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特勒从未因此责备戈林。他要留在伏尔加河，一直等到悲剧降临，而戈林的骗不了人的瞎话在这一点上给他帮了忙。
约德尔在纽伦堡法庭作证说，早在十一月，希特勒就曾私下向他承认，第六军已经完蛋，但是为了掩护高加索集团军撤退，必须将它牺牲。简直是荒唐透顶！从斯大林格勒突围撤退，那才合乎正常情理。但是，擅长鼓动术的希特勒感到，一支大军的全军覆没，这么一场令人痛彻心肺的悲剧，能使人民团结在自己的周围，而撤退则会拆穿他的牛皮，使他丢脸，有损他的威望。出于这样一种考虑，他白白断送了一支能征善战的精锐打击部队，这个损失是永远无法弥补的。
罗斯福的胜利
就在这个时候，弗兰克林•罗斯福于当年一月举行的卡萨布兰卡会议期间宣布了“无条件投降”这个口号；无论从哪方面说，这个口号都是绝妙的一招。对于这个口号持批评态度的人——包括八面威风的艾森豪威尔将军在内——都没参悟罗斯福这一声霹雳会收到的效果；他不失其诡计多端的本色，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不动声色地脱口而出，就把这个口号传扬开了。
第一，他使全世界，首先是德国人民，醒悟到一个基本事实：我们正在输掉这场战争。这几个字简简单单，但清清楚楚地表明了一场全球的滑铁卢的大转折已经发生。这件事情本身就是宣传上的一次惊人胜利。
第二，他公开向斯大林发出信号，保证英美两国决不会在西方谈判媾和。当然，斯大林依然满腹狐疑，不过这已是罗斯福所能对他作出的最最响亮有力的保证。
第三，他向土耳其和西班牙这些动摇观望的国家，向欧洲被占领的各国人民，向一直顺风使舵的阿拉伯人作出了保证，在俄国战局改观之后，西方各国不会放松努力，不会允许布尔什维主义横行欧洲大陆和中东。
第四，在这初次对我们取得胜利的时刻，为他自己那个娇生惯养、没有骨头的民族提供了一个简单明确的战争目标。一方面迎合了他们的天真烂漫的心理，同时也对指望战争立即结束或者妥协媾和的种种念头泼了一盆冷水。
有人提出异议，认为这个口号坚定了德国人民在希特勒领导下抵抗到底的决心，认为罗斯福本应越过希特勒，直接呼吁德国人民和德国军队推翻纳粹政权，签订体面的和约才对。这些意见只能表明他们对于第三帝国的实际情况的愚昧无知。
希特勒已经称心如意地彻底改造了德国，这个政权之下的各种结构，包括军队在内，都是群龙无首，一切权力都集中在他一个人身上。根本就不存在可以推翻纳粹的人。根本就不存在可以呼吁的对象。我们国家的命运已经和这个人紧紧联结在一起。自从取得政权以来，他的一切行动都是为了这样一个目的，他也达到了这个目的。
他就是德国。武装部队已经以他们神圣的荣誉向他宣誓效忠。一九四四年七月以失败而告终的那个暗杀企图既无头脑，又失信义。我没参与其事，而且我也从未后海做出这样的决定。一方面命令士兵为某个领袖战死疆场，然后又去谋杀这同一个领袖（不论他是多么有失众望），这是对原则的背叛，这个道理对我是显而易见的，对于其他所有将领也应该是显而易见的。
每逢司令部里发生什么令人难受的事情，我曾不止一次想过，如果我们之中有谁要开枪打死希特勒，那是一件相当容易的事。但是他知道自己可以依靠德国人性格中的两根支柱：荣誉和义务。
德国人民处在可悲的历史陷阱之中，命中注定还得苦战两年半的时间，而其目的不过是为了保住那个已把他们引向毁灭的国家元首的性命。我们终于认识到了实行元首制的这个致命错误，不过为时已晚。一个君主可以要求停战，并在战败的情况下维护他的国家的荣誉和稳定，例如日本的天皇就是这样。但是一个战败的独裁者，却只能是一个四面楚歌的窃国大盗，他不得不像莎士比亚笔下的麦克白一样奋战到底，直到越来越深的血泊淹没了他。
希特勒无法下台；所有的纳粹党人都无法下台。他们对犹太人的秘密屠杀排除了这个可能性。“无条件投降”不会对他们造成任何区别，也不会对德国人民造成任何区别。现在，除了“神的没落” 之外，没有任何东西能够把希特勒和德国人民拆开，或者结束这场战争。
英译者按：冯•隆将军叙述了斯大林格勒战役之后，又概述了高加索集团军的战斗经过及其结局，他把这篇文章题作《A集团军的可歌可泣的大撤退》。这是《世界大屠杀》一书中最长的一篇。我相信，美国读者不会像冯·隆将军的德国读者那样对该文感到兴趣。事实上，保罗斯的军队在斯大林格勒投降之后，高加索集团军的退路便被切断。为了摆脱困境，希特勒经过一番犹豫之后，委派非常精明干练的冯·曼施坦因去指挥所有那些出师不利的部队之中最受威胁的北翼部队。曼施坦因在最恶劣的严冬条件下，出色地施展了灵活机动的战术，终于完成了任务。另一位将军，克莱施特，则带领南翼部队撤退到黑海上的桥头堡。最后，高加索集团军终于有条不紊地突出了包围圈，并在撤退过程中多次重创红军。于是，德国人发现他们自己差不多重又回到了蓝色方案所规定的起跑线。这是一场劳民伤财的大规模军事演习，功劳应该归于德国的最高“直觉”天才，这位天才下令发动了这场演习，然后又把它搅得一团糟。在德国军队之中，这场军事行动获得了一个普遍流传的伤心的雅名：“周游高加索的旅行”。
我曾有机会见到希特勒，所以知道他有时候说话会多么娓娓动听，甚至非常和蔼可亲，
就和一伙匪徒的首领一样；他完全具有一个江洋大盗的魄力和狡诈。在我的著作里面这不是大人物的品格。希特勒的早期“胜利”，只不过是一个死心塌地的恶棍出人不意地抢掠得手、一变而为国家元首，然后便利用一个伟大民族的全部威力去支持他的恣意妄为。
为什么德国人民会效忠于他，这仍然是个历史之谜。他们知道他要达到的目标是什么。他早就在他那本《我的奋斗》里说得清清楚楚。他和他的那些国家社会主义同伙从一开始就是一群一眼可以看穿的非常危险的暴徒，但是广大的德国人却崇拜和信仰这批恶魔，直到无情的斯大林格勒之战，才使他们如梦初醒，有些人甚至还要再过许久之后。
第五部 帕格与帕米拉第五十八章（1）
一个犹太人的旅程
（摘自埃伦•杰斯特罗的手稿）
一九四三年二月二十日
巴登—巴登
……我永远也不会忘记火车通过打开的栅栏门的那一刹那，一面巨大的红色卐字旗在栅栏门上飘拂，用德文写的指示牌开始出现在铁轨两侧。我们当时正坐在餐车里，吃的午餐是咸鱼和烂土豆。我们周围的美国人，他们的面部表情个个都值得上画。我简直不忍心看一看我的侄女。后来她曾对我说过，她当时真是吓破了胆，简直没有注意到我们是什么时候越过国界的。就是现在，她也还是这么说的。当时我所看见的她脸上的恐怖，就像是个被尼亚加拉瀑布冲走的人。
对我来说，倒还没有这么一种如坠悬崖的感觉。我对希特勒上台之前的德国怀有相当美好的回忆；举行一九三六年的奥林匹克运动会的时候，我因为要给一家杂志写篇文章，曾去德国逗留了几天，那时节举目所见，已是卐字旗到处飘扬，我除了觉得内心不安外，并没碰到更大的问题。我认识几个犹太人，他们是为商业买卖去德国旅行的；还有少数厚颜无耻之
徒，则是专为寻花问柳而去的。他们也都不会碰上多大危险。德国人总是按轨道办事；这既是他们的美德，同时也是他们可怕的地方。去旅行的犹太人既是在旅游的轨道上，犹如我是在新闻采访的轨道上一样，所以也就安全无恙。我现在就是把希望寄托在条顿民族的这一特性上。有关德国人如何残暴的那些最可怕的传闻，即使确有其事，我们现在也是处在外交轨道上。我难以想象反犹主义竟会跳出它的轨道，来伤害我们这条轨道上的人，特别是，如今正在讨价还价，要拿我们去和德国间谍交换，很可能以一比五，或是一比四的比例去交换。
尽管如此，在我们刚到的头几天，我还是没太太平平地喘过一口气。娜塔丽连续一个星期不吃也不睡。她把儿子抱在膝上，眼里闪烁着一种要跟人家拼命的恐怖神色，看上去似乎有点神经失常。不过，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我们也都定下心来。有句老话说得好，最怕人的事情莫过于不知道你要碰上什么苦难。你最最害怕的事情一旦果真降临到身上，其实也不见得就像你想象的那么可怕。布伦纳公园旅馆里的生活当然阴森可怕，但是我们现在也已习惯了，最最主要的倒还是感到无聊腻烦到了极点。如果今后有人问我，在巴登—巴登到底是什么最使我感到压抑，是恐惧还是无聊，我将不得不这样说：“是无聊，而且远远超过恐惧。”
我们和当地居民完全隔绝。我们的短波收音机被没收，除了柏林的广播以外，我们听不到任何其他消息。我们仅有的报纸和杂志都是纳粹出版物，两份法国报纸上充满了最下流的德国谎言，但是使用的却是莫里哀、伏尔泰、拉马丁和雨果的语言。这简直是卖淫，这比一个可怜的法国娼妓听任德国长毛大兵蹂躏还要无耻。如果我是个法国新闻记者，我宁愿让他们把我枪毙，也绝不会如此玷污我的荣誉，玷污我的高雅的语言。至少，我希望我能做到这一点。
可以阅读的东西少得可怜，听不到消息，无事可做，这使禁闭在巴登—巴登的全体美国人的情况一天不如一天，我的情况可能比其他人都要来得严重。五个星期，我没写过一篇日记。我以前曾为自己的工作习惯而感到自豪，我以前曾像安东尼·特罗洛普 一样文思如涌，下笔万言，我有许多东西要写，而且没其他事情可做，但是我却听任这份日记闲搁在那里，就好像一个年轻的女学生把日记开了个头，然后就惰性发作，让那本几乎是空白的日记本躺在书桌里发霉，直到二十年后才被已经做了学生的女儿重新发现，惹得她咯咯直笑。
但是，快吹响你的喇叭吧！昨天，红十字会送来的首批食品到达，人人变得兴高采烈，沉闷空气一扫而光。罐头火腿！玉米粉牛肉！奶酪！罐头鲑鱼！罐头沙丁鱼！罐头菠萝！罐头桃子！鸡蛋粉！速溶咖啡！白糖！人造奶油！单单是写下这些字眼，我也感到高兴。这些美国日常食品看起来赏心说目，吃起来美味可口，对于我们的苟延残喘的体质有起死回生的功效。
这些德国人天天吃的是土豆、黑面包、烂疏菜，怎么竟能打一场大战？当然，有点儿好的东西都给士兵吃了，但是老百姓呢？！据说，我们的配给比一般德国人多一半。淀粉和纤维素当然也能填饱肚皮，但是光吃这些东西，就连狗也长不大。至于这家著名旅馆里的烹调，那就更不必提了，简直叫人难以下咽。瑞士代表安慰我们说，我们并没受到苛待，全德国的旅馆这些日子供应的饭菜要比我们这儿糟得多。至于我们的饮食情况、餐厅里的奇怪安排、质地低劣的酒、黑市上买来的土豆烧酒、我们在德国“主人”照料下的整个生活情况，我以后会详加叙述。这些情况都值得记载下来。但是，现在我想首先补叙一下这些天来应该记下的事情。
现在是上午十一点，天气很冷。我围裹得严严实实，坐在阳台上，沐浴着暗淡的阳光，写下这篇日记。红十字会送来的蛋白质和维生素此时在我周身循环流通，我又变得和以前一样，贪婪地享受着阳光和新鲜空气，摇动我的笔杆。感谢上帝！
自从离开马赛以来，我一直消化不良。在卢尔德的时候，我以为不过是一时神经紧张的
缘故。但是在火车上吃了那顿糟糕透顶的午餐之后，我便病得很重，自那以来大便一直很不正常。但是今天，我却感到非常健康，简直像个年轻小伙子。我畅畅快快地大便了一次（这样的事情也写下，实在荒谬可笑，但是这是事实），高兴得就想跟一只刚刚下了蛋的母鸡那样咯咯叫上几声。我敢肯定，我的身体之所以这样奇迹般突然好转，决不仅仅是因为营养的关系，此外还有心理因素，我的胃认得出美国食品。对于它的政治敏感，我应表示庆幸。
第五部 帕格与帕米拉第五十八章（2）
关于路易斯。
他是全旅馆的宠儿。他一天比一天聪明伶俐，一天比一天会说话，越来越讨人喜欢。他是在火车上开始把大家给迷住的。在卢尔德的时候，大家很少见到他，但是在车站上，有人给了他一只精巧会叫的玩具猴子，到了车上，他就跌跌撞撞地跑来跑去，拿着这只猴子叫大人捏，尽管车厢摇摇晃晃，可是他却能够保持平衡，惹得大家赞叹不已。娜塔丽见他玩得这么高兴，也就由他跑来跑去。因为他的缘故，车上的气氛也不那么阴郁沉闷了。他甚至还拿着那只猴子，走到我们那位穿着制服的德国秘密警察跟前，那德国秘密警察起初犹豫了一下，后来竟也接过那只猴子，紧绷着面孔捏得它吱地叫了一声！
车厢里的人个个爆发出一阵笑声，至于大家为什么会笑，要想说清楚其中的原因，恐怕需要专门写一篇类似梅瑞狄斯 论述喜剧精神的论文。德国秘密警察非常尴尬地朝四周看看，然后也哈哈大笑起来；在这一瞬之间，我们大家，甚至也包括那个德国秘密警察，看来都很强烈地感到，这场战争实在荒谬绝伦。这件事情成了车上全体乘客的话题，这个手里拿着一只玩具猴子的小娃娃也就成了我们在布伦纳公园旅馆的第一号大人物。
或许，我不该花费这么多的篇幅，描写这样的区区小事，借以说明这个孩子给人慰藉的
天性。最近几个星期我生了好几场病（有几次非常严重），我之所以没采取听天由命的消极
态度，完全是因为我心怀一件大事：在娜塔丽和路易斯安全脱险之前，我不能，也决不甘心就此垮掉。如果有必要，我将拼死保护他们，为了能够保护他们，我决心同颓丧和疾病作斗争。我们的不牢靠的记者证所依仗的就是我那几篇杂志上的文章。我们所受到的特殊照顾——高楼上面几层的一套两个房间带阳台的套间，俯瞰旅馆的花园和一个公园——只能是由于我的不过如此的文人地位。我们的生死存亡，到头来也许要取决于我那本被读书俱乐部选中的著作能否使我从一个默默无闻的学术工作者一跃而成为有点儿名声的人物。
我们这批人里有许多儿童，但是路易斯最为突出。他成了个享有特权的小精灵，我们的海军武官是个搜刮东西的好手，路易斯从他那儿得到的食品总是比别人多，比别人好。这个人发现娜塔丽是海军家属之后，他便成了她的奴仆。他们之间的关系非常亲密，但是（我敢肯定）非常纯洁无瑕。他常给路易斯送来牛奶、鸡蛋，甚至还有肉。虽然禁止使用电热板，他也照样给娜塔丽送来一块，娜塔丽为了便于散发油烟气味，就在阳台上烧煮。他想要戏剧小组演出《卖花女》 ，眼下正在好说歹说，千方百计要她扮演伊丽莎一角。她也确实在考虑答应下来。我们三人常在一起玩纸牌游戏，或者猜字谜。总之一句话，考虑到我们是处在希特勒统治下的德国国土之上，我和娜塔丽过的实在是一种非常奇特的平凡乏味的生活，我们就好像是乘着三等轮船，在作一次无限期航行的乘客，时时寻找办法消磨时间。无聊是我们生活中不断重复的低音基调，恐惧只不过是短笛偶尔发出的尖声嘶叫。
我们的犹太人身份已经暴露。派驻在布伦纳公园旅馆的那个德国外交部官员总是故意对我那本《一个犹太人的耶稣》恭维一番。他说起这本书的时候确实颇有见地。起初，我大为骇异，不过，既然明知德国人办事一向慎密彻底，现在我反而觉得我原先希冀能够侥幸蒙混过去实在是过于天真幼稚了。《世界名人录》、《作家姓名录》还有其他各种大本的学术参考书里，都有我的名字。到现在为止，我的犹太人身份还没带来什么影响，而我的小小名声倒
是对我有所助益。德国人尊敬作家和教授。
我之所以受到殷勤的医疗照顾，肯定是由于这个原因。我们之中如果有谁身体不舒服，我们那位美国医生——他是个红十字会工作人员——总喜欢开玩笑地把它叫作“拘留病”，对于我的肠胃病，他也倾向于如此看待，一笑置之。但是到了第三个星期，我的病情变得实在严重了，他才提出要求，让我住院治疗。由于这个缘故，我在巴登—巴登的市立医院遇到了R医生——即使是用难以辨识的意第绪语字母的密码，我也不愿在这里写下他的真名实姓。以后等我有了更充裕的时间，我一定要好好把这位R医生描绘一番。现在娜塔丽在叫我去吃午饭了。我们把珍贵的红十字会食品交了一些给旅馆厨房，他们答应说一定要烧出点像样的菜肴。我们现在就要尝到咸牛肉杂烩的味道了。我们好不容易终于有了一点办法可以把那些令人作呕的土豆变得稍为美味可口一点了。
二月二十一日
第五部 帕格与帕米拉第五十八章（3）
巴登—巴登
昨天夜里我病得很厉害，今天我也远远没有复原。不过，既然又重新开了头，我还是决心把日记记下去。单单是在纸上移动我的笔，也会使我感到有了活力。
旅馆的厨房把我们的咸牛肉杂烩烧得一团糟，使我大为扫兴。恼怒无疑触发了我的消化不良症。难道还有比这更容易烧的菜吗？但是，结果还是烧得又焦、又硬、又冷、又油腻，简直叫人恶心。我们吸取了教训。我和娜塔丽，还有那个海军武官，把红十字会送给我们的食品凑在一起，在我们自己的房间里烧，在我们自己的房间里吃，至于那些德国大兵，让他们见鬼去吧！别人也都在这么干，走廊里飘荡着烹调的香气。
根据最新的传闻，德国人为了表示文明，为了表示对于宗教的尊重，将在复活节把我们释放，进行交换。平克尼·塔克虽然亲口对我说过，这只不过是一厢情愿的幻想，但是谣言还是传来传去。我们这群人的心理活动真是饶有趣味。如果把这些心理好好描写一番，真可以写出一部可以和《魔山》 媲美的长篇小说，遗憾的是，我丝毫也不具备这种创作才能。如果路易斯的年纪不是这么小，他蛮可能成为我们这群人中的一个托马斯·曼；他那敏锐的小脑袋说不定此时正在一一记下我们所不能察觉的一切。
说起复活节，这倒使我想起我在卢尔德记下的那段日记，那时我只开了一个头，讲到我的半途而废的改信天主教一事。那是一件多年以前的往事，说起来叫人伤心难受，好比重新拨燃已经冷却了的灰烬。不过，如果这本日记在我死后还能留在人间，它就可以成为我在这个世界上匆匆度过的卑微一生的最后遗言。既然如此，还是让我把此事的主要轮廓信手写下吧，好在只要一两段就能说完。我已经讲了我与奥斯威辛犹太法典学堂发生隔阂的情形，这是一切后事的关键。
我不能把这件事告诉我的父亲。对于波兰犹太人来说，敬重双亲是我们根深蒂固的天性。我的父亲是个和蔼可亲的人，是个农具商，另外也做自行车生意，买卖相当兴旺。我们家境不错，他很虔诚，也很有学问，不过从来不会问一个为什么。他如果知道我已经变成了一个不信犹太教的人，那他一定会震惊万分。所以，我继续是个犹太法典学堂的优秀生，而在心底里，我却暗自笑话莱扎老师，笑话我周围的那些恭顺驯服的小蠢货。
我们的家庭医生是个说意第绪语的不可知论者。那时候，凡是从大学回来的犹太医生，身上总是常常带着猪肉气味。一天，我不知怎么心血来潮，到他那儿向他借阅达尔文的书籍。“达尔-温”——法典学堂里的悄悄耳语都是这么叫的——就是当今邪恶世界的撒旦。这个“达尔-温”，对我来说，他的德文版的书可真难看懂；不过我还是如饥似渴地吞下了《物种起源》，晚上在蜡烛光下偷偷看，白天躲到外面去看。我一生之中第一次违反安息日的戒律，就是在口袋里装着一本达尔文的书，来到河边的草地上。安息日戒律禁止在“公有场地”内负荷重物，而书本也属于重物之列。说也奇怪，我虽然在精神上已和我的信仰决裂，但是要在礼拜六 带着那本书从我父亲的房子里走出来，倒仍是桩很难做到的事情。
后来，那个医生又把海克尔、斯宾诺莎、叔本华以及尼采的书借给我。我急不可待地把这些书统统看完，就好像青春少年阅读色情书籍一样，既是津津有味，又暗自羞愧。我专门先找那些亵渎宗教的章节，比如对于奇迹和上帝的嘲笑，对于圣经的攻击等等。其中有两本德文的文集我将永远也不会忘记，一本叫做《科学入门》，一本叫做《现代伟大思想家》，都是绿色平装廉价书。伽利略、哥白尼、牛顿、伏尔泰，霍布士、休姆、卢梭、康德，这一群辉煌灿烂的伟大人物，就在我，一个十五岁的犹太少年，孤独一人躺在维斯杜拉河畔草地上的时候，突然闯入了我的思想。我如痴如狂，一连攻读了两三个星期，于是我的世界、我父亲的世界，统统倒坍、摧毁、破灭、粉碎，变为一堆瓦砾，化为一片尘埃，从此休想恢复，就如倒坍在沙漠之上的奥齐曼迪亚斯的塑像 一样。
我的头脑从此开了窍。
我的家庭移居美国之后，我成了布鲁克林中学的一个异常早熟的奇迹。我学英语就好比背诵乘法表一般便当，两年之内我就学完了全部课程，并且取得了进入哈佛大学的奖学金。那时候，无论我的言谈举止，还是衣着装束，在我的双亲眼里都已完全美国化了。他们为我
哈佛大学的奖学金感到骄傲，但是同时也很担忧害怕。不过，他们又怎能留难我？我离家上学了。
在哈佛，我是一个奇才。教授们，连同他们的夫人，对我推崇备至；我是许多豪富人家的座上客，我的带点犹太学堂腔调的英语，他们觉得新颖有趣。我把所有这些宠爱奖掖视为
理所当然。我那时年轻漂亮，就像路易斯·亨利一样，具有某种天生的魅力，对于交谈也是颇有天赋。我能使那些文人雅士和我一同分享我因为发现了西部文化而感到的兴奋激动。我爱美国；我博览贯通美国的文学与历史；我能背诵马克·吐温的大部分作品。经过法典学堂的训练，我有过目不忘的本领。我能滔滔不绝，侃侃而谈，既有独到见解，又能旁征博引，这使那些波士顿人惊叹不已。同时，我还能够把一些犹太法典的知识融会于我的谈论之中。正是由于这样，我才在无意之中醒悟到后来使我成名的道理，那就是，如果有人能把犹太教作为那些基督徒本身历史背景之中受到忽略的一个部分介绍给他们，并且在介绍的时候既保持一定的尊严，又稍带一丝嘲讽口吻，那么他们一定会深感兴趣。三十年后，我写成了我的《早期基督教中的犹太法典精义》，后来我又把它加以改写，并且换了一个更加醒目的标题：《一个犹太人的耶稣》，终于使它成了一本畅销书。
至于后来发生的事情，我无可夸耀，因此我将简单地一笔带过。生活毕竟是那么大同小异！一个有钱人家的千金，爱上了一个穷家庭教师，不过是个老生常谈的故事。喜剧、小说、悲剧、电影，大多用的是这个简单题材。我则是亲身经历了一次。她是波士顿的一位富家闺秀，是个天主教徒。在那二十出头的年纪，一个人很难聪明理智，一旦堕入情网，那就不可能忠诚老实，不论是对别人，还是对自己。我那活跃的想象，善于论证的能力，这时也作用于我自身，竟然使我果真相信，基督已经进入我的心灵。后来的事情也就非常简单：天主教才是正统，才是基督教艺术与哲学的宝库；同时，它自成一个详尽无遗的典礼仪式的系统，这才是我真正能够理解的惟一的宗教。我于是改信了天主教。
这是一个肤浅的梦想，一旦醒来，感觉尤其可怕，不过我还是静静地渡过了这个难关。由于我所受的教育，在我心灵深处，我依然是——至今未变——从雪地里走进一座基督教堂时的那个奥斯威辛犹太法典学堂的学童，当他远远看到前方墙上——也就是犹太教堂放置圣
龛的地方——那个钉在十字架上的基督形象时，他的灵魂深处深受震撼。如果她的家庭没有把我赶出去，如果她坚决和我站在一起，而不是仅仅泪流满面，像个溶化着的糖人儿似的呆
呆站在雨里，那我很可能沉沦至今还不知醒悟。我之所以赞美、怜悯、热爱拿撒勒的耶稣，正如我已经做了的那样，无休止地研究他、写他，最最根本的一个前提，是我无论如何也无法对他产生信仰。
既然所有这些都发生在一九三三年以前，而且我又从未采取任何行动“再次改变信仰”，根据纽伦堡法律，从技术上来说，我可以免受对于犹太人的迫害。据我所知，这种豁免权也适用于德国籍的混血犹太人，而我作为一个美国人，如果一旦遇到最坏的情况，当然也可以享受这种宽待。一九四一年，当我的护照问题受到留难的时候，我在梵蒂冈的一个好朋友为我搞到了证明我曾改信天主教的波斯顿来的文件影印副本。我现在依然保存着这些有点暗淡褪色的证件。我迄今没正式出示这些证件，因为我担心说不定会把我和娜塔丽分开。绝对不可以出现那样的情况。只有在我能够用这些证件帮助她的时候，我才会出示。
至于说到拯救我自己的生命——其实，我已度过了大半辈子。我不想再把关于马丁·路德的那本书写下去。我原来打算通过这个宗教改革人物，来结束我对在历史中演变的基督的描绘。但是，我的这位主人公的粗俗可恶的条顿主义使我越来越感到犹豫，暂且不说他对犹太人的恶言中伤简直无异于戈培尔博士之流对于犹太人的破口大骂。他是个宗教天才，对此我毫不怀疑。但是他是一个日耳曼天才，因此他其实是个专事破坏的天使。路德最辉煌的成就在于他粉碎了教皇至高无上的权力以及罗马教廷。他挑剔弱点的洞察力令人惊叹，他的辩才具有极大的煽动性。他对旧制度、旧结构的大胆的仇恨与藐视透发出典型的日耳曼音调，好似条顿堡森林发出的震耳轰鸣，好像雷神手中的铁锤发出的打击声。我们将听到马克思发出同样的声音——这个由犹太人变成的日耳曼人，身兼这两个民族的狂热素质；我们将在瓦格纳的音乐和著作中再次听到同样的声音；而当轮到希特勒的时候，这个声音就使全球震撼。
让别的人去把路德的伟大之处写出来吧。我倒是情愿接下去写上几篇柏拉图式的对话，像我在哈佛大学的谈话那样的不拘形式，我们这个历经劫难的世纪里的一切哲学和政治问题都是我的话题。我没什么新鲜见解可以献丑；但是，我的文笔还算轻松流畅，或许能够博得几位一心追逐欢乐和金钱的读者见爱而伫足少待，对一些值得注意的事情也能关心顾盼一下。
又是一则东拉西扯的日记！但是我已写下整整六页。我是忍着腹部剧痛，咬紧牙齿，一字一字写下的。我感到非常虚弱无力，连从这张椅子站起来的力气都没有了。我一定是得了什么重病，绝不是由于心理因素而引起的阵痛。我全身各处都响起了警报。我一定得再去看看医生。
一九四三年二月二十六日
第五部 帕格与帕米拉第五十八章（4）
巴登—巴登
我现在感到比在医院好受些。事实上，能有三天时间摆脱布伦纳公园旅馆的无聊生活，不再闻到那些糟透了的饭菜气味，这本身就能减轻许多痛苦。医院里的流质食品和牛奶蛋糊对我颇有好处，虽然我敢肯定，这些东西都不过是德国的一些发明天才从石油废渣和旧轮胎里提炼出来的玩意儿。我在医院里进行了各种各样的肠胃检查。我依然在等待诊断结果。我住院的时间过得很快，因为我和R医生谈了许多。
他希望我回美国以后能够作证，“另一个德国”依然存在，希特勒政权使它含羞忍辱，噤若寒蝉，惶恐觳觫；这是伟大诗人和哲学家的德国，是歌德和贝多芬的德国，是许多科学先驱的德国，是魏玛共和国的先进社会立法议员的德国，是被希特勒摧毁了的进步劳工运动的德国，同时也是心地善良的普通人民的德国，他们在最后举行的三次大选中曾以逐渐增加的多数拒绝选举纳粹党，但是最后却被一些老牌政客如巴本和年迈老朽的兴登堡之流所出卖，兴登堡在安享了荣誉的顶峰之后，竟将希特勒引入政府，导致如此一场浩劫。
至于随之而来的情况，他要我想象一下三K党一旦在美国攫取政权之后的局面。那种局面就是已经在德国出现的局面，他说，纳粹党就是一个大型的德国三K党。他列举了一系列的例证：煽动性的火炬游行，反犹运动，古怪离奇的制服，对于开明思想和外国人的剑拔弩张的盲目仇恨等等。我回答说三K党只不过是神经失常的一小撮，并不是一个足以左右全国的大党。然后他又举出美国内战之后重建时期的三K党，一度也曾是颇受敬重的大规模运动，南方许多领袖人物也曾亲身参与；而现代的三K党在二十年代的民主党政治中也曾起过作用。
极端主义，他说，乃是现代社会中普遍流行的肺结核，它是由于变化过于迅速，旧道德标准逐渐崩溃而引起的一场世界性的不满和仇恨的传染病。在局势比较稳定的国家里，结核菌由于被封闭在已经结钙的机体组织之中，它们因此表现为一些危害作用不大的疯狂举动。但是一旦发生社会动乱、经济萧条、战争或是革命，这些细菌就会一拥而出，传染全国。这种情况已在德国发生，它也可能发生在其他地方，甚至美国也不例外。
德国由于这种传染，现在已经病入膏肓，这位医生说。千百万德国人对此十分清楚，并且深感沉痛。他本人是个社会民主党人，德国总有一天必将回到这条道路，这条通向未来、通向自由的惟一道路。德国的文化，以及作为一个整体的德国人民，决不能由于产生了一个希特勒，或是由于他对犹太人的所作所为，便应受到惩处。希特勒时代的最大灾难，其实是落在德国人自己身上。这便是R医生的论点。
那么，希特勒又何以会受到德国人的普遍爱戴呢？他的解释是：恐怖，再加上对于报纸和广播的全面控制，造成了一种好似深受爱戴的假象。但是我写过几篇论述希特勒的杂志文章，我了解事实与数字，我了解所有的高等学府如何一古脑儿倒向了希特勒，我了解德国的许多最优秀的有识之士如何争先恐后吹捧起这位主宰命运的伟大人物，我也了解政、军、商、法各界人士如何迫不及待、慷慨激昂地向他宣誓效忠。我对这位医生说，将来在对这一疯狂时代进行研究的时候，必须进行解释的一个最主要的事实是，日耳曼民族在精神上几乎对希特勒作了全面的投降。如果你把希特勒的运动说成是一个三K党运动，那么，全体德国人一夜之间要么是变成了三K党党徒，要么是变成了三K党的热情支持者，自由主义、人道主义以及民主精神就好似从来也不曾在这片国土上存在过一样。
他的反驳是：美国人的头脑难以理解德国的艰难处境。他们被禁锢在中欧的一块狭小的赤贫土地之上，许多世纪以来一直生活在俄国的压力之下，同时又有法国在他们背后不停地骚扰。他们的两个最大的文化中心，普鲁士和奥地利，曾经惨遭拿破仑军队铁蹄的蹂躏。英国又和沙皇俄国相互勾结，迫使德国人民处于虚弱地位达一世纪之久。这一切最后导致了俾斯麦的崛起；正当自由主义风行全欧的时候，他却顽固地坚持专制主义，致使德国人民在政治上一直未能臻于成熟。到了大萧条时期，混乱不堪的魏玛体制开始解体，这时正值希特勒发出了强权统治的清澈有力的呼声，这个呼声自然掀起了一片积极和热情的响应。希特勒利用这个民族最优秀的品质，实现了类似罗斯福新政所带来的经济恢复。他在军事上的胜利吞没了一个渴望自尊的民族对于他的罪恶倾向的抵制，这当然非常不幸。不过，美国人自己不也同样崇拜胜利吗？
我的床上放着一本宣传部印行的外文杂志《信号》，里面有篇用法语写的莫名其妙的长文，把德军在斯大林格勒的投降说得好似是打了一场大胜仗。当然，身在巴登—巴登的人，对于斯大林格勒一役不可能有多少了解，但是德军显然遭到了一次惨败，这次惨败很可能就是此次大战的转折点，但是《信号》却把它说成是按计划行事：第六军的牺牲加强了东方战线，挫败了布尔什维克的作战行动。我向R医生问道：依他看来，德国人民是否会不分青红皂白信以为真？或者，对希特勒的反抗会不会因此增长？
他的回答是：我对历史的洞察力虽然令人钦佩，但对当前的军事态势却不在行。事实上，斯大林格勒一役的的确确起到了稳定东部战线的作用。他的儿子是个陆军军官，来信时就谈到了这一点。不过这毕竟是题外话，我们现在讨论的是德国民族的性格和文化。他说他感到十分重要的是，像我这样一个有声望的人应该理解他的上述种种观点，因为不久之后，需要有一个振聋发聩的文坛巨子，向世界各国人民说明这些道理。
我也曾经想到过，这位医生可能是德国秘密警察的一个密探，但是我又觉得不像。他的态度非常诚恳。他身材魁梧，头发金黄，戴一副厚眼镜；当他阐明自己观点的时候，一双小眼睛露出非常严肃认真的神色。他说话时声音很低，常常下意识地掉过脸去偷看一下空空如也的墙壁。我觉得他是真心实意想叫我相信“另一个德国”确实存在。“另一个德国”当然存在，而且，我相信他就是其中的一分子。遗憾的是，这个“另一个德国”所起的作用实在微不足道。
二月二十七日
初步诊断结果是憩室炎。治疗方法：特别的饮食，卧床休息，继续服药。我们这批人之中其他几位也得了胃溃疡或类似的消化道疾病。合众社记者之中有位好酒贪杯的人，上星期已由德国秘密警察监护前往法兰克福动手术。如果我的病情恶化，也可能给送到法兰克福接受外科治疗。这会意味着离开娜塔丽吗？我要和平克尼·塔克商量一下。我宁愿死在这里，也决不离开娜塔丽。
第五部 帕格与帕米拉第五十九章（1）
米丽阿姆•卡斯泰尔诺沃一到图卢兹郊外的孤儿院，就受到院长的特别宠爱。很久以前，罗森夫人，一个姿色平庸、很难有希望找到一位如意郎君的单身女人，也曾有过比较快乐的时光，那时节她常到意大利度假，她热爱意大利的艺术，热爱意大利的音乐，有一次还几乎要和一个好脾性的意大利犹太人结婚，后来仅仅是因为他患有严重的心脏病，才未能完婚。米丽阿姆清脆的托斯卡纳口音如今又把罗森夫人带回到那黄金时代，同时她的性格又是那么温柔可爱，所以尽管罗森夫人一向克制，竭力做到不对谁偏心——这座孤儿院建造之初只计划收容三百个儿童，现在却塞进了八百多个——但她依然情不自禁，对于这位新来的小客人倍加爱怜。
现在是就寝之前的自由活动时间。罗森夫人知道米丽阿姆最有可能呆在哪里。这个女孩也有她最最喜欢的小伙伴，他是一个名叫让•海尔芬的法国孤儿，年纪只有一岁半。让很像路易斯•亨利，特别是他微微一笑，一双又大又蓝的眼睛露出欢快光芒的那副样子。以前，当她父母还在身边的时候，米丽阿姆常常要没完没了地跟他们说起路易斯，提出许多问题，但是她不久发现这些问题总是叫她母亲伤心难过，惹得父亲生气，于是也就不再多问。不过，她还是常常回忆，重温和他在一起度过的时光，就像在脑子里重新放映一部部旧电影一样。现在，她的双亲离开了她，她身边不再有亲人，所以也就特别依恋让。让非常喜欢米丽阿姆，而米丽阿姆只要是和让在一起，也总觉得快乐。
罗森夫人在让的宿舍里找到他们的时候，别的孩子都在这间大房间里乱跑乱跳，追逐游戏，惟独他们两个坐在地板上专心致志地搭积木。虽然他们都是穿裹得厚厚实实，就好像是在露天雪地里一样，罗森夫人还是责怪米丽阿姆不该坐在冰冷的地板上。孤儿院直到现在还没领到这个月的少得可怜的配给煤炭，而以前剩下的那点除了烧饭之外，还得用来烘自来水管，免得它结冰冻住。米丽阿姆围着罗森夫人送给她的带穗的红围巾，围巾虽然太大，几乎把她的脸也全给包住了，不过倒是非常暖和。米丽阿姆和让坐到一张小床边上，罗森夫人用意大利语跟这女孩说话，这是米丽阿姆很爱听的；她把让抱在膝上，一面抚弄他的小手，一面教他跟着她说意大利话。罗森夫人没逗留很久。她满怀温暖和喜悦，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去处理她自己的问题了。
她自己的问题都是些行政管理上的老问题，只是现在增加了许多倍：过度的拥挤，供应不足，人事困难，经费不够。图卢兹的犹太居民原来就不多，现在又差不多都已走光，全副重担也就统统压到她一个人身上。幸亏图卢兹的市长是个好心肠的人。每逢走投无路的时候，比如现在煤炭、药品、床单、牛奶这些东西都到了没有着落的地步，她就要找他求援。她在办公桌前坐下，继续写那封求援的信，不过这一次看来希望非常渺茫。犹太儿童原来的那些法国朋友现在变得非常胆小怕事，惟恐别人知道他们同情犹太人的孩子。现在，这个形容憔悴、面黄肌瘦、年近花甲的瘦小女人，裹着一件褪了色的外套，围着一条破旧围巾，一面流泪，一面写信。那些问题一一写到纸上的时候，就越加显得根本没有解决希望。但是，她总得想点办法，要不然这些孩子又怎么活下去呢？
更加糟糕的是，许多迹象表明，随时可能发生另一次行动，这使留下来的那些犹太人心头冰冷。罗森夫人对于自己的处境并不担心，她有一个政府承认的职务，她又持有过硬的证明，证明她是土生土长的法国公民。到目前为止，被抓走的全是外籍犹太人，虽然在上次行动中，也有几个入了法国籍的公民被递解出境。她担心的是这些儿童，新收进来的那些儿童几乎全是外国籍的，一共有好几百！而其中大约三分之一根本没有任何证件，全是警察局丢给她的包袱。法国政府把犹太人驱赶到东方去，留下了他们的孩子，然后就把他们随便往哪儿一塞，犹太孤儿院也就塞满了犹太孤儿。这样强迫骨肉分离，当然是桩令人痛心的事情，不过这项规定倒也是出于人道考虑，因为关于东方发生的情况，到处流传着种种骇人听闻的谣言。问题是，对于这些儿童的生活必需，为什么又供应得如此之少呢？
现在，如果果真发生一次新的行动，警察要来带走那些外国籍的娃娃，到时候又该怎么对付呢？她敢一口咬定所有儿童都没有出生证明吗？法国既是一个严格照章办事的国家，这种说法当然叫人难以相信。那么，她是否能够再找一个借口，说她因为得知盟军已在北非登陆，吓得一时不知如何是好，因此已把全部记录付之一炬？或者，是否现在索性把所有的记录都烧掉呢？不过，这个办法是否又真能拯救那些外籍孤儿呢？会不会只能给法国儿童也带来灾难，使他们也和其他儿童一起统统给带走？
罗森夫人并没有充分证据可以确信德国人果真是在搜捕外籍儿童，她从未听说发生过这类事情。这些儿童既被送到她的孤儿院，这说明德国人并不打算把他们也驱赶出境。但她依然忧心忡忡。现在已近午夜时分，天气非常寒冷，她用冻僵了的手指，借着烛光（电灯早已断电）把信折好。就在这个时候，她突然听到临街的大门上传来一阵乒乒乓乓的打门声。
她的办公室离开临街的大门很近，打门声使她从椅子上惊惶站起。砰！砰！砰！老天，这样会把孩子们全都吵醒的！他们要给吓坏的！
“开门！开门！”又响又粗的男人的喊声！“开门！”
第五部 帕格与帕米拉第五十九章（2）
党卫军队长纳格尔也有自己的问题。
他有一个非同小可的难关闯不过去：指标没完成，而在天亮之后，一列没有装满的火车就要按点经过图卢兹。巴黎主管犹太人事宜的党卫军头目正在大发雷霆，而这个地区剩下的犹太人随便怎么也凑不足规定的指标。他们要么已经化整为零，分散到农村里去，要么已经逃到意大利占领区。无论如何塞不满三个车皮。在图卢兹进行的这次行动，到目前为止仅仅搜捕到五百名，而巴黎要求的数目却是一千五。
不过还算幸运，根据图卢兹警察局的记录，如果加上孤儿院的儿童和工作人员，倒是可以凑到九百零七名犹太人。纳格尔经过巴黎批准，现在就要把他们统统带走，与此同时，另一支人马正对图卢兹再次进行仔细搜索，以便补齐剩下的不足之数。凡是犹太人，都不得以任何借口加以包庇。现在，这位党卫军中尉正坐在一辆停在孤儿院街对面的小汽车里，监视着法国警察去敲孤儿院的大门。只要稍有空子可钻，这些法国警察准会随便瞎扯一个什么借口，向他汇报说一事无成。但是这位党卫军军官就在那里坐等警察局长出来向他报告。
纳格尔教给警察局长一篇编得非常巧妙的鬼话，叫他去说：占领军当局需要孤儿院的房子当作德国伤兵疗养院，因此全体儿童和工作人员必须迁移到蒂罗尔的一个滑雪胜地去，蒂罗尔那儿的全部旅馆已经改为一个专门用来收容儿童的大型中心，那里有一所学校和一座医院，还有许多场地；已有成百名儿童从巴黎附近的儿童营地迁移到那里住下，巴黎附近的那些儿童营地要比这座孤儿院大得多。根据统一规定，遣送犹太人的时候必须编造一些借口，好使他们安心听话。柏林秘密通令强调指出，犹太人天生轻信，尤其是对官方传达的消息，即便是一戳便穿的谎言，他们也是乐于深信不疑。这样做对于处理犹太人的工作大有好处。
孤儿院的门打开了，警察消失在大门里。纳格尔中尉坐在车里等待。他虽然穿着暖和的新大衣和羊毛衬里的军靴，却依然感到非常寒冷。他抽着第三支香烟，神经紧张，甚至想要亲自进去一下，虽然他的一身军装可能会使里面的犹太工作人员大惊失色。就在这个时候，孤儿院的大门又打开了，法国警察局长走了出来。
这家伙吃的虽是法国人的食品定量，居然养得肥肥胖胖，肚皮里的油水都来自黑市。他走到小汽车旁，嘴里一股大蒜气，报告说一切已经安排妥当。孤儿院的职工马上就收拾行李，整理好孤儿院的全部记录材料。关于要带走记录材料这一个花招，纳格尔曾经特别强调，为的是使这套骗人的谎话更加像真的一样。三点钟叫醒全体儿童，帮他们穿好衣服，然后让他们吃一顿热饭。警车和卡车将在五点到达，带他们去车站。六点，他们全体等在火车站的月台上。在苍白的月光下，看不清那个法国人的肥胖面孔上的表情，不过当纳格尔中尉用法语说了声“好”的时候，只见他那撇朝下的胡髭往上一耸，露出了一副难看的苦笑。
一切顺利。火车将在六点三刻到站，那时候城市的大部分居民都还没起身出门。运气总算还好，纳格尔回去的路上在车里这么想。他要赶回寓所去小睡片刻，然后还得去忙他的工作。根据命令，送走这批犹太人的时候必须避免引起当地居民对他们的同情。柏林曾经三番五次发出通知，警告说有可能发生不愉快的事件，如果在人口密集的地区白天押解儿童，那就更有可能如此。
事实上，那天早晨非常阴沉，火车进站的时候，几乎依然一片昏暗。犹太人不过是些憧憧黑影，一个个爬进了车厢。装运儿童的时候，为了加快速度，不得不开亮车站的电灯。根据大人们事先的交代，这些儿童两人一排，手搀着手，沿着斜面踏板乖乖地登上了货运车厢，那些年纪最小的娃娃则由孤儿院的保姆抱着。米丽阿姆·卡斯泰尔诺沃和小让走在一起。这样的迁移，米丽阿姆已经经历过好几次，所以已经习惯。这次迁移毕竟不像那次被迫与父母分开那么叫人难受；再说，搀着让的手，她也感到快乐，罗森夫人抱着一个婴孩走在他们后面，这也使她安心许多。
临到最后一刻，纳格尔中尉心中暗自思忖，把这十二只装着档案的大纸箱也装上货运车厢，是否有此必要。这些箱子简直是个累赘；再说，等在终点站那边的人见了这些纸箱也一定会感到莫名其妙。不过，这时他看到罗森夫人正从车厢里盯住这些纸箱看。她面色苍白，充满恐怖，好似她的生命完全维系在这些纸箱的命运上。那又何必惹她惊惶不安呢？一路上还得靠她哄着这些孩子安安静静到达终点站哩。他用手杖指指这些纸箱，几个党卫军于是把它们装上了车厢，然后拉上车厢的拉门，把孩子们全部关在里面。几只戴着黑手套的手抓住冰冷无情的铁闩，转动了几下，便把铁门锁牢了。
火车启动时没有鸣笛，只有火车头发出一阵嚓嘎嚓嘎的声音。
第五部 帕格与帕米拉第六十章（1）
帕格•亨利匆匆就道去苏联。不过他在途中耽搁了一些时日。
当飞剪型客机振翅直上驶离巴尔的摩港口，在引擎的轻鸣声中升入一月份低低的浓雾时，他从公文包里取出两封他一直无暇阅读的信。他首先打开那只厚实的白宫信封，翻了翻那份打字文件，这是霍普金斯有关《租借法案》的长篇说教。
“您要什么早点，先生？”一个穿白制服的侍者碰了一下他的胳膊肘。帕格叫了火腿蛋和烙饼，尽管吃了罗达两个星期的丰餐美酒以后，他已感到军服有点窄小了。到苏联去执行任务应该养养胖，他寻思，像一头即将冬眠的熊一样。他的生涯真他妈的快要进入冬眠状态了，他已饿得要命，因此要吃一个痛快。在他搞清楚帕米拉•塔茨伯利心里到底在想什么之前，哈利•霍普金斯的唠叨文章岂不应该暂且恭候一旁。发自伦敦的航空信封上的尖长字迹分明是她的。帕格扯开信封，心头涌上一阵不由自主的渴望之情。
亲爱的维克多：
我潦草地写上几行，好让你知道我刚启程赴苏格兰，去写一篇关于美国飞机渡运驾驶员的报道。你一定已经知道我爸爸死了，他是在阿拉曼触雷炸死的。《观察家》很慷慨，让我有机会担任记者继承父业。关于韬基的事我想多谈也无益。我已经振作起来，尽管有一阵子我曾觉得自己好像已经死了一样；或者说，觉得还是死了的好。
在你损失那艘兵舰以前，你收到我从埃及写给你的长信吗？那条消息使我惊骇莫名，幸亏不久以后我就得悉你安全无恙，并已首途赴华盛顿。我自己不久也要到那儿去。我在那封信里告诉你，邓肯•勃纳-沃克已向我求婚。说实在的，我想我写信给你就是为了取得你的同意。我没收到你的回信。在那以后，我们就订了婚，他作为奥金莱克的新任副空军参谋长已去印度履新。
我在华盛顿不会呆得太久，斯大林格勒的危险局势使我的编辑产生了把我送回苏联去的念头。但在签证问题上我碰上了一些不可思议的困难，《观察家》正在设法解决，在此期间我就来到这里。如果由于某些不可思议的马克思主义理由不让我回莫斯科，我的用处将会消失。到那时我可能干脆结束我的记者生涯，到邓肯那里去，作为他的太太随侍在侧。我们等着瞧吧。
你无疑已经知道，罗达和我曾在好莱坞邂逅相遇，我已把我们之间的关系告诉了她。我只是为了表明心迹，从此忘掉过去，我也相信你不会为此生我的气。如今我已和一个可爱的男人订了婚，我的归宿已定，事情就是这样。一月十五日左右我将下榻于沃德曼·派克饭店。你能给我来个电话吗？如果我打电话给你，我不知道罗达会有什么想法，尽管显而易见，我是不会对她造成威胁的。至于和你见面的事儿，我想做得光明磊落。我就是不想装出一副好像不知人世间有你存在的样子。
爱你的，
帕米拉
一九四二年十二月二十日
原来罗达早有所闻，但她却不露声色——帕格陷入了沉思，既觉得惊讶、有趣，也深有感触。出色的策略，出色的女人。也许在把信件递给他的时候她已注意到伦敦的邮戳了。至于秘密的泄露，他感到局促不安，尽管问心无愧，还是局促不安。总的说来，罗达是个了不起的女人。帕米拉的信写得很得体，语气平静友好；就这种情况而言，也写得恰如其分。尽管“飞剪号”有点颠簸，窗外乌云翻滚，向后掠去，他还是心情舒畅地吃掉了这顿丰盛的早饭，这是因为他看到了一线希望会在苏联跟未来的勃纳-沃克夫人再度相逢。
第五部 帕格与帕米拉第六十章（2）
接着他阅读霍普金斯的信。
亲爱的帕格：
那天早上，总统对你感到十分满意。他会记住这件事的。登陆艇的问题并未消失。也许还要借重你的才干解决这个问题，不过那要看斯坦德莱大使需要你的时间有多长了。有关你儿媳的特殊要求已经转达有关方面，但德国人把这些人送到巴登—巴登，以致我们的努力未能奏效。威尔斯说这些人的处境并不危险，他还说有关交换这一伙人的谈判正在进行。
现在言归正传。
斯坦德莱将军此次回华盛顿来，是根据他自己的请求，因为他认为我们对租借物资处理不当。但处理租借物资的方式只有两个：无条件援助，或在有补偿的基础上援助。我们一而再、再而三地施舍，从不要求清算账目，从不要求提出理由，也从不作出物物交换的安排；这种做法使这位老将军大为恼火。那是我们的政策，确实是这样。斯坦德莱是个英明干练的老家伙，但跟往常一样，总统远远地走在他前面。
总统对俄国人的全面政策包括三项要求，内容十分简单。你要牢牢记住，帕格：
（1）使红军继续对德国作战
（2）敦促红军对日本采取行动
（3）建立一个有苏联参加的更强大的战后国际联盟。
你知道，列宁在一九一七年和德皇做成了一笔买卖，便退出第一次世界大战。斯大林也在一九三九年和希特勒做成了一笔买卖而不卷入这次战争。如果不是希特勒攻击他，他至今还会置身事外。总统不会忘记这些事情。
不管斯大林口头上怎样表白，我怀疑希特勒主义对他来说是否真是什么洪水猛兽，他自己也是个统治着一个警察国家的独裁者。他曾舒舒服服地跟希特勒共枕同衾达两年之久。现在俄国遭到入侵，因此他不得不战斗。他是个彻头彻尾的实用主义者，我们获得的情报表明，他们一直在相互伸出触角，试探和谈。如果德国肯出足够价钱，在那条战线上出现单独媾和的可能性是始终存在的。
不过此事现在还不可能。希特勒必须把相当多的土地弄到手才能使他的人民相信，流掉这么多的德国人鲜血不是枉然的。我们越能使俄国人的力量增强，斯大林做成这笔买卖的可能性就越小。我们要他把德国人全部赶出俄国，并且继续前进，直取柏林。这样，才不至于会有数以百万计的美国人丧失生命，因为我们参战的目的在于消灭纳粹主义，不达此目的决不罢休。
因此，如希望租借物资为我们带来补偿，这是把目标搞混了。俄国人消灭大批大批的德国兵就是对我们的补偿，因为这些德国兵以后不会在法国和我们对抗了。
我们还没不折不扣地履行按《租借法案》所承担的义务。我们只完成了百分之七十左右。我们力图完成任务，我们提供的援助是大规模的，但德国潜艇击沉了许多船只，对日作战的消耗又很大，而且为了支持北非的登陆战，我们不得不挪用一部分租借物资，我们也没履行在欧洲开辟第二战线的诺言，还没有。因此我们不能够对俄国人强硬。
即使我们能够，这也不是高明的战术。我们需要他们甚于他们需要我们，对这样一个带根本性的问题，斯大林是骗不了的。他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人物，很难对付，像一个红色的伊凡大帝，但我觉得十分高兴的是，他和他的人民在这次战争中站在我们一边。关于这一点，我们在公众面前是直言不讳的，而且因此也没少挨骂。
斯坦德莱将军会要你试图取得补偿。他很赏识你对付俄国人的能力。他们能够大大放松有关空中运输线、军事情报、我方轰炸机穿梭轰炸的基地等方面的限制，释放我方在西伯利亚上空被击落的飞行员，等等，这是真的。如果你能在其他人已经失败的方面取得成功，或许就能博得斯坦德莱的欢心。但在基本问题上，马歇尔将军已经告诉总统，不管俄国人能给我们什么东西作为租借物资的补偿，我们也不会改变我们在这次战争中使用的战略或战术。他完全赞同无条件援助。
总统希望你知道这一切，并恢复给他写非正式报告的做法，如你在德国时所做的那样。他再次提到你对一九三九年希特勒—斯大林条约所作的预言，他要求你（并非完全是说笑），如果你的水晶球里出现任何在那边进行单独媾和的迹象，务必尽早通知他。
哈利•霍
一月十二日于白宫
这封信并不怎样使他感到鼓舞；帕格即将出任前海军作战部长的幕僚，而在首途赴任之初，便接到要他绕过老将军直接向总司令送“非正式报告”的命令。这个新职看来只能使他陷入窘境。帕格从他的公文包里抽出一束有关苏联的情报，专心致志地研究起来，为了排除诸如此类的烦恼，工作确实是最好的办法。
第五部 帕格与帕米拉第六十章（3）
飞剪型客机改变航线，径飞百慕大，没说明任何原因。乘客们在一家海滨饭店进午餐时，可以通过餐厅的窗子看到他们的飞机沉甸甸地徐徐起飞，进入迷蒙的雨雾之中。他们在百慕大呆了几个星期，不久得悉，这架飞机被召回，是为了送弗兰克林•罗斯福去出席卡萨布兰卡会议。当时这次会议已成为广播和报纸的重要新闻，跟德军在斯大林格勒的日益崩溃分享了报纸头版头条新闻的地位。
帕格对于这次耽搁并不在意，他没必要匆匆忙忙赶到俄国去。在太平年月里，大西洋这个远离海岸的绿色小岛是个安谧宁静、鲜花盛开连汽车都没有的伊甸乐园，现在变成了美国海军的前哨基地。吉普、卡车和推土机横冲直撞，扬起阵阵珊瑚尘，引擎的废气弥漫空中；执行巡逻任务的轰炸机在头顶上轰轰隆隆，灰色的舰艇挤满海湾；在岸上，水手们把商店挤得水泄不通，镇上的街道都变得更加狭窄了。卜居在那些粉红色巨大宅邸里无所事事的阔佬寓公们似乎也销声匿迹了，他们好像是在安心等待美国佬把讨人厌的德国潜艇全部击沉，打赢这场战争，然后离开这里。本地的黑人居民看起来获利不少，生活也很愉快，尽管遍地烟尘，噪音不绝。
基地司令官把帕格安置在他那所新建的漂亮营房里，营房里有个硬地网球场。除了和司令偶尔打几局网球或玩扑克外，帕格把时间消磨在阅读有关苏联的书籍上。他带在身边的情报资料内容都比较贫乏。在闲逛百慕大的图书馆和书店时，他发现一些议论渊博的对苏联赞不绝口的英国书。它们的作者有肖伯纳，还有一个名叫比阿特丽斯和西德尼·韦布的一对夫妇。他耐着性子孜孜不倦地读完这些冗长而别有风格的对俄国社会主义的赞歌，但没发现什么一个军人可以利用的材料。
他也看到一些冷酷无情的反面书籍，大多出自变节分子或揭发者的手笔，都是一些耸人听闻的故事，涉及政府策划的假审判、大屠杀、大饥荒以及秘密集中营等。在这些遍布共产主义乐园的集中营里，数以百万计的人被迫从事苦役，劳累致死。在这些书籍里，被归咎于斯大林的罪恶看起来比希特勒犯下的臭名远扬的罪行更为可怕。哪一方面说的是真话呢？这个矛盾好像一堵密不透风的高墙，不禁使维克多•亨利清楚地回忆起上次随哈里曼使团到苏联去的情景；还回忆起在那里困惑迷惘的孤立感，以及和人民打交道时遇到的挫折。苏联人的模样和行动都和普通人一样，他们甚至流露出热忱亲切的尽管是羞怯的魅力；然而，正是这些人，他们能够突然变得像火星上的人一样，完全失去与外界交往的能力，充满冰冷的、疏远的敌意。
等他的班机恢复航行后，他买了一部三卷本的平装书供旅途阅读之用——利昂•托洛斯基的俄国革命史。帕格知道托洛斯基是个犹太人，红军的组织者，革命期间是列宁下面的第二把手。他也知道，在列宁死后，斯大林为了夺取权力设法把他挤掉，迫使他逃亡到墨西哥，后来——至少根据那些不友好的书刊的报道——又派刺客到那里砸烂了他的脑袋。这部巨著的文采使他感到惊叹，但其内容却使他感到震惊。这次旅程共六天，横渡大西洋，飞越北非，穿过中东，不知不觉便飞抵德黑兰。这是因为云层遮断他的视线，无法欣赏浩瀚壮观的地面景色时，或在电话还没有接通时，或在某个空军基地凄凉的活动房屋里过夜时，他总有托洛斯基与他作伴。
这次跨越大半个地球表面的飞行和描述沙皇制度没落的火光闪耀的史诗交织在一起，给帕格感受很深。托洛斯基描述了无情的铁腕人物为了夺取权力而策划的阴谋和反阴谋，读来扣人心弦，有如一本小说。但有些长篇累牍的马克思主义词句却使人如堕五里雾中，尽管维克多•亨利诚心想把它看懂，结果还是无能为力；可是，他确实模模糊糊地认识到，在一九一七年的俄罗斯，一股社会力量像火山一样突然迸发，企图实现一个伟大的乌托邦式的梦境。但在他看来，根据托洛斯基自己提供的证据——这本书旨在歌颂这次革命——这个理想在一片可怖的血海中彻底失败了。
班机从一个尘土飞扬的基地飞越到另一个尘土飞扬的基地。除此之外，帕格几乎看不到北非的战争。据无线电报道，隆美尔正在北非使入侵者遭遇到很大的困难。机翼日复一日地掠过青翠的森林、空旷的沙漠、崎岖的群山。自高空俯视，金字塔和狮身人面像终于向后飘移，尼罗河宛似一条青绿的衣带闪闪发光，在巴勒斯坦耽搁了半天，他因而有暇驱车前往老耶路撒冷一游，在耶稣基督掮过十字架的迂回曲折的街道上溜一趟。接着他又回到凌空展翅的飞机上，阅读有关阴谋、囚禁、拷问、毒药、枪杀的故事。这一切都是以社会主义情谊的名义进行的，据说，在马克思主义制度下这种情谊是必然存在的。当他到达德黑兰时，他才开始看第三卷。因此只好把未看完的书留在飞机上。到下一站，托洛斯基可是不受欢迎的。
第五部 帕格与帕米拉第六十章（4）
“整个问题的关键，亨利，”斯坦德莱将军说，“在于和这位叶甫连柯将军取得接触，如果有什么人能办到这一点，那就只能是你。”
“叶甫连柯的官职是什么，将军？”
斯坦德莱用他那粗糙的双手做了个无可奈何的手势。“就算我知道并且告诉你的话，这对你也没什么好处。他是管理租借物资的头头，就是这个。据我了解，他是个战斗英雄。在莫斯科战役中失去一只手，他现在装上一只戴皮手套的假手。”
他们坐在斯巴索大厦里那张长餐桌旁，就他们两人。帕格从古比雪夫来到这里才不过一个小时，他本来乐于放弃这顿晚餐，光洗一个澡就去睡觉。可是不成。这所宏伟宽敞的大使馆原是沙皇时代一个糖商的私宅，在这里，这位个子矮小的老将军在这个大宅里像是只迷途的羔羊。他对《租借法案》积了一肚皮气，帕格的到来正好为他提供了一个出气筒。
斯坦德莱说，总统在华盛顿答应过他《租借法案》使团要归他管辖。有关命令已经发出，但使团的团长，一个名叫费蒙维尔将军的人，对总统的意旨却是阳奉阴违。斯坦德莱越讲越激动，满面通红，几乎碰也没碰他那盘清炖鸡，频频以拳击桌，声称哈利·霍普金斯一定在捣鬼，他肯定告诉过费蒙维尔，这道命令没什么了不起，这些慷慨的施舍必须继续下去。但他，斯坦德莱，是应总统的邀请，特地从他的退隐生活中出山来担任这个职务的。他打算为美国的最高利益而战斗，天不怕，地不怕，哈利•霍普金斯也不怕。
“哎，我想起了，帕格，”斯坦德莱突然瞪了他一眼，并说，“我在社交场合和这个叶甫连柯将军交谈时，他不止一次提到一个哈利·霍普金斯的军事助手，我知道他指的就是你，嗨？这是怎么回事？”
帕格小心翼翼地回答：“将军，在一九四一年我们和哈里曼一起来到这里的时候，总统需要一份有关前线目击情况的报告。霍普金斯先生指定我去，因为我突击过一期俄语课程。我在前方遇见过叶甫连柯，可能那个陪同我的密探使他产生了这个想法。”
“哼，是吗？”大使火气冲天的目光慢慢地转变为一种狡黠的神色，微笑使他的脸起了皱纹。“我懂了！好吧，如果是这样，千万不要去纠正那个家伙的错误想法。如果他果真以为你是加利·戈普金斯的亲信，你反而可以促使他有所行动。在这里，加利•戈普金斯就是圣诞老人。”
十年前帕格第一次和威廉•斯坦德莱会面的情景还历历在目。那时斯坦德莱作为海军作战部长视察了“西弗吉尼亚号”，他是一个身材挺直、严肃稳重的四星海军上将，个子矮小，洁白的军服上闪耀着金光。他是海军的第一号人物，但他和地位低的海军少校亨利谈到战列舰上的炮术训练记录时却慰勉有加。斯坦德莱如今还是生气勃勃，但变化多大啊！在吃这顿晚饭的时候，维克多•亨利想到，他放弃了太平洋舰队总司令部的职位好像是为了帮助一个神经质的老人对一群蚊子进行炮轰。他牢骚满腹，一桩一桩的事讲个没完。俄国救济协会——斯坦德莱自己的老婆曾在协会里辛苦工作过——所发放的礼物并没听到一句表示感谢的话。对美国红十字会提供的援助，苏联的宣传机构没给予足够的公开报道。俄国人接受租借物资后并不提供任何补偿。像这样的牢骚发了约莫一个半小时，帕格听得实在厌倦极了，后来在喝咖啡的时候终于试探着问斯坦德莱，找叶甫连柯将军的目的何在。
“那是谈公事，”大使答道，“我们明天早上再谈。看样子你已经疲乏不堪。去睡吧。”
也许是因为灿烂的阳光射进了大使的书房，也可能是因为大使在早上脾气特别好，他们的第二次会晤谈得比较好。事实上，斯坦德莱身上又有了一点海军作战部长的气派。
国会正在辩论延长《租借法案》有效期的问题——他解释道——因此国务院需要苏联方面提供一份租借物资怎样在战场上发挥作用的报告。莫洛托夫“原则上”已经同意——俄国人的这个要命的套话，意思就是无限期拖延。莫洛托夫已经把这个要求转给叶甫连柯那个主管租借物资的部门。斯坦德莱一直催促费蒙维尔向叶甫连柯索取这份报告，费蒙维尔声称他也正在作最大的努力，但至今看不到有什么结果。
实际上比没有结果还要坏。在斯大林最近一次发布的当前任务的文告里，这个独裁者说红军正在单独承担战争的全部压力，它的盟邦并没提供任何援助！你看，国会能接受这种说法吗？这些该死的俄国佬，斯坦德莱沉着地说，就是不理解美国的反布尔什维克的感情的深度。他非常钦佩俄国人的斗志。他只不过要挽救他们，使他们不致把事情坏在自己人手里。不管怎样，他必须把那份租借物资在战场上起什么作用的报告要到手。不然的话，到了六月份可能再没有什么租借物资了。整个联盟可能崩溃，这场可诅咒的战争可能输掉。帕格没争辩，尽管他心里想，斯坦德莱的话未免说得太过分了。无疑，俄国佬确实有点粗鲁，他的第一个不讨好的任务是设法找到叶甫连柯将军，迫使他面对这个现实，并设法使他对此有所表示。
他步履维艰地在莫斯科街道上走了两天，绕过一堆堆污秽的、还没清除掉的冰决，走在熙熙攘攘、衣衫褴褛的行人中间。在没有标志的政府机构迷宫里，从一座办公大楼走到另一座办公大楼，才打听到叶甫连柯的办公室设在什么地方。他没办法搞到电话号码，甚至确切的地址也寻不到。一个他曾在柏林相识的英国空军武官帮了他一下忙，为他指出那幢大楼，叶甫连柯不久前曾在那里狠狠地训斥了他一顿，因为这位武官从租借物资中调走了四十架空中眼镜蛇战斗机给在北非登陆的英国部队。但当帕格试图进入这幢大楼时，一个双颊红润、身材结实的年轻哨兵一言不发地把上了刺刀的步枪横在他胸前，充耳不闻他气急败坏地用俄语提出的抗议。帕格回到他的办公室，口授一封长信，并把这封信带到这幢大楼。另外一个哨兵收下了这封信，但好多天过去了，却没收到任何回音。
在此期间，帕格见到了费蒙维尔将军，他是个和蔼可亲的陆军人员，并不是像斯坦德莱所描绘的那么个怪物。费蒙维尔说，他听说叶甫连柯在列宁格勒；他还说，不管怎样，美国人从不为了公事去找叶甫连柯。人们总是通过他的联络官和他打交道，联络官的名字能叫你把舌头嚼烂，但斯坦德莱的联络官告诫帕格，找嚼烂舌头将军是浪费时间，走死胡同。将军的惟一工作是像羽毛枕头一样吸收问题和要求，从来不作出反应。在这一点上他是举世无双的。
在这次挫折以后约莫过了一个星期，帕格一天早上在斯巴索大厦醒来后在寝室的门下发现一张便条。
亨利——
一些美国记者访问南方前线归来；我准备今晨九时在书房里接见他们。请你在八时四十五分前来一谈。
第五部 帕格与帕米拉第六十章（5）
他看到斯坦德莱独自个儿坐在写字桌旁，脸色深红，怒气冲冲。将军隔着桌子将一包切斯菲尔牌香烟朝他一丢，帕格捡起香烟。外壳上用鲜明的紫红色油墨盖上这样几个字：纽约工人兄弟的党敬赠。
“这都是红十字会或《租借法案》的香烟，”将军几乎话都说不出来了。“不可能是别的！我们把几百万包这样的香烟送给红军。这一包是昨天晚上从一个捷克人那儿弄到的。那个家伙说是一个红军军官送给他的，并告诉他在纽约那些慷慨大方的共产主义同志正源源不断地为全体红军战士供应香烟。”
维克多•亨利只能摇头表示厌恶。
“记者们十分钟后到达这儿，”斯坦德莱咬牙切齿地说，“他们可要听个够。”
“将军，新《租借法案》在本星期就要表决。现在是揭盖子的时候吗？”
“只能在现在揭，给这些恶棍以当头一棒。让他们知道，在和美国人民打交道的时候，忘恩负义结果会怎样。”
帕格指着香烟壳说：“这是非常低级的无赖行为。我不想拿它小题大做。”
“这个？我完全同意。不值得谈论。”
记者们进来了，全都流露出厌烦的神色，这次到前方的访问显然使他们大失所望。他们说，跟往常一样，他们没法接近前线。宾主边喝咖啡边闲谈，斯坦德莱问他们在野外有没有看见任何美国装备。他们没看见。有一个记者问大使是否认为国会将会通过新的《租借法案》。
“我不敢这样说。”斯坦德莱看了维克多•亨利一眼，然后把十只瘦骨嶙峋的指头全部平放在他面前的书桌上，像舰上主炮塔准备舷侧齐射一样。“你们知道，孩子们，自从我到这里之后，我一直在寻找证据，表明俄国人在接受英国人和我们的援助。不仅仅是租借物资，而且还有红十字会和俄国救济协会的物资。我还没找到任何这种证据。”
记者们互相望望，然后看着大使。
“是这样，”他接下去说，一边用指头不断地敲着桌面。“我们试图寻找证据，表明俄国人确实在战场上使用我们提供的军需品。我找不到这样的证据。俄国当局看来想掩盖他们正在接受外援这个事实。显而易见，他们要他们的人民相信，红军正在这场战争中独力奋战。”
“大使先生，这些话当然是不供发表的吧？”一个记者说，尽管记者们都在取出本子和铅笔。
“不，可以发表。”斯坦德莱慢吞吞地说下去，事实上在向他们进行口授。他指头的敲打声越来越急，在他停顿的时刻，记者们疾书的笔发出愤怒的嘶嘶声。“苏维埃当局显然试图在国内外造成这样的印象，即他们在依靠自己的资源独力奋战。我认为如果你们愿意的话，尽可以把我的这些话发表出去。”
记者们再问了几个心情激动的问题，接着走出房间。
第二天早上，当帕格走过积雪堆得很高的街道，从国家旅馆走向斯巴索大厦的时候，他心里感到疑虑，不知大使会不会已被召回。在旅馆里和记者们共进早餐时，他得悉斯坦德莱的声明已登在美国和英国各地报纸的头版上。国务院拒绝发表评论，总统已取消一次定期举行的记者招待会，国会像开了锅。全世界都在问，到底斯坦德莱是代表他自己还是代表罗斯福讲这番话的。有谣言说，准许这个谈话发往国外的俄国新闻检查官已被逮捕。
在这些宽阔恬静的莫斯科街道上，到处都是随风飘来、积得高高的新降的雪花。几百个俄国人拖着沉重的步伐在走路，经常出现的满载士兵的卡车来回奔驰。在这一切当中，这个轰动一时的事件显得有点无聊，又好像已经事过境迁了。不过，斯坦德莱仍然做了一件难以相信的事情：在美苏两国政府之间的一个微妙而充满爆炸性的问题上，他公开地发泄了他的私愤。他能够保住他的职位吗？
在分配给他作为临时办公室的一个小间里，他在书桌上发现电话接线员留下的一张字条：请拨电话给0743。他拨了号码，听到莫斯科电话系统里通常有的劈啪的响声以及一些杂音，然后一个粗声粗气的男低音：“谁啊？”
“我是海军上校维克多•亨利。”
“知道了。我是叶甫连柯。”
第五部 帕格与帕米拉第六十章（6）
这一次，岗哨不自然地朝这位美国海军军官敬了个礼，放他进去了，大家都没说话。在开阔的大理石门厅里，一个坐在桌旁不露一丝笑容的军人抬起头来，摁了一下电钮。“亨利上校吗？”
“是。”
一个身穿军服的拘谨的姑娘从宽阔的打弯的楼梯上走下来，她用生硬的英语说：“您好？叶甫连柯将军的办公室在二楼。请跟我来。”
华丽的铁栏杆，大理石楼梯，大理石柱子，高敞的拱形天花板：这里是另一幢沙皇时代的宅第，红大理石的列宁和斯大林半身塑像给这所大楼添上了现代的气息。陈旧的油漆开始剥落，大块的厚厚碎片使这个建筑物呈现出战争年代到处可见的失修现象，一条空无一物的长廊直通叶甫连柯的办公室，两边紧闭的房门后传出阵阵卡嗒卡嗒的打字声。在帕格的记忆里，他是个巨人，但现在当他站起来严肃地从办公桌那边伸出左手来的时候，个子显得并不那么高大。可能这是因为办公桌和房间都很大，而且他身后那幅列宁的照片比真人要大上许多倍。其他几面墙上的图片是老沙皇时代一些将军肖像画的黑白复制品。满是灰尘的长长的红窗帘把莫斯科仲冬时节的阴郁的阳光挡在外边。在一盏高悬的花体装饰的黄铜枝形吊灯里，几只没有灯罩的灯泡发出眩目的光亮。
叶甫连柯的左手很有力，尽管握手时有点别扭。他那下颚宽厚的阔脸看起来比在莫斯科前线德军取得突破时更加萎顿。他佩戴的勋章很多，包括一道说明他挂过彩的红黄条纹，整洁的略呈绿色的棕色军服镶上了新的金边。他们两人用俄语相互致意，然后叶甫连柯指了指那个姑娘说：“嗯，我们需要译员吗？”
她毫无表情地回看了帕格一眼：漂亮的脸庞，浓密的淡黄色头发，可爱的红润的小嘴，饱满的胸脯，冷冰冰的没有表情的眼睛。自从离开华盛顿以后，帕格每天花上两个小时操练词汇和语法，他今天的俄语又达到和一九四一年读完短训班时差不多的水平。他凭直觉回答，“不需要。”姑娘像有发条的玩具一样立即转身走了出去。帕格心想，还会有话筒把他所说的一切录下来的，但他无需小心提防，而叶甫连柯无疑会照顾他自己。“少一双眼睛和耳朵。”他说。
叶甫连柯笑了笑。帕格脑海里立即浮现出那次在前线附近一个茅舍里度过的那个黄昏。那时他们又喝酒又跳舞，叶甫连柯穿着大而笨重的靴子搂着帕米拉转来转去，微笑时露出了大板牙。叶甫连柯朝一张沙发和一张矮桌子那边挥了挥右手。那是一只假手，戴上僵硬的棕色皮手套，从袖子管里伸出来，样子有点怕人。桌上几只大浅盘里放着蛋糕、鱼片以及纸包的糖果，几瓶不含酒精的饮料和矿泉水，一瓶伏特加和大大小小的玻璃杯。尽管不想吃，帕格还是拿了一块蛋糕和一瓶饮料。叶甫连柯取了和帕格完全一样的东西，一边吸着夹在假手上金属环里的香烟，一边说：“我收到了你的信。我一直很忙，所以迟迟未复，请原谅。我认为当面谈比写信更好。”
“我同意。”
“你要求我提供一些关于租借物资在战场上的使用情况。我们在战场上当然很好地利用了这些租借物资。”他放慢了说话的速度，而且使用简单的字眼，好使帕格在理解他的意思时不致有什么困难。他那深沉粗犷的声调把战场的音响带进了办公室。“不过，希特勒匪徒如果能够知道有关用以反击他的租借物资的确切数量、质量以及在战场上的性能，他们将感激不尽。他们有办法跟《纽约时报》、哥伦比亚广播网等处联系，这已不是什么秘密。敌人的鼻子长，我们可不能忘记。”
“那就不要透露德国人可以利用的任何东西。一份概括性的声明就行了。租借物资是很费钱的，你知道。如果要继续提供，我们的总统需要广大人民的支持。”
“难道像斯大林格勒战役这样的胜利还不足以赢得美国公众的支持吗？”叶甫连柯用他那只好手抹了抹已经秃了的、头发剪得很短的头顶。“我们粉碎了好几个德国军团。我们扭转了战局。等到你们在欧洲开辟那条一再拖延的第二战场的时候，你们的士兵将会遇到大大削弱了的阻力，伤亡也会比我们少得多。美国人民是聪明的，他们了解这些简单的事实。因此，他们会支持《租借法案》的，而且不是由于一纸‘概括性的声明’。”
这些话语和帕格心里想的正好不谋而合，因此他无辞以对。真糟糕！斯坦德莱对这些小节问题这样斤斤计较，叫他如何完成使命。他给自己倒了一杯红色的略带苦味的甜饮料，一口一口地啜着。叶甫连柯走到办公桌旁，带回来了一只厚厚的文件夹，放在桌上打开。他用好手迅速地翻动粘在纸页上的灰色剪报。“再说，你们的莫斯科记者都在睡大觉吗？这些不过是一些在《真理报》、《劳动报》和《红星报》上新近发表的文章，这就是概括性的声明。你自己瞧瞧吧。”他把夹住的烟蒂吸了最后一口，然后用那只没生命的假手熟练地把它捻熄。
第五部 帕格与帕米拉第六十章（7）
“将军，在斯大林先生最近发布的当前任务的文告里，他说到红军正在单独奋战，盟邦并没提供任何援助。”
“他是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之后说这番话的。”尖刻的反驳，神态泰然自若，“难道他说的不是实话么？希特勒匪帮抽空了大西洋沿岸的兵力，全部调到东线来，对我们孤注一掷。但丘吉尔还是按兵不动。甚至你们伟大的总统也无法推动他。我们那时不得不依靠自己的力量打赢这场战争。”
这样谈下去谈不出什么结果来，而在北非问题上进行回击也无济于事。既然帕格必须向斯坦德莱作出汇报，他决定索性把鸡毛蒜皮都摊出来，说个明白。“问题不仅是租借物资，红十字会和俄国救济协会对苏联人民作出慷慨的援助，但没看见过有什么领情的表示。”
叶甫连柯做了个难以置信的鬼脸，接着说：“你说的是几百万美元的赠品吗？我们是感恩图报的人民，我们正在用战斗来表示我们的谢意。你还要我们做些什么呢？”
“我的大使认为，你们没为我们提供的赠品充分地向公众宣布。”
“你的大使？他谅必是代表你的政府讲这番话的，而不是代表他自己？”
帕格感到越来越不安，他回答道：“要求你们提供一份有关租借物资在战场上使用情况的声明的是国务院。你知道，国会即将审议《租借法案》延长生效期的问题。”
叶甫连柯夹上另一支香烟。他的打火机打了好几次才打出火来，在点着香烟之前，他咕哝了几句。“但我们在华盛顿的大使馆告诉我们，《租借法案》延长生效期的提案将会顺利地获得国会的通过。因此，斯坦德莱将军这次大动肝火是非常令人不安的。这是否可能预示罗斯福先生的政策将有所改变？”
“我不能代表罗斯福总统说话。”
“那么霍普金斯呢？”叶甫连柯通过缭绕的烟雾用狡黠的目光瞅了他一眼。
“哈利•霍普金斯是苏联的好朋友。”
“我们知道这一点。事实上，”叶甫连柯一边说，一边伸手去取伏特加，突然间变得兴高采烈，“我想和你一起为哈利·霍普金斯的健康干一杯。你看怎样？”
开始了，帕格暗自思量。他点了点头。下肚的伏特加留下一条自上而下的火辣辣热流。叶甫连柯咂了咂厚嘴唇，朝帕格眨眨眼，这多少使帕格感到有点意外。“我可以请教一下你的军衔吗？”
帕格用手指着他的海军大衣上肩章的条纹——室内很冷，他当时还穿着大衣——说道：“四条杠。美国海军上校。”
叶甫连柯会心地笑了笑。“是的，这个我知道。我讲个真实的故事给你听。一九三三年你的国家开始承认苏联的时候，我们派了一员海军上将和一员海军中将作为武官。你的政府抱怨说，他们的军阶过高，引起外交礼节方面的困难。第二天，他们的军阶分别降为上校和中校，这样一来就事事顺利了。”
“我可就是一个上校。”
“可是，哈利·霍普金斯却是你们国家里仅次于你们总统的最有势力的人物。”
“完全不是这样。不管怎样，这跟我也毫不相干。”
“你们大使馆已经配有足够的武官，不是吗？那么，请允许我问一下，你的职务是什么？你是不是哈利·霍普金斯的代表？”
“不是。”帕格心里盘算，说得详细一点不会有什么坏处，而且还可能有些好处。因此他接下去说：“事实上，我是直接奉罗斯福总统本人的命令到这儿来的。不过，我仅仅是个海军上校，我可以向你保证。”
叶甫连柯将军庄严地盯着他。帕格脸不变色，顶住了将军的审视。换一下口味，现在且让俄国佬来摸摸我们的底吧，他想。“哎，我懂了。既然你是总统的特使，那就请你澄清一下他对租借物资的疑虑吧，”叶甫连柯说，“这些疑虑导致你的大使来一次如此令人不安的发作。”
“我没权力这样做。”
“亨利上校，作为我们向哈利·霍普金斯表示的礼遇，你得以在一九四一年正当战局危急的时刻访问了莫斯科前线。同时在你的请求下，一位英国记者和一位充当他秘书的女儿陪同你进行访问。”
“是的，你在听得见枪炮声的距离内给予我们的殷勤款待，我是牢记在心的。”
“那好，事有凑巧，我可以为你再安排一次这样的访问。我即将离开莫斯科到现场视察租借物资的供应情况。我要巡视一些正在进行军事行动的前线地区。我不会进入任何火力区。”——他露出大板牙笑了笑——“不会故意上那儿去，但危险是会有的。如果你愿意和我同行并就租借物资的战地使用情况向霍普金斯先生和你的总统提出一份目击情况报告，我可以作出安排。而且，到那时我们或许还可以就一份‘概括性声明’达成协议。”
“我同意。什么时候出发？”尽管出乎他的意料，帕格还是抓住这个机会。如果斯坦德莱反对，就让他去否决吧。
“就这样？按照美国方式。”叶甫连柯站起身来，伸出左手。“我会通知你的。看样子我们将先到列宁格勒。我可以告诉你——一年多来没任何记者到过那里，我相信也没任何外国人到过。你知道，它还处在被围状态，但是包围圈已经被打开缺口。已经有一些通道，不太危险。列宁格勒是我出生的地方，因此我乐于接受到那儿去走一趟的机会。自从我母亲在围城期间死去之后，我还没到过那儿呢。”
“我为她感到难过，”帕格尴尬地说，“她是在炮击中牺牲的吗？”
“不，她是饿死的。”
第五部 帕格与帕米拉第六十一章（1）
饿死的。
这可能是有史以来世界上最悲惨的一次围城战役。这是一场和圣经的记载一样恐怖的围城战；像耶路撒冷之围那样，据《耶利米哀歌》所述，当时的妇女们煮食自己的子女。战争爆发时，列宁格勒有近三百万居民，到维克多•亨利访问这座城市的时候，剩下的只有六十万人左右。其余的人有一半已经撤离，另一半已经死亡。流行着这样一个可怕的传说：有不少人被活活吃掉。但在当时，外间对于围城和饥饿的真情所知很少。直到今天，大量的真情实况仍讳莫如深，记录材料都深藏在苏联档案馆里或已毁于战火。也许十万人当中没有一个人说得出来，在列宁格勒究竟有多少人死于饥饿或饥饿引起的各种疾病。这个数字大概在一百万到一百五十万之间。
列宁格勒使苏联的历史学家处于尴尬的地位。一方面这个城市历时三载的浴血奋战无疑是一篇世界史诗的素材。另一方面，德军仅仅在数周之内便压倒红军席卷而来，直抵城郊，布置好这出戏剧的舞台。一贯正确的共产党如何对此作出解释？如何解释他们为什么不迅速撤退徒然消耗粮食而对防守城市毫无用处的居民，为什么不替守军多贮存必需品以对付日益逼近的强大敌人，借此来动员这个困在水中的大城市以预防围城？
西方历史学家可以自由地、无所顾忌地责备他们自己的领袖和政府造成了失败和灾难。然而，苏联是一个一党专政的国家，党掌握了解决一切问题的永远正确的方法。这就为苏联的历史学家造成某种尴尬的局面。只有党才有权分配印刷历史书籍的纸张。对希望出版他们著作的苏联历史学家来说，列宁格勒之围就成了他们喉咙里的骨头。为了这个缘故，俄国人民的一个伟大英雄业绩一直若明若暗，它的惨绝人寰、光炳日月的真相也就无从大白于天下。
最近，这些历史学家已经战战兢兢地接触到一些发生在伟大的卫国战争时期的错误，其中包括一九四一年红军在敌人的突袭面前毫无准备的状态、红军濒于崩溃的处境以及它在近三年中未能把半个俄国从德国人手中解放出来的事实。那时德国人是正在其他几条战线上同时作战的一个小得多的民族。现在的解释是斯大林犯了一些重大的错误。不过情况仍然模糊不清。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及随着难以窥见真相的苏联最高政策的一变再变，人们对斯大林作为战时领袖的评价先是有所降低，后来又有回升。人们还没把发生在列宁格勒的一切直接归罪于他。根据教条，党是无可非议的。
无可否认的是，拥有四十万之众的德国北方集团军在一次迅猛的夏季攻势中长驱直入，进抵该市外围，切断了通往“伟大的国土”——也就是未被征服的苏联大陆——的通道。希特勒决定不立即发动一次大规模攻击。他的命令要求严密封锁这座城市，使之不战而降。饿死或消灭它的保卫者，并且一块石头一块石头地夷平该市，使它成为一片没有人烟的荒原。
列宁格勒的居民深知，他们休想德国人会有丝毫善心。敌人散发大量传单不断催促把该市宣布为像巴黎那样的不设防城市，但这是办不到的。隆冬来临后，那里的人民通过冰封的拉多加湖开始在德军的炮火下把给养运进来。侵略军试图以炮火轰碎湖上冰层，但厚达七英尺的冰块是难以打碎的。在整个冬季，在黑夜里，在暴风雪中，在排炮的轰击下，护航队来往于冰道上，络绎不绝。列宁格勒没被降服。粮食运进来后，一些不起作用的人口便坐上空卡车离开了。到了春天冰雪消融时，人口与粮食供应之间也就得到了一点平衡。
一九四三年一月，就在维克多·亨利访问该市之前不久，一些守卫列宁格勒的红军部队在付出惨重代价之后，终于迫使德军战线后撤一段不大的距离，从而解放了一个重要的铁路枢纽。这次行动在封锁线上打开了一个缺口。在敌军炮火的猛击下，恢复了一段被称为“死亡走廊”的铁路运输。德国人的炮击使运输不时中断，但后来总是得到修复。大多数货物和旅客都能安全通过。维克多·亨利也就是这样进入这座城市的。叶甫连柯将军的雪橇飞机在这个解放了的铁路车站附近着陆，帕格看到大量堆得高高的满装食物的纸板箱，上面刷有USA字样。他也看到一批批排列得整整齐齐的美军吉普和军用卡车，车上都漆有红星。他们在晚间乘火车进入一片漆黑的列宁格勒，在火车左边窗子外面，是德军大炮发出的闪光的亮光和低沉的轰隆声。
第五部 帕格与帕米拉第六十一章（2）
在寒气逼人的营房里，早饭是黑面包、鸡蛋粉和用奶粉调成的牛奶。叶甫连柯和帕格跟一批年轻士兵一起坐在一长条一长条的金属桌子旁进餐。叶甫连柯指着鸡蛋说：“租借物资。”
“我看得出。”帕格在“诺思安普敦号”上当冷藏鸡蛋吃光了的时候，也吃过许多这样的蛋粉。
那只假手挥向周围的战士。“这个营的军服和军靴也是。”
“他们知道身上穿的是什么吗？”
叶甫连柯问坐在身旁的一个士兵：“你穿的是新军服吗？”
“是的，将军。”回答得很迅速，年轻的红润的脸流露出警觉的、严肃的神色。“美国制的。好料子，好军服，将军。”
叶甫连柯看了帕格一眼，后者点头表示满意。
“俄国的躯体。”叶甫连柯说，他的话使帕格苦笑了一下。
外边的天色逐渐变亮。一辆斯蒂培克指挥车开了过来，粗大的轮胎掀起阵阵雪花，接着司机敬了个礼。“好吧，我们去看看我的家乡变成什么样子了。”叶甫连柯边说边把他那棕色的长大衣的领子翻起来，把皮帽扣紧。
维克多•亨利想象不出他们会看到什么，或许是另一个使人意气消沉的莫斯科，只是像伦敦一样被烧焦、被轰炸，疮痍满目。现实使他目瞪口呆。
除了银白色的阻塞气球安详地飘浮在宁静的上空以外，列宁格勒几乎没什么迹象表明它是座有人居住的城市。洁静的、阒无人迹的白雪覆盖着一些两旁矗立着庄严古老建筑物的大道。不见行人和来往的车辆。像家乡的星期天早晨一样，但在他的一生中帕格从未见过这样一个宁静的安息日。一种令人感到不安的、蓝色的、无边的岑寂笼罩着大地；不是白色而是蓝色，是洁静的白雪从某个角度反射出越来越亮的蓝天。帕格从未见过如此迷人的运河和桥梁；他想象不到如此宏伟的大教堂，或足与爱丽舍田园大街媲美的宽广壮丽的大道，在晶莹的空气中披上银装；或在一条比塞纳河还要雄伟的冰封的河流两旁的花岗岩堤岸上鳞次栉比的宏伟房屋，在指挥车驶上冬宫正面前方那个巨大的广场时，他在一瞥之间完全领略了俄罗斯的雄伟、力量、历史和光荣，就是在凡尔赛宫也看不到如此庄严华丽的景色。帕格记得在描绘那次革命的电影中看到过这个广场，造反的人群和沙皇禁卫军马队发出震耳的吼声。而今，广场上杳无人迹。在这一大片雪地上看不到一条车辙和一点人迹。
汽车停了下来。
“多静啊！”叶甫连柯在十五分钟的沉默之后说了第一句话。
“这是我生平看到过的最美丽的城市。”帕格说。
“他们说巴黎更美。还有华盛顿。”
“没有更美的地方了。”帕格情不自禁地加上一句，“莫斯科只是个村庄。”
叶甫连柯投以非常奇特的眼色。
“我这句话会得罪人吗？我想到什么就说出来了。”
“太不讲外交礼貌了。”叶甫连何嗥叫起来。他的嗥叫听起来倒像是一只猫在感到满足时发出的咕噜声。
随着时间的过去，帕格看到很多炮弹造成的损害：断垣残壁、阻塞的街道、到处都是钉上碎木片的窗户。太阳冉冉上升，条条大街都发出令人目眩的光芒。这座城市苏醒了，尤其是接近德军战线的南部工厂区。在这儿，炮火留下了更严重的创痕；好些街区整个被焚毁了。行人在打扫过的街道上跋涉，偶尔有一辆无轨电车颠簸着驶过，军用卡车和运送兵员的车辆却川流不息。帕格听到远方传来的断断续续的德军重炮的轰鸣。他看见一些建筑物上刷有这样的标语：市民们！敌人炮击时，街道的这一边更危险。然而，即使在这儿，他的内心也始终存在着这样的感觉：这是一座几乎空无一人、几乎远离战火的和平大城市。这些后来获得的、显得更平凡的印象并没磨灭掉——永远不会有什么东西能够磨灭——帕格·亨利那天清早在战时的列宁格勒所见到的鲜明景象：它是一个睡美人，一座蓝色冰雪天地里被邪魔镇住的、属于死亡世界的大都会。
连基洛夫工厂也是一片荒凉气氛。据叶甫连柯说，这儿应该是非常紧张繁忙的。在一幢被炸毁的大楼里，一排排尚未装配好的坦克上满是屋顶坍陷时散落下来的烧焦的碎瓦破屑。几十个戴着披巾的妇女正在耐心地清除碎片。有一个十分繁忙的场所：一个巨型露天卡车场，它广及几个街区，上面盖上了精巧的伪装网，维修工作正在这里紧张进行，工具的叮当声和工人的吆喝声交织成一片，这里是租借物资发挥作用的一幅活生生的图景；一股来自底特律的洪流达到了七千英里之外，德国潜艇无法触及的地方；数不清的磨损得很厉害的美国卡车。叶甫连柯说，这些卡车多半在整个冬季里行驶在那条冰上通道上。现在冰块变软了、铁路也通了，而且那条通道也完了。经过修整后，这些卡车可以调到中部和南部战线，大规模的反击战正在这两条战线上击退德军。叶甫连柯接着领他去看一个机场，部署在机场四周的高射炮群看来是美国海军使用的货色。在弹孔累累的机场上到处是伪装的俄国雅克式战斗机和漆上俄国标志的美国飞蛇式战斗机。
“我儿子驾驶这种飞机，”叶甫连柯边说边拍了拍一架飞蛇式的机罩。“这种飞机挺不错。我们去哈尔科夫时你会碰上他的。”
白昼将尽，他们驱车前往一所医院，去接叶甫连柯的儿媳妇。她是一个志愿护士，现在刚下班。汽车在静悄悄的街道上转来转去，街旁的房屋好像都被一次龙卷风刮去了，只剩下一个街区一个街区的矮小地基，连碎砖破瓦都已荡然无存。这一带的木屋，叶甫连柯解释道，全拆掉作为燃料烧了。汽车在一块平坦的荒地上戛然停住，只见那里一排排的墓碑在积雪中露出头来。墓地上到处是人们用随手捡来的瓦砾或碎片——一截管子、一支手杖、一块椅子的板条——或者是用木头或马口铁制成的粗糙的十字架标志。叶甫连柯和他的儿媳妇下了车，在十字架丛中搜寻。将军在远处积雪中跪下。
“唉，她都快八十岁了，”汽车驶离公墓时他对帕格说。他脸色安详，双唇痛苦地紧闭成一道横线。“她苦了一辈子，革命前她是一个侍女。她不曾好好上学。不过，她能写诗，很不错的诗。维拉还保存着一些她临死前写的诗。我们现在可以返回营房了，但维拉邀请我们到她住的公寓去。你看怎么样？营房里的伙食好些，我们把最好的东西都供给士兵。”
“我吃什么都无所谓。”帕格说，被邀请到一个俄国人家里作客倒是件不寻常的事儿。
“那好，你可以看到一个列宁格勒人在今天是如何生活的。”
维拉对他展颜微笑。尽管牙齿长得不好，她的笑容在顷刻之间使她看起来不那么难看了。双眼蓝中带绿，很漂亮。动人的热情使她容颜生光。她的脸庞以前大概是相当丰满的。松弛的皮肤有了皱褶，鼻子显得很尖，两个眼窝像是深暗的洞穴。
他们在一处很少受到破坏的街坊走进一座阴暗的门道，一阵阻塞的便池和烧油锅的气味扑鼻而来。他们在黑暗中走上四段楼梯。接着听到开锁的声音。维拉点亮了一盏油灯，在稍带绿色的灯光里，帕格看到这间斗室里塞满了东西：一张床、一张桌子、两把椅子、一只瓷砖炉，炉子周围堆放着碎木片，马口铁烟筒歪歪斜斜地通向一个用木板堵住的窗户。室内比室外还要冷，因为外面太阳刚才下山。维拉点燃了炉火，敲碎了水桶里表面那层薄冰，然后把水倒入水壶。将军从他带上楼来的帆布袋中取出一瓶伏特加，放在桌上。尽管穿上厚实的内衣和笨重的皮靴、手套和一件毛线衫，帕格还是冻僵了。这时他自然乐于和将军一起喝上几杯。
第五部 帕格与帕米拉第六十一章（3）
叶甫连柯指了一下他坐着的那张床说：“她就死在这儿，还在床上躺了两个星期。维拉没办法弄到一口棺材。没有棺材。没有木料。维拉不愿把她像一条狗那样埋在土里。天气很冷，零下好些度，因此卫生倒不成问题。可是，你会觉得这件事情有点骇人听闻。但维拉说，那么长的一段时间里，她像安安稳稳地睡着了似的。首先死去的当然是老年人，他们没耐力。”
房间里很快就暖和起来了。维拉在炉子上煎薄饼，她脱掉了披巾和皮上衣，露出一件穿破了的毛线衫，裙子下面是厚厚的护腿和皮靴。“这儿的人什么古怪的东西都吃，”她平静地说，“皮带、糊墙纸上的胶水。甚至狗和猫，耗子和麻雀。我才不吃呐，我吃不来那些，但我听说过这种情况。在医院里，我们听到了一些吓人的事情。”她指着炉子上开始咝咝发响的油煎薄饼。“我用锯木屑和凡士林做过这种薄饼。可怕得很，吃了难过死了，不过是为了塞满肚子。那时候有少量的配给面包，我全给奶奶吃了。但过了一阵子她就不再吃了。她没有感觉了。”
“把棺材的事情告诉他。”叶甫连柯说。
“有一个诗人住在楼下，”维拉边说边翻动在煎锅里劈劈啪啪响的薄饼。“利茹柯夫在列宁格勒很有点名气，他拆掉了他的书桌，给奶奶做了一口棺材。他现在还没有书桌。”
“还有那大扫除的事情。”将军又说。
他的儿媳妇一听，就没好气地顶撞了一句：“亨利上校可不想听这些伤心事儿。”
帕格吞吞吐吐地说：“如果说起来使你伤心，那就算了。不过我倒是很想听的。”
“那好，以后再看吧。现在吃饭了。”
她开始在桌子上摆餐具。叶甫连柯从墙上取下一张一个身穿军装的青年的照片。“这就是我的儿子。”
灯光下他看见一张端正的斯拉夫面孔：鬈头发，宽额角，高颧骨，天真聪颖的神态。帕格说：“漂亮。”
“我记得你说过你有一个当飞行员的儿子。”
“我有过。他在中途岛战役中阵亡了。”
叶甫连柯目不转睛地看着他，然后用他那只好手紧紧地抓住帕格的肩膀。维拉从帆布袋里取出一瓶红酒放到桌上。叶甫连柯拔去瓶塞。“他的名字？”
“华伦。”
将军站起来，倒满三杯酒。帕格也站了起来。“华伦·维克多维奇。亨利。”叶甫连柯说，炉火使这个灯光照射下的邋遢的小室变得闷热了。帕格喝下那杯略带酸味的淡酒时，感觉到——这是第一次——华伦之死给他带来了一种不纯粹是极度痛苦的滋味。不管为时多么短暂，华伦之死弥合了两个世界之间的鸿沟，叶甫连柯放下他的空杯。“我们知道这次中途岛战役。它是美国海军一次重大胜利，扭转了太平洋的形势。”
帕格说不出话来。只是点了点头。
除了薄饼之外还有香肠和来自将军的帆布袋里的美国罐头水果色拉。他们很快就饮完了一瓶酒，接着又开了第二瓶。维拉开始谈到被围后的情况。最坏的情况，她说，发生在去年春天三月下旬解冻开始时。尸体陆陆续续在各处出现，他们都是倒在街头就死去的人，几个月来没掩埋的冻僵了的尸体。垃圾、碎砖破瓦以及各种残骸和成千上万的尸体一起出现，造成了一种触目惊心的景象，到处是一股使人作呕的恶臭，瘟疫严重地威胁着人们。但当局采取了严厉措施，把人民组织起来，一次大规模的清洁运动拯救了这座城市。尸体被投入巨大的集体墓穴，其中有些人查明了身份，但许多人都无法查明。
“你知道，全家人都饿死的有的是，”维拉说，“或者只剩下一个人，不是病倒了就是失去了感觉。如果有谁不见了，也不会有人知道。唉，一个人快要死了，你是看得出来的，他们变得麻木，无所感觉。如果你把他们送到医院，或让他们躺在床上，设法给他们吃东西，可能就会好了，可是他们总是说他们没有病。坚持要去工作。然后他们会在人行道上坐下或睡倒，接着在积雪中死去。”她瞟了叶甫连柯一眼，随后压低嗓门。“他们的配给证经常被窃。有些人变得像狼一样。”
叶甫连柯喝了一些酒，砰的一声把杯子放在桌上。“唉，够了。已经铸成大错。胡搞，混蛋，不可饶恕的大错。”
他们已经喝下不少酒，因此帕格壮起胆来问道：“谁铸成的？”
他马上就知道这句话闯了大祸，得罪了人。叶甫连柯狠狠地瞪了他一眼，露出一排发黄的牙齿。“一百万老人、儿童以及其他不健全的人应该早就予以疏散。在德军已进抵离城一百英里处，轰炸机不分昼夜地飞来袭击的时候，不应再把食物贮存在陈旧的木头房子仓库里。一夜之间，足够全市六个月配给量的粮食付之一炬。数以吨计的白糖融化了渗到泥土里。老百姓就吃那些泥土。”
“我吃过，”维拉说，“还是付了高价才买到的呢。”
“老百姓吃比那还要坏的东西。”叶甫连柯站了起来，“但德国人毕竟攻不进列宁格勒，永远休想。莫斯科发布命令，但列宁格勒拯救了自己。”他的声音逐渐低沉下去，这时他在穿大衣，背向帕格。帕格好像听见他还说了一句：“没听从命令。”他转过身来，然后再说，“好吧，从明天起，上校，你可以看看一些被德国人占领过的地方。”
第五部 帕格与帕米拉第六十一章（4）
叶甫连柯以使人精疲力竭的速度兼程前进，一个个地名都融合在一起了——季赫文、尔日叶夫、莫札伊斯克、维亚兹马、图拉、利夫内——像美国中西部的城市一样，它们全是宽广的平原上的新拓居地，头顶是无垠的苍穹，这个城镇和那个城镇之间没什么两样，不是像美国那样的平静气氛和平庸景色，到处是千篇一律的加油站、餐车式饭店和汽车游客旅馆等；这儿的城镇之间的相似之处在于到处都是触目惊心的景象。他们的飞机掠过几百英里的土地，不时降下来访问野战部队、村子里的指挥部，或坦克和汽车运输队的站场，或者是野战机场。帕格看到广阔无边的俄国前线以及惊人的破坏和死亡。
撤退中的德军实行了吃了败仗的焦土政策。凡是值得偷的东西他们全部带走；凡是可以焚毁的东西他们都付之一炬；烧不着的东西他们埋炸药炸掉。在成千上万平方英里的土地上，他们像蝗虫一样蹂躏了大地。凡是德军已撤离的地方，过不多久就有建筑物出现。在德军新近被逐出的地方，衣衫褴褛、形容憔悴的俄国人心有余悸地在废墟中拨弄着或者掩埋着死者。或者是列队站在平坦的白雪皑皑的平原上，在开阔的天空下等候部队战地厨房发放食物。
在这里，单独媾和的问题冒了出来，满目疮痍的大地毫不含糊地提出了这个问题。德国人那种作为入侵歹徒的形象受到俄国人的深痛恶绝和唾弃自不待言。每一个村子和每一座城镇都各有其恐怖的经历，还有记录了敌人暴行的存档照片——拷打、枪杀、强奸和堆积如山的尸体。血腥可怖的内容一再重复，使人感到麻木和厌烦。俄国人要报仇雪耻同样是自不待言。但可恨的侵略者如果再遭受几次像斯大林格勒那样惨重的打击，那时他们愿意离开苏联国土，不再拷打和折磨这些人民，并愿意赔偿他们造成的损害，那么俄国人同意休战，你能怪他们么？
帕格看了大量的租借物资在发挥作用。尤其是卡车，到处是卡车。有一次在南方，在停放着一排排见首不见尾的漆上草绿色但尚未刷上俄文和红星的卡车的一个停车场上，叶甫连柯对他说：“你们给我们装上了轮子。局势因此在发生变化。德国人的轮子现在差不多要磨穿了。他们正在重新使用马匹。有朝一日他们连马也要吃掉，那时只能靠两条腿逃出俄国。”
在一个受到严重破坏的名叫沃罗涅日的临河大城里，他们在指挥部里吃一顿完全俄国式的晚饭：卷心菜汤、罐头鱼以及一种油炒粗燕麦粉。副官们坐在另一张桌子上。叶甫连柯和帕格两人坐在一起。“亨利上校，我们还是去不了哈尔科夫，”将军一本正经地说道，“德国人正在反攻。”
“不要为了我改变你的行程。”。
叶甫连柯使他不安地瞪了他一眼，和他上次在列宁格勒看到过的一样。“嗯，这次反攻规模不小。因此我们只能去斯大林格勒。”
“看不到你的儿子真可惜。”
“他的空军大队已投入战斗，因此我们也见不到他。他是个不坏的小伙子。也许再过些时候你会和他见面的。”
第五部 帕格与帕米拉第六十一章（5）
从空中俯视，斯大林格勒的四郊宛如月球表面。巨大的弹坑，成千上万小脓疮似的弹穴把一片雪源糟蹋得满目疮痍，雪原上到处是丢弃的车辆、坦克。斯大林格勒市区沿着浮冰点点的一条又宽又黑的河流延伸，看上去像是一座出土的古城，全都是没有屋顶的断垣残壁。叶甫连柯和他的几个副官目不转睛地观看底下的废墟；这时，帕格想起了他自己飞抵珍珠港时看到的那种令人感到沮丧的景象。但檀香山安然无恙，只是舰队受到打击。美国国土上没有一座城市经历过这种破坏。在苏联，到处是毁灭，而此刻在机翼下展开的景象是最彻底的破坏。
他们乘车进入这座城市时，沿途经过焚毁的棚屋和建筑物、倒塌的砖石结构、一堆堆车辆残骸，到处散发出毁灭的腐臭。然而，成群结队的正在清除碎砖破瓦的工人看起来很健康，而且精神抖擞。欢乐的儿童在废墟中游戏。已消失的德国人留下了许多痕迹，粗体字母写的街道标志、击毁了的坦克、大炮、到处堆放或陷入乱石堆中的卡车、一个弹坑累累的公园里的士兵公墓，油漆的木头坟墓标志上有模拟的铁十字架。在一堵破墙的上部，帕格注意到一张已刮去一半的招贴画：一个学生模样梳着两条淡黄色辫子的德国姑娘抖缩在一个身穿红军制服的垂涎欲滴的猿人面前，后者把毛茸茸的双爪伸向姑娘的乳房。
吉普在宽阔的中央广场上一座弹痕累累的建筑物前停了下来。周围其他的建筑物已全被炸平，荡然无存。在房子里边，苏维埃的官僚政治正在复活，有公文柜、噪音很大的打字机、坐在简陋的办公桌前面色苍白的男人以及端茶的女仆等全套人马设备。叶甫连柯说：“今天我很忙。我要把你交托给冈定。在这次战役中他是中央委员会的秘书，那时候他一连六个月没好好地睡过一觉，现在他还是疾病缠身。”
一个身穿军服的大个子坐在一张厚木板的办公桌后，头顶上是一幅斯大林照片。他头发灰白，看上去非常倔强，脸上布满疲劳留下的深深皱纹。一只毛茸茸的大拳头搁在桌面上，用好斗的眼光看着这个身穿蓝色海军大衣的陌生人。叶甫连柯介绍了维克多·亨利。冈定长久地凝视这个来客，把他仔细打量了一番，接着翘起沉重的下颚，用德语挖苦地问：“你会讲德语吗？”
“我能讲一点俄语。”帕格用俄语温和地回答。
这个官员竖起浓眉看看叶甫连柯，后者把他那只好手放到维克多·亨利的肩膀上，并说：“我们的人。”
帕格永远忘不掉这件事情，他也永远弄不懂是什么东西促使叶甫连柯这样说。不管怎样，“我们的人”像魔术一样对冈定起了作用。他花了两个小时陪同帕格到各处走走，有时步行，有时乘车。他们访问了这座被摧毁的城市里的一些地点，到过郊外小山丛中，走下向河边倾斜的深谷，也参观了河滨。他滔滔不绝地用俄语讲述这次战役的始末，提到大量指挥官的名字、番号、日期以及部队的机动战术等，情绪越来越激动，帕格只能勉强听懂这一切。冈定在重温这一战役，他为之感到自豪，而维克多·亨利确也能够领会其梗概：守卫国土的战士退到伏尔加河沿岸，他们靠从这条宽阔的河流对岸渡运过来或越过冰封的河面运送过来的给养和援军坚持战斗；战斗的口号是“与伏尔加河共存亡！”日日夜夜的惊险恐怖，德国人就在人们可以清楚地看见的小山上，在失守地段的屋顶上，在街道上隆隆驶过的坦克里；震耳欲聋的挨家逐户或一个地窖一个地窖的浴血奋战，有时在大雨中或暴风雪中进行，无休止的炮击和轰炸，周复一周，月复一月。在市郊的雪地上留下了德军的败迹。一长串一长串被击毁的坦克、自动火炮、榴弹炮、卡车、半履带式车辆等，蜿蜒向西伸展，尤其是成千上万具穿着灰色军服的尸体，仍然像垃圾一样，横七竖八地倒在静寂的弹坑遍地的田野上，绵延数英里。“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冈定说，“我看我们最终不得不把这些死老鼠堆起来烧掉。我们正在处理自己的。德国人是不会回来埋葬他们的遗尸了。”
那天晚上帕格发觉自己在一个地窖里参加一次俄国人不论在什么地方或什么条件下都摆得出来的盛宴，各式各样的鱼，也有点肉、黑面包和白面包、红酒和白酒以及取之不尽的伏特加，把厚木板桌子摆得满满的。参与这次盛宴的人包括军官、城市官员、党的官员，总共约十五人。席前的介绍草草了事，显然无关紧要。东道主是叶甫连柯，在兴高采烈的交谈、歌唱和祝酒中，贯串着三个主题：斯大林格勒大捷、对美国租借物资的感激以及迫切需要开辟第二战场。帕格猜想，他的到来可能就是这些大亨趁机轻松一下的借口。他也在这种深情厚谊和紧张情绪的重压下无法自持。他开怀畅饮，放量大吃，好像明天不会来临似的。
翌日清晨，一位副官在冰冻的黑暗中把他唤醒，模模糊糊的记忆使他摇了摇发胀的头颅。如果不是在梦境中的话，他曾和叶甫连柯摇摇晃晃地穿过一条走廊，在分手时叶甫连柯对他说：“德国人重新攻占了哈尔科夫。”
第五部 帕格与帕米拉第六十一章（6）
帕格仆仆风尘走遍了饱受战火蹂躏的俄罗斯前线之后，莫斯科在他眼中简直像旧金山一样未受损伤、和平宁静、安然无恙、气氛欢快。尽管一些没有竣工的建筑物已被放弃而遭风霜雨雪的侵凌剥蚀，车辆稀疏，交通不便，肮脏的冰块有如绵延不断的小丘和山脊，战时的荒凉不免随处可见。
他发现大使已经变得热情奔放。《真理报》已把斯特蒂纽斯的租借物资报告一字不漏地登了出来，并把开头部分登在第一版上！苏联报刊上一下子大量出现了有关租借物资的报道！莫斯科电台的广播几乎每天都有租借物资的消息！
在国内，参议院一致通过了《租借法案》有效期延长的决议，众议院只有少数人投反对票。斯坦德莱大使敢于直抒己见，各方纷纷表示祝贺，使他应接不暇。美国和英国报章已经正式地尽管是客气地声明他发表的只是他个人的意见。总统也以模棱两可的开玩笑的口吻提到凡是当海军上将的人如果不是守口如瓶，便是说话过多，把这一起事件支吾过去。“老天爷作证，帕格，我这样做了，或许有朝一日我的脑袋要搬家，但老天爷作证，这样做能起作用！以后他们再想欺侮我们可得郑重考虑了。”
斯坦德莱在斯巴索大厦的温暖舒适的书室里，一边吃着上等美国咖啡、白面包卷和奶油，一边讲了上面这番话。他的起了皱纹的双眼炯炯有神，皱褶密布的脖子和脸部由于高兴变得通红。维克多•亨利还没来得及向他汇报此次旅行的任何情况，斯坦德莱便已倾吐了这一切。帕格的汇报是简短的。他说他准备立即写份观察报告，送请斯坦德莱过目。
“太好了，帕格。哎呀，列宁格勒、尔日叶夫、沃罗涅日、斯大林格勒，喔唷？老天爷作证，你把这块地面都踏遍了。你这么一来，可不要把费蒙维尔的鼻子整个儿刮掉！在这儿，他安安稳稳地坐在他的百货箱上，这个掌管租借物资的大老爷，从不走出去看看实际情况，而你刚一到这儿，马上就去现场打听到内部消息。真了不起，帕格。”
“将军，在这里我成了某种误会的受益者，人们以为我是个有来头的人物。”
“老天爷作证，你的确是个有来头的人物。让我尽快看到那份报告。嗳，德国人重新占领哈尔科夫是怎么一回事？那个该死的疯子希特勒真是打不死的。昨天晚上瑞典大使馆里许多俄国佬都是垂头丧气的。”
帕格从堆在书桌上的信件中看见一只国务院的信封。信封一角有用红墨水写上的莱斯里•斯鲁特的名字。他首先拆阅罗达的来信。这次她的语气显然和以前那种做作的爱谈笑的语调不同。
“你在这儿的时候，亲爱的帕格，我尽了最大的努力使你感到幸福，上帝知道。但到了现在，我确实不再知道你是怎样看待我的了。”这句话是这几页感情抑制的来信中的主调。拜伦已经来过又走了，并告诉了她关于娜塔丽迁到巴登—巴登的消息，“你未能和拜伦见上一面，我为你感到难受。他是个男子汉，一个十足的男子汉。你该感到骄傲。不过，他和你一样，有时会憋上一肚子无言的怒火。即使娜塔丽能够带了孩子平安无事地回到家里，正如斯鲁特先生对我保证的那样，我看她也不一定能使他平息怒火。他为了孩子而忧心如焚，而且他认为是她误了他的大事。”
斯鲁特的信写在黄色的长信笺上。他没说明为什么用红墨水写信，这就使信里的也许是有点耸人听闻的消息更其耸人听闻了。
第五部 帕格与帕米拉第六十一章（7）
亲爱的亨利上校：
外交邮袋确实方便。我有一些消息要告诉你，还有一个请求。
首先提出这个请求。你知道，帕姆•塔茨伯利在这儿为《伦敦观察家》工作。她想到莫斯科去，的确，在这些日子里，一切重要的战况只有在那儿才能采访到。前些时候她提出签证申请。不批准。帕姆看到她作为记者的前途日渐暗淡，而她对她的工作却发生了兴趣并且想干下去。
事情简单得很，你能够不能够，而且愿意不愿意助以一臂之力？当我建议帕姆写信给你时，她脸红了，并说没有任何希望，她说她做梦也不敢麻烦你。但我看到过你在莫斯科做工作的情况，我认为你也许可能帮她一下忙。我告诉她，我打算把她的处境写信告诉你，她听了脸更红了。她说：“莱斯里，千万别这样！我不允许你这样做。”我把这种话理解为英国女人口不应心的表现，其实她想说：“呀，太好了；请你就这样办吧！”
人们永远弄不懂外交人民委员部为什么会充耳不闻或者恼怒在胸。如果你想找到其中原因，这大概与租借物资中的四十架左右飞蛇式战斗机有关吧。这批飞机原来是指定运往苏联的，但英国人设法把它们移作入侵北非之用。勃纳-沃克勋爵插手过这件事。当然，这也可能完全不是引起不快的原因。因为帕姆提起了这件事，我才顺便提一下。
现在谈谈我要说的新闻。设法让娜塔丽和她叔叔离开卢尔德的尝试失败了，因为德国人把这伙人搬到了巴登—巴登，这是完全违反国际法的。大约一个月以前，杰斯特罗博士患肠病，病情很是危险，需要动手术。巴登—巴登的外科手术设备显然是不足的。一位法兰克福的外科医生给他做了一次检查，他建议把病人送到巴黎。他告诉我们，在欧洲，进行这种手术的最高明的医生在巴黎美国医院。
瑞士外交部非常妥贴地处理了这件事。娜塔丽、杰斯特罗博士和孩子现在都在巴黎。德国人允许他们呆在一起。他们显得十分通情达理。很显然，博士的病情有点儿危险，因为已经引起了一些并发症。他开了两次刀，目前在缓慢地康复中。
对娜塔丽来说，巴黎肯定比巴登—巴登舒适得多。她受到瑞士的保护，而且我们又不是在和法国作战。还有其他一些美国人同样在这种情况下住在巴黎，等候将在巴登—巴登举行的大规模的侨民交换，这些人将被当作这次交换的筹码。他们必须向警方报到等等，但法国人对他们很热情。只要他们全都依法行事，德国人就不加干涉。如果艾伦和娜塔丽可以在交换之前一直呆在巴黎，他们大概会使呆在巴登—巴登那伙人歆羡不已。他们的犹太身份是个问题，我也不能假装我们不必为此感到焦虑。但这个问题在巴登—巴登也是存在的，也许更为突出。总而言之，我还是有点担心，不过如果我们稍有点好运的话，一切问题都会解决的。卢尔德那件事是值得一试的，结果未能如愿以偿，我为此感到遗憾。我印象深刻的是，你居然能得到哈里·霍普金斯的帮忙。
拜伦匆匆路过华盛顿时我见到了他。我生平第一次注意到他的外貌和你很相像。他以前看起来像一个青春期中的少年演员。关于娜塔丽的事情，我也和你的妻子通了一次电话，谈得很久。这次谈话使她平静了一些。娜塔丽的母亲每星期都给我挂电话，可怜的老太太。
关于我自己的情况，可以奉告的东西不多，而且都是不太好的消息，所以我就略而不谈了。我希望你能为帕米拉尽点力。她的确渴望到莫斯科去。
你的，
莱斯里•斯鲁特
一九四三年三月一日
第五部 帕格与帕米拉第六十一章（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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