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与政治的关系，有一个耐人寻味的对比：普鲁士国家主义与自由知识分子相互独立、理解、默契，很少冲突。这与其说是德国知识分子的软弱，不如说是德国政治家的远见与开明。而沙皇专制主义却与革命知识分子相互对抗，一方总是唱对台戏，一方总是动不动就镇压，结果就是暴力革命。这也许与俄罗斯面对西方的被动态势有关。【见第六、七章】
"对话"一词是80年代出现的，后来因为它与政治事件联系在一起而被淡化，只是常用作国际政治和外交术语。其实，它应当成为现代社会，特别是"后意识形态"社会人与人、组织与组织之间共处与合作的普遍方式和准则。
每个人都有认知的视角，行动的立场，选择的理由。相互差异本是丰富内涵的体现，不能成为相互的隔阂和局限。善于与别人对话，获得不同的智慧，激发自己的灵性、悟性、理性，才能建构最大的理解空间，拥有最宽阔的胸怀和见识。
生活在开放、多元、宽容的现代社会里，当意见发生分歧时，我不同意你，你也不能强迫我，但相互可以讨论。没有对话和争论，智慧就没有发展，就会陷入狭窄、封闭、偏见、偏执、自以为是、故步自封、夜郎自大，结果都不会有大智慧。
真正的学者、思想家以及理性的团体之间进行正常的、良性的对话，可以达成宽容理解、互补互动，以至于相互融合。
敌对者之间观点的差异，可能比友善者之间的差异还小。但宗教偏执狂、家长制权威、独裁者、利益集团却无法与人对话，其结果是对峙、压制、冲突与毁灭。压制学术自由，对知识分子的不信任、敌视、轻蔑，是失去人心，并造成逆反心理的根本原因。大规模学潮是社会存在严重问题的一种反映，是长期不信任、不透明、高压抑造成的。
对话是思想文化领域里创造力产生的基本途径。学术观点变化万千，在健康的环境里，学者们自己会找到一种平衡规则，不致于普遍平庸，众口一辞，也不致于哗众取宠、标新立异。如果学术是在某种外力控制下生存，权势、金钱、地位、名气、私情等非文化因素便会介入，通过垄断、炒作，造成大量假学问、假思想、假艺术、假科学的泛滥。
对话不是一方报告、汇报、献策，另一方聆听、咨询、选择。而是各有主见，独立表达、倾听、争论，相互宽容、妥协、尊重。真正的对话能够克服偏执，摒弃成见，磨练思想，打开视野，拓展胸怀，扩大合作，赢得机遇，促进共同进步。
对话需要胸怀坦荡、态度真诚，否则一旦击中自己的要害，失了面子，便怀恨在心，秋后算账，甚至恼羞成怒，拳脚相加，兵戈相见。因此，只有具有内在自信、有独立人格的健康人，才敢于无拘束地与人对话。
国家领导人频繁与国外领导人及传媒对话，涉及国际惯例和普遍舆论时，还得作出妥协；与港澳台人士也有对话，尽管其中不乏三教九流之辈；与国内实业界人士之间也有一定程度的对话，内容都是些实际的问题。然而，中国政界人士很少与内部的知识分子形成相互尊重事实、学理的建设性的平等对话。只有独立的文化建设，才构成民族自主性建设的内在动力。
1957年的反右运动扼杀了近代以来尤其是五四以来形成的民族新文化，这是以后全部悲剧的文化根源。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有了新的发展契机，但缺乏深层的思想反省和文化创造，经济盲动频繁，外力牵制更深。政治事件经常使得思想解放过程中产生的新兴文化中断，开创的事业由欣欣向荣的高潮走向黯淡的低谷，造成长时间难以挽回的损失。
文化事业应重建设少压制，意识形态也要"抓大放小"。非原则和整体导向问题的观点分歧不应受到压制。这不是要给人开明的印象，政党的生存，民族的崛起是太需要创见了。没有独立思考，最终伤害的是这个时代的每一项事业、每一个人、每一个集团。政党和知识分子要建立一种互相信任、互相监督的关系。这种关系宜整体把握，不应过多地纠缠细节。
以宽阔的胸怀面对矛盾、承受挑战，摆脱传统家长式的居高临下的权威心态，积极参与理性的对话，以批评力量来解决自身存在的问题，社会会日益稳定。相反，以强力压制矛盾，要求无条件服从，在批评面前恼羞成怒，会造成意识形态日益僵化，文化生命灵魂窒息，将为专制、盲从、个人迷信、政治功利主义、投机取巧、官僚化、利益集团化及社会腐败埋下祸根。
良性的社会基于人们内心的相互信任与理解。必须养成开放、自由、宽容、进取和创造性的文化氛围，提高社会的文化素养和精神品位，摆脱畸形"精神文明"和僵化意识形态的阴影，剔除形式化套话、模式化典型、仪式化排场。
政治家抛弃民众天生具有奴隶性的观念，抛弃知识分子和大学生是动乱之源的观念，以自信、宽容、积极的姿态开放舆论，拓展文化的自由空间。民众不把自己的命运寄托在政府，不以过激行为冲击现行体制，增强自己把握现代生活的能力。知识分子不是去搞改革、搞民主、搞革命，推行多党政治、议会选举、法律制度，而是做广泛、彻底、深入、持久的社会文化建构。
如果能够在文化上实现三方面的相互理解、沟通、合作、监督，让所有人体验同一民族困境，憧憬同一民族希望，那么现代进程会顺当多了。当人们面对腐败而气愤时，也需要反问，自己处在那个位置上时会怎样；当自己身处优越，不能得意忘形、妄自尊大，更不要得志猖狂，应当更多利用掌握的文化资源去创造，升华自己的追求，获得真正高尚的价值。
卢梭说，强者并不能永远保持其统治地位，除非他将力量化为正义，将服从化为责任。毛泽东说"得道多助，失道寡助"。
国家机器是社会稳定的保障，但只是硬件，它的运行依赖文化的合理性。只有获得人们内心的认同和支持，体制才有生机。没有精神凝聚力的专制政权再强大也会僵化；没有文化眼光的政客集团，急功近利、任人唯亲、浑浑噩噩，结果只能是腐败。
国家的权威靠什么建立和维护？一是军事硬壳--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二是政治框架--坚持党的一元化领导，三是经济基础--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共产党曾经历过军事中心，然后有政治中心，再有经济中心。
不论哪个时期，它的力量来自内在的文化凝聚力。60年代初有成千上万人饿死，到处有被打倒的"阶级敌人"，包括刚被打倒的50多万右派，台湾虎视眈眈，国际反华势力封锁，和苏联也闹翻了，社会却还是稳定的。这归结于国家机器的强大，但它背后是有生命力的意识形态，党和政府的威望还在，多数人的信心没有丧失。否则是不可想象的。
回顾20年来文化建设的历程会发现，许多曾被视为自由化、精神污染的东西恰恰是时代精神的精华，如对马克思主义的再认识，西方思潮引起的反思。由于非学术的压制，学术文化界高品质的创作越来越少，而真正的精神污染却层出不穷。
完善的体制能减小权力交替造成的振荡，体制是人掌握的，因此需要全社会的文化认同。
谁培育了主流文化，谁就开创了社会的未来。主流文化需要宏观把握与引导，但不是人为制造或控制，而是自由生长。
●挖掘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文化资源，清理苏联教科书体系，从狭义的意识形态回归于全面的现代文化
改革开放以来的各种思潮，本是知识精英们对十年文革的文化反思，却在与偏狭的正统势力较劲和抬杠中激发起逆反心理和抵制情绪，这都是外部干预导致的思想文化体系失衡。其实，简单抛弃意识形态既不现实，也无学理的依据。
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几代知识精英虔诚的选择，积淀了丰富的文化内涵。关键是要把它放回到人类文化的大背景中去，在自由的学术土壤和宽松的思想氛围里理解和把握它的精髓，让它的根部在活生生的现实社会实践中汲取新的内涵，在广阔的文化对话中激发新的活力，它的主干就会焕发出新的生机，更新业已干枯的教条化枝叶，便会走向健康的发展。
从必要性来看，一是中国没有现代理性文化基础，面对纷繁复杂的文化思潮，需要通过分析、选择、综合，以意识形态方式确立全社会基本一致的信仰基础和观念体系，在大众文化层面上建立与文化虚无主义和世俗化倾向相抗衡的主旋律。二是在相当长时间里，执政党是社会稳定的基本保障，如果没有意识形态信仰，会向利益集团滑得更深，其合理性受到挑战。
从可能性来看，马克思主义本是西方文化的思想精华，在中国化的过程中又得到创造性的阐释和发挥，在公众心目中具有崇高地位，是现成的文化母体。一个伟大的思想体系，只要保持真正的开放性，总能在新的背景下焕发生机。基督教经历几个世纪宗教改革、人文主义、科学主义和无神论的冲击，仍在西方社会生活中扮演重要角色。一部圣经沿用两千多年至今。
意识形态建设决不可回到政治工具主义、教条主义的老路上，简单抹杀、拒斥、干预、裁判、压抑一切。而应当以多元的取向，通过对话、发掘、吸纳、综合、指导和扶持，融合人类所有文明的精华，汲取民族传统中的生机，综合现代文化的新成就，展开品位高、形式多样、内涵丰富的思想文化建设。这种转换类似于西方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
在正常的学术生态里，即便有某些偏激的倾向，也会自动形成调节，不会带来彻底否定，更不会造成文化虚无主义，冲淡文化的中心地位。过去它作为教条遭到扭曲，因而失去生命力。80年代关于马克思主义的讨论本有不少真知灼见，又被当作自由化言论予以压制。现在许多人抛弃、糟践它，这种物极必反的状况只有通过理性的反思和宽容的对话来克服。
任何学说的概念体系随着人的认识发展总是会过时的，而其中需要实证的具体结论则会随着对象的变化以及人的视野的扩展而被超越。但那些深入人和社会根本问题的学说，作为人的基本价值取向的理想和信念，具有永恒理想主义、人文主义价值。
马克思对19世纪资本主义经济的分析，随着时代的变迁和人们对现实认识的深入，主体部分已经只有历史价值了。但作为德国唯心主义（理想主义）的批判者、继承者和改造者，他的实践唯物主义的基本观念，他毕生追求人的自由与解放，即人的内在力量的实现与提升，体现了人类对现代历程的自我反省和对自由解放的终极理想的追求，因而具有永恒的精神价值。
马克思主义是善与真、信仰与科学、战士与学者、革命家与科学家、理想主义精神与现实主义思考的结合。马克思的理想主义与宗教信仰不同，具有扎实的科学认识，以及严谨的理性反思。他对于人类思想库的永久魅力，大体可归纳如下：
实践哲学。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总结的哲学思路，可以概括为实践哲学。"实践"不只是我们理解的单纯客观的物质活动，而且更是主观的、能动的、革命的活动。他的哲学实际上超越了传统的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而不是后来教科书上的机械唯物主义。实践唯物主义与庸俗唯物主义相反，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批判性、革命性及改造世界的能力。
批判精神。马克思的实践哲学强调，要对现存的一切作毫不留情的批判，这种彻底的理性精神在任何时期都是社会发展的积极动力。他对早期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证科学分析，对殖民运动的人道主义批判，至今具有启发意义。
唯物史观。马克思强调经济基础的决定作用，但经济基础并不是客观的物质资料，而是它的生产方式。生产方式虽然受到现实社会关系如所有制的约束，但毕竟是人的能动活动，只是私有制束缚了人的自由。从实践的观点来看，生产力、生产关系本身并不是主体，只是人的劳动、实践过程中的环节。人才是主体，才是中心，生产力归根结底是人的能力。人之为人，在于其主观能动性、目的性、创造性。这与中国传统的衣食哲学，过去教科书里的机械唯物论，以及今天流行的消费哲学，有天壤之别。
抽象到具体的认识论。马克思由抽象概念到经验具体的认识论，以西方理性主义，尤其是德国的理论思维为背景，强调认识过程中的理论与概念的作用。这对以毛泽东、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式朴素经验主义的实践论，构成必要的互补。
辩证思维与生命哲学。德意志民族区别于工业发达的英美民族，他们较少基于工业操作的实证主义、机械唯物主义，更多基于生命体验的整体主义和历史主义，辩证法就是集中体现。马克思继承德国传统思维而形成的社会分析方法，强调事物内在的矛盾在自我发展中的主导作用，这种思维在当代系统科学、生命科学中得到发展，对于自然科学的进一步超越，对于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克服实证主义的缺陷，有重要意义。而且它与中国传统农业社会形成的天人合一、主客统一的思维也有可综合的地方。
阶级斗争学说。毛泽东认为阶级斗争理论是判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试金石，这有些过分。但马克思的这个学说如此被看重，也与中国社会的阶级分化严重相关联，这对当代中国的发展是一个重要的教训。今天，人们已经忘掉这一点，底层老百姓的权益得不到基本的保障，远远达不到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建立起来的社会保障标准，长此下去，会受到客观逻辑的报复。
理想主义精神。马克思继承柏拉图、中世纪基督教以及近代浪漫主义与乌托邦传统，把理想主义精神提升到了新的高度。他强调在认识世界基础上的改变世界，他主张人的主观、能动、革命的实践，实现人的彻底全面的自由与解放。他又是一个积极的现实主义者，他把社会进步的希望寄托在生产力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上。马克思还是一个极有人格魅力的思想家，他个人和家庭的生活闪烁着人性的光辉，他与恩格斯的交往是人间友谊的典范，他的文笔与思想同样具有永恒的价值。
列宁是杰出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也是一个很有现实感的政治家。他没有固定理论体系和模式，为了现实的政治需要，他毫不犹豫地修改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并把其他的主张称为"修正主义"。在他身后那个急切需要建构理论并付诸行动的斯大林时代，他思想被加工成意识形态体系，并被灌输给以农民为主的国度，有效地提升了人们的思想水平。
大家团结一致，使国家以惊人的速度工业化，打败德国法西斯并成为世界超级大国。但是，教条化思想毕竟是要僵化的，僵化的思想成了一种约束，就注定了这一特定现代进程的极限。苏联的解体就是这个极限的到来。
列宁的"党性原则"是在阶级斗争时代条件下形成的政治原则，但如果将它当作思维的根本价值标准，无疑是狭隘的。人要有自己基本的人格立场和信念，但也要与其他立场的人保持理解与对话，最大程度地形成交融与合作，扩大自己的文化基础。
毛泽东思想对于完全没有现代文化的中国农民来说也是一个巨大的飞跃。毛泽东创造了一种家喻户晓的大众语言，一种朴实直观的思维方式，连同他缔造的经济、政治、文化体系，至今为敬仰他的人和忌恨他的人共同使用。他的一些基本概念，如实事求是，主观能动性，矛盾，实践，阶级斗争，群众观点，共产主义理想等等，带有典型的实践哲学特点。
教条化的意识形态，信仰的封闭性高于学术的开放性，思想的深度发展受到抑制。如果把它放回到学术思想层面上，剔除所谓"党性原则"及其它狭隘的政治化语言，综合以现代文化的新观念，也是中国需要的世界观与方法论。
马克思主义具有很高的智慧含量，对于中国现代进程有双层意义：一是它包含西方文先进化的基本内涵，从整体上可以与中国文化对话。二是作为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有助于我们全面把握西方现代文明，激励我们的能动性、创造性。
●马克思"人的全面解放"的共产主义境界：并不在虚幻的彼岸，而是在人们可以身体力行的现实里
今天，"共产主义"作为失落的乌托邦，已经不再是现实舆论的核心了。如果还有人提到它，要么是那些敢向人打赌的酒囊饭袋，要么是对政治教科书耿耿于怀的中学生--共产主义不可能实现。其实，这个概念是被过去的整个时代误解了。
在过去意识形态教科书里，共产主义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高阶段或终极状态，它是被所谓客观规律决定必然要实现的，也就是说，人不由自己主观意志地被裹挟进一种神圣的结局里。当然，教科书还以童话般的幻想，把它描述为一种人间天堂：生产高度发达，物质高度丰富；要什么有什么，再没有私有制；人与人亲密无间，道德无比高尚。
的确，马克思也把共产主义看作一种未来社会状态，但这是从克服资本主义异化现实的意义上理解的。他特别强调，共产主义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而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
马克思剖析的资本主义生产中，劳动对象与劳动者相脱离，成为敌对的和异己的东西，因而与人的本质相对抗；劳动过程被外在目的所支配，劳动者不是自由地发挥其体力和智力，而是使自己遭受折磨与摧残，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私有制度造成人对人的压迫，倾轧；社会分工中身不由己的角色，使每个人都为局部性和片面性所奴役。
总之，资本主义生产使人的本质被现实所异化，共产主义则是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扬弃，旨在使劳动成为自我实现的自主活动，不再被一种外在力量奴役，由一种负担变成一种快乐。可见，共产主义根本上基于西方人道主义理想。
循着这个思路走下去，人们就可以进一步发现，共产主义所要表达的，其实就是一种被压抑了的人生追求和价值理想，它既不在宗教式的彼岸，也不在历史的某种宿命，更不在遥远未来的结局，而是在可以实践于现实生活里。
也就是说，共产主义是基于人的内在本质，即人的自由与解放。它的依据不是什么客观规律，道德使命，而是每个人的现实人生。共产主义社会是自由人的联合体，在这个自由王国里，人的生存与发展由自己支配，不是由外在必然力量规定的。
一个人有一定的生活能力，通过奋斗获得相对稳定的生活保障，自由选择自己有兴趣的工作和事业，摆脱自己不愿从事的简单重复劳动；他有比较开阔的视野、坦荡的胸怀、丰富的修养、自信的意志，不为简单物欲和世俗趣味所左右，不盲从时尚和舆论，能够在创造性的工作中发挥自己的潜能，体现自己的价值，并且在广泛的社会交往中体验人与人之间的忠诚、理解、宽容、博爱，那么他就是一个自由人。如果一个社会大多数人是如此，那么离共产主义就不远了。
共产主义理想作为资本主义现实的对立物，基于人道主义、理想主义原则与市场经济的现实主义、唯物主义对人性基本假定的差异：前者看来，人的生存是既成事实，人的本质则是追求自由解放、自我实现，创造性劳动本身才是人的目的和第一需要。后者看来，人的本质体现为物质欲望，人是利己主义、好逸恶劳的，人只是以理性的方式来达到利益的最大实现。
马克思的自由王国共产主义是一种社会理想，更是一种超越意识形态理论和道德规范的人生境界与人格理想。超越低层次的物欲，使人的自由、自信、自尊、自律、团结、博爱、能动、创造、善良、正直、理性等品质发扬光大。
中国农民革命者朴素的憧憬却是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吃饭穿衣不要钱，拖拉机耕田，没有剥削和压迫，大家和和气气、相亲相爱地生活在一起。这种具体的物质消费和生活样式即使实现了，也没有内在的精神目标，再度陷入新的利益纷争之中。
现代都市生活中，人际之间的交往被市场经济的利益关系所左右，外热内冷的"公共关系"手段形成所谓"公关艺术"，使人与人互为手段甚至竞争敌人，人际间的温情被肢解，喜怒哀乐的自然情感被冷冰冰的功利目的所操纵和扭曲。
现代工业生产出让人的感官满足达到饱和的产品，市场还千方百计地刺激人的消费需要，人的全部生命力耗费在过饱和的感官消费之中，内在的激情、高尚的情趣、宁静的美感、纯朴的爱心趋于麻木和沉沦。人类的命运被自己造就的文明所笼罩，变成感官的奴隶，也就走向非人化。在这种背景下，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学说正是要给我们展示了一片自由的天空。
马克思主义在一百多年历史进程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今天主流思潮认为马克思主义彻底过时了，人类关于社会制度探索已经结束，民主和市场在全球取得胜利，人类历史进程在20世纪末便达到顶峰，这个结论未免武断、轻率。
实际上，终极的社会制度是不存在的。任何制度有缺陷，都需要不断调整、改革。一百多年来，资本主义受到共产主义等批判力量的挑战，好比一头神经麻木的牛，在牛虻的刺激中保持清醒，才不断超越自己，保持生命的活力。
今日西方，社会化的程度已经相当高了。在英国，撒切尔的保守党政府不得不进行大规模私有化运动，而布莱尔的工党政府试图走一条新的平衡之路。北欧的高福利社会里，每个公民都享有很高的生活保障。30年代美国面临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罗斯福的新政，以国家手段积极参与经济过程，取得了有效作用。此后，共和党和民主党交替实行着偏右、偏左的路线，相互制约和纠正。这都直接或间接地体现了资本主义的对立面--主要是马克思主义--对它的刺激、挑战及参考作用。
第十四章 经济接轨--文化后劲匮乏
2004年06月18日23:32 作者：姚国华 来源：搜狐读书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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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数中国经济学家思维来自庸俗的传统，术语却仰仗强势的西学；说的话又多又滥，很少切中要害
中国缺乏对社会整体走向的全面把握，多是单纯基于英美教科书的经济现象分析。我把这种学问称为中国特色的"饭桶经济学"，基于三个理由：一是经济学思维的立足点都是孤立地将人作为谋生的动物来看待，也就是"饭桶"而已。二是这种简单的思维支配了关于整个社会的全面思考，因此造成严重的不智。三是我对他们的话语中心地位，心存反感。
上大学时，我向政治经济学老师提出对教科书的质疑：社会主义经济规律--要如何满足人们物质文化需要，要有计划按比例地安排生产--这能叫规律吗？规律是事物的客观联系，揭示对象是什么或会怎样。规则才是人为了某种目的，要怎样做。
那位教授显然不懂我的意思，回答也更让人糊里糊涂。从此，我再没听这门课了。补考两次，毕业前夕才通过。
那以后，中国经济学家已不受当年斯大林教条约束了，却陷入了英美实证主义和科学主义的窠臼。我仍然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在我看来，经济从来没有按他们所揭示、所展望的轨迹前进过。不管国有企业、乡镇企业、承包制、股份制等等，只要在改革，所有成果都可归于他们的成果，而所有矛盾只是改革的矛盾。反正未来是谁都不可企及，能现在写文章、作报告就行。
说到底，多数中国经济学家缺乏全面的人文素养，基本的哲学思维，更不论道德关怀。尽管他们的大多智商比我高得多，知识也比我丰富，但他们只是西方既定经济学理论的运用者、演绎者、炒作者！他们参与利润丰厚的经济活动，学术包装，为暴富者们提供智囊服务。几年前，我拜访一位著名经济学家，几句话后就发现他对学术的兴趣，远不及对自己酬金的关心。
西方主流经济学把经济问题看着全球普遍一致的客观现象，并用"科学"的原理和实证的方法进行研究和操作，这又陷入一种新的迷信里。人们相信，人只是追求利益的最大化，理性只是追求方式与协调手段。这里有几个预设前提：
一，"经济人"--需要与欲望的满足是人的根本目的，人为财死，鸟为食亡，连纯粹的精神追求也被约化为一堆数据。
二，"理性人"--市民社会的契约、法律，人的智慧都只是获取财富与调整利益分配的工具。
三，"看不见的手"--需要与生产之间的市场被一种无形的力量支配着，无需人为操纵。
这种经济学支配的社会，会造成目光短浅、急功近利，社会结构和人的生存畸形化。只是将人当作利益的动物，把经济活动当作谋求本能欲望的满足，并建立种种数理分析方法，却看不到利益的标准本身，是由具体的文化背景确定的。
首先，文化决定了人的需要，价值的选择，从而决定了经济的目标，财富的尺度。随着技术与生产的发展，人的生理欲望越来越容易满足，物质消费越来越成为文化活动，政治、伦理、法律的因素支配社会生产的动机、对象及利益准则。
人类文明拥有普遍而多样的价值：享受、舒适、富裕、强大、和谐、秩序、活力、进取、安全、自由、尊严、正义、公平、情感、信任、爱心、道德、信仰等等。人不仅是经济人、理性人，还是道德人、自由人、情感人、信仰人、生态人。
其次，文化决定了生产力。生产力、生产率并不是庸俗唯物论者理解的物质因素，而是人对自然改造的能力，而人的能力首先是主观能力，是由传统的积淀文化、现实的社会意识所决定的，然后才能支配物质手段，外化为物质成果。
再次，文化决定了人们的交往方式以及社会形态。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包括政治制度，伦理法制，风俗习惯，是长期以来形成的文化观念所支配和操作的。文明的根本并不在其物质外壳，恰恰在其背后的精神内核。
最后，精神文化上的自我认识、反省精神、批判精神、创造能力，是文明进化的内在动力。
社会变革不是孤立的经济问题，许多有识之士呼吁政治改革，呼唤法治建设，还有人从哲学、文学、历史、道德、宗教等文化领域考虑问题。各领域的问题构成相互联系的整体。不存在哪个重要与不重要的问题，抛弃哪一个都是不明智的。
经济对象最实，摆在眼前看得见；政治、法律其次，操纵在手上，作用在言行上；文化最虚，看不见，但在人的心中。
物质现实的作用只是表面的、短视的、浅层的，真正起决定作用的恰恰是超越这个层面的宗教、哲学、伦理、法律、文学、艺术、科学以及教育。一种务实的变革作用在旧的僵化体制上，可能会有一定的进步。然而，如果这种变革没有植根于深层的文化土壤里，没有对人的本质与社会的发展的深刻把握，会不可避免地走弯路，甚至走入死胡同。
经济改革启动的物质利益原则，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给中国社会基层的发展带来了生机，尤其在农村、街道、集贸市场激发了人们对于发家致富的追求。于是，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中国落后的原因在于，不敢正视人的物欲。
其实，物欲是人类的普遍需求，古已有之，决非现代才有。中国传统社会的周期性动荡和繁荣，人的物欲也随之由抑制、复苏、膨胀、放纵，又复归于新的抑制。它既是长期动乱后恢复生息的凝聚力，也是社会腐败和动乱的催发剂。
人的物质欲望只有在文化的合理抑制和提升下，才能提升为真正的建设力量。现代中国缺乏的并不是物欲，而是精神贵族、知识精英、文化群体。他们比道德楷模、正人君子、道学先生更能超越世俗，同时又比道家、佛家更加积极入世。
没有信念和理性基础的道德说教制约物欲，容易变成伪善。道家和佛家的出世哲学是一种精神境界的升华与超越，这种个人消极的精神解脱，是传统社会的消极补充形式，对现代文化也有启示，但不能变成现代社会的主导哲学。
只有当现代文化建设走在时代前列，并引导着社会生活，才能有真正的现代文明。人们常常说，文化发展要跟上时代发展，也就是跟上经济发展步伐。其实，光跟在后面是不够的。伟大的时代都是由伟大的思想引导的。单一的物质利益原则只能导致社会的无序发展，酿成腐败和危机。当非法手段最容易致富的时候，这种富裕的程度与社会秩序受到的威胁成正比。
人们说，现代经济是合乎理性的。但这"理"只是市场规则，问题是人类生活不只是市场，还有更多的方面。
●亚当斯密强调"看不见的手"的法律道德前提；不能讳言市场资本主义的实质，市场骗不出体制来
市场经济理论的鼻祖亚当斯密指出，每个人追求自我利益的行为，常常被市场经济这只"看不见的手"牵着走，来达到全社会的整体福利，并非只是他个人的意图。他认为，从未见过那些假借为公众谋利之名的人们作出了多大的贡献。
我们之所以能够吃上饭，并不是由于屠户、酿酒工人、面包师傅的仁慈，而是出于他们本身的利益。
但是他还认为，人是受欲望支配的动物，同时又有思维能力和同情心进行自我节制。这种双重性既使人们相互斗争，又使人们能够创造社会制度来缓和两败俱伤的结果，甚至形成共同的利益。这构成了他的经济学的心理学基础。
在斯密那里，赤裸裸的经济冲动并非无所顾及。人的自利行为需要基于正义的规则、法律，基于仁慈的同情心、道德的双重调节。如果说看不见的手是市场的动力，那么法律是市场的支柱，道德则是润滑剂，否则就是霍布斯描述的野蛮世界。
他强调，制度可以使因盲目服从欲望而可能发生的混乱得到克服，这种制度就是竞争。由于竞争，人们要改善自身状况的天生愿望就会变成有利于社会的力量。互相竞争的结果迫使商品价格降到与生产成本一致的自然水平。
市场经济运作的规则基础是正义--把自己放到他人的位置上，考察自己对别人所做的事情，并认定自己的所作所为是可以接受的。这种对等性建立在个人的自利基础上，个人不用相信他人的感觉，每个人都具备冷静思考的能力。
仅有规则的社会仍然是冷冰冰的，而且任何法律都是不完备的，它的实施和监督需要很大的社会成本，因此还需要同情、仁慈、爱心。这需要一个人的内心世界，完全不同于动物，崇尚高于本能欲望的文化价值，说到底就是人的文化教养。
可见，亚当斯密的市场理论建构在特定的文化前提之上，如果把他的只言片语嫁接到一切社会，结果是灾难性的。
那些从英美教科书出发的市场浪漫主义、市场原教旨主义经济学家们，相信市场经济有自整合功能，他们说市场经济本身能够建立自己的规范和体制，只有当自己不行时才需要政府力量。他们对转轨中普遍存在的腐败无法作出解释，开始说它是社会转型的合理代价，并要人们相信市场可以"骗出一套体制来"。可是，当腐败恶性膨胀时，只能保持沉默了。
他们不知道，这种"市场经济"在西方的确是存在的，因为西方文化里，或者说在西方原始文明的生存方式里，就建立了一种契约精神和理性文化。而这在中国根本就不存在，也不可能在原有基础上自然产生。
微软公司因市场垄断被美国司法部搞得焦头烂额，但频频向中国公司展开巨额盗版索赔。在中国前卫媒体上，市场主义者们对它的同情一边倒。甚至抱怨：红眼病不光中国有，原来在美国人那里也有，似乎美国市场经济还不够彻底。
经济学家里也有清醒的人。《报刊文摘》转摘茅于轼的观点--标题《市场制度也有毛病》耐人寻味，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才几年，人们对"市场"这个概念就已经迷信到这种地步了，中国人如此没有历史感、反省意识和批判精神！--
市场制度最大的毛病在于消费的巨大浪费，它只是从生产方面保证了高效率，同时却造成了物欲横流，挥霍无度，以过度消费为荣，更不用说浪费于广告、竞争、包装等方面的资源，但丝毫不增加人们对真实而不是虚荣的需求的满足。
另外，市场制度建立在人与人权利平等基础上，但结果却产生了贫富的分化，形成了人与人之间在新的起点上的不平等，美国上流社会里出生的孩子与第三世界国家的孩子之间根本谈不上平等。财富还造成富人对穷人的凌辱，有钱能使鬼推磨，包括请最好的律师，于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也被动摇。这就是市场的基础被其结果所异化。
社会主义运动是作为市场的对立物形成的，尤其在非西方国家得到广泛实践。因为这里缺乏西方资本主义法律、道德前提，而且这些民族处于市场的劣势，无法在西方主导的市场上平等竞争，因此只有以政权主导经济、文化的发展。
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实行几十年，出现严重问题后，通过改革重新回归市场经济。但由于意识形态的惯性，把新的市场经济定义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甚至干脆取消"姓资姓社"问题，并毫无拘束地尝试着资本主义的一切经营方式。
人们说，什么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还没有搞清楚。过去的社会主义是假的，真正的社会主义还要探索，这不合逻辑。社会主义本是人类的一种理想，一种实践方式，是作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对立物出现的，并不存在抽象的、先验的、客观的模式。
当人们回归（应当说是部分地）市场时，不应轻言计划经济一无是处，也不应讳言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固有问题。
人们看不到现代市场经济与可持续发展之间存在根本性的矛盾和对立：市场经济成了现代社会基本生产方式，它不只是服务于人的消费需求的手段，而且是激发、放大、制造人的消费需求的超人力量。尤其当走出短缺经济，形成买方市场之后，消费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可是超前消费、过度消费形成的经济发展，并不等于社会本身的进步和人的目的的实现。
有人说，改革让每个人都得到了实惠，即便是那些生活底层的人，也有在未来得到改善的期望。可是，过去的体制保持着低水平下的平等，多数人（被管制的"地富反坏右"除外）保持着自己的面子。而现在处在底层的许多人，失去基本的生活保障，失去了自己基本的人格尊严和发展权力，这都是无法以利益来衡量的。法制在这里沉默了，更不要说它需要的文化背景。
市场经济无限膨胀，会对人性、自然、文化、社会构成严重的毒害和冲击：一是刺激人过度的物欲，消解人的内在主体性、能动性、创造性；二是强化人在社会生产过程中的工具地位，让人成为消费机器；三是过度的资源消耗，加剧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恶化。四是造成了人与人关系的紧张。这警告人们，市场经济为中心的现代生产方式不是绝对的，它必须受到合理节制。
市场希望人们放开使用资源，煤、石油烧得猛猛的，用电量大大的，小孩零食吃得多多的，房子住得大大的，医生开药越贵越好，衣服每天一换，家具频繁更换才好。为了扩大消费需要，私人汽车成为时尚，没有钱还可以搞信贷消费。
但另一方面，文化、教育、科学得不到最起码的财政支持，真正的文化古迹得不到最低限度的维护；博物馆成为家具商场，一旦失火，珍贵文物全毁；多数大中城市高楼林立，光有气派却没有文化；小城镇楼房林立，而城市规划一踏糊涂，又脏又乱；人的生存环境和生态环境恶化得不到扼制；还有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没有现代生存的基本条件，社会危机日益突出。
改善物质生活消费并没有什么不好，但脱离人的实际需要和积极心态，单纯物质消费的增长既不是社会的进步，也不是人的真正健康、幸福和满足，会不可逆转地带来人类公共资源的恶性消耗，文化古迹的全面破坏，生存环境恶化，纯朴生活传统的瓦解，人的创造性主体地位的丧失。人成为生产工具和消费机器，灵魂空虚，精神麻木，心理失衡，身体病态；于是吃喝成风、色情成狂、赌博成潮、毒品成害、邪教成灾，形成社会的严重病态，解除身心疾病的渴望便形成了保健热、宗教热。
不受政治、文化制约的经济必然失败。没有公共利益原则，没有健全的法制和道德力量，没有代表社会良知的文化机构及知识精英，没有像绿色和平组织这样执著的有识之士，没有高效率的行政权威，市场的恶性膨胀将带来不可恢复的损害。
●重新检讨中国现代工业化的观念基础--只看到物质的开采、制造与流通，看不到技术创新的意义
中国"现代化"，就是照搬西方既定模式。先是拿来实实在在的产品，然后是拿来生产的设备、工艺，再是学习实用的科学知识，以及现代市场经济所需的法律、道德、政治体制。最后轮到文化观念，只是敷衍而已。虽然一度也上升到了科学与民主的高度，但仍只在技术操作与利益争斗里，而不是社会生活的文化改造，这注定了中国总在别人屁股后面捡破烂。
中国工业从西方工业的末梢开始模仿，只是获得既定的静态结果，没有自己的独立创造。在经济生活中，虽然强调高科技的领先，也讲基层的技术革新，但两者脱节；虽然有大干快上，有国民生产总值的突飞猛进，但生产力水平几乎是停滞的。
建国以来，人们强烈意识到工业化的迫切性，把工业放在经济的主导位置上。但大多数人是从枪炮、飞机、轮船以及各式生活用品认识工业化的，厂房、机床、烟囱、矿山等等自然最重要。在传统周而复始的农业社会观念的支配下，人们把工业化看作的特定生产方式，其技术、工艺、设备、产品都是静止的，只要从无到有建立起来，便万事大吉了。
"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既有战争年代的特点，又有传统农业社会的印迹。它不是现代工业社会不断改变着的生活方式，除了既定的生活需要，人们不会设想一种从未有过的需要。既定生活必需品的供给是经济生产的全部目的。火柴这么一个东西，十年百年不变，没有它社会就紧张。70年代，一时一地火柴奇缺，那东西比什么都重要，折腾得人够呛。
这样建立的生产方式几十年不变，恰如政治权力结构和意识形态教条几十年不变一样：尽管基层群众在经验层面上发挥了创造性，现代意识、文化科学知识水平大大提高，但僵化的教条主义思维覆盖在他们观念上，取消了人的创造能力。
那时，天天也喊"技术革新"，主要是工人师傅技艺上的革新，最低层次的东西。重物质轻智力，重要素轻结构，重质料轻工艺，重技艺轻学理，重知识轻思维。工人阶级的地位往往体现为师傅的手艺的重要性，甚至比工程师的设计还重要。
中国曾全盘学习苏联，也有"铁人精神"，"大寨精神"，却没有学到斯大林时代的对技术和人才的强调。设备、技术、产品的基本模式几乎一成不变。之所以搞全民性的大炼钢铁，是因为钢铁是工业化的主要物质材料。
当时机器设备的折旧率很低（有的仅3％左右），人们打算能用多久就尽量用多久，几乎没有考虑技术因素的淘汰。用铁锤砸掉生产设备，这在当时是不可想象的犯罪。多年后不得不进行彻底技术改造时，才发现积累的技改资金只是杯水车薪。
到80年代，中国的工业生产体系，基本上是不同时期从苏联、日本、欧美引进的。外国人发现他们50年甚至100年前的设备，还在这里发挥作用，惊诧不已，有的用全新的现代设备换回去，放进博物馆。中国人得到新机器，捡了便宜，也很欣喜。
改革开放以后，这种状况似乎改变了，引进成套流水线，进口关键部件，成为企业广告里自我炫耀的关键词。看到哪个老总与外国人签字、握手，准又有什么成套设备要来！大多不过是人家淘汰的夕阳工业设备，拿过来算捡了大便宜。
中国从国外引进技术设备的费用高于人才技术费用，其比例和日本等国相比正好相反，而且不只相差一倍，两倍，而是十倍！这是直到今天仍然存在的事实啊！可见，观念的深层并没有实质的变化，只不过是在新的阶梯上照搬别人的成套设备。
看着某人开某种商店、办某种工厂赚钱，纷纷效法。这种模仿心态是农业社会留下的，但工业社会就不灵了。生产家电、汽车，重复引进，盲目立项，把别人淘汰的生产线买回来，大都没有好结果。这仍然是典型的农民"现代化"。
时装表演上展示的衣服大多是穿不出去的，然而时装设计是现代服饰文化的轴心，它引导服饰潮流。边沿地区的人不关心那古怪的时装设计，只要紧跟城里人的潮流就行了。农业社会崇尚自然无为，讲究实用，反对人为的设计和机械制造--有机械必有机心，奇装异服就是奇技淫巧在服饰上的表现--结果在在自然状态的低水平上周期振荡，整体上停滞不前。
有人在企业文化上总结说：过去企业是卖产品，现在企业是卖牌子，现代企业则是卖文化，将来最有影响力的企业则是卖哲学；过去企业有什么卖什么，现代企业根据市场要什么产什么，而将来企业趋势预测，创意化生产，能够产什么卖什么。
千万别以为在所谓的知识经济时代，这个问题就不存在了。知识经济对于今天最新潮的中国人来说，也只是买一张门票进入别人的殿堂，欣赏并且模仿别人的表演罢了，与过去接受美孚油灯、苏联机床、日产彩电并没有什么两样。
的确存在一个客观现实：现代生产方式瞬息万变，中国这么多人口，老百姓不可能都紧跟高科技走。保持相对稳定的生存方式，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是一个重要的途径。包括在有限土地上，依靠科技建立新型生态农业，使农民获得稳定的生活保障。但是，国家必须培养部分知识精英队伍，形成集高文化、高教育、高科学及高技术产业于一体的创造中心，追赶世界领先水平。
●重新审视知识经济之下虚与实的关系--实实在在的"知识霸权"，来自西方文化的整体创新垄断
"泡沫经济"是货币融资与期股交易中造成的经济符号虚假增长，脱离实际的产业基础。但是，当代产业的核心并非有形的物质资料（生产设备、自然资源、劳动力），无形的文化、科技、教育资源（人才素养、技术因素、信息资源）可能更关键。
没有后者，前者倒可能在经济动荡和产业转型中变成废品、垃圾。可见，实体和泡沫的区分并不能以直观来论。
无形资源里，科技又是外在的，更深层的是文化内涵。日新月异的现代科技建立在广阔的文化背景之上，想象力、创造力，越来越直接地依托人的文化素养。生产不再是单纯人与自然的关系，也直接依托人际协作，社会秩序、制度（即所谓生产关系、上层建筑）越来越直接影响着生产过程。因此，文化内涵少的产品只能摆在低级市场里，只是现代生活的泡沫。
以直观来理解，经济是基础，文化是泡沫。但这文化只是外在装饰、鼓噪，形式主义铺张、表演，消费性娱乐、游戏。真正的文化是人们内心信奉的、恪守的精神内涵。经济是文明的载体，文化是文明的生命。没有文化的经济繁荣才是空壳或泡沫。
市场繁荣是经济生活的表层现象，有相当程度的泡沫成分。经济生活的内核是生产方式，人的生产能力，人际间的契约、法律、制度。技术置根于科学理论之中，创造力来自文化素养，竞争是某种生存理想与信念支撑的，秩序基于现代理性。
这样，我们又回到西方文化的鼻祖柏拉图、亚里斯多德那里：文明的物质载体是质料，内在的文化理念才是实质。
知识带有其创造者独特的思维方式与视角，它与生活方式及经验传统、理想信念、价值取向、情趣倾向相关联，并不都是客观的、普适的。因此，知识经济存在一个陷阱，知识是既定模式，西方先有，别人再有。先有者拥有一种无形的权力。
世界一体化并不是均匀、对等的，有中心与边缘之分。知识经济时代，文化中心很容易将自己的核心观念和价值普遍化，其他民族就不得不放弃自己的文化，丧失自己的主体性、创造性，只是简单地跟从西方传统，作为知识的受体。
文化、科学、教育的中心，是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价值观及话语权的中心，其经济拥有对其它地区的支配权。市场从来不是均匀的，而是由发达国家具有原创力的经济中心控制的。他打个喷嚏，别人就要感冒。
可口可乐、麦当劳连高科技也谈不上，只因为它是一种强势文化的符号，一种消费方式的标志，就具有无形的霸权地位。繁荣的消费市场是核心文化科技辐射出来的，它像漂在沼泽里的浮萍，一有风吹草动，就有倾覆的危险。
日本人凭着他们刻苦耐劳，以深层的适应与仿造，几乎赶上美国。但是美国人凭着他们对国际人才的吸引，以文化原创力与价值影响力的中心地位，在新崛起的知识经济中又遥遥领先，使日产汽车和电器很快失去昨日的光环。
有人预言，世界文明的中心将会转移到亚太地区，21世纪是东亚的世纪。这种估计基于一度东亚长期持高不下的经济增长趋势，对其文化内核的分析不够。迄今为止，成功的现代国家大都产生在基督教文化圈，特别是新教文化圈里。
基督教树立的反省精神、忏悔意识、天职观念、理性思维、独立个性、博爱情怀等品质构成现代文明的内核。
经济学家说，东南亚的危机是泡沫经济的破灭。其实，与其说经济本身存在泡沫，不如说整个社会立于泡沫之上。
非西方民族只是照搬西方体制、操作方式及物质设备和技术软件，没有创造能力、选择能力、决策能力。它的繁荣只是西方中心的经济体系在边缘世界派生出的一时假象，却掩盖了人们内在的匮乏，也是他们的生产能力以及社会制度的掌握不了的。当脆弱的繁荣被一阵风吹走，文化基础的空虚、贫困、肤浅、有裂缝便暴露无遗，社会便陷入混乱、腐败、无序之中。
有人认为儒家文化也能够推进现代文明，但人们只考虑到对既定现代生活的适应、补充上，没有考虑文化原创力。儒家文化的确可以补充、改造和超越西方文化，必须首先实现自我超越。不只在市场上生存下来，而要以不断创造和追求，建立现代人格和理性精神。要真正建立现代文明的核心，必须建立新的民族文化、民族精神，培养自己的精英、新的公民。
关于追赶经济Catchup Economy与领先经济Cuting Edge Economy的区别，有人说，追赶经济无需开发成本，只要将别人已有的东西拿来就行了。而领先经济则需要投入巨额的开发费用，承受大量的失败，而且很快会被别人追赶上，还有被盗版的危险。
然而，这是狭隘的思维。仅从经济学上讨论，也要看到当信息技术传入时，你得承受了多大的代价。今天美国人能够赚取巨额利润，就是来自高技术垄断；日本对于美国的劣势，对于其它国家的优势，都在领先技术的占有上。
核心问题还在经济学之外，一种绝对领先的经济，决不只是人力、资源等有形的优势，更重要的是源于深厚的文化教育背景下的普遍创造力--不只在个别孤立的领域，而且在各关键领域发挥作用，这种创新优势才能综合为一种集团优势。
一个领先的国家在各方面都是自信的，说话管用的，有权制定产业标准，别人在一切领域都要受它的指挥，把各种资源投到那里以求发展。它的每一种产品都能卖高价，并不在于它真的好，而在于它代表这个世界的先进潮流。别人的产品，只要打上它的品牌，或符合它的标准，经过它的质量认证（当然不是免费的）--也能卖出高价。它的大学是全球文化中心，各国精英争相到那里展现才智，并交纳学费。这样，信息与知识的霸权成为旧殖民主义时代的军事、政治、经济侵略不可比拟的力量。
本来，美国对专利制度带来的垄断有相当戒备。但近年来它在全球化进程的优势越来越明显，不仅在技术上，而且在包装、品牌、结构上扩大了专利保护范围，几乎所有创意特征都置于保护范围内。这意味着所有跟随美国跑的任何尝试，都将付出高昂的代价。所向披靡的好莱坞，让人乐不思蜀的迪斯尼，消解人创造力的吉尼斯，让我们成为快乐的、幸福的亡国奴。
澳大利亚人发现微软软件中就有神秘的"特洛伊木马"功能，可能与美国情报部门的需要有关。
●财富价值的绝对性－相对性：不仅在消费功能，更在文化认同；喝咖啡比喝茶更有强势文化的派头
财富就是有用的东西。衡量财富的尺度是昂贵的金银，钞票是金银的符号。可是，财富之为财富，无论价值还是使用价值，都不是单纯的物质对象--有形的外壳及其固有的自然属性，而是它为人所创造，合乎人的目的，为人所使用的关系。
一个对象的价值并没有绝对的衡量尺度，只有从具体的需要、习俗、历史、时尚以及人与人关系等因素出发来判断。
经济价值的数学计算以及货币操作所遵循的规则决非自然规律，而是人们的主观认同，因此包含游戏、赌博的随机性。
贫穷与富裕，有确定的一面：人在特定的生活方式下，基本生存需求相对稳定。当起码需求无法保障，要依靠并服从他人，从而丧失自己的独立和尊严，就是贫穷、弱小；当满足需求尚有剩余，足以帮助或者支配别人时，就是富有、强大。
然而，贫穷与富裕也是相对的：不同生活方式下的人们拥有的财富是难以比较的。民族文化，地区特产，部落风俗，群体性格，都有独特的价值。只有当一件事物引起别人好奇，习惯接受，或者不得不接受时，它才成为共同的财富与价值。
一个被认为落后的民族，通常没什么东西卖得高价钱。中国古典艺术作品根本卖不到西方经典艺术同样高的价位，因为别人不认同你的文化价值。但某种手工产品被当成艺术，某种民俗当成文明的活化石时，拿它们作交易，也能发点小财。
人们总以为，贫穷与富有、落后与先进的标准是绝对的--现代科技决定并受到市场检验的生产力水平。
几个世纪以来，科学技术将世界联在一起，并造成西方社会在全世界的绝对优势甚至霸权的地位。但从整个人类文明的发展来看，科技的出现是极为偶然的，在其他文明里几乎都没有过。而且今天人们也看得越来越清楚：科技只是特定领域、特定形式的文化，科学是人对客观对象的认识，技术是人对待对象的手段，它们不是人类丰富多彩的精神文化的全部。
各民族特有的生存方式及其多元文化，具有不可替代的人文价值。从全球化的现实来看，发展科技仍是多数国家长时期里的主要任务。但从人类整体命运来看，如果科技像目前这样，傲慢地瓦解人类文化的多样性，那它只是灾难而不是幸运。
现代社会中，市场经济常常把社会生活以人为中心的本质掩盖了，财富、资本、工具、技术等物质手段独立于人之外，中介反过来把人的主体性挤压掉了。"金钱万能"也好，"没有金钱万万不能"也好，都是人被自己创造的现实奴役的结果。
人类的命运里，最大的贫穷是丧失自信与尊严，放弃自己的创造能力，是交出自己的价值标准，模仿别人的生存方式。
通过国际接轨由传统生存方式向现代生存方式转变，也是财富标准的变更，但这需要学习的主动性、选择性和创造性。买办是以别人现成的生产方式及产品来控制本国消费市场。洋奴作风抹灭民族的自信，是走向绝对贫穷的根本原因。
物质财富是社会生存的现实条件，但不是决定力量。当一种财富标准被认定为绝对的尺度时，人们的生存方式便凝固了，社会的发展也趋于停滞。人们以这种财富的积累和消费为中心，并支配其它方面，人的创造力被窒息在急功近利的目标里，它的经济会有量的增长，会形成过量消费、刺激性消费、名牌消费、包装消费、排场消费，但实质性的发展不再可能。
人的生存基于动物的生命，但已经提升为文化了。越是文明社会，人的消费越是由文化心理结构所支配。吃、喝、穿、住、坐、用、乘、玩，注重的不是实物及其直感，而是符号、概念、名气、品牌、派头、意味、情趣、品位。
西方文化中的理性主义、逻各斯中心主义思维产生了自然科学为基础的工业文明，随后又形成了今天以信息论思维为基础的信息时代、知识经济时代。西方人牢牢地占据世界的统治地位，他们文化作品也随之进驻世界文化的几乎所有巅峰。
全球化以西方为中心，这意味着西方文化产品有近水楼台之便，拥有价值决定权，拥有知识产权，就拥有源源不断的丰厚利润，拥有对于世界的支配权。深谙此道的美国总统、国务卿走到哪里，都不放过一切机会推销美国价值、美国品牌。
据说，60年代威尼斯国际艺术双年展上，美国政府甚至动用联邦调查局的特工手段，撼动六位评委，使其波普艺术获奖。
圣诞节在西方家庭是表达亲情，给孩子带来纯真幻想的节日。而在非西方却成了模仿西方，推销西化，追赶新潮的狂欢节。
为什么喝健力宝不如喝可口可乐爽？为什么穿中国丝绸不如穿美国牛仔"酷"？因为，前者在西方主导的全球化潮流中处在边缘位置，因而不给人以骄傲。而后者代表着全球一体化，它作为来自彼岸的偶像，给我们空虚的心灵以寄托。
赶潮流的人们，宁愿花高价钱喝咖啡、吃肯德鸡、啃汉堡包--追求的是那个品位、时尚、品牌、姿态、派头，带来融入西方的尊严与自豪；不愿用低价钱喝茶、吃烤白薯，嚼油条--代表保守、掉价、凑合、老土，不会有口腹之外的快意。
麦当劳原是一种简单、快捷、省钱、马马虎虎填饱肚子的方式，到中国却成了享受、优雅、轻松、悠闲、交际、节庆的象征，给人自豪感。麦当劳的赠品带来消费热，孩子们坐两小时公共汽车，排长队花十几元钱吃一份快餐，只为得到个"免费"赠送的小玩具。在经济不景气的香港，有人为得到它而买数份，造成大量食物浪费，有舆论称这使港人在国际上蒙羞。
有人把中国和西方文明的较量，概括为几种植物的较量：先是中国茶叶以它的神奇提神效应，使西方黄金、白银不断注入；后来西方人找到了罂粟，毒害并击倒了中国人。今天，西方用咖啡支配市场。喝茶还是喝咖啡，看起来只是生理上的习惯，可习惯选择与形成的体验，基于不同的文化心态。中国茶叶的优势却不复存在，日本茶道也远比中国出名。
我们总觉得西方的东西神奇、美妙、高档，能拿来一定很棒。至于自己，生来是卖苦力的，费力生产一个东西，能够进入欧美市场就很自豪。只要能被世界市场接受，哪怕贱点，实现了自己的价值，与国际接轨就不远了，怎么着也比闭关自守强。
于是，为了大量出口，只是一个劲地降价，从来不考虑如何建立自己的品牌，打上自己骄傲的标志。
今日西方到处充斥着中国货，却没有中国名牌。10年前，丝绸之国生产一件衬衣10美元，今天只卖7、8元--有人要就行！景德镇瓷器、宜兴的紫陶，湖南的湘绣，曾经令罗马皇帝、葡萄牙皇室、英国贵族，拿破仑、华盛顿赞叹不已的那些精美绝伦的珍宝，如今却形不成现代国际品牌。西安秦始皇陵兵马俑名垂千古，但一元钱可以买几个复制品，反正泥巴做的！
凡高、毕加索的绘画可以卖到几千万美元，中国山水画连零头都不值；维也纳新年音乐会成为世界音乐盛会，中国这个文明古国的音乐也得借助它的金色大厅走向世界；英伦风度，欧陆风情，巴黎艺术、时装和香水，好莱坞电影，西部牛仔，可口可乐Cocacolacolonism......，总之，欧风美雨，通过无处不在的市场向全世界来推销，这就是中心文化对边缘文化的支配。
中心文化圈的人有时也会对边缘少数民族的文化习俗和手工艺品发生兴趣，可那只是游客们一时猎奇，一种优越感的满足。由于边缘文化缺乏自信，也没有世界普遍认同的文化后盾，缺乏文化中心的提升，最终在市场中形不成什么气候。
也有一些成功地保持自己民族文化的独立性，反抗西方中心主义、美国中心主义的事例。韩国人抵抗西方消费品，拒绝美国和日本电影，人们还相信只有吃本国产的食物才能有健康的身体；高傲的法国人在自己的土地上愤怒地拒绝英语，拒绝苍白的好莱坞电影；俄罗斯人、丹麦人、捷克人在经济最困难的时候，努力去拍一些注定要赔本的艺术电影，去演奏他们各自民族的保留节目；印度电影在自己的小圈子里保持着生命力；伊斯兰世界较为完整地保存着自己的文化独立性、自主性及自信心。
汉人天生却是世界主义者，自己历来是泱泱大国，世界中心，无须所谓民族主义。不管什么，能吃、能喝、能穿、能用、好看、好玩、别人新奇的东西全能接受。中山装比西装整齐且保暖，西装既然代表新时尚，农民也宁愿穿不入格的西装。
●生产方式的一般性－独创性：不仅在劳动消耗，更在精神投入；"打工仔经济"越发达国家越贫穷
江泽民说，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一个没有创新的民族，难以屹立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
创造力是财富与价值的最大源泉，然而创造力正是人们内在的精神能力，是由社会的文化内涵及地位决定的。
当一个民族的文化被人认为是先进、有个性、有价值的，它就拥有名牌效应和专利垄断，就有技术中心资格；它的生产就不是简单劳动，而是高技术；它的创造物为人们争相引进、模仿、购买；它的股票居高不下，它敢欠债经营，敢买空卖空。
它开动手中的传媒，对人说一不二，让全世界认同它的生活方式，购买它的产品专利，自己源源不断地收取高额利润。
只要在别人心目中的中心地位不动摇，它甚至可以将垃圾当成艺术、时尚高价卖出去，不怕别人不奉之为宝贝。
一个时代，一个民族，一个家族，一个政党的影响力，不取决于占有的物质财富，而取决于创造财富的能力；不取决于既定权力，而取决于人的教养、思想与人格。有形的财富总要消耗、腐朽、遗失的，给继承者留下精神文化遗产才有永恒的意义。
中国农业文明的早熟体现在财富集中化、生活享乐化。农业解决人们的温饱并不太难，但人们没有更高的追求，突然暴富，不知道怎么办，于是饱暖思淫欲。物质欲望在低层次上膨胀，造成历朝历代的腐朽与糜烂。没有与悠久历史相匹配的文化后劲，人的精神沉睡不醒。一个人身后只留下显赫的财富、地位、权力，反而可能是个纷争、欺诈、虚伪、腐败的烂摊子。
一心扑在经济建设上，看起来很明智，但并不能使生产力有实质性的发展。不分白天黑夜，辛苦劳作的农民发不了大财。成天泡在业务里的商人撞上机遇也许能暴发，但难以经营真正的现代企业。经济发展是综合性的，非经济因素至关重要，包括没有经济目的的文化、科学活动，包括制约经济活动的法律制度。伟大的科学创造则来自宗教关怀、哲学思想、艺术灵感。
近代以后，中国人面对着外部的强大压力，一心做着发财梦、强国梦，随时想着捞实惠，却不建立内在的基础。人们心里浮躁，没有后劲，只是机会主义、急功近利地把眼睛盯在当下的现金分配和物质交易上。没有德国人精益求精的严谨态度，没有犹太人绞尽脑汁的奇思妙想，没有美国人敢想敢干的冒险精神，也没有日本人不折不扣的敬业精神。
人们还没有忘记曾经名噪一时的新闻：牟其中用若干车皮的积压小商品，换了两架大飞机。这似乎是中国人能捡、乐于去捡的最大便宜。可不久后，劣质商品让中国丢尽面子，俄罗斯商店纷纷打出声明："本店不卖中国货"。
毛泽东说，世界上最怕的是认真二字，共产党人最讲认真。中国原子弹能爆炸，卫星能上天，因为人们用心去做一件事，自然做得好。如今，飞速膨胀的建设包含着无数的假冒伪劣、豆腐渣工程。大到大楼、大桥、大堤垮塌，小到厕所漏水、圆珠笔却不流水，并不是知识、智力、能力不够，而是人的精神萎缩。一位外籍教师，指着家里新买不久便散架的漂亮沙发，教训我说，你们消耗着最好的资源，最充裕的劳动力，却生产出如此劣质的产品，是根本没有人用心去管理、去操作。
20年来经济改革的成就和东南亚相似，主要靠低文化水平的工人，在低廉的工资和低践的人格待遇下完成；市场经济里充斥着权力腐败、走私黑市、坑蒙拐骗、假冒伪劣等等；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度降到最低点，正不压邪，起码的公德和人道原则都受到威胁。这难以建立真正的现代文明，这样的市场经济即便建立起来，也只是西方现代生产方式及其生活方式的附庸而已。
80年代初我在兰州大学上学，学生只要对图书馆的馆员说想要什么方面的书，不一会儿他就会抱出一大堆书来让你挑，与他们说话有一种与师长对话的惊喜和激励。以后，借书需要自己填写书名、书号请人找。再以后有了先进设备，可以入库自选。可是凡是需要用心去做的，包括采购种类、时间管理等方面令人极其失望，服务周到谈不上，馆员经常还要给人颜色看。
多年后回母校，遇到一位熟悉的退休老馆员。我说起这一印象，他回答说，现在的人不像从前，心不在自己的工作上。
建筑是人的生活质量和水平最直接的体现，传统中国建筑文化着重体现人与自然的和谐，以及人与人生活的亲情关系。但现在，五千年的文明史却没有留下太多可供凭吊的古迹。每一次改朝换代，都伴随着大毁灭、大破坏，之后又大兴土木，再建一个更气派的。而且明天又再来一个，把今天的比下去。搞来搞去，只是暴发户们摆阔，直到一个新的末日来临。
浮躁的人们富了之后，重要的事情是建一所气派的房子。一个城市发达与否，就看是否有林立的高楼。
每座城市不断变换着的"标志性建筑"，中国第几、亚洲第几乃至世界第几的大厦争相竞争。但体现的既不是艺术个性、文化内涵，也不是群体的协调与和谐，只是突出外表的豪华、气派、高大、霸气。第一年出类拔萃，第二年有竞争者崛起，第三年相形见绌，黯然失色，第四年倍受蔑视，第五年之后被人遗忘，十年之后破烂不堪，有碍观瞻，迟早列入拔掉的黑名单。
大量实用性建筑，设计简单，施工粗糙，根本没有规划，乱糟糟地竖在地面上。用两年就成了包袱，拆不是，留也不是。
中国现代建筑只考虑着有形的物质方面，文化因素太少了，即便有也只是一点豪华而俗气的装饰、摆设。
有人悲叹：北京建成纽约几十年就够了，纽约建成北京却要几百年；现在北京几乎和纽约差不多了，只是脏一点、乱一点、俗一点。如果说传统建筑的破坏是工业化初期认识偏差的代价，那么今天历史名城的低劣建设，则是规划者缺少文化教养的结果。
相比起来，西方建筑的文化色彩，特别是宗教精神要浓得多。哥特式建筑直指天空，支撑人的精神信仰空间，也支撑起人们心理上的自信心。欧美城市建筑每一座房子似乎都有着永久文化个性和魅力，它一建起来就永远没有理由拆掉，即使天灾人祸使它损坏了，也得按原样恢复起来，实在不能恢复的就保存遗迹。文化具有比物质形体永恒的价值。
中国旅游业也发展起来了，有的地方还成了产业支柱。但旅游部门只是经济部门，根本没有一丝文化味，靠天吃饭，靠祖宗吃饭。旅游开发都是出于急功近利的目的，招徕文化素养低下，只知道物质消费的人群，严重破坏自然和历史文化遗产。
稍有文化见识的人都认定：哪里被"开发"为旅游区，那里就一定被糟蹋得恶俗不堪，不值得一去了。
不能不承认，中国人的精神内涵普遍贫乏，灵魂的文化空白太多。表现于旅游心态，大多处在简单的感官玩乐上，几乎没有心灵层次的欣赏。什么文化韵味、历史幽情、自然奥妙，根本无心领受。大帮人一窝蜂涌到某名胜，把钱--最好是公款--胡乱花掉，好奇心戳穿，免不了的是大吃一番，摆姿作态地留几张俗不可耐的照片，证明自己"到彼一游"，就心满意足了。
外国游客觉得奇怪：中国人总往人最多的地方钻，总是吵吵嚷嚷，总在给自己拍照，身后总是留下堆堆垃圾。
旅游与居住，是现代生活中一动一静的两道风景。中国与西方的差距突出体现在这里，不是物质上的贫困，而是人文精神的空白。生活的最大价值不是有形的物质占有，不是金钱买来的种种消费，而是那背后只有心灵才能拥有和感受的文化内涵。
●20多年来，所有国有经济改革的逻辑与措施只有两种效应：或者加速它的解体，或者拖延它的死期
苏联改革，改革者的政治功利主义取代既得利益者的政治功利主义；中国改革，旧式政治功利主义和新式经济功利主义搅在一起。苏联解体后，一种观点认为，中国以经济为中心，比较稳定而成功，苏联以体制为先导，失去后盾而失败。
但是，今天人们已经看到了事情的另一方面，如果政治体制改革和法治体系建设跟不上，市场经济也有崩溃的危险。
更加本质的问题却没有为人重视：如果没有文化的建设，只是像戈尔巴乔夫一样临时抱佛脚，用一些抽象概念来制造改革舆论，最后将演变为一场盲目的政治游戏。表面上看，苏联体制的瓦解缘于经济崩溃，可是经济崩溃缘于人心麻木和失望。
一种针对信仰主义、愚民政策、专制制度、等级特权的观点认为，只要人们都承认人都是自私的，是利益的动物这个起码常识，大家就可以订出一个理性的制度来保障发展共同的利益，约束个人利益的膨胀。然而，事情并非这么简单。
物质利益是每个社会都承认的基本前提，但人们在利益分配和享受上的观念各不相同。个体自由建立在现代理性原则的基础上，而在非西方，这种平等、公正、理性原则并不存在，利益关系是以禁欲主义、等级制度、专制制度、宗教信仰来约束的。
改革开放总在利益冲动与制度约束这二维平面上做文章，人们企图找一种终极的制度，建立合理的利益分配原则。
经济改革从农村的联产承包开始，同时，城市企业搞实行利益与道德模棱两可的岗位责任制。然后，承包制推广到城市，讲的是责、权、利的结合，根据是全面实行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一时间，"一包就灵"、"能人治厂"的口号之响，不亚于当年对人民公社制度的称道。再往后，搞商品价格改革，全面启动价格杠杆，让看不见的手按客观经济规律来调节。接着，又是建立现代企业，党政分开，政企分开，国家行政退出经营领域，让企业真正成为经济利益实体......。
在每一轮改革之初，经济学家和传媒总是肯定地说，这是走出困境的最后关键。20年过去了，人们已经尝试过岗位责任制、放权让利、利改税、政企分离、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承包制、股份制等等，尽管还保持着基本体制的骨架，但资本主义的几乎一切模式都直接间接地运行过。可是，至今没有找到一种模式，其效应像它最初被人们看好的那样乐观。
其实，人们走到死胡同里去了，以为社会变革纯粹是经济学的问题。事实上，物质欲望已经到了歇斯底里的程度，利益原则所能激发和释放的能量达到了极限，甚至造成社会失衡，逼近危机的边缘。现在恰恰缺乏制约欲望的理性原则。
又终于有经济学家轻松地说，搞了这么多年的体制改革，最后才搞清楚改革的实质是产权划分问题，实行股份制，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可是，这张国企改革最后的王牌，真像主流经济学家和传媒炒作的那样神奇吗？国企股份化，把责任推到股东手里，谁是国有资产的股东呢？他如何管理国有资产呢？所谓国有资本营运"搭便车"，将国有资产与非国有资产掺在一起，依托后者顺带实现国家的利益，可谁能保证这不会使瓜分国有资产变得更方便呢？这是太幼稚，还是因为无奈而自欺欺人呢？
孤立的经济学认识是肤浅的。国有经济只要存在，就要人进行有效管理，管他是厂长、经理，还是国有股东，他们要是没有认同国有经济的价值原则和现代法理，任何体制都是没有生命的空架子。绕再多圈子，根本矛盾还是回避不了。
强调国有控股，就需要有切实代表国家利益的国有股东，国有股东能够挽救国有资产，那么就不存在国企问题。想让国有资产搭私有股份的便车，依托私有经济而发展，还是需要有人来代表国家利益，否则不可能防止国有资产流失。
经济领域不仅有体制问题，也有文化问题。对经济运行过程背后的思想观念和情感等无形因素，人们常常视而不见。
人是主体，体制是人造的机器，是硬件。硬件结构太具体，规定太死，就会僵化；结构不严密，漏洞太多，容易出现混乱，腐败滋生。体制的运行需要人们自觉遵守规范--相当于软件，还需要人的能动性、创造性、目的性的操作。
谁代表国家利益来真正掌握和保障国有资产，这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体制问题，同时是相应的法理和文化依据问题。西方民主国家的解决，是把这些公共事务诉诸于公共会议，选举出权力机构来管理并对选民负责。这在中国的现实中尚难实现。
中国现代国家是在意识形态化的政党领导下，靠军事斗争建立的。党以人民当家作主为旗帜，以政治权威作后盾，代表国家建立并经营企业。一方面，国家利益至高无上，生产领域完全社会化，个人只有分配与消费的利益，没有生产与经营的利益。另一方面，党员原则上是由一批有共产主义理想和信仰，超越个人利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英分子组成的非利益集团。
这种意识形态在一定时期内激发了群众高昂的积极性，取得了工业化初期的辉煌成就。但它难以回避个人物质利益造成的离心力，不能节制至高无上的权力造成的腐败，长期维持下去必然陷入政治、经济的困境，最后被迫改革。
在改革开放时代，以个人为单位的利益原则，渐渐消解了以"国家"、"人民"为单位的信任关系、道德规范。物质欲望无限膨胀，现代理性和法制观念却无从立足。国有资产流失，实质上是国家利益的代表者失职、缺席、退场的问题。
计划与市场，由主辅关系到双轨制，再到完全市场化，国有经济从主导地位到简单多数，再到控股，最后到被非国有企业吞并。所谓改革的深入，就是国有经济萧条、萎缩、崩溃、开小差、收编、易帜的过程，股份制也只是这一总退却中的一步。
国有经济山穷水尽，龟缩在最后堡垒中，只有两种选择：要么彻底"投诚起义"，接受私有经济的改编；要么重建代表公众利益的企业家队伍，同时接受国家法律和企业民主监督。此外，任何虚构或者照搬的制度模式都挽救不了它夕阳西下的命运。
●国有企业改革不单是经济操作与制度建设，从根本上是如何重建人的价值认同，选择新的文化目标
国有经济的问题，不是一个单纯经济问题，而是一个以文化为根的社会问题。这样说，像书生气的大道理。
可是，在你笑声过后，敢问国企在经历了近20年的改革－衰落、改革－破产之后，谁还在经济、制度上有别的招术么？
如果没有，为什么？请试从这个可笑的视角考虑一下。经济生活不是动物的求生，也不是机器的运转。国企的衰落和私企的繁荣，根本原因在后者有企业的主体，前者丧失了原有的企业主体，成了麻木的植物人，或者无头的僵尸。
有人说，国有经济的权利可以诉诸制度和法律来保障。可是，国家利益早被这个时代的观念抽象掉了。个人物质利益成为社会的基本价值取向，个体经济高速膨胀，国有企业成了没有灵魂的行尸走肉，资产源源不断地流失，一步步陷入泥潭里。
这个在普通人那里也不难接受的道理，20年来却被各种理论、舆论、政策搞得似是而非。但普遍破产的结果还是明确无误！
主流经济学家解释说，国企制度本身不合理。"国有"太抽象，谁都有谁都没有，谁都不负责任，因此这个利益代表者不可能存在。国企经营者和法人代表们头顶上只有抽象的天空，不可能从中直接获得自己的价值。脚底下却是现实的利益，回避不了利益的无序瓜分，本来就不健全的法制变得更加脆弱。这就是说，国有资产的流失以至于彻底瓦解是必然趋势。
按照"经济人"的基本逻辑--人都是自私的动物，各人只扫门前雪--国家公务员同样有自己的利益，公共事务就不可能实现有效管理，那么国家政权最终是不是也一定瓦解呢？也是，中国历史几千年，都是分久必合，合久必分！
然而，每个社会的利益关系并不全是以个人为单位。国家、集团、家庭都是不同层次的利益主体。传统社会的国王、诸侯、贵族就是社会利益的代表；中国士大夫虽然受君权支配，也表现为社会主体，所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西方社会以独立的个人为基础，国家法律上的主体是所有公民。公民通过法定选举程序授权给议会和政府，相互间以理性和法律相约束。国家管理的公共事务只是一般规则，一般不充当利益实体，也就是只当裁判而不打球。
在后资本主义时代，政府也干预经济，形成有组织的资本主义，或国家资本主义，各种不同的利益实体构成股份制企业。这是资本主义矛盾尖锐化后改革形成的产物，现代企业制度可以保障其利益分配合理性（尽管也存在没人管、效率低的问题）。
中国经济不能由国企一统天下。把经济运行放到市场竞争中，经济资源和权力会迅速分散，可能转化为新的生长点。但是，这也可能演变为无序状态，传统暴发户的膨胀甚至黑社会势力的滋长。因为，在国家政权至上的传统背景下，公民自主和现代法理意识缺乏，没有具有现代理性的中产阶级集团，没有政治法律体制的保障，法制体系不可能在短期里健全。
如果国企彻底萎缩，一旦有了危机，传统社会门阀势力、宗法势力、邪教势力、黑势力寄生于私有经济上滋生和肆虐。国家失去国有经济的后盾，政治的绝对权威动摇，其政治整合能力因此而削弱，又缺乏法律制约，可能酿成民族的灾难。
这根本不是什么姓资姓社问题，而是从未突破过的历史命运，也是中国最大的现代危机。
把国有经济全部交付出去是不行的，还要守住国有经济一些阵地，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两个方向的力量能达到某种有张力的平衡。国家把握经济的宏观调控能力，并且控制经济的主干。问题是在市场条件下，如何使国有经济的发展不致萎缩呢？
紧缩战线，抓大放小，重组结构，形成体系，明确产权，建立法制，这都是走出困境的途径。组建新的企业集团更重要的是一个"黄埔"，培养一批有现代科技管理与现代文化素养，有信念、有理想、有责任感、使命感的企业家。
报载朱镕基总理要找一百位经济改革人才，国务院在行政学院培训高级国企经理，国家行政学院在培训国企人才及国企稽查特派员。共产党员最基本的是信仰，然后才是能力。要超越自己的利益去领导、管理国家的事业与企业。
社会需要一支非"经济人"国家企业家队伍，在法律和行政监督、保障和约束下，管理和经营国有资产。国家保障他们的职业待遇，但他们的职业追求是超越个人经济利益的，像公务员、法官、文化人、科学家、教师一样。
西方法理社会有效的秩序，是以深厚的民族凝聚力及文化认同为前提的，一种超越个人物质利益的理性文化，它从根本上来自宗教的普遍信仰及其价值观念。这是传统中国不具备的，因此，任何深刻的社会变革就不能撇开文化建设。
●消费过剩的警告：不可回避可持续发展与市场经济的对立，全球村必须定位于人本主义的生存方式
18世纪以来，大气二氧化碳含量增长了30％。现在，每年仍以0.5％速度递增，森林继续被大规模砍伐。
1992年在里约热内卢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通过《21世纪议程》，要求各国制定并组织实施相应的可持续发展政策。规定各国政府必须将国民生产总值的0.58％用于保护环境。1997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三次缔约方大会通过《京都议定书》。
但美国政府和国会却不肯接受全球限制排放温室气体的协议，除非主要发展中国家也作出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量的承诺。
工业化国家人均消耗能源7千瓦以上，占世界人口约25％的人消费着75％的能源。约占全球5％的美国、加拿大人口消耗了全球33％的资源。全球消费的有关破坏臭氧层的113万吨受控物质中，发达国家占了86％。
全球气温升高，海平面上升，气候异常，臭氧空洞，酸雨频繁，土地、水源、空气污染，物种灭绝，植被流失，雨林消失，土地沙化，河流干枯，这一切似乎已经只是典型的西方知识分子的杞人忧天，70年代罗马俱乐部的预言并未兑现。
谁来养活13亿中国人的问题一度沸沸扬扬，被粮食过剩的现实渐渐淡化了。谁给中国提供能源问题似乎也不存在了，近年来中国电力供应也已经饱和，尤其是经济停滞的情况下，人们还被市场力量鼓励起来扩大用电。
可是，表面上的稳定隐藏着深刻的危机。中国耕地有限，人均耕地面积比1957年减少了60％。土地开发早已打破生态平衡，几乎达到了极限。三峡工程的移民安置难度之大，就是因为实在没有多余的生存空间。粮食产量翻一番，需要投入巨大的资源。而且化学肥料、农药，尤其是工业废物，可能造成土地、资源、生态的永久性枯竭。
中国自1993年成为石油净进口国以来，进口量持续攀升。国际油价不高时，人们不觉得有什么危险，一旦卷入世界性的能源危机，就很被动了。按目前趋势发展下去，中国温室气体排放量将由目前7亿吨增长到2015年的21亿吨，而目前全球为60亿吨。如果未来中国人均排放量达目前美国的三分之二，仅中国的资源消耗就将达到今天全球资源消耗，那无疑是全人类的环境灾难。
改革开放以来，所有树立起来的繁荣的标志，背后莫不是石油和煤的滥用。传统农民利用光合作用形成的植物，如今却成为负担，四处都是人为放火焚烧的痕迹。我们在使用着亿万年以来地球储蓄的能量，而这很快就枯竭，并且导致生态失衡。
农村土地荒芜，四处都是工业化的消费垃圾、白色污染--小时在农村劳动，赤脚下田，最怕的是玻璃片的伤害，那时碎玻璃片是必须小心处理的。可是，今天再没有顾及这些了。很难想象，若干年之后，我们会不会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呢？
经济学的职业眼光普遍较短浅，只看到眼前，时间穿透力超不过三五年。频频更新的改革思潮没有带来深层的文化进步，一些似是而非的观念却被强化为新的教条。我们不能盲目乐观！只有中国人口不再膨胀，沙漠不再扩张，河床不再抬高，森林不再减少，江河、湖泊、湿地不再干枯，空气、土壤、水源不再毒化，动物、植物不再灭绝，我们才有理由乐观一点。
像精神文明建设、文化建设那样，可持续发展观念大多停留在空谈的大道理阶段。平时不烧香，临时抱佛脚。很少有人将它与人的生存的根本问题联系起来，上升到对整个生活方式及现代文明的全面反省。发展不是绝对的；外在力量、工具、物质的发展终究不是人本身的全部意义。信仰、理性、道德、艺术、情感、价值、自由、自尊、和谐、游戏、创造力更重要。
从民族的经济利益出发，从人权平等出发，我们要争取平等排放工业废物的权利。但这一权利会导致全球自杀性的结果时，我们就要对自己、对全人类负责。正是这种责任感，才使中华民族真正成为全人类的表率和楷模，才使自己真正走在人类文明的最前列。只有大义为重的胸怀和气度，才能赢得一切有理性有良知的人们的普遍尊敬。
工业消费与日俱增，食品多得摧残人的体质，新衣服堆满衣橱，经济学家还在抱怨市场需求不旺，想方设法刺激消费。低技术、低质量、低品位带来巨大的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人力浪费，生活品质低下，社会信任危机。私人小汽车被暴富的传媒操纵者们炒成消费热点。可是高品位的文化爱好，如文化收藏，博物馆，私人山林，私人自然保护区，却越来越少。
市场竞争可能带来高效率，高质量。电话费太贵，火车、汽车服务质量不好，人们唯一能够想到的原因是计划经济下的市场垄断。让他们去竞争好了，果然服务好了，价格也便宜了。自由竞争的神奇效果不难找到千真万确的证据予以检验。
然而，好大喜功的巨型工程，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的各种实体纷纷上马，争奇斗妍，无限竞争，在低水平重复建设，浪费本不充裕的资源，包括资本、市场、智力、传统。结果无法与国际市场早已形成的垄断形成抗衡，造成低级产品过剩。
在今天中国，公路、铁路与航空竞争；私企、乡企、外企与国企竞争；国家已有京珠高速铁路，地方上还要再修高速公路；广深高速公路和高速火车竞争白热化；澳门建造了机场，相邻的珠海也要建立一个，结果业务量只达到设计能力的十分之一；伶仃洋还要建造大桥连接珠海、澳门、香港，预计耗资200个亿，中国人气派多大呀！
这里有没有真正创造奇迹？没有！谁的损失最大呢？环境、资源、文化、教育、生活、国力！资源浪费在低水平的物质竞争上，却没有钱改善文化，提高教育，促进合作，规划未来，与自己竞争，与世界竞争。我们在一系列土跃进、洋跃进的狂奔突进里，消耗了太多太多的激情和理智！如果在无形的精神文化领域里也有这般想象力和宏伟气派，如今该是另一番景象。
说来说去，九九归一，"现代化"只是经济全球化，只是模仿西方人现在的生活方式标准，而不是基于自我内在需要和创造性追求。现代经济学不断地发明各种模型，却越来越不具有描述实质性经济过程的能力，与这个学科的理论前提的狭隘有关。经济学家需要从知识谱系及其分科原则上作深刻检讨。经济学的哲学前提需要一个转换：由"经济人"回到人本身。
●超越消费社会不是权宜之计，应综合为新的文化哲学，强力扼制广告污染，挽救人类的自由与健康
中国经济由需求短缺到消费过剩，由卖方市场转化为买方市场，标志着改革开放的辉煌成功，同时也意味着改革开放的核心使命及动力资源已经终结了。此后需要的是罗斯福式的主动的自上而下的新动作，以高瞻远瞩的国家行动建立新的生长点。
有一个根深蒂固的观念：劳动是受苦，消费才是享福。这通常是一个异化的社会，或者一个腐败烂熟的文明里，徘徊在生活底层的人们的观念。在自由、积极、进取、创造性的背景里，人们更多的快乐在马克思所谓劳动，亦即能动的实践过程中。
人的生活不只是物质消费，更多是精神体验。物质消费给匮乏的人以真切的满足感，但物质占有只给人消极的保障。
幸福是幸福的感受和体验，是人超越其基本生存需要，以自由的创造性劳动，发挥自己的潜能，安排自己的生活，实现自己的价值。自由劳动作为人的基本生存活动，本身就是幸福与快乐之源。在人的创造活动中，社会生活得到全面的提升。
探索、创造、游戏、交友、表达等活动本身就是人的快乐之源，成就感、荣誉感、美感、爱心、自信心、尊重感、自由感就是幸福感。在这里，消费只是验证劳动过程实现的一个环节，也带有更多的品尝、探索、冒险、欣赏的内容。
人生的幸福感、满足感在多大程度上来自自主的活动，这是判断一个社会、一个民族、一个时代生存状态是进步还是堕落的标志。中国传统农业社会里，人们只是以本能的欲望为本位，文化的提升也限于道德和情感上。儒家伦理道德，是对于物质享受的克制、谦让、共享。孔融让梨，把物质享受让给别人，以获得人与人、人与家庭、人与国家关系上的伦理之爱。
直到今天，这种道德仍是社会倡导的主要内容，更高层次的人生价值，如对自由、个性、创造性的追求，对大自然的好奇、探索、改造，对无限世界的思考、信仰等等，道家、佛家虽有涉及但比较消极，只为少数出世的知识分子所崇尚。中国人的观念里，物质生活是至上的，经济、生产力、科技倍受重视，而文化、教育、道德、法律、社会制度、精神文明等等都围着它转。
生产性社会里，生产决定消费。而现代西方社会进入了消费社会，消费支配着生产；中国的短缺经济也已经结束，卖方市场转化为买方市场，这是一个进步，但问题也随之而来。生产社会里，人们努力工作，辛勤劳动，其中有创造和探索的快乐，有对文化的向往，有信仰，有神秘感，有未满足而产生的期待和幻想，有生存的压力而产生的某种悲壮感。而现在人们面对着远远超出自己实际需要的消费品，反而不知所措，于是以刺激出来的欲望来增加消费需要，以维持生产的运行。
一个只是为了物质消费而生存的人，在爱因斯坦看来，与一头被豢养的猪没有什么两样。他还说：光有知识和技能并不能使人类过上幸福而优裕的生活，人类有充分理由把对高尚的道德准则和价值观念的赞美置于对客观真理的发现之上。人类从佛陀、摩西、耶稣这样的伟人身上得到的教益，就我来说要比所有的研究成果以及建设性的见解更为重要。
毛泽东晚年与西方许多思想家不约而同地意识到消费社会的问题，他认为人们丧失了革命战争年代那种革命热情和拚命的精神。这种忧虑虽然是一个农业国的精神领袖对于现代文明的反省，与他的极左思路，尤其是斗争哲学的偏执相联系，但也不能简单地归于过分的浪漫主义和乌托邦理想。我们不能走回到那个荒唐的动乱年代去，但也不能认为从此走的路一定是康庄大道。
1995年夏，我独行在神秘的青藏高原，一个多月里去过那么多神奇的地方：唐古拉－布达拉－乃堆拉－珠穆朗玛－希夏邦玛－聂拉木，花销仅两千多元，通常的旅游者在拉萨及周围地方转一个星期就需要这个数的两倍。在步行两天到珠穆朗玛峰的山路上，很多健壮的欧洲男女，背着沉甸甸的大包，有的骑着（经常是推）自行车，大口喘气，但精神焕发。在最艰苦的环境里碰到的欧洲旅行者居多，而到拉萨游玩的内地汉人远多于欧洲人。正在攀登珠峰的九支登山队，除一支来自台湾，全是外国人。
与一位主要靠徒步上山的英国人同行，我谈到一百年前英国军队到过这里。他说那时英国军队无处不至，他们是最强大的军队。现在英国军队呢？不再强大。为什么？因为，他们不再去教堂，只关心汽车、房子、钞票！
我深深体会到，一个民族的落后从根本上不是物质上的匮乏，而是精神的平庸，人格的苍白，灵魂的空虚，性格的懦弱，心理的疲软，身体的懒惰。骑自行车的旅行者肯定比乘小房车的旅行者健康--这完全是从个人出发的，无需任何道德标准。
西方人在反思工业文明的人类中心主义，提出建立人和自然的新关系，这与中国传统农业社会天人关系上的消极无为有某种相似性，但也不可相提并论。在延续几千年的农业文明之后，我们在工业化道路上又过分狂热，还来不及形成全民性的思考，就已经造成了严重的环境问题，其程度早已超过别人。再拿祖先的"天人合一"来炫耀，实在有点自欺欺人。
况且，美洲、欧洲有大片没有人烟的森林、草原、荒漠、湿地，而中国农业社会的土地开发程度，是世界上最彻底的。中原地区视野之内，一派田园化的景观；沿海地区人口膨胀，更是没有一片自然的土地和水源；连云贵川山地，也被过度开垦。
我们需要冷静地反思消费社会存在的问题，从被动的、消极的、无节制的、被操纵的、依赖性的过度消费中走出来，进入文化生活之中，更多地进入哲学、宗教、历史、文学、艺术、科学里，回归大自然中，寻找人的价值。
可持续发展战略，是一个大国对全人类承担的责任，真正体现我们古老民族的智慧。这比让外国人拖着我们一边敷衍，一边跑，更加主动、更加有创造性、更加有实质内容。只是目前还停留在有限的概念宣传和舆论约束上，没有形成整体的战略思维。
首先是一个历史反省问题。工业化以来，人类的能力超出了自然生态的循环，也就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所剩无几的自然风光是千百万年上天赐予的遗产，搞宏大的建设需要综合考虑其后果，再不能被唯利是图的开发者破坏下去了。
其次是生存信念重建问题。哲学家海德格尔提出"诗意地栖居于大地"。人类的生存是一种境界，生产与消费需要保持环境的平衡与和谐。狂妄、征服、傲慢、轻率、好高鹜远、刚愎自用、自我中心，无节制的浪费，恰恰是恐惧、匮乏与自卑的反应。
再其次是法律和道德问题。现代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仍然无法解决个体与整体、当下与长远的利益协调问题。自律的原则，节约的原则，自信的境界，需要一种超越市场的学校、传媒等社会文化力量来建立，要努力实现全球性的立法与约束。
最后是工具和途径问题。科学技术造就了现代工业生产，它的使用必须小心谨慎，不能把具体的手段凌驾于整体性的目的之上，必须消除技术手段的异化。同时解铃还须系铃人，需要合理利用它来解决出现的问题。
广告、包装本来在现代市场经济不可缺少，是各生产环节以及生产与消费之间的信息联系中介。但是现代消费社会里，商业广告支配着强大的传媒机器进行肆虐，反客为主地支配消费市场，造成最大的精神污染，形成对现代文明的反动与异化。
广告以商业为目的控制人的自由意志。人的感觉和判断被商业利益的包装效应所操纵，只得身不由己，随波逐流。
广告狡猾地钻进文化语言里，以文化形式伪装自己，却像噬菌体在寄生体上繁殖一样，抽空了文化的内容并瓦解它。利用人们认同的观念诱导人，挑逗和刺激并放大其欲望，说服人接受眼花缭乱的时尚支配，购买自己本不需要的消费品。
广告使文化作品和文化活动支离破碎。"文化搭台，广告唱戏"，文化活动和文化作品成了广告的点缀、工具。看一个好节目，不得不每天守着电视，被灌之以大堆广告垃圾，你还得感谢广告赞助商的解囊。
广告假借现代科学名义，传播着非科学、反科学的迷信。一小瓶无色无味的液体被传媒广告赋予神奇的效应，与过去江湖法师们在一碗清水里画符念咒无异。后者依据的是神祉保佑，前者依据的是随意杜撰的"科学"道理，没有任何实质的不同。
广告语言不是中性的描述语言，为了体现卖方利益，随心所欲地夸大商品的价值，甚至将假冒伪劣产品推销给买方。制造虚假的逻辑、信息和概念，歪曲和混淆人的感觉、判断、思维、情感、想象力，以达浑水摸鱼，操纵人的购买和消费选择之目的。
广告悄悄地给人注入消费至上的价值观，它看似为人服务的软绵绵、温吞吞，实际上却弱化着人的正常理智，助长人的矫情和虚伪，挤占认知空间，消磨自由意志，瓦解文化结构，淡化个性，毒化心灵，污染精神，使人傻瓜化、动物化、机器化。
广告对生活环境的污染无处不有，它像烂疮和瘟疫，已经渗透到古朴的乡村。像可口可乐、好莱坞广告形成的潜移默化的社会控制力跨越国界，跨越文化，甚至达到对政治的控制，成为后殖民时代最大的文化殖民主义工具。
广告对儿童的心灵毒害尤其严重，儿童缺乏经验，缺乏理智和判断能力，受到精心设计的废话、假话的操纵与诱惑，他们的观察、思维、想象力、价值观都将发生严重畸形。广告对现代人精神上的操纵，与香烟、毒品对于人生理上的操纵本质上是一样的。毫无文化内涵的流行时尚，丧失理智的狂热追星族，就是现代消费社会的典型表现。
行政部门有责任对广告实施更有效的监督、审查，税收部门从广告中提起更高的财政收入。必须控制传媒的广告，工商管理部门和消费者保护组织，要对广告的筛选、制作、发布实施监督。可否将广告管理与国家对经济宏观调控的功能结合起来，旨在维护正当的经济和市场秩序，保护当事人的合法利益，为国家政治、文化、教育事业提供经济支持。
控制广告泛滥，污染公共生活，并不是禁止生产和消费的信息交流，而是限制那些有碍公众自由选择的强制性广告存在，并且防止广告对文化的瓦解和肢解。实行广告分类，开办专门的广告杂志、电视频道，免费宣传品，不影响公共视野的广告牌，提供消费者自愿选择的咨询信息，是目前有效的替代方式。应当绝对禁止儿童商业表演及针对儿童的商业广告。
消费生活应由"扮酷"、"作秀"、扔垃圾，回归到以内心生活为主导的精致、优雅、内秀上，更多的诗意化，艺术化。
人的全面发展是可持续发展的根本。只在物质生活条件上理解可持续发展是不够的，必须落实到人本主义的归宿上。
人类需要自由的心灵体验、活泼的原创思维、纯真的人际温情、崇高的审美情趣。一句话，需要唤醒人文精神。
第十五章 科技跟踪--人文生态枯萎
2004年06月18日23:33 作者：姚国华 来源：搜狐读书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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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年来，大陆中国科学家在任何一个领域，没有搞出过任何一项新理论，任何一个新概念，任何一套新方法
所有经历了70年代末"科学春天"到来的人们，决不会忘记当年那份学科学的激情。如今清点中国科技，成就如何？
机械制造专家，前国家科委科技干部管理学院院长师汉民先生告诉我说：20年来，在所有的科技领域里，中国人没有作出过任何一项有价值的新概念、新体系，新方法。最初，他只是说在他的领域，然后把结论推广到所有领域。
事后，我在一系列学科的专家那里得到确认。只有个别人猜测，也许在一些军工部门，还有些中国人独创的项目。
在数学、物理学领域，大批40－50年代回国的科学家接近、超越国际先进水平。70年代技术发展较快，但主要是跟别人后面跑。开始跟得快，后来连跟也慢。理论上、实验上几乎没有自己的突破，只有一些低水平的跟踪研究，比印度也差。
中国地大物博，有几千年不断的农业文明。中国生物学也确是一个曾经发达过的学科，60年代还在世界先进行列。可是，按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的一位高级负责人的说法，如今中国生物学比印度、巴西还落后，而且落后不止一个级别。
有人会说，80年代不是也出了王选吗？是的，王选的成就是巨大的，他的个人境界也很高，但汉字处理技术在整个信息技术里算不上太大的发明。更多比这还小的发明，带来的效益也很可观，但对于国家高科技竞争力的增长贡献很小。
人们还应记得，80年代中期从上到下就掀起新科技革命的热浪，一时新技术革命、第三次浪潮、信息时代、后工业时代等新概念吹遍知识界。人们说在信息时代，传统的资本、设备及整个生产方式都将被超越，我们与发达国家处在同一起跑线上。
而且，中国70年代就拉出了光纤，几乎与世界最发达国家同步。那是多么令人激动，多么豪迈的新起点啊！
可是，今天中国所谓的高科技产业，与西方不可同日而语。2002年元月，朱镕基总理参观印度著名的软件业，希望未来世界第一的中国硬件，与世界第一的印度软件结合。硬件的关键是芯片，中国芯片技术今天还几乎是零！路途多么遥远！
最大的高科技企业都极其脆弱，没有原创产品，没有自己的操作系统，只是跟随外国人跑，拷贝洋软件，倒卖洋硬件。在国外根本不能立足，之所以还在国内苟延残喘，是因为没有开放，可以垄断价格。而这种饮鸩止渴行为，比盗版更为致命。
人们也许还不能接受上面事实--在大力倡导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科教兴国的中国，科技果真有那么严重的危机么？
如果你以为作者在故意耸人听闻呢！请你继续看各方面触目惊心的事实：近年来科技水平一直呈总体下降趋势。
中国的科学事业，与中国足球事业非常相似。本来，学术与体育都是人类自我实现的一种精神追求，其价值本来在它自身。但在中国，它们却涉及到如何走向世界，赢得尊严，因而它们牵系着国人内心的期待，承载着民族的骄傲。
与中国足球相比，中国学者们很幸运，因为他们的观众都是外行，对高深的科学没有批评、指点的份儿，因而它能够无限地承受着人们的敬仰。大学的腐败，知识分子的窝里斗，学术活动的黑哨，在外面几乎没有任何制约力量。
国人们用自己的钱，养着如此庞大的学者队伍，包括教授、博导、院士，其中几乎没有一个世界级的大师。可以想象，他们如若像足球队那样，每过几年得到世界舞台上遛遛，在国人面前露一露是骡，还是马，肯定将丑态百出。
然而，这幸运也是它的不幸。没有公开的竞争，也没有真正的动力。中国大学才成为国外被淘汰人士的收容所，学者们狐假虎威地用假学术粉饰自己，那些占着坑位，养尊处优的假权威们更无所收敛，冠冕堂皇的学术外表包裹着的是垃圾。
●中国科技领先世界水平，文革前后都还有几项，科学春天里反倒绝迹了！近年，科技竞争力居然一直在下滑
中国重大科技成果数量明显减少，质量也在下降。国家发明一等奖由1988年的4项、1991年的2项，到1992年、1993年的零项；国家科技进步奖由1985年的1761项到1993年的441项；自然科学一等奖1983年到1989年，共颁发一等奖13项，年均二项，1990年到1993年四年总共也只有一项，平均每年0．25项，二等奖同样明显减少。
1995年中国在国际上发表科技论文数共6395篇，虽然比上一年增长了7．4％，但引用率几乎没有变化，低于国际平均水平；中国大专院校的专利申请量在1995年下降的情况下，1996年再度以3％的幅度下降；1996年中国GDP世界排名第7位，从事研究与开发的总人数与企业研发人数均列世界第4位，但科技的国际竞争力却排在28位，是中国国际竞争力8大类指标中唯一连年下降的一项。【摘自杨晓升《告警--中国科技的危机与挑战》，百花文艺出版社】
《瞭望》周刊2000年第2期消息，据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开发研究院发表的1999年度《国家竞争力报告》说，在47个国家和地区中，中国科技竞争力从1998年度的世界第13位降至25位，1996年度为21位。分析这个排名的26项指标便发现，中国占相对优势大多是作为一个人口大国的绝对数（如研究与开发人员总数等），如果按科技发展的质量（如取得专业资历的难度、人才外流）、基础设施和人均资源及成果来说，中国还远远在这个名次之后（1999年排名降低正与指标的调整有关）！
新世纪伊始，国家技术发明一等奖和自然科学一等奖继续空缺，但新设立了中国最高科学技术奖引人瞩目。然而，获奖者82岁的吴文俊和71岁的袁隆平--竟然都是从那万劫不复的文化大革命中漏网出来的，而且其主要成就是那个时代做出来的。
那万恶的"极左"运动之后，中国还留下了陈景润、吴文俊、袁隆平等科技大师，至少还留下几项辉煌。
一是1965年9月成功实现了人工合成具有天然生物活力的蛋白质--结晶牛胰岛素，开创了世界上人工合成有生物活力的蛋白质的新时代，这是中国科技人员为祖国在基础研究方面争得的一项世界冠军。中科院上海生化研究所等单位的研究人员，在西方科学家第一次提出胰岛素结构后的三年时间里，合成了结晶牛胰岛素，其困难程度并不亚于研制核武器。
二是1964－1976年完成的杂交水稻，被人当作中国继四大发明之后的第五大发明，导致"第二次绿色革命"，解决全球无数人的吃饭问题。"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是世界上成功利用水稻杂交优势的第一人，获得中国至今唯一的国家发明特等奖。
很少有人反思一个事实：这两个伟大成就的主要完成于文化大革命前后，而不是在"科学的春天"里，不是在改革开放之后。
【本书在寻求出版的两年里，事情并没有起色。国家自然科学奖、技术发明奖的一等奖仍然空缺。第二批国家科学技术最高奖得主王选的成就是80年代作出的，但基本上国际先进技术在汉字上的应用，而黄昆的主要成就则是40－50年代作出的。】
用今天人们的眼光去看，袁隆平的外表"老土"，内心生活却像天外来客。以下是摘录《经济日报》记者的语言，从中可以看出他与常人的不同。其实，他的"怪异"何尝不是反衬着我们这个以他为怪的时代的病态呢！
1998年6月有人炒出特大新闻："袁隆平"名字的无形资产值1000亿元。对此他泰然面对：人的身上，最值钱的东西，是脑袋里的知识！我这么个糟老头子，连骨头卖了都值不了几个钱。我们家里从来不谈钱，每月工资1600多元，外加其它共有三四千元，够了！他还把自己与美国水稻技术公司合作所得顾问费全捐献出来，设立"袁隆平杂交水稻奖励基金"。
袁隆平手里掌握着上千万元科研经费，生活却极其简朴，没有名车豪宅，没有海滨别墅，与50多名工作人员吃住在基地。每天睡觉前读半个小时书，平时爱听音乐，激情来了还拉小提琴，或舒伯特的《小夜曲》或舒曼的《梦幻曲》，夫人随他一起弹起电子琴。他没有秘书，没有保镖，一个人来去自由，也不怕绑架，他说自己没有钱，也不需要钱。对于众多的头衔和兼职，能辞去的坚决辞去，能不参加的会议一般不参加，梦魂萦绕的只有杂交稻。"我不在乎那些名利。"
杂交水稻的成果基本上是无偿使用的。杂交水稻研究要不要与市场接轨？袁隆平为什么不申请专利或者垄断经营？那样的话，他将真正成为世界大富翁。对此，袁隆平的回答是："我没有想这么多。谁想种都欢迎，而且越多越好。"
那个时代反而搞出了今天人搞不出的世界一流成就，其中必有内在的原因。袁隆平的地位并不高，出身不好，被扣上"搞资产阶级盆盆钵钵"、"走白专道路"等帽子，甚至被打成"反革命"，精心培育的不育试验秧苗被人扯掉丢在井里。可是，他内心的纯朴信念没有改变--"我做过一个好梦，我们种的水稻像高粱那么高，穗子像扫把那么长，粒子像花生米那么大。"
一位著名电视女主持人采访吴文俊时，力图从老科学家那里引出什么国际接轨、现代思潮之类观念来。不料，吴文俊却总往相反的方向走，他说他的工作，是从研究中国古代数学受到启发。这明显带有文革后期意识形态的烙印。
还有人所共知的"两弹一星"，也主要是在60－70年代，完全是计划经济时代的中国人勒紧腰带做出来的--杨振宁确证这个事实时，感动得哽咽起来--虽然不是世界领先，但与世界最先进的水平相差不太远。
在毛泽东时代，中国人曾有过一种准宗教激情驱动的创造力。今天人们批评家长制、个人迷信、专制主义，但面对那些在枪林弹雨里以最落后的武器与最先进的装备抗衡的血肉之躯，那些献身于沙漠、戈壁、荒滩、高原、丛林、海岛，并以惊人的业绩与战绩赢得国家和民族尊严的热血青年，也会心怀敬意，洒下热泪--连他们的敌人也会赞叹不已。
面对今日西方高科技，我们在目瞪口呆中得出结论，战争中人的主观能动性已经让位于科技的强大了，人海战术再也行不通了。可是不能忘记，正是在50－60年代人们饿着肚子的时候，中国的顶端科技在绝对封闭的情况下却取得了惊人的发展，其发展势头远远超过今天口口声声喊"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实际上却无所作为，并且腐败得无以复加的科技界。
当然，不能夸大、美化那个时代。实际上，那时集中国力发展的高科技，大多出于国防需要，包括意识形态需要，而不是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的需要，这些成就大多没有形成相应的产业。而且，当时得益于建国前后从欧美归来的教育和科技力量，借助于此后从苏联获得的基础。另外，人们的创造力主要来自信仰与情感层面，由于教条主义蔓延，人们在科学的文化底蕴上，在理性思维上的优势日益弱化，到70年代，大师级人物就老化了。如今，那个时代的弱势并无改善，优势却一去而不返了。
我曾在前核工业部所属的一所高校任教，同事中许多人来自前核工部门，许多学生也是各地核工业战线的子弟。两年间听过许许多多关于那个时代的动人心弦的故事。可是，这所学校的现实生活却再没有过去那番生机。一方面，许多人奋斗了大半生之后，却迷失在新时代里，把单位当作养老、托少的地方，使它充满低级的名利争夺。另一方面，它又比任何单位都一本正经，极左意识形态的眼光扫视着每个角落。在直观里，你很难把这里的人们和过去"两弹一星"相联系，很难想象当年那些工作、生活在与世隔绝的山沟里却情怀高尚的人们，在如今开放的时代里，在城市生活中，会变得如此狭隘、自私、平庸、浅薄。
●中国历来有知识崇拜，对赛先生顶礼膜拜也80年了，还经常得奥林匹克竞赛冠军，为何至今与诺贝尔奖无缘？
在形式上，诺贝尔奖与"世界第八大奇迹"、"东方巴黎"、"中国莎士比亚"一样，都是用西方标准定位文明成就。
不过，前者更多地体现全人类对话的文化成就（尤其是科学奖），而后者只是一种外在的面子，里面包含弱势文化屈尊的因素，强势文化以国际化的名义表现其傲慢的心态。诺贝尔奖设立近百年，科学奖的获奖者450多人，其中南非、阿根廷、印度各有几个，巴基斯坦也有一个。1949年，日本人得了一个诺贝尔奖，举国欢腾--日本有救了！
世界人口数中国最多，除了杨振宁、李政道、丁肇中、李远哲、崔琦、朱棣文这些华人或华裔获奖者，大陆大学或科研机构培养的一个没有。中国的科学与民主口号喊了80多年，早已家喻户晓，为什么却进入不了世界最高科学殿堂？
中国小学、初中学生知识水平分别相当于西方的初中、高中学生水平，中学生在国际奥林匹克竞赛上连连披金挂银，中国孩子一出国就无法回来跟上班。可是，同样是这十二亿人口的泱泱大国，本土上的科学家们至今连一个诺贝尔奖也拿不到。
这一矛盾的事实能够清楚地说明很多问题：
首先，中国孩子能有如此成绩，说明中国人普遍智商并不低，也不缺勤奋进取的精神。
其次，中国缺乏独立的思想、信念、想象和创造，只有知识教育，只是照搬和模仿别人现成结果。
再次，中国人缺乏文化提升和精神激发，知识不仅不能变成发现和创造的能力，反而成为文化包袱、思想禁锢、心理逃避。
最后，中国人急功近利地接受前人和别人的结果，少年就老成，越老成越无能。文教科技事业在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分配上消耗了太多的精力。西方科学史上为了真理、为了信仰，多少人面对孤独，遭受迫害。而当今多少中国知识分子为了职称、学历、名望、权力奔走，争斗可谓惊心动魄。教授、研究员、博导甚至院士的名份，成了虚荣与势利的目标。多少人陶醉在成功里，踌躇满志，飘飘欲仙，又有多少人挣扎在竞争的泥淖，失败后痛哭流涕，甚至轻身自杀。
据说，中国最有可能获诺贝尔奖的人是经济学家。不过，我有一私愿，我要祈祷上苍，在别的项目未得奖之前，让中国经济学家得此殊荣。因为那样，自卑而好面子的国人更会发狂地走向经济思维，中国将成为一个可怕的经济动物王国。
中国人缺乏超越精神，倒最具有经济思维。不过，除依附经济、打工仔产业发达之外，独立的经济支柱却没有。
中国人太多实惠主义，很少笨蛋傻瓜。机心太重，城府太深，小聪明太多。说穿了就是自私狭隘，虚伪厚黑，急功近利，勾心斗角，沽名钓誉，欺世盗名。这个四大农业文明古国中唯一完整维持的国度，其文化烂熟到极点。人的理想、抱负、进取心以及人际关系，陷入相互间无序的内耗之中难以自拔。"与人斗争，其乐无穷"。有势有权的政客、官僚、权威、名人、大腕大多凭借人与人之间的这种明争暗斗来获得成功，而这种成功又是人的地位、尊严、荣誉、面子的标志。
人与人之间竞争、协作只是自己生存的需要，至多是大家生存的需要。几乎从不指向更高的目标，指向人生的终极价值，指向世界的客观真理，指向上帝或艺术。说到底，中国科学的全面堕落，也不只是体制问题，更是深层的文化心理问题。
没有反思，就没有真正的智慧。有一位生物学老师，每年都要问那些只关心学习知识应付考试的学生，什么是科学，几乎没有人能直接回答。让他们回去找资料，写来的文章多把科学等同于神圣信仰，科学史就是真理终于战胜了谬误的历史，达尔文就是勇往直前，一身正气，不折不挠的真理化身。怀疑、反问、探索通通只有过去式。
功利主义也带来创造性，其实任何人的行为都是功利主义的，就看他离开人的本能有多远，越是中间增加了信仰、理性、道德、情感的因素，也就越包括文化的因素。我们说某人是功利主义，是说他急功近利，出于自己本能地捞取好处。其实在为上帝而履行职责的宗教信徒那里，在为国献身的战士那里，在特定的目的与行为关系上，仍是广义上的功利主义。
近年来，听说中国科学院，还有一些高等学校的科研机构要搞一系列重大改革，非常欣慰，非常痛快。可是，体制上的改革不过是外科手术，只能割除明显的有形的积弊，扶持的人也只有一时的冲劲，整个体系仍然沉浸在功利主义的大氛围里，这样新的利益纠缠不久又会形成新的恶性循环。在狭隘功利主义的圈子里的改革不可能改变现代中国的根本问题。
杨振宁先生对中国未来获得诺贝尔奖的乐观预测，因为挠到了中国人的痒外，被媒体炒得沸沸扬扬，完全盖过了他对中外教育制度及方法的透彻分析：中国在10年内就可能有人获奖，20年大有希望，40年会成为世界有决定作用的科技强国。
作为一种抽象可能性，这完全没有问题。现代背景下的10年，20年，任何人间奇迹都有可能创造出来。因此，这里实质的问题并不在时间的迟早，而在社会的科学氛围与人文生态，在科学家的内心状态与实际行动中。可是，如果考虑中国大学教育与科研体系的日益腐败，学术文化氛围的严重空白，那么这一预测实在缺乏现实的依据，除非寄望于极偶然的个案。
也许杨先生本意是给青年鼓劲，他有很多批评中国科学与教育的话，经常是借分析中国人优势时委婉说出的，粗一看是在表扬我们；也许他并不了解中国科技界致命的腐败，毕竟年过古稀的他，再不可能有30来岁做出一流成就时的敏锐眼光了。
与此同时，另一位华裔诺贝尔奖得主李政道，回答记者中国何时获得诺贝尔奖的提问时，似乎答非所问地反问，巴基斯坦有没有？记者不知道，其实是有的，不过是在国外作出的成就。李先生借此说，国外工作的华人得的奖也应当算中国人的。
另据北京电视台报道，记者问一位华裔诺贝尔奖得主：中国数学在国际上是什么地位？回答是：完全不入流。
●中国科技触目惊心的烂疮：教授、院士满天飞，硕士、博士遍地滚；学术泡沫泛滥成灾，权威体系劣胜优汰
太平天国初期，封了5个王；到寿终正寝时，已经封了2700多王。据说天京街头，走十步可以撞到一个"王爷"。
今日中国著名大学校园，走五步可以撞上个"教授"，走十步可以撞上个"博导"，走五十步可以撞上个"院士"。
1955年中国科学院第一批学部委员仅172人。出于谦虚，当时不敢沿袭苏联科学院叫"院士"，而只叫"学部委员"。
现在，每两年增选的两院院士就接近这个数，这样增长下去，总数将会达到2000人。教育部负责人在一次会议上说，院士里有没有假，外人没有资格说三道四，但一些明显的现象，如某单位投票人越多，自家人当选率越大，叫人疑惑不解。
中国科技大师怎样形成的？投机取巧中捞得一点原始资本，用于宣传包装、疏通关系，实际上就是泡沫艺术，粉饰假成果，制造假鉴定，捞到真实惠，真奖励，成倍的资源滚滚而来；这些资源，就是成功的资历，成了新的通行证，然后照此逻辑，重演"泡沫的扩大再生产"。这样不断循环，以至于一位无可置疑的"科技大师"终于形成。
这中间，当然需要一些"螺旋式"上升，譬如长期在本单位当"牛人"，可能会露馅。就像那缝制皇帝新装的裁缝师傅，不时要转一个地盘，不仅可以避免泡沫兑现的窘境，而且可以趁机猛抬身价。毕竟，今天是个"重视人才"的时代。
没有原始资本的人，或者有点资本不懂如此营运的人，包括一些想做真工夫而不懂包装的人，定会被中途淘汰掉。
牟其中制造泡沫，圈的钱越多，损的人越多，他自己离毁灭也越近；街头传销越狂热，底层被煽起受骗的越多，就注定要被取缔了；股票猛涨，众人拚老本追涨，长期以往，股灾就不可避免。但是，"科技大师"的神话不用担心破灭，为什么？
第一，"大师"们获得的名誉、地位是一种无形的资源，而科研经费并不来自个人的腰包，也不受市场效益约束。
第二，现代科技，尤其是高科技，一般人不懂，各专业间也是隔行如隔山，而中国根本没有健全的学术同行评价。
第三，大家都是各搞各的小摊子，即便一个单位也老死不相往来。需要时才找帮哥们来吃个饭，就算鉴定通过了。
第四，中国科学无比神圣，人们像中世纪圣徒一样崇拜科学家，几乎不可能形成法律、行政、道德、舆论的监督。
第五，在这知识爆炸的时代，"大师"们只需随意抄袭一点洋玩艺，甚至连改头换面都懒得搞，就可以拿来唬人。
第六，在技术日新月异的时代，巨大的经济效益极易造成一种假象，把真正原创者的功劳转移到众多运用者身上。
中国"科技大师"们很像职业魔术师。但魔术师承认他在骗人，而"大师"们却通常不承认。因此，他们又更像法轮功！
再联想到国有企业，由于利益的主体之间没有规范，绝大多数都垮了。而科技文化单位无法直接计算效益，根本跨不了。
中国体育黑哨、黑球泛滥，背后交易横行，但毕竟还有一个联赛制度。科技界却没有透明、过硬的竞技场，能看真工夫。科学基金项目的申报，里面的腐败对行内里的人来说，是公开的秘密。真东西极少，绝大多数都是浪费。
据报道，中国工程院一个道德委员会取消了少数以贿选等不正当方式影响投票的院士候选人资格，多少给人一点欣慰。
我们以为，腐败只是在官场，科学仍然是高尚的，干净的。人们看到"导弹不如茶叶蛋"、"教授卖烧饼"之类脑体倒挂的外部现象，但很少有人看到在中国科技界、知识界内部，另一种现实如今正在突现出来：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科学事业正在彻底烂掉。"假球"重重，"黑哨"重重，黑幕重重，有效性工作只有10％，无效的、假的工作90％，甚至100％，全军覆没。
欺世盗名的需要都已经形成了可观的产业，并且造成了众多投机者的暴发。最低一级有非法的假文凭假证书，大街上就可买到；高级一点有高校廉价批发的介于非法与合法之间的硕士、博士文凭；再高级一点，近年稍有学术活动的人都会经常收到各种变相资助的用稿通知，全国名人甚至世界名人候选登记；庞大的文化学术机构、学术出版物、舆论宣传，在崇高的科学名义下包裹着多少假冒伪劣成分。在普遍劣胜优败、劣币驱逐良币的背景下，剩下几个傻瓜又能成什么气候呢？
一年多以前，我听到来自某个著名研究项目的内部传闻，说项目是假家伙。我惊讶万分，正好认识当事人，便用电话询问。不料他当即十分惶恐地跑到我家里来，澄清他决没有说过这个话，并要求我绝对不要外传。我一时不知深浅，以为自己听错了，差点闯了祸。现在无需如此紧张了，因为该项目早已"寿终正寝"了。其实，这类事情根本不新鲜了。
中国学者的论文创见少，在国际学术刊物上的引用率低。国内多数杂志论文质量更是低劣，人们为了谋求学术地位、职称、工作量，一点成果，一点见解，被灌水并复制成无数篇泛泛而谈、不知所云的文章，甚至干脆用剪刀加浆糊来抄袭、剽窃。引用文献时，最主要的文献故意不提，好像是自己的东西。许多学术杂志为作者们欺世盗名的目的而办，靠收取版面费生存。
科研事业的社会代价是折腾造纸工人和印刷工人，制造废纸，甚至有理由照搬文革中"四人帮"的荒诞话语：知识分子比工人阶级低级得多；用今天经济学家的话说，这种折腾有利于扩大就业；但在环保人士看来，破坏了森林生态。
没有客观的评估系统。常听说什么鉴定会，行外人听了肃然起敬。可是，几乎所有行内人都说，"鉴定会"早就烂掉了。客气一点说90％是假的，不客气点说99％假的。通常成了"吃喝会"，人们在酒足饭饱之后即便明知结果有问题，也写不出来了。那些认真提问题的"死脑筋"，根本没有人来请。还有一种"追悼会"的说法：一个课题做不下去，该结束了，于是清理一下能够给自己留下的名份，请些哥们来给自己作个总结，然后换个地方再去捞另一把。
导致这个结果的原因，一般认为有两个，一是投入不足，二是科技效率不高。前者从根本上是决策的实用主义、急功近利心态决定的；后者与科技工作者本身的文化科学素养低下也是相联的，绝大多数人只是将科技当作自己一份谋生的职业。
我们一直以为，科学老老实实的，是不能讲情面的。科学家头上有一轮神圣的光环，我们想不到他们也是我们中间的人，他可能只是一个打着自己小算盘从事这个职业的人。他的科学探索，受他内在的人文素养和人文关怀的支配。
一位博士一面敲着电脑整理他的论文，一面在免提电话里对我说：作为一个中国职业科学家，感到可耻--自己在混饭吃，混职称。可是没有办法，而且有时还心安理得，因为比自己更差却比自己地位高的人很多。中国人不是没有智慧，都消耗在自欺欺人的形式主义花架子里，消耗在不公开的、不公正的人际较量之中，只有在国破家亡时才有可能产生新生力量。
一位已故著名数学家晚年面对应接不暇的荣誉和待遇私下悲伤：年轻正需要扶持时得不到，人到晚年实在不可能有作为了，却在高喊振兴中华，作"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状。王选也说，年轻时我是真正的权威，没人理我，现在年老了，跟不上学科发展了，却成了权威。三年三个院士头衔。不知那些有幸得此殊荣却不幸当作偶像的人们，有多少人有这样的自知之明。
