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什么是知识分子？（1）
知识分子的经济生活问题，一直是社会关注的焦点。21世纪开始以来，我国知识分子的待遇明显提高。反思整个20世纪，我国知识阶层的生活状况几经曲折，中期逐步贫困化，以至于发生“脑体倒挂”的怪现象，这已是无庸置疑、不可回避的历史真相。那么，以往我国知识阶层贫困化的历程如何呢？今后又怎样争取合情合理的致富方式呢？
根据我的研究结果表明：20世纪20—30年代，我国知识阶层经济生活条件，还是比较好的；知识阶层的贫困化，是从1940年以后愈演愈烈，到50年代前期有所回升；但是不幸在60—70年代特别“十年浩劫”期间陷入谷底。80年代改革开放以后，到90年代末逐步好转，目前进入提高的阶段。这个历史进步来之不易，我们应当珍惜。
既然书名叫做《知识分子和人民币》，那么首先要问：什么是知识分子？什么是人民币？名不正则言不顺。
半个世纪以来，什么是人民币，妇孺皆知：人民政府的钞票也，中国人民银行1948年以来发行流通的货币也，详见本书附录：“人民币的历史演变”和“20世纪下半叶人民币的币值变化”，有关人民币的学问，一目了然。
那么，到底什么是“知识分子”呢？一言难尽。
关于“知识分子”的定义，多年来众说纷纭、争论不休。总之“知识分子”在学术上至今还是个模糊概念。知识分子社会地位和价值观的转换，正处在某种尚待确定的过程之中。
我们要区分两种“知识分子”的界定。一种是某些人心目中“知识分子应该是怎样的人”例如“社会的良心”、“民众的喉舌”等；另一种是“社会上老百姓看作是知识分子的人”。本书讨论的对象是后一种人群——社会上所谓知识阶层。
现代知识分子不同于古代的“士”
从语源学看来，“知识分子”乃属于现代的范畴，而不是“古已有之”的概念。
尽管有学者主张“知识分子”等同于古代的“士”，然而《辞源》和古汉语词典里面并没有“知识分子”这个条目。《春秋·谷梁传》云：“古者有四民：有士民、有商民、有农民、有工民”，《管子·小匡》云：“士农工商四民者，国之石民也。”意为国家的柱石。《汉书·食货志上》云：“士农工商，四民有业，学以居位曰士。”
封建宗法社会中，“士”专指学道艺和习武勇的男子，《唐·六典》定义：“凡习学文武者为士”，所以两千年间“士”都包括文士和武士在内，并不专指古代的“脑力劳动者”。古代在四民之外，从未有“兵民”之一说。士不仅是舞文弄墨的秀才，所谓“秀才遇见兵，有理说不清”者，误会也，岂不知“兵者”亦士、即兵士武士也！“士”手中不仅掌握笔杆子，而且还可掌握枪杆子；“出将入相，文武双档”乃为国士。
而现代的知识分子，手中一般仅有笔杆子，早已丢失了枪杆子的权利。这是现代“知识分子”跟历史上的“士”最大不同特色之一。
现代知识分子由现代教育体系所获取的科学知识结构，也完全不同于“四书五经”和科举功名的知识结构。
遥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之初，有冬烘学究解释国旗上的四颗金星，认为乃指“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商人（民族资产阶级）”也就是新时代的“士农工商”。那种牵强附会的腐儒之见，实可贻笑大方了。
据笔者考证，在现代中文的话语系统（词汇库）里，“知识分子”这个名词，大约出现于1925年左右、而逐步流行于1928年以后。如果说在此几年前“智识阶级”这一集合名词刚出现的时候带有褒义的话，那么，“知识分子”一词起初则是带有贬义的。最早的使用者为瞿秋白、毛泽东和胡适等人。读者请参看《知识阶级考》一文。
《现代汉语词典》举例说明知识分子为“具有较高文化水平、从事脑力劳动的人。如科学工作者、教师、医生、记者、工程师等。”《辞海》解释知识分子为“有一定文化科学知识的脑力劳动者。如科技工作者、文艺工作者、教师、医生等。”这里问题又来了：什么叫做“较高文化水平”或“一定文化科学知识”？较高的“高”是指高校？高中？高小？一定的“定” 到什么程度？歌星、球星、运动员、影剧明星算不算“知识分子”？……恐怕很难说得清楚。怪不得又产生了“大知识分子”、“小知识分子”这样的分野，甚至引发“知识分子最无知识”这样的判词。
界定知识分子的三条标准
在政治文献里，“知识分子”逐步有了比较明确的定义。
中共中央在1948年 5月25日作出《关于1933年两个文件的决定》。此处1933年的两个文件是指：（一）《怎样分析阶级》；（二）《关于土地斗争中一些问题的决定》。1948年重印这两个决定的目的，是因为这两个决定“只有一小部分现时已不适宜用，现在将这一部分删去，其余全部在现在的土地改革工作中基本上适用。”这两个决定中，中国共产党对于知识分子的认识，并非完全体现在后来对知识分子的一系列方针政策中。长期以来，关于“知识分子属于哪个阶级（资产阶级还是无产阶级）”的争论和斗争尖锐复杂、艰难曲折，最终才达到了“知识分子属于劳动人民（属于工人阶级）”的结论。
序言 什么是知识分子？（2）
中央文件《怎样分析阶级》中指出：“知识分子不应该看做一种阶级成份。知识分子的阶级出身，依其家庭成份决定；其本人的阶级成份，依本人取得主要生活来源的方法决定。一切地主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在服从民主政府法令的条件下，应该充分使用他们为民主政府服务；同时教育他们克服其地主的、资产阶级的或小资产阶级的错误思想。知识分子在他们从事非剥削别人的工作，如当教员、当编辑员、当新闻记者、当事务员、当著作家、当艺术家等的时候，是一种使用脑力的劳动者。此种脑力劳动者，应受到民主政府法律的保护。”（《中共中央关于1933年的两个决定》第14页，中共北岳区党委翻印，1948年7月2日）
到20世纪50 年代，中共中央组织部为了便于实际工作，曾为界定知识分子提出过三条标准：
一、具有中专以上学历的国家干部（行政管理人员、经济工作人员等）；
二、有技术职称者（高校教研人员、工程技术人员、新闻出版人员、医务人员等）；
三、中小学公办教师（民办教师不在内。当时一般尚无技术职称）。
确实，社会上老百姓一般把上述三类人，看作是“知识分子”。
1985年，为了落实知识分子政策、解决历史遗留问题，中共中央组织部又重申了这三条标准。
20世纪50年代估计全中国知识分子大约500万人。其中“高级知识分子”即教授、名作家、科学家、工程师、名医等，不到10万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有“4个500万”的说法，即现代产业工人500万、中国人民解放军500万、各级党政干部500万、知识分子500万，这是初步估计数。在“干部”队伍中有所交叉，即大致分为“工农干部”和“文教（文化人）干部”两块，其中文化人占少数地位，又属于知识分子范畴。
50年代以后我国培养了许多大专院校学生，主要是这些人扩大了“知识分子”队伍。
据政府有关部门测算，1987年我国有技术职称（教学工作者、科研工作者、工程技术人员、医务人员等）和中专以上文化程度者共约2200万人，占全社会劳动者总数的4.2 ％；但实际上，其中某些人的素质并不达标，恐怕还不能称作知识分子。
我国知识分子职业的三个层次
贯串整个20世纪，我国知识分子成为一种不断发展壮大的现代职业。
根据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的职业分类，属于脑力劳动者的范畴共有18种职业大类，或101个小类。我国知识分子，按照18个不同职业的社会分工，大致可以归为三个层次：
第一层次为“知识专业劳动者”，从事发现、应用、转化知识为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他们的社会职能是，利用自己掌握的科学文化知识从事生产。这类知识劳动者统称为专业技术人员。据1987年人口抽样共有1746万人，占全国在业人口的3.0 ％；其中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有1004万人，占专业技术人员的58 ％，他们是知识分子中人数较多、文化素质较高的层次。
第二层次为“知识教育传授者”，主要是指教授、讲师和各级学校教员。他们是智力和人才的开发者。1987年各学校的教学人员有974万人。其中高校教师38.5万人，已定职称的正、副教授为7.7万人；中等学校教师326.6万人，小学教师543.4万人，幼儿教65.1万人，特殊教育系统0.8万人。
第三层次为“领导和管理者”，指党政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官方和非官方）的各级管理经营人员、包括政府公务员。他们处于社会的中上层地位，具有党政、经济的特定权力。据1987年1 % 人口抽样调查推算，全国党政机关及企事业单位责人共1031万人（不包括一般管理干部），占在业人口1.56 ％，其中，国家机关有117万人，各级党群组织有207万人，企事业单位有707万人。在领导层中，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只有456万人（占44％），当时平均文化素质偏低。后来才逐步提高。
又，参照国家统计局的行业分类，从事于教育、文化艺术、广播电视电影业、科学研究、卫生、体育、社会福利业和综合技术服务的专业人员，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截止到1996年底，约为1907万人。（引自《中国统计提要》第61页。）
经过体制改革，按照“现代化、专业化、年轻化”的要求，90年代大量的大学毕业生和工程师、硕士博士被提拔到各级领导岗位上来。
我国知识分子的队伍逐年扩张
1998年以来我国高等学校空前地扩大招生。1999年高校入学154万新生；2000年221万新生；2001年260万，其中本科新生137万名。（据《中国教育报》2001年12月5日提供的数字）。平均入学人数占报考人数的一半左右，而过去入学率约为七分之一。此后“大学生”就显得相当普通了。
我国宣布2005年以后实现“大学在校生的人数达到适龄（18—22岁）人口的15 %”，而早在1995年世界上“毛入学率”超过15 % 的国家就有68个，其中超过35 % 的国家有29个。高等教育的普及，乃是全球性的现代化潮流。在这个意义上，“大学毕业的知识分子”也就成了现代化社会“中产阶层”的标志之一。
我国大学（本科和大专）毕业生的人数逐年增长：2001年为115万名，2002年145万名，2003年212万名，2004年250万名。目前我国共有大学毕业生1500万人以上，这个数字以每年15—20 % 的比例不断增长。在学的大专院校学生达到1000万人，今后每年大学毕业生将超过250万名，甚至达到300万名。
序言 什么是知识分子？（3）
21世纪初，我国中层（处级）以上的国家干部（公务员）多数是大学生。公务员的文化程度和素质正在逐步提高。
现在人民群众普遍认为：知识分子乃是具有大专学历的脑力劳动者。毫无疑问，整个20世纪我国成长最迅速的阶层乃是现代化的知识分子群体。从清末民初的几千人，到30年代的几十万人，到新中国成立初期（50年代）的五百万人，到改革开放的80—90年代大约两千万人，到今天的几千万人。今后每年增加二、三百万人。我国现代化知识分子的队伍不断壮大，素质不断更新，社会地位和力量不断提高。
中国的崛起也就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崛起。在21世纪，我国知识分子的队伍，即将达到一亿、二亿之众。那时国家的面貌必然会有根本的改观。
是什么决定知识分子的命运
新中国成立后近半个世纪，我国知识分子的生活来源，几乎完全依赖国家供给、计划分配。改革开放以来，便面临分化。20世纪末年，知识分子的“下海（经商）潮”一浪高过一浪，表明分化加速。中国知识分子的主体形态被压抑得太久了，一旦获得解放，其职业化的趋势不可阻挡。
“知识就是力量”体现在哪里？知识的价值规律如何？知识分子的价值观又怎样？知识产权应有什么保障？什么才叫“尊重知识”、落实知识分子政策？……
知识究竟是什么？是财富吗？在某种意义上是的，因为知识的种子能孕育生产、创造物质文明；然而知识有脆弱贫乏的一面，它可能成为空谈、谄媚或谗言，也容易被摧残、腐蚀、毁坏为垃圾或灰烬。
货币究竟是什么？是法宝吗？在某种意义上是的，因为它有丰富的营养，它能培植精神的花果。然而货币也有无耻无知的一面，它可能贬值或翻腾吹嘘成泡沫，它经常扭曲、污染、甚至扼杀新鲜的生命。
金钱不一定能转化为知识和智慧，因为这世界上有些珍贵的东西是大富豪无法买到的；知识也不一定都能创造价值和幸福，因为这世界上有些奥妙的玄机是书呆子无法理解的。
然而，许多知识分子从事的事业，如教育、科学研究、医疗卫生，大部分应该是社会公益事业，绝不能完全商业化（或所谓产业化）。学校不是商店，学生不是商品；医院也不是商店，科研机构更不是商店。教师、科学家、医生们，不直接创造物质财富，他们没有所谓“身价”；他们的社会价值，他们所创造的精神文明的价值，是不能以金钱或官阶来衡量的。
贯串整个20世纪的始终，我国文化事业艰难萌芽、挣扎成长，好比一株青春之树，半身是不屈不挠、枝条茂盛、绿叶纷披；另半身却深受人祸天灾，枯败腐朽、凋谢飘零。鲁迅深恶痛绝的卑劣国民性：瞒和骗的手段、假公济私的伎俩，“好话说尽、坏事做绝”，在反右和文革的浩劫中酿成“劣胜优败”的历史大倒退，迄今令人寒心、忧患忡忡。知识分子蒙冤受辱之时，便是中华民族濒临破产之日。今后，是新枝绿叶盖过枯败腐朽，还是枯败腐朽压倒新枝绿叶？这将民族的命运。而知识分子的命运也就是我国现代文明的命运。
笔者在写作本书的过程中，曾经跟先师吴祖光先生反复讨论一些问题。吴先生说：
新中国成立以后，进入50年代，党和知识分子的关系逐渐发生了变化。对《红楼梦研究》、对《武训传》、对“胡风”的批判一步步转入政治问题的范畴。到1957年的反右斗争，以号召向党提意见为名而向数十万响应号召提出各种意见的知识分子进行了残酷的政治迫害，罪名提到反革命的高度，迫使千家万户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成为历史上罕见的人间悲剧；尽管在几十午后大部分得到“平反”和“改正”，但巨大的创伤却是永远难以弥补的。而发生在60年代的“文化大革命”，却又是从迫害知识分子开始，十年浩劫，几乎使国家民族濒於毁灭。再三再四残酷践踏中国知识分子的尊严以至生命，真是使人痛心，使人伤心。……近代，推翻满清政府的孙中山先生和他的大批战友、壮烈牺牲的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绝大部分都是知识分子；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新中国的领导人也大都是知识分子。再说，马克思恩格斯他们哪一个不是知识分子？古今中外一切的生活现实都得不出仇视知识分子的结论。……中国的历史可以说明，知识分子是建设国家的主要力量。（引自吴祖光《要信任知识分子》，在全国政协的发言。）
现代化的知识必需跟廉正高效之“权”、合法稳定之“钱”密切结合起来。新中国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绝不是依靠无知、无赖、无聊、无耻的流氓痞子们吹牛拍马所能“包装”“炒作”起来的。知识分子们，必须优化我们自己，强化我们自己！因为现代化知识分子的历史使命，决不是假大空的豪言壮语，而是求真、务实、积极建设、提高民族素质。以自己掌握的现代化知识为强大资源，确保独立自主的经济地位，从而成为独立自主的社会支柱。这是知识分子应有的前途，和中华民族复兴的希望所在。
作者 2002年春节于北京——上海
2004年修订
知识分子的待遇问题
内战期间，国共两党一直在争夺知识分子。这种剧烈的争夺，不仅体现在思想政治体制方面，而且体现在经济生活、工作条件方面。在20世纪40年代的“两个中国之命运”生死存亡的争夺战中，多数青壮年知识分子（主要是学生）纷纷倒向共产党一边，而大多数中老年知识分子经过犹豫观望，也终于接受了共产党的领导。这个历史的选择，绝非出于偶然。
1911年辛亥革命和1919年五四运动，促进了我国迎向现代化的世界潮流。20世纪20—30年代，我国知识分子的生活水平并不低于日本，在京津沪宁杭一带的高等教育和出版事业是跟国际水平接轨的。根据《文化人的经济生活》一书考证——
1927年规定，教育界待遇如下：
教授月薪400—600银圆（合今人民币12000—18000元）
副教授月薪260—400银圆（合今人民币7800—12000元）
讲师、中学教师月薪160—260银圆（合今人民币4800—7800元）
助教月薪80—160银圆（合今人民币2400—4800元）
小学教师月薪40—120银圆（合今人民币1200—3600元）
1935年新闻出版界待遇如下：
社长月薪200—400银圆（合今人民币6000—12000元）
总编辑月薪150—300银圆（合今人民币4500—9000元）
编辑部主任月薪120—200银圆（合今人民币3600—6000元）
特派记者月薪约100银圆（合今人民币3000元）
一般记者和编辑月薪40—80银圆（合今人民币1200—2400元）
当时多数文化人可称“安居乐业” ，文教学术硕果累累。但是日本帝国主义的疯狂侵略、内忧外患、战乱不断，破坏了中华民族文明建设的进程。到40年代以后，国民党政府的“法币”长期严重的通货膨胀，和物价持续飞涨，造成经济上的致命伤。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下降、物质生活一年不如一年。
法币和金圆券时期的实际薪津
我国知识阶层的贫困化，是从抗日战争开始的。
1935年11月“法币改革”之初，1元法币可兑换1银圆，其购买力相当于今天的人民币30—40元。但是，抗日战争爆发之后，为了支付庞大的军费开支，国防政府在财政上施行了“以法币为筹码”的通货膨胀政策；加上贪官污吏的腐败、不法奸商囤积居奇、靠投机生意“发国难财”，造成物价飞涨。整个40年代，知识不值钱，知识分子待遇一直滑坡。
由于生活费用不断上涨，国民党统治区产生了两个反映时代特点的概念，即所谓“底薪”和“实际薪津（金）”，意思就是基本薪水加上物价津贴。“实际薪金”的计算，是以底薪为基数，定出“薪金加成倍数”，再加“生活补助费基本数”。薪金加成的倍数和生活补助费，随着物价上涨每季度作调整，所以“实际薪金”也应该随之不断提高。
实际薪金 ＝ 底薪基数 × 薪金加成倍数 ＋ 生活补助费
1946年3月，国民政府教育部通知：生活补助费基本数为法币5万元，物价加成倍数为150倍。1946年12月，生活补助费基本数为法币17万元，物价加成1100倍。
所以底薪为600元（抗战前银圆数）的教授实领薪金（600元×1100＋170000元）＝83万元法币，实际收入合抗战前53银圆；可买23袋面粉，每袋44斤，共1012斤面粉；约合今人民币1600元。 副教授月薪法币400元，实领薪金（400元×1100＋170000元）＝61万元，可买18袋（合792斤）面粉；约合今人民币1200元。底薪170元的助教，领薪金35.7万元，可买10袋面粉有余，约合今人民币660元。底薪法币100元的小职员，实领薪金28万元，可买8袋面粉，约合今人民币550元。但这样的生活水平总比抗战时期好些。
1947年5月上旬，由于内战军费激增，嫁祸于民，国民党统治区物价猛涨。这时虽然又进行了调整，“物价加成倍数”是1800倍，生活补助费基本数增加到34万，但是一个教授所领的薪金142万元，不够买10袋（440斤）面粉，约合今人民币660元；下降到一个清洁工的水平。底薪150元的助教，实领的薪金61万元，不够买4袋（176斤）面粉，约合今人民币280元，下降到最低的贫困线。以后虽每隔一两月调整一次薪金，但与物价上涨速度相比，还是望尘莫及。
北京大学校长胡适，在记者招待会上抱怨：“教授们吃不饱，生活不安定，一切空谈都是白费”！1947年9月21日，胡适校长致电教育部，说平津物价高昂，教员生活清苦，“请求发给实物；如不能配给实物，请按实际物价，提高实物差额金标准”。
1947年9月，物价总指数为56000倍，10月份则达85000倍，……
1948年1月，国民政府公布公教人员待遇调整办法，按照3个月调整一次生活指数发薪，以底薪中的30元为基数、照生活指数计算发给；超过30元部分、以十分之一的照生活指数支给。1—3月份生活指数为11.5万倍，底薪600元的教授领薪1000.5万元，还不够买5袋面粉，实际收入只合抗战前17银圆；合今人民币510元。
知识分子怨声载道，对于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和贪污腐败，深恶痛绝！
金圆券的穷途末路
鉴于法币恶性膨胀，全国经济面临崩溃，国民党政府于1948年8月19日发布“总统紧急命令”进行币制改革，开始发行金圆券。把物价和薪津、工资冻结在8月19日的水平。新发行的金圆券1元币值应相当于抗战前银圆5角左右。规定：
文武公教人员之待遇，一律以金圆券支给。其标准以原薪额(注：抗战前夕的基准法币)40元为基数；超过40元至3百元之部分，按十分之二发给金圆券；超过3百元之部分，一律按十分之一发给金圆券。
这就是说，一个刚参加工作的知识青年，按照抗战前标准领取40圆月薪，这时得到金圆券40元，购买力相当于战前的标准银币20圆 (金圆券1元＝ 标准银圆5角＝ 标准人民币1元5角)；实际收入比战前降低一半。
刚毕业求职的大学生、或已经工作数年的职工，照抗战前标准如果领取80圆月薪，这时得月薪为金圆券48元，购买力相当于战前的标准银币24圆（合今人民币720元）；实际收入为战前标准的三分之一。
照抗战前标准领取300圆月薪的普通教员、记者、编辑等，这时得月薪为金圆券92元，相当于战前银币46圆（合今人民币1380元）；实际收入约为战前标准的七分之一。
而照抗战前标准领取600圆薪水的教授、高级知识分子等，这时得月薪为金圆券122元，相当于战前银币61圆（合今人民币1830元）；实际收入为战前标准的十分之一；有的教授加薪40 % 实际得到150元，也只相当于战前银币75圆（合今人民币2250元）。
这对于全国知识分子的经济生活，是歧视性的限制和压榨式的打击。
1948年8月19日上海市限价如下：米价每石金圆券20元9角（合每斤1角3分）；面粉每袋7元6角；猪肉每斤7角3分；生油每斤6角；但是从10月以后市面上就没有“限价”商品了。物价又急速飞涨（详见《文化人的经济生活》一书）……
到1949年10月底，中央银行已经从民众（特别中产阶级）和工商业主手中收兑了大量金银外汇。仅上海一地，就有黄金114万余两，美钞3452万元，港币1100万元，银圆369万余元，白银95万余两。全国被掠夺的金银外币数字，据美国白皮书透露，国民党政府向美国方面报告，金圆券所收兑的外汇，已经超过1亿5千万美元(参看《美国与中国的关系》即白皮书中译本332页)。事实上是决不止此数的，一般估计约达2亿美元。
这是一次财政大洗劫。所得财物，后来大多运往台湾。
广东海南的银圆券
1949年7月，节节败退的国民党政府又在广州等地开始发行“银圆兑现券”即银圆券；9月，由广东省海南特区行政公署（长官陈济棠）筹建的海口银行也发行银圆券，是在香港印刷的，面额有2分、5分、2角、6角、1圆等五种。规定银圆券1元兑换一块银圆，折合金圆券5亿元；而市场上银圆券1元折合金圆券8亿元。
当时包天笑对广州国民党当局发行银圆券，作过评论：“问他能否立即兑现? 若能立即兑现，或可支持，否则仍蹈金圆券的覆辙，不过将金圆券降级为银圆券耳。有人说：能兑现也不成。兑现以后，可以将白银完全抢光，这种币制可行得吗?”
10月13日包天笑记载：“银圆券，广州中央银行挤兑，本来每一银圆券值港币4元者，今日仅值5角。美钞在台湾本值官价5元，前日黑市已涨至7元2角”。银圆券比起金圆券来，更加丧失信用，被人民唾弃，很快地成为废纸、垃圾。
1950年4月23日解放军进入海口市。银圆券在海南仅仅流通了几个月，就销声匿迹、跟国民党政权一起在中国大陆彻底完蛋。金圆券、银圆券，在现代世界货币史上是最短命、最无信誉、最卑劣的货币。
金圆券在北京大学
1948年8月20日，北京大学秘书处通知全体教职员，北大遵照金圆券发行办法规定，即日起，会计出纳一律以金圆券为单位。又，国民政府教育部训令：自1948年8月份起，公教人员薪给一律改发金圆券。
此后物价飞涨。10月17日，北平《益世报》消息：北大学生自治会16日上书训导长。因公费“不足维持最低之伙食”，要求“公费全部配给面粉，副食费亦按官价配售。”
10月23日，北大秘书处通告：“查公教人员9月份配备面粉，本校业向平市配委会借到每人半袋（22斤）。定于25日至下月5日配发，请携私章、面袋一个、手续费、运费、出库费等共金圆3角，至庶务课领取。”
10月25日，北京大学教授发表《停教宣言》：我们每月收入不过维持几天的生活……难于安心工作”。“政府对于我们的生活如此忽视，我们不能不决定自即日起，忍痛停教三日，进行借贷，来维持家人目前的生活。”同日致函胡适校长“要求学校在1周内借支薪津二个月，以免冻馁。”在宣言上签名的有82人。北平各院校的学生自治会发表《支援师长停教宣言》。
同日，教育部代电：奉行政院核定，学术研究补助费，自本年7月份教授每月法币500万元，副教授400万元，讲师300万元。助教200万元。自8月份起改发金圆券，教授每月20元，副教授15元，讲师10元，助教5元。
10月27日，教育部代电：各校教授电请调整公教人员待遇并增加学术研究补助费为金圆券100元。行政院1948年10月11日指令均应从缓议。同日，北平《益世报》消息：北大讲师、教员、助教联合会也发表《停教宣言》：“币制改革以来，物价上涨10倍。而我们的薪给被冻结着，……我们和我们的眷属为饥寒所迫，不得日只好自10月28日起，忍痛停教5天，进行借贷，以维持生计，谨此宣言。”
11月1日，北京大学沙滩四院的自费和半公费学生致校长函：“四院冷清清的整个在饥饿中，一天每人吃到3／10两油，一餐每人吃三块丝糕以及十几块苦味的萝卜。下月预算说：除2／3袋面粉（30斤）外，还要40多金圆券。面粉何日运来还遥遥无期，至于40多金圆券，那也更不是我们所能负担的。我们吃不饱饭，不能安心上课。万不得已，请校长立即解决我们的困难。我们的要求是：(一)给我们特种救济金，与全公费待遇相同。(二)特种救济金教育部未答复前，请学校暂垫。”
11月21日，北大讲师教员助教联合会致胡适函：“同人们真已走到山穷水尽的地步，请校长向政府据理力争，从11月份起按实际物价指数发薪，以维持低到无可再低的生活。还请求学校设法立即每人借薪一月，分期扣还，帮助我们渡过难关。”
11月22日，胡适为职员生活问题致函教育部，提出：教职工役等自改行金圆券后，物价又复上涨，员工实感不支，请设法予以调整。
这时，解放军已重重包围文化古城北平市区，国民党政府妄图将一些知名教授学者送至南京。12月11日，教育部长陈雪屏自南京给北大秘书长郑天挺发来电报，嘱立即组织第一项名单所列各院校有地位之教授、中研院院士、各院校馆行政负责人先走(去南京)。其中特别提出：“适师及师母必须先行，无论空军专机或航机先到，立即动身。”其余“一俟场可着陆，即派机来迎。”“大抵每机可坐40人，拟用四机分两批”，何人先走，“排定次序，秘密通知，立即出发。”
12月14日，北大校长胡适给汤用彤教授、郑天挺秘书长留下便条：“今日及今午连接政府几个电报，要我即南去。我就毫无准备地走了。一切的事，只好拜托你们几位同事维持。”15日，胡适离北平飞抵南京，同机有清华大学陈寅恪教授一家。
北大师生员工在饥饿煎熬中盼望着北平的解放。
金圆券在清华大学
1948年12月下旬，位于北平西郊的清华园成了“三不管”地带。国民党政府以金圆券发放的教职员薪水，到12月份为止。一般教授们领取了金圆券1000元左右，但是迅速贬值。
清华大学教授浦江清日记12月16日记录：“海甸、成府（注：即在今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之间及周围地区，中关村一带）交通如常。国军撤、共军来，都无扰乱。商店渐开门，东西很贵。共军所用长城银行的纸币出现了。”真是一份宝贵的史料。
这时候偶尔能买菜也很昂贵，12月22日的物价又涨到：肉60元（金圆券）一斤，鸡蛋10元一只，青菜4元一斤，冻豆腐4元一块，金圆券发了没几天就花光了。浦江清的日记中写道：“不知共军何时把北平攻下，方始得到安定。……不知人民政府何时来接收清华，使我们能够拿到薪水。这些问题盘旋在我们的脑子里。”
这时浦江清记载了临近的燕京大学林庚教授来谈“述燕大近况，并慰问清华朋友。”
燕京大学紧挨着清华大学西边，就是后来“新北大”迁居的校址。据林庚教授谈“燕大昨日（12月20日）下午请共军十三师团政治部主任刘道生讲演。谓共方企图组织人民共和国，并非苏维埃制度。说话也毫不像一般人所想共产党员口吻。共方政策已变，适合国情，所要打倒者惟蒋政权及四大豪门。保护文化机关、公教人员、工农商各界。”
12月24日的清华大学教授会上通过议案，建议学校联合讲助教会、学生会、职员会、工警会等组织本校同人应变生活维持委员会，由教授会推出两名代表。
到12月28日，肉价还是金圆券60余元，纸烟40元20支，花生米涨到50多元一斤，浦江清“舍不得买”，跑了多家，只买了些黄豆（18元一斤）、黑豆（20元一斤）。
位于城内沙滩的北京大学仍在上课，北大同人得到了透支三个月薪水以应变，而且年内所应发的一部分实物分配如布、糖等，城里的公教人员都已领到。但是，“清华因交通断绝，独为向隅。梅公（校长梅贻琦）一走，主持无人，更落空矣。至于北平西郊，国军已撤守，解放军已来控制，而‘人民政府’的政工人员未到，清华大学并未正式接收，校政现由校务会议维持，生活问题不久即感困难。如果北平围上两三个月，大乱必起，情形不堪设想也。”这是他们当时最为担忧的。清华同人只拿到12月的薪水，既没有遣散费，也没有迁移费，“共方尚未正式接收，经济来源无着，同人均窘。有些人家已经没有买蔬菜的钱，天天吃白菜而已。”
南方文化人日记中的金圆券
金圆券在北平、天津的生命，到1949年1月已经宣告结束。然而在南方，金圆券还苟延残喘了一段时间。我们可以从竺可桢、夏承焘、顾颉刚、包天笑等老前辈的日记中，找到有关的记载。历史学家顾颉刚教授生前常说：今天的日记到将来多少年后就是珍贵的历史资料！他的话应验了。他们的日记，就是金圆券临终前的病历档案。
竺可桢的记述
竺可桢（1890—1974）是气象学家，担任浙江大学校长共达13年（1936—1949）。
他的自传中说：“对于一般的国民党员我是瞧不起的。不但是我自以为做科学和教育事业为清高，我从宋子文、孔祥熙的明目张胆贪污行为，更觉得官是做不得的。”宋子文是他在哈佛大学时的同学，“功课很平凡”，做了财政部长，“数年之间顿成富翁”。竺可桢埋头科学研究，不太关心政治，可对国民党豪门的贪污腐败非常蔑视。
1948年11月8日他在日记中写道：“近日物价狂涨，为向来所未有，米昨日肖山170元一石，杭州250元，而上海到450元。今日闻上海已到700元。”
1948年11月29日：“报载行政院通过本月杭、京、沪公教人员比照10月份增加5倍，即6倍发薪，而立法院以为太少，尚有异议。但11月已到月底，而经费薪水均一无增加，是以不能不沿门托钵，向银行借贷度日。艺专教员因不能维持生活已罢教数日。浙大本月已发10月之5倍，现定10月1日又发一倍，薪水300元以下者发100元，300元以上者发200元，以资维持。”
1949年初的几个月内，整天为浙江大学师生的薪水、公费、伙食而烦恼，不断地向教育部、行政院催款。1月7日，竺可桢写信给教育部代部长陈雪屏：“因目前已到公私两无办法之时候。私人方面目前一个月薪水只可购担米（昨白米860元），而公家方面每月经常费只一万二千元，不及电费八分之一而已。”这时，白米每斤价格为金圆券5元。浙江大学每月电费为金圆券10万元。
1月8日，他派人到南京和教育部、行政院接洽。“告以浙大教员困苦情形及校中拮据状况”。又派人到中央银行借款，“于星期二可以加发一个月之薪水，因许多教员均将无法维持生活。”1月10日，浙大从中央银行借到二月份的经费款。他决定第二天发薪，薪俸额300元以内的各发金圆券1000元，薪俸额300元以上者发1500元，其余的等南京款到后再发足。晚饭后，他带着孩子到街上一走，才知道物价大涨，白米近千元一担（160斤），每斤价格涨到金圆券6元。
2月27日，他再度来到上海，第二天会同复旦、交大等校代表14人夜车赴南京，准备分别上书行政院和李宗仁副总统，提出改善教职员待遇（以生活指数计算）、学生伙食费改为银圆6圆……等要求。
3月4日他从杭州火车站乘黄包车回到浙江大学，花费金圆券200元。可见贬值的迅速。
3月28日：“上海中行（中央银行）发5千、1万、5万、10万之大票面，物价大涨。”
4月8日：“自昨日报载各大学共由政府拨400亿，将以l万倍发薪消息传出后，物价大涨。昨天米是14万一石，今天已25万。袁大头昨晨每元23000至25000，今日上午35000，下午至4万余矣。”
4月17日：“物价更高涨，袁洋已到每枚19.5万，孙洋亦17万元，而米每担已超出100万元之外，较昨日60余万元又加l倍矣。”
4月21日：“袁头上午17万，下午已23万。米上午140万，下午180万一担矣。”
5月1日（在上海）：“6点在……乔家栅吃面，每碗100万金元，余一人一餐可抵杭州全家一星期之伙食。”
5月20日（在上海）：“上海各校闻传将以关金发薪，依照底数每元关金作80万金圆（市价240万），而袁洋价已2700万一枚，则教授薪亦不过袁洋三数枚而已……” 由此可知上海解放前夕，教授们最后一次薪俸只相当于3枚多银圆（合今100元左右）。可怜！5月21日：“下午发5月份薪，得2.9亿元……”
解放军进入上海后，5月26日竺可桢和友人谈及政局，“以为国民党之失，乃国民党之所自取。在民国二十六年（1937）蒋介石为国人众望所归，但十多年来刚愎自私，包揽、放纵贪污，卒致身败名裂，不亦可惜乎！”5月27日竺可桢在日记中写道：“民十六年（1927）国民党北伐，人民欢腾一如今日。但国民党不自振作，包庇贪污，赏罚不明，卒致有今日之颠覆。解放军之来，人民如大旱之望云霓。希望能苦干到底，不要如国民党之腐败！”
夏承焘的记述
1949年上半年，浙江大学教授夏承焘（1900—1986），也几乎无日不为柴米油盐而操心，并在日记中留下了亲身体验的史料。摘录如下——
1月4日：“浙大同事有得共产党传单者，劝各安心职业。传共产党广播决心解放到底。国民党政府宣言皆不称共匪而称共党矣。物价仍日涨，米价已至700元一石”。6日“午后买食物，费百余元。物价连天飞涨，米出800关，黄金9千余矣”。7日“过大街购一帽，金圆百元。物价猛涨惊人，午后过珠宝巷口，买金买银洋者甚拥挤。金圆券，将成废物矣。”9 日“午后与家人进城购日用衣物，费600元。物价一日数变，金圆券亟须脱手。”14日：“剪发付13元，前次仅3元”。
2月5日：“早与妇乘校车往校，领暂发薪1300余元，不足买斗米（16斤）一银圆。今日银圆值1350金圆券。”12日：“校薪发至6月份，今日领6600元。内子入城，买得3袁洋，1430元一枚，教授生计不及早日女佣矣。近日雇女佣，月需三四斗米，乳媪（女）须一石二三斗。”
3月8日：“午后内子往校，领3月份500倍补发薪7万2千元。市上银圆已涨至4千余元一枚，浙大同事到处争购，内子无所得而归”。9日：“早人城，以7万元买金二钱五分，入晚每钱涨四五千元”。11日：“午后往校领研究费（500倍）5万8千元，买金一钱五分，银洋二枚，半日为钱财奔走”。3月25日：“物价日涨，袁头银圆万金元一枚”。28日：“早与伦清赴校取米7斗，营营半日，小事亦有计较心，徒费精神，后当痛改”。
4月7日：“领得1500倍薪水，共19万8千元。午后入城购得黄金一钱，18万5千元，昨日尚仅11万余也”。9日“午后为领薪20万金圆券，往众安桥买银圆3枚，奔走甚劳，近三四日金银物价风狂上涨，经济崩溃无法挽回矣。心叔从之江来，有朋友南开大学来信，教授每月可领小米千斤，待遇犹在劳工之上”。l0日：“今日发校薪1万倍，予得132万元，托伦清往市购得金戒三钱。抗战以来，公教人员以生活窘苦，皆孳孳向利，大学同事每闻发薪，即打点上市，为数万元市价争先恐后，恶俗不堪”。13日“又发校薪1万倍。声越谓各同事坌集金店，张皇奔走，数张钞票，弄得一班穷酸子六神无主”。22日：“袁头涨至40余万，今日发薪66万，不够2银圆”。
金银一日数变，连寄信邮费也不断地涨。夏承焘在日记中多次记下了邮票涨价前大量发信的事。2月20日：“明日邮票涨五倍，晚发各友人复信六七封”。3月31日“早发七函，闻明日邮费又大加矣”。他在3月9日的日记中曾叹息：“社会经济破产到此，当局犹作无用之挣扎，徒苦民耳。”
从夏承焘日记可以知道：当时人们领到以金圆券发给的薪水，尽快去换取银圆或黄金，方能保存价值。2月5日，发薪1350元金圆券，值1银圆。4月9日领薪20万金圆券，买银圆3枚。22日发薪66万，不够2银圆；袁头涨至40余万金圆券。……
又参照竺可桢、包天笑的日记，可知物价飞涨的程度。杭州每石（160斤）米价：1948年11月7日250元，上海到450元。1949年1月4日每石700元，6日860元，10日每石1000元；2月5日每石13500元；3月29日上海米价涨至每石9万元；4月3日，上海米价涨至金圆券16万；8日杭州米价25万，16日60万，17日米每担已超出100万元之外，上海白米价每石120万元；21日：“米上午140万，下午180万一担矣。”
……然而南方解放前的米价，每石10银圆左右，当时这个比值却是相对稳定的。
可见金圆券通货膨胀已濒临灭亡。当夏承焘教授听说：天津解放后，南开大学教授每月可领小米千斤，日常生活费用得到了保障；对比之下，他必然痛恨国民党的腐化败落，期待共产党的廉正、开明。
顾颉刚的记述
1948年8月19日国民党政府以金圆券取代法币。顾颉刚对此不抱任何幻想。
10月14日家信中说：“可怜的金圆券，出世不到两个月，已经贬了十分之八的价值了!”
15日顾颉刚日记写道：“8月19日发行金圆券，银圆二合金圆券一，未及二月，而金圆券七合银圆一，是未及二月之中物价已涨至十四倍也！可畏哉！”
12月初，顾颉刚乘飞机回到上海。他在日记中记载了亲历的金圆券崩溃过程——
1949年1月18日：“一切皆比刚发金圆券时加一百倍。大家有活不了之叹!”
3月3日：“予薪水十二万（金圆券），不为少矣，而近日银圆价二千七百元，是亦不过四十余（银）圆耳！”31日：“今日发表物价指数达3402倍，物价之疯狂上涨可知。今日上午银圆价一万三千元（金圆券），下午即达一万七千元矣！……以前所谓‘经济崩溃’者，至今日竟实现矣！”
4月5日：“袁大头一枚，值金圆券二万八九千矣，与美金几同值。”（笔者注：“袁大头”指民国初年所铸有袁世凯头像的银圆。）10日：“大头扶摇直上，至六万元矣！”15日：“今日发表指数，为１５１４０倍。大头价１３万。”16日：“银圆涨至十八万矣！可骇！此真使人窒息！”22日：“今日大头价至４６－４９万。”27日：“大头一枚至一百卅万。”29日：“大头价至三百六十万。”30日：“今日发表指数为３７１３４４倍。银圆价经政府公告为每枚合金圆券四百万元，不分小大头。” （笔者注：“大头”指袁世凯头像银圆；而“小头”指孙中山头像银圆。）
5月20日：“银圆压了好久的四百万元，昨日国行挂牌为九百六十万，然实际之价已为一千四百万。今日下午升至二千三百万，及傍晚则升至三千万矣！予购豆腐时每方二十万，傍晚则三十万矣。在如此情形下，只得人食狗彘食，方可苟活。”
包天笑的记述
包天笑（1876—1973）曾任上海《时报》主笔。他在1949年的日记也是历史的见证。
包天笑感到了切肤之痛。他最关心巨变之际民生的艰难。3月29日，有人从上海来，他得知“上海现钞非常缺乏，中央银行发行本票，分5千、1万、5万、10万四种，数量无限制，不必提出交换，现已先发行金圆券5万元的，这是变相的发行大钞。上海米价涨至9万元，煤球每担2万元。问人情如何? 说：大家存着“共产党来也罢，不来也罢”之心，“依旧醉生梦死，过一天是一天的糊涂日子”。
4月1日“中央银行发行5千元及1万元的新钞票。上海银圆，涨到每枚1万6千元”。4月3日，“上海米价有涨至金圆券16万者，现钞仍缺乏”。可见米价跟着银圆滚，10 枚银圆一石白米。4月8日，“上海金融混乱，物价飞涨，大家都说无办法”。4月15日，他向新近从上海来的陈小蝶打听情况，“上海是麻木状态”，“新近到过杭州，杭州也是如此”。
4月16日他接到上海来信，50万稿费连3枚袁头也买不到了，市价每枚银圆17万。卖文已不堪维生。4月17日，“昨日上海市价，白梗（米），每担（石）120万元；银圆，出了20万元关。饰金，进，每两850万；出，940万。鸡蛋每个4千元。猪肉每斤7万”。
5月1日，包天笑日记中载有南京4月29日解放后的消息。南京军管会布告，规定以人民银行发行的人民币为所有公私交易、买卖、票据交易的定价和结账本位，金圆券为非法通货，但为了人民方便，5月8日前准予流通，并规定第一天的比价，为人民币1元值金圆券2500元。随着金圆券的贬值，随时调整比价。金银绝对禁止运出解放区，人民手里的金银只能卖给人民银行，不准用做贸易的计价标准，或进行买卖。进入或离开解放区都不得携带超过一两的任何金饰和四两以上的任何银饰。
5月10日，南京消息，“日用品尚不昂贵，白米每担仅售银圆3至4枚”。可见南京解放后米价回落。5月11日，有客自苏州来，“苏州自共军入城后，金圆券已禁止流通。人民币也同样流通，比率尚未公布。……白米每石银圆4枚，中国农民银行，已改为人民银行”。苏州米价跟南京一样回落。然而，人民币尚未站稳足跟。（部分摘自傅国涌编著《1949：中国知识分子的私人记录》一书。）
５月2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上海市。
从银圆价格看金圆券通货膨胀
包天笑日记，跟顾颉刚日记、竺可桢日记、夏承焘日记可以相互印证。
从他们四人的日记可以知道：1949年上半年，沪宁苏杭地区解放之前，银圆才是价值比较稳定的硬通货。当时米价每石10银圆左右，也就是每1银圆大约可购买16斤白米，这个比值却是相对浮动不大的。南京、苏州解放后，米价回落到4银圆1石（160斤），也就是回到30年代的平均水平。这就可以理解了。
2月5日，1银圆值1350元金圆券；12日，值1430元。3月3日，值2700元；8日，杭州银圆已涨至4千元一枚；3月25日，银圆1万元一枚；31日，1万3千元。4月1日，上海银圆涨到每枚1万6千元；4月7日晨每圆2万3千至2万5千元；8日：“袁大头今日上午3万5千，下午至4万余。”9日杭州1银圆合6万7千金圆券；15日，银圆价13万元；16日17万元；17日20万元；21日：“袁头下午已23万”。22日银圆涨至46—49万金圆券；27日130万；29日360万；４月３０日：“今日银圆价经政府公告为每枚合金圆券400万元，不分小大头。”（笔者注：“大头”指袁世凯头像银圆；而“小头”指孙中山头像银圆。）
5月20日上海银圆一枚价2700万元。19日“国行挂牌为960万，然实际之价已为1400万。20日下午升至2300万，及傍晚则升至3000万。”……7月广州一块银圆，折合金圆券5亿元至8亿元。
这样的通货膨胀达到天文数字，只有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发生过。
人民币的新时代
国民党的“金圆券”垂死挣扎，而共产党的“人民币”方兴未艾。
解放战争时期的流行歌曲：“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民主政府爱人民呀，共产党的恩情说不完！”而民主政府的德政之一，就是人民币的财政取代了法币、金圆券；共产党的恩情，就是做到了“人人有饭吃，人人有衣穿”。
知识分子也就唾弃了国民党的金圆券、银圆券，接受了共产党的人民币。
1948年12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在石家庄市宣告成立，并发行了第一套人民币。面值最小的是1元券，还有2元、5 元、10元券等。
1949年上半年，北平、南京、上海等大城市接连解放。在这期间，随着国民党军队在战场上一败千里，金圆券的币值也一落千丈。实际上许多大城市主要使用旧有银圆或美金甚至金条(在天津上海等地)、或香港英国殖民当局发行的港币(在广州和南方侨乡)。
1949年1月15日天津解放后不久，中国人民银行规定以金圆券6元兑换人民币1元；对于工人、学生的优惠兑换率则为金圆券3元兑换人民币1元（限额金圆券510元）；1月31日北平解放后，2月2日比价降到金圆券10元兑换人民币1元，20天内迅速结束了兑换工作。
4月29日南京解放。军管会布告，规定以人民币为所有公私交易、买卖、票据交易的定价和结账本位。5月8日前金圆券准予流通，并规定第一天的比价，为人民币1元值金圆券2500元。随着金圆券的贬值，随时调整比价。
5月25日人民解放军进入上海市区，六天以后，中国人民银行在上海市以金圆券10万元兑换人民币1元的比价(1银圆 ＝ 人民币8百元)，在一星期内收兑完毕。6月5日起，中共华东军事管制委员会完全禁止金圆券流通。
人民币发行后，也面临着经济困难和金融动荡的危险处境。不到一年，在1949年9月中就发行了5千元及1万元新钞。这几年之间也免不了通货膨胀。新中国成立前后，国内市场掀起过4次物价飞涨的大冲击波。1951—1952年，人民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的财政措施，全国物价波动逐渐缓和、趋于平稳了。（参看本书附录）
这是国民党政府在40年代的整整十年间从来没有做到的。人民币克服了通货膨胀的恶性循环，由此逐步获得了知识分子的信任。
教授们领取了人民币
1948年12月，北京西郊海淀市场上出现了人民币。当时金圆券2元折合人民币（当时又称为人民券）1元。其他如长城银行券及各种解放区流行的钞票各有各的折合率。但物价飞涨，附近老百姓到清华园内卖菜、肉、鸡蛋等，都希望他们以煤油、面粉去换；对于各种钞票都不够信任。金圆券已受到唾弃，而对人民币还不放心。
1949年1月10日下午，北平军管会文化接管委员会主任钱俊瑞和教育委员会张宗麟等同志来到清华园，在大礼堂开会。由校务会议主席冯友兰主持。钱俊瑞宣布：正式接收清华大学，成为“人民解放军第一个解放的大学”。并宣布新民主主义的方针：“打倒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提倡民族主义、民主思想、科学精神。在校内，取消国民党教育中之训导制度，取消公开的或秘密的党团活动。一切暂维原状，薪水仍用等级制。至于高等教育的改进方案，待北平解放后，统盘筹划。”
共产党接管清华园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暂时先给他们发放人民币和一部分粮食，教授可以得到大约900元人民币和30斤小米。这是他们头一次领取人民币。
1月15日，从张家口运来的小米还没到，每人先分得20斤玉米。但因物价飞涨，900元人民币实际上连一袋（44斤）面粉也买不上，买肉也就15斤左右。第二天，浦江清教授领到人民银行现钞400元人民币，浦江清夫人也领到200元人民币，就约了朱自清夫人、余冠英夫人、杨业治夫人等一起去买菜，猪肉65元一斤，花生米25元—斤，纸烟25元二十支，“蔬菜价亦甚昂”。金圆券已停止使用。
1月22日，因为传说“傅作义投降了”，海淀市面上的物价有所下跌，肉40元一斤。然而到了第二天“和平之音尚未证实”，而且还隐约听见炮声，“西郊物价又上涨”。
1月29日是旧历新年，虽然清华园内几乎家家户户都很穷，花生米、纸烟、杂糖及他家自做的赤豆糕都成了珍品，可是大人小孩都很高兴。不过在1月31日举行的教授会上， “教授们因过年过得太穷，大发牢骚，说话不客气，主席冯公（文学院长冯友兰）多方辩护，也很失态”。
浦江清日记1949年2月2日载，清华大学委派代表到青龙桥去与文化接管会接洽，据说：“不久即有100万人民券及若干斤小米可发到清华以应急。教授每人仍同上次，可得人民券900余元，小米60斤云。至于1月份正式薪金则根据去年11月份南京政府所发薪水及一袋（44斤）面粉、200斤煤球之价值，折合成当时购买力之小米数，以此为标准而发薪。如此则教授最高薪额者可得1300斤小米云。”
1300斤小米，价值为标准银圆68圆，相当于今2050元。这个数字，也就是1948年8月金圆券改制时教授的薪俸额，或11月份国民党政府所发放的教授月薪。
教授们的心态，初步得到平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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