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阮甫堂
阮甫堂受到仅次于劳动教养的严重处分，撤销记者站负责记者的职务，取消预备党员的资格，取消原行政17级（月工资91元），戴上右派分子帽子，送往农村监督劳动，每月仅给15元生活费。
在1957年反右派斗争中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刚入党两年还来不及如期转正便丢掉了党籍，刚提职一年多便失去了继续提高和进取的机会，刚到而立之年便虚度了人生最宝贵的金色年华而没有干成一番事业，刚结婚不久便无可奈何地被近同意离婚……
下决心在繁重、艰苦的几年劳动中好好磨练自己，经受住在艰苦日子中经常挨饿、劳累和生病（水肿、干瘦等）的严酷考验。1961年摘帽以后，拼命工作，曾在1963年一年中干过30个通宵，一个人做几个人的事，而且尽力把工作做好，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出优质高效的成绩来。1979年1月23日，中共湖南日报社委员会作出了《关于改正阮甫堂同志被错划右派的决定》。《决定》宣布：“阮甫堂原被划为右派分子属于错划，经研究决定予以改正，撤销原处分，恢复原工资级别行政17级，从1978年10月1日起按行政17级工资发给（每月91元）。预备党员按期转正，党龄从1957年4月算起。在错划右派期间，应连续计算工龄。
报刊编辑部的右派分子（5）
（十）刘皓宇
1958年4月26日，报社宣布对右派分子的处分，刘皓宇受到严厉的处分：开除党籍，撤消原有职务，降任待遇较低工作，由行政18级（月工资85元）降到23级，月工资45元。在开除党籍的支部大会上，被划为右派的人比做有毒的种子，不论撒在哪里，都会开出有毒的花，结出有毒的果来。还说：“给你们戴上右派帽子下去劳动，比不戴帽子下去对你们的改造更加有利。”
从这天起，就开始了人生中受人歧视、颠沛流离的漫长厄运了。由人变成了鬼，由一个共产党员变成了阶级敌人，被划为五类分子，下放南县农村劳动改造。在南县农村戴着右派帽子作过田，喂过猪，看过羊，放过鸭子，守过西瓜地，经过劳动的磨练由户不能挑到能挑150斤重担；还当过给公共食堂绘宣传画的画匠师傅，做过酱菜，给公社酱食厂设计过商标，参加过五类分子集训。在“过苦日子”时得了水肿病，吃过老鼠、青蛙、野鸡蛋和蛇，还吃过细糠与野菜等，被命令独自一人在寒冬半夜冒着北风跑二十多里路去送通知，又曾因衣服破烂被当成外流犯关过牢，可以说人间苦难的各种滋味都尝到了。有一次开渠道时，险些被铁锹削掉脑袋，送了命。后来转到湘阴劳动，到1961年，终于在湘阴省直属机关农场摘掉了这顶压在头上有千斤重像鬼魂般的右派帽子。
到1970年又不得不做了五个月卖餐票的工作。1977年才回到阔别15年的长沙，分配在长沙市十五中教书。刘皓宇打成右派时不到26岁，因为自己是右派份子，别人畏而远之，他也有自知之明，以致拖到40岁才结婚，22年中的工资一直每月45元，还要拿一半供养年老的父母；结婚后因生活贫困，拖到46岁方生一男孩。刘皓宇领独生子证书时，人们都投以惊奇的目光。
1979年4月，才得到一纸通知：错划右派终于得到“改正”，恢复了党籍、原有职务和18级工资每月85元，由鬼又变成了人。工龄中有一半时间被浪费了。47岁的刘皓宇被调到了湖南科技出版社担任编辑和室副主任。
（十一）傅白芦
生于1923年，原系中共党员，为新湖南报编委会委员、秘书长，工资13级。1958年6月，被作为报社党内右派集团的重要委员，受到第1类的严重处分：开除党籍、开除公职、自谋生计。初被押送劳动教养，后因爱人已先下放岳阳，留在长沙的两位年过六十的老父母和四个未成年的孩子无法安置，而改为自谋生计。1962年3月，经省委批准，接掉右派帽子在长沙市北区房地产修建组工作，月工资50元，无级别。不管在怎样痛苦、绝望、悲观、困难的情况下，还在劳动，像往昔一样严格要求自己。
（十二）杨德嘉
1958年春天，杨德嘉担任《新湖南报》农村部副主任时被划为右派，当年25岁。在报社众多的右派分子中，算是“罪行”较轻的一个。虽然开除了党籍，撤销了职务，行政级别16级却未动，月工资106元。时隔半年，正在衡山县岭茶乡农村劳动改造时，接到组织上的通知：摘掉右派分子帽子，改开除党籍为留党察看两年；但由于留在了党内，行政上则需加重处分，工资由16级降为19级。同样重新处理的，还有张雨林、袁家式、严伯嘉。张雨林的岳父是毛主席的同学周世钊；杨德嘉的父亲杨树达早年曾和毛主席共同参与驱逐军阀张敬尧的事件，解放后与毛也曾多次见面并有书信往来。据说这是两人重新处理的重要原因。“右派分子”才过了半年就摘掉帽子，又还留在党内，据说这在全国都是罕见的。党内减轻处分，行政上又加重处分，也从未听说过。当时有人悄悄说：“这张党票，是花三级工资买来的哟!”
（十三）张少锋
张少锋生前是新湖南报资料室负责人，在1957年整风鸣放期间，他基于自己的职责，将外报整风鸣放的报道剪贴公布在评报栏中，另外给编辑部大、小展览会提供了一些优稿、劣稿的剪报。仅仅因为这一点，他就被划为右派分了，受到监督劳动，每月15元生活费，下放衡山改造的处分。他因劳累过度，贫乏饥饿，在1961年得恶性痢疾，重病时被送回长沙市一中他爱人杨春云老师家。不到四天便去世了，死时还戴着右派帽子。直到1979年三中全会以后，他的错划右派问题，才得到改正。这已是18年以后的事了。
［附］新湖南报右派冤案受害者名录
第1类 朱正 男 26岁，报社编辑，所受处分：开除公职劳动教养。1970年被错判徒刑。
第1类 钟叔河（朱纯之夫）26岁，共青团员，报社编辑，所受处分：开除公职、劳动教养；因家有老小牵挂，当年改为自谋生计。1970年被错判徒刑。
第1类 刘凤翔 男 26岁，中共党员，湖南农民报编委。所受处分：开除公职、劳动教养。1969年被错判15年徒刑，1970年4月被错判反革命罪，遭枪决。
第1类 李长恭 男 26岁，报社编辑，所受处分：开除公职、劳动教养；1960年被判刑12年，在劳改中被迫害致死（自杀）。
第1类 蔡克诚 男 33岁，中共党员， 报社编委，所受处分：开除公职、劳动教养；1968年3月在报社被迫害致死（被造反派凌辱而自杀）。
第1类 萧 湘 男 32岁，《湖南农民报》编辑，所受处分：开除公职、劳动教养。文革中被错判徒刑。
报刊编辑部的右派分子（6）
第1类 谌震（饶珍之夫） 37岁，报社编辑 所受处分：判处徒刑13年。
第1类 傅白芦 男 33岁，中共党员，报社编委、秘书长（13级），所受处分：开除公职、劳动教养；因家有老小牵挂，当年改为自谋生计。
第1类 柏原 男 35岁，中共党员，报社编委，所受处分：开除公职、劳动教养。
第1类 张志浩 男 35岁，报社编辑 所受处分：开除公职、劳动教养。
第1类 周艾从 男 35岁，报社编辑 所受处分：开除公职、劳动教养。
第1类 郑昌壬 男 30岁，共青团员 报社编辑，所受处分：开除公职、劳动教养。
第1类 易地 男 32岁，报社美术编辑，所受处分：开除公职、劳动教养。
第2类 苏辛涛 男 41岁，中共党员，职务副总编辑 所受处分：保留公职劳动教养。
第2类 朱纯（钟叔河之妻）28岁，共青团员 报社编辑 所受处分：保留公职、劳动教养；因家有老小牵挂，当年改为自谋生计。
第2类 欧阳楠 男 31岁，共青团员 职务秘书 所受处分：监督劳动、每月生活费15元。1968年在农村监督劳动中自杀。
第2类 唐荫荪 男 30岁，民主同盟盟员，共青团员 报社编辑 所受处分：监督劳动、每月生活费15元。
第2类 张少锋 男 32岁，报社资料组秘书 所受处分：监督劳动、每月生活费15元。1961年被迫害致死。
第2类 邓钧洪（李茵之夫）41岁，中共党员，前《新湖南报》社长、湖南省文教办副主任（11级），所受处分：撤消原行政级别11级，监督劳动、每月生活费15元。
第2类 黄保定 男 26岁，报社编辑 监督劳动，后改为自谋生计。
第2类 李冰封 男 29岁，中共党员，报社编委，所受处分：监督劳动、每月生活费15元。
第2类 姚平 男 28岁，《湖南农民报》编辑 所受处分：监督劳动、每月生活费15元。
第2类 易子明 男 29岁，中共党员，编辑部副主任 所受处分：监督劳动、每月生活费15元。
第2类 黄仁 男 31岁，共青团员 编辑部副主任 所受处分：监督劳动、每月生活费15元。
第2类 杨澍 女 34岁，共青团员 编辑部副主任 所受处分：监督劳动、每月生活费15元。
第2类 阮甫堂 男 31岁，中共党员 报社负责记者 所受处分：撤消原行政级别17级（月工资91元）监督劳动、每月生活费15元。
第2类 刘华山 男 26岁，中共党员 报社负责记者 所受处分：监督劳动、每月生活费15元。
第2类 罗印文 男 26岁，中共党员 报社负责记者 所受处分：监督劳动、每月生活费15元。
第2类 李茵（邓钧洪之妻） 34岁，中共党员 报社人事科副科长 所受处分：监督劳动、每月生活费15元。
第3类 邹超 男 24岁，中共党员，《湖南农民报》编辑 所受处分：撤职降薪；1963年1月被迫害致死。
第3类 蓝岗 男 36岁，报社编辑 所受处分：撤职降薪，由行政17级降为21级；1960年被错判徒刑。
第3类 李均 男 28岁，中共党员，编辑部副主任，所受处分：撤职降薪，由行政16级降为21级。文革中被错判徒刑20年。
第3类：丁明凯 男 26岁，中共党员 编辑部副主任 所受处分：撤职降薪。
第3类：刘春圃 男 32岁，中共党员 编辑部副主任 所受处分：撤职降薪。
第3类：张慎恒 女 25岁，中共党员 报社记者 所受处分：撤职降薪。
第3类：罗光裳 女 26岁，中共党员 职务秘书 所受处分：撤职降薪。
第3类：宗柏生 男 29岁，共青团员 职务秘书 所受处分：撤职降薪。
第3类：邹今铎 男 42岁，报社检查组组长 所受处分：撤职降薪。
第3类：向麓 男 32岁，报社编辑 所受处分：撤职降薪。
第3类：袁家式 男 32岁，中共党员，报社编委，所受处分：撤职降薪；1958年秋摘去右派帽子，恢复党籍，但给予留党察看处分。
第3类 张雨林 男 33岁，中共党员，《新湖南》报社编委兼《湖南农民报》副总编辑，所受处分：撤职降薪。1958年秋摘去右派帽子，恢复党籍，但给予留党察看处分。
第3类 张式军 男 27岁，中共党员，报社编辑部主任、省委第一书记秘书，所受处分：撤职降薪。
第3类 刘哲澄 男 28岁，《湖南农民报》编辑 所受处分：撤职降薪。
第3类 陈望岳 男 28岁，中共党员，编辑部副主任 所受处分：撤职、降5级。
第3类 刘皓宇 男 26岁，中共党员 报社编辑 所受处分：撤职降薪，由行政18级降为最低的23级。
第3类 何新明 男 23岁，中共党员，报社编辑 所受处分：撤职降薪
第3类 伍国庆 男 23岁，共青团员，报社编辑 所受处分：撤职降薪。
第3类 李福全 男 25岁，报社编辑 所受处分：撤职降薪。
第3类 张海辉 男 30岁，中共党员，湖南农民报编委 所受处分：撤职降薪。
报刊编辑部的右派分子（7）
第4类 严伯嘉 男 27岁，中共党员 报社编辑 所受处分：降职、降薪。1958年秋摘去右派帽子，取消预备党员资格。
第4类 鲁峋 男 24岁，中共党员，报社编辑 所受处分：降职、降薪。
第6类 杨德嘉 男 25岁，中共党员，编辑部副主任，当时免予行政处分；1958年秋摘去右派帽子，恢复党籍，但给予留党察看处分并降薪，工资由16级降为19级；但到文革中被错抓坐牢。
此外还有：
黄德瑜 男 34岁，中共党员，湖南农民报编辑 1957年批斗时不堪凌辱而出走，从此失踪，据信是自杀了。
说明：1、上述右派分子里面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都被开除党籍团籍，但像张雨林、袁家式、杨德嘉、严伯嘉于1958年（半年后）被摘去右派帽子，前三人恢复党籍，严伯嘉被取消预备党员资格，不知道其他地方有否先例。
2、上述右派分子中有四对夫妇、一对兄弟、一对叔侄；到1959年，苏辛涛的妻子、以及张慎恒的丈夫被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丁玲陈明夫妇
丁玲本是副部长级（行政7级）干部，月薪322元。建国之初，她曾住在颐和园的松云巢，那是座落于排云殿与石舫之间的山坡上，是一所较大的宅院，有正房5间，耳房2间，院中有走廊。毛泽东和江青还来这里看望过她。后来，她又搬到多福巷16号，一所典型的方方正正的四合院里，这是公家的房子，她经过一番装修，已是焕然一新了。院内有繁茂的花木，北屋西边1间是她的书房，另l大间做客厅，西厢是卧室，东厢的3间中，有2间打通为l大间是餐厅，房内摆了1套沙发，也可以做会客用。南屋的几间由女工住，北屋两边的耳房做厨房和暖气锅炉房，东边的耳房由儿子住。
丁玲和丈夫陈明都被打成右派分子。陈明的单位北京电影制片厂对他的处理是第2类，撤销级别、保留厂籍，下放农场监督劳动。陈明被发配到了北大荒——黑龙江密山农场。从此停发工资，按农场新农工待遇，每月只拿28元生活费。
陈明走后，丁玲仍留在北京等待处分。作协党组书记邵荃麟告诉她：“对你的处分是按右派分子的第6类处理。冯雪峰也是按右派分子第6类处理，这是在政治协商会议小组会上讨论过的。你可以不下去劳动，分配工作，也可以留在北京，从事研究或写作，稍微降低或者保留原工资。”但是丁玲希望到北大荒去，同陈明生活在一起。不久，她就从中国作家协会拿到由中宣部签署的一封简单的介绍信。这一张窄纸条写着：“撤销职务，取消级别，保留作协理事名义。下去体验生活，从事创作；如从事创作，就不给工资。如参加工作，可以重新评级评薪……”丁玲就这样去了北大荒，这一年她是54岁。丁玲在北大荒住在简陋的农舍里，她参加劳动，养鸡，办托儿所，当扫盲教员，后又到宝泉岭农场安家落户。
其他“另类”拾零
北京钟惦棐
电影评论家钟惦棐在1957年因发表杂文《电影的锣鼓》而成为钦定的“右派”，受到了第2类处分：总算态度还好、情节不十分严重，决定撤职送农村或农场监督劳动，生活上酌予补助；开除党籍，撤消职务（原为行政11级），下放唐山柏各庄农场监督劳动4年。撤职、监督劳动者不发给工资，每月领取生活费26元人民币。
钟惦棐被戴上右派帽子以后，最受牵连的当然是直系亲属。夫人张子芳和岳母带着五个孩子，四男一女，被迫从机关大楼的宿舍迁居到陋巷大杂院——振兴巷6号。在繁华的北京闹市区，这条窄巷，三人并肩就无法通过。从1958年到1979年，一家老少八口人，就一直挤住在这里的狭小平房中。
钟惦棐每月生活费26元，每个孩子补贴10元，加上张子芳每月工资，共收入100多元，要养活八口之家，物质生活的窘迫，可想而知。长年靠棒子面粥、窝窝头养活，不买论斤称的新鲜蔬菜，而买最便宜货：论捆的烂菜叶子、论堆的烂西红柿。孩子们放学回家，马上脱下布鞋换木屐，以节约鞋子。1960—1962年三年灾害饥荒时期，张子芳工作的北京电影制片厂偶尔从外地弄到一批鸡，配给供应，每只6元(黑市价10元到15元)，每个职工限购一只。张子芳盘算来盘算去，硬是拿不出这6块钱来养五个嗷嗷待哺的孩子和一个老弱的母亲。“一毛钱攥出汗水，也舍不得花”。（引自罗艺军《敲电影锣鼓的人》，原载《电影创作》1993年第5期）
受尽了唐山柏各庄农场的4 年监督劳动煎熬，钟惦棐由于“劳改表现好”，终于被调回北京，贬谪在中国电影家协会资料室工作。1963年，他被摘去“右派分子”帽子，成了一名“摘帽右派”，行政降4级，降为15级，每月工资124元。
钟惦棐还没有缓过气来，1966年“文革”的锣鼓敲响了。作为“摘帽右派”，他这个反面教员成了“革命大批判”的“当然对象”。于是，他又被关进“牛棚”，每月生活费仅15元；然后被赶到咸宁五七干校劳动。
直到1979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这才使钟惦棐的沉冤得以昭雪。钟惦棐苦笑道：“我的党龄现在被确定为40年，居然有一半多时间不在党内。”钟惦棐又开始忙于电影评论工作，他被推选为中国电影评论学会会长。写下百万言电影理论著作，他说：“人活一天，倘学无长进，则愧对人生。”
1987年3月，钟惦棐患肝病和肾癌，不幸病逝。令他欣慰的是，他的次子阿城以小说《棋王》震动中国文坛，进入作家行列。
上海陈忠兴
陈忠兴（生于1926年）是邮电部上海通讯设备厂的技术人员，由于“把伟大领袖毛主席比成孙悟空”而受批判。1958年7月被调到工具车间监督劳动，9月被“补课”定为右派分子。陈忠兴在1956年评为七级技工，每月工资105元4角；定为右派以后，降为三级工，每月工资57元5角。他上有双亲，下有三子一女。妻子是女工，1956年曾被评为先进工作者。自从他被打成“右派分子”，家庭重担压到了妻子肩上，妻子的头发过早地白了。
在百般无奈之中，陈忠兴把女儿给了别人抚养。
1959年批判“右倾机会主义”时，他又被押送到上海青浦县青东农场劳动教养达两年之久。陈忠兴想不通。在极度孤独、苦闷之中，精神失常，甚至几度想自杀而未遂。
1963年4月16日，陈忠兴终于结束了“劳教”，摘去右派帽子，回到厂里。可是，他的工资竟被定为每月39元——据告知，他从农场来，算是新工人，而最低一级工资是每月39元!
他在一份旧报纸上看到“反右派运动”的总结报告，上面提到在工人之中是不划“右派分子”的。他据此写信向上申诉，却被说成是“右派翻案”。
1977年，他的月工资增加5元。1978年12月，厂里开会宣布为他平反，提升为技师职称，工资恢复到每月工资105元4角。
上海的“著名右派”陈仁炳
上海市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陈仁炳被打成“右派分子”后，经历“七斗八斗”，便被送入上海社会主义学院学习。1958年9月至年底，上海“著名右派”48人，又被送往上海县颛桥农村“集中学习”。分为三组，陈仁炳属第一组，组长为陆诒；第二组组长为徐铸成，第三组组长为沈志远。他们住在农村，上午在田间劳动，下午写交代。12个人睡一个房间。除了右派外，还有监督人员，生怕有人自杀。陈仁炳在劳动期间患心脏病，经第四人民医院抢救未死。不久妻子离婚。1960年12月“摘帽”回学校教书。1966年文革开始，又被“监督劳动”9年，做木工，当下手；每月工资一度被减至57元7角。当时，他的房租要40元，只剩下17元7角生活费。不得已，他只好放弃原本在淮海中路的宽敞住房，迁居到普陀区两间8平方米的小屋。1972年患肺炎、心肌炎，实在干不动体力劳动；1975年，陈仁炳65岁，获准退休，从此他再也不必去做木工了。退休金每月57元。1981年恢复教授待遇，住房、医疗均有了保障。
摘帽之后的费孝通
1987年费孝通教授接受巴博德教授采访时，谈到了反右的情况。摘录如下——
费：1957年。气氛突然改变。我不知道这一变化背后是什么，但是我发觉自己落入陷阱。甚至现在我们也不真正了解突然变化的背后是什么，虽然这个运动在一般人已经认为是一个错误，一个过失。但是从那时起我进入了一生中完全不同的一个时期。我不能说它是可怕的——没有人打我，也不要求我忍受体罚。他们只是批判我。我说，行，我愿意接受批判。严肃地说，我想要明白我错在哪里。我被解除一切原任行政职务，只保留教授职位。实际上我喜欢这个角色，在中央民族学院当一名教授简单得多。可是，我当然不能做实地调查了。然后，下一年，他们“摘掉我的帽子，”或者去掉我这个标签。
巴：那是在1959年?
费：1959年。那时我成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委员。我被给予政治地位。贬黜算是结束。现在我可以去各地访问，但仅作为有组织的团体的一员而不是个别的旅行，那不坏。许多同样被谴责为右派分子的较年轻的人却被发送到艰苦的地方，过着艰苦的生活，而我没有。不过这时我没有声音了，没有人会出版我的任何东西。所以我变得默默无闻了。
巴：费教授，这是在告诉你右派分子已经摘掉以后?
费：1959年他们摘掉了我的这顶右派帽子。
巴：仍然没有人出版你的著作?
费：没有人会出版我写的任何东西。理论上我是恢复了名誉，但实际上没有改变。这时我被称为“摘帽右派”所以事实上我仍是一个右派分子。那是阶级斗争。“摘帽右派”成为像我这样的人的特殊称号。我们还是被当作右派分子对待，被剥夺许多权利，被当作一类特殊的人对待。这是阶级斗争。
那时我的思想实际上停滞了。我不能写作，这使我智力停滞。我开始怀疑自己。我到底是不是错了? 我是在保护资产阶级吗? 我错在哪里? 我不明白，但我也不认为他们是错了。麻烦就在于此。他们不应该这样对待我，我有这种感觉，但是我错在哪里? ……（转引自张冠生《青山踏遍·费孝通》第148—149页，山东画报出版社，1998年）
在城镇配给的粮票和各种票证（1）
1955年开始印制发行了统一的“全国通用粮票”，这一版全国粮票曾在1956年和1957年两次加印，面值有“壹市斤”“半市斤”“肆市两”（四分之一市斤，旧秤16两为1斤）“叁市斤”“伍市斤”等五种，一直用到1980年6月才作废；在1965—1966年又印制了新版的全国通用粮票，面值有“壹市斤”“半市斤”“贰市两”（五分之一市斤，新秤10两为1斤）“叁市斤”“伍市斤”等五种，一直延用到1993年。
此外，各省(市)、军队也印发了配给的正规粮票。
从20世纪50年代直到90年代初，我国城镇一直实行“配给制”，基本生活用品如每人每月20—30斤粮食（粗粮和少量细粮）、半斤或几两油、半斤或一斤肉，每年几尺布等，都凭“户口供应本”分栏记录、发给票证，配给到每户人家。
形形色色的票和证，乃是50—80年代我国城镇户口（排除农民）享受物质供给权利的凭证。没有购粮证，粮店就不卖给粮食；没有购物证，几乎就丧失购买生活必需品的资格。
票证的配给数量和种类，各有差别。大、中、小城市不同，各种职业、工种的级别不同，最末一等是农民，不办户口本、不发粮油票、国家除了偶尔对于种棉、养猪给予有限的奖励以外，几乎什么配给也没份！
户口和票证乃是城镇专有的特权。职工从本单位或企业领取工资、奖金以外，还能凭票证以“平价”购买国家规定的配给品。当然前提是基本供应得到保障、物价相对稳定；一旦供应极度匮乏或物价上涨，那么职工的实际收入就低于名义工资。
“配给制”只对市民生活中的部分必需物实行配给，方法是定量、限额、凭证、凭票。一年四季，每季度将三个月的票证，通过各“单位”和街道里弄居民委员会，依照户籍分发到各家市民。在“供应本”上加以记录查核。有的按户计算，有的按人头计算；单身者如学生等，由学校按“集体户口”领发。政府设置专门机构（商业厅局、粮食厅局等）来管理这一复杂烦琐的事务。
20世纪60年代，我国职工家庭每人每月购买的商品中，有70—80 % 是凭票证定量供应的。另外有20—30 % （主要为食物和日用品）来自农贸市场和高价商店、高价餐厅。至于收入低的多数职工，几乎全部购买国家定量供应的日用必需品（平价商品），而根本买不起自由市场上的“议价”商品，也进不起高价餐厅。
上海市最早发给票证的回忆
作家何满子回忆说：建国的头几年，倒没有这票那票的，市场上也没有排长龙的现象。当时有个前苏联的艺术团体，芭蕾大师乌拉诺娃那一批吧，1952年到上海，年轻的男女演员们在上海淮海中路闹市一看，商店里货品琳琅满架，使他们大吃一惊，纷纷争购香水、发油等化妆品，可见在他们国内是难得弄到的。
大概在1955年，上海开始发粮票和布票了（引者注：1955年11月开始使用全国粮票和油票，1954年9月各地发放布票，1957年开始发放肉食票）。开头觉得很麻烦，上个馆子、买包点心，钞票之外还要加粮票，很不习惯。谁知麻烦的事情还在后头，一到“莺歌燕舞”、“我们一天天地好起来”的“大跃进”时期，什么票证都出来了，粮、油、布票之外，陆续添上了香烟票、糖票、火柴票、日用品票、副食品票、绒线票和现已忘了名目的花样百出的票证。
许多票证以编号表示。普通分为几十个“号”，文革十年期间，多达上百个“号”。
每月发下来一大叠票证，还要分上、中、下旬。有些还规定着商品等级，如“烟票”，一般按季度发给；城镇居民平时只能得到低档次的“乙级”“丙级”香烟若干包，节日才供应“甲级”香烟。烟票上印制“几等烟几包”，等等。
家庭主妇为了掌管这些票证大伤脑筋，搞得晨昏颠倒；而这些玩意又是命根子，稍一不慎，丢了或弄错了都是性命交关的。
其中粮票更是可以制人死命，是一点也含糊不得的。正当《人民日报》《红旗》狂吹亩产麦子、稻谷几万、十几万斤，据说怕粮多了没仓库堆放，听任大家放开肚皮吃，公社里办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的时候，忽然“人祸天灾”席卷大地。饿得眼珠发绿、浑身浮肿的人们，为了几斤粮票打死人的案子，何满子就听见过多起；还跟一个因抢十几斤粮票和少数钞票而在铁路边打死人的死刑犯，一同在宁夏中卫县公安局拘留所里呆过。那可怜虫看上去很善良，只因没日没夜的大炼钢铁，实在饿得发慌了，这才铤而走险的。如此票证悲剧当时不知有多少！
就何满子自己家里说，大女儿不小心，姐妹俩一个月的粮票被人扒窃了。老伴只得用家里的衣物以不等价的交换方式换成粮票替补。各地都有粮票和各种票证的黑市，难以指责这种黑市的法律和道德问题。谁应该受到历史的谴责？是哪些指点江山穷折腾的始作俑者。
由异想天开的瞎胡闹带来的物资极度匮乏，逼迫人们为了活命而卑微萎琐。举一小例：1961年何满子回上海医病，住在一个老朋友家里。朋友们的孩子只要一放学，就到街上去看商店里有没有不要票证的什么商品在排队出售。何满子寄居在朋友家里，心想也该为他们尽点力。一天经过一家大商场，从里到外，人们排着一条长龙，问是卖什么？排队的人也都不知道。何满子就跟着盲目排队，好容易排了两个来钟头，轮到何满子了，原来是卖一包发酵粉！真是啼笑皆非。
在城镇配给的粮票和各种票证（2）
以上说的还只是保障最低生活条件的票证。至于高一档的，如牛奶要票、自行车要票、缝纫机要票、新婚夫妇新房里置办家具要票；此后到80年代电视机要票、电冰箱要票……票可以换钱，可以送人情，可以拿好处费，可以搞贪污！这里头花样百出，司空见惯。
配给定量的波动起伏
凭票证供应的最要命的生活品是粮食，如大米、面粉、粗粮，特称为“主食”。根据年龄、性别、工作性质、地区的差别，各人的口粮定额有所不同。一般平均为每月20—30斤左右。女性比男性标准低、脑力劳动者比体力劳动者口粮少。每人每月可向国家购买多少斤，保证每人可吃到的米面。经济困难时期，则强制性地减少“定量”。
20世纪后半叶直到90年代，中国人食品的构成中，粮食（主食）多于副食、粗粮（玉米小米高粱米、灾害时期包括薯类）多于细粮（大米面粉）、蔬菜类多于肉禽鱼蛋。一顿饭往往需要半斤到一斤“主食”方可填饱肚子。大城市每人每月半斤油、一斤肉；难得吃一顿饺子、包子就算是“改善生活”了。因此人们（特别是孩子、学生）经常受饥饿煎熬。见面的问候总是：“吃了吗？”
上海市居民的“定量”算是最受照顾的了。一般上海人养成习惯，精打细算、节约自己核定的粮食数额。少数的还有多余，若不购米回家煮饭而愿意在饭馆吃的，也必须向饭馆付出所消耗粮食数量的符号——粮票，如吃了半斤饭，就得付给饭馆印有“五两”（80年代后改印为250克）字样的粮票（这粮票如二分之一火柴盒或一张邮票那么大小）然后再付饭钱。而在住家附近指定的粮店购米、面，不但要付人民币和粮票，还得出示定点供应的“购粮证”，做到了绝对有计划、有分工地管理和供应粮食。
从50年代初政府就对此采取了措施，而且限量配给，粮食的价格几十年没多大变动，维持在人民币1角几分1市斤（500克）。60年代初将1角钱1斤的定量配给“米价”，提高到1角2分1斤，还要将职工由此受到的损失用“米贴”来加以补偿。在发工资时责成各单位、企业一并每月发给职工。
类似的还有猪肉、食油、白糖、卷烟、黄豆制品、鸡蛋，都要票证，少量供应。本来还有纺织品，1984年间因人造纤维敞开供应而取消了“布票”。不过猪肉的配给出现了“二进宫”，虽然1985年“肉票”曾一度取消，但由于各种原因农村养猪减少，加上个体商贩争向农民购猪肉、然后抬高价格，使职工在菜场上买不到、或只能买到大肥膘肉（大家已不像经济最困难时期那样爱吃肥肉），引起市民不满，1988年又重新纳入“按人口定量供应”每人每月1市斤半（750克），比最困难时期（1斤）略有增加。
每户还有三种供应本
除票证和购粮本（粮油供应本）之外，许多城镇人家还发给三种生活必需品的供应本：
一是工业品供应本，二是副食品供应本，第三种是生活用煤供应本。
凭“工业本”每个月可以买1缕白线，1缕黑线，6块肥皂，100克食用碱；物品最紧缺的时候，买钢精锅、保温瓶、饭盒，都得使用工业本。20世纪50年代，手表、自行车、缝纫机等工业品成为居民向往的“三大件”，逐步都要凭票证购买；60年代还出现了工业品购物券，简称工业券，随工资发放，每10元工资发券一张。有45种日用百货列入凭票范围。
凭“副食本”，按月份供给每户人家定量的副食品，另有新年、春节、五一节、国庆节供应专页，及儿童（包括两周岁以下幼儿及二至七周岁儿童）、老人（指70岁以上）、孕产妇及特需供应专栏。一般是每个月可以买到1斤（500克）鸡蛋9只，白糖、豆腐、盐，每月半斤带鱼，每到春节更可以凭本供应50克木耳、还有越冬的大白菜等。
“购煤本”则是根据住户的房间数，供应煤炉子、煤球（或蜂窝煤）及劈柴。
供应本和票证上的最高指示
文革期间，在每家每户的供应本上，正面、背面、扉页等处，都印制了“毛主席语录”。在购粮本上通常印制“毛主席语录：节约粮食问题。要十分抓紧，按人定量，忙时多吃，闲时少吃；忙时吃干，闲时半干半稀，杂以番薯、青菜、萝卜、瓜豆、芋头之类。……”
在粮票、油票上面，通常用红色印制这样一些简短的“毛主席语录”：
“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阶级斗争，一抓就灵。”
“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
“备战、备荒、为人民。”
“要斗私批修。”
“必须把粮食抓紧，必须把棉花抓紧，必须把布匹抓紧。”
“要节约闹革命。”
由此也可以看出文革期间的时代特点：（一）极左的“阶级斗争”群众运动盛行：（二）物资（粮食、棉花、布匹等）极度匮乏，人民生活陷入极度贫困。
平价（官价）和议价
落实到每个市民的粮票、油票、肉票、糖票、布票、香烟票、工业券（限制购买自行车、缝纫机等）……以及凭户口簿购物证按家庭定量购买的某些物品，如肥皂、灯泡、火柴、棉线、芝麻酱、粉丝、豆腐、烟、酒、盐、碱……等等。偶尔逢年过节，才发放特殊补助票证、供应少量的蛋、鱼、茶叶、花生、瓜子、熟肉制品、豆制品、白糖或红糖等等，花色虽多、数量有限。它使城镇职工的实际工资，在一定程度上超过了名义工资；票证客观上具有了补贴价值。
限量供应的“配给品”价格，全都低于自由市场即农贸市场，即 “黑市”。个体商贩为经营的价格叫“议价”，意为非政府规定价格，随行就市，按照市场机制的价值规律，自由浮动。当然商品搞得比“配给品”漂亮些，但质量也不一定比“配给品”好多少，价格却往往是“配给品”的两倍或更高。如鸡蛋，配给品是人民币几分钱一个，而个体商贩那儿，个个鸡蛋外面擦拭得挺干净，价格却高达3角、6角甚至1元钱一个。凭票配给的食油是8角一斤，到市场去买就得2元一斤。城市户口不论老少，都可向指定的国营店摊每月凭票证购一份“平价”或“官价”的供应品。
报刊文章解释说：中国还不是一个发达国家，上海虽属世界大城市，但仍在不发达的行列之中，如到了市民都买4、5角钱一市斤米吃而毫不嫌贵，并且只要有钱就都能买到，那也无需限量供应，更无需这票那票自找麻烦了。
政府长期用“凭票、凭证、限额、限量”的办法供应生活必需品，原因是产品的普遍匮乏，其初衷为保障城市居民维持基本生活、稳定社会秩序。如果配给品的“平价”和市场“议价”价格悬殊过大，就不利安定。票证的潜在价值，就等于两者的差价。政府明令禁止买卖票证，但实际上，暗中仍有这种票证黑市，如以票换物、以票卖钱。1斤（500克）粮票的交换价值，经常为2-4角人民币，灾害时期甚至更高。
20世纪80年代国家粮店售出的大米，每斤还不到2角钱。“谷贱伤农”，如果国家也用1角几分1斤的价格向农民收购粮食，农民感到这点钱连成本也不够，白辛苦了。于是政府既要照顾城市人口利益、又要照顾农民的收入，得化3角钱一斤向农民买进。80年代允许农民将自留多余粮食少量进入农贸市场，每市斤大米价格（议价）在4角以上。由此可见，职工每吃一斤粮食，从政府处得益2角钱以上；如果他每月“定量”是30市斤，一个月就得益6元以上。全上海除郊区农民外，约有800万人按粮食定量供应的，上海市政府每月就需补贴5千万元，一年就得多支出6亿元人民币。
粮票实在是命根子（1）
1958年瞎指挥“大跃进”以后，全国范围内的共产风、浮夸风造成极大损失，1959—1962年持续三年的严重灾难，全国老百姓绝大多数吃不饱肚子，浮肿病、肝炎、传染病蔓延，各地甚至饿死几千万人（学术界估计的数字有不同说法，为3千万至6千万）。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何兹全回忆：过去鸡鸭鱼肉，要吃总能买到一些；此时没有了，一点也没有了。市场上，不仅鸡蛋、鸭蛋、能吃的蛋都没有了；豆油、花生油、麻油也都没有了；连蔬菜都难以见到了。粮食定量、发粮票，本来何兹全定量是32斤，妻子良玉31斤。灾害时期要求减少粮食定量，何妻的定量减为28斤；一直忍饥挨饿，体重由130斤减少到93斤，瘦成一个小黑老鸹（乌鸦），真可怜。有次在路上捡了一个白菜头，回到家用水泡上。后来竟然发了芽，长出叶子，枝叶茂盛。儿子回家，掐几个叶子给他作汤喝。有同志看见了，端到系里去展览说：“何先生家多会动脑筋想办法，增加生产。”何妻在三十九中学教书，从学校买回一麻袋干菜叶子。叫作干菜叶，里面什么都有：头发、树叶、树枝、烂棉花、线头、泥土。泡上洗，泥汤一换一次、二十次水还洗不出菜叶来。洗好后，切碎，和上面粉，放上盐做团子，蒸着吃。北师大全校师生大多浮肿，腿软无力，学生体育活动都停了。
河北南部某县一个生产队长姓杜。他有一套吃饭省粮食的发明创造，到北京来传经送宝。毛泽东主席还请他吃过饭。他到处作报告。北京师范大学也请过他，听他传授宝贵经验。他的创造是所谓“双蒸饭，小碗吃”。双蒸饭，是蒸过的米饭再蒸一次，一斤粮票的米可以蒸出三斤饭（一蒸再蒸，水多了饭就多）。小碗吃，吃饭数碗时用最小（半两）的碗，两碗、三碗啦，感觉饱啦。说的人很有风趣，听的人也很兴奋。好办法! 居然能感动上听，受到毛主席的称赞，还请吃饭。毛主席请他吃一个苹果，他不肯吃，要带回去让全村全队的人们分着吃。听的人热烈鼓掌。但是后来听说，那人是个骗子!
没有粮票就没有奶水
作家白桦的儿子出生于1959年底，那是继大跃进之后的第一个饥饿的年份。母亲因病手术后没有奶水，当时的牛奶早已属于特权控制的配给品了，有钱也订不到。
1960年，拿着婴儿出生证，只能购买红糖1斤，猪排骨2斤，怎么催得出奶水？根本无法满足产妇补充身体之需。假如到黑市上去购买，1个鸡蛋就卖8角或9角钱（比平价贵十几倍），还要到处寻找，因为不容易买到。上海周围全是饿乡，只要不带口粮，给饭吃，工钱都可以不要。奶妈为了求生，把自己的孩子留在乡下喝米汤，恐怕大部分连米汤也没有，只好喝野菜汤。
扬州奶妈，年龄在30岁上下，白桦的月定量是28斤，妻子（电影演员王蓓）的月定量是25斤，一共53斤粮。白桦当时在工厂当钳工，他的一份粮要带到工厂里去，家里只剩下妻子的25斤定量。这困境被王蓓的同事们知道了。于是上海电影演员剧团的演员们纷纷解囊相助，真是大旱逢甘霖！有的1两2两，有的1斤2斤，有的8斤10斤……
90年代初，儿子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白桦问他：“你知道你小时候喝的奶水是谁的吗？”儿子答：“知道，是一个扬州妈妈。”白桦说：“也对也不对。在你刚出生的时候，许多曾在中国银幕上大放光彩的电影演员，每个月都从自己的口粮定量里克扣出一些粮票来给了我们，这样才能首先让你的奶妈吃饱，奶妈吃饱了，才有足够的奶水喂养你，你才得以长大成人。”
儿子先是笑了笑，而后，就黯然了……
牛奶证
历史学家王春瑜的妻子过校元，1955年考入复旦大学物理系，与王春瑜同届。他们在1956年相识相恋。1958年她提前毕业，留校工作。从1959年冬开始，复旦大学的食堂越来越紧张，靠每月25斤的定量粮票吃饭，副食品又少得可怜，根本吃不饱。校元吃饭时，每次总要将她碗里的饭拨一些到他的碗里。
1961年秋，王春瑜留校读研究生已经一年。结婚后，便有了副食品供应证，每周可买几块豆腐干、半斤豆芽之类，还另有一些票证。积蓄很少，凭工业券（工业品购物证），购买到一张双人铁床、一只热水瓶、一个洗脸盆、一只痰盂。
1962年夏天，妻子在上海医院生下婴儿。全国大饥荒，像瘟疫一样蔓延。校元怀孕期间，营养不良，没有奶水。找医生开出证明，病妇确实毫无奶水，按规定可以适当照顾，争取订一瓶牛奶。牛奶供应非常紧张，王春瑜立即去牛奶供应站，好心人帮助办了一张牛奶证。
大学同学的无奈
1960年的上海大学生龚勇回忆：上大学时，正值经济困难时期，粮食紧张。小伙子饭量大，经常是上课到半节，肚子便唱起了空城计。那时，城镇人口的粮票就如同命根子，真是无价胜有价。“粮票加钞票”就有了基本口粮维持活命。踏上工作岗位直到成家之后，都难舍粮票情结。有了孩子后，夫妻俩总是未雨绸缪，千方百计节约粮食，积攒一点粮票存起来。直到如今，孩子们还经常笑话家里“吃用特抠”，大人则坦言“习性难改”。这是经历过那个年代的老百姓的“通病”。
粮票实在是命根子（2）
70年代有一次到闽浙出差，少带了粮票，跟同伴勉强维持到杭州便面临挨饿了。幸好浙江粮食相对宽松些，有“议价”供应，于是连着吃免票的“菜下面”度过难关。还有次忽然收到一份加急电报，战战兢兢拆开一看，原来是大学同窗出差到四川，钱和粮票被窃，慌不择食，落难求救。真是哭笑不得，赶忙凑数邮寄“全国粮票”去救了急。在那个特定的年代，人不分贵贱，都凭票吃饭，所以出门要常检点身边两票（钞票和粮票）是否带全，比今天带护照或身份证还更重要。到80年代，省吃俭用积下一些粮票。用来换几斤鸡蛋。
揣着粮票游长江
一位教员回忆：60年代一个暑假坐上了从成都到重庆的火车。身上揣着的主要财富是粮票。上路没有粮票是不行的；光有钱，买不到食物。多收一些钱以代替粮票叫“议价粮”。无价的粮票，实际上成了有价的证券。用了粮票十余斤吧，换了一条大床凉席。
第二天，轮船在193公里长的三峡中穿行。船过葛洲坝，很快到了宜昌。上了岸，街边有卖粥的，要一毛钱一碗，给粮票也要六分钱一碗。想起一年前在重庆的饭店里吃粥，只要二分钱一碗，每碗粥半两粮票。
斤斤计较着粮票
作家马波（杨沫的儿子）回忆：1961年初，最严酷的时刻来临。商店里食物柜台一空如洗，连糖块都很少。往日没人买的糠萝卜、沾着好些泥巴的干藕，全都消失。以前堆积如山的大白菜，这年按本定量供应，每户只卖几棵，烂菜帮子都有人抢着捡。每人凭本一个月能买2两白糖。猪肉、盐、淀粉、肥皂、芝麻酱、粉丝……全要购货本，限量供应。过春节时，为体现党的关怀，每人凭本可买3两瓜子，不要粮票。花生根本见不着，据说全出口换了外汇。
全靠每天一斤粮食，缺菜少油更无肉，三顿饭到底怎么分配吃最不饿？
每人都饿得眼冒金星，粮票等于是生命票，人人都小心翼翼地保存。没粮票寸步难行，到哪儿吃饭都要交粮票成为全国通行的规矩。只有挨过饿的人才知道粮票的价值，丢1斤粮票可比丢10块钱还糟糕！在大街上若乞讨钱，或许能要到1毛甚至1块；若乞讨粮票，却不会有人给你1两！
每月学校退还马波6斤粮票，要给家里4斤，剩下的2斤，马波就上饭馆吃了。学校旁边有个小饭馆，马波常到那儿吃烫饭，连水带饭，又有点菜，热爱解馋。这饭馆里还有1两粮票、5分钱的糖火烧（其实是糖精做的）。马波刚开始很不好意思上饭馆，觉得这有点资产阶级腐化，可肚皮饿得打鼓，小饭馆门口飘来的饭香味儿，太有磁力，引诱得马波一有粮票就下饭馆腐化。小饭馆里，有穿得很破很脏的人，舔人家吃完了的身子或碗。尽管人们吃得都很干净，也总会剩下一粒米、一口汤或是一点剩菜汗。待这人刚离开座位，舔盘子的就扑过去，拿起碗，用舌头一下一下给舔干净。还把桌子上撒的饭渣，从人嘴里吐出的嚼不动的肉皮，全捡起来吃掉。
为了解决吃的问题，人们挖空心思。捋榆叶、挖野菜、捞水草、抓麻雀、养免子（因免子繁殖快，只吃草）。据说一只免子可以换一辆自行车。当时报纸上广泛宣传吃“代用食品”，鼓励人们繁殖小球藻，说它可以做成人造黄豆、人造蛋白……而养小球藻只要水和阳光，非常经济合算。一时间宣传得沸沸扬扬。最后却大大失望了，市面上根本见不到人造肉。
对付饥饿的招儿是把皮带勒到最紧的一扣儿，让胃的体积小一点。喝完粥后，也像饭馆舔盘子的一样，把碗舔得溜光。
浮肿的人越来越多，都是大量喝水，用水糊弄胃所致。
饿几天后，能狠狠地吃一顿饱饭，也算有个盼头。就怕总是半饿不饿的，永远也没吃饱饭的时候，那才绝望。有时本月的粮票都用光，就得半饥半饱地熬。只能到小饭馆花一毛钱买碗萝卜汤喝，望着周围人津津有味吃饭，无比凄凉。
父母（杨沫夫妇）为了保命，他们得经常买高价点心吃（那点心极贵，一小盒10多块钱！）尽管有高干补助，母亲还是总唠叨粮食不够吃。因为他们定量低，只有20来斤，家里客人多，有人吃饭不交粮票。事实上，父母也吃不饱。多年后，从母亲的日记中发现，当时父亲已经饿浮肿了，大腿一按一个坑。母亲也贫血，营养不良，头晕眼昏，根本写不了东西。
父母和孩子之间被粮票划出的深深界限，终生难忘。至少马家是这样。在饥饿面前，彼此斤斤计较着粮票、粮票、粮票……
一顿饭9分钱外加4两粮票
邢燕子下乡务农的50年代，实行了粮食凭票定量供应政策。从那时起，吃粮要粮票，穿衣要布票，还有肉票、糖票、棉花票，就连做衣服缝被子的棉白线也要凭本（购货本）供应，买啥都要带着票、拿着本。
1961年结婚，正赶上灾荒时期，在农村也叫“吃低指标（即人均每天八两粮，瓜菜代）。商品奇缺，生活特别艰难。结婚总要买件新衣服做些新被褥吧？这布票就成了最大的难题！那时供给农民的布票比城市居民要少，买了衣服添不了被子。全家的布票凑到一块儿，只做了一床被子、一床褥子；此外，邢燕子仅买了一件在当时不用布票的人造棉上衣。也可能出于邢燕子的身份，这事被当时的公社领导知道以后，几经周折，又通过上级特批给邢燕子一些布票，才又添了一床被子、一床褥子。当时宝坻县委的一位副书记，送给邢燕子一件凭票供应的衣服，这在当时就是很重的礼物。
粮票实在是命根子（3）
结婚后新被子舍不得用，新衣服舍不得穿。把亲朋送来或买来的碎布头下角料，用缝纫机一块块拼接成了被面、床单、枕头。一个床单竟是百多块碎布接成的。60—70年代流行的一句话叫做：“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
票证年代，粮食对于每个人都是最重要的。那时农民种粮却没有粮票，只能是种啥吃啥。城里人有油票；村里人吃油，只能靠在田边地头、房前屋后种蓖麻子、黄豆、芝麻换油吃。那些年邢燕子曾多次到县、市、省和北京开会或学习，每次外出都要带上粮票，而邢燕子又没有粮票，要从家里带上粮食，到公社的粮库去兑换成粮票，还要粗粮细粮搭配，去外地还要换成全国粮票。那时外出的补助每天仅2角钱。9分钱吃一顿饭：两个窝头4分钱，一碟咸菜2分钱，一碗稀饭3分钱，一共9分钱外加4两粮票。多年以后，邢燕子也有了天津市的户口、有了粮票，定粮是每月28斤。
攒了粮票娶美女
1976年秋何申被分配到承德地委党校当教员。办手续转粮食关系时，注意到定量由学生时的32斤，变为每月29斤。问为什么？回答说教员是脑力劳动，没资格高定量。对此，他很紧张。身强体壮，饭量颇大，每天不足一斤的定量，一顿就能吃下去。于是，赶紧给天津家中写信，请求支援粮票。
食堂管理员用十几斤粮票做诱饵，就把一个女打字员勾引上了。他很想改行当厨师。
一个男同事，人长得不咋样，个子矮，脸上还有点麻子。可他的媳妇很俊，又高、又白、大眼睛、高鼻梁，比他还小十来岁。何申问：“你咋来这艳福？”他得意地说：“全靠60斤粮票！”原来，低指标那年他从部队农场复员，手里有粮票，他给女方家里60斤粮票，事就成了。估计说的是真话。三年灾害时期，60斤粮票可是好东西呀！比后来的冰箱、彩电贵重多啦。兴许那就能救一家人的命！
插队知青的粮票
1978年冬天，叶辛在贵州乡下整整呆了10年，是个“老知青”了。从秋收开始，就要给社员分口粮。叶辛也像所有的老人和娃崽一样，分到了140斤湿谷子，还有一些巴山豆、洋芋和10来斤黄豆。这些粮食就是叶辛将在1979年赖以生存的口粮。像叶辛这么一个20来岁的小伙子，充其量只能吃两个半月，那还得搭上巴山豆、洋芋、黄豆混着吃，可以供他吃到过春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