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年级时，我们六个同学在国庆节放假时到普陀山玩了三天，船票、门票、吃、住、拍照（当然是黑白的），每人一共才化了21元。因为太便宜了，至今印象深刻。
（写于1999年12月15日）
1980年北京的官方价格
面粉每斤1角8分，普通大米每斤1角3分，大米（粳米）每斤2角，食用油每斤8角5分，猪肉每斤8角7分—1元，鸡蛋每斤8角2分—9角8分；牛肉每斤6角9分，羊肉每斤7角1分，大白菜每斤3分，元白菜每斤6分，土豆每斤7分，西红柿每斤7分—9分，黄瓜每斤1角3分，牛奶（订户价）每千克6角6分， 棉布每尺2角8分，洗衣肥皂每条3角3分。
可见，1980年间北京“一块钱”官价大约折合今人民币7元。
1980年北京一个家庭的生活
赵定军（女）现在是一位编辑、作家。她生于1951年，两岁时因患小儿麻痹症而致右腿残疾。到16岁初中毕业时赶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天下大乱。
1969年，她不满18岁就进了北京市某印刷厂，当刻字的学徒工。第一年，每月只有16元生活费，第二年18元，第三年21元；直到第四年满师，每月才能挣到33元。到第五年（1973年）正式定级，每月能挣到38元6角。这个数目的工资，她一直拿了14年。
自从参加工作后，她一直住在工厂的集体宿舍里。因为家里弟弟妹妹还小，按照家里的要求，她每月要交给家里10元钱。在工厂里一天吃三顿饭，每月又要化去10元左右。这样，她每月就只剩18元钱了。这18元钱，她要买牙膏、牙刷、卫生纸等生活用品，还要买一些书和笔之类的东西，每月所剩无几。从20岁学徒期满一直到结婚，她的全部存款只有200元。
丈夫的家境更困难。兄弟四人他排行老大，两个弟弟都在内蒙插队，一个小弟弟上学。他每月工资41元3角，除了要交给父亲10元以外，还要工作9年期间，他只给自己买了一辆自行车。所有存款也只有200多元。
1979年准备结婚时，把两人的积蓄全加在一起，不足500元。小夫妻俩没有一点外援，也不想去借钱，只能处处精打细算。花了300多元，买了一个小衣柜，一张双人床，一张写字台，一张圆桌和一些锅碗瓢盆等日用品。没有钱请客人们吃饭，就花了100多块钱，买了点糖，烟、点心和瓜子，招待大家。存款就花光了。
两人结婚时都快30岁了，但是单位还是不能分配给他们住房。只好向同事借了一间14平方米的屋子，是在牛街的筒子楼。就权且算是临时的新房吧。
再说说他们的结婚“礼服”。她穿的是一件花格西服，是用11元钱的一块布料，请姑姑给做的。丈夫穿的裤子，是一条旧裤子烫了烫；上衣是件花21元上海买来的“的卡”服，他结婚时穿了三天，第四天上班时就按原价卖给了同事。
婚礼过后，两人几乎囊空如洗。当她发现自己怀孕时，家里几乎没有一点积蓄。当时夫妻二人一个月的收入总共79块9毛，房租、水电费、蜂窝煤等大约要支出10元。为婴儿订一瓶牛奶，每个月需要3元多钱，四瓶奶加上白糖、蜂蜜、米粉等大约需要20元，剩下的46元，就是她们三口之家的全部生活费。
孩子长到两个多月的时候，需要喂米粉和果汁。当时一袋半斤装的米粉要卖7角8分钱，而一斤普通的面粉才卖1角4分8。这样算了一下，她就买来面粉，放在蒸锅里蒸四十分钟，再晾凉了，给孩子加到牛奶里当米粉喂。没有钱买果汁，她们就买来芹菜、菠菜等给孩子当果汁喝。
孩子出生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夫妻二人没有买过一件衣服。现在说起来人们很难相信，她和丈夫每个人只有一条上班出门穿的裤子。只有等星期天休息，才能把它洗洗晾干，星期一上班再穿。
1979年上海的大学生活（2）
（改写自《妈妈的心有多高》42 ~45页）
1982-83年城市家庭生活状况（1）
对家庭生活的调查研究，是社会学的一个重要课题。1982年底、1983年初，在北京、天津、上海、南京、成都五大城市，联合进行了家庭生活状况的抽样调查。样本共有8个居民点、4385家；采用了问卷和访谈结合的方式。这一时期，知识分子都已经改造得跟普通劳动人民差不多了。所以这些社会调查的结果，也足以反映一般知识分子的生活状况。
我根据这些调查报告和统计数字加以整理和分析，写成本文。
（1）北京市宣武区东河沿地段的家庭生活状况
东河沿地段，属于北京宣武区椿树街道，位于旧北京的护城河——和平门河沿以东，所以叫做“东河沿”。前门与宣武门之间的和平门，是老北京的南城和北城的交界处。1980年代初兴建的“北京前三门高层建筑群”恰与东河沿的北端相连。从东河沿南行二百余米，就是全国闻名的文化街——琉璃厂。
东河沿地段商店林立，购买日用品和副食很方便；马路平整、上班工作和公共交通也很方便；附近有师大附中、附小等学校，子女读书条件也很好；是北京一个较好的市民居住区。
东河沿街道分成南北两片。北片以1960年代后陆续兴建的机关宿舍楼房为主，南片则多数为北京传统的四合院、大杂院平房住宅。
这里有国务院商业部、教育部、全国总工会、北京电信局等单位的职工宿舍，也有各企业、事业单位工作的新老居民住户，包括从事各种职业、行业的城市居民。
东河沿居委会共有685户。总人口为2536人，其中男性1241人，女性1295人，男女性比例为：0.96:1，抽样调查了其中575个家庭。
东河沿夫妻职业比例数最高的，丈夫占41.73 % ，妻子占37.46 % 。但都没有超过半数。职业分布比较均衡，反映了北京市城区的一般特点。表中妻子无职业的124人，基本上都是60岁以上的老年妇女，她们出生在旧社会，当时既无读书识字的机会，更无从事社会职业的条件。
下面是东河沿居委已婚家庭月收入的统计表。
目前双职工家庭，夫妻两人的工资收入是家庭的主要经济来源。东河沿居委的家庭夫妻月工资收入之和平均为125.45元，丈夫月工资收入平均为73.77元，妻子月工资收入平均为48.98元。虽然夫妻月平均收入尚有一定的差距，但妻子的收入却是家庭经济来源的重要部分。由于妻子有了职业，有了经济收入，就摆脱了完全依赖丈夫的状况。
夫妻的工资收入有一定差别。妻子月薪绝大部分在60元以下，60元以上的只有20.3 % ，而丈夫月薪在60元以上的却高达61.6 % ；这反映了我国仍处于低工资水平，并说明夫妻间的工资收入也是丈夫高于妻子。
（2）北京市朝阳区团结湖地段的家庭生活状况
团结湖居民区，地处北京市旧城东部近郊，属朝阳区。东面与新建团结湖小区毗连，北靠团结湖公园，西临东三环路，南面接近朝阳门至通县的交通要道。这是以企业职工为主体的住宅区。这次调查涉及到505户，2312人；两性比例为99.13:1，其中，男性1151人，女性1161人。
这里本来是一大片荒地。1950年代，北京由消费城市向生产城市转变，大量轻纺工业在近郊朝阳区兴建起来。国家从附近农村招收了大批青年农民到纺织厂当工人。当时，绝大多数年龄都在18—19岁。
1952年北京针织总厂在这里开始兴建单身宿舍。三十多年来，北京针织总厂、北京印染厂、北京市煤气公司等单位，先后在这里建起了大量的职工宿舍。其中，以1950年代的平房为主，也有1960年代的简易楼房，和1980年代盖起的楼房住宅区。团结湖居民区的房屋质量和设备水平都比较低，但它已有三十多年的历史，住户比较稳定。
妻子现在年龄众数为48岁，丈夫现在年龄众数为49岁。可以预见，到三十年后（2010年），他们的子女的年龄众数正好在20—29岁这年龄段中。
从表中我们可以看到，该居委会居民中文化程度为文盲者达8.43 % ，初、高中文化程度者达59.61 % ，而大学以上文化程度者仅占2.47 % 。应该指出的是：如前所述，该居委会居民中以20—29岁年龄级的人口居多，而这些人恰恰是在十年动乱中上学读书的，在他们当中，许多人的文化程度名曰初中、高中，实际上是名不副实的。
工作单位：51.19 % 的人（半数以上）在国营企业从事工作；6.02 % 的人在属于大集体的单位工作；还有24.51 % 的人无工作（包括儿童）：在国家事业单位工作的仅占全部家庭成员的7.32 % 。
有工资收入的家庭成员为1690人，有收入者与无收入者之比近三比一。
该居委有工资收入的家庭成员，月平均工资为50.07元，年平均工资为600.84元。
对比：1983年北京市职工月平均工资77.58元、年平均工资931元。
该地区全部家庭成员的月人均生活费47.60元，其中有54.64 % 的家庭月人均生活费都在45元以上。这与北京市统计局于1984年5月份公布的北京市1983年职工家庭月人均生活费47.17元相比，属中上等水平。
我国实行“低工资，多就业”政策。我国人口众多，城市里需要安排就业的人数也多，但是国家的经济力量不足。在消费基金既定的情况下，若用于扩大就业所需要的资金多了，用于增加职工工资的资金就必然减少。
1982-83年城市家庭生活状况（2）
老中青三个年龄组，本人的文化程度与其月工资收入呈现着不等同的变化。
在年龄较大的40-60岁人中间，文化水平高些，工资收入也就多些；在较年轻40岁以下一代人中间，文化水平越高，工资收入反而越少。
这主要是由于过去在脑力和体力劳动的工资关系上，不适当地强调物质生产部门的工资要高于非物质生产部门的工资，以致中、小学教员，一般科研、技术、管理人员等脑力劳动者的工资标准偏低，而且这些人员的工资标准等级多、级差小、升级慢，没有或只有很少数量的奖金。结果造成脑力劳动者的工资低于体力劳动者的工资，即“脑体倒挂”的不合理现象。
即使在企业内部，由于过去主要是按工龄评定工资，以致造成了这种“工资倒挂”的现象。这是在工资制度的改革中必须引起重视的一个问题。否则，如此发展下去，就会使整个社会劳动力的质量普遍下降，而这种低质量的劳动力，就要影响社会生产的发展。
在经济上负担别人的占近半数，而能够得到别人资助的却相当少。
在负担别人的237人中间，平均每人要负担1.43人，负担金额平均每月13.15元。
负担者与被负担者显示出五种关系。
被负担者绝大多数都是自己的长辈，这种情况占全部被负担对象的90.72 % 。这些被负担者绝大部分都居住在农村。情况的成因：解放初期，几个国营纺织厂和印染厂建成后，国家从近郊农村及河北省农村招收了大量青年农民进城并转为正式职工，这些来自农村的职工占我们的调查对象半数以上，而这些人中许多人的亲属至今仍在农村。
作为衡量职工家庭生活水平高低的指标，还有家庭的生活质量。它主要是指生活的舒适程度、便利程度以及精神享受程度。住宅情况作为指标之一。
房金按户平均每月为3.61元，住户的房租较普遍的在1.50元/月。如果按每平方米来折算，每平方米房租均值为0.17元，户均住房间数1.86间。
住房面积在16M2以下的119户，占23.61 % ；16M2—26M2的244户，占48.41 % ；26M2—36M2的104户，占20.63 % ；36M2—46M2的28户，占5.56 % ；46M2—98M2的9户，占1.79 % ；平均每户住房面积22.95M2。
团结湖居委会区域内，人均住房面积5.45M2，与1983年北京市人均住房面积5.68M2相比，基本持平。
［附录］北京市1982—1983年的物价
富强面粉每斤1角8分，标准粉每斤1角5分，籼米每斤1角3分，好大米每斤2角，精制盐每斤1角5分，花生油每斤8角5分，棉白糖每斤8角8分，猪肉每斤1元1角8分，牛羊肉每斤1元，鸡蛋每斤1元1角6分，大白菜每斤4分，牛奶（订户价）每千克6角，棉布每尺3角，洗衣肥皂每条4角4分。
可见，1982—1983年间“一块钱” 大约折合今人民币6元5角。
（3）天津市河西区尖山街的家庭生活调查
天津市尖山街是五十年代建立起来的一个新居民区。它位于天津市河西区，与天津市南郊区相比邻。解放前这里是一片荒地和水坑，没有正式居民住房，只散居着一些从山东、辽宁等地逃荒流入天津的贫苦农民。1949年天津解放以后，人民政府开始在这里兴建工厂和居民住宅楼，一些原居住在天津老城区的居民也陆续迁居到这里。因此，这里是一个新老居民、本市和外省籍居民相混杂的居民区。我们认为选择这样一个居民区进行调查是有一定代表性的，从这里可以打开一扇了解天津市居民家庭情况的窗口。
天津市尖山街包含有28个居民委员会，18286户人家，69000口人。我们以该街红星里第二居委会（以下简称红星二委）为调查点。
红星二委户均人数4.02人，天津市户均人数为3.91人，两者接近。
居民文化程度比较
红星二委中文盲、小学文化程度的人所占比例，低于天津市区的比例，而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人所占比例均高于天津市区的比例。
（天津市指标摘自1983年全国人口普查百分之十抽样。）
职业比较
红星二委是以职工为主体，包括有国家干部、科技人员、知识分子、办事人员等劳动者在内的居民区。
实行了广泛就业政策，有工资收入的人数大大增加了。该居民点共有居民1712人，其中有收入者为1152人，占总人数的67.79 % ，有收入者与无收入者之比是2：1，这就改变了过去靠一人收入养活全家的情况。
城市家庭虽然是多人收入，但每人又是低收入。红星二委有收入者人均工资为51.09元，总人口人均收入为36.49元（以上两数字是纯工资收入，不包括奖金和其他）。从家庭主要收入者夫妻收入状况来看，夫妇收入之和在100元下的家庭占33.13 % ，在101—150元的家庭占57.53 % ，在151—200元的家庭占8.73 % ，在200元以上的家庭占0.60 % 。可见有1/3夫妻收入之和在100元以下。据统计，红星二委夫妻收入之和的均值是114.95元。
尽管几年来调整工资和发放奖金等，职工的收入有所增加，消费水平有所提高，但大多数家庭仍处在低收入和低消费水平线上。
红星二委家庭的消费水平较低，这从居民的住房情况也可以看到。据调查，红星二委居民住房面积在15M2 左右有166户，占46.76 % ；住房面积在16—25M2左右的有112户，占31.55 % ，住房面积在26—35M2左右的有64户，占18.03 % ；住房面积在36M2以上的只有13户，占3.66 % 。红星二委户均住房间数是1.3间，人均住房面积是5.14M2。有一户只有7M2大小的一间房子，另一户有七间房，面积79M2，看来不小，但该户是包括12口人和4对夫妇在内的联合大家庭。因此，无论从哪种意义上说，这里的住房都是短缺、拥挤和不能满足需求的。
1982-83年城市家庭生活状况（3）
（4）上海市徐汇区张家弄的家庭生活调查
徐汇区新乐街道张家弄地区位于上海市中心偏西南，北起南昌路，南至复兴中路，西起襄阳南路，东接本街道的复南居民区。根据户口登记，82年该弄共有居民户757户，集体户6户，共2544人，其中男性1257人，女性1287人。
二十年代前后，这里开始繁荣，商店，餐馆，影院等先后出现，居民出逐渐增多。新式楼房逐步取代或包围了原来的低矮平房，居民除少数本地人外，大都是此时开始陆续迁入的。其中有工人、职员、城市贫民、自由职业者，工商业者等。
新中国成立后，该地区虽几经变迁，但居民成份变化不大，只是工人的数量增加了，也迁入了少数干部。城市贫民如原来的摊贩，大都有了新的职业。据对该地区2387人的调查表明，目前从事种轻重工业的人员最多，占在业人员（包括退休）的44.2 %，从事商业和服务行业的工作人员占12.7 % ，从事文教、卫生、金融的人员和各种技术人员占5.9 % ，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企事业负责人占5.1%。
从文化程度看，该地区具有中等文化水平的人数为最多，其中初中文化程度的占29.2 %，高中文化程度的占24.3 %；小学次之，占14 %；大专以上的文化程度的占13.1 % 。
从经济状况看，该地区人均月收入为49.13元，在上海市区中属中等水平。
从居住条件看，住房类型以楼房为最多，其次是平方和简易楼（砖木结构、设备较差的老式楼房）。人均居住面积为6.44平方米（上海市平均住房面积为4平方米），其中人均住房面积少于4平方米的家庭占四分之一，最少的只有1平方米。
①从家庭的收入水平看。家庭的消费水平首先和家庭从业人员的收入水平有关。该地区人均月收入（包括工资、奖金、福利）为49.1元。其中人均月收入在35.1—55元之间的占到52 % ；55.1元以上的占家庭总数的31.7 % ；在80元以上的高收入户占8.4 % ；还有一些人均月收入在35元以下的家庭（不包括不同居亲属的资助费）。因此，家庭消费除日常生活开支外，有购买中高档消费品的趋向，但这种趋向也由于家庭经济状况的差异而具有不同的层次。
②从日常生活的基本开支看。由于大多数家庭收支不记帐，这项调查数据不很准确，
书报费所用比例不大，是由于不少人认为反正工作单位订了许多报刊杂志，家庭里可以省了这项开支。
从储蓄和耐用消费品的购买情况看。由于收入的增加，大多数家庭每月都有积余，83 % 的家庭有定期储蓄，平均每家每月储蓄额为17元左右，其中最高的每月存150元。当然，储蓄之目的各有不同，有的用于养老或作为应急事故的备用金，但相当一部分将投入市场购买耐用消费品。
近年来，该地区已添置的电视机、收录机、电子计算器、洗衣机、电冰箱等物品已成倍增长。如646个家庭中的48台洗衣机、29只（共有32只）电冰箱、508台（共有577台）电视机都是77年后添置的。
上表说明，家庭消费除日常开支外，有购买中高档消费品的趋向，但这种趋向也由于家庭经济状况的差异而具有不同的层次。
目前，欲购洗衣机、电冰箱的人为最多，反映人们在当前家务劳动社会化程度较低的情况下，想用家用电器来减轻家务劳动社会化程度较低的情况下，想用家用电器来减轻家务劳动强度和减少所耗时间的意向。
随着家用电器的广泛使用，无疑会带来新的生活方式，并引起人们价值观念的变化。
（5）上海市虹口区长春街道的家庭生活调查
虹口区长春街道东起溧阳路、西至淞沪铁路、南接横浜河、北达虹口体育场和虹口公园，面积约1.04平方公里。居民总户数是17483户，总人口为64517人，人口密度较高。
这个地区在鸦片战争后就逐渐形成，其中一部分曾经是日本帝国主义的租界。但不少革命人士亦曾经在这地区居住过。鲁迅的住宅（山阴路大陆新村9号）就在这个地区，“左联”也曾设在这个地区。解放后，在住宅建设等方面，虽发生了不少的变化，但基本上保持了原来的格局。这里是上海比较典型的老的街道、地区。
目前在这个街道内，有市属工厂企业十六家，其中最大的上海无线电八厂有一千多职工。繁华的四川北路贯穿长春街道，再加上街道企业、里弄生产组发展，工商业比较繁荣。
长春街道文教事业也比较发达，有中学三所，小学五年，医院（包括市属医院、部队医院）三所。这个街道居民的文化程度比较高，文盲大大低于市区水平，仅占6.75 %（市区为9.98 % ），高中程度的占25.63 %，大学以上文凭程度的占14.20 %（市区为5.47 %），知识分子多，是长春街道的特点之一。
长春街道下属18个居委会。就籍贯而言，长春街道的居民主要是由上海人、江苏人、浙江人、广东人组成，但他们的分布是不平衡的。由于人口的自然结合，有些居委江苏籍的较为集中，有些居委浙江籍的为多。以邢一居委来看，江苏籍最多，占81.6 % ，而且多数是苏北（江苏长江以北）籍。余庆坊居委浙江籍居民最多，占将近一半。永安居委则是广东籍为多。由于历史原因，祖籍不同，所从事职业、经济收入、住房、生活条件就各不相同。
1982-83年城市家庭生活状况（4）
就住房条件而言，由于长春街道的部分地区历史上曾是日租界的一部分，花园洋房较多，但棚户区也多，所以住房条件差别很大。山二（山阴路）居委会居民的居住条件最好，每户（居住面积）平均30.7平方米，全都有卫生设备，62 % 有浴缸，家家使用煤气。多伦居委则相反，居民住房面积较小，每户平均21.5平方米。
就经济收入而言，不同居委会居民的工资收入也不尽相同。山二居委最高，人均达44.62元，（工资调整前）余庆坊居委最低，人均工资只有37.96元。人均消费支出也不同，邢一居委为25.35元，而山二居委则达38.30元，此差别跟家庭人口数及职业有关。上海市区家庭户口平均3.75人；人均住房面积4平方米。长春街道人均6.8平方米。
（6）上海市杨浦区双阳路的家庭生活调查
上海市杨浦区宁国街道双阳路居委，地处长阳路双阳路一带，整个地段为中国纺织机械厂和五一电机厂所包围，马路对面还有华东建筑机械厂、国棉三十厂等工厂企业。该地区是产业工人居住之地，也有部分机关干部、知识分子和商业服务人员。
居民中有一半以上原籍在农村和外地城市，其中江苏籍的占调查对象的51 % ，浙江籍占16 %，上海籍的占17 % 。
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资料记载，整个居委共897户（不包括集体户），3514人，其中退休工人531人。居委会共有29个居民小组，分四块集中管理。居民区分为四条弄堂，各条弄堂特点各有不同。
1839弄最早是日本东华纺厂的职员住房区。抗战胜利后，中国纺织器材公司接受了这批房屋，住进了一批老职员。原来约50户，文革前兴建了两幢工房，搬进20多户，现1889弄共77户。居住在这里的成员中，知识分子、职员居多，他们的子女文化程度也较高，77户中就有大学生40名。
1841弄原来是三友毛巾厂的厂房区。1937年“八·一三”战事以后，被日本东华纺厂作为该厂的工人住宅区。这里的住房大多数是平房和简易房，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经过修缮作为中国纺织机械厂的工房。住在这条弄堂的200多户人家；大多是轻、重工业的工人。
1887弄原先有一些平房和草房。抗战期间，日本侵略者在广大农村实行“三光政策”，江苏、安徽等地农民离乡背井逃难来到上海。日本投降后，一些工厂恢复生产招收工人，因而这些贫困的农民就进了煤气厂、纺厂、纺织机械厂工作，逐渐在这里开设一些小商店，诸如布店、小百货店、理发店、酱油店等，有国营的，也有合营的。因而居住此地的大多是劳动人民，包括一些商业服务人员。
现在的1860弄所在地，在30年代还是一片荒地、河沟、坟山遍长野草。当时只有十几户人家在这儿搭草棚住下，种菜干苦力以度生计。解放以后，在这块土地上盖起了十一幢新的工房，270多户家庭搬进了新房。其余130多户住在自盖私房里，三中全会后有80 %的私房住户都翻建了新房，现在他们都住上了二层或三层的新楼房。1860弄的居民绝大多数来自苏北和安徽，他们都是普通的劳动人民，女同志大多在纺厂工作，他们父辈中的有的是踏三轮车的，有的是码头扛大包的，有的是泥水匠，有的则是拉人力车的车夫。
（本调查工作开始于1983年1月。确定1982年12月31日为调查的标准时间。）
［附录］上海市1982—1983年的物价
1982－1983年间，改革开放初期，“官价”跟“议价”的明显差距逐步靠拢，物价稳中略升，广大人民群众生活水平有所提高。1982－1983年间，官价普通大米每斤1角3分，上等大米每斤约2角钱,１元可以买5—7斤大米；猪肉每斤１元１角－１元２角,１元人民币可以买0.8－0.9斤猪肉； 植物油每斤8角—9角钱，１元可以买1.1—1.2斤植物油；新鲜青菜每斤约６分钱，１元可以买１５斤青菜；棉布每市尺大约3角钱，１元可以买3尺棉布；1982—1983年间上海“一块钱”平均折合今人民币大约6元5角。
（7）南京市秦淮区四福巷的家庭生活调查
南京市秦淮区夫子庙街道四福巷，位于城区南郊，秦淮河蜿蜒其间。秦淮河孕育了南京古城的发展，流经夫子庙地区，形成了著名的繁华闹市。有历史上许多诗人、文学家为之吟诗作文咏叹怀古的记载；也有“六朝金粉”夜夜笙歌的“艳迹”。解放前，夫子庙地区妓院、赌场和烟馆林立。解放后，经过彻底的社会改造，卖淫、吸毒等丑恶现象被清除，绝迹了。目前，这里商店、饭馆、旅社、书场、影剧院相当集中。1981年又设立了全市最大的小五金百货市场和唯一的花鸟鱼虫市场。琳琅满目的各类商品，形式多样的游乐场所，使夫子庙地区成为南京消费、娱乐的中心，许多外地人来到南京，也慕名前往参加游览。每天流动人口达14万，车水“人”龙，十分繁华。
四福巷居民段处于夫子庙地区的西部，由大四福巷、小四福巷、大全福巷和瞻园路中段所组成（以下简称四福巷）。它靠近闹市区而不在闹市区之中。西面毗邻太平天国博物馆（原太平天国东王杨秀清的王府）；东面与繁华中心地段夫子庙广场相通；南面不远处有医院、工厂相望；北面是一片典型的老居民住宅区。辖区内，有航天工业部科技干部进修学院、羊毛衫二厂一个车间和散热器厂一个车间等单位。
1982-83年城市家庭生活状况（5）
1982年人口普查时，该居民段有671户。目前，这671户居民中基层劳动群众居多，祖居百年以上的老住房居多。据统计，调查对象中从事轻重工业、运输业的工人占40.76 % ，商业服务业工作人员占19.90 % ，两者共60.66 % ；此外，科技干部进修学院的宿舍居住着一些中、高级知识分子；大全福巷还有一个军队干部家属宿舍。由此可见，这里既具有南京古都的特色，能为我们探索南京城市家庭的演变提供一个历史的纵剖面；也具有现代南京的某些特点，可以为我们研究城市不同阶层的家庭状况提供一个现实的横断面。
1982年12月，正式进点调查。南京市统计局采用分层随机抽样的方法，抽取了城市家庭200户，进行家计调查。其平均家庭人口数为4.35人，人均月收入为40.72元。我们的调查样本，平均家庭人口数为4.23人，人均月收入为38.19元，相差不大。
［附录］南京市1982—1983年的物价
标准面粉每斤1角2分，挂面每斤2角6分，中等籼米每斤1角2分，食用油每斤7角9分，鲜鱼每斤5角6分，猪肉每斤1元0角6分，鸡蛋每斤6角—8角5分，青菜每斤3分，牛奶（订户价）每千克6角，棉毛衫每件3元3角，洗衣肥皂每条4角3分。
可见，1982—1983年间南京的物价比北京便宜些（人均收入也比北京市低一些），“一块钱” 大约折合今人民币6元7角。
（8）成都市东城区如是庵街的家庭生活调查
成都市东城区梓童辖区如是庵街居民段，接近市中心区，由四条街道组成：如是庵街、藩库街、穿巷子、不穿巷子。整个街道的格局，自民国初年四川军阀杨森修建成都街道以来，至今无重大变化，较多地保留了老成都的特色。
这里的居民户多数是解放前就定居于此的老住户，只有东城区委宿舍、省财政厅宿舍、省汽车配件公司宿舍是解放后新建起来的，居民也是解放后迁来定居的。这种情况在成都市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为了对本调查资料的可靠性作一个大致的评估，成都市统计局1982年公布的《成都市社会经济统计资料》中与家庭有关的部分资料进行对比，两个资料的数据接近。
海外报道的中国工资状况（1）
西方人见面谈话，有两件事情不能提：一件是女人的年龄，再一件就是对方的薪金。然而在中国，人们见面常问两件事情，一件是“你吃了吗？” 再一件是“你工资多少钱呀？”
在中国的外国人（特别是新闻记者）从侧面打听到中国职工的工资状况后，都大惑不解。他们从不同角度采写了一些文章。本文收集了1988年的若干报道，综合整理如下——
工资水平的比较
从名义工资来看，无论工人、职员，刚参加工作的一般都在人民币40元至100元之间，工龄较长的中老年职工一般在人民币100元至200元之间。月工资在200元以上的很少，大约占3—5 % 的比例，如高级干部（简称高干）、高级工程师（简称高工）、教授等所谓高级知识分子（简称高知），以及名医生、名演员、名作家；所谓“三名三高”。
大体上月工资额最高的，不高于最低工资额的10倍（外资企业又当别论）。工资高的，如果家庭人口多负担重的话，也不一定比工资额低但只需要养活自己的职工好多少。还因为工资高的支出用途相对广些，如雇保姆操持家务等等。即使拿工资额几倍于低工资的人来说，其表面值也只相当于欧美日本最低工资者一天收入的金额。在美国饭店洗碗碟打工者，每日工资为100美元左右，按1988年现行汇率（1美金＝人民币4元）折算，约合400元人民币。在日本东京餐馆洗碗工干8小时可收入约5000日元，折算成人民币，也相当于上海一个工程师的月收入——150元。
国外一个从事简单体力劳动者一天的收入，相当或高于上海从事复杂劳动、脑力劳动者整月的工资。有些外国记者通过这种表面值的对比，发现中国知识分子的收入实在低得不成比例，而在某些重要场合公开向另政府领导人提出这一问题，为中国知识分子的待遇鸣不平。
有一封打工者（华人）自美国纽约寄来的信，提到纽约的物价水准以及他的收入简况：“我每天6时半起床，7点钟坐上BUS，8点钟上班，一直到晚上5点钟下班，整理一下工具，洗洗手等最快也要到5半点才能离开；买些蔬菜，到家已是晚上7点半了。8小时工作的劳累与大陆的工作程度是无法相比的，回家后已是筋疲力尽了。”这个低收入的体力打工者自述：“每天85美金的收入，如一个月一天假都不请，可拿到2040美金，然而开销大。青菜要卖1元多一磅，乘巴士每次就要花去1元美金，房租、电、煤、电话费总共要花去500美金，厨房与浴室还是两家合用的，如独用还要更贵，说来惭愧，我的太太看病住院，还要向政府申请免费，实在住不起啊，住一天病房就要600美金……”他们幽默地自称为“洋插队知青”。但将他的日收入按汇率折算，相当于上海中高级知识分子一个月的收入。
可是纽约青菜卖1美元一磅，上海只要人民币3角一市斤，（折算下来还不到7美分，为前者十五分之一）。上海的一般工房，钢骨水泥结构的，每平方米租赁费也只要人民币七八元，折算只2美元上下。在上海上街吃碗盖交面在普通的面馆不到人民币1元，而在日本得花600—700日元，相当于人民币十来元。
从实际工资来看，从现状来看，上海职工的生活水平低于海外一些大城市。但是一般认为“目前上海人的工资也还算可以，生活也还算过得去嘛！”
中国职工工资水准比较低，这一点是毋庸讳言的，根源在于生产比较落后，经济比较落后。改变这一现状唯一出路，就是要进行一系列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改革。
工资调整和改革
几十年来工资制度变化不大，改革进程缓慢，它关系到千家万户每一个人的最直接最切身的利益，真是牵一发而动全身。
1987年的一次工资调整，各企业不再像以往那样 —— 同一级别、类别加多少千篇一例、千人一面，而是有的企业大致每人10元，有的14元，有的19元，同一企业相似工种每个职工也可以不一样，比以往是活些了，但始终未摆脱窠臼。
职工的广义工资，一般分成这样几个部分：基本工资（也叫固定工资）、浮动工资、奖金、各种补贴。
基本工资体现学历、职位、经验、工作水平、工作年限、基本生活需要，相对比较固定。人们一般谈起“你有多少工资？”主要是指这部分。所谓“大锅饭”、“铁饭碗”也和它密切相连。除非违法犯罪或请假，这部分工资轻易不会更动；只要人到了单位，干好干坏一个样，到发薪日，照发不误。职工都认为它是十拿九稳，一定程度上千万职工不求有功但求无过，难以充分体现“按劳取酬、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不得”的原则。
上海人对由此出现铁“干不干，二斤半（粮菜）”出工不出力的人取了个诨号叫“阿混”，还专门编演了一本滑稽戏——“阿混正传”来讽刺。
于是，“浮动工资”、“浮动奖金”应运而生，二者都是针对以往工资制度中弊端的改革措施，它们取决于企业的经济效益与职工的劳动成绩、劳动态度，通过每天每月的考核上下浮动，使职工的收入、利益和企业的兴衰捆绑在一起；和自己做出的贡献紧密结合，上海人叫这是“双挂钩”，又通俗地称它“活络工钱”。
看来是浅显的道理，却要经过漫长的路程，尝尽千般苦楚，才为人渐渐认识和接受。
海外报道的中国工资状况（2）
所谓的“基本工资”，通常职工也叫它“死工钱”，这部分的金额不再扩大，有的企业还作出工人的产质量达不到规定指标也要在这部分工资中扣除部分，以纠正人们长期形成的把它当作“旱涝保收对象”，制约并缩小“固定工资”及其作用。
顾名思义，“奖金”应当是奖励工作好的职工，但在“文革”时期却是人手一份，赛过固定工资，不起奖励作用。80年代后半期，“奖金”才逐步名副其实。
例如，上海某电讯行是一家经营电视机、收录机及零配件等的国营小型企业，又卖又修。过去由于分配上的“大锅饭”，不管工作好与差、平均主义发放奖金。以至于技术员积极性低、修件交货期长、顾客意见多、企业经济效益差。入不敷出，只好靠发放“加班费”和巧立名目减少上缴利润，来维持企业。
1986年5月，这个单位对修理部门实行了“全额提成工资制”改革，把修理人员与站柜台搞零件卖出的营业员分开，搞“一店两制”分配。对修理部11名技术员按劳务收入金额分配（类似计件工资制），按照纯修理收入对半分成。修理工费收入就直线上升，每月人均达人民币376元，比原先提高近两倍；零售部8名营业员的业务也上升78 % ，归企业所得利润上升20 % ；在分配上拉开了差距。修理人员奖金每月人均可得111元，上升一倍多；其中最高达137元，最低也得81元。零售部营业员人均得53元，比原先增加37 % ；营业员、技术员实行“分灶吃饭”以后，带来了蓬勃生机。服务态度从冷变热。从一个干活“磨洋工”、亏损要打烊的单位，抓了分配上的改革，竟有“起死回生”之成效。可见抓分配制度、抓工资改革是抓住了要害。
可是，不直接加生产操作的企业行政人员，他们从事的往往是只能计时、难以计件的业务。怎样按日按月考核估算成绩呢？他们的奖金至今还是“平均奖”。
对于物价高涨的不满情绪
工资有所提高，但另一个社会矛盾——涨价问题又突出了。
20世纪80年代后期，呈现了数十年未有的物价上涨势头，困扰着政府和企业，困扰着整个经济建设。一位大学毕业已3年，每月工资70元的年轻人，26岁不敢谈恋爱，说是没钱谈不起，有了女朋友也不敢带上街，怕到吃饭时间不好办。一些教学经验丰富的中学教师，为了养家糊口，不得不到校外去兼课，搞“生产自救”。
一大批企业因原材料涨价而叫苦不迭，反过来又叫喊他们的产品应该涨价。
从前在“指令计划经济”或称“产品经济”之下，基本物价都是由政府及有关部门指定、凭票供应的，如火柴2分钱一盒，大饼3分钱一个，近30年固定不变。自从实行改革开放政策9年以来，物价也连续上涨了9年，老百姓皱眉头了。人人拥护“改革、开放”，但不赞成物价老是上涨。虽不是样样东西成倍地涨，也已是收入赶不上涨价，家家户户对此感到头疼。
职工的工资虽在改革中，牵涉面太大、进度迟缓，不适应“商品经济”机器已经开动的现状。当时不能在工资的问题上按照“生活指数”如实计算而及时调整办法，使人们总感到物价涨了而工资没有涨。
据一项抽样统计资料表明，1986年因涨价而收入下降的城镇居民户占1/5，因物价上涨而入不敷出的城镇居民占到15 % 左右。
物价高涨的实际感受
当时发布的经济公报说：1985年中国零售物价水平仅比1984年上升8.8 %，1986年仅上升6 %，而1987年上半年仅比去年同期上升6.3 %；同时，又宣布职工平均工资1984-85年增长17.9 %，1986年增长16 %，因此宣布“职工生活水平大为提高”。
显然，这些统计数字跟广大人民群众的实际感受相反。民意测验普遍认为：
“1985-86年物价上涨比工资增长快得多。”
“工资提高的速度赶不上物价飞涨的速度。”
于是，老百姓禁不住要质问：“国家宣布的物价指数是否反映实际情况？统计数了是否偏低？为什么与老百姓的实际感受有很大差距？”议论纷纷，莫衷一是；不满情绪，溢于言表。
物价高涨的原因
1987年8月中旬，某某发言人（袁木）约见中央各新闻单位记者，就物价问题发表谈话。袁木首先反复强调指出：“总的看来，当前的经济形势是好的”。
记者们马上反问：“为什么在经济形势好的情况下，近几个月物价上涨又这么快？”
袁木解释说：“虽然国家供应的粮食并未涨价，但集市贸易粮价上涨较多。……在去年集市粮价上涨的带动下，同粮价有紧密比价关系的蔬菜和肉禽蛋价格不能不受到影响。……至于工业消费品涨价，主要是受原材料价格的影响。今年，国内原材料议价比重提高……”
这实际上就是承认：计划经济体制不适应改革开放的社会要求，国家计划指令体系和自由市场体系并存、“官价”和“议价”双轨冲突而必然造成物价上涨。
我可以作出如下两方面的分析——
第一方面，所谓“国家供应的粮食等并未涨价”，指的是凭票证（粮票、油票、布票、其他各种购货券）按照城镇户籍制度凭户口簿计划供应的一部分基本必需品，在国家指定粮店、副食店中勉强维持多年“固定”的价格。但仅仅依靠这些计划供应的限量物资，是根本不能满足人民群众日常生活要求的。因此大批大批的老百姓不得不纷纷到“农贸集市”也就是“自由市场”去以高价采购粮食、蔬菜和肉禽蛋等等。根据“供求关系”的市场价格原则，必然造成农产品物价大幅度上升，冲破多年“固定”的价格而高涨。
第二方面，多年停滞、落后的工业必须发展，而在苏联式计划经济体制下，原料供应非常紧张；国家计划指令体系强制束缚在马车辕中的“官价”，和自由市场体系的控制不住的野马般的“议价”，相互竞争，必然造成紧缺的原材料和工业消费品大幅度涨价。
无法掩盖1985—1987年物价上涨
某些部门特别注意“物价宣传工作的重要性”，不仅在报刊上发表大量文章，而且在1987年10月编印了《物价改革与人民生活》的宣传手册。值得注意的是，手册中刊有“价格改革成果图表”，到正式发行时把“成果”两个字盖没，贴上“有关”字样，把“成果图表”改成“有关图表”。
连编者也觉得“成果”的宣传缺乏说服力了。
这本宣传手册，对于1985—1987年物价上涨的情况，举出3个原因来解释，公布的数字为什么与老百姓的感受不符：
（一）公布的数字是全国所有城市和乡村的总平均数，而不是一个特定地区（如北京市、上海市、广州市等）的局部数字。
手册承认，按照国家统计局得到的真实数据：在1985年北京市的物价指数上升18.6 % ，而上海市的物价指数上升16.4 % ，“从我国目前情况看，城市物价上涨幅度高于农村。因此，在城市生活的人必然觉得物价上涨对他的影响不只是全国平均的6 % ，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生活的人，感觉到的差距就会更大一些”。物价局的文章对比了世界各国的情况说：“许多西方国家在计算全国物价总指数时，只选择一些大城市，……就这一点说，我国的物价指数比西方国家还要更全面一些。”（引自《物价指数是否反映实际，为什么与人们的感受不一致？》，载《物价改革与人民生活》第50-53页）
其实，各地物价差距，乃是普遍存在的事实。按照社会生活调查的基本原则，我国历来的物价统计和生活指数计算，一向是分别依据北京、上海、天津、广州等城市各自的具体情况进行的。
（二）不是所有日用品物价都上涨。
农贸集市中的粮食、副食品、肉禽蛋、蔬菜涨价非常明显，但是国家计划中的凭城市家庭户口购货证和每月定量粮票在制定粮店供应的大米、面粉、粗粮以及植物油、白糖等，没有涨价或涨价较少，这些物资的平价定量供应，抵消了一般日常食品、日用品的涨价。文章说：“近年来实际生活中确实是涨价的多，降价的少，也给人们造成一种什么东西都涨价的感觉，因而对物价指数产生了一些疑问。”（同上书第54-55页）
（三）群众不经常购买的一些耐用品没有涨价。
如手表、收音机、某些药品、电视机、电冰箱等物资没有涨价或涨价很少、甚至降价。
“物价指数反映的价格变动的商品范围，一般要大于群众实际经常购买的商品范围。例如，近年来我国几次降低了药品、半导体收音机、机械手表等商品价格，这些商品虽然也要统计到物价指数中去，但群众不是经常购买，因而对这些商品降价就感受不深。”（同上书第55-56页）
必须辩明经济生活的真相（1）
而我从事的社会调查：“文化人经济生活”专题（以北京市和上海市为主要对象）所考证的，恰恰是——
（一）北京市、上海市等大城市的实际物价，而并非农村乡镇的不同物价、以及非货币交换的情况；
（二）同时考虑凭证供应和自由市场供应的两种物价、即官价和议价，而并非只按照国家定价和国家指导价格进行统计；
（三）按照群众经常购买的日用品的实际物价，而并非不常购买的物资情况。
以这样的统计原则，依照国家物价局公布的数字，得出：
1985年北京零售物价水平比1984年上升18.6 %，1986年又上升15.5 %；
1985年上海零售物价水平比1984年上升16.4 %，1986年又上升13.4 %；
这是一种任何人都无法否认的结论。（以上写于1987年11月）
［附录］物价问题谈话
问：公报说1985年全国零售物价水平比1984年上升8.8 %，1986年上升6 %，可是人们感觉，物价实际上涨得比这还要多。比方说，猪肉价格放开后，价格一下子涨了百分之好几十，瘦肉涨了一倍多，蔬菜价格涨得更是厉害，怎么还能说价格水平只涨6 % 和8.8 % 呢？
答：为什么统计局公布的零售物价指数同人们的切身感受不一致，这是近几年广大群众都很关心的问题。
全国零售物价指数反映的是全国所有城市和乡村市场零售物价总水平的变动情况。它的构成比较复杂，消费者不可能通过感受全面反映出来。就拿刚才提到的问题来说。1985年猪肉等鲜活副食品价格放开后，肉、禽、蛋的价格上升了22 % ；鲜菜价格上涨34.5 % ；其他如水产品，鲜果价格上涨了都很猛。这些商品价格的上升的确增加了居民生活的开支，影响了零售物价指数的上升。但是，购买这类食品的支出只占居民购买商品总支出的1/3左右，……平均来看，全国零售物价总指数的上升比人们感受较大的一些副食品价格的上升要低的多。另外，零售物价总指数反映的是全国平均价格水平。它既包括价格上涨较多的地区，又包括价格上涨较少甚至很少的地区。1985年和1986年的实际情况是，城镇的物价指数上涨高于农村。城镇两年平均上涨12.2 % 和7 % ，而农村则分别上升7 % 和5 % ； 城镇中价格上涨幅度也有高有低，大城市尤其是特大城市的物价上涨要高于中小城市和县城。1985年北京的物价指数上升18.6 %，天津上升13.9 %，上海上升16.4 %；这些大城市物价增长的幅度较大。因此，这些城市居民的实际感受就和综合平均的全国零售物价指数有一定的距离。
还有一种情况是，消费者对经常购买的商品价格变动的感受大。比如人们几乎天天购买的副食品和日用小商品价格稍有变动，感受就会很强烈。而电视机、电冰箱、手表等耐用消费品多少年才买一次，既使价格稳定甚至大幅度降价，印象也不是特别深刻。由于这些原因，往往容易使人产生一种错觉，认为国家统计局分布的物价指数和实际生活不一致。
当然，我国现行的零售物价总指数也还存在一些有待于进一步改善的地方。比如价格在地域上的差别在城镇物价指数中考虑不够，简单地将大城市、特大城市和中小城市、县城的零售物价指数综合平均，形成城镇零售物价指数，这就忽略了大城市与中小城市的区别。另外进入价格指数的商品有一部分已经失去代表规格品的作用，有些属于企业已经转产，有些属于市场有价无货，有些属于消费者很少购买，有些属于想买但买不到。因此，用来制定物价指数的某些代表规格品也需要重新选择。
问：自从蔬菜价格放开以后，许多地方菜价越来越高，有人说现在吃菜比吃肉、吃鸡蛋还贵，这是什么缘故？
答：蔬菜价格问题，广大群众十分关心。1985年各地放开蔬菜价格以后，价格确实涨了不少。据国家统计局统计，全国蔬菜价格1985年上涨34.5 % ，1986年又上涨3.3 % ，1987年一季度比去年同期上涨4.8 % ；这是全国总的情况，但地区之间是不平衡的。有些原来蔬菜价格较低的地区涨得还要多一点。……（引自《物价改革与人民生活》第64页）
1988—1989年更严重的通货膨胀和物价上涨
国家大幅度提高了主要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各种粮食的收购价平均提高1.2倍，棉花、糖料、烟叶等经济作物的收购价也提高了不少；采掘工业产品价格提高55 % ，原材料工业品价格提高45 % ；在销售价格方面，除定量供应（配给）的粮油外，其他食品价格提高59.8 % ；副食品（蔬菜等）价格提高86.2 % ；铁路运价提高了21.6 % ；国家用于每年价格补贴的钱达到300多亿元人民币，不得不增大钞票的发行量。
到1988年，经济学界公认：我国已出现了严重的通货膨胀，破坏了正常的经济秩序、供求关系和价格比例；助长了物价、工资的轮番上涨，和各种投机倒把行为，从而阻碍了生产发展和经济效益的提高。国民经济必须治理整顿。（参看《中国物价五十年》第697—699页）
当时由价格制度改革——指令性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引起的物价适度上调，这是合理的；但是，由经济过热、投资和消费膨胀引发货币大幅度增量发行和物价迅猛上涨，那却是反常的、不合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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