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确保每人一个窝头站岗放哨
人遇到了饥荒，老鼠也伴随着遇到饥荒。而且老鼠的本事越来越大，能咬善钻，没有爬不到的高处，没有钻不进的地方。为了确保同学们每天吃上８大两，特别是过夜的熟食不被老鼠咬去或发生别的意外，党组织决定：每夜由教工中的共产党员和学生中的班团干部在食堂值班，确保饭菜万无一失。
值班的师生为了保护好食品和蔬菜，先是检查了门窗是否关紧关严和插上了插销，食品蔬菜存放的封盖是否安全，最后又把筐里的窝窝头数了一遍，是382个，准备明天早饭每人分一个。然后把382个窝头的数字写在食堂的小黑板上，并签上了名字和清点时间。
“低标准 瓜菜代”（2）
夜里，虽是两人轮流睡觉，但一听到动静，就都马上起身检查。人不得安宁，老鼠也不得安宁，就连趴在窗台上不断用爪子抓着玻璃嗷嗷叫的野猫，也得不到安宁。正是在这人、鼠、猫夜战不休的不安宁中，保障了食堂的饭菜粮一无所失。早上起来，再检查一遍，用被子盖着的窝头，还是382个完整无缺。即使暂短睡梦中嗅到窝头的芳香扑鼻，但也没有动过吃一个的念头。因为这是在执行神圣的使命。
上海人均消费的猪肉禽蛋大幅度下降
上海人民的消费水平一向在全国名列前茅。然而，“大跃进”造成的灾害，在上海市场集中地反映出来。
据上海市第一商业局掌握的情况表明：1957年上海市人均猪肉消费量为15.6斤（每月每人1.3斤）,1960年下降到 3.33斤 (每月每人0.27斤)，1961年更下降到 1.42斤(每月每人0.12斤)；1962年略有回升，才到 2.68斤(每月每人0.22斤)。这就是说，每个月难得吃到一两次猪肉。
1957年上海市人均鸡蛋消费量为5斤（每月每人0.4斤，大约4个鸡蛋）,1960年下降到 0.44斤 (每月每人0.037斤，平均三个月才可以吃一个鸡蛋)，1961年更下降到 0.27斤(每月每人0.02斤，平均五个月才可以吃一个鸡蛋，一年吃两个鸡蛋)；1962年略有回升，才到 0.57斤(每月每人0.05斤，平均两个月才吃到一个鸡蛋)。
许多上海市居民都有深刻的记忆：1961年和1962年，每户人家都只有在阴历过年（春节）那天才供应一只鸡，平时简直连鸡毛也见不到！
“民以食为天”
1960到1962年三年饥荒时期，人们总是想“吃”，吃了还想吃，肚子好像是个无底洞。这种疯狂的食欲是后来人无法理解的。它带来了一个怪现象，有的人碰一次吃的机会，拼命吃，胀死了。山西省文水县的文峪河水库工地，以馒头奖励民工，多拉一平车土，马上奖一个馒头；一个小伙子拉一车吃一个，二两的馒头吃了十几个，一喝水，胃胀破，死了。太原一个年轻人，晚上偷着进了点心店（当时点心要用粮票买，一般人没有多余粮票买点心），偷吃点心太多，出来口干喝水，也一命呜呼了。饥饿的年头，像这样胀死的人也不算少。
农村姑娘当时是“宁嫁队长，不嫁县长”。因为生产队长手里有粮食，蔬菜等农产品分配权，还有自留地能种东西吃。县长的工资是买不到多少东西的。那时的县长都比较清廉，他们也挨饿。
中央提醒大家注意休养生息，减少体力消耗。对17级（副处级）以上干部，每人每月还照顾一斤黄豆，多给一点儿白糖。糠和麸子在当时是好东西，有些机关干部浮肿了，每人发一些糠和麸子做的小饼子，叫“康乐饼”。人民公社的公共食堂在困难面前也不得不统统散伙。
三年饥荒时期的中南海
为了渡过饥荒，中央将每个市民的口粮定量减到最低限度。中南海里，机关干部的粮票重新定量，先由个人报斤数，再由群众公议评定。毛泽东自报的粮食定量是每月26斤，朱德也是26斤。周恩来报24斤。刘少奇报得最低只有18斤。
整个中南海勒紧了裤带，每位工作人员都把自己的粮票定量压缩下来。营养不良、忍饥挨饿就不可避免了。
1960年春，中共中央办公厅机关在北京郊区西山附近，建立一个农副产品生产基地。机关干部轮流去参加劳动，每人每年去1个月。去劳动的人，粮食定量每天补助1斤。干部们在生产基地里，种植了玉米、大豆、瓜菜等作物，还养殖了数十头肥猪和一二百只羊。
全国饥荒时期，毛泽东曾有过一星期不吃饭、半年不吃肉、不喝茶的记录。为了给毛泽东增加营养，警卫员就打麻雀或掏麻雀窝蛋，或者在中南海里捞些小虾劝他吃。
给自己定量缩减到26斤的朱德，对如何度过困难时期，似乎胸有成竹。朱老总长期坚持在房前屋后开荒种瓜豆蔬菜。夫人康克清陪老总外出，也常剜点野菜让家人尝尝鲜。用瓜豆蔬菜、野菜，同粮食掺和着吃。朱德带领身边的干部和孙辈们，开了一些荒地，种了一些杂粮。他还鼓励孙辈们饲养兔子。
中南海迅速普及在房前屋后开荒，种植蔬菜杂粮。许多院落种了向日葵、玉米、南瓜、土豆……高高低低，重重叠叠。墙根下多是攀缘的作物，瓜、豆都搭上了架子；甬道边就是野菜、扫帚菜等。中南海里又多了一道风景线。
高干的特别供应券
灾荒时期，全国的食品供应异常紧张。1960年中央制定了对于高级干部（司局长以上）的特供（特殊供应）标准：
（1）国家领导人、人大副委员长、国务院副总理、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每户每月供应肉30—31斤（每天1斤），蛋6斤（每天2只）、白糖2斤、甲级烟2条；
（2）正副部长或相当于部长级的高干、特级科学家（如钱学森等），每户每月供应肉4斤，蛋3斤、白糖2斤、甲级烟2条；
（3）正副司局长、高知一级正教授、高级研究员，每户每月供应肉2斤，蛋2斤、白糖1斤、甲级烟2条；
从上述一些并不算多么高贵的供应作为“特供”看来，可以理解当时全国经济形势的紧张程度，比战争年代还要严重。
对于以上高干开设了内部特供商店，可以廉价买到许多食品、日用品如鱼虾蟹鸡鸭等。
广州会议调整知识分子政策（1）
1962年，对知识分子政策进行了调整。3月，在广州召开的全国科学技术工作会议和全国话剧、歌剧和儿童剧创作座谈会上，周恩来总理作《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陈毅副总理在3月5日的讲话中为知识分子行“脱帽加冕”礼，就是“脱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戴上工人阶级知识分子的桂冠”。
广东省委对于高级知识分子的照顾
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从1961年2月开始对广东知识分子进行摸底。9月间，他便在广州从化温泉召开中南区高级知识分子座谈会，他还对广东省委文教领导小组作出了如下指示：
1．确定一个两千人的名单，包括高校副教授及相当于副教授的科研人员、工程技术人员、医疗卫生人员、作家、画家、音乐家、书法家、雕刻家、演员、国家级裁判、专业运动员及名匠巧手等，从1961年11月份起，每人每月补助食油1斤、猪肉1斤，每户补助粮食10斤（后来省委指示再增加食油1斤）。
2．在上述名单基础上，再选出二百人的名单，对这些人实行保健制度，其诊病、用药、住院与厅局级干部同等待遇。对于如陈寅恪、姜立夫等一流著名学者，他们生活上的特殊需要和困难，全部由省委负责解决。
3．在第2项名单内的高级知识分子，休假期间居住风景区招待所，按四分之一收费。
4．由明年开始，每年分给一定数量的外汇归文教领导小组掌握，以解决学术界必须进口的治病用药和研究资料等问题。
5．明年（1962年）1月恢复出版一个学术刊物，作为学术界开展争鸣的园地，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些学者的学术著作，以便更好地体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陈寅恪受到无与伦比的特殊优待
广州中山大学陈寅恪老教授，在1958、1960和1963年三次“政治排队”时，都被列为“中右”，但在生活上他还是优于别人的。
1960年初年陈寅恪已感到了生活的窘迫。按学校统一规定，他的粮食定量（粮票）减为每月28斤，肉票每日5钱(半两)、每月1斤，食油票每月半斤。
到1961年，广州市民每人每月的粮食定量降低到平均只有20斤左右，且30 % 要搭配其他杂粮；每月2两食油，每年布票2尺1寸，猪肉基本上没有供应。而这时候，陈寅恪教授作为被陶铸点名优待的大知识分子，受到了生活上的特殊照顾，真如久旱逢甘霖。
1961年7月，陈寅恪教授曾收到了从香港寄来的食品邮件包裹单，内有火腿、猪油、面饼等食物近20公斤。但邮寄者素不相识。陈寅恪将包裹单交给了历史系中古史教研组党支部书记，表示拒收。
1961年夏天吴宓教授从四川来中山大学看望老友陈寅恪的时候，他已经在陶铸等广东省委领导同志的目光注视中。吴宓在广州期间的日记有“鸡鱼等肴馔甚丰”、“肴馔丰美”等描述。可见陈寅恪一直受到照顾。
l961年10月11日，广东省委文教领导小组特别批准给陈寅恪特殊供应。14日，中山大学的老校工梁彬，替陈寅恪买回了特批的副食品。10月16日，梁彬与总务处秘书将30斤面粉、10斤面条、4斤花生油、4斤水果和2斤白糖亲自送到陈宅。老校工对陈寅恪说，从昨天(15日)开始，政府每日专程从华南农学院为陈寅恪教授供应鲜奶3支，并询问“3支够不够”，陈寅恪高兴地回答够了。并说，他的身体“较适合吃牛奶、面包，面包因为发酵过，所以很松软。”
老校工回忆，他为陈宅送东西直到1966年“文革”开始时才结束。
从1961年11月份开始，广州粮食局特别为陈寅恪提供面粉、面条及食油的配额；广州第一商业局为陈寅恪提供穿与用的物品配额；广州第二商业局为陈寅恪提供副食品的配额。在高级知识分子中，陈寅格享受到无人能比拟的特殊照顾。 (引自陆键东《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第343—345页) 。
1963年陈寅恪腿伤治疗出院回家，4月14日，广东省委办公厅通过中山大学转交一函给他：“陈寅恪同志：遵照陶铸同志和省委指示，送上牡丹牌收音电唱两用机壹部、及唱片32张，供您使用，请收纳。”当天，这台两用机被送到陈寅恪家中。
为了方便陈寅恪在门外散步，学校专门在他门前铺设了一条白色水泥路。为护理陈寅恪，派出了三个护士。
广东省档案馆中藏有1963年2月18日中山大学向广东省委递交的一份报告，报告开列了每个月护理和照顾陈寅恪生活所需开支的费用和物品，请求省委拨出专款。报告说：
l，考虑到附单所列药品和副食品不少是进口，请省委每月拨些专款作为购买食品和支付护士工资费用。 2，每月所需副食品亦请省委批转有关部门按月供应。
陈教授每月所需副食品和费用 (附单)鸡：四只，估价32元，约一星期送一只。鸡蛋：5斤，10元，每天二只。水果：15斤，12元，每10天送一次。鱼：10斤，20元。蘑菇：15斤，15元。黄油：1斤，20元。护士：3人，（每人月薪51元）共153元。合计：262元。
另：进口老人牌麦片1罐，进口可可粉1罐，进口陈教授需用药物（略）
当时很多干部无法理解陈寅恪凭什么要享受诸如“住房、吃饭、穿衣”的照顾。当时在中山大学最典型的说法是：“我们都没有饭吃，为什么要这样优待他?” 1963年7月24日，中山大学党委副书记马肖云借向陶铸汇报学校工作的机会，反映了这种“群情”。没想到陶铸听后勃然大怒。根据当年的“谈话纪要”，陶铸的原话如下：
广州会议调整知识分子政策（2）
你们学校有人讲，省三级干部会上有人讲，远在“新会会议”亦有人不满。陈先生，74岁，腿断了，眼瞎了，还在一天天著书。他自己失去了独立生活的能力，像个不能独立活动的婴儿一样，难道不需要人照顾吗? 他虽然是资产阶级学者，但是他爱国，蒋介石用飞机接他他不去。(陶铸指马副书记) 你若像陈寅恪这个样子，眼睛看不见、腿又断了，又在著书立说，又有这样的水平，亦一定给你三个护士。
(见《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390、391、394、395页)
生活消费品的零售价格不断上涨
由于商品货源严重缺乏，不得不降低粮食、棉布等生活必需品的供应数量，其他许多消费品也实行凭证、凭票和限量供应的办法。由于农业大幅度减产，使农民的收入骤减，消费水平下降。据官方公布1959年和1960年农民的消费水平，分别比1957年下降17.8 % 和14 %，特别是一些地方还出现了浮肿和饿死人等现象。
1960年同1957年比较，重要商品的全国人均消费量，粮食下降20 %、食油下降23 %、猪肉下降70 %；由于“大跃进”的波折，工商企业效益低落，亏损增加，财政出现巨量赤字，不得不以大量增印广发钞票（通货膨胀）来弥补。
1960年末，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组织农村集市贸易”的指示后，全国的农村集市贸易迅速恢复。由于农业连年减产，1961年上市的商品匮乏，集市价格在前两年上涨之后，又像脱弦之箭一样迅猛飞升。
同1960年比较，1961年集市价格上涨的幅度为2.6倍。一些减产更严重的地区，上涨幅度高达三四倍以上。它同计划价格的差距比1960年又更加扩大，一般农副产品比计划价格高四五倍，粮油和肉禽蛋类产品高七八倍，有的高达十多倍。
例如一斤猪肉国家牌价为6角左右，集市价格大体在5—8元；一斤粮食，国家牌价为1角1分左右，集市价格大多在1元以上，有的地方高达2元以上。这样高的价格，虽对农民生产有一定的刺激作用，但对经济恢复和发展非常不利。特别是对整个市场的稳定，对人心的安定影响极大。
1958年农贸市场上一只鸡卖1元多钱。到1960年，新华社广东分社记者汪振华的妻子生了孩子，想补一下身子，花48元买了一只鸡。过去3分、5分钱一斤胡萝卜，要1元2角一斤。每月工资68元，只能买50多斤胡萝卜。能维持活命，全靠国家保证平价供应每月26斤口粮、三两平价油（北京半斤），还有半斤平价肉。
三年“大跃进”引发了严重通货膨胀，财政出现了巨额赤字。1960年增印人民币20.8亿元，比上年多1.9倍；到12月底人民币流通量达95.9亿元，比1959年多出27.7 % ；1961年初通货膨胀达120亿元。而当时商品货源异常不足，预计1961年的社会购买力大于商品可供量的差额，高达85亿元人民币。
政府对部分必需品实行凭票、凭证限量供应，以保证居民低标准的基本生活需要；同时对少数商品实行高价政策。
1960-1965年的高价商品出台（1）
对少数商品实行高价政策，是从高级糕点、糖果开始的，扩大到饭馆、商店等许多方面。它的出台，是为了回笼货币，安抚人心。
当时采取高价措施，虽借鉴了其他国家的做法，但多数是结合我国现实的独创。“高级饭馆”出台之前，国务院财贸办公室专门组织人到北京王府井著名的老字号“萃华楼”饭庄，调查炒肉片的成本和价格；还把这个问题提交中共八届九中全会上研究。国务院副总理陈云、李先念亲自出面，负责具体安排。
1961年1月19日国务院副总经理陈云，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作《安排市场要网开一面》的讲话：“现在什么东西都凭证供应，每个人买一份，有钱也不能多买，闲话就来了。江苏有个资本家讲：‘现在人民币不挂帅了。’上海有一个医生对党委书记说：‘我和老婆两个人每月工资四百多块钱，但是什么东西都买不到，发给我们没有意思，还不如把工资送还给公家。’按人口凭证分配，这是一个办法。……现在供应紧张，应该‘两条腿走路’，即有些商品可以实行凭证分配的办法，有些商品应该是只要有钞票就可以买。”“我们这样做，有什么意义呢？我看，一是可以缓和人心，二是可以增加点营养，三是可以回笼货币。在供应紧张的时候，总要网开一面。外国也是这样的。我问了一些同志，伦敦在战时实行粮食配给的，但饭馆还是开的，一个人只能吃一份，不要粮票。总之，网开一面好办事，不能搞平均主义。这样，既可以使人们能吃到一些东西，增加一点热量，又可以多收回一点钞票，用这个办法回笼货币，实在是打了一个大主意。”可见，当时中共中央是借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最艰苦的岁月中，英国的战时非常政策。
1960年8月以前，饮食业（中西餐厅、饭馆、点心铺、小吃店）是不收粮票的。粮食供应紧张后，一些地方报经中共中央同意，对饮食业实行收粮票供应，同时又保留少数高级饭馆不收粮票，实行高价销售。后来在一些大城市，对高级糕点、糖果实行高价销售；1961年1月，在全国40多个大中城市销售高价糕点和糖果，仅30多天，累计销售高价糕点、高价糖果1800万斤，回笼货币8300万元。
中共中央决定在1961年3月底以前，把高价糕点的供应范围扩大到全国一切大中小城镇，1.3亿人口的地区。同时各地根据中共中央的精神，积极举办了高级饭馆，高价销售荤菜品种零杯名酒。4月份，全国高级饭馆在200个城市中开设了841家。
高价商品价格的掌握原则是：卖得出，摆得住。其价格水平，比平价糕点、糖果高4—5倍；各地有所差别，全国平均，糕点每斤约3.5元，比平价（0.6元1斤）高4.8倍左右，糖果每斤约4.5元，比平价（0.8元1斤）高4.6倍左右。这样的价格，是为了从当时高货币持有者（主要是高价出售农产品的农民、拿定息的工商业者、高级知识分子）的手里以五分之一的代价回笼货币，或者说，实际上是将超额发行的人民币购买力贬值到20 % 的水平回收。这样就大大减少了通货膨胀的压力。
1961年高价糖果、高价糕点，高价饭菜和零杯名酒共回笼货币38亿元，其中高价利润26亿元。
高价商品的扩大
1961年的货币投放又比上年扩大43.3 % ，1962年末的货币流通量达到125.7亿元，比上年末增加27.1 % ，但社会商品购买力仍有26.7亿元差额。同时，这一年的集市贸易价格大幅度上涨（比上年上涨2.6倍），城市货币大量向农村转移。
1962年2月，李先念副总理在国务院各部委党组成员会议上的讲话指出：“去年已经有几种商品实行高价，今年要继续实行。”并且要“搞几种新的高价商品”。讲话指出：“实行少数商品的高价供应有四个原则：1、东西要适合群众需要，要实用。2、品种要少，见效要快。3、去年侧重在城市，今年侧重在农村。4、不是所有的农村都搞，而是哪个地方票子多，就在那个地方多卖高价商品”。
1962年的高价商品，扩大品种。除了西藏云南外，全国都推开。2月推出高价自行车。当时的平价车，每辆约160元左右；河北定价为每辆650元，广东定价为每辆590元。河北按此价格推销十多天，共售出4292辆。因此中央决定从4月起在全国农村普遍推开，同时在城市停止平价销售。从6月起城乡均销售高价自行车。
3月推出高价钟表。钟表由于生产量少，原是采取在机关、企业、事业单位内部分配的办法销售，群众很有意见。钟的高价比平价平均提高1.5倍，表的高价比平价平均提高1.73倍。
4月推出了以下品种：高价茶叶，比平价提高3倍左右。高价针织品，比平价高3.09倍。提高酒类销售价格，目的在于回笼货币和促进节约粮食酿酒。从4月20日起在全国范围内推开。
对外宾、外侨设专门商品议价供应。提价的幅度，名酒（包括全国名酒和地方名酒）提得高些，大体比平价增加4—5.7 倍，如贵州茅台，原价每斤2.97元，提高为16元，增加4.4倍；辽宁千山白酒，原价每斤1.2元，提高为8元，增加5.7 倍。露酒次之，大体提高1.6—3.3倍，如山东金奖白兰地，原价每瓶3.53元，提高为15元，增加3.2倍；吉林通化葡萄酒，原价每瓶1.14元，提高为3元，增加1.6倍；啤酒再次之，大体提高0.8倍，如青岛熟啤酒，原价每瓶0.38元，提高为0.69元。高价卷烟，比平价高4倍左右。
1960-1965年的高价商品出台（2）
5月推出：照相和照相材料价格。因为农民在集市上高价卖了农产品以后，拥向照相馆，使原来农民在照相营业额中的比重由10 % 骤升为50 % ；照相提价50 % ，印照片提价100 % ，胶卷提价75 % —125 % ，胶片提价150 % ；不分城乡一律按此价格执行。高价砂糖，每斤3.4元，主要是在县城和农村推开，目的是为了回笼农村中的货币。
此外，扩大高价饭馆。从5月10日起，全国大中城市和工矿区都开设高价饭馆。已经开设的还可适当增加一些网点。在完成猪、禽、鱼上调任务后的县城，也可开设一二家高级饭馆。其价格一般为原料成本的3倍左右。
1962年上半年，以上高价商品共销售近22亿元，相当于1961年全年高价商品销售额的57.1 % ；到1962年6月，高价品种的数量、供应的范围和价格都已达到最大限度。
高价商品略微降价
从1962年下半年起，国家的高价政策逐步回落。1962年8月5日，第一次调整高价商品的价格：高价糖果，平均回落15 % ，其中大中城市，每斤由5元调整为4.2元；县城和农村，由3元调整为2.2元。高价砂糖，回落15 % ，由每斤4元回落为3.4元。高价酒，回落25-30 % ，啤酒自定价格。高价自行车，回落40 % 左右，如飞鸽牌男车，每辆由600元左右回落为350元。高价针织品，原来比平价高3倍左右，回落为高2倍左右。
1962年11月1日，政府第二次调整高价商品的价格。高价糖果，大中城市每斤由4.2元调整为3.2元，回落24 % ，县城和农村回落幅度由各地自行决定。高价糕点，大中城市每斤由2.5元调整为2元，回落20 % ；县城以下，每斤由2.2元调整为1.6 元，降低27.3 % ；酒类，白酒降低1/3左右（如茅台酒，每斤由12元降为8元），露酒降低30 % 左右（如金奖白兰地，每瓶由9元减为6.5元）。高价针织品，平均降低25 % 左右，由平价的3倍调整为2.15倍。手表，国产的降低45 % 左右（如上海牌半纲手表，由每只180元降为100元），进口的降价10—33 % ；此外，从11月29日起，降低照相和照相材料价格。照相价格调整到只比原定平价高20 % 左右。照相材料的降价幅度为35 -40 % ，其中135胶卷恢复平价。
1963年3月，政府根据高价商品的销售情况及其原材料货源的供应情况，又作了一次全面安排。大致情况是：调低高价饭馆及酒价格10 % -25 % 左右。自行车调低15 % 左右，如飞鸽牌男车，每辆由350元调整为300元。高价针织品、国产手表、高价砂糖和糖果、糕点的价格大体维持当时水平。
此后，根据经济形势的好转和集市价格的回落，又陆续调低了高价商品的价格。到1965年底，高价商品只有高级针织品一种，1969年退出高价。
高价政策的历史作用
跟施行通货膨胀政策的同时，又施行高价政策，实际上是强迫人们手中一部分货币大幅度贬值、回收到国库。这是政府在商品严重匮乏的条件下，调整经济的重要措施。大体上实现了“当年平衡，略有回笼”的货币方针。从1961年全国推出高价商品，到 1965年，高价商品销售额累计达120多亿元，比按平价出售多回笼货币60多亿元。1961年和1962年实现的高价利润就相当于1960年和1961年货币净投放的92.6 % ，有效地减轻了通货膨胀对市场的冲击。
1965年工资标准
我国在1956—1976年间虽然有过几次工资评级，如1959、1961、1963、1971等四个年份的局部调整，但平均每名职工在这20年间晋升还不到一级。从1957到1976年，全民所有制国民经济各部门的工资，基本被冻结了。
1956年至1965年间，我国职工低级别者、重体力劳动者的名义工资略有提高，而高级别者、脑力劳动者的名义工资则明显降低。由于通货膨胀和物价（特别是农贸市场价格）上升，职工的实际工资，则普遍下降了。
劳动部1965年3月制订了“一条龙”工资改革方案，旨在将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和企业单位的多种工资标准统一为一种工资标准。首先它缩小了最高级别与最低级别之间的工资差距。它规定，月工资最高为404元，最低为30元，最高为最低的13.5倍。这比1956年全国工资改革时的28倍大为缩小。高级和中级知识分子普遍减薪，而美其名曰“反修防修”和“斗私批修”，报刊大肆宣传“高薪阶层是修正主义的社会基础”、“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是修正主义的温床”。可怜这十几年间中国知识分子的生活水平下降到世界最低！
教学科研人员的最高工资标准，由每月331元降到264元。而新15级（原17级）以下各级人员的月工资则略增仅1—2元。
重体力劳动者与技术工人之间的工资差别更接近了。北京地区铁路装卸工人的最高工资标准由原来的66元提高到 80 元，同8级技术工人（109元）仅相差29元。
1965年即文革前夕的工资改革，导致两个相互关联的后果：一是“师徒待遇同台”现象，即工资没能随工龄的增加而有较大幅度的提升；二是学历、知识水平在收入中的作用微弱，即受过较多教育训练者的工资并没有明显增高，于是产生了“大锅饭论”和“读书无用论”之类的奇谈怪论。
十年浩劫期间生活更加艰难（1）
1966年到1976年这10年间，我国人民生活陷入了贫困的谷底；知识分子更是首当其冲。真是达到了“资产阶级的政治成分（按照思想意识划分）、无产阶级的经济地位（按照实际生活水平）。”
虽然城市就业人数有所增加，全国工资总额有所扩大，但是全民所有制的职工实际工资继续减少。知识分子（跟职工一样）的平均名义工资，1965年为652元，平均月薪54元3角。到1976年平均工资605元，减少47元；平均月薪50元4角，减少4元。按百分比计算，平均收入减少7.7 % ；如果考虑物价（尤其自由市场物价）的因素，生活降得更苦。
若以1955年人民币1元的标准购买力计算，知识分子的平均实际月薪，1965年为42.3元, 1976年为40.3元（1976年人民币1元的实际购买力相当于1955年的8角）。如前所述，我国知识分子（跟职工一样）的平均实际月薪，1957年为58.1元, 1960年为47.4元，（注：1960年人民币1元的实际购买力相当于1955年的9角4分）。真是臭老九过年、一年不如一年。
历年积欠了多少工资
1957年到1976年，知识分子的收入长期冻结，生活水平持续下降，达20年之久。
实际上，从1963到1976年间，几乎所有的大学学历的知识分子（工程技术人员、大中学教员、医务工作者、科研工作者）的实际工资只有下降、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提高。
按照1956年国家制订的知识分子晋级的标准，大学毕业生的起始月薪为56元，研究部毕业生的起始月薪为62元，中专毕业生的起始月薪为37元。比较当时机械工业部所属企业工人的工资，8级工为107元，一级工则为34元。这样，就1956年我国工资制度初次运行的规定来看，教育程度对于工资级别的划分，还是起着重要作用。
但是严重的问题在于：50年代以来，这一工资制度没有随改变了的现实而进行调整，特别是没有建全和实施一套与之相应的晋级机制。
无论对于教学机构（各高校）或科研机构（各研究所、设计院等）如果职称升级正常的情况下，助教或研究实习员（大学毕业3年，或研究生刚毕业者、约为25岁）2年后即可晋升为讲师，这时大约27岁，可领取为89.5元的月薪。
讲师（助理研究员）级别的月薪分为89.5元、106元、126.5元和149.5元四等，平均每2年可升一等；一般说来，正常情况下讲师（助理研究员）应该到第 6年后就可晋升为副教授（副研究员），这时大约33岁；如果得不到副教授的头衔，那么作为一等讲师，可以领取相当于三等副教授的月薪149.5元。
副教授（副研究员）月薪分为149.5元、177元、207元和241.5元四等，平均每3年可升一等；一般说来，正常情况下副教授应该到第7年就可以晋升为正教授（正研究员）；这时大约40岁；如果得不到正教授的头衔，那么作为一等副教授，可以领取相当于三等教授的月薪241.5元。
正教授（正研究员）月薪可分为207元、241.5元、287.5元和345元四等，平均每5年可升一等。到50岁时，应该领取一等教授的月薪345元。正教授（正研究员）到65岁以后或70岁时退休。
何况，对于那些有特殊贡献的知识分子，可以提前晋升，或给予奖励。这些都成了泡影。
到“文革”十年，调资工作完全停顿。以致全国知识分子十几年来没有提级，实际收入年年下降。60年代毕业的大学生到1977年都成为40岁左右的中年人了，按常例都应当获得高级职称了，但他们在高校任职的绝大多数仍然是“助教”、在科研机构任职的绝大多数仍然是“实习研究员”、在企业工厂任职的绝大多数仍然是“助理工程师”，工资长期停留在每月50元左右不变。这真是全世界罕见的奇耻大辱。
根据北京师范大学经济系赖得胜教授的计算，求出全国各大学每个知识分子在工资冻结 20 年间的收入损失（1956年币值）：
(1) 助教的收入损失＝17496元；
(2) 讲师的收入损失＝17376元；
(3) 副教授的收入损失＝17376元；
(4) 教授的收入损失＝13530元。
（参看赖得胜《教育与收入分配》，1998年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按照1956年标准人民币值为现在10倍计算，从1957到1976年每个助教、讲师、副教授收入损失17万多元，每个教授收入损失13万多元。而在这20年间，一个助教总共领取的工资也不过10多万元。这就是说，他们的损失更大于他们的实际所得。
笔者认为，对于这笔大损失，国家后来（90年代）还是以“福利分房”的方式，予以适当补偿的。这是后话。
人均贫困线降到7元
“文革”时期，知识分子的收入少得可怜；并且十多年没有提级、月薪没有增加一分钱，奖金更是闻所未闻。普通工人的月薪（名义工资）一般在40元左右，教师稍高一点，大多50元左右。
那时，区别人们生活水准的重要一点是“单职工”或“双职工”。“单职工”指夫妻只有一人工作，“双职工”指夫妻两人都有工资收入。每人工资数额都差不多，“单职工”家庭的收入只及“双职工”家庭的一半。
那时，城市里就业机会很少，“单职工”家庭极为普遍，人口又多。他们全家，只靠一个人的工资（约40—50元）生活，月人均生活费仅仅10元左右。“双职工”家庭月人均生活费可达15—25元，算作城里的小康户了。
十年浩劫期间生活更加艰难（2）
那时，月人均生活费在7元以下的家庭才算是“贫困户”，子女上学可免交学杂费，年终时，还可享受10元至40元的“困难补助”。这类家庭的月收入大约可买 300 市斤粗粮、杂粮（棒子面等，每斤不到1角钱）。如果一家5口人，买口粮的钱就需用掉工资收入的一半，剩下的20 多元，就得应付全家一个月的其他花销。油盐酱醋大约用去3元，家长抽烟、喝茶不超过5元，买菜、买肉太约15元，水电、房租、烧煤大约5元。除此以外，再无钱可用了。
对那时的大多数家庭说来，这样微薄的收入仅够糊口。
粮食价格继续上涨
1966年初，全国粮食统购统销收购价格提高13—17 % ，相应地城市凭证供应的粮食价格也提高12 % 左右。
提价后，北京市凭证供应的面粉每斤1角8分5左右，籼米每斤1角4分8—1角5分2，粳米每斤2.02角—2.05角。
上海市凭证供应的面粉每斤1角7分左右，籼米每斤1角2分2—1角4分3，粳米每斤1角5分2—1角6分4；广州市凭证供应的面粉每斤1角7分—2角，籼米每斤1角2分7—1角4分2；（根据《中国物价50年》第307—308页）
“文化大革命就是好！九十号！”
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十年间（1966—1976年），市场供应格外紧张，报纸、广播却年复一年地胡吹：“我国市场繁荣，物价稳定！形势大好，不是小好！”每年元旦社论不厌其烦地重复谎言：“经济形势一派大好，而且越来越好。”
粮票越来越紧张。油票本来在大城市里每人每月5两，减成4两；小城市油票定量则从4两减少为3两。除了日用的粮食（米面）、植物油、肉食以外，如香烟、白酒、啤酒、料酒、茶叶、砂糖、水果糖、白糖、红糖、牛奶、奶粉、精盐、粗盐、豆腐、腐竹、酱腐乳、粉丝、粉皮、麻酱、香油、黄花、木耳、蘑菇、芝麻、花生、花椒、大料、芥末、圆宵、红豆、绿豆、黄豆、蚕豆、豆芽、肥皂、洗衣粉、煤油、煤球、木炭、木柴、蜡烛、火柴、苏打粉、面碱、明矾、毛线、缝衣针、毛巾、汗衫、绒衣、尼龙袜、灯泡、灯管、暖水瓶及瓶胆……，都曾凭票证按号码“对号”供应，一直编到几十号、上百号。许多生活用品干脆就长期缺货，有票证有钱也买不到。
当时城市里停电是家常便饭。若不小心将灯泡打碎，或使用时间过长灯泡坏了，买不到灯泡，长年累月地只有整夜在黑暗中摸索。某地一度根本没有香烟可卖，甚至烟丝、烟叶都缺货，苦坏了烟民，连烟头也捡不到。
有些普通日用品竟成了“特供”珍品，如白糖、红糖、牛奶、奶粉等等，竟成了高级营养品，只供应新生婴儿、产妇和肝炎患者。于是人们想方设法跟医生拉关系，请医生开出诊断肝炎的假证明。一旦被识破就不起作用，挨批评；甚至将这种欺骗行为反映给医院，追究责任，给予处分。
实际上，几乎各种日用品都短缺。听着广播里《文化大革命就是好》的歌声，家庭妇女们来了点苦涩的幽默。由于各式各样的“票证”发到了九十多号，谐音“就是好”，于是家庭妇女们创造了“新民歌”，套用“文化大革命就是好”的著名曲调，七嘴八舌改了歌词：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嘿，九十号（就是好）！
九十号呀——就是好！九十号，大把的票！
烟要票，酒要票，豆瓣儿、豆粉全要票。
肥皂一月买半块，火柴两盒慢慢烧。
妈妈记，娃娃抄，号票不能搞混了。
逢年过节票更多，号码众多记不了。
豆腐乳，一张票，三钱黄花一张票，
一两木耳五张票，一斤豆芽儿两张票。
婴儿另发白糖票，产妇专供红糖票。
文化大革命就是好！票证多到九十号！还是少算了。
难以挽回的巨额损失
从1949年建国到1978年这30年间，我国基本建设总投资为6500亿元（合今65000亿元）；固定资产总额不到5000亿元（合今50000亿元）。
但据我国经济学家估计的数字：大跃进期间，全国经济损失约人民币1200亿元（合今12000亿元）；十年文革浩劫，全国经济损失约人民币5000亿元（合今50000亿元）。
1955年我国国民生产总值占全世界的4.7 % ,但是到1980年下降为2.5 % ；1960年我国国民生产总值跟日本相等，但到了1980年只相当于日本的四分之一。
中华民族再一次错过了“经济腾飞”的大好机会。总不能轻松地道一声“付出了学费”一笑了之罢。但除了扼腕叹息、痛心疾首，平民老百姓还能再说什么呢？
周恩来总理的货币收入（1）
周恩来总理1976年1月8日去世后，身边工作人员整理了周恩来和邓颖超两人的工资收入和支出帐目。 收入只有单一的工资和工资节余部分存入银行所得的利息，别无其他进账。而支出的项目比收入的项目要多一些，大体有这样几项：伙食费、党费、房租费、订阅报纸费、零用费（购买生活用品），特支：补助亲属和工作人员、捐赠费。
（一）周恩来、邓颖超的收支情况
从有记载的1958年算起，截至1976年，周恩来和邓颖超两人18年间共收入工资161442.00元。
用于补助亲属的36645.51元，补助工作人员和好友的共10218.67，这两项支出占总收入的1/4。这说明两位老人对有困难的同志给予补助，体现了关爱。比如说，给周总理开车多年的司机钟步云，因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失事遇难，多年来周总理、邓颖超都关心着他的家人。得知他的女儿结婚，邓颖超给她送去300元作为结婚的费用。在20世纪60年代这300元可不是小数了。邓颖超经常这样讲，拿自己的钱补助同志，也就节约了国家的钱，这些同志就不会再向国家申请补助了。
周总理的月薪404.80元和邓颖超的月薪342.70元，合起来是747.50元，在当时领导人的收入中，不算少。五位政治局常委的工资都是一个级别，而夫人们的收入就不等了。1984年4月，邓颖超曾对亲属们说：“定工资时，蔡大姐（蔡畅）是3级，我是5级，到他这儿就给划到6级……就因为我是他的妻子。”邓颖超讲这些事的用意，是在教育后辈。她深有感触地说：“名人之妻难做。你们是名人的侄儿侄女，也同样难。你们只有好好严格要求自己谦虚谨慎，做好本职工作。”
周总理和邓颖超没有亲生子女，经常把剩余的钱拿出一部分来补助他人。他俩除每月应缴纳的党费外再多余的钱，积蓄够5000元就交党费。周总理去世后，两人合计积蓄5709.80元。这以后，邓颖超个人还交过3000元党费。20世纪80年代，随着工资的调整，邓颖超收入增加，1992年7月最高达到过706.50元，她仍然坚持艰苦朴素的生活，仍然帮助有困难的亲属和工作人员，对执勤部队进行生活补助，捐赠希望工程、亚运会等。
1992年，邓颖超去世后，工作人员遵照她的嘱托，把她所有的积蓄，包括已购买的国库券550元，共计11146.95元，全部交了党费。
（二）周恩来总理廉洁自律
衣着——在人们在印象中，周恩来总是那样衣冠楚楚、风度翩翩。殊不知，他仅有的几套料子服装，大都穿了几十年，有的破损了，织补后继续穿。有一次，他穿织补过的衣服接待外宾，身边工作人员说这套“礼服”早该换换啦。他笑笑说：“穿补钉衣服照样可以接待外宾。”“织补的那块有点痕迹也不要紧，别人看着也没关系。丢掉艰苦奋斗的传统才难看呢！”至于他穿用了几十年破旧的睡衣，皮凉鞋和第一代上海牌国产手表等已作为珍贵文物，存放在中国历史博物馆。
饮食——周恩来的家常饭菜很简单，主食经常吃些粗粮，副食一般是一荤一素一汤。他规定的工作餐标准是四菜一汤的家常饭菜。他说：“四菜一汤既经济又实惠。”他在外地视察或主持会议，同大家吃一样的饭菜，不搞特殊，离开时一定付清钱和粮票。他不仅自己这样做，还要求其他领导干部也这样做。一位专机机长的回忆，颇为传神地反映了他在饮食方面的律己要求。有一次，这位机长看他吃饭，掉了个饭粒在桌上，他连夹两次才夹住放进嘴里，笑着吃了。
住房——建国初期，周恩来搬进了中南海西花厅，一住就是26年，直到他去世。西花厅是乾隆年间修建的老式平房，潮湿阴冷。身边工作人员于心不安，多次提出修缮，但他坚决不同意。1959年底，趁他和邓颖超出差外地时间较长，对西花厅进行了保护性维修。他回京一进门就惊讶地问：“这是怎么回事？谁叫人们修的？！”他还说：“我身为总理，带一个好头，影响一大片；带一个坏头，也影响一大片。所以，我必须严格要求自己。”按照他的要求，撤掉了新添置的地毯、沙发、窗帘、吊灯等陈设。事后，对这次“修房风波”，他主动在国务院仁义上作了三次检讨，向到会的副总理和部长们说：“你们千万不要重复我的这个错误。”
用车——周恩来对自己乘从的轿车没有什么特殊要求，后来他经常乘坐的专车是红旗轿车。他说：“别人不坐我坐，我喜欢国产车。”国家进口了一批国级奔驰车后，有关部门想给他换一辆。他不同意，严肃地说：“那个奔驰车谁喜欢坐谁坐去，我不喜欢，我就坐‘红旗’车。”在用车问题上，他公私分明，毫不含糊。他去理发，看病，探亲访友，看戏等，都算作私人用车，总要叮嘱身边工作人员照章付费，从工资中扣交。
（三）周恩来总理的请客送礼
周恩来个人请客吃饭一律自费。他的客人很多，有来西花厅拜访的、谈话的，还有来请示工作的。每当快要吃饭时，他总说：“别走了，一块儿吃饭吧，今天我请客。”他请客吃饭，一般都是简朴的家常饭菜，不大吃大喝。1952年初夏，他邀请冰心夫妇俩到西花厅做客，共进晚餐，吃的是四菜一汤，而惟一些的好菜是一盘炒鸡蛋。冰心回忆说：“这使我感到惊奇的是总理的膳食竟是这样的简单，高兴的是总理并没把我们当作外人。”
周恩来总理的货币收入（2）
周恩来不收受馈赠礼物。1961年春节前夕，他收到家乡淮安县委托人捎来的莲子、藕粉等土特产，当即委托办公室回信，并寄去100元钱。信中说：“周总理和邓颖超认为，在中央三令五申不准送礼的情况下，你们这样做是不好的。”有一次，他过去的一位老警卫员给他捎来一筐新鲜桔子。他问清值25元钱后，让寄去50元。他说：“多余的钱让他处理，不这样做，就制止不了他，这样以后他就不再送了。”
（本文根据《周恩来卫士回忆录》、《人民公仆周恩来》、《周恩来和他的秘书们》、《我们的周总理》等综合整理）
林彪 叶群 陈伯达窃夺文物记录
“文革”的许多遗留问题是糊涂账，但也留下一些史料。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不久，北京文物部门职工写下了一些原始材料，揭发林彪陈伯达到北京市文物管理处窃取文物的罪状。摘录如下：
（一）来北京市文管处的人物、时间、次数
叶群本人来过文物管理处三次。第一次来没取走文物。第二次取走最多，到库房见什么要什么。第三次来之前一星期就打电话告知：“首长要来”。
林彪、叶群的随员来过155次。这只是根据窃取文物的单子（发票）统计的，全数要在300次以上，因为有时一天来两三次，另外在书房的次数还未计算在内。最后一次是1971年8月10日。（注：文中所谓发票是指廉价购得文物的单据。）
陈伯达来了80多次，最早一次是1967年5月同戚本禹一起去琉璃厂原文物清理小组，1967年8月搬到府学胡同后，来的次数就多了，这个数字也仅是从单子上看。
叶群秘书××来，陈伯达介绍：“××来拿东西让他拿走，记在我的账上。”在1970年8月才知道是给叶群取走文物的。平时××说“给最（高）首长拿的”。……
（二）来文物管理处窃取文物的清单
林彪、叶群取走文物字画1858件，图书5077册，笔134支，纸1451张，本159本，唱片1083张。有的没收钱。收钱的共计766.55元。按国内收购价应为3431661元。其中珍品118件。
陈伯达取走文物432件，字画127件，图书5355册，笔159支，纸13卷。……
其他如黄永胜等人窃夺的文物则一般在数百件。
（三）文物作价的情况
革委会成立后，陈（伯达）说：“我该（欠）你们几百万了。”在书店买一部分书作价多了，陈说：“你们还让我吃饭不让。”管理人员去市委请示，得到的答复是“文物别超过20元，书别超过5元。”
（四）窃取文物的一些具体情节
林彪秘书说，“领导”需要一些东西，到别的地方买不合适，从你们这里拿，你们代办。不是文管处的业务范围的东西也让给找，如唱片、钢琴、八音盒、裱画、做砚台盒、刻字，甚至痰盂、泡菜坛子、裱画案板、石头等等。正如邱会作的老婆讲：“你们这里什么都有。”邱会作要泡菜坛子，邱的老婆孩子来要钢琴，林（彪）要鱼缸。
史料解读
阅读前文引述的原始材料，有些情况特别值得注意。
——林彪当时权倾天下，他本人是不可能亲自露面来窃取文物的。出马的都是他的老婆叶群和林、叶的秘书。
——林彪集团的主要成员，除陈伯达是文人外，其他都是武人，他们却都一致对文物古书发生了兴趣。他们的一致，并不是都懂得鉴赏，而是一致觉得这些东西都是宝物，很值钱，所以值得收藏。
——林彪倒台以后，中共十大政治报告中有四句诗批判林彪：“语录不离手，万岁不离口。当面说好话，背后下毒手。”1967年到1970年，正是他们的“革命声威”最显赫的时候，但恰恰就是这几年，也正是他们疯狂窃夺国家文物的时期。他们是中国历史上不曾有过的一伙极“左”派贪官。
——说林彪集团是窃夺文物或盗取文物，一点不假。虽然他们拿走文物时也交了点钱，但“书几分一本，文物几角一件”，“文物别超过20元，书别超过5元”，这不等于白拿吗？连陈伯达自己有一次都说：“我该（欠）你们（文管处）几百万了。”这伙人也知道自己的行为见不得人，因此行动起来鬼鬼祟祟，着装和乘车时也格外诡秘。
——林彪贪占文物的胃口相当大，是大批量地搜刮。北京市有若干存有文物的处所，这些藏宝的处所都成了他们的目标，无一例外地被他们搜刮过。
——从林彪这伙贪官的心态看，他们窃夺文物时都抱着一种心理：“我打下江山，江山就是我的”。在他们眼里，文管处就像自家贮物的仓库一样，想拿什么，就拿什么，随意支配，根本不受什么文物管理制度的制约。正像林彪秘书说的那样：“领导需要一些东西，……从你们这里拿，你们代办。”（录自报刊文摘）
1979年上海的大学生活（1）
（当时大学生李璜叙述）1962年我生于上海，1979年高中毕业考入大学。当时上大学是不收费的，住宿也不要钱，唯一的要求是把家庭户口里面自己的“粮油关系”由派出所开证明，转到学校。生活困难的同学每月还有十几至二十几元的补助。当时班级里有差不多一半的同学，拿到不等的补助。另有一部分同学是“老三届”，他们是工作一段时间以后考入大学的，还继续领取基本工资，每月大约30—40元。
那时母亲给我每月30元生活费，包括一日三餐，买书和生活、学习用品，算是比较宽裕的。当时学校食堂的饭票，是一斤上海粮票加1角6分钱。早上，二两一个的淡馒头一分半一只，一两一只的肉包子5分钱一只（两年后涨到8分钱，为此同学们作了坚决的“斗争”，一连几天都不去买，食堂无奈又降至5分钱）。午餐和晚餐，最贵的是排骨加蔬菜，1角8分，其余荤菜全是1角多些一份，蔬菜一律3分钱；汤是不要钱的，可以随便盛。
至于书价，现在看来是非常低的，一般的教学参考书都在1元左右。80年我曾买过一套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红楼梦》，才3元4角5分。现在看来，便宜得令人难以想象。
学校礼堂每星期天晚上放电影，基本上是外面电影院尚未上映的。一般是8分钱一张票，好一些的译制片1角钱。我们几个要好的同学常相邀去看话剧，听音乐会，似乎从未因票价太高而看不成的。
那时的交通费也便宜。电车票分4分、7分、1角、1角3分四档，汽车票分5分、1角、1角5分三档。周末回家，从位于城西的校舍，回到位于城东的家，乘电车化1角钱就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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