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在当时的舆论和后世的历史这两种评价中，前一种固然十分重要，后一种的重要性却略胜 一筹。因为，我们知道人和神不同，人不是全知的，所以也许会犯错误。减少这个错误的方 式有两个：一个是靠人数，毕竟多数人都同时犯错误的可能性相对小一点，所以，如果少数 人批评我，我可以不大在意，“十夫所指”是关系小于“千夫所指”的；但是，多数人也会 犯错，所以另一个减少这个错误的方式就是，靠时间，我也许会希望当时大家虽然错误地指 责我，但是时间过去后，事情会慢慢清楚，而历史会还我清白。这也就是中国人重视历史的 原因。
三
按照儒家的设计，历史恰恰可以起到某种规范约束作用，通过评论历史人物，对一些人给予 褒奖，对另外一些人物给以批判，就可以使当代人知道什么行为是好的，什么样的人是我们 的典范，什么行为是不好的，什么样的人会受到后世千千万万人唾骂。秦桧跪像被后世千千 万万人“唾”骂，就是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儒家相信这个方法会很有用，所以孔子一生没有 写作，却编著了一本历史书《春秋》。而且儒家相信，“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惧怕 什么呢？孔子并不会给他们带来现实的危害，只是通过权威性的、有影响力的历史评论，使 “乱臣贼子”的身后名受到损害。从心理学角度看，实际上孔子利用了人的一种“社会学习 ” 能力，当人看到别人的某个行为受到了褒奖，则自己也就会倾向于学习这个行为；看到别人 的行为受到了批判，自己也就倾向于避免这样的行为。如果我们把孔子作《春秋》的行为简 化来看，实际上就如同一个儿童对另一个儿童说：“如果你这样做，你就是好样的；如果你 那样做，你就是乌龟王八蛋。”只不过孔子把“好人”换成一些更深奥的词汇，如“忠臣烈 士”、“仁人志士”、“正人君子”等等，把“乌龟王八蛋”也换成一些更深奥的词，“乱 臣贼子”、“衣冠禽兽”、“无耻之徒”等等。我这样说并无丝毫贬低孔子的意思，实际上 我们人类自我约束能力很差，而社会中的人没有自我约束又不行，所以必须发明出一些办法 ，而所有的高级方法，说穿了也都是小孩子用的某种方法的改进而已。用给好坏“命名”的 方法来约束人的行为，是一个有效的方法，两千年来在中国也起到了相当程度的积极作用。 我认为今天我们还是可以通过修当代史，以及重新解释古代史，来给今天的人传达一种良好 的伦理规范。柏杨先生就做了一件很好的事情，他重新解释了《资治通鉴》，并且在书中直 呼皇帝名字，比如不说“汉武帝”如何，而说“刘彻”如何如何，这样就削弱了中国人对帝 王的盲目崇拜。更不要说，柏杨通过直接臧否人物，对古代的人物给出了全新的，在我看来 也是更好的解读。
但是，凡方法都有局限，而这个局限性也会逐渐明显，最后使得其效果越来越小。用记载历 史的方式来约束人，也有一些局限性存在。
我们怎么保证历史不被扭曲？这就是一个问题。
林肯说过：“你可以骗多数人于一时，你可以骗一个人于永远，但是你不能骗所有人于永远 。”按照这样的说法，历史是公正的。但是，并非所有的人都相信林肯的话，有些人就会试 图骗所有人于永远，而且至少能获得一定程度的成功。
为此，这些人可以“收买”、“威胁”史官或者其他写历史的人。有时，他们也会获得一定 成功。正是因为这一点，帝王在历史书上的形象就比他们真实的形象要好，有时也许会好很 多倍。鲁迅先生发现了一点，如果某个王朝持续的时间比较长，它的皇帝大多能得到较好的 描述，而短命王朝的皇帝多被写得比较坏。——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前者史家记录资料时， 老皇帝的子孙还在位，因此他不敢把老皇帝写得太坏。而短命王朝已经破灭了，写它们的皇 帝时自然可以比较放得开。
再举两个例子，赵匡胤是通过较和平的政变，从后周手里夺来了帝位，因此，宋代对后周的 记载就比较友好。清代是异族统治，不容易被民众接受，所以他们就必然用极为严酷的文字 狱打击所有怀念明代的文人，毁掉一些历史资料，并努力抹黑明代，从而证明他们取代明代 的统治是理所当然的。这个影响至今还在，印象中明代成为了最坏的时代，而清代好像好得 多。但是实际上，比较朱元璋杀数万官员(而且有些是贪官)，那到处屠城、杀无辜百姓几 十万，比南京大屠杀元凶还邪恶的恶魔多尔衮，却在电视剧中被当作多情的正面人物，同时 政治黑暗、大兴文字狱的时代却被说成是“康乾盛世”。(当然，所有古代专制王朝包括明 代，本质上都是强盗政府，而且明代也的确有很多恶政。我只是说，未必明代的恶性程度比 较其他朝代多那么多。)因此，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在专制统治者的威胁利诱之下，历史 可以被扭曲相当长的时间。真实历史资料可以被掩盖销毁，而虚假的伪历史也是可以在相当 长的时间内被大家信以为真的。
在较早的时期，这种扭曲历史的情况相对来说不如后来那么严重。原因之一是，早期史官责 任感很强，而君王的邪恶程度相对小一点。比如当年权臣崔杼借党羽的手杀死了齐庄公，齐 国的史官在史书要写“崔杼弑其君”，结果被杀；史官的弟弟也是史官，他再次写“崔杼弑 其 君”被杀；他们的另一个弟弟还是坚持这样写，又被杀；最小的一个兄弟照旧也要这么写， 崔杼终于手软，任由自己去被历史评说了。史官们为了历史的尊严而不惜牺牲生命，这样的 历史是当权者也要畏惧三分的。
而到了后期，这样的史官即使存在也没有什么用处了，因为后代的帝王杀人并不会杀到手软 ，他们的态度是，“你几个兄弟都这样写，我就把你全家杀光；别人要这样写，我把别人也 杀光；如果全城的人都敢这样写，我就把全城人杀光”。这样的淫威之下，胆子大的人真的 会被杀光，而其他的人自然也就不敢为了一个纸上的记录赔上更多性命了。如明代朱棣篡位 后，方孝孺坚持“燕王篡位”，而不肯为朱棣写即位诏书，竟然被杀十族八百余人。朱棣这 样的杀人不手软，是早期的崔杼所不敢想象的。齐国史官就算和方孝孺一样骨鲠，也没有办 法留下正确的历史记载了。
四
另一种失效的原因是，有些人看明白了之后，可以用一种无赖的态度说，“我就是做小人了 ，我就是坏了，我就是做桀纣了，我就是这样了，你随便骂什么，我不在乎了”。这样的人 当然是更聪明，能看穿孔子的把戏，其结果就是失去任何约束，更放纵自己做一些对社会不 负责任的事情。
在心理学家的角度看，这些人未必真的不在乎。在潜意识中，即使他们明白孔子的策略，也 一样会在乎大家的评价，但是，如果他发现大家对他的某方面的评价肯定好不了了，那么， 他就会产生一种自暴自弃、破罐破摔的心态，“我就是这样了”，这个心态中实际上有对那 些不接纳他的人的怨恨，并且必定会带来一些敌意的行为。古代一些暴君，变得越来越邪恶 ，实际上就是因为他们也渴望别人能够喜欢他们表扬他们，但是在内心深处却已经知道这不 可能了，知道别人的奉承都是虚伪的，知道别人对他有仇恨，也想到自己死后也许会被说得 很坏，所以对别人产生了越来越大的怨恨，所以才会更多地伤害别人，并给自己带来更多的 仇恨，形成了“不被认可——恨——伤害别人——更不被认可……”这样一个恶性循环。想 一想， 一个人希望被别人认可、喜爱和表扬这样一种愿望，在某些情况下竟然会导致他做出伤害别 人、威胁别人、奴役别人等行为，不禁使我们对人性产生一种深深的感慨。而微观到一个村 子一个单位的小历史，事情发生的样子也是大致一样的。
当然，历史并不会被完全掩盖，即使是以朱棣的残暴以及他销毁了很多历史资料，我们今天 的人也许不知道某些细节，却依然知道朱棣十分残暴，而朱允ND274至少是一个比较好 的君王。 几百年后的今天，我们也能为当时被处死的方孝孺以及他的兄弟的气节而感动。但是，指望 几十几百年后历史才为冤屈者伸冤，这是不够的。我们必须承认，历史评论这个方式作为一 种约束行为的手段，现在看来是有局限的，至少它不能约束那些掌握巨大权力的人和那些自 暴自弃的人。
五
那么，今天我们应该如何做呢？我认为，首先我们要承认这个方法的局限性。比如制约权力 ，就不能仅仅依靠“千古评说”这个方法。而应该配合使用民主制度，让“朱棣”拿“方孝 孺”没有办法，“方孝孺”以及千千万万人的话才能对“朱棣”有压力，而且我们也不能指 望仅仅靠这个方法让“朱棣”做好事，而应该在“朱棣”做坏事的时候用民主来制约他。
虽然在现代，这个方法的作用没有孔子认为的那么大，但是，我们还是可以继续使用这个方 法，作为各种社会伦理推行的一个手段，作为推行良好文化价值的一个手段，教育人、帮助 人 的一个手段。我认为这是知识分子或者说当代“士”的一个使命，就是要时刻对我们自己所 说的历史，对周围人所说的历史有一个意识和警觉，随时清醒地看着历史陈述背后的价值取 向和隐含的观念，从而使历史成为我们民族进步的一个动力。我们的“士”应当共同创造出 一本体现着对中国文化最深入理解的、对中国前途有正确引导的——当代《春秋》。
当你做事时，想一想，后世的千千万万人会如何看你？
祖先崇拜的心理作用
2008年04月23日12:28
一
某个时刻的某个选择，也许会影响到一个人的一生。
一个民族中的文化领袖的某个选择，也许会影响到这个民族两千年中千千万万人的生活形态 。
固然，我们会说，这个文化领袖的选择也不完全是偶然的，而会受到他当时所在的文化环境 等因素影响；并且大家选择接受这个文化领袖的思想也不完全是偶然的，如果他的思想和大 家潜在的需求相差太远，他的思想也只好湮没。但是，不管怎样说，我们还是要承认：一个 文化领袖的作用，会在这个民族中起相当大的影响。
比如孔子。
孔子最重要的一个选择，是选择用“祖先”作为信仰的对象。
信仰，是任何社会都需要的，是一切社会建构的基础。在绝大多数古代社会，被信仰的对象 都是神灵。而在现代社会，民主与科学也可以成为一种信仰。
孔子独特的选择是，把祖先作为信仰的对象，也就是说，把祖先放到了类似神灵的位置上， 从而创立了不以宗教为基础的社会伦理。
二
从心理学角度看，把祖先当作神灵去崇拜，会对中国的社会、文化和中国人产生什么样的影 响呢？
从基本作用上，崇拜祖先有和崇拜神灵一样的效果，那就是为道德伦理、社会制度等奠定了 一个基础。西方人也许会说，我不能做坏事，因为上帝在看着我；而传统的中国人则说，我 不能做坏事，那样会辱没我的祖先。
崇拜神灵，社会上就需要有一个祭司性质的组织和阶层，包括巫师、牧师等。而崇拜祖先则 不需要这样的组织。每个人的祖先都是自己家的人，因此，我们不需要他人中介，只要在自 己的家里放一个牌位，就可以和他们沟通。因此，中国一直没有出现像欧洲民族那样的，可 以和王权相提并论的神权，没有出现像罗马教会这样的组织，也没有出现过欧洲那样的宗教 战争。
但是这样的一个设计有一个不幸的后果，那就是王权一枝独大了。如果古代中国有强有力的 某种教会，则当皇帝的专制过于残暴的时候，教会或许可以成为一种制约力量，或者民众有 可能借助所谓“神”的意志作为反抗专制暴政的依据。而祖先是不能起到这个作用的。如果 大家相信上帝，我们可以说皇帝的暴行违背了上帝的意志，所以我们要一起反抗皇帝，这可 以组织起大家来；但是，如果我说，皇帝的暴行违背了我朱建军的祖先的意志，希望大家和 我一起反抗皇帝，这就不可能组织起人来，因为大家和我朱建军的祖先没有关系。
在这个方面，祖先崇拜仿佛是一个特殊的宗教，这个宗教中每个家庭都有自己的神。其他宗 教中的神灵的形象，是一个全体教众共有的精神产物，而祖先则是各个家庭的私物。社会公 共生活需要建立在“公器”基础上，而“祖先灵魂”不是公器而是私器。因此，祖先崇拜带 来的一个结果，就是小家族中虽然可以以此团结，但是整个社会却是孙文(中山)先生感叹 过的“一盘散沙”。
这种一盘散沙的状态，对中国文化也带来了一些不利的影响。比如，人们发现中国人有私德 而缺少公德，发现中国人不适应公民社会，发现中国人不善于在团体中合作等等。这些的原 因之一，都和“祖先崇拜取代神灵崇拜”有关。因为大家各属不同祖先，不是共同神灵的信 徒，所以没有团体凝聚力，因此就会出现“一个中国人是条龙，十个中国人是条虫”的奇特 现象。
祖先崇拜还会有一个心理作用，那就是助长了一种复古和保守的倾向。因为崇拜的是祖先， 所以必定需要美化祖先，进而美化祖先所生活的环境和时代，这样，就很自然地导向了复古 。复古则会高评古代，所以自然会带来保守的倾向。因此，儒家一向会“借古非今”。当初 暴君秦始皇焚书坑儒的时候，给儒家人物的罪状就是借古非今。借古非今是借一种被信仰的 古代文化来非议当代的文化。如果秦始皇当初要坑的是墨家，罪名就会是“借天非王”了， 因为墨家的信仰不是“古”，而是“天”。
复古和保守倾向有利有弊，其弊端是对中国人的创新精神有所损，其利则是有助于过去的文 化成果的保存。
三
祖先崇拜还有一个问题，那就是祖先在过去活着的时候，只是一个人而不是神。死后，也不 是每个祖先都是完美的，作为人他总有一些缺点。这样，他也许担当不起作为后代心目中的 神这样一个完美的形象。
孔子自己比较特别，因为他没有和自己的父亲真实生活在一起过。所以他幻想父亲是完美的 。他的祖先是宋国贵族，他也可以幻想他们是完美的君子。但是，其他人如果发现了父亲的 不完美，也就不会完全相信自己的祖先完美。把不完美的人作为偶像崇拜，这会带来一些困 难。
儒家解决这个困难的方式，就是教育大家，即使父亲或祖先不完美，我们也要尽量看他们的 优点而不要看他们的缺点。儒家的典范人物舜的父亲很坏，甚至到了要谋杀舜的程度，而舜 依旧不恨他也不抱怨他，就是这样一种策略。这样的方法，在心理学上看也是有一定好处的 ，因为我们把一个人看得比他实际情况更好，对那个人是有积极暗示作用的。一定程度上， 如果那个人发现别人把自己看成很好的人，总归会稍稍让自己也做得更好一点点，以不辜负 别人的期望和赞扬。
但是，这里也有一个危险，那就是它培养了中国人把一个人神化的习惯。如果全社会都用这 样的习惯去对待某一个人，那么大家就可以把这样一个人变成一个活着的神，可以把他看作 是完美无缺，可以用对待神一样的态度对待他。而一旦这个人犯了错误，不会受到大家的制 约，万一(实际上是常常)这个人就是最高世俗权力的掌握者，那么他的世俗权力和个人崇 拜带来的类似神权放在一起，权力就会大到不可思议。——比如，中国人对毛泽东曾经有过 的个人崇拜。
这里好像有一个悖论：祖先崇拜是个别性的，全国人民不会有一个共同的祖先，从逻辑上看 似乎不会大家共同崇拜一个人。但是，如果我们加上儒家的另外一个心理设计，就符合逻辑 了。儒家的另一个心理设计是，通过移情心理，让大家把领袖想象为父亲，把对父亲的孝敬 之心转到领袖身上。中国人把官员叫做“父母官”，就是这样一个设计。有了一个补充性的 心理设计，好处是，刚才说的“一盘散沙”状态得到了克服，在“共同父母”领导下，全国 人民都仿佛成为了一家人，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了。但是，和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精神 不同，这样组织起来的中国人依旧缺少公民意识，缺少相互间真正的合作精神。人与人之间 并没有真正的亲情关系，所有的人都是“共同父亲”管理下的，平行地服从于“共同父亲” 的分离的个人。
当然，若大家崇拜的对象，不是一个活着的“共同父亲”，而是一个早已死去的“共同祖先 ”，那会多一些益处而少一些害处，至少这个共同祖先不会犯错误并使得大家共同尝到此错 误带来的苦果。这也就是中国人祭祀黄帝的意义，黄帝是一个大家的共同祖先，而且祭祀黄 帝并不用担心，黄帝不会错误地要求我们做什么事情。祭祀黄帝，可以增加中国人的内聚力 ，似乎是有一些好处的。——只不过黄帝的性格我们并无了解，形象设计也很单薄，大家对 他没有什么印象，而且他究竟是否是我的祖先，说实话也无从考察，所以这个活动的作用并 没有我们期望的那么大。
四
在未来中国的文化复兴中，祖先崇拜是我们不可避免要面对的文化现状，也是我们可以使用 的文化资源。
从我个人来说，我不喜欢孔子的这个设计。我感觉其弊端要比益处更多。况且现代社会中， 家族已经不能成为一个社会的基本结构了。古代中国是一个农业社会，安土重迁，家族聚居 ，利用祖先崇拜凝聚家族还有用处；而现代社会大家族聚居已经不再，我们更需要的是建立 一个公民社会。在我看来，我们需要一个非宗教性的，全民能够共同接受的信仰，并用此信 仰整合社会。这个信仰，就是“天”、“天意”、“天理”。
火车中的候鸟
2008年04月23日12:28
一
正月初七，正是春运返程的高峰，据说今天全国铁路将发送旅客480万，公路发送旅客5700 万，坐飞机出行的旅客超过60万。还有多少人乘船、自驾车或者以其他方式奔走旅途，我们 无法统计。就我们能统计的数量，这一天有6240万人在路上。
6000多万，想象一下如果有6000多万条鱼洄游，也足够挤满长江了；如果有6000多万只候鸟 飞过我们的天空，也足可以遮蔽北京城的阳光了。当初苻坚带兵百万要渡江灭晋，自称百万 大军，光是把马鞭投进长江，就足以截断江流。据在下计算，100万条马鞭是不足以让长江 断流的，但是，6000多万人的行李如果投入江中，只怕未必不足以让长江断流。
谁说人不会洄游、不会迁徙？春节前后，不在家乡不在父母身边的中国人，就是洄游的鱼、 迁徙的候鸟。他们必须洄游家里，和家人团聚，然后再回到工作的地方，继续一年的劳作生 活。千里万里，不能阻挡，哪怕是平时不舍得多花一点点钱的民工，也会不惜花高价买票回 家。鱼洄游是为产卵，鸟迁徙是为了避寒，咱们中国人“洄游”是为什么呢？
绝大多数人都是一个答案：为了回家团聚。
儒家的一个重要的设计，就是通过日常风俗礼仪来陶冶人心。这和西方基督教国家不同，他 们是依靠对超自然的唯一的神的信仰来约束人心。
春节阖家团聚，中秋阖家团圆，其他的节日也希望能够全家在一起度过，这样一个风俗，对 中国人的生活有着重大的作用。靠着这样的风俗，我们维系了家族的内聚力。春节一起吃年 夜饭，不仅仅是为了享受美食而已，更多的是为了享受一家人高高兴兴在一起的天伦之乐。 “吃”，也是一个象征性的行为，它象征着“共享”，象征着大家共同拥有。早在原始社会 ，共餐就是氏族中主要的仪式，它培养出的是一种大家不分彼此相亲相爱的感觉。——共产 主义者最早的宣传口号就是“有饭大家吃”，共餐可以说就是原始共产主义的最形象化的体 现。而一家人共餐，更是“天下一家亲”的一个缩微版本。而加上放鞭炮驱除晦气、正月十 五放花灯，以及踩高跷、唱戏等等团体活动，春节就是中国人在家族和群体中的幸福生活的 蓝本。
二
礼仪是儒家教化民众最主要的工具。首先这是因为儒本来就是负责礼仪的，所以最懂得礼仪 在陶冶教化方面的作用。另外，儒家是立足于现实生活的，并不关心超自然的怪力乱神。这 样，就不便于借用神道的方法来干预人的行为，于是也只好用礼仪和风俗。具体说，虽然儒 家相信人性本善，但是现实中的人总有很多不道德的行为和思想，人总会有一些恶的方面。 法律固然可以制约人的这些不好的行为，但是，在一些细微的地方，不必要也不适合用法律 ，如何让人们能主动地自我塑造积极的心理品质呢？如果信仰超自然的鬼神，方法就比较简 单了，西方的先知摩西只要拿出“十诫”，告诉大家这是上帝的指令就行了。如果大家胆敢 违抗，上帝会用雷解决问题的；如果大家遵从，上帝也可以给你们奶和蜜作奖赏。但是，儒 家不谈鬼神，他们如何让大家能遵守道德呢？就是靠礼仪风俗。
我们可以把先知或圣贤看作是一个父母或教师，把其他人看作是孩子。父母、教师想管理孩 子的行为，也无非用类似的技术。“如果你不肯睡觉，大灰狼来吃了你”，这是类似神秘宗 教的方法。“大灰狼”神出鬼没，谁都没有见过但是谁都害怕，门关着都可以进门吃不睡觉 的小孩，这不分明是一个“凶神”吗？“你好好写作业，带你去游乐园”，这又仿佛基督教 说“行善者上天堂”。而孔子的方法则不是这样简单的威胁利诱，而是培养孩子养成良好的 行为习惯。礼仪风俗就是手段，一旦行为习惯养成了，孩子很自然地就会这样做，这就是他 的第二本能了。
这种用风俗仪式来改进人格的方法，还不仅仅是能形成一个好习惯而已。根据心理学原理， 仪式性行为会自然地带来相应的感受和情绪，日久天长可以使人的性情都随后改变。心理咨 询中，对一些有抑郁情绪的人，有时可以做一个很简单的调节，那就是让他模仿一个快乐的 人，尽可能准确地像一个快乐的人一样笑，像一个快乐的人一样手舞足蹈，他就会发现自己 的情绪开始好起来了。对不自信的人，我们让他模仿一个自信的人，让他挺胸抬头，让他大 声说话，让他眼睛正视前方，他也会发现自信的感觉出现了。儒家使用礼仪，也是同样的一 种心理策略，让孩子用尊称对长辈说话，则会增加对长辈的尊敬；把家里打扫干净，可以增 加一个人做事踏实认真的态度。明代《朱子家训》中，第一句话就是“清晨即起，洒扫庭除 ，务要干净”，那并不是因为他家雇不起清洁工。
三
有时候我在想，如果我们心理学家能和社会学家联合起来，收集、总结并详细地分析我国的 各种节庆的礼仪和风俗，弄清楚这些礼仪风俗的象征意义，对心理和对性格的影响。然后我 们再根据民族性改善的需要，以及现代生活中的新特点，研究如何对原来的风俗作一些非常 慎重的调整，并推广这些新的风俗和礼仪，那对我们改造中国民族性的作用，才是实实在在 的呢。
看看春运高峰期火车站拥挤的人群，你就不能不感叹风俗礼仪的巨大力量。如果谁不知道什 么是传统，我们不妨让他看看这情景，这就是传统。这像候鸟一样密集成群的人是去哪里？ 回家！不错，但不仅仅是回现实中的家，更是回“民族传统”这个精神家园。如果我们能把 陈旧的精神家园好好清扫修补一下，回家的人们就会有更多的幸福。
附记：
此文写于2007年，发表时是2008年，南方大雪成灾，铁路不通。而即使在如此 艰难的时候，我们依旧可以看到，20多万人等待在广州火车站，在饥寒交迫中等待着回家的 机会。这些人中，有些是可以不用这样做的，但是他们不愿失去春节回家的一点点希望，一 听说火车可能通车，马上就会赶来火车站。民俗的力量之大，真是让我们感叹又感叹。
你给哪个乞丐钱
2008年04月23日12:28
一
昨天开车出门，路口照例有乞丐，照例在危险的车流中讨钱。在红灯变绿之前的短暂时间里 ，我必须再一次决定，给还是不给，给谁不给谁？
理性告诉我应该不用给，因为这些乞丐多数都不是真正最缺钱的人，如果说缺钱，也不过是 因为家里要盖楼房缺少装修钱。但是看到他们在寒风中瑟瑟发抖，虽然也许是装的，或者至 少是夸张的，一点不给总不合适。
下一个问题是：给谁？
车窗边一共三个人：一个老妇，微微驼背拄着拐杖；一个小女孩，瘦瘦小小大约也就是七八 岁的样子；还有一个衣衫整齐的十八九岁的青年——他为什么要乞讨？看他胸口挂着一个牌 子，上写考上了名牌大学，但是家庭贫寒父母生病有万元外债等等，一时间也不能细读。
如果是你，在红灯变绿的短暂时间内，你给谁？
还有，你为什么给这个人？
如果时间足够长，我们就可以仔细思考，但是时间很短的时候，来不及思考，而且为了一两 元钱也不值得我们花费很长时间去思考。这种情况下，我们也许会随便给了谁。但是心理学 家认为，看起来是随机行为的背后，也都有一个不随机的原因，我们的潜意识会替代我们的 理性在这个时候给出一个决定。而在刚才这种情况下，最可能影响我们的选择的是一个叫做 “移情”的心理现象。
如果你选择了给老妇，你也许会给出一些理由，比如，小女孩很可能是被拐来的，如果给她 钱则等于鼓励那些背后的坏人；青年人很可疑，为什么他不寻求助学贷款或让学校帮助…… 。但是真正的理由很可能是：乞讨的老妇让你想到了自己的母亲。你不会忍心让自己的母亲 这样做，所以也不愿意看到一个和你母亲年纪相仿的老人这样辛苦。而你之所以格外容易想 到母亲，说明你很可能和母亲的关系中有一个未解的情结。
如果你选择了小女孩，很可能你想到了自己的孩子，想到了孩子的委屈。如果你选择了那个 青年人，那你一定在“上大学”方面有一个情结，也许你自己当年没有考上大学，现在虽然 很成功，但是心里对没有上成大学多多少少有些遗憾。
老妇不是你母亲，女孩不是你女儿，青年人更不是你自己。——理性知道这些，但是感情不 知道。而真正影响你的决定的，更多的是你的感情。
因此，如果善于利用移情中的这种感情力量，我们就可以让自己或者别人去做一些利他的事 情。
二
我想，孟子深知这一点。因此，他提出一个原则：“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老吾老”，也就是说我孝敬我的老人，“以及人之老”就是一种移情。“幼吾幼”， 也就是我喜欢自己的孩子，“以及人之幼”就是一种移情。人把对自己的父母子女的爱推广 到别人的父母子女身上，这并非一个理性思维的过程，而是一个情感扩展的过程。这种心理 的作用很小的时候，能够让我赠与乞丐一元钱；在很大的时候，能够使一些善良的人去把孤 独老人接到家里当作父母赡养，能够使一些善良的人收养他人的甚至敌人的孩子，能够使有 权力的人去做有益于天下百姓的事情。
孟子试图说服梁惠王行仁义时，梁惠王用真小人的坦率告诉孟子说，“寡人有疾，寡人好货 ”；孟子则回答说，“王如好货，与百姓同之”。也就是说，只有贪财的人最知道财富的宝 贵，如果能推己及人，能让百姓也满足自己富有的欲望，那么，这正是一件好事情。
梁惠王还说，“寡人有疾，寡人好色”。而孟子的回答也是一样：“王如好色，与百姓同之 ”。你喜欢女色，百姓也是一样，所以正是好色的人才知道男女之情的可贵，如果能够因此 想到帮助别人，让“内无怨女，外无旷夫”，这也同样是一件好事情。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并不是一个对人性的观察和解说，而是儒家的 一个心理设计，我称之为“推己及人策略”。其目标是扩大人的爱心，使人能把局限于亲人 中的爱心，不论是爱父母、爱子女、爱财富还是爱美色，扩展为一种更博大的更广大的爱心 ，并从而使人能做出利他的行为，使整个社会中有更多的爱。某种意义上，这个方法可以看 作是一个广义的心理治疗策略，通过这样的策略，可以使原来心胸狭窄的人心胸更博大，感 情更无私，人性可以展露出更为璀璨的光辉。作为一个心理咨询师，我同意这是一个有效的 心理策略。陶渊明给儿子送去一个仆人，顺便写了一封信告诉儿子说：“彼亦人子矣，宜善 视之。”这正是一个策略成功的案例，因此传为佳话。
不过，这样一个小事情能够传为佳话，正说明并非所有人都能看待别人的孩子如同自己的， 并因此善待别人的孩子。陶渊明切切叮嘱，也许恰恰是因为他担心儿子不能做到这一点。我 们在心理咨询中了解到，没有什么策略是完美的，任何策略都有其局限性。“推己及人”策 略也是一样。有局限性的策略依旧可用，并不需要因此而推翻，但是，对局限性进行分析可 以让我们更好地使用这个策略。可用时用，不可用时则不用，需要调整后用则调整后再用。 如果把孟子的策略当作天下真理，任何情境下都拿来滥用，则效果必定堪忧。
作为心理学家看，这个策略的使用，首先是一个人确实“老吾老”。这个前提不具备的时候 ，推己及人的策略是无法使用的。“好货”、“好色”都是比较容易的，用现代的话说就是 ，金钱美女谁不喜欢。但是，是否每个人都很孝敬自己的父母，对父母有浓厚的亲情，这可 就难于保证了。如果家庭中一向和谐还好，如果家庭中亲子冲突很大，父母和孩子之间有怨 恨情绪，则移情的结果只能是“怨吾老以及人之老，烦吾幼以及人之幼”。把对自己父母孩 子的不满，无形中转移到了别人身上，这样不仅无助于利他行为，反而会带来原因不明的人 际冲突。
现实世界中，这种怨吾老以及人之老的事情比比皆是。电影《新警察故事》中，几个孩子到 处犯罪，甚至杀死警察，最后发现其中领头的孩子正是某个警署领导的儿子。因为那个父亲 对待自己儿子过分粗暴，使儿子内心中产生了对父亲的仇恨。不敢反抗父亲，于是儿子就以 犯罪和袭警来发泄仇恨。这也是一种移情，只不过是仇恨的移情。一般生活中这样严重的消 极移情固然不多，但是，因为怨恨父母所以和老师作对这类的移情却随处可见。
当然，在儒家的设计中，认为这个问题并非难于解决。因为按照儒家的说法，儿童依恋父母 是天性，而那种不爱父母的孩子都是天性被扭曲者。这也就是儒家之所以最重视孝道的一个 重要原因，他们希望这个“推己及人”的策略能建立在“天性之爱”的坚实基础上。如果有 人连爱父母的天性都丧失了，我们就必须先把这个天性恢复，随后的一切就都可以进行了。 专从理性看，我也承认孩子依恋父母的确是人的天性，而且对父母之爱也的确是人一生中爱 的最初形式。但是在实践中，让许许多多已经在亲子关系中产生了怨恨的人，恢复对父母最 早的单纯的爱，这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任务。有些人甚至对自己的爱都已经千疮百孔，更谈不 上爱别人了，对这些人来说，使用这个策略更加困难。
三
还有一个问题恐怕更困难，就是如何能调动或恰当调动这种我们需要的移情。看到一个老人 需要帮助，也许我会想：“这个老人有些像我的父母，我愿意父母能够得到帮助，所以我去 帮助一下他吧。”但是我也可能会想：“他又不是我的父母，轮不到我管，我还是先管自己 的父母好了。”儒家思想里并无很系统的方法，能让人更多地想前一种想法。
再有，有时我“老吾老”和“老别人之老”之间是有矛盾的。如果我父亲和别人父亲吵架了 ，而我对自己的父亲很好，那我就不大可能在看到他们吵架时，想到“他也是别人的父亲， 别人也不希望父亲受欺负”。我越是爱我的父亲，越有可能对敢于和我父亲发生争吵的人发 怒，因此，我不但不会关心那个“可恶的老家伙”，反而愿意和我父亲一起，对那个老家伙 迎头痛击，让他尝尝失败的难受滋味。
我们容易移情的对象，必须和我们自己或者我们的亲人比较类似。因此，借助移情而利他， 也比较容易帮助这些类似于我们的人，而难于帮助那些和我们差异比较大的人。亲人得癌症 死去，悲伤的家人会捐钱给癌症研究基金，而往往不会捐钱研究禽流感的治疗。这当然也没 有关系，不管帮助谁都是助人，只怕的是助某些人的同时也许会有损于他人。
《宋史?范仲淹传》记载，范仲淹在用人上十分严谨。在审查担任各路按察使的人选时，每 当看到名单上有不合格的人，便一笔勾之。有一次，旁边的一位大臣劝他说：“一笔勾之甚 易，焉知一家哭矣！”范仲淹说：“一家哭何如一路哭？”
旁边的这位大臣，何尝没有“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的精神，因此，想到别人不幸失去官职， “一家哭”的痛苦场景，不由得不心生戚戚焉。而“一路哭”的平民百姓和这位大臣相似性 很低，大臣不容易想象他们的生活，因此，才会推己及人，不愿意轻易剥夺不称职官员的职 位。范仲淹自己幼年生活贫苦，才更容易想到百姓的悲苦。中国“官官相护”的恶习，未必 不是因为这些贪官们有推己及人的利他精神。
四
如果这还不够麻烦的话，我们还有更困难的问题。有些人的心理，更不是孟子之流单纯的人 所能想到的。就算我们能够做到“老吾老、幼吾幼”，或者“贪吾贪、色吾色”，但是有些 人就是不会移情到别人身上。有些人就是“我自己享受的快乐，就不愿意别人享受；我不愿 意自己受的苦，却未必不愿意别人受”。孟子曾经问齐宣王：“独乐乐，与人乐乐，孰乐？ ”“与少乐乐，与众乐乐，孰乐？”齐宣王说，和别人一起快乐比自己快乐更快乐，和多数 人一起快乐比和少数人一起快乐更快乐。这倒是很符合孟子的观点，不过，事实上未必尽是 如此，独乐乐有时会超过与人乐乐。因为通过比较自己和别人的生活，独乐乐的人会发现自 己的生活比别人的更好，这样会在本来的幸福感上，增加一种“感到自己比别人更好”的特 殊快乐，而在别人都快乐后，我的这个快乐就没有了。在当初大家都没有自行车的时候，我 有了自行车，而后来大家纷纷买自行车的时候，我分明没有感觉到更快乐，相反很有些失落 。追求时尚的女孩子最大的快乐，就是自己的新时装是独此一件的，绝对不希望别人也像自 己一样快乐。退一步说，就算只能和大家买一样的名牌手袋，也是“与少乐乐”胜过“与众 乐乐”。心肠更狠一点的人，更会希望看到别人的不幸福，因为别人的不幸才可以反衬自己 的快乐。“人生最大的快乐莫过于到处追杀敌人，抢夺他们的土地财富，听着他们的妻儿哭 泣”，成吉思汗的这段话，分明是和孟子唱反调。欺男霸女、横行街市，如果你硬说这不是 一种快乐，高俅的儿子首先要不答应，成吉思汗先生也必然要反对，就算你能驳得高衙内哑 口无言，却也未必能让成吉思汗先生心服口服吧。
说到这里我不妨再引用些心理学结论，心理学研究表明，人与人性格中本来就有一个差异， 那就是有些人更容易体会到别人的感受，而有些人对别人的感受不敏感。心理学家艾森克的 人格研究中，发现了一个“精神质”维度，这个维度测量高分的人，就是对别人的感受不敏 感。而在更近的西方心理学的“大五”人格特质研究中，类似的维度是“随和/不随和”， 有不随和特质的人也是对别人的感受不敏感。
孟子显然是一个“低精神质”、“高随和性”的人，这类人对别人的感受能够更容易“感同 身受”。因此，如果他们看到别人受苦，自己就会感受到不舒服，从而内心中有一种驱动力 ，希望能解除别人的痛苦，随即让自己的不舒服也得到缓解。对于这些人来说，助人就是助 己，爱人就是爱己。对于他们来说，要“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是很容易的，因为，当他们看 到别人家的老人有困难时，他能够很容易感受到那个人的痛苦，随即就可以联想到自己所爱 的父母长辈。而相反另一些人，看到别人家的老人有困难时，感受不到对方的痛苦，所以也 没有多大的驱动力去伸出援手。对这些“高精神质”的人，我们就应该采用法律约束等其他 的策略了。
假设有个孟子信徒说服高衙内：“你好色，应该想到林冲也好色，你不应该抢他的老婆。”
高衙内：“我正是按照孟子的教导做的，‘与民同之’，我要和林冲同享这个女人。”
“你这样做，林冲会很生气，你虽然快乐了，林冲不快乐，不如你另找女人，让林冲保有自 己的老婆，这样大家都高兴，‘独乐乐不如众乐乐’”。
“我就是喜欢林冲的老婆，林冲高不高兴关我什么事？谁说独乐乐不如众乐乐，我就喜欢看 林冲不高兴，看着他不高兴但是拿我没有办法，我才能感觉到我的地位，我才快乐。”
…………
五
还有一种情况，就算我更喜欢“众乐乐”，但是当资源有限，有些人觉得你有了我就没有的 时候，或者你多了我就少了的时候，或者我就是贪多不厌，想要独占的时候，也就顾不得别 人了。而人的贪心一旦大起来，什么时候是个够呢？晋武帝司马炎统一三国后，接受了另 外两国的嫔妃，后宫人数达到约万人之数。以至于只好乘羊车“信羊由缰”，羊停在哪个嫔 妃房前就去哪里。按道理来说，一个男人就算再怎么神勇，也不需要这样多的女性，但是， 身体不需要的贪心需要。对人的贪心来说，“资源”永远是有限的，很多人也就不可能“推 己及人”了。
说到底，世界上没有医治百病的良药。推己及人策略最适用的对象只是这些人：他们本来就 有爱心，只不过爱心局限于亲友和自己；有能力感受别人的感受；并非处于资源很缺乏时， 并且贪心得到了克制；而且他们的亲人并非正在和别人发生冲突。在这样的情况下，身边的 人做一做“孟子说梁惠王”的事，还是有用的。如果不是这样的情况，那么，还是另想法子 的好。否则，你会被人笑话的。
泰山石敢当
2008年04月23日12:28
前面说过父亲早丧，使孔子幻想出了一个理想化的父亲。说起来父亲早丧，还会带来其他一 些影响。心理学研究表明，和寡母一起生活的儿子，往往会比较早熟，由于他看到了母亲急 需帮助，所以就会在某种程度上替代父亲的角色，更早地担负起家庭责任。
儒家理想的人格，是一种非常有责任感的人格，“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如果我 把这样的人格形成的全部原因归结为父亲早丧，那就成一个笑话了。但是，如果我说孔子的 幼年生活对此或多或少有影响，这是很说得通的结论。儒家的这种责任感从家庭扩充到国家 ，则成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使得儒家人格中有了一种担当，当然也使得儒家人格 承载了更大的压力，使儒家教育下的人生活得不放松、有压力。
如果我们读读儒家的文章，就会深刻感受到大儒共有的这种责任感。孟子说：“如欲平治天 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张载说：“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 世开太平”。都是这种责任感的表现。
说到“任重而道远”，首先我想到的是孔子一生走的道就很远，在春秋战国时期的土路上， 颠簸于车辙印之间，扬起一阵阵的尘土，似乎并非很愉快的生活方式。而孔子推销自己的理 论也并不顺利，各国国王虽然尊重他，但是很少能按照他的方式去做。孔子自己也知道成就 理想的可能性很小，但是依旧“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这样做无非是出于一种责任感，认为 自己有责任挽救世道人心的颓败。
换个角度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孔子一生的生活和他幼年的生活颇为类似：幼年他家里没有父 亲，这是家里的一个灾难，作为母亲唯一的儿子，一个“小男子汉”，灾难使他格外早熟， 他毅然担起了对一个幼小的男孩子来说太重的担子(这就是任重)，而天天如此地不放弃自 己的责任；成年后，他发现天下没有了“父亲”，也就是孔子心中的那些“圣王”，于是他 觉得自己有了更大的使命，为天下担负起克己复礼的重担。
灾难不完全是坏事情。如果世界上没有任何困难，也许我们会更快乐，但是也会更肤浅。灾 难发生的时候，往往可以唤起人们的一些优秀的品质，比如，人与人之间的互助和友情，勇 敢地面对困难的勇气和力量等等。我小时候，邻居之间的交往虽然也还不错，但是总免不了 一些是是非非、一些冲突计较和矛盾。但是，在1976年的地震期间，却发现所有的邻居都比 平时善良可爱了，没有人再去计较小小的利害得失，人与人之间格外的相亲相爱、互相帮助 。那段睡在防震棚中的日子，后来大家想起来如同节日一样美好。我想，也许正是孔子幼年 家里的艰难，反而造就了他和母亲之间相依为命的美好感情。也正是因为有这些美好的感情 ，因为有爱，一个人才会愿意担负起责任。即使历尽艰难困苦，但是为了爱，也是值得的。 孔子能把对家庭的责任感扩大为“以天下为己任”，也是因为他先扩大了自己的仁爱之心， 先已经“以天下为己爱”了。
当然，我不是说只要受灾，人一定会变得更有爱心更有责任感，实际上也有一些人会在困难 中垮掉，不但没有增加责任感，反而自暴自弃。灾难会带来什么影响，关键看我们的心选择 如何对待这个灾难。儒家的思想提供的选择，就是一种在困难中磨砺自己的道路。
孔子思想蕴涵着普适性的真理，在根本上说，任何人不论幼年家庭生活环境如何，都能够接 受并因此而获益，不过性情相近、幼年生活相近的人理解孔子总归稍许更容易些。孟子、范 仲淹、欧阳修这些大儒也都幼年丧父，和孔子的幼年生活环境有类似之处。这也许使他们理 解孔子的心情上更容易一些，也就使他们更容易接受孔子的思想。也许，在他们的幼年，在 他们和母亲共同经历艰难生活的时候，孔子的思想为他们指出了一条光辉的道路，他们看到 了一个榜样，一个经历了同样的孤苦人生但是获得了辉煌成就的榜样。因此，他们能更坚定 地走上了这条儒家的道路——艰难困苦、玉汝于成。
至少，我们也可以知道有一种方法，当我们遇到苦难的时候，告诉自己说：“故天将降大任 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 ，曾益其所不能。”表面看，这似乎是一种阿Q精神，一种自恋和吹牛，是把困难硬说成是 “天”看得起我。但是实际上这和阿Q精神不同，因为阿Q的做法是让他忍耐，而孟子的这样 一种认知却是要让我们奋起。这样，苦难就被我们理解成了一种心理测验、一种训练过程， 而不是一个莫名其妙降临的天灾。于是我们就可以把自己看作当世的孔孟，坚定地接受这个 训练，而获得一种真实的心灵成长。如果你成功地通过了这个考验，你将成为具有极为强大 心理力量的人。
有一种风水中使用的镇物，叫做泰山石敢当。据说放在房子的适当位置，它可以保证住宅的 安全，任何妖风邪气都没有办法冲破泰山石敢当的镇定力。从象征的意义上，一个真正有责 任感、有心理力量的人，就是一个家庭、一个团队甚至一个国家的“泰山石敢当”，不论遇 到多大的风浪，它都可以砥柱中流。不论有多大的压力，泰山石敢当！
从中国传统的婚礼谈起
2008年04月23日12:28
一
如果要用最少的词来比较中国婚礼和西方婚礼，那么中国婚礼是“热闹”，西方婚礼是“庄 重”。
任何仪式，都是为了实现某种功能，而不同的婚礼仪式，要达到的功能也会不同。
中国的婚礼，功能是让新娘融入新的家庭，成为新家庭的一员。这个所谓的新家庭，传统上 是一个极大的人群，包括男方的祖父母，也许还有曾祖父母，父母，以及这些长辈的兄弟姐 妹，还有男方的兄弟姐妹及他们的子女。
婚礼就是一个“见面会”，是和大家庭中的所有人认识的时候，所以人不能不多，也就不能 不热闹。而热闹，则象征这个大家庭人丁兴旺，更是大家所喜欢的事情，因此婚礼也需要格 外加强这个热闹。——有时候看起来简直是一团乱。
而基督徒的婚礼，则是在上帝面前的神圣结合，功能是让双方在互爱中体会上帝之爱，因此 强调的是庄重。庄重是因为面对的是上帝，是超越性的力量。越庄重，则双方越会把婚姻关 系看得重大。
婚礼的种种细节当然也都有其功能，比如中国传统婚礼中，上轿时新娘要哭嫁，是仪式性地 表示离开父母的悲哀，更是为了让新娘明确地意识到自己角色的转变，她已经不是家里的女 儿了，而是人家的媳妇。当然现在的新娘也许并不这样做了，所以现在的已婚女性和娘家的 联系也保留得更多。但是现在的新娘要做另外一个仪式，就是在婚宴上给亲友敬烟和敬酒， 这个动作实际是一个表示寻求认可的象征性工作，对方接受了烟或者酒，就象征着接受了这 个新娘融入这个大家庭了。
西方婚礼中，则是新娘的父亲把女儿的手交到新郎手里，象征着把女儿交给了他。而并没有 新娘寻求其他亲友接纳的过程，因为，这两个人的婚姻，说到底并不关其他人的事。
中国婚礼中的“闹洞房”，是最热闹吸引人的，也是最受诟病的。闹洞房的各种行为，实际 上就是传统仪式所允许的性骚扰。在有些地方，这种性骚扰会达到非常恶劣的程度。不过， 多数情况下闹洞房者是有所收敛的。这种仪式有很古老的原因，但是更简单的原因是，让未 婚而性压抑的男子有一个释放的机会，从此之后就再也不能对这个女性有轻薄的行为了。这 样，这个女性才可以和家中的男子安全地相处。
说到底，中国的婚姻仪式反映出婚姻和整个家庭的关系密切。
反之，这样的婚礼也可以加强家庭对婚姻的影响力，所以，中国人结婚，至少要受到双方父 母的认可，也至少会受到双方父母意见的比较大的影响。传统的中国婚礼上，一拜天地，二 拜高堂。可见“高堂”也就是父母的认可对一个婚姻的重要性。高堂对婚姻认可与否，决定 着整个婚姻的存亡，比婚姻当事人的态度更为重要。这是儒家思想影响的结果，孝的原则决 定了婚姻双方都必须服从父母。
二
中国婚姻不是男女双方的关系，而是家庭中的事情。婚姻的目的，也并非个人的幸福等等， 而是为家庭实现目标。家庭需要繁育，所以婚姻的第一目标就是为家庭繁育后代。“不孝有 三，无后为大”，也就是这个原因。夫妻生孩子不仅是为自己，更是为家庭，你如果不育， 你的父母就没有办法抱孙子，而更重要百倍的是你家的“香火”就没有办法传下去，这使得 你所有各代的祖先的魂灵都得不到祭祀，是非常可怕的一个事情。这一个目标在婚礼中也清 晰地体现着，比如，新房的床上要放“枣”和“栗子”，代表“早立子”等等。
家庭中地位高的是长辈，所以照顾男方的父母，也理所当然是一个妻子的中心任务，如果她 做不好这一点，男方家庭也有充分的理由休妻。如果婆媳不和，即使主要责任在婆婆一方， 按照中国传统，受到责备的也是儿媳妇。“不能让婆婆高兴”，也是做妻子的失职的表现， 可以成为丈夫休妻的充分的理由。
我们知道，儒家非常重视家庭。儒家的家庭是社会的微缩版，家庭中的父母对子女关系，就 是社会中统治阶层对下层的关系；同样，家庭中夫妻之间的关系，更是全社会中男女关系的 范本。从中国婚礼的特点中，我们看到婚姻是女性被另外一个家庭接受的过程。这就说明， 中国婚姻所建立的关系即夫妻关系，是为使女性归属于丈夫所在的家庭。两千多年来的儒家 传统(当然不都是孔子的正统儒家思想，有些是董仲舒所扭曲后的儒家思想)，从总体上看 ，家庭中女性的地位是更低的。所谓“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的说法，使女性一 生都笼罩在男性的权利之下。(当然，实际上第三条“夫死从子”和孝的原则有一定冲突， 所以实际执行不是很严格。)家庭中的女性地位低也体现在许多微小的风俗中，比如有些地 方(特别是农村)，直到今天，男人吃饭女性是不能上桌的。扩大的整个社会，女性地位也 是更低的。
三
不过，严格说来，儒家婚姻中的男女关系，虽然是以男性为主导，男性有更高地位，但是也 不仅仅是地位高低不同的上下关系，而是一种分工合作关系。所谓“男主外，女主内”，就 是这个分工的基本表达。男性主要负责社会事务以及挣钱养家，而女性主持家务并在家庭日 常事务上有更多的发言权。在婚礼中，女性洞房夜之后第二天早起，要“洗手做羹汤”奉上 公婆，就是这样的一个分工的体现。
从心理学家的经验看，男女有明确分工对家庭实现良好的功能是有益的，因此，在传统社会 做出男主外、女主内这样一种较为简单的分工，倒并非一种不好的方式。分工也就是儒家所 谓的“分”或者“本分”的概念，婚姻中男女各自按照分工去行事，也就是所谓的“各安本 分”，总体上看，倒是传统家庭中能够实现良好功能的主要原因之一。我们也看到很大一部 分儒家传统中的中国家庭，男耕女织，相亲相爱，能够形成很好的关系。只不过我们也要承 认，在男权社会中，男性倾向于把自己所分工的事情说成是最主要的事情，而贬低女性事务 的重要性，从而使本来是平等的分工关系又变成了一种不平等的关系，更加剧了两性关系的 不平等，所以多数中国传统家庭中的女性毕竟处于更低的地位。
四
随着社会的变迁，中国家庭的形式有所变化，传统的大家庭模式逐渐为小的核心家庭所取代 ，而现在的婚姻体现的也更多的是夫妻双方的关系，而不是两个家庭之间的关系。因此，中 国现代婚仪，也理所当然应当有一定的改变，才能适合现代婚姻的需要。在现实中，现代婚 仪和古代的当然不同，但是还并没有质的变化。轿子被轿车取代，拜高堂被给长辈敬烟酒取 代，闹洞房被“夫妻一起咬苹果”等节目取代，但是总体上大致还是一样的。关于现代婚仪 ，我认为还需要一些更有创造性的改变，才可以真正适合现代婚姻的实际需要。当然创造中 也可以包括引进，现在所引进的也不多，西式婚礼的要素，并不能真正融入中国婚礼，现在 中国婚礼从西方婚礼中所获得的唯一要素，就是穿西式婚纱去照婚纱照。而没有了西式婚礼 中的在上帝面前的宣誓，也没有西式婚礼中的中心精神，这样的婚纱照在实际功能上也是很 有限的。
正因为缺少这样的创造性改变，所以许多人感到“婚仪没有意思”，“婚礼很闹，新人很累 ，没有感动”。这也就说明，婚礼的功能有所丧失。婚礼，在心理学看，是通过仪式对心理 的一个触发，使心理能够调节为婚姻所需要的某种状态，如果人们的感受是“婚仪没有意思 ”，那么就不会有触发，心理也不会得到相应的调节，结果就起不到相应的作用。当然，一 个社会婚姻的状态将会是什么样子，是受到各种因素影响的，婚仪在其中只有很小的作用。 不过，单就婚仪的作用上说，如果婚仪失去功能，其作用是使婚姻减少功能。在目前看，其 影响也许是使婚姻更为不稳定，而即使是没有很快破灭的婚姻，对人的帮助也会减少。
我们需要有创见的人，对未来社会做一些规划，对未来文化做一些规划，也对未来婚姻应该 是什么形态和什么功能做一些规划。我们也需要有创见的人，设计并推广一些新的婚仪，促 进更美好的婚姻和更美好的人生。
狠斗私心一闪念
2008年04月23日12:28
一
佛教博大精深，一旦传入中国，智识之士不可能不受其影响。但是这个影响是什么样的，却 也不是很容易预期的，种种因素都会起到作用。正如男女生子，虽然和父母总要有相似之处 ，但是儿子总归有一些不同于父母的地方，也许更好，也许更差。
这里我想稍稍议论一下在“无私”这个观念上，佛教和中国原有的传统之间是如何结合的， 最后产生了什么结果。
在无私以及相对应的自私这方面，中国古代有不同的态度：墨家的态度应该说是无私的，他 们以兼爱的伟大精神，全心全意地为大众的福祉而奔波。墨家团体中，类似传说中的共产主 义，有钱大家用，有饭大家吃。而杨朱的态度则是“自私”的，他的一句名言是“拔一毛而 利天下，不为也”。过去我们都嫌弃杨朱过于小气，但是，现在想想杨朱的观点也很有道理 。如果每个人都坚持自己的应有的利益，有保护自己的一根毛的动机，则更容易建立起个人 权利和义务的概念，保护社会中个人的合法利益。杨朱的表达也许比较夸张，但是他的思想 实际上和西方的个人主义精神颇为合拍，有利于现代公民意识。儒家在这方面的态度不同于 墨家也不同于杨朱。简单地说，儒家最早重视的是“义”和“利”的区别，认为君子固然不 排斥利，但是义更加重要。但早期儒家并不把这两者对立起来，只是后来的儒家逐渐变质， 逐渐把义和利对立，贬低追求利的行为。并且，逐渐把“无私”和“义”混为一谈，把“利 ”和自私混作一谈，于是无私就成为了一种伟大的道德境界，而自私则逐渐被看作是一种罪 恶了。
二
在儒家排斥“自私”和溢美“无私”的过程中，其实受到了佛教的一些影响，虽然这个影响 未必是佛教的本来意图。
简单说来，就是从佛教“去我执”的追求中，以及禅定实践中，儒家受影响加强了对“无私 ”的追求。
粗略地说，“我执”大致上指的是人和其他生物的“自我保存本能”。出于这个本能，任何 人和生物都有一种追求自我利益的倾向，也就是“自私”的倾向。有一本生物学名著叫作《 自私的基因》，就是阐述在基因层面，这种为基因的自我保存和复制的倾向是如何表现出来 的。
在一个社会中，必须有一种超越这种自我保存本能的原则，社会才能建立。如果每个人都仅 仅为自己生活，那么社会最容易出现的情况就是“丛林法则”和弱肉强食。一个文明的社会 ，必须有一种超越于每个人的“私利”的“公义”，而这个“公义”和每个人的“我执”是 不同的。儒家的重视“义”正是这个原因。而为了“义”的实现，每个人必须“克己”。— —按照精神分析心理学的术语是用超我抑制本我，也就是不完全按照自己的自私的欲望行动 。
当然佛教“破我执”的目的和儒家不同，佛教的目的不在于社会，而在于个人精神的超越， 破除我执，则精神就可以超越自我保存本能的限制，使精神的境界开拓。这是一种精神性的 追求——我们不再是本能的奴隶，而成为了自由的精神。儒家和佛教，一是社会性的，一是 宗教性的。
去我执的方法上，佛教提供了一个新的方法：禅定。中国虽然也有类似的方法，比如道家的 坐忘，但是毕竟佛教才有最体系化的禅定技巧。儒家吸收了这个方法，用于“克己”的功夫 ，使克己更有操作性了。
如王阳明《传习录》中有这样的描述：
一友问：“欲于静坐时，将好名、好色、好货等根，逐一搜寻，扫除廓清，恐是剜肉做疮 否？”先生正色曰：“这是我医人的方子，真是去得人病根，更有大本事人过了十数年，亦 还用得着。你如不用，且放起，不要作坏我的力子！”是友愧谢。
这里的静坐时，将好名等根扫除的功夫，就是儒家的克己功夫。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其中有佛 教禅定和破除我执的影响在。传说中，王阳明前世是一个和尚，固然这只是传说，但是从象 征意义上分析：所谓“前世”可以象征着“过去的时候”、“前面的原因”或者“思想的根 源”等等。比如，我遇到十几年前的朋友，大家改变都很大，可以说“恍如隔世”，在心理 意象中或者梦中，也可以用“前世”这个意象来表达类似感受。王阳明的前世是和尚，在心 理意象的表达上，其意义就是“王阳明的思想根源，有佛教的影响”。前人也早就发现了这 一点，并且许多新儒家的人物，思想中也是受到了佛教的影响。王门弟子王艮的“满街都是 圣人”的说法，明显类似于禅宗的“人人都有佛性”。“百姓日用即道”，也颇似佛教的“ 烦恼即菩提”。王艮虽同意王阳明的“良知”说，却质疑王阳明的“致良知”说，认为“良 知一 点，分分明明，停停当当，不用安排思索”，又何需去“致”？我们也可以从中清楚地看到 慧能“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的影子。
儒家吸收佛家观点，总体上来说是有好处的，借助佛家的启发，新儒家把儒家思想中原来虽 然蕴含着，但是并没有明确表达的一些东西明确化了。关于人性的本质，关于天命的本质等 问题，在孔子都没有明确地论述，而借助佛家的启发，宋明理学对这些哲学性的问题进行了 更深入的思考和阐述，王阳明的成就就是其中的高峰。
但是，从另一方面，这个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偏差和问题。就从《传习录》的这个例子说。 有人质疑：“于静坐时，将好名、好色、好货等根，逐一搜寻，扫除廓清，恐是剜肉做疮否 ？”这个质疑并非没有道理，要知道按照王阳明的领悟，好名、好色、好货这些“人欲”， 并非和“天理”绝对对立。人喜欢出名，喜欢金钱美女，在其他理学家看来固然是应该剔除 的人欲，但是，王阳明却已经领悟到了，这些欲望也是天理的一部分，只要我们能够适当地 安放这些欲望，不让它们泛滥成灾，就不违背天理。当王阳明被质疑为“剜肉做疮”时，只 好不正面回答，而严肃地(正色)告诉对方，“我这个方子就是好”。原因也正是因为他知 道对方的质疑是有道理的。王阳明的真实想法是，“我知道这个做法有剜肉做疮的危险，但 是，对于很多人来说，现实阶段还需要，“大本事人过了十数年，亦还用得着”。王阳明固 然知道王艮所说的“良知不需要去‘致’”有道理，但是更知道在一开始就这样宣称，则大 家都不去修养自己的心灵了。类似慧能的方法，对一些不适当的人来说，反而没有作用。所 以，王阳明要求人们先从扫除这些“人欲”开始，通过一段时间的修养，可以把这些“人欲 ”(按照佛教所说就是我执)减弱，然后，就可以用王艮的方式，让人欲合乎天理了。
王阳明的方法，对治那种自我修养中急于达到高境界，在行为上不自我约束，结果反而成为 口头禅野狐禅的偏差，很有用处。但是，这样的危险，就是陷入另一种偏差——这怪不得他 ，世界上本来就没有十全十美的方法。这另一种偏差，就是本文要说的，儒家吸收佛教观点 后出现的过分克己和压制人欲，过度强调“无私”，最后发展到“狠斗私心一闪念”。
三
所谓狠斗私心一闪念，就是要求人，在发现有任何“私心”的时候，马上“狠斗”，也就是 强力压抑。按照当时的说法，这样的效果是可以让人达到“大公无私”的境界。在实际操作 中，这个口号压抑人性，压抑人的正常欲望，压抑人的正常需要，产生了很大的危害。文化 大革命中，人们不能光明正大地要求满足个人的需要。不能有“好货”之心，所以 ，富裕的人是要遭到指责的；不能有“好色”之心，所以，25岁之前恋爱是被看作类似流氓 行为的，爱情歌曲被改名称为黄色歌曲；不能有“好名”之心，所以，当时的许多小说都是 “集体创作”。这样的压抑，使得整个社会都沉入一种死寂的状态，心理极为不健康。
正如我们刚才所分析，“狠斗私心一闪念”这样一种极端的态度，实际是儒家的“克己”和 佛教的“去我执”、禅定中的“去杂念”结合后，又被逐步扭曲形成的结果。
其实，在儒家一开始吸收佛教观点和方法时，就已经有一个小小的偏误了。这个偏误就是， 大家对儒家和佛教的区别注意不够。儒家思想是为社会生活服务的，是“世间法”；而佛教 是为了超越性的追求服务的，是“出世间法”。因此，对待“我执”或者“人欲”，这两者 的根本目标就不一样。作为追求超越的出世间法，作为宗教，当然可以让信徒追求一种很特 别的境界，破除我执。但是，作为世间法，这个目标就并不适当，因为“人欲”或者“我执 ”恰恰是世间生活的基础，是不需要破除的，只需要控制调节。
世间法的“克己”只需要一种自律、自我控制和管理能力就可以了，不应当把佛教中的一些 用于出世间的方法引入。引入不当，就出现了“存天理、灭人欲”的做法，出现了把正常的 个人利益追求看作是“自私”，甚至出现了“狠斗私心一闪念”。
当然，在后来的偏差中，还有其他的认知上的误解。比如，佛教固然目标是去除我执，但是 并不认为压抑的方式可以去除我执，压抑只能让我执的表现更隐蔽。文化大革命中，表 面上看大家很“大公无私”，但实际是人们的私欲以隐蔽的形式继续存在，甚至在一些人身 上表现得更为肮脏恶劣。“狠斗”，这样一种对自己内心中的一部分极端不接纳的态度，更 是会强化人的变态的攻击性。“文革”期间出现的大量的残暴行为，从根源上看未必不与此 有关。
当然，如果我们进一步分析，出现上述偏差的原因也不仅仅是认知上有误解。有的人是用这 样的口号作为心理控制的手段，还有种种社会学的经济学的等等原因，那应是另外一篇文章 了。
千古豪侠说墨家
2008年04月23日12:28
一
墨家是中华民族的骄傲，如果中国也有天使的话，那么一个真正墨家人物就应该是天使。虽 然他们没有翅膀、没有娇好的面容，而且大多并非美女而只是男子，他们和我们想象中的天 使外形上的相象之处，只是他们都是身着白衣。——只不过墨家之所以穿白衣，并非为了显 得纯洁或者美丽，而只是为了节约一些，毕竟古代的染料还是蛮贵的。
近期有一个电影《墨攻》，是描写墨家故事的，我没有看过但是从情节介绍看，还的确是描 写墨家的真精神的。我奇怪的一点是名字为什么叫做“墨攻”，而不叫做“墨守”。“墨守 ”这个词组是古代汉语中现成有的，意思也恰恰是说墨翟这个人善于防守，“墨守”就是代 表非常出色的防守，和电影的意思也非常切合。因为墨翟，也就是后人尊称的墨子，其基本 的思想之一就是“非攻”，也就是不挑起战争，不从事进攻，而只做防守，因此“墨攻”一 词有些让人莫名其妙。
二
墨子著名的一次成功，就是所谓的止楚攻宋。
战国时期，经常有不义之战，强国不需要太多的借口，就会去攻击和掠夺弱小国家。公元前 440年，一个强国楚国，准备攻打宋国。楚国国王信心百倍，因为他手下有一个著名的能工 巧匠鲁班，而鲁班为楚王设计制造了当时最先进的云梯等攻城器械。
墨子是一个和平主义者，最厌恶战争。墨子希望天下人都能互爱而不是征战，因此，他为自 己定了一个行动原则，那就是，帮助被无辜攻击的弱者抵御强者，以保证和平和正义。当墨 子听说楚国要攻宋，急忙派弟子们到宋国协助防守，而自己则长途跋涉到楚国去，试图说服 楚王停止侵略战争。
我们必须知道，在墨子的心中，充满的是对全人类的爱而不是仇恨，即使是对侵略者楚王， 墨子也只把他看作是一个犯错误的、愚蠢的、不懂得爱的可怜人，而不是一个邪恶的魔鬼。 墨子虽然要帮助弱者，但是并不敌视强者。因此，他的目标并非是帮助宋国打胜仗，而是尽 量让大家不打仗，这样，两个国家的士兵都可以保全生命。
据说墨子一路上风雨兼程，脚磨破了，撕块衣裳裹起来再走，赶到了楚国。他见了楚王后， 先试图说服楚王不要进攻宋国。墨子说：“现在有一个人，他自己有装饰漂亮的车子，还去 偷邻居家破烂不堪的车子；他自己有锦缎绣衣，还去偷邻居家的破旧衣衫；他自己有精美肉 食，还去偷邻居家的粗劣糠菜。这算是什么人呢？”楚王说：“这个人一定是犯了偷窃的毛 病。”墨子接着说，“我听说您准备攻打宋国，与这个犯偷窃毛病的人有什么两样呢？如果 攻打宋国，您必定失去了‘义’而得不到宋”。这番话让楚王的决定稍稍有所动摇，但是， 显然不足以让楚王放弃，人总是贪心的，有了高级车再多一辆低级车，也不会嫌多。
于是楚王说，“鲁班已为我造好了攻城的器械，我还是想去攻打宋国”。墨子听了这话，就 解下身上的革带当作城池，用一些小板当守城的器械，当着楚王的面与鲁班模拟了一场攻守 械斗。鲁班用云梯、撞车、飞石等九次展示攻城之机变，墨子九次进行了成功的抵抗。鲁班 器械用尽，而墨子防守有余。最后，鲁班“战败”。鲁班说：“我知道怎样对付你了，可是 我不说出来。”墨子说：“我知道你怎样对付我，我也不说出来。”
楚王莫明其妙地问道：“你们这是什么意思？”墨子说：“鲁班不过要大王杀掉臣，认为杀 了我宋国就没法守城了。其实，我的弟子300多人已经到宋国做好守城的准备了。您即使杀 了我，楚国也打不了胜仗。”楚王终于放弃了对宋国的战争。
这个故事中，最精彩的是，墨子先通过说理使楚王感到不应该作战，又通过模拟战争使楚王 相信了即使作战也没有胜利的机会，最终完全避免了战争的发生，这样救了宋国，也挽救了 不少本来会死亡的楚国士兵的生命。这比电影《墨攻》中的主人公更为成功。最感人的是， 墨子独自日夜奔波到楚国去，在一场心理战中试图说服楚王，实际是一场豪赌，筹码是他的 智慧，而赌注是他自己的生命。胜利了，赢得的是素不相识的楚国、宋国战士的生命。
三
墨家人物，无不具备墨子所传的伟大精神，他们严于律己，吃苦耐劳，勇敢坚定，敢于为理 想而献身，正如《淮南子》书中所说，墨家人物，“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旋踵”(可以赴 汤蹈火，就算是面对死亡，脚跟也不会向后转)。墨家的首领叫做巨子，墨子后任有一个巨 子孟胜在帮人防守的时候，敌人过于强大，他与弟子一百八十三人无一后退，全部战死。孟 胜命令两个弟子突围出去，传达命令传巨子之位给田襄子。两位弟子把命令传给田襄子后， 毅然回到被围的城中，和其他兄弟死在一起。慷慨豪迈之气节，令人闻之荡气回肠。
秦一统天下之后，墨家学派消失了。而关于墨家如何消失，也没有文献记载。我相信在暴秦 灭六国的过程中，墨家弟子们一定是最坚定不屈的抵抗者，也正是因为墨家的刚烈，所以他 们也必定遭受了暴秦最残酷的屠杀，因此最终全部玉碎。在面对狼群一样的秦国侵略军的时 候，不知道墨家弟子们有多少可歌可泣的事迹，但是，在暴秦专制后的焚书之劫难中，这些 英雄人物的故事也被湮没了。
墨家灭亡，但是墨家精神却并未完全消失，保留了墨家风格的是中国的“侠”，路见不平拔 刀相助的江湖义气中，也包含着墨家的精神基因。至今金庸小说中的一些人物身上，尚保有 墨家的精神遗传。例如《天龙八部》中的大侠萧峰，以天下苍生为念，一力避免大宋和契丹 之间发生战争，就完全是墨家“非攻”思想的化身。记得有一次，金庸去某名校演讲，学生 问难：“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金庸先生的小说鼓吹侠义，是否也有不足和问题？”目 前网上见到一位，也是以“侠以武犯禁”这句话来攻击金庸。实际上，“侠以武犯禁”这句 否定侠的话是谁说的？是韩非。法家是墨家之死敌，当然要攻击墨家，“犯禁”不过就是触 犯了法家统治者的利益而已，并非是墨家之过错而正是墨家之伟大的表现。
四
说到墨子思想，一般总结有兼爱、非攻、尚贤、尚同、节用、节葬、非乐、非命、天志、明 鬼等十个方面。实际上，墨子最核心的思想是兼爱。
兼爱思想，和儒家的仁爱思想，有很大的不同。仁爱的来源是本能中对父母、子女和亲人的 依恋性质的爱，儒家通过“推己及人”的心理策略，借助“移情”的心理机制，使这种本来 是局限于亲人之中的爱扩充到其他人，从而达到一种普遍性的爱。因此，仁爱是一种由近及 远的、有差等的爱。而兼爱则相反，它一开始就是一种无差等的、普遍性的爱。他不是从爱 自己的亲人开始，而是一开始就试图去爱一切人。如果一定要找到一个和兼爱相似的爱，那 么也许耶稣所推许的博爱，那种爱邻如己，那种不仅爱朋友，甚至爱和自己为敌的人的精神 ，和墨家精神倒是颇为类似。
墨家的兼爱，是一种伟大的理想，是精神生命胜过物质生命的表现，是一种美好的信仰。这 样的爱不是建立在生物本能基础上，不是来源于生物性的依恋本能、性本能、自我保存本能 等任何一种。当然，这种爱也是人性中固有的，但是却不是人性中的生物性，而是人性中固 有的精神性。墨家思想是不能用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来解释的，因为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中 ，基本的假设就是“人是生物”，而墨家的兼爱超出了生物性，是精神分析所不能理解的。 倒是荣格心理学，指出人有精神性的先天倾向，人不仅有性的本能，也有追求超越、追求神 圣事物的“类似本能的东西”，也就是后来马斯洛说成“似本能的需要”，它才可以解释墨 家的精神。人是生物，但是人不仅是生物，人也同时是神圣的，因为你有“兼爱”。
墨子和孔子都是理想主义者，但是他们的做法很不同，孔子是从一个人人都能达到的低起点 开始，运用心理策略把人性提高。这个方法似乎更适合多数人，也比较实用，但是我们发现 其缺点是，也许“推己及人”过程只能部分地完成，差等的爱反而导致了家族集团共同谋私 带来恶果。墨子的方法则一开始就从精神的高端开始，似乎技术难度更大——我们怎么能让 平凡的人懂得并开启那种最伟大纯洁而超凡脱俗的大爱呢？
因此，墨子采用了一个策略，那就是借助“天”和“鬼”(先秦的“鬼”，其意义大致相当 于后来的“神”)的力量。为什么我们要兼爱，因为“天”希望我们相爱。墨子说大家都知 道不要得罪于家长和国君，却不知道不应该得罪于“天”。你得罪了国君还可以逃到别国， 而得罪了“天”你能逃到哪里？“天”希望我们的，是义而不是不义。各国天子，也应该服 从“天”的意志。在“天”和人之间，还有个重要的中介就是“鬼”。
有人认为，这是墨子思想的不科学和不足之处，但不知道这对墨子是必不可少的。孔子可以 不谈鬼神，是因为仁爱的基础是人人都知道其存在的儿童对父母的依恋本能，以及性本能和 其他本能，而墨子的兼爱，是绝大多数人都不知道其存在的，一种特别的“大爱的类本能” 。墨子不提出“天”、“鬼”，就无法让大家发现这个特殊的、潜藏在人心更深处的东西。 提出了“天”和“鬼”，大家就能够有机会理解、找到自己身上的神圣的“兼爱”。因此， 墨子提不提鬼神、上天，并不仅仅是宗教性问题，而是一个关于人的本能和“类本能”的心 理机制问题。
五
另外，由于兼爱是超越世俗生活和一般人性的，为了让大家能保证对它的体验，就需要一些 仪式性的活动，不断地激发人的这个本能。正如基督教一样，墨家也需要一些仪式性的活动 。我不知道墨家具体是如何做的。当然，墨家一向节约，所以仪式一定是比较简单而节俭的 。另外，墨家的生活方式也比较特殊，他们是过一种团体生活的，这也是他们能够保持“兼 爱”的需要，在团体中人们更容易相互提醒保持兼爱，使它成为这个团体中的一个氛围性的 存在。墨子的团体，类似一个“共产主义”团体，大家的钱一起花，事情一起做，形成了所 有人相亲相爱的气氛，这也是墨子的弟子们能够热爱这个团体的一个重要原因。正是这个团 体中的大爱，使他们能够相信大爱，正是因为相信大爱，他们才愿意为把大爱扩展到全世界 而努力甚至献身。墨子以及其弟子们伟大、英勇和坚定，原因正是，他们切实见到过爱，懂 得爱并信任爱。墨子信徒并非仅仅是鬼神信徒，他们更是爱的信徒。
虽然对中国人很不幸的是，缺乏爱、自卑而充满野心的法家，最终残酷地杀害了爱的使者墨 家。黑暗暂时压倒了光明，就像西方的耶稣被钉上十字架一样，东方的墨家不仅被杀害，他 们的声音也被掩盖。只是出于偶然，有个编书的人误把墨子的著述放到了道家文献中，墨子 的思想才得到了保留。但是我宁愿相信这不是偶然，而是天意，因为这样伟大纯洁的人和思 想本来就不应当湮灭。它也不会湮灭，只要人性中的大爱存在，哪怕世界上没有人知道有 墨子，墨子思想也还存在。因为墨子不是一个人，而是我们每一个人心中的大爱的化身。
在秦始皇一统天下之后，在两千多年的专制时期，实际上墨家思想也多多少少在江湖中保留 着，在侠客生活中保留着，“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的江湖义气，“有饭大家吃”的社会理 想，都是墨家精神的遗绪。水浒中好汉的生活方式，虽然远不能和墨家团体相比，但是也约 略有些仿佛。
我个人感觉，晚清的谭嗣同的人格精神，和墨家的精神最为相通。而黄兴和孙中山的同盟会 等组织中，也颇有墨家气质。秋瑾、徐锡麟等英烈的气魄，更颇有墨家的风骨。
如果这个世界有天使，墨家是当之无愧的天使，白衣胜雪的他们，怀着大爱的理想，奔走于 战乱的大地上。即使被利用，即使被伤害，即使到死，他们胸中的理想之火都没有破灭。他 们以自己的人生，展示出有信仰的人所具有的力量。我相信未来中华复兴中，墨家思想一定 会被发扬光大，为中华民族带来人性的尊严和伟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