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叶辛是怎么过来的呢？上海有叶辛的家，家人将节省的粮票几乎都支援了叶辛。叶辛必须通过朋友，把上海粮票换成全国粮票，才能在贵州乡场上的粮店里买到粮食。
那年头对票证是管制的，但是在上海还是有票证市场。在这个看不见、摸不着可又确实运行的票证黑市里，上海粮票是有价格的，大约1角钱1斤。而全国粮票的价格，则不会低于1角5分一斤。
上海知青们初到乡间插队，逢到赶场天，总有农民找到知青点来，从衣兜里取出3个鸡蛋，要和知青们换1斤粮票。因为农民们翻山越岭去赶场，若在墟场上吃一顿午饭要粮票；农民们没人给发粮票，他们就来找知青换。一只鸡蛋1角钱。1斤粮票竟然值3角钱！
140斤湿谷子是那年头的基本口粮，有一口人就有这一份粮。分配方式也导致了乡间农民们超生的积极性，他们时常开玩笑说，为什么不多生几个，生一个就有一个口粮呀！有个好朋友，竟然生了8个孩子，得到8份口粮。
穷困的见证
由于粮食匮乏，居民在粮食消费中，谁也不敢大手大脚，而必须精打细算了。
1955年，全国通用粮票起初的最小面额为4两 (16两制) 即新制的2两半（125克）。灾荒时期不能符合精打细算的现实需求，于是各地便出现了面额为“一两”甚至“半两”的省(市)级粮票。
1960年流行较广的上海市的“5钱”或“半两”（10克重）粮票，便成为外地人夸奖上海人“精明”的首选话题。当时凭此小票可以买一碗豆浆，或一根油条。但也因此遭到北方汉子的讥评：“上海人小家子气实足！粮票居然有半两的，在全国堪称独一无二，亏他们想得出！”其实除上海市外，其他地方也发行过半两粮票。
但谁也意料不到，今天的收藏家在南京发现了一种“壹钱”（5克重）的粮票！据说由南京市粮食局于1960年发行。这乃是世界上面额最小的粮票！
对于收藏家们说来，这“壹钱”粮票成了令人惊疑的话题，它模糊地展现那艰难岁月的灰暗记忆。
这枚“壹钱”粮票全称是《南京市粮食局流动购粮凭证》(参看图1、2)，它因几十年“飘泊”早已面目全非，“口眼”多处模糊不清，背面4条“注意X（事）项”隐约可见：
①本券仅限在XXXXX区使用
②本券票面XXXX 秤
③本券当年XX（使用）过期X（作）废
④本券为无价XXX（票证不）得投机买卖
使人发笑的是：粮票正面的图案则是树一般高的稻穗下站着一个农民模样的人，正是当年浮夸吹牛“亩产上万斤”，“稻穗长成树”的真实写照。
这张“壹钱”粮票在1995年香港东方文化中心出版的《中国粮票目录》(第一集)中之附录一，“中国粮票之最”一栏中，正式公布为“面额最小的粮票”，引起了国内很多人的兴趣，多人撰文各抒己见，无外乎真伪之争。
粮票实在是命根子（4）
上海“新民晚报”发表了《共渡难关的情景》的短文，作者孙友田先生在旧日记本中发现了这张粮票后，怎么也回忆不起获得这个“宝贝”的经历。为此，他专访了南京市粮食局，那里的处长也茫然不知。受处长启发，询问糕点及食品店的人，都摇着头回答不了。但邻座一位“老南京”告诉他，南京人早点喜欢吃“蒸饭油条”可以小到只用一钱粮食。作者想象当年出差到南京，或许吃过……
这篇短文在《扬子晚报》也转载了，一位研究粮票的行家在高级工程师姜德俊那里，终于打听到这类“壹钱”粮票的“身世”，并在1997年出版的民刊“江苏粮票”上面，撰文记述了姜工程师的回忆：姜高工说，他在那个饥荒的年代是个单身，因经济条件较好，常购买高级点心(俗称高干饼干)找零时用过。每块高级糕点收粮票一两以下，而江苏省粮票最小面额为1两，南京市粮食局便因此印行了1钱、2钱、5钱粮票，发给食品店找零时使用。
用1钱粮票可以买一块小小糕点。做这种一口吞的小糕点，厨师的双手需要多么灵巧啊！后来高级糕心取消，此类找零粮票收回。
于是，“壹钱”粮票的真伪之争，在既有“物证”，又有“人证”的面前终于偃旗息鼓。
各种票证，都是穷困的证据——极左年代、指令性计划经济下、国困民穷的历史见证。
黑市粮票：痛心的记忆
天津作家、诗人林希回忆说：票证黑市里，留着他痛心的记忆。
1960年冬，饥饿，驱赶林希不得不走进票证黑市，以一种可怕的犯罪感，为活命，买下2斤粮票。
走进票证黑市，不由自主地心脏就怦怦地跳了起来。一种强烈的犯罪感压得人几乎窒息：唯恐遇见熟人，又怕遇见领导，更怕赶上公安局搜捕黑市。但是，林希还是到票证黑市来了。他得了一种奇怪的病，全身肿得活像是一个泡在水里的大馒头，连走路的力气都没有了，有时候对着镜子照照自己，那镜子里面的一张死灰色的大圆脸，比死人的脸还要怕人。当时这种病被称为是6011，因为这是在1960年的11月蔓延开来的，于是就以一串数字给这种病定了一个名字。医生告诉他，这种病是由于长期缺乏营养造成的，如果不能及时补充蛋白，很可能就有生命危险。好心的医生私下里劝告林希：“孩子，你还年轻，要想办法挺过去呀！”
怎么挺呢？唯一的办法，就是到票证黑市去买些粮票，使自己吃得饱些；如果再能买到什么肉票、鸡蛋票，那就更能补养身体了。当然，林希也听说过，票证黑市里各种票证的价钱那是足以令人生畏的，当了右派，每个月只得到35元生活费，除了定量供应的粮食、副食之外，已经剩不下多少钱了。幸好他只是一个单身汉，到底没有家室之忧，算来算去，还是剩余8元钱，就用这点钱去黑市买点粮票证。人总是要活下去的。
地处东北城角的大胡同，本来是天津著名的一条商业街。但是经过多年的改造，这条大街早已经是一片萧条了，原来的谦祥益、瑞蚨祥，早改成库房，连门脸都砌死了；至于饭店、糕点店，空荡荡的柜台里，早就没有任何食品可卖了。只剩下无精打采的售货员守着空空的店铺，未到下班时间，就早早关上店门。所以一到晚上，这条大街一片漆黑，连路灯也是这盏灯亮、那盏灯不亮地显得那样凄凉。一片漆黑，正好适于做黑交易，于是逐渐这里就出现了天津最大的票证黑市。人们在这里进行地下的票证交易，也算是互通有无吧，一时有了什么困难的人，就来这里买几斤粮票，在饥饿年代里，这里成了一个最热闹的地方。
诗人林希掏出8元钱，买到2斤粗粮票。
肉和油的故事（1）
粮食固然性命攸关，但居民更向往的是油和肉。味道香浓可口，回忆辛酸苦涩。
食油与粮食同时在1953年实行“统购统销”政策，所以很多城镇在1955年印发粮票时也同时印发了油票（食油票、食油购买证）。起初面额有“半市斤”“1市斤”“1市两”“4市两”（125克重）几种。不久由于食油稀缺，其面额便趋向微小，“半两”“5钱”“1钱”等等相继使用。甚至灾害时期出现了“5分5厘”（河南镇平县1965年印行）“1钱6毫”（1966年河南辉县印行的社教专用油票、1965年安阳县印行的干部临时油票），计量单位竟如同金银一样细微（参看图1，2）。
目前所能见到的最早的肉票（猪肉购买证），是在1957年7月印行。由于1956年秋批判“反冒进”，过早地强制实行农业合作化，对于广大农村的饲养业带来负面影响，例如号称“天府之国”的四川省会成都市，印发了“半市斤”、“1市斤”两种猪肉购买证。1958年大跃进之后，农业生产大滑坡，生猪数量锐减，肉食供应日趋紧张；1959年底，甚至昂贵的猪肉罐头也全部从货架上消失了。1960年，四川成都肉票面额减少到“2两”，山西太原肉票面额甚至减少到“1两”。
为了鼓励农民养猪，各地供销社除了奖励饲料以外，还给交售生猪的农户发给相应的肉食补贴“奖售肉票”“卖猪回肉票”“返还肉票”等。
三年灾害饥荒时期，上海市最困难的时候，每个居民每月只凭票供应2.5两食油，2两猪肉（老秤1斤 ＝ 16两，1两 ＝ 31克）。1961年8月份以后，有几个月由于商业部门无法落实猪肉货源，只好停止供应。或以少量咸鱼代替猪肉。蔬菜也经常限量供应。市民的饭桌上没有什么象样的菜食。
年夜饭吃肉
苏州市一位艺术家回忆：在铺天盖地的票证中，最珍贵的无疑是肉票。60年代初，我们才十几岁，当在发育期，天可怜见，每人每月发一张肉票，仅仅供应猪肉一两（50克）。学校养猪，劳动课就是打猪草、扫猪厩。一次学校宰了四头猪，以飨全校师生。教师们抓阄分肉；至于学生则以小组为单元，每个小组分猪肉一两，就聚餐。每个学生咀嚼小小的一片，久久回味。
那每月每人一张的肉票，是举家最关注的东西。可母亲将肉票集中买了猪油，细水长流兑着吃，以弥补素油的不足。每月每人发油票一张，供一两菜油，菜里就几乎不见油花。
要想吃肉享受，唯寄希望于过阴历年。
人民政府爱人民。春节每人能从可爱的政府那儿领到许多可爱的票证，如老家苏州发的专买茶食糖果的“七票”，可买杏仁酥、麻酥糖、蛋黄花生、香瓜子、蜜糕、长生果、芝麻糖七款食品。
最可爱的是：一张肉票的供应量较平时翻了四倍：有半斤（250克）之多！母亲真善解人意，宣布烹调久违的拿手好戏“四喜肉”，亦即越人所谓的“东坡肉”，吴人称之谓“四喜肉”。约有三寸见方、一寸半见厚，酥烂而不失其形，色香味佳绝。为使儿女们不生争端，来个“一人一碗，打翻勿管”。这顿年夜饭的魅力，当是可想而知！
至今记得母亲颤悠悠地将一迭肉票递给肉案屠夫的亢奋神态，也分明记得砂锅里溢出的醉人肉香，尤其忘不了兄弟姐妹望着肉碗的灼灼馋眼。儿女们开始了期待已久的享受。那情状可以用“风卷残云”来形容：不亦快哉！不亦乐乎！
然而，乐极生悲……枯肠不滞油，兄弟姐妹先后奔到天井里呕吐了起来。一直吐到见青水。悲夫，肉也！
没有上海粮票就别想在饭店吃肉
有位作家回忆：1962年夏天，孩子大病初愈，嘴巴却特别馋。奶奶在梳头匣子里翻了半天，找出1斤全国粮票，并且往口袋里揣了20元钱（也许这是她的全部积蓄了），就带孩子去了南京路。南京路上饭店很多，但仅仅20元钱是不能进那些高级饭店的。奶奶找了弄堂口的一家小馆子，带孩子进去坐了下来。为了让孩子开开荤，奶奶点了“红烧狮子头（肉圆子）”和“鱼皮豆腐”两个普通的荤菜，同时又掏出那1斤全国粮票买米饭。哪料到开票的服务员却说：“上面规定，饭店里全国粮票不能用，只收上海粮票。没有上海粮票就别想在饭店吃肉！”
膜拜“弥勒佛”的权威
20世纪70年代，北京和上海等大城市居民，每人每月配给半斤肉票。而中小城镇的配给量。更少得可怜。于是副食店里卖肉的师傅、以及屠宰场杀猪的屠夫，成了居民巴结讨好的大红人，和背后讽刺挖苦嘲弄的对象。
普通人几乎都饿得猴瘦，但极少数掌刀卖肉的却格外肥胖。不仅他自己有机会（可能）假公济私多占些便宜，而且他的亲友故旧也可以沾些光。不少回忆录和幽默杂文记述了这种现象。通常把掌刀卖肉的尊称为“弥勒佛”，肉案上一刀下去，就决定了一家人一个月肉食的数量和质量。
1973年诗人蔡其矫写了一首打油诗：“当人猛增、而猪徒减，你满脸红光下巴叠成三层，想捞些油水的都向你膜拜。即使是混毛的浅膘的灰涩的，提着一块走过街上也引来无数羡慕。就在这缺乏上面、私心上面、短视上面，建造起你渺小狂妄的权威。”
一滴泪珠似的食油
肉和油的故事（2）
作家张贤亮回忆说：“那时侯知识分子干什么去了呢？农场每两个月才分配给我们每人一市两食油（旧秤16两为一市斤），请读者设想一下如果你是单身一人，用什么器皿来盛这比一口口水还少的食油，还要在六十天中每天炒菜都能倒一点出来？我保证你想象不出，但具有大智慧的我，很快就找到了最好的窍门：用眼药水瓶子！这样，每顿饭我都能滴出一滴。”
这不是一滴滴眼药水，这是一滴滴辛酸泪。
布票的故事（1）
1954年全国棉纱、棉布统购统销，供求关系紧张，9月份实行了凭“布票”（又称棉布购买票、购布证、购布券）限量供应棉布。除了农产品粮、油以外，这是工业消费品的第一种票证；而且，比1955年11月正式发放“全国通用粮票”的时间还早1年零两个月。
当时，根据南北各地的气候不同，城镇大小不同，对于棉布的最低需求量不同，而制订了不同的布票定量标准。例如：北京市每人每次发放17尺3寸布票，刚够成人做一套蓝布制服。天津市每人每次可领取13尺，江西省发放11尺，最北方冬季漫长又严寒的哈尔滨市每人每次24尺布票，可做一套棉衣；而南方亚热带地区城镇每人每次7尺4寸布票。但并不是按人平均分配使用，而是全家人统筹安排，看谁最需要做衣服就集中买布给他做；或者到百货商店凭布票购买成衣。有时需要量增大，布票不够使用，还要向亲戚朋友东挪西凑。
布票上印有使用期限。最早的上海市、江西省、贵州省等地布票都注明：“有效期限自1954年9月至1955年2月底止，过期作废。”期限6个月。但最早的天津市布票注明：“有效期限自1954年9月15日至1955年8月底，过期作废。”此后发放的布票有效期限不等，通常为半年或1年。
1960年严重灾害时期，布票限量普遍减少到一半以下。许多地区每年每人供应的棉布减少为3尺左右。如四川城镇每年每人只发3尺7寸；山东城镇每人只发布票1尺6寸。……
1961年上海市人均购买棉布6尺6寸，到1962年人均购买7尺7寸。
后来，新产品化学纤维、合成纤维大发展，使得80年代初纺织品产量大幅度增长，商业库存猛升，反而造成棉布积压。1983年11月23日我国商业部在报纸上宣布，从12月起，棉布不再收布票、敞开供应。1984年，布票比粮油票提前9年取消了，老百姓才不再为穿衣发愁。
布票定量减半又减半
四川省一位教师回忆：1954年开始实行布票，1984年取消。其间整整30年。四川城镇起初每年每人15尺布票，可以做一套衣裤；1958—1959年每年每人7尺4寸布票，个子小的还能做件上衣，个子大的就顶多混条裤子了。年年捉襟见肘，大家穿的都是“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的勤俭节约劳动服。不久，买一双袜子也要二寸布票；咬牙买高价的粗呢裤，还要收半尺口袋布的布票。那布票就越发显出了重要性。
60年代初，风声一天天紧，听说四川省只发3尺7寸布票，因为连年使用布票，大家的家底都空了，猛一下又紧到这种程度。那时刚参加工作的人，通常只有两件褂子：平时是脱了这件换那件；裤子也只有两条：一条单裤，一条棉裤；单裤夏天穿外头，冬天当衬裤穿里头。所以裤子也就特别费！一条新裤，不出一年也就烂了。
一位女教师说：“谁想到这回布票只发三尺七啊。”另一个女教师说：“三尺七寸布票能够做件啥衣裳？当头的以为中国人都是幼儿园的孩子呢。”这叫穷开心！
1961年3—8月，上海市区每人只发给2尺6寸布票，一家四口的布票无法缝制一套成人的衣服。
不仅布匹数量少，而且品种单调。60年代初期，用布票只能买到蓝色或灰色粗布，和从苏联进口的粗劣花布。
全家人的布票
山东省某作家回忆：听从伟大领袖说的，人多热情高，干劲大！于是女人们拼命生孩子，争当英雄母亲。父母虽说没有文化，在生育方面一激就活，一口气生了兄妹八个，可谓泱泱大家。
人多，吃得多、穿得多、用得多，只有父亲一人工作，仅有的80元工资竟然巧妙地养活了全家10口。母亲有本书是《红旗》。里面夹满了政府发放的票证：粮票、油票、布票、烟票、火柴票、肉票、糖票、鸡蛋票、鱼票、糕点票……这些票证纸张极差，大小不一，印刷粗糙。很容易仿冒，有意思的是当时没人敢仿冒。
母亲有一把小剪刀，该买什么了，就从一大张（16开）全幅票证中间剪下所需要的一张。有时，它们并不是连着的、而是跳跃的，一月下来，那张大纸竟被剪成了窗花。1960年山东每人发的布票是1尺6寸，做条短裤都不够。
母亲将一家人的布票全花在长子身上（10口人共16尺），肩负着全家人的希望。扯来的是16尺蓝卡其布，做了一套棉袄棉裤，是母亲一针一线缝的。我穿新衣服的那天正好下大雪，地上结冰，同学打雪仗、滑冰，结果一身新衣裳弄得面目全非、泥猴一般溜回家。母亲见了，抡起扫帚疙瘩狠狠把我揍了一顿。当时我没哭，母亲倒是呜呜地哭起来了。她边哭边说：“一家人的布票都花在你身上！你的妹妹马上要上学了，连件新衣裳都没有！你还不爱惜，能不打你吗？”
梦中的棉衬衣
工程师刘某回忆：1963年秋天，他18岁时考上了北京化工学院，从一个贫穷的江南小镇来到首都。竹扁担挑着铁皮箱和铺盖卷颤悠颤悠迈出北京站时，最新鲜的感觉是：这地好平好热哟！原来，他已走在被阳光烤软了的柏油路面上。
国家刚度过三年严重灾害时期。他的助学金，除每月15元伙食费外，只剩4元零花钱。谈不上添新衣，多数学生都穿得补丁摞补丁，他连一件御寒棉衣都没有。冬天实要有事出门，就只得暂借北方同学的棉衣穿，一直到毕业。
布票的故事（2）
听说发明了一种“人造棉”的化工产品，能代替棉花纺织布，甚至比棉布还要经久耐穿！
不久，传来一个重大新闻：好消息！人造棉试制成功、并已小量面世。因为那时棉布凭票供应，在北京无论大人小孩、高矮胖瘦，每人每年一律定量供应17尺3寸，只够中等个子做一身单衣再缝一双布鞋。而今棉布可以人造了，就意味着人们会有较多的衣服穿，但产量太少。面对六亿多人，国家首先想到他们这些学子，决定优先配给每位北京在校大学生做一件衬衣的定量。为此，还非常郑重地向每人发了一张“购买人造棉证明”，凭证购买。发证后，又专门开了班会，同学们对党和政府的关怀表达了深深感激之情。
拿着那枚印有“一次有效，不得转让”的购布证，但又十分为难：想买没钱，终因实在拿不出3元人民币，而放弃了第一次享受“人造棉”的机会！他将这枚购布证珍藏起来。只有极少数同学穿上了人造棉衬衣。那衣料确有一种飘逸感，引来了众多羡慕的眼光。
参加工作后，他终于用8尺布票做了一件人造棉衬衣，圆了一个人造棉的梦。
一次，年迈的母亲为他整理房间，从箱子里翻出一包大学时的旧衣物，全是补丁摞补丁，也翻出了那枚未使用过的购布证，刹那间泪如泉涌，泣不成声。此后，他时常做梦，梦见母亲的老泪，梦到他的大学生活和那失落的人造棉衬衣。
一件花格子衣服
上海市一位女作家回忆：1969年春，16岁的妹妹初中毕业要到吉林去插队落户了，贴红喜报、领军大衣、凭通知购买混纺毛毯……家里忙得不亦乐乎。小姑娘远行，母亲舍不得，暗暗垂泪。那天黄昏，舅舅下班后，关照妹妹说：明天舅妈带你去四川路买东西。第二天，妹妹乐不可支地捧着一件漂亮的花格子衣服回来了，是她自己坚持挑选买来的。布料十分厚实，价格9元8角钱，好珍贵！是寻常衣服的两三倍。老天，全家7口人每天的菜金是5角钱，星期天改善伙食才1元钱，这9元8角钱，对全家意味着奢侈。家人把这件衣服翻来覆去欣赏不已。后来才知道妹妹对他们隐瞒了重要的内情：当初舅妈答应买这件衣服的时候，说原先的计划是花5元钱，超支的部分，特别是布票5尺，必须跟姆妈要的。超支的钱就算了，不过布票是一定要还的：家里小孩子多，布票比钞票还要紧张！由此伤心了很多年。
北国寒冬说布票
在哈尔滨长大的敬一丹在“我管布票的日子”一文中回忆：1968—1970年间爸爸去了军管会学习班。妈妈去了北安“五七干校”。姐姐去了密山的生产建设兵团。我开始管家。那时我13岁，两个弟弟，大的10岁，小的7岁。后来姥爷来了，我们三个未成年人才有了主心骨。
管家管不了多少钱，却管着不少票。总就盼着居委会的韩姨上门收户口本，一收本就要发票了……在种种票证中，情有独钟的是布票，每年发一次，一发下来一大张一大张的，花花绿绿的，像邮票一样有小孔，能撕开。有10尺一张的，5尺一张的，还有1寸的。数这些布票时，眼睛、手、心都是在享受。哈尔滨市那时布票每人24尺，小孩要少一些。
哈尔滨冬天很长，光是棉袄、棉裤就得用多少布啊！用布票的地方多着呢，动一寸布票都得掂量掂量。我总是货比三家，看哪家商店有“减票布”——就是少收布票的那种布。都是些花色不好的或者混纺的布，一洗就掉色、起毛，可毕竟用有限的布票多买上几尺。
那时我也算是正在妙龄，可经常穿着爸爸穿旧的、肥大的、四个兜的蓝布制服。弟弟从出生总是穿姐姐、哥哥穿小的衣服，衣服上总是这一个窟窿，那一个三角口。我补衣服的本事就是为了弟弟练出来的。妈妈曾用我和姐姐小时的两件旧红格子外套，改做了四件棉坎肩，四个儿女一人一件，最小的那件是用28块布角拼成的。
布票把人们逼出了很多才智：拆劳保手套织衣服，拆鞋带织线衣，姐姐的一个兵团战友不知拆了多少手套才攒足了线，又用了好几个月的工夫织成了件有无数棉线接头的衣服。
奖励农民的布票
20世纪60年代，经历了三年灾荒，全国粮食及其他农副产品奇缺。在1963—1965年间，国家商业部为了调动农民交售粮食及农副产品的积极性，拨出一部分“布票”作为奖励。当年批判“奖金挂帅”，忌讳颁发奖金，所以用有价证券“布票”代替。有些地区，这种奖励农民的布票，延续到文革期间至80年代初。
实际上，当时许多农民在农贸市场以粮食、鸡蛋等换取城镇居民的布票，赖以解决穿衣问题。
抹不掉的记忆
天津一位中学校长回忆说：有了票证，并不能保证买到东西，过了期限，票证作废。有一年，他需要添置一件棉衣，连里带面需布20尺左右，全家的布票一大半都归他使用才够。拿着布票，多次到布店，都因人太多太挤，没有时间挨个儿，只好走了。有一天，他见铺里人少，店员闲着，他便拿出布票，请店员量布。售货员只说了一句话：今年的布票过期。再说什么也没用。布票作废，棉衣没有做成，只能靠破袄再过一冬。
所谓生活必需，也不是按营养学的观点来考虑规定的，像豆腐这样寻常的蛋白质食品，就得算“特需”，逢年过节供应几块。在一次向党交心（即向党说老实话，说掏心窝的话）的活动中，一位老教师说过这样的话：解放后说知识分子生活得到很大改善，他的感受就不是这样。春节前，他去豆腐店，买供应的豆腐，挨个儿两个多小时买来六块豆腐……
布票的故事（3）
困难时期，连基本口粮也保证不了，在天津这样的大城市，知识分子的定量口粮，从每天一斤，降到几两时，大家思想波动起来，对“形势大好，越来越好”，表示怀疑。有人讲，“看形势好不好，我不看别的，别的我也看不见！我只知道我肚子的形势，肚子饱了，形势就大好，否则就不好。”
票证制度下的社会心理（1）
在指令性计划经济之下，“计划第一、价格第二”，产品的生产、流通统统纳入计划轨道，产、销、供、求就只靠一种手段来调节——政府指令性计划调节。日用品实行凭票供应，把消费也纳入国家计划控制范围内，把发放票证作为调节供求的唯一办法，供应不足就凭票限量。
发放票证最多的时候，日用工业品的80 % 都要凭票证供应，从牙膏、口杯到火柴、肥皂，从暖瓶、面盆到胶鞋、铝锅，从手表到木钟，从缝纫机到自行车，从电风扇到收录机。针织品95 % 以上品种，要凭票证供应。
珍贵的票证
北京市东城区干部翁英回忆：1959到1961年的三年灾害时期，粮食定量一减再减，从30几斤减到20几斤。北京市每人每月的一张肉票，本来可供应1斤肉，后来减到2两肉；1961年过春节才特别供应半斤肉。
当时的票证比什么都珍贵，丢失了票证就意味着挨饿受冻。
若是想添一件棉袄，得集中全家的布票才行。老伴在军队工作，于是旧军衣就成为家中有大男孩的亲友们的抢手货。即使凭票证购物，买东西时不免还要排队。
人们只要看见副食商店门前排队就知道一准是来了鱼或肉、蛋。
70年代初，分到一张小九吋黑白电视机票，买回来后，立马成为那十几户人家的小院的热点；一到晚上，电视机前就聚集了左邻右舍的孩子们观看。
在过去凭票的日子里，买的肉是冻肉，鱼是死鱼，没有挑选的余地；后来供应改善了，每月凭票最多也就买5两肉。逢年过节补助1两香油和2两粉丝，也是凭票凭本。
营养品糕点，当时只能是老人、孩子才能够享用。居民每人每月凭本供应糕点0.25公斤，然后改收糕点票并加收0.15公斤的粮票。糕点票分汉民、回民两种。华侨特供“高级糕点票”，半年4两。此外每人每月供应半斤的“饼干票”、中秋发放的半斤“月饼票”，变得越来越稀罕。(引自《糕点票月月望》，原载《今晚报》2000年6月16日)
闻风排队抢购
30多年来的凭票证供应，造成消费者心理十分紧张。例如火柴，1961年凭日用工业品购货证供应，1962年敞开；1963年凭证限量每人五小盒，当年9月份敞开。1984年市场上传说火柴要涨价，一时间居民就到百货店、烟纸店排队，日销量成倍翻上去，批发库存原来积压着6万件，3天时间就泻到“警戒线” 最低储备量以下；本来消费者用多少买多少，一般都是10盒一封地买，见到排队购买就10封、8封的大量抢购。商业部门要“保障供给”，只好恢复凭票供应，临时决定先凭“小菜卡供应”，每月每户4-6小盒。
化学纤维、合成纤维的发展，使80年代初纺织品产量大幅度增长，商业库存猛升，棉布积压。1983年11月23日商业部在报上宣布，从12月1日起，棉布不收布票敞开供应。这本来是好事情，谁知消费者见了报纸，马上拿了大把布票到布店购买被单布，一眨眼之间，布店、百货公司门前，里三层、外三层排着长龙，每家人家都把几年积存下来的布票全拿出来买被单布，一天销量超过平时半年销售量。第二天排队的人更多，上海市商业局派出了干部到布店、百货公司排队的人群中宣传、调查，讲解棉布12月1日就敞开供应，不会涨价。消费者不予理会，照常排队争购。他们说：“你们讲敞开供应，就是布票要作废，改用别的票！”或者“12月1日不涨价，过了这一天涨价谁知道？”有的人说：“我这些布票是几年来辛辛苦苦省下来的，一下子作废了，岂不可惜！不管你们涨不涨价，反正现成买了没有坏处。”所以越宣传解释，人们越要排队争购。第一百货商店、第十百货商店（今华联商厦）当天无法打烊。怎么办？最后，上海市商业局决定，立即敞开供应，价格不变、不收布票。无论什么布，要多少卖给多少。晚上6点钟在上海市电台、电视台发公告，并在商店贴出大布告。这一来，排队的市民才退出、散去。
票证给人们带来心理紧张，搅乱了人们正常生活，也给市场带来畸形消费。
物品短缺，使得上街购物成了上战场，动辄排队。“排队”成了当时中国市场一大奇观。人们在路上行走，只要见到有人排队，便赶紧排在后面，然后再问卖什么？如果是已经凭票证买过的，无法再买，怅然若失，也不急于离去；而是四处张望，见到熟人，把自己的位置让给他，送个人情。如果正是自己想买的，便非常庆幸，身上若没带票证，就先告知前后的人给自己留着位置，再立刻打公用电话，通知家人送来。
排队成了家常便饭，白排一气也是常有之事。眼看快排到了，前面忽然传来存货已所剩不多，排在后面的人便揪心似的紧张，眼巴巴地瞅着。也许，恰好轮到自己时，物品卖完了，只好沮丧地回家去，等到下次再买。但是往往再也买不到了。
年关的突击抢购
拿票证排队也不一定能买到东西，使人们更疯狂地抢购。
每年春节前几天，挑动了最激烈的抢购风潮。家家户户倾巢出动，青壮男子负责购买鱼肉、鸡、豆腐等重要的过年食品。这些货物平时很少见到，猪肉、鸡蛋每人每月凭证各一斤或半斤，有时根本缺货。至于鸡、鱼、豆腐，逢年过节才有少量凭证供应。
票证制度下的社会心理（2）
到了年关供应期间，每个供销店的门口前面早早就排起长龙，有的人天不亮就赶来了。供销店开门以后，起初秩序还能保持一阵子，逐渐就乱了套，不时有人插队“夹塞儿”，后面的人盯得很紧，一经发现，立刻群起斥责。“夹塞儿”的人或者灰溜溜退出，或者厚脸皮赖着不动，有人便将他拉出去。他若不是“善茬儿”，无理纠缠，往往引起争吵、打架。队伍这时便乱了，后面不愿排队的青壮年一拥而上，谁挤在前头谁买。其他人一看，全急了眼！排山倒海一般冲上前去，摔倒的、踩伤的、哭嚎咒骂的，乱成一片。身强力壮的小伙子，合力挤出一条路，或干脆从人们头上、肩上爬过去、踩过去。反正人们紧紧挤着，互相架在一起，你从上面滚过，也不会摔在地上。那时，这种场面经常可见。
在首都北京街头，笔者亲眼见过：因抢购豆腐而打得头破血流。几个愣小伙嘴里叼着钱和票证、从人群的头顶上闯过去，踩着人头买豆腐。
商业厅干部的苦恼
一位曾在省商业厅主管过配给供应的离休老干部回忆说：想起那些挣扎在死亡线上的人们，十分心酸。
20世纪70年代，他调入省商业厅，供应很贫乏。每天的工作是批禽蛋、鱼类、肉类这些仍是十分短缺的物品。省长、厅长每天中午都在街上的副食店了解货源，看看老百姓能否买到那一点点供应的商品。
作为主管这方面业务的负责人，天天上班恨不得躲到地缝里去。矿山、铁路、地质队、宾馆的人纷纷来要求批条子。不给这些特殊岗位上的人们解决困难不行，可解决他们的困难就要从老百姓那里挤，使全省百姓手中的票证、购货本中那一点儿东西也得不到保证。不仅肉蛋紧张，连水果也紧张。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这句话是体会最深的了。
票证成了代价券（1）
从1958年声名狼藉的“大跃进运动”以后，一直到90年代初，城市票证配给品的“平价”和自由市场的“议价”之间，价格不同、悬殊很大。两者的差价，使得各种票证无形中附带了可观的价值，成为可以代替人民币的变相的代价券。虽然政府三令五申禁止买卖票证，但实际上，票证黑市早已半公开化，大街小巷、明里暗里都在以票换物、以票卖钱。
北京市有些胡同里成了自由市场，其中某些摊位，卖东西不收人民币，只收粮票。
下面是笔者在1984年亲眼目睹的——
在合法的露天市场内，有个浙江温州农村夫妇开设的摊位，摆满了厨房用具和小百货：五颜六色的塑料盆、塑料桶、菜篮子、水果筐，五花八门的杯碗瓢碟、铝锅、不锈钢锅、咖啡锅、塑料浴缸……
1983年，他们先是在北京胡同里搭棚子弹棉花（翻改棉被），用旧木板和竹帘子做支柱，盖上油毡、塑料布。棚子搭在北京市宣武门外小街拐角处的古槐树下。冬天，联保治安队和防火检查组都来干预了，以破坏市容违规，罚款500元，限三天拆除。
幸好由浙江同乡帮助，夫妇俩在北京市工商管理所领取了营业执照。指定了摊位，摊主登记的营业范围是“经营小百货”，当时从南方进的货物都是北京稀缺的日用品。
货物都不明码标价、过路人只是口头问价。一个塑料盆或水果筐用10斤北京细粮票（面票）换，一个不锈钢锅用100斤粮票换，一个大塑料浴缸用500斤粮票换。
笔者计算了一下：按照实物折价，每斤细粮票（面粉票）合人民币2角，每斤粗粮票合人民币1角3分；全国粮票的代换价还要高些，大约3—4角钱。每用“小百货”换1斤粮票，大约能赚5分钱。估算每天平均收入1000斤粮票左右，赚50元（约合今300元）。一个月能够收入1500元人民币（约合今9千元）。
他们夫妇在小胡同大杂院里租用了一间9平方米的小平房，每月房租70元（约合今420元）。省吃俭用地在北京干了两年以后，他们用积攒的钱在老家盖起了一座三层楼房。
这样的摊位在全国各地自由市场上都有不少。几乎没有什么人去干预他们，大家心照不宣：粮票毕竟是值钱的！
票贩子——票证的倒爷发了财
改革开放初期，许多票贩子依靠倒卖票证赚钱发了财，叫做“票证倒爷”。
20世纪80年代以后，城市居民生活有所好转，饮食结构发生变化，一日三餐的副食（菜肴）增多、主食（米面）比重减少，每月每人不必消耗20—30斤粮食了，粮票就积攒下来，有了剩余；而鱼肉禽蛋稀缺。于是“粮票贩子”应运而生。小报记者经常报道：“无论在粮店门外、车站售票窗口、百货商场、剧院霓虹灯下，人们都可以看见粮票贩子的身影出没，听他们低声询问甚至粗声吆喝：收购粮票！本市粮票十斤两块钱！全国粮票十斤三块钱！换鸡蛋喽！十斤粮票换一斤新鲜鸡蛋！”这个价钱各处差不多：当地粮票每斤2角，全国粮票每斤3—4角。
据有关资料估计，上海市1986年套购倒卖的凭票供应粮食1700万斤，1987年仅前5个月就倒卖2200万斤。1986年上半年，北京市公安局当场查获没收的倒卖粮票25万斤，那没有查获的该有多少倍？
无文化的农民票贩子，对于倒卖票证满有学问。在江苏，一只母鸡可以换60斤当地粮票。一斤籼米的平价为1角2分，议价为3角钱，差额1角8分；如果倒卖60斤粮票，一转手就赚10元8角（合今人民币65元左右）。在兰州，100斤粮票换10斤（约90个）鸡蛋，全国粮票在农村每斤4角钱，而1斤鸡蛋1元8角（每个鸡蛋2角钱），一转手就赚22元（合今人民币132元左右）。
工业品票证更值钱
20世纪80年代，电冰箱、电视机、洗衣机等家用电器成为居民向往的“新三大件”，摩托车、自行车也都成了抢手货，但都要凭票证配给供应。于是工业购物券、彩电票、冰箱票、摩托车票更成了抢手货。在北京，一张“琴岛—海尔”电冰箱票可以倒卖600元以上；在西安，一张“海燕”彩电票可以倒卖400元，一张“黄河”彩电票可以倒卖500元；在上海，一张“凤凰”自行车票可以倒卖100元。许多厂家以“职工福利”为名，发给职工电视机票、电冰箱票，让职工拿出去倒卖，作为变相的“奖金”。有的工人说：“生产奖金可以不要，只要一年领取三张彩电票，就折合一台彩电的钱。”
但这些“生财之道”都不是知识分子所能干的，他们甚至想都不会去想。书呆子哪里是票贩子的料？
不过，8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几乎家家都曾用节余的粮票和工业券去换取过日用品。因为他们手里的人民币实在太少了。工资提高的速度，赶不上物价飞涨的速度。“脑体倒挂”，知识分子生活费确实很紧。节余的票证，多少补贴一些日用。
对于回国长期工作的科技专家的票证照顾
198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了“关于引进国外智力以利四化建设的决定”，指出国外华裔科技人才约有10万人，要争取他们回国参加工作。
从1978年到1980年，旅居海外的科技专家，要求回国长期工作而得到批准的共达200名左右。这些科技专家回国后的安家问题、生活用品供应问题，都受到了“票证供应”的限制而造成困难。1981年，国务院科技干部局发出了“关于解决回国长期工作的科技专家安家、生活用品供应的通知”，对于这些专家作出一些照顾。
票证成了代价券（2）
北京市对于回国长期工作的科技专家进行了如下安排：
（一）安家所需要的物品，按照“自用、合理”的原则一次供应。
对于这些专家，由北京市第一商业局免布票、工业券、购货证，一次性供应床上用品、衣物、棉布、手表、自行车、缝纫机等生活必需品，并免券卖给煤气灶一套；北京市供销合作社一次性免票供应棉花等。
（二）粮食、副食品供应，在每人定量以内发给粮票、油票、副食供应证等，米面比例不限（北京市一般居民只供应一半细粮、一半粗粮）可以在粮店凭粮票任意选择买大米。
限量供应而又短缺的副食品，由北京市第二商业局适当提高供应标准，如鸡蛋由每户2斤提高为每户4斤，白糖由每户2斤提高为每户4斤，等等。
（本章部分资料取材于李祥荪李金陵编著《特殊的年代——老票证》、《中国粮票史话》、薛炎文王同立主编《票证旧事》等书。特此致谢。）
持续3年的粮食危机（1）
农村应付灾荒的能力已经十分虚弱。1960年的粮食产量原计划是6000亿斤，而实际上只有2870亿斤，不到预计的一半，比“大跃进”前的1957年实际产量（3900亿斤）还减少了十分之三。1960年粮食生产跌落到十年前（1951年）的低水平。棉花也跌落到1951年的低水平，油料更跌落到二十年前（1942年）的低水平。轻工业生产急剧下降。
持续3年的严重缺粮危机，突出地影响到城市。由于“大跃进”以来，工矿企业从农村大量招工，城镇人口急速猛增，1960年比1957年增加3124万人，比1951年增加近1倍。一方面减少了农村劳动力，另一方面又大为增加了票证供应的城镇人口，需要向农村多征购粮食才能养活，而粮食却严重匮乏。
1960年6月国务院财贸办给周恩来总理的内部报告，再也无法文过饰非，而不得不指出了实际危机：入夏以后，北京、天津、上海、辽宁等大城市和工业区的粮食库存非常薄弱，北京只能供应7天，天津只能供应10天，上海已经几乎没有大米库存，辽宁省内10个城市只能供应8、9天。在最紧张的日子里，北京、天津、上海三大城市的粮食库存，一共只剩几千万斤，平均每个居民分不到10斤。形势万分险恶。三大城市一旦发生断粮饥荒，后果不堪设想！
各省市天天向中央告急
如此严重的粮食危机，当时并没敢公开宣布，以免造成全国性的大恐慌，引发社会巨大动乱。周恩来的秘书李岩回忆：“各省市天天向中央告急，搞得总理吃不下饭，睡不好觉。”
据粮食部门分析：京津沪辽主要城市第三季度预计销售42.53亿斤，9月末比6月末急需补充周转的库存粮食为2.37亿斤，共计44.9亿斤。除掉京津沪辽本身征购7.9亿斤外，其余的37亿斤必须依靠外省调入。需要供应出口的粮食至少12.5亿斤。危机已经“火烧眉毛”，周恩来总理焦头烂额，只有向“粮仓”黑龙江省下达“死任务”调拨28亿斤粮食，后来又增加2亿斤。黑龙江省早已调出了不少口粮，做出了很大牺牲，再要多调出这2亿斤粮食，实在难度太大。领导干部仰天长叹：“这是硬从老百姓口中抢夺呀！”
1960年9、10月份，黑龙江省的粮食储备已超过“警戒线”，不得不按国家规定，把职工的粮票定量大幅度削减。机关干部减到每月大约20斤，二线工人减到30斤，油田钻井队等重体力（一线）劳动者，从50多斤减到40斤左右。副食品明显减少，肉食几乎没有供应。人们在冰天雪地里干活，体力消耗比夏秋更多，体质明显下降。许多职工挤出微薄的工资去买高价饼干、高价糖果吃，有的饿急了，跑到冰土地里捡拾冻白菜帮子、甜菜叶子来糊口。
据干部汇报的材料：“自1960年起，职工粮食定量陆续减低，大多数职工长期处于吃不饱的状态。甚至变卖家私，到自由市场换粮食填肚子。有42 % 的人卖过衣物，有的家庭3床被子卖掉1床，甚至卖掉2床。”职工的随身物品是有限的，变卖过一两次就再没有什么了。许多职工饿得不行，就靠喝点盐水、酱油汤，勉强坚持上班。
国家实在负担不起
1961年，《人民日报》机关食堂限制每人一天两顿，中午不供应；到晚饭只准买一小碗有油炒的素菜（碗很小），想吃第二个菜，只能买无油菜。几个月吃不上肉。
1962年的粮食产量由1957年的3900亿斤，降到3200亿斤，还不及1952年的水平。全国平均每人原粮只500斤，加工去皮以后只剩下400多斤，还要工业用粮，还要留种子、饲料，差得太多了。油料跌得更惨，从1957年的419.6万吨，1962年跌到200万吨，跌了一半。棉花也跌了一半多。真是困难极了！各个部门的职工碰到一起就讲吃。山西省的一位领导曾批评这种现象，说是没出息。但是人们因为缺吃，还是没完没了的讲吃。
灾荒时期全国尽量精简职工、压缩城镇人口；因为国家负担不起凭票证供应的粮油、副食品。6千万职工下农村2千万人，称为“六二压”。这些人后来一直要求返回城里来。
从1961年1月到1963年6月，全国职工减少1887万人，城镇人口减少2600万人，吃商品粮（按粮票计划供应）的人口减少2800万人。这是把城里饥饿的“口”送到农村去，更增加了农民的负担。三年内，全国农村每年饿死一两千万人。
职工实际收入急剧下降
物价变化取决于社会物资供应的状况。指令性计划经济的产品供求关系经常是匮乏的，物价就上涨。1957年，由于第一个五年计划提前完成，工农业产品总额增加，打下了1958年经济发展的良好基础。颁布了农业发展40条纲要，调动了人民生产热情。尽管“大跃进”出现了若干“浮夸风”，但经过以后核实的统计数字，1958年仍然是经济发展的一年，各项生产建设指标都比1957年有较大的增长。但无论对个人还是对家庭说来，每月货币收入数量的多少，并不能代表实际生活水平的高低。这要从两个角度来看：
市场上物价的变动（时间和地区的差异性）直接影响货币购买力的大小。特别在通货膨胀期间，“钞票不值钱”，工薪收入的增加如果赶不上物价飞涨的速度，必然造成购买力跌落，生活水平下降。所以必须将货币收入与物价（主要是生活用品的价格）变化两者之间结合起来考察。
持续3年的粮食危机（2）
能够代表实际生活水平的，是“实际收入”，也就是货币收入除以生活费用。
货币收入
实际收入＝——————
生活费用
1958年的配给物价，除集市贸易价格上涨外，官价（平价）基本稳定。但从1959年起，凭票证供应的官价也逐年上涨。城市职工平均工资减少，再扣除物价上涨因素，实际收入不断下降：
年代 1957年 1958年 1959年 1960年
年平均名义工资 637元 550元 524元 528元
（货币收入）
年平均实际工资 581元 507元 482元 474元
（购买力）
职工的月平均实际收入（按标准人民币购买力）由1957年的50元左右，降低为三年后不到40元，下降了五分之一。
“低标准 瓜菜代”（1）
1958年“大跃进”浮夸虚报产量，大炼钢铁浪费劳动力而严重妨碍农业生产，“人民公社”错误地施行“吃饭不要钱”的公共食堂，又顽固不化地坚持“反右倾”斗争……这一切倒行逆施造成全国的饥荒和灾祸。1960年8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全党动手、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指示》，要求切实计划用粮、节约用粮。口粮标准要从低、其他标准也要从低；同时，大搞瓜菜的代食品；这两个决策简称为“低标准、瓜菜代”。
一些地方专门开了“吃饭大会”研究吃饭问题。当时推广过做饭的所谓“增量法”，实际上是多加水，吃了肚里马上饿。还推广过用白菜帮子做所谓的“人造肉”；推广用玉米芯磨成粉，做“代食品”；推广把玉米皮泡了以后挤出淀粉来做食品。还提倡大家喝小球藻，后来证明人体吸收不了那种小球藻的蛋白。还提倡大家利用一切空地种菜，从北京到各地、各机关的宿舍院里，到外是职工开的小片地，种着各种菜。中央机关不组织起自己的船队到海里打鱼，有的单位组织枪手到内蒙古草原上去打黄羊。有的地方连浮萍都捞着吃完了，把许多树皮都剥下来磨成粉吃了。
大学生食堂的困境
一般说来，50年代前期各大专院校学生食堂的饭菜还是不错的。
以华北地区某校为例：从解放初到1958年，大学生都是编桌就餐，8人一桌，由炊事员送主副食到桌，学生每人每月伙食费13元。早餐除白面馒头外另备有小菜、鸡蛋、花生米和豆浆、米粥等。中晚餐主食有米饭、馒头、包子、花卷等。主食不定量随便吃，副食四菜一汤，蔬菜、鱼、肉、蛋供应充足；每周会餐一次，还备有水果。
1959年9月以后，校园生活开始困难。师生粮食定量降低，一律凭粮票就餐。男生每月定量降为31斤，女生降为27斤。伙食标准每月降到10.5元。学生就餐改为集体餐证，3—10人编为一组，全组一个餐证，由值日生去食堂领饭回桌分餐。不足者由个人购买机动票。主食以粗粮（玉米面、窝头、糙米粥）为主，副食以蔬菜为主；几乎见不到肉食、禽蛋；炒菜的油花少得可怜。
从1960年到1962年，由于粮食不能按定量供应，实行“低指标、瓜菜代”，食堂辅以野菜、树叶、玉米轴粉等为代食品。人人填不饱肚皮。
大学生普遍营养不良，许多人患有浮肿病、肝炎等，甚至被迫休学。学生经常饥饿难忍，为减少身体消耗，躺在宿舍的床铺上看书。老师讲课有气无力、经常饿得头昏眼花。上课、考试都遭受很大影响。后人难以想象当时校园生活条件恶化的痛苦。
山东工学院抗灾救荒的故事
1960年10月以后，同学们发现食堂的菜谱上花样越来越多，而菜里的油水越来越少，质量越来越差。
有一天早饭后，食堂黑板上挂出中午菜谱：“九龙闹江”。上午上课时，几次走了神，但也想不出 “九龙闹江”究竟是什么菜？中午开饭了，才发现 “九龙闹江” 原来是酱油汤煮的很少的一点胡萝卜丝！第二天挂出的菜谱叫做“海底捞月”，原来是酱油汤里煮了几片胡萝卜。第三天，主食也出了新花样，名字叫作“跃进球”，原来是地瓜面里掺了很多白菜帮子，做不成窝头，只好团成一球一球的模样。从食堂菜谱的意想不到的变化中，同学们感到不祥的征兆。
一天晚上，系党总支书记召集全系学生干部紧急会议。宣布国家遇到了经济困难，大学生的粮食定量由每月32斤减到27斤，学校再拿出3斤作紧急储备，每人每月就剩下24斤，一天只有８大两。为了渡过经济困难，学校决定将全院的大食堂分到各个系自己办。还要组织同学抗灾救荒。
那时的青年人很单纯，只考虑“党叫干啥就干啥”，很少问一问为什么。
粮食不够吃，只好用菜代。为了储备过冬的菜，系里组织同学们步行30多里，到仲宫山区帮助农民刨胡萝卜；以劳动换来了胡萝卜叶子，用地排车拉回学校充粮食。又到黄河北的齐河县帮助农民收地瓜，以劳动换来一车车的地瓜叶。在大白菜收获后的菜地里，拣剩下的白菜叶。会爬树的同学们又爬到学校高高的白杨树上，摘打下一筐筐的杨树叶。然后开动粉碎机，把这些东西打成树叶粉，再与地瓜面合起来做成“跃进球”，勉强填进肚子。晚上肚子饿了，睡不着觉，同学们每人喝一大碗固体酱油水，也就睡下了。
后来，工学院也培养出自己的“小球藻”，制造出所谓“康复饼”，首先给体弱多病的同学补充“营养”。这些出奇制胜的应变绝招，保证了同学们生存的基本需要，也受到了表扬，还有外校的师生来参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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