或去纽约的GreatBearMountain滑雪。对美国人来说，滑雪是冬天必不可少的运动项目，现在当我撑着滑雪器的锐利杆杠，飞速地越过一大片白雪山峦，只觉得充满竞争的生活就像这滑雪一样，多么有声有色，多么美好！突然，一团鹅黄色的影子在我身边嗖的一下穿过，是麦克！他追上我了，还不等我思索，只见前面一片大峡谷，我屏足全身用力往前一跃，冰刀载着双脚落到了低谷。又有一团红色影子从我头部右侧越过，那是麦克舅舅在距离我不到四米的后面，我的距离在麦克和伏尔奥汉舅舅中间！
自从那次在阿尔卑斯山脉滑雪之后，我才明白纽约人为什么要到瑞士来滑雪。在阿尔卑斯山尽情地滑雪、飞跃峡谷之后，我们又回到日内瓦，尝一尝伏尔奥汉舅舅的拿手的日内瓦烤牛排，一杯啤酒、一盘烤肉、大块朵颐……
埃及
麦克英姿飒爽，干练而又文雅，他还有另一个广阔的内在世界，在那里蕴藏丰富、有时会闪现出只有诗人才可能有的激情火花。当他对我说：“到埃及去！”我立即跳了起来，很久以来我就想瞻仰暮色中的金字塔了！我们到达埃及金字塔时正是傍晚，将行李飞快地在希尔顿酒店扔下，就冲向慕名已久的金字塔。我们眼前出现了奇妙的景象：骆驼队在城郊的沙漠中穿过，带队人穿着像埃及远征军那样古老的带垂穗的制服，仿佛带的不是一队骆驼，而是一支大兵。入夜，浅蓝色的火束照亮了金字塔，照亮了沉默端庄的狮身人面像，我深深地被它那古老的色彩和严峻的形象所震慑，它给人留下幼发拉底河两岸一个伟大民族难以忘怀的强烈形象，我和麦克自由自在地踯躅在历史的奇迹之中。
第二天一清早，风和日丽，我们再次奔向金字塔，这回我们像电影《尼罗河上的惨案》中那样，数着阶梯一格一格地攀援登上金字塔顶端！
“金字塔二千三百一十九格阶梯！”我学着电影中女主角的声音叫着，风正呼呼地吹着我的长发和衣裙，“麦克！现在你要干什么？”
麦克从最后一格阶梯爬上站起，登上金字塔顶端，一把将我抱起，他呼哧哧地喘着气说：
“我要……我要所罗门王的鼻子朝向大马士革！”（《旧约》中所罗门王把所爱人的鼻子比作大马士革的一座塔。）
他吻着我，将我抱在他宽大有力的手臂中，我们的目光射向远处，在那座叫做雅典的大门口，一位祭司女神向我们走来，她穿着白色的纱袍，手持一把火炬，她越走越近，直至火光照耀得我们睁不开眼，我们看到火光映照在天空中，那里也出现了一座金字塔，金字塔在海市蜃楼的天边，它也在我们脚下。我们又激动地互相吻着，人生是这么充实，它在天边，也在你的脚下……自由自在地活着是多么美好啊！
布鲁塞尔
比利时王国的首都布鲁塞尔是个繁花似锦、教堂林立的城市，市中心广场有一块铺满鲜花的“花毯”，面积和上海人民广场中央差不多。一到节日盛典，国王王后便在花毯上点燃照亮首都的火炬，在“国王万岁！”的欢呼声中，千万支火焰蹿入空中，天上焰花和地上花毯相辉映，比利时人穿着节日盛装载歌载舞，通宵达旦……
比利时和其他欧洲各国一样，几乎看不到外国人。比利时人有着幽默自信的性格，而这个性格据说是来自一个撒尿的小男孩。因此，我们一下飞机，就朝最精彩的地方奔去，我们要去看看那个吓退了敌军的撒尿小宝贝。
这个小宝贝是个耸立在花坛中的铜像，身后是标志着祖国铜墙铁壁坚不可攻的浮雕，他的铜像和真正的三岁男孩一般大小，卷曲的头发、大大的眼睛，很好看的翘鼻子和小嘴，正站在城堡上向侵犯祖国的敌军头上撒尿！那一道表示蔑视的尿据称已经撒了几百年，终年不断……
在布鲁塞尔等候飞往法兰克福的班机时，在机场上我遇到了一位“白雪公主”。这位看上去十七八的女孩，满头披着卷曲的金发，皮肤雪白，有着鲜红的嘴唇和一双湖水般碧蓝的眼睛，我看着她，几乎看呆了。只要换一身衣服，她就能立即变成真正的“白雪公主”，但是她穿着机场餐厅的制服，白短袖、黑短裤，没有穿袜子，脚上是一双橡胶底的男式系带黑皮鞋，她胸前挂着机场餐厅的牌子，她所站的窗口其实不是什么餐厅，而是机场快卖部。整个快卖部带厨房只有她一个人，这位白雪公主始终满脸微笑，动作麻利飞快，一刻不停。她先问排到跟前的顾客要什么，然后根据定单，炸薯条烤牛肉饼拌沙拉，一切都是从冰箱拿出的冷冻食品，一份份单制给每个人。当这一份饭“烧”好后，她在客人面前包好，问客人付西德马克、比利时法朗还是美元，然后根据当日牌价飞快地换算、找钱，再招呼下一个顾客，再去烤下一个顾客的炸鱼、土司和意大利通心粉，再找不同的外币，再下一个顾客则要炸虾和煎鸡蛋、洋葱圈，于是白雪公主又把这些冷冻食品从冰库飞快取出，炸、翻、煎、包，将全部食品递给顾客并找了钱后，再低下她美丽的金发脑袋说一声“谢谢”。我注意了她的手指，她的手指十分粗糙，和她娇嫩的脸蛋完全是两回事，多么能吃苦的比利时小女孩！她不是老板，只是机场快卖部一个普通雇员，她管的这份活儿在中国最起码要三个人，一个在厨房烧，一个包外卖，一个收银找钱，而且在中国一个不留心，那个煎肉饼的铁锅可能就要砸到你头上，或者飞出几句脏秽话。而面前这位“白雪公主”始终微笑，总是“谢谢”，双脚双手不停地奔来奔去、烧来烧去、包来包去……像一个美丽的影子在不停地舞蹈。
欧洲怎么会富强？欧洲怎么会文明？就是因为在各个岗位上，有千千万万这样的“白雪公主”！
远方的比利时“白雪公主”！你好吗？可不要累坏了身体呀！
巴黎
法国是现代化欧洲的隆盛之邦，巴黎是世界的“花都”，当我站在花团锦簇的香榭丽舍大街，前面是威武典雅的凯旋门，抬头仰望着埃菲尔铁塔，耳畔传来巴黎圣母院的一阵阵沉重的钟声，我心中不禁一阵阵兴奋：
我终于来到巴黎了！
就像当初刚看到自由女神像，终于来到了纽约一样。现在我终于又来到了巴黎！我的文学之梦、音乐之梦早已魂牵梦绕的巴黎！
五光十色的巴黎，将一幅欧洲现代生活的图画投射在我的面前，但我更感兴趣的是立即去找一找那些点亮了我生活之路的伟人们的足迹……
罗曼·罗兰是我所崇拜的人。他在巴黎当学生时期，生活是相当苦闷的，他讲唯有三个方面能使他抑郁的精神得到调剂，孱弱的身体得到休养：
一、大自然、森林、罗马灿烂的阳光；
二、欣赏音乐；
三、泛览文学作品，尤其是名著。
巴黎的灿烂阳光晒暖了他的心胸，使情绪低落的他获得了和命运拼搏的勇气，重新获得活力。１９０８年，罗曼·罗兰在给索菲亚的信中说：
“没有任何人，不论他多么伟大，能够孤独地生活，和你爱的人分离之后，没有任何人能够活得有意义、能活下去。”他是多么渴望生活中友谊的安慰，后来在罗马，青年罗兰第一次感受到友谊和爱情。他的女友是位七十多岁白发苍苍的老太太，这位常常端坐在文艺沙龙中间的女主人，极欣赏罗曼·罗兰的钢琴演奏，她就是巴黎和罗马的社交界不可一世的精神贵族之首：玛尔维达·梅森堡，她十分赏识罗曼·罗兰的音乐天才，同时也钦佩罗兰的智慧、才华和道德品格。她常常和罗兰推心置腹地交谈到深夜，这位老妇人点燃了罗兰心中的生活火焰。
每个人一生中都需要有一位玛尔维达，以点燃他的生活之火。
罗曼·罗兰的这位指引者是出生非凡的，她有着传奇般的经历。才华横溢的作曲家瓦格纳曾经和玛尔维达发生过炽烈的爱情，多年后瓦格纳仍然满怀深情地回忆：“她永远是我唯一的爱；随着岁月的流逝，我愈来愈感觉到这一点，那是我一生中的顶点。”歌剧《特里斯坦》中即有玛尔维达的倩影在舞动。她年轻时也曾和尼采熟识，同时意大利革命家玛志尼、俄国的赫尔岑，都是她的好朋友。罗曼·罗兰从少年时起就深感需要一个互相倾吐、肝胆相照的好朋友。直到玛尔维达站在他面前他才如愿以偿，他们陷入了心境复杂的爱情之中。罗曼·罗兰说：
“这位女友是我的第二母亲，她爱我，我也爱她，我们的感情充实而又笃厚……”
我来到了罗曼·罗兰和玛尔维达作倾心交谈的客厅，一个圆形镜框中是她少女时的相片，那双美丽睿智的眼睛吸引过瓦格纳、尼采、赫尔岑……我仿佛看到２２岁的罗曼·罗兰和７０岁的玛尔维达在亲密地侃侃而谈，探讨人生……
我们又去了乔治·桑在诺昂的故居。
乔治·桑是１９世纪杰出的浪漫主义作家，她一生追求自由、平等、个性解放，恩格斯曾经高度赞扬过她的作品……１８３２年，２８岁的乔治·桑以发表了《安蒂亚娜》一举成名，不久后，便与诗人谬塞陷入如火如荼的婚外恋之中。她一生漂泊动荡，她那热烈追求爱情和美好生活的火焰始终不减，但与当时社会的道德准则却格格不入，每一次狂热的爱情，带来的只是更深的痛苦、矛盾、分裂……
在李斯特的介绍下，乔治·桑结识了波兰大钢琴家作曲家肖邦。每天晚上，肖邦在城堡底楼大厅中弹琴作曲，乔治·桑则在楼上埋首在一大堆稿纸中，从楼下传来的优美的钢琴声陪伴下，写出大量的剧本、小说……他们相爱了八年，最后却因生活琐事不断争吵，情绪恶化而分手，悲伤的肖邦经不起这个打击，不久便去世，他死前曾这样形容乔治·桑：
“奥罗尔（乔治·桑昵称）的眼睛平时是黯淡的，只有在我弹琴的时候，这双眼睛才闪闪发光，于是，世界变得明亮又美好，我的手指在钢琴上弹奏，她的笔在纸上快速飞舞！她竟能一边听钢琴一边写作……”
我在这间放置着肖邦常常弹奏的三角钢琴前久久伫立，我眼前浮现了鼻子长得和肖邦很相似的、我的才华横溢的钢琴老师乔耐，我们那没有成功的恋情；黄昏暮色射进乔治·桑故居空荡的四壁，我好像又看到乔治·桑写累了，走下楼来在肖邦伴奏下唱起她心爱的、亨德尔的《绿叶青葱的树荫》：“绿叶青葱，多么可爱，
我最亲爱的枫树，你照亮了我的生命。
雷鸣闪电，或暴风雨都不能侵犯，
从来没有一片大树荫，
有这样可爱和美丽……”
维克多·雨果的巴黎是与巴尔扎克、莫泊桑、大仲马、乔治·桑、福楼拜、左拉、法朗士、都德、梅里美、司汤达的巴黎汇合在一起的，也有人把它叫做“罗曼·罗兰－托尔斯泰”的巴黎，那是因为当罗兰刚从巴黎师院毕业，为抉择道路而苦恼彷徨时，看到了托尔斯泰的一本小册子《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办？》，其中谈到：“文学……是一种巧妙的剥削”，罗兰先是震惊后又迷惑，于是他决定写信请教托尔斯泰，回信的希望几乎没有，因为世界闻名的托尔斯泰不一定会注意到像罗曼·罗兰那样默默无名的与他毫不相干的法国青年！
可是过了几个星期，托尔斯泰给罗曼·罗兰回信了，信是用法文写的，写了三十八页！
“亲爱的朋友”，托尔斯泰写道：“我收到你给我的第一封信，它打动了我的心，我含着眼泪读完了它……”
信中谈到了艺术的价值和人生的价值，托尔斯泰向罗兰说：“不是对艺术的爱，而是对人类的爱，才能使艺术家创造出自己的价值……”
托尔斯泰的回信对年轻的罗曼·罗兰给予了决定性的影响，改变了他的一生……
巴黎五区，写了《包法利夫人》的福楼拜故居并不宽大，但墙上挂着几幅珍贵而又生动的照片，使人感到这间房间曾经充满了快活的情趣，在巴黎的作家们常到这儿聚会，大家都带着刚刚出版的书。福楼拜拿来的是《圣安东尼》和《三个童话》，龚古尔是《费尔·哀丽萨》，左拉是《摩拉长老》，屠格涅夫是《处女地》，都德是《佛罗丝》，他们真诚地分享成功的快乐，又尖锐地挑出书中的毛病，争辩、畅叙、毫无隔阂……
但是，到了现代，作家和作家间都互不来往，各干各的，并且有的还相互瞧不起，撬杠。我曾经在纽约向一名在国内时非常有名的作家提议：现在，在美国的大陆作家、诗人不少，能不能组织一个联谊会之类的组织，大家交流切磋，触发创作激情。我记得在上海我就有许多推心置腹的文学朋友。
那位大名鼎鼎的前国内作家对我无奈地笑了笑，摊开双手说：
“谁买谁的帐啊？”
我瞠目结舌。直到现在，我还为在美国的大陆作家没有任何形式的交流聚会而深感遗憾。
在一个阳光灿烂的早晨，我来到巴黎圣母院，向巴黎告别。望着那使许多人为之眩目、灵感迸射的圣母院钟楼。我想起了雨果，他的灵魂总是在这里闪发出震撼世纪的光芒。从圣母院，我又走向凯旋门。拿破仑在遗嘱中说：“请将我的骨灰运回我终身热爱的法国。”他死后二十年，遗体从凯旋门下隆重地运回巴黎，许多身经百战的老将军半跪在香榭丽舍大街旁默默哭泣，为一位伟人祈祷。１８８５年，维克多·雨果去世时，法国在凯旋门下为他举行国葬，２００万法国人民护送他的灵柩，背诵他的不朽篇章。我又想起《少女的初恋》中的一句话：“巴黎埋葬着罗伯斯庇尔、巴尔扎克、肖邦，然而法国最大的荣誉，是属于那些精神自由和自豪、有纯粹人道特点的人。对人类说来，这些特点的价值远远超过艺术和文学的才能。”再见了！香榭丽舍大街！再见了，巴黎！
苏联
我至今对苏联仍充满幻想。
我这人不到黄河心不死。
就在我写下这一章这一段的前一个星期，我到纽约中国城珠江百货公司录像部，去借几盘１９９２年中央电视台春节大联欢录像看，我每年在这时都邀几个朋友过一过瘾，特别是看看陈佩斯和朱时茂那令人捧腹的小品。我借完了录像带，突然看到架上放着一排陈年影带，其中有一个录像带上写着《丹娘》，架下是一行中文字：“处理录像带，特价５美元。”我立即将《丹娘》买下。回到家里，我想：这还是我小学三年级时看的电影，现在我已经４１岁了，我再看《丹娘》时，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心境呢？
我打开录像机，屏幕上出现丹娘（即卓娅）小时候的画面，她指着窗外克里姆林宫的五角星，问母亲那是什么，妈妈说那是列宁、斯大林在照耀。她小时候也朗诵普希金的《渔夫与金鱼的故事》，她戴着鲜艳的领巾参加红场前的国庆检阅。在莫斯科２０１中学，她举手请求老师把被纳粹烧毁的书都借给她读一读，她和我小时候一样每天写日记，她和我一样对祖国、对党充满了崇仰和美好的理想。后来她死了，死在法西斯德寇的绞刑架下。死前她高呼：“不要难过！不要为我哭泣，斯大林会来的！”而我，在和她差不多同样的年龄时，向报社写了一封怀疑“文化大革命”的信，并在信后恭恭正正地签下了自己的学校和名字，却遭来对一个女孩子残酷的批判斗争。我也差点死，但不是死在法西斯的绞刑架下，而是死在对突如其来的大批判的恐惧和无穷冤屈之中……
我像丹娘那样地长大。我边看边流泪，为了这个英雄姑娘的死，为了她那颗晶莹正直的灵魂，也为了另一个丹娘而哭泣。我没有去参军，也没有战争，却突然赶上了运动。由于她为了突然失去的亲人和周围善良人的哭泣声，向党发了一个问号，发出了一封信，就立即被恶风席卷差点儿被置于死地……
我的眼睛哭得肿肿的。电影中的一切，红场、列宁墓、涅瓦大道、莫斯科郊外河畔的晨曦，曾经给了我多少梦想，曾经给了我一个多么光辉灿烂的金色童年！小时候，我翻破了两本书，一本书是《卓娅和舒拉的故事》，另一本是《古丽雅的道路》，却做梦也没有想到在１７岁上时，会遭受到那样的厄运！我更没想到二十年后在美国看《丹娘》时仍有这么多的泪水、激动和颤栗！
我无法形容我走向中年时再看《丹娘》的心境。我的梦想曾经两次破碎：一次是“文化大革命”，一次是现在——因为苏联已经解体、它不存在了。红场上飘扬着的已不是卓娅每天向它敬礼的镰刀斧头红旗，而是沙皇时代的三色旗，甚至还有人提出要拍卖列宁的遗体来换取饥肠辘辘的人民所需要的牛油和面包。于是，实现我儿时的梦想，去看一看列宁，看一看红场，成了我在１９９１年圣诞前最强烈的愿望！
１９９１年１２月２０日，我和麦克再次飞往欧洲时，正是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向全世界宣布苏联解体、由独联体代替前苏联的时候，全世界都不知道下一步又会出现什么戏剧性的变化，或者是更大的灾难，而我看到麦克父母的第一句就是：“我一定要去苏联！”
在我飞往德国前一星期，就打电话让麦克父亲为我预订从柏林飞往莫斯科的机票和饭店房间，但是他们惊慌失措。慕尼黑、柏林、维也纳、日内瓦所有的亲戚都知道了麦克父亲——“老警官”的这句话：“我们的中国公主要去莫斯科！她说非要去看看列宁不可！”这些在完全不同的社会制度和宣传下长大的亲友们，一个个目瞪口呆，怎么也不明白我怎么会在苏联正陷入一片混乱时冒出了这么一个念头，于是，从欧洲各城市来的电话不断，维也纳的燕妮姑妈和日内瓦的伏尔奥汉舅舅甚至专程飞到慕尼黑劝我不要去冒险。我并不是想去冒险，很久以来，我都一直想着：我们小时候的梦想和光辉都到哪里去了？《列宁在十月》，《列宁在一九一八》，瓦西里也好，那个冲进“天鹅湖”演出剧院宣布苏维埃诞生的警卫队长也好，他们都到哪里去了？难道红场会变成纽约四十二街的时代广场？难道演出了十月革命雄壮剧幕的斯莫尔尼宫会变成纸糊的、倒塌的偶像？
我一定要到苏联去！在有人企图搬走列宁之前！在我脑海中，什么都不怕，即便会有大乱。美国记者约翰·里德不是在大乱中写下了《震憾世界的十天》吗？波斯湾战争中，美国ABC、CNN、CBS电视台记者，不是也冒着生命危险采访吗？我甚至希望看到一些精彩的东西，诸如一幢大厦的倒塌、千百人的逃散，甚至炮火、坦克……我当过记者，我想看看我是否仍然具备一个记者应有的冷静和机警。
圣诞节一过，我一个人去了柏林，再从那儿去莫斯科。从慕尼黑到柏林的电气火车上，我翻阅着十几年前写的厚厚的日记本，除了几本日记本之外，我带了满满一袋食品，火腿、熏肠、腊肚、奶酪、面包、橘汁。“当一种巨大的贫穷和匮乏降临的时候，罪犯也就随之降临！”麦克母亲还硬让我在这个信条之下带上一把牛角刀以防不测。麦克已经飞回纽约公司去指挥他的那个部门。麦克父母曾向儿子保证不会让我去苏联，但我还是去了。我是一个无法禁锢的人。所以，过了几天麦克又飞了回来。
在舒适明亮的西德电气列车软包厢中，我翻开以前的日记，那是我２０岁时记的读书感想，我细心地看着书中的摘录：
《黑面包干》德伯拉金娜
“有这样一个党”
采烈尼里的发言到了顶点，他用力地伸开手臂，用完全控制了听众的声调说下去：
“那时”，他说：“在俄国没有一个政党会说：把政权交给我们手里，走开吧，让我们来代替你们的位置，这样的政党在俄国是没有的！”
留着长发的社会革命党人的脑袋摇晃着表示赞同，孟什维克也抖动着稀疏的胡须，唯唯称是。但是，一个响亮而清晰的声音突然划破了这一片寂静：
“有！”
那是列宁从自己的座位上站起来，盯着这位卖身求荣的部长、社会党人，喊道：
“有这样一个党！”
于是，在这因为出其不意而沉寂下来的大厅里，在俄罗斯，在全世界都响彻着他那气势雄伟、热烈洋溢的声音：“有！有这样一个党，那就是：布尔什维克党！”
“圣诞节前夜”
“执行命令”，他说“快！”
我把两手放到了伯爵夫人大理石般的肩头上，由于仇恨和反感，我们两人都哆嗦起来：她对于我，是由于我这双风吹日晒的粗糙的手；而我对于她，是因为她那柔软得像蛇似的身体和滑得像绸子似的皮肤。
“你细搜！”库兹米切夫说：“要搜得仔细！”
我克制住心头的厌恶，对轻软蓬松的花边的每一个皱褶都作了仔细的检查。忽然我发现伯爵夫人的左胳膊不知为什么总紧贴在身上，我轻轻把它拉开，伯爵夫人就反抗，我猛然一拉，把手硬伸进去，摸到了一根密封的小管子。
“当心！”廖尼亚叫了起来。
廖尼亚，我的朋友廖尼亚！四分之一世纪以后，在伟大的卫国战争的日子里，你，苏联著名的将军陷入了重围，可是你要受伤的战士们坐上派来接你的飞机，自己却留在战场上牺牲了——被法西斯匪徒打死了。
那时候也是这样，在逮捕沃龙卓夫伯爵夫妇时，你扑了过来，用自己的身体掩护我。就在这一刹那，我看到了从墙底的裂口中伸出来的左轮手枪的枪口，枪声响了，子弹射穿了你的大衣，但我们仍牢牢抓住伯爵夫人不放。
我仔细地看了我当时怀着激动的心情写下的大段感想。《黑面包干》这本书，我从上海带到北大荒，后来又带到纽约。这时一位西德小姐走来，向我面前的杯里加了点咖啡，车厢里开始播放一首德国流行歌曲。
我又翻了下一页，那是我抄录的柯切托夫的《叶尔绍夫兄弟》中的一段：
当廖丽亚唱起一支和先前唱的那些迥然不同的歌曲时，季米特里好像给刺了一下。他非常喜欢这支歌，它是这样地激动着他，使他一听到这首歌就想站起来，在黑夜里迎着风，漫无目的地走着——让风使他的胸怀凉爽，让漫无目的地散步给他带来安慰，使他忘却过去经受的一切。
廖丽亚唱道：
敌人烧毁了故乡的草房，
杀害了我的全家，
战士啊，现在你将走向何方？
去向谁倾诉自己的悲伤？
季米特里站起来，走到窗前，凝视着窗外的一片黑暗。普拉斯柯维亚，请原谅我，
就这样来到你的身旁。
本该为人们的健康而畅饮，
我却为死去的亲人洒下了祭觞。
在那广阔的俄罗斯大地上，它为那个民族哺育了多么富丽堂皇的文学艺术和音乐啊！托尔斯泰、屠格涅夫、陀斯妥耶夫斯基的文学名著，柴可夫斯基的《如歌的行板》、《第一钢琴协奏曲》，拉赫玛尼诺夫的《第二钢琴协奏曲》，俄国画家列宾、列维坦、希什金……没有俄罗斯就没有我们这一代的精神世界！我仿佛独立来到莫斯科郊外，站在卓娅和她的男友一起散步的暮色笼罩着的涅瓦河畔，在金色的晚霞中听她大声朗诵马雅柯夫斯基的诗：
我赞美，祖国的现在 我
三倍的赞美
祖国的将来……
我仿佛看到一辆三套马车在冰雪覆盖的伏尔加河上颠簸缓驶（在北大荒兵团时我们无数遍地唱那首《三套车》），还有那给了普希金灵感的彼得堡郊外金色的秋天，落叶纷纷飘落，覆盖着诗人奶娘的墓地……
俄罗斯！苏联！儿时的梦就要出现在眼前！
“柏林到了”
“柏林到了！”有人叫道。我擦了擦泪水，我不知道为什么对马上就要看到的苏联会那么激动，在柏林搭上飞机只须瞬间，我就要置身在我儿时的梦——在红场上！在列宁墓前！我一眼看到了柏林古教堂顶端的断瓦残垣，我赶紧收拾行李，下火车后叫上一辆轿车直奔机场。
“护照呢？”一位俄国海关人员叫住我。
我拿出了我的护照。
“不行。”那位高大的俄国人说：“你不可以免签证，除了中国官方人员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官方人员的护照免签外，其他各国护照都要签证。要等三个星期。”我一下子愣在通向莫斯科的机场入口处！
我的一位朋友从香港打电话来纽约，他刚去过苏联，说可以免签证，却没有告诉我他用的是中国官方护照！
三个星期当然不行，我的休假期有限。我沮丧地走出了柏林机场的苏联海关监视站。“真是官僚啊！”我心里咒骂着：“苏联真官僚，盖一个图章要等三个星期！”这真是周游世界中最长的签证！
我没有到黄河，我没有看到莫斯科。
因此我的心还不死。
后来，１９９２年１１月，我去了莫斯科，并去了圣彼得堡，我终于实现了儿时的梦想：看到了克林姆里宫、红场并且瞻仰了列宁墓，我离开了美国旅游团，独自一人跑到莫斯科新圣女公墓，为的是看一看在我成长的里程中起了重要作用的俄罗斯人民的英雄儿女——卓娅和舒拉之墓，以及看一看奥斯特洛夫斯基之墓。印象最深的另一件事是，当我站在莫斯科俄罗斯艺术博物馆的油画廊前，看着那些伟大的艺术原作：《伏尔加河的纤夫》、《弥撒游行的队伍》、《庞培城末日》、《意外归来》……我眼前不禁又浮现了北大荒的小屋，炉火劈啪燃烧的小坑洞前，地上堆满了这些伟大的俄罗斯油画的图片。于廉从这儿汲取艺术营养，我从这些画片中汲取的是精神力量和刻骨铭心的对青春足迹的记忆……望着呈现在眼前一幅幅那么熟悉的油画，我又想起于廉，我的眼眶不禁地湿润了。我这时多么希望他也同我在一起，站在这些油画前面啊！我仿佛看到他从北大荒的小屋向我走来，这是一股如同冬夜的篝火一样永远斩割不断的北大荒情思，它已远远超过个人的感情而具有更深刻的含意。在圣彼得堡，我去了冬宫、去了普希金的故园，又在大雪中去寻找托尔斯泰的生活足迹。我深深地被伟大的俄罗斯历史、文化艺术和这个民族的人民不屈不挠的精神所打动，我相信俄罗斯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民族之一，她的精神养育了我们这一代人。
东欧
到东德和波兰都不需要签证，所以我一回到慕尼黑的那座城堡里，“老警官”就说是上帝把我给送回来了，谢天谢地。为了安抚我的沮丧，他立即表示驾车带我去波兰和东德。麦克后来因听说我去苏联，吓得从纽约赶回，他认为这是一件最不适时、最不值得的冒险行径，于是麦克父母、燕妮姑妈、伏尔奥汉舅舅、麦克和我一起乘上老警官亲自驾驶的“奔驰”开往东欧。
在东欧，我一看到列宁雕像的头像或全身像就形喜于色，并且立即跑上去和列宁雕像一起合影，或者是把这些屹立在花丛中的大理石像、花岗石像拍了又拍，有时还抱着列宁那著名的宽大光洁的额头吻一下，好像我真的见到了列宁一样。真的，在国内，过去可以看到许多毛泽东像，却从来见不到一座列宁像。“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报纸上，但绝对不在大街上。东欧各国则处处是高大雄伟的列宁像，无论在街心花园、学校、广场、博物馆前或剧院前面……
我的这一切“行径”，使跟随我的一大群欧洲亲戚们——慕尼黑的、维也纳的、日内瓦的，穿着貂皮大衣、打扮得珠光宝气、皮肤娇嫩的、像伯爵夫人一样的亲戚们个个目瞪口呆、面面相觑。
有一次麦克终于忍不住，悄悄对我说了声：“别太浪费你的时间和胶卷，列宁在夺取政权时曾经杀了许多人，特别是农民。”
我立即变得愤慨起来：“请你不要那么说……列宁在我心中坚如磐石，他杀的不是农民，是富农。”我仍清楚地记得小学四年级看到盖达尔小说《少年鼓手的命运》中，那个少年鼓手揭发了他的富农叔父囤积粮食破坏革命，后来被叔父暗杀。我和麦克经常为这类事发生争执，这可能是我们各自出身、成长的背景不同。有一次，他放一盘录像带——麦克收集了５００多部故事影片和文献片。那部录像放的是斯大林在新经济政策时期农村饿尸遍野的纪录片（和中国三年自然灾害一样），我看了不到五分钟，就一挥手说：“这是PoiticalPropagarda！（政治宣传）我不要看！”我跑上去把录像关掉，然后取出一盘《大逃亡》放上，对麦克说：“看看这个吧！奥斯维辛集中营！这才是历史！”
麦克耸了耸肩膀说：“亲爱的……这儿又没人管你，你何必把自己套在一个框子里？……反对新经济政策的布哈林，不是也平反了吗？”
《大逃亡》讲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犹太人波兰人从希特勒奥斯维辛集中营逃亡求生的真实故事。麦克不动声色地看起来，并且很快沉浸在故事情节中，他已经看了许多遍这部电影。我们到德国后的第一个参观项目，就是他带我去参观纪念二次大战犹太死难者的历史博物馆和集中营旧址。他讲他、还有许多德国青年恨希特勒，同我们恨“四人帮”没有两样。我望着麦克凝视屏幕的眼睛在想：我还能讲他什么呢？他总是那么平静地对待自己祖国的过去，不怕否认任何东西。我突然感到我们的思维方式也许生来不同：他的思维是自由的，他可以在任何时候选择相信什么，不相信什么。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使他为自己的选择恐惧，或烦躁不安，他选择思维就像选择到海滨去游泳，还是去一条河中游泳一样自然而又洒脱；而我的思维中则有某种天生固有的压力：什么是黑暗的、反动的，什么东西一看到一听到就会像看到毛毛虫一样令人恶心、毛骨悚然；在另一方面，有的事物则像阳光一样灿烂、完美无瑕，永远正确，任何人都不准碰一下。我跑上去关上斯大林时代的录像时，看到麦克那双惊讶的眼睛。他也许会奇怪我——一个聪明的女孩子为什么宁愿躲在“铁幕”后面？我早就读过《斯大林时代》，我知道肃反时死了许多人，可是我又不愿意看到西方世界把这件事扩大做宣传。我无法改变自己就像无法改变自己的血液一样，血液是从母胎中带来的。因此，当我在电视中看到东欧某个国家将列宁像套上钢缆推倒时，我就像失去了一个亲人一样难过。我哭泣起来，我甚至想用自己的双手去阻止这股如山洪暴发般的汹涌波涛……
但是，现在在东德，除了街头上随处可见的列宁雕像外，我们看到的是与西德截然不同的情景：破旧的街道、年久失修的博物馆、沾满铁锈和污迹的皇家庭园，白玉雕像上尽是鸟屎和涂鸦，商店里空空荡荡，街头上的人寥寥无几，人们没有表情，垂头丧气。而成千上万的东德人如潮水般地涌往西德，把靠近边境的超级市场抢购一空，排着长队等待获得一张工作卡或居留卡，甚至有些东德老人伸出一双颤巍巍的手，在大街上行乞：“行行好吧……看在上帝面上给一个马克……”这时我的那些欧洲亲戚们就伸手到一个精致的钱袋里，拿出一个马克放在老人手中……
在东德一家咖啡馆，我遇到一个苏联老人，他离开苏联到这里已经三年了。他会说英语，这位近八十岁的老头一面喝咖啡一面和我们聊了起来，我越来越对他充满敬意，因为他不是一个普通的人。他告诉我们他已经从苏联“逃”出来五次，可是过不了几年总是又回到那里去。他讲到在肃反时，他写了１３００页的检讨，才避免了被枪毙的命运。那时他是莫斯科大学的一名普通讲师，教俄罗斯文学，他说肃反时他吓坏了，完全像孩子一样不知所措。后来他写了一首诗交给整肃他的那些人，从这位老人的口中听出，这首诗的大意是这样的：
不管你们讲我有什么罪
我有罪
不管你们什么时候讲我有罪
我有罪
不论罪名多深，负荷多么沉重，也不论多久
我有罪
因为我说我无罪便是对你们的不忠
为了表示我由衷的效忠
我奉献上我的整个灵魂：
——我有罪
别人大概被这首“诗”感动了，没有要他的脑袋（肃反中枪毙了成千上万的人）。我望着这位苏联老人，他留着像托尔斯泰那样的长胡须，并且总是把咖啡搞到胡须上。他用英语说：“I’m guily”时，带着浓重的俄国口音，以至于总是把“我有罪”讲得含糊不清。他的眼中没有泪花和忧郁，他好像在讲一个童话故事，并且不时发出爽朗的俄罗斯人的哈哈大笑。他讲他的许多同事走出监狱时，不是重病缠身，就是疯了，完全失去了任何与人生搏斗的力量。更糟糕的是还要向释放他们的人说一声“谢谢”。他说整个咖啡馆都知道他的故事，他的三个儿子都跑到了美国或者西欧，有的在大公司，有的做生意，常给他寄钱，他生活得无忧无虑。他说他很感谢他年轻时的明智，没有“拿原则和脑袋开玩笑”，他保住了脑袋。
那天傍晚回到饭店，我心情感到很沉重。那个俄罗斯老人的那首诗总是在我脑子中挥不去，我不知怎么联想起在延安时写了《野百合花》的王实味，他一向清高，桀骜不驯，写文章很尖刻。但是在被逮捕一年之后，他一看到人就卑躬屈膝地连连表白：“我有罪……我有罪……我是热爱党的，我听任处理……我有罪。”
不过他没有那位俄罗斯老人那么幸运，别人还是枪毙了他。我也想到我自己，一看到那些批判我的一封信的大字报，我就心惊肉跳，工宣队逼我写检讨，他们要我写二十页，我心里虽然不服，却写了四十页，后来统统被装进我的档案袋！多么能扭曲人性的政治运动啊！那是一只“肮脏的手”，它能把你扭曲得连自己都不认识自己！那是因为你血液中有一种与生俱来的、神圣的东西，别人让你认为你已经亵渎了它，当这个别人不是一个人，而是那股能主宰你的命运、你无法抵抗的力量时，你便软弱了。你愿意把自己的心肝肺腑全部掏出来，在精神上跪下，说一声：
“我有罪！”
这是多么可悲啊！
为什么那个苏联老人的命运，就好像发生在我的身上呢？为什么千千万万苏联人的命运，竟和千千万万中国人的命运如此相似？
在东欧大街上的漫步与思考，使我真正感到了“困惑”这两个字的含意，或许应当用“觉醒”——如果我能用麦克那种思维方式来思考的话，我需要“重新思考”。
这些“重新思考”像一些尖锐的玻璃碴在刺扎着我的心，也许童年的梦是根本不存在的，人们可以因为一个思想被杀。我们这一代人总是在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两者之间徘徊。当听到老人和他的同伴们的悲惨遭遇时，我是在现实主义之中；而看到列宁雕像，我又陷入于理想主义之中，这两者是如此水火不相容：一方面是丑恶、残酷，是血污、谎言和欺骗；另一方面则如诗境一样美丽，像早晨的太阳一样神圣光辉。
列宁仍然坚如磐石。但列宁却被千万个叛徒、虚伪卑鄙的政客或残忍无情的秘密警察所践踏。记得小时候，我们多么盼望“帝国主义灭亡的日子”在一个早晨到来，当我们神气活现地走向街头，挥舞小拳头，只要美国出一个总统，那个总统就立即出现在我们标语牌的漫画上，肯尼迪是“啃泥地”，约翰逊是条龇牙老鬼。那时候，“我们的世界”是多么光辉、多么光明！直到“文化大革命”，才发现到处是血流成河，到处是批判会场，每天耳畔响着自杀者悬梁前、跳水前、跳楼前、割手腕前、开煤气前那种凄惨的哀鸣和冤屈的呼喊……
列宁，我为你哭泣。
我又想到我居住了五年的美国，有一件事始终让我深感惊讶：越是反对美国国家政权的电影，越是能获得奥斯卡大奖！
如由德斯汀·赫夫曼主演的《水门事件》，揭露了美国总统竞选的丑闻，迫使尼克松遭弹劾下台；如由凯文·柯斯纳主演的《与狼共舞》，以诗一般的悲壮画面重现了美国军队对印地安人的杀戮和毁灭，因而获１９９０年奥斯卡最佳影片大奖；同样，由凯文·柯斯纳主演，奥烈佛·史东导演的《JEK》（《约翰·肯尼迪》）则以电击般的震撼手法和精细的逻辑剖析、案情跟踪，说明并不是奥斯华单独一人杀了肯尼迪，而是由美国政治联邦调查局（EBI）、军火商和黑社会邪恶势力携手一起杀了“对共产主义心慈手软，企图阻止越战”的美国总统肯尼迪。１９９１年电影一出，立即造成轰动，并被提名为奥斯卡最佳影片。
奇怪的是，这些影片丝毫没有影响美国人民的爱国情绪，也没有造成任何社会动乱。
离开波兰的那一天，我们在电视中看到红场上示威游行的报道，抗议叶利钦的苏联人高举着列宁的头像，高喊着：“叶利钦是犹大！”在镰刀斧头红旗的一片红色海洋中，一幅醒目的标语上写着：
“今日菜单：没有糖的茶，没有肉的汤，没有油的粥。”一辆白色汽车中播放着二次大战时《起来，伟大的祖国》的乐曲，游行队伍中的示威者扛着巨大的牌子，上面写着：“列宁万岁！工人阶级万岁！”
而在红场的另一处，则聚集了一两万支持俄罗斯总统的示威群众，他们挥舞着沙皇时代的三色旗，呼吁大家给政府更多的改革时间，他们围绕在俄罗斯国会大厦外面，用喇叭竭力大声喊着：
“宁可吃白面包喝白开水，也不过共产主义生活！”随着电视镜头，又转移到已改为彼得堡的列宁格勒，在冬日的斯莫尔尼宫广场上，也聚集着两派截然不同观点的示威群众，一派喊着：“列宁格勒！列宁格勒！”另一派喊着：“彼得堡！彼得堡！”镜头渐移到彼得堡的上空，没有红旗，也没有三色旗，只有一片澄蓝明净的天空。彼得堡——俄罗斯帝国的明珠，暮色掩盖不了这座彼得大帝时代故都的泱泱气魄，瞬间将逝的太阳余辉为巍峨的古老建筑宫殿镀上一层薄金。我梦寐已久的列宁格勒！在高喊口号的示威人群中，我突然看见一个穿黑衣服的女人拔出一把小手枪，对准了列宁的胸膛！
“列宁！你不要倒下去！”幻觉中的我不顾一切地冲上去，却被一样东西绊倒：是９０年代被钢索推倒的列宁铜像。我的心被一层白雪覆盖……
美国
我飞回了纽约，首先立即感到与欧洲的不同：这里生气勃勃，各种肤色、各个种族的人在大街上匆匆地走来走去，有擦肩而过的金发女郎，有向你打招呼的非洲裔黑人，推着宝宝车过马路的亚洲人，西装革履的印度人或是披着面纱的沙特阿拉伯妇女……这是一个各个民族融洽共处、平等竞争的世界大熔炉。这里以白人为主，但你皮肤的颜色并不能保证你会比其他种族的人生活得更好。闻名遐迩的王安公司由中国人一手缔造，而另一家同样出名的电脑软件公司的总裁竟是印度人！这在欧洲、在日本几乎是不可想象的。如果把美国叫做“The First Uni-versal Nation”（“第一环球国家”），那么可以把欧洲和日本叫做“清一色”。
麦克的一位好友收养了两名黑人儿童作为养女养子，肯尼迪家族也收养了一名韩国的穷女孩为养女。
美国人善良得可爱。
周游世界！我终于实现了我儿时的梦想！用我的心，用我的思索去拥抱世界，这是件多么令人陶醉的事情！
我还要去非洲，去印度，去中东沙漠。我希望能和印地安人共度一段时光，我总觉得，在千百万年前，我和印地安人有共同的血源……我也想住进夏威夷土著居民的茅舍，和他们一起狩猎、一起爬树、一起冲浪……
曼哈顿之夜，猎户星座灿烂地点缀了半个天空，我远眺着那颗白色的月亮，不由想起第一位登上月球的那个美国宇航员的话：
“当我在宇宙太空观望地球时，它是那么小，同无数银色的星星一样，只是一颗蓝蓝的小钻球。在这样一颗小小星球上生活的现代人，为什么不可以互相亲密，更多地享受人类应得的和平与温馨呢？”
三 打入欧洲市场
小时候，“欧洲”这个字眼，或者是英文发音中的“欧罗巴”，在我印象中一直像幅美丽的油画。直到我以后亲自置身在这幅美丽的油画中，我才发现，它有一个缺点：就是物价昂贵。在橱窗中展出的一件皮大衣或一个麂皮包，比在美国要昂贵５０％以上，甚至２００％！而且在款式和式样上也远不如美国那样新颖多姿。比起美国来，欧洲确实太保守、太古典，犹如一支在夕阳中永不凋谢的紫罗兰，闪烁着永不衰退的古老的光芒。可是比起千万朵色彩斑斓、千姿百态的野花来，却显得多么单调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