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诸子百家的分类中，吴起有时被分在兵家中，这当然不错，因为他在军事上的确极有才能 ；也有时被分在法家中，我认为也不错，因为他的人格、思想和法家十分契合，而他对女性 的态度，也属于法家一流。
在人格特点上，法家是压抑自然人性，一切为了成功的。因此注定，法家很难和女性建立良 好的关系。因为女性和男性相比，是一种更贴近自然的生命，而如果一个人和女性关系良好 ，就有可能使他们对自然生命、对自然情感的压抑减少，这在法家看来是一个很危险的事情 。——儿女情长则英雄气短，他们担心有了感情就会使人软弱。法家人物要集中所有心理力 量于成功上，也不愿意为女性的情感而分心，不愿意投入过多情感于女性。在这样一种性格 的男性看来，女性最好就当作一个简单的泄欲工具，而不是交往对象才好。吴起对妻子，也 必定是这样的态度，否则，我们不能想象他会仅仅为了出人头地，就杀死和自己同床共枕的 人。
我们也提到过，嬴政和女性的关系不良。首先，他不爱他自己的母亲，其次他也不喜欢身边 自己的女人，甚至不愿意立任何一个女人为皇后。这是因为女性是一个外在的情感化身，在 他们看来，代表着那种不懂得自律的情感力量，格外使他们反感。而作为泄欲工具时要用的 女人，则是成功的副产品。“当了……，女人这东西，还不是要多少有多少”，这就是法家 人格对女人的基本态度。“兄弟如手足，妻子如衣服”也是此意，“手足”是我们意志执行 的工具，刘备要有执行力强的“兄弟”，才能实现自己的政治目标，所以兄弟用处很大。妻 子对自己的目标没有用处，也就只好被比作衣服了。
对女人的轻视，归根到底是对自己心中的情和爱的轻视。而对女性的无情，则是对自己的无 情。而对自己无情的人，对别人也一样无情。那么轻视女人的人，有个信念就是，“在这样 一个残酷无情的社会中，只有无情才可以生存并成功。无情就少顾忌和牵挂，做事就能更加 干脆利落，不会优柔寡断，耽误事情”。
在刘邦和项羽之间，也有类似的一个区别。刘邦对女人是不在乎的，老婆被项羽抓到，他完 全不以为意；而项羽在危机时，则牵挂着自己的虞姬。这样的区别也体现在对其他人的态度 上，对方威胁说要杀刘邦的父亲，刘邦说：“我们是结义兄弟，我父亲就是你父亲，你如果 真要杀他，分一杯肉给我吃。”虽然说这只是一个策略，但是也约略可以看出其无情。刘邦 在驾车逃跑时，为了让自己的车跑得快一些，亲手把自己的儿女从车上推下去。而项羽则即 使是对刘邦这样的潜在敌手，也还以仁义相待。爱女人的人，是更重感情的人，而重感情的 项羽不幸失败，加强了中国人无情的一面。
轻视女性的恶果很大，因为压抑了女性的一面，男性心中的柔情被压抑，就有可能变得逐渐 冷酷和残忍，没有了“妇人之仁”，男性政治军事家就可能做出许多暴行。女人，不只是一 个让男性发泄的雌性动物，更是仁慈、爱心和温柔的起源，懂得爱女人的男人，内心就不会 很冷漠。贾宝玉很爱女人，他这样的人，对男人也不会很残忍。对美女的欣赏，也不仅仅是 性能量的发泄，而是通过女性而引发对美、对生活和对世界的欣赏。因此，懂得欣赏美女的 男性，才真正懂得欣赏这个世界。
“为个女人，值吗？”法家人物不屑地问。
“值得，”我们的回答是，“女性会引导我们向上，到达真善美的天堂”。
“从一而终”对谁有好处
2008年04月23日12:28
一
古老中国的大门被西方的坚船利炮打开后，跑到西方开了眼的“五四”一代人，顿时发现了 中国文化中的腐朽之处，其中一个他们注意到的，就是“封建的贞节观”。这个观念要求女 人不能再嫁，当然更不能红杏出墙，甚至要少出门，以尽量避免和其他男人的任何接触。他 们严厉批判这个观念的主要倡导者，宋明理学，以至于宋明理学中“存天理，灭人欲”的说 法，最后举世厌弃、臭名昭著。
人性解放的洪流从此开始奔流，荡涤着传统文化的泥沼，一时使我们耳目一新。那些不合理 的压抑消除后，人性绽放出了灿烂的光辉。时至今日，如果有人谈什么存天理灭人欲， 谈什么“从一而终”的贞节观，必定会葬身于众人的哄堂大笑声中。就如网络上那些有“处 女情结”的男人一样，被新潮人士的轻蔑的板砖淹没，再也露不出一鳞半爪。宋明理学家如 果有幸复生，看到今天这种局面，看到婚前同居成为常态，而一夜情、换妻和SM也成为时尚 ，必定大叫人欲横流不可收拾，随即气死在当场。
平心而论，我认为古代的贞节观固然很腐朽，但是当代的解放观也有些过头，人往往容易走 极端而失去适中处的真理。甚至我觉得，“处女情结”中也未必不含有有价值的东西，至少 它也代表着一种珍惜，珍惜身体和心灵，不愿意为一时快乐而轻易付出身体，而愿意保留给 未来的爱情更多的完美。——当然，我作为一个臭男人说这样的话，很容易招人反感。我必 须声明我的态度不同于那种封建贞节观，我也绝对不认为非处女就不纯洁了，更认为不应当 只把这样的要求加之于女性……但是，这些都不是今天我要讨论的话题，我更关心的是另 一个问题，宋明理学家这些哲人，为什么会这样关心“女人贞节”这种看起来和国家大事民 生大事关系不大的事情；“从一而终”的观念提出，有没有什么更深的意义。
二
搔掉几茎头发后，终于有了一点发现。
听没听说过这句古话，“好女不嫁二夫，忠臣不事二主”？如果你没听过，那说明你一定很 年轻，要知道这句话在过去可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啊。如果你听过，那就很容易理解我的 话了。——提倡好女不嫁二夫，背后更主要的动机是让忠臣不事二主。提倡女人的贞节，固 然有其他作用，但是最主要的作用是：女人守贞如同一个宗教仪式，是给出一个象征；而这 个象征的功能是，让男人们模仿，男人所需要模仿的，不是在婚姻中守贞，而是在另一种关 系中守贞，那就是对君王或者上司守贞。在宋明理学中，女人对婚姻的坚守叫做贞节，而男 人对君臣关系的忠实叫做气节——两者都是“守节”。因此，文化让女人守贞，背后的最主 要目的是让男人“守贞”，也就是让男人对君主绝对的忠实，不起一点背叛的念头。文化谴 责女人的失节，正是为了避免男人的失节。因此，让好女不嫁二夫，一个重要的目的是让忠 臣不事二主。通过一个比附，这两者联系到了一起，而产生了影响力，实际增加了男人“不 事二主”的决心。
主要是从董仲舒开始，创造了一种“比附”性的思维方式，比如“天上三光，日月星，地上 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这样的比附其实很不合乎逻辑，但是，却具备实 际影响力。其实，在心理学家看来，这倒也不奇怪，最有影响力的语言从来不是逻辑最正确 的语言，因为人并非逻辑为主的动物。早有政治心理学的研究者发现，那些政客或政治家的 演说，都不是靠逻辑说理来说服听众的，而往往是用一些特别的词来煽动，比如民主社会的 政客就会用“自由”、“民主”等词，古代专制中国就会用“忠义”、“仁爱”等词，通过 反复地、用充满感情的语调来说出这些词，就会产生影响力。在这样的演说中，不需要明确 定义这些词的内涵，词的真实意义可以是空的，有时政客们甚至会故意扭曲这些词的内涵以 达到某种目的，需要做的只是带着一种感情重复说这些词。而这些词就会像风箱吹出的风一 样，逐渐燃起听众对这些词的热情。——这实际是一种广义的催眠术。
三
词汇本身必须好，如果希特勒用的词汇是“邪恶”、“屠杀”，则德国民众不会跟随他。而 他实际用的词是“奋斗”、“荣耀”等，“屠杀”也被改称为“彻底的解决”。这样，就不 容易引起心理抵制，也就能渐渐“催眠”德国民众，让他们跟随他去做他们原来并没有打算 去做的事情，甚至包括屠杀。
在这样的广义催眠过程中，如果我们用比附的方式，把两个外表类似的事物放在一起多次重 复地说，则产生的效果会是，听者会忽略逻辑，把这两个事物在他们的心中联系到一起。如 果这种比附还有和谐优美的节律甚至押韵，表面上似乎有一种合理性，则更容易增加这个联 系的强度。因此，当我们一次次听到，“天有三光，人有三纲”的说法，就会产生一种倾向 ，以为天有三光、人有三纲，这两件事是相互联系的，乃至认为人有三纲的原因就是天有三 光。——虽然这完全是胡扯。按照这个逻辑，我们实际上可以编写很多句子，“天有三光， 人有三妻”——说明一夫多妻是合理的；“天有三光，人有三喜”——然后我可以把我自己 觉得最好的三个东西说成是三喜。“天有三光，人有三亲”——然后我可以找三个人说成是 你最亲的人……虽然董仲舒的三光理论完全是胡扯，但是有效，古代很多的中国人都以为 “三纲”是和“三光”有联系的，而“天有三光，日月星”，是永恒不变的真理，于是大家 在董仲舒的催眠下，也误以为“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这样的三纲也是永恒不变 的真理了。董仲舒还有另一句催眠语是“天不变，道亦不变”，更加强了大家的盲目相信。 而如果一个人认真地去思考，就会发现董仲舒的说法没有什么根据，“天不变”不能证明“ 道不变”，更不能证明“三纲”之类的东西就是“道”。但是，已经被催眠的人们，大多都 失去了进行正常思考的能力了。
就是通过这样的比附性的广义催眠，“好女不嫁二夫，忠臣不事二主”联系到了一起，而且 让人感觉这仿佛是一种“天命”，一种不可改变的“道”。因此，好女不嫁二夫的越多，就 越能增加忠臣不事二主的决心。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广义的催眠中，还有一个技巧，那就是通过授予一个“好”的名誉，来 鼓励守贞的行为。如果女人守贞了，我们会称她们是好女人，是贞女或者烈女。如果男人守 贞了，我们会称其是好汉子，是忠臣义士。这在心理学上称为强化，用这个技巧，可以不付 出一分钱，仅仅付出好听的名词，就可以让对方做自己想让他做的事情。
因此，在古代中国，特别是宋明以后的中国，不仅很多女人在努力做贞女，很多男人也在努 力做忠臣，而从中获益最多的，是那些君王和各级统治者。
四
我们读中国古代史，会看到一些很极端的守贞行为。只举一例，饥荒年间，某女人被屠户当 作猪羊一样，放到案板上打算宰了卖肉。有个旁观者一时不忍，说要出钱(完整地)买了这 个女人做自己的妻妾。女人说：“我就是不愿意再嫁，才落到这个地步，宁愿被杀，绝不再 嫁。”于是慷慨就死。
同样，我们也可以看到男子的一些在我们现代人不理解的行为。比如，很多被俘的将领宁死 也不投降，并非是认为对方的军队不好，只是因为自己已经先投靠了另一方而已。为了守贞 ，这些将领有时候明知自己所在的一方没有胜利的希望，即使胜利了也未必是正义的一方， 但还是要把自己和许多兵士的生命毫无意义地葬送在这里面，也只是因为自己碰巧先投入了 这一方的队伍中，而“忠臣不事二主”，只好随着这个烂主子灭亡了。
男人失节，则是人们轻视的对象。比如五代有个叫冯道的人，本来也还挺不错的人，一生中 也做过不少对百姓有好处的事情。但是，因为他身处乱世，先后跟过好多皇帝，所以后世的 文人比如司马光等，就对他很不齿。在这些文人看来，他的行为就和那些一嫁再嫁，一生经 历过很多男人的荡妇一样，丑陋不堪。在宋明的文人看来，即使他第一个皇帝上司不是什么 好东西，他也应该“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当那个皇帝灭亡的时候，他也应当随着去死， 或者至少从此终身不仕才对。
五
正因为让男人“不事二主”是真实的目标，所以，古代中国不提倡男人在婚姻中“不娶二妻 ”，不要求男人在婚姻中守贞。过去的人，看到在“贞操”方面，对女人有要求而对男人无 要求，误以为这只是因为古代中国是男权社会，男人欺负女人，所以如此。实际上这是误解 ，男人的“守贞”要求，比女人的一点也不少，只不过对象有区别，男人是针对他上面的大 官和皇帝而已。正是因为男人在这里，要承受的压力很大，所以，让女人在婚姻中守贞，又 起到了分担男人压力的一种方法。男人在外要守贞不容易，但是当他相信家里的女人会对自 己守贞的时候，心中就会有一些安慰，从而减少自己的压力感。因此，封建专制社会中的女 人守贞，也间接地起到了辅助男人忠心于皇帝的作用。——忠君的军功章，有男人的一半， 也有女人的一半。
男人最不喜欢的事情，就是被别人夺走自己的女人，这在古今中外的各个社会中，大多(虽 然不是全部)是不变的。即使是雄性动物，也都是喜欢占有雌性动物的。因此，封建帝王鼓 励的“守贞文化”，似乎给男人一个交换，“如果你能接受‘忠心不二’的要求，你就能得 到妻子‘从一而终’的回报”。男人潜意识中，出于保护自己不被人夺走女人的动机，往往 愿意接受这样一个交换。从统治者方面，这是一个很合算的交换，统治者获得男人的尽忠， 而由这些男人的妻妾为这个尽忠行为买单。从心理学角度，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个过程如 同抽水机，把女人的心理能量抽出给她们的丈夫，再把她们丈夫的心理能量抽出给了统治者 。
女人在这个过程中，失去的最多而又没有什么补偿，仅有的补偿不过是一个“贞洁”的名称 而已。为什么女人会愿意接受这样的局面呢？有一部分女性，潜意识中是出于对自己男人的 爱，宁愿分担他的压力，出于爱而自发地愿意忠诚于丈夫；或者出于纯朴的爱情理想，而愿 意守贞。这些美好的感情不幸被帝王利用，帝王们让丈夫产生了一个潜意识中的误解，误以 为妻子之所以忠实于自己，是因为“提倡节烈”的宣传，从而把那些丈夫本应该回报给妻子 的感激，掠夺过来变成了对帝王的忠心。
还有许多女性，潜意识中并不愿意接受这样的局面，于是心存反抗意识。正是由于这样的原 因，我们才在古代中国看到一个现象，似乎女人总是有潜在的“淫荡”的愿望。而这样的女 人，会使自己的丈夫非常愤怒，非忠臣的男人还稍稍好些，越是忠心的男人，越是对此愤怒 。因为男人觉得自己好像被命运欺骗了，“我按照约定去‘忠心不二’了，期望的回报是女 人对我也忠心不二，而女人却没有这样做，我付出了却没有得到我应得的回报”。不仅这个 丈夫会愤怒，其他男人看到了也会很愤怒。——唇亡齿寒，看到别的男人受欺骗，自己也会 心有余悸，自己以后也可能遇到这样的事情，受到这样可怕的威胁。
小时候读水浒，感到很震惊的事情，就是梁山好汉对“放荡女人”的深恶痛绝和下手残酷。 武松杀潘金莲，下手残酷，还情有可原，毕竟自己的兄长死在她手里。而石秀、杨雄杀潘巧 云，剖腹掏心还把肠子也掏出来，下手那么残酷，似乎有些过分了。潘巧云不过是有个外遇 ，又没有打算谋杀亲夫，何至于受到这样的虐杀。石秀当然也有恨潘巧云的理由，因为潘巧 云曾诬陷说石秀对她进行过性骚扰，但即使如此，也不值得恨潘巧云到这个程度。现在的分 析解开了这个谜团，这样做的男人，都是自认为“忠义”的人，自己很不容易地尽忠守义， 所以对女人的“背约”，就格外地容易暴怒。暴怒之下，才会有那样的暴行，而其他男人也 才会对这样的暴行持同情态度，因此，杨雄、石秀并未因残害潘巧云而受到同伴的任何指责 。
如果我们能从心理层面看，就知道在专制社会中的剥削，除了物质财富的剥削，更重要的是 心理能量上的剥削，而这样一种心理剥削的基础，就是作为意识形态的长期持续的广义的催 眠。
六
如果说守贞是封建专制帝王的圈套，那么，是不是不守贞，我们就能跳出这个圈套？
如果是这样简单，那么，我们只要鼓励越来越自由的性生活方式即可。或者，我们只要鼓励 婚姻中的人都红杏出墙，鼓励恋人都脚踏几只船，鼓励女性尽量频繁更换伴侣。同时，我们 只要鼓励男性不忠于上司，不忠于职守，只顾自己的利益。——我们就跳出了封建专制的圈 套？
当然不是。
盲目的忠贞和盲目的不忠贞都一样错误。
只有智慧能解开这个死结。我们需要知道，对什么应该忠贞，对什么不需要忠贞。
忠贞，无论在什么时代，都依旧还是一种美德。忠贞是一种坚持，是一种抵御压力和诱惑， 坚持自己的选择的能力和品质。这样一种品质，是动物所缺乏的而人所独有的，是人性伟大 的体现。
从精神分析心理学的术语来说，人格是由三个部分组成：本我，是人的生物性的部分，是本 能欲望，追求的是自由释放的快乐满足；自我，是人的社会性的部分，它懂得人不能任性行 动，而需要考虑到社会的要求；超我，是人的道德性的部分，告诉我们要按照善的原则行动 ，即使那样做并非最快乐。在中国古代，忠贞，对那些由衷认可这个价值的人来说，就是一 种超我的要求。为了符合超我的要求，这些人不惜用超我压抑本我。对一些未必由衷认可， 但是不敢反抗社会的人来说，忠贞，是自我必须顾虑的一个社会规范，因此，他们的自我会 抑制本我。超我、自我有管理本我的能力，必要时能够压抑本我，正是人超越动物的地方。 而一个人的这种能力超强，也正是一种更优秀的品质。
一个男人，自觉地选择了一种积极的人生价值，选择了一个自己追求的事业，或者找到了一 个好的领导者去追随，即使有困难和阻碍，也不会轻易放弃。这是一种忠贞，是一种高贵的 品质。它本身并非错误。封建专制时期，那些忠臣们最容易犯的错误并非太忠贞，而是忠贞 的对象不对。——如果忠臣所忠的，是为民众造福的事业，而不是“第一个主子”，那么这 样的忠贞，今天也一样值得发扬。如果古代忠臣发现，皇帝如李世民，能为百姓造福，所以 忠贞于他，像魏征那样，是值得赞许的。如果忠臣发现，皇帝如隋炀帝，堕落为国家之害， 就不必对他忠贞，那也是值得赞许的。我们应当忠实于真理、爱、正义等永恒价值，而非忠 贞于某个帝王。
如果一个女人，深深地爱着自己的男人，把全部的心放在他身上，以至于不愿意让其他男人 分享爱情。即使面对诱惑，也不会按照本我的欲望行事，而会按照超我的愿望，保持爱情的 专一。这样的忠贞也是一种高贵的品质，它是实现最美好的爱情的基础和助力，是值得我们 颂扬的。但是，如果女人发现，这个男人并非自己认为的那样好，实际上过去的爱是个错误 ，所以女人决定离开他另寻爱情，也是值得赞许的，因为她忠实于自己的内心，忠实于真爱 ，这并非不是忠贞。
人定胜天：二十亿老鼠闯洞庭的故事
2008年04月23日12:28
一
百万雄师，在士兵的数量上几乎已是极限。但是，这仅限于人类。
洞庭湖上老鼠对人类发起的这次战争，据说兴师动众，参战老鼠数量达到了20亿之多。
虽然都是些无名鼠辈，又都手无寸铁，也没有组织和计划，纯粹是一群乌合之众，但是我们 人类也不能轻视它们的力量。毕竟鼠多力量大，采用了鼠海战术，前仆后继，不怕牺牲，而 且不带军粮，从敌人那里夺取军需，“老鼠们所到之处，堤岸、护坡变得千疮百孔，水稻成 片枯死，场面十分惨烈”，“尽管当地政府鼓励人们大战老鼠，并出台了每消 灭一只老鼠就奖一毛钱的规定，但经过半个月的鏖战，也只消灭数百万只，与20亿只的数字 相差甚远”。(《江南都市报》，2007712)
老鼠自古就有，但是过去并没有发生这样的鼠灾，为什么现在会爆发成灾?我们都知道，是 生态系统失衡了。根据科学家引经据典的怪癖，我引用中国科学院亚热带农业生态研究所副 研究员李波的说法。李波说：“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有三次大爆发。究其原因，主要是‘围 湖造田’(还有筑堤灭螺)改变了湖区的生态环境……为东方田鼠种群提供了更多更大的 滋生场所。其二是本来栖息在远处湖滩的东方田鼠在洪水来临时大部分被淹死，数量难以累 计 ；围湖后堤内进水受阻，被围部分既能进水形成沼泽，来水却又不猛不大，变成东方田鼠的 安乐园，数量逐年累计膨胀终致爆发成灾。其三是大小堤坝倒塌后废弃，成为汛期东方田鼠 的中途岛和中继站，迁移时得以休息、取食，不至于衰竭而死。……这也和近两年三峡大坝 蓄水、泄洪关系密切。”也有人说，上世纪50年代围湖造田的时候，也是有过科学家反对的 ，只不过是反对意见没有被接纳。
二
如果我们对上世纪50年代的形势有一点点了解，就会知道科学家反对意见不被接纳是多么“ 正常”的事情。当时的口号是向荒山要粮食、向湖水要粮食、以及向所有能要粮食的地方要 粮食。垦荒围湖，各种能增加粮食生产的方式都一时并起。为了避免粮食损失，甚至出现了 试图消灭麻雀这个物种的全国行动，全国人民发动起来，用人民战争的方式来捕杀麻雀，包 括敲锣打鼓，让麻雀吓得不敢落地而活活累死。——我现在看到在路边蹦蹦跳跳觅食的麻雀 ，不禁想如果他们的祖先也会讲故事，说起那场噩梦的故事来，现在这一代的麻雀是否能相 信，据说如此聪明的人类曾干过这样残酷而愚蠢的行为。而关于生态破坏，那个时候的决策 者更不担心，因为，那时他们坚信“人定胜天”。
因此，我们现在讨论各种生态破坏，不论是洞庭湖或其他地方围湖造田的生态破坏，还是内 蒙等地开荒的破坏，或者三门峡水电等工程所带来的破坏……都必须要知道，这背后关键 的一个指导思想，那就是“人定胜天”。
“人定胜天”，这个成语常被解释成“人类一定能够战胜自然”。其实这里有误读，原意中 “定 ”的意思并非“一定”，整个词的意思也不是人一定能胜过天，而是“人定”的时候能够胜 过“天”。我不打算在训诂上花力气，而想说说现代理解的“人定胜天”所反映的心理状态 。显然，人的意志要改变自然的性质，这并非完全不可能。在现代强大的科学的力量下，人 的意志对自然所能施加的影响也越来越大。在现代人定胜天的口号背后，潜在的一种心理是 ，极度夸大地相信人的意志的作用，轻视甚至蔑视自然规律。同样是在那个时代，有人喊出 “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也是这同样一种心态的表现。
三
在心理学看来，人对待外界事物的态度，实际上是人对待自己态度的外化。对自然取这样一 种轻视态度的人，在性格上往往也对自己的生理心理本能等，取同样的一种轻视态度。他们 相信坚强的意志的力量，相信自己能够完全克制自己的本能，能够超越自己的生物性，能够 做到按照生理规律不可能做到的事情。一句话，相信奇迹。这样的人，的确会有异乎寻常的 力量，也的确有可能创造一些奇迹。但是，正如狂风大雨是不能很持久的，这种轻视身体和 自然的行为，在自己的身体上，会伤害自己的身体；在自己的心理上，会伤害自己的心理； 而把这个态度用在外部自然上，也会伤害自然的平衡。聪明的教练不会让自己的运动员过度 训练，聪明的决策者也不会让自然界过度负载。
如果我们进一步分析，为什么有些人会有这样一种性格，你很容易猜到我怎么说，对了，还 是自卑的补偿。自卑补偿者为了让自己超越自卑，需要刻意地自大，刻意地显示自己不仅不 差，而且是极度的超凡脱俗、不同凡响。当然，自卑是藏在他们的潜意识中的，而在他们的 意识中，却感到自己是可以超越自然规律的。就像秦始皇嬴政，最后居然病到想超越死亡， 得到不死之药。或者像上世纪50年代的某些中国人，以为可以亩产几万斤粮食。
这种人对待自己的另一个态度，是他们会竭尽身体的、心理的力量，把所有其他的一切视为 干扰的情绪和欲望压制住，让几乎全部的力量用于某一个目标，并由此获得极大的力量并得 到成功。就像我们现在的家长希望孩子做的，就是不要做家务，不要玩电脑，不要听音乐， 不要打球游泳，不要学课外知识，当然更不要早恋，全心全意地应付高考。这个思路，和上 世纪50年代的思路是一致的，那时的想法也是，不要享受生活，不要花前月下谈恋爱，不要 浪费一点时间，全心全意地投身于劳动中去。对待大自然，那时也是同样的态度，不需要保 留美丽的湖水，不需要保留广袤的草地，不需要自然地奔流不息的江河，而要竭尽大自然所 能付出的所有力量，为生产出更多的粮食和钢铁等物资服务。他们追求极限的人生，也追求 把自然使用到极限，不留白，这是他们的性格所决定的。
创造奇迹，听起来豪迈而激动人心，不过，我们如果能看到人的内心深处，就会发现这些想 创造奇迹的“自卑补偿者”，实际上正是因为自卑才需要创造奇迹。他们潜意识的逻辑是， 只有奇迹才能挽救他们的命运。因此，他们需要奇迹，他们经过奋斗也的确能创造暂时的奇 迹。但是，因为内心中不能化解的自卑，他们毕竟也不是真正相信自己能有美好的生活。因 此，也许最后他们会莫名其妙地自己毁坏了自己创造的奇迹。当然，那些破坏了自然平衡而 创造的奇迹，最后也还是由大自然来负责毁坏。
四
“竭泽而渔，岂不得鱼，明年无鱼”，人从大自然中强夺的一切，都必然受到大自然的报复 ，洞庭湖中浩浩荡荡的老鼠大军，可以看作是大自然的先遣队。它们前仆后继，踏着死去同 伴的尸体，冲上大堤，也可以说是在“替天行道”，替大自然夺回它们的领地。对这些可怕 的人类敌人，我也不得不心存一份敬意。
七
“好女不嫁二夫，忠臣不事二主”，这种从一而终的忠贞观可以废了。也许我们需要的是： “好女不嫁错夫，忠臣不事恶主”，忠贞于永恒的美好价值。珍珠不能扔给猪，我们美好的 忠贞，也不能让封建专制帝王们掠夺并糟蹋。
无私奉献：吃人肉的故事
2008年04月23日12:28
一
古代中国的确是“吃人”的。
吃人，有的是因饥荒，赤地千里，求生的最后希望就只有吃人肉了。对这样的吃人，我们体 会的是惨痛。有的是因战乱，军粮不够，于是将军们就用人肉充当粮食。这些将军们对吃人 ，却不一定会有惨痛的感受。隋末的朱粲对手下的军士说：“世上最美的食物，还没有能超 过人肉的了，只要国中有人，我就不用担心没有军粮。”他的部队每攻下一座城镇，就把弱 小的男女分给各部杀着吃。后来朱粲投降了大唐，李渊派部将段确去受降，因段确责备他吃 人的事情，朱粲大怒，竟将段确杀死吃肉。这类凶残的将军们，真真是所谓的“率兽食人” 的恶魔了。而更残酷的是，仅仅为了“美食”而吃人。如春秋时代易牙把自己的儿子煮给齐 桓公吃；以及隋末诸葛昂因小事杀死美女，蒸熟摆成打坐的样子，脸上涂了脂粉放在大盘子 里当作菜。这样的暴行，真不知我们能用什么词汇来描述。
最特别的一种吃人肉，是被吃者主动奉献肉给人吃，也就是所谓的“割股事亲”。据说如果 父母病重，子女儿媳们把自己大腿上的肉割下来煮了给病人吃，就会有神奇的药用效果。据 民国《歙县志》统计，明清两代，仅此一县割股、臂、乳、指甲疗亲者，达一百六十二人。 例如：“叶氏女，由叔母抚养，叔母有病的时候，叶氏女就割股给叔母吃。”这种吃人肉事 件，表面看起来还蛮像有一种爱的存在。
二
除了现实的吃人之外，还有一些心理层面的吃人。——虽然吃人者并没有实实在在地吃人肉 ，但是，他们却在象征的层面“吃人”。一个残酷剥削民众的贪官，虽然没有直接吃人肉， 但是他榨取了大量财富，致使治下的百姓饿死，这也是一种“吃人”。在这里，我们把关注 点放在象征层面的“吃人”上，看“吃人”象征着什么，说明了这个文化的什么特点。而那 些在中国历史上出现过的实际吃人事件，我们也把它看作一个象征，并从象征层面进行心理 分析。也就是说，我们会像分析一个梦中的情景一样，分析中国历史上的吃人，看在象征层 面它的意义是什么。
在心理象征层面，吃人有积极和消极的不同意义。在积极层面，想象中的“吃人”象征着一 种“接纳”、“学习”、“融合”，是对我们所爱的人的一种认同。我们非常喜欢一个孩子 的时候，就有咬一口的冲动；非常喜欢一个异性的时候，有“恨不得把他/她吞下去”的想 法，都是一种积极的象征。“吃”象征着获取，“吃这个人”象征着我们想获取他身上的积 极的、为我们喜欢的品质，从而让我们能够“和他一样”。基督徒在圣餐仪式中，喝红酒吃 面包，同时把红酒想象为耶稣之血，把面包想象为耶稣之肉，通过这种仪式，他们认为自己 获得了耶稣的爱的品质。但当然，这只是一个象征，如果我们喜欢一个异性就真的咬他/她 ，那我们就成了性虐待症患者或者想吃唐僧肉的妖怪了。而在消极层面，“吃人”则是一种 掠夺、仇恨的象征。恨一个人，“食其肉，寝其皮”，就是用吃人象征最大的仇恨。日常俗 语中“我吃定你了”，则是表明一个人要剥削、掠夺另一个人的资源。
因饥荒被迫吃人，如果我们把这看作是一个“意象”，如同梦中的意象，则从象征意义上看 ，象征的是极度的匮乏。战乱时凶恶将军吃人，以及某些恶魔般人物的把人当作美食去吃， 象征的是人与人之间极度的不平等，以至于一些人可以不把弱者当人看，而历史上的吃人者 也的确把被吃的人叫做“两脚羊”等非人的名称。这些意象象征着中国古代专制时期，专制 权力者对被统治的民众的残酷剥削和压迫。所以官员的财富，特别是不义之财，我们称为民 脂民膏。贪官污吏就是“吃百姓的脂膏”而变得越来越肥胖的吃人者。——而在意象中，这 些吃人的东西已经不能是人，而是“虎狼”。
三
而另一种吃人肉，“割股事亲”者献给父母吃的肉，分析起来却不是这样简单。
饥民吃人肉，即使在古代专制时期，主流意识形态也承认是大悲剧；凶暴将军吃人肉，也会 被看作是暴行；把人肉当作美食，也当然被看作是邪恶行为。但割股事亲，则是过去的主流 意识形态所赞许褒奖的行为。
从象征意义上看，主动奉献自己的血肉，的确是一种爱的体现。当自己最亲的人身患重病时 ，恨不得以身相代或者以血肉做药，也的确是爱着的人的真切心情。因此，古代中国人被这 样的爱心所感动，赞许感叹这样做的人，本来也似乎可以理解。——当然，即使心情可以理 解，真的用血肉做药则依旧是愚昧之举。
但是，事情却并非这样简单，魔鬼常常利用人们的善良而作恶，因此，这样一种本来也许是 纯洁的爱的举动，后来却变质为一种邪恶。
在“割股”者这方，随后出现的变质，是“割股”成为一种有意无意的功利性行为。
最早出于纯粹的爱心，而为自己亲人割股的人，虽然愚昧，但并未想过会因此而得到嘉奖。 但是，后来的人却知道了“割股”是被社会舆论所高度褒奖的行为，因此，有一部分人就会 为了得到嘉奖而去“割股”。硬生生从大腿上割一块肉下来，当然是非常痛苦的，但是，如 果这一次痛苦，可以换来终身的名誉，也并非是人所不能忍受的。太监割掉的是有更重要功 能的器官，但是为了利益，太监都有人愿意做，何况“割股”并不损害任何实际功能呢？有 些人，可以是有意识地为了获得声名而割股，有些人，可能并非有意识这样做，但是潜意识 中也是这样的动机。这样的割股，实际上是一种伪善和心机的体现。
还有些人割股的潜意识动机也许更为复杂。比如，我看到一个例子，某个婆婆对儿媳非常不 好，而这个婆婆得病的时候，儿媳却割股煮汤给她吃，不过儿媳并没有告诉婆婆她吃的是什 么汤。婆婆病好后，对待儿媳依旧不好，直到偶然机会发现了儿媳腿上的伤疤，知道了儿媳 曾经为她割股，才终于大为感动。我想，也不能否认，有可能这个儿媳真的是爱心超人，即 使婆婆对她很坏，她依旧有那种宁愿割股也要治好她的病的愿望。但是，更有可能的是，儿 媳潜意识中对婆婆是怨恨的，而采取割股这样一种极端自虐行为时，她实际上是在潜意识地 控诉这个婆婆，就仿佛她对着一个看不见的神灵说：“你看，我对她是这样的好，而她却还 是对我那样坏。”婆婆病好后，对她依旧不好的时候，恰恰是她的这种潜意识怨恨最适合发 作的时候，是她最适合把婆婆的形象恶魔化的时候。而且，这样的处境也很适合她的自恋， 她可以让自己以及看不见的神灵看看，自己是多么善良。而最后，当婆婆发现真相而羞愧万 分的时候，更是儿媳的报复彻底实现的时候。——让你看看你是多么无理，也让你看看儿媳 我是多么的隐忍而伟大。因此，也许这个例子中，驱动儿媳割股的力量，不是表面上看来的 那种爱的力量，而是恨的力量。当然，我能理解受欺负的儿媳这样做的心理，但是我不得不 说，这样的出于恨的割股，不可能真实改善婆媳关系。婆婆一时不得不感动，而且羞愧，但 是在我们称为潜意识的内心深处，她会因儿媳这样高明地战胜了她一次而恼怒，从而更增加 了对儿媳的怨恨。以后，这对婆媳将会用更高明的技巧互相攻击。
如这个儿媳一样，我相信不少的割股者，都有一种自虐的心理在。精神分析心理学指出，对 他人的攻击冲动被压抑后，则可能转化为一种自虐。在用刀割自己的肉的时候，长久压抑的 人会产生一种强烈的快感，仿佛他们的痛苦可以随着流出的血液而释放，给他们一时的轻松 。我们可以在当代看到一些受虐狂，他们会用各种各样的方式虐待自己，比如用铁钩把自己 吊起来。但是他们没有文化资源，不能把这个行为解释为“对父母的爱心”。假如他们有这 样一个合理而受到赞许的理由存在，我想，会有不少新的这样的“善良行为”出现。因为在 割股这样的自虐中，不仅有自虐本来的快感，还能多一个自我欣赏的快感。——你们看，我 是多么的善良啊。
在接受割股的一方，心理的变态也一样存在。
当然，记载中那些吃了人肉或者喝了人肉汤的人，当时对此都是无知的，他们往往都是以为 那只是羊肉或者什么肉而已。这样是比较合理的，因为如果要他们明目张胆地接受别人奉献 的人肉，未免就显得自己太不善良了。但是，我们知道这些人并不反对别人送人肉给他们吃 。刘备落难时，某人要请他吃饭而没有肉，于是把妻子杀了煮给刘备吃。刘备发现后，并不 以为那个男人是邪恶的家伙，相反还颇为此感动，这就是吃人者的普遍心理。如果说割股者 是受虐狂，这些吃人肉者就是虐待狂。中国古代的吃人文化，就是由这样的受虐狂和虐待狂 组合所创造和维持的文化。
四
实实在在的割股奉献，实实在在的吃人肉，毕竟是数量有限的。但是中国文化中，心理层面 的割股，以及心理层面的吃人肉，却几乎可以说是人人都逃不脱的一种现象。鲁迅曾经询问 ，还有没有没吃过人的人？我想，只怕没有。同样，如果我们问，是否有没被人吃过的人 ？我想，只怕也未必有。
文化心理中的割股，就是所谓的“奉献精神”。同样，我们要承认，奉献精神并非病态。出 于真实的爱，以健康的心理，奉献出自己的所有，以造福于社会和他人，这不仅不是病态行 为，反而是一种伟大的美好的利他主义精神。
但是，在中国文化中，我们的奉献精神受到了扭曲。被扭曲的儒家，用一种偏执狂一般的态 度，狂热歌颂儿子对父亲、妻子对丈夫、臣子对君主的奉献精神。同样使得一些投机者，通 过表演“奉献”而试图获得更大的功利。有些臣子们表现出来的样子，仿佛他们完全不会为 自己着想一点点，全部心愿就是为了帝王的利益服务。好像他们天生贱命一般，就能甘愿被 帝王虐待驱使作走狗。在潜意识中，他们希望的是感动帝王，从而给他们更多的利益。这样 的一种心机下，所谓的奉献精神不过是一种卑劣的权谋。另外，当然也有一些更高贵些的臣 子，他们的确试图追求一种更健康的奉献。但是，他们越是对自己严苛，越是诚恳地奉献， 结果越是被人利用，白白奉献了自己的血肉，而往往未必能对世事起到多少作用。——这些 清官的奉献得不到回报，使他们很快耗尽了自己的血肉，而失去了自己的生命。他们在奉献 中，实际上也存在怨恨，因为他们内心深处也知道，在“奉献”的呼吁下，他们实际上正在 被掠夺，同样，他们有一种受虐的倾向，只是试图自己化解这些怨恨，甚至把怨恨转向自己 ，怨恨自己为什么不能做到更“忠心耿耿”。
这些奉献精神的追求者，一方面是受到了扭曲后的儒家思想的欺骗，误以为自己正在做一个 高尚的人应当做的事情；另一方面，也多多少少受到了扭曲后的佛家思想的影响。
佛家提倡慈悲心，而“布施”这样一种奉献的行为，是可能增进慈悲心的。在一个佛教故事 中，某个慈悲的王子看到有只母虎捕不到猎物，和虎崽一起都面临着死亡。于是这个王子就 决定舍身饲虎，让老虎吃自己的肉以存活。实际上，这个故事更多的是一个象征或寓言，目 的是告诉大家什么是慈悲心。人们误解佛教后，误以为这是一个规范：善良的人应该把自己 的血肉(或者利益)送给别人(或者野兽)。这也增加了一些人的“奉献”倾向，使他们更 愿意把自己的利益让给那些虎狼一样邪恶的贪官污吏与帝王将相。
提倡“无私”，是加强这样一种“奉献”倾向的好方法，因此“无私奉献”经常被连在一起 构成一个听起来很神圣的词汇。那些能从别人的“奉献”中获益的贪官或者帝王，当然愿意 不断鼓励对方的“奉献”，因此也就不断地用这种扭曲的意识形态，诱惑对方继续“奉献” 而且最好彻底地“无私奉献”。
王朔好像很明白地点破过这一点：有些人就是要动员其他人都奉献，这样他们就可以安然享 有别人所奉献的利益了。
“你奉献吧，那样你就是善良的”，喜欢吸人血吃人肉的虎狼魔鬼，就是用这样的方式来诱 惑其他人的。
五
要走出这样一个“奉献-掠夺”的误区，并非一件容易的事情。有些人以为，我只要从此不 “奉献”任何东西，就不会被人吸血吃肉了。这将带来另一种危险，那就是变得孤独，失去 真爱，并且不能和他人建立健康的关系。因为人与人的爱之中，不能缺少相互的奉献和接受 奉献。健康的爱和我们刚刚说的施受虐关系的区别是，健康的爱不是一方单向地永远奉献， 而另一方单向地永远掠夺，而是一种交流关系，每个人献出自己所有，每个人得到对方的回 报，而能量和爱就因此而流动起来，人与人之间的孤独也随之被打破。永远不奉献的自私者 ，就失去了这样的人际关系和能量流动，走出“无私”误区的人，如果随即走入“自私”误 区，并不是一个什么进步。
因此，要建立恰当的人与人的关系，需要我们有高度的警觉。我们必须识别出什么是健康的 付出，什么是健康的索取，并和那些不健康的倾向区分开来。智者应当更好地完成这个任务 ，并把自己所看到的真相展示给大家。我们也必须发现，并且逐渐化解我们身上的受虐倾向 、自恋倾向和转向内部的攻击倾向，让我们能够成为适应真正的爱的关系的心理健康的人， 从而为健康关系的存在奠定基础。
当我们的心改变之后，我们会改变我们的文化，也会建立起适合更健康文化的制度，使得一 种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爱护关系能够更容易获得。那时候，当我们回望两千年来吃人的历史时 ，我们就可以自豪地说，“我们现在已经不再吃人了”！
贪官：都是仁爱惹的祸
2008年04月23日12:28
一
故事一。叶公对孔子说：“我们这儿有正直的人，父亲偷羊，儿子会举报 ，证明父亲偷窃。”孔子说：“我们这儿的正直的人不是这样的，我们的父亲会为儿子隐瞒 ，儿子会为父亲隐瞒，这里包含着正直。”(《论语?子路》)
故事二。桃应问：“如果儒家圣君舜当天子的时候，铁面无私的皋陶做法官，舜的父亲瞽叟 杀人，怎么办？”孟子说：“抓起来呗！”
桃应问：“舜不禁止？”孟子说：“舜怎么禁啊？人家有这个权力抓。”
“那么舜该怎么办？”
曰：“舜根本不在乎当不当天子。所以会劫狱背上父亲，躲到海滨，高高兴兴过一生。”( 《孟子?尽心上》)
故事三。万章问：“舜的弟弟象总想杀舜，后面舜当了天子就把他流放了，是怎么回事？” 孟子说：“有种说法是流放，实际是分封到有庳这个地方了。”
万章说：“舜把共工流放到了幽州，把NE522兜流放到了崇山，把三苗、鲧杀了，这四 个人都是 不仁的人，处罚他们大家心服。但是对待象却不一样，把他分封到有庳。有庳的百姓有什么 罪，为什么要把这样一个人送去做他们的王？你们儒家的仁人就这样啊？别人有罪就杀，弟 弟有罪还封官？”孟子说：“仁人对待兄弟的态度是，生气了不藏着，也不记仇，和兄弟是 相亲相爱的。相亲相爱所以总是想对他好，所以希望兄弟能富贵，于是把他封到了有庳。自 己当了天子，兄弟还当小老百姓，怎么体现相亲相爱的精神呀？”
“那为什么有人说是流放了？”
孟子说：“象这个人不行嘛，所以舜就派了官吏治理有庳国，不让象管事情，免得象危害百 姓。只让象享受税钱而已。”(《孟子?万章上》)(以上翻译只取其大意，不敢保证绝对 正确。)
二
我一下子引用三个典故，把各位读者的眼睛弄得很疲劳，是因为涉及到一个重要指控。我指 控对许多的徇私枉法、贪污腐败、裙带关系、以权谋私行为，儒家都需要负一定责任，因为 这些行为有时正是儒家培养出的那种仁爱之心惹的祸。
儒家的基本设计，是试图以亲人之间天生的情感为基础，以推己及人的方式把这种情感扩大 到别人，成为美好社会的心理基础。这样的方式下，一个人对自己的亲人和外人都会有仁爱 之心，但是，程度是不同的。关系越近的亲人之间，感情越深，而关系远一些的人之间，感 情就浅一些。所以说，儒家的爱心是一种“有等差”的爱心。这当然也符合人的自然本性， 我们不可能对亲人和外人，对熟人和生人，对一切人都会有同样程度的感情。像基督教推崇 的那样，爱邻人如同爱自己，甚至爱自己的敌人，是一种相当不符合人的天性的要求，所以 只有靠着上帝的威望，才能把这样一种伦理和做人态度推广到信徒中。
这里面就出现了一个问题：我固然希望我的亲人和其他人都相亲相爱，但是这毕竟只是一个 希望而不总是现实。如果我的亲人和外人发生了冲突，我应该怎么办？特别是，如果我的亲 人做了伤害别人的事情，我应该怎么办？古代名气不大的思想家叶公，就敏锐地发现了孔子 理论中的这个漏洞，并用一个假设性的案例和孔子辩论。“假如父亲偷了别人的羊，儿子是 否应该举报？”叶公认为一个正直的人应当举报自己的父亲。而孔子不同意叶公的观点，提 出一个正直的人应当为父亲隐瞒。为什么应当为父亲隐瞒，孔子虽然没有说，但是根据儒家 的一贯观点是不难理解的：儿子举报是伤害亲情的行为，会伤害父亲的感情，也有违一个儿 子应有的对父亲的爱。如果亲人之间冷漠无情，联系社会的基础的仁爱之心没有了，这个社 会就完全无法维系了。“虽然爱别人，但是总比对亲人差点”。亲疏有别。
叶公是否被说服了，我们不知道，我估计叶公没有被说服，也许还提出了其他的反驳，但是 ，因为记载这个事情的是儒家，叶公的观点就没有得到充分的展开。(所以我们要多写书， 特别是要多写我们和别人争论时的精彩话语，忘记对方的精彩话语，就可以占便宜了。叶公 啊，怪就怪你的弟子太懒。)不过类似的争论在后来的时代再度出现，这次是一位叫“桃应 ”的先生和孟子争论，举的例子更有戏剧性：儒家心目中的圣君舜当天子的时候，他的父亲 杀了人。舜应当怎么做？因为舜有双重身份，一方面是天子，另一方面是儿子，所以这个例 子更复杂一些。天子的职责是维护法纪，而儿子按照儒家观点应当保护父亲。孟子的解决方 法是把这两方面分开，作为天子，应当容许“警察”去抓捕罪犯瞽叟，而作为儿子他就背上 父亲逃亡到海滨。(这不是因为海滨是度假胜地，风景优美适合观光游泳，而是因为古代的 海滨非常偏远，警察找不到逃犯。)孟子的解决看起来更好一些，把两个身份分开，既避免 了破坏法纪又顾及了亲情。
桃应是否被说服了，我们同样不知道。我估计也未必被说服。至少我们看到孟子没有能说服 两千年后的另外一位刘清平先生，他发表了一篇《美德还是腐败》(《哲学研究》2002年第 2期)，指出儒家伦理的血亲情理精神具有滋生腐败的负面效应，由此在学术界也引发了一 场热烈讨论。至今，这个辩论还是像人类绝大多数的辩论一样，谁也没有说服谁。
三
离开口舌之争，让我们看看现实，就看到两千多年来，中国的朝廷虽然不断改变，但是有一 个官却一直没有离开过中国的官场，那就是“贪官”。徇私枉法、贪污腐败、官官相护、裙 带关系等等现象，并非是中国官场的意外，而是一种常态。比如说到裙带关系，李敖曾经说 国民党的官员们是用生殖器联系在一起的。话虽然刻薄，但是想一想也不无道理。小团体中 ，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所以有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说法。不仅是官场会为私人关系而枉 法，即使是在百姓日常生活中，找个熟人走走后门，获得一些特殊的利益，大家也都觉得是 很正常的事情。不论儒家如何辩解，也不论孔子等儒家是出于多么良好的动机，我们都不得 不承认，事实证明儒家的思想一定有问题，因而导致了这样的后果。
只要我们接受儒家的前提，仁爱是有等差的，并以此作为我们行事的基础，不可避免的结论 就是，我们要给亲近的人更多的爱。如果亲近者和疏远者之间发生矛盾，按照儒家逻辑，没 有理由我会站在中立的立场，我当然要护着自己人。当我们有权的时候，没有理由我不偏向 自己人。我可以对外人也很好，但是从程度上，当然不如对自己人更好。因此，我们不要以 为贪官污吏都是一些天性邪恶的家伙，像幼稚的中国戏剧中的反面角色一样涂着冷冷的白脸 ，也不要以为他们都是一种无情无义的家伙。实际上，如果你有机会和这些贪官污吏做同僚 ，也许你会发现他们中有些人很可爱，而且心地很好——至少当你和他是同一派的时候是这 样。反而是那些清官如海瑞，反而显得很冷漠而不近人情。因为偏向自己人，正是因为他们 心中有对自己人的爱存在。
不可否认，这些人的行为包括那些劣行，最重要的动机可能是为了自己一人的私利。即使是 他们对别人施加恩德，如果目的只是为了交换到自己的利益，也还是为了一人的私利。这种 情况下，他们并不是心中有爱。
但是，除此之外他们也同样受到儒家思想的熏陶，因此也要为自己的家族自己的小团体争取 利益。为自己而贪污腐败，我们都知道是不道德的；但是为家族为团体而贪污腐败，则往往 能得到大家的同情。如果一个贪污案东窗事发，一个人为其他人顶罪，在中国人的心目中， 就会觉得这个人有义气、是好人。他们自己也会有一种道德的优越感，为自己的做人方式而 骄傲。他们也的确心中有一种“我要帮助自己人”的利他的心态。说起来，我们也不得不承 认，这样一种“为亲友不惜坐牢”的精神中，的确有一种对亲友的某种性质的爱存在。
我不是为某些狗官们翻案，他们在为亲友施爱的时候，不在乎损害他人的利益，甚至会肆无 忌惮地剥夺他人的利益。这说明他们固然有仁爱之心，但是他们的爱太少，扩展的范围也太 小，所以对他人很少有爱。如果说他们对亲友有爱，是他们心中善良的种子，那么如果他们 剥夺了其他人利益或伤害了其他人，则是他们心中恶的表现。像孔子、孟子这样已经能够把 爱 心发扬光大了的人，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不会徇私枉法。因为他们也爱其他人，所以一定要找 到一种方法让自己的亲人和其他人都能得到利益和幸福，一定也非常不愿意看到别人受到伤 害，所以他们会更加珍惜法纪这个能对大家都有用的东西，不会轻易破坏它。但是，即使是 他们也不能永远不徇私枉法，上面那三个小故事就是证据：孔子赞成隐瞒亲人的犯罪行为， 孟子认可天子为弟弟提供特殊利益。当他认为天子该带着犯罪的父亲逃跑的时候，是不是想 到了，天子固然可能不在乎权力和地位，但是作为天子也有自己对民众的责任在，一走了之 难道就是美德吗？协助一个罪犯逃跑，难道不是一种对受害人的伤害，以及对整个社会的法 纪的伤害吗？
因此，贪官污吏的恶行，固然不都是“仁爱”的结果，但是“仁爱”这棵树中，是有可能结 出贪污腐败的果子的。一般人的仁爱更少更局限，才会造成中国古代的贪污腐败横行的局面 ，但是也不得不承认，作为典范的孔孟，在这里已经有了漏洞，下面的人当然更有理由使用 这现成的借口。道家批评儒家“为大盗积”，说“大盗会连仁义都一并偷去了”，可以说准 确地指出了儒家的“罩门”所在。
四
如果仁爱可能出现危害，那么，我们是不是应该放弃仁爱之心呢？当然不是这样简单，孔子 的想法也并不错，如果人变得无情无义，那么其危害还会更大。“文革”期间，“大义灭亲 ”成为了主导意识形态中的号召，儒家的思想受到了全面的摧毁，造成的结果是人心的堕落 ，是社会道德的丧失，是人心之恶的甚嚣尘上，其恶果至今犹存。爱是普世的价值，是永恒 的价值，是人生命成长的心理基础。孔子的有等差的仁爱，以及孔子在此基础上树立的行为 准则，只不过是尚有缺点和不足之处而已，并不是说不是一种爱。更进一步说，虽然我对某 些害人的贪官义愤填膺，但是我也必须承认，他们的恶行背后有爱心，虽然是扭曲了的爱， 但是也可以成为真正的爱的种子。如果我们深思明辨，补上了儒家的不足，则在新思想的熏 陶下，这些爱的种子也可以在他们的心中逐渐成长，并使他们成为更好的人。
怎么补这个不足呢？我的思考是，公义的基础只能建立在公心(天理)上，公理可生公器( 法)，而仁孝毕竟还是私心，就算扩大也是扩大的私心。没有公心不能不出一点问题！正如 西方人在个人主义之外，还有上帝以及公理。仁是爱，但不是“大爱”，大爱无等差。人应 该兼顾两种，小团体(小团体的公只是小团体内公器，盗亦有道但是只限内部使用的地方粮 票)和公理(也就是“天理”)，才能解决问题。“恺撒的归恺撒，上帝的归上帝”，法律 的归法律，道德的归道德。你可以帮助亲友，于是在法律上你也犯了罪，你要受到法律制裁 ，也就是分担亲友的罪；但是在道德上，这里有对亲友的爱，对此我们可以理解甚至有时赞 誉。
六月飞雪又如何
2008年04月23日12:28
一
近年来气候异常的情况增加，有时是盛夏，却居然飘起了雪花，这也许是温室效应和其他效 应的结果吧。这让我想到古代关于气候异常的传说，只不过，那和自然环境的问题没有什么 太大关系，而是和人文环境有关联。——我说的是所谓的“六月雪”。
据说，那是因为有一个冤案。
关汉卿编的戏剧中的窦娥的冤案。
窦娥丈夫早亡，和婆婆两人相依为命。流氓张驴儿逼窦娥跟他成亲被拒绝，于是投毒想害 死窦娥的婆婆，但误毒死他自己的父亲。于是他诬告窦娥杀人，并买通贪官处死窦娥。窦娥 满腔悲愤地呼喊：“地也，你不分好歹何为地？天也，你错勘贤愚枉为天！”在临刑的时候 ，她又向天发出三桩誓愿：一要刀过头落，一腔热血全溅在白练上；二要天降大雪，遮盖她 的尸体；三要让楚州大旱三年。窦娥的誓愿居然感动了天地。那时候，正是六月大伏天气， 窦娥被杀之后，一霎时天昏地暗，大雪纷飞；接下来，楚州地方大旱了三年。后来，窦娥的 父亲窦天章在京城做了官，窦娥的冤案终于平反昭雪，杀人凶手张驴儿和贪官桃杌得到应有 的惩罚。
窦娥有冤屈，竟然会影响气候，在现代科学看来真是荒诞无稽。但是，在中国古人的心目中 ，这却是一个合理的现象。
早在先秦的文献中，我们就可以看到很多事例，描述说某个国家的政治好坏，会影响到这个 国家的气候。这是原始宗教或巫术的思路，不足为奇。而在心理学看来，有这样一种思路， 在心理和想象中实际上是成立的。我做意象对话时，发现“六月飞雪”的意象，象征意义是 “突然的打击”，而“大旱”这个意象，象征意义之一正是“不正义”，所以，受到大冤屈 ，想象中出现六月飞雪和三年大旱，是合乎心理学的。但是，想象领域不同于现实领域，冤 屈与否，并不总能影响现实的气候。
二
以为政治能影响到灾异，这类思想在中国文化中的滥觞，和一个标志性的事件有关，那就是 董仲舒改造儒家思想，并推广儒家思想使之成为官方意识形态。
董仲舒的所谓儒家思想，核心就是天人感应，但是他的这个思想实际上主要并非来源于孔子 ，而是源于阴阳五行、民间巫术。董仲舒对儒家的改造，实际上和张角等人对道家的改造一 样，是用巫术把儒家变为了儒教。按照董氏儒教，人间的任何事情都会感应上天，因此，窦 娥的冤屈使六月飞雪是合乎情理的。董仲舒在世时，有一次汉祖庙发生火灾，董仲舒就认为 是由于皇帝不修德，导致田NC037、淮南王刘安等权贵横行，所以感应出了这火灾。
董仲舒的这种思想能被汉武帝接受，也有一个原因：包括秦在内的过去所有王朝的国王都是 贵族出身，而刘邦则是平民出身。凭什么他可以当皇帝，缺少一个那时代的人能够接受的理 由。如果刘邦家的后代说，这个理由就是刘邦有本事，那就会出现麻烦，以后其他有本事的 人也会理直气壮地起来夺权。所以，继承帝位的刘氏家族需要一个说法，说明为什么刘家应 该当皇帝而其他人即使有本事也应该安分守己。董仲舒的思想正好满足了汉武帝的这个需要 。他把“天”放在首位，作为一切价值的根基，而把帝王权力说成是天所授权，说帝王“受 命于天，天意之所予也，故号为天子者，亦视天如父，事天以孝道也”。(《春秋繁露?深 察名号》)这样，就以“天”的名义给了刘氏君权。这也和刘邦原来装神弄鬼、故作神秘的 方式恰恰合拍。
董仲舒的思想中，实际也有一个积极因素，就是根据他的理论，帝王应当服从天。如果帝王 残民以逞，则天就会通过一些自然事变来警告他。他说：“灾者，天之谴也，异者，天之威 也。凡灾异之本，尽生于国家之失。”(《春秋繁露?必仁且知》)窦娥冤枉，所以老天六 月飞雪，就是一种警示。这样一个理论，按照设计应当对帝王有一定的制约作用。如果帝王 对示警不加理睬，继续倒行逆施，则他将会被上天抛弃。
三
但是，帝王真的能够受到“天”的约束吗？这里有一个前提，如果“天”真的能按照董仲舒 的理论所说的那样，不厌其烦地对皇帝示警，负责因任何窦娥式的冤案出现而搞一次气候异 常，那么，也许会真的有作用。如果帝王继续倒行逆施，就能迅速被“天”抛弃而垮台，那 就更好了。但实际上，我们发现并非能够如此。窦娥所受的那种程度的冤案，在许多王朝比 比皆是，而更惨绝人寰的事情也屡见不鲜，天如果为每一件这样的事情都干旱三年，那只怕 到9000年都不会出现雨这样一种东西了。大多时候，我们看到的是即使政治很差，天也未必 会给出明确的警告信息。而且，执政不善的帝王也并不会很快亡国。因此，帝王们对待天的 态度，就像黔之虎对待黔之驴一样，必定最后变得轻视。更何况即使是发生了干旱，倒霉的 也是百姓而不会是帝王，帝王如果有社会责任心还好，不然也一样不会有多么恐惧。专制者 不理睬天，天也不能马上对他们如何。那么，制约作用也就不存在了。假设真有一个窦娥， 而她冤死时六月真的飞了雪，又怎么样呢？贪官和张驴儿也不会因这雪而有什么损失。即使 是在那个剧中，最后也是因为窦娥的父亲做了官，冤案才得到昭雪；如果她父亲没有当上官 ，天似乎也没有什么对付贪官和张驴儿的办法。
因此，董仲舒试图通过天人感应说、灾异说来限制帝王权力，实际上是行不通的。实权才是 根本，帝王不是傻子，不会因董仲舒玩点神秘主义的说法就真得要约束自己。而说到底，董 仲舒所说的“天”，并没有清晰展开的意义，只是巫师水平的人所理解的天，而不是像孔子 一类大师所能深入理解的天。因此，他不能给出关于天的深入思考，只能借助怪力乱神来体 现天意，而那些不可靠的怪力乱神不可能有力量真的制约帝王和强权者。我不能说他的设计 一点作用都没有，但是至少我们可以确定其作用很小。帝王们完全可以有选择地采纳他的理 论，一方面把自己说成是“天子”，从而获得合法性，另一方面把“天父”的灾异警示不当 一回事。
我认为用“天”的概念来引入信仰，并在信仰的基础上为政治法律制度确立合法性，这个方 法并非行不通，真正行不通的，是企图用“灾异警示”约束帝王。因为在灾异警示中，上天 只体现了对帝王的监查，并无体现出对帝王的处罚。被监查但是不处罚，当然不令人恐惧。 当然在董仲舒的时代，情势所限也许并无更好方法。但从设计上看，真正有效的方法是，用 “天”的概念提供合法性，从而建立一个真正有权力制约最高统治者的实存的机构，如同议 会对总统的制约一样。
假如，我们承认“天”的意志，然后用“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的说法，让人民代 表天，而不是让“天子”代表“天”，则人民代表机构就可以在纠正窦娥冤案中起到真实的 作用，而不只是让天制造一些没有多大效果的气候异常了。
后世有千千万万人对你……
2008年04月23日12:28
一
最近历史很热，电视上说历史热，出书说历史热，历史电视剧热。有历史系的大学生说，风 水轮流转，现在我们学历史的也终于有机会出名赚钱了。
这位大学生可能历史学习得还不够好，如果他历史学习得好，就完全不会这样意外。因为在 中国，历史不可能永远沉寂，它肯定会过一阵子就热一回；中国人就算忘记吃饭睡觉也忘不 了历史，中国人就是一些历史动物，中国就是个历史国。
我们现在去看古代各大文明：印度的历史连年代都数不清楚，埃及和古巴比伦的历史也语焉 不详，古希腊只好从“荷马史诗”中找历史；“荷马史诗”实际就是个“伊利亚特战争演义 ”，搀杂了一大堆神话，恐怕还没有《三国演义》对三国时期的历史反映得那么准确呢，至 多也就是一部《封神演义》——所以《封神演义》也可以说成是中国的“武王伐纣史诗”。 而只有中国古代的历史编年清晰、细节丰富、写作认真，最像历史的样子，也只有中国人有 地位非常重要的职业史官。
更关键的是中国人关心历史，士大夫们以学者的严谨认真去研究历史，百姓们也通过各种民 间史诗——话本、戏剧、传说、故事、演义、小说、诗歌等种种方式去听历史，议论历史， 关注历史。一国有一国之历史，一乡有一乡之历史，就是一家也都有这一家之历史。过去夏 夜纳凉，农人们在院子里摇着蒲扇看着星星，长辈就会给晚辈讲家史——“当初你老爷爷是 中过进士的，还当过一任县令……”；或者革命家庭就讲革命家史——“你爹他不是你的亲 爹，奶奶也不是你的亲奶奶……”。当然别国人也关心历史，但是其程度未必可以和中国相 比。
因而中国人做事，就有一个很特别的心理，他要或多或少顾忌到自己在历史中的形象。大人 物关心国史中怎么记载自己，中人物关心县志中怎么记载自己，小百姓也关心村里后辈会怎 么谈论自己，中国人很在乎自己在大小历史中的形象。为了这个形象好，受苦受难都不怕， 甚至有些人连死都不怕，死全家也不怕。如果我说文天祥英勇就义就是为了出名，那是我厚 诬古人，他是为自己的信念而死，但是死前想到自己将在历史中留下的光辉形象，至少他也 是感到安慰的，所以他说“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汗青就是历史书嘛。
至于其他数也数不过来的众多英雄人物，也都以“名垂青史”为最大的光荣。而且时间上是 越长越好，所谓“千古流芳”，或说“万古流芳”，看胃口大小而定。我个人觉得万古流芳 迹近妄想，千古流芳已经很不容易了。空间上是范围越大越好，就像诗人所说“诸葛大名垂 宇宙”，但是这也是夸张，不要说宇宙中的近邻火星上从来没有听说过诸葛亮的名字，就是 今天的非洲人也并不知道诸葛亮是什么人物。因此，李世民把自己的二十八将的名字画在凌 霄阁上，是对这些将领的最大的奖赏。而那些说什么“身后千秋万岁名，不如生前一杯酒” 的人，在中国人中并非主流。
对身后名的重视，使得有些人宁愿得到“臭名”，也不愿意没有名。这就是所谓的“不能流 芳千古，宁可遗臭万年”，第一个明确发表这个宣言的人就是……啊，我不说他是谁，我 偏不帮助他炒作，不帮他实现遗臭万年的伟大理想。
电影《大话西游》中的至尊宝，只不过是被情人逼着换老婆，个人小事情而已，也对情人说 什么“我不怕后世有千千万万人对我唾骂，我一个人承受”，把那个女人感动得险些昏倒。 就是因为她知道对于一个中国人来说，“后世有千千万万人对我唾骂”是一个多么大的不幸 ，承受它可比“我为你去死”要困难多了。
二
那么，知道为什么中国人这样关心历史吗？
有个缘故。
那就是因为中国文化的主流中，像基督教那样的超越性的宗教没有占据上风。
人都是需要给自己的行为一个评价，从而给自己一个评价，给自己一个意义的，古今中外概 莫能外。这是基本的人性或者说是所有人的心理，我们需要意义感，需要让自己感到，自己 所 做的事情是有意义的，自己这个人是有价值的。我们不是动物，动物可以满足于仅仅“饮食 公母”，人仅仅“饮食男女”是不会完全满足的。虽然有些人志向比较低，最后放弃了更高 的追求，退而回到仅仅饮食男女的动物层面，但是那只是一种无奈。
如果相信冥冥中有一个全知的神，我们就可以让他来评价我们的行为。只要我们相信自己所 做的一切，在神的眼中是非常好的，是善良虔诚的，那就够了。就算当时和后世有千千万万 人对我们唾骂，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毕竟那千千万万人和全知的神相比还是无知 的，他们不了解我、误解我也都不足为奇。当然我们由于一些天生的不足，很难达到神的要 求 ，所以我们可以自己独立去努力。——基督教世界就是这样一种文化，一种“罪感文化”： 我感到我有“原罪”，也就是天生的缺点，我尽力改变自己以接近神。在这个过程中，重要 的是我和神的关系，和其他人的关系是次要的。
但是中国不同，中国的主导文化是不引入神的概念的(墨家是个例外，后来的佛家也有新的 影响，这里先不谈)。因此，中国主流文化中评价一个人的任务，就放在了“他人”身上了 ， 这种他人的评论体现于当时的“舆论”和后世的“历史”上。所以中国文化是一种“耻”的 文化，当你做了错事，你不是无法面对上帝，而是无法面对他人，大家会认为你的行为是可 耻的，而这种评价带来一种力量。——“千夫所指”据说能让羞耻中的人无疾而死，实际上 比死也许更难过；因此中国人都知道“人言可畏”。羞耻心就是中国文化中用于约束人的行 为的主要工具，有了羞耻心，则人就不会为所欲为，即使是掌握最大权力的国王，他可以不 担心其他的约束，却也会担心自己被大家所指责嘲笑批评和非议，也就必须对自己有所约束 ，才能得到大家的积极评价。
而在当时的舆论和后世的历史这两种评价中，前一种固然十分重要，后一种的重要性却略胜 一筹。因为，我们知道人和神不同，人不是全知的，所以也许会犯错误。减少这个错误的方 式有两个：一个是靠人数，毕竟多数人都同时犯错误的可能性相对小一点，所以，如果少数 人批评我，我可以不大在意，“十夫所指”是关系小于“千夫所指”的；但是，多数人也会 犯错，所以另一个减少这个错误的方式就是，靠时间，我也许会希望当时大家虽然错误地指 责我，但是时间过去后，事情会慢慢清楚，而历史会还我清白。这也就是中国人重视历史的 原因。
三
按照儒家的设计，历史恰恰可以起到某种规范约束作用，通过评论历史人物，对一些人给予 褒奖，对另外一些人物给以批判，就可以使当代人知道什么行为是好的，什么样的人是我们 的典范，什么行为是不好的，什么样的人会受到后世千千万万人唾骂。秦桧跪像被后世千千 万万人“唾”骂，就是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儒家相信这个方法会很有用，所以孔子一生没有 写作，却编著了一本历史书《春秋》。而且儒家相信，“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惧怕 什么呢？孔子并不会给他们带来现实的危害，只是通过权威性的、有影响力的历史评论，使 “乱臣贼子”的身后名受到损害。从心理学角度看，实际上孔子利用了人的一种“社会学习 ” 能力，当人看到别人的某个行为受到了褒奖，则自己也就会倾向于学习这个行为；看到别人 的行为受到了批判，自己也就倾向于避免这样的行为。如果我们把孔子作《春秋》的行为简 化来看，实际上就如同一个儿童对另一个儿童说：“如果你这样做，你就是好样的；如果你 那样做，你就是乌龟王八蛋。”只不过孔子把“好人”换成一些更深奥的词汇，如“忠臣烈 士”、“仁人志士”、“正人君子”等等，把“乌龟王八蛋”也换成一些更深奥的词，“乱 臣贼子”、“衣冠禽兽”、“无耻之徒”等等。我这样说并无丝毫贬低孔子的意思，实际上 我们人类自我约束能力很差，而社会中的人没有自我约束又不行，所以必须发明出一些办法 ，而所有的高级方法，说穿了也都是小孩子用的某种方法的改进而已。用给好坏“命名”的 方法来约束人的行为，是一个有效的方法，两千年来在中国也起到了相当程度的积极作用。 我认为今天我们还是可以通过修当代史，以及重新解释古代史，来给今天的人传达一种良好 的伦理规范。柏杨先生就做了一件很好的事情，他重新解释了《资治通鉴》，并且在书中直 呼皇帝名字，比如不说“汉武帝”如何，而说“刘彻”如何如何，这样就削弱了中国人对帝 王的盲目崇拜。更不要说，柏杨通过直接臧否人物，对古代的人物给出了全新的，在我看来 也是更好的解读。
但是，凡方法都有局限，而这个局限性也会逐渐明显，最后使得其效果越来越小。用记载历 史的方式来约束人，也有一些局限性存在。
我们怎么保证历史不被扭曲？这就是一个问题。
林肯说过：“你可以骗多数人于一时，你可以骗一个人于永远，但是你不能骗所有人于永远 。”按照这样的说法，历史是公正的。但是，并非所有的人都相信林肯的话，有些人就会试 图骗所有人于永远，而且至少能获得一定程度的成功。
为此，这些人可以“收买”、“威胁”史官或者其他写历史的人。有时，他们也会获得一定 成功。正是因为这一点，帝王在历史书上的形象就比他们真实的形象要好，有时也许会好很 多倍。鲁迅先生发现了一点，如果某个王朝持续的时间比较长，它的皇帝大多能得到较好的 描述，而短命王朝的皇帝多被写得比较坏。——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前者史家记录资料时， 老皇帝的子孙还在位，因此他不敢把老皇帝写得太坏。而短命王朝已经破灭了，写它们的皇 帝时自然可以比较放得开。
再举两个例子，赵匡胤是通过较和平的政变，从后周手里夺来了帝位，因此，宋代对后周的 记载就比较友好。清代是异族统治，不容易被民众接受，所以他们就必然用极为严酷的文字 狱打击所有怀念明代的文人，毁掉一些历史资料，并努力抹黑明代，从而证明他们取代明代 的统治是理所当然的。这个影响至今还在，印象中明代成为了最坏的时代，而清代好像好得 多。但是实际上，比较朱元璋杀数万官员(而且有些是贪官)，那到处屠城、杀无辜百姓几 十万，比南京大屠杀元凶还邪恶的恶魔多尔衮，却在电视剧中被当作多情的正面人物，同时 政治黑暗、大兴文字狱的时代却被说成是“康乾盛世”。(当然，所有古代专制王朝包括明 代，本质上都是强盗政府，而且明代也的确有很多恶政。我只是说，未必明代的恶性程度比 较其他朝代多那么多。)因此，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在专制统治者的威胁利诱之下，历史 可以被扭曲相当长的时间。真实历史资料可以被掩盖销毁，而虚假的伪历史也是可以在相当 长的时间内被大家信以为真的。
在较早的时期，这种扭曲历史的情况相对来说不如后来那么严重。原因之一是，早期史官责 任感很强，而君王的邪恶程度相对小一点。比如当年权臣崔杼借党羽的手杀死了齐庄公，齐 国的史官在史书要写“崔杼弑其君”，结果被杀；史官的弟弟也是史官，他再次写“崔杼弑 其 君”被杀；他们的另一个弟弟还是坚持这样写，又被杀；最小的一个兄弟照旧也要这么写， 崔杼终于手软，任由自己去被历史评说了。史官们为了历史的尊严而不惜牺牲生命，这样的 历史是当权者也要畏惧三分的。
而到了后期，这样的史官即使存在也没有什么用处了，因为后代的帝王杀人并不会杀到手软 ，他们的态度是，“你几个兄弟都这样写，我就把你全家杀光；别人要这样写，我把别人也 杀光；如果全城的人都敢这样写，我就把全城人杀光”。这样的淫威之下，胆子大的人真的 会被杀光，而其他的人自然也就不敢为了一个纸上的记录赔上更多性命了。如明代朱棣篡位 后，方孝孺坚持“燕王篡位”，而不肯为朱棣写即位诏书，竟然被杀十族八百余人。朱棣这 样的杀人不手软，是早期的崔杼所不敢想象的。齐国史官就算和方孝孺一样骨鲠，也没有办 法留下正确的历史记载了。
四
另一种失效的原因是，有些人看明白了之后，可以用一种无赖的态度说，“我就是做小人了 ，我就是坏了，我就是做桀纣了，我就是这样了，你随便骂什么，我不在乎了”。这样的人 当然是更聪明，能看穿孔子的把戏，其结果就是失去任何约束，更放纵自己做一些对社会不 负责任的事情。
在心理学家的角度看，这些人未必真的不在乎。在潜意识中，即使他们明白孔子的策略，也 一样会在乎大家的评价，但是，如果他发现大家对他的某方面的评价肯定好不了了，那么， 他就会产生一种自暴自弃、破罐破摔的心态，“我就是这样了”，这个心态中实际上有对那 些不接纳他的人的怨恨，并且必定会带来一些敌意的行为。古代一些暴君，变得越来越邪恶 ，实际上就是因为他们也渴望别人能够喜欢他们表扬他们，但是在内心深处却已经知道这不 可能了，知道别人的奉承都是虚伪的，知道别人对他有仇恨，也想到自己死后也许会被说得 很坏，所以对别人产生了越来越大的怨恨，所以才会更多地伤害别人，并给自己带来更多的 仇恨，形成了“不被认可——恨——伤害别人——更不被认可……”这样一个恶性循环。想 一想， 一个人希望被别人认可、喜爱和表扬这样一种愿望，在某些情况下竟然会导致他做出伤害别 人、威胁别人、奴役别人等行为，不禁使我们对人性产生一种深深的感慨。而微观到一个村 子一个单位的小历史，事情发生的样子也是大致一样的。
当然，历史并不会被完全掩盖，即使是以朱棣的残暴以及他销毁了很多历史资料，我们今天 的人也许不知道某些细节，却依然知道朱棣十分残暴，而朱允ND274至少是一个比较好 的君王。 几百年后的今天，我们也能为当时被处死的方孝孺以及他的兄弟的气节而感动。但是，指望 几十几百年后历史才为冤屈者伸冤，这是不够的。我们必须承认，历史评论这个方式作为一 种约束行为的手段，现在看来是有局限的，至少它不能约束那些掌握巨大权力的人和那些自 暴自弃的人。
五
那么，今天我们应该如何做呢？我认为，首先我们要承认这个方法的局限性。比如制约权力 ，就不能仅仅依靠“千古评说”这个方法。而应该配合使用民主制度，让“朱棣”拿“方孝 孺”没有办法，“方孝孺”以及千千万万人的话才能对“朱棣”有压力，而且我们也不能指 望仅仅靠这个方法让“朱棣”做好事，而应该在“朱棣”做坏事的时候用民主来制约他。
虽然在现代，这个方法的作用没有孔子认为的那么大，但是，我们还是可以继续使用这个方 法，作为各种社会伦理推行的一个手段，作为推行良好文化价值的一个手段，教育人、帮助 人 的一个手段。我认为这是知识分子或者说当代“士”的一个使命，就是要时刻对我们自己所 说的历史，对周围人所说的历史有一个意识和警觉，随时清醒地看着历史陈述背后的价值取 向和隐含的观念，从而使历史成为我们民族进步的一个动力。我们的“士”应当共同创造出 一本体现着对中国文化最深入理解的、对中国前途有正确引导的——当代《春秋》。
当你做事时，想一想，后世的千千万万人会如何看你？
后世有千千万万人对你……
2008年04月23日12:28
一
最近历史很热，电视上说历史热，出书说历史热，历史电视剧热。有历史系的大学生说，风 水轮流转，现在我们学历史的也终于有机会出名赚钱了。
这位大学生可能历史学习得还不够好，如果他历史学习得好，就完全不会这样意外。因为在 中国，历史不可能永远沉寂，它肯定会过一阵子就热一回；中国人就算忘记吃饭睡觉也忘不 了历史，中国人就是一些历史动物，中国就是个历史国。
我们现在去看古代各大文明：印度的历史连年代都数不清楚，埃及和古巴比伦的历史也语焉 不详，古希腊只好从“荷马史诗”中找历史；“荷马史诗”实际就是个“伊利亚特战争演义 ”，搀杂了一大堆神话，恐怕还没有《三国演义》对三国时期的历史反映得那么准确呢，至 多也就是一部《封神演义》——所以《封神演义》也可以说成是中国的“武王伐纣史诗”。 而只有中国古代的历史编年清晰、细节丰富、写作认真，最像历史的样子，也只有中国人有 地位非常重要的职业史官。
更关键的是中国人关心历史，士大夫们以学者的严谨认真去研究历史，百姓们也通过各种民 间史诗——话本、戏剧、传说、故事、演义、小说、诗歌等种种方式去听历史，议论历史， 关注历史。一国有一国之历史，一乡有一乡之历史，就是一家也都有这一家之历史。过去夏 夜纳凉，农人们在院子里摇着蒲扇看着星星，长辈就会给晚辈讲家史——“当初你老爷爷是 中过进士的，还当过一任县令……”；或者革命家庭就讲革命家史——“你爹他不是你的亲 爹，奶奶也不是你的亲奶奶……”。当然别国人也关心历史，但是其程度未必可以和中国相 比。
因而中国人做事，就有一个很特别的心理，他要或多或少顾忌到自己在历史中的形象。大人 物关心国史中怎么记载自己，中人物关心县志中怎么记载自己，小百姓也关心村里后辈会怎 么谈论自己，中国人很在乎自己在大小历史中的形象。为了这个形象好，受苦受难都不怕， 甚至有些人连死都不怕，死全家也不怕。如果我说文天祥英勇就义就是为了出名，那是我厚 诬古人，他是为自己的信念而死，但是死前想到自己将在历史中留下的光辉形象，至少他也 是感到安慰的，所以他说“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汗青就是历史书嘛。
至于其他数也数不过来的众多英雄人物，也都以“名垂青史”为最大的光荣。而且时间上是 越长越好，所谓“千古流芳”，或说“万古流芳”，看胃口大小而定。我个人觉得万古流芳 迹近妄想，千古流芳已经很不容易了。空间上是范围越大越好，就像诗人所说“诸葛大名垂 宇宙”，但是这也是夸张，不要说宇宙中的近邻火星上从来没有听说过诸葛亮的名字，就是 今天的非洲人也并不知道诸葛亮是什么人物。因此，李世民把自己的二十八将的名字画在凌 霄阁上，是对这些将领的最大的奖赏。而那些说什么“身后千秋万岁名，不如生前一杯酒” 的人，在中国人中并非主流。
对身后名的重视，使得有些人宁愿得到“臭名”，也不愿意没有名。这就是所谓的“不能流 芳千古，宁可遗臭万年”，第一个明确发表这个宣言的人就是……啊，我不说他是谁，我 偏不帮助他炒作，不帮他实现遗臭万年的伟大理想。
电影《大话西游》中的至尊宝，只不过是被情人逼着换老婆，个人小事情而已，也对情人说 什么“我不怕后世有千千万万人对我唾骂，我一个人承受”，把那个女人感动得险些昏倒。 就是因为她知道对于一个中国人来说，“后世有千千万万人对我唾骂”是一个多么大的不幸 ，承受它可比“我为你去死”要困难多了。
二
那么，知道为什么中国人这样关心历史吗？
有个缘故。
那就是因为中国文化的主流中，像基督教那样的超越性的宗教没有占据上风。
人都是需要给自己的行为一个评价，从而给自己一个评价，给自己一个意义的，古今中外概 莫能外。这是基本的人性或者说是所有人的心理，我们需要意义感，需要让自己感到，自己 所 做的事情是有意义的，自己这个人是有价值的。我们不是动物，动物可以满足于仅仅“饮食 公母”，人仅仅“饮食男女”是不会完全满足的。虽然有些人志向比较低，最后放弃了更高 的追求，退而回到仅仅饮食男女的动物层面，但是那只是一种无奈。
如果相信冥冥中有一个全知的神，我们就可以让他来评价我们的行为。只要我们相信自己所 做的一切，在神的眼中是非常好的，是善良虔诚的，那就够了。就算当时和后世有千千万万 人对我们唾骂，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毕竟那千千万万人和全知的神相比还是无知 的，他们不了解我、误解我也都不足为奇。当然我们由于一些天生的不足，很难达到神的要 求 ，所以我们可以自己独立去努力。——基督教世界就是这样一种文化，一种“罪感文化”： 我感到我有“原罪”，也就是天生的缺点，我尽力改变自己以接近神。在这个过程中，重要 的是我和神的关系，和其他人的关系是次要的。
但是中国不同，中国的主导文化是不引入神的概念的(墨家是个例外，后来的佛家也有新的 影响，这里先不谈)。因此，中国主流文化中评价一个人的任务，就放在了“他人”身上了 ， 这种他人的评论体现于当时的“舆论”和后世的“历史”上。所以中国文化是一种“耻”的 文化，当你做了错事，你不是无法面对上帝，而是无法面对他人，大家会认为你的行为是可 耻的，而这种评价带来一种力量。——“千夫所指”据说能让羞耻中的人无疾而死，实际上 比死也许更难过；因此中国人都知道“人言可畏”。羞耻心就是中国文化中用于约束人的行 为的主要工具，有了羞耻心，则人就不会为所欲为，即使是掌握最大权力的国王，他可以不 担心其他的约束，却也会担心自己被大家所指责嘲笑批评和非议，也就必须对自己有所约束 ，才能得到大家的积极评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